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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合作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题解】这是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节录。
诸位访问中国不过几天，团长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日两国应该如何友好相处，如何进行合作的问题。确实如此，中日两国如果真正友好相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完全独立，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对于我们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都是一个远大的理想。因此，诸位先生提出的问题是有远见的。

我们知道，日本经济的发展，不光是靠国内，同时也靠国际市场，而诸位是从关西来的，那里的对外贸易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的很大比重。所以你们是很重视对外贸易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诸位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这就是说，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互相有这个愿望和需要。团长先生刚才提到友好合作问题，所以我想多说几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为了实现国际合作，就需要确立几个比较长期有效的原则。

第一，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等，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来进行。刚才团长先生提到：平等互利这一点，这是很好的，确实如此。中国过去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使中国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现在中国解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处于大国地位，但是出现了军国主义，使日本受到战争的灾难。战后日本处于战败国的地位。团长先生刚才说日本战后得到美国的一些好处。但是，同时也带来坏处，就是在若干方面受到美国的控制，日美之间不是完全平等互利的。特别是最近美国遭受经济危机。想把它转嫁给日本，对日本的商品进行限制来保卫美元。日本企业家当然要考虑怎样才能独立和平等互利，对于日美政府谈判，日本的舆论也反映了这一点。我刚才谈到中国过去已经有过教训，现在日本也有同样的处境，因此，今后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应该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第二点，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发展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据我看来，这一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尽管中日贸易现在还是有限的，例如，今年的中日贸易额即使达到两亿美元以上，在日本整个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也还是很小的，比起日美贸易的规模就更小了，同日本与台湾的贸易相比较，也仅仅超过一点点。但是，这是眼前的开始的现象。今后在真正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几十年以后，就一定会大大超过现在。这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日本需要的原料，中国基本上都有。日本可以供应中国技术设备的种类相当多。中国有六七亿人口，日本有一亿人口，彼此有很大的市场，中日经济力量发展了，需要就会增加，互通有无的可能性就会更大。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饱和点，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进口日本的商品加以限制，以防止美元外流。如果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支出会减少，这也会影响日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这就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发展。我们的关系不应当是一方依靠另一方的，而是相互的、根据彼此需要进行合作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中日两国发展经济合作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冒险？团长先生刚才提到两点：一、日本企业界是有信用的，也就是重信用的；二、有人担心发生类似长崎事件那样的事，从而取消合同。
长崎国旗事件不是孤立的问题。这个事件反映当时的中日关系。当时中日贸易是根据贸易协定进行的。贸易协定虽然不是官方的，但实际上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也就是半官方的。因为每年有一个半官方的贸易协定来维系双方的贸易活动，所以政治上如果发生问题，就会影响合同的执行。当时，中日贸易关系是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两国互办商品展览会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我上一次同松村〔261〕先生也谈了，我说日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来北京举办展览会的时候，村田省藏〔262〕先生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我出席了。北京饭店大厅挂了很大的一面日本国旗，横跨整个舞台，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日本国旗。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日本政府承认台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友好地处理这个向题，没有提出意见。这件事说明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对日本国旗是尊重的。当时，我参加招待会，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国的总理出席的。但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在长崎举办了一个很小的手工艺品展览会，会场上挂了一面很小的中国国旗，却遭到日本暴徒的侮辱。日本政府对这个事件不负责任，也不道歉。这两件事情对比起来，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很大的愤慨。同时，日本政府对第四次贸易协定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263〕也不给予批准，使贸易协定不能成立。因此相应地使有关协定的合同和钢铁合同也不得不取消。以上当然是直接的原因，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那就是岸信介〔186〕内阁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例如，岸信介访问台湾，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到南亚：进行反华活动，到华盛顿支持美国对华政策。这是不友好的，是敌视中国的。因此，岸信介政府的行动使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不能发展。后来、松村、高■、〔264〕、石桥〔265〕等几位先生相继访华，要求改变当时的情况，他们做了努力，并取得了结果。同时，池田勇人〔187〕先生执政，日本的内阁也起了变化。我把过去的实际情况向团长先生说明，不是中国方面不守信用，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

但是，不管日本政府对新中国表示友好或不友好，总遇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日本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不承认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最根本的矛盾。我想，诸位也会想到这个问题的。现在，当池田 政府对中国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诸位就可以放心一些。但是，如果明天‘岸信介’再出来组织内阁，或者‘岸信介’的兄弟佐藤荣作〔266〕上台的话，诸位就会担心起来。我们也觉得需要给予不同看待。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管政府是否换人。政策是不会变的。假如今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再 选我当总理--假定我不当总理，而由别人来当，也不会因此影响外交政策，别人照样执行现在执，行的政策。但是日本政府如果换了人，就有这个问题。因此，难怪池田先生想出这个办法，就是“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说，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有时也可以分开。诸位知道，自从岸信介政府撕毁了贸易协定，我提出了政治三原则〔267〕；是强调政治的。政治三原则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不敌视中国，承认新中国，为恢复中日邦交而努力。诸位先生来中国访问，正是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意愿。所以，政治三原则主要是对日本政府说的。由于松村、高荷、石桥等几位先生的奔走，我又提出贸易三原则，作为我们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根据。

贸易三原则就是，第一，最好是由两国政府在彼此承认之后，缔结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以前的贸易协定不要再恢复了。但是，这一条现在还做不到。因此，第二，可以通过两国的民间团体、或者与政府有关的团体，建立若干关系，签订全面的或个别的贸易协议和合同。这种协议和合同是个别的，互相交流物资，也有一方买另一方的，例如广州的交易会〔268〕。自从一九五八年贸易协定失效以后，这种小额的、民间的友好贸易一直发展到现在。第三，由比较负责的团体或人士代表双方签订长期的议定书，例如前年签订的高畸达之助和廖承志的备忘录〔269〕，范围比较广泛，其中有易货贸易，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和某些商品的延期付款，将来还可以广泛发展技术合作。这是通过负责人士来签订的，例如，高■达之助和廖承志都代表一个方面。高■先生不幸去世了，但是还有人接替他，就是冈崎嘉平太〔270〕先生。为了纪念高■先生，日本方面仍然用高畸办事处的名义，同廖承志办事处来处理备忘录贸易事宜。有时候，用人物来 作代表，比团体的作用大。它的好处是：日本政府即使改变了，也不致 于受到影响。对中国友好的日本政府会支持这个办事处，而对中国不友好的政府就可能不支持或限制这个办事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影响到贸易。如果岸信介再出来组织内阁，是不是会取消这个办事处呢？这我不能保证。你们是不是也不能：保证？不过，我有一个信心、一个认识：一九六四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同一九五八年不一样了，即使岸信介再次上台，下令取消办事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广大的产业界是不会赞成的，因为双方的生意越做越大，影响就越、来越广了。

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有这个需要；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广大的企业界也有这个需要。这样，在两国经济上都有了根基，任何人也不能随意把它取消。形式上备忘录是非官方的，实际上是半官方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为什么只能是非官方的呢？因为现在日本政府承认台湾代表中国，而实际上它也知：道台湾是不能代表中国的，这是滑稽的，但是现实中就存在这个笑话。如果中国政府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就会产生“两个中国”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也到北京设立办事处，同样也就等于日本政府承认“两个中国”。这是从形式上来讲的，也就是从法律上来讲的，因为一般地总要从法律上来考虑问题。但是，如果讲政治，就要讲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说与官方有关。高畸先生也好，现在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自由 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呢？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目前按照这第三个原则，双方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正在向前发展。

我提出了贸易三原则，高时先生很高兴，因为解决了他的困难。池田首相说的“政治和经济分开”，基本上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同意了，就等于承认日本政府所谓中国只是在经济上代表大陆。这样就形成“经济中国，政治台湾、不但中国人民不赞成，日本大多数的人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日本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主张日本同台湾断绝关系。如果是“政治新中国，经济台湾省”，那倒还讲得通。但是，我晓得池田先生不会作这样的解释。因此，对“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说法，我基本上不赞成。这是我们的立场，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立场。但是，经济问题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单独加以解决呢？这还是可以找出办法的。所以我提出贸易三原则。第一条现在还办不到，就摆在那里作为目标，现在不能实现，要在恢复邦交以后才能实现。现在能够实现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主要是第三条。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是可靠的，有保证的。这—点，不但中国方面要努力，还要靠诸位来努力。我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越发展，关系就越巩固，也就越能推动！政治状况的改变。因此，高■先生曾强调采取积累的方式，也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互相促进。

第四个问题，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下去，中国是不是有支付能力？中国过去的商人做买卖是讲信用；的，这是诸位所知道的。而现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国家来同日本的企业做买卖的，所以中国方面的支付能力是很雄厚的。对于延期付款的商品和一般商品，国家是有支付能力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新中国成立十五年以来所欠的外债，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还清了。这就是欠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的债务，总金额接近三十亿美元，其中包括苏联的贷款三亿多美元。这笔帐接近三十亿美元，是包括利息在内的。剩下在明年要还的，有多少呢？只剩下两千万美元，其他的都还光了。不但是外债，解放、后发行的内债大部分也还清了。五年前我们停止发行公债，那是一九六○年，正是我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期。中国有一句老话说：“无债一身轻。”现在跟日本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我们是“轻装上阵”的。我们是有支付能力的。
以上就是我们两国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四个问题：第一是平等互利，第二是有发展前途，第三是关系可靠，第四是有支付能力，而且这个支付能力日益增长。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支付了三十亿美元，那么，今后十年，我们支付三十亿美元以上也没有问题。

我看，关于中日经济合作的问题，我们还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我们两国都是亚非国家，九年前，我们两国都参加了万隆会议〔156〕，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我们所尊敬的高畸达之助先生；他当时是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他是我们所尊敬的朋友。高畸先生虽然同我们永别了，但是我相信在日本还会有几百个几千个新的高畸先生出现。现在已经决定在明年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271〕。第一次亚非会议曾经通过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和平宣言〔272〕,第二次会议将更具体地把这些原则发展和扩大起来。中心问题是亚非的团结，更好地进行经济合作。首先是各国要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真正在平等互利、五项原则〔177〕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亚非地区有十六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有广大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大多数的国家还不发达。如果我们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不发达国家的开发，国际市场上的需要，将超过现在好多倍。当然，这不是几年的事，而是需要几十年。但是，这是很有前途的。我们希望亚非各国在乎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过去殖民主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自己遭受过殖民主义的灾难，决不会用这种做法对待别人。日本人民也遭受过军国主义的灾害，不同意日本再采取旧的态度。这样。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大家就可以平等相处，友好合作。  

通篇文章充满了“日奸”的气息。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8.10.26
我们不但要争取全国的一片红，而且要争取世界的一片红，而且是完全有把握的争取世界的一片红，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这种革命的胜利，总是无疑的。
历史发展规律，虽然中间有起有伏有倒退，有暂时的倒退，但是这种前进的势力是无穷无尽的，这种前进的势力是阻挡不住的，旧的世界是一定要、无疑要、无条件地要灭亡的，只是时间上有先有后。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这种革命的精神，毛主席这种思想，把我们国内搞好，把我们国内搞好，把我们国内搞好！同时，援助别的国家，毫不吝惜地援助别的国家。这样子我们才能把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变成在政治上也是伟大的，思想上也是伟大的，精神上也是伟大的，而不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要成为一个大而强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那种强国，而是无产阶级的强国，社会主义的强国，毛泽东思想的强国。
我们的前途是广阔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决不怕暂时同这些反动的当权派这种对立和孤立，不怕受他们的冷落。我们看到广大的群众，在他们压迫之下，在严寒的冰块之下，革命的潮流是在暗流，而且有些爆发出来，而迟早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们如果违反了这个方向，我们将来在历史上是被动的；我们不违反这个方向，我们在历史上是主动的。这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1日印发）

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什么在1972年7月1日印发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72.02尼克松是来中国建交的，没有成功。

1972.07中共中央批林彪的极左。

1972.09，田中角龙来了，中日建交了。

我们为什么要攻击周恩来——周恩来资本主义教育思想
【1963年10月18日】 △约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部、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负责人谈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问题。指出：“高等教育要为突破尖端服务，不能削弱。”但是，每年“如按进入小学的学生计算，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能升到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都要陆续就业”。因此，必须注意解决好一百八十万以上城市出生的人和绝大部分农村出生的人的安置就业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光有普通中小学教育而没有职业教育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努力办好职业教育。”强调：“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很重要，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和中小学教育，是互相关联着的。普教工作，要注意解决好劳动后备军的培养问题。”并要求：“要办好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就要有一个规划。可以先搞一个七年的，算一个大账，再下去深入调查研究。”指示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负责，教育部做具体工作。——周恩来年谱

每年“如按进入小学的学生计算，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能升到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都要陆续就业”。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能升到高等学校是特权教育——精英教育——资本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旧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被帝国主义所垄断，所谓正直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的洋奴！
解放后，这些帝国主义洋奴高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高喊毛主席万岁，积极投身思想改造，成为“有用之人”。
帝国主义洋奴窃取了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大权，推行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想，爱国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帝国主义洋奴利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落后，高喊平等教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封建子弟、资本家及其走狗的子女纷纷进入高度学校，而高等学校是免费教育——花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培养颠覆劳动人民政权的反革命分子。

这就是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整整的统治了十七年的原因。
这一政策的实行的总后台——周恩来！

北大清华南开将联合招生第1版()
【平市讯】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本年暑期将联合招生，共设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沈阳五个考区。八月一日至五日报名，八月十五日起考试。三校招生简章已拟定，日内即可公布。
1949-07-03  

谁能考得上上述大学？劳动人民是考不上的。

各地年来采取各种方式 训练知识分子廿万 已派赴各部门参加建设工作第3版()
【本报讯】记者金凤报道：新解放地区知识分子的改造与训练工作，去年一年内获得巨大成绩。据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区初步材料统计，去年共 训练知识分子二十万人，计：华东九万人，华北八万七千人，西北两万三千人，东北六千人。经过短期教育后，他们大都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积极参加了肃清残匪的战争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工作。
1950-02-10  

