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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和程朱理学[梁效 (1975.10.12)]

《水浒》和程朱理学

梁效 (1975.10.12)

《人民日报》

  《水浒》这部书,专讲对反动派造反无理,投降有理。它打出的旗号叫做“替天行道”,或名之曰“忠义”。“《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忠义”和“天道”,正是孔孟之道、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基本观念。反动腐朽的程朱理学是《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到宋代,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农民明确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向地主阶级所有制和封建的纲常名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面对这种局面,地主阶级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加紧了思想上的反革命进攻。反动思想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适应这种需要,继承儒家的反动路线,对孔孟之道作了一番加工,建立起了程朱理学。它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广为流行,无孔不入,文艺也成了宣扬这种反动思想的重要工具。分析《水浒》全书的主要倾向,可以看出它渗透着程朱理学的反动说教。 用“替天行道”宣扬程朱理学的“天理”

  《水浒》作者用程朱理学论证投降有理,在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纲领“替天行道”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小说在宋江即将篡夺梁山领导权的重要时刻,安排他到“还道村”接受天命,领取九天玄女“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到一百零八人大聚义的关键时刻,小说又一次让“替天行道”四个字从天而降,成了梁山的旗帜,使宋江的投降路线“名正言顺”地占居了统治地位。这个“替天行道”的含义,小说借玄女之口,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宋江按照“天”的意志推行封建纲常之道;做梁山首领要对皇帝尽忠,做大宋臣民要为封建国家卖命,使农民从革命造反的“邪路”回到安分守己的“正道”。这一套说教正是程朱理学的内容,也是《水浒》用理学的反动思想宣扬投降,搞修正主义的一个绝好的概括。

  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同宗教一样,都是用神权,用唯心论来为反动阶级的统治服务,给它加上一道道灵光,借以恐吓和愚弄人民。孔丘就大搞“天命论”,鼓吹“畏天命”,以达其让人民“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服从反动统治的目的。程朱理学继承着这一衣钵,对“天命论”作了加工,提出了所谓“天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宣扬“天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据和本原。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精神性的“理”是造物主,是最高的、永恒的、绝对的存在,而物质世界倒成了派生的东西。这正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捏造。朱熹说:“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天命即是天理。”可见,理学所谓“天理”,正是上帝的别名,同儒家历来宣扬的“天命”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反动阶级用来吓人骗人的精神武器。但是,程朱强调“天命”就是“天理”,而“天理”就是三纲五常,这样就不仅能用“天”来吓人,而且突出了“理”即封建纲常管束人们思想行动的作用,比起赤裸裸地讲上帝和“天命”就更加毒辣了。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这就道破了理学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强化封建纲常的反动作用。

  “替天行道”的纲领,渗透着程朱理学的反动“天理”论。这个“道”字,正是理学所谓的“天理”或“天道”。小说第十回卷头诗曰:“天理昭昭不可诬”,说明了作者对“天理”的态度。他认为“天理”至高无上,彰明昭著,是万万违背不得的。违背了就一定要遭到天罚,那时“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作者在全书中按照程朱理学的观点,把三纲五常作为“天理”和一切言行的绝对标准。第五十三回就宣扬“替天行道”是“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可见《水浒》要行的“道”,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王道之三纲”。

  《水浒》里着力颂扬的宋江,“幼读经书明礼义”,“行道合天呼保义”,正是一个按照程朱理学塑造的封建纲常名教的忠实信徒。朱熹为了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甚至说什么虎狼也有父子之仁,蜂蚁也有君臣之义,鬼话连篇。在他们看来,草木禽兽也有“天理”,何况于人?所以“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水浒》作者塑造的宋江同朱熹一样,为了宣扬封建纲常,连天上的群雁也不放过,说它们“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正如我等兄弟一般”。宋江把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奉为“天理”,因此,他攻击农民革命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还不如死了好;因此,他一旦上山就要“替天行道”,推行投降路线。

  追本溯源,宋江搞投降,受招安,修正农民起义路线,其理论根据盖出于程朱理学的“天理”论。人们早已指出理学“以理杀人”,《水浒》也是以“理”扼杀农民革命的。

  用“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

  《水浒》在按照理学把封建纲常说成是“天理”的时候,突出强调了“忠义”二字,把它作为“替天行道”的基本内容。在第七十一回作者有意安排的那块石碣上,一边写着“替天行道”,另一边便是“忠义双全”。小说把“忠义”当作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把三纲之首的忠抬到“天道”这个吓人的高度加以鼓吹,反映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需要。

