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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研究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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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郑昕等教授联名发表贺信 向毛主席致敬  坚决拥护人民政协三大文件 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1949.10.04) 《人民日报》

【本报讯】国立北京大学郑昕等九教授,于九月二十七日联名发表贺信,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暨人民政协全体代表致敬,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政协三大文件和一切决议,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原文如下:|毛主席、朱总司令暨人民政协各位代表先生:

中国人民政协的召开是全中国人民大翻身,从历史上说,是五千年来的空前的革命大胜利,开中国人民历史的新纪元;从全世界来说,是人类的四分之一从此脱离奴役的地位,站起来动手建设自己的新社会,新国家;就国内说,是从来未有的全国人民大团结;就国际说,是保卫和平的坚强堡垒中又添了一支生力军。这是我们全体人民在坚决奋斗不屈不挠为人民打开一条光明大道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在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所获得的第一次最光辉的大胜利。

我们在欢欣鼓舞之余,特以这一封简短的信来向你们道贺并致敬2⑶以谡?里保证:

我们一定永远拥护工人阶级的领导,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以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的灯塔。

我们一定在自己岗位之上从事建国工作,坚决拥护人民政协的三大文件和一切决议,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我们一定在国际主义的新爱国主义精神下,学习苏联一切文化成果,督促自己作不断的进步,努力从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使毛主席所预言的文化建设的高潮迅速到来,使我们迅速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准,追赶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

敬祝胜利成功!

国立北京大学

郑昕 刘心铨 向达 樊弘 马坚 容肇祖 周作仁 金克木 赵乃搏

【又讯】国立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等二十五位教员顷联名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暨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写信祝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表示完全拥护人民政协三大文件,特别是其中关于民族政策的决定。原文如下:|毛主席、朱总司令暨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先生:

人民政协开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成为自己的主人,中国历史将走向一个同以前绝对不同的新的方向,我们现在用无比的热诚来庆祝。

参加政协的六百多位代表,代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社会阶层,还代表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他们对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当然也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上来看;但他们对这三大文件一致地表示热烈的拥护,这证明这三大文件真正可以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要求,我们决心用行动来拥护这三大文件!

我们都是研究东方语文的,我们系里的教员和同学,有的民族不同,有的信仰不同,我们最关切的当然是民族问题,共同纲领里明确地规定了民族政策,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互相团结,反对以前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各少数民族都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一致认为这规定完全正确,完全合理,我们更要特别地用行动来拥护这正确政策!

对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我们致无上的敬意,我们永远在他的旗帜下前进!|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教员

季羡林、金鹏、张礼平、傅佑弼、马学良、杨荣柱、李启烈、黄敏中、王世清、昌瑞颐、郭应德、李森、秦森杰、凌瑞拱、陈炎、刘麟瑞、彭正笃、陈玉龙、陈干祥、袁有礼、殷洪元、赵琪竹、马超群、刘德裕、金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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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看法

季羡林  (1956.01.13)

(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 季羡林)《人民日报》

最近听了我们党的领导同志的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传达报告,我和许多同伴一样真是说不出地兴奋,说不出地愉快。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现在就想来谈一谈我如何了解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样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出身的阶级,所受的教育,以及思想意识是多么复杂,多么不同,因为或多或少都受过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所以一般都非常爱国。他们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强起来,自己也可以扬一下眉,吐一口气。

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迎接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尽管当时对解放的意义还不能说是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但是他们却感觉到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因而很兴奋。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在人民解放军进北京的那一天,许多教授冒着大风到大街上去欢迎,表现出高度的热情。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接受新鲜事物,特别是象这样天翻地复的伟大的变革,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是并不简单的。就拿教授来说罢。在解放前,他们愿意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愿意怎样讲,就怎样讲。在大学里,他们是教授;在社会上,他们是名流。许多人是高视阔步,唯我独尊,自由散漫,逍遥自在。但是今天不同了:知识分子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为着人民的集体的利益而工作。工作要有计划,要有组织;教授讲课,要有教学计划,要有教学大纲;工作中的缺点,又是批评,又是自我批评。辛辛苦苦地用了半天力,结果召来一大堆意见。这些都比以前合理,这没有人能否认,但是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你能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按道理说,有这样许多“苦难”,恐怕比唐僧的81难还要加上一难,知识分子应该垂头丧气、愁眉苦脸才对。然而又不然。根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简直是愈来愈高兴,愈来愈年轻,愈来愈容光焕发,愈来愈精神抖擞。我们都彷佛吃了返老还童的仙丹,身体里面时时产生着新的力量。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看这原因并不复杂。我上面说过,多数的旧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这种希望在过去一直没能实现。然而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毛主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对这一句话有十分具体深刻的体会。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是中国旧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改造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随了祖国建设工作的开展,祖国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面貌。天天出现新的事物,天天有胜利的捷报。我们无时无地不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教育,自己也能随时意识到自己的进步。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就在不远的眼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谁不欢欣鼓舞满怀兴奋呢?就我直接见闻所及,我周围的人基本上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想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现在对党有无限的信任,无限的敬仰。谁也愿意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上一把力,不愿意成为懒汉,坐享其成。