社会主义政权是由知识分子掌握。

新民主主义政策为什么不是毛主席而是周恩来主张？
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摘录）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是周恩来主张新民主主义
【1949年6月下旬】 △以一周时间在勤政殿起草共同纲领稿。完成后，先后主持召开七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经反复讨论修改后，正式形成《共同纲领（草案）》。《共同纲领（草案）》规定了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斯大林说中国是红皮白心！
周恩来的新民主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或有人驳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主张排斥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没有了科学文化知识如何建设？
答案：1、迅速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知识！

互教互学要啥学啥　武安八区培养新教员经验第2版()
【本报武安讯】武安教育部门经过整顿后，换上一批翻身教员，这批教员文化程度低、经验少，县里有计划的分区召开教员训练班，提高新教员的文化。兹将八区的几点经验介绍如下：
（一）大家讨论需要啥学啥：八区五十三个教员，有三十一个翻身户，有二十二个新中农（抗战期间上升者），因为过去家穷都没有上过啥学，大家感觉到最困难的就是笔算，其次就是地理和读报常识，有的还看不通报。有的看通报了，有些地名不知道在那里。另外还提出学标点符号、查字典等等要求。所以领导上就以要啥给啥的态度，把大家提出来的课程，事先研究了一下，有计划的开始了学习。
（二）组织学委会互教互学：为发动群众性的自学热潮，决定用“大段制”的教学法，学了一样学一样，会的教不会的，互教互学，以自学为主，高小干部做辅导。如学算术时因为程度不齐，就划了甲乙丙三班，会的教不会的，丙班搞不通，叫乙班来教，乙班搞不通甲班来教，甲班不会的问题有学委会大家来研究解决。大家又是先生又是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学地理时先画一张轮廓的中国地图，说明方向和位置；学省名时、即填上各省的名字，然后再填上省会简称，讲山脉时画上山脉，学完了也画满了。为了使大家好记，把各省的简称编成快板，使大家又好唱，又好记。
（三）学习土地改革、明确阶级立场：大家学习了文化课以后，又抽出两天时间学习土改，领导上找出两个暴露思想好的同志作了一个大会发言，启发大家大胆发言，暴露出各种各样的思想。有的是怕变天，有的是脚蹬两只船，经过大家的批评讨论，才认识了阶级立场，提出坚决和地主分家。
（四）召开干部教员联席会：为了使这批教员下去以后工作顺利，转变个别村庄看不起翻身教员观点。用联席会方式，把干部教员关系好的村庄谈了谈，关系不好的双方也检讨了一下，说明今天的教员和我们是一家人，今后应该互相帮助、互相配合等等。经过十七天的学习，大家都感觉到时间短、成绩大。
　　　　　　　　　　　　　（柴任平）
1947-12-25

互教互学——最节约的教育方法！

学得快的可以教学得慢的，高年级可以教低年级，一教十，十教百，师资没有问题。
掌握了初等文化，有了自学的能力，自然能够达到中等文化水平，坚持学以致用，高等文化水平劳动人民也能达到！
贯彻毛主席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人人有工作可以养家，人人有时间可以学习。
扫盲——初等文化水平——中等文化水平——高等文化水平——新中国这条路没有走，走的是精英教育道路！

答案2、知识分子必须宣誓遵守社会主义制度！
劳动人民当然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
社会主义制度——大锅饭——毛主席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毛主席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不是要人饿肚子，而是公平分配社会资源。
或有人说这不是打击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可以用钱来收买的，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毫无价值的。
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应该是在科学领域有所突破。
知识分子的研究工作需要什么？
科研设备——工人制造；科学资料——学生负责；日常生活——服务员照顾。
怎么会有服务员照顾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这不是不平等吗？
服务员只是分工不同，服务员与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服务员是为了知识分子能够摆脱日常琐事，抽出更多的时间投身于科学研究。
知识分子还要什么？

人人成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最终目标。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没有条件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人人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通道应该存在。
机械化逐步实现的过程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知识分子的过程。
机械化实现标志着社会主义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周恩来的资本主义小宝塔教育制度

摧毁修正主义教育的“小宝塔”制第5版()
山东省教育厅革命造反指挥部
“小宝塔”的出笼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叫嚷什么“有了重点学校就有了希望，大、中、小要形成小宝塔形”。窃取教育界领导岗位的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纷纷鼓吹：“小宝塔是普通学校的骨干，教育事业的基本建设。”“少谈点普及，多谈点提高，必须掌握重点，大力提高，大、中、小学都要办好一批重点学校，着重提高质量”，等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他们就正式向各省、市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立即选定一批大、中、小学作为重点学校，建立修正主义教育的“小宝塔”制。
“小宝塔”的反动实质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赫鲁晓夫说：“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整天都是读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又说：“优秀的考上了第一类学校，比较次一些考上了第二类学校。”“谁优秀，国家就培养谁。”这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教育的双轨制。修正主义教育的“小宝塔”制，就是以此为根据的。陆定一曾不止一次地叫嚷：“要搞国家办的全日制中小学。这像宝塔一样，逐步升到高等学校去，培养各种专家。”又说：全日制中小学“应是双重任务，上天入地，上天是主要的，入地是处理问题”。这就不难看出，他们在全日制中小学搞“小宝塔”的目的，就是要集中人力物力办好一批学校，对成绩“优秀”的学生加强培养，让他们一级、一级升上去，让他们“上天”，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这就是他们为“小宝塔”学校所规定的培养目标。至于一般全日制中小学，他们则认为可有可无，这些学校毕业的所谓“不合格”的学生，只能充当“劳动后备力量”。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们所炮制的“小宝塔”制，给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一、扩大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小宝塔”学校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把学生紧紧拴在物质条件优越的学校里闭门读书，让学生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爬上宝塔尖，成为精神贵族。而广大工农子女则不得不进入设备简陋的学校，被训练成为只有初步读写算 能力的做工、种地的劳动力。陆定一在兜售“小宝塔”时曾非常露骨地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会长期存在，一天差别存在，一天就有小宝塔。”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大搞“小宝塔”的目的，是要维持和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二、确立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地位。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们反对政治挂帅，实行业务挂帅。他们挑选“小宝塔”学校领导干部的标准是：“能亲临教学第一线，脱鞋下田，实行田间指挥，最好能教一门课，能熟悉教学业务，摸索工作规律，逐步变外行为内行，成为专家。”挑选教师规定的标准是：“教龄长，学历高，文化科学知识丰富，有专长，基本功过硬，有教学经验，教学质量高，效果好，最好有几个本地区拔尖的教师（权威）。”
他们只看“业务”水平，而不看政治条件。这样，一些未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篡夺了学校的领导权。
三、把青少年学生推向修正主义的泥坑。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们通过他们控制的“小宝塔”学校，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教导，以极端腐朽的个人主义腐蚀毒害青少年一代，把青少年学生引向 只专不红的道路。
有的重点学校还搞什么“传统返校日”，邀请考入“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和大学毕业后当上干部、工程师等的校友返校欢聚，把他们待为“上宾”，并号召在校同学向这些老校友学习，起了很坏的影响。
1967-12-17

【1972年10月14日】 △会见李政道和夫人，就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谈话。关于教育问题，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在大学教育方面“要迎头赶上”。“如果设想一二十年赶上他们（指发达国家），现在就要搞起”。要求在座的国内科学家〔注〕[277]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提高。并告诉李政道：我们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在谈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时，说：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又说。我们在实验上可以在几年内迎头赶上，但成批生产还不行，这跟整个工业水平、技术水平有关。我们整个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还不行。还表示：无论生产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有待提高；要把研究工作活跃起来，把科技资料交流工作恢复起来。——周恩来年谱

我们为什么要攻击周恩来，周恩来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依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高等教育人才一、二十年赶上他们（指发达国家）是周恩来的胡说八道！
美国有全球最大和最好的高等教育资源，4000余所大学，2100万在校生，近百万的留学生。

社会主义中国将依靠十三亿人赶超帝国主义国家！

周恩来说中国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中国卫星上天比日本晚了二个月，中国卫星的技术比日本先进！

我们为什么要攻击周恩来——周恩来制定公安六条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北农大附中学生 伊林•涤西
敬爱的林彪同志：
近日看到你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直爽地说，有几个关键地方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您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重点是我加的）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最近翻阅斯大林论《论反对派》的一些论文，见到论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一段：“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真理，不能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重点是我加的）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个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或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得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会给各国修正主义造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毛主席也绝不会答应！

正如您说的：“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斯大林正是在怎样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和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的。如今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大分化。在大分化中，那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固然是非常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应批评的），但那种估计超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同样站不住脚，也容易一头栽入反毛泽东思想的邪路。林彪同志，用斯大林同志当时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态度统统是错误的。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您是在军事学院讲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

第一：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显然不能成为99％的理由。

第二：专门的理论是需要的，而中国的现状是特别需要的。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深刻地批评到：
“但是要照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态度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象在中国经济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象样的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这个批评，在二十四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出来了，在我们不但要解决国内问题，更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特别地表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书店的书柜中看不到什么系统的周密的（哪怕是较系统较周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著作！过去书架上倒是摆过一些厚本、专著，但文化大革命表明，他们的作者不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蛋，就是钻进书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或空谈家。

在您的作用下，解放军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空前广泛的运动，就是说一个工农兵广大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伟大时代出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给目前范围有限度的提高以基础，也是给将来范围以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条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提高的问题自然而然的突出出来了！大批真正的理论家，现在和不久将来的革命运动很需要。

第三：既然我们现在很需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大批的理论人才，那么这些理论家，不管其专长是什么都起码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一个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而毛主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当。

第四：毛主席著作虽然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一部分，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无疑是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战斗。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彻底的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所讲话的对象的。一般说，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其次，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规律问题，我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这一点加上上面的，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请你解释这些。

顺便向您提出一个批评，在天安门上，您已经发表了对当前文化大革命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六次讲话，可是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 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们讲话。我很怀疑你讲话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资产阶级份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一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别人，或冲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 来的问题，即 “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注意引导这方面，反而给全国运动一个阻碍，造成一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乘机抛出来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对于您的六次讲话，很希望您能象毛主席那样“理论应跑到实践前面去”。但说老实话，失我所望，您的六次讲话跑到实践后面去了。比如吧，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了“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去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中没有突出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查”。而这一点，您讲话之前，清华大学里的大字报已经渴望了好几天了。

希望您特别深入运动，不然久而久之，也会有“靠边站的危险”，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许多中央首长这样讲，人民也这样讲）。为什么要给您寄这封信呢？我认为，应坦白地向您公开我的目的，您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希望您具有毛主席那样高的理论，那样高的实践，象毛主席那样正确、完整，因为中国党的领导所领导的不是中国一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异常尖锐，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存在。这条道路毛主席是走上来了，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象毛主席那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党还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

为什么要公开呢？就是要促进人民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级领导人的“大自由”。

有错误就要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您是不可提批评意见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批评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赤胆忠心之言，见之请您斟酌，歪理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北农大附中学生 伊林•涤西
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此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等，既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你们说成是“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就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批判之，批倒批臭之，既要让群众都看到原文，又要看到批判文章，然而，你们为什么竟然据其防止流毒更广，而把大字报撕毁了呢？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群众呢？显而易见，你们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是愚蠢的，是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奉告你们，你们要真防止流毒更广，真心批判的话，希望你们亲手再把原大字报贴出来，让大家来批判鉴别！
同志们！既然有人不让此公开信公开，那就将转为另一种方式，印为传单。
伊林•涤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读者注意：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靠边站”对个人过分的话，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的。
伊林•涤西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伊林•涤西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伊林•涤西装扮成造反派。
伊林•涤西提出了两个问题
1、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2、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说法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对待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发〔67〕19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式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算、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改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 办 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组织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根据公安六条（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伊林•涤西应该抓起来。

同样公安六条（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组织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如何斗争呢？
辩论！使用暴力手段不能达到固本清源。
只有驳倒了伊林•涤西，林彪的讲话证明是正确的；把伊林•涤西抓起来了，只能说明伊林•涤西的批评是正确的！

摆事实、讲道理——辩论的过程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普及的过程！

简单地使用专政工具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极权统治！
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做的，赵高党也是这样做的。

林彪是如何回答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8.10.26
（根据录音整理）
毛主席对马列主义这种划时代的发展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有他的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条件，就是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实践，就是在帝国主义处于一种新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一种新的阶段的反映。同时是他个人的天才，他个人的经验所产生的。所以，能够把马列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停滞，也不是倒退，而是大大地前进了，把马克思主义登到了一个新的在现代的时代条件下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尽管毛主席自己是谦虚的，不要提这样子这种阶段。但是实际上世界上的人民都看到，中国的人民都看到，它的确是一个新的阶段。
……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对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重大的有决定性的事情，是推进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苏联十月革命在搞了几十年以后就被修正主义出卖了。它对于世界上的影响只有一段，而且不大。而我们国家比它们大好几倍，等于三个苏联，我们力量也比它大得多，我们革命的旗帜也鲜明得多，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更新阶段的发展的思想。我相信中国革命对于世界上的影响会使人类的发展进程大大地加速。

林彪是如何回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
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
2、他们离我们又太远

伊林•涤西——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当。

解放1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对无产阶级理论的贡献是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专院校自告奋勇担当无产阶级理论的重担——笑话而已！

劳动人民当然要先从毛主席著作学起——通俗易懂，一学就会，一会就用。

伊林•涤西——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所讲话的对象的。一般说，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99％”——夸张修辞手法，指为了启发听者或读者的想象力和加强所说的话的力量——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伊林•涤西自己的回答——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

伊林•涤西凭什么写《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责林彪？

伊林•涤西兴风作浪而已！
有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

伊林•涤西告诉我们
伊林•涤西——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 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们讲话。

红卫兵运动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的，是周恩来领导了红卫兵运动！

伊林•涤西——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一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别人，或冲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

“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周恩来领导的！

伊林•涤西——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

夺权运动是周恩来领导的！

伊林•涤西——比如吧，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了“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去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中没有突出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查”。

串联是周恩来鼓动的！

伊林•涤西没有证据先有结论——难道您是不可提批评意见吗？
此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等。
这是林彪指使的？

