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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谈谈王沪宁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谈谈王沪宁

作者: 高清
日期: 2008-03-19 18:43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之一)

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一个来历诡秘的人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苏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

史实表明,雅氏中青年时代即成为潜伏在党内的西方
战略特务。他在美国大学研修,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政治上未成名前,他以政治
学所谓新锐学者自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掩护,变换花样地贩卖西方政治学
说和政治体系,严重误导苏联的党和社会。他得到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赏识,
平步青云进入中央决策层,很快象病毒一样侵袭了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的神经,
掌握了话语权,使原本还算健康的改革步入歧途。其最重要的手段是:鼓吹“改
造”共产党,最终迫使苏共退出了国家领导舞台;鼓吹“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
和非党化”,最终使苏军成为叶利钦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支持分裂势力、纵容
波罗地海三国独立,最终瓦解了苏联;亲自并鼓动一小撮人肆意诋毁俄国十月革
命史和苏联建设史,最终使苏共在全体人民中丧失了号召力;全盘美化和推行西
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最终颠覆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
国家;同形形色色的反共分子暗中勾结,最终公开倒向其怀抱。盖棺论定,雅氏
是苏联党和国家最凶险的敌人之一。

19年过去了,苏东剧变留给中国党和中国人
民的教训还有多少?中共内部究竟有没有雅科夫列夫式的人物?面对国内国外极
其复杂的形势和情况,在自己的章程中仍然坚持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
理想的中国共产党首脑和首脑系统,难得不需要扪心自问、审视自身?

其实,若
干年以来,至少北京、上海两地稍为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家就注意到,中共
内部确有一个无论其真实内心还是外在手段,都与雅科夫列夫不出左右的人物,
并且正在沿着雅氏上升的轨迹上升。现在可以说,中共当前最大的危险分子,不
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别人,正是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为了使人们,
特别是没有经过系统地社会科学训练的人们,理性地了解王沪宁到底要说什么、
想干什么,我们不得不对他的代表性观点条分缕析,剥出其中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内核。(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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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u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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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当先真健儿
登台至谢大权握
翻云复雨东南泪
绿荫之中有蝉鸣
------云山禅师
诸位,谁能告诉我其中的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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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ch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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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谈谈王沪宁(1至5)

作者: 高清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之一)

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一个来历诡秘的人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

史实表明,雅氏中青年时代即成为潜伏在党内的西方战略特务。他在美国大学研修,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政治上未成名前,他以政治学所谓新锐学者自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掩护,变换花样地贩卖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体系,严重误导苏联的党和社会。他得到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赏识,平步青云进入中央决策层,很快象病毒一样侵袭了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的神经,掌握了话语权,使原本还算健康的改革步入歧途。其最重要的手段是:鼓吹“改造”共产党,最终迫使苏共退出了国家领导舞台;鼓吹“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和非党化”,最终使苏军成为叶利钦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支持分裂势力、纵容波罗地海三国独立,最终瓦解了苏联;亲自并鼓动一小撮人肆意诋毁俄国十月革命史和苏联建设史,最终使苏共在全体人民中丧失了号召力;全盘美化和推行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最终颠覆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同形形色色的反共分子暗中勾结,最终公开倒向其怀抱。盖棺论定,雅氏是苏联党和国家最凶险的敌人之一。
19年过去了,苏东剧变留给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教训还有多少?中共内部究竟有没有雅科夫列夫式的人物?面对国内国外极其复杂的形势和情况,在自己的章程中仍然坚持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首脑和首脑系统,难得不需要扪心自问、审视自身?
其实,若干年以来,至少北京、上海两地稍为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家就注意到,中共内部确有一个无论其真实内心还是外在手段,都与雅科夫列夫不出左右的人物,并且正在沿着雅氏上升的轨迹上升。现在可以说,中共当前最大的危险分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别人,正是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为了使人们,特别是没有经过系统地社会科学训练的人们,理性地了解王沪宁到底要说什么、想干什么,我们不得不对他的代表性观点条分缕析,剥出其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内核。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连载二) ——要害是“军队国家化”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王沪宁以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师,参与了中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文件工作。同时期还出任总策划,谋划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重新认识中国 ----1993中国发展报告》,亲自写作了其中重要章节,甚至用长途电话遥控书的勘正和出版。他在这个《报告》里,宣示了将如何颠覆中共的“战略路线图”。莫大的讽刺是,他居然带着这么一份礼物,调入中南海,献给赏识他的中共首脑人物!

