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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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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疯狗金辉丁抒之流是如何捏造风调雨顺的三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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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丰碑镇疯狗》及其附录点击下载

[增补附言]原来为了赶时间,希望赶到毛主席115周年诞生日,我没有很好地摸索电子表格,不会开高次方,因此还不会用电子表格计算逐年递增率。对于表一和图一,只好用一个最最简单的计算器手工计算,真正把我累死了!尽管最好能够计算1984年以来的历年递增率也只好不算。但当毛主席115周年诞生纪念已过,本文已经发表后,我静了下来,摸索了电子表格,很快学会了计算历年递增率,就重新计算重新作图,加上了第三条绿色的趋势线。现予以修改补充。除此以外对于全文又一次作了订正,另外略有补充。

  亲爱的版主同志,你们好!各位点击阅读的同志和战友们好!今天好不容易才到达文革网,封锁越来越严,我在毛主席生日那天才白天连黑夜地赶出了这篇文章,有二十一万多字,可是昨天(现在已是前天了)没法贴上。因为花了很大的劲也突不破封锁。上不了文革网。到现在才上。
  我有个不情之请,就是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和其他比较好的文章一起请您们寄给每个文革网注册的用户,并请他们每人转发给至少一千个国内的网民,并且在自己国内经常活动的网站上到处转贴。希望大家走出去、引进来,把文革网介绍给国内一切不知道有贵网的网民。我许多文章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写成的。可是以前贴到这儿总是看到只有几个、几十个点击率。看到许多其他同志写的好文章也只有很少的点击率。说实在话感到很不舒适。封锁确实严重,就像这次我贴文章,忙了二十个小时,到现在才上得文革网来。但是我们左派同志也得检查自己,我们尽了力没有?为什么有的轮子和民猪的东西可以在国内自由泛滥,而我们却没有几个人去转贴。
  我们一定要使得文革网和其他的海外网站热闹起来。我这篇文章准备了好多年,许多思想形成几十年了。材料收集也有两年了吧,今年5月3日正式开始动工,后来因为地震打断了一段时间,即使如此也快半年了,常常打字到半夜三点钟。说实在我才不希望我这篇文章只有几个几十个的点击率,难道我这么辛苦就是为了几十个读者吗?
  反共小丑金辉、丁杼之流可以在网上猖獗十年或更久,杨准绳出了一块墓碑立即到处有人替他张贴,为什么我们左派反而不及他们。这些反共疯狗的伎俩并不高明,可是为什么能够让金辉之流长期猖獗呢?现在左派稍说点老实话就到处受到右派和反共分子围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网上剿灭这些逻辑极其荒谬颠倒的反共疯狗呢?
  我希望从现在起,大家都能够立即行动起来,至少在2009年就应该造成声势,对金辉、丁杼、wenjunq、茆家升之流,对杨准绳之流能够做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我们真理在手,这是完全应该做到的。
  以金辉为例,他这一套旱涝相抵之类的谬论极其低级,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只要在网上看到金辉的名字出现,不管他自己上网还是同伙吹捧,马上就有左派纷纷前去质问:按你的说法我们这儿算几度涝几度旱?问他:旱涝可不可以相抵,我们这儿的暴雨可不可以和陕甘等地的干旱相抵,或我们这儿的干旱可不可以和浙江福建的台风暴雨相抵?大跃进抗灾减灾大大减少了成灾面积是不是罪?你说做假账很容易“天衣无缝”,照你这么说自古以来伪造历史都不会揭穿了,你如此相信做假账不会揭穿,你是不是有持无恐地做假账了?等等。
  又以丁杼为例,为什么不能看到那儿出现他的名字,就有左派同志去追问:你说:“中国还有钱每年购买几十万两黄金,断无理由怨人家逼债。”你是中国人吗?你又说还赫鲁晓夫的债十亿元小得不值一提,十亿元是1000多万两黄金,我们购买粮食每年花四亿美元也是1000多万两黄金。你连1000多万和几十万都搞不清,一两黄金值多少钱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资格以教师爷的态度指责周总理。1959年买了几十万两黄金为什么到了你那儿一转眼就成了每年买黄金了?……
  要做到反共右派出现在哪儿就有人追击到哪儿,让他们张口结舌丑态百出,直打得他们不敢露头,打得年轻而又追求真理的朋友们个个来鄙视他们,使得他们臭名远扬,身败名裂。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那么我们就都是饭桶,左派的事业也真的没有希望了。
  如果做不到,让他们再猖獗下去,那实在是我们左派自己的不是了。我看我们左派网上有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左派,他们对于反共右派的猖獗听之任之,没有一点着急的样子。不然为什么在国内很少看到文革网上的好文章有人转贴?也很少看到有人介绍海外的左派网。我们的左派网绝不能成为消遣的乐园。
  以上要求希望看到大家的实际行动为盼!!!言辞激愤,希望谅解!!!但是我相信红旗网的工作人员以及能够读完长篇左派文章的同志都是真正的左派,也是积极努力的,左派的事业一定大有希望!


  由于标题较长,所以我把本文的标题简称为《丰碑镇疯狗》



丰碑镇疯狗
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疯狗金辉丁抒之流是如何捏造风调雨顺的三年的

曹 为 平
2008年5月3日到12月26日



  第一章: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挑起的战争,兼论造假必破
  第二章:中国的强国梦
  第三章:大跃进的主要成就
  第四章:大跃进的必要性和新矛盾出现的不可避免性
  第五章:我国农业低谷不是大跃进而是“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1961和1962年
  第六章:严重困难中的大好形势和大跃进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三年自然灾害仅仅是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四个困难原因之一
  第八章:中央称为“困难时期”不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第九章: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的德性和反共右派的一贯手法
  第十章:金辉之流不是不知道受灾情况,而是反共反得发了狂
  十一章:空间上,旱涝相抵,半个中国洪水滔天加半个中国滴雨不下,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十二章:时间上,旱涝相抵,半年洪水滔天加半年滴雨不下,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十三章:大跃进抗灾减灾有罪,没有成灾就是没有受灾,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十四章:文革学大寨取得抗灾全面胜利,“证明”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三年
  十五章:复辟大包干造成严重减产,邓贼浮夸加哭诉“证明”风调雨顺的三年
  十六章:续上,从安徽滁县看大跃进和包产到户
  十七章:毛泽东时代有灾不叫苦、不哭诉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十八章:战胜自然灾害等于无灾无害,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十九章:毛主席一贯批判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二十章:大跃进时期严重自然灾害是否客观存在
  廿一章:复辟丧失抗灾能力,年年夸大自然灾害,天灾人祸超过百分之百


  第一章: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挑起的战争,兼论造假必破

  有一个反共右派干将叫做金辉,炮制出了一篇奇文,发明了一个“风调雨顺的三年”,已经有相当长时间了。此论一出,赢得了反共右派一片喝彩,如丁杼、wenjunq、茆家升等纷纷出笼,这种高论是和饿死了三千万、四千万的谎言并行宣传互相配合的,以至目前在中国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谁要说1959年到1961年有什么自然灾害,谁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简直还是罪魁祸首,并要对他们捏造的饿死几千万人负责,根本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发表。
  金辉、丁杼之流既不是气象学家、也不是人口学家,但他们的“高论”配一切反共右派的胃口,就都被捧为“学者”,还成了什么“专家”、“权威”之类,全是互相吹捧。外国的反共反华分子也参与其中,并因捏造这一套被封为洋“专家”。不是他们真有什么学问,而仅仅这一套符合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需要。我敢说,反共小右们虽然如此起哄,对自己捧起来的“学者”、“专家”、“权威”的奇文大多还没有认真看过,让他们把“论证”过程重复一遍,许多人可能还说不出来。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结论,不是论证过程,更不会研究“论证”对不对头。邓贼当局也对这些“高论”听之任之。
  邓贼分子和反共右派虽然对理论和学问一窍不通,在制造谣言和宣传谎言上倒是非常能干的。只要一篇反共奇文出现,立即就会一片喝彩声,并到处宣扬。在网上就会到处转贴,往往可以搜索出一大堆来。在这方面左派倒是大大地不如反共右派的,左派的许多文章尽管摆事实、讲道理,有根有据,极其吸引希冀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却往往没能到处传播。现在舆论工具包括网络均严厉地控制在邓贼当局手里,左派受到极端严重的压制,这是一个方面,但如果大家能够到处张贴,删了又贴,再删再贴,完全可以使反动官方删不胜删,也可以通过邮件广泛寄发,但这些都做得很不够。在制造舆论上,左派和右派比确实差得多了。
  对金辉之流“风调雨顺的三年”,左派同志不是没有批驳,但大多只是引经据典地拿出证据和资料,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灾荒。这种批驳当然需要,但远远不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金辉之流已经放出风声,谁说那个时候有天灾,谁就是在推托,就是罪魁祸首,就必须对所谓的饿死多少千万负责。人家已经把罪名准备好了,所以按照这种批判法正好被他们扣上。我们应该首先揭穿金辉之流的逻辑上的荒谬所在,谁要颠倒历史事实,谁就不能不依靠一些极其荒谬的逻辑。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批判。近来才发现了两位同志指出了荒谬处,但很简略。
  其一是:石华宁同志指出:


    金辉的文章有着根本的错误,甚至颠倒黑白,这家杂志也看不出来。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是北方地区近百年来最大的旱灾,连续三年大旱。经历过那场灾害的人,至今仍然健在。但这篇文章竟然得出了,那三年是风调雨顺的结论。它是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呢?它将南方的降雨量与北方的降雨量,用算术进行了平均,得出了当年的全国平均降雨量并不少,因此当年的中国并没有旱灾,而是风调雨顺。
    用算术一平均,南方的大雨便平均到了北方的旱地里。……
    这样的傻瓜论文,大概只能登在傻瓜杂志上。……如此弱智的论文,你还能相信他关于死亡数字的推论吗?


  另外乌有网友在《与杨继绳先生商榷》也说:


    然而,金辉先生似乎还要证明其知识的广博,竟然又在气象学领域放出了一个更大的卫星:“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
    他是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呢?它将南方的降雨量与北方的降雨量,用算术进行了平均,得出了当年的全国平均降雨量并不少,因此当年的中国并没有旱灾,而是风调雨顺。其论证过程之“无厘头”,完全可以和周星驰先生媲美。
    连人口学、气象学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的金先生竟然成了人口问题专家、气象问题专家!


  金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出笼于1998年,已有十个年头了。可目前还到处被引用、被转载,自由泛滥。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我们左派同志斗争不力。我正式看到这篇文章不过两年,以前只是听到这个说法,不知道这些反共右派是如何“论证”的,没法发表意见。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才知道原来篇幅如此地短小,根据豆腐干那么大的一个表格就“证明”了极其复杂的三年气候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仅凭这副模样就可以断定他的“论证”必然是极端荒谬的。但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逻辑一开始也看不明白,仔细看后终于明白了他的极其荒唐的逻辑。于是就准备写文章反驳。
  但为了做出更有力、更详细的反驳,我还得设法获取经济方面的资料,也得首先根据这些资料研究我国的经济尤其农业情况,写作一些文章。一直到了我下载了邓贼当局的《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我又在忙于其他重要的事,如:我得写作《父亲的回忆》,从一滴水中见太阳,通过父亲的一生,一个极普通的工人家庭的家史,来反映几十年的沧桑和各种人物的各种面貌,某些人的杰出表演。所以这事拖了下来。另外我也希望看到左派同志的系统的反驳文章。
  写作《父亲的回忆》时,笔者对亲历的和看到的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农业情况,以及根据邓贼当局的数据作了专门分析。得出结论:大跃进三年上海基本上是大丰收的三年,浙江也比较好,只是刘少奇亲自去瞎指挥的江苏省较差,即使如此1958年还是丰收年。主要就是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尤其弃农经商造成了大批土地荒芜或者种应付地。这个内容还先从《父亲的回忆》里分出来发表,标题为《我亲历的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及其原因》。对此反共右派大为不满。他们逼着我说其他地方的情况。本来除了四川,我是不准备对其他地方发表意见的,也确实没有在其他地方生活过,对这些地方原本只想当收音机。可为他们所逼我只好根据邓贼的数据,又参照了不少其他资料作了一些分析,结果大致相同。其实关于河南、安徽、贵州等地的资料,不少正是文革中造反派揭发的,现在的左派揭得更厉害,可谓铁证如山。如河南,刘少奇的亲信吴芝圃打下了潘复生,煽起了浮夸风和共产风较早地造成了严重的粮食问题,但后来“三自一包”也不是没有极其严重破坏。四川也是这样,邓贼的亲信李井泉坐镇,无论浮夸风和共产风还是“三自一包”都很严重,所以饥荒维持了较长时间。即使如此,河南和四川1958年还是大丰收,创历史最高水平。在他们的逼迫下,我不能不从一个省转到一个省,倒使得我对全国各地的农业情况及其最低谷作了一些原本也想做的研究。这样文章也就脱离了原来的题目。现在我准备整理一下,并且改名为《困难时期我国各地的农业和减产原因》。在做了这些研究后,虽然我自己明白,了解得很不够,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对于评论金辉、丁杼之流的奇文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就有了本文。而且越写越长,牵涉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文章的名字因此也改变了。原来叫做《反共疯狗金辉之流是如何捏造“风调雨顺的三年”的》,后来不能不牵涉到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困难时期的原因,中央的一贯称呼,以及我们是如何经过一个伟大的时代,并且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的等等,这样就成了现在这幅模样,长度和写作时间都大大超出原来的设想。
  另外还有个反共右派出了一篇奇文,虽然一样反共、一样的逻辑颠倒,但透露了一些真实数据,可以证明邓贼在我国1958年到1961年粮食产量上的作假。以后有时间准备另外写文章发表。
  本文主要不谈人口,而只是让大家来看看金辉之流的“风调雨顺的三年”究竟是什么货色?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伟大的大跃进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经历的过程,历史和国际环境等原因又不可能不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也绝不仅仅表现在农业和粮食上。刘邓集团原本是大跃进中的机会主义促进派,一个随着大规模建设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做过一些工作,对于大跃进的伟大建设不能说没有出过一些微薄之力,但又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需要出发,大刮浮夸风和“共产”风,到了1961年和1962年突然又转向了可耻的逃跑和叛卖,使我们的大建设几乎功亏一匮,全面失败,“三自一包”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低谷,1961年下半年和1962年上半年我国在粮食和人民生活上也陷入了最最困难的时期。但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经过全国人民奋勇努力,以及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大跃进终于得到了伟大的胜利,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并为今后的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找到了唯一准确的道路。农业也迅速恢复人民生活好转。
  金辉、丁杼之流既不是气象学家、也不是人口学家,为什么会对气候、灾害和人口突然感兴趣,并且非要冒充一个气象学家呢?这完全出于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
  正因为他们是反共右派,只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所以不但对我们的成就不感兴趣,对我们建设过程中其他方面的严重困难也不感兴趣,大跃进的建设会不会失败,他们才不操心,他们的目的正是为了否定这场大规模的建设,按照他们的需要,中国根本就不该建设,只应该给帝国主义当殖民地。所以他们光拿那个时候的粮食和饥饿做文章,为此还可以不择手段,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
  所谓党中央和毛主席把困难都推给自然灾害从来就不存在过。完全是反共右派子虚乌有的造谣,是强加到党和毛主席头上的。
  对于困难,中央历来提出几个原因,从来没说过仅仅是天灾。正是毛主席力纠五风,也正是毛主席最先提出“人祸”,而且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了“三自一包”和下马风这一最大的人祸,也批判了刘邓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刮起的五风,这些反共右派也不是不知道。但正因为他们要反共反社会主义,所以要根本上抹杀事实,要歪曲,要造谣,于是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宣布困难的原因仅仅是三年自然灾害。
  这样他们就要捏造出一个天公作美,根本就不存在天灾,风调雨顺的三年。谁提到过天灾,谁就是“认为仅仅是天灾”,就成了“推卸责任”的“证据”。
  在时间上他们也把困难尽量往前移,硬说1959年已经到处饿死人,甚至说1958年是饿着肚子大跃进,硬说1961年已经走出了困难,这可谓一石二鸟,既加罪于大跃进又为“三自一包”和下马风开脱,还可以“证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力挽狂澜,从而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需要提供“根据”。
  不是说以刘邓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集团煽动的浮夸风、共产风和一平二调没有在1958年到1960年造成破坏。但大跃进中人民群众干劲冲天,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依靠集体力量抗灾减灾等等,用来抵消刘邓五风的破坏是足足有余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大多数人民群众历来是非曲直分明,既肯定伟大成绩,又努力纠正必然要出现的不少问题。对天灾既要依靠集体努力抗灾救灾,又从不过分渲染;大跃进的伟大建设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坚决爱护,但五风必须坚决刹住。——这些当然不能符合反共反社会主义右派的需要,也不符合让中国当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需要,在他们眼里中国怎么能够建设自己的工业呢?所以他们就要反对大跃进,为此硬把大跃进和浮夸风等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和“共产”风等同起来。也正如此,他们对毛主席力纠五风要矢口否定,把刘邓机会主义集团煽动的五风强扣到毛主席头上,而把坚持三面红旗说成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根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成困难的根源。于是他们不但竭力否定当时存在着严重的天灾,还要提出一个“天公作美”和“风调雨顺的三年”来。并捏造出一个谎言,说党和毛主席把困难仅仅归罪于天灾。
  至于论据,那可以设法编造。为此他们煞费苦心,什么样的办法都想尽了。甚至毛主席力纠五风的文件也可以作为“风调雨顺的三年”的“根据”。
  邓贼当局现在已经堕落到和他们完全一鼻孔出气了。
  复辟伊始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就说毛主席认为当时的困难仅仅是天灾。可三十年了,至今没拿出一份材料出来作证。
  刘邓机会主义集团刮五风的罪证堆积如山,毛主席力纠五风的证据也堆积如山,“三自一包”、下马风绝对不是力挽狂澜的救星,而是带来最大人祸的灾星,更是铁证如山——这还为复辟以来的现实所证明:尽管有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又一次大建设的雄厚家底,大包干却没给农业带来什么丰收、大丰收,反而陷入了严重的“三农危机”,“谁来养活中国”泛滥起来。——尽管这一些邓贼反革命集团比谁都清楚,但为了开脱自己犯下的五风罪责,就要嫁祸于人,倒打一耙,倒栽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力纠五风的毛主席身上了。为此他们不惜和反共右派靠拢,借他们的力量以扩大自己复辟的社会基础,所以就要适应反共右派的需要,和他们完全走到一路去了。
  正因为他们颠倒了是非,而事实终究是事实,所以至今除了武断的空口结论以外,连不像样的根据都没有拿出来过。
  反共右派当然欢迎邓贼集团的叛卖,所以尽管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刘邓走资集团的大刮五风和“三自一包”、下马风进行过揭发和批判,现在网上揭得比文化大革命还要厉害。堆积如山的证据被揭发出来,许多没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年轻人也已经知道事实真相。反共右派却往往要替刘邓集团开脱,就是和刘邓仍然过不去的反共分子,也首先要把他们的罪行毫无根据地归之于毛主席身上。
  这样他们就挑起了一场战争,所谓“风调雨顺的三年”就成了他们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武器。可惜这个武器不堪一击。
  陈东林等人做出貌似公正的样子,一方面说“1959—1961年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出现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却说:“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大跃进时期不存在什么“决策失误”。刘邓机会主义集团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决不是党的决策,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五风是党的政策。在党的文件中倒大量地存在着反对和纠正刘邓所刮“五风”的决策。他们大肆攻击人民公社,但就是尽量地避开党的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就以公共食堂来说,这个文件中只是说要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就只有这四个字,没有一个字说参加食堂是强制性的。办人民公社也明确说:“上动下不动”,没有任何根据说明提倡过一平二调。可陈东林却把这伙大跃进中的机会主义派别犯下的罪行作为党的决策,并作为决策错误造成困难的根源的“证据”,还作为“一个时期集中缺粮”的主要原因。对于浮夸风和共产风的主要罪魁刘邓等人丝毫不予揭露,却百般为他们开脱,大量地不加分析地引用他们替自己开脱并嫁祸于毛主席和党的政策的话。对于最大的人祸,1961年和1962年“三自一包”带来的严重的农业破坏以及引起的饥荒也只字不提,却大肆吹嘘子虚乌有的“改革开放迅速提高综合国力”。
  陈东林比金辉、丁杼、茆家升之流确实要高明一些,他明明知道编造出“风调雨顺的三年”确实太离奇了,不但要为一切了解历史真相亲身过来的人所揭穿,也要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和气象学家所揭穿,于是装作很公正地承认,然后再硬把刘邓机会主义集团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说成党的决策,再无视当时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组织下的抗灾救灾斗争,硬把本来属于大跃进的抗灾救灾和大跃进对立起来,捏造“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等等谎言,所以欺骗性也就较大。然而捏造终究还是捏造,仍然不免被揭穿,所以和金辉之流比也高明不了到哪儿去。
  金辉、丁杼等反共右派最最热衷的就是饿死三千万、四千万的谎言,“根据”主要是邓贼复辟当局的人口数据。这本来就是捏造的,所以破洞百出,左派同志们早就一一揭穿了,还会继续揭穿。具体是薛暮桥和李成瑞干的,李成瑞还写了一篇《大跃进和人口变动》开了饿死多少万的恶例。国内外的反共右派就进一步捏造夸大,层层加码,越出越奇。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人口数据漏洞百出,可是漏洞百出的数据怎么能够作证据呢?金辉不是不知道,他是这样解释的:


    “破译”到这一步,笔者已经毫不怀疑制作这些数字的统计人员的良知和智慧。如果仅仅是奉命“做假帐”,那么很容易将其做得“天衣无缝”,而不会留下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故意把假帐做成表面上的烂帐,却在其中隐含了巨大的历史真实,这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这就是说,在捏造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捏造。
  邓贼有什么良知?薛暮桥和李成瑞有什么良知?他们当然是奉邓贼之命作假账,捏造和夸大“人口变动”。李成瑞既然已经写出《大跃进和人口变动》,那就证明提供的数据只会出于嫁祸于人、倒打一耙,诬蔑大跃进而捏造。那么可能还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什么掩盖,而只会捏造“根据”来加罪。邓贼当局已经彻底地背叛了大跃进,对大跃进大泼污水根本不允许谈到成绩,也已经强行解散了人民公社,怎么会去整捏造数据诬蔑大跃进的统计人员,也不需要有什么“极大的道德勇气”尽量瞎编就是。即使真的作出一付“道德勇气”的样子也纯粹是作秀,就好像1982年10月6日在邓贼指使下严宏昌伪造小岗村的“合同”那样。
  作假账就可以“天衣无缝”了?下面就会分析他金辉做的大量假账就没有“天衣无缝”。一手就可以遮住天?
  自古以来作伪者无不破,邓贼公布的人口数字破绽百出正是作伪的必然结果。恰恰正是严谨的逻辑使得他们无法自圆其说。薛暮桥和李成瑞这些捏造大师的档次,比起金辉等反共右派不能不高一级。
  首先,他们要使其他研究者能够相信或不至于太多的怀疑,所以不能过分离谱。这就不能不背离他们的初衷,多少反映一些现实,所以假账必然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也正如此,在假账里可以分析出一些造假者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真相来。
  比如根据他们的统计数据,证明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我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增长速度还是非常之高。许多反共小右和邓贼小走卒非常不满意,毫无根据地表示不相信,李成瑞却说这些数据是真实的。这就使许多左派同志感动了,认为李成瑞是个左派。——李成瑞作为伪国家统计局的局长,能够说我提供的数据是假的吗?不是别的,正是文化大革命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丰功伟绩和顽强的逻辑,才使他们造假的结果仍然不能不证明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与李成瑞何干?相反这些数据并不真实,出于攻击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他们还是造了假,实际成就要大得多。李成瑞仍说这些数据是真的,不但不是什么左派的证据,相反正是顽固地坚持篡改数据的罪证。
  其次:他们必须和各方面大致平衡。如:我在《困难时期我国各地的农业和减产原因》已经提出,邓贼公布的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比他们提供的29省市区的总和要少,这表明1976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被他们缩水了。他们仇恨1976年就要贬低,但不能不和各地保持表面上的大致平衡,只能在各地总和上稍微降低一些。这就使得他们伪造的数据也表明1976年粮食创历史最高水平。——不是说各地不会造假,各省、市、自治区又得和各地区、各县保持表面上的平衡,也只能比总汇稍微降低一些。基层直接接触大多数群众和不乏良知的研究者,虽然也有人在造假,却不能不有个限度。所以,尽管基层有人造些假,地、县造些假,省、市、区造些假,到最高头目邓贼那儿又造一次假,造假积累起来,以至他们认为足以说明自己需要说明的问题了,也只能骗骗极端无知和愿意相信的人,或者提供给同类,让他们假装相信去做出“批邓破坏了农业”的结论。可是只要我们把各地汇总起来,立即揭穿了他们的手法,即使不包括军队生产的粮食也达到了5842.942亿斤,其中各地显然也有大大缩小了的。如四川,我曾经引用了当时李井泉的话(源出邓贼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书籍),证明1975年在赵紫阳统治下才是低谷,1976年显然要好得多。结论就只能是:1976年的实际粮食产量比邓贼宣布的5726.2亿斤要高,增长率必然很不小,或许我们永远不能得出那一年的正确数据了,但该年又一次丰收是无法否定的。这些漏洞他们补得过来吗?
  第三:日积月累,造假的结果需要年年造假。夸大了去年,今年不夸大就贬低了今年,即使浮夸率和去年一样也恰好提供了真实增长率。如在去年浮夸基础上继续浮夸,年年夸大积累下来就会到了人们不能相信的地步。也正是如此我给反共右派出了一道题,虽然只需要初中的数学水平,却没有一个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敢于回答。这个题目就是2003年的粮食产量和1979年比,二十四年里平均年递增多少,跟1966年到1975年的十年平均下来的3.876%比那个大。数据全是邓贼当局做过手脚的。他们不能回答就是因为计算下来,这二十四年递增率极低,根本没法和他们恨之入骨的十年相比。——不是邓贼当局不想篡改那十年的数据,但同样道理不能太夸张,不然全世界都不会相信。这样,根据他们篡改的数据算出这十年的粮食年递增率,就可以得出结论:在世界各大国和主要粮食出口国中,我国还是最快的。如果他们要和“十年浩劫”别苗头,把粮食年递增率伪造得高些,比如5%(也没有高很多),那么我国今年的粮食产量就应该超过一万五千亿斤了,没人会相信这个数字。
  可以见图一和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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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随着时间的流逝,捏造数据必然要现出本相来。

  年份 粮食产量 倍数   年递增 年递增 年份 粮食产量 倍数   年递增
     (万吨)   以79年为1  以84年为1   (万吨) 以65年为1 以65年为1
          
  1979 33212               1965 19453  
  1980 32056  0.965193304 -3.481     1966 21400 1.10008739 10.009
  1981 32502  0.978622185 -1.075     1967 21782 1.119724464 5.817
  1982 35450  1.067385282 2.198     1968 20906 1.074692849 2.430
  1983 38728  1.166084548 3.916     1969 21097 1.084511386 2.049
  1984 40731  1.226394074 4.166     1970 23996 1.233537244 4.287
  1985 37911  1.141485005 2.230 -6.923 1971 25014 1.285868504 4.280
  1986 39151  1.178820908 2.378 -1.959 1972 24048 1.236210353 3.076
  1987 40298  1.213356618 2.447 -0.356 1973 26494 1.361949314 3.937
  1988 39408  1.186559075 1.919 -0.822 1974 27527 1.415051663 3.933
  1989 40755  1.227116705 2.068 0.012 1975 28452 1.462602169 3.875
  1990 44624  1.343610743 2.721 1.533 1976 28631 1.471803835 3.576
  1991 43529  1.310640732 2.280 0.954
  1992 44265.8 1.332825485 2.235 1.046
  1993 45648.8 1.37446706  2.298 1.275
  1994 44510.1 1.34018126  1.971 0.891
  1995 46661.8 1.404968084 2.148 1.243
  1996 50453.5 1.51913465  2.490 1.800
  1997 49417.1 1.487929062 2.232 1.498
  1998 51229.5 1.542499699 2.307 1.652
  1999 50838.6 1.530729857 2.152 1.489
  2000 46251  1.392599061 1.590 0.797
  2001 45262  1.362820667 1.417 0.622
  2002 45711  1.376339877 1.399 0.643
  2003 43067  1.296730098 1.089 0.294
  2004 46947  1.413555341 1.394 0.713
  2005 48401  1.457334698 1.459 0.825
  2006 49746  1.497832109 1.508 0.913
  2007 50150  1.509996387 1.483 0.909

  这个表中的粮食产量数据全都是邓贼提供的,当然大有篡改,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离真相不是越来越远,相反可以得出离真相越来越近的结论。图一正是根据表一中的数据画的。
  我们把文革学大寨时期,各年的数据和1965年产量做个比较,以1965年为一,算出各年产量是1965年的倍数,再算出一个逐年平均递增率来。在复辟时期,我们以1979年为一,以后各年都和1979年比较,算出各年是1979年的倍数,再算出年平均递增率。另外又以1984年为一(后来各年的倍数略而不列入表了)计算历年平均递增率。我们看到尽管偶然的因素以及造假的因素使得刚开始的年份看不到庐山真面目,时间一久不但可以看到邓贼掩盖的真相,也暴露了邓贼捏造、造假的丑恶面目。(图中三条趋势线都是根据直观画的,不是电子表格画的。)
  一般来说开头几年受偶然因素和捏造的影响较大,离真相也比较远。比如1966年大丰收是偶然的因素,使得这一年增长率比较高,由于离1965年总共只有这么一年,年递增率也同样地高。但长期来看,尽管是邓贼捏造的数据,也显出文革学大寨十一年正是我国农业迅速增长的年份,这十一年我国农业的年均递增接近4%,各年算出的数据在一条接近4%的水平线(红色横线)上波动。这种波动有农业的正常波动,有自然灾害,也反映了邓贼造假产生的波动。
  1967、1968和1969年正是邓贼最最深恶而痛疾之的时期,故贬低之。所以1968和1967年算得的年递增率比较低。但到1970年就显出真相来了,这年和1971年递增率都在4%以上。由于前三年的造假,使得1970年跟1969年比增长率高到了9.54%。实际1970年粮食产量还要高,应该是4858亿斤,这使增长率高到了难以相信的地步,竟达到了15.13%,大概邓贼也发现太使人怀疑了,所以后来1970年的粮食产量被降到了4799.2亿斤。但这样一来,1971年增长率又高了上去。1972年是世界性的严重灾荒年,我国农业也受了影响有所减产,但算得的七年来平均年递增率仍然高达3.07%,接着1973、1974、1975三年再一次快速增长,尽管包含了1972年的减产,年均递增仍接近4%。1976年也是邓贼最最深恶而痛疾之的年份,所以这年粮食产量也被大大贬低了,但和1965年比,算得的十一年平均递增率仍然高达3.6%(如以5842.942亿斤计算为3.766%,仍是缩小的)。尽管有这些因素,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能改变农业学大寨时期粮食高速增长的总结论。而且这十一年里我国的农业发展比较平稳,年递增率越来越趋近于接近4%的平直线。邓贼痛恨的年份和1972年在这条线之下,其他年份在这条线附近。
  可以看到,1966年到197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年递增率要高些,超过4%,而1971年到1975年要低一些,不到4%。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原因就是低了1972年,如果不算这一年,其余四年的增长率也超过4%,和1966年到1970年是一致的,这使得趋势线更显得平直,在4%以上。但是农业的天气因素当然是不可避免的,难免遇到个别严重自然灾害年。所以我们还是把趋势线划在4%偏下。
  但复辟大包干以来的年递增率就不是在一条平直线上波动,而是在一条下弯,趋势越来越低的曲线上波动(图中蓝色曲线)。算得的年递增率显得越来越低。1980、1981和1982这三年是我国农业受到复辟最最严重破坏的年份,尤其1980年的减产远远不是表一的数字所能反映的,下面我们会专门研究并得出结论:大包干的1980年是中华五千年来绝对减产量最最高的年份。不过这儿我们不管它,因为开头几年受偶然因素和捏造因素影响较大,离真相也比较远。就从1983年和1984年看起,这两年由于毛主席修建的大化肥厂全部投产,也由于邓贼不得不收起某些“好政策”,比如反对种双季稻,提出土地休闲,盲目退耕,还有少种、高产、多收等等胡搞。也收起了农业学美国,全国不再分什么小麦区、棉花区、水稻区。对以粮为纲还在叫骂,但提出了以粮为主。加上天帮忙。所以农业回升,粮食超出了197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邓贼一下子又神气起来。可是即使根据邓贼浮夸的数据和1979年比,五年里递增也不过4.16%,不及同样五年的1970年4.28%。1970年后增长率仍然很高是一条平直线,说明1970年的4.28%是可信的。但1984年后就无法维持4%的增长率了,年递增率越来越低很快降到2.X%,二十一世纪又降到了1.X%。尽管1968年是他们最最痛恨的年份,根据他们伪造的数据算得的年递增率还是比1985年以来任何一年都高。原因不是别的,正是邓贼造假的因素被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显露出来了,正说明复辟以来邓贼提供的历年粮食产量数字全是假的,年年大浮夸,时间一长浮夸率就被平均掉了。下面就会说魏一同志早就以充足的证据指出1984年突破8000亿斤就是假的,实际只有6900多亿斤。如1984年按6960亿斤计算,那么和1979年比,五年来年递增不过0.94%,这才是复辟以来的真实情况。邓贼伪造夸大粮食产量,但时间的流逝告诉我们,即使根据夸大伪造的数据,算得的我国粮食年递增率正在越来越向1%以下“挺进”。邓贼当局有的时候也不能不承认,我国的粮食增长低于一胎化暴政下的人口增长,说明他们很可能有两本帐。只要复辟延续下去,这条曲线还会往下降、往下降、继续往下降,直至趋于复辟以来的本来面目。而这一增长速度还是由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一大批老本,如化肥厂、农机厂、优良品种、水利建设、其他农业科技成果等等起作用的结果。扣除这一切,复辟和大包干的作用就是大负值。邓贼当然可以再夸大数字,浮夸率也确实在加大,但只要时间一流逝,就又把浮夸率给平均掉了。即使大大造假的数据,也从来没有哪一年超过被竭力贬低的十一年。
  复辟造假主要就在1980年到1984年,以后不是不造假,而是浮夸率越来越被时间的流逝所平均掉。现在我们再看和1984年比的平均年递增率,图中绿色的折线和曲线,可以看到,那以后从来没有一次超过2%。而且这条趋势线同样是弯曲的,和蓝色的比低得多,趋势是一样的,都是以蓝绿色的平直线为渐近线的。那条蓝绿色的渐近线才是复辟以来的农业真实年递增增长率。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在九十年代以某年为一,计算以后历年递增率,还可以看到趋势线更低,仍然是趋于那条平直的蓝绿线。
  从趋势图还可以看到,邓贼复辟以来我国的农业严重不稳,经常在低速下降的情况下还突然大幅度下降。如:1985年、1988年、1994年以及进入新世纪以后。这正是邓贼当局反对农业为基础和以粮为纲的恶果。也是反对农业是水利命脉的恶果。毛泽东时代的老本是要吃完的,复辟的恶果会越来越严重,所以长期来说,蓝绿色线能不能保持平直,会不会垮下去也是说不定的。
  就这样,尽管邓贼不顾廉耻和煞费苦心地伪造数据,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伪造的数据中得出他们正要竭力否定和掩盖的结论:

◆复辟以来农业长期陷于严重危机之中◆
◆大包干从未带来过什么丰收、大丰收◆


  根据趋势曲线甚至可以得出结论:不但八十年代我国的粮食产量从来没超出过7000亿斤,到现在为止都很难说已经超出了8000亿斤。全套是假的数据中深藏着真实的信息,在上面的表和图中都被破译出来了。
  可金辉之流竟然会得出结论:奉命造假可以很容易就“天衣无缝”。时间是不饶人的!!!
  还有其他种种方面的漏洞会被人们捉住。比如反共右派和邓贼集团都说“十年浩劫”人民穷极了、饿极了等等。但如果给各个年龄段的人量一下身高,就立即会发现,我国年轻人身高增长最快正是这一时期,因此也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年份。又如:薛暮桥和李成瑞伪造时大概还没有想到,第五次人口普查会查各年龄段的人口数字。有人作了比较,发现为了压低1960年的人口,他们把这年出生的人,分配到前后去了。以致造成1960年前后出生的人死得极少,而1957年、1958年和1962等年出生的人口死得过多的假象。还有同志指出1995年10月存活的出生于1960年的人,比李成瑞给我们的1960年出生的人口总数还多,35年里不但一个没死,反而从地底下冒了人出来。不管怎么作假,漏洞是补不胜补的,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还会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永远也补不到“天衣无缝”。
  自古以来作伪者无不破。比如英国杀害了拿破仑,自认为做得很严密,似乎将是永久的秘密。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出来一个中子活化分析,根据几根头发就足以得出结论:拿破仑是被毒死的。我们看历史上自作聪明的作假者的行为,就好像黑夜里拿着个红外线夜视仪,看到一个小偷鬼鬼祟祟的样子,只是使人感到好笑。
  金辉对邓贼数据中的漏洞根本不是全面分析,仅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结论。只要不符合他进一步捏造的需要就是“奉命作假账”,其实恰恰是不能不留下的真相;只要符合他进一步捏造的需要就是“良知和智慧”,而恰恰就是捏造露出的漏洞。
  对于人口,本文只举出一个例子来问金辉:1957年以前五年,我国年均增长1305.6万人,相对增长率2.22%。为什么1957年人口却达到了64653万,增长1825万,怎么会突然多增长519.4万人?而相对增长率则高达2.9%。这个破洞,你是怎么解释的?是不是也出于什么良知和智慧?
  这只能是顽强的事实和逻辑使它暴露出来的漏洞。金辉等反共右派解释不了也极力回避。这和薛暮桥、李成瑞提供的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323%,也不相符。以这个增长率算1957年也只能有64287万人,比64653还少了366万人。这个破洞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良知和智慧?究竟我们是相信他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还是人口总数?或者那个适用于反共反社会主义、可以攻击和否定大跃进就相信哪一个。
  同样,薛暮桥和李成瑞提供的195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只有1.724%,低于根据人口总数算出来的增长1341万人,2.07%。1959年分别为1.84%和1.019%。以后好几年里没有一年相合。
  唯一的结论只能是:邓贼故意抬高了1957年的人口,从而抬高了自然增长率,为了免得暴露该年自然增长率高得出奇,在公布自然增长率时又提供了不太高的数字,好使粗心的人们相信。同样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和人口增长率也一年比一年压得低,以表示饥荒随着大跃进就开始了。
  仅仅抬高1957年的人口数就使得大跃进“饿死”了500多万人。再大大压低1960年的人口数量,1960年就成为负增长“净减1000万”。到后来就是“饿死”3000多万。
  而实际情况应该是,1957年没有那么高的人口增长,1958年增长率也决不止1.724%,甚至不止2.07%,1959年也不止增长1211万人,1.83%,更不可能1.019%。1960年当然也不会是负增长。
  由于这一伪造,在其他地方又必然弄出问题来。邓贼当局刚复辟时曾经说过,1976年人平粮食产量还不如1957年(1976年粮食已被他们大大贬低了,这儿不论)。但如果1957年有6.4653亿人的话,人平产粮无论如何不会比1976年高。就这样,李成瑞捏造的数据狠狠地打了刚复辟时邓贼的一个耳光。下面就会祥说。
  自古以来作假总是要破的,根本不可能“天衣无缝”。出现这么多的漏洞是必然的。也正是这个原因,邓贼提出“历史宜粗不宜细”,他们造了假,人们就必须相信,不准深究,尤其不能找出漏洞,探究事实真相。
  反共右派还捏造了各地的饿死人、吃死人、乃至吃活人的种种惨状来。许多左派同志已做了大量的揭露。有人到不少地方去调查,全是瞎编出来,绝大地夸大,根本不符事实。
  有个左派说:按你们的说法,每二十个人饿死一个,可你们55万右派为什么活得好好的?那时你们是“弱势群体”,为什么没被吃掉?连口粮也没有被人夺走?反共右派至今无法回答。
  有的谣言太离奇了。比如有个反共小右说“亲眼看到”某地人吃人。民兵也挨饿,就用枪打人吃。同时又说:那时到处是死尸,野狗们吃死人养得肥肥的,以致狗比人多。于是就有人问:既然有那么多的狗,民兵有枪为什么不打狗吃要打人吃?他们回答不出来只好骂淫秽话。
  有一些反共右派们拿出一些地方的户口作“根据”。大跃进大招工,大批农民进城,农村户口减少。他们就说:“饿死了”。同时城市人口暴增,就说:“毛泽东批马寅初,提倡疯狂地生孩子的政策。”后来大批农民工回乡,城里人也下乡,城市户口少了。他们又说:“饿死了”。农村里人口增加了怎么说呢?又是“毛泽东提倡疯狂地生孩子。”灾荒年难免有逃荒(有些正是政府组织出去的,1962年底焦裕禄到兰考时,许多灾民正由火车送到农业较好的地方去避荒。)所在地人口少了,他们又说:“饿死了”。逃荒和避荒的人回来了,他们又说:“毛泽东提倡疯狂地生孩子的政策。”
  据说四川饿死一千万人,源出廖祖康。“根据”是1957年四川7200多万人,1962年只剩下6200万。可据国民党统计四川只有4000多万人,解放不过八年怎么可能达到7200多万呢?
  廖祖康说他是经过胡乱邦和杨尚昆肯定的,但根据他的叙述就足以肯定绝对谎言了。
  他说胡杨请他去,问四川死了多少人。他如此这般说了一通。于是杨尚昆一拍大腿说:“就是这个数字”——关于四川人民命运的大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如确有这事也只能说明胡杨和他一鼻孔出气。凭什么说只有他才了解四川人口?那时他不过一个重庆的团市委干部,其他没人啦?除非别有用心,真正的领导决不应该如此草率。首先得找有关部门和研究者核实,查一下四川历年户籍和人口,考虑人口迁移。必须到处征求意见,让各地认真调查,统计汇总。哪可能凭廖祖康一个人几句话就下定论?何况胡杨均已死,死无对证,多半是廖捏造。不然胡杨活着为什么不说?李井泉和胡乱邦都是邓贼的亲信,如果1962年胡乱邦查出四川饿死了1000万人,这不是在要邓小平的命吗?不但李井泉的脑袋保不住,连包庇他的邓贼也被置于死地了。
  反共右派们提供的“证据”大多是去世人的话,人一死可以由他们说了。所谓张国华说饿死800万也是如此。四川这样大的事情应该全面调查后才能下结论,为什么反共右派们的“根据”总是如此地鸡零狗碎的?
  在邓贼及其亲信李井泉破坏下四川当然死了人,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正是邓小平保下的,回到四川就大搞反攻倒算,文革中这个走资派被打倒,一直没有重用。邓贼一复辟就急急忙忙为他平反,他在各地的走卒也得到了平反。比如我们南充就是李井泉的重点破坏地区,地委书记卫广平执行李井泉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极其卖力,后来“三自一包”也卖力,文革中也被打倒,也是邓贼一复辟就平反。1970年我到四川南充后,一直听到人们对他们恨之入骨。人人都说有人饿死,我也相信有人饿死,但遇到的人却没有一个明确说具体那个人饿死了。反共右派说南充岳池县的青壮年都饿死完了。我们厂里工人就有不少岳池人,那时正是青壮年农民,文革中才来厂里工作。同厂的大学生也有岳池人,父亲还健在。所以尽管四川的罪责来自邓贼和李井泉,所谓饿死一千万也是倒打一耙、尽量夸大。
  这就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本文不是驳斥饿死几千万谎言的,所以就说这些。
  反共右派的动态网还说有三千万、四千万党员退党了呢!我问周围的党员,他们听了哈哈大笑。所以当人们听说这个饿死多少千万的谎言时,最好看看周围有多少党员退党了。