毛主席拒绝批评吗？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向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者讲话。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不管军事，四年于斯。朝鲜战争以后，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你们看对不对？我是这样看。要说军事完全搞坏了，那也不是，也没有一个同志说完全搞坏的，而是同志们大多数都说的八年来基本上搞得好，也有缺点、错误。担责任的是彭德怀同志，但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还应该要怪我。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彭德怀年谱

毛主席的讲话、批示等是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口径，违反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讲话批示是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
所以说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毛主席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当然要站出来澄清。
毛主席站出来澄清的结果——周恩来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画皮将被揭去，周恩来反革命的历史将暴露——这是周恩来万万不肯答应的。

因此，公安六条是周恩来所为——防止运动触及自己！

迄今以来对毛主席的诬蔑无一项成立，周恩来的罪证倒是无法辩驳。

我们为什么要攻击周恩来——周恩来是批极左刮复辟翻案风的幕后主谋

陈以梅反动言论摘录
中国文革研究网按：陈以梅是山东曲阜陈家庄的劳模，毛泽东一篇关于合作社的文章里提到过他，和陈永贵类似，比陈永贵的名气小些。76年右派军事政变后陈以梅被山东济宁的复辟势力关押批斗，1979年被判死缓，关进劳改队。直到陈永贵同志逝世，中央肯定了陈永贵同志在农业战线的成绩，陈以梅同志才被“保外”出狱，但原判决没宣布撤销，也没有新的结论。长期的打击迫害并没有动摇陈以梅同志对于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刚出狱时，他对去看望他的革命派同志说：“我们没有错，我们是捍卫毛主席的。”由于长期的摧残，陈以梅同志身体严重被伤害，不久便含冤离开了人世。

本材料是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大批判组印行(供批判用)的，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这是陈以梅一九七四年二、三、四月份在我省部分地区和单位散布的反动言论摘录，供批判。
（一）
这个一号文件(中发[1974]1号文件)的来源到五号文件的来源，都是江青同志及谢静宜三个同志抓起来的。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呢?我们全体到会的同志就知道运动有阻力，不但我们下边有，上边也有，这个阻力很大，主席的声音贯彻不下来。有从年上(去年)的五月份，主席在政治局就提出批林批孔，元旦社论发出批林批孔，根本批不起来。修正主义就是不批孔，就是不批林。就看出这个运动有阻力，军委、国务院、中央都落后了。
(在泰安地区讲话录音)

【1974年1月24日】 △江青给中央军委领导人写信，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注〕[344]。”同日，张春桥也批示：“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江青等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周恩来年谱

年上(去年)五月份，毛主席提出来批林批孔，批不起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登出来 来批林批孔，还是批不起来。年上九月份开了第一个批林批孔座谈会，×××到全国点火，来到我们山东是第十六个省，来到山东省跑到陈家庄去批林批孔，咱大众报社也没惊动，也没登稿子，过了二十多天，中央发起点火来，才登了这个稿子。就看，我们山东这个阻力。全国有阻力，山东省的阻力更大。×××是全国批林批孔的嘛，我们上那开会时到了云南省。就看 批林批孔的阻力。×××跑全国，江青同志亲自写信，毛主席亲自抓，迟群、谢静宜同志亲自给江青同志当通讯员，点燃了烈火，没过春节，元月二十四日给军委一封信，周总理讲二十四号我收到江青同志一封信，当天晚上开了万人大会。但这个信可能写的崩急，也批评了总理。总理说，军委走到我们前一天啦，中央国务院落后了一天。强调了落后你赶上嘛!但为什么中央国务院能落后，大家看看这个阻力。因为国务院开会，周总理说还得江青提议开会。这也是路线搞得怎么样。
(在大众日报社讲话录音)

《解放军报》也有问题，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们这个报纸也不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就造反嘛!
(在大众日报社讲话录音)

我这两炮是毛主席装的炮弹，多会有资本主义，开炮。哎!这次又是毛主席装的炮弹。有资本主义就开炮，哪里有就往哪里打，早晚把修正主义打垮、打净。
(在大众日报社讲话录音)

这次树，也是中央树的，要不这一次也把我们打倒了。所以，中央一树就压不倒了，咱们的山东阴谋是这样，一来运动，就先搞我，就把我先打倒，这一次他是打不倒。
(在大众日报社讲话录音)

我二十七号来讲话，接着来电话抓后台，我说你抓去吧，这回是毛主席的后台。
(在大众日报社讲话录音)

中国人民放弃了捍卫自己权益的唯一武器——毛主席思想，中国人民的命运只有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统治——重回旧社会！

（二）
现在我们山东省就是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这么惨。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山东省革委会主 任  杨得志1971年3月任命
第三届省委．(1971年4月一1983年6月)
第一书记  杨得志(--1974年1月) 白如冰(1974年11月)
第二书记  袁升平

现在是不是修正主义上台?可以说是山东省是修正主义上台。就是猛砍嘛?砍是砍不倒的，……在山东省一些新事物全部砍了。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在山东省一些新事物全部砍了——复辟翻案风。

我看山东省的赫鲁晓夫也是砍树，铲葡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都砍掉了嘛! 他不光砍葡萄，这回他还想挖根，把革命的根 挖绝，搞倒退，搞复辟。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为什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山东不能贯彻，正是在他们包庇下，所以我们山东的一些走资派没有打倒。联系我们山东的阶级斗争，他们紧跟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执行林彪的极右路线，地、富、反、坏、右上台，他们对山东的地、富、反、坏、右，一保再保，他们能用国民党，不用共产党。
(在珍珠泉的讲话)

周恩来的反动本质！

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的极右路线，把那些地富反坏右一级、一级的提拔，这是怎么搞的?我们有大量事实，我们陈庄一个特务叫我们赶走了，四清赶走了特务掌权，地主掌权，走了个特务，他又派了个国民党。
(在珍珠泉的讲话)

为什么说搞中庸之道，他就是搞复辟，搞倒算，搞镇压群众的。这一点来讲，给×××那一条都对上了，镇压群众他有，搞复辟他有，搞倒算他有，我们搞×××的中庸之道，有大量的事实，和他对证。现在是公社是地富掌权，县是、地区也是。在我们县是×××，×××是恶霸地主，×××是富农，地区的×××又是富农，也有地主，也有富农，也有叛徒，也有特务。
(在大众日报社讲话录音)

你看他这个路线，不讲阶级，只要是倒退的就能当干部。单干户、地主、富农都能当干部，你造反的想偎也偎不上。革命的他不要，他要倒退的，他要不入社的单干户。咱这个省委就要单干户，这是×××的路线。所以山东是路线问题，就是倒退，就是复辟。我们揭 山东省委有大量的事实。“中庸之道”就是害人之道，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在青岛的讲话录音)

周恩来的篡党夺权！

山东省委历来是镇压群众，对群众戴上莫须有的罪名，这个是有。
(在珍珠泉的讲话)

你看他们想在山东做土皇上，他是搞这个，所以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在那等着整群众。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所以我们山东现在是搞了复辟，翻了文化大革命的案，对老红军、老干部、老英雄、凡 革命的都打倒，这是怎么的?所以山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很严重的，他们执行的林彪路线，孔老二的路线，是复辟的路线，是倒退的路线。
(在珍珠泉的讲话)

比较一下陈永贵在这个时期的讲话，这是何等大的差别！

毛主席批示的点，基本上都砍倒。他树他的点。毛主席树的点他都压，山东省不要毛主席的点，毛主席批示了六个点，视察了两个点，对这些点基本上都压。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我们山东省的劳模有七个，厉家寨 那个打倒了，是什么错误不知道。×××搞了十年，从四清搞到现在还没搞完。×××是养猪模范，毛主席批了，他也搞。×××基本上不叫他上省里来，在地区搞他，县里搞他，公社搞他。你看我们山东，农业劳模不要，工业劳模不要，老英雄不要，新生事物基本砍掉。他也要点，他树他的点，他保他的点，是谁保他，他要谁。山东省在路线上是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声音贯彻不下来，有的根本不贯彻，这是阶级斗争，他们包庇地主、富农，打击广大群众。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不是1976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1974年周恩来已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要揭开山东省路线斗争的盖子，看看山东省委走的是什么路线，山东省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斗争。山东省的老模范，老英雄，先进单位他都砍，只要是新生事物他就压。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对我们山东人民都捏上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搞复辟、搞倒退。再看他组织路线领导的极右实质，山东复辟不复辟，宁用国民党，不用共产党，他说我们革命的站错了队，他们用国民党，地富反坏右，都是他们的亲信。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批林批孔，批修正主义路线就要批“走后门”，走后门是反马列主义的，这是中央首长指出的。这一“走后门”，他歪曲了五七干校，歪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歪曲了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篡改了中央指示，这是我们山东省委的罪状，也是修正主义路线。
(在珍珠泉的讲话)

【1974年1月25日】 △参加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江青策划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批“走后门”〔注〕[345]，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前，江青还对迟群等讲了许多攻击、诽谤周恩来的话。
[345]这里批的“走后门”，主要指一些领导干部子女通过不正常渠道参军、上大学，以“逃避”上山下乡。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提出这个问题，是别有用心的。
——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破解批林批孔——走后门！
江青四人帮批“走后门”，周恩来反咬一口，指责江青四人帮干扰了批林批孔的大方向！

毛主席说：“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给我们也不要。”现在魔鬼要给我们贷款，封官许愿嘛!对下就压人民。毛主席指示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毛主席号召批林批孔，他压不住了，他就来个封官许愿。就是“魔鬼给我们贷款”，我们不能要。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是地地道道的中庸之道的专家。……他在山东二十多年来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好人。我们陈庄贫下中农认识到，省委四次搞陈庄，都有他的参谋，因为我们陈庄是毛主席批示的点，把它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拔掉不行。……所以这一次我们来给×××贴大字报，我们是矛头指向上层建筑，指向省委修正主义。
(在珍珠泉 讲话)

周恩来对毛主席树立的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拔掉不行。
陈永贵这个点为什么大红特红？

我们陈家庄的贫下中农，向×××同志下战书，快一个月了，至今连人不见。我们非常气愤!我们决心下定了，就是要批省委的修正主义，就是要造×××中庸之道的反，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在省级机关干部座谈会上讲话)

××说省委是中央相信的，我说林彪是中央相信的，成了坏蛋，袁升平也是中央相信的成了坏蛋。他说你停止生产了不?我说：你省委早在那里造谣，还在造谣。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1974年1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江青指派迟群、谢静宜调查后写出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注〕[346]。根据会议决定，二十九日为中央起草转发该简报的通知。通知要求河南省委对此事“认真复核，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同时提出：“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别情况。”张春桥阅后批：“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三十一日，中央通知及《简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346] 《简报》称：马振扶中学学生张玉勤（张因考试不及格，受到批评后自杀）是被“修正主义路线逼死的”，该中学“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其实质就是复辟”。
——周恩来年谱

这次我到青岛，先在山东省，××、×××都见过了，我说我不是保省委的，我是站到全省工、农、兵一边的，揭省委的盖子的，跟省委斗的。……把山东省修正主义根子给他挖绝。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我们跟山东省委这个修正主义斗了十八年，所以这次我到中央去开会，山东省委修正主义是不欢迎我去的，是中央聘请去的，要是山东下通知他也派不着我。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三）
我们这次 批林批孔，要结合实际，结合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认为这次 批林批孔结合实际，要批活的，批上这些再拿活的批死的，我看运动就是这么搞。先结合实际批活的，拿出活的再批死的。上是毛主席，下是群众，修正主义在中间。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批活的就是批周恩来！

我们是“小人物”，要搞“大人物”。……我们起来，就是对着这些“大人物”。我们认识到“小人物”是办大事的，大人物是办小事的。……我们那里的孔老二吃一、看二，眼观三，过着那种生活，他们也想过那种生活一一修正主义。
(在珍珠泉的讲话)

《周恩来自述——同外国人士谈话录》
附录：同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等人的谈话〔1〕
在宴会桌上的谈话是轻松的，这可能是由于这餐饭充分表现出中国菜的成就。
首先，端上来的是冷盘，其中有小鸡片，番茄，虾子，皮蛋，熟蛋，黄瓜片和小鱼片。
接着是青菜汤，这种青菜是来自杭州西湖，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这种青菜。
然后是以三种精美食物配料即鸡、海参和一种我没记录下来的配料炒成的三宝饭，
再下来是嫩炸鸡和炸鸭、鲜蘑菇炒菜豆、烘鲥鱼（极像赫德逊河的鲥鱼），这种鲥鱼只有长江才有；
杏仁浓豆汤、糯米糕、肉馅饼、面包和牛油、便饭一碗、一块西瓜。
宴会上有三种酒——果子酒、白兰地酒和茅台酒；
茅台酒是共产党人于长征途中在贵州省所发现的一种一百五十度的特别的米酒。

周恩来的生活是何等的简朴！

给批林批孔规定些框框，就是不批孔，也是反对批孔。江青同志讲，这些都是些屁话。山东省规定的几个“不准”，那也是屁话。这不准，那不准，就是不准批修正主义，束缚群众的手脚。这次中央提出来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的党委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就不要迷信他。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1974年1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它时间仍搞业务”；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论哪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二月一日，与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周恩来年谱

【1974年2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七日外交部关于几个开放城市最近大字报上街情况的报告〔注〕[347]。十日，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外国工作、学习人员有关“四大”的几项规定（草案）》，《规定（草案）》提出：各单位、各地区张贴的大字报，除中央另有规定外，一般不许抄贴中央文件；大字报和大辩论均不许泄露国家机密。
[347]报告中提到的几十开放城市有杭州、武汉、郑州、沈阳、上海等。
——周恩来年谱

昨天省委叫我去，我给他们说了：“我今年五十六啦，死了也不是少亡了。批修正主义，拼一伙就完了，你不拼死我，我就拼死你!……我现在就不保干部，我也不和你站在一起。”
(在珍珠泉的讲话)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就是要 坑他们，我们不能跟文化大革命那样，到时候那些不大离的都解放出来，修正主义都解放啦，都当官啦，又升官啦。这次我们可得有这个觉悟，该解放的解放，不该解放的一定要挖出来，搞臭他。
(在泰安地区的讲话)