  小说极力把宋江刻画成“忠义双全”的典型,恰好暴露了作者是在塑造一个程朱理学的信徒、农民革命的叛徒。这个宋江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立刻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改,就变了路线,搞了修正主义。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和封建朝廷的压迫和剥削,往往以“聚义”的形式,组织起来,团结一心,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东溪村晁盖七人小聚义,是为了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梁山农民大聚义,本来也是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聚义”,是以反封建的造反思想为基础的,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忠义”思想根本对立。但是《水浒》的作者却有意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抹煞它们的阶级内容和对立。晁盖一死,宋江就公开亮出“忠义”旗号,用地主阶级的程朱理学代替了农民的革命思想,要人们跟着他一起去“忠君”投降,作封建朝廷的奴才。谁要是不愿意,他就立即挥舞起“忠义”大棒,斥之为“割绝大义”。菊花会上要砍李逵的头,陈桥驿边逼小校自缢而死,都是以“怕坏了忠义二字”作为法宝。这个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被宋江用于梁山之中,就成了投降派打击和破坏农民起义的凶恶的专制工具。

  搞修正主义的总有些骗人的手法。为了美化“忠”字,用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篡改农民阶级的“聚义”思想,《水浒》用所谓“忠”与“奸”的对立,精心安排了一场场矛盾斗争。它从描写高俅怎样爬上去无恶不作,迫害一些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开始,让读者一上手就对所谓“忠良”寄予深切的同情,而把仇恨只集中于那些“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臣”身上。对于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农民起义军是可以利用它来分化瓦解敌人的。但是这种利用只能服从于农民阶级反对整个封建统治的目的,而绝不能因此把农民的造反斗争变成地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工具。《水浒》的作者不去揭示农民起义反封建的阶级实质,不去歌颂农民的革命造反精神,不去批判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而是竭力用骂奸臣赞“忠良”的手法,故意抹煞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要人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借以保护整个封建制度,让农民永作皇帝的“忠臣”和“良民”。

  朱熹说过:“古之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他也用攻击“奸臣”的手法来维护整个封建制度,说“蔡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似乎只要去掉这类奸臣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水浒》的手法,正是袭用了程朱理学的儒家老套子。

  《水浒》突出“忠义”不是偶然的。宋元以来,封建统治者为了加紧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需要,把“忠义”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例如,宋王朝对于那些农民军中的叛徒,常常给予“忠训郎”和“保义郎”之类的封号,以资奖赏。因此,程朱理学在鼓吹封建纲常是所谓“天理”的时候,大力鼓吹忠义。程颐强调“忠者天理”,朱熹则要求从思想上强化这个“忠”字,提出“尽己之谓忠”,并说:“尽己只是尽自己之心,不要有一毫不尽”。同时他还要求在言行上按“忠”这个绝对的标准办事,说这才叫做“义”。“义者天理之所宜”、“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水浒》里着力歌颂的宋江,正是这种理学“忠义”观的化身。宋江念念不忘“忠君报国”,直到最后服御酒中毒,仍说要为“忠义”而死,为了怕李逵造反坏了他“替天行道忠义之名”,亲手害死李逵。这里,作者借宋江之口说出了决定性的点题话:“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小说用宋江的言行,形象地宣扬了朱熹“尽己”的“忠义”理论。“宋公明神聚蓼儿洼”,是作者宣扬理学“尽忠”思想的典型一幕,是作者宣扬宁死也要当奴才这种反动思想的得意之笔。真是何其毒也!

