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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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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钻避风港,我究竟应该怎样做呢?我逐渐发现,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头领有点不对头。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积之既久。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了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一再说不明白,怎么这不是很明白吗,当时就是这样革命还是有标准的)。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得,又回到67年上半年了,不了解文革过程的年轻读者不晕头转向才怪!)。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这样的老百姓的语言,怎么一再从学者而且是大学者笔下写出,没有依据的定语、补语来,可笑学问之大啊)“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议论、评语。。。。。。离事实有多远,怎么就是没有关键时候缺少细致描写的事实呢)。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三次出现的例子),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一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   但是,我是深知这一位女首领的。她愚而多诈,心狠手辣。我不愿意冒同她为敌的风险。我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若真如此,你的正义感呢,你的犟脾气呢?真是可笑!)
  在这期间,有几个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去游行示威。大概是因为印尼方面烧了我们驻雅加达的大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威。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爱国行动。北大的两大派哪一个也不想丢掉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排上了几十辆租来的大汽车,供游行示威者乘坐之用。两派的群众当然分乘自己的车。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就成了问题。两派认识我的几个干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我跟前来献殷勤,拉我上他们的车,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的女干将,拉我特别积极。从内心里来说,我是愿意上他们的车的。但是,我还有顾虑,不愿意或者不敢贸然从事。新北大公社派来拉我的人也很积极。最后,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我还是上了公社的车(这里值得认真考察他的心态啊,说明这个人把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放在核心价值的第一位,狡猾着呢。他的正义呢?公社可是老佛爷的呀!这里说着他如何如何不是还去同流合污,自我标榜的语言真的好暗淡啊,甚至无地自容)。一路上,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馆,喊了一阵口号,又浩浩荡荡地回到燕园来,皆大欢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军一位高级将领家中去“闹革命”,或者是去“揪”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个什么地方。我并没有听清楚,为什么单单到他家去“闹”。反正当时任何一个战斗队,可能在某某后台的支持下,都有权宣布打倒什么人,“揪”什么人。我连他住的确切地方都不知道。这一次因为路近,没有乘坐大车,绝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为属于“有车阶级”,于是便骑车去了。由于两派群众混杂在一起,我没有像到印尼使馆去示威时那样受窘。没有人来拉我参加哪一派的游行。我成了骑车单干户。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车队中随大流骑向前去。过了青龙桥,我看还有人骑车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从起来,跟着那些车骑向前去。一直到了万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后了。知道不对头,忙回转车头,又来到了青龙桥,却听群众中有人大声嚷嚷,说是已经“闹过革命”了。我只好随人流回到燕园。到底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将军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我连大门都没有看到。我想,当时很多人闹革命就是这样闹法。
  还有一件事情比较重要,必须提一提。北大两派为了拉拢干部,壮大声势,都组织了干部学习班(瞧他把干部学习班举办的目的怎样定性的,什么叫欲加之罪,什么叫信口开河?)。有一些在前一阶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之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有的也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我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有不少东语系的教员动员我参加学习班。井冈山的人动员我参加他们的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我参加自己的学习班。虽然我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虑,决心慎重行事。我要是到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隐含着极大的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是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又有那样一个心胸狭隘,派性十足的领袖。我得罪了他们,后患不堪设想。迟疑了很久,为了个人的安全,我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实用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的灵魂暴露,没什么好奇怪的,他要是能为正义而死,他就决不是季羡林了!一次同流合污是盲从,二次就是什么呢,那些自我标榜的文字啊真的去了十八层地狱都无地自容啊,可以见其品质高尚)。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来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两派各自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捧得像圣母一样。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这个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话必须说出来,心里才痛快,我对于两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这就给我招来了麻烦。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办公室(我怎能还有什么办公室呢?但是,在我记忆中,确实是在办公室中会见了她们。我现在一时还想不清楚,以后或许能回忆起来)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说:“你不能参加○派(井冈山)!”这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接了当地对我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也向我家打电话,劝说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很高。我发现,我现在的处境几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样。我有点不耐烦了。我曾说过,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可而知,或许卖了个高价)。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是啊 他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但还没有让他粉身碎骨,只是受了点苦。而现在一得志就对革命路线恨之入骨了,亦大放厥词,自己名之的“变色龙”的准确
  我就这样上了山(井冈山)。
  反公社派的学生高兴了,立即选我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
  海下了,山上了。这个举动有双重性。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了(解决了做两面派的烦恼)。坏处是,它给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派性我本来就有的。但过去必需加以隐蔽。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话,谩骂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说明投机革命的可操作性和可伪装性
  我心中也不是没有侥幸心理。我自恃即使自己过去对共产党不了解,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其他反动组织,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此时,新北大公社那位女头领肯定已视我如眼中钉。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况且她此时正如日中天,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趾高气扬,炙手可热。我季某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她能善罢干休、饶过我吗?而且此时形而上学猖獗,在对立面成员的言谈中,文章中,抓住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对方打成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学问家,治学态度的慎密还拍抓小辫子吗,还有小辫子吗,更何况那些不学无术之徒)。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大脑中管语言的那一部分里可能是放在一个卡片柜里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错(姓资姓社,容易拿错,能说明什么?)。一旦拿错,让对方抓住小辫儿,“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那一位弱智的女头领就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她的徒子徒孙经常为此而为她捏一把汗。这样的形而上学再加上派性,就能杀人而且绰有余裕。这一点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侥幸心理并不可靠。我怀着这种侥幸心理,在走钢丝,随时都能够跌下来,跌入深渊。这一点我也是清清楚楚的。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钢丝。我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此时,流言极多。一会儿说要揪我了;一会儿又说要抄我的家了。我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这暴风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压了下来,把我压垮、压碎。这时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员恐怕都有我这种感觉,而我最老。炎炎的长夏,惨淡的金秋,我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抄家
  随着天气的转凉,风声越来越紧。我头上的风暴已经凝聚了起来:那一位女头领要对我下手了。
  此时,我是否还有侥幸心理呢?
  还是有的。我自恃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不怕你抓。
  然而我错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早有思想准备,因此我并不吃惊。俗话说:“英雄不吃眼前亏”。我决非英雄,眼前亏却是不愿意吃的。我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这叫做“革命行动”,我天天听到叫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知道这话是有来头的。我只感到,这实在是一桩非常离奇古怪的事情。什么“革命”,什么“造反”,谁一听都明白;但是却没有人真正懂得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坏事,什么样的罪恶行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伟大的名词掩护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干。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离奇古怪的人物,我要拼命维护什么人的“革命路线”,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然而我却丝毫也不清醒,仍然要维护这一条革命路线。
  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我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我的老伴,也被赶到那里,一家三人作了楚囚。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冬天,你家厨房的窗子不开不会有过堂风,要是抄家的人给弄开了,季老不可能忘记这么好的讨伐机会交代一番,要是自己开的岂不是活该?也不可能。所以这过堂风很值得怀疑),“全家都在风声里”,人人浑身打战。两位老妇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我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我们眼前晃。我此时脑筋还是清楚的。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分子”。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就不许有一点人性,讲一点人道吗?中国八千年的哲学史上有性善、性恶之争,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人为也。”从抄家的行动来看,你能说这些人的性还是善的吗?你能说他们所具有的不是兽性吗?今天社会风气,稍有良知者都不能不为之担忧。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倒是说说他们具体的大恶呀?怎么能放过这样重要的事实呢?)
  这话扯得太远了。有些想法决不是被抄家时有的,而是后来陆续出现的。我当时既不敢顽强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同禽兽打交道是不能讲人话谈人情的。我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我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惊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厨房门口的就是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我知道,我们的性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当时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你规定的?)。他们的木棒中,他们的长矛中,就出法律。
  我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这些小将究竟年纪还小,旧社会土匪绑票时,是把被绑的人眼睛上贴上膏药,耳朵里灌上灶油的。我这为师的没有把这一套东西教给自己的学生,是我的失职。由于失职,今天我得到了点好处:我还能听到外面的情况。外面的情况并不美妙。只听到我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我此时仿佛得到了佛经上所说的天眼通,透过几层墙壁,就能看到“小将们”正在挪动床桌,翻箱倒柜。他们所向无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愿意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他们愿意踢碎什么,就踢碎什么。遇到锁着的东西,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不用钥匙,而用斧凿。管你书箱衣箱,管你木柜铁柜,喀嚓一声,铁断木飞。我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摆设,都灌注着我的心血;来之不易,又多有纪念意义。在他们眼中,却视若草芥;手下无情,顷刻被毁。看来对抄家这一行,他们已经非常熟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集中强化实践的结果。他们手足麻利,“横扫千军如卷席”。然而我的心在流血。(听觉加想象加戏剧描绘,真可以叫做假作真来真亦假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找我来要楼下的钥匙。原来他到我家来过,知道我书都藏在楼下。我搬过来以后,住在楼上。学校有关单位,怕书籍过多过重,可能把楼压坏,劝我把书移到楼下车库里去。车库原来准备放自行车的。如果全楼只有几辆车的话,车库是够用的。但是自行车激剧增加,车库反而失去作用,空在那里。于是征求全楼同意,我把楼上的书搬了进去。小将们深谋远虑,涓滴不漏。他伸手向我要钥匙,我知道他是内行,敬谨从命。车库里我心爱的书籍遭殃的情况,我既看不见,也听不到。然而此时我既得了天眼通,又得了天耳通。库里一切破坏情况,朗朗如在眼前。我的心在流血。
  这一批小将,东方语文学得不一定怎样有成绩,对中国历史上那一套诬陷罗织却是了解的。古代有所谓“瓜蔓抄”的做法,就是顺藤摸瓜,把与被抄家者的三亲六友有关的线索都摸清楚,然后再夷九族。他们逼我交出记载着朋友们地址的小本本,以便进行“瓜蔓抄”。我此时又多了一层担心:我那些无辜的亲戚朋友不幸同我有了关系,把足迹留在我的小本本上。他们哪里知道,自己也都要跟着我倒霉了。我的心在流血。
  我蜷曲在厨房里,心里面思潮翻滚,宛如大海波涛。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更说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酱缸,酸甜苦辣,一时俱陈。说我悲哀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愤怒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恐惧吗?是的,也不全是。说我坦然吗?是的,更不全是。总之,我是又清楚,又胡涂;又清醒,又迷离。此时我们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像是几只蚂蚁,别人手指一动,我们立即变为齑粉。我们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答。我不知道,我们是置身于人的世界,还是鬼的世界,抑或是牲畜的世界。茫茫大地,竟无三个老人的容身之地了。“椎胸直欲依坤母”。我真想像印度古典名剧《沙恭达罗》中的沙恭达罗那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生母天上仙女突然下凡,把女儿接回天宫去了。我知道,这只是神话中的故事,人世间是不会有的。那么,我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
  暗夜在窗外流逝。大自然根本不管人间有喜剧,还是有悲剧,或是既喜且悲的剧。对于这些,它是无动于衷的,我行我素,照常运行。“英雄”们在革过命以后,“兴阑啼鸟尽”,他们的兴已经“阑”了。我听到门外忽然静了下来,两个手持大棒的彪形大汉,一转瞬间消逝不见。楼外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英雄们得胜回朝了。汽车声音刺破夜空,越响越远。此时正值朔日,天昏地暗。一片宁静弥漫天地之间,仿佛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留下三个孤苦无告的老人,从棒影下解脱出来,呆对英雄们革过命的战场。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满了书架子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被什么人踏破,水流满了一床。看着这样被洗劫的情况,我们三个人谁都不说话—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我们哪里还能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呢?我们都变成了木雕泥塑,我们变成了失去语言,失去情感的人,我们都变成了植物人!(建议相关部门查证文革后季老先生的抄家专案记录及物品返还记录,以及季老可能的要求国家赔偿记录,用以证实此段的真伪?否则怎么相信这个说谎大师呢?
  但是,我的潜意识还能活动,还在活动。我想到当时极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好人打坏人是应该;坏人打坏人是内讧。如果把芸芸众生按照小孩子的逻辑分为好人与坏人两大类的话,我自己属于哪一类呢?不管我自己有多少缺点,也不管我干过多少错事,我坚决认为自己应该归入好人一类。我除了考虑自己以外,也还考虑别人,我不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能教天下人负我”的曹孟德。这就是天公地道的好人的标准。来到我家抄家打砸抢的小将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之中肯定有好人,一时受到蒙蔽干了坏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大部分人恐怕都是乘人之危,藉此发泄兽性的迫害狂,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说这样的人不是坏人,世界上还有坏人吗?他们在上面那种说法的掩护下,放心大胆地作起恶来。事情不是很明显吗?那几句话,我曾五体投地地崇拜过。及今视之,那不过是不讲是非,不分皂白,不讲原则,不讲正义的最低级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可惜受它毒害的年轻人上十万,上百万,到了后来,他们已经是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了。在他们中,有的飞黄腾达;有的找到一个阔丈人,成了东床快婿;有的发了大财,官居高品,他们中有的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没有感到一点悔恨,岂非咄咄怪事!难道这些人都那么健忘?难道这一些人连人类起码的良知都泯灭净尽了吗?(真是演戏高手!让他参演电影,绝对的影帝材料)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这一夜是我毕生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的一夜。天一明,我就骑上了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的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开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历数我的“罪行”。我这个人大概还有一点影响,所以新北大公社才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旗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多可怕呀!—他们已经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还是一片痴心。走出大门,我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锁锁死。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我那辆伴随我将近二十年的车永远“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我知道,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美,而是政治。他主要寻找公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子,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者污染了没有?有领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条被他抓住,拍摄下来,这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纲上到骇人的高度,是对敌斗争的一颗重型炮弹。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的抄家专家也是有水平的,是训练有素的,那样的“错误”或者“罪行”他们是决不会犯的。摄影师找了半天,发现公社的抄家术真正是无懈可击,嗒然离去。
  我的处境,井冈山领导表面上表示同情。我当时有一个后来想起来令我感到后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冈山总部里。我害怕,公社随时都可能派人来,把我抓走,关在什么秘密的地方。这是当时屡次出现过的事,并不新鲜。井冈山总部是比较安全的,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可是我有点迟疑。我虽然还不知道他们准备同公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我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我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为井冈山总勤务员之一的老教授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既然他们能调查那位老教授的历史,为什么就不能调查我的历史呢?我当时确曾感到寒心。现在我已经被公社“打倒”了。为了摆脱我这个包袱,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的历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种两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学和派性,确实是能杀人的。用那种形而上学的方式调查出来的东西能准确吗?能公正吗?与其将来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抛了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我毅然离开那里,回到自己家中。现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笼。我在上面谈到,那年夏秋两季我时时感到有风暴在我头上凝聚,随时可以劈了下来。现在我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砍向我的脖颈。原来我认为天地是又宽又大的。现在才觉得,天地是极小极小的,小得容不下我这一身单薄的躯体。从前读一篇笔记文章。记载金圣叹临刑时说的话:“杀头,至痛也。我于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这个“反革命”帽子,也是于无意中得之,我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不亦快哉!”我只能说:奈何!奈何!
  不管怎样,一夜之间,我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没有任何手续,公社一声“打倒!”我就被打倒了。东语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但是,在最初几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没有人来。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过了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公社视我如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但是,他们也感到,“罪证”尚嫌不足。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后取证的战略,希望从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证据,证明打倒是正确的。结果他们“胜利”了。他们用诬陷罗织的手段,深文周纳,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来了,来了,两个臂缠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闯进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我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则是阶下囚了。可怜我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这般地步。世事真如白云苍狗了!
  第一次审讯,还让我坐下。我有点不识抬举,态度非常“恶劣”。我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审讯者硬顶。我心里还在想:俗话说,捉虎容易放虎难,我看你们将来怎样放我?我说话有时候声音很大,极为激烈。结果审讯不出什么。如是一次,两次,三次。最初审讯我的人—其中有几个就是我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可是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可能是由于他们掌握的关于我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了。—我禁不住要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当年审讯我的朋友们!你们当时对这些“底”是怎样想的呀?你们是不是真相信,这一切全是真的呢?
  这话扯远了,还是回来谈他们的“底”。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们说这是我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我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事实是,我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我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多半,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的负担。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今天竟成了我的“罪证”。我对审讯我的人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我态度极端恶劣。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我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我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我的房里我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我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我态度更加极端恶劣。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我的。我对蒋介石的态度,除了一段时间不明真相以外,从一九三二年南京请愿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好过。我认为他是一个流氓。我也从来没有幻想过他真会反攻大陆。历史的规律是,一个坏统治者,一旦被人民赶走,决不可能再复辟成功的。可是我有一个坏毛病,别人给我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我都保留起来,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相反,他是把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烧掉的。结果我果然由这一张照片而碰到点子上了。审讯者硬说,我保留这一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的。他们还没有好意思给我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已间不容发了。我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我的态度更加极端恶劣。(读者啊,季老的解释合情合理吗?恐怕不见得吧
  我百喙莫明。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现在我真正紧张了。我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也无尾巴。可人家“革命家”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是十分可怕的,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我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但是对这些“革命家”我却是完全没有办法了。在派性加形而上学的控制之下,我能有什么办法说服他们呢?
  这是决不可能的。
  我于是连夜失眠。白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恭候提审,晚上躺在枕头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我茶不思,饭不想,眼前一片漆黑,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黑暗才会过去。能不能过去?我也完全失掉了信心。我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在乱梦迷离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别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我一会儿又看到那一只装满了烧掉一半的信件的篮子。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蓦地醒来。我一会儿又看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满嘴的硃齿獠牙,正想咬我。宋美龄则变成了一个美女蛇。我又出了一身更大的冷汗,霍地从梦中跳了出来。
  这难道是一个人过的日子吗?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一些东西。
  最可怕的是环顾眼前,瞻望未来。
  环顾眼前,我已经坠入陷阱,地上布满了蒺藜和铁刺,让我寸步难挪。我反对那一位“老佛爷”,这一下子可真捅了马蜂窝。站在我对立面的不都是坏人,我相信绝大部分是好人。可是一旦中了派毒,则不可以理喻。他们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自惟二十多年以来,担任东语系的系主任,所有的教员,不管老中青,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我聘请的。我虽有不少缺点,但从不敢作威作福,总以诚待人。如今一旦分派,就视若仇人,怒目相向,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原来我认为是自己的一派,态度与敌对的一派毫无二致。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觉,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让我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简直红得不能再红了。学习得并不怎样。我为了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我的助教。还有一个同他像是“枣木球一对”的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我在课堂上给他吃偏饭,多向他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我成了“阶级报复”者。就是这两个在山(井冈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这一位姓马的“烈属”屡次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够永远掩盖的。到了今天,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经背叛了祖国,跑到欧洲的一个小国,当“白华”去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吐出的吐沫最后还是落在自己脸上!我脑袋里还有不少封建思想,虽然我不相信“一日师徒,终身父子”这样的说法。但是对自己有恩无怨的老师,至少还应该有那么一点敬意吧!(原来地狱般的恶行是被揪了耳朵啊!
  总之,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实际上,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进又是刀山火海。我何去何从呢?
  一年多以来,我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背曲腰弯;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我作为旁观者,胆战心颤。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岂但辱而已哉(可见你绝非士!你没有士的人格和节操)!早已超过了这个界限。我们中华古国,礼义之邦,竟有一些人沦落到这种程度,岂不大可哀哉!原来我还可以逍遥旁观,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阱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还有别人都没有的装满半焚信件的篮子、一把菜刀和蒋介石的照片。我就是长出一万张嘴,也是说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恶极,罪在不赦”。但是要我承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摆在我眼前。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从呢?
  我必须做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况且还有一个紧箍咒:谁要走这一条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自绝于人民”。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点权利,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身后是非谁管得?”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决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
  我平静地、清醒地、科学地考虑实现这个决定的手段和步骤。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到,很全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时“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某某。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有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有比现在的女研究生蹲着自杀上吊死相比更死意坚决的吗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更向后回转,一转转到了古代,我想到了屈原,他是投水死的。比屈原稍晚一点的是项羽,他是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死的。对自刎这玩意儿我实在非常担心。一个人能有多大劲能把自己的首级砍下来呢?这比用手枪自杀原始得多了。我想,如果当年项羽有一把手枪的话,他决不会选择刀剑。
  我的思绪不但上下数千年,而且纵横几万里,我想到了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头子们。据说,他们自知罪恶多端,每个人都准备了一点氰化钾,必要时只要用牙齿一咬,便可以上天堂或入地狱了。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便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所能望其项背。日本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没听说其他国家向日本学习的。不过这种方式一个人还实行不了,因为剖了腹一个人也是不会立即死去的,必须有一个助手在旁,自杀者一经剖腹,助手立刻砍下他的脑袋,日文叫做“介错”。我还听说,日本青年男女在热恋最高潮时往往双双跳入火山口中。这也不能普遍实行,没有火山的地方,就绝对行不通的。
  就这样,我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有时候,我想得非常具体,非常生动,我把死人想像得就像在自己眼前一样。我仿佛看到了鲜红的血流满尸体,可怕而又具有吸引力。我知道,这决不会给我带来愉快,然而却是欲罢不能,难道上苍就真不给我留一条活路了吗?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兴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说这一大堆,渲染什么呢?不过是贪生怕死罢了
  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了。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和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服安眠药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方式,无论姓“资”还是姓“社”,都能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剂;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表现之一吧。
  我的理论基础大抵如此。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我究竟要采用什么方式呢?不用细说,大家一定都能猜到:资本主义方式。好在我已经被打倒,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一点嫌疑我也无须避讳了。
  在自杀行动中,决心下定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决定用什么方式。现在我的方式既已选定,大功告成就在眼前。我可以考虑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了。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周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恕我借用一个当时极为流行的词儿—要考虑大方向。大方向无非是有两个:一近一远。近是就在家里,远则要走出家门。最方便当然是在家里。但我顾虑重重。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一小间房子。如果在家里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床,两个老太太看到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为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得不尔。把我的尸体抬出去以后,死过人而且是死过自己亲人的房间,她们敢住下去吗?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的时代,谁肯谁又敢向这两位孤苦无告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现在已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经给我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如今又“自绝于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总之,在家里不行。
  那就在外面吧。在外面也有一个方向问题,而且方向的头绪更多。我首先是受了我上面提到的中文系那一位总支书记的启发,想到了西山。西山山深林密,风光秀丽。倘我能来到此处,猎猎松涛,琮琮泉声,头枕松针,仰视碧空,自己亲手消灭掉一生最可宝贵的生命,多么惬意,又是多么有诗意呀!简直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首最美妙的诗。但是,那地方太远,路上倘被红卫兵截获,那就要吃不了的兜着走了。我否定掉这个想法,又想到颐和园。过去有不少名人到这里来寻短见,王国维是最著名的例子。可我不想学王老先生投水自尽。在山后找一个洞穴,吞下安眠药,把花花世界丢在身后,自己一走了之。但是我又怕惊吓了游兴正浓的游园的仕女君子。这个主意也不妥。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后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这里有极大的苇坑。时值初冬,芦花正茂。我倘能走到芦苇深处,只须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药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达到。何等干净,又何等利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高兴得简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认为,这简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后而又最光辉的一次闪烁。过此则广陵散矣。
  我的心情异常地平静,平静得让自己都感到害怕。我没有研究过古今自杀人的死前心理学。屈原在泽畔行吟时的心情,从他的作品中得知一二,但也不够具体。按道理,一个人决定死是非常困难的,感情应该有极其剧烈的波动,甚至痛哭流涕,坐卧不宁,达到半疯的地步;然后横下一条心,慷慨死去。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一没有饮恨,二没有吞声。我的心情很平静,平静得让我自己都感到异样,感到不可解。
  但是,平静中也有不平静。我想到明天此时,我直挺挺地躺在圆明园荒凉寂寞的大苇坑中。那里几乎是人迹不至的地方。不知道会隔多少时候才会有人发现了我的尸体。此时我的尸体也许已经腐烂了,也许已经被什么鸟兽咬掉一只胳臂或一条腿;肚子也许已经被咬开,肠子、五脏都已被吃掉;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眼下还是一个完整的我,到了那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浑身颤抖,我想不下去了。我仿佛能听到那时候新北大公社的广播台声嘶力竭地一遍又一遍播放:“反革命分子季羡林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罪该万死!”井冈山的广播台也决不会自甘落伍,同新北大公社展开“打倒季羡林”的竞赛。
  但是,不管这些幻想多么可怕,它仍然阻挡不住我那自杀的决心。决心一下,决不回头。我心情平静,我考虑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了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朋友。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留下这样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她们一定明白我的意思的,她们的感情也没有激动,眼泪也没有流下。我没有考虑立什么遗嘱,那毫无用处。伴我一生的那些珍贵的书籍,我现在管不了啦,这就是我生离死别的一幕。一切都平静得平淡得令我害怕。
  我半生患神经衰弱失眠症。中西安眠药服用的成箩成筐,我深通安眠药之学。平日省吃俭用,节约下来不少,丸与水都有,中与西兼备。这时我搜集在一起,以丸打头,以水冲下,真可谓珠联璧合,相辅相成。我找了一个布袋子,把安眠药统统装在里面,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是圆明园。
  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我迈步出门—
  千钧一发
  然而门上响起了十分激烈的敲门声。我知道,红卫兵又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了三个学生,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批斗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深知自己毫无发言的权力。我只是一头被赶赴屠宰场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驱使。我立即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俯首帖耳,跟着出去。家里的两位老太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押走。她们也同我一样一言不发。当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生杀大权操在别人手中的时刻。走在路上,我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我的态度恶劣至极,竟敢反唇相讥。今天要给我一点颜色看,煞煞我的威风。我只有洗耳恭听,一声不吭。我意识到,一场特大的风暴正在我头上盘旋。我以前看过的那一些残酷斗争的场面,不意今天竟临到自己头上了。原来只是一个旁观者,今天成了主角了。说心里不害怕,那不是真话。但是害怕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脑袋里懵懵懂懂,又似清楚,又似糊涂,乱成一团。我想到被绑赴刑场的场面。我还没有被绑赴刑场去杀头或者枪毙的经验。我现在心里的滋味是不是同那件事有点相似呢?我说不清楚。事实上,我认为还不如杀头或者枪毙,那只是一秒钟的事儿,刀光一闪,枪声一响,我就渡过难关了。现在我却不知道,批斗要延长多久,也不知道,有些什么折磨人的花样……
  一路之上,我不敢抬头,不敢看别人。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我。我想到鲁迅的小说:《示众》。我现在就是那个被示众者。我周围必然有一大群像小说中所说的观众。他们大概也是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可惜我不可能也无心去聆听他们的议论了。
  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就被押解到一个地方。我低头看到地面,我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我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我不敢看任何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被命令面壁而立。我的耳朵还没有堵上,我还能听到说话的声音,有的声音我是熟悉的。我只觉得人影纷乱,我只听得人声嘈杂。到场的人一定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的人是不会来的。我屏心静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的。我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了一声更为清脆的耳光声,声音近在眼前,我脸上有点火辣辣的。我意识到,这一声是发生在自己脸上了。我心里有点紧张了。可是我的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我吃了老虎胆、豹子心,胆敢起来反对他们那一位女主人。他们把仇恨集中到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我自作自受,又何怪哉?除此以外,我想还有别的根由: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别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中国古代的哲人强调人禽之辨。他们的意见当然是,人高于禽兽。可是在这方面,我还是同意鲁迅的意见的。他说,动物在吃人或其他动物时,张嘴就吃,决不会像人这样,先讲上一通大道理,反复解释你为什么必须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伟大的道理,必须吃人。人禽之辨,也就是禽兽与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禽兽比人要好,它们爽直,肚子饿了就吃人或别的动物。新北大公社的“人”,同禽兽比一比,究竟怎样呢?
  这些想法是后来才有的。当时我只是一头就要被吃的牲畜,我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糊涂。我面壁而立,浑身的神经都集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在准备着,承受拳打,承受脚踢。我知道,这些都只能算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哩。
  果然,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式,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
  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哄哄的大饭厅里好像突然静了下来,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棚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现在完全糊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这个老工人,我是认识的。后来,当8341进校时,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阶级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够得上当一个工人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这次批斗的描述也许是真实的吧,但这样一种革命,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的对待,有何可抱怨的呢?革命是温情脉脉的吗?是儿戏吗?这已经太温婉了,若非这样温婉,怎会出现而今百姓又二次堕入深渊!你的伤在哪里?痕在哪里?不批斗你你能活一百八十岁?!
  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它确实能令人惊心动魄,毕生难忘。它把人的残酷的本性暴露无遗。然而它却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一条命。“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我心里真是充满了后怕。如果押解我的红卫兵晚来半个小时的话,我早就爬过了楼后的短墙,到了圆明园,服安眠药自尽了。如果我的态度稍微好一点的话,东语系新北大公社的头领们决不会想到要煞一煞我的威风,不让我来陪斗,我也早已横尸圆明园大苇塘中了。还能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了一条命。这次批斗又仿佛是做了一次实验,确定一个人在残酷的折磨下能够忍受程度的最低线。我所遭受的显然还是在这一条线上的。这些都是胡思乱想。反正性命是拣到了。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活着就是季老这种人的底线,好死哪如赖活着呢?
  既然决心活下去了,那就要准备迎接更残酷更激烈的批斗。这个思想准备我是有的。
  我在这里想先研究一个问题:批斗问题。我不知道,这种形式是什么人发明的。大概也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发明出来的吧。如果对这种发明创造也有专利权的话,这个发明者是一个天才,他应当获得头等大奖。但是我认为他却是一个愚蠢的天才。这种批斗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实则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在旧社会,县太爷或者什么法官,下令打屁股,上夹板,甚至用竹签刺入“犯人”的指甲中,目的是想屈打成招。现在的批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只想让被批斗者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你不是已经用大喇叭、大字报昭告天下了吗?承认不承认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批斗。总之,我认为,批斗毫无用处。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人为万物之灵,信矣夫!(对于那些思想上和人民对抗的反动分子,如季某之流,批斗这种方式的确不起作用的,应该用专政工具,强制改造!这都是实践的教训啊!)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命拣到了,很好。但是拣来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批斗开始了。原来只让我做配角,今天升级成了主角了。批斗程式,一切如仪。激烈的敲门声响过之后,进来了两个(比上次少了一个)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押解着我到了外文楼。进门先在楼道里面壁而立。我仍然是什么都不敢看。耳旁只听得人声嘈杂。我身旁站着两个面壁的人。我明白,这是陪斗者。我在东语系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培养出来的教员和学生,工作起来,有条不紊,滴水不漏,心里暗暗地佩服。还没有等我思想转回到现场来,只听得屋里一声大喊:“把季羡林押上来!”从门口到讲台也不过十几步。然而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呀!四只手扭住了我的胳臂,反转到背上,还有几只手卡住脖子。我身上起码有七八只手,距离千手千眼佛虽还有一段差距,然而已经够可观的了。可是在这些手的缝里还不知伸进了多少手,要打我的什么地方。我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我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不测,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我先声明一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再变为什么,我记不清了。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我戴遍了。我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
  我斜眼看了看主席台的桌子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我心里一愣,几乎吓昏了过去。我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群众的极大的仇恨,都能置我于死地。今天我这个挂头牌的主角看来是凶多吉少了。古人说过:“既来之,则安之。”地上没有缝,我是钻不进去的。我就“安之”吧。
  “打倒”的口号喊过以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我也不知道,读语录会起什么作用。是对“革命群众”的鼓励呢?还是对“囚犯”的震慑?反正语录是读了,而且一条一条地读个没完。终于语录结束了。什么人作主旨发言——好像就是到我家去抄过家的学泰语的王某某—,历数我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我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我全身精力都集中到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捏造、罗织、说谎。我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但是没有感到什么忿忿不平,—惯了。他说到激昂处,“打倒”之声震动屋瓦。宇宙间真仿佛充满了正气。这时逐渐有人围了过来,对我拳打脚踢,一直把我打倒在地。我在大饭厅陪斗时,只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这声音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次却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是否已经鼻青脸肿,没有镜子,我自己看不到。不久有人把我从地上拖了起来,是更激烈的拳打脚踢。此时我想坐喷气式也不可能了。围攻者中我看清楚的有学印地语的郑某,学朝鲜语的谷某某,还有学越南语(?)的王某某。前一个能说会道,有“电门”之称,是“老佛爷”麾下的铁杆。后二者则都是彪形大汉,“两臂有千钧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时的想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手无缚鸡之力。你们只须出一个女的铁杆社员,就足能把我打倒在地,并且踏上一千只脚了。何必动用你们武斗时的大将来对付我呢?你别说,这些巨无霸还真克尽厥职,决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他们用牛刀来杀我这一只鸡。结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想像了。
  我不知道,批斗总共进行了多长的时间。真正批得淋漓尽致。我这个主角大概也“表演”(被动地表演)得不错。恐怕群众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那一份享受,满意了。我忽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我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革命热情特高的群众,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追在我的身后,仍然是拳打脚踢,我想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却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好像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头稍有所缓和。这时候我已经快逃到了民主楼。回头一看,后头没了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腔子里,喘了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黏糊糊的,大概是血和汗。我就这样走回了家。(如果这个过程为真,季老怎可放过如下的描述:回家之后清点伤痕,在现在那可是军功章一般的荣耀啊——不正可以做你描述的残酷的明证吗?
  我又经过了一场血的洗礼。(就这也算血的洗礼?在你那资产阶级阵营的监牢里,我们的革命同志所遭受的血的洗礼该叫什么呢)