  第二章:中国的强国梦

  一百多年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存在一个强国梦,希望建立起自己的强大工业。道光皇帝原是反对鸦片的,不然林则徐也不可能虎门销烟。林则徐主张洋务,但这个皇帝就不支持,根本不想学西方,不准备在中国建立起强大工业。甚至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自相矛盾”。销烟也不坚决,一拖二十年。辛酉政变、洋务运动,希图在不触动封建统治下建立起自己的强大工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但只能失败。戊戌维新学日本,也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学习法、美,孙中山先生要建设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因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被袁世凯篡夺了政权。袁世凯不是发奋图强建立自己的工业,而是急于当皇帝,倒过去和日本拉关系,签订二十一条。所以辛亥革命又失败了,仍没有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来。蒋介石只会适应帝国主义利益打内战,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建设,相反抗战胜利后,还把中国的陆海空利益全部出卖给美国了,经过解放战争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终于在1949年建立起欣欣向荣的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在二十八年奋斗中,也先后克服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错误路线才胜利。此时: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历时110年,在经济上我们已经被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贫穷、落后、一张白纸,一片破败。事实已经证明,封建的、改良的、资产阶级的方法都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来。到毛主席逝世时,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来,也惟有毛主席路线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原来基础比我们好得多,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至今大多没有自己真正的工业,有的虽然建立了,经历时间却长得多,远远地落在我们的后面,还背了一屁股永远还不清的阎王债。那些国家也往往没有真正独立。
  历来的志士仁人不管如何千差万别,都有一个共同的强国梦,希望在中国建设起强大的工业,而这个工业又必须形成体系,具有独立性,赶上西方世界的潮流。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中国不能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就没有真正的国家独立,没有政治上的独立。
  相反,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洋奴、买办都是反对中国建立自己工业的,尤其反对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有一些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一开始并不反对,甚至还是热心倡导者,但总因其剥削而反人民,最后还是走上了反动的道路,甚至变成投降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慈禧太后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她是最最坚决的抗战派,后来却成了头号卖国贼。尽管她开始并不腐朽,但地主阶级已经腐朽,最后她也就难免腐朽。资产阶级在中国是软弱的,反帝不坚决、不彻底、妥协的。这个阶级的人如果不是转移到广大工农的立场上来,最终还是要走到投降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去。解放以前就是这样,准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论最初是否爱国,如不是和共产党合作,只要一反共就不会不投靠帝国主义。解放后,社会主义事业越有进展,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越不可避免地成了汉奸、卖国贼。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总是走不通,那正是因为中国工业化的极其艰巨性。在其他国家已经成功地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有他们的优越条件,在中国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反有诸多的困难。因此已经不可能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行工业化了。下面将会专门说。


  第三章:大跃进的主要成就

  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出现,这还是挂着“民主”招牌下干的。他们不但听不进一点不同意见,也决不允许任何人说、任何人听,如果对立观点为事实所证明他们就更加愤怒。他们只允许自己一家捏造,不许百家争鸣。对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许咒骂、只许造谣、只许污蔑,只许嫁祸于人,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说出一点成绩来。比如不久以前我在网上贴出一篇文章,1973年我国电子计算机产业已经坐到世界第二把交椅,我们独立地制造出DJS-100系列计算机并且成批生产,和世界最先进水平只差三年,并且展示了照片。本来这已是颠扑不破的事实了,可反共右派极端愤怒,找出种种借口来否定或诋毁,我拿出许多根据来反驳,他们仍一次次地老调重弹,再没有办法就转移话题,又一次地搬出了什么“饿死了几千万人”。这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要事实真相,只有反共需要,所以一旦看到不利于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任何事实就非常愤怒了,越是不可辩驳就越是愤怒。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不准说就被封口,一定要说出事实的真相,即使为此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
  大跃进成绩巨大硕果累累。许多尊重事实的同志和朋友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还历史真相给人民——让世界震惊的中国第一!》收集了大跃进创造了多少个第一等等。这些同志和朋友的态度是认真的,对事实是尊重的,研究成就是出色的。但仅此还不能完全展现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他们的着力点还仅仅在各个成就的项目上,没有一个系统的比较完整的理论性总结。
  笔者初步总结有以下十二个方面,且称之为

★大跃进的十二大成就★


  ▲第一: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使得我国能够独立地设计和建设许多技术比较复杂的现代化企业,能够自己生产和提供成套设备,自己武装自己,从而为中国今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科技大发展提供了前提。
  一句话,实现了我们一百多年来的强国梦,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历来志士仁人所梦想的。仅仅这一个成就就足以使大跃进彪炳万年。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历史上,四千年来没有任何别的成就可以与之相比,或许大禹治水是唯一可以相比的。大禹治水奠定了我国的农业基础,而

★大跃进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化基础★


  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周总理说几年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主要就是指这个。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和建设许多重要的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设计和制造许多高级的、大型的、精密的机械设备和仪器仪表,生产大批质量高、品种规格比较齐全的原料、材料、燃料。一九六三年同一九五七年比较,我国钢材的自给率,由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由百分之六十以上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自己制造的成套设备大大增加了。”“现在,我们有些机械产品的精密度,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过去不能炼制的许多高温合金、精密合金、高纯金属、有色稀有金属,现在能够炼制了。过去不能制造的许多重型设备和精密设备,现在能够制造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我国整个工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大得多,这就是全面跃进了一大步。”
  ——这是大跃进最最主要也是最最伟大的成就。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为了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来。可是不但没有一届政府实现过这一梦想,也没有一届政府找到过达到这一梦想的道路。共产党的革命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建国时,在国外也没有哪个国家、哪一些人,认为中国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在第三世界这也是第一个,而且是在不借外债的情况下实现的。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凡是建立自己工业体系的,不但有着比我们好得多的基础和条件,在时间上比我们长得多得多,还借了大量的外债长期还不清,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而我们还成了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的国家。
  帝国主义分子断言我国在经济上不能不依赖于他们,永远没有条件实现自己的工业化。一切汉奸卖国贼断言我国只有去给帝国主义当殖民地。而另一些人,他们尽管抱着祝愿中国繁荣富强的良好愿望,也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却同样不知道中国将通过什么道路来实现这一梦想。
  这决不仅仅是生产力数量上的增加,而且是一次质的大飞跃。通过大跃进,我国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和机器制造等工业生产能力有了成倍或很大的增长,但仅仅看到这些还远远不足以描述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制造万吨水压机和九大设备的能力,制造发电设备的能力,制造化工设备的能力,制造精密仪器设备的能力,不是开采成倍的煤炭和炼出成倍的钢铁所能比的。
  主要由于三年大跃进,我们建成了1000多个“限额以上”的项目,比1953年到1957年,即所谓的“一五”猛增了一倍。实际成绩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倍,不仅仅速度快了、建设多了。大跃进建设的项目,其生产的产品不是“一五”建设的企业能够生产的。在“一五”我们有了汽车厂、飞机厂和拖拉机厂,但不能自行生产成套设备,没有自己武装自己的能力。汽车厂、飞机厂和拖拉机厂都是靠出口农副产品、轻工产品和稀缺矿产资源换来的。

★大跃进解决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极大难题★


  谁都知道现代工业是机器生产,但机器本身就是机器生产的。我国重工业原本几乎空白,机械制造不过是些修配厂,还是极低水平的,或者生产一些小东西,如锁。高级、大型、精密、尖端的设备根本不能生产。问题是: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生产高大精尖的设备必须具有高大精尖的设备,因此我国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世界上最最早的高大精简设备又是哪儿来的呢?西方国家是经过几百年慢慢爬上来的,我国却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一下子解决了。主要就是大跃进发动了广大工农,不但发挥了他们的干劲,也开发了他们的智慧,以至于广大工农做出了科技人员在书本上读不到,认为根据我们现有条件根本不能够做出来的成就。没有大跃进我国现在还得跟在西方几百年的历史后面慢慢爬行。
  举些例子。一般来说加工大工件就必须有大机床,没有大机床就没法加工大工件。而大机床正是大工件装配起来的。面对着大工件,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但工人们发明了“蚂蚁啃骨头”,这是书本上读不到的。又如大工件加工一般需要大吊车,我国根本没有大吊车,这也是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束手无策的。工人们发明了“蚂蚁顶泰山”、“银丝转昆仑”用土办法解决了。其他如大型铸造、大型锻造都离不开工人们的创造。大型锻造就是万吨水压机,当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说:“想造万吨水压机,必须有万吨水压机。”赫鲁晓夫不肯卖给我们,南斯拉夫想卖给我们要我们自己想法运回来装配,而按照常规,我们既不能拆、又不能运、也没法安装。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沈鸿说:“只要能够运回来,我就造得出来。”光水压机的横梁一般就得靠大型水压机锻压,但我们是由电焊工人唐应斌用电渣焊把钢板堆焊起来的。在《父亲的回忆》里我说过,父亲厂里的工人们从几十个资本家小厂的一堆老爷机床出发,办成了上海量具刃具厂,生产有一定精密度的游标卡尺。工人们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也没听父亲说过。但可以肯定,这堆老爷机床到了贵族老爷式的知识分子手里,不但绝对不会做出任何成就,肯定早就扔进废铁堆了,还要骂一通自己国家落后。复辟以后我们厂里的新任厂长就把许多自己制造的很实用的土设备全都扔了,这些土设备比1958年父亲厂里拥有的老爷机床肯定好得多。即使如此,在大跃进中上海量具刃具厂还是一个绝对不起眼的工厂。柯老在上海提拔了108个工人工程师,父亲厂里一个也没有。不是他们成绩不伟大,而是大跃进中工人的创造层出不穷,上海量具刃具厂不起眼了。那时上海有一个工厂,也是靠一些老爷机床,工人们生产出了精密轴承,按说生产精密轴承的机床就需要精密轴承。有个冶金厂用普通的炉子炼出了国外只有特殊炉子才能炼的极纯的锌,搪瓷厂的工人造出了外国对我们封锁的氧气瓶。一个弄堂小厂的工人生产出了无缝钢管,后来成了异型钢管厂……。
  邓拓说我们是一个鸡蛋的家当,这是事实。我们本来连一个鸡蛋也没有,正是通过大跃进才有了一个鸡蛋的家当。但这个鸡蛋不是他诅咒的那样“完蛋”了,而是在1963年后长大成了生蛋的母鸡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新的经济大发展,子孙满堂,自己的水平也大大提高。
  凡尔纳在他的神秘岛里论证一颗麦子意味着什么。有了一颗麦子以后就会有更多的麦子和面包,没有这颗麦子,尽管那位工程师和科学家非常厉害,却根本没有办法,神秘岛将永远没有面包。我国在大跃进里创造的那颗麦子可比他的那颗大得多。广大的工人们解决了非常厉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苏联的支援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历来的反共分子,1957年的资产阶级右派,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出发就要反苏,竭力贬低苏联援助的作用。现在同样这些人,还有邓修集团,同样出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却一反以往,为了贬低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贬低大跃进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又大大地抬高了苏联的支援。这下好了,他们居然说我们的工业体系早在1957年就在苏联帮助下建成了。1957年我国哪有制造成套设备的能力呢?
  应该公正地承认苏联对我国的支援是很大的,成效也是卓越的,不但斯大林对我们的支援真心诚意的,赫鲁晓夫一开始也是真心诚意的。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国际主义者。他为什么要支援中国呢?看一下156就知道了。156对我国确实是很大的支援,说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就过分了。156的核心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军事工业,为了中国在外来侵略面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156项里军工直接占了43项,兵器部16项,其中包括飞机厂,那就不用说了。洛阳拖拉机厂到了战争时期就是坦克厂,三个化肥厂全部生产硝酸铵,也就是炸药厂,长春第一汽车厂年产解放牌汽车3万辆也是战争必须的。其他钢铁、煤炭、发电、有色金属都是为这些工业提供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这都是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帮我们建设的,只有苏联愿意。赫鲁晓夫也愿意,但帮我们建立工业体系他就不愿意了。156包括汽车和拖拉机总共只有24个机械厂,构不成体系,不能自己生产成套设备。
  赫鲁晓夫为什么愿意帮中国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呢?
  谁都知道,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怕的就是两面作战,战后还是如此。美国正在加紧武装日本以对付苏联。而中国的工业几乎等于零,如果美日入侵,我们只有再去打游击,至多打个运动战。虽然最终会胜利,一段时间里肯定会建立起伪政府和伪军,中国的人力物力将大量地被美日掠夺来对付苏联,中国没有工业却有着大量的人力资源,提供源源不断的民夫和兵源。这就使苏联受到莫大的威胁。所以苏联必须帮中国建设起一定的军事工业,外敌入侵时能有相当的自卫能力,成为苏联的屏障。所以即使完全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赫鲁晓夫也要支援中国。何况给我们工厂是要我们用农产品和珍稀资源去换的,经济上对他们也是有利的。
  请那些和赫鲁晓夫一样以恩人自居,动不动就说我们对外作了如何如何支援,并且竭力夸大的人注意了,如果说苏联对我们的支援对他也是有利的,那么就不要指责我们的援外了。即使你们仅仅是个民族利己主义者,也得赞成毛主席的援外。不要连赫鲁晓夫都不如。比如坦赞铁路一直是被攻击的对象,其实坦赞铁路不是无偿的,是要在1980年开始用铜来还的,我们中国缺铜,从此以后再也不缺铜了。这些好处全被邓贼填了无底洞,毛主席栽树却没有乘过一天凉。可是邓贼在毛主席的大树下乘凉还大肆攻击。邓贼的目的是复辟,有的人目的是反共,他们是汉奸卖国贼,连起码的民族利己主义者都不是,所以老在援外上大做文章。
  也是同样原因,我们建国时不能不一边倒。只有苏联能够帮我们建设起一定的自卫能力来。先使得我们具有抵御外敌侵略的能力,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然后才能建设自己完整的工业和科技体系。不然的话,我们稍有建设人家就侵略到我们这儿来,即使知道人民战争的厉害不敢久留,但来了后把我们的建设成就捣毁了就走,我们这日子还能过吗?所以这段时间里苏联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边倒,不但赫鲁晓夫,甚至斯大林也不会帮我们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美国、日本任何国家都不希望中国强大,而希望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好继承蒋介石的卖国条约。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不就是一些汉奸卖国贼?他们反对我们任何反帝爱国行动,甚至公开扬言要中国去当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目前的经济形势使得稍有一点爱国心的人都明白,我们被卖国贼出卖了。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没有哪个国家真心帮过我们,以为从他们那儿可以得到帮助完全是梦想,或者有意欺骗。
  但赫鲁晓夫不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还存有使中国成为新沙皇附庸的野心,所以坚决反对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提出什么国际分工,工业苏联,农业中国。就是给了军事工业还企图牵上一条绳索,让我们被他牵着走。如:他们认为中国缺乏石油,所以小意思一下还可以,让我们自给就不愿意了。如是真心帮助,即使我们没有石油资源,帮我们合成石油总还可以的,但石油合成是我们自己独立搞出来的。
  赫鲁晓夫决不愿意让我们的军事工业太强大。我们也暂时不必过分强大。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就说: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军政费用必须降到20%,“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从这意义上说,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和赫鲁晓夫一度还是一致的。但毛主席是为了“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赫鲁晓夫就不是,如米格21型他就不愿意给了,后来我们自己仿制出来的。
  夸大苏联的支援和贬低苏联的支援都是极端错误的。别的不说,万吨水压机赫鲁晓夫就不愿给。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南斯拉夫不需要万吨水压机,却把一台万吨水压机给他们抵债。既然能够给南斯拉夫,自然也可以给我们。可连氧气瓶也要我们用十头猪去换。卖给我们的工厂,许多东西还没有给,得依赖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前我们根本没有断奶。氧气瓶就是一例。化肥厂生产硝酸铵,作为催化剂的白金丝网必须从苏联进口,甚至把用废了的白金丝网请他们加工,还得承担30%的损耗。我们也是依靠工人的智慧解决的。
  我们不能受任何国家的控制,不做任何国家的附庸,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大工业体系,就是石油也不能依赖外国。这样就又决定了和赫鲁晓夫的决裂。苏联帮我们建立一定的军事工业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得中国成为他们的屏障,也使得我们具有了抵御新沙皇入侵的工业能力。反目后中国客观上还是前苏联的屏障。
  赫鲁晓夫甚至要我们和他建立联合舰队,在我国的沿海建立长波电台。中苏同盟原本是反对侵略自卫性的。美国如果入侵苏联中国当然有义务支援,就好像中国受到侵略苏联有义务支援一样。但如果新沙皇和美国争霸难道我们也得给他去当炮灰和提供战场?赫鲁晓夫的这些要求正是要把我们拴在他的战车上。长波电台是在大洋上争霸的,如果发生战争不是要打到我们的领土上来?毛主席并不反对建立长波电台,条件是主权必须属于中国,而赫鲁晓夫不同意。反共右派历来是汉奸卖国贼,当然不会对主权感兴趣。而主权问题正在于如果苏联打正义的防卫战争,我们中国当然配合,如果新沙皇要和美国争霸,我们就不参战,长波电台也不许他们使用。可是赫鲁晓夫不同意,一定要我们把主权交给他们,这不是表明他要和美国争霸并把我们捆在他的战车上吗?联合舰队是他出军舰,我们只有人和港口。苏联海军具有天然的弱点,被分割在四个海域,建立联合舰队就克服了这个困难,可以在太平洋上和美国争霸。难道必须把我们的沿海作为战场?跟着他们一起和美国作战?建立了联合舰队就一切由不得我们了,如果我们不想打,不让他们利用我们的港口,他们一翻脸把军舰开走了,我们岂不是白白付出而一无所得?我们刚刚把他们从旅顺请出,怎么一转眼还要请回来?还是中国的整个沿海。可一贯卖国的反共右派对这些历来不管。
  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认为毛主席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上对赫鲁晓夫严词拒绝是小题大做。我们要问他们:如果美国把原子弹投到了我国的沿海港口,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们不怕原子弹,但也不能无谓地去为超级大国争霸火中取栗,引来原子弹。
  在人类的历史上,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当前世界的潮流。本质上来说,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和科技来。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这样,我们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和赫鲁晓夫的论战,骨子里就是第三世界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科技问题。首先还是我们中国要不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科技问题。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决不是偶然的,原本就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工业体系快要建成了,就以此刁难,好使我们建不成。但没把我们难倒,经过大跃进的建设和锻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终于在1963年大致建成了,并在1965年完全建成了。
  ▲第二:石油自给。
  西方国家原本断言我国是贫油国,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洋油过日子。
  石油自给不仅仅百家争鸣让李四光出头的问题,而且离不了群众性的地质勘探,规模大大扩大。当时全国到处在找石油,如四川南充一度就是寻找石油的重点。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地质勘探规模的大大扩大,也不能发现大庆油田。石油发现后能够在短短三年里得到开发,离不了石油工人的冲天干劲和火热的工作热情,也离不了工人阶级的智慧,像张洪池、王进喜这样一大批英雄模范,就是从工人里涌现出来的,而这一些能够得到实现就离不开大跃进。
  没有石油自给,我国就不能不受“洋油”所卡,国外已有军事家断言,即使打一场完全防御性的战争,我国的石油也只能维持两个星期。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大跃进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国不但努力寻找石油,还努力研究人造石油产品,如果确实找不到石油的话,就代之以合成石油。大跃进中在技术上我国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的水煤气合成石油每立方120多克,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超过了美国的80多克,接近于极限量。并且在大庆开发前办了一批合成石油厂。大庆成功后这些厂才关闭。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了有关工人和科技人员的这一努力。没有大跃进,没有广大工人和爱国的科技人员的努力,我们就没有能力做这两手准备。
  朝鲜没有石油资源,自以为工业发达,在国际分工里可以沾点便宜,前苏联一解体就乌乎哀哉!从朝鲜的例子又一次地看到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新沙皇没有帮朝鲜解决石油问题,哪么可能帮我们?
  不仅仅石油,大跃进中广大工农和科技人员对我国的
地质资源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底,后来许多矿产的发现离不开这一群众性的地质调查。这一成就附带在这儿不独立立项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批判了刘邓路线的破坏,我国广大工农又一次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找矿运动,许多被刘邓路线断言为无煤、无铁、无矿的地方都找出煤、铁和其他矿藏资源来。如:河北省的迁安矿区被刘邓路线判了死刑,文革中重新恢复。目前迁安不但矿藏特别丰富,还成了河北省和首钢的争夺对象。河北是我国目前第一钢铁大省,也是第一铁矿石大省。甚至历来缺盐的江西也找到了大盐矿。这也是大跃进的一项继续。
  可是在现在这个颠倒黑白的世道里,几千万人上山找矿,居然也成了大跃进的罪行了???!!!