【1967年11月14日】 △第六次接见广东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群众组织回去学习、整风，打破地方主义，解放干部，实现大联合。指出：实现大联合，必须要解放一批干部。——周恩来年谱

【1972年8月1日、2日】在讲到解放干部问题时，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地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讲话中，还回答了驻外大使在学习批林整风文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提出：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我们认识林彪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林彪要作一个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这些意见，在外事部门及其它有关单位产生了重要影响。报告还对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在南巡沿途向地方党、政、军领导人讲的党内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作了具体阐释。——周恩来年谱

站不到第一线的坏蛋，这是条死路，就不叫他出来，叫他出来他还挖“五．一六”。本性所决定的。这 乎的坏蛋有多少挖多少。
(在泰安地区的讲话)

深挖“五．一六”的是周恩来！

现在是批死的，抓活的。我们现在陈庄公社拿活的，批死的啦。出来反革命啦，活孔老二出来啦，拿着活孔老二再批判死的孔老二。现在是拿死的批活的，抓活的矛盾。我们搞到一定的程度，坏蛋出来了，我们拿活的孔老二再批判死的孔老二。
(在泰安地区的讲话)

第一步要发动群众揭，揭死的。孔老二死了，林彪死了，要揭他的反革命路线，修正主义路线。我们陈庄有个想法，到第二步以活的批死的，抓活的，不能光批死的。本质所决定，一贯的诬蔑文化大革命，一贯的办坏事。第九次和第十次路线斗争都是办坏事的，这些人都是活的孔老二。
(在珍珠泉的讲话)

十次路线斗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9次），林彪反革命集团（10次）。
第九次和第十次路线斗争都是办坏事的，这些人都是活的孔老二——周恩来派系搅浑水。

现在已经搞出经验来，逮捕他，罢他的官啦，我们这次叫那些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那些恨社会主义的，要叫这些家伙坐牢。……我们这次要挖他们的老根，要掘他们的坟，要给他挖绝。
(在泰安地区的讲话)

(四)
为什么中央提出来批林批孔，因为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复辟了。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这次运动(指批林批孔)主席带着我们要变革，从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文化大革命成果基本上在山东砍了，基本上没有了嘛!毛主席搞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复辟了嘛!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在我们山东来讲，是复辟的不少，可以说整个复辟，所以说要反他的复辟。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1971年2月8日】 △接见出席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全体代表，就建国以来公安工作的基本估价、公安队伍的状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等发表讲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工作的评价时，强调：对这一时期工作，要看主流，要看红线。这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领导全国，不然怎么会有今天？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说：做公安工作的同志，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不要用现在的观点去看过去的历史，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是变化的，这样看问题很重要。尽管各省领导、各部领导大部分改变了。是不是说所有省、市部门都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呢？不能这样讲。在谈到公安队伍情况时指出：就整个队伍看，还是好的。不要以为公安干部都不好，那就危险了，那样就要扩大化。公安部门下放后业务工作受到影响，公安部有责任，我也要负责。关于今后工作意见，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提高公安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坚持走群众路线，保卫要害部门，搞好社会治安管理。——周恩来年谱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基本上摧垮，革委会被摧垮了，“五七”干校没有了，知识青年下乡没有了，赤脚医生没有了……。山东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要搞他的修正主义。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这些成果都抹煞了，所以我们山东省老红军，老模范，老英雄加上新的文化大革命一些造反的，通通都得打倒，从现在这个复辟的事很多了。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复辟在山东是很厉害的，地主资产阶级上台，镇压群众，包庇坏人的事实，到处都有。
(在省级机关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3年11月1日】 △由罗思鼎撰写、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在《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上发表。该文借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和“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此后，江青等人操纵的写作班子在一些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论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年谱

整党建党，一打三反都可以看到，都是搞造反派的。山东搞的是一打二反，贪污浪费也没反，山东干部贪污特别多，一反就反他们干部了。二反是搞造反派。
(在济南市的讲话)

【1970年2月3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稿。《指示》要求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违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小批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通过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五日，《指示》发出。自此，根据中央连续发布的三个文件，全国展开“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周恩来年谱

【1970年2月5日】 △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当前各地整党建党情况报告》送毛泽东、林彪阅。鉴于报告中反映的一些单位掌握“吐故纳新”政策存在偏宽或偏严的情况，与康生联名附信建议，召开一次有部分省、自治区参加的整党建党座谈会，以总结经验，纠正偏向，统一政策。毛泽东阅批：照办。——周恩来年谱

与康生联名附信建议！！

【1970年4月17日】△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要求各地领导人回去“在整党建党过程当中，应该同样在经济战线上抓一抓”。并说，政治局、毛泽东、林彪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纪登奎、李德生等管组织工作。——周恩来年谱

【1970年4月】 △针对“一打三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打三反”已开展，运动未起来时往往右倾，起来后则易“左”倾，“逼、供、信”，乱提口号。——周恩来年谱

【1970年6月18日】 △将一份反映北方七省煤炭产量下降情况的简报批给李先念、余秋里，指出：要抓这七个省的松劲现象，要“敲警钟”。“因为这七个省都在北方，除了河北、黑龙江、北京外，均减产。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在‘一打三反’加‘增产节约’运动后一种反常现象，应引起各地严重注意。防保守，排极左，仍然是当前主要任务。”


我们山东一直对反革命没有镇压。……大家想一想，我们全省，我当然没有调查，我看来讲，死人也得一万多，光搞“五．一六”搞死的，就这一条罪状给谁算?死了一个，老婆孩子，亲戚邻居都不素静，别说关押的这么些，光死了的，哪个县都死的人不少，有的县死了一百一十五，搞死一百多。我说国民党的国民党，国民党有情况，人家还可以躲躲来!现在没法躲，就是共产党的国民党没法躲，跑到老鼠洞里他得抠出你来，凡是造反的，革命的，他都抓出你来，不管是哪一个。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1967年9月16日、17日】〕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北京街头散发和贴出了一批传单，内容都是攻击、诬蔑周恩来的，传单的署名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周恩来年谱

【1969年7月2日】△对《关于外交部深挖“五一六”几个政策界限问题》的简报批示：“请告外交部大联委、军代表和党委，防止对五一六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的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必须提高警惕，但又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周恩来年谱

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呢？

【1970年2月19日】△将谢富治、温玉成、吴德十八日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批极左思潮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力的报告转毛泽东，并说明：“国务院系统和文教学部各单位，也在有步骤地批判极左思想和右倾动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并防止扩大化。”毛泽东圈阅了此件。——周恩来年谱

【1970年3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稿；审查批准上海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报送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次日，与陈伯达、康生联名将两件事报毛泽东、林彪。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发出。《通知》针对前一时期清查“五一六”集团中出现的扩大化倾向，提醒各级领导和组织“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指出：清查重点应是该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坚决制止“逼、供、信”及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式。对其它反动组织，应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而不要一律都叫“五一六”。——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与陈伯达、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联名将两件事报毛泽东、林彪。

×××操纵一些警察出来示威。我说人民警察镇压人民，咱不是苏修，也不是帝国主义，为什么人民警察镇压人民呢?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你看公安局逮人还用什么手续?!二指的小条就能抓人，……不用任何手续可以抓人，这还有我们广大工农兵过的吗?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周恩来的法西斯制度！
赵高党及资本主义走狗把周恩来的法西斯制度诬蔑成是社会主义极权制度！

我们这个山东确实人民苦，死的死，亡的亡，妻离子散，……咱看看确实惨，老红军、老干部、转业军人都关在牢里。现在的公安局成了什么公安局，公安局是专政机构，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现在成了关人民的公安局。
(在大众日报社的讲话录音)

与今日的赵高党有何差别呢？

除了杀人放火反党以外，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律解放。我们那有个枪毙的，后改判无期徒刑，要枪毙的，为什么没枪毙，这个人正赶上这个时候，没枪毙。这回我们就无罪释放，现在回家了，这个同志很好。我们为什么先解放这个问题呢!先解决资产阶级专政。
(在青岛市的讲话录音)

先解决资产阶级专政——赵高党的统治！

杨葆华、韩金海都不是敌人，是群众，允许他们革命，允许他们改正。
(在济南市的讲话)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周恩来 周恩来扼杀中国彩电业发展
黑白电视机生产量（万台）
1958年0.02；1959年0.31；1960年0.79；
1961年0.15；1962年0.36；1963年0.26；
1964年0.21；1965年0.44；1966年0.51；
1967年0.51；1968年0.20；1969年0.10；
1970年1.05；1971年1.78；1972年3.23；
1973年7.58；1974年10.18；1975年17.78；
1976年18.45；1977年28.46；1978年51.73
……
彩色电视机生产量（万台）
1971年0.02；1972年0.01；1973年0.07；
1974年0.24；1975年0.29；1976年0.28；
1977年0.25；1978年0.35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

日本电视机生产量
1953年,夏普成功地进行了电视机的批量生产，并销售了第一号日本国产电视机
1955年   14万台      
1960年  358万台
1975年 1245万台
1976年 1711万台


国家统计局的历史资料，其态势大体如下数字和曲线图：
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3 %（国民收入增长17 %）。
1967年比上年下降9.6 %（下降7.2 % ），
1968年比上年下降4.2 %（下降6.5 %） 。
1969年比上年增长23.8 %（增长19.3 % ），
1970年比上年增长25.8 %（增长23.3 % ），
1971年比上年增长12.2 %（增长7 %） ，
1972年比上年增长4.5 %（增长2.9 %） ，
1973年比上年增长9.2 %（增长8.3 %） 。
1974年比上年只增长1.4 %（增长1.1 %） 。
1975年比上年增长11.9 %（增长8.3 %） 。
1976年比上年下降1.7 %（下降2.7 %） 。

工农业总产值状况与电视机行业没有相关性。

1969年比上年增长23.8 %（增长19.3 % ），1969年电视机的生产跌到谷底1000台/年。

周恩来的下马风——1960年的7900台下跌至1961年的1500台！

是谁对中国电视机行业采取不发展的政策？
周恩来！

打着爱国主义旗号　干着卖国主义勾当——批判“四人帮”破坏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电视工业的罪行第2版()
第四机械工业部大批判组
为了加速发展我国电视工业，我们从一九七○年开始组织了全国规模的电视会战，在加快黑白电视生产的基础上，集中一部分力量攻克彩色电视技术关，这完全是必要的。但是，阴谋家、野心家江青却胡说什么“外国都搞彩色电视了，你们还搞黑白电视，老掉了牙！”要我们甩掉黑白电视，一步走，光搞彩色电视。而当我们坚持黑白与彩色并举，使黑白电视的生产成倍增长，彩色电视研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的时候，江青又说什么“彩色电视对我们并不是主要的”，对彩色电视的研制大泼冷水。你搞黑白电视，她说“老掉了牙”；你把彩色电视搞上去了，她又说“不是主要的”，真是搞也不是，不搞也不是，赶也不对，不赶也不对，叫你无所适从。如果听信她的胡言乱语，必然是黑白电视没有了，彩色电视也搞不上去，我国电视工业不知还要停滞多少年。这哪里是什么“爱国主义”，“迎头赶上”？分明是要扼杀我国电视工业的发展。
1977-01-19

黑白电视机产量（万台）1971年1.78；1972年3.23；1973年7.58。
彩色电视机产量（万台）1971年0.02；1972年0.01；1973年0.07。

这就是文中所谓的生产成倍增长！

江青的正确的电视工业发展方针被周恩来顶了回去——在加快黑白电视生产的基础上，集中一部分力量攻克彩色电视技术关，这完全是必要的。

在江青的压迫下，如何把电视机生产搞上去？
周恩来的洋奴哲学——引进
【1974年2月10日】 △江青到第四机械工业部发表讲话，指责该部赴美考察组接受美方所赠玻璃蜗牛礼品〔注〕[348]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提出“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蜗牛事件”波及面不断扩大。对此，周恩来几次指示外交部就“蜗牛事件”认真调查。再作定夺。二十一日，外交部在详尽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写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说明美方送蜗牛并无恶意，反驳了江青的论点，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恩来阅后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这一报告。在此期间，周恩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348]玻璃蜗牛礼品系彩色显像管生产厂家美国康宁公司生产的一种工艺品，常作送礼或陈设用。
——周恩来年谱

江青针对蜗牛？
江青针对彩电生产线！
彩色电视研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什么要引进？

是谁扼杀了中国电视工业？
周恩来、邓小平！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上海电视工业冲破“条条专政”迅速发展第1版()
目前，上海市直接生产电视设备和器件的工厂已有三十多个，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近八千人的电视工业工人技术队伍。到去年年底，已能生产包括彩色电视机在内共七个品种的电视接收机和广播电视的中心、发射和接收等系统的成套设备，产品质量稳步提高，成本不断下降。为电视配套的测试仪器、电视专用元器件和原材料，已基本上做到就地配套。此外，为配合上海工业部门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活动，还试制成功并逐步推广应用了工业电视和医用电视。这一切，都为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电视工业生产基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上海电视工业战线的广大工人、干部运用以上事实，深入批判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罪行，指出他的险恶用心是，妄图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去年，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有人也大造舆论，说什么发展电视工业大厂行，小厂不行；小厂起步行，巩固不行；现在行，将来不行，等等。他们硬是主张只对大厂集中投资，要小厂“自然淘汰”。这股下马风立即遭到上海市广大电视职工的坚决抵制。他们尖锐地指出，大中小并举，两条腿走路，是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发展工业的正确方针。这股下马风的矛头，决不是针对小厂，而是直接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妄图扼杀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电视工业。上海生产显像管的五个工厂，都是中小型厂，从一九七三年以来只花费一千五百多万元投资，就形成了年产十五万只显像管的生产能力。这些工厂互相鼓励，坚决顶住下马风，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条条专政”的狂热鼓吹者邓小平，打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幌子，妄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其中也包括新兴的电视工业，变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属品。在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电视工业战线也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人甚至胡说什么由于批了“洋奴哲学”，“耽误”了电视工业的发展，因而这也要进口，那也要进口。对此，上海电视工业职工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用几年来电视工业发展的成就，痛斥邓小平崇洋媚外的反动罪行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1976-08-28