  劳改的初级阶段
  跟着来的是一个批斗的高潮期。
  从一九六七年冬天到一九六八年春天,隔上几天,总有一次批斗。对此我已经颇能习以为常,“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是在批斗方面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又珍惜我这一条像骆驼钻针眼似地拣来的性命,我再不想到圆明园了。
  这一个高潮期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开始直到次年的春初为批斗和审讯阶段;从春初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为批斗、审讯加劳动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中,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我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我生平获得的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北京刚一解放,我就参加了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后来进一步发展,组成了教职员联合会,最后才组成了工会。风闻北大工人认为自己已是领导阶级,羞与知识分子为伍组成工会。后经不知什么人解释、疏通,才勉强答应。工会组成后,我先后担任了北大工会组织部长,沙滩分会主席。在沙滩时,曾经学习过美国竞选的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当时初经解放,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为了开会布置会场,我曾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共同劳动,并且以此为乐。当时我有一个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后来听说一个权威人士解释说:知识分子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我的政治理论水平非常低。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工人而能属于工人阶级?为了调和教授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我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心里始终是胡里胡涂的(你老人家白活了?揣着明白装糊涂!连我这稍稍探寻了点新中国历史的人都明白,你这大专家不懂得?)。不管怎样,我仍然兴高采烈地参加工会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我仍然是工会积极分子。我被选为北京大学工会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这个殊荣。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却成了我的特殊罪状。北大“工人阶级”的逻辑大概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臭知识分子,得以滥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宽宏大量,现在竟成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头儿,实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对北大“工人阶级”的这种逻辑,我是能够理解的,有时甚至是同意的。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我有个人考虑(承认而已,但拒不改造,这不也同样是铁的事实吗?)。至于北大“工人阶级”是否都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当时还没有考虑。但是对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却大惑不解。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当了教授,当了系主任,甚至当了副校长和工会主席,可并没有真正统治学校呀!真正统治学校的是上级派来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些老革命个个都兢兢业业地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不愧是国家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成了“走资派”,我觉得很不公平。现在又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拉进了“统治”学校的圈子。这简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假惺惺的用这些词汇来蒙蔽无知的青少年读者。老革命只能说明他的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在新的岗位上,尤其在手握重权的岗位上,他们是否退化?是否有资产阶级作风?是否谋求私利、拉帮结伙、争名夺利?是否被你们腐蚀拉拢并最终上了你们的贼船?你可知那些真正的老革命在90年代之后一个个幡然悔悟?大声痛哭愧对毛主席?
  这个问题现在暂且不谈,先谈我这个工会主席。我被“打倒”批斗以后,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后。在对我大批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他们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员和学生有所不同。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颇为明显的:工人比学生力气更大,行动更“革命”(野蛮)。他们平常多欣赏评剧,喜欢相声等等民间艺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大概发现了大批斗比评剧和相声要好看、好听得多,批斗的积极性也就更高涨(这就是他眼中的逻辑)。批斗我的机会他们怎能放过呢?于是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两个工人,要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批斗。他们是骑自行车来的。我早已无车可骑。这样我就走在中间,一边一个人推车“护驾”,大有国宾乘车左右有摩托车卫护之威风。可惜我此时心里正在打鼓,没有闲情逸致去装阿Q了。
  听说,北大工人今天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揪出来,一起批斗。如果真弄成的话,这是多么难得的一出戏呀!这要比杨小楼和梅兰芳合演什么戏还要好看得多。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着,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实在是大煞风景。但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来一个就先斗一个吧。就这样,他们仍然一丝不苟;并没有因为只剩下一个人,就像平常劳动那样,偷工减料,敷衍了事(时刻不忘污蔑)。他们决不率由旧章,而是大大地发挥了创造性:把在室内斗争,改为“游斗”,也就是在室外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我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撮弄。我不知道沿途“观礼”者有多少人。从闹哄哄的声音来推测,大概人数不少。口号声上彻云霄,中间搀杂着哈哈大笑声。可见这一出戏是演得成功了。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我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忤。这一次不让我坐喷气式,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真是感恩戴德了。
  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来揪斗我了。人们干事总喜欢一窝蜂的方式,要么都不干,要么都抢着干。我现在又碰到了这一窝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根据教委(当时还叫教育部或者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研究所。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我,要我担任所长。其实是挂名,我什么事情都不管。因此我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觉得关系还不错。可是一旦我被“打倒”,所里的人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或者别的什么性,决不能放过批斗我的机会。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大家可以商量研究。总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园的所里,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参加的人数也不多。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至于批斗发言,则依然是百分之九十是胡说八道,百分之九是罗织诬陷,大约只有百分之一说到点子上。总起来看水平不高。批斗完了以后,我轻轻松松地走回家来。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
  在一次东语系的批斗会上—顺便说一句,这样的批斗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根据生理和心理的原则,事情太多了,印象就逐渐淡化,我不能都一一记住了—,我瞥见主斗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对立面井冈山的面孔。这两派虽然斗争极其激烈,甚至动用了长矛和其他自制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势。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区别,都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都以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都争着向那一位“红色女皇”表忠心。现在是对“敌”斗争了—这个“敌”就是我—,大家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我进行批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一次斗争的主题是从我被抄走的日记上找出的一句话:“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了。”这就犯了大忌,简直是大不敬。批斗者的理论水平极低—他们从来也没有高过—,说话简直是语无伦次。我坐在喷气式上,心里无端产生出卑夷之感。可见我被批斗的水平已经猛增,甚至能有闲情逸致来评断发言的水平了。从两派合流我想到了自己的派性。日记中关于江青的那一句话,证明我的派性有多么顽固。然而时过境迁,我认为对之忠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我了。我边坐喷气式,边有点忿忿不平了。
  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我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我想得很多,很多;很远,很远。我想到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一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的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实在可恶之至!
  
  
  

 
 