  ▲第三:科学技术
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科研工作在许多方面普遍地开展起来,有的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对我们这个原来科技水平几乎是零的国家来说是极不容易的,甚至难以想象的。科技队伍规模大大增长、水平大大提高。我国能够大大提前完成科技十二年规划,就是靠的大跃进。
  ▲第四: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良土壤。
其成就之大是古今中外仅有的。只有后来的文革学大寨得以超过,至今没有来者。
  不少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如:小岗村目前的唯一财产就是大跃进留下的水塘。有一些必然会名垂千古。名扬中外的红旗渠还是小的,淠史杭就是二十世纪世界罕见的水利奇迹。美国有一个水利工程小得多,修了一个世纪也没完工,而安徽人民在大跃进中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75%的工程量,当年开工当年受益,其余主要在文革学大寨中完工。也有不少被刘邓路线摧毁了,通过文化大革命学大寨又一次上马,终于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如:山东、河南的引黄灌溉,也是反共右派竭力攻击的对象。在今后的史书上必不可免地写上这是大跃进和文革学大寨的成就,也必不可免地写上刘邓一度破坏的可耻的一页。
  没有人民公社就没有这一切。邓贼复辟破坏了人民公社也大批摧毁了农田水利设施,土壤板结。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制造和利用沼气,有的地方打取地下的自然沼气。这些作为本项的附带来说。

  ▲第五:研制了原子弹、导弹,我国的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就此开始。
——这使得我国在核霸王的威胁下有了自己的保护伞,从此谁也不敢小觑我们。这在旧中国是想都不敢想的。国外也没有任何人会认为我国建国不过15年就可以爆炸原子弹,如果有人这样说,只怕被关进精神病院。
  其他军事工业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如仿制了新的飞机、制造了直升机、坦克、潜艇、鱼雷快艇,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气垫船等等。
  国防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的自给能力提高了。

  ▲第六:地方工业一度大发展
,为建设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大量物资,不然就不会有第一个最主要的成就。还为下一次地方工业的大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培养了人才。
  虽然后来地方工业受到了刘邓路线的严重破坏,并企图彻底摧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倒刘邓路线后,就犹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星罗棋布,迅猛地爆发出来。如小化肥工业就是大跃进起家的,并且兴办200多家,经过1961年和1962年刘邓走资集团的反攻倒算被大批摧毁。只是在毛主席、柯老和周总理保护下幸存了22家。经过广大工人努力终于过了技术关、生产关和经济关,站住了脚跟。1964年开始平反,在文化大革命大批判中迅猛地爆发出来了。下面请看魏一同志的一张图,图中还有1972年毛主席引进的十三个和“四人帮”在上海兴建的吴泾特大型化肥厂,产量30万吨合成氨,我国的化肥工业设备制造能力已经达到了七十年代世界最先进水平。(说明:一个小星表示一座小氮肥厂,十四个大星表示十四个特大型氮肥厂。)
img: http://wengewang.org/attachment/Day_080507/38_1499_b4d69691d126235.jpg
  1961年和1962年地方工业缩小规模是必要的,但不能像刘邓那样狠毒,全面摧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还把地方辛辛苦苦建设的一些比较像样的企业收走了。1964年又盲目搞托拉斯,既打击了地方发展自己的工业,又可耻地失败。如果说刘邓不但在大跃进时搞一平二调,那么刮下马风时,还是“一平二调”,“平”从拉平到彻底平毁,“调”更严重了。批判条条专政,允不允许地方发展自己的经济,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一个主要焦点。作为一个反动的阶级,刘邓集团从来没有放弃过“一平二调”,一直到复辟,一直到现在。反共右派们对此从来不吭一声,他们不是最最最最坚决地反对一平二调的吗?
  没有大跃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地方工业特大发展。尽管邓贼当局疯狂地破坏和压制,目前我国地方工业在许多方面已经把邓贼一窍不通而又偏爱的中央大工业淹没了。没有大量钢铁就没有今天的第一钢铁大国,没有大办小水泥也没有现在庞大的水泥工业。没有各地办机械工业也没有今天中国庞大的机械工业规模。这不但是毛主席经济建设路线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大跃进的伟大胜利。是邓贼条条专政的可耻失败,终将彻底失败。

★发挥两个积极性是毛主席在经济学上的伟大创造★


  地方工业的发展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早在《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就提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说:“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他明确提出不但中央要建立工业体系,地方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一理论不是解放后才提出,早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以前,面对军阀混战的中国他就提出过各省独立,独立地建设自己的工业。当时根本没有建立全国工业体系的可能。如果真能够在军阀混战的空隙里,有一省或数省独立出来建设自己的小工业体系,无疑是中国的一大进步。现在解放了,毛主席仍然没有放弃年轻时这一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但中国已经基本统一,也具有了建立全国性工业体系的可能。问题是究竟中央和地方一起上呢?还是先上哪一个?
  最容易上也必然要经历的,事实上是地方性的中小工业。让各地建设小工业总要比高大精简容易得多。
  这个问题的最终敲定是在1959年。大跃进首先是从各地方建立自己的工业开始的,很快就提供了大量物资。如1960年我国煤炭产量四亿吨,是1957年的三倍,有三分之二是地方和农村的小煤矿生产的。没有这些物资中央大工业体系也建立不起来。但1959年中央一致决定首先建立中央大工业体系。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如何想的是一回事,陈云为什么会同意又是一回事,按他的“经济学”原本什么也搞不成。但客观情况和毛主席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又是一回事。
  从大跃进的最后结果来看,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提出的“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没有实现。大跃进中不但建了,而且许多到1960年已经不是1958年刚起家的时候了,短短不到三年面貌就大变样。如小钢铁厂,许多地方运矿石已经用索道或修了小铁路,人拉风箱早就被鼓风机所代替。小高炉也成了小“洋”高炉,有的小转炉炼出了合金钢。除此以外许多地区已经建立起一些技术复杂的小化肥厂。但在1961年几乎被下马风扫光。这样大跃进留下的主要就是中央大工业,而不是更多的小工业。客观上为了保住中央的大工业体系也不能不约束规模。
  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中又要建设中央工业体系,又要建立地方工业体系,建设规模不能不大。可不可以根本不建地方性小工业呢?不能!没有地方工业,就不会有建设中央大工业需要的大量物资。我们原本基础差,此时除了有一些军工,什么都没有。那么可不可以先不建中央工业呢?——这就要看国际环境了。说明白了,就看苏联的态度了。
  赫鲁晓夫如果不反对我们工业化,我们也可以先不建中央大工业,而是请苏联先帮我们在各地建设小工业,没有一套大工业的支援,水平就不能达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达到的技术和规模。只要苏联肯帮忙,就用苏联的工业来支援。到那时我们围绕农业建工业,建了工业促农业。办小化肥厂、农机厂、农药厂、小水泥厂等,以及提供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的厂矿,还有为小工业提供成套小设备的企业。然后实现农业机械化。建设地方小工业原本费力较少,我们可以轻松得多。需要的进口物资也不多,从外贸上看我们的农业也吃得消。实现农业机械化后,农业有了机械、化肥和农药,农副产品产量就大为提高,为建设大工业提供了强大的农业基础,地方小工业也有了相当的规模,到这个时候再建设中央的高、大、精、尖也就轻松得多了,可以从提供成套小设备的企业发展过来,甚至水平也可以高得多。大跃进时就曾有一些地方领导提出首先建设各地方的工业体系,暂时不要建立中央工业体系。党外也有经济学家这样主张。中国要工业化一开始也不能不上地方小工业。
  但赫鲁晓夫根本反对我们工业化,我们就不能不先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中央大工业体系来。而且主要靠自己建设,为此地方仍然不能不大动员以提供物资,结果两种工业不能不一起上,十分费力。到中央大工业快建成后,地方又不能不约束自己为中央大工业让路,这种让路变成了刘邓和陈云对地方工业的大摧毁。以至后来必须打倒刘邓路线重新开始地方的建设。这就是我们现实地走过的路。(上述那个党外经济学家看来是爱国的,他的想法也有合理的地方,但不了解情况太迂腐。据猜测大概他以为苏联的援助是靠得住的,终因不识时务而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关国家大计。当然对这样的经济学家要爱护。)
  可以肯定,这个问题毛主席一定考虑过再三,越来越感到赫鲁晓夫的咄咄逼人。一会儿国际分工、一会儿联合舰队、一会儿长波电台,就感到必须依靠自己,首先建立自己的中央大工业,所以他也是大跃进进行到一定时候才最后决定下来。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在世时他不会不知道在苏联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也不是不知道斯大林对付这个特权阶级是多么地费力。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局的变动,使得他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前早就能够预见到以后的发展趋势。就是西方的政治家也在预见苏联发展的趋势,何况他呢!所以尽管当时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支援还很热心,已经必然使他产生这种思想——这种热心还能维持多久?维持到什么情况?苏联一变就是社会帝国主义,也必然企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那时中国将怎么走?只要我们坚持建立自己的工业,和赫鲁晓夫关系必然恶化,国际上也必然会处于孤立地位,靠得住的朋友只有亚非拉的革命人民。而社会帝国主义一方面会和帝国主义争霸,典型的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另一方面必然要出卖亚非拉人民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跟帝国主义搞“缓和”。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利用这中间的空隙时间,把自己的工业及早搞起来。
  我们果然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空隙时间。观察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巧合”,好像很偶然,其中又有必然性。
  ▲第七: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科学种地也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广大农民也参加了农业机械的研制。如插秧机就是农民、工人和科技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发明创造的。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中国今后的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整个中国的出路就在于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中国必须走这一条路。尽管现在大多数地方被邓贼复辟破坏得非常厉害,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海某些地方走得早一步,邓贼复辟前已经实现,所以目前农村工业已经十分庞大,农民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这都得益于大跃进的第一次尝试。而邓贼复辟时没来得及赶上这班车的农村目前都很贫困。推倒邓贼复辟王朝后,必将再次走上这条路。农村的人民公社化为农村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以及科学种地提供了生产关系上的条件。
  1958年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以耕地为主要对象的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初步调查和评定了农业土壤资源,总结了农民鉴别、利用和改良土壤的经验,编制出农业土壤图、土地肥力图、土壤利用现状图和农业土壤志。在土壤普查的基础上,针对盐碱土、红黄壤、低产水稻土、风沙土等不同类型的低产土壤,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取得了理论和技术上的丰硕成果。大跃进还组织了全国的化肥试验网,先后在不同地区、不同土壤和粮、棉、油、豆、糖、茶、烟、果、蔬等作物上进行试验,在氮磷钾肥效、化肥品种、试用期、提高氮肥利用率、氮磷钾的配比、微量元素的应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化肥生产和科学施肥提供了科学上的依据。并且研究出利用豆科植物以磷增氮技术,禾本科作物氮磷配合以及磷肥有效使用的条件和方法。这些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在学大寨中进一步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大跃进中同位素技术也开始应用于农业,开始了辐射育种的研究。其他,大跃进还研究出了水产品如淡水鱼、海带、对虾、珍珠的养殖和菌类如银耳、蘑菇、香菇的养殖。有的养殖产品还带有大跃进时代的名称,如,福建养殖的蜗牛称之为“东风螺”。大跃进中还第一次对黄海、东海、南海的渔业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获得大量水文、水化学、生物、地质、地貌的资料。
  合作化以后许多农民就参加了培育优良品种,有一批优良品种如矮脚南特就是农民培育的。但是原来优良品种推广困难,在大跃进中一下就推广开了。那个时候大规模地开展了矮秆作物的育种,农业科技人员于1959年研制出的广场矮也得到了推广,并且发展出“珍珠矮”、“广六矮”及“二九矮”等。自此以后在我国籼稻品种中实现了矮秆化。矮脚南特、广场矮和台湾的台中在来一号被国际上誉为一次绿色革命,并在世界上推广。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南方籼稻品种实现了矮秆化,出现了一大批矮秆优良品种。
  大跃进中培育的优良品种名称,有的还带有大跃进的烙印,如:小麦培育了“跃进8号”等新品种。水稻有“跃进3号”、“跃进4号”等。
  除此以外全国各地农民到处都在大种试验田。只有集体化才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科学试验田活动。因为试验总有成功和不成功的,就是成功的也要经过许多次失败才能实现。一家一户的农民不可能拿自己一年的生计来冒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优良品种等得以大规模推广。那时还引进推广了外国的优良品种,如农垦58号。据统计1959年小麦优良品种碧蚂1号推广了9千余万亩,是我国至今推广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1960年碧蚂4号种植面积达1600多万亩。
  许多农民参加了农业科研并且出了成果。如:农民出身的水稻学家陈永康在1958年和广大农民与水稻专家一起研制出“三黑三黄”的水稻高产技术。同年10月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又在同年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丰产科学技术交流会上,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栽培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培育的优良品种老来青也是在大跃进中得到推广。对他这些久经考验的农业科技成就,邓贼也不能不承认,1978年颁于全国科学大会奖,用来证明正是邓贼复辟重视科学技术并取得了成就。
  大跃进也开始了耕作制度的改革,推广双季稻以及农业上的“三改”等等。华北也进行了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改革。按照农业发展纲要开始推行合理轮作、间作套种和合理密植。随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改旱田为水田。这经过了艰苦曲折的斗争,人为的破坏大大超过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因素和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历史已经证明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可陈云和邓贼集团大加攻击,胡说双季稻是“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凭什么理由下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就不是“三四十二超过二五得十”?当然推广双季稻和“三改”都必须经过试验。试验结果,各地情况不同有成功、有不成功也是正常的,暂时不成功的也不一定不适宜,后来证明适宜推广的地方,也不会一帆风顺。刘邓机会主义集团先是盲目地大规模推广,甚至歪曲毛主席的八字方针把合理密植改为越密越好,弄出后果为了推卸责任,一下子又成了最最坚决的反对派,把自己犯下的罪行倒栽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毛主席路线上,倒打一耙,好像自己从来就是反对者。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邓路线,“三改”和双季稻得到了巨大的成功。但邓贼复辟于心不甘,和陈云一起对双季稻再次大加攻击,这也是1980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的原因之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得双季稻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人们认识到三个矮子总还是比两个高个子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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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平均复种指数的变化图中可以看到从农业合作化开始,主要由于大跃进我国的耕作技术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复种指数大大提高。可是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下马风和“三自一包”中,耕作制度的改革受到了刘邓集团和陈云,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复种指数大大降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才恢复并进一步发展。邓贼复辟又一次反攻倒算,甚至诬蔑耕作制度的改革是什么“使得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的灾难”,加上再次推行大包干,1980年复种指数大幅度下降,这就造成了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严重的粮食减产和农业危机。但耕作制度的改革是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不可逆转的,所以尽管邓贼贼心不死,耕作制度改革的成功和复种指数的提高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1985年大减产以后,开始回升,后来缓慢地提高。邓贼的这一经济政策又一次遭到了失败。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的农业耕作制度改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目前已经成为无法否定的现实。
  在大跃进中刘邓代表的机会主义集团提出了所谓的“少种、高产、多收”,影响所及处对农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受到了毛主席路线的坚决反对和批评。我们从复种指数变化图中可以看到,大跃进三年,完全是复种指数大幅度提高的三年,所以尽管刘邓的“少种、高产、多收”破坏很大,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可是下面我们就会说,反共疯狗wenjunq竟然毫无根据地把“少种、高产、多收”归罪于毛主席和大跃进。
  进行了耕作深度的研究。东北经1960年大面积调查测定,耕作层由13厘米左右提高到20厘米左右,大豆可以增产49%,高粱和谷子均至少可以增产20%以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刘邓走资集团盲目提倡越深越好,就归罪于大跃进,否定了大跃进的成就。与深耕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壤改良以及对土壤改良的研究。
  正是大跃进中农民到处搞试验田,才能够研究出先进的农业科技成就,没有试验田,已经取得的许多农业科技成就也不能推广。而没有农业集体化、没有人民公社也不能大规模地进行科学试验。
  大跃进中的群众性农业科研成就,许多已经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了专著和写出了教材。至今我们还在受益,只要农业还存在就子孙后代永远地受益无穷。
  现在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对大跃进中的试验田大加攻击,以至于一提到试验田好像就是亩产万斤。刘邓及其追随者的亩产万斤当然不是试验田,绝对不能把他们刮浮夸风的破坏,强加到广大农民辛辛苦苦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的试验田上。
  农业科研既然是科研,就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有成功也有不成功,就是成功的也有经济上划不划得着的问题。笔者在大跃进中的农业展览会上亲眼看到过庞大的山芋和木薯,饱满的花生和巨大的南瓜,没有籽的西瓜,二四滴和赤霉素刺激下长得很大的蔬菜和番茄,结满棉桃的棉花和千斤大猪(活的),以及许多其他农业科技成果。有的成果现在已经推广不罕见了。棉花是靠赤霉素刺激出来的没能推广。我到文化大革命参加科学种田才知道,原因是给每朵棉花涂赤霉素(此时已经改称为九二〇)极其费工。当时发动群众想办法减少涂九二〇的工时,有人发明了一种很小的喷雾器,工效提高几倍,费工仍然不小,仍过不了经济关。至于千斤猪在大跃进中试验后已经得出结论,饲料报酬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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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现在也成了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攻击大跃进的口实。其实试验并没有白费,至少我们知道了猪不是养得越大越好。有人问爱迪生,你制造电灯试验了一千多种材料,最后只有竹子做的碳丝灯泡才成功,不是说明前面的试验是浪费时间和材料吗?爱迪生回答他,前面的试验没有白费,我发现了有一千多种材料是不适宜作电灯的。何况碳丝灯泡只能点几十小时,不久就被别人研制的钨丝灯泡替代,只有疯子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爱迪生的试验是劳民伤财。邓贼刚复辟时,为了标榜只有自己才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就抄袭大跃进的试验。他明明知道棉花通过九二〇刺激可以结满挂,也明明知道猪可以养到一千多斤,于是在他的四个现代化的展览里又一次看到了二十年前看到过的展品,这才是真正的劳民伤财而且卑劣地剽窃。就好像把爱迪生淘汰了的材料再做一遍。正象马克思说的,许多事在人类的历史上往往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英雄的史诗或悲剧,而第二次完全是闹剧。到后来邓贼再也不搞千斤猪了,而且听任反共右派大加攻击。至于结满挂的棉花,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解决费工问题成为值得推广的现实。
  大跃进里也对各种鸟兽对人类的利害进行了普遍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麻雀了。历来麻雀被认为糟踏庄稼的害鸟,因此在大跃进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打麻雀运动,这在现在也是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反大跃进的口实。甚至造谣说,上海复兴中路的林荫道就是因为打麻雀被虫吃完了。完全是谎言。我家就住在复兴西路,离复兴中路不过百来米,经常去玩。1963年还在那儿的林荫道上拍了电影《宝葫芦的秘密》。其实正是大跃进对麻雀的研究才给麻雀平反,得出功大于过的结论。其他如黄鼠狼、猫头鹰也是大跃进平反的。
  在大跃进中,我国还开始了人工降雨和消雹工作,尽管规模还不大,但是证明对于解除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够起很好的作用,值得以后推广。无论是北方的旱区还是南方的安徽、上海、江苏、浙江,都进行了人工降雨。现在称为人工影响天气。当时还做了另一个“人工降雨”的试验,文革学大寨中称之为“喷灌”,这应当属于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方面的成绩。
  1969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后,又一次提出了“科学种地”,并且硕果累累,有一些正是大跃进尝试并在后来被刘邓路线破坏的。例如用高射炮和土火箭消雹普遍地开展起来了。复辟以后一切又被邓贼当局反攻倒算了,打冰雹云的高射炮和土火箭都不见了。又如出现了山西的高忠丽(女)等农民育种家发现了太谷核不育小麦,吉林的朝鲜族老贫农李贞研究了水稻远缘杂交培育出了玉米稻。复辟以后农民搞科技被排斥,单家独户的小农也没法搞研究。
  邓贼把杂交水稻盗为自己的成就,完全归功于袁隆平,闭口不谈几十万农民、几千科技人员、上百个科研单位和十几个省的努力,闭口不谈杂交水稻这一大工程是在谁的领导下进行的。对于大批其它的农业科技成就也低调处理,甚至制造出袁隆平养活了中国的神话来。这些篡改历史,隐瞒历史真相的伎俩已经被人们揭穿了,还将进一步彻底揭穿。科学种地也不仅仅杂交水稻,我国培育的优良品种占当时世界农作物的一半。其它如:机械化养猪,配合饲料,菌类培育,人工养鱼,马贫血病的医治,植物生长刺激素的运用,耕作和施肥方法的研究,灌溉技术的改变(如喷灌),塑料大棚等等。地膜覆盖虽然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早在六十年代后期我国就已经研究出纸膜覆盖了,(效果比地膜好,但成本太高尚未解决),也进行过塑料地膜的研究。到了1976年,我国塑料工业的生产能力由于大建设的成功而大幅度上升,就为塑料地膜覆盖技术提供了物质条件。
  没有大跃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科学种地的大批成果。
  五十年代我国的条件差到了极点尚且取得了如此之多的成就,而邓贼复辟以来尽管毛泽东时代留下了雄厚的家底,却连一个早已经研究成功的配方施肥也推广不了,根本原因就是复辟,一家一户的小农户根本没有条件从事这样的工作。