《报告》共分九个部分,王沪宁主写了“导论”和“政治篇”。这个《政治篇》恰似一部变天书。王沪宁在繁琐辞藻掩护下,定就了颠覆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国人民解放军、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王沪宁在未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之前曾说过:“别看我平时不声不响,我还是有自己追求的”。让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不声不响的追求”吧!

要害是“军队国家化”

《政治篇》在两处集中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处是第37小节,另一处是第46小节。慑于当时的国内外气候,王沪宁以其政治变色龙的嗅觉,自然不会愚蠢到公开提出取消党的领导,相反,他还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党指挥枪的原则”写入小标题。但是,就在他虚晃一招的小标题下,却贩卖了极其恶毒的货色。

首先,王沪宁歪曲我党我军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史。

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日起,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无论政治指挥员还是军事指挥员,都是党派出的、代表党组织去领导军队的干部。军队对党是听从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所谓“军党一体化”的体制。我军之所以发展壮大的根基,不是靠某个指挥员对麾下的“慑服”,而是党组织的坚强有力作用。我军更不是张国焘那样的野心家培植个人权威和用来同党讨价还价的工具。而王沪宁却胡说,中国军队历任领导人都是“克里斯玛式的文职人员,只有这种领导人才能沟通军党关系,才能创设军党一体化的体制,才能对纯粹的军人构成巨大的慑服和感召力量”(《重新认识中国 ----1993中国发展报告》第7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又说JZM多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寄托了对以制度化的组织权威替补魅力型的个人权威的希望”(第75页)而第37小节的标题也赫然是:“军队组织型权威初步形成”。(第74页)

对王沪宁的“妙论”应该作何解释呢?惟一的解释是:在他说这通“妙论”之前,人民解放军都是靠“个人权威”维系的,这是非制度化的领导,不具备合法性。而只有用JZM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初步形成”的“组织型权威”代替,才具备合法性。他这里所说的“组织型权威”,显然不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而是另有所指,下文再叙。王沪宁就是这样篡改我军历史,为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进行历史铺垫的。

其二,王沪宁抹黑军队同党的关系、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经济环境的重大变迁又为中国军队由政治性向‘国防性’转型提供了某种富有积极意义的条件”,“利益关系分化和重组的过程中,军队的利益有可能获得独立发展”,“军民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的日益分化进一步松动了这样多少已经只限于象征意义的关系”,“军职‘圣化’形象失落。在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时代......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符号”。(第74页)够了,够了,这还需要别人再作什么解释吗?!王沪宁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军队将抛弃“政治性”,争取自己的独立利益;军队将不再“圣化”,即担当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而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军民关系只限于象征意义。明眼人不难发现,这些貌似谈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词句,包藏着什么祸心?

其三,王沪宁是中央委员以上高级干部中,“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唯一的系统鼓吹者。

在做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以上两重铺垫之后,王沪宁关于“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系统观点跃然纸上:

1、军队非政治化

“政治作用转变。……在现代化规律的作用下,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的广泛参与,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在机会上都大大转变。”(第74页)“军人政治作用的转变是必然趋势……由一种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逐渐变为一种职业符号。”(第86页)

2、军队国家化

“推动军队由政治军队向国防军队转型……有助于军队国家意识的复苏和加强。”(第75页)“提高军队专业化程度……还取决于新文化的植入……习得现代军人效忠国家的精神与普遍主义”。(第86页) 

3、军队非党化

“进程在组织型权威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宪政模式”的特点。”  “现任军委主席JZM的新领导权威也开始渗透到组织型权威中。93年军报发表三篇长篇通讯……可以视为树立新领导权威的努力。中国这样的国家,具有强烈现代化取向的领导权威对组织型权威的确立从而最终导向军队的国家化是有很大作用的。”(第86页)