顶端 Posted: 2010-08-30 07:48 | 60 楼
jia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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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悔药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点我自己知道。我下定决心,不再去想,还是专心致志地考虑眼前的处境为佳,这样可能有点实际的效益。我觉得,我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这种锻炼不是一般的体育锻炼,而是特殊的锻炼。说明白一点就是专门锻炼双腿。我分析了当时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善于坐喷气式,能够坐上两三小时而仍然能坚持不倒。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倘若在批斗时坐喷气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患简直是不堪设想。批斗者一定会认为我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惩罚我哩。我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坐喷气式坐到半个小时以后,就感到腰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的潜台词是:“下定决心,不怕苦痛,排除万难,去争取不要倒下!”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我坚持再坚持。到了此时,台上批斗者发言不管多么激昂慷慨,不管声音多么高,“打倒,打倒”的呼声不管多么惊天动地,在我听起来,只如隔山的轻雷,微弱悠远而已。(恐怕没有这喷气式的锻炼您老不能活这么久远吧?   这样的经验,有过多次。自己觉得,并不保险。为了彻底解决,根本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必须有点长久之计。我于是就想到锻炼双腿。我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我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是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我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而后止。这样的体育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未有。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他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今日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你感激还来不及哪里来的泪哟!)
  站在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我能从远处看到来我家押解我去批斗或审讯的红卫兵。我脾气急,干什么事我都从来不晚到。对待批斗,我仍然如此。我希望批斗也能正点开始。至于何时结束,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站在阳台上,还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有一天,我在“锻炼”之余,猛然抬头看到楼下小园内竹枝上坐着的麻雀。此时已是冬天,除了松柏翠竹外,万木枯黄,叶子掉得精光。几杆翠竹更显得苍翠欲滴。坐在竹杆上的几只小麻雀一动也不动。我的眼前一亮,立刻仿佛看到一幅宋画“寒雀图”之类。我大为吃惊,好像天老爷在显圣,送给我了一幅画,在苦难中得到点喜悦。但是,我稍一定神,顿时想到,这是什么时候我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我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真可谓顽固至极,说我“死不改悔”,我还有什么办法不承认呢?
  类似这样的奇思怪想,我还有一些。每一次红卫兵押着我沿着湖边走向外文楼或其他批斗场所时,我一想到自己面临的局面,就不寒而栗。我是多么想逃避呀!但是茫茫天地,我可是往哪里逃呢?现在走在湖边上,想到过去自己常在这里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我看到脚下乱爬的蚂蚁,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蚂蚁呢?只要往草丛里一钻,任何人都找不到了。我看到天空中飞的小鸟,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天高任鸟飞,翅膀一展,立刻飞走,任何人都捉不到了。总之,是嫌自己身躯太大。堂堂五尺之躯,过去也曾骄傲过,到了现在,它却成了累赘,欲丢之而后快了。(这样的想象究其实是当时头脑里的想象呢,还是写这篇毒文时的编排呢?那只有天知道了)
  这一些幻想毫无用处,自己知道。有用处的办法有没有呢?有的,那就是逃跑。我确实认真考虑过这一件事。关键是逃到什么地方去。逃到自己的家乡,这是最蠢的办法。听说有一些人这样做了。新北大公社认为这是犯了王法,大逆不道,派人到他的家乡,把他揪了回来,批斗得加倍地野蛮残酷。这一条路决不能走。那么逃到哪里去呢?我曾考虑过很多地方,别人也给我出过很多点子,或到朋友那里,或到亲戚那里。我确曾认真搜集过全国粮票,以免出门挨饿。最后,考虑来,考虑去,认为那些都只是幻想,有很大的危险,还是留在北大吧。这是一条最切实可走的路,然而也是最不舒服,最难忍受的路,天天时时提心吊胆,等候红卫兵来抓,押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这才叫做“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没有劳动怎么能改造呢?这改变了我天天在家等的窘境,心中暂时略有喜意。(文革时期一段时间内实行砍监放犯,连监狱的犯人都遣回原籍在人民群众中监督改造,对待这些不过是犯走资派错误而不是犯罪的人又能怎样?劳改这个词用在这里按字面意思倒也没错,但是和约定俗称的那个意思却是天壤之别了。你怎么不说说这个“劳改”期间你的待遇你的权利呢)
  从今以后,我就同我在上面谈到的首先被批斗的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仅在一年多以前十年浩劫初起时,在外文楼批斗这一位老教授,我当时还滥竽人民之内,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同志”。人世沧桑,风云变幻,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可不警惕哉!
  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同为阶下囚(这是阶下囚吗?按照革命的原则,对比你整个一生应该做的结论,你的确应该成为阶下囚,但是那时候却并没这么做。阶下囚可以每天回家?可以享受正常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享受正常公民才有的一定的自由?)。每天八点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去干杂活。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六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有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我们二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据我从旁观察,从那时起,北大工人就变成了白领阶级,又好像是押解犯人的牢头禁子,自己什么活都不干,成了只动嘴不动手的“君子”(这就是明显的腹诽了,你被监督劳动,何时长了眼睛看到北大全体工人的具体工作生活情况了?对于你这号的,没有监督你能好好干吗?而监督你的工人又是怎样对你挥鞭的?你倒是如实描述呀。这就成了白领?这就是你眼中的整个北大工人阶级?这种话是多么恶毒!),我颇有点腹诽(看看,接着自己就承认是腹诽了)之意。然而,工人是领导一切的阶级,我自己只不过一个阶下囚,我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也不敢说三道四了。据我看,专就北京大学而论,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工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在旧社会,教授与工人地位悬殊,经济收入差距也极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颇有些“教授架子”,对工人不够尊重。工人心中难免蕴藏着那么一点怨气。在那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解放以后,情况变了。到了十年浩劫,对某一些工人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那一股潜伏的怨气,在某一些人鼓励煽动下,一古脑儿爆发出来了。在大饭厅批斗面壁而立时,许多响亮的耳光声,就来自某一些工人的巴掌与某一些教授的脸相接触中。我这些话,有一些工人师傅可能不肯接受。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子,就应该说它是什么样子。不接受也否认不了事实的存在。(你这也叫实事求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是:看一看知识分子尤其当权派和学术权威里面有多少脱离群众的表现、有多少官僚主义的表现、有多少腐化堕落的表现、有多少丧失党性原则立场的表现,再看一看工人阶级是怎样具体对待这些表现的,是对事不对人还是对人不对事,是个别过激还是集体过激,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群体意志还是某些人甚至个别人的意志体现。要具体分析认真细致的研究,岂是这样主观臆断信口开河!)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工人监督下进行劳改。多脏多累的活(举举例,什么活?有多脏,有多累?如果身体过于劳累了你还想活这么大岁数?你早就过劳死了!),只要他的嘴一动,我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旁边颐指气使。他横草不动,竖草不沾,就这样来“领导一切”。
  这样劳动,我心里有安全感了没有?一点也没有。我并不怕劳动。但是这样的劳动,除了让我失掉锻炼双腿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外,仍然要随时准备着,被揪去批斗,东语系或北大的某一个部门的头领们,一旦心血来潮,就会派人到我劳动的地方,不管这个地方多么远,多么偏僻,总能把我手到擒来。有时候,在批斗完了以后,仍然要回原地劳动。坐过一阵喷气式以后,劳动反而给我带来了乐趣,看来我真已成了不可雕的朽木了。
  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我决不敢,也不愿意走阳关大道。在大道上最不安全。戴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三五成群,或者几十成群,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路上,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概。像我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我们满脸晦气,目光呆滞,身上鹑衣百结,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劳动者多得是,监督者虐待你们了?你如果不说明劳动过程中怎们虐待你的事实,就证明你在污蔑。劳动者身上有尘土很正常,鹑衣百结,具体情况也会有,这就叫叫花子?岂不是说劳动者尤其农民兄弟都是叫花子吗?这不是身为剥削阶级对劳动者阶级的明显歧视吗?不正说明自己耻于与劳动者为伍吗?)。况且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们一拳或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的。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我们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吐沫,可以列入“优胜纪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我们眼里撒。如果任其撒入,眼睛是能够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逃跑。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们的罪孽就更大了。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真成了瞎子,身上再被“踏上一千只脚”,那可真是如堕入十九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间,北大这样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薰天(在我的记忆中,改开之前的公共卫生是很好的,怎么伟大首都范围内竟成了这样呢?是真是如此还是存心污蔑?)。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却成了我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有点难闻,但是非常安静。野猫野狗是经常能够碰到的。猫狗的“政治觉悟”很低,完全不懂“阶级斗争”,它们不知道我是“黑帮”,只知道我是人,对人它们还是怕的。到了这个环境里,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也还敢抬头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异常地快乐。对这里的臭气,我不但不想掩鼻而过,还想尽量多留一会儿。这里真是我这类人的天堂。
  但是,人生总是祸不单行的,天堂也决非能久留之地。有一天,我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我一不小心(说明不是别人的责任而应该自己负责吧?),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我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即血流如注。此时,我们那个牢头禁子,不但对此毫不关心,而且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所谓“无用的废物”,指的就是教授。这我和他心里都是明白的。我正准备着挨上几个耳光,他却出我意料大发慈悲(总是以小人之心推测别人),说了声:“滚蛋吧!”我就乘机滚了蛋。我脚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我只能用一只脚正式走路,另一只是被拖着走的。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来。我不敢进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见了我都会怒目而视,我哪里还敢自投罗网呢?看到我这一副狼狈相,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也是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上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上边怪罪下来,不但我吃不消,连那位工人也会受到牵连。我现在不期望有什么人对我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证据在哪里?如果你去就医,被拒或者被虐待,倒可以自圆其说,没有证据而又妄加断言,这就是季老的风格!佩服!)。
  此时,北大的两派早已开始了武斗。两派都创建了自己的兵工厂,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一点。掌权的公社派当然会阔气非凡。他们把好好的价值昂贵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了长矛,拿在手里,威风凛凛。井冈山物质条件差一点,但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每一派各据几座楼,相互斗争。每一座楼都像一座堡垒,警卫森严。我没有资格亲眼看到两派的武斗场面。我想,武斗之事性命交关,似乎应该十分严肃。但是,我被监工头领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一场激烈的武斗留下的战场。附近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砖头石块,是两派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但是,我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里莞尔一笑。关于破鞋的故事,我上面已经谈过。老北大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的就是那一位“老佛爷”。我真觉得这些年轻的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我脸上没有笑意已经很久很久,笑这个本能我好像已经忘掉了。不意今天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囚徒生活中是一个轻松的插曲(也只有这样低级的联想会让我们高贵的季老轻松的笑了,“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个竟,说明了他的发自内心。足可以正是他内心的龌龊和对这场革命的仇恨)。
  但是,真正的武斗,只要有可能,我还是尽量躲开的。这种会心的微笑于无意中得之,不足为训。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两派中哪一派都把我看做敌人。我若遇到武斗而躲不开的话,谁不想拿我来撒气呢?我既然凭空捡了一条命,我现在想尽力保护它。我虽然研究过比较自杀学,但是,我现在既不想自杀,也不想他杀。我还想活下去哩。
  劳改初级阶段的情况,大体如此。
  大批斗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光流逝得平平静静。
  但是我却一点平静都没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处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道,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天晓得(依照我看到此的感受,以季老的习惯,似乎应可记录每次接受批斗的日期及过程的,何妨透露一下这样的揪斗有多少次呢?却又不说,而只是如此让人夸张的想象。究其实,恐怕还是次数太少吧!)。这种批斗同劳改前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行礼如仪”,没有任何的花样翻新。喷气式我已经坐得非常熟练,再也不劳红卫兵用拳打脚踹来纠正我的姿式了。我在阳台上争分夺秒的锻炼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喷气式姿势优美,无懈可击;双腿微感不适,再也没有酸痛得难忍难受之感了。对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说八道谎话连篇的所谓批判发言,我过去听得就不多,现在更是根本不去听,“只等秋风过耳边”了。总之,批斗一次,减少劳动一次,等于休息一次。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
  可是,有时候红卫兵押着我不是去批斗,而是去审讯,地方都在外文楼,但不总是在一间屋子里。其中奥秘我不得而知。一进屋子,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恕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职—一排坐在那里,面色严肃,不露一丝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喷气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许抬头看人。我实在感到异常别扭。我现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原来我在这种场合,态度很不好。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拣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捕风捉影,挖出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歪曲。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发火。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压下去。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日记中,想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诬陷的方法挖出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还一定要强迫我回答。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硬压下去。这种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喷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道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强。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难道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高吗?
  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学生,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我此时根本没有什么“忘恩负义”的想法。这想法太陈腐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出反常的积极性,难道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期望他的“女皇”对他格外垂青,飞黄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尼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解放前同进步学生为敌,参加过反苏游行。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去见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被分配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我比谁知道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让我再读一遍,我都难以做到。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兴趣来研究“季羡林学”,那还值得。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点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剑拔弩张。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怎么不说“审讯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呢?也好让读者明白这帮人是真的搞文字狱还是实事求是的问询呢?既然不明说,显然没什么可指责的了,否则精明的季老爷岂能放过!
  即使是这样,这种劳改、批斗和审讯三结合的生活,确也让我感到厌烦。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劳改、批斗之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敌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我们的老祖(?这是指谁?)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我们还靠他吃饭哩(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你死了工人阶级不吃饭了?靠你吃饭,真是臭美的可以!)!”—我伏案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出现奇迹。但是世间怎会出现奇迹呢?世间流传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眼,“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那够有多么好呀(不过是阶级敌人发自内心的惶恐而生发的乞求吧,用虚伪的诚恳乞求饶恕)!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最高楼”(陈寅恪先生有诗曰:“看花愁近最高楼”)上看到流出来的一线光明。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
  就是在家里,不劳改,不批斗,不审讯,日子也过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单元的要同我划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几句了。但是麻烦还不止这一些。她逼我把存在他们屋中的据说北京只有一张的红木七巧桌和大沙发搬出来(这也算对你摧残?你从前把东西放在人家家里,人家现在让你搬走就是罪过?似乎你把人家家里当成个永久性的仓库才合理?这就是季老爷的逻辑!)。我真是进退两难。我现在只剩下堆满了东西的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这些大家伙往哪里放呢?楼下存书的车库,抄家之后,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进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出小字报,要我把书搬出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真要晕倒,这能算什么呢?不过是你处理自己家务的无能罢了,这也要归到文革的罪过?也对,没有文革,你安心的当大领导当老爷,有的是人伺候有的是人献殷勤,哪有这些烦心事啊。
  但是来的却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灾难(看看,把上述的小事都说成是灾难了)。
  我劳改了整整一九六八年的一个春天。此时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会什么“文化大革命”,依旧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燕园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欢春天,而我又爱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时,我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在我眼睛里统统都成了灰色。(两句话就自相矛盾,既然爱花如命,就是把本我忘掉,以花为一切的感知,乐花所乐痛花所痛。怎么又变成了色盲,对花视而不见了呢?伪君子!
  但是,在另一方面,烂漫的春光却唤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热情。新北大公社的头子们谨遵“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决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着重发明创造,避免固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崭新的花样。对象当然还是这百十口子囚徒(读者同志们要看明白了,诺大的北大,被打到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过就是百十口子,占多大比例呢?是不是实事求是的一小撮呢?就算对于这一小撮人来说,这段岁月是黑暗的,但对于大多数人呢?我们今天的读者究竟是应该站在被多数人打倒了的走资派之类的立场,还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呢?有人或许以人性论来说事,那么他是把整个的大多数当成没有人性或者没有人的意识。试想,这可能吗?此前,在他的讲述下,他的脚下自己不小心扎了钉子,监管的工人不是以同情之心让他结束劳动了吗?人,在每一个社会形态下都是有独立意识有自我思维能力的,岂可以一句那个时代的人全疯了就交代了?相信那个时代的人全疯了的才是真正的疯子或脑残!)。他们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说不准。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在这里顺便着声明几句:在北大几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万名学生中,参加这个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平常就是一些调皮捣蛋,耍奸卖滑、好吃懒做、无巧不沾的类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现在天赐良缘,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了。(在坏蛋眼里别人基本都是坏蛋)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中国规定的青年节,我们这一批囚徒一个个从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个个都是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对付煤块他们有劲;对付我们这一批文弱书生,他们的劲有极大的剩余。他们打一个耳光或踢上一脚,少说也抵得上《水浒传》里的黑旋风和花和尚。具体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们这些人的骨肉才说得清楚。特别是浩劫第一阶段重点在批走资派的那一阶段在煤厂劳改过的“走资派”,一提到煤厂,无不不寒而栗,谈虎色变,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那就生动的描述一下如何,让我们也身临其境一把,不是也可以增加对文革的痛恨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季老爷子绝对是太极高手!
  现在我们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这里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择优录取”,或是“优化组合”,选了一批特别“罪大恶极”的。其中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等等(我特地查了一下,陆平1914——2002,彭佩云1929——还活着,还有巴金……,感情文革的所谓迫害能使人长寿啊,应该好好研究一下。看来也是优胜劣汰了,要么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是不想长寿选择自杀,要么越迫害越长寿——其可怪也欤?这是怎样的迫害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了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我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我估计批斗的时间不会短的。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颇远,我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回去坐在地上待命。我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样的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虽然不是午时三刻,然而滋味也差不多。只听到远处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还有两只粗壮的手。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我依稀认出的当时的学三食堂。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行,坐上了喷气式。这里没有讲台,主持人和发言者也都站在平地上一张桌子的后面。我只瞥见我的右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声震屋瓦的“打倒”声,大概每一个囚犯都打倒一遍。然后恭读语录,反正仍然是那一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接着是批判发言。说老实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见,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到,那一套胡说八道,我已经听够了,听腻了。我只听到发言者为了对什么人表示忠诚,发言时声嘶力竭,简直成了嚎叫。这对我毫无影响,对这些东西我的神经已经麻木了。我最关心的是希望批斗赶快结束。我无法看表,大概当时手表是没有戴的。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数下去,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我这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我自己面前怎样,我反而没有注意。此时只觉得脖子上的木牌越来越重,挂牌子的铁丝越来越往肉里面扎。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
  又过了不知多久,耳边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我知道,仪式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大饭厅的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我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事”我。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头当然抬不起,连身子也站不直。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有多少人在“欣赏”,我说不出来,至少比在大饭厅批斗时还要多。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这又是一次游斗;但是比上次的速度可要快多了。我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要让我自己走路,我是走不这么快的。于是我身旁的年轻人就拖着我走,不是架着,好像拖一只死狗。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磨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也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样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都不一样。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砰砰直跳。在矇眬中感觉到脚指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我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也兴尽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宇宙间好像只剩下我们三个被批斗者。他俩比我年轻,身体也结实。是他们俩把我扶了起来,把我扶回了家。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真应该亲访一下季老身边的人,证实一下他的脖子上有无铁丝勒留下的瘢痕,看看头上有无小石头打留下的伤疤,或者脚趾有无伤疤甚至残缺,以季老对待文革的仇恨,如果有的话,绝对应该留下影像资料的,这种证据不是比你胡诌八扯要实在有力的多吗?!彭佩云还活着呢,让她来作证也好啊。看看这种摧残到一种什么程度。)
  太平庄
  我原以为,或者毋宁说是希望,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我实在支持不住了。
  然而“造反派”的脾气却不是这样。
  他们要趁热打铁。
  就在大批斗的第二天,我们一百多号“黑帮分子”接到命令,到煤厂去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我知道又出了新花样,还不晓得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哩。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凄凉。当我扛着行李走在那一条倚山傍湖的曲径上时,迎面遇到前一阵被当做走资派批斗过的姓胡的经济系教授。他虽然还没有“解放”,仍然是一脸晦气;但他毕竟用不着到煤厂去集合了。在我当时的眼中,他已是神仙中人,真让我羡煞。
  我战战兢兢地走进了煤厂。对我们“反革命分子”来说,这里是非常令人发怵的地方,无异于阎王殿。昨天的记忆犹新,更增加了我的恐怖感。我走了进去,先被领到一个墙外的木牌子下面,低头弯腰,站在那里。这是第一个下马威。我随时准备着脸上,头上,肩上,背上,脚上,被打上几个耳光,挨上几拳,被踢上几脚。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我觉得这十分反常,心里很不踏实,很不舒服。觉得这不一定是吉兆,其中暗藏着杀机。然而我又不能虔心请求,恩赐几个耳光,那样我才会觉得正常,觉得舒服。我只有把这痛苦的不安埋在自己心中。
  过了一会儿,我们这一群“黑帮”被命令排成两列纵队。一个新北大公社学生模样的人,大模大样,右手执钢管制成的长矛一根。开口训话,讲了一大篇歪理。我们现在没有坐喷气式,能够清清楚楚地听懂他说的话。其中警句颇为不少,比如:“你们这一群王八蛋,你们的罪恶,铁证如山,谁也别梦想翻案!”他几次抖动手里的长矛,提高声音说:“老子的长矛是不吃素的!”这一点我最清楚,而且完全相信。因为他们的长矛确实曾吃过几次人肉了,其中包括校外一个中学生的肉(说至此这个中学生确已说了三次了,既然是“几次”,为何不把那几次列出来呢?却只是单纯的重复这一个,不是很费解吗?)。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这吃肉的长矛不要吃到我身上来。当时杀死一个“黑帮”等于杀死一只苍蝇,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哪里还有什么法律(又开始大肆污蔑了)!—反而会成为“革命行动”。在训话的同时,有人就从我们黑帮队伍中拖出几个人去,一个耳光或用脚一踹,打倒在地,然后几个人上去猛揍一顿,鼻青脸肿,一声不敢吭,再回到队伍中。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把戏,我是懂得的。我只是不知道他们拖人的原则,生怕自己也被拖出去,心里吓得直打哆嗦。我幸而只是猴子,没有成鸡。
  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队的押[電子书下载-ao shuke]解下,排队登上了几辆敞篷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二百号。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以后,又下车整队,只能有一辆车开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我们劳改的地方太平庄。从二百号到太平庄,还有四五里路是要步行的。可是在列队时,我们几个年老的黑帮被叫出队列。这次不是要杀鸡给猴看了,而是对我们加以优待。我们可以乘车到太平庄,其余的人都要步行。这次天恩高厚,实在出我意外。你能说人家一点人道主义也没有吗?我实在真是受宠若惊了(干嘛写这个呢,您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您看您,到底还是说了点真话,我真替您不值。既然如此,那你此前给他们的定性不就应该坦承是污蔑吗!)
  到了太平庄以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些平房里住下。我不知道,这些平房是干嘛用的。现在早已荒废不用。门窗几乎没有一扇是完整的。屋里到处布满尘土,木板床上也积了很厚的土。好在我们此时已经不再像人。什么卫生不卫生,已经同我们无关了。每屋住四个黑帮,与我同屋的有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还有我非常熟悉的国政系的一位姓赵的教授。他好像是从走资派起一直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全程陪同”,一步没缺。我们都是熟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吭上一声,敢笑上一笑。我们都变成了失掉笑容不会表情的木雕泥塑。我们都从“人”变成了“非人”。这也算是一种“异化”吧。
  我此时关心的决不是这样的哲学问题,就只是想喝一点水。我从早晨到现在滴水没有入口。天气又热,又经过长途跋涉,渴得难以忍受。我木然坐在床板上,心里想的只是
  水水水。
  如果我眼前有一点水的话,不管是河水,湖水,还是海里的水,坑里的水,甚至臭沟里的水,我一定会埋头狂饮。我感觉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有水喝。我梦想,“时来运转风雷动”,我一旦被“解放”,首先要痛痛快快地喝一通水。如果能有一瓶冰镇啤酒,那就会赛过玉液琼浆了。
  “水,水,水”,我心里想。
  但是一滴水也看不到。
  我忽然想到在大学念书时读过的英国浪漫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的《古舟子咏》(Ancientmariner),其中有一行是:
Waterwatereverywhere(水,水,到处都有)。
  这里指的是海水。到处有水,却是咸的,根本没法子喝。我此时连咸水也看不到,我眼前只有一片干黄的尘土。同古舟子正相反,我是:
Waterwaternowhere(水,水,无处有水)。
  我坐在那里,患了思水狂。恍恍惚惚,不知呆了多久。(也不交代到底渴了多久,是自己把尿喝了呢?还是天降甘霖了呢?还是那些“凶神恶煞”体贴的送过水来了呢?反正,季老爷、陆平、彭佩云都没有被渴死,也似乎没渴出毛病来,还都挺长寿的。季老爷呀,你好歹弄个铁证啊,让我彻头彻尾的信你一把!
  此地处在燕山脚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纵横交错的田畴。距离居民聚居的太平庄,还有一段路。实际上它孤立在旷野之中。然而押解我们到这里来的革命小将和中将,对于这个风景宜人宛如世外桃园的地方,却怕得要命。他们大概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团结起来举行暴动。所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手持长矛。他们内心是胆怯的(简直就是一个鲁迅笔下的落水狗,对这样的落水狗,就是不能费厄泼赖!)。其实我们这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哪里还能有什么暴动的能力和勇气呢?我们只是虔心默祷上苍,愿不吃素的长矛不要刺到我们身上,我们别无所求,别无所图。看了他们这种战战兢兢的神气,心里觉得非常可笑。
  到了夜里,更是戒备森严,大概是怕我们逃跑,试问在旷野荒郊中我们有逃跑的能力和勇气吗(你自己不是认真的想过逃跑吗)?也许是押解人员真正心慌。他们传下命令:夜里谁也不许出门,否则小心长矛!如果非到厕所去不行,则必须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行动。有一天夜里,我要小便,走出门来,万籁俱寂,皓月当空。我什么人都看不到,只好对空高呼:“报告!”在黑影里果然有了人声:“去吧!”此人必然是长矛在手,但是我没有见到人影。(这都是什么呀,和你的主题不符啊,看来这谎不容易撒的圆满啊
  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劳动是我们的主课。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上了半山,课程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活。可是我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是我仍然卖劲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我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一手执长矛一手执棒的押解人员,他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我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挨了一棒!挨得多重?什么样的棒子?留下伤痕没有?你拖着带伤的身体,伤在哪里?汇报过没有?给你的派的活是什么?你的身体条件能否胜任?要想说明你受到摧残,是不是要具体描述一下啊?
  此地风光真是秀美。当时是初夏,桃花、杏花早已零落;但是周围全是树林,绿树成荫,地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锦绣一般。再往上看,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平常时候,这样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必然会引起我的兴趣,大大地欣赏一番。但是此时,我只防备头上的棒子,欣赏山水的闲情逸致连影儿都没有了。也许真是积习难除,在满身泥污,汗流浃背的情况下,我偶一斜眼,瞥见苍翠欲滴的树林,心里涌起了两句诗:
  栽秧燕山下
  慊然见绿林
  当年陶渊明是“悠然见南山”。我此时却是“悠然”不起来的,我只能“慊然”。大自然不关心人间的阶级斗争,不管人间怎样“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它依然显示自己的美妙。我不“慊然”能行吗?
  我干了几天活以后,心理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大批斗时的伤痕,我身心完全垮了。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迅猛,直肿得像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我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大发慈悲,命令与我同住的那一位东语系的老教授给我打饭,不让我去栽秧,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安排我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我就裂开双腿,爬在地上,把砖石拣到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这说明什么呢?你不是曾把你受到的对待比作渣滓洞的待遇吗?无耻!)。此时,大队人马都上了山,只有个别的押解人员留下。不但院子里寂静无声,连院子外面,山脚下,树林边,田畴上,小村中也都是一片静寂。静寂铺天盖地压了下来,连几里外两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到。久住城市的人无法领会这种情景。我在仿佛凝结了起来的大寂静中,一个人孤独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我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了。
  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我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我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我: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我敬谨遵命,裂开两腿,夹着一个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一般地爬了出去(是怎样的爬啊?裂开腿走得慢点罢了。把自己弄得可怜样,就你这样的怕死鬼还会有英雄气概忍耐精神?小病也能让你这个影帝演成膏肓。应该落实一下季老的睾丸在文革后发没发挥作用啊,看看治疗的是否不及时,那可是证据啊,可惜了这条证据又成立不了啦)。路上碰到黑帮难友马士沂。他推着小车到昌平县去买菜。他看到我的情况,再三诚恳地要我上车,他想把我推到二百号。我吃了豹子心老虎胆也不敢上车呀!但是,他这一番在苦难中的真挚情意,我无论如何也是忘不了的。(黑帮难友独自推小车出远门买菜,说明什么?是监督的人寸步不离吗?这是多大的自主?你季老爷是怎么描述的?你不害臊吗?人家叫你上车,如果你的病真到要爬的程度,你早就屁颠屁颠的上去了!
  我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二百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他看到了我,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要搀扶我。我看到他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了异样的光彩。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我要求的一切。可是我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我高声说:“报告!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连多云这个阶段都没有。我在他眼中仿佛是一个带爱滋病毒的人,连碰我一下都不敢,慌不迭地连声说:“走吧!走吧!”我本来希望至少能把我的睾丸看上一眼,给我一点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我眼前的红色也突然暗淡下来。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简直是没有底儿的,简直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我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睾丸的肿竟然消了(其可怪也欤?莫名其妙!)。我又能够上山干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我们俩大概算是一个劳动小分队,由一名押解人员率领,并加以监督。他是东语系阿拉伯语教员。论资排辈,他算是我们的学生。但现在是押解人员,我们是阶下囚,地位有天壤之别了。就我们这两个瘦老头子,他还要严加戒备,手执长矛,威风凛凛,宛如四大天王中的一个天王。这地方比下面栽白薯秧的地方,更为幽静,更为秀美。但是我哪里有心去欣赏呢?
  我们的生活—如果还能算是“生”,还能算是“活”的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我们住的平房群隔一个干涸的沙滩。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是有人住的。厨房就设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子里,有桌有椅,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下;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东西极为粗糙,粗米或窝头,开水煮白菜,炸油饼等算是珍馐,与我们绝对无缘。我们吃饭不过是为了维持性命。除了干活和吃饭睡觉外,别的任何活动都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幸福之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批斗我们的单位都留在校内了。在这里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我们来说已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真希望长期呆下去。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但是,我们的希望又落了空。
  造反派的脾气我们还没有摸着。
  有一天,接到命令:回到学校去。我们在太平庄呆的时间并不长,反正不到一个月。
  返校就返校吧。反正我们已是“瘸子掉在井里,扶起来也是坐”,到什么地方去都一样。太平庄这二十来天,我不知道,在虐待折磨计划中占什么地位(看这阴暗的心理,教育改造在他的心里就是虐待折磨,要是虐待折磨能使人活90多岁,我相信现在人们会趋之若鹜的)。回来以后,我也不知道,他们还会想出什么花样来继续虐待和折磨我们。
  到了学校,下车的地点仍然是渣滓洞阎罗殿煤厂(看看,要真是渣滓洞,你还想活着出来?真是渣滓洞,你早蔫吧了)。临走时给我们训话的那一个学生模样的公社头子,又手执长矛,大声训了一顿话。第二天,我们这一群黑帮就被召到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去,自己动手,修建牛棚,然后再请君入瓮,自己住进去(这难道不是很好的教育吗?又有何摧残了呢?不管是大庆油田还是北大荒,那些拓荒者不都要这样自己动手建造自己的住房、仓库和生活设施吗?这跟虐待折磨能画等号吗?)。
  这几排平房我是非常熟悉的。我从家里到外文楼办公室去,天天经过这里。我也曾在这里上过课。房子都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程度。屋顶极薄,挡不住夏天的炎阳。窗子破旧,有的又缺少玻璃,阻不住冬天的寒风。根本没有暖气。安上一个炉子,也只能起“望梅止渴”的作用。地上是砖铺地,潮湿阴冷。总之,根据我在这里上课的经验,这个地方毫无可取之处(想想保尔的筑路那一章吧,那是怎样的条件?怎样的精神?为什么同是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却有那么多在和你一样的批斗及劳动改造中灵魂受到了冲击,现在还在感叹那种教育的必要和深刻呢?)。
  然而今天北大公社的头子们却偏偏选中了这块地方当做牛棚,把我们关在这里。牛棚的规模是,东面以民主楼为屏障,南面以外文楼为屏障,西面空阔的地方,北面没有建筑的地方,都用苇席搭成墙壁,遮了起来。在外文楼与民主楼之间的空阔处,也用苇席围起,建成牛棚的大门。我们这一群“牛”们,被分配住在平房里,男女分居,每屋二十人左右,每个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因为久已荒废,地上湿气霉味直冲鼻官。监改者们特别宜布:“老佛爷”天恩,运来一批木板,可以铺在地上挡住潮气(我想这比目前的农民工的住所和被拆迁的人的临时居所要好得多吧)。意思是让我们感恩戴德。这样的地方监改者们当然是不能住的。他们在民主楼设了总部,办公室设在里面,有的人大概也住在那里。同过去一样,他们非常惧怕我们这一群多半是老弱的残兵。他们打开了民主楼的后门,直接通牛棚。后门内外设置了很多防护设施,还有铁蒺藜之类的东西,长矛当然也不会缺少。夜里重门紧闭,害怕我们这群黑帮会起来暴动。这情况令人感到又可笑又可叹。在西边紧靠女牢房的地方搭了一座席棚,原名叫外调室。后来他们觉得这不够“革命”,改名为审讯室。在这里确审讯过不少人,把受审者打得鼻青脸肿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外文楼后面搭了一座大席棚,后来供囚犯们吃饭之用。
  黑帮大院的建筑规模大体上就是这样。这里由于年久失修,院子里坑坑洼洼,杂草丛生,荒芜不堪。现在既然有我们这一批“特殊”的新主人要迁入。必须大力清扫,斩草铺地。这工作当然要由我们自己来做。监改人员很有韬略,指挥若定。他们把我们中少数年富力强者调了出来,组成了类似修建队的小分队,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其余的老弱残兵以及一些女囚徒则被分配去干其他的活。工地上一派生气勃勃的劳动气氛。同任何工地不同之处则是,这里没有一个人敢说说笑笑,都是囚首丧面,是过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劳动大军(又是生气勃勃又是没有一人敢说说笑笑,简直不知道咋理解啦。这样的安排这样的劳动内容不是很正常很合理很应该吗?)。
  我原来奉命在今天考古楼东侧的一排平房(平房现在已经拆掉)的前面埋柱子,搭席棚。先用铁锹挖土成坑,栽上木桩,再在桩与桩之间架上木柱,搭成架子,最后在架子上钉上苇席,有一丈多高,人们是无法爬出来的。原来是毫无阻拦的通道,现在则俨然成了铁壁铜墙(既是铜墙铁壁,那这房屋的质量就不错啦,漏风漏雨那是你们自己施工质量的关系啊),没有人胆敢跨越一步了。
  席棚搭完,我又被调到审讯室去,用铁锹和木棍把地面捣固,使之平整。我们被调去的人,谁也不敢偷懒耍滑。我们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觉悟特别高。我们只害怕有意外的横祸飞临自己头上。这时候,监改人员手里都不拿着长矛了,同在太平庄时完全不同。也许是因为太平庄地处荒郊野外,而此处则是公社的大本营,用不着担心了。我们心里也清楚:虽然他们手里没有长矛,但大批的长矛就堆在他们在民主楼内的武器库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到手的。而且他们现在手中都执有木棒。他们的长矛是不吃素的,他们的木棒也不会忌荤的。
  我的担心并没有错。西语系教法语的一位老教授,当时岁数总在古稀以上。他眼睛似乎有点毛病,神志好像也不那么清醒,平常时候就给我以痴呆的印象。他大概是没有到太平庄去经受大的洗礼;在被批斗方面,他也没有上过大的场面,有点闭目塞听,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长矛不吃素的感性认识。现在也被调来用铁锹捣地。在干活的时候,手中的铁锹停止活动了一会儿。他哪里知道,监改人员就手执木棒站在他身后。等到背上重重挨了一棒,他才如梦方醒,手里的铁锹又运转起来了(可见没有砸倒,这个重重的一棒的效果和提个醒差不多,也没有听见嚎叫,也没有倒地,也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这个重重原来应该加引号啊)。这可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插曲一过,天下太平,小小的审讯室里响彻铁锹砸地的声音,激昂而又和谐,宛如某一个大师的交响乐了。
  劳改大院终于就这样建成了。
  落成之后,又画龙点睛,在大院子向南的一排平房子的墙上,用白色的颜料写上了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每一个字比人还高,龙飞风舞,极见功力。顿使满院生辉,而且对我们这一群牛鬼蛇神极有威慑力量,这比一百次手执长矛的训话威力还要大。我个人却非常欣赏这几个字,看了就心里高兴,窃以为此人可以入中国书谱的。我因此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大字报锻炼了书法,打人锻炼了腕力,批斗发言锻炼了诡辩说谎,武斗锻炼了勇气。对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你能说十年浩劫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此外,我还想到,鲁迅先生的话是万分正确的,他说中国是文字之国。这种做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汉朝有“霄寐匪祯,扎闼宏庥”,翻成明白的话就是“夜梦不祥,出门大吉”。只要把这几个字往门上一写,事情就“大吉”了。后来这种文字游戏花样繁多,用途极广,什么“进门见喜”、“吉祥如意”等等,到处可见。连中国的鬼都害怕文字,“泰山石敢当”是最好的例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此风未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好像只要写上这五个字,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就已完成。至于服不服务,那是极其次要的事情了(这就是季老人家的思维,无怪乎要被打倒!)。现在我们面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属于这种情况。八个字一写,我们这一群牛鬼蛇神,就仿佛都被横扫了。何其简洁!何其痛快!
  从此以后,我们这一群囚徒就生活在这八个大字的威慑之下。
  牛棚生活()  
  我们亲手把牛棚建成了,我们被“请君入瓮”了。(这个牛棚咋样啊?具体描述一下,长宽高,地面,墙壁,漏风漏雨,门窗情况,咋不详细介绍呢?这样的牛棚恐怕当今许多人想住而不可得呢
  牛棚里面也是有生活的。有一些文学家不是宣传过“到处有生活”吗(这话难道不对吗?)?
  但是,现在要来谈牛棚生活,却还非常不容易,“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我考虑了好久,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学一学过去很长时间内在中国史学界最受欢迎,几乎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以论带史”的办法,先讲一点理论。但是我这一套理论,一无经可引,二无典可据,完全是我自己通过亲身体验,亲眼观察,又经过深思熟虑,从众多的事实中抽绎出来的。难登大雅之堂,是可以肯定的。但我自己则深信不疑。现在我不敢自秘,公之于众,这难免厚黑之诮,老王卖瓜之讽,也在所不顾了(直白说就是不要脸豁上了呗)。
  我的理论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可名之为“折磨论”。我觉得,“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所搞的一切活动,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表白,忠于什么什么人呀,维护什么什么路线呀。这些都是鬼话。要提纲挈领的话,纲只有一条,那就是:折磨人(卑鄙阴暗之人以为世界如他自己一样卑鄙阴暗,这样的人的确有,也可能很多,但绝不是全部,也绝不是主流)。这一条纲贯彻始终,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左右一切。至于这一条纲的心理基础,思想基础,我在上面几个地方都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谈了。从“打倒”抄家开始,一直到劳改,花样繁多,令人目迷五色,但是其精华所在则是折磨人。在这方面,他们也有一个进化的过程。最初对于折磨人,虽有志于斯,但经验很少,办法不多。主要是从中国过去的小说杂书中学到了一点。我在本书开头时讲到的《玉历至宝钞》,就是一个例子。此时折磨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原始、生硬、粗糙,并不精美、完整。比如打耳光,用脚踹之类,大概在原始社会就已有了。他们不学自通。但是,这一批年轻勤奋好学,接受力强,他们广采博取,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正如在战争中武器改良迅速,在“文化大革命”中,折磨人的方式也是时新日异,无时不在改进、丰富中。往往是一个学校发明了什么折磨人的办法,比电光还快,立即流布全国,比如北大挂木牌的办法,就应该申请专利。结果是,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共同努力,各尽所能,又集中了群众的智慧,由粗至精,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由寡及众,折磨人的办法就成了体系,光被寰宇了。如果有机会下一次再使用时,那就方便多了。
  我的“论”大体如此。(结合季老此前的自述,我实在看不出存心折磨的论据在哪里,不过是自己的臆造而已如要存心折磨,恐怕你老人家都没机会写这害人的牛棚杂忆了
  这个“论”“带”出了什么样的“史”呢?
  这个“史”头绪繁多。上面其实已经讲了一些。现在结合北大的“牛棚”再来分别谈上一谈。据我看,北大黑帮大院的创建就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
  下面分门别类来谈。
  (一)正名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这一群被抄家被“打倒”的罪犯应该怎样命名呢?这是“革命”的首要任务。我们曾被命名为“黑帮”。但是,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其名不雅驯。我们曾被叫做“王八蛋”;但是,此名较之“黑帮”,更是“斯下矣”。我们曾被命名为“反革命分子”。这确实是一个“法律语言”;不知为什么,也没有被普遍采用。此外还有几个名,也都没有流行起来。看来这个正名的问题,一直没有妥善地解决。现在黑帮大院已经建成了,算是正规化了,正名便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初搬进大院来的时候,每一间屋的墙上都贴着一则告示,名曰“劳改人员守则”。里面详细规定了我们必须遵守的规矩,具体而又严厉。样子是出自一个很有水平的秀才之手。当时还没有人敢提倡法治。我们的“革命”小将真正是得风气之先,居然订立出来了类似法律的条款,真不能不让我们这些被这种条款管制的人肃然起敬了。(纯粹的文字游戏而已。被打倒了的人,有两种,中央有明确的名称:一曰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曰反动学术权威。被劳动改造者叫劳改人员不是很自然的吗?)
  但是,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这些小智者也有了“一失”,失就失在正名问题上。《劳改人员守则》贴出来大概只有一两天就不见了,换成了《劳改罪犯守则》。把“人员”改为“罪犯”,只更换了两个字,然而却是点铁成金(这个更换的确错误,尽管文革期间对罪犯的确定不必走后来那么严格的司法程序,但是还是要经过群众大会的,此处属实的话,自然这些小将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命名为罪犯,实际上不等于就是罪犯,也并没有按罪犯实际对待)。“罪犯”二字何等明确,又何等义正辞严!让我们这些人一看到“罪犯”二字,就能明确自己的法律地位,明确自己已被打倒,等待我们的只是身上被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们这一群从来也不敢造反的秀才们,从此以后,就戴着罪犯的帽子,小心翼翼,日日夜夜,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把我们全身,特别是脑袋里的细胞,都万分紧张地调动到最高水平,这样来实行劳改。
  我有四句歪诗:
  大院建成,
  乾坤底定。
  言顺名正,
  天下太平。
  (二)我们的住处
  关于我们的住处,我在上面已经有所涉及。现在再简略地谈一谈。
  “罪犯们”被分配到三排平房中去住。
  这些平房,建筑十分潦草,大概当时是临时性的建筑,其规模比临时搭起的棚子略胜一筹。学校教室紧张的时候,这里曾用作临时教室。现在全国大学都停课闹革命已经快两年了。北大连富丽堂皇的大教室都投闲置散,何况这简陋的小屋?所以里面尘土累积,蛛网密集,而且低矮潮湿,霉气扑鼻。此地有老鼠、壁虎,大概也有蝎子(什么叫大概?是有还是没有?让人们在模糊中产生联想,恶的联想)。地上爬着多足之虫,还有土鳖,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小动物,总之,低矮潮湿之处所有的动物,这里应有尽有(啥叫应有尽有啊,你这不是信口开河是什么)。实际上是无法住人的(无法住人的意思是,住进来了就立马失去了人的属性——死了,是这样的吗?你咋没死啊?)。但是我们此时已经被剥夺了“人”籍,我们是“罪犯”。让我们在任何地方住,都是天恩高厚。我们还敢有什么奢望!
  最初几天,我们就在湿砖地上铺上席子,晚上睡在上面,席子下面薄薄一层草实在挡不住湿气。白天苍蝇成群,夜里蚊子成堆。每个人都被咬得遍体鳞伤,奇痒难忍。后来,运来了木头,席子可以铺在木头上了。夜里每间房子里还发给几个蘸着敌敌畏的布条,悬挂在屋内,据说可以防蚊。对于这一些“人道”措施,我们几乎要感激涕零了。(不是开除了人籍了吗?你的理论不是说他们的主线就是要折磨你们吗?这个逻辑明显不通啊?简直是狗屁不通!
  这时候,比起太平庄来,劳动“罪犯”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至少扩大了一倍。其中原因我们不清楚,也不想清楚,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观察了一下,陆平等几个“钦犯”,最初并没有关在这里,大概旁处还有“劳改小院”之类,这事我就更不清楚了。有一些新面孔,有的过去在某个批斗会上见过面,有一些则从没有见过面,大概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新“揪”出来的。事实上,从入院一直到大院解散,经常不断地有新“罪犯”参加进来。我们这个大家庭在不断扩大。
  (三)日常生活
  牛棚里有了《劳改罪犯守则》,就等于有了宪法。以后虽然也时常有所补充,但大都是口头的,没有形诸文字。这里没有“劳改罪犯”大会,用不着什么人通过。好在监改人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官方的称呼?—出口成法,说什么都是真理。(甭管是否“出口成法”,他们的要求或规定虐待你了么?折磨你了吗?让你脱离了人的生物属性了吗
  在“宪法”和口头补充法律条文的约束下,我们的牛棚生活井然有序。早晨六点起床,早了晚了都不允许。一声铃响,穿衣出屋,第一件事情就是绕着院子跑步。监改人员站在院子正中,发号施令。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很少手执长矛,大概是觉得此地安全了。跑步算不算体育锻炼呢?按常理说,是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一群“劳改罪犯”,每天除了干体力活以外,谁也不允许看一点书,我们的体育锻炼已经够充分的了,何必再多此一举?再说我们“这一群王八蛋”已经被警告过,我们是铁案如山,谁也别想翻案。我们已经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身体锻炼不锻炼完全是无所谓的。惟一的合理解释就是我发现的“折磨论”。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让我们在整天体力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净尽(我都懒得评了)。
  跑完步,到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脸漱口。洗漱完,排队到员二食堂去吃早饭。走在路上,一百多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根据口头法律,谁也不许抬头走路,谁也不敢抬头走路。有违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踹上一脚。到了食堂,只许买窝头和咸菜,油饼一类的“奢侈品”,是绝对禁止买的。当时“劳动罪犯”的生活费是每月十六元五角,家属十二元五角。即使让我买,我能买得起吗(你说话有良心吗?那时一般职工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你拿出一半来做生活费还说买不起?你有良心吗?多少家庭里就靠一个职工的二三十块钱养活全家?你真是个人渣啊,大师级的人渣!)?靠这一点钱,我们又怎样“生”,怎样“活”呢?餐厅里当然有桌有凳;但那是为“人”准备的,我们无份。我们只能在楼外树底下,台阶上,或蹲在地上“进膳”。中午和晚上的肉菜更与我们无关,只能吃点盐水拌黄瓜,清水煮青菜之类。整天剧烈的劳动,而肚子里却滴油没有。我们只能同窝头拼命,可是我们又哪里去弄粮票呢?这是我继在德国挨饿和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三次堕入饥饿地狱(睁着眼睛说胡话,正常最起码是定时的饮食供应,你竟堕入饥饿地狱?!)。但是,其间也有根本性的区别:前两次我只是饿肚子而已,这次却是在饿肚之外增加了劳动和随时会有皮肉之苦(随时会有和终于有皮肉之苦是不一样的,到底有没有啊,季老师一点明确话也不给!)。回思前两次的挨饿宛如天堂乐园可望而不可即了(简直是屁话!)。
  早饭以后,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劳动任务。此时我们都成了牛马。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干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头禁子。他们有了活,不管是多脏多累,一律到劳改大院来,要求分配“劳改罪犯”。这就好比是农村生产队队长分配牛马一样。分配完了以后,工人们就成了甩手大掌柜的,在旁边颐指气使。解放后的北大工人阶级,此时真是踌躇满志了。
  还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忘记的。在出发劳动之前,我们必须到树干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这指示往往相当长。每一个“罪犯”,今天不管是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能让你背诵(你应该背了不少吧?你但凡从心底里面领悟几句你背过的语录,你也不会写出这满纸谎言、狗屁不通、毒害后人的文章!)。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现在,如果我们被叫到办公室去,先喊一声:“报告!”然后垂首肃立。监改人员提一段语录的第一句,你必须接下去把整段背完。倘若背错一个字,则惩罚如上。有一位地球物理老教授,由于年纪实在太老了,而且脑袋里除了数学公式之外,似乎什么东西也挤不进去。连据说有无限威力的“最高指示”也不例外。我经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双眼下鼓起两个肿泡(应该查证一下这是指谁,这样的铁证咋不公布于众呢?)。我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背语录有什么用处呢?也许有人认为,我们这些“罪犯”都是花岗岩的脑袋瓜,用平常的办法来改造,几乎是不可能的。“革命家”于是就借用了耶稣教查经的办法,据说神力无穷。但是,我很惭愧,我实在没有感觉出来。我有自己的解释,这解释仍然是我发明创造的“折磨论”。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监改人员自己也不相信,“最高指示”会有这样的威力,他们自己也并背不熟几条语录。连向“罪犯”提头时,也往往出现错误。有时候他提了一个头,我接着背下去,由于神经紧张,也曾背错过一两个字;但监改人员并没有发现。我此时还没有愚蠢到“自首”的地步,蒙混过了关。我如真愚蠢到起来“自首”,那么监改人员面子不是受到损害了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全是自以为是的主观臆想何曾有一点事实依据?)。
  从此,我们就边干活,边背语录。身体和精神都紧张到要爆炸的程度。
  至于我参加的劳动工种,那还是非常多的。劳动时间最长的有几个地方。根据我现在的回忆,首先是北材料厂。这里面的工人都属于新北大公社一派,都是拥护“老佛爷”的。在“劳改罪犯”中,也还是有派别区分的。同是“罪犯”,而待遇有时候会有不同。我在这里,有两重身份,一是“劳改罪犯”,二是原井冈山成员。因此颇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被训斥的机会多了一点。我们在这里干的活,先是搬运耐火砖,从厂内一个地方搬到小池旁边,码了起来(这说明文革期间的生产生活还是照常运行的)。一定要码整整齐齐,否则会塌落下来。耐火砖非常重,砸到人身上,会把人砸死的。我们“罪犯们”都知道这一点,干起活来都万分小心谨慎。耐火砖搬完,又被分配来拔掉旧柱子和旧木板上的钉子。干这活,允许坐在木墩子上,而且活也不累,我们简直是享受天福了(活不累,人道主义之类的待遇,这样的实例已经从季老爷笔下出现好多次啦!既是折磨论是正确的,那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实证啊,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明你自己漏洞百出你知道吗?你这个制造谎言的家伙!)。厂内的活干完了后,又来到厂外堆建房用的沙堆旁边,去搬运沙子,从一堆运到另一堆上。在北材料厂我大概干了几个星期。我在这里还要补充说明几句,在这里干活的只是“罪犯”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都各有安排,情况我不清楚,我只好略而不谈了。
  我从北材料厂又被调到学生宿舍区去运煤。现在是夏天,大汽车把煤从什么地方运到学校,卸在地上,就算完成任务。我们的任务是把散堆在地上的煤,用筐抬着,堆成煤山,以减少占地的面积。这个活并不轻松,一是累,二是脏。两个老人抬一筐重达百斤以上的煤块或煤末,有时还要爬上煤山,是非常困难的(你那时五十多岁,还算不上什么老人好吧?两人抬一百斤还是可以承受的,公道而言算不上折磨)。大风一起,我们满脸满身全是煤灰。在平常时候这种地方我们连走进都不会的(那当然,你是当官做老爷的,这种下等人作业的地方你哪会来脏了自己的脚?)。然而此时情况变了。我们已能安之若素。什么卫生不卫生,更不在话下了。同我长时间抬一个筐的是解放前在燕京大学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地下工作的穆斯林老同志,趁着监督劳动的工人不在眼前的时候,低声对我说:“我们的命运看来已经定了。我们将来的出路,不外是到什么边远地区劳改终生了。”这种想法是有些代表性的。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想呢?(其结果怎样呢?就在文革期间,很多表现好的劳教干部、走资派不是很快又走上工作岗位了吗?这又怎样解释呢?我的折磨论的季老太爷?
  以后,我的工种有过多次变化。我曾随大队人马到今天勺园大楼的原址稻田的地方去搬过石头,挖过稻田。有一次同西语系的一位老教授被分配跟着一个工人,到学生宿舍三十五楼东墙外面去修理地下水管。这次工人师傅亲自下了手,我们两个老头只能算是“助教”,帮助他抬抬洋灰包,递递铁锹(又开始打自己的嘴巴子啦,以前你是怎么定义北大的工人阶级的?)。这位工人虽然也绷着脸,一言不发。但是对我们一句训斥的话都没有说过。我心里实在是铭感五内。十年浩劫以后,我在校园里还常见到他骑车而过,我总是用感激的眼光注视着他的背影渐渐消逝。
  此外,我还被分配到一些地方去干活,比如修房子,拔草之类,这里不一一叙述了。
  既然叫做“劳改”,劳动当然就是我们主要的生活内容。不管是在劳动中,还是在其他活动中,总难避开同监改人员打交道。见了他们,同在任何地方一样,我们从不许抬头,这已经是金科玉律。往往我们不知道,站在面前谈话的是什么人。但是对方则一张口就用上一句“国骂”,这同美国人见面时说“hello!”一样,不过我们只许对面的人说而已。监改人员用的词汇很丰富,除了说“妈的”以外,还说“你这混蛋!”、“你这王八蛋!”等等,词彩丰富多了。如果哪个监改人员不用“国骂”开端,我反而觉得非常反常,非常不舒服了(这种骂人的话、这种行为只是在文革才有吗?现在不是更恶劣的多吗?)。
  (四)晚间训话
  我先郑重声明一句:这是劳改监改人员最伟大的最富有天才的发明创造。
  在我上面谈“劳改罪犯”的日常生活时,曾谈过监改人员在管理“劳动罪犯”时的许多发明创造。这些监改人员,除了个别职员和一些工人以外,有一多半是学生。这些学生平常学习成绩怎样,我说不清楚。但在管理劳改大院时的表现,我作为一个老师,却不能不给他们打很高的分数。过去我们的教学颇多脱离实际的地方。这主要由教学制度负责,我们当教员的也不能辞其咎。在劳改大院里,他们是完全联系实际的,他们表现出来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组织的才能,管理的才能,训话的才能,说歪理诡辩的才能,株连罗织的才能,等等,简直说也说不完。再加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果断和勇气,说打人伸手就打,抬脚就踢,丝毫也不游移迟疑,我辈老师实在是望尘莫及。
  但是,他们发明创造的天才表现得最最突出的地方,却是晚间训话。
  什么叫“晚间训话”呢?每天晚上,吃过晚饭,照例要全体“罪犯”集合,地点在两排平房之间的小院子里。每天总有一个监改人员站在队列前面训话,这个人好像是上边来的,不是我们在大院里常碰到的那些人,他大概是学校公社的头子之一。这个训话者常换人,个中详情我说不清楚。训话的内容,每天不同。因为它的目的不在讲大道理,而大道理是没有多少的,讲大道理必然每天重复。他们的训话是属于“折磨学”的,是这一门学问的实践。训话者每天主要做法是抓小辫子,而小辫子我们满头都是,如果真正没有,他们还可以栽在你头上嘛。小辫的来源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白天劳动时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一个是我们每天的书面思想汇报中一些所谓“问题”。我们劳动都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并不是由于我们“觉悟”高,而是由于害怕拳打脚踢。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说不定哪一个“棚友”今天要倒霉,让监改人员看中了。到了晚间训话时,就给你来算账。至于写书面的思想汇报,那更是每天的重要工作。不管我们怎样苦思苦想,细心推敲,在中国这个文字之国,这个刀笔师爷之国,挑点小毛病是易如反掌的。中国历史上这类著名的例子多如牛毛。清朝雍正皇帝就杀过一个大臣,原因是他把“朝乾夕惕”,为了使文章别开生面,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二者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颂圣”之句。然而“龙颜大怒”,结果丢掉了脑袋。我们监改人员的智商要比封建皇帝高多了。他们反正每天必须从某个“罪犯”的书面汇报中挑点小毛病。不管是谁,只要被他们选中,晚间训话时就倒了大霉。(又是以虚代实,具体的随你读者想象吧
  晚间训话的程序大体上是这样的。“罪犯”们先列队肃立,因为院子不大,排成四行。监改人员先点名。这种事情我一生经历多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只有一件极小极小的小事,却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就是我将来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的。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这种情形是可能存在的,但是,首先他是一个被改造对象,其次才是一个老人、病人,如此看来,有何不当了?
  其他“罪犯”站在这一间房子的门外,个个心里打鼓。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了谁的名字,还没有等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倒剪双臂,拳头按在脖子上,押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开头是“说不定”,读者该怎样理解这一段呢?按照正常的思维应该是发生过的真实,但是以季老到现在给我的人品印象,我只能表示怀疑了)。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夜空。更厉害的措施是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两只脚—一千只脚是踏不上的,这只不过是修词学的夸大而已,用不着推敲,这也属于我所发现的“折磨论”之列的。
  这样的景观大概只有在十年浩劫中才能看到。我们不是非常爱“中国之最”吗?有一些“最”是颇有争议的;但是,我相信,这里决无任何争议。因此,劳改大院的晚间训话的英名不胫而走,不久就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成为北大最著名的最有看头的景观。简直可以同英国的白金汉宫前每天御林军换岗的仪式媲美了。每天,到了这个时候,站在队列之中,我一方面心里紧张到万分,生怕自己的名字被点到;另一方面在低头中偶一斜眼,便能看到席棚外小土堆上,影影绰绰地,隐隐约约地,在暗淡的电灯光下,在小树和灌木的丛中,站满了人。数目当然是数不清的。反正是里三层外三层地人不在少数。这都是赶来欣赏这极为难得又极富刺激性的景观的。这恐怕要比英国戴着极高的黑帽子,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御林军的换岗难得得多。这仪式在英国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而在中国首都的最高学府中只持续了几个月。这未免太煞风景了。否则将会给我们旅游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倒是精炼的概括一下这种最啊,看看这种负面的最是怎样暴露文革的恶的。只能遗憾的说,任你再怎样谎言弥漫,就是表达不出个有分量有依据的概括,惜乎!
  还有一点十分值得惋惜的是,我们晚间训话的棚外欣赏者们,没有耐性站到深夜。如果他们有这个耐性的话,他们一定能够看到比晚间训话更为阴森森的景象。这个景象连我们这个大院里的居民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到。偶尔有一夜,我出来小解,我在黑暗中看到院子里一些树下都有一个人影,笔直地站在那里,抬起两只胳臂,向前作拥抱状。实际上拥抱的只是空气,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不知道,我们这几个棚友已经站在那拥抱空虚有多久了。对此我没有感性认识,我只觉得,这玩意儿大概同喷气式差不多。让我站的话,站上一刻钟恐怕都难以撑住。棚友们却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了,更不知道将站到何时。我们棚里的居民都知道,在这时候,什么话也别说,什么声也别出。我连忙回到屋里,在梦里还看到一些拥抱空虚的人。(看不懂,也没有具体交代。季老的意思是,甭管是及时怎么回事,你就自己往残暴里想象吧
  (五)离奇的规定
  在黑帮大院里面,除了有《劳改罪犯守则》这一部宪法以外,还有一些不成文法或者口头的法规。这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几句。现在再选出两个典型的例证来说上一说。
  这两个例证:一是走路不许抬头,二是坐着不许翘二郎腿。
  我虽不是研究法律的学者,但是在许多国家呆过(季老自己描述,季老最怀念的、让他感到最温暖的国度,是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德国),也翻过一些法律条文;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一个人走路不许抬头的规定。除了生理上的歪脖子以外,头总是要抬起来的。
  但是,在北京大学的劳改大院里,牢头禁子们却规定“罪犯”走路不许抬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出这个极为离奇的规定来的。难道说他们读到过什么祖传的秘典?或者他们得到了像《水浒》中说的那种石碣文?抑或是他们天才的火花闪耀的结果?这些问题我研究不出来。反正走路不许抬头,这就是法律,我们必须遵守。(你的犟脾气哪去啦?)
  除了在个人的牢房里以外,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在院内,还是在院外,抬头是禁止的。特别在同牢头禁子谈话的时候,绝对不允许抬头看他一眼的。如果哪一个“罪犯”敢于这样干,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拳打脚踢,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我站在牢头禁子面前,眼光总是落在地上,或者他的脚上,再往上就会有危险。他们穿的鞋,我观察得一清二楚,面孔则是模糊一团。在干活时,比如说抬煤筐,抬头是可以的。因为此时再不允许抬头,活就没法干了。有一次,我们排队去吃饭,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我稍稍抬了一下头,时间最多十分之一秒。然而押送我们到食堂的监改人员立即作狮子吼:“季羡林!你老实点!”我本能地期望着脸上挨一耳光,或者脚上挨一脚。幸而都没有(这是写实的地方,然而“没有”,“有”的地方在哪里呀?读者最该看到的就是你要体现折磨论的描述的实证啊,在哪里啊?!!),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不“老实”了。
  至于翘二郎腿,那几乎是人人都有的一个习惯。因为这种姿势确实能够解除疲乏。但是在劳改大院里却是被严厉禁止的。记得在什么书上看到有关袁世凯的记载,说他一生从来不翘二郎腿,坐的时候总是双腿并拢,威仪俨然。这也许是由于他是军人,才能一生保持这样坐的姿势。我们这一群“劳改罪犯”都是平常的人,不是洪宪皇帝,怎么能做得到呢?(这就说得上是折磨吗?现在跟西方接轨的礼仪中不是明确反对跷二郎腿吗?)
  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我想在这里提一提。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我们“罪犯”们已经丢掉了笑的本领(怎么丢掉了呢,不是还时不时来一个会心的笑吗?)。笑本来是人的本能,怎么竟能丢掉了呢?这个“丢掉”,不是来自“劳改宪法”,也不是出自劳改监督人员的金口玉言,而是完全“自觉自愿”。试问,在打骂随时威胁着自己的时候,谁还能笑得起来呢?劳改大院里也不是没有一点笑声的,有的话,就是来自牢头禁子的口中的。在寂静如古墓般的大院中,偶尔有一点笑声,清脆如音乐,使大院顿时有了生气。然而,这笑声会在我们心中引起什么感觉呢?别人我不知道,在我耳中心中,这笑声就如鸱鸮在夜深人静时的狞笑,听了我浑身发抖。
  牛棚生活()  
  (六)设置特务
  这一群年轻的牢头禁子们,无师自通,或者学习外国的“盖世太保”或克格勃,以及国民党的“中统”或“军统”,也学会了利用特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当然决不会径名之为“特务”,而称之为“汇报人”。每一间牢房里都由牢头禁子们任命一个“汇报人”。这个“汇报人”是根据什么条件被选中的?他们是怎样从牢头禁子那里接受任务?对我们这些非“汇报人”的“罪犯”来说,都是极大的秘密。据我的观察,“汇报人”是有一些特权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而且在家里呆的时间也长一点。我顺便在这里补充几句。“罪犯”们中有的根本不允许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回家,有的每个星期日都能够回家(不管怎样,尽管有时间长短的不同,但毕竟每人都可以回家。试问,哪一国的罪犯有这样的权利?这能叫做罪犯吗?所以,尽管北大的革命小将也许的确不该加这样一个不适当的名词,但是他们实际操作的却并不以罪犯来对待这些接受改造者)。这叫做“区别对待”。决定的权力当然都在牢头禁子手中。“汇报人”既然享受特权,“士为知己者用”。他们必思有以报效,这就是勤于“汇报”。鸡毛蒜皮,都要“汇报”,越勤越好。有的“汇报人”还能看风使舵。哪一个“罪犯”“失宠”于牢头禁子,他就连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处。我还观察到,有一天,某一间屋子里的“汇报人”在一个牢头禁子面前,低头弯腰,“汇报”了一通,同房的某一个“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间专供打人用的房间里去了。其结果我无法亲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了(季老所能做的,也只有让读者根据季老的主观想象的铺垫去展开自己的想象了)
  (七)应付外调
  所谓“外调”,是一个专用名词,意思就是从外地外单位向劳改大院的某一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一个人—他们那里是不是也叫“罪犯”?这个称呼也许是北大的专利—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哪一个单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证,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来讲。我斗胆开罪了那一位“老佛爷”。她的亲信们就把我看做“眼中钉”,大卖力气,四出调查我的“罪行”。后来我回老家,同村的儿童时的朋友告诉我说,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们(大概是两个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是第一名(莫须有哦,你苦大仇深的话在三十年代赴欧留学?匪夷所思)!”第一次夹着尾巴跑了。听口气,好像还去过第二次。我上面已经说到,在抄家时,他们专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调”。北大如此,别的单位也不会两样。于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调人员矣。(大规模的外调有多少正面意义啊!有多少地主恶霸在解放前后离开自己的村镇到异地定居,企图伪装好人,有多少反革命分子异地落户隐藏身份,不通过外调怎能把他们查清?!)
  我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我写完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有的要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鲁的。有一天,山东大学派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我就被带进审讯室,接受我家乡来人的审讯了。他们调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国文系教授的关系。我由此知道,我这位朋友也遭了难。如果我此时不是黑帮的话,对他也许能有一点帮助。但我是自身难保,对他是爱莫能助了。我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的“罪犯”。这两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头发,打人;用脚踹我。满口山东腔,“如此乡音真逆耳”,我想到吴宓先生的诗句。我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我真恶心到了极点。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使用着山东“国骂”,迫我交待,不但交待我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我自己的“罪行”。来势之迅猛,让我这久经疆场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看来还是兴犹未尽。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这个事情也许是真实的吧。但是如果真有什么异常折磨的做法,何不把整个事件前前后后详细说明呢?总是只言片语,真是季老一大特色,让人怎么信服?!
  (八)连续批斗
  被囚禁在牛棚里,每天在监改人员或每天到这里要人的工人押解下到什么地方去劳动。我一下子就想到农村中合作化或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每天向农民分配耕牛的情景。我们现在同牛的差别不大。牛只是任人牵走,不会说话,不会思想;而我们也是任人牵走,会说话而一声不敢吭而已。
  但是劳动并不是我们现在惟一的生活内容,换句话说,并不是惟一的“改造”手段。我们不总是说“劳动改造”吗?我一直到现在,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极为难得的实践,我却仍然认为,这种“劳动改造”只能改造“犯人”的身体,而不能改造思想,改造灵魂。它只能让“犯人”身上起包,让平滑的皮肤上流血,长疤;却不能让“犯人”灵魂中不怒气冲冲。劳动不行怎么办呢?济之以批斗。在劳动改造以前,是批斗单轨制。劳动改造以后,则与批斗并行,成了双轨制。批斗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它也只能用更猛烈,更残酷的手段把“犯人”的身体来改造,与劳改伯仲之间而已。(季老的描述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但是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让我辈“罪犯”选择的话,我们都宁愿选取前者。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点都没有。因此,我们虽然身居劳改大院,仍然必须随时做好两手准备。即使我们已经被分配好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了,心里也并不踏实。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一个单位,由于某一个原因—其中并不排除消遣取乐的原因—,要批斗我们“罪犯”中的某一个人了。戴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立即奉命来“黑帮大院”中押人,照例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找到大院的“办公厅”。由负责人批准批斗。过了或长或短的时间,被批斗者回来了。无人不是垂头丧气,头发像乱草一般。间或也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至于有多少人这样被押出去批斗,我没有法子统计。反正每天都有(又在信口胡诌)。我自己在大院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要犯”。我作为一个原井冈山的勤务员,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在不赦。从大院中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我每天早饭之后,都在提心吊胆,怕被留下,不让出去劳动。我此时简直是如坐针毡,度秒如年,在牢房里,坐立不安。想到“棚友”们此时正在某处干活,自由自在,简直如天上人(不是折磨论吗?劳动改造又变成了如天上人,季老您的嘴。。。。批斗你不是都老有经验了吗,不是应付自如了吗?怕什么呢?影帝啊!!)。等待着自己的却是一场说不定是什么样的风暴。押解我的红卫兵一走进大院,监改人员就把我叫到对着劳改大院门口的一座苇席搭成的屏风似的东西前面——屏风上有许多字,我现在记不清是什么了—,低头弯腰,听候训示:“季羡林!好好地去接受批斗!”好像临行时父母嘱咐孩子:“乖乖的不要淘气!”在这期间,我被押去批斗的地方很多,详细情形我不讲了。每次反正都是“行礼如仪”。先是震天的“打倒”的口号,接着是胡说八道,胡诌八扯的所谓批斗发言。紧张的时候,也挨上两个耳光。最后又在“打倒”声中一声断喝:“把季羡林押下去!”完了,礼仪结束了。我回到大院,等于回到自己家里,大概也是垂头丧气,头发像乱草一般。
  (九)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大批斗
  我在上面谈到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第一次斗“鬼”。因为我当时还不是“鬼”,没有资格上斗鬼台,只是躺在家中,听到遥远处闹声喧天而已。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此时这个日期已经被规定为“纪念日”,又大规模地斗了一次“鬼”。因为我仍然没能争取到“鬼”的资格,幸免于难。
  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已经被打成了“鬼”,并已在黑帮大院中住了一个多月。今年我有资格了,可以被当“鬼”来斗了。但是,这也是一个沉重的灾难,是好久没有过的了。一大早,本院的牢头禁子们就忙碌上了。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个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在列队出发的时候,我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的“代表”只有二人:我和那一位老教授。押解我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管电化教育的姓张的老工作人员。由此也许可以推断,这次斗鬼的出席人员是由各系所单位确定的。这一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我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且甚至和颜悦色。我简直有点毛骨悚然,非常不习惯。我们这一伙“罪犯”,至少是我,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人当人来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使我终生难忘。
  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人声也更嘈杂了,砖头瓦块打到身上的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上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到底不见伤痕的踪影,也不见残酷折磨的具体描述,唉!真是便宜了这个货真价实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了!
  痛定思痛,我回忆了一下今天大批斗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热闹而又隆重呢?小小的批斗,天天都有,到处都有。根据心理学的原理,越是看惯的东西,就越不能引起兴趣。那些小批斗已经是“司空见惯浑无事”了。今天的大批斗却是一年才一次的大典,所以就轰动燕园了。
  (十)棚中花絮
  这里的所谓“花絮”,同平常报纸上所见到的大异其趣。因为我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名称,所以姑先借用一下。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难友们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虽是小事,却小中见大,颇能从中窥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点。又由于大家都能了解的原因,我把人名一律隐去。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谁(这一点谁来判定呢?反正季老说几斛就是几斛,反正读者根本不知道是谁,就算没有这么回事谁又能怎样?),用不着学者们再写作《〈牛棚杂忆〉索隐》这样的书。
1图书馆学系一教授
  这位教授作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我们早就相识,也算是老朋友了。这样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难以幸免,是意中事。我不清楚加在他头上的是些什么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批斗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竟在牛棚中相会了。反正我们现在早已都变成了哑巴,谁也不同谁说话。幸而我还没有变成瞎子,我还能用眼睛观察。
  在牛棚里,我辈“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地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看到他的态度了吧?看到他的心理了吧?明白他开心的所在了吧?这就是伟大的季老爷
2法律系一教授
  这位教授是一个老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调到北大来时,曾专门找我,请我翻译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论》。从那时起,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在校内外开会,经常会面。他为人随和、善良,具有一个老干部应有的优秀品质(你所了解的认识的就是最准确客观全面的判定吗?)。我们很谈得来。谁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们竟有了“同棚之谊”。
  在黑帮大院里,除非非常必要时,黑帮们之间是从来不互相说话的。在院子里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头,连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这位教授之间的情况,也并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个礼拜天,下午被牢头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个按照批准回棚的时间先后回来了。我正在牢房里坐着,忽然看到这一位老教授,在一个牢头禁子的押解下,手中举着一个写着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间间的牢房,一进门就高声说:“我叫某某某,今天回来超过了批准的时间,奉命检讨,请罪!”别的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却是毛骨悚然(这就毛骨悚然了?你是虱子?),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3东语系一个女教员
  她是东语系教蒙古语的教员。为人鲠直,里表如一,不会虚伪。“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么人告密,说她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旁证(你说话靠谱吗?有何依据?你见过她的专案材料?你参与了全过程?)。大概是因为她对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够尊敬,莫须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变成“罪行”之势。当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劳动的时候,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学校东门外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拣地上的砖头石块,有一个工人看管着我们。有一天,忽然这一位女教员也去了。我有点困惑不解。我问她,是不是系革委会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说:“不是。”“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自己来呢?”“人家说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觉。因此自动自愿地来参加劳动改造了。”她这种逻辑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我心中的一闪念。我对于这种类似耶稣教所谓“原罪”的想法,觉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这个人的为人。但是,在我当时的处境中,自己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敢说什么呢?
  如此过了一些时候。等我们被押解到太平庄去劳动的时候,“罪犯”队伍里没有她。这是理所当然的。焉知祸不单行,古有明训。等我们从太平庄回来自建牛棚自己进驻以后,最初也没有看到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心里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从黑帮大院门外连推带搡地推进一个新的“棚友”来,我低头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员。我这一惊可真不小。我原以为她已经平安过了关。用不着再自投罗网,“鱼目混珠”了。现在,“胡为乎来哉!”她怎么到这阎王殿来了呢?这次看样子决不是自动自愿的,而是被押解了来的。尽管我心里胡思乱想,然而却一言不发,视而不见。
  有一个牢头禁子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华。”
  “哪一个‘华’呀?”
  “中华民国的‘华’。”
  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个“反革命罪犯”竟敢在威严神圣的、代表“聂”记北大革委会权威的劳改大院中,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为“中华民国”张目,是可忍,孰不可忍!简直是胆大包天,狂妄至极!非严惩不可!立即给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拳足交加,打倒在地。不知道是哪一个有天才的牢头禁子,忽然异想天开,把她带到一棵树下。这棵树长得有点奇特:有一枝从主干上长出来的支干,是歪着长的。她被命令站在这个支干下面,最初头顶碰到树干。牢头禁子下令:
  “向前一步走!”
  她遵令向前走了一步。此时她的头必须向后仰。又下了一个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时树干越来越低,不但头必须向后仰,连身子也必须仰了。但是,又来了一个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时树干已极低。她没有练过马戏,腰仰着弯不下去。这时口令停了。她就仰着身子,向后弯着站在那里。这个姿势她连一分钟也保持不了。在浑身大汗淋漓之余,软瘫在地上。结果如何,用不着我讲了。我觉得,牢头禁子把折磨人的手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然而,这一位女教员却是苦矣。
  一夜折磨的情况,我不清楚。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到她面部浮肿,两只眼睛下面全是青的。
4生物系党总支书记
  我在北大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校内会很多。因此,我早就认识这一位总支书记。我们可以算是老朋友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劫难逃,是天然的“走资派”。所以在第一阵批走资派的大风暴中,他就被揪了出来。第一个六一八斗鬼,他必然是参加者之一。在这一方面,他算是老前辈了。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拥护那位“老佛爷”的“造反派”,生物系特别多。在黑帮大院的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也因而占绝对优势。我可是万没有想到,劳改大院建成后,许多“走资派”在被激烈地冲击过一阵之后,没有再同我们这一批多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牛鬼蛇神”一起被关进来。这一位生物系总支书记却出现在我们中间。
  大概是因为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多,他就“沾”了光,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详情我不清楚,不敢乱说。我只看到一个例子,就足以让人毛发直竖了。
  有一天,中午,时间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热,太阳光照得最—用一句山东土话—“毒”的时候,我走过黑帮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阳照射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是那位总支书记。双眼圆睁,看着天空里像火团般的太阳。旁边树荫中悠然地坐着一个生物系学生的牢头禁子。我实在莫明其妙。后来听说,这是牢头禁子对这位总支书记惩罚:两眼睁着,看准太阳;不许眨眼,否则就是拳打脚踢。我听了打了一个寒战:古今中外,从奴隶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试问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惩罚?谁要是想实践一下,管保你半秒钟也撑不下来。这样难道不会把人的眼睛活生生地弄瞎吗?(结果如何呢,要是真有这么一位曾经的总支书记被如此弄瞎了双眼该是多么好的注脚啊!为何不交代呢?是不是安然无恙啊?安然无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季老只会信口胡诌啊!
  此外,我还听说,没有亲眼看到,也是生物系教员中的两位牛鬼蛇神,不知怎样开罪了自己的学生。作为牢头禁子的学生命令这两位老师,站在大院子中间,两个人头顶住头,身子却尽管往后退;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站着,就全靠双方彼此头顶头的力量。
  类似的小例子,还有一些,不再细谈了。总之,折磨人的“艺术”在突飞猛进地提高。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著。如果年久失传,实在是太可惜了。(可惜的原因在哪里呢,季老爷子的心理是光明的可惜吗?太值得怀疑了
5附小一位女教员
  这个女教员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不清楚了。我原来并不认识她。她是由于什么原因被关进牛棚的,我也并不清楚。
  根据我在牛棚里几个月的观察,牢头禁子们在打人或折磨人方面,似乎有所分工。各有各的专业,还似乎有点有条不紊,泾渭分明。专门打这位女教员的人就是固定不变的。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教员胳臂上缠着绷带,用一条白布挂在脖子上。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几天一个夜里,在刑讯室受过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断。但仍然受命参加劳动。详细情况,当时我就不清楚,后来更不清楚。当时,黑帮们的原则是,事不干己,高高挂起。我就一直挂到现在。(这样的事情无疑是存在的,但是说明不了文革怎样
6西语系的一个“老右派”学生
  这个学生姓周,我不认识他,平常也没有听说过。到了黑帮大院,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既然叫“右派”,而且还“老”,可见这件事有比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了。在中国,划右派最集中的时期是一九五七年。难道这一位姓周的学生也是那时候被划为右派的吗?到了进入牛棚时,他已经戴了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这个期间他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完全不清楚。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面蜡黄,还有点浮肿,头发已经脱落了不少,像是一个年老的病人。据说他原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学生。此时却已经显得像半个傻子,行动不很正常了。我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十分严重的折磨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人生悲剧。我自己虽然身处危难,性命操在别人手中,随时小心谨慎,怕被不吃素的长矛给吃掉;然而看到这一位“老右派”,我不禁有泪偷弹,对这一位半疯半傻的人怀有无量的同情!
  可是在那一批毫无心肝的牢头禁子眼中,这位傻子却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骂,任意污辱,十分开心的玩物。这样两只腿的动物到哪里去找呀!按照他们的分工原则,一个很年轻的看上去很聪明伶俐的工人,是分工折磨这个傻子的。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年轻工人打过别的“罪犯”。独独对于这个傻子,他随时都能手打脚踢。排队到食堂去吃饭的路上,他嘴里吆喝着又打又骂的也是这个傻子。每到晚上,刑讯室里传出来的打人的声音以及被打者叫唤的声音,也与这个傻子有关。我写回忆录,有一个戒条,就是:决不去骂人。我在这里,只能作一个例外,我要骂这个年轻的工人以及他的同伙:“万恶的畜类!猪狗不如的东西!”
  有一天,我在这个傻子的背上看到一个用白色画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没有家,没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满是油污,至少进院来就没洗过,鹑衣百结。但是这一只白色的大王八却显得异常耀眼,从远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见了,有笑的权利的“自由民”会哈哈大笑,我辈失掉笑的权利的“罪犯”,则只有兔死狐悲,眼泪往肚子里流。
7物理系的一个教员
  这个教员是北大心理系一位老教授的儿子,好像还是独生子。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他的一条腿短一截,走起路来像个瘸子。
  我从前并不认识他。初进牛棚时,甚至在太平庄时,都没有见到过他。我们在牛棚里已经被“改造”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是中午过后不久—我在这里补充几句。牛棚里是根本没有什么午休的。东语系那位老教授,就因为午饭后坐着打了一个盹儿,被牢头禁子发现,叫到院子里在太阳下晒了一个钟头,好像也是眼睛对着太阳—,我在牢房里忽然听牛棚门口有打人的声音,是棍棒或者用胶皮裹起来的自行车链条同皮肉接触的声音。这种事情在黑帮大院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天能有许多起(不放过任何一个添油加醋的机会)。我们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引不起什么感觉。但是,这一次声音特别高,时间也特别长。我那麻木的神经动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这一位残伤的教员,已经被打倒在地,有几个“英雄”还用手里拿着的兵器,继续抽打。他身上是不是已经踏上了一千只脚,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这一位腿脚本来就不灵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脸上还好像流着血。
  他为什么这样晚才到牛棚里来?他是由于什么原因才来的?他是不是才被“揪”出来的?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虽然也像胡适之博士那样有点考据痞,但是我不想在这里施展本领了。
  从此以后,我们每次排队到食堂去吃饭时,整齐的队伍里就多了走起路来很不协调的瘸腿的“棚友”。
  关于牛棚中个别人的“花絮”,如果认真写起来的话,还可以延长几倍。我现在没有再写的兴致,我也不忍再写下去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读者自己慢慢地去体会吧。
总括这种体罚的具体行为:在几千年封建流毒影响下的中国社会,要想在一夜之间根绝任何不文明不尊重人的行为是不现实的,我从不否认在文革中有各种各样体罚、虐待甚至是极其残暴的行为,但这和文革的精神是违背的,和党中央的指示是相违背的,也是党中央命令禁止的。我们也要看到这在当时并不是主流,比如季老爷子就实在列举不出他遭受了什么令人发指、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耸人听闻的摧残蹂躏,我只不过听过这种哼哼却没有见到实际行为。我们还要看到,改开之后的中国,不管在公检法内部,还是私有制企业里面,都有私设公堂滥施刑罚的事件,其折磨人摧残人的事例,读者只要有点耐心就不难在网络上找到,我就亲自聆听过好多个当事人悲惨的讲述。我们在面对这些事件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细节,考察施虐者的动机心理,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分析和辨别,岂可断章取义、信口开河、指鹿为马?)