  ▲第八:电子、造船、化学、原子能和航天等工业都开了一个好头,为今后的大发展提供了经验、先例和技术力量。
化学工业包括化肥、化纤、塑料等。使得我国的工业能够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成为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且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来。半导体、电视机、电子计算机、吴泾化工厂、化纤厂和塑料厂(规模很小,但从无到有)、东风轮等。东风轮是中国造船工业的第一个试制产品,而风庆轮远航五大洋是我国造船工业体系建成的标志。
  ▲第九: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大大壮大。
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大增加,技术水平大为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也大为提高,有了一部《鞍钢宪法》。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正是开发了广大工农的干劲和智慧,通过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创造的。在工人中涌现出一批工人工程师,农民也有许多发明创造者。工农真正地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人民群众经过锻炼关心国家大事已经成风。
  ▲第十:文化、文学、艺术、教育、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

  除四害,讲卫生,送瘟神,扫除文盲,普及科学。教育革命、科技百家争鸣都开了个好头。学校培训了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急需的大量人才,编制了自己的教材,改革了教育方法,不再依赖和盲目学习外国。学生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科技活动。科技也有了我国自己的体制。医疗水平大大提高,甚至创造了世界医疗史上的先例。初步创造了农村合作医疗和不脱产的农民卫生员(赤脚医生),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了推广,为我国七十年代人口平均寿命提高到69岁提供了医疗卫生条件。研制和批量生产了计划生育的工具和药物,以及吸引法人工流产技术。劳卫制体育活动轰轰烈烈,体育人材辈出,许多体育运动打破了世界纪录或夺得了世界冠军。
  文艺上值得一提的是全民性的“万首诗运动”。诗言志、歌咏情,不管反共疯狗们如何诋毁,无法改变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的事实。疯狗金辉、茆家升之流攻击大跃进中的人民群众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粒棋子,那是瞎说。他们应该知道,流水线上不会出诗。人民群众如果没有极大的热情,也不可能欢声笑语、你追我赶、歌声嘹亮。除此以外,那时到处都有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后来有些人还开始了写小说,出了一批工农作家。

  ▲第十一:为我国今后的建设探索到了一条道路
,这就是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宣布的毛主席的四个现代化的规划。毛主席最初提出这个方案在1963年8月。
  ▲第十二:轻工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凡不依赖农业提供原料的轻纺工业产量,如自行车、缝纫机、钟、自来水笔和搪瓷产品等都有了很大的增长,速度一点不亚于重工业。还生产了不少以前不能生产的产品,如化纤、塑料制品、手表、照相机、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等。已经能够生产的品种增加、质量提高,或者研制出利用低质原料来生产。由于技术革新,我国的纺织工业机器运转加速,效益提高。1958年和1959年纺织产品不但产量大幅度提高,而且很快就把大丰收的原料纺织完了(因此调出人员和厂房来支援重工业,这被陈云之流说成大跃进轻视轻工业的“铁证”)。只是1960年因为经济作物减产轻纺工业才减产,即使如此纱、布产量还是大大超出了1957年。后来由于“三自一包”的大破坏,我国经济作物大幅度减产(下面就要说),造成了轻纺工业进一步大幅减产,这是不能由大跃进负责的。其他如:糖、油、丝、烟等也是如此。呢绒、机制纸和纸板1960年仍然大幅度增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以上十二大还不是大跃进的全部成就,有的笔者知识面有限还不知道,也有一些目前不愿意说,但已经大大说明问题了。在以后人们必然还会发掘出大跃进的更多成就来。以上有些成就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有激烈争议甚至被看成大跃进的罪行,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成了不争的伟大功绩。最突出的是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的大发展被否定,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被一扫而光,都被说成了罪行,种双季稻以及农业上的“三改”全都被倒算。安徽的水利奇迹淠史杭成了争议对象,山东的引黄灌溉被摧毁也列入了大跃进的罪行榜。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都被攻击为浮夸风和共产风。研制插秧机也有了大罪。邓贼复辟一度仍然把这些作为攻击对象,有些至今还在攻击,但其伟大的成功已经深植于民心不可逆转了。有一些文革前经过斗争终于得到了成功。鱼雷快艇大家看过电影《第二个春天》了吧!东风轮到1965年才得以远航。所以如果在1962年写一份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我们不得不少写好多。目前仍然有一些成就是全盘否定的对象,但对今后还会有开创作用、启发作用并且人们将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试验,还得搞下去。但是现在会引起争议笔者已懒得提及了。已经有十二大成就了!够了!足以让追求真理的年轻朋友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伟大而又火红的英雄时代,有一部英雄的史诗叫做大跃进。我相信我现在不提的,将来人们总是要再一次地提起,并且再一次地完成大跃进开创的伟大事业。如:甘肃的引洮工程以大悲剧而结束,经过文革也没有再上马。邓贼复辟作为大跃进的重大罪行来反对。但我坚信,人们不会以成败论英雄,和任何事业一样,大跃进不可能事事一帆风顺,不可能光打胜仗没有败仗。几十年后对这失败了的英雄史诗,历史将会做出最最合理、最最公正的评介的。
  没有大跃进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国民经济第二次大发展,不会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决不会有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所以大跃进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打下了第一个基础。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承和发展大跃进的事业,打下了第二个基础。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等着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向四个现代化最后冲刺了。——不幸的是,毛主席逝世后发生了邓贼的资本主义复辟,到现在我国许多方面大大落后了。
  以上这些成就虽然不仅仅是三年努力的结果,但大跃进三年无疑起着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任何国家只要在三年里做到其中一条就十分了不起,何况我们全做到了。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大跃进失败了,相反:

★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们的成就国际上是公认的。1962年正是帝修反疯狂地反华大合唱时期,1963年他们终于不能不承认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5年在亚非经济讨论会上,我代表团团长南汉宸还对着与会者介绍了我们的经验,发言是:


    新中国成立不过15年左右,我们的国民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当强大的,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工业体系。而且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已经占了显著的地位。解放以前,我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重工业,而且技术水平十分低下,而现在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当强大的、部门又比较齐全的重工业,包括采掘工业,黑色冶金工业,有色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动力工业,石油工业,化工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等。在技术水平方面也有了十分显著的提高,例如,目前我们已经能够依靠自己资源,和技术水平创造出一些高精尖或大型的设备。我们自己制造成套工业设备的能力也比过去大为提高,同时大大地提高了我国所需的主要原材料的自给程度。


  这儿只说了大跃进的第一个也是最最主要的伟大成就。
  可是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居然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真相,说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居然还在编造毛主席面对着大跃进的失败如何如何???!!!
  这是当时为国际友人公认的。我国在第三世界第一个建设成功自己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具有了这样的资格对第三世界介绍自己的经验。而在1960年毛主席还说我们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经验可以介绍——这不是谨慎。

★大跃进的伟大功绩和成就必然流芳百世★


  可是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们出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不但不敢正视,而且绝对不允许人们提到,只要有人提到大跃进有什么成就,他们就要利用邓贼复辟的法西斯统治氛围以势压人不许说下去。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得发了疯,一看到毛泽东时代尤其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成就,就忍不住要诋毁,能够否定就竭力否定,不能否定就竭力贬低。有时提到也是逻辑全都颠倒了。例如:金辉在他的《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里,甚至连扫盲、办红专大学、农业中学、小学、农业技术学校、俱乐部、文化宫、剧团、城乡群众性体育运动、军事野营、航模、无线电活动。文艺创作、搜集和编选民歌、创作和搜集民歌的高潮、创作整理各种戏曲节目、挖掘编写小说、特写、散文、故事等等,统统都作为大跃进的罪行来声讨。这不都是社会发展的大好事吗?他们却一定要这样说,除了暴露他们自己的颠倒黑白和行为与目的的卑劣外,不会有什么效果。在他们眼里我国只有什么都不做,不能有任何成就,去给帝国主义至少当三百年殖民地,最好永远当殖民地。他们就可以当“红色”的或白色的、黑色的买办,得到外国主子的豢养,然后在卖国中收到一笔回扣。


  第四章:大跃进的必要性和新矛盾出现的不可避免性

  中国需要一个大跃进,原本出于孙中山,可是他没有实现,他夸口要在中国建设二十万公里的铁路,结果一寸也没有建。我们当然不能够苛求于他。但中国确实需要建立自己的工业和科技,需要一个大跃进,这是从林则徐烧鸦片以来就有的强国梦。洋务运动正式实践,由于不触及封建统治,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国强兵只能是个幻梦。不过洋务运动以船坚炮利为开始,后来意识到强兵必须富国,于是兴办起民用工业,这一次序倒和我们在五十年代先建设起一定的军工,再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是一致的。
  洋务运动不解决问题,于是学习日本。戊戌变法失败,就学习法国。辛亥革命也解决不了问题,什么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到后来都成了军阀混战。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共产党的肩上。新中国建立后先恢复国民经济,再建设军事工业,这也为以后建设自己的工业作了准备、取得了一些经验。称为准备,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生产关系的改革和政治上的准备,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和整风反右。然后就开始正式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这就是大跃进。
  大跃进当然是毛主席发动、毛主席坚持、最终在毛主席领导下克服了刘邓的下马风成功的。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硬把大跃进作为罪行,把大跃进和刘邓等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刮起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同起来,掩盖“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罪行,再对带来的损失和当时我们面临的各种原因的困难尽量夸大,编造出饿死多少千万的谎言来。他们说这正是毛主席发动大跃进的结果。毛主席力纠五风但保护大跃进,也保护了参加大跃进的刘邓集团。他们就说你看,毛泽东还要坚持大跃进,所以就是坚持浮夸风和共产风。进入1961年后,刘邓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惊慌失措,从大跃进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逐步滚到背叛大跃进,他们又说你看毛泽东还要坚持三面红旗,所以就是还在坚持浮夸风等错误。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呢?他们只强调农业和粮食上的困难,夸大后果,捏造出饿死几千万,但就是不提我们经济建设中面临的极大困难,连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也说没有带来什么损失,甚至还为赫鲁晓夫叫好。对大跃进的巨大成就他们闭眼不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提及。这种种行为只能给出一个结论:他们根本反对我国建设自己的工业,而是要去做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去当三百年殖民地,永远当殖民地。
  有人可能会问,不搞大跃进可不可能实现上述成就。——不能!绝对不能!!!
  国家的建设不能没有突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办厂也不是没有突击。绝对不要去相信陈云的“均衡生产”细水长流。
  对于反1956年的“冒进”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陈云给1956年加的主要罪名就是基本建设规模太大、积累率太高了。绝对不要去相信他的“经济学”,复辟以后他一度掌管经济,什么效果都没取得,邓贼复辟造成的年年财政大赤字没有解决,工业生产增长率倒大幅度下降。他对最佳积累率进行了一番“探讨”,很快就被实际经济发展所冲破,一再修改,一再破产,后来也不“探讨”了,始终没“探讨”出个所以然来。
  积累率不要过高原本正是毛主席提出的。这在1953年到1957年就意味着少出口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少建设一些引进的外国企业。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家底,从外国引进先进的工业不能不拿粮食、大豆、猪肉等农产品去换,还有用布匹等轻工业产品去换,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原本就低,这就要影响人民生活。当然也可以出口珍稀矿产品。但这不但是廉价出卖资源(在一定时期也不能不这样),另一方面这些矿产品在我国不能不采用最最原始的办法,花大量劳动力开采,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就不吃饭吗?下面就要说,中国工业化的困境就在于农业,在于一个粮食、一个劳动力,不能抽出足够的数量去支援工业和商业、航海业。所以我们起家时,无论出口什么都必然影响人民生活,为中国的农业所无法承受。
  但毛主席没有陈云那样书呆子气十足。各个不同的年份不可能要求积累率一样。我国是在1953年引进苏联和东欧的156个项目的。那年是破土动工时期,1956年正好进入设备安装时期,大批工厂的厂房已经竖起,正等着安装设备,而设备的价值高,这些企业还一环扣一环,一个企业建成需要另外的企业提供原料、燃料、动力、运输、配套产品等等上游产品,有的企业正好是提供上游产品,建成后必须有下游企业作为出路,按资本家的话说就是必须有市场。这就决定它们投产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必须突击建成。不然一个企业建成后还得等待另一个企业,造成闲置,虽然这不可完全避免,但应该尽量减少。也正如此,1956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不能不大、积累率也不能不高。而按照陈云的“均衡生产”和细水长流,必然造成已经建设成功的企业长期等待,弄得不好,等待的企业建成了,它也锈蚀了,至少天天在白白地折旧,还要人工保养费。所以必须突击完成。