反革命政变后，江青的话应验了——外国都搞彩色电视了，你们还搞黑白电视，老掉了牙！
中国黑白电视机厂家在进口彩色电视机及引进日本生产线生产的彩色电视机面前一败涂地。

邓小平的门户开放政策彻底摧毁中国电子工业！

我们为什么反对周恩来 从俞正声家族看周恩来的权力基础——中国封建士绅阶级
显赫的百年世家（俞文葆家族），不但名人众多，还跟许多知名的家族结为姻亲。
    
浙江山阴（今绍兴）俞氏——俞文葆家族
俞家宗谱，其排名为“子宏宗本，元善世昌，文明大启，声振家邦”

在国内能和俞家有一比的，可能就是钱氏家族了。钱家也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钱基博，钱玄同、钱穆、钱钟书、钱学森等。

俞文葆有三子一女，长子俞明震，次子俞明观，三子俞明颐，长女俞明诗。俞文葆在湖南有年，颇有名望，因此得以与曾国藩家族联姻，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嫁给了俞文葆的三子俞明颐。

俞明震（1860—1918），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兴宁、东安知县，故乔居湖南善化县（今属长沙市长沙县）。俞明震少年能诗。光绪十六年（1890年），考中庚寅恩科三甲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刑部主事。[1]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奉台湾巡抚唐景嵩奏调，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接替顾肇熙，担任台湾布政使。[2]之后仅数日，清朝据《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与日本，俞明震与唐景嵩、邱逢甲等组织台湾守军抗日，成立台湾民主国，并出任内务大臣，不久因兵败，匆促离台，内渡厦门。[3]
戊戌变法期间，俞明震积极支持康、梁，并参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当地推行的新政。变法失败后，转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兼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转任江西赣宁道。宣统二年（1910年），任甘肃提学使。三年（1911年），代理布政使。民国初年，任平政院肃政使。不久，辞归故里。晚年寓居上海、杭州等地，民国七年（1918年）卒。有《觚庵诗存》四卷。
俞明震学生成才者甚众，如国学大师王伯沆、作家鲁迅等。

俞明震长子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工艺局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等职。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4个儿子和2个女儿：
俞大纯长子俞启孝出生于北京，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

俞大纯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

俞大纯 老三即俞启威（又名黄敬），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亲住在南京；曾经是江青爱侣。
黄敬（1912年－1958年2月10日），原名俞启威，又名俞大卫，俞明震之孙。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首任市长。祖籍中国浙江绍兴。是浙江绍兴县一个世代官僚家族的后代。
1930年在上海参加南国社左翼演剧运动。1931年至1933年，就读于国立山东大学(今山东大学与中国海洋大学共同的前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领导国立山东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20岁时和在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的18岁的李云鹤（江青）同居。
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与姚依林等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1937年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晋察冀区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参加了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主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企业部部长。
1949年1月15日，天津被共产党占领，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共党占领后的第一天重新接通了电话，第二天全市通了水、电，第三天电车恢复通车。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非常迅速，到一九四九年底，公营工业的生产就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统治时期的最高水平；私营企业发展速度虽较公营工业为慢，但也恢复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
1952年，他又被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人材做出了贡献。期间“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认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由于过度辛劳而致疾，患肺动脉栓塞，1958年2月10日去世，时年46岁。患病期间毛泽东曾传话给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劝他好好养病。薄一波在黄敬追悼会上代表党中央致悼词。
他与范瑾育有三子二女：
范瑾（1919年9月－2009年1月4日）原名许勉文，女，中国浙江绍兴人，中国共产党官员。
祖父：许寿昌，字铭伯。许家弟兄四人，许寿昌为长兄，许寿裳为四弟。
叔祖父：许寿裳。范瑾称许寿裳为“四爷爷”。
舅舅：范文澜。范瑾是范文澜的外甥女。
范瑾于1919年9月生于浙江绍兴。1920年代末，范瑾随家人从北京迁居南京。1928年1月起，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学习。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为南京地下妇女救国联合会成员。1936年，范瑾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范瑾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范瑾历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四期五队区队长、救亡室主任、校本部秘书处秘书，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第一组团员（在冀中平原采访）。1939年任《冀中导报》编委会主任和社长，并兼任新华社冀中分社社长。后来，她历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及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原分局宣传部宣传科科长。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范瑾历任晋察冀财经办事处主任秘书，晋察冀日报社编委、采访通讯部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所秘书。1948年11月到1952年9月，历任天津日报社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2年9月到1966年，任北京日报社社长，其间，1952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1964年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总之，在北京市任职期间，范瑾主要分管北京日报及宣传工作，领导创办《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郊区版》等“三报一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范瑾随即被打倒。1968年被关进监狱，1975年获释并受到平反。
改革开放后，范瑾历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范瑾退出领导岗位。范瑾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经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妇联第三届委员会执委。
2009年1月4日，范瑾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俞强声 叛逃美国
俞敏声
俞正声
俞慈声
俞慧生 文革开始时为高中生，在学校里遭到批斗，后患精神分裂症，最终自杀。

俞大纯老四俞启忠，学农，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

俞大纯长女俞珊，老大，出生于日本，喜爱文艺，成为演员。俞珊嫁给戏剧家赵太侔。
俞珊早年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29年由田汉邀入影剧演出团体南国社，不久因主演王尔德名剧《莎乐美》而声名鹊起，次年主演田汉改编的《卡门》。[2]与梁实秋、徐志摩等往来密切。1933年12月，与国剧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时任国立青岛大学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赵太侔结婚，后离异。[1]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俞珊投奔华北中共控制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于江苏京剧团、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2]1968年，俞珊在“文革”中去世。
赵畸（1889年－1968年），字太侔，山东益都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家。国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
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19年考取公费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后入该校研究院专攻戏剧。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与闻一多、涂上元、梁实秋等人同时归国。赵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和戏剧系主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戏剧理论课程。与原配离婚后，与著名话剧演员俞珊结婚，后又离婚。
建国后赵太侔任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山东省政协常委。1958年，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往济南，他主动提出留在青岛，任山东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外文教授。1968年，因不堪文革忍受迫害，投海自尽。

俞大纯幼女俞瑾，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

俞明观 次子 不详

俞明颐(1873～)，湖南长沙人，父系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字寿臣、寿丞。曾以湖南试用道任湖南武备学堂总办、湖南督练公所（清政府训练新军的部门）兵务总办，1904年前后担任过湖南学政。1905年，俞明颐总办长沙开埠事宜，1906年补湖南辰永沅靖道，1908年，俞明颐还主持过剿捕武冈“会匪”案；不久，他便补江西吉南赣宁道。至此，俞明颐才离开湖南陆军小学堂总办的职务。民国后，俞明颐离开政界，但也没有完全息影湖山。他曾担任过中国最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董事。
俞明颐娶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为妻，曾广珊之父为曾纪鸿（曾国藩次子）。
俞明颐的大哥是俞明震，姐姐俞明诗(1865～192)，字麟洲，自号“神雪馆主”。她不仅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而且贤淑而朴实。俞明诗嫁给晚清有名的诗人陈三立(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陈宝箴之子)。后又俞明颐与姐姐亲上加亲，成为儿女亲家(长子俞大维娶表姐陈新午)。
曾广珊、俞明颐婚后，生了14个儿女。除了4个早夭外，其余10人为：大维、大纶、大绂、大絜、大纲五子，大缃、大绚、大缜、大絪、大彩五女。
长子俞大维曾任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长多年。子俞扬和，娶逃台的“中华民国”蒋经国总统的女儿蒋孝章为妻，有俞祖声为后。
次子俞大纶，勤奋好学。1926年初夏，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保送美国留学。临上船前到房顶天台收拾晒好的衣物，不幸失足身亡。
三子俞大绂是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四子俞大絜，才华过人，却体弱多病，20岁时，在庐山牯岭疗养医治肺痨时身亡。
五子俞大纲是中国戏曲专家。
长女俞大缃早亡。
次女俞大绚，嫁汪都良之子汪沛玉(与俞明震、谭延闓同期翰林的汪贻书之侄儿)，1916年冬，生产双胞胎时，因初始不知，后因流血过多身亡。仅留一女汪忆慈。汪忆慈女儿郑培蒂曾为北京大学英语系教师，后移居香港、USA。
女俞大缜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女俞大彩是知名学者、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的妻子。
女俞大絪亦曾为北京大学西语系一级教授，与表哥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系曾国藩之弟曾国潢之曾孙)结为夫妻，文革受迫害，1966年8月24日，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俞明诗，字麟洲。清朝浙江绍兴人。
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兄俞明震，官至台湾布政使。俞明诗十八岁嫁给陈三立为继室。善操琴，自号“神雪馆主”，操琴雅室为“神雪馆”。癸亥年（1923年）六月二十九日卒于金陵散原别墅。有《神雪馆诗》。。
陈三立（1853年10月23日－1937年9月14日），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客家人，同光体赣派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出身世家，当年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又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但戊戌政变后，颇思避祸全身，甚少参与政治，自谓“神州袖手人”（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父亲陈宝箴为晚清湖南巡抚，维新派人物；
原配武宁罗氏，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四川雅州府知府罗亨奎女。清咸丰五年乙卯十一月初二日生，光绪六年庚辰十月初五日午时殁，年二十六岁。葬湖南省平江县。生二子：衡恪；同亮（殇）
继配俞明诗，字麟洲，浙江山阴县人，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湖南候补知县，历署兴宁、东安县事俞文保女。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卯时生，民国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殁，五十九岁。生四子: 隆恪、寅恪、方恪、登恪。生女三: 康晦、新午、安醴。
长子陈衡恪为画家，
四子陈寅恪为历史学家。

周恩来早年经历
党史博采 秦九凤 摘录
周济渠，按周家谱系先取名贻德，后改名贻谦，再更名济渠，号竭之。他于清同治10年9月15日(公元1871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 楚州区)驸马巷周氏老宅，1936年去世于汉口，1937年安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周恩来五祖父周鸣鹿虽曾还生过周贻震和周贻升，但这兄弟俩均系未成年早夭，因此，周济渠等于是周鸣鹿的独生子。他在周家同辈兄弟中大排行老三，因此周恩来称之为三伯父。
周济渠 于光绪30年(公元1904年)续娶寄居淮安城里砖桥的钱馥兰为妻。钱馥兰的哥哥钱能训，是浙江嘉兴人。光绪24年(公元1898年)他中了进士，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18年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同年12月任国务总理，直到“五四”运动爆发才被迫引咎辞职
周济渠 到东北后，钱能训就安排他到铁岭任税捐局主事，兼管铁岭的矿务。这在当时是一般人很不容易谋到的“肥官”。
周贻赓是周恩来的亲伯父，在周恩来父辈嫡亲兄弟中居长。他也是利用周济渠 与钱能训的姻亲关系才到东北谋上差事的，当时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科会计)。
1910年春，周济渠将周恩来带去东北。到铁岭后，周济渠 把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安排到铁岭县衙门当红笔师爷，又为他们父子俩找了一处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广心老人的儿子彭左清在铁岭商会工作，和周济渠是同事。


钱能训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29岁中进士，翌年 留 馆为翰林，散馆后授编修，转员外郎。先后任监察御史、广西副主考、湖北、广东乡试主考官，广西学政。
1906年调任巡警部左参议，后任刑部主事、奉天右参赞、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
1911年以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职。辛亥革命起，西安民众响应，在西安大 捕革命党人。10月22日民军光复西安，与西安将军出兵镇压，为民军击溃，自戕未遂，经革命军医治后出走潼关。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凭借与徐世昌等人的关系，多次出任政府要职。
1913年10月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约法会议议员。翌年徐世昌出任国务卿，钱襄助徐处理政务。
1915年1月，袁世凯授为中卿。后历任礼制馆副总裁、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张勋复辟时被任命为农工部左侍郎。曾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
1917年12月任王士珍内阁内务总长。
1918年10月 徐世昌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辞去总理职，钱自兼代国务总理，11月，经参众两院同意，任国务总理。12月20日起任北京政府第13届国务总理。是年，曾尽力促成南京政府与北洋政府议和；东北等地流行肺炎，批准建立国家传染病防治处。
翌年春，五四运动爆发，钱免去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3人职务后，引咎辞去国务总理职。此后，钱能 训 曾任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筹办“溥益糖业”公司，组织中华懋业银行。参与浙江18名士绅联名呈请北洋政府减免田赋，经核准，嘉兴 六县 减赋，尤以嘉善最多，减免粮米达30601石。
1920年8月，应聘为外交部顾问。
1921年夏与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任主席，主张山东应无条件归还中国等。
1924年6月5日病卒于北京寓所。

1905年日俄战争，东北（南满）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周恩来在东北学习了三年。

【1913年春】 △因周贻赓工作变动，随伯父搬到天津，住河北区元纬路 元吉里。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周恩来年谱

【1917年7月下旬】 △和李福景等同学去北京筹划赴日本考官费留学事。经过奔走，靠同学、师友的帮助，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费用。行前，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回到沈阳母校同师友相见话别，为同学郭思宁题写“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年谱

1917年7月到东北探望伯父（周贻赓？）

周恩来年谱把周济渠 这个对周恩来早期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删除了。
周贻赓没有离开东北，是周济渠搬到了天津。
周恩来与周济渠共同生活了7年。

据民国4年(公元1915年)的一份《周济渠履历表》记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周济渠“奉直隶勤业道委充水产股科员”；民国3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济渠 任奉天“铁岭税捐征收局局长，12月到差”。民国5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铁路局秘书”。铁路运输业在当时还是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到铁路上工作后，薪金也高得多。周济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后，也经常给四弟周贻赓和侄儿周恩来提供帮助。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时，周济渠也向侄儿周恩来提供过不少资助。

天津是帝国主义洋奴思想盛行的城市。宁波买办王铭槐是当时天津四大买办之一。
《天津的洋行和买办》王铭槐善于提携同乡，培植势力。他倡办了浙江会馆、义园、同乡会，广泛地介绍同乡党买办。