  牛棚生活()  
  (十一)特别雅座
  我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是,由于根器浅,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狱中还是有不同层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层地狱吗?
  这话要从头讲起,需要说得长一点。生物系有一个学生,大名叫张国祥。牛棚初建时,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他是后来才来的。至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又是怎样来的,那是聂记北大革委会的事情,我辈“罪犯”实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他到了大院以后,立即表现出鹤立鸡群之势。看样子,他不是一个大头子,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我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中收缴来的。“罪犯”们所有的财务都归这一批牢头禁子掌握,他们愿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么,就拿什么(又在肆意污蔑,如果真是这样,文革后,那么多人家被抄之后怎么会原物返还甚至一件不差?)。连“罪犯”的性命自己也没有所有权了—,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那一所阴森恐怖寂静无声的“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几天晚上,在晚间训话之后,甚至在十点钟规定的“犯人”就寝之后(十点规定就寝,六点起床,这样的作息制度有何可指责的?),院子里大榆树下面,灯光依然很辉煌,这一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首站着一个“罪犯”。他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怒骂。这种训斥和怒骂,我已经看惯了。但是他这坐的姿势,我觉得极为新鲜,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影像,永世难忘。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眼前垂头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过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他是那位“老佛爷”贴大字报点名攻击的主要人物。黑帮大院初建时,他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另外什么地方,还不是“棚友”。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张国祥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我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而已。
  可是我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这个恶运竟飞临到我头上来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息灯睡觉的铃,我忽然听到从民主楼后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那时我们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处在最高“战备状态”中。我听了以后,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张国祥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态,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这可是你自己的日记里的原话,是此人捏造的吗?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呀?”
  我大为吃惊,敬谨回禀:
  “我没有几个老婆。”(看这回答,真幽默。不愧是语言大师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他说:
  “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是的,我承认他说的是实话。我一没有被拳打脚踢;二没有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就是极大的“仁慈”吗?我真应该感谢“皇恩浩荡”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这一句话里面含着极危险的“杀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怎样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息灯铃响了以后,我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空霹雳一般,听到了一声:“季羡林!”我用比昨晚还要快的速度,走出牢房的门,看到这位张先生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
  “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不交代这第二天发生的具体事情和挨打的导火索,是不是这导火索不能让季老爷理直气壮啊)。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我脑袋里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闪,笔直地站在那里。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我好像要失掉知觉,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坚持下来。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如果有的话—也根本听不到了。我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据后来住在拐角上那间牢房里的“棚友”告诉我,打得时间相当长(就是不说具体的哪怕是估算的时间)。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是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我的知觉恢复了一点,知道这位凶神恶煞又对我“仁慈”了。我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可见,季老描述的非常残暴的、时间很长的毒打,竟没有把这位身体很瘦弱、又是老人的他,打昏过去。让我怎么理解你的描述哇?)
  但是,知觉一恢复,浑身上下立即痛了起来。我的首要任务是“查体”,这一次“查体”全是“外科”,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还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都还能睁开。足证眼睛是完整的。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上都流着血。但是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外皮有血,说明有伤口,有伤口则很有可能有疤痕,季老为何不展示一下你的光荣的疤痕呢?
  