★经济建设具有阶段性必须通过大突击★
★这是毛主席在经济学上的伟大发现★


  资本家办厂要通过突击是不自觉的,而毛主席把它上升到了理论上。毛主席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另一个伟大发现就是建设必须突击一批、巩固一批,再突击一批,再巩固一批……。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细水长流的均衡生产,也不可能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最佳积累率。
  这些问题,书呆子陈云从来就不曾想过,刘少奇批判反冒进很积极,怎么想的无从知道。如果他像毛主席那样想也不会在大跃进中搞浮夸风和“共产”风了。至于反共右派只要反共反社会主义,当帝国主义殖民地,其他什么都不想。
  1958年我国再一次地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上述第一个成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就非常明确地出要“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是1963年周总理宣布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任何体系都有它的完整性,但文革前我国的体系门类还不全齐,所以建成后称之为初具规模。)但这个计划错误地、毫无根据地规定“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实现,重点也在产品的数量指标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十五年划分成如此三截。当然这是经验不足,不扯远了。(注:本人是根本反对“五年计划”体系的,也正如此尽量不提诸如“一五”、“二五”。七十年代就嘲笑“历史每过五年,人为地循环一次”。反1956年“冒进”正是死守五年计划的结果。最最可笑的是“二五”被大跃进冲到九霄云外去了,到现在邓贼还在坚持“二五”。他们不是唯物地让自己的思想来适应历史现实,而是要历史现实来适应人们的计划。复辟时更是要适应自己的复辟需要。)
  这次大建设才真正走上了我国工业化的道路,实现了我国的强国梦。这样的大建设不能不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首先没人愿意帮我们的忙。即使赫鲁晓夫愿意帮助我们,我们也不能不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因为苏联帮助意味着出口我们的农副产品、轻工产品和珍稀矿产品在来换取他们的工厂,一切依赖外国就不能不多出口,从而影响我国人民的生活。而自己搞,就不能不动员起我国的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发动我国的工农群众,开发他们的干劲和智慧,并在最短时间里把整个体系建立起来。所以其突击性大大超过了1956年。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制定计划时对于自己要建立的工业体系必须认真斟酌,在保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尽量缩小规模,最最重要的是不能节外生枝,不能盲目扩大规划。也正是这个原因,毛主席说:“以前你们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你们的冒进。”另一方面也只能说“尽量”,连神仙阿爸也不可能完全恰如其分,所以当制定计划的同志盲目乐观,一再追加项目时,毛主席既批评又谅解,谁也没有经验,尤其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建设的经验。
  最最可笑的是反共右派和现在的邓修分子,一方面指责我国建设不依赖外国,诬称为“闭关锁国”——也就是要我国人民减少自己的消费,完全依靠用自己生活必须的粮食、大豆、猪肉、布匹等去换取外国的机器。另一方面,又大造谣言故意大大夸大和攻击我国的出口。攻击最最厉害的就是1959年出口了83.15亿斤粮食,比1957年的41.852亿斤多了41.298亿斤。1959年的出口源于1958年的农业,1958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就不能多出口一些?即使根据邓贼篡改的数据,1958年也比1956年多收了145亿斤粮食,多出口41.298亿斤,人民消费不是比1957年还多了103.7亿斤吗?出口一些粮食、大豆和猪肉、布匹不就是为了跟外国换取机器吗?出口珍稀矿产品前面说过就不重复了。按他们的意思究竟是出口好还是不出口好?外国的机器设备是引进好还是不引进好?反正横竖都有罪名给你。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仅仅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去给帝国主义当殖民地。至于原子弹根本不是靠进口,几乎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的,核试验中所用的一千多套设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赫鲁晓夫原本同意给我们原子弹后来不给了,他们又不是不晓得。何况邓贼的数据是篡改的,仅根据河南、甘肃、四川、安徽、吉林、江苏、山东、浙江、云南、河北、贵州十一省计算,邓贼缩小的1958年粮食产量就达180.152亿斤。
  有人会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建设的。
  凭什么我们必须完全照抄外国?正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他们“言必称希腊”,从来不了解也不去研究中国的国情。一切只知道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转。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为什么非跟着洋人不可?帝国主义国家建立自己的工业,依靠对外大肆侵略、掠夺、屠杀。后起者日本,正是靠侵占朝鲜,侵略我国,取得了巨额的赔偿,夺走了我国的台湾,还在东北和沙皇俄国打了一仗,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而中国不但没有资格去侵略别人,还受着门户封锁。第七舰队就在门口,侵占了我国的台湾,天天都在挑衅。
  如果正视我国的历史,那么就会发现,我国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具有极其巨大的、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困难,这些困难在二千多年以前已经决定了。笔者在2007年4月1日在网上发表了拙作《秦始皇的铁路》,被到处转贴,搜索最多达到二万多页。又在今年4月1日发表了《秦始皇的铁路是我的哥德巴赫猜想》。希望大家去搜索阅读一遍。前者被人称之为一个历史爱好者的愚人节礼物。其实我写这篇文章完全不是为了跟大家开玩笑。它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2007年3月几乎整个月。虽然我在网上有时也要开一些玩笑,但决不会舍得花费那么长的时间。这篇文章的内容在我的头脑里萦绕了三十多年,只能说我利用愚人节来传播自己的观点。今年《秦始皇的铁路是我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就没有什么人代我转贴了,看来他们仍然以为是我自己对于愚人节礼物的揭晓。其实这一篇更长,就是说明我国实现工业化必然会遇到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困境。
  这儿简单地来介绍一下。我国早在战国时期社会已经相当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大致相当于我国战国水平。但我国那个时候根本没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重大发明还没有。而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发明全是我国花了两千年的漫长时间创造的。我国最最伟大的发明有三个层次。第三层是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其实还有造船,哥伦布的船不但没法和郑和比也没法和我宋朝比),培根指出其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但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第二层次的发明,炼铸铁、炼钢、用煤。没有它们就没有工业革命。这也是我国发明的。尽管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先发明炼铁,发展却极快,这大概和我国商朝炼铜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顶峰有关。西方虽然从西亚学去了炼铁术,使得欧洲一夜之间从原始社会跃入了发达的奴隶社会,但长期水平很低,斯巴达克只好用短剑打仗。西方学会造纸是阿拉伯人从中国带去的。成吉思汗把中国花了近两千年时间才创造出来的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带到了欧洲,随着大炮同去的应该还有炼铸铁。至于用煤,在马可·波罗以前,欧洲还不知道有可以燃烧的黑石头。没有成吉思汗,马可·波罗也不可能到中国来。这样,欧洲又在一夜之间得到了我国战国时期还没有的发明创造,并因此进入了资本主义。中国的发明创造远不止这些,还有算盘、风箱、纸币、豆腐、豆芽等等。
  而中国化了二千多年的时间创造了这一切却没能发展起资本主义来。原因正是在这二千多年里我们不但有伟大的发明创造,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个历史包袱仍然是我国的伟大的发明,是比上两个层次更加伟大的第一层次的发明。那就是绣花式的农业、有机肥的使用和对边际土地的开发。历史将证明我们这个发明更加伟大,世界人口总是要增长的,最后就得学习我们的农业。但两千多年里这个发明虽然在我们这块土地养活了庞大的人群,却不能进入资本主义。因为这个发明在农业实现机械化以前把庞大的劳动力拴到了农业上。我们的农业越是发展,越可以供养更多的人,这种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也就越多。由于人均土地的减少,要获得高收入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了。人口增加了、劳动力多了、多出来的劳动力越是不能不去务农。清朝时期,西方国家进入了工业革命,我国实现了雍正新政,使得我国能够养活的人口翻了两番,达到四亿。大量的边际土地,如盐碱地、半干燥地、沙荒地、红壤、山地等被开垦出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就更大了。这本是雍正新政的伟大功绩。七十年代末我就说过,雍正皇帝不但对中国的历史有伟大的贡献,历史将证明对于世界历史也是伟大的贡献,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使得中国农民在农业上的创造得以应用推广。但中国要进入资本主义就更困难了。
  在历史上,除了大规模的战争使得中国人口大规模耗减后,遇到政治清明人平粮食产量就会较大以外,一般来说,从战国的李悝开始,我们的农业每个劳动力只能生产3000斤粮食,而在社会走向没落腐败时还没有。清朝末期更是每况日下,全国刚解放时只有1000斤。而西方国家在进入资本主义前夕,每个劳力粮食产量达到10000斤以上。他们的耕作是极其粗放的,在中国农民看来如同儿戏。但他们人平土地多,又平坦肥沃,所以有着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要进入资本主义,就必须农民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去供养工商业者、远洋航行者、造船工人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人,但中国就没有这个条件。
  我国进入了这样一个怪圈,有着庞大的人口、庞大的劳动力,却不能抽出足够的劳力去从事工商业和航海业,我们具有先进的农业,很高的亩产量,却不能养活足够的工商业劳动者。苏晓康等反共右派只知道对西方顶礼膜拜,对自己的民族采取虚无主义,否定一切。比如郑和下西洋嘲笑其仅仅为了树立天朝大国的形象,没有经济意义。其实郑和下西洋经济上正是为了交易,从海外运来的香料一度成为硬通货,作为明朝官员的俸禄。但香料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最后郑和航行被否定也是因为农业养不起大量的造船工人和远洋航行者。造船工人和远洋航行者还需要一套商业和服务行业来为他们服务,这些人也是劳动力,也要吃饭。
  西方国家最初的远洋航行也是为了黄金和奢侈品。西班牙和葡萄牙从美洲和非洲,还到亚洲,掠夺了大量的黄金、白银,以及大量的珠宝、香料和象牙等过着奢华的生活,也供养了大量的仆人。他们就不怕大量的劳动力当仆人会没有饭吃,还以这些仆人衣着华丽而自豪。他们掠来的大量金银冲到欧洲引起了黄金和白银的贬值,或者说物价的上涨。如流入英国换取毛纺织品,毛纺业取得了厚利。英国的毛纺业发展起来了,出现了羊吃人,大批农民被赶出家园,最后这些农民又成了毛纺工人。他们也不怕因此出现粮食问题,因为还有不少农民在种地足以养活全国人口了——尽管劳动者生活还是悲惨的。这样,西班牙和葡萄牙掠夺来的大量金银,又通过毛纺业养肥了英国,最后英国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称霸世界。毛纺业的大发展引起了工业革命,出现了大工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和资本家。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而我们却没有这个条件。
  一个粮食,一个劳动力,约束着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发展自己工业的巨大障碍。资本主义本身就大量地无谓地浪费着粮食和劳动力,比如失业者、不劳而获者、佣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企业必须有过多的管理和推销人员,刚开始企业过小却五脏齐全,在自由竞争中企业的互相残杀,过多的商业、服务业人员等等,一部分人生活奢侈也造成了大量的粮食浪费。而避免这一些只能靠社会主义。
  就以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来说。我国原来手工作坊式的资本家工厂大量合并,往往几十个小厂合并成一个大厂。经过改组,节省了大量非生产人员。大批原来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员下了车间,设备的利用率也大大提高。小企业之间的无谓竞争消灭,以前是同行相仇,现在合并在一个厂里互助协作,生产效益立即大大地提高。正是这个原因,1956年我国的工业生产总值立即猛增了28%以上。没有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样没有大跃进中的工业大增长。
  另外,商业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商业上的互相竞争,大大减少了无谓的商业网点,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转到工业部门。可是邓贼当局和一切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居然把这作为我国商业的衰落,说是什么大破坏。其实无论销售量还是购买量都大大提高了。以前需要大量人员完成的商品流通,现在少量人员就可以完成了。对于转入工业领域的人员,反共右派居然说是因为商业的衰落,不得不到工厂里去做工。他们根本无视我国解放前产业工人只有300万的低水平,解放后大幅度提高了。他们说话总是颠倒的,如果没有工业大发展,“商业衰落”后的人员又哪来的机会进入工厂呢?另外社会主义改造又使得许多生产资料不是通过商业,而是通过调拨流通,这也大大地节省了人员。
  看看今天的中国吧!不是商业网点太多了?尽管大多数群众的消费能力因为物价上涨而低下,商业网点、甚至银行储蓄点,却大大增加。商业企业占用了太多的劳动力,许多商店旋兴旋败,前来购货的人却极少,大批营销员闲着无事,或者为了拉一个顾客而费尽了口舌,还有不少人在街上往人们手里塞广告,为了推销,广告、游行、演出什么法子都想尽了。这一些都浪费了极大量的劳动力和物资资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在购销两旺下从商业和服务业里节省出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工业的发展。
  除此以外,还得极大地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首先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群众中不但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还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使得广大工农真正认为自己当家做主人。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人民群众就不是主人。让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去嚎叫吧!大跃进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的劳动热情,是我们亲身经历也亲身参加进去的,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一定要闭着眼睛说瞎话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有一个大跃进的反对派李成贵在他的《关于大跃进的注解》中总算说了实话: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中,意识形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频繁而强大的共产主义教育,很快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促进了“大跃进”场景的确立,并为有关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合理性辩护,从而降低了特定政策的摩擦和运作成本。这种教育将社会整合成一个有利于对共同事业纯粹献身的庞大体系,人们虔诚地依附于政治共同体,并不断为之作出贡献,而不期望在每种情况下都得到明显的回报。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X 无效率的发生。李约瑟老人曾特意表明他对1958年的中国的实地观察印象,“我所得到的最鲜明的印象是,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受武力强迫劳动的想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与此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人民自觉自愿,满怀热情,共同努力提高生产和实现现代化(有时越过了政府计划的要求);对古代文化的自豪促使他们在现代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
    ……人们干劲十足,迅速集中的劳动积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限制。
    ……广大群众满腔热情的冲天干劲也是空前绝后的,在国家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为早日改变城市农村的落后面貌,为实现工业化、机械化,为提前迈入共产主义社会,过上美好生活,夜以继日地奋斗在田间地头,甚至十天半月地连续作战,让高山低头,逼河水让路,形成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的确创造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奇迹。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不免令人为之感动。这毕竟是一场激荡人心、富于幻想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试验。其中体现出的艰苦奋斗和纯粹献身的精神,就像绝大多数人都已看到的那样,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与那些矢口否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如金辉、丁杼、茆家升之流比,李成贵先生还算实事求是。需要纠正的是,当时的群众积极性不仅仅是个教育的问题,而是国家真正把工农当作主人,人民群众才会有如此的献身精神,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改造造成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建设自己的家园。就好象战争年代他们以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投入到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去一样。
  值得大为一书的是人民群众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那个时代大多数企业还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如工程师、技术专家等等。正是靠工人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行技术革新,改变了生产面貌,甚至生产了许多爱国的愿意国家富强的知识分子尚且认为没有条件生产的产品。农村中也有不少农民参加农具改革、创造新的农业机械和农艺改革。不能因为有人搞出亩产万斤的试验田而一笔抹煞。样板戏《海港》唱道:“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邓贼复辟,不但封杀了《海港》迫不得已播放片段时也把这一唱词改了。适见其一副大跃进的背叛者,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叛徒的面貌,也暴露出其害怕历史真相的阴暗心理。中国的海港就是大跃进把面貌改,不仅海港,许多企业都是靠工人的智慧改变了面貌,即使和西方最先进的工业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的家底大大不同于以前了,而反共右派除了攻击以外对我国有过什么贡献?
  所以: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但即使如此,对我国来说,实现自己的工业化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了。1953年我国开始了经济建设,一方面开始建厂,另一方面解放前留下的失业工人大批得到工作,粮食需求也就提高了。尽管解放后农业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比解放前大为提高(1954年我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1126.8亿斤),但1954年问农民多要了70亿斤粮食,农民就“家家谈粮食”。70亿斤是多少呢?全国粮食产量的2%!仅仅2%啊!社会就吃不消了!!!1958年我国的大规模建设,从农村吸收了2000多万劳动力进城当工人,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社会又一次地吃不消了。在我们这个人口最多,劳动力最最多的国家,居然发生了严重的劳动力缺乏。七十年代初也发生过好几年的劳动力缺乏。2000多万人意味着什么呢?我国农村劳动力有二亿多,不到十分之一啊!但是连抽出不到十分之一也难以继续。所以在自己的工业体系快要建成时,不能不把农民重新送回农村。这个时候再遇到灾荒就难免雪上加霜。世界上哪个国家在工业化时遇到过这种情况?
  邓贼、反共右派对这一些只有中国才有的特殊国情根本就不予理会,却指责我国不按照外国的方法建设自己的工业,实现现代化。其实反右时右派分子正是以人口、农业和粮食等问题来“证明”我国根本不能工业化。时过境迁,当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有了相当的基础时,他们又说如果按他们的方法搞就会好得多,而大跃进以来的二十年居然成了一场破坏。可是复辟以来他们又搞了什么呢?邓贼的一切政策全是失败的。1978年的大规划尚未开始就可耻地失败,至今祸害中国。
  劳动力大量地陷在农业,全国解放时,5.4亿人口倒有4.8亿在农村。后来六亿人口有五亿在搞饭吃,七亿人口有六亿在搞饭吃,八亿人口有七亿在搞饭吃。稍微调一点到工业,就在粮食上吃不消。文化革命带来工业大发展,1972年不是还发生过三个突破?只要我们还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将永远脱不出这个怪圈。要脱出这个怪圈,就必须实现农业机械化,大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才能更加精耕细作、兴修水利、科学种地、开展多种经营以提高农业产量,改善人民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大量地抽出劳动力去从事工业和其他事业。所以:

★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是农业机械化★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一切都是艰难的,只有一个伟大的时代,一部英雄的史诗,才能使得我国摆脱困境。只有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我国才会走入一个良性循环。现在沿海一些省份,工业特别庞大,也正是他们在毛主席逝世前农业机械化已经站稳脚跟的原因。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英雄的史诗。
  我国在工业化上遇到的困难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国家遇到过和会遇到。就好像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那样。七十年代初,“7%的耕地、22%的人口,八亿人民有吃有穿”为国际公认,这样的伟大成就也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才能取得。
  世界上哪个国家在工业化中遇到过这种事呢?日本的农业和中国差不多,但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的赔款,从中国的台湾和朝鲜掠夺了大量的粮食,台湾的粮食有一半被它掠走。正是靠这一些,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即使如此,日本一度还是吃得很少的国家。