严范孙（1860-1929）原籍浙江慈溪。浙江帮。
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史，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范孙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范孙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严范孙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为了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范孙亲自去美国考察教育，1918年末回国后，他即奔走各地筹集办学经费，他还率先垂范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1919年他捐赠购书款2千美元及中文图书共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慧眼识英才，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在校时，组织社团，主编刊物，演出话剧，参加文化知识和课外比赛，品学兼优，深得严范孙赞赏和师生好评。从南开中学开始，严范孙与周恩来就有很多往来。中学二年级时，周恩来就曾到严宅请为他主编的《敬业》杂志题写封面。三年级时，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260余人参赛，试卷姓名密封，严范孙亲自参加评定，结果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并亲自为周恩来所在班级书写：“含咀英华”的奖旗。并称周恩来有宰相之才。周恩来毕业后去日本求学。1918年春严范孙赴美国考察教育，在日本稍事停留。周恩来闻知即去拜望。南开大学成立后，经严范孙、张伯苓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特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并请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厅长等知名人士共席，可见严范孙对周的器重。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严范孙即与张伯苓商议，以他在南开所设“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他还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去英留学。周到欧洲后，一直与严书信往还，保持着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恩来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用支票交周携走外，以后三年，均让人汇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周恩来对此感念不忘。1950年张伯苓由重庆返抵北京，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张带去严范孙照片，周恩来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1972年，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198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吊唁；顾维钧口述的600余万字的人物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现在的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6年迫于抗战形式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重庆南开中学。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2004年4月10日在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建立了张伯苓纪念园。
张伯苓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简单地说，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人哪，一定不要灰心，你应该自己站起来说：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应该负责中国的事。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自己要负些责任，国家的事情我有份责任，你不要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你指责你自己，你尽责任了没有？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张伯苓


周恩来的执政基础——中国封建士绅阶级。
孙中山、蒋介石不容于中国封建士绅阶级。
历蒋介石在中国的22年统治时期，无时无刻受到中国封建士绅阶级的反对。
孙中山失败了，蒋介石成功了。
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美英支持，整整压制中国封建士绅阶级二十二年。
孙中山不及蒋介石由此可见，但是蒋介石却声称：继承总理遗志。
蒋介石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人物。

今天，赵高党的统治基础就是这个封建士绅宗族阶级。

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与周恩来的封建殖民地路线的斗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第3版()
【新华社北平二十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名单：
（甲）党派代表
（十四单位，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候补代表二十三人）
一、中国共产党
（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云、彭真、郑位三、王稼祥、陆定一、吴玉章、徐特立、刘澜涛、李维汉（罗迈）、李克农、安子文
候补代表：邢西萍（徐冰）、齐 燕铭
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李济深、何香凝（女）、柳亚子、李德全（女）、张文、李锡九、陈劭先、朱蕴山、梅龚彬、余心清、王葆真、杨杰、李任仁、刘积学、陈汝棠、赖亚力
候补代表：吕集义、郑坤廉（女）
三、中国民主同盟
（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史良（女）、周新民、楚图南、丘哲、周 鲸文、费孝通、李相符、李文宜（女）、胡愈之、辛志超、刘王立明（女）
候补代表：叶笃义、罗子为
四、民主建国会
（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胡子婴（女）、孙起孟、陈巳生、章元善、盛康年、冷＠、杨卫玉、沈子槎
候补代表：‘陈维稷、莫艺昌’
五、无党派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达、董鲁安（于力）、符定一、欧阳予倩、洪深、吴有训、王之相
候补代表：丁＠林、周谷城
六、中国民主促进会
（正式代表八人，候补代表一人）马叙伦、许广平（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女）
候补代表：严景耀
七、中国农工民主党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彭泽民、郭冠杰、李士豪、何世琨（何文朴）、杨逸棠（杨伯恺）、张云川、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杨子恒
候补代表：王一帆、李建生（女）
八、中国人民救国会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李章达、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曹孟君（女）、闵刚侯、方与严、宋云彬、孙晓村
候补代表：秦柳方、张曼筠（女）
九、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内缺一名）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萧隽英、李世璋、谭惕吾（女）
候补代表：于振瀛、田竺僧
一十、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正式代表八人，候补代表一人）蔡廷锴、蒋光鼐、陈此生、李民欣、秦元邦、林一元、谭冬菁、司马文森
候补代表：李子诵
一一、中国致公党
（正式代表六人，候补代表一人，内缺二名）陈其尤、陈 演生、黄鼎臣、雷荣珂、严希纯
一二、九三学社
（正式代表五人，候补代表一人）许德珩、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薛愚
候补代表：叶丁易
一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正式代表五人，候补代表一人）谢雪红（女）、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
候补代表：林铿生
一四、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冯文彬、蒋南翔、胡耀邦、宋一平、陆平、王治周、张本（女）、杨述、高景芝（女）、王明远
候补代表：许世平、张凡
（乙）区域代表
（九单位，正式代表一百零二人，候补代表十四人）
一五、西北解放区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马明方、王维舟、杨明轩、武新宇、李景膺、范子文、马健翎、杜延庆、张子芳（女）、王德彪、成柏仁、韩兆鹗、苏资琛、李象九、杨拯民
候补代表：房文礼、金山寿
一六、华北解放区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薄一波、杨秀峰、宋劭文、朱良材、蓝公武、林铁、赖若愚、张苏、高克林、潘复 生、唐延杰、邢肇棠、薛迅（女）、沙可夫、周叔韬
候补代表：刘少白、甄荣典
一七、华东解放区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陈毅、许世友、周兴、管文蔚、梁从学、孙仲德、沈端先（夏衍）、沙文汉（张登）、龙跃、张林、韦悫、李坚真（女）、张福林、季方、李伯龙
候补代表：计 雨亭、刘民生
一八、东北解放区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高岗、高崇民、李运昌、周保中、汪金祥、周桓、何长工、车向忱、张维桢、邹大鹏、于毅夫、吕骥、杨克冰（女）、李荒、李国钧
候补代表：张德馨、赵文全
一九、华中解放区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黄克诚、刘子久、吴芝圃、邵式平、陈再道、潘梓年、谭余保、郑绍文、蔡书彬、夏之栩（女）、罗厚福、陈经＠、嵇文甫、杨显东、张仲鲁
候补代表：陈荒煤、王一鸣
二○、华南解放区
（正式代表八人，候补代表一人）连贯、刘达潮、区梦觉（女）、乔冠华（乔木）、李伯球、欧阳山、王雨亭、李 独清
候补代表：廖梦醒（女）
二一、内蒙古自治区
（正式代表六人，候补代表一人）乌兰夫（云泽）、王悦丰、刘春、那木济色楞（王再天）、王逸伦、特木尔巴根
候补代表：朋 斯克
二二、北平天津两直属市
（正式代表六人，候补代表一人）黄敬、李葆华（赵振声）、郭尚义、刘先磊、张晓梅（女）、资耀华
候补代表：徐 楚波
二三、待解放区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七人，候补代表一人）杜国庠、张唯一、任谦、侯方岳、周钦岳、周士观、黄药眠
候补代表：李侠公
（丙）军队代表
（六单位，正式代表六十人，候补代表十一人）
二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包括直属兵团及海、空军）（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朱德、聂荣臻、吕正操、李涛、傅钟、杨成武、李国英、王诤、杨奇清、张学思、康克清（女）、刘善本
候补代表：贺绿汀、戴镜元
二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贺龙、徐向前、罗瑞卿、赵寿山、王世泰、李贞（王）、孙志远、王昭、任白戈、左 协中
候补代表：杜 冠仁、陈播
二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刘伯承、滕代远、杨立三、蔡树藩、钱信忠、卫小堂、布克、廖运周、曾克（女）、高树勋
候补代表：张南生、马宁
二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粟裕、王建安、江谓清、陈士渠、谢胜坤、唐国栋、何基澧、魏来国、黎有章、赖少其
候补代表：李兰丁（女）、杜中孚
二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罗荣桓、李天佑、韩先楚、苏静、钟赤兵、刘梅村、曾泽生、张轸、刘白羽、丁志辉（女）
候补代表：胡奇才、黄达宣
二九、华南人民解放军
（正式代表八人，候补代表一人）张云逸、古大存、陈漫远、马白山、吴奇伟、冯乃超、罗范群、黄宇
候补代表：李进阶
（丁）团体代表
（十六单位，正式代表二百零六人，候补代表二十九人）
三○、中华全国总工会
（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陈郁、李颉伯、许之桢、陈少敏（女）、栗再温、康永和、易礼容、丘金、赵占魁、杨之华（女）、张祺、李凤莲（女）、顾 锡章
候补代表：沈鸿、周颖（女）
三一、各解放区农民团体
（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张晔、杨耕田、胡明、王国华、强自修、王国权、刘玉厚、李秀真（女）、黄岩、万众一、杨万选、朱道平、韩东征、曹铁、张振铎、赵有田
候补代表：朱富胜、石振明
三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蔡畅（女）、邓颖超（女）、帅孟奇（女）、张琴秋（女）、刘亚雄（女）、张秀岩（女）、李培之（女）、张金保（女）、沈兹九（女）、刘清扬（女）、罗琼（女）、陆璀（女）、陈波儿（女）、黄静汶（女）、杜君慧（女）
候补代表：龚普生（女）、翟淑珍（女）
三三、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廖承志、吴晗、钱三强、高棠、何礼、董昕、何其芳、曹禺、龚澎（女）、梅益、杨文、范小凤（女）
候补代表：徐盈、杨涤生
三四、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正式代表九人，候补代表一人）谢邦定、晏福民、马骏、聂维庆、李秀贞（女）、周寿昌、黄鹤祯、丁力、方光宇（女）
候补代表：孙宗汾
三五、全国工商界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陈叔通、盛丕华、李范一、李烛尘、简玉阶、包达三、姬伯雄、周苍柏、俞寰澄、张＠伯、吴羹梅、巩天民、荣德生、王新元、刘一峰
候补代表：酆云鹤（女）、冯少山
三六、上海各人民团体
（正式代表九人，候补代表一人）刘晓、朱俊欣、吴克坚、冯雪 峰、汤桂芬（女）、沈体兰、罗叔章（女）、蒉延芬、陈震中
候补代表：邱文奎
三七、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沈雁冰、周扬、郑振铎、丁玲（女）、田汉、萧三、柯仲平、赵树理、阳翰笙、巴金、徐悲鸿、蔡楚生、史东山、胡风、马思聪
候补代表：艾青、曹靖华
三八、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梁希、李四光、侯德榜、贺诚、茅以升、曾昭抡、刘鼎、严济慈、姚克方、恽子强、涂长望、乐天宇、丁瓒、蔡邦华、李宗恩
候补代表：靳树梁、沈其益（⑶⑷）
三九、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成仿吾、叶圣陶、钱俊瑞、林砺儒、张如心、晁哲甫、陈鹤琴、俞庆棠（女）、竺可桢、江恒源、汤用彤、叶企孙、杨石先、戴白韬、柳＠
候补代表：江 隆基、葛志成
四○、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陈伯达、陈绍禹、范文澜、谢觉哉、邓初 民、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翦伯赞、侯外庐、张志让、阎宝航、钱端升、樊弘、吴觉农
候补代表：李木庵、胡绳
四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
（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胡乔木、金仲华、陈克寒、张磐石、邓拓、恽逸群、杨刚（女）、邵宗汉、徐迈进、刘尊棋、王芸生、赵超构
候补代表：徐铸成、储安平
四二、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潘震亚、宦乡、李承干、林仲易、徐永祚、洪式闾、褚应璜、浦熙修（女）、孙荪荃（女）、陈 乙明
候补代表：白杨（女）、林葆骆
四三、国内少数民族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刘格平（回）、张冲（彝）、奎壁（蒙）、朱早观（苗）、吴鸿宝（回）、杨静仁（回）、朱德海（朝鲜）、王国兴（黎）、天宝（藏）、白寿彝（回）
候补代表：金汉文（蒙）、多杰才旦（藏）
四四、国外华侨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其瑗、戴子良、费振东、蚁美厚、缅甸华侨代表一人、黄长水、日本华侨代表一人、刘思慕、李铁民、周铮、侯寒江、庄明理、赵令德
候补代表：林棠、张 殊明
四五、宗教界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七人，候补代表一人）吴耀宗（基督教）、赵朴初（佛教）、邓裕志（女）（基督教）、张雪岩（基督教）、刘良模（基督教）、巨赞（佛教）、赵紫宸（基督教）
候补代表：马坚（回教）
（戊）特别邀请人士
（七十五人）宋庆龄（女）、伍云甫、熊瑾玎、陶孟和、陆志韦、罗常培、高镇五、陈望道、李步青、吴贻芳（女）、曾昭森、梁思成、任鸿隽、卢于道、陈修和、钱昌照、谢家荣、秉志、萨镇冰、张难先、李书城、张元济、何＠时、龙云、黄琪翔、李明灏、李明扬、张＠村、胡子昂、宁武、周善培、陈瑾昆、张曙时、安文钦、张鸿鼎、张伯秋、陈荫南、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刘斐、李蒸、卢郁文、颜惠庆、江庸、汪世铭、沙彦楷、许闻天、邓昊明、程潜、陈明仁、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林遵、邓兆祥、程星龄、周北峰、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女）、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女）、李德林、李时良、董和亭、曹凤岐、周建寅
1949-09-22  

我们为什么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是邓小平的后台
1972年
12月18日 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提出：邓小平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重新工作事复信周恩来，提出：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后表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邓小平年谱

邓小平1972年2月被宣布恢复党组织生活，一直在闲逛。
毛主席恢复邓小平工作？

12月18日，周恩来指使其亲信纪登奎、汪东兴在政治局提出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的建议，所谓给周恩来写信是给政治局的建议。

周恩来阅后表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周恩来没有给毛主席审阅，而是在政治局讨论。

1973年3月9日 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稿，批示同意。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邓小平同志已回到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决定》稿说：“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此件次日发出。
3月29日晚九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参加。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三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所议上述事项，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小平正式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工作。——邓小平年谱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
周恩来阅后表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赵高党的谎言！