不妨稍为诠释一下这些晦涩的语言。按照王沪宁的解读,军队的政治作用就是“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应该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政治集团、人民民主专政工具、人民的枪杆子等等吧。倘若把这种政治作用转变了,那么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岂非要发生根本改变?这不是赤裸裸地非政治化吗?按照王沪宁的解读,我军由政治军队转型,有助于国家意识的复苏和加强,将习得现代军人效忠国家的精神和普遍主义。言外之意是我军从来没有国家意识,不效忠国家。这与逃亡国外的民运分子恶毒攻击我军是“党军”而不是“国军”,有什么分别?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军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军队,自然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常识。对此,挂着政治学教授招牌的王沪宁,是真的不懂呢,还是曲意制造两者的对立?按照王沪宁的解读,所谓“组织型权威”,其实是指“宪政”。而宪政是什么?不过是西方三权分立、两党制那些老套路。但是,王沪宁在推崇西方民主的同时,不小心露出了封建主义的尾巴——溜须拍马。他祭起自己几年前为吹捧赵ZY而编造的“新权威主义”,东冠西戴,居然又吹捧起“JZM的新领导权威”来了,并污蔑JZM也寄望于宪政(“以制度化的组织权威替补魅力型的个人权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此吹捧,用意何在?标题为“加强军队建设”的第46小节最后一句话,彻头彻尾暴露了他不怀好心,即借助JZM“最终导向军队的国家化”。勿容讳言,这就是他所谓“加强军队建设”的全部立足点和落脚点。

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JZM在任时没有办到王沪宁所希望的,这真是历史的万幸。玄机在于,JZM在多次讲话中曾严厉批判“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反动谬论,而根据王沪宁的履历推算,他一定是参与了这些讲话的起草。那么人们不能不发问,是什么原因使王沪宁能够做到这样心口不一呢?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骗倒JZM,在别的问题上呢?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之三) ——“资本家入党”的策划者

JZM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也许没有上王沪宁的当,但是在“资本家入党”问题上则可能中了招。中共建党80周年的讲话,其中一部分引起党内的质疑和批评,不少资深年高的革命家甚至发表了公开信,令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尴尬不已。而焦点之一大概就是“允许资本家入党”。中共17大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从头到尾只字不提这一话题,说明党全盘否定并舍弃了这个命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应该敢于承认,那个讲话的这一部分确实讲错了。

那么,错的这一部分,是不是JZM原初的想法呢?我们无意吹捧江,但以江的光荣经历来看,早年从事地下斗争,解放初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留过苏,......“六四”后斥责不法商人“要让他们倾家荡产”等等,应该说江对资本家阶级的固有本质还是清楚的,纵使戴上红顶子也不会改变多少。

谁是始作俑者?根据王沪宁的履历推算,应该就是这位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西方媒体热炒的“理论化妆师”。实际上,早于80周年讲话六七年,王沪宁就抛出了这个一度害了中共威望,最终也害了JZM威望的“计策”。

《政治篇》在“展望与政策”一栏,开宗明义地提出:94年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依然应该是开发政治资源。(第81页)怎么开发“政治资源”?王沪宁出于阶级异己分子的本能,将目标首先对准了中共自身。在标题为“尤其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第40小节开场白,他振振有辞地声称“执政党的功能、基础、任务和目标必将发生重大变革。传统体制模式逐渐显得与新经济基础、新社会结构和新文化氛围不相适应,实现党的深刻革新必须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第81页)

这是什么意思?党的功能要变,岂不就是要改变与党的功能互为作用的党的性质吗?党的基础要变,岂不就是要动摇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吗?党的目标要变,那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和社会主义这个眼前目标,岂不是可以取消了?谁都不会想到,今天李锐、谢韬、辛子陵之流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原来发端于六七年前的王沪宁。他是他们道道地地的祖师爷!谓予不信,请看王沪宁的具体策划。

为着促使“党变”或者说“党的深刻革新”,王沪宁开了四副药方。

第一副是“推动执政党的非行政化”。何谓非行政化?他拐弯磨角说来说去,戳穿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党组织不再介入和包办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 (第81页)。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国家学说,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党组织不能包办政府工作这种观点,但是说党组织不能介入“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则是绝对的谬论!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够做到。奇怪的是,赵ZY任上接接实实地搞过这种“非行政化”,如“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取消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等,遭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严厉批评和全党的抵制;“六四”之后,为什么王沪宁还死抱住赵ZY的阴魂,不离不弃,并隆重献给中共新首脑和首脑系统?

第二副是“吸收各界精英分子入党”(第81页)。他不顾我们党挫败分裂阴谋以后高度团结统一的事实,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中共“这种超大规模的政党,人员、组织均难以做到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并说,为了适应“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当前应尽量吸收各界精英尤其是文化知识精英和工商管理精英入党和抓紧重组现有党员队伍”(第81--82页)。不但吸收,还要“尽量”吸收,胃口不可谓不大,好象中共党员队伍中,严重缺了文化知识界和工商管理界成分似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所谓“精英”,不是中共党章关于入党条件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而是新生的资本家阶层。用“精英分子”这样一个极为含混的概念,表述共产党员的标准,就为“资本家入党”开了口子。这也算是王沪宁进入中南海后“不声不响追求”的成功一例。只是好景不长。

第三副是改组党的组织。他说:“学校、企业、公司、村镇的党组织相当部分已经只有名义,应该重新按行政区划设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第82页)。 “按行政区划设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党组织变成松散的地区团体。这是赵ZY试图改造党的一个计划,王沪宁又把它检了起来,真是情有独钟!