  
  

 
 
顶端 Posted: 2010-08-30 07:49 | 61 楼
jia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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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这一夜我还能睡得着吗?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浑身难受。流血的地方黏糊糊的,只好让它流(别说有悖常识的谎言,你那点血一会就止住了,别夸张了我的语言大师!)。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我没有镜子,没法照一照我的“尊容”。过去我的难友,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东语系那一位女教员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后,脸上浮肿,眼圈发青。我看了以后,心里有点颤抖。今天我的脸上就不止浮肿,发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要背语录。我现在干的是在北材料厂外面马路两旁筛沙子的活。我身上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概说不清楚,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正如俗话所说的:祸不单行。我这一个灾难插曲还没有结束。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一位张先生走进牢房,命令我搬家。我这“家”没有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足见还有铺盖,怎么不详细说说?看来这铺盖不足以指证文革的暴虐)立即搬到我在门外受刑的那一间屋子里。白天没有什么感觉,到了夜里,我才恍然大悟: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识分子犯人是最胆小的,不会逃跑。看来是怕犯人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现在我才知道,受过重刑之后,我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我升级了,升入一个更高的层次。“钦犯”陆平就住在这间屋里。打一个比方说,我在佛教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吧。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仍然是那一位张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每天推着水车,到茶炉上去打三次开水,供全体囚犯饮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位王教授会同我并列。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也并没有犯过什么弥天大罪,为什么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打开水这个活并不轻,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干,语录照背。别人吃饭,我看着。天下大雨,我淋着(北京能有几天下雨啊?又能有几天在你打水的时候下雨呢)。就是天上下刀,我也必须把开水打来,真是苦不堪言(这样的活是不是一定得有人干呢?大家总得喝水吧?总得有人打水吧?让你打就是苦不堪言?什么逻辑?当官做老爷的毛病!)。但是,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却能苦中寻乐:偷偷地在茶炉那里泡上一杯茶,抽上一烟斗烟。好像是乐在其中矣。
  (十二)特别班
  这一批牢头禁子们,是很懂政策的。把我们这“劳改罪犯”集中到一起,实行了半年多的劳动改造。念经、说教与耳光棍棒并举。他们大概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现在是采取分化瓦解的时候了。
  “特别班”于是乎出。
  牢头禁子们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标准,从“劳改罪犯”中挑选出来了一些,进这个班。
  这个班的班址设在外文楼内。但是,前门不能走,后门不能开,于是就利用一扇窗子当作通道,窗内外各摆上了一条长木板,可以借以登窗入楼,然后走入一间小教室。这间教室内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摆设?我不清楚。在我眼中,虽然近在咫尺,却如蓬山万里了。
  我是非常羡慕这个班的。我觉得,对我们“劳改罪犯”来说,眼前的苦日子,挨打,受骂,忍饥,忍渴,咬一咬牙,就能够过去了。但是,瞻望将来,却不能无动于衷。什么时候是我们的出头之日呢?我眼前好像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却没有舟楫,也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岛屿。我盼望着出现点什么。这种望穿秋水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现在出现了特别班,我认为,这正是渡过大海的轻舟。
  特别班的学员有一些让人羡煞的特权。他们有权利佩戴领袖像章,他们有权利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在牛棚里,党员是剥夺了交党费的权利的。特别班学员是否有了权利?我不知道。我每次听到从特别班的教室里传出来歌颂领袖的歌声或者语录歌的歌声时,那种悠扬的歌声真使我神往。看到了学员们一些—是否被批准的,我不清楚—奇特的特权,我也是羡慕得要命。比如他们敢在牢房里翘二郎腿,我就不敢。他们走路头抬得似乎高一点了,我也不敢。我真是多么想也能够踏着那一块长木板走到外文楼里面去呀!
  后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一直到“黑帮大院”解散,特别班的学员也没能真正变成龙跳过了龙门。
  (十三)东语系一个印尼语的教员
  这一位教员原是从解放前南京东方语专业转来的学印尼语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人非常聪明,读书十分勤奋,写出来的学术论文极有水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留学印尼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也曾尽了点绵薄之力。因此我们关系很好。他对我毕恭毕敬。
  然而人是会变的。“文化大革命”北大一分派,他加入了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人各有志,这也未可厚非。但是,对我这一个“异教徒”,他却表现出超常的敌意。我被“揪”出来以后,几次在外文楼的审讯,他都参加了,而且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胜过其他一些参加者。看样子是惟恐表现不出自己对“老佛爷”的忠诚来。难道是因为自己曾反苏反共现在故作积极状以洗刷自己吗?我曾多次有过这样的想法。否则,一般的世态炎凉落井下石的解释,还是不够的。
  然而政治斗争是不讲情面的。
  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黑帮大院”,钦赐低头,正好看到写在马路上的大字标语:
  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
  我大吃一惊。就在不久前,在一次审讯我的小会上,他还是“超积极分子”。革命正气溢满眉宇。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原来有人揭了他的老底。他在夜间就采用了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自绝于人民”了。(这才真可能是冤案,说明人家有死的勇气有坚持真理的执着,季老太爷你有吗?这样的人曾经那样对待你,只能说明你的肮脏和罪恶,这难道不是很合乎逻辑的事情吗?
  对于此事,我一不幸灾,二不乐祸。我只是觉得人生实在太复杂,太可怕而已。
  (十四)自暴自弃
  在牛棚里已经呆了一段时间。自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这个地方,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如果还有感觉的话,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不类地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说实话,我已经被季老爷这种话折磨的疲惫不堪了,空洞,贫乏,重复。能不能加点实际内容啊
  过去被认为是人的时候,我自己当然以人待己。我这个人从来不敢狂妄,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话,我毫不迟疑地把自己归入“好人”一类。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我一不吝啬,二不拜金。在这方面,我颇有一些“优胜纪略”。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天到药店去打药。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我了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中,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是我立即退还给他,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这种心理我以后才懂得。一九四六年,我从海外回到祖国。卖了一只金表,寄钱给家里。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伙计也算错了账,多给了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我也立即退还给他。在大人物名下,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对一个像我这样平凡的人,也不能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到了现在,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坏界限,善恶界限,美丑界限,自己逐渐模糊起来。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短论长,也由它去吧。
  而且自己也确有实际困难。聂记革委会赐给我和家里两位老太太的“生活费”,我靠它既不能“生”,也不能“活”。就是天天吃窝头就咸菜,也还是不够用的。天天劳动强度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学生宿舍区二十八楼、二十九楼一带去劳动,任务是打扫两派武斗时破坏的房屋,捡地上的砖石。我记得在二十八楼南头的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杂物,乱七八糟,破破烂烂,什么都有。我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了霉的干馒头。我简直是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一个“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这又不知道怎样忽发奇想编造而出的
  我也学会了说谎(岂止学会了,说谎天才超一流大师)。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队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照你的折磨论,还能让你去瞧病?而且还是自己自主的去)。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这行动有极大的危险性,倘若在路上邂逅碰上监改人员或汇报人员,那结果将是什么,用不着我说了。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钢镚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意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你不是不拜金吗连唱一分钱的孩子都不如!)
  上面说的这一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恶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当然是你自己啊,你的灵魂拒绝接受洗礼,你身为共产党员,却从不曾有一丝一豪的共产主义信念,你头脑中充满了虚伪、自私、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你的猥琐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你自己的成长过程积累的,一句话,写到此刻,我给你的评判是:道貌岸然)
  (十五)“折磨论”的小结
  牛棚生活,千头万绪。我在上面仅仅择其荦荦大者(择其大者尚不能具体,说明什么?说明一个“虚”字),简略地叙述了一下。我根据“以论带史”的原则,先提出了一个理论:折磨论。最初恐怕有很多怀疑者。现在看了我从非常不同的方面对“黑帮大院”情况的叙述,我想再不会有人怀疑我的理论的正确性了。(你的逻辑思维何其差也?你简直把读者当猴耍!
  “革命小将”们的折磨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决不会暴露自己心里的肮脏东西,别人也不便代为答复。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劳动改造”。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是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这就是我对“折磨论”的小结。(你的折磨论已经被你自己的描述论证为荒谬,你还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荒唐!
  牛棚转移
  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季,牢房里也装上了炉子,生上了火。虽然配给的煤不多,炉火当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来,屋子里已经是温暖如春了。(看看,不是折磨吗?不是渲染怎样如渣滓洞吗?这又怎么解释哟?!
  可是劳改的队伍却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来。什么原因呢?我不清楚,当然也不敢问。我此时反正已经堕入阿鼻地狱,再升上一级两级,是鬼总是鬼,对我无所谓了。
  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大概是因为人少了,连老鼠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大白天里,竟敢到处乱窜。我从家里带回来的一个干馒头首当其冲,被老鼠咬掉了一些。我想赶走它们,它们竟敢瞪着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许老鼠们也意识到,屋子里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帮”,等级不比老鼠高,欺负他们一下,谅他们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虽然不大敢随便说话,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不透风的墙”,我逐渐知道了,聂记革委会改变了对待“劳改罪犯”的“政策”,不再集中,而要实行分散,把各系所处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单位。姗姗来迟,东语系也把我们几个“罪犯”提回系里。我们的“牛棚”转移了。转移到外文楼去。
  前些日子,“特别班”还在外文楼时,我是多么希望能进外文楼来呀!现在果然进来了;却是依然故我。我们几个“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都在地上搭地铺。靠窗子有一张大桌子,我们的牢头禁子睡在上面,居高临下,监督我们。他外号叫“小炉匠”,大概是姓卢的青年学生。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帮大院”中没有见过的。他们也是“罪犯”吗?我心里纳闷。反正现在是同我们一锅煮了,彼此相安无事。
  在这里,生活比较平静了。不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时时刻刻都要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把耳朵伸得长长的,惟恐牢头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时答应晚了,招致灾难。现在牢头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间小屋的桌子上,用不着把神经弄得那样紧张了。
  但是,日子也并不好过,也不可能好过。我仍然是“劳改罪犯”。这楼上有许多办公室,大多是各专业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这些办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围的气氛当然是非常好的。我是这里的主人(可见不是公仆)。而今时移世迁,我一“跳”(自己跳出来也)而成为阶下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我当“反革命”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并不是留恋当年的“威风”,我深知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无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残喘而已。
  现在,在整个大楼里,我只有三个地方能进:一是牢房,二是厕所,三是审讯我的屋子,最后这一项是并不固定的(不让你回家啦?不让你撒谎看病得逞啦?且往后看再说)。至于第二项则是“黑帮”同“白帮”(“革命者”)共同享用的,因为“黑帮”虽然是鬼,也总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这里也颇有令人难堪之处。“黑”“白”杂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中国是礼仪之邦,见了面,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们又缺少英美人见面说的GoodmorningHowdoyoudo?或者单纯一声Hello!现在习用的“早安”之类,是地道的舶来品。我们过去常用的:“你吃了饭了吗?”是举国通用的问候语,我想缩为“国候”。现在,在外文楼,见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人,舶来品不敢用,“国候”也不敢用。只有低头,望望然而去之。“白帮”怎么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帮”却实在觉得非常别扭。有时“白人”在某一间屋子里,讨论什么问题,逸兴湍飞,欢笑之声中溢满了“革命气”,在楼道里往复回荡。这革命气却一点也没有薰到我身上。我们现在是“谈笑之声能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能闻”者,能听到也,这是别人的声音,我们是不能有声音的。我们都像影子似地活动着,影子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这里也并不缺少新闻,缺少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新闻并不是哪一个人告诉我的,现在没有人敢干、肯干这种事。这是我自己从楼道中嘁嘁喳喳的声音中听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新闻是关于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位蒙古语女教员的。原来东语系“罪犯”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在“黑帮大院”时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楼以后,女囚牢没有了,又不能同我辈男士一起睡在地铺上。所以就把她关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据我的推测,管理她的大概是一个学朝鲜语的女学生和一个系图书室女管理员。后者姓叶,大名暂缺。此人是一个女光棍似的人物,泼辣,粗暴,最擅长惹事生非,兴风作浪。她所在的图书室是东语系小沙龙,谣言由此处产生,小道消息在这里集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聂记公社在东语系的女干将,大概也属于那一种“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类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来,大声叱骂,押解着我到外文楼去接受批斗。女牢头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见的新鲜事儿。这样一个人物,对惟一的女囚绝对不会放过。在一天夜里,她和其他几个人对这位女囚大肆审讯,殴打。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被折磨得眼圈发青,我没有看见,不敢瞎说(你瞎说的还嫌少哇?)。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动,我的神经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条引起人们震动的新闻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楼以后,我没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改悔的家伙(算是有自知之明)。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大概是营长的军官,大名叫赵良山(此人后来听说已经故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我当时心里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军水平总应该是高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全部日记已经都被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子又捅了马蜂窝。他勃然变色,说我态度极端恶劣(你这算态度友好?)。他现在是太上皇。我哪里还敢吭气儿呢?
  晚饭以后,回到牢房。原先反聂的一位女教员,率领着几个人,手里拿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把小屋墙上贴满。原来一片白色,非常单调寡味。现在增添了大红大绿,顿觉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机。标语内容,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等等。“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已经对于我的神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我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首先由东语系的“红卫兵”—现在恐怕是两派的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我自己又像一个被发配的囚犯,俯首贴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跄前进。旧剧中,囚犯是允许抬头的。我这个新社会的囚犯却没有这个特权。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来并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搂,凭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时隐隐约约地看到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为我不能看—,不过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此外再加上造谣、诬蔑、人身攻击。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听到的也不过是那些东西。我顿时明白了:我现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过一楼楼道。楼道本来很狭,现在又挤满了学生。我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我一个人也看不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我飞上了二楼。同在一楼一样,从楼道这一头,走(按语法来讲,应该是被动式)到那一头。仍然是震天的口号声。在嘈杂混乱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楼。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心里颇有点不满足,觉得太单调,不够味。“仪式”完了以后,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楼。
  后来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这是不是东语系学生的发明创造?如果是的话,将来有朝一日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时,应该着重提上一笔,说不定还要另立专章的。至于我自己,我是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人。身体上,精神上,都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只觉得有点“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看来那位赵营长下定了决心,连夜召开会议,制订了斗争方案。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立即有学生来找我,到一间教研室里去批斗。这次准我抬头了,看到的是一个教研室的成员,加上个别的学生。我已摆好了架子坐喷气式。然而有人却推给我一把椅子。我大惊失色,我现在已经成了法门寺的贾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这个批斗会,还能批出什么,又斗出什么呢?我觉得十分平淡寡味。我于是把两个耳朵都关闭了起来,“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船。”朦胧中,听到一声:“把季羡林押出去!”我知道,这一出戏算是结束了。
  我正准备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来把我拉到另一个教研室去,“行礼如仪”。然后是第三个教研室,第四个教研室。我没有记录,也无法统计。估计是每一个教研室都批斗一次。东语系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来的是学生。我不知道,东语系学生共有多少个班。每班批斗一次(也许有的班是联合批斗),我记不清楚,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以每次批斗一个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我看有的班“偷工减料”,质量大有问题。实际上怕用不了这样多的时间。反正在三四天以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要忙。这个班刚批完,下一个班接着干。每天批斗八九场,只给我留出了吃饭的时间。可谓紧张之至了。
  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斗。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劳”了。
  世间事真是复杂的。我以“态度恶劣”始,又以“态度恶劣”终。第一个“恶劣”救了我的命,第二个“恶劣”养了我的神。当时的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我们看看季老的叙述,从不讲具体批判的内容,从不去思考自己身上有无需要批判的东西,即算如此,这样一些批斗又构成了对你怎样的折磨呢?如果这也算一种折磨的话,我党被国民党、被日本人残酷对待的又叫什么呢?这也叫折磨的话,那什么叫做教育呢?本是要触及你的灵魂的,但你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灵魂吗?既然没有,却为何还要留在党内?这不是虚伪是什么?这不是投机是什么?这不是暗藏的敌人是什么?因为你在党,所以,党要挽救你,党要批判你,目的却不是为了你臆造的折磨,而是改造。)
  半解放
  什么叫“半解放”呢?没有什么科学的定义。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集中批斗之后,时令已经走过了一九六八年,进入了一九六九年。在这一年的旧历元旦前,系革委会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这次恐怕不好再说“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个“小炉匠”。此时我家的那一间大房间久已被封了门。全家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据家里两位老太太告诉我,其间曾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睡在我的床上,用我们的煤气做饭(如果我没有看本文此前的所有内容,而只是看到在某个文章里引用的季老此段叙述,根据季老的地位和名望,加之我对季老的我一无所知,是断断不敢怀疑此段叙述的真实性的。然而,我毕竟是从开头一直看了过来,也在这一阅读的过程中建立了对季老由粗到细、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印象,所以对季老的人格、本性是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了。所以,这一段叙述,我是宁可信其无而不敢信其有的)。他们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扬!”否则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小炉匠”就拿着那一把钥匙,开了门,让我睡在里面。我离开自己的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我此时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钱,吃饭也不够。我记得后来增加了点钱,数目和时间都想不起来了。外来的压力还是有的。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楼下一个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他自己据说是国民党的兵痞)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听了没有吃惊,这种事情对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心里仍然难免有点别扭,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我仿佛成了瘟神或爱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了。
  即使没有人告诉我,毋宁说是提醒我这种情况,我这人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是一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敢叫售货员“同志”,我怎么敢是他们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呢?叫“小姐”,称“先生”,实有所不妥。什么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我自己都觉得十分难堪。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过了没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楼去参加“学习”(不以他臆造的折磨论理解,而以正当的意图理解,这不是逐渐的给他恢复正常生活是什么?这样的学习不是教育不是挽救不是改造是什么?)。我第一次从家里走向四十楼的时候,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我走出门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上走过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已经很不习惯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楼,见了革命小将,是不是还要高喊“报告!”呢?是不是还要低头垂手站在他们面前呢?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得不到答复,走起路来,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楼。我见景生情,思绪万端。前不久我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曾几何时,我又回到这里来了。这回是以什么身份?我说不清。“丑媳妇怕见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的喊声,没有手打脚踹,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就以一个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他们的学习和活动。原来东语系的“棚友”都被召唤到那里。可是待遇却不知为什么显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扫楼道。有一个印地语教员被无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扫厕所。我原来是有思想准备来干最脏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没有,实出我的意外了。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还非常不习惯,有点拘谨,有点不舒服。我现在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是青年人,活泼爱动。学习休息时,他们就吹拉弹唱。有一个同学擅长拉二胡,我非常欣赏;但又不敢忘形。年轻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则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气氛很不协调。
  但是,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一些波澜。我回忆所及,首先就是党费问题。我上面已经谈过,在“黑帮大院”中,交党费是犯忌讳的。我当时自己不能领每月的生活费,都是我的年迈的婶母代劳。她每月到外文楼东语系办公室去领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费(文革期间,普通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成本以前已经评论过,在此提醒读者)。作为“黑帮”的家属,她没少听到闲话。特别是井冈山“黑帮”的家属,更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奚落。老人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在这个情况下,她居然还怕自己的孩子丢掉党票,仍然按月交纳党费。东语系不知道哪一位党组织干部居然敢收下,而没有向“黑帮大院”通报。否则我一定会多挨上一顿打。我至今感激不尽。我婶母还告诉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对她没有奚落,而且还偷偷地小声对她说:“把钱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谈到这种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温暖,也总是感激不尽。
  但是,到了四十楼以后,应该我自己交党费了。我这种非人非鬼的处境,却使我不敢厚着脸皮去交党费。此时党组织好像已经不再活动。我也不知道向谁交。如此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按时交党费?”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等到支部决定开除我出党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所有拖欠的党费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后离开。”由此可见,我认为,留在党内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党费问题,我在四十楼颇有一些小小的无关大局的感慨。这一座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东语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东语系的男学生在四十楼也住了极长的时间了。我必然要经常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也遭受过无情的凌辱。我不想发那些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一类的牢骚。因为世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这样的人与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这种事情已经不值得再发牢骚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也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种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小小的个人悲欢,经常来打扰我(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的都是英雄,共产党员最讲认真,最讲忠于自己的信仰,所以,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是潜在的或实在的英雄。你作为党员,真是玷污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光荣伟大的称呼)。何况“十年浩劫”决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决非小事。以我这个脆弱的心灵来承受这空前的灾难,来承受这一件极大极大的事,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见了。到了四十楼以后,我的处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前途仍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触景生情,心里就难免有所波动了。
  远的不必讲了。专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两年多来说,四十楼就能唤起我很多不同的回忆,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从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的大字报,鼻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是在四十楼。我被勒令交出“黑钱”三千元,又被拒绝接受,是在四十楼(这能说明什么?这起码说明要你交三千元不是个人的随意索贿或贪污行为,而是执行一种命令或意图;并且这种命令或意图后来被发现是错误的而立即停止,表现了即便在文革哪一个被普遍污蔑为乱套没有制度没有法律的状态下,也自有一套检查纠正程序,而且运行还极有效果。对于此事不就是一例吗?再扩展开来,对季老太爷之类的人的批斗不也是按照程序按照步骤有区别的有时间段的走过来的吗?这没有系统的组织能做到吗?)。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斗东语系“走资派”,口号之声惊天动地,我自己也颇想“对号入座”,是在四十楼。自己顶撞了“支左”的解放军军官而被判处“楼内游斗”,是在四十楼。
  啊,四十楼!我本不愿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楼!(文学青年看到蕴含感情的文字,总不免心下凄然,但是,对于季老爷这样的蕴含恶毒的政治图谋的文章,还是请静心思考,不要贸然动情吧!
  我现在又到你里面来了,第二次滥竽“革命群众”之中。
  在延庆新华营
  这一次我在四十楼呆的时间不算很长,大概是半个冬天,一个夏天,半个秋天(看来是半年罗,怎么还不连贯,中间缺了春天?)。在这期间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部队的进驻。只派不多的军官和士兵,也算是来“支左”吧。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北大师生员工的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在全校派性严重,一团乱糟糟的情况下,似乎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生机。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因为那里有血吸虫就是迫害?这是什么逻辑?血吸虫什么时候被基本灭绝的?就算是没灭绝,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在受迫害吗?在受谁的迫害?秉承了谁要迫害他们的意图?!)。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准备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最初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让我留在北京,同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没有来得及表露感激之情,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另有任用”(看看你所叙述的,再看看真实的事情主脉,驴唇不对马嘴啊,我的季老太爷!)。
  根据什么人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最好。现在我就是这样一个“活靶子”。我忽然想到,在新疆时我曾看到郊游时汽车上总载着一只活羊。到了山明水秀的目的地,游玩够了,就拿出刀子,把羊杀掉,做成羊肉抓饭,吃饱了回家。我在新华营,在菜窖里搬菜。曾拉出来,被批斗过一次。我知道,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原来留在北京,只被斗了这么一次。而这一次就变成了季老笔下的留下来的目的——活靶子,真是高明啊!照我想来,即便是这一次的斗,也应该是有一定的教育意图的吧,只把这一次的批斗——如果能让时间老人能够——真实的在现在读者面前,也会撕破季老太爷虚伪的画皮的。
  一九七○年旧历元旦,奉召回京。
  完全解放
  上一节的标题是“半解放”,这一节是“完全解放”。我这样写都是毫无根据的。这两个词儿都不是科学的或法律的用语,其间界限也不分明。这都让法学家或哲学家去探索吧。
  仍然谈我的情况。回校以后,我有一股振奋的情绪。就在这一阵振奋中,我们都住进三十五楼。似乎是根据一种新精神,也许是一种新规定,每个系的办公室都设在学生宿舍中,大概是想接近学生,以利于学生的“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吧。上、管、改的精义就是把老师,老知识分子置于学生的管理和改造之下,提倡初年级的学生编高年级的教材(简直是弥天大谎!侮辱当时全国人民的智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十五楼共有四层。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在二层中腾出若干间屋子,是系的党政办公室。这一些办公室与我无干。我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的朝外有大玻璃窗子的极小的一间房子里,这里就是本楼的门房,我的差使就是当门房,第一个任务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第一个任务又难又不难。领导嘱咐我说:不要让闲杂人员进入楼内。本系的教职员都是“老同志”了,我都认识。高年级学生也认个八九不离十。新学生则并不清楚。我知道谁是闲杂人员呢?既然不认识,我无能为力,索性一概不管,听之任之(这就是他的工作态度,看到了吗?如此一来,不管哪个单位的新上任的传达人员,似乎都得照此办理了?都分不清楚就不闻不问了?!岂有此理!)。这不是又难又不难吗?
  第二个任务,也是又难又不难。不难在于有电话我就接;没有电话,我就闲坐着。难在什么地方呢?据我统计,似乎女生的电话特别多,要我每次传呼都爬上三四楼,这倒是很好的许多专家都介绍过的“爬楼运动”;无奈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是任何体育锻炼专家也难以做到的。我爬了几次,觉得不行,就改为到门外楼下向上高呼。这办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间里的女同学就不大容易听到。也颇引起一点麻烦。我的能力如此,有麻烦就让它有麻烦吧。
  至于第三个任务,那是非常容易的。来了报纸,我就上楼送到办公室。来了信,我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的窗台上,让接信者自己挑取。
  就在完成这三项任务的情况下,日子像流水似地过去。我每天八点从十三公寓走到三十五楼,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六点回家,每天十足八个小时,步行十几里路。这是很好的体育锻炼。我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忘记了从什么时候起,又恢复了我的原工资(好歹算算蒙受了多少损失啊?文革总长十年多,姑且不论你吃的亏遭的罪是否冤枉,单论时间占文革期间的几分之几?什么叫以偏概全?读者你可会判断?)。吃饭再也不用发愁了。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
  翻译《罗摩衍那》
  但是,我是一个舞笔弄墨惯了的人,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我过不惯。当个门房,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也无事可干。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子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也觉得无聊。“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想到了古人这两句话。我何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一干呢?世上“无益之事”多得很。有的是在我处境中没有法子干的,比如打麻将等等。我习惯于舞笔弄墨久矣。想来想去,还是出不了这个圈子。在这个环境中,写文章倒是可以,但是无奈丝毫也没有写文章的心情何。最后我想到翻译。这一件事倒是可行的。我不想翻译原文短而容易的;因为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是摆脱不掉的,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避免经常要考虑挑选原文的麻烦。即使不会是一劳永逸,也可以能一劳久逸。怎么能说翻译是“无益之事”呢?因为我想到,像我这种人的译品永远也不会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译了而又不能出版,难道能说是有益吗?就根据我这一些考虑,最后我决定了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有一些颂更长),至少有八万多诗行。够我几年忙活的了。
  我还真有点运气。我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心情,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大家都知道,订购外国书本来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我的眼前了(这说明什么?第一,所谓的闭关锁国是经不起推敲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还存在;第二,文革时期不注重文化、文学是不对的,是尊重知识、重视普及的;第三,季老爷的折磨论是荒谬的恶毒的;第四,对犯错误的专门人才是爱护的、培养的;第五,办事效率是较高的)。我真觉得这几本大书熠熠生光。这算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年中我最大的喜事。我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我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我脸上。
  可是我当时的任务是看门,当门房。我哪里敢公然把原书拿到我的门房里去呢(难道敢就对了吗?你身为门房,岂可一心二用,门房的工作你以为三心二意就可以干好吗?不得把视野控制在大门四周吗?你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根本不是正派的认真的,而是敷衍的潦草的)?我当时还是“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我头上还戴着“帽子”—也不知是些什么“帽子”—,反正沉甸甸的,我能感觉得到。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我坚持要把它译成诗,不是古体诗,但也不完全是白话诗。我一向认为诗必须有韵,我也要押韵。但也不是旧韵,而是今天口语的韵。归纳起来,我的译诗可以称之为“押韵的顺口溜。”就是“顺口溜”吧,有时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也是不容易的。我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我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我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是在干什么。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不管怎样,季老太爷总是一个大专家,在学术范围内做出了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事。但是还要想到,很多人研究出成果,往往身处逆境,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季老爷,是应该感谢文革的)
  一个小插曲
  春光虽好,我自己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我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的。仍然有意想不到的干扰。
  有一天,我正在向门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门供贴大字报之用临时搭起的席棚上贴出了很多张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有的教员还在江西鲤鱼洲没有回来。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我原来想不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我走出了我那“成一统”的窄狭的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大字报。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对我来的:我成了五·一六的嫌疑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稍微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出身好的青年人所组成的。我一非青年,二又出身不好,既非工人,也非贫下中农或“革命干部”,我哪里有资格参加这样的“革命”组织呢?我同五·一六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是驴唇对不上马嘴。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可以一笑置之的。但是这一次我却笑不起来。几年前我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时,我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次我连哼都哼不起来了。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我不知道,东语系的革委会和军工宣队是怎样考虑的。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更滑稽的还在后面哩。全国上下大声嚷嚷了一阵五·一六,北大井冈山的一位头领公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是最后却忽然销声匿迹,—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你笑也罢,哼也罢,不笑不哼也罢,那张大字报起没起作用呢?结果证明,并没有因为这一张大字报把你划为或者打成五一六分子吧?这就说明,当时那些运动的领导层和执行层还是按政策办事,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办事的。)
  一幕闹剧
  不管人世风云如何变幻,“文化大革命”浪涛怎样激荡,时间还是慢慢地或者迅速地向前流驶。转瞬之间,“文化大革命”好像高潮已过,有要结束的样子了。虽然说“乱是乱了敌人”,实际上主要是乱了自己,还是以不乱为好。现在是要拨乱恢复正常的秩序了。首先是要恢复党的组织。一个非党的工宣队员,居然主持党支部的工作,实在有点太“那个”了。
  要想恢复党组织的活动,首先要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又是根据什么法令,所有的党员(四人帮等当然除外)都失去了组织。现在每一个党员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好像是要经过群众讨论和领导批准(这难道不是必要的吗?为什么要清党?为什么要整党?为什么要教育改造?不就是因为很多人——当然要包括季老爷——党性不纯、入党动机不纯,不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吗?所以才要重新办理入党手续,要让群众讨论和领导批准。这是绝对必要也是至关重要的),才能恢复组织生活。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东语系大概是经过军工宣队的讨论(那一位非党的工宣队员当然会参加的),决定从全系党员中挑选出一个,当做标兵,演一出恢复组织生活的开场戏,期在一举通过,马到成功,为以后的人树立一个榜样。这样一个人选责任之大可以想见。用什么标准来挑选呢?首先要出身好,其次要党性强。具此二标准者,庶乎近之。大概是经过了周详的考虑,谨慎的筛选,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烈属兼贫下中农的姓马的党员中了标,他是我作为系主任兼导师精心选择留下当我的助教和接班人的。现在,我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正好成了他的党性的试金石。具备这两个条件,又有这样“亮相”的机会的,东语系并无第二人。谁敢说这不是天生的“佳选”呢?
  