我并不否认,现在的知识分子的缺点还是不少的。但是从发展上来看,他们今天在政治觉悟方面的进步速度是很高的,是空前的。这种进步的重要意义还不在他们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主要地还是在将来向更高的水平提高的可能性。他们有了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改造的基础,今天又达到这个水平,将来随了国家建设的进展,随了党的教育的加强,我坚决相信,他们一定会用同样的速度,或者甚至更高的速度,提高自己,把自己献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今天我们如果要对知识分子给以评价的话,上面这些情况不应该放过。然而,我觉得,一部分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不够正确的。他们没有从过去的基础和将来的发展看问题。他们也许是因为太年轻,不知道解放前知识分子的情况,就对他们提出一些不实事求是的期望和要求,拿一个主观的尺子来衡量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来说,这是没有好处的。

但是我决不认为,应该对旧知识分子现在已有的觉悟估计过高。相反,我觉得愈是在党的关怀之下,愈应该提防自己的停滞不前,甚至旧病复发。我愿意在这里特别提出两点注意作为对自己和朋友们的警戒:

第一,中国旧知识分子那种根深蒂固的自高自大的情绪必须继续严防。旧话常说“文人相轻”,可见这种毛病是很古老的。在解放后,经过几次伟大的运动,经过不断的学习和锻炼,在克服自高自大的情绪方面,我们有了显著的进步。我们已经基本上能够戒骄戒躁,虚心地向其他同志学习,向群众学习。这是我们能够不断进步的基本条件。但是据我看,病根还没有完全挖掉。也许禁不起春风一吹,又会萌发起来。如果真是那样,那是要不得的,必须克服的。不然对人民,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第二,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仍然必须防止。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对科学研究工作是有很大的兴趣的。但是解放前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解放后,对这一个缺点已经作了一些批判。但是批判以后,有一个时期几乎大家都不重视理论研究了,这是不好的,完全不是批判的本意。院系调整后,领导上号召大家发展科学研究。现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更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了。我相信,我们的科学家并不比外国的笨些,只要政府支持,大家努力,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但是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为国家建设和人民利益服务,而不要让那种脱离实际的老毛病鱼目混珠地重新钻空子。

此外,有一个要求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提出来,那就是: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一定要有时间。今天我们的科学研究时间太没有保证了。希望领导上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知识分子同志们自己尽量争取时间,善于利用时间,并且努力提高自己,发挥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便在伟大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尽上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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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反共老手季羡林的罪恶历史

新北大公社红九团 追穷寇 报春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第一四七期,1968.1.7,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东语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揪出了反共老手、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新北大一切革命同志无不拍手欢呼,大声叫好!揭开他罪恶的历史,揭开他伪装的画皮,让我们看看这个被井岗山一小撮坏头头棒为井岗山09纵队头头和井岗山东、西、俄三系教改祖长,吹成“革命干部”的季羡林究竟是什么货色!

早在1935年,季羡林就到了德国,在德国法西斯的统冶下度过了十年的洋奴生活。  季羡林在他的日记里用十足的奴才口吻写道:“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他公然为德国法西斯歌功颂德说:“今天过午回家的时候,一个小到可爱的女孩伸手向我喊了一声:‘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觉得有趣又高兴。”11年后(1 9 4 7年)季羡林在回国后所写的《记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一文中,还念念不忘他在德国的生活,他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最近心情方面渐渐静下来,于是又回忆到以前的许多事情,……想到以前过的那个幸福时期,恨不能立刻回德国去。”1937—1939年,大批中国留德学生不堪忍受德国法西斯的残酷统治,纷纷回国。季羡林却不但不愿回来,还从1937年起,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哥廷根大学当中国口语讲师,为德国法西斯培养汉翻译人材效劳,一直到1945年希特勒垮台为止。 

在德国十年期间,季羡林与桂永清(战犯、国民党海军司命)的少校副官、国民党驻德使馆的特务分子张××勾勾搭搭,关系诡秘。 1937年张××去德国为桂匪永清搜集情报,好几次专程由柏林去哥廷根季羡林处,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张××交代说:“我把季羡林当作自己的亲兄弟。看待。”不久,张××离德去瑞士使馆,继续为桂匪永清搜集情报。 1945年10月季羡林写信给张××,要求进入瑞士国境。果然,张××马上给季羡林邮去了准予入境的信件。 l 94 5年10月季羡林通过美军驻哥廷根当局,坐了美国军车顺利地进入了瑞士国境。季羡林在瑞士呆了四个多月,194 8年2月同张××等一起同国。 194 6年6月季羡林同国后,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立刻接见了他,对他关怀备至,并责令南京伪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设宴款待季羡林,告诉季羡林,朱家骅有意把季留在南京工作。但季羡林早被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反动文人看中,赐与了北京大学教授的宝座,只得婉言谢绝了朱家骅的一片好意。 

在南京,季羡林又经大右派李××介绍,认识了反动文人、国民党伪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头子胡一贯。经胡一贯亲自张罗,季羡林在伪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作过长篇演讲。1946年胡适等反动文人正热衷于搞欧美各国当时十分时髦的东方学,季羡林回国正迎合他们的需要。于是,1946年9月,就吹吹打打,东拉西扯,在胡适自己统治的北京大学增设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爬上了系主任的宝座。从此,季羡林平步青云,成了胡适之流的大红人。1947年夏天,季羡林回山东老家省亲,国民党山东省省长、大军阀王耀武、山东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分别在王耀武的官邸、山东省国民党部设宴招待季羡林等教育界的“名人”。同年夏天,季羡林又被聘请在内容极其反动的《山东新报》上主编由胡适亲笔题词的《国学周刊》。 