★毛主席抓住农业机械化是完全正确的★


  作为二十世纪最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早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就说,尽管现在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重工业要以农村为市场,但他已经意识到了,并且:“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底子薄弱的国家,他在农业机械化上并不好高骛远,而是根据我国自己的情况,提出要自己生产为主,大中小结合,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结合。而不是邓贼那样盲目地学美国的“大农业”。半机械化也不可小觑,即使功效仅仅提高一倍,在我们这个缺乏资金的人口大国等于增加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而投资极少,又容易制造。
  但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就必须先建立我国的农业机械工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给我们提供那么多的农业机械,就是能够我们也买不起,因为这又要大量地拿农民生产的粮食、大豆、猪肉、布匹等去换。何况买的只能是高投资的大型先进农机。
  要建立我国的农业机械工业,又必须首先建立建设工业的工业,一个生产成套设备、自己武装自己的工业体系,也就是——陈云说的——自我服务的工业体系。
  这样一切又颠倒过来了。虽然毛主席早在大跃进以前就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和农、轻、重的次序,实际执行却不能不首先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体系。这是第一步,这就是大跃进的任务。然后建立起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体系。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大建设中,各地都围绕农业办工业,办了工业促农业。到了各地的农用工业建设起来后,实现农业机械化就成了现实的目标了。
  而一旦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我国就走出了那个怪圈,走上了良性循环——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可以去加强农业,从事工业,大量的工业品用于农业使得农业产量大为提高,人民生活改善,也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又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去从事工业。
  可惜的是,正在这个时候邓贼复辟,大多数地方的农业机械化被破坏了。即使如此,现在外国可以大量地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还是得益于文革推动下的农业机械化的建设(另外还有吃人口老本、后患无穷的一胎化暴政)。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第三个就是随着农业的机械化而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1963年毛主席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方案。完全根据中国的客观现状出发,并充分地估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困难,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陈云什么都不懂,却自封为大经济学家,并给毛主席加上“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的评价,显得多么地荒唐可笑。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克服我国几千年来的怪圈,在毛主席带领下(部分地,也为以后完全地)走出严重困境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时代。
  至于“人祸”当然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许多左派同志和战友们揭发了大量的事实,以如山的铁证证明: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特殊化等正是刘邓集团率头干的。这种揭发完全必要!但决不是刘邓个人的为人问题。即使他们不刮五风,而像毛主席那样力纠五风,还是会有人搞的,同样要成风,除非我们根本不建设我国自己的工业。
  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完全决定于生产力。就其积极的方面来说它们是生产力发展中必然需要的放大,就其消极的方面来说也是生产力发展中必然要出现的问题的放大。一方面我们需要建设自己的工业需要大跃进,就会有人民群众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会有党的正确路线,会有许多干部和工农同心同德共同地艰苦劳动,会有许多知识分子经过党的教育和工农一起废寝忘食地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建设中必然需要粮食和需要劳动力,就必然会出现粮食紧张和劳动力紧张,也必然会出现加剧粮食紧张和劳动力紧张的人祸。
  这不是哪个人或哪一些人的问题。而是工业化的建设中必然要出现一个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正是出现在发展生产力的领导层和组织层里。由于共产党起着生产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所以这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刘邓不过是其代表。撤换他们完全不解决问题,他们不干了新上来的未必比他们更好。打倒个人不能打倒整个阶级。何况不能随便临阵换将,这个领导层中的新资产阶级大多数人也在为这一大建设出力。
  总之,只要我们建设自己的工业就必须有一个领导层,只要有这个领导层就必然会有人一方面做出贡献,一方面却代表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何况犯有错误的人开始多数还是认识问题,认识问题和阶级立场问题一下子还分不清。有的人的阶级立场问题也正是从认识问题发展来的。这个资产阶级有个发生和发展过程。所以毛泽东主席一开始还只能对他们善意地劝导,带着他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60年还说要和犯错误的同志共命运。如果依了彭德怀撤换了刘邓,必然冲击当时的大建设,使得人们慎小谨微、缩手缩脚。
  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本文对于大跃进时以刘邓为代表的集团一般称之为刘邓机会主义集团,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而对于复辟前夕和复辟时期的邓小平所代表的走资派称之为邓贼集团、邓贼当局。
  为什么领导层和组织层内必然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呢?
  笔者早在1973年就开始撰写《私有观念、阶级和私有制的兴亡(上)》于1982年完全成熟。文章很长,因为怕过分理论化大家不感兴趣(其实不过是抽象化的工人语言),所以至今还没有打字。这本专著决不仅仅说历史上的阶级起源问题。如果谁说这说的是古代几千年和现在无关,那么我要回答:我所说的正是阁下的事。即使解放以后,一直到现在,新的资产阶级还在不断地产生出来。本文只能作非常简单极不完整的介绍。
  原始群,后来氏族,曾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没有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也不需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大分工,这决定了私有观念、阶级和私有制既不能存在也不可能产生。原始社会后期,随着人们征服自然能力日益加强,特别是农业和畜牧业发明、发展以后,每平方公里地球表面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人口密度提高了,就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提供了条件。组成更大的集体,由一部分人专事组织、规划、研究等,更有利于社会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在更大规模上有计划地征服自然,遵守和利用自然规律,发挥各个人的作用,减少重复和无效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变得有利了,于是人们就开始了这样的分工。由于当时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夸大这种分工的好处,十分自然地会把这一分工扩大到极端以至于互相脱离,这就造成了社会实践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单纯的体力劳动者和完全脱离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这不仅造成了权利和义务的分离——前者承担着几乎一切的义务而后者则拥有几乎全部的权力——还使他们的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片面性,各自成了各自片面地位的奴隶。
私有观念,实质上就是要求无限制地扩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观念。生产的组织者、脑力劳动者、社会的领导者经过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本文不能不略),先是脱离劳动,接着脱离群众,自以为自己比群众高明,认为群众落后,到最后终于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人民群众成了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几千年来生产力和社会发展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所以也总是阶级社会,一小部分人剥削和压迫着绝大多数人。
  马克思早就指出: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分工就是阶级。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观念,就必须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这只有发展到目前才成为可能,但也不能一蹴而就。
  社会主义首先建立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等文化领域获得了比资本主义世界快得多的发展,但正因为如此还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脑力和体力的分工,甚至会出现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经过经济大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大大缩小了,另一方面看不但不是缩小反而大大扩大了。这样不能不产生新的剥削阶级。
  从梁漱溟开始,反共右派们往往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出现,指责解放后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大了。——有这么回事,一方面缩小,一方面扩大,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中国发展工业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决不是农民比解放前不如了,总的来说农民生活也在提高。
  不仅如此,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也一方面缩小,一方面在扩大。这一点反共右派就不提了,反而要无限制地扩大。在文化大革命前,随着我国通过大跃进大工业体系的建立,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扩大了,地方长期处于落后状况,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了这个情况。反共右派们不但熟视无睹,还和邓贼当局一起大肆攻击和摧毁地方的经济。
  工农联盟是我国的基础。他们自称农民的代言人,竭力挑拨工农关系,可是农民不需要他们做代言人。他们也不真正代表农民,他们说工人在九天之上,他们自己和工人比才在十八天之上。为什么不分出自己的收入给农民,而要工人分出仅比农民稍微多些的收入呢?何况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根本不能比,开销大得多,工人也是紧巴巴地过日子,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宽裕的。他们冒充农民的代表,最最看不起农民的正是他们。比如,他们说我国人口太多,农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该多死掉一些解决人口问题。没有中国农民,他们吃什么?农业劳动力大量死去农业还不减产?更养不活中国的城市人口了,尤其养不活这些什么贡献都没有,专门享受的贵族老爷。中国农民的绣花式农业也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可以经营的,让他们到农村里去劳动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天,他们就落下了一辈子的话柄。目前正是他们使得中国农民地位极其低下。这是农民代表吗?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按毛主席的经济建设路线走,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农业机械化就是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他们如果真要彻底改革农民的状况,那就不要打断毛主席的建设路线,使得中国早一点实现农业机械化,从而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及由此决定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分工。最后消灭产生剥削阶级的土壤。否则新的剥削阶级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就在组织生产的领导层里。
  由于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从事最关键的脑力劳动——从管理国家到管理生产。这本是大好事。但同样会有某些执掌大权的共产党人,由于缺乏历史知识、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脱离的危害性了解不深,对认识跟群众和实践的依赖性缺乏体会而脱离体力劳动、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群众进而压制群众,并在最后蜕变成为骑在劳动群众身上的剥削者、特权者、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更何况旧的剥削阶级分子和旧的私有观念依然存在必然要兴风作浪,拉出去、打进来。党内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的实践和认识和历来的剥削阶级一样进入了死胡同,永远无法自拔,这就叫做阶级本性所决定很难改变。只有外力强行改变其实践,重新参加体力劳动,才有可能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邓小平在江西参加了一些体力劳动,看来毫无长进。有的干部请他去五七干校体验一下生活,被说成是迫害,也用送五七干校作为排斥异已的手段。本性难变!!!)
  大跃进前夕,毛主席就提出:“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参加管理。但阶级分化还是一次次地、不可避免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以及为什么长期纠正不了的根本原因。等到五风好像纠正得差不多了,新的人祸,“三自一包”和下马风又开始了。只要这个阶级还在,他们就要兴风作浪。所以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告诫大家,文化革命决不仅仅为了打倒刘邓。而是打倒他们代表的路线。甚至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副统帅要克己复礼时,也不惜和他反目。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看到,为什么早在大跃进前,毛主席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意识,知道我国会出来新的社会矛盾,并随着这些矛盾的展开逐步地充实了他的认识,加强了对这些矛盾的纠正力度。当他要求吴冷西必须具有五不怕精神时,已经知道有人要对宣传部门施加压力。他说“以前你们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你们的冒进”表明在1957年他对反冒进提出批评时已经意识到:不久开展我国自己工业体系的建设时,会有人把摊子铺得过大。而在批评这种倾向时,又已经意识到将会有人把大跃进当作冒进来反,否定我国建立自己工业体系的必要性。——这不是一般人的认识能够达到的。需要总结历史,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全世界人民的社会实践。把人类历史上的全部知识都审视一番、批判总结,才能具有如此的高瞻远瞩。而这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运用。思想境界能够达到这样高度的人不多,其他人都在历史的长河里随着风浪起伏。
  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搞我国的工业化。大跃进要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正是原始积累。和《资本论》里说的原始积累比还更高级,《资本论》只研究资本数量上的增长,而大跃进是生产力质的飞跃,是我国的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工农不但大干、苦干而且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但另一方面在领导层里却有人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帝国主义国家是通过剥削和掠夺亚非拉广大人民开始其工业化的。刘邓集团没有外国殖民地可以剥削和掠夺,就把中国各地方和广大农村当作中央的殖民地来剥夺,不但剥夺农民,在下马风里又继续剥夺地方,1964年通过托拉斯进一步剥夺地方。大跃进时大多数工农无私地为国家作贡献,这也使得这个窃取党的名义的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剥夺,一度还为被剥夺者所接受或者容忍。一直剥夺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们被逐出领导层,剥夺者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权被剥夺了。
  这个阶级产生的必然性决定了“五风”的必然产生。不管毛主席怎么教育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剥夺农民”,总还有人要这么做。就好像不能禁止西方资产阶级侵略压迫和剥夺第三世界那样。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进步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负效应。使用电脑必然会有病毒、木马、黑客、网络犯罪,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电脑发明和广泛使用的伟大成就。发明了海船就会有海难和海盗,发明了飞机就必然会出现空难、劫机和击落飞机。如果谁以此为“根据”,宣称电脑、海船和飞机的发明结果就是如此,因此就是破坏、就是人祸,我们将怎么对待这种人呢?如果谁把人为的和非人为的空难和劫机的资料收集起来再大加夸张,“证明”莱特兄弟是极大的罪犯,说他们不发明飞机就不会有这一切灾难了,我们又应该如何对待这种人呢?可是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正是这样干的。尤其邓修分子,犹如先劫机,再夸张损失,然后对莱特兄弟大加指责,把自己的罪行倒扣在他们头上,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罪责。
  对于五风还有一点必须搞清楚,那就是刘邓集团的五风是“左”吗?
  一般人都说五风是“左”。许多左派也这样说。但这值得商榷。反共分子、右派分子站在极右的立场上,要开历史倒车,对人民的事业和社会的任何进步都不满意,自然要攻击为极左,并把一切罪责都加到人民的事业上。刘邓集团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就被硬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上了,并且称之为左。邓贼早就倒退到右的立场上去了,为了嫁祸于人,替自己的罪行开脱,为了得到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支持,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也把自己干下的五风完全说成极左,并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硬捆在一起。
  然而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是有着确切定义的。历史上自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有了左派和右派之说以来就很明确了。
  站在被推翻的腐朽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占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立场上,开历史倒车,企图把它向后拉,叫做右。革命队伍里不思进取的机会主义者,是右倾。
  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事业,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离开了大多数人的实践,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叫做“左”,或者“左倾”、极左。
  好像很左、很革命,实际却是反对革命,那是形左实右。如“桃园经验”是右不是左。
  浮夸风是左吗?
  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允许讲假话,不允许篡改、虚报统计数据。如果浮夸风是左,那不是说浮夸虚报在以后还是有现实可能性的?1958年不能浮夸虚报,二十年以后,到了1978年就可以浮夸虚报了?邓小平复辟以后就是这么干的,年年虚报浮夸。
  “共产”风也不全都是“左”。有不少人把将来才能够实现的目标,勉强放到五十年代末期来做,比如高指标,这是“左”。急于实现全民所有制、马上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左”。但剥夺农民能够说是“左”吗?马克思主义什么时候说过可以剥夺农民?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时反对打倒资产阶级,反对剥夺富农,更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因此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受到打击。解放后土地改革也仅仅剥夺地主和没收富农多余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后来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的政策。怎么一转眼会同意剥夺农民了呢?如果剥夺农民是“左”,或者甚至于是左,那么西方资产阶级剥夺亚非拉,入侵中国就都是左派的鼻祖了。
  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以急于过渡的姿态出现,口称全民所有,实际是准备作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私产,这是形左实右,是右不是左。
  当时犯错误的干部中,不少是认识问题,也有不少人不是认识问题。有的人浮夸虚报是上面压出来的,而有的人明知不对,骗取名誉,谋取个人利益就不是认识问题。“共产”风、一平二调也是这样。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当时大多数是以认识问题来对待的,一般不予处理。(确凿不安好心者是要处理的。比如上级没有压他,却放出了亩产万斤的卫星。刘少奇在桃园大队的“根子”关景东和湖南老家的“通讯员”王升萍就是这样,都受了处理,后来又受到刘少奇重用。)即使对于刘邓等代表人物毛主席还是采取既批评、教诲又保护的态度。但后来就很明显,在党内以刘邓为代表的集团,实际是一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不但剥夺农民,而且剥夺全国,妄图把全国作为他们这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私产。——这是右,绝对不是左。他们可以从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一下子转入下马风、“三自一包”,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实现他们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最后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目的是右,手段有右,有对犯左倾错误同志的利用,也有形左实右。至于浮夸风我就不知道究竟算什么手段了?反正是错的,错的东西不是非用“左”或右来描绘。
  当时的问题就是犯有思想和认识错误的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杂在一起。就是刘邓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不管刘少奇历史上是什么,这个阶级是随着大跃进的大建设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的人的立场问题是从认识问题发展起来的。


  第五章:我国农业低谷不是大跃进而是“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1961和1962年

  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从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出发,就要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此也总是要把我国的困难时期尽量往前挪。甚至造谣说1958年就是饿着肚子大跃进。
  如反共疯狗丁杼说:四川“1958、59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别高达103万、257万”完全是谎言。我在四川,而且就在饥荒最严重的南充专区,前面已经说过人民群众对李井泉和南充的代理人卫广平恨之入骨。对于饥荒我问了许多人,一般反映是1958年不但没有什么人饿死,而且食堂里粮食多得吃不了。拙荆就在南充最穷的县里。那个时候她们饭吃不完,又不能倒掉,于是一些小伙伴们想办法悄悄地把剩饭弄到灰堆里去和灰尘拌在一起。这当然是粮食浪费,是邓小平的忠实走卒李井泉“敞开肚皮吃饱饭”造成的,但反正1958年没有饥荒。1959年一般反应也没什么饥荒,少数人反映该年春天食堂粮食供应不足,那正是“敞开肚子吃饱饭”的恶果。但夏收后就好转了,此时“敞开肚子吃饱饭”也早就被毛主席担着风险制止了。真正的饥荒以1960年和1961年最为厉害。四川各地情况也不同。比如南充专区的西充县情况相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但我问到的人还是没有真正亲眼看到饿死人。和西充相邻但不属于南充专区的射洪县和蓬溪县情况就好得多。原因正是那儿的领导不像南充的卫广平那样忠实追随李井泉。邓贼复辟,卫广平和李井泉一起平反。1962年四川情况有所好转,前面已经说过,不是1961年“三自一包”粮食增产,而是中央知道了情况不但不再调出粮食,反而调入粮食的结果。真不知道丁杼的103万、257万是从哪儿来的?所以他说的四川“每八个人就饿死一个”绝对不可相信。正常的四川人根本就没有看到,也绝不会相信。
  也正是从复辟资本主义、给外国当殖民地的卖国需要出发,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又尽量为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下马风开脱,硬说正是搞了“三自一包”和下马风,我国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才出现好转。甚至把搞“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刘邓集团捧为力挽狂澜的“英雄”。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历来造谣说,1961年我国(农业和粮食)形势已经好转,1962年更是好得不得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最最困难的是1961年下半年和1962年这是不争的事实。本章下半部就会说明我国的农业不是在大跃进,而是1961和1962年达到了低谷。1961年农业是基本失败的,尽管国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集中力量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然灾害也比1960年小,农业却继续下降。1962年秋天粮食回升,完全是毛主席对刘邓“三自一包”和下马风反击的结果,其他一败涂地,而1962年气候显然好得多。
  据当时的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在《史海钩沉:1953年来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的24年》里说: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从庐山开完中央工作会议,带着一批省市委书记,由杨尚奎陪同来到南昌,在省委举行的招待便宴上大家纷纷向敬爱的总理敬酒。总理笑着说:
    “要敬就敬三杯!但我有个条件,干一杯酒,要增加你们省外调粮食一亿斤,好不好?”
    三杯酒就是三亿斤粮食。杨尚奎明白,总理不到万般无奈之时,也不会给江西压下这三亿斤的外调任务。头年四、五月间,他到北京开会时,总理就特地来到他的房间求助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
今年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现在已经挖空了,调进的粮食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总理言辞恳切地说:“江西已经调出了十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今天我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

  当时江西也严重缺粮,杨尚奎直叫苦,最后还是不得不同意支援。——这是粮食和农业形势已经好转了吗?九月份已经开始秋收了。显而易见收成不容乐观。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七千人大会前后的情况。
  七千人大会是怎么召开的呢?时代背景是什么?缘起又是如何?不是别的,正是严峻的粮食问题。
  邓贼复辟大造谣言(这种谣言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出现过),说七千人大会是刘少奇召开的,目的正是批判毛主席,甚至说毛主席在会上不得不检讨。全是违背事实的谎言。这种谎言一直到现在还到处流传。
  不是别的,正是1961年由于推行“三自一包”造成农村地主经济复辟,水利破坏以及大批农民弃农经商,使得大批土地荒芜或者种应付地,造成了1961年农业的失败,我国的经济形势,包括粮食形势确实到了极其危急的时候。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重工业基地辽宁等面临了断粮危机,轻重工业也因为各种原因受到农业的拖累。即使邓贼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七千人大会是在国家财政
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的。”(注意两个“极端”)但邓贼当局又和一切反共分子说:“1961年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形势开始显露出好转的苗头”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完全不符合事实。
  据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的报告》:“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上半年的农业生产,一九六一年以来的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根据各地的核实数字,一九六〇年全国粮食和大豆产量共为二千八百亿斤,棉花产量为二千一百万担,都低于一九五二年的水平。
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的产量为四百六十亿斤,比一九六〇年夏收还减少一百六十六亿斤。(笔者注:26.5%的特大减产,周总理在1962年3月27日的《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也说:“一九六一年的夏收很差”)……由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下降,在市场、物价、财政和金融方面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九六一年全国粮食和大豆的产量,不包括自留地的产量,预计共为二千七百亿斤。(注意:比1960年还减产,没提经济作物,下面将看到经济作物情况还要严重。不过这儿说的1960年和1961年都不是最后核实数,实际情况略高。)”该计划提出了1962年的任务,其中除了秋粮以外,棉花播种面积、水产品产量等都没有完成,反而减产了。轻重工业也无一完成计划,全部比大幅度下降的1961年又下降。毛主席批评道:“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三包一奖”是走向包产到户的过渡阶段,包产到户的后果更是严重。
  据1962年4月23日《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说:“今年国家能够掌握的
粮食不可能增加多少[注意!]。征购的粮食,现在预计比原定的七百七十亿斤要[注意!]七十亿斤左右,比去年度增加约四十亿斤左右;各地上调给中央的粮食,现在预计比原定的九十二亿斤要[注意!]三十亿斤左右,比去年度实际上调数至多只能增加十多亿斤。因此,明年的粮食情况仍然很紧张,……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还在继续缩小,达不到原定计划的要求[注意!],棉花、油料的收购数量只能稍高于或者接近于[注意!即减少]去年的水平;今年挖了七亿多米的棉布库存,挖了七千五百多万斤的食油库存,明年再没有这么多的库存可挖了。[注意!]……黄金、白银、外汇的少量储备也不能再动用[注意!]。如果今年要按照现在的调整计划,满足进口粮食、支援农业物资、工业原料和其他方面的外汇支出共约八亿一千五百万美元的需要,今年年终结存的外汇余额,就不可能支付明年上半年需要偿还的贸易欠款,也不可能继续进口粮食。……对资本主义国家外汇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这几年出口的黄金、白银,价值共达四亿多美元。到一九六一年底,黄金储备只有××××××两,白银储备只有××××××两,分别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六十。而现在每年生产的黄金、白银还不够当年消费,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注意!]的情况。……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用汇,在内容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进口四百万吨粮食,按照现在国际市场价格,就要用三亿多美元,占每年全部用汇的一半左右。再除掉二亿美元左右的记帐外汇,我们能够自由使用的外汇只有一亿多美元。因此,无论是轻工业或者重工业所需要物原料、材料,进口的数量都将比过去大大减少[注意!]。这种状况,在两三年内,还不可能有多少改变。”
  ——可是反共右派居然利用1959年周总理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大做文章,造谣说这些黄金都拿去买原子弹了。可以断定他们什么都不懂,连一两黄金可以兑换多少个美元都不知道,否则绝不会说出如此荒唐的话来。用句上海话来说,他们就是那种“魁么魁来兮,懂么样样不懂”的货色。邓贼复辟后的报上、文艺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极端荒唐的话,居然还毫不知耻地作为自己富有知识来宣扬。这中间就有对黄金价格毫不知情的“绝妙好辞”。八十年代一个电视剧,说解放前夕蒋匪逃窜准备转移黄金到台湾,一个盗匪集团趁乱抢劫了一万两,为了这保住这一万两黄金,他们拿出五十万美元来收买蒋匪的一个官员。我看到后就大笑!说这样的电视剧也会拍出来!他们连五十万美元比一万两黄金还贵都不知道呢!再说打倒一个国民党的官员也用不着五十万美元,只怕五十美元就够了,他们就只值这点钱。任何家庭——就算我国是个穷家庭吧!大跃进前确实完全如此。——总还得有几个小钱储备,不可能只顾眼前,有多少钱就用掉多少。米缸里也得还有米,不能只顾今天吃饱,以后就不过日子啦。如果一个儿女指着米缸指责父母,只能说他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也不知道如何算计着过日子。反共右派就是这种货色,他们举出我国的粮仓里还有粮食,硬指责“有粮不放”,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只知道黄金万两是个大数目,几十个万两就大得不可数了,殊不知对一个国家来说,几十万两黄金不过是笔小生意。1971年美元体系崩溃以前,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一两黄金只比一盎司大一点点。所以周总理利用国际市场上黄金便宜时购入了几十万两黄金最多不过二、三千万美元。和后来买小麦的外汇和黄金比只是一个小小的零头,哪会造成饥荒?他们只提周总理买进几十万两黄金,为什么不说“这几年出口的黄金、白银,价值共达四亿多美元”呢?四亿多美元的黄金是一千多万两,和几十万两比哪个大还分不清?这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选择性地采用事实吗?!这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吗?出于反共的政治需要吧!按他们的说法中国就是因为买了这几十万两黄金就饿死了三千万,可是这些钱分给三千万人每人还不到一美元。我们至多只能说,周总理是个穷家庭的好管家,做了一个小买卖,赚了一点小钱,本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个贡献。可是这些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居然大惊小怪,当作罪行来声讨。就凭他们油盐酱醋多少钱都不知道的“知识水平”,居然还可以自充多大的知识分子,对周总理大模大样地指手划脚。真是厚颜无耻!!!何况周总理买黄金是在1958年大丰收后的1959年,不是大减产后的1961和1962年。
  又如丁杼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里说:苏联“不过是1960、61两年间逼迫中国还掉的债,十亿元上下。这数目小得不值一提,(?)再说中国还有钱每年(?一转眼1959年变成了每年!)购买几十万两黄金,断无理由怨人家逼债。”——这种人连十亿元和几十万两黄金那个大都不知道,还要硬充大知识分子欺骗人,为赫鲁晓夫逼债开脱。按照我国当时的黄金价格,十亿元如果是人民币也可以买一千多万两黄金了。就是这些根本不知道柴米油盐多少钱的人,却对当家的横加指责,目的正是要当中国的家。他们好像很会算账,这样算、那样算,据说按照他们的计算买粮食就不会“饿死三千万”,可为什么不算一下,这十亿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多少粮食?何况赫鲁晓夫逼债远不止十亿人民币,还百般刁难。“小得不值一提”,可笑!!!
  数字的大小原本就是看反共右派需要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了解它们的真正意义。需要夸大时可以把几十万两黄金说成天一般大,不然1000多万两黄金“小得不值一提”。中国能够让这种毫无知识却别有用心的人来当家吗?当然不能!
  《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中还提出了大量裁并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更多地减少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继续压缩城乡粮食销量、压缩集团购买力、消灭特殊化等七项
紧急[注意!]措施。