  
  

 
 
顶端 Posted: 2010-08-30 07:50 | 62 楼
jia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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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同东语系全系的留校师生被召到学一食堂里去开会,每人自带木板小凳。空荡荡的食堂里,饭桌被推到旁边去,腾出来的空地上,摆满了小木板凳子,我们就坐在上面。前面有几张大桌子,上面摆了不少的东西。我仔细一瞧,有毛料衣服和裤子,有收音机(当时收音机还不像今天这样多,算是珍贵稀有的东西),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我跟在“革命群众”的后面,还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没有闲心去一件件地仔细瞅。我只觉得,这颇像一个旧品展销义卖会。可是在这些东西旁边,有几本用很粗糙的纸张油印成本的讲义,我最初还不知道是什么讲义;也不知道这样粗糙的道具为什么竟能同颇为漂亮的西装裤子摆在一起。对所有的这一些道具,我都不知道它们在今天第一个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会上会起什么作用。我满腹疑团坐在那里,不知道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   人到齐了,时间到了。主席宣布开会。他先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和做法,然后就让这位选中的标兵发言,或讲话,或“检讨”,反正是一个意思。这位标兵站起来,走到前面,威仪俨然,义形于色,开始说话。说话的中心主题是:不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金童玉女。这里要解释一句:金童玉女是旧社会出殡时扎的殉葬的纸人。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谁一听都知道指的就是我。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今天这一出戏是针对着我来的。我有点吃惊,但又不太吃惊—惯了。只听我这位前“高足”,前“接班人”怒气冲冲地控拆起来,表情严肃,声调激昂,诉说自己中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糖衣炮弹,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在生活上追求享受,等等,等等。说到自己几乎要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时,简直是声泪俱下。他用手指着桌子上陈列的东西,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于是怒从心上起,顺手拿起了桌子上摆的那一摞讲义—原来是梵文讲义—,三下五除二,用两手撕了个粉碎,碎纸片蝴蝶般地飞落到地上。我心里想:下一个被撕的应该轮到那漂亮的毛料西服裤或者收音机了!想时迟,那时快,他竟戛然而止,没有再伸出手去,料子西装裤和收音机安全地躺在原地,依旧闪出了美丽的光彩。我吃了一惊,恐怕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这个撕东西的行动,应该是今天大会的高潮,应该得到满屋的掌声。然而这些全落了空。我哭笑不得,全体与会者大概也是哭笑不得。全场是一片惊愕的寂静。
  这一幕闹剧以失败收场了。
  在散会后回三十五楼的路上,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不撕可能最透露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西装裤子,而偏偏撕很难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梵文讲义呢?我自己也想了很多。这一位表演家到北大来已经十年多了。当学生时对我温顺如绵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一点。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有一些非常精彩匪夷所思的表演。在一般政治性表态性的大标语上,按惯例从来没有人署名的。有之自北大始,北大有两个人是这样干的,恰恰都出在东语系,其中之一就是我说的这一位。这一个惊人的举动,在北大一时传为“美”谈或者笑谈。在我第一次混迹“革命群众”中参加学习的小组会上,我曾对他坦率地提过意见,我说,他既不像一个烈属,也不像一个贫农。他大概为此事耿耿于怀。以后发生的这一些事情,难道与此没有联系吗?
  这一幕闹剧以后东语系的党员是怎样逐渐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因为与我基本无关,我没有去注意,今天更回忆不起来了。
  我的恢复组织生活
  时序推移,不知经过了多长的时间,北京大学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要结束了。剩下的大概还只有两三个人了,我是其中之一。写一个榜的话,我不是孙山,就是还在孙山之下,俗话说“名落孙山”了。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我谈话,我知道,这一下轮到我了。我此时早已调离了那个门房,参加印地语教研室的活动。系领导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和总支书记告诉我,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我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给。我当然非常感动。我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东语系的一个非常正派的同志先递给我了一千五百元。我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总支。这位同志告诉我,还有四五千元以后给我(可见你此前的那些推测和断言都是你阴暗、丑陋的小人心态的臆想)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否开过支部大会讨论我的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突然有一天,系里军宣队的头儿和系总支书记找我。总支书记问我:“你考虑过没有,自己的问题究竟何在?”(问得多好啊,但是季老爷是从不会检查自己身上的思想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区别与联系的)我愕然不知所对。要说思想问题,我有不少的毛病。要说政治问题,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我只能说没有。但是,我一时很窘,半天没有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结束了这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的宣委或组委一个由中文系调来的干部来找我,告诉我,支部决议: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但给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我勃然大怒(你怒个屁啊,你够格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吗?那时候人们看不清楚你,现在盖棺定论,你自己都把你自己给揭穿啦!)。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上,临了仍然给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了我的表情,他脸上一下子也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恢复组织生活的故事结束了。
  我算不算是“完全解放”了呢?
  “完全解放”这一节我只能写到这里了。
  我的“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了。(这就结束啦?文革,那可是十年浩劫呀,这才几年呀?以后不浩劫啦?看来是,要不然还得往下写。所以,读者们啊,就算是他们污蔑文革动乱有一定的事实依据,那也只是三年左右的时间,也只是文革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看文革是看三分之一就来断定,还是总体来看呢?是看那些被打倒的人的具体的心理感受呢,还是看具体打倒他们的背景、原因、详细过程?是看这一段时间某些单位的暂时混乱呢,还是看整个文革期间农业、工业、科技、外交等等的总体迅速发展?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重视的问题,只有正确的思考模式,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的《牛棚杂忆》也就算是写完了。
  余思或反思
  但是,我必须还要啰嗦上一阵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你的所有思考——不管是“余思”还是“反思”——的出发点,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所以,你殚精竭虑,不惜罔顾事实,生编硬造,以虚代实,颠倒黑白。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现在的确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因为事实终究是事实。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重新被奴役,血泪的教训,已经足以颠覆主流话语制造的对文革的污蔑了,只有那些至今还不会独立思考只会盲信盲从的傻瓜才会把你的结论当共识)。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听讲“文化大革命”,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你看季老爷子的主观主义多么浓厚?一句保证似乎就代表了绝大部分了?你凭什么代表?你代表得了魏巍、马宾、李成瑞、邓力群、李尔重、武光、黄克诚等等这一大批在文革中也遭受磨难甚至不公对待,但是却在现实的教育下重新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最后终于肯定了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的老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吗?)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只能说明,他是个冒牌的士,而已)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批判会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好看”—,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拔白旗”等等。庐山会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饿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点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里呢?我当时认识不高,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原罪感”。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解放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入。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只是觉得国民党有点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共产党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我认为自己那一点“学问”,那一点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然而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真刀真枪的革命,营垒分明,敌我自然好分辨,难就难在思想革命,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进行思想革命不改造掉自私的心态,就永远不可能。这一点,岂是共产主义者的对立面季老爷子能理解的?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难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如果说,毛主席逝世之前对他的崇拜,还有人为推动的因素,那么,随着文革的被否定,那些以否定文革而掌权的统治者以对文革的否定而否定毛泽东,并大肆纵容支持甚至引导各种反毛非毛言论的泛滥,意图使年青一代怀疑毛泽东、仇恨毛泽东,再有对毛主席的崇拜就绝非人为的作用了。事实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毛泽东却越来越热,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崇拜竟越来越深,这能说明什么?只能说,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拜和爱戴,证明了毛主席的确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他至死都在捍卫人民的利益,这种崇拜是人民的敌人怎样幻想也达不到的。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我在上面啰哩啰嗦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前此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终于指名道姓了,说明对受害者的指名道姓并非季老写作此书的禁忌。而指出受害者的真实身份,无疑会给读者造成对文革更深刻的否定。那么之前的那些未指出真实身份来的那些事例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是虚构的呢?这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他们各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海外关系,在文革中的确成为个人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幸的因素,这的确应由极“左”思潮来负责,但却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自然结果。文化大革命,并不必然导致极左思潮主导一切。具体的现象都是可以分析可以解决的)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恐怕还难以圆满。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可能性并非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我要啰嗦的也啰嗦完了。
  后记
  我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到今年六月三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俱在,此心可质天日!“文化大革命”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也“飞黄腾达”过。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我写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文化大革命”前的友谊,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护。
  现在统计了一下,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产品。如果“文化大革命”中我真遂了“自绝于人民”的愿,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不出来。
  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还是不幸?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由它去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写完

他终于写完,我也终于要评点完了。纵观全书,季老爷的写作真的缺少章法,语无伦次,前后颠倒。仔细想想,都写了几个完整的事件?这些具体的事件又能否说明他的折磨论?这些具体事件的叙述(不是指那些他顾自的发泄)能否给人以令人发指、惨不忍睹的感受呢?所以,这样一本流毒甚广的书,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我真的要悲哀于国人的群体无意识了。
但是,只要细加思考分析,很多假象是一戳就破的,我索性戳个遍,免得再有无知者上当,也算是做一件功德之事。
对于文革,主流媒体的叙述,伤痕文学的传播,使我就在几年之前还憎恶万分,也因此对毛主席腹诽很多。但是,只要保有一颗客观之心,敢于怀疑,敢于分析,却在各种文章的对比之中,是可以发现真实的文革面貌的。
没有对文革的正确解读,就没有人类的光明未来。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
  
  
  

 
 
顶端 Posted: 2010-08-30 07:50 | 63 楼
jia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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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楼【正宗草民】 于 2010-8-10 16:20:08 评论说
只能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颠倒术”一经掌握在颠倒者们的手里,不是真理也成为了“真理',历史就这样被无情地歪曲了。
3 楼【zgzyhbzj】 于 2010-8-10 16:22:44 评论说
我看这个评论的人还是应该调查一下,老季是不是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
4 楼【毛泽东号】 于 2010-8-10 16:49:17 评论说
好文章
5 楼【1cyp】 于 2010-8-10 16:51:30 评论说
除了政教合一的国家,若干年后,文革的形式将是全世界人民追求的唯一目标。
6 楼【凯凡】 于 2010-8-10 16:57:54 评论说
作者批得好!象季羡林这样的人,竟被一些人说成是"国学大师",真是悲哀!说明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混乱到什么程度。季羡林,他的“文章”只要去读上几段就不难发现,这个人政治上有哪些问题、他在纳粹德国时期到底是“被困”德国还是有心为德国服务的不明经历不说,仅就文章去看,他离真正的“学问”还远得很,但却被很多人不懂装懂地吹捧,实是悲哀!
    总之,作者批得好!
7 楼【草木葳蕤】 于 2010-8-10 16:59:51 评论说
季羡林不过是一个变色龙而已,自己分明也积极地参加了文革,还说自己如何进了牛棚受迫害。改革开放之后为了迎合某些领导,又编造出《牛棚杂忆》。一个对待历史没有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人,其学术研究也值得考虑。一些人将之捧为国学大师,是有政治目的。
8 楼【无产阶级VS资产阶级1】 于 2010-8-10 17:05:04 评论说
评得好!季某人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9 楼【zhe1968】 于 2010-8-10 17:05:39 评论说
谢谢作者!
10 楼【cmzdtm】 于 2010-8-10 17:08:37 评论说
如果祖国被侵犯我一定会用命去捍卫,在国家民族面前每个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至于个别自封为能代表人民的某些人,历史会有公论。如果还承认是中国人就要从民族大义出发,多出一些好主意。
11 楼【真理至上】 于 2010-8-10 17:19:46 评论说
对于派性也要辩证的看,现在台湾资产阶级民主不是也充满派性吗?为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看不到这些,还为之叫好?因为他确实也有积极的一面,比专制的资本主义强。同样,文革中各造反派之间表现出的派性,也有其两面性,消极的一面我不必多说了,右派们说得够多的了。积极的一面呢?是为未来建立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积累经验教训,当时没有完全实现“用文斗不用武斗”,是历史的局限性,但失败是成功之母,充分涉取文革大民主经验教训后,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必定会逐步完善成熟起来的。
就如同对台湾、泰国、吉尔吉斯的民主式混乱或战乱,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意义。
12 楼【怒涛】 于 2010-8-10 17:30:51 评论说
评得好!首先应该说明的是“牛棚”,毛主席历来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农民总是腾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至于去五七干校,那校舍在当时来说也是不错的,而歪着良心的知识分子却诬蔑是“牛棚”,所以光从季老爷的文章题目看,就是不怀好意的。
13 楼【陈心潜】 于 2010-8-10 17:33:39 评论说
李敖这样评价季大师:“别人都死了,他没死,就成大师了。”-----够中肯。
14 楼【夏有凉风】 于 2010-8-10 17:52:14 评论说
评点的不错。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坚持负责任工作才对,季老看门委屈了点,也不能那么没有责任感呀,在抓革命、促生产中,把自己工作干好是主流,耍大邪的也有,如季老。九二年想起写文革,八成别有用意。
15 楼【打败美帝野心狼】 于 2010-8-10 18:07:27 评论说
作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感谢作者!向作者致敬!
16 楼【工业学大庆】 于 2010-8-10 18:12:29 评论说
季先生是高贵的人,怎麽能住有老鼠、蚊子和苍蝇的房子呢?那时候中国农村大多数老百姓的房子都是这样的。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在季先生所谓的牛棚里生活,先生可知晓?高高在上,完全漠视劳动人民的艰辛,我看还需要接受教育。
17 楼【毛泽东的忠实信徒】 于 2010-8-10 18:19:29 评论说
靠and切!季羡林不就是懂几句梵文、巴利文吗?连《牛棚杂忆》这样的母语文章都写得垃圾如屎的混世小人也配称为“蝈学大师”?!窃国大盗和资改汉奸们果真是有眼无珠!
18 楼【joyce714】 于 2010-8-10 18:33:49 评论说
文章揭开了文革后“阴谋史学”“伤痕文学”铺天盖地、妖言惑众序幕、清算一小撮阶级敌人30年来对中国革命恶毒诋毁和无耻攻击。很有现实意义。中国人民正在反击、正在清算。我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真正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者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19 楼【山东大葱】 于 2010-8-10 19:47:59 评论说
最卑鄙的是那些当时如何革命,事后又如何与别人斗争、如何坚持真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文匪。
20 楼【沧海横流】 于 2010-8-10 20:21:45 评论说
能简短点就好了,太长了,太详细了。没有几个人会看到底的,特别是看季大师的那堆奇大无比的大粪。建议作者同时搞个简批本,字数少一些,容易理解,传播。
21 楼【草木葳蕤】 于 2010-8-10 20:38:34 评论说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爱国的传统,有不阿权贵的骨气,也为民请命的精神。可是季羡林老先生有诸?抗日战争时期自己在德国纳粹的庇护下过着神仙的日子,建国后拿着共产党的高高的工资,享受着新贵族的待遇。文革也跟着热闹了一阵子。可是改革开放九十年代便敷衍趋势地推出《牛棚杂忆》攻击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迎合反毛的权贵。这哪里还有一点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
老先生若不死,应当重读屈原杜甫鲁迅的作品,看看他们的为人。
22 楼【zhouyi1083】 于 2010-8-10 20:51:54 评论说
反正现在的xx后又没有经历过,他怎么说都可以了,刀笔之下,白可为黑,鹿可成马,就连皇帝的事情也可以吹成“传位于四皇子”,“吕四娘去掉雍正头”,这正是士大夫阶级的厉害之处
23 楼【腾细浪】 于 2010-8-10 20:56:38 评论说
文革本身不可怕,文化革命吗,斗私批修,要文斗不要武斗,可就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脑筋不进化的人,打着红旗反红旗,干着名左实右的勾当,制造混乱,挑起对立,浑水摸鱼。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什么人最高兴,就是他们耍尽伎俩搞破坏的结果。
24 楼【whereismyvote】 于 2010-8-10 22:34:19 评论说
极左极右都不是好东西,人民现在不好忽悠了,不是谁说两句漂亮话就跟谁走的,那是三岁以下小孩子干的事,人民乐得看极左极右分子为了争权夺利人头打出狗脑子。还是要实事求是啊!
25 楼【东河之窗】 于 2010-8-10 23:10:54 评论说
最近有位年轻同事,看了巫宁坤的《一滴泪》,还真的痛哭流涕,眼睛都哭肿了。我希望有了解巫宁坤的人,文革过来人,也评论一下他的书,省得贻害青年人。

据我的印象,至少文革前,教授们的待遇很高,日子过得很滋润呢!
26 楼【易立人】 于 2010-8-10 23:14:54 评论说
“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

     ——一派胡言!看到这里,我看就没必要往下再看了。一个所谓的学者,说话蛮不讲理,罔顾事实,自以为是,这样的人不管是做学问,还是讲历史,我想他除了作假,也好不到哪去,他那点狗皮膏药我是不信的。
    其一,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他季羡林也许是喝了迷魂汤而异化为非人。我想,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清醒的,是积极主动的投身并接受运动洗礼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与那些“非人”的主要区别。
    其二,所有···都···,他季羡林了解多少?而且是“现在看来”,当初不是现在是,这不就是他们颠倒是非惯用的伎俩吗?这就是他季羡林的真实学问?!
27 楼【叶依青】 于 2010-8-10 23:16:42 评论说
我看了觉得,非牛,非棚,也非忆,就杂突出。用“议”代“忆”比较合适,是选择了关键时间,一议成名耳!
看了半天,“牛棚”时间就68年6月18到至69年元旦前,不到半年时间。学历也不够呀,论文质量怎能及格呢!?
28 楼【aiqing】 于 2010-8-10 23:27:45 评论说
看了三分之一,想到了范跑跑,哈知道为什么要跑跑拉!
29 楼【一路风尘】 于 2010-8-10 23:45:59 评论说
季羡林真是无耻之尤。
30 楼【ymxr】 于 2010-8-10 23:46:04 评论说
没有对文革的正确解读,就没有人类的光明未来。
31 楼【元翌】 于 2010-8-10 23:54:01 评论说
封建性是固存的,程度问题.觉悟不同.
问题是彻底贯彻以工农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宪法.
自然之法,社会之法,个人之法.
32 楼【无法】 于 2010-8-10 23:54:27 评论说
我没有看完,太多了,感谢作者的精辟揭露,原来,季老狗是这么个东西,怪不得资改派如此吹捧他,怪不得文革要踏上一千只脚,毛主席太伟大了。
33 楼【lyq862】 于 2010-8-11 1:58:37 评论说
象季羡林这样的人,竟被一些人说成是"国学大师",真是悲哀!
34 楼【曾军工】 于 2010-8-11 8:18:15 评论说
正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否认文化革命的一切,极力鼓吹个人利益至上,才产生了后来那些名正言顺的“腐败”季羡林是一个变色龙而已,是修正主义的排头兵.文章揭开了文革后“阴谋史学”“伤痕文学”铺天盖地、妖言惑众序幕、清算一小撮阶级敌人30年来对中国革命恶毒诋毁和无耻攻击。很有现实意义。中国人民正在反击、正在清算。我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真正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者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35 楼【曾军工】 于 2010-8-11 8:29:45 评论说
(如果说,毛主席逝世之前对他的崇拜,还有人为推动的因素,那么,随着文革的被否定,那些以否定文革而掌权的统治者以对文革的否定而否定毛泽东,并大肆纵容支持甚至引导各种反毛非毛言论的泛滥,意图使年青一代怀疑毛泽东、仇恨毛泽东,再有对毛主席的崇拜就绝非人为的作用了。事实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毛泽东却越来越热,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崇拜竟越来越深,这能说明什么?只能说,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拜和爱戴,证明了毛主席的确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他至死都在捍卫人民的利益,这种崇拜是人民的敌人怎样幻想也达不到的。)
36 楼【多看多想】 于 2010-8-11 9:43:39 评论说
牛棚杂忆,这本书虽然名气大,但是看过的人我看却未必多,我看了一会儿就根本看不下去,即看不出他描述什么具体的事情,也不见有何深刻评论和分析。翻来覆去的不过是抱怨和曲笔,根本叫人无法继续阅读下去。大师的文采要是就这个德行,我看还是不用说什么了。如果有认真的右派,真相从这本书里找到一些,所谓迫害的证据,那么注定要失望的。因为他只能找到牢骚。
37 楼【dongziba】 于 2010-8-11 10:04:29 评论说
就象主流媒体现在吹小岗村一样,感到恶心!这都是TS时代的楷模呀?
38 楼【冰山雪莲】 于 2010-8-11 10:34:06 评论说
彻否后的文艺、书籍,几乎都是骗人的,就像鲁迅所说的,属于“谋财害命”的一类,作反面教材还有用处,如果抱着挚诚之心,那是要上当受骗的。
39 楼【wchzh571】 于 2010-8-11 10:45:19 评论说
总经理去看,俺就恶心!
40 楼【wacb555】 于 2010-8-11 11:16:42 评论说
初中语文教材曾选编了季某人的《赋得永久的悔》,课文题目是《永久的悔》,那文章一看就是虚写为主,作秀迹象十分明显,但还是有人非说该文“感情真挚”之类云云,可笑可叹。
41 楼【wsb19490927】 于 2010-8-11 12:06:29 评论说
一个老滑头而已!此人还在吗!
42 楼【电子捕鱼机】 于 2010-8-11 13:41:50 评论说
批驳的太有力了,对于篡改历史的反动派全中国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击、口诛笔伐、声讨他们的反动派行径。在此感谢作者。
43 楼【冰山雪莲】 于 2010-8-11 16:41:24 评论说
季某的学识、人品如何,可以参看他挂名主编的《传世藏书》,这样的书,居然也肯挂名,真是垃圾狗屎!
44 楼【hongweibing】 于 2010-8-11 22:32:36 评论说
这三十年来,倚仗父母或者同类权势,当了官的,发了财的,出了名的,等等吧,既然已经既得利益,悄悄的也就算了,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张狂的很,还要使劲地叫上几声,咬咬人,叫人恨。似乎不叫人恨得咬牙切齿就不算数。纳粹季羡林也是这样的人。不过,因他自己叫得还不多,旁边的狗就帮着叫。
45 楼【探讨】 于 2010-8-11 23:37:35 评论说
楼主与网友们:“牛棚”这个词,应该就是季羡林发明的。我以前、起码在1980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请有条件的年轻网友查查资料,是不是1998年之后才出现的?现在有些文章,把“牛棚”这个词写到文革的“故事情节”中,那是胡说八道的,完全不符合历史。
46 楼【东河之窗】 于 2010-8-11 23:38:54 评论说
最近,他儿子写了一本书《我的父亲季羡林》,看后觉得季大师的问题太多啦!
47 楼【wpch5987】 于 2010-8-12 7:15:06 评论说
这个老右派仗着自己的一点虚名和头衔,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一己私利出发,不顾民族利益和国家的稳定,写这样一个东西,恶毒攻击旨在改造资本主义世界观、消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障碍的革命运动,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混乱,毒害后代人,真应该把其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千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超生!
48 楼【y0245801】 于 2010-8-12 8:46:20 评论说
只要他说的牛棚不是用来关牛的地方,就已经看出其人不过是信口雌黄以假言惑众的大师,及其本质了。
49 楼【guifenli_2005】 于 2010-8-12 9:41:57 评论说