季羡林和胡适勾勾搭搭,关系十分密切,在当时各大报纸上有关的报导屡见不鲜。一会儿陪同胡适等宴请印度大使,一会儿与胡适等组织个什么委员会,搞个什么展览会;直至194 8年9月底,北京解放前三个多月,季羡林还代表胡适和英帝国主义分子布克斯敦一道去机埸迎接印度大使!wengewang.org

季羡林拜倒在帝国主义者的脚下,竭力吹捧外国的反动“学者”、“权威”。 1 9 4 8年,季羡林在《论聘请外国教授》一文中肉麻地吹捧一个长期留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英国地质学家葛利普,他恬不知耻地说:“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要归功葛先生。……有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是我们中国大学的光荣。”

在同一篇文章中,季羡林还竭力吹捧美帝国主义分子、实用主义的祖师爷杜威。他说:“杜威、罗素在中国只是旅行了一趟;但他们在几个讲演里留给中国的影响仍然很大。”季羡林在1 9 4 7年9月写的《论现行的留学政策》一文中又说:  “外国教授还没进化到能懂得贪污。”充分暴露了季羡林百般美化西方剥削阶级的一副洋奴相。

就是这个季羡林, 1947年在《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一文中,公然为他在德国十年的老师—-一个在他面前公开赞美过希特勒侵略的纳粹主义追随者,一个专门从事“研究”从中国的新疆发掘出来的“无量珍贵的用各种文字写的残卷”的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加佑福祝福。季羡林无限深情地对天祈祷说:“我只希望上苍还加佑他,让他再壮壮实实多活几年,我替他祝福。”这个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的洋奴——季羡林的内心世界不是充分地暴露无遗了吗?

季羡林恶毒攻击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1948年4月,季羡林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刊物、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主办的内容极为反动的《国防新报》上发表了一篇内容十分反动的文章《德国政局的展望》,季羡林赤裸裸地说:“在德国人眼里,俄国简直就等于地狱。战争结束后,这恐怖的心理不但没有扫除,而且日益加甚。”接着,季羡林还殷勤地为英美帝图主义出谋献策:“倘若英美真想利用德国的话,我想德国不会拒绝。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万不能再象现在这样只给他们不能吃也不能喝的希望,他们需要的是面包。”l 94 8年3月29日志5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  “竞选总统”。季羡林写了一篇名为《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小品文。十分感慨地说:“我一想到这两党同国民党交涉、谈判、对价还价的情形,浑身就有说不出的难过。”他无耻地为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涂脂抹粉,胡说什么:“中国同世界的政局都有过惊人的变动,变动得几乎换了一个新中国,换了一个新世界。”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更为恶毒的是,季羡林在文章末尾写道:“外面正有日蚀,太阳被罗喉吃进去了一半,天地变化。”194 8年的国内政治形势,正是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半个中国已快解放,形势正在发出急剧变化的时候,季羡林恶毒地咒骂的罗睺是谁,不是十分清楚吗?  (罗睺是印度神仙里的妖魔,因偷吃甘露被日月揭发而受惩罚;因此,罗睺对日月怀恨在心,定期想吞食日月以示报复——引者) 

解放后,季羡林伪装进步,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包庇下,先后窃取了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亚非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20多个职务,l 9 5 6年混入党内。

1961年7月1日,在外语教材编写会议外文组汇报会上,季羡林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唱一和,一咒一用,恶毒攻击毛主席,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罪恶滔天,罪孩万死。wengew ang.org

季:现在我们学生的情况是只能说大话(政治大块文章)不能说日常生活小话,选的教材全是政治性的,并不能帮助学习外语,例如;在教材中有“鼓足干劲”字样,就可以猜到下面一定是“力争上游”了。

周:吃饭是对的,但太多了就胀死人。政治也是一样,过了头就不行了,一天到晚都是政治,那里来这么多政治呢?......

季:现在的问题是大家的思想还未解放,而不是忽视思想性。

周:过去所谓思想是否真的思想性?……重复马克思主义词句,重复口号不是思想性。

季:重复政治术语,这还是高一级的。还有更庸俗的,例如我们印地文课文中谈到房间陈设非要有一张毛主席像。谈读小说非加上“红色”二字不可。

周:这种课本谁编的?

季:系里的年轻教员。又如图书馆中要提“红旗杂志”才算思想性。

周:这不是把政治做灵魂,而是把政治当膏药。……贴标签的人是怕别人说自己无思想性,贴了以后才可以通过。

看:季羡林和反革命修乖主义分子周扬的思想、感情是多么的“融会贯通”呀!1964年北京大学开展社教运动时,周扬生怕季羡林在运动中受到批判,连忙通知社教工作队把季羡林吸收为积极分子。

1 9 62年,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乘着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纷纷出笼,兴风作浪。季羡林也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出,同三家村黑帮相呼应,抛出了臭名昭著的散文《春满燕园》。 1962年的北京大学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最猖狂的一年,季羡林从反动的阶级本能出发,兴高采烈地把当时的政治气候比喻为“永恒的春天”,“未名湖绿水满盈,不见一条皱纹,宛如一面明镜。”

季羡林伙同反动“权威”金克木,在教材中特意选了一些《偶尸鬼的故事》,极力散布“鬼”的“神威”、“可怕”等反动观点,配合了三家村黑帮向党进攻。

季羡林还以他和金克木两人的私人名义,把哲学系的右派分子胡家胎请来讲授英语,任凭他在课堂上放毒。

季羡林解放前的罪恶历史充分证明,季羡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走狗、顽固不化的反共老手。解放后,季羡林不但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反而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坚持与人民为敌。这些帐,我们一定要逐笔彻底清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季羡林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在井岗山兵团一小撮坏头头的包庇纵容下,充当了北大老保翻天的急先锋。