第四副是“政策建党”。他幸灾乐祸甚至有些恶毒地说,改革“削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思想建设的吸引力”,“人们的政治评判标准从抽象的教条和狂热的迷信”转移了(第82页),从而提出政策建党。什么“传统意识形态”,什么“抽象的教条和狂热的迷信”,何不明说出来呢?不就是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王沪宁对之痛恨一至如此,是有原因的,后文将会逐一披露。当然,他在这副药方里也貌似全面地提到思想建党,但也只是这一句而已。总起来看,所谓政策建党,实质上是要用实用主义哲学,改造和武装我们党。他竟然荒谬地提出“党的纪律主要为这一政策过程服务”。

几年之后,中共党内爆发了一场关于“资本家入党”的大论争,王沪宁这个乱党分子功莫大矣。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 (之四) ——向“台独”妥协的政治投降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还在台上,台湾政坛的“台独”分裂主义,已经暗潮汹涌。王沪宁在《政治篇》中自然不能回避这一问题,那么他又给出了什么“妙计”呢?

他在第47小节里向中共领导人建言,“要处理好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台独与分裂,无论从历史、民族、传统,还是现实,都应该防止”,“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是大陆要认真对待的”。(第86--87页)

你看,王沪宁说的多深奥,又多轻巧!照他的意思,对付“台独”分裂主义,我们不必坚决反对,仅仅用一个“防止”就够了。而再看他使用的句式,似乎 “台独与分裂”都还不是现实。这究竟是掩耳盗铃,还是故意麻痹人们的神经?恐怕只有多次打着中共政治学新锐学者旗号,去过台岛,并与那里政界和非政界人士有联系的王沪宁自己明白。

“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又是什么玩意?翻遍王沪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陈述,都没有看到明确的解释。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用磨棱两可、含糊其词的概念以售其奸,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乃至阴谋家惯用的手法。后面的连载中,我们将更多地欣赏到这种把戏。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绕来绕去的闪烁其词中,发现他的真意。

说穿了,所谓“事实判断”,是说台湾已然是独立的,我们应该承认“台独”的孪生兄弟“独台”;所谓“价值判断”,就是我们的主权观念、意识形态、一国两制方针。(参见第76--77页)要我们“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是什么意思,恐怕只具有理工科思维的人也弄得明白吧。

好了,若然承认“独台”,若然不谈主权要求,等等,那么王沪宁自然会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问题。实际上,他“妙计” 的这最后一句,才是他的真正企图所在。请问王沪宁,台湾老百姓在世界各国没有旅游、经商、消费、居住、上学、交流等的权利吗?如果有,请问你还要为他们争取什么权利?熟悉的人都知道,王沪宁一贯做贼心虚,他在这里所说的“台湾民众”,其实就是台湾当局;“实际权利”,就是允许它同世界各国进行政府间交往的政治权利、外交权利。请问,哪一位中共领导人敢于做这样的决策?!

历史常常有雷同之处。苏联波罗地海三国,由出现分离倾向到在西方干预下终于独立的情景恍如昨天。王沪宁的这些投降主义谬论,又与当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之流对事态的一再忍让妥协,何其相似乃尔!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之五) ——蹩脚的西方新自由主义传道士

王沪宁本人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极为贫乏,但是这个惟西方马首是瞻的“精英”,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新出笼的东西,却表现出如蝇逐臭般的敏感和迷信,在代理和推销中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世纪90年代,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并且长驱直入打进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王沪宁似乎从中看见了中国经过“六四”风波之后,重返西方道路的希望。于是在《导论》和《政治篇》中,用词不多却欣喜若狂地贩卖起新自由主义的货色来,并大大地“发展”了。

这里不妨摘录几段以飨读者。“人们的社会人格发生变化,从计划人逐渐转向市场人,人们处在迅速扩大的市场社会中。”(第8页)“中国社会,政治的特性越来越突出其‘经济化政治’的特性。”“‘经济化政治’是目前以至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59页)“与当今国际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一样,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途径一样,中国政治日益显示了一种‘经济化政治’的特点。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是客观的力量所致。”(第5页)