   国学大师,有吗?牛棚出大牛,真牛!请勿对号入座。
50 楼【安静●一点】 于 2010-8-12 10:18:52 评论说
呵呵。支持一下,说实话,不太理解!
51 楼 --【河北梆子】 于 2010-8-12 10:38:54评论说:
老季越在那里拼命抱怨,委屈,耿耿于怀,越证明文革的必要,及时
52 楼 --【日月河】 于 2010-8-12 12:24:32评论说:
“国学大师”,这个“穿在”季氏身上的“皇帝的新衣”,被位卑未敢忘忧国同志给无情地“脱下来”了!!在《牛棚杂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患得患失、见风使舵、居心叵测的犬儒的嘴脸——不,他甚至连“犬儒”都算不上,因为,犬儒毕竟读过几本儒术之书,而季氏,根本就不懂儒,却来大谈特谈儒学。
53 楼 --【日月河】 于 2010-8-12 12:28:12评论说:
感谢位卑未敢忘忧国同志,此文一剑封喉,揭穿了患得患失、蝇营狗苟的季氏嘴脸。他忽悠国人的一套把戏早该收场了。位卑未敢忘忧国同志用心良苦,点评客观公正,看后受益匪浅。
54 楼 --【lhchuan0918】 于 2010-8-13 15:35:53评论说:
一个没有了道德和灵魂的、无耻的“国学大师”!
55 楼 --【葛伟辉】 于 2010-8-13 15:50:23评论说:
凡是咒骂67-79年的文章,无论其中真实性如何,都可以大方出版,凡是对文革历史提出客观看法,都不可能被主流接纳,单单是这种情况,就不得不令人疑窦丛生。
56 楼 --【冰山雪莲】 于 2010-8-13 15:51:03评论说: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彻否之初,不通的人可多着呢!记得当时就有人质疑:又说继承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认为:凡事是要一分为二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完全否定呢?于是就有权威人物出来一垂定音:是彻底否定,不是全盘否定.
57 楼 --【曾军工】 于 2010-8-13 16:00:33评论说:
何为变色龙?何为谎言?文化革命吗,斗私批修,要文斗不要武斗,可就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脑筋不进化的人,打着红旗反红旗,干着名左实右的勾当,制造混乱,象季羡林这样的人,竟被一些人说成是"国学大师",真是悲哀!
58 楼 --【秦皇岛外打鱼船】 于 2010-8-13 16:09:25评论说:
这个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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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在德国,反苏较起劲、反右未敢做右派,文革中较积极,改开后紧跟形势!
59 楼 --【曾军工】 于 2010-8-13 16:11:42评论说:
季羡林不过是一个变色龙而已,自己分明也积极地参加了文革,还说自己如何进了牛棚受迫害。改革开放之后为了迎合某些领导,又编造出《牛棚杂忆》。一个对待历史没有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人,其学术研究也值得考虑。一些人将之捧为国学大师,是有政治目的。没有对文革的正确解读,就没有人类的光明未来。
60 楼 --【总有晴天时】 于 2010-8-13 16:24:29评论说:
辛苦了,这么详细
61 楼 --【秦皇岛外打鱼船】 于 2010-8-13 16:25:22评论说: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
  (人民日报 1976.01.24)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 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  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 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 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62 楼 --【曾都知青】 于 2010-8-13 16:28:51评论说:
季羡林倚老卖老信口雌黄  我呸!什么大师?

     文革就是好!打得贪官酷吏满地找牙!
63 楼 --【秦皇岛外打鱼船】 于 2010-8-13 16:36:17评论说:
季老在文革中的文章是真情实感,写的很深刻,有生命力!
64 楼 --【kl262】 于 2010-8-13 16:49:04评论说:
自己为人太差,人格品质较劣,使得自己在生活工作环境树敌太多怎么能不遭难?对自己的环境遭遇说成党国的不幸你够份量吗?如果及此,垃圾也可以申冤说:人们为什么要废弃它?
65 楼 --【忧国忧民忧家忧已】 于 2010-8-13 17:04:45评论说:
谢谢楼主和61楼的揭露,让人民知道了像季某人一样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真实嘴脸。
66 楼 --【冬暖夏凉】 于 2010-8-13 17:49:58评论说:
季羡林其实是政治流氓和文痞
67 楼 --【ybbaynsfm】 于 2010-8-13 18:21:34评论说:
这层皮揭得好!谢谢作者!!
68 楼 --【lxhsxdg】 于 2010-8-13 18:59:53评论说:
以前没看过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因为有点评,这次是连评带文一块看了。评得很好,只是因为随看随评,有个别地方难免粗了一些。真没有想到,导致季羡林走红,的竟是这么一篇烂文。我看过他写的一些小散文,还可以。可这篇文章真是烂。这么长的文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或啰嗦,或省略,或造谣,或夸张,真是费了不少的脑筋。说白了,还是政治投机使然。没这篇文章,季成不了这么大的名。但一生还算清白。有了这篇文章,成了大名,也留下了笑柄。
69 楼 --【黄河水滔滔】 于 2010-8-13 19:23:05评论说:
象季羡林这样的牛鬼蛇神,竟被一些人说成是"国学大师",真是悲哀!
70 楼 --【wzd_69】 于 2010-8-13 20:53:16评论说:
在我看来,梵文就是鬼文,谁知道梵文是什么东西啊,而且梵文又不是我们的文化,是印度的东西。长于梵文不值得在中国夸耀。
71 楼 --【国旗1949】 于 2010-8-13 21:48:07评论说:
最卑鄙的是那些当时如何革命,事后又如何与别人斗争、如何坚持真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文匪。
72 楼 --【hszwxl】 于 2010-8-13 22:13:07评论说:
过去的季羡林,名声不是很大,有人为了一种需要,给他
73 楼 --【peirenwj】 于 2010-8-13 22:15:47评论说:
改开以来,一些人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对文革和毛泽东同志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不仅制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而且使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成果付诸东流。其实,只要有一点点常识,或者有一点点客观的态度,就不会把文革中发生的一些支流问题当成主流,更不会把这些支流问题算到毛泽东身上。因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方针政策,主要领导人的指示、讲话都在。
我们确实应该感谢季羡林为我们留下了《牛棚杂忆》这样一个物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怀有的极大仇恨,而且让人们看到了他是怎样蒙蔽、欺骗、误导不明真相的年轻人的!
我们还要感谢那些把季羡林捧上了天的人,因为他们不仅让人民大众看到了他们的丑恶嘴脸,而且让人民大众学会了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
74 楼 --【樊政委】 于 2010-8-13 22:48:54评论说:
季老先生的大作,实在有点罗里啰嗦,就像一个怨妇,也像懒婆娘的裹脚布。

我确实孤陋寡闻,没有读季老先生的书,今日首次拜读,但感觉不好,不像别人吹捧的那样,怎么这么了不起。我感觉季老先生的文化、人格、品行,似乎稍逊任继愈老先生。读了您的《牛棚杂记》,我更加鄙视您。

下次做人,别这样,好不好?老先生,一路走好!
75 楼 --【岩冈上的山鹰】 于 2010-8-13 23:37:05评论说:
啰啰嗦嗦,言之无物,骗钱的把戏罢了,真的是一条老牛鬼蛇神。他不进牛棚,他还未定早死臭了。现在的精英们都“安乐”死了,在安乐的环境下,英年早逝,谁之过?
76 楼 --【hszwxl】 于 2010-8-13 23:51:52评论说:
季羡林过去名声不大,有人为了需要,给他披了一付“国学大师”的马甲,用来蒙人,用来呼朋唤类,用来颠倒黑白,用来篡改历史。季羡林变色龙一条。看看今天那些在“公改私”的改制舞台上下跳上串的“经济大师”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批“封资修”的“斗士”,76年后,换了掌权人,他们又成了“批公批社批共”的不肖之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参与的人数创国家历史之最,他掀起的文革风暴震撼了世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教育、武装了广大劳动群众。历史告诉人民: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执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对象。任何小丑想掩盖这一条光辉思想是徒劳的。
77 楼 --【想念领袖的老兵】 于 2010-8-14 13:06:13评论说:
季羡林告诉人们,敢于无耻,看到政治风向需要就掉头就可以当大师;敢于放屁,就可以当大师,不管多么污染环境。90年代初说“被困德国10年”,若干年后说,德国10年是他人生最开心的日子,还想回到那个时代(希特勒的时代)。这也看出,周围的舆论环境有多大变化,让季大师也不断变换表达的内涵。你能相信这样的“大师”说出的话吗?朋友!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看看谁欣赏,就知道何许人也!
78 楼 --【iamkinggrace】 于 2010-8-14 14:07:15评论说:
“文化大革命”具有其原始意义,人都具有其野蛮性,很多国家,包括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说到底,还是人类的野蛮根性在起作用,这就是,违反我的利益和意愿的就是要消灭的,所谓“逆我者亡,顺我者昌”。

          那么,在中国,经过革命后的新中国为什么会大肆流行这样的人为“族群冲突”呢?这与中国的长期封建文化熏陶有关,中国的封建文化中,经过几千年的演绎,把 “忠”与“奸”这二个字,写得维妙维肖了。谁只要与“忠”搭上关系,那就是满脸红光,反之,会被人嗤之以鼻,不管你这个主子到底是怎样的人,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就是这样的道理。

        在中国人的根性里,其实都是想为自己找个主子的,因为这样,他就有了根基,就能够辨别方向,如果没有了主心骨,那简直是左右不是人,会惶惶不可终日。

        因此,当智者感到火候发展到不得不用这个族群矛盾的时候,就会扯上一面大旗,方向一指,于是愚民们就蜂拥而上,有了方向感,有了主心骨,以相互残杀为乐。

         看看《三国演义》,你就知道,没有大旗是不行的,没有显明的大旗是成不了气候的。看看《水浒》,就说明大旗的方向不明的结局会是很悲惨的,再看看《西游记》,更加说明人要分“好与坏”、“忠与奸”,否则会患上妖孽不分、忠奸不明的毛病,所以唐僧吃了不少苦头。

        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智者及时地扯上一面大旗,让人有了方向感,有了主心骨,于是,愚民们演绎了一场赤裸裸的人间闹剧。
79 楼 --【iamkinggrace】 于 2010-8-14 14:45:57评论说:
狗咬狗的把戏而已,不过,比狗更加可恶
80 楼 --【冰山雪莲】 于 2010-8-14 16:29:36评论说:
《缘起》  

  《从社教运动谈起》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对号入座》  

     《快活半年》  

  《自己跳出来》……  


每个小标题要用黑体字,这样就容易查看些.
81 楼 --【言之】 于 2010-8-14 16:52:53评论说:
好!
82 楼 --【mihunshou】 于 2010-8-14 17:12:47评论说:
1、撒谎成性啊。如此“国学”,如此“大师”,真的是“特色”年代的经典。
2、一个知识分子,不忙于学术研究,却忙于政治投机,是个人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
83 楼 --【lsliu3】 于 2010-8-14 18:03:37评论说:
很感谢作者的这篇文章!!!
84 楼 --【宝浪】 于 2010-8-14 18:19:44评论说:
资改派的活僵尸,还国学大师?狗屁!
85 楼 --【常林】 于 2010-8-14 18:44:44评论说:
点评得很好,表达了一个无产者的立场!
86 楼 --【1937】 于 2010-8-14 19:37:22评论说:
啊,群魔乱舞,人言可畏。
87 楼 --【山登绝顶】 于 2010-8-14 20:17:37评论说:
国家治理的手段各有千秋,我们从结果就可以看出,谁高尚伟大谁渺小卑鄙。为了实现一己之私,冒然打开潘多拉魔盒,从此那一颗颗纯洁的赤子之心被恶魔掏得一干二尽,千秋功业毁于一旦。
88 楼 --【月照孤舟】 于 2010-8-14 20:23:25评论说:
如果觉得此文太长不方便速食阅读,主要就看楼主标红的字以及红字前的一点点篇幅,这样就可以抓住主要的地方了。
89 楼 --【zhengdong006】 于 2010-8-14 21:34:41评论说:
我就不看好这个什么国宝大师,这个这些年比钱学森还要国宝的人让我莫名其妙,实质是一个靠左右摇摆投机取巧的人。
90 楼 --【chicken301813】 于 2010-8-14 21:34:46评论说:
看过季羡林的《谈读书治学》,获益不少,推荐大家看一下!~
91 楼 --【ttwjbdx】 于 2010-8-14 22:07:01评论说:
“作者批得好!象季羡林这样的人,竟被一些人说成是"国学大师",真是悲哀!说明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混乱到什么程度。季羡林,他的“文章”只要去读上几段就不难发现,这个人政治上有哪些问题、他在纳粹德国时期到底是“被困”德国还是有心为德国服务的不明经历不说,仅就文章去看,他离真正的“学问”还远得很,但却被很多人不懂装懂地吹捧,实是悲哀!
    总之,作者批得好!”
大领导就喜欢季羡林这样的人,说他是国宝!大领导想干什么?
92 楼 --【吕鑫明】 于 2010-8-14 23:59:49评论说:
极左当然不好,极左是利用毛主席的威信呈威风而已,并不是真正执行毛主席路线。毛主席反复强调的是触及人的灵魂的改造,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行动。极左的做法是在透支革命力量,为封资修复辟制造了极好的借口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契机。

但作者的叙述中也看不出他遭受了多少具体的“虐待”,更多的是他心理上的恐慌而已。他把红卫兵叫做“黑老大”,那为何他不仅没受过什么伤,反而活到九十多岁呢?如今到重庆看看,那些拿着大砍刀的黑帮,哪个黑老大有这样的仁慈呢?作者太过主观主义了!
93 楼 --【xinjiaotu】 于 2010-8-15 0:02:06评论说:
中国寿命之怪现象。凡是大声咒骂毛泽东,咒骂反右的大右派,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摧残”批斗,居然能活到90多岁的高龄。如果是这样的结果,作为工人的本人为了延长工人的平均70岁寿命也愿意让运动“残酷摧残”摧残。也能摧残之90岁的高龄寿命。哈哈!这帮只披人皮不说人话的东西。
94 楼 --【【重上真理】】 于 2010-8-15 0:27:29评论说: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以上介绍季羡林主要是学的外文,那他怎么成了“国学大师”?
   本人不知“国学”是啥东西,经过查询,国学的概念是: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95 楼 --【甲丁000000】 于 2010-8-15 5:18:43评论说:
这是一只乱咬乱吠的疯狗,死得好。他的狗屎文章比传说的还有臭十万倍,应该彻底批深批臭。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义无反顾地拿起大批判的巨笔向资产阶级的一切反动文痞最有力、最猛烈的大批判,彻底揭露他们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险恶用心和丑恶嘴脸。他们丧尽天良完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竟然这样厚颜无耻地篡改文革史,歪曲事实、侮辱领袖,写出如此这般的卑鄙文章,妄图毒害、蒙蔽今天的青年一代,企图为他们过去的罪恶行径进行辩白和开脱,他们这样做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我们断然不能答应,一定要彻底揭露他们的阴谋,把此等人类渣滓坚决无情全部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重新普照大地!十八大以后应该是毛泽东思想大放光芒的机遇期,一起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者和劳苦大众应敢于发出正义之声——让毛泽东思想回归主航道!!!
96 楼 --【wangyuntao1977】 于 2010-8-15 7:51:59评论说:
别的我不知道,就是觉得所谓的一些“牛棚”“上山下乡”的“苦难”记忆,真真切切的就是从安乐窝掉进泥水潭的不适应,但大多数人从来是就在泥水中过活的。
98 楼 --【06098155】 于 2010-8-15 16:29:57评论说:
中国年轻人会支持这个人是因为都是走资派 每个人都想过太爷的生活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过太爷的生活 所以毛泽东从头到尾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 先富起来的肯定是自己 所以中国公共财产终于私有化了 毛泽东晚年很凄凉 不被战友亲人理解 更不被他一生所保护的人民所理解 30多年过去了 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结不了婚生不了孩子
100 楼 --【zorro】 于 2010-8-15 19:33:52评论说:
林则徐最可恨,非不让中国人安闲地享受外国人的福寿膏。
周树人最可恨,非不让中国人安闲地享受道貌岸然精神胜利。
毛润之最可恨,非不让中国人安闲地享受他信力和自欺力。
101 楼 --【道在】 于 2010-8-16 10:20:05评论说:
别人都死了,他就成了大师。——最恰当的评论。
季某人就是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虱”,从他身上,看不到道德二字,从他身上看不到奉献二字,从他身上我们只能看到索取二字,只要不能满足,于是就不停地唠唠叨叨个没完没了。令人厌恶
102 楼 --【qwerrrrewq】 于 2010-8-16 18:14:50评论说:
文革的暴民民主真是比苏格拉底时代还残酷,那些所谓的造反派热衷于折磨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然后自己在八十年代做起了真正的走资派。季老迫不得已为文革说些好话,实在是荒唐的时代的恶果。该文的作者除了无端的漫骂以外,看不到什么严肃的理论。那些批评季老的书写得差劲的人,自己似乎也没有写出什么象样的句子来。
103 楼 --【hep4998】 于 2010-8-17 6:48:51评论说:
看来,在当权者的默许和庇佑下,右派是有一定市场的,而且,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反对人民是不需要任何事实依据的。不然的话,钱学森首创的力学实验室在钱老仙逝不久,怎的会被推掉了?
104 楼 --【龙头老大】 于 2010-8-17 17:24:18评论说:
作者辛苦了!收藏下来慢慢看。
105 楼 --【唐风2009】 于 2010-8-17 20:36:00评论说:
说是大师,勉强了点。专家正合适。
106 楼 --【雁过无影】 于 2010-8-18 0:37:20评论说:
难怪季羡林被一些人奉为“国学大师”!有意为之。
以前一听到“国学大师”这个词,就知道季羡林不是什么好东西。中国的国学博大精深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岂是一个酸腐儒生能担待的。今看季文,果然酸腐得可以!投机得可以!
107 楼 --【yangxxxx】 于 2010-8-18 23:27:27评论说:
季羡林自己并没有给自己戴高帽子,反而是公开请辞三顶高帽。这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有几个名人这样做过吗?
别忘了,正是在“西风”盛行的年头,季羡林提出了“河东河西论”,提出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中华文明、东方文明要胜过西方文明了,许多人还不以为然,与其辩论。这难道是一个投机的学者所为吗?今天我们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还有很多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兴起不是大势所趋吗?不也验证了季先生的预言吗?
108 楼 --【华灵sifa】 于 2010-8-19 1:31:30评论说:
作者真耐性   认真的精神,,现在人最缺了  尤其是应该 认真的  党员们
109 楼 --【唧唧复唧唧】 于 2010-8-19 11:36:37评论说:
季羡林被尊为大师不仅是大师的耻辱更是当代中国人的耻辱,应该给他的最贴切的称呼是:小人!
110 楼 --【hep4998】 于 2010-8-20 6:49:01评论说:
革命者和政治家最珍贵的是意志,哲学家和科学家最珍贵的是真实,文学家和艺术家最珍贵的风骨,邓小平最珍贵的大家都知道,季羡林最珍贵的是什么呢?
111 楼 --【铩手锏】 于 2010-8-21 0:34:15评论说:
读点评季羡林“牛棚札记”一文有感:
    老季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狡诈、谎话、误导、欺骗满口胡言。他曾服务过德国纳粹和国民党政府,另外,号称国学大师,却未见他捍卫过国学。

“文革”真的结束了吗?

根本就没有结束,改开的三十余年就是“文革”的延续,是报仇的后“文革”时代。

改开的三十余年浩劫了“文革”节约下来的自然资源。

改开的三十余年把“文革”的红卫兵小将们彻底地踩在了脚下。

改开的三十余年将文革前就想腐败的及少数人,变成了巨富。

改开的三十余年让成百上千的叛国者,带着中国的巨额财富堂而惶之的去了国外。

所以说文革还在继续,应该继续,人民也应该有讨回公道的那一天,天道轮回,正道沧桑!
112 楼 --【beakmania】 于 2010-8-21 9:14:20评论说:
我看到三分之一就坚持不下去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且时间、地点、人物都是遮遮掩掩,避而不谈,摆出一副有口难言的样子。这样的写法或许更容易引起当年的右派们的共鸣吧。
113 楼 --【范文峰】 于 2010-8-21 16:00:33评论说:
作者拿着一篇文章来批评,未免太片面,况且是否理解了还未可知。有些话似乎牵强,有些是无聊(!)。批评一个人应该尽量做到客观,不要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作者如是地批评季先生,莫非他与你有仇?一个人的本质就那末容易弄清吗?


114 楼 --【joyce714】 于 2010-8-21 16:58:55评论说: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毛主席说过;“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本文很好希望作者再接再厉、把革命大批判坚持下去!
115 楼 --【白云悠悠】 于 2010-8-21 19:40:50评论说:
看了季纳粹前面几段话,得出的形象是:猥琐可鄙,无耻之徒!
这样的人,竟被称为国学大师,真国之不幸!
116 楼 --【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于 2010-8-24 10:59:16评论说: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117 楼 --【平民学者】 于 2010-8-24 15:21:29评论说:
季羡林,所谓国学大师,那是政治的封赏.他作为一个学者,系统地研究了某个宗教领域,只有汇集,少有创造,怎能称大师?他研究的领域,并非中国文化的主流,怎能称为国学大师? 现在中国,真假不变,黑白不分,真假混淆,假大师滥竽充数。
118 楼 --【赵光之】 于 2010-8-24 15:43:01评论说:
季先生不知现在天上地下?
119 楼 --【主仆守法】 于 2010-8-24 17:21:28评论说: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
  (人民日报 1976.01.24)
    
很滑稽
120 楼 --【梦金龙】 于 2010-8-24 17:55:51评论说:
没有看这一篇,中国有一句话,叫老不要脸,不是适用辛子陵一个人的,它适用于那些以老卖老的许多无赖。
121 楼 --【szc0195】 于 2010-8-24 21:15:53评论说:
近一时期,“国学”大师纷纷落马:“国宝”季羡林先生与北大交恶、藏品遭盗、受秘书虐待、儿子与其十三年形同陌路;“泰斗”文怀沙先生涉嫌诈骗、猥亵妇女、学术造假、年龄不实等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干文化老者,演因缘果报;众多势利之徒,为名利群殴。
     以季羡林为代表的一众所谓“佛教学者”(实为御用文人),拿圣贤做饭票,谤正法换虚名,毁经典为阶梯,为愚民而服务,穷其一生来“批判佛教”,公然宣称 “自己学佛是为了批判佛教”,以佛学大师的身份明确否定佛法。自己堕落还罢了,最怕的是教坏孩子。一大批初级信佛者看过季羡林的《佛教十五题》以后,就终生不信佛了。世间浅薄无知沽名钓誉的学者,也以季羡林的观点为研究佛学的原则和标准,如“杀人比赛”般疯狂造业,愈演愈烈,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可见其言论毒害之深。“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愚昧者很难自知愚昧,更没有知人之明、尊人之德。所以,凡夫用“考究”来否认“证量”,实属“无知者无畏”。这种对圣贤的否定,源于智慧和善根的匮乏。佛教认为,谤佛毁法是要下地狱的。这并非佛陀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而是谤佛毁法的言论本身就已证明其人德智双残,与真理绝缘。尊重佛陀尊重佛法,是需要一定德智水平的。不然,想尊也重不起来。英雄惜英雄,圣贤重圣贤。尊重圣贤尊重真理,需要相当的学识、智慧和内证修养。这是一点也做作、勉强不来的。
    或许季羡林先生等“学者”有其密义,大权示现,也未可知。但既然示现毁谤正法,也当示现堕落三途。否则就当赶紧忏悔念佛,下品往生,还来得及。
    研究佛学而不信,信而不学,学而不行,行而不勤。这是当代学者们的普遍态度。
122 楼 --【huturenji】 于 2010-8-26 11:35:45评论说:
美军最怕毛泽东思想
123 楼 --【大山峰】 于 2010-8-29 3:22:20评论说:
此人对于佛教可谓一窍不通,大家登陆“地藏论坛”输入关键字一搜索就知道了。
124 楼 --【爱我中华13y】 于 2010-8-29 11:00:23评论说:
季羡林绝对是一个虚伪的家伙,看过几篇他的散文,不觉得他有什么真正的国学修养。还研究佛学,挺丢人的。
好像他儿子比他强。比他真实。
  
  
  

 
 
顶端 Posted: 2010-08-30 07:52 | 64 楼
von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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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与他非比寻常的《牛棚杂忆》
作者:太阳能热水器    


为什么季羡林的确不同寻常和只有季羡林才能写出《牛棚杂忆》?  
   
季羡林确实是一位非比寻常的人物。说其非比寻常,不只是因为其在梵文研究上的造诣而成为中国的国学大师;也不是因为他心灵中蕴有异于常人的愤懑却活至高龄九十有八;他的举世的不同寻常根本还在于他的惊世大作《牛棚杂忆》。  
   
据其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牛棚杂忆》写于文革结束已16年之久的1992年,而写下《自序》即出书之时又是1998年,更是又过了6个年头。那时他已经87岁了。以87岁的高龄不但没有被世事折磨得“帕金森”,还能念念不忘自身的憋闷还能杜撰出一个“牛棚”,并据之洋洋洒洒出一本“杂忆”来,也难道不是他确实非比寻常的有力证明?!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  
上面黑括号里所引的是季羡林《牛棚杂忆》(自序)中的一段话,讲述了他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苦苦盼了十几年,期待着元帅、老将军们,一些国家领导人,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期待着能让他们写出来,而居然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的“十分不解”而又“万分担忧”的失望。众人都醉而惟其独醒,是不是更加证明了季羡林的非比寻常?!  
   