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滚滚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季羡林这个大王八同走资派戈华、反共老手周一良、侯仁之一样,没有能逃脱历史的惩罚。井冈山兵团一小撮坏头头想方没法百般包庇走资派,纵容老保翻天的罪恶活动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井冈山兵团一小撮坏头头继续顽固不化,最后结果也只能是同他们所包庇的乌龟王八一起同归于尽,被革命群众扔进历史的垃圾堆。we ngewang.org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第一四七期,1968.1.7,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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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揭反革命两面派季羡林的三反罪行

新北大公社红九团 追穷寇 报春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第一五〇期,1968.1.22,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心怀鬼胎的反革命两面派


季羡林这个极端阴险、极端狡猾的反共老手,解放后十几年来,一直心怀鬼胎,表面是人,背地是鬼。

他一方面贼心不死,企图“搭一个新架子,重新搞一些资本”,五〇年申请入党。一方面抗拒历次政治运动,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但总因心怀鬼胎,在运动中又免不了心惊肉跳,生怕别人识破了他的真面目。他的自供状正说明了他这种反革命两面派的精神状态:  “有几个同志谈到我同法西斯的关系,我一听就毛骨悚然”, “有人一提德国,一提法西斯,我的心就一跳。”

在五一年的三反运动由,季羡林假惺惺地表示他对胡适的看法已“转变”, 已经“恍然大悟”,还说:“我认为他是没有骨头的人,有奶便是娘。”但在忠诚老实运动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到北大后,与胡适过往也不密。”拒不交代与胡适的关系。事实上仅四七——四八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与胡适的来往,有案可查的,就不下四、五十欢,直到北京解放前三个多月,季羡林还代表胡适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一道去迎接印度大使。一九五五年,全国开展了对胡适反动思想的大批判,季羡林没有写片言只字批判胡适。有时为了搪塞起见,也去参加批判胡适会议,但回来后他又大骂:“简直是浪费时间。”全国人民口殊笔伐反动文人、战犯胡适时,季羡林肚里却打着他自己的算盘:“我甚至还在幻想胡适能够回来。”一句话泄漏了他的变天野心。 

肃反运动中,季羡林一面继续隐瞒自己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一面又故作镇静,伪装积极,“主动”向工作组请求任务。在斗争中统特务张礼千时竟捞上了一个“突击队长”的职务。与此同时,他又与大汉奸、大右派徐祖正保持着密切联系,还让徐祖正在谈肃反运动收获的大会上作典型发言,发言稿由季羡林两次加以修改。wengewang.org


右派进攻的吹鼓手

五七年,当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时,季羡林时而为右派拍手叫好,时而自己赤膊上阵,十分活跃。

对全国右派总头目章罗联盟提出的旨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季羡林竟说:“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认为他们真是在给党提意见”,公然为大右派张目。

季羡林还为前俄语系主任、全市臭名昭著的极右分子李毓珍及全市臭名昭著的极右分子、西语系哲学系讲师黄继忠拍手叫好,赞扬说:“李毓珍把肚子里的意兄都说出来了好”,“黄继忠的言论我不反感”,“大家畅所欲言谈得不坏。”等等,反动至极!对报纸上发表的反驳右派的意见,季羡林却极为仇视。五七年四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反共老手雷海宗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纪录,并加了编者按和编者注。雷在发言中胡说“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一八九五年的地方”,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和编者注驳斥了雷海宗的谬论。可是季羡林却攻击《人民日报》是“赤膊上阵”。季羡林本人在五八年也发表过与雷海宗类似的言论,攻击毛泽东思想。他说:“自然科学短时期内可以有很快的发展,近百年来就有了很大发展,社会科学就不行,一百年也没有超过马克思、恩格斯。”季羡林,雷海宗和他们的黑主子刘少奇采取的是同样手法,赞扬马克思,恩格斯是假,攻击毛泽东思想是真。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五七年右派进攻的过程中,东语系的右派学生在系里竭力煽动转学转系的风潮。在他们鼓动下,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全系大会讨论所谓转学转系问题。会上一些右派学生竟把上台讲话的高教部代表轰了下来,还提出踢开党组织,成立“特别委员会”,自己解决所谓培养目标和转学转系问题。对这么一次大会,季羡林竟然说:“出乎意料之外,会开得竟非常好。”在会上,他大放厥词,说什么招生招多了,并表示:“我自己是一贯主张学生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公然鼓动学生不服从祖国需要,“自由发展”。会下,季羡林还散布同样论调,胡说什么:“过去我们系学生入学以前先作政治审查,因此没能满足同学的志趣是一个缺点。”他又说“全国这种所学系科与本人志趣不合的学生都应该让他们转学转系”,有同志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指出全国培养人材都是按计划指标进行的,他就攻击说:“培养学生的计划数字是靠不住的。”就是在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那次大会上,季羡林当埸表示同意成立“特别委员会”。以后正式成立时,他亲任“特别委员会”主任,兼任该委员会的核心组长。大会以后,季羡林等人又召开系务会议,讨论学生转学转系问题,还特地找来高教部一位副司长,向他施加压力。系务会议前,季羡林专门去找了我系另一个反共老手金克木,两人“交换了意兄”。金克木在系务会议上也发表了煽动性讲话。在那以后,季羡林还与陆平死党王学珍等人多次去高教部施加压力,要求解决学生转学转系问题,最后我系转出去一百零四名同学,约占全系学生总数三分之一,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反右派期间,季羡林还企图把大汉奸、老右派徐祖正扶上东语系系主任的宝座。提出:“我这个系主任让贤吧,让徐祖正徐老来作,我当他的下手。”季羡林明知徐祖正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可是仍然企图让徐当东语系的第一把手,而他自己却甘愿当徐的下手,这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混入社教积极分子队伍的保皇党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季羡林披着北大社教积极分子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共老手季羡林怎么会成了社教运动积极分子?原来是刘邓司令部的干将周扬搞的鬼。是周扬指令社教工作队把季羡林吸收进积极分子队伍的。周说:“在北大,如果季羡林不能当积极分子,那谁还能当积极分子?”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季羡林多么受到周扬的赏识!