众所周知,西方新自由主义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是“经济人”,由此才建立其整个理论体系。王沪宁好象嫌“经济人”概念用在中国,力度还不够,还引不起振聋发聩的轰动及效应,竟然声音提高8分贝地喊出“市场人”“市场社会”,企图唤醒13亿“计划人”,俨然一副救世主的架势,殊不知恰好暴露了他的西方传道士嘴脸。至于他所说的大趋势——“经济化政治”,是不是鼓吹把市场经济的原则带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JZM批判过),是不是鼓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JZM也批判过),诸君自会明断。

如果以上还不足为论,还不足以证明王沪宁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让我们的社会变天,那么可以说,没有比他的下述“重要思想”更露骨的了。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既存在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存在等级--阶层。”(第9页)“93年中国法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在于以法律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但必须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中进行。从长远来看这一思路有悖于法制经济的建立。”(第66页)

我们不禁要问教了多年政治学的“精英”王沪宁,等级和阶层是可以划等号的吗?你是第几等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是第几等级?在人民内部分等级,这种模糊以至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修正主义伎俩,若干年后结出了苦果,严重误导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判断及对社会成员的认识,以至闹出“资本家入党”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笑话,演出了企图使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变天的序幕!

我们还要问现在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王沪宁,不管你怎样拐弯抹角,我们都已看出,1994、1995年的时候你就断言,“从长远来看”,“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中”“以法律构建市场经济体系”,“有悖于法制经济的建立”,是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倘若连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改变了,你要建立的是哪家的法制经济?论及于此,不禁想到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关于人大建设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宣示,果然如此,则中国有幸。

以上分析了王沪宁在《重新认识中国 —1993中国发展报告》中反马克思主义,乃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系统的立场和观点。这些东西的出现,并不是王沪宁偶然的或一时的认识失误,而是他长期的一贯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信仰决定的。下面将披露他在几个重大和关键时刻,是何等阴险,包藏着什么祸心?
  
  
  

 
 
顶端 Posted: 2008-03-29 12:11 | 2 楼
萧瑟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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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糊涂文章。作者历数了王沪宁的主要政治观点,并因此得出结论:王沪宁是打进中共高层的奸细,他要搞垮中国共产党,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的深渊。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什么性质的?是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官僚资产阶级任用了王沪宁这样的坏蛋,还是王沪宁钻进共产党内,要搞坏共产党?作者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高层不做阶级分析,言外之意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好的,只是一小撮坏人(奸细、特务……)在捣乱。只要清君侧,将混入高层的坏蛋搞掉,就可以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重新恢复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是一种极端糊涂、极端有害的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不二法宝。只要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自1976年10月6日走资派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以来,中国就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路。中国现在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的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不复存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已经完全丧失。现在的政治局常委无一不是坐拥巨资的官僚买办。不是王沪宁钻入了中国共产党内,而是共产党反动派相中了王沪宁这个打手。同时,王沪宁也是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员。反王沪宁而不反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共反动派),就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幻想体制内斗争、左转、改良都是没有出路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只有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彻底革命,才能打倒反动派。

  虽然如此,本文仍值得一看。通过此文,可大致了解伪共今后的可能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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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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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王沪宁教授的理论混乱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曾飞  | 时间:2013年7月06日 09:58  



  2007年10月23日大公报《“中南海第一智囊”王沪宁》:提起王沪宁,他在学术界的名气甚至比在政坛更大,有人把他视为新时期学者从政最抢眼的人物。身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堪称中南海“第一智囊”。他在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继邓力群之后,又一位理论界人士担任书记处书记。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儒雅学者王沪宁的贡献颇多。同时,他影响了一代学者投身政治,形成中国政坛一支不可多得的重要力量。……最为重要的是,王沪宁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学者官员之一,他多次负责党内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2002年,王沪宁当选中央委员,2003年4月出任政研室主任,滕文生转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和他所率领的中央政研室,为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夯实了学术基础。

  王沪宁教授的政治影响如此之大,也许是中国“新时期学者”之大幸。但不幸的是,不难发现,由王沪宁教授主导的新理论出现了严重的理论混论,这可不是中国学者的光彩。听之任之有可能误党误国,不利于中国人民。由此,不得不略加评论。

  首先是王沪宁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三个代表”新理论。

  王沪宁教授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的逻辑推演并未公开披露,无以评论。但其新理论的研究结果,也就是新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党的喉舌上集中表述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只能从理论结果来评论王沪宁新理论本身存在的逻辑问题。