历史已经证明,泱泱中国,七八亿人共历其时,唯有季羡林才能写出《牛棚杂忆》来。逻辑也能推导出,数以百万级的精英人士共历其事,唯有季羡林才能写出《牛棚杂忆》来。何也?因为据季羡林解释:【“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我们这里的“官方”叫做“劳改大院”,有时通俗化称之为“黑帮大院”】这里的何为官方,是党政正式文件里说的,还是专门悬挂有金属制作的或粉底黑字的牌扁,不得而知,也不必追究了。(无限上纲,夸大其词,以莫须有当事实,本是文革中行事极左的某些少数人的常用伎俩,季氏虽对之恨之入骨,却也悟之甚深)可是,季氏怎么会将学习班和当时并不流行的“牛棚”联系起来,而且心不跳脸不红地莫须有起来呢?须知能将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在办的学习班或五七干校与莫须有的“牛棚”联系起来,终究是能以《牛棚杂忆》为名写出一书的必要条件,是需要异于世人的高智商和非比寻常的想象力的。  
显然,季羡林即使在晚年也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头“牛”的,当然也认为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过批判斗争(批斗)的领导干部、知识界文艺界的精英人士应该也都是“牛”的。否则,“牛棚”是不可能从“莫须”而变为“有”的。  
同样显然的是,近现代的中国人,特别是“精英”级别的人士中,自喻为“牛”的为数就不少。最著名的就是鲁迅先生,他的“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道出了他对自己这条“牛”的定位。毛泽东同志希望过“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数的共产党员、革命家、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都曾以“做人民大众的老黄牛”自励自律,不辞艰辛,不怕困苦,不避鞭策。所以,元帅、老将军们,一些国家领导人,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虽然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或许真有数以百万计,也都以“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过,也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受到过红卫兵和本界群众批斗过,学习班进过,五七干校去过,却就是没有那种被关牛棚、被迫害的感受,或许就像季羡林1976年1月2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中讲的那样,“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他们鄙夷肆意污蔑的做法,
当然也就无法如季羡林的心愿抒上一抒,当然,季羡林想借助于他人之口泄己之愤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而不得不亲自上台,演绎一番了。  
季羡林也是十分十分做“牛”的,但又是十分十分憎恨“牛棚”的。因为他研究的是梵文,是深谙印度的国情的,那就是印度的牛是十分十分“牛”的。它无需为人劳作,无需鞠躬尽瘁,也无需住那简陋的“牛棚”。它是天之骄子,它是无法无天,大路上他可以横冲直撞,路人必须为之让路;它可以随时随地去它想去的地方,哪怕是皇家宫殿;做它想做的事情,哪怕是伤人毁物;它可以唯我独尊,视他人为草芥。你竟敢给这种牛设限制,让它进“牛棚”,在它眼里,岂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试想一想,偌大之中国,能知晓印度神牛者又有几人?能想到做印度神牛那样的人的人岂不是非季羡林这样的梵文泰斗莫属?!  
但“牛”毕竟是牛,即使是像印度神牛。它的思维终究不如人类的思维,不知人类有良知,不知人类崇尚诚实,不知为人须知羞耻,所以,“------,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虽是印度神牛,却也只能“十分不解”,为自己这样的神牛将来会不会再遭那样的罪,再受那样的苦“万分担忧”。  
   
附季羡林1976年1月2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季羡林 (人民日报 1976.01.24)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306570

  
   


1 楼【凤凰涅槃】 于 2011-5-14 17:25:26 评论说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和某些赌咒发誓不翻案的人是一样的嘴脸。
2 楼【Vivien】 于 2011-5-14 17:33:39 评论说
前后两篇文章的认识是不同的,此时彼时写文章的动机是一致的。但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为真理常驻。
3 楼【flash】 于 2011-5-14 17:38:41 评论说
知识分子这种见风使舵的品格在季羡林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国学大师”不足称道,看不出他有何惊人的学术思想,无非是某种政治需要捧出来的。
4 楼【42631146092】 于 2011-5-14 17:40:16 评论说
当时有些研究生,与季羡林之类是同气相求的人,所以口口声声地称他为“季老”,你们见过他对钱学森这么尊敬吗?
5 楼【雨燕】 于 2011-5-14 17:41:04 评论说
费孝通感慨五七干校
    
    作为“脱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已近花甲之年的费孝通,被第一批发往中央民族学院的“五七”干校所在地、湖北省潜江县的广华。首批到达的这些学者教授,是以拓荒者的身份开始干校生活的,他们需要用自己的双手来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生活上、心理上的巨大落差,没有让费孝通从此消极,他在劳动中逐渐调整心情,成为一个积极乐观、保持着智力活动的体力劳动者。

  在干校里,费孝通做过的工作有辅助打井、盖房子、洗石灰、守仓库、开沟平地、种棉花和玉米、分发报刊、帮厨烧饭等。

  即使是做炊事员,他也干劲十足,他把这当成一个锻炼机会,除了无力搬运180斤重的米袋外,自称伙房的一切工作他都能干,到伙房一个星期就获得了“很卖力”的评语。

  他在家书中说:“在旷野田间劳动时,呼吸万里,感到人生很真实。密切的团体生活,对人的表现也容易体悉、深刻得多,是活小说。较之旧生活,似乎更有意义。”

  费孝通曾感慨“干校生活中的片段,别的时代的老人是享受不到的。”他甚至产生了“长久打算”的想法:“觉得这里的生活确实不坏,劳动大体可以赶得上,一般已不觉得十分疲乏,当个小工,当个半劳动力,看来是还够条件。再锻炼一个时期,可以达到靠工分半自给的程度。”颇有长期打算,终老是乡的意味。

  也许正是因为这段干校生活,不但锻造了费孝通的健康体魄,也使他在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后,更加“行行重行行”,用所有的精力去实现“志在富民”的理想。

  费孝通把自己在干校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张驰有道。集体劳动时,他边干活边“读”团体生活的“活小说”。休息日里,洗一通脏衣脏被,写几页家书,冲个热水澡,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吃一碗大肉面,下一盘棋,这些都是他经常性的节目,其间快意不难想象。即使是提水和泥,团上做灶,他也从中体会出了类似早期人类制作陶器时的喜悦心情。

  在家书中,他经常提到此间“美食”。他在自己用土做的炉灶上,生上炭火做饭。

  最普通的是煮黄豆。费孝通在别人盐水煮黄豆基础上,发明了把肉罐头加在里面。按他自己的话说:“到了知识分子手里,就很容易‘修’起来了。但不论怎样,滋味是高的。”

  荠菜汤对他来说也成了最高级的美味,“水煮开后,加一点油,没有油就留一点肉汤,把洗净的荠菜放下去。有虾米时加一点虾米,开了,加味精和盐。清得适口……我带有火腿罐头,加在菜里,成了上等珍品。”

  其间,费孝通还发明了一个养生秘诀:自制药酒。“普通白酒加枸杞、橘皮和糖。经过一个月,很香。喝了觉得通胃气,很适口和舒适。”还有一种是用何首乌,为此,他还查阅医书,确认其功效。

  他还不忘向家人介绍他在伙房里学到的新炒面法。“过去,我们总是先把面在水里煮熟了,冷后再炒;我们伙房里做炒面,是把轧出来的面,在蒸笼里先蒸。不是煮,蒸好后再炒,其味确比煮沸后再炒好。”

  从费孝通的这些家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段风云突变、人人自危的日子里,他作为一个智者的生存之道。 (摘自《名人传记》)

6 楼【peirenwj】 于 2011-5-14 17:42:04 评论说
拿季羡林 在1976年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与他后来的《牛棚杂忆》放在一起看,恐怕没有人能够相信是一个人写的东西。这个事实告诉人们:像 季羡林这样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有多么可怕!
——当然,话还得说回来,因为最可怕的还不是他们。真正最可怕的,是那些拿他们作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工具的修正主义当权派!
7 楼【cxf20041382】 于 2011-5-14 17:46:04 评论说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和某些赌咒发誓不翻案的人是一样的嘴脸。
//////////////////////////
是啊,前后差异明显。实践,的确是检验“真假”的唯一标准!!!
8 楼【晨晖】 于 2011-5-14 18:11:18 评论说
季羡林怎么成了国学大师了?他研究的梵文对国家、民族用处到底有多大?他的功劳比得上钱学森吗?怎么国家领导人会捧他的臭脚?---莫名奇妙的国学大师
9 楼【swz350223】 于 2011-5-14 18:18:48 评论说
季羡林于76 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而到92年他又写出《牛棚杂忆》,更是又过了6个年头于98年而写下《自序》将此书出版。同一个人,76年写的文章,与92、98年写的书判若两人,奇怪吗?一般人看来,当然奇怪,但是,认真一想,丝毫不奇怪,为什么?这就要看他是什么人了,他若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头,绝不会口是心非,反之,他要是心地阴毒,善于伪装的老头,他就必然干出这种两面派勾当。不过,像他这样的两面派的知识分子,多得很,所以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并逼他们参加劳动,这更证明毛主席英明。
10 楼【农民的孙子】 于 2011-5-14 18:21:18 评论说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怀恨在心,一本反革命的醒世恒言!
11 楼【冬暖夏凉】 于 2011-5-14 18:22:10 评论说
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看风向,搞投机.
12 楼【引车卖浆】 于 2011-5-14 18:24:31 评论说
季羡林,伪“国学大师”,他和那一群老贼、老狗们在道德、情操方面给人们树立了伪榜样。苏联的赫鲁晓夫也是如此,当初喊斯大林亲爹,后来又把斯大林骂得狗血淋头。看来,地球上的坏种都是一个德行。
13 楼【点金】 于 2011-5-14 18:42:19 评论说
读书多不一定有知识,如果是愚弄人的书读多了呢?如季羡林一类。只能是更愚蠢。他的一番表演不是把以孔子为代表的所谓古代先贤展示的淋漓尽致吗?
14 楼【远方信使】 于 2011-5-14 18:46:55 评论说
一位研究梵文的教授被戴上“国学大师”的帽子根本就是张冠李戴。看了季羡林写于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两篇文章顿悟到“国学”的本意,即人的灵魂可以在窍内也可以随时跳出窍外,这要取决于外面的政治气候。
15 楼【一路风尘】 于 2011-5-14 19:39:19 评论说
季羡林是无耻的伪君子和撒谎大师。
16 楼【一氓】 于 2011-5-14 19:59:42 评论说
拿季老头在197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与他后来的《牛棚杂忆》相比,当然很说明问题。
但那些捧臭脚的人,及捧臭脚的“大领导”肯定会说,1976年的文章是别人叫他写的,是季老头违心的云云。
但我看到一篇文章,好像是发表在天津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的,揭露季老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的日记中曾破口大骂巴金,而且季老头当年对巴金恨之入骨之事,在朱自清的日记中也有记载。然而,到80年代巴老头因反乂而大出风头的时候,季老头竟然写文章大拍巴老头的马屁,说他在当年清华读书时就极为崇敬巴老头,与巴老头的关系好极了云云。而且,为了拍巴老头的马屁,竟然把与他同辈的巴老头说成是与他的老师郑振铎、朱自清一样的“前辈”!!!
而那些捧季老头、巴老头臭脚的人,还说季老头和巴老头都是“说真话”的最高代表人物!哈哈,岂不太好玩了?
17 楼【CWT1949】 于 2011-5-14 20:17:15 评论说
支持四楼
18 楼【zayala】 于 2011-5-14 20:19:15 评论说
季羡林是无耻的投机伪君子和撒谎大师。
19 楼【永不忘记】 于 2011-5-14 20:25:26 评论说
立场站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20 楼【wlszhs】 于 2011-5-14 20:37:49 评论说
有的人把季羡林捧得很高,但同时有很多人提出,他写的那些书到底对促进社会进步有什么用?
21 楼【品懿】 于 2011-5-14 21:05:18 评论说
拿季羡林 在1976年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与他后来的《牛棚杂忆》放在一起看,恐怕没有人能够相信是一个人写的东西.
   有多少事实需要尽快展露于阳光之下!还有多少正面的宣传渠道能够去做这些紧迫的工作?
22 楼【山东大葱】 于 2011-5-14 21:53:43 评论说
从文人到文匪,可喜可贺!
23 楼【zjh409】 于 2011-5-14 22:10:46 评论说
好文章。我已经将这篇文章制成mp3音频文件,为大家学习宣传尽微薄之力。请管理员审核。欢迎大家下载流布,直接到群众中去。它们有媒体,我们有群众。现在市面上的插卡音箱价廉物美,宣传效果很好。在浏览器地址栏复制粘贴下载页网址:http://u.115.com/file/aq8erboe
24 楼【zjjj31】 于 2011-5-14 23:16:33 评论说
这篇文章和后面的评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在文革中写的那些"永不翻案"难道能作数么?不写你就是反革命,就要批倒批臭,再踩上一万只脚!上面评论的人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就连钱学森先生为了迎合大跃进的形势,不也写了"亩产万斤"么?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性已经极度扭曲,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而已.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已算温和.其实在建国后知道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所谓的"改造",至于上面很多人认为人文学科不如理工科"有用",我懒得批驳这种无知的观点.季羡林先生已经仙逝,死者为大,希望大家不要再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了.最后给真正想了解真相的网友推荐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在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前三十年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
25 楼【岩冈上的山鹰】 于 2011-5-14 23:52:04 评论说
他就是黎阳同志抨击的文匪。这类文匪在中国还多得很,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惟利是图,是他们的本性。中国的事情就是他们搞坏的。
26 楼【骆玉涛】 于 2011-5-15 0:07:43 评论说
前后对比季羡林的文章,判若两人。但这恰恰是投机分子能够成为不倒翁,又能长寿的原因。写出《牛棚杂忆》,诬蔑文革,证明此类人心里极其阴暗。而还有人居然将他的什么书捧若“圣经”,成为手边书,床头书时时刻刻诵读。大体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写照吧。证明他们的阴暗心理是相通的。
27 楼【毛泽东的忠实信徒】 于 2011-5-15 0:31:40 评论说
1936年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只不过是一个穷其毕生重点研究古印度梵文、巴利文及佛教的一介专家或权威而已,怎么就会被窃贼权贵和文化精蝇们捧奉为“中国的国学大师”?!如此推之,中国的国学 = 古印度梵文、巴利文及佛教 ,这是神马逻辑?
28 楼【阡陌纵横】 于 2011-5-15 1:05:03 评论说
回8楼:"季羡林怎么成了国学大师了?他研究的梵文对国家、民族用处到底有多大?他的功劳比得上钱学森吗?怎么国家领导人会捧他的臭脚?---莫名奇妙的国学大师"
他们本来恐怕就是臭味相投的一伙。所谓的聪明才智和地位显赫与否同人品和人格是不成正比的。中国近代史上哪个卖身投靠美帝的,名叫胡适之的文人,一句“少谈主义,多做实事”的屁话,曾被哪撮文痞们捧为至理名言。但他在面对国民党行将垮台前夕,屁颠屁颠地跟着司徒雷登,要蒋介石下野,换美国主子看中的人当总统,企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而当蒋介石在台湾站住脚后,又投机钻营地回到回湾,混上了个教育部长。并花言巧语地美化蒋家王朝。其人格之低劣;人品之恶劣,说句实话,均不及一个厚道的农民。
29 楼【bhbxie】 于 2011-5-15 1:05:50 评论说
同样是在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为何诗人臧克家在文革后就写了赞美的文字,而季羡林就写了苦难的文字,谁更真实?可见立场不同,笔下的情绪就不同。(在季看来,知识分子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接触一下社会,就是政治迫害,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理论脱离实际是应该的)结合季羡林文革后时写批邓文章歌颂教育改革的故事,只能说臧克家写的是心里话,是真话。老爷子能在非毛化甚嚣尘上的时候挺身而出,比季羡林的政治机会主义高尚得多,而季羡林才是个见风使驼的人。一个研印度文化的学者,咋就成了国学大师了?不理解。相信季羡林的专著不会有几个人去读,而他靠的是非毛化的《牛棚杂》帮他成为国学大师。再加上XXX率先这么称呼他,这顶国家大师的桂冠就算戴上了。
30 楼【yangpuhe】 于 2011-5-15 1:07:04 评论说
不看不知道,原来季氏是这等人物。看来毛主席说的一点不错,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好像钱学森钱老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就完蛋了。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
还有一个所谓的大家,死前也很风光,很“轰轰烈烈”的,就是那个写《忏悔录》的人。
31 楼【bhbxie】 于 2011-5-15 1:17:14 评论说
这些受过“迫害”的旧知识分子,由于在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身体普遍强壮了,寿命都很长,八九十岁了还笔耕不辍,还在高干病房里写《年棚杂忆》,写《真话集》,头脑倍儿好用,我真想也被“迫害”一回呢,可惜没那好光景了。
而现在这些没受“迫害”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却处于亚健康状态,英年早逝并不是个别现象。

32 楼【背负青天90】 于 2011-5-15 3:59:18 评论说
典型的两面派。尊重他的学术造诣,鄙视他的人品。
33 楼【viennadhs】 于 2011-5-15 5:07:17 评论说
季羡林老先生毕竟是一个凡人。而凡人是无法拒绝金钱和名誉的利诱的。从他的突然名冠一时可以看出其背后是有推手的。可能是利诱,也可能是胁迫。而且最得利的人并不是他自己,而是借他颂扬自己的人!
34 楼【guifenli_2005】 于 2011-5-15 6:56:49 评论说
左不行,右不行,不左不右没那水平,搞点实用主义也算水平。
35 楼【y0245801】 于 2011-5-15 6:59:07 评论说
谢谢23楼,谢谢你的青睐,谢谢你的创意。
36 楼【毛泽东号】 于 2011-5-15 8:14:19 评论说
季羡林是无耻的撒谎大师。
37 楼【中国无右派】 于 2011-5-15 8:29:56 评论说
虽然中国的某些"大师"的知识水平一般,但表演水平和变色能力确实是能拿诺贝尔奖的
38 楼【三四斋主】 于 2011-5-15 8:54:49 评论说
在历次运动中表现得极左的人大多是这类投机分子,转眼又称为了反左的先锋!迫害真正的革命者的正是这类人。所谓物极必反,极左就是极右。这类投机分子完全没有原则和道德操守,有的只是自己的一己之私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除了本文所说的所谓“大师”,其他各界都有这类“大师”有好些这类投机分子。比如,被人吹捧为某“良心”的“某市场”就是这类人。大家搜索一下他们文革时或者改革开放前的言论就清楚了。
39 楼【淡白雪梨花】 于 2011-5-15 8:59:16 评论说
他有什么学问能为国为民?还称为“国学大师”。大家去查查, 他死的时候 ,都谁去参加了追悼会?
40 楼【spaceufo】 于 2011-5-15 9:12:47 评论说
在季氏这样的所谓投机大师心中,是没有真实没有公德存在的位置的。
41 楼【mzdsxws】 于 2011-5-15 9:41:29 评论说
季的表现极不好,判其入十八层地狱,那里的"牛棚"最宜于季等"痞子"文人长期居住并杂忆,并研究其高深无用的"火罗文".
42 楼【addax_001】 于 2011-5-15 10:10:50 评论说
一个梵文专家何能称得“国学大师”,观其一生所为多为自己名利欲求,何时真正挺身为国为民,矫揉造作,嘴不由心,心不由己,谗言惑众。如此也是大师,那么如今寥寥几位会说鄂伦春语、会木卡姆、会格萨尔传以至会纳瓦霍语的老人皆是国学大师,而且是自然的于人民与地球有益的国学大师。
43 楼【peirenwj】 于 2011-5-15 10:42:02 评论说
24 楼【zjjj31】 于 2011-5-14 23:16:33 评论说
这篇文章和后面的评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在文革中写的那些"永不翻案"难道能作数么?不写你就是反革命,就要批倒批臭,再踩上一万只脚!上面评论的人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就连钱学森先生为了迎合大跃进的形势,不也写了"亩产万斤"么?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性已经极度扭曲,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而已.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已算温和.其实在建国后知道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所谓的"改造",至于上面很多人认为人文学科不如理工科"有用",我懒得批驳这种无知的观点.季羡林先生已经仙逝,死者为大,希望大家不要再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了.最后给真正想了解真相的网友推荐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在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前三十年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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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楼【bhbxie】 于 2011-5-15 1:05:50 评论说
同样是在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为何诗人臧克家在文革后就写了赞美的文字,而季羡林就写了苦难的文字,谁更真实?可见立场不同,笔下的情绪就不同。(在季看来,知识分子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接触一下社会,就是政治迫害,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理论脱离实际是应该的)结合季羡林文革后时写批邓文章歌颂教育改革的故事,只能说臧克家写的是心里话,是真话。老爷子能在非毛化甚嚣尘上的时候挺身而出,比季羡林的政治机会主义高尚得多,而季羡林才是个见风使驼的人。一个研印度文化的学者,咋就成了国学大师了?不理解。相信季羡林的专著不会有几个人去读,而他靠的是非毛化的《牛棚杂》帮他成为国学大师。再加上XXX率先这么称呼他,这顶国家大师的桂冠就算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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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
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不打上阶级烙印的人,也没有不打上阶级烙印的思想。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最杰出代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根本利益、要求的最先进的理论。一切追随、拥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他们的思想的人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同志或朋友,而一切反对、敌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他们的思想的人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敌人或仇人。
一切革命者、无产者和劳动者,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44 楼【shenzhouxiake】 于 2011-5-15 10:42:49 评论说
如果不是资改派如此抬举,"孤陋寡闻"的我还真不知道中国还要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呢!
45 楼【退休老人】 于 2011-5-15 11:36:19 评论说
要实事求是,不要人身攻击。
46 楼【lianzheng】 于 2011-5-15 12:07:54 评论说
更令人殷忧的是某些领导对这号人的奉承与赞许。
47 楼【子夜】 于 2011-5-15 12:20:47 评论说
请问中国那个时期那来的这么多的牛棚, 有些脱离群众的所谓知识份子,一有点成绩就跷尾巴, 毛政策就要让他们去和群众在一起劳动, 从劳动中得到改造,可是他们不仅没有好好的改造,而把农民能住的房子看成是牛棚,还对毛泽东怀恨一世. 向毛泽东泼污.
48 楼【mfkwcbb12345】 于 2011-5-15 14:28:29 评论说
永不翻案
49 楼【liulangren0506】 于 2011-5-15 16:58:59 评论说
哈哈,看完此文不禁哑然失笑,季羡林大师与三鹿奶粉、双汇肉肠等好有一比啊。
不过知道了这个假冒伪劣产品制造过程,终于弄明白全国那么没多假货的策源地。51 楼 --【joyce714】 于 2011-5-15 17:46:18评论说:
文革时极左到特别是年代极右、看来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甚或有人指出当年极左事实、来一个拒不承认;“那是我吗?”、笔者最近还看到电视台吹捧这个老儿、无论怎样说、这一类知识分子属于风派、两面派、如果掌握权柄、对革命、对人民危害将是极其巨大的、现实中这些精英例子比比皆是……。
52 楼 --【d123456】 于 2011-5-15 18:42:54评论说:
这就是老季这一流人物的德性。
53 楼 --【老农333】 于 2011-5-15 19:21:38评论说:
人不能像季氏这样活着,没脸没皮的。
54 楼 --【唐山不死】 于 2011-5-15 19:32:01评论说:
我代表广大农村群众声明,谁再说过去到农村农场劳动就说是住牛棚,谁就是狗操的.
55 楼 --【天煞穆珏】 于 2011-5-15 19:37:14评论说:
其实最实在的办法,就是把过去那些右派去‘牛棚’的相片和汇报资料重新放出来,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了。
56 楼 --【子虚老人】 于 2011-5-15 20:04:23评论说:
牛棚这词并非起始于文革开始的1965年和1966年.而是出现在1968年刮"红色台风"之时.这是一场由部队组织执行的一派群织织对造反派组织进行大抓捕,实行群众专政群众斗群众的行动.被抓被捕的还有21种人,学术权威臭老九在所难免.衱埔被抓的人被群众扭送进监狱,监狱人满为患,就在学校大会堂设集中营,全副武装人员看管.然后将这批人分别关押.不在岗的公职人员全部集中办学习班,人人"斗私批修"交待自己的问题,取得谅解后放宣布获得解放.被抓的人在学习班集中看管.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有的去看牛喂牛,住在牛棚.学习班结束,巳获得解放的干部就上山下乡.下放到边远矿山厂矿去工作.有冋题未查清的就送"五七于校"边劳动边交待并接受审查,五七干校是干部轮流劳动,而那些学习权威是常任学员,直到1978年才结束.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教育全党进行继续革命,也要人们斗私批修,攺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可是走资派利用官僚体制,转移斗争大方向,开始整学术权威,然后抓右派,抓黒鬼,破四旧将革命群众无辜地打成反革命,挑斗群众斗群众,发抢搞武斗.他们为自保,各种手段无不用之以极,就是整群众,把他们所于的一切坏事就嫁祸于文革,开展疯狂的去毛化去共和国化去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为美国发动对中国的人权战争提供炮弹,成为美军入侵中华的带路党.
  季羡林这样的学术权威,扪心自问,造反派自1966年"51.6通知"才产生.一值处于打压对象,1968年刮台风就消灭,他们整过你们没有,中央文革整过你们吧.整你的"是何许人也".要凭自己的良心说话.
57 楼 --【月边渔樵花如笺】 于 2011-5-15 21:49:34评论说:
季羡林就是个伪君子
58 楼 --【苏东坡】 于 2011-5-15 22:52:27评论说:
典型的两面派
59 楼 --【孙猴子】 于 2011-5-15 23:13:11评论说:
平心而论,真找不出季羡林足以让自己成为国学大师的什么成果来。他突然发红,真让人匪夷所思。
60 楼 --【qingjizhuo】 于 2011-5-16 9:25:27评论说:
季羡林和李锐像是一对双胞胎亲兄弟。
61 楼 --【xifangping】 于 2011-5-16 10:32:36评论说:
大家要好好研究张志新事件,也许是右派捏造出来的
★ 管理员『闻语』于 2011-5-16 13:17:39回复道:  请参阅苏铁山老师的文章:

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欢迎网友参与评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7/88304.html

62 楼 --【子夜】 于 2011-5-16 10:46:02评论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搞落实知识份子政策,把那些五六十年代只读了一年半中专以后应国家不需要学校被砍了, 而到了八十年代都为他们落实了政策,按排工作, 还都被评为什么师,我的一个朋友说他父亲连个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也加不起来, 还被评为经济师。真是搞笑呢。
63 楼 --【pzh887】 于 2011-5-16 16:00:31评论说:
季羡林,国学大师的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这篇《牛棚杂忆》,是他的成名之作,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符合某些人的需要。
  
  
  

 
 
顶端 Posted: 2011-05-16 20:39 | 6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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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闷,季羡林为何在中国能如此风光?

作者:赤橙黄绿青蓝紫!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教授,但他更是名人,不仅受到北大的推崇,更受到高层的推崇。但让人纳闷的是,季羡林到底作出了什么贡献或具有什么样的高尚人品,让他这么被推崇?他的地位为何如此高?

从他的简历看,季羡林并没有什么骄人的学术成就或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没有当过什么高官。季羡林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学和古印度语,据说他是这方面的独家学问,缺他就没人了。这学问高低不好评论,但既然没有人再想去研究这东东,那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旁门的不重要的学科,有没有这学问对国家对社会可以说没有一点影响,属于那种自娱自乐的学术研究。不象造导弹造原子弹的,对中国有巨大的贡献,非要有最高水平的人,还要有很多这样的人才能研究出来,所以要推崇造导弹造原子蛋的。本来中国就一个钱学森懂造导弹,但国家一定是不会答应的,钱学森你得教会无数人造导弹。也不象经济学、社会学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认真研究是会出问题的。至少从学术的重要性来说,季羡林的学问是可有可无的,不值得大力推崇的。

要说季羡林对中国最大的贡献,还是数他发明了“牛棚”两个字。现在众所周知,“牛棚”两字是被某些人奉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的独家发明。从学术的原创性和独创性来说,这应该是季羡林最大的学术成就。不过,后来有人考证,“牛棚”原来不过是“干校”而已,就是下乡集体劳动集体学习,不去“干校”只怕被人认为搞特权,连毛泽东的女儿也进过干校劳动,而且是争着去的。所以,他发明的“牛棚”其实有污蔑干校之嫌疑。

当然,这位季大师曾在1976年1月24日的人民日报撰文《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能写这文章,应该说他一定也是有点水平的,而且也是有小脑经的,因为这篇文章和他文革结束后发表的文章完全不同。当然,季羡林后来又写了一本《牛棚杂忆》,发明了奠定他学术地位的“牛棚”两字。其实,季羡林所谓的进牛棚是这样的:季羡林在文革中武斗过火,毛看不下去,被罚去干校下乡劳动!其实,季羡林是地道的反右先锋,武斗名家,抄家干将,北大被他整过的人无数,至今北大仍然有人恨透季羡林。而文革中季羡林投机失败,反成为受害者,但也成就了他“牛棚季”美名,否则也不会有日后风光。因此,这本这《牛棚杂忆》也可以算是季羡林的自供状!让人知道什么叫恬不知耻!  

从公德来说,季羡林人品实在不怎么样。从私德来说,是比较难评论季的,一般外人也不能乱说。但从季羡林的儿子天天都在处心积虑地丑化季羡林来看,季羡林的人品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儿子丑化老子的事情是少而又少的,除非老子的确有大问题。季承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文披露父亲婚外恋。父亲季羡林既不满他母亲但又容忍自己的婚姻,季承认为父亲是为了求“仁”,也是同样原因,季羡林拒绝了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爱情,那也是一段“婚外恋”。不过,从这点看,季羡林也应算是孔儒之道的受害者。虽然现在婚外情也算不上什么大错,但无论任何也算不上有什么高尚的人品。在儿子季承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最后,还因为父子争抢保姆而彻底闹反,父子13年不见面。因此,从这些方面看,季羡林私人人品也一定高尚不到哪里去。

因此,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人品上,季羡林都算不上什么出色的表现,实在想不出季羡林有什么可以推崇的地方,很普通的一个有点学问的人而已。但纳闷的是,为何季羡林在中国能如此风光 ? 也许是应了一句老话:在中国,越无耻者越风光!
  
  
  

 
 
顶端 Posted: 2012-01-28 08:10 | 6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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