在社教前期,季羡林只谈了很少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但在社教后期参与彭真——陆平黑帮反攻倒算期间却十分卖力。

在乌云密布,群魔乱舞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季羡林感到“心情舒畅”“收获很大”;他肉麻地吹棒刘邓的“中央精神是方向盘,是指南针";他恶毒地攻击北大社教运动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陆平黑帮表白自己说:“积极分子又不是我愿意干的。” wengewan g.org 还郑重地声明,他在社教前期所说的话都是“胡话”。国际饭店会议的秘书长黑帮分子宋硕深知季羡林是他们阵营的人,故特地给他们在东语系的爪牙打招呼:“不要搞季羡林了。”

陆平黑帮围攻左派时,季羡林特别卖力。在围攻我系革命左派的会上,他气势汹汹地大骂:“我们系在运动中那种作法、气氛、帽子相当可怕,人家不能发言。”他以劝降的口吻说:  “干脆承认全错了,灵魂深处不要留尾巴。”陆平黑帮在会议上以“交心”为名,行攻心之实,企图通过个别谈话,瓦解,分化积极分子。季羡林则用“现身说法”的方式帮助陆平黑帮搞攻心战。他劝社教积极分子去同陆平黑帮在我系的爪牙去“交心”,说“我开始也不愿意交心,后来一交,效果很好。”为效忠陆平黑帮,他又拍胸脯保证会后“要把点铁成金的手指头带回去,帮助情绪特别偏激的同志。”

直到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向全国全世界广播聂元梓等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的第四天,季羡林还狗胆包天地说:“社教的案子(按:指社教后期的反攻倒算)不能翻,谁要翻,我们就跟他辩论。”季羡林这一付地地道道的陆平黑帮的保皇党咀脸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死敌

面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季羡林又怕又恨。他一面在日记中写着什么“娘呀!娘呀!我再也想不出办法!”“我这一关再也过不去了。”另一方面他又在日记中恶毒咒骂革命群众,不甘心他自己的灭亡。在林杰反党集团刮起一阵妖风时,他认为时机已到,赤膊上阵,把矛头直接指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公然叫喊:“我就是一小撮,我这回就跳出来了。”“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揪出了在东语系隐藏了十几年的大王八季羡林。真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正是对季羡林最绝妙的写照。w engewang.org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第一五〇期,1968.1.22,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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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季羡林  (1976.01.24)〈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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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热爱我们的伟大祖国

季羡林  (1994.09.22)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  季羡林)

最近中央提出了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 

自古以来,世界上有无数的国家。现在世界上还有将近二百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爱自己的国家,他们也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对爱国主义应该进一步加以分析,并不是一切“爱国主义”都是值得赞美的,值得推崇的。

我认为,爱国主义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爱国主义,一种是非正义的、邪恶的爱国主义。关键在于你所爱的这个“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反对外来的侵略和掠夺,反对外寇的残暴,这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但是,如果你的祖国,或者暂时代表祖国的人是一个侵略者,是杀戮压迫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人,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这样的祖国,至少在这个时刻是万万爱不得的,爱这样的祖国就是犯罪。远的例子不必举了,二战期间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所统治的德国,墨索里尼所统治的意大利,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统治的日本,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是,这种时候、这样的“国”怎样去爱呢?反之,中国竭尽全力抵抗外寇,爱这样的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的道德。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爱国者出得最多的是中国。直到今天,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和文天祥,明朝的戚继光和史可法,近代一批爱国志士,仍然得到全国人民最高的敬意。

实事求是、丝毫不抱偏见地讲:我们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

上面所说的那一些人都是在抵抗外国侵略者而作了极大的牺牲,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以天朝大国自居,以真命天子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决不能说是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但是,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上,不管是汉唐盛世,还是先秦、宋、明,无时无刻不在外敌的压迫下。先是在北方,后来是在东方和南方,后来转到了西方。东、西、南、北,四面都有敌人。我觉得,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中,爱国主义占有重要的地位。说中国人天生爱国,那是唯心主义。在四面敌人的窥视下,中国人就培养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唯物的解释。

当今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不会侵略别人。但是我们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略我们。就这样,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这个国家是我们应该爱的,是值得我们全国56个民族12亿人民全心全意地来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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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下钱文忠跪拜季羡林一事 
[ 数学 ] 于2008-01-31 13:23:02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评一下钱文忠跪拜季羡林一事

本帖子评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在央视的摄像机前,也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演了向季羡林跪拜,且磕了三个头的事情。