毛主席根本没有让邓小平复出的意思
1967年7月9日 致信毛泽东，请求见毛一面。
7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
7月29日下午致信汪东兴求见毛泽东；下午致信毛泽东，告之被批斗的情况，请求面谈。
8月1日 邓小平的秘书和警卫员被调离。

毛主席理都不理。

9月18日致信汪东兴：“首都无产阶级揪邓联络站”给我的勒令是昨晚收到的。同样性质的勒令过去有好几件，今后还会有。对于这些勒令限期交待的文件，我自己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理应报告和请示主席和中央。现将原件附上，请转向主席、中央报告和请示。信中再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要求。汪东兴将信转呈毛泽东，毛阅批：林、周、中央文革各同志阅，退汪存。

毛主席——存档——不理。

毛主席为什么打不倒邓小平？
周恩来！

5月上中旬 邓小平专案组成立。十六日，专案组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主管专案工作的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等到会。康生在讲话中说：邓小平的问题不能直接提审，但要注意内查外调找证据。邓小平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搞清。
鉴于已有的材料不足以定罪，中共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审邓小平，专案组写报告提出：可由邓本人先写一份历史自传，以便提供线索。自传应从八岁写起，随写随送，限定最迟至七月初全部写完。此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由汪东兴转交邓小平本人。
——邓小平年谱

康生在讲话中说：邓小平的问题不能直接提审。
——康生是周恩来死党！

6月 从本月起的一年半时间里，邓小平专案组为搜寻邓小平所谓叛变自首等罪证和现行问题材料，先后派出几十批外调小组，调查地域涉及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个市县。专案组在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报告中称：“经反复查核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
周恩来阅专案组的报告时，就邓的入党问题，在报告的下脚储批：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
——邓小平年谱

邓小平入团、转党是没有直接证据的。
什么入团申请书，入团批准书，入党申请书、入党批准书一概没有！
谁来证明这一切？
周恩来！
周恩来担保——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

更有甚者，周恩来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私自撤销了邓小平专案组。
而邓小平专案组本身茫然不知情。

1970年11月28日 邓小平专案组以贺龙专案组名义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写报告，要求到有关部门继续调查邓小平的所谓问题。吴法宪将报告批送周恩来和汪东兴。几天后，周恩来批示：“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消。”

吴法宪倒向周恩来
1970年12月24日 吴法宪的秘书召集邓小平专案组全体人员开会，称：你们送上来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报告和总理对前一个报告的批文，首长们都看了。首长叫给你们说一下，报告不要再送了，邓小平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材料暂由你们保存，先等着。

吴法宪把周恩来的违法行为掩盖了！
吴法宪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周恩来如何让邓小平复出？
1972年1月10日 毛泽东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追悼会前，毛泽东在与陈毅亲属谈话时，把邓小平与刘伯承放在一起谈，并说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意思传出去。
——邓小平年谱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第1版()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摄
1972-01-11

毛主席是在重病之下勉强出席陈毅的追悼会，是为了攻破赵高党对毛主席的软禁，证明自己身体健康。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丝毫未提及邓小平的问题的谈话。

周恩来散布谣言——毛主席说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1月24日 周恩来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接见来北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周恩来利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压迫毛主席
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主席的批示不要当真，这极有可能是假的。

如果毛主席同意邓小平复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在1972年8月14日之后应该解决了，不会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不会拖至1973年3月9日才解决。

1973年3月29日晚九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参加。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三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所议上述事项，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小平正式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工作。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参加。
邓小平无权参加——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邓小平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无权参加政治局会议！
邓小平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三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所议上述事项，毛泽东批示同意。

赵高党的党史是一部伪造史。
赵高党任何材料都是假材料。

毛主席要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要保住邓小平。

周恩来是邓小平的后台。

我们为什么要攻击周恩来——周恩来不造住房
80年代上海建首栋“鸳鸯楼”：解决大龄青年结婚过渡用房
2011年07月22日15:21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上世纪80年代初，住房形势严峻的上海，迎来了知青返沪的高峰。据统计，当时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积仅为4.3平方米。为了解决“住房难、结婚难”的问题，1982年，上海建成了全国第一栋鸳鸯楼。所谓“鸳鸯楼”就是蜗居年代大龄青年的结婚过渡用房。它让只能逛马路谈恋爱的恋人们终于有一天可以结束爱情的长跑，它让外滩情人墙边看黄浦江潮涨潮落的情侣们看到了有房结婚的希望。
……
据统计，1985年在上海市区的180万户家庭中，有将近一半的家庭为住房困难户，而人均4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极端困难家庭有20多万户。

岳阳市六十对青年搬进“鸳鸯楼”第3版()
本报讯　六月初，湖南省岳阳市有六十对新婚青年高高兴兴地搬进了“鸳鸯楼”。每户二间一厨，使用面积达三十平方米，有走廊、凉台，室内空气流通，光线明亮，还安有电表、水表，青年们非常满意。
唐检保
1981-07-22

北京第一座“鸳鸯楼”落成第2版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房管局住宅开发经营公司向大龄青年提供的第一栋“鸳鸯楼”落成，近日出售。
凡是有市内常住户口、男女双方均是二十八岁以上的初婚者，都可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在同等条件下，市劳模、“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将受到优先照顾。
1984-12-27  

80年代初，赵高党不敢立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住房问题国家必须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

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十 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
1、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第475、183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前提是：用适当的方法把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使从事生产的工人和企业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必须实行物质奖励来提高工作者的熟练程度。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评论说，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有关住宅建设的资料
上海市二万户工人住宅建筑工程全面动工 并计划本年度修整七十处工人住宅区第2版()
继曹杨新村一千零二户工人住宅完工后，上海市大规模的工人住宅建筑工程，已于本月十五日开始全面动工兴建。这批能够容纳十万人的二万户工人住宅，预计明年春夏之交就将在现在还是遍地野草、水洼的工地上出现。这批工人住宅分布在沪东、沪西、沪南 工厂 区附近的九个地方，占地四千多亩。二万户工人住宅内铺筑的道路总长有一百四十五公里，等于铺筑一条从上海到无锡间的道路。
这批住宅的建筑，完全符合了“坚固、合用、经济、迅速”的原则。住宅全部向南或向东南。每一、二百户排列成组，其间留有四、五亩空地，供儿童游戏之用。每五、六千户划分为一个“里”或“村”。“里”“村”的中心地区一般都有卫生所、托儿所、合作社、银行办事处、邮亭等公共建筑，小学则分布在适当地点，孩童上学步行至多不超过十分钟。为了便利住户，又将分散设置小菜场、热水店、商店等。此外还预先留下了文化宫、运动场、电影院等公共建筑的地位，以便将来配合发展。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大力改善市内原来工人住宅区的环境卫生。本年度计划修整七十处工人住宅区，现已有二十处完工，其他地区也正努力施工中。全部工程完工后，受益面积约五百万平方公尺，受益人口在三十万以上。
1952-08-30


解决职工住宅问题第1版()
专栏：社论
怎么解决职工住宅问题呢？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国家投资。1956年国家预算中的住宅建筑投资比去年大大增加，今年中央各部和所属企业为职工修建的住宅面积将达到1，310万平方公尺，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完全依靠国家投资来解决职工住宅问题是不够的。国家的财力有限，国家的建设迫不及待，不能用削弱国家建设项目的办法，拨出更多的投资来解决职工住宅问题。因此，解决职工住宅问题，还必须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动员起来。许多企业历年来都积压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奖励基金，可以动用一部分来兴建职工住宅。铁路、煤矿两个系统去年用自建公助的办法，解决了三万五千户职工的住宿问题，也是一个好的经验。一切有条件的地区和企业，在职工自愿的原则下，都可以采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一部分问题。此外，还应该合理地调整现有的职工住宅，充分利用民房。
1956-06-26


提倡自建住宅第4版()
陈少敏
职工们节省钱自建住宅，会不会影响生活？会受些影响的。但是，中国工人在旧社会里受尽了压迫、剥削、失业等等折磨，一般都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只要有粮食、蔬菜吃饱，一有余钱就存起来。从职工群众储蓄、买公债的材料看，职工们还是可以节省些钱自建住宅的。有些职工银行存款相当多，如石景山发电厂，存一百元到一千元的人，占职工总数的15.9％；有少数人还存了两千元。这就需要我们经常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动员他们节约。但是单靠政治思想工作是不够的，还需要找个使用节余力量的出路，吸引他们积极节约。自建住宅就是个好办法。青岛纺织工人的收入并不比其他地区多，而且老工人多，孩子多，但是他们盖了那么多自建住宅，买公债、在银行存款的人数、钱数也还在上升。我认为，他们年年自建大批住宅是吸引职工节省钱的主要方法之一。
1957-10-28

陈少敏（1902—1977），女，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人，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唯一一位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没有举手的人，受到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1977年12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刘少奇帮派与周恩来赵高党是一丘之貉——压低人民生活。

从历史经验中探讨我国合理的积累率第5版()
三年调整时期，即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积累率作了适当的调整，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逐渐趋向合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人民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三年内，工农业生产因具有恢复性质，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七，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了百分之十。
……
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连续七年积累率在百分之三十一到三十四之间，平均每年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七。积累率这么高，但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快。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只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七点八和百分之五点六，人民生活很少改善。
1980-05-15  

调整基本建设投资方向 改善“骨头”和“肉”的比例 全国生活设施建设比重逐年增大 去年占投资总额33％，住宅、市政和高校用房建设加快第1版()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材料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非生产性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8．3％，“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到1976年，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的比重平均下降到13．2％。尤其是林彪、“四人帮”猖獗时，生活设施的投资大大减少，“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给人民生活造成了许多不便。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十分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逐年提高，1977年为16．7％，1978年为17．4％，1979年为27％，1980年为30％以上。
1981-02-01

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指为满足劳动者集体的公共需要,用积累基金建设的住房、商店、学校、医院以及道路交通等设施.它不直接用于生产,而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重要设施,因而既具有非生产性,又属于基本建设.

赵高党压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栽赃嫁祸四人帮。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第1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于八月三十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讯）
1973-08-31  

毛主席思想派——毛主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五人帮

其余都是赵高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3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现公告如下：
总　理　周恩来
副总理　邓小平
副总理　张春桥
副总理　李先念
副总理　陈锡联
副总理　纪登奎
副总理　华国锋
副总理　陈永贵
副总理　吴桂贤（女）
副总理　王　震
副总理　余秋里
副总理　谷　牧
副总理　孙　健
外交部　部　长　乔冠华
国防部　部　长　叶剑英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余秋里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谷牧
公安部部长         华国锋
对外贸易部部长     李强
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 方毅
农林部部长         沙风
冶金工业部部长     陈绍昆
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李水清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刘西尧
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李际泰
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　王诤
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　李成芳
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　边　疆
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　汪　洋
煤炭工业部部长      徐今强
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　康世恩
水利电力部部长　钱正英（女）
轻工业部部长　钱之光
铁道部部长　万　里
交通部部长　叶　飞
邮电部部长　钟 夫翔
财政部部长　张劲夫
商业部部长　范子瑜
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
教育部部长　周荣鑫
卫生部部长　刘湘屏（女）
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庄则栋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京（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讯）（附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图为大会主席台。　新华社记者摄
图为大会会场。新华社记者摄
1975-01-19  

毛主席思想派——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
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庄则栋？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冶金工业部部长 陈绍昆？

其余都是赵高党。

是赵高党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76年，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的比重平均下降到13．2％。
由此造成住房困难！

批林批孔你批了吗？批周恩来了吗

我们为什么要攻击周恩来，周恩来阻滞中国经济发展，降低人民生活水平！

赵高党的剥削阶级本质是不会隐藏太久的——推行资本主义的住房商品化。

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 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 城镇居民个人可以买房盖房第1版()
1984-05-15  

国务院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报告　全面改革城市现行住房制度　扩大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第1版()
1984-10-17  

住宅商品化与我国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第5版()
晓亮
“供给制”的办法很难解决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
1985-03-04

改革住房制度的重要一步：住宅商品化第5版()
专栏：经济信息
本报记者　孙维
1986-12-24

我国商品房开发建设跨大步 去年出售住宅1835万平方米，直接售给个人占13.9％ 今年开始纳入国家计划，占全国住宅建设总面积一半第1版(要闻)
1987-10-11  

城市住宅私有化怎样顺利推行？ 以租促售　引导买旧　合理定价　服务售后第6版(理论研究)
李肇文
1989-04-07

切入点：新房新制度——住宅消费话题之一 第2版(经济)
本报记者朱剑红
今年以来，停止住房无偿分配的呼声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加大新房新制度的探索力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同如何启动住房消费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1997-04-18  

中国人民没有选择社会主义住房制度，选择资本主义的商品房！

我们为什么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破坏中国计算机工业
毛主席接见某会议全体人员时的谈话
1967.07.07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另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我国计算机工业在世界上最起码处于第五位！

“电子中心论”批判第2版
电子工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六十年代初期，电子技术的新成就，电子工业作为一个新兴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 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打着发展新技术、关心电子工业的幌子，炮制了一个“电子中心论”，拼命鼓吹“中国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电子中心论”是反对“以钢为纲”、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方针
1971-08-12

这是一篇典型的周恩来派系批判刘少奇集团的文章！

电子中心论谁提倡过？陈伯达！
陈伯达是属于什么派系——刘少奇派系。

以钢为纲谁提倡过？周恩来——大跃进1958年1070万吨！1959年2000万吨！1960年1800万吨！

毛主席是阶级斗争为纲——工农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步消失。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第一部分
（从第二十章到二十三章）
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是建立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第二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要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就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实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一步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单有合作化、公社化而无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就合作化来说，如果只是小合作化，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还必须从合作化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由社有发展到国有，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把工农联盟真正的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步消失。

【1972年8月6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风暴一号”试验火箭参试单位负责人汇报试验准备情况。在谈到尖端工业和基础工业关系时，说：尖端工业要抓上去，以提高基础工业的发展水平，二者要并肩前进，互相促进，互相协作，互相竞赛，推动整个国家工业的进步。强调：要严格把住产品质量关，把工作做细，努力做到万无一失。又说：计算机怎么提高？北京用了没有？计算机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和日本就是在争计算机。——周恩来年谱