  用“去邪归正”鼓吹投降派的哲学

  《水浒》把广大农民的革命斗争诬之为“邪”,把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誉之为“正”,鼓吹“去邪归正”才是农民起义的“正果”。从政治上说,它是投降路线的集中反映,从思想上说,这正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反动哲学的再现。

   “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口号,不过是用哲学语言说出了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政治需要。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他把一切违反“天理”即三纲五常的思想言行,统统斥之为“人欲”,劳动人民任何超出地主阶级所给予的物质生活以外的要求,都应加以消灭。这个口号集中表现了反动地主阶级的愿望,表达了程朱理学的反动目的。因此,朱熹声称:“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责其不正,而复于正”。十分清楚,这种理论的矛头是指向广大被压迫人民,特别是针对广大农民起来“等贵贱,均贫富”的伟大斗争的。用维护“神圣”的“天理”为名维护封建统治,用斥责“卑贱”的“人欲”为名消灭农民的造反思想,使之安分守己,“去邪归正”,就是这一口号的反动实质。

  《水浒》对于投降路线全过程的描写,正体现了理学所谓天理人欲之辨。第五十四回中,罗真人叫公孙胜协助宋江替天行道,“休被人欲摇动”,讲的就是这一套。作者对农民革命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把他们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要求,描绘成“人欲”横流,说他们追求“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只图“富贵享乐”。尤其是把革命农民“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思想和暴力行为,恶毒污蔑为“杀人放火恣行凶”。而对投降派头子宋江,则用尽了美言美语把他刻画成一个“存天理”的楷模。作者把革命造反说成“人欲”,把投降说成“天理”的种种描写,都是为了让投降路线取得胜利。宋江带领梁山全伙接受招安,这就是鼓吹“天理”终于战胜了“人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了。所以,作者欣喜若狂地把宋江出卖农民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的可耻时刻,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把这样卑鄙的行为,称为“重见天日之光”,浓墨重彩加以渲染。通过这样的描写,《水浒》完全充当了程朱理学的传声筒。

  为了鼓吹“去邪归正”,程朱理学还在孟轲“性善论”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地主阶级“人性论”,作为对革命农民实行挖心战的工具。这就是所谓“道心”、“人心”之说。程朱宣扬人们心中本来都有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称为“道心”,它是“天理”所赋予人的,不过往往为物欲所蒙蔽而难以显示出来。由于人有形体,有物质的需要和欲望,人们又有“人心”。“道心”和“人心”这两个方面彼此斗争,如果“人心”不受“道心”主宰,就会使人离开封建纲常名教,违反“天理”,“人欲”泛滥起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为了实现“存天理,灭人欲”,人们必须使“人心”时刻处于“道心”管制之下,这样,方能使“人心”由危而安,“道心”由隐而显,一切思想言行自然符合“天理”,一切邪念自然归于消灭。很清楚,这正是一套十足的唯心主义修养经,是反动派妄图从思想上扑灭革命的说教。

  《水浒》的作者就是用这种学说来精心塑造宋江的。宋江本来就是一个孔孟之徒,但在上山之际,“九天玄女”仍不十分放心,因此在面授反革命任务的同时,又叮咛他:因你“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所以还要“暂罚下方”,你“切不可分毫失忘”,便可重登天堂,否则就会下地狱!从此,宋江按照“一念不差方合义,寸心无愧可通天”的修养经办事,更加卖力。他日日夜夜不忘“忠义”,口口声声不离“替天行道”,不仅自己以“道行”战胜“魔心”,而且用自己的“道心”统率梁山全伙的“人心”。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表现了宋江投降路线得逞的过程,终于受了招安,成了“正果”。

  由此可以看出,反动统治者鼓吹的唯心主义人性论,是多么毒辣的一种反动思想武器。把这种理学的毒种传播到农民起义队伍之中,让他们自己用地主阶级的“天理”来否定自己的造反行动,走“去邪归正”之路,比起地主阶级动用刀枪剑戟镇压,岂不是对地主阶级更有利吗?这就是《水浒》作者的意图。

  但是,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纵然再精巧,也阻挡不住历史的前进。有剥削有压迫,就有反抗和斗争。竭力鼓吹程朱理学的封建王朝,一个个都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明朝地主阶级宣扬《水浒》,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推行招安策略,妄图维护封建统治,也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水浒》以文艺形式宣扬程朱理学,潜移默化地毒害人们,妄图使人成为封建纲常名教的奴隶。这件事告诉我们,从孔孟到程朱的儒家反动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是地主阶级向革命农民鼓吹阶级投降的思想武器,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搞投降叛变的理论支柱。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也把它奉为至宝,作为他们投降卖国的依据。我们要总结这种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革命与投降的原则界限,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顶端 Posted: 2005-08-15 11:49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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