看了一些网上的和报纸上的评论,觉得这些评论都是在从道德方面入手的,就是有的认为这件事情不合道德,有的则认为这件事情很合道德。但是我不同,我这个人是从事理工科思维的,因此不从道德角度考虑问题。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既然写了这个帖子评这件事情,这本身就说明了钱文忠教授的成功。试想,如果钱文忠教授非常平常地按现在的通用礼节拜会季羡林,那么就成了一个普通的新闻,这个新闻的流传面或者点击率都将是不高的,全国人民也很可能根本就不看那个频道,或者看了也觉得没有意思。因此,这个新闻也就将消失在成千上万的垃圾新闻之中,不被人注意了。但是,这件事情居然传得沸沸扬扬,有许多人评,从吸引眼球的角度讲,那就是成功的。都害得我要写这个帖子了嘛!因此,也可以考虑这其实是一种专门的设计。

我以前已经说过,当今世界,传媒发达,互联网四通八达,因此,任何人用要脸的和不要脸的方式出名,都成功了,你只要吸引了眼球,那就不管是遭来一通咒骂,还是一片赞颂,都已经是一个成功的策划了。比如芙蓉姐姐的成功,就在于存在着热评,有人赞有人骂,所以她成功了。

现在在谷歌上用“钱文忠 跪拜”来进行搜索,能够获得一万五千多条记录,钱文忠只要这么一搜,怎么能够不喜上眉梢呢?如果不搞点怪异的动作,哪能有这种出名的效果?

当然,我说怪异的动作,也许还不太客气,不够理工科思维,但是我没有恶意,我的意思是,不太常见的动作。可以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央视面前,表演出来不太常见的动作,都会引起热评的,因此也就成功了。如果说,现在的中国人跪拜的习惯已经稀松平常了,则央视上有这个动作也不会被人特别关心的。正因为大家现在大多数人并不使用跪拜之礼,尤其是磕头,所以才会对这个不太常用的礼仪热评的。

这甚至都不是因为什么共产党啊什么四人帮余毒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关注到台湾省的人民,发现台湾省的年轻人也不太常搞这种磕头的事情,反正一个人跪下来给另一个人磕了三个头,这个画面在台湾的各电视台也是不常见的。

磕头作为一种礼仪,从理工科思维的角度看,属于一种信息传递方式,是用身体语言向对方发出信息,这个信息等价于“我对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尊敬”。那么,我在互联网上敲这几个字也能够表达同样的意思了。我也可以发出声音来说这句话,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用身体语言来表示,从时间上讲,发出这样一个信息是很慢的,而且需要的体力较大,尤其是对胖子来说。但是,一个信息如果故意用慢速发出,且用体力较大的办法发出,有可能是向对方表示这个信息是真的,不是假的,是郑重其事的。

此外,这个礼仪古代流行,现代不流行,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代的人,还不知道人的生病是由病菌引起的。因为,跪拜这个大礼,膝盖接触到地面,而地面通常是用鞋子踩过的,那鞋子通常还进过卫生间,而卫生间里的地面上通常都有一些屎尿的分子,地面上还会有鞋底子带来的许多灰尘,这些灰尘经常含有各种细菌,这样,膝盖一跪下去,裤子会弄脏,头一磕下去,头也会弄脏,有可能头部还会接触到禽流感病毒,或者乙肝病毒,至少会接触到许多屎尿的分子吧,还有手,手要接触地面,因此会弄得满手灰。

而且,这和跪拜者的服装也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女子跪拜,如果是古代的女子,通常穿着长裙,那没有问题。但是现代女郎如果穿着超短裙,这一跪拜,有可能屁股一翘就走光了,让后面的男子看了大饱眼福。而且,头发接触到地面,好不容易用高级东西作出来的头发给弄糟了。

因此,从卫生的角度和保护不走光的角度讲,我估计跪拜之礼也许不会流行,更无可能传到西方去。比如说设想什么时候西方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一下飞机他就来一个跪拜之礼?那是不可能的,就算对方是一个小国,真的想拍中国的马屁,那也是在发表讲话的时候使劲说中国的好话而已。

但是我本人对于跪拜这种形式也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只要别让我的手和裤子弄脏,别让我很费力(我是一个懒人)而已。因此我觉得,如果在互联网的聊天过程中,有一个向对方跪拜的小动画,我是不在乎向一个人点击传送这个动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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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大师应该给钱文忠先生先教一下怎样行大礼 
[ 酒半仙 ] 于2008-01-31 16:30:14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看了数学先生的文章《评一下钱文忠跪拜季羡林一事》之后,觉得数学先生只是在一个细节问题上谈了谈,没有说到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比如说跪拜的时候不卫生,是不是搞一个快捷方便之类的,这都是不重要的。

  我们都应该看看季羡林先生,这可是当今很了不起的大师,以至于其学问搞的中国绝大多数百姓,已经到了看不懂的地步了,这水平,多么了得。更为灿烂的是,季大师还是感动中国的人,这可不能用一般的眼光来看待。特别是季大师严重提出来,利用2008奥运会,是不是能已极大的热忱把孔二给抬出来。这样的真知灼见,让期盼这迈入现代化时代的中国人,很是赞叹不已。

  想想两千多年前的孔二先生,为了坚定不移的伟大信念,那可是在始终不渝地搞着“克己复礼”的。认识中的这个“礼”是什么,我们这些没有知识的人,也就不说了,因为百姓们说不起,怕糟践了自己的那点还残留着的德行。认识上不谈了,那就谈谈可以在世界上到处吹嘘的那个形式上的礼吧。中国乃礼仪之邦,这点对于季大师来说,我想应该是熟知的,不然怎么会为了伟大的中国,而需要在一个很露脸的时刻抬出孔二呢?