  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政治活动是由一定的主体来完成的。研究政治活动首先要确定政治活动的主体。政治主体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从总体上看,政治活动大体上有两种主要的类型:⑴个体性的政治主体;⑵集体性的政治主体。这类集体性的政治活动主体是政治活动最基本、最重要的主体,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主导力量,集体性的政治活动主体更能决定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活动的内容和样式。政治活动的主体有四个共同的特征:第一,政治活动的主体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利益。这些利益是从一定政治活动主体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利益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政治活动主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决定。第二,政治活动的主体有自己的特定目的。第三,政治活动的主体受到一定观念和思想的指导和支配。这些观念,有的固定地体现在政治活动主体的纲领和意识形态中,有的没有这种正式的表现形式。第四,政治活动的主体的实践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政治组织形式可分为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是政府性的组织形式;另一种是非政府性的政治组织形式。(按:可以指政府或政党)……第一,政治关系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它们主要体现了一种阶级关系。所有这些关键都以某中方式反映着一定的阶级关系,个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和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首先都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一种政治关系都直接表现为阶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关系更多体现了人们内部的关系。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关系才是阶级关系的表现。……

  《共产党宣言》:“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恩格斯解释说: “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 “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4页)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显然,王泸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已经逐步地背离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并不是说每一种政治关系都直接表现为阶级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关系才是阶级关系的表现。”有意模糊政治斗争的本质。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明是“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显然,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就是阶级,在当今世界主要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主体。而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被官僚资产阶级所抑制,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现阶段主要就是无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两大主体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说过:“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王泸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掩盖政治关系、政治斗争的阶级本质,刻意模糊政治活动的主体,这为此后把政党上升为阶级之上的政治活动主体埋下了理论伏笔。

  到了“代表”理论的提出,政治活动主体显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了,政治活动主体不再是《共产党宣言》里的“无产阶级”或“绝大多数人”了。已经暗暗地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也就是赋予共产党代表了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特殊地位。以此解决了“执政合法性的问题”。美国政治家也欣然承认了这个合法性。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戴维·香博)对记者发表评论:“在西方的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看来,“抛开意识形态”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30年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主要根据务实的考量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作出了许多重大政策决定,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意识形态来作出政策决定,就像毛泽东主义时代经常出现的那种情况。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在西方,我们称之为“归纳式”决策(以事实为依据作出评估)而不是“演绎式”决策(以理论或意识形态为依据)。”“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发展了国家经济,而且改善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难道与意识形态无关吗?不是,是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摆在首位和第二位,也就有效挤兑了“意识形态”,让它名存实亡。所以美国专家欣然认可,因为“抛开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而给予了“中国共产党证明了它的合法性”的高度肯定。(来源:2009年09月21日新华网《美国专家: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表现相当不错》)由资产阶级的专家来肯定“无产阶级”的理论,如果这样的理论本身不混乱,那怎么可能呢?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按:如今却执意用“代表”理论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维护党内特殊利益阶层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按:前提是“无产阶级”是政治活动、阶级斗争的主体,共产党只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这个先锋部分就必须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否则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没有了无产阶级是主体,共产党成了主体,那么共产党人代表人民利益的提法,内涵就完全变了,对此马克思早有分析)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按:这就是如今的“精英治国”,用精英和他们的顶层设计来代替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并宣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按:于是代表理论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突出)在他们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按:人民大众愚昧无知,只能由精英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代替他们活动)”

  于是,第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法也就变味了,也就是回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论点上去了。其实这样绕弯弯的“新理论”和茅于轼直接叫喊“我提倡精英治国,但精英必须代表草根”的歪论并没有什么区别,本质涵义一个样。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天下的合法性理论来看,数千年前就产生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姜尚《六韬·武韬·顺启第十六》)“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的民本思想。到了近代反而倒退了,朱熹理学把“君为臣纲”尊为天理,倡导“灭人欲,存天理”把君主的统治权力归结为来自天理而非来自人民,彻底抛弃了传统的人本思想,构筑了最反动的统治合法性理论,把中国拖入了最黑暗的社会状态之中。而茅于轼的“精英治国论”就是这种腐朽传统的回光返照。绝对不是什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此外,表述“代表”理论的命题本身在形式上混淆逻辑层次,违反逻辑原理,形成了逻辑混乱。

  人们从逻辑学知道:“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中,外延大的概念称为属概念,外延小的概念称为种概念。由于属概念与种概念分别反映不同层次的对象,因此,在语言表达中,属概念与种概念一般不能并立使用,否则,会使部分外延被重复断定。”(来源:《普通逻辑学教案第二章概念》)