三访祖国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十日至十七日连载美国万国电子计算公司美籍中国工程师胡廉的、篇访华观感，题为《三访祖国》，摘要如下：
在北京时我们参观有线电厂，制造电子计算机，已经出品像美国第三代集成线路的计算机，不过生产不多。在美国也是新工业。解放到现在，才二十多年，已经能自己全部制造计算机系统，的确出我们意料之外。
在杭州时，我们曾两次参观西湖织锦厂，杭州织锦一向有名，因为出口需要大，现正在扩建厂房，生产过程很近代化，是用卡片打孔的方法，指导机器织成各种花纹的锦缎，这种方法，五十年前便已采用，是和用电子计算机，卡片打孔的方法，指导机器操作的理论一样。以上便是我们这一次在祖国参观工业的大致情形，连以前两次参观的许多工厂，对我国工业生产的概况，总算有些了解。短短的二十年，由一穷二白，除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以外，差不多完全靠进口，和帝国主义在中国设厂，剥削平价劳力，现在什么都可以自己制造，连很难制造的计算机原件——集成电路和很精确的电子测验仪器，都能自己制造。
一九七二年，我们在广州参观了中山大学。今年我们在长沙参观了湖南大学，在北京参观了清华大学，在沈阳参观了辽宁大学。去清华大学，并承钱伟长先生和革委会的几位同志及电子工程系的教师接待。我们参观了学校办的工厂，可以生产电子计算机用的“集成线路”原件，和精密的电子测验仪器。清华是工科大学，共分十一系，现有学生五千人，将来招收一万二千人，现正研究和进行教育改革，大学暂定三年制，理论与实践一致，手脑并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我们知道解放以前的大学，是培养特权阶级，尤其是教会大学，学生知道很少中国文化历史，差不多全部英语教学，培养洋行买办大班，变成帝国主义文化经济侵略的工具。
大家都知道，我国是地大物博，解放以前丰富的资源，无法开发，一走到地质资源和矿冶部门，看见我国自己炼成的钨钢，抽出了细丝，是近代电子工业一种很重要的材料，全世界蕴藏钨矿最丰富的地方，便是我国江西省大庚 西华山，以前工业落后的中国，是无法炼成钨钢的，只有把矿砂运到西方国家去，在我眼前，就亲眼看见了，我们自己炼成的钨钢和用丝制成的电子管。机械部门，差不多各种 很精密的机器都可以制造，云南出产的双钟座标车床，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切割机，汕头出品的精密电子测验仪器，和医药器材设备。其他由上海出产的海鸥牌照相机，北京牌手表，总之近代化工业各种机器和用品，都可以自己制造，不只是大城市有工厂，小城市、农村也有工厂，至于纺织工业，各种花纹的毛、绒、布，丝绸衣料，更是琳琅满目，并且都是出口的。以后去参观重型机器设备，和大卡车，建筑用的工作机车，在国内旅行，乘上自己国家出品的公共汽车和火车，就别有滋味在心头。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第1版()
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是继电子管电子计算机、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之后的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由于它采用了集成电路，因此，具有体积小、储存量大、计算速度快、性能稳定可靠以及耗电量少等优点。我国制成的这台百万次电子计算机，字长四十八位，内部储存器容量十三万字，加上磁带机、磁盘机、打字机、作孔机和输出、输入机等，共有九种二十二台外部设备。在试算运转过程中，操作人员曾用它计算过一个二百次方的代数方程式，结果只用十几秒钟就正确无误地运算了出来；如果用人工计算，至少需要一百个人计算一年。操作人员还在这台计算机上进行过复杂的工程设计、天气预报、处理地震资料等几十个题目的运算，也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中如计算五个以上云层的天气预报，处理石油地质勘探中的人工地震偏移迭加数据等，都是中小型计算机难以完成的题目；现在用百万次大型计算机，就可以较快地运算出来。因此，这台大型计算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电子计算机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
毛主席教导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台高速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的试制成功，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坚持生产、使用、科研三结合的结果，也是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大搞群众运动的丰硕成果。
在这台电子计算机试制过程中，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呼和浩特等地有上百个工厂企业为它提供了元件、器件和设备。这台计算机的成套外部设备，以及主机上所用的固体集成电路、多层印刷板等，都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有的设备系第一次试制成功，不仅满足了这台计算机的需要，也为今后生产同类型或更大规模的电子计算机积累了经验。
1973-08-27  


我国研制成功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 试算运转证明，性能比较稳定、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设计要求第1版()
据新华社讯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设计、研制成功DJS—130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经试算运转证明，这种计算机性能比较稳定，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设计要求，即将成批投入生产。
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是一种结构简单，体积小，操作简便，可靠性高的新类型计算机。我国研制成功的这种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具有速度较高、内存储器容量较大，内存储器与外部设备的配合联接灵活方便等优点。目前，它配有控制打字机、穿孔机和纸带输入、输出机等外部设备，以后根据使用要求还可增配其它外部设备。这种计算机可以灵活地编制、调整和修改程序，在程序控制下自动进行中等复杂的科学计算和数据处理等工作；用于工业控制效果更好。使用这种计算机，不需要专用的发电机组供电，也不需要特殊的环境要求，在常温和交流二百二十伏电压的条件下就能工作。
DJS—130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是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坚持科研、生产、使用部门三结合，实行社会主义大协作，大搞群众运动的丰硕成果。参加研制的清华大学、北京无线电三厂、天津无线电技术研究所、江苏无线电厂、苏州无线电厂、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无线电十三厂和上海中兴无线电厂等单位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教师和工农兵学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联系电子计算机研制工作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大大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组成调查组，到有关单位了解对使用计算机的意见和要求，然后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了一个较好的设计方案。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采用了许多新工艺和新技术。全机使用的十三种集成电路，有十一种是新试制成功的，它的集成度比过去用的电路普遍高三至五倍。
为了加速这种电子计算机的研制速度，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和陕西等省、市的有关单位，派出工人、技术人员帮助组装和调试。这样就使这种小型多用计算机从设计方案论证，到两台样机组装、调试、投入试运转，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1974-09-02


我国首次使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燃煤发电机组成功第1版()
据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讯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高井电站计算机班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最近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代替人工对一台十万瓩的燃煤汽轮发电机组进行运行控制，获得成功。这是我国电力工业生产的一项重大技术成就。
1975-02-04  


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 我国研制成功混合模拟电子计算机第3版
据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讯　北京无线电一厂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大大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行设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型HMJ——200型混合模拟电子计算机。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电子计算机的生产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混合模拟电子计算机，是吸取了模拟电子计算机和数字电子计算机的特长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电子计算机，它在现代科研、国防、自动控制等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北京无线电一厂研制成功的这台混合模拟电子计算机，是由两台主机、十四台分机和输入、输出设备组成，全机共有八十个积分器和近一千个运算放大器。各分机可以独立工作，又可以实行多分机并联运行。整个机器使用方便，控制灵活，解题速度快，效率高。
1975-04-11  


香港《文汇报》译载美国《美中贸易评论》的文章：《美专家展望中国电子工业》
出版日期:1976.10.11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八月三十日译载美国《美中贸易评论》的一篇文章，题为《美专家展望中国电子工业》，全文如下：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电子生产者，踏入世界十大电子仪器生产国之列。
早在一九五九年，中国已开始草拟一项十二年的长期科研计划，使技术能提高到国际水平。这个计划很快取得可观的成就：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一九六七年六月试爆了一个热核装置。这里重要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花了两年半时间，而美国花了七年半，苏联也花了四年。这些成就需要有精致的电子工业做基础。而当一九七○年四月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时，更标志着中国电子工业发展得更精致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仿如里程碑似的成就，都是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后取得的。自一九七一年，电子工业产品更是戏剧性地倍增。例如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七二至七四年间增长三倍。因此到了一九七四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日两国的世界第三大收音机生产国。假如按照目前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可望在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年间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收音机、电视机生产国。
中国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始于一九五六年，现在已广泛应用到核子物理学研究、远程通讯、水力发电、机件数据控制、石油勘探、铁道自动化和建筑计划等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建设电子计算机工厂是未经外援的，当中国开始发展这门工业时，电子计算机工业本身还处于初生阶段，这不但在苏联如是，连在先进的西方国家亦如是，这显示出中国从一开始便决心按需要发展自己的电子计算机工业，而不是只跟别人走。中国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先锋是中国科学院。它在一九五八年研制成功了第一部电子计算机。
目前，正在发展第三代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这种电子计算机每秒钟能运算一百万次。此外，上海、清华大学，都在致力于发展新电子计算机。
中国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七五年）的一个优先发展项目，是现代化的远程通讯系统，以便应付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的需求，同时可支持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日益重要的角色。工业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军用通讯方面，落后并不远。中国的电话系统是地区和城市之间的主要通讯设备。
目前中国的电话系统看来已足够应付国家和工业的需要。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城市都设有自动电话系统，而北京和天津之间已可以直接拨号码通话，无疑地将来这种直接拨号通话的通讯服务，将会扩大到各主要城市。
为了克服汉字的复杂性，中国正致力于发展传真模写传播技术。一九七二年，中国宣布制成一种最先进的传真模写机，它可以在三•七分钟内把中国报纸一整版的文字播发出去。
中国现在有人造卫星地面追踪站，她也能发射自己的人造卫星。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人造卫星通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通讯设备。它比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线通讯系统更为节省时间和金钱。
即使以最保守的估计来看，从中国电子工业的总产值，也可以看出中国已列入世界十大电子工业国内。而且，她还迅速地发展，因而有希望成为少数最大的电子工业国之一。再过几年，中国便可以向苏联和西德的地位挑战。由于中国具有生产潜力，因而她将可以生产出任何品种的电子产品。同时，由于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使她很有可能会超越日本。

《美专家展望中国电子工业》目前，正在发展第三代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这种电子计算机每秒钟能运算一百万次。

1973年8月27日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中国科技不发达是如此造成的——1973年已经成功制造出的计算机1976年还在发展中。


苏州电子计算机厂信誉越来越高第3版()
“一切为用户服务”，这是苏州电子计算机厂从上到下各个环节都明确的目标。他们对出厂的产品，没有看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就此撒手不管。为了让用户掌握计算机的性能，今年来，他们先后办了计算机主机、软件等六期学习班，为全国各地用户培训了一批技术力量；他们还编印了一百多种技术资料，为用户维修使用计算机提供了方便。同时，他们对已经出厂的产品，一旦用户提出各种需要，就千方百计地给予满足。中国科学院化学所买了这个厂生产的计算机后，又需要装配一些外部设备，计算机厂就组织力量帮助安装。
他们在实践中还感到，要搞活销售，争取用户，物美还要价廉。这个厂生产的130计算机，在全国质量评比中尽管获得了一等奖，但他们仍想方设法降低成本，几次主动调低售价。今年年初，他们将每台计算机的销售价从23万元降到18万元，下半年又降到16万元，在9月份江苏省电子产品展销会上，他们又采取了浮动价格，将每台售价降为15万元，吸引了用户，打开了销售局面。在展销会上，销售额达93万元，名列同行中销售第一名。
这个厂在经营中还打破旧框框，主动为用户承担困难。安徽大学无线电系 一直想购买一台电子计算机，但由于经费有困难，几次都没有成交。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计算机厂没有按照老框框办事，而是同意他们推迟到1982年二季度前，分三期付清贷款。在这期间，电子计算机厂还为他们到银行贷款，贷款期间利息由计算机厂承担。因此，电子计算机厂在用户中的信誉越来越高，许多用户都愿意和他们“攀亲戚”。
王志伟 顾 丽红
1980-12-07  

将每台售价降为15万元，吸引了用户，打开了销售局面。在展销会上，销售额达93万元——销售了6台计算机。

中国计算机从1964年开始究竟生产了多少台数？不知道！
1974年，DJS－130、131、132、135、140、152、153等13个机型先后研制成功。但是中国计算机1980年售价是15万元一台。

1974年ＤＪＳ—１３０研制成功
我国研制成功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 试算运转证明，性能比较稳定、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设计要求新华社  (1974.09.02)
据新华社讯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设计、研制成功ＤＪＳ—１３０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经试算运转证明，这种计算机性能比较稳定，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设计要求，即将成批投入生产。
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是一种结构简单，体积小，操作简便，可靠性高的新类型计算机。我国研制成功的这种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具有速度较高、内存储器容量较大，内存储器与外部设备的配合联接灵活方便等优点。目前，它配有控制打字机、穿孔机和纸带输入、输出机等外部设备，以后根据使用要求还可增配其它外部设备。这种计算机可以灵活地编制、调整和修改程序，在程序控制下自动进行中等复杂的科学计算和数据处理等工作；用于工业控制效果更好。使用这种计算机，不需要专用的发电机组供电，也不需要特殊的环境要求，在常温和交流二百二十伏电压的条件下就能工作。
ＤＪＳ—１３０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是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坚持科研、生产、使用部门三结合，实行社会主义大协作，大搞群众运动的丰硕成果。参加研制的清华大学、北京无线电三厂、天津无线电技术研究所、江苏无线电厂、苏州无线电厂、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无线电十三厂和上海中兴无线电厂等单位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教师和工农兵学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联系电子计算机研制工作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大大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组成调查组，到有关单位了解对使用计算机的意见和要求，然后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了一个较好的设计方案。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采用了许多新工艺和新技术。全机使用的十三种集成电路，有十一种是新试制成功的，它的集成度比过去用的电路普遍高三至五倍。
为了加速这种电子计算机的研制速度，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和陕西等省、市的有关单位，派出工人、技术人员帮助组装和调试。这样就使这种小型多用计算机从设计方案论证，到两台样机组装、调试、投入试运转，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周恩来根本没有普及计算机。
对比一下周恩来1972年所说的话：计算机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和日本就是在争计算机。

周恩来在争计算机吗？周恩来把一千多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去了！

周恩来不发展中国计算机工业，赵高党完全彻底地摧毁了中国计算机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