  而钱文忠教授,我想一定不是研究导弹、飞机的专家,因为这些人一般都属于理工科思维,钻研的是如何让导弹打得准、飞机怎样上天这样的事情,哪里会去思考这个跪拜的礼仪这类体面的事情。

  过着一般生活的百姓,说实在的,也不是搞什么理工科这类的,也就是吃点白菜豆腐之类,随便过点日子算了。即使这样,对于一般社会隆重下来的那些礼仪要求,不说一辈子是否要做上那么一回,至少也是看了数次的,或者是了解了数次。我想即使是今天中国的百姓们都忘记了,作为顶尖级别的大师季羡林先生,总不应该是从他那里开始失传的吧?

  我是不反对拜师这类社会活动的,也不反对拜师过程要叩拜这种传统礼仪的,也关系理工科思维下的简便还是卫生这类问题,我想无论干什么,既然要干,那就得认真地去干,就是这类拜师的过程,也得认真地做,何况是在央视的镜头前向这个世界昭示着的时候,那是一定得绝对认真起来,不能丢了传统。

  那么,钱文忠教授真正要按照一个非常正规的方式去举行拜师礼节的时候,就这么一个跪拜,那是有讲究的,这点稍微懂得一点礼仪过程的人,都大致上知道。

  按照季大师这样的一个级别,这样的一个感动了中国人的大师,这样的一个熟知中国礼仪的人,钱文忠拜师所进行的礼仪方式,应该是三跪九叩首之礼,这在中国的礼仪中,算是比较隆重的行大礼。

  三跪九叩首中的跪,那就是双膝必须同时跪地。而“叩首”,可不是那个一般的举手礼,而是双手得放到地上,头得从直立之后,在一个庄严的过程中,弯腰叩向地面,而且脑门不贴地面是不行的,并且不能一贴地面就抬头。

  具体的大致上基本应该是这样:

  季大师端庄地座在一把太师椅上面,左右旁边一般还得有其他学界重要泰斗级别的人,以及很有脸面的社会人物。钱文忠面向大师,表白了自己感激之情,并要许下终身愿,之后,向前稳重轻缓迈一步,双脚略微轻轻并齐,双膝跪地,双手扶地,手掌摊开向下,直立上身,以无比的敬意,不急不慢地将脑门叩向地面,脑门贴地面之后,再不紧不满直身,这样的过程进行三次。之后,不紧不慢起身站立,目光直视大师,向前左脚迈一步,右脚轻轻靠齐,按照上述的举止,再叩首拜三次。拜完之后,再起身,左脚向前迈一步,右脚靠齐,跪地拜三拜。

  钱文忠教授拜到第九拜的时候,季大师从太师椅上要起来,上前扶起跪拜在地的钱文忠教授,然后要很庄重地经典一般地教导两句,不能像现在的很多领导做报告那样讲上三五个小时。

  礼仪完毕之后,社会名流们自然要对季大师赞上两句,对钱文忠教授恭喜两下,泰斗级别的人再说上一两句,这个礼仪的过程也就算基本上完毕。

  非常可惜的是,中央电视台那天的这个专题栏目,我没有看,不知道这位钱教授是不是按照一个很规范的礼仪方式去做了。如果没有做,我觉得这是钱教授的不对,赶紧向季大师赔个不是,主动认一个错,然后让季大师从一个严格的礼仪规范中,好好地教一教钱教授,然后请中央电视台再实际录制一下,向世界播一播,也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知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礼仪之邦。

  钱文忠教授跪下就三拜的行为,其实是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给爷爷、奶奶辈的认拜年时候的动作,那属于小孙子在向爷爷、奶奶辈的要一个过年的钱,虽然不多,五分、一角的,可是图的是一个过年的喜庆和吉祥。我想钱文忠教授,不会是提前给季大师拜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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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捍卫季羡林说昏话的权利

2007年12月21日 09:17:35  来源:红网 

何三坡


    我一向孤陋寡闻,知道有季羡林这么个人,是近两年的事。
   
    大约是去年的晚些时候,看央视一帮人在捣鼓,说是有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把中国给感动啦。他到底做了什么感动中国的事?不知道。颁奖词却很玄乎,说这老先生“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感觉是在说孔孟程朱一类的圣贤 ,吃了一吓。
   
    后来一打听,知是北大教授,研究东方学,是个国学大师。
   
    我结庐在乡下,心远地亦偏,对小鸟很在意,对大师不关心,这些年也听说过一些气功哦武侠哦之类的大师,乌秧秧的,全都在沽名钓誉,帮忙帮闲,没有一个不是王八蛋的。突然又听说北大大师,真是新鲜。80多年都没有过大师的消息了,自五四烟弥,斯人远去,未名湖畔,一片神鸦社鼓。这些年里北大不是一帮文盲厮混之所吗?哪有从驴棚里跑出了骏马的?没有太在意。
   
    到了今年夏天,又有消息说,中国要把孔教定为国教,给政府进言的就是这个季羡林。真是平地一声雷,感觉驴棚里跑出了骡子!不免想看究竟。才知道是一96岁的老人,出了厚厚24卷书,算是个著作等身的知道分子了。
   
    这么大个知道分子,到底知道了些什么呢?据吹鼓手们介绍,他一生最牛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我当场晕倒,隔壁瞎眼二大爷喝完二锅头后不是这样说的么?
   