  而“人民”属于政治概念,人民包括劳动者和其他社会成员;“生产力”属于经济概念,生产力包含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要素;“人民”、“生产力”与“文化”里的概念显然也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按照逻辑学的常识一般不能并立使用,否则会使部分外延如劳动者等被重复断定,造成逻辑混乱。而“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命题恰恰把“人民”、“生产力”与“文化”等不同层次里的的概念并立使用,这样的逻辑混乱很容易造成理论混乱。而理论的混乱也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在理论混乱的情景下,诸如茅于轼之流也就敢于断言“劳动不创造价值,交换才创造价值”,这就影响到东莞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板们更注重抢到外贸订单的交换活动,而鄙视劳动和劳动者,傲气十足地欺负农民工,以为自己在养活他们。结果导致了农民工的大规模逃离,自己制造了用工荒,从而迫使东莞走向破产。又如,在理论混乱的情景下,许多官员也就敢于自以为是“人民”、“生产力”与“文化”的总代表,高高在上目空一切,以父母官自居,大权独揽,任意主观拍定城镇化规划,暴力抢夺农民的耕地大量建设鬼城,以满足官僚集团自己保值大量腐败得来的不义之财的需求,使国内经济发展陷入一片混乱。

  多年来,官方的理论混淆逻辑层次,违背系统论原理的问题一直存在,早已造成恶劣的影响。诸如所谓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其实质就是违背系统论关于“系统的整体功能不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总和。系统的整体功能是由系统的结构决定的”的整体性原理。错误地以为作为一个系统的阶级可以是它的成员的简单加和。把个别的工人或企业主等同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诸如由邓小平具体制订和实施的按1%划定地富反坏右之类的黑五类、阶级异己分子之类的具体政策,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后来他亲自消除这个祸害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乘机掩盖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反而是一大错误,由此纵容了新生官僚做大,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这样的层次混淆的结果就是严重转移了或掩盖了做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对做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的宏观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政治斗争,从而有利于官僚资本的复辟。社会生活中经济管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不应混淆,否则容易造成社会混乱。诸如单个居民购买住房的价格问题,通常只是经济管理问题;只有在整个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譬如工人与农民整体性地无法承担超高的房价,而官僚集团整体性地得利于超高房价的情势之下,经济问题才上升为政治问题,成为工农与官僚之间的阶级斗争。恩格斯曾经特别解释过:“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工农与官僚在房价问题上的斗争,如果任其恶行扩展,演绎成了整个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之后,就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绝对否认阶级斗争与胡乱套用、泛化阶级斗争都是错误的理论,都必将导致严重的恶果。自然界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混淆层次的结果必然造成缪误。譬如,温度就是一个宏观层次的现象。硬要混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界限,把温度的概念硬加到每一个分子的头上,说这个分子温度很高,那个分子温度很低,那就成了科学笑话;相反,据此推论说根本不存温度这个概念,也会成为科学笑话。同样,在社会问题上,混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上的问题,硬要把整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现象硬套到个别成员的身上,同样也必然造成缪误;相反,据此推论说根本不存阶级斗争,也会造成缪误。与此相似的是阶级剥削也是一个宏观层次的现象。很难断言每一次交易的盈亏就成了阶级剥削。而是诸如垄断资本等社会集团利用政治与经济的垄断地位,在统计意义上大量剥夺劳动者的劳动剩余价值,这才形成宏观意义上的阶级剥削现象。否认宏观层次的阶级剥削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把宏观层次阶级剥削硬套到单一次的雇佣与交易关系中去,就阻碍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以后,利用公有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极大地丰富社会的物质基础。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3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过渡阶段”(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72页)。并且强调,“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两方并存的条件下,是没有其他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72页)。列宁有进一步解释说:“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非常意外的、谁也绝对预见不到的资本主义,因为谁也不会预见到:无产阶级竟会在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组织大规模的生产,把产品分配给农民,后来因为文化条件的限制,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274-275页)因此在理论上混淆了阶级剥削的层次,绝对否认阶级剥削,或泛化了阶级剥削都会妨碍无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自己的实力,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努力,而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