    这几天,又听说出了个《生命沉思录》,翻了几页,通篇的做人哲学,都在说好人坏人。这样的境界当然太高,高到山上去了,好像跟我们燕山上放羊老人差不多。世界上有这样弱智的大师么?半辈子的皇粮都吃到哪里去了?
   
    《沉思录》中,还谈及了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见解,他的说法是: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福祸不知,看不出现在的长篇小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至于新诗,则是一个失败云云——睁着眼说瞎话!
   
    儒学搞了几千年(现在换了个时髦的词,叫国学),不都是在狂捧忠孝节义吗?不都是用道德黑布遮着脸吃人吗?不都在弄天朝上国这套自恋系统吗?不都差点弄得亡国灭种了吗?那么多知识分子、仁人志士为什么要奔走呼号?为什么要流血牺牲?他们都是傻瓜?他们都在找死?你堂堂北大一个知道分子难道真就不知道吗?
   
    新文化运动岂止是白话与文言的战争?!岂止是语言的失败与光荣?!它是一个垂死者被输了血液;是昏聩民族的大觉醒;是一个流淌着崭新文化血脉的婴儿的降生。这些废话还用我来教你吗?!活了90多年了,还祸福不知,还要搞国学,卖古董,不该被打屁股么?!
   
    一个人说一次昏话并不难,难的是一直说昏话。他没有说三纲五常,克己复礼,没让我们梦回大清去做奴才,已经算是万幸了。从这个意思上说,我想原谅他。
   
    甚至,我还想捍卫他说昏话的权利。
   
    老朽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身边的那些个嗡嗡乱飞的虫子,趋炎附势的苍蝇,这才是我们应该警惕的事情。
   
    “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这是老鲁80年前说过的话,我觉得说得酷,年轻人一定得记住它。(何三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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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赵大师犯了季大师一样的错误 

[ 酒半仙 ] 于2008-02-15


  通过中央电视台的专题栏目,钱文忠教授拜季羡林大师时行的跪拜之礼,之后遭到了一些的人的抨击。对于这些说法,我是不那么太关注的,我只是从技术层面上觉得,既然是拜师,而且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行跪拜之礼,无论干什么,都得讲究一个认真,何况是给大师跪拜,那更要规矩到了极限才对,否则,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么一播,好多人要是也这么做,那还不乱了。

  这不,当有几十个徒弟也行跪拜之礼,给赵本山进行拜师仪式的时候,我看了千重山网友转贴的图片之后,觉得这赵大师犯了和赵大师一样的错误。

  想想看,人家季大师是感动了中国人的人,季大师也算孔夫子的忠实信徒了,算是中国传统礼仪的至尊,他这么通过中央电视台公开这么接受一拜,别的大师要是不跟着这么一学,那不是有辱中国的斯文吗?

  赵大师希望通过传统的拜师方式,来收下这几十位徒弟跟着他学艺,这本身也没有什么错。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拜师的方式,从技术层面上去端详一下,我认为还是有问题的,算是技术操作性漏洞吧。

  这第一个漏洞,是坐在太师椅的人,不能有赵大师的夫人。

  我这到不是有什么男尊女卑的思想,而是我们按照传统习惯来说,这几十号准备拜师的人,跟着学艺的师傅是赵本山,而不是赵大师的夫人。拜师之后,跟着师傅学艺,始终尊重师傅,这是对的。如果在跟着师傅学艺的过程中,还不忘跟着师傅的夫人那里去勾搭上一下,这不是有辱师门吗?

  一般来说,师傅对徒弟是严肃的,认真的;而徒弟呢,对师傅是尊敬的,也是认真的,可就是得对师傅的夫人,简称师娘的那位,要始终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和行为。爱上师傅的女儿是可以的,可就是不能跟师娘套什么近乎,这点传统师徒关系,我想这些拜师的徒弟们,以及接受拜师的赵大师,不应该糊涂啊!

  第二个漏洞,那就是跪拜的时候,那个方式可以说是多种,一点规矩都没有。

  大家可以看看那图片,跪拜时把右手紧贴心口,这种洋玩意的表示方式,不是在对着星条旗行注目礼吗?

  哎!看来这些年,电视上鼓捣的那些东西,有一些人在不懂怎么一个内在过程的时候,就给稀里糊涂照搬了过来,这叫什么玩意吗?

  关于中国传统拜师中三跪九拜的方式,我已经大体上在关于季大师拜师的那篇文章中简述过,这不能怪赵本山大师,只能说先前的那位季大师没有通过他那次电视拜师活动过程,向全国人民示范好。

  第三个,就是前面那个拿着话筒念叨宣誓词的,从传统礼仪方式来说,这太滑稽了,这是什么事儿!

  作为领誓的那个人,你总不能说:“我宣誓,我们忠于赵大师,服从大师的领导,永不背叛赵大师,,,,,,”这样的话吧?

  喝酒的时候,相互敬酒的人,经常不是有“话在酒中”这个说法吗?其实,传统的拜师过程,礼仪过程是很慎重的,即使场面很大,有很多重量级别的人参与其过程,但始终都应该是肃穆相对的,需要言语的事情,早已经在事先都交待好了,随后的过程,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礼仪过程,有点在规定的人群范围内表示相互接受的意思,哪里需要热闹而花哨的过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现代版的集体婚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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