  其次是儒雅学者王沪宁的贡献颇多的“科学发展观”新理论。

  由于王沪宁是政治学者而不是经济学家,所以在他的倡导之下,这个理论所产生的谬误主要不在“科学发展观”具体涵义的界定上,而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简单地说,在美国霸权主义控制下,资本主义占有绝对优势的世界环境下,中国面临着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抉择问题。可供选择的道路主要有自主发展与依附发展的两种方式。“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表明了选择了依附发展而抛弃了自主发展。这就产生了原则性的错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其中“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界定了所选择道路的本质:不是自主发展,而是“科学发展”。

  扬子晚报网,思想,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消费力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消费力对增长的拉动力,体现在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为生产提供动力和目的。马克思说:“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具体地说,人们在消费产品的过程中,产生对与此关联的产品的新的需要,给生产提供了新的要求,为再生产提供了动机和目的,因此,没有消费需要就没有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根据社会消费需要来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以消费力来拉动增长,就包含了创造消费和创造消费者。提高消费力实际上是提高生产力。马克思所解释的发展生产力途径,既包括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包括提高消费力。这就是他所说的,“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是把消费力的发展看作是生产力的发展。

  显然,马克思认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所谓的自主发展就是居于中国人自己的需要为主的发展消费的能力,发展生产的能力,也就是主要以中国人自己的消费力来拉动增长的经济发展道路——自主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基于美国人的需要为主的消费的能力来发展生产的能力,使中国成为美国经济的依附品——依附发展的道路。而所谓的“科学”,此后又充分体现在诸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科学”指导理论上,诸如以厉以宁私有化的“科学”理论、吴敬琏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林毅夫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科学”理论等等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幸的是这些所谓的“科学”后来都被实践证实是伪科学理论,其目的都是要把中国引向依附美国发展的道路上去。在中国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的“科学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就成了赵本山式的“科学”忽悠,成了欺骗民众的混乱的理论。

  现实表明,王沪宁的贡献颇多的“科学发展观”的政治选择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




  何为“科学发展”呢?

  其前提就是邓小平倡导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王沪宁的贡献也就是将这一原理落实为经济发展的具体方针。

  笔者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

  而这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却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精辟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直接来自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的著作。是从西方引进的理论,地道的舶来品。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具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两大新特征。一是国家政权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二是科学与技术的密切结合,并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进而统治整个社会和人类。正是这两个新趋向给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许多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许多直接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过时’了。”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历来对社会生产力有着影响、制约和推动作用,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科学技术渗透到了每一个生产环节,它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中起主导、决定作用的因素,它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作用已经明显地凸现出来。首先,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已完全依靠科学技术去武装。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于科学技术的依赖已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只有掌握了科学技术的劳动者,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能动因素。其次,劳动工具成了科学技术的主要凝结者。现代科学技术向劳动工具的渗透,不仅提高了现有劳动工具的效率,而且涌现了许多新的先进的生产工具,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后,劳动对象也已主要靠科学技术去开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开发劳动对象起着重要作用,使人们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科学技术促成新的资源和劳动对象的发展利用,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总之,现实生产力的发展,在于生产要素的提高,而生产要素的提高,于生产力主要内在源泉和动力——科学的推动。”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已经无效’。由于科学技术成了主要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已不再是劳动者的劳动技术和劳动强度,而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和革新。因而剩余价值的源泉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而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业已成了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它同马克思主义原先只知道考察的那一种剩余价值的来源是没有关系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越来越变得不重要了’。”(和讯博客:《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把科学技术抬高到“统治整个社会和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用以替代“神”的统治地位。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核心,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为归宿的人本主义观点背道而驰。其实质就是朱熹理学和西方理性主义的一种现代版本。其手法与朱熹理学用“天理”来“统治整个社会和人类”,西方的理性主义用“科学真理”来“统治整个社会和人类”是本质同构的。都是一种否定以人为本,否定“人本”思想,坚持“神本”、“官本”、“金本”、“物本”等非人本思想,为垄断资本掠夺劳动剩余价值辩护,麻醉劳动大众的精神鸦片。

  总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维护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违背马克思主义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归宿的根本宗旨。它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更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样的错误理论必须抛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应该是:人是主要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按:科学技术渗透在生产力的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要素里面而发挥重要的作用,离开了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物质力量,科技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且注意防止它的消极作用。但决不能让“科学技术”代替“神”来统治人类。要让人类控制科学技术,而不能让科学技术控制人类。

  显然王沪宁的所谓的“科学发展”就是以“科学”推动经济发展,而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归宿的根本宗旨,不再以人为本,以人为归宿来发展经济——自主发展。这样的理论混乱会误导中国,必须迅速澄清,回到自主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
  
  
  

 
 
顶端 Posted: 2017-10-25 17:56 |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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