    问题的
严重性[注意!]还在于:今后三、五年内,各地方上调给中央的粮食每年只能有少量的增加[注意!]。这几年来,几个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减产都很严重。四川和黑龙江,过去是调出粮食最多的省份,第一个五年,这两个省平均每年调出粮食六十二亿斤,现在,不仅不能调出,而且还要调进。[注意!]这两个省过去所负担的粮食上调任务,是其他任何省区都无法负担的。有不少省、区,原来粮食调出比较多,现在大大减少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地上调给中央的粮食每年平均为一百五十三亿斤,一九六一年七月到一九六二年六月[注意:正说明“三自一包”造成了粮食大减产]实际上调数只有四十多亿斤。一九六二年七月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如果完成粮食的增产计划和征购计划,上调给中央的也只能是六十亿斤左右。根据粮食逐年增产的可能性,初步估计,在三、五年内,在没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各地给中央上调的粮食,每年也只能增加二十亿斤左右。按照现有城镇人口的需要和其他方面的需要计算,一九六二年七月到一九六三年六月由中央直接开支的粮食至少需一百四十亿斤。这就是说,粮食收支的差额还有八十亿斤左右,必须靠进口来解决。在今后几年内,为了克服口粮不足的困难,我们还需要每年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市场的供应情况,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改善。

  这是中央财经小组在1962年春天对农业困境的描述。现在居然成了“三自一包”和下马风已经走出困境了。
  1961年农业的失败使各地陷入严重困境,严重缺乏粮食,加上刘邓的下马风对地方工业不是适可而止地缩减,而是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不允许地方办工业。首先摧毁的是地方煤矿和铁矿等,不但造成了地方工业大幅度下降,支援农业的工业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等也被大批摧毁。而且牵连了中央的大工业也大幅度下降,如上海的煤炭正面临着断档,正在建设的中央大工业有半途而废的危险。所以各地和刘邓集团的“中央”矛盾也尖锐起来。邓小平就抱怨,中央指示不灵了,地方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等。1961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讲志气。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强调集中统一。不然就是被困难吓倒了,对前途没有信心,没有希望。同一天听取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又指责地方斤斤计较,工业会议上一讲到木材和煤炭就上不去,农业上一说到粮食征购就上不去了,不但明年上不去,长远也上不去。邓小平认为要召开一个大会统一思想、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刘少奇也这样认为。
  如何对待邓小平这些话是一回事,不是本文主题不于分析。不过京、津、沪面临断粮总是极严重的危机,国家手中外汇不多,既无力去国际上购买很多粮食。当时的国际环境,即使有外汇也会遇到禁运和封锁。所以也不能不向地方要。可是各地都在大叫困难。
  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9月决定第四季度上调32亿斤。到11月中旬一半时间过去只完成20%略强。京、津、沪全面告急,随时可能断粮。1962年征购任务也没落实。进口粮食几乎用了所有外汇。因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820亿斤,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可是下边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无奈,1961年11月10日邓小平专门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落实。他提出: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首先就要整这条。9月决定上调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这个年度的任务大家努力完成。各地干部面面相觑。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任务,下属也处于极端困境要和他们讨价还价。久久的沉默后,一个个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表示同意中央决定,但要求减少自己的任务。最后邓小平决定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会,征收粮食。
  那时北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200多个地区,即使加上随行人员也不过几百人,可邓小平要他们进京开会各自带食品,北京不能供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确凿是唯一的一次。李先念也说:首先还是
现在到明年六月[注意!]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有人形容当时的粮食问题是“火烧眉毛般的危急”——可邓小平集团现在居然说由于“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力挽狂澜,1961年情况已经好转。不知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呢?还是别有企图?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主席改变了大会的方向,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鼓足干劲的大会。提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他自己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作自我批评,中央各同志都要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他又提出把这几年来的中央各种文件和讲话,首先是他自己的检查一下,看看毛病究竟出在那儿。这就是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渊源。后来重要的厂矿领导也到会。可是邓贼等居然说这次会议是刘少奇召开批毛的???!!!
  几年里毛主席的讲话和文件经过认真检查
公认为没有错误[注意!],为此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另外邓小平主持书记处问题累累成了众矢之的,只好写了个检讨。现在这两个文件都被封杀。
  11月16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会议宗旨。通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明确提出:要搞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与会者一看就知道,这次会议是为了征购,向地方要粮食。这正是当时处于极其困难之中的证据,可现在他们竟然说“三自一包”已经力挽狂澜。
  刘少奇也是这样主张,在会上受到了地方同志的反对,在毛主席主持下,大会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不在粮食征购上大做文章,后来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些,减少了征购任务。得到了地方同志的拥护。
  叙述和评论七千人大会的过程不是本文目的。这次大会主要还是批评和最后清算刘邓集团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原本没有准备批判“三自一包”,安徽组批判曾希圣的“责任制”完全自发的。
  刘少奇嫁祸于人把邓小平抛出来提出“
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注意!],他的最得力干将彭真也说:“小平带头”[注意!],在另一场合又说:“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注意!]陈云也对邓小平落井下石,抱怨:“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注意!],到总理那儿讲困难。”邓小平没有办法,只好做检讨,大会的反应是“不深刻”![注意!]甚至连他最铁杆的亲信陶铸也不知出于什么心态说:“不深刻”。彭真自然不失时机地帮刘少奇指责邓小平“不深刻”!他忘了自己也是书记处的。
  毛主席始终把握着大会的方向,把大会推进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为绝大多数干部所拥护。“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迎来了欢声雷同,让广大的干部来向中央提意见。从某种方式说,七千人大会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只是这次不是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是七千个干部大出气。这次会议成绩确实很大,当然不是没有缺点。
  刘少奇煽动浮夸风和共产风铁证堆积如山,人所共知。但大会上刘少奇没作任何自我批评,大家也没把气出到他的身上。他说中央首先要负责任,中央政治局要负责任,指责了书记处、指责了中央各部、指责了国务院也指责了国务院各部。但就是没有一句自我批评,没有一个字说我这个国家主席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也没提他这个具体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一号副主席的责任。不过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觉得他已经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了。谁都知道毛主席早准备退了,并设立了书记处把日常工作交给了邓小平,所有的朝廷奏折都是邓小平批的,所以大家很自然地把气出在邓小平的身上。大家也知道毛主席把国内事务除了台湾以外都交给了刘少奇,如果不是刘少奇搞五风,毛主席早就当名誉主席了,不会再出来干涉中央工作。所以现在刘少奇在报告中说中央要负责,大家自然地认为这是他的自我批评。对中央的责任他说得越是严厉,大家就认为他的检讨越是深刻。毛主席倒是帮邓小平说了话的。刘少奇批评书记处和国务院时,毛主席插话说:“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刘不得不补充说:“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刘少奇提出必须清理过去的一些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时,毛主席说:“
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这不是说邓小平已经在改了,不能要求他马上改完。但现在刘少奇说的中央首先要负责任,竟然被解释成刘少奇批判毛主席了。这也正是刘少奇的险恶之处,模棱两可,以后可以逃脱自己的责任嫁祸于人。他嫁祸于人不止这一次,下面还要说他企图杀人灭口呢!虽然当时他给大家一个自我批评的印象,也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好像他是一个敢于为下级承担责任的上级,主动把下级犯下的错误揽到自己身上,其口气又完全像一个局外人在批评别人。而邓贼当局在公布刘少奇讲话时,不但把彭德怀的两段话全部删去了,还把有关书记处的话全部删去了,甚至除了毛主席的插话以外,根本找不到“书记处”三个字。于是这次大会被他们恶意地曲解,邓贼的罪行和不得人心也完全掩盖了。
  现在邓贼当局和一切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又都把林彪的讲话说成替毛主席保驾,既然根本不存在批毛,又何来驾可保呢?其实林彪关于困难原因“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正是针对毛主席力纠五风的指示没为刘邓机会主义集团所执行而发的。《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不是明摆着的?刘邓集团做了没有?而且尽管林彪自己没责任,却把自己摆了进去,用的是“我们”。为什么不把文件拿出来看?让大家来辨别“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是不是事实?周总理也有类似讲话,提出“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就是刘邓当时也不能不承认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邓小平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在编印《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时,他明确地说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毛病。刘少奇总结教训时也一再地强调教训是什么,而毛主席原本是怎么说的。比如对于一平二调他说:“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其实林彪讲话倒有替刘邓开脱的成分,可邓小平不但不感谢林彪还横加歪曲污蔑。
  既然大会根本就不是什么批毛,毛主席推荐林彪自然不是由于替他保驾。不然邓小平讲话更是保驾了。林彪说:“这几年我们全党同志做工作的干劲,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可嘉的。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全党整个的情况。”还有付学费、自然灾害,都是实实在在地为刘邓开脱。当然也是为犯错误的“绝大多数同志”讲话,说的也是事实。他也没有否定“极少数干部是坏的”。至于天灾彭真说得更厉害。毛主席推荐林彪讲话就是因为他说得比较全面。但邓小平能够全面吗?大家都在说他“不深刻”,他再说“经验不足”、“好心犯错误”、“天灾”,那不是在推客观吗?只怕要被大家从台上轰下来了。刘少奇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必须把中央的责任故意说得尽可能严重些,更不好说这些话,不然下面的干部就不会认为他是在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了。当初也只有林彪这种局外人才可对错误和错误的原因,以及客观存在的天灾作全面的评价。
  本文不是全面地评介和研究七千人大会的,说到此地为止。经过这次大会虽没追究刘邓集团的罪责,“五风”得到了清算,另一个问题,对“三自一包”的清算却在安徽组自发开始了。历史喜欢捉弄人,竟然是刘少奇主持了这个大会,并未经中央讨论当场撤了曾希圣的职,事后又准备枪毙他。可不久以后刘邓集团终于露出了由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的真面目,公开地全面地推行“三自一包”、刮“黑暗风”和“翻案风”,真正被他们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好人他们又不准备平反。下马风则到了落荒而逃,企图把大跃进的所有成就全部毁弃的地步,如不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及时制止,大跃进真的将一败涂地。
  这样,中国的农业和工业就更进一步地下降。1962年元旦社论《新年献辞》里正确地宣布:


    我国人民有着完成1962年任务的有利条件。我们在大跃进中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物质基础:基本工业的生产设备能力成倍增加;农田水利工程大规模兴建;绝大部分设备和重要材料能够自己制造;技术力量有很大增加,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发展,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已经建立起来,工业的布局有了改进。


  但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提出的任务除了秋粮,其他都根本没有完成,轻重工业也受到牵累和破坏直线下降。这一任务就是:


    在1962年中,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农业生产尽可能多地超过1961年。这对于国计民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必须争取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同时还要安排好其他经济作物和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的生产,使它们的产量都比1961年有所增加。


  增长了没有,下面就要看到。
  这一年正是“三自一包”最猖獗的年份。如果说这年秋粮能够较大幅度回升,决不是“三自一包”的功劳,正是毛主席开始大反击,派遣大批干部下乡抓集体农业的结果,后来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三自一包”不但没有在1961年带来任何好处,还使得我国农业跌倒了最低谷,农业继续大减产,1962年又造成了严重破坏。
  广东的偷渡事件,新疆的伊犁事件都发生在1962年春夏。
  有资料统计:从1961年到1963年,共有16万人逃到香港。1962年4、5月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4月27日至5月10日的13天,仅被香港当局递解归来的就有7474人。5月22日至7月8日,省委书记亲自挂帅现场指挥,共堵截遣送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
  如果1962年农业不是最最困难,如果1961年起粮食形势已经好转,哪会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不是更早?
  尤其新疆,下面马上看到,大跃进三年完全是大丰收的三年。他们跑什么?为什么1958年不跑、1959年不跑、1960年不跑,甚至1961年也不跑,却要在农业和粮食形势“好转”的1962年跑?新疆就是在1961年突然大减产的,1962年在大减产的基础上又减产。
  另外1962年各种反革命集团也纷纷出笼。
  也正是在1962年帝修反掀起的反华大合唱到了最最猖獗的时候。印度入侵我国,蒋帮企图窜犯大陆,他不在1960年来却要到“形势好转”时来,这不是找死吗?可是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对这一切全都视而不见,硬把大跃进说成是最最困难的时期,甚至说1958年就是饿着肚子大跃进,把饥饿时间尽量地往前推。邓修自己说过的话也忘了。
  1962年夏天我国的农业和粮食确实到了最最困难的时候。刘少奇终于沉不住气了,哀叹:“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漆黑一团”“类似非常时期”,惊呼:“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这就是“力挽狂澜”的“英雄”!可是在毛主席拨正航向渡过难关后,他们竟然一个个地把局势的挽回说成“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功绩。根本忘记了当时自己一筹莫展的狼狈相。还把困难的原因归罪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大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破坏作用只有被否定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而“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积极作用也只有被否定以后才能体现出来。
  陈云在他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里调子也很低沉。说:“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同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八百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八十亿斤。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一点,大概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当时对于农业和粮食的严峻困难确实没有意见,倒是现在的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不肯承认了。现在我们就来集中看看当时农业的情况。
  一般来说,农业要受气候的严重影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起落不定的,解放以前我国也历来如此。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大多数年份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业连年稳步增长历来不多见的。下乡劳动时,我听到农民们谈论,他们对“现在”(毛泽东时代)最好的印像就是农业几乎每年一增,这是祖祖辈辈都不能梦见的。也正如此,金辉之流可以用“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来评论大多数年份的农业情况。在他看来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些反共右派历来极端无知,说起话来的口气又绝大,好像无所不知,就从他这说话的口气看似乎对于古今中外的农业很有研究。我们且看他们崇拜得不得了的西方国家的情况,以及世界公认农业发展迅速国家的情况,见下表二:


  表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重要粮食生产国的谷物产量 单位:千吨

       1970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2年递增%
  美  国 186851 269952 347390 312708 279909 353133 259000 357367 276936 337736 341456  -0.14
  法  国 31757 47974 56101 54838 60338 60574 55627 53444 53544 62598 62185   0.87
  澳大利亚 12907 16424 25178 23612 18701 25097 26714 15135 27168 35311 24780  -0.13
  加 拿 大 28954 41002 48200 58072 53850 49500 51412 46924 49314 58456 48316   0.02
  阿 根 廷 19922 18473 28076 19561 21627 25282 25196 25057 24214 30457 33144   1.41
  日  本 17661 13191 15856 14452 13065 14287 10737 15791 14119 13791 13791  -1.14
  德  国 17295 32713 37555 38223 39268 34758 35595 36246 39909 42145 45412   1.62
  意 大 利 16153 17992 18029 17411 19219 19954 19690 18928 19658 21247 19910   0.84
  巴基斯坦 12099 16997 17699 20903 21138 22113 23843 22309 24813 25145 24973   3.00
  英  国 13252 19481 22467 22442 22635 22063 19482 19917 21857 24568 23607   0.42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季报》


  可以看到即使条件好得多得多的国家,农业生产都是极端不稳定的。一直到现在为止普遍靠天吃饭,稍不正常就徘徊下降。而毛泽东时代能够在人平耕地面积小,而工业又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尽管自然条件很差,金辉之流也不能不承认“本来是个灾害大国”,却能够做到“总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是极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美国土地平坦肥沃,气候温和潮湿,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1990年一下子倒退到1985年以前去,比五年前的产量还减少10%,更糟糕的是1991年又大减产,与1985年比减产达到19.4%。1992年刚刚拉上来,1993年又比1992年猛然减产26.7%。1993年才又拉上来,1994年又猛然减产22.5%,1996年和1997年也没有把产量拉上来。
  欧洲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法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农业发展极其迅速的国家。可是我们看到,1993年、1994年、1995年谷物产量连续三年低于1992年,其中1994年减产达到11.8%,1996年刚拉上来,1997年又减产。法国还有大量的土地可以开垦,而我国许多贫瘠、山区、半干旱地,沙荒地和红壤等,被国际上称之为边际土地不耕种的。德国、英国、意大利自己去看吧。德国算是农业可以满意的国家,但是1992年、1993年、1994年谷物产量连续三年低于1991年。1992年减产11.5%。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阿根廷这三个粮食出口大国的农业也是极其不稳的。
  巴基斯坦是公认为亚洲粮食产量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也有1994年和1997年的减产。1997年和1990年比,七年中粮食增长了19.47%,平均年递增2.57%,远低于反共右派和邓贼当局最最痛恨的“十年浩劫”。前面我们已经知道,笔者好几次算过这个账,1975年比1965年平均年递增3.876%。
  日本粮食不能自给更不足道。九十年代没有一年不低于1985年的,1985年还不及1970年。和1985年比,1993年减产高达32.3%,和1970年比减产39.2%。
  1997年和1985年比,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是减产的,日本更严重。十二年里农业年递增率最高的是巴基斯坦为3.00%,德国1.62%其次,阿根廷1.41%第三,法国比1966年到1975大幅度地降了下来为0.87%,居第四。其余国家都不足道。对我们中国来说如果十二年不增产就是天大的灾难,毛泽东时代从来未曾有过。尽管1961年首先由于“三自一包”和下马风我国的农业处于低谷,和十二年前的1949年比还是要高得多,大致倒退了十年,只是暂时的,实际上农业最差的是三年,1960、1961和1962年。尽管有这中间的曲折,1965年和1949年比,十六年里我国的粮食年递增率仍然高达3.44%,超过以上任何一个国家。1966到1975十年里3.876%更高。复辟以来尽管有雄厚的老底却毫不足道。我们已经在第一章知道,根据邓贼当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只有10030亿斤,与1979年6642.4亿斤比,二十八年里年递增仅1.48%,不及上述巴基斯坦和德国,无疑还包含着极大的水分。早就有人证明我国在八十年代粮食产量从来没有超过7000亿斤,所谓1984年超过8000亿斤完全是大大地浮夸。笔者下面还会证明大包干的第一年,1980年我国粮食倒退了六年。如果不是一胎化暴政,目前我国必然是一片哀鸿遍野的景象。即使如此现在的农民工和大多数大学生,生活水平远不是毛泽东时代可以比的。农民工脸带菜色,大学生脸色苍白,不像以前圆圆的脸黑里透红。如果按照1966年到1975年增长人口,中国目前已经超过19亿了,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因一胎化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实际等于饿死了的,数以亿计。
  所以,即使和这些农业条件优越的世界主要大国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属于极其了不起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复辟以来根本没法和毛泽东时代比。南朝鲜自然条件和我国东部差不多,平原比例比我们大得多,人口相应也稠密,原本是大量出口粮食的国家,现在自给粮食不过四分之一,数字太丢人了连我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了。七十年代朝鲜北方还是社会主义时,基本上是山区,气候也冷得多,人口不到南方的一半,生产的粮食却大大超过了南方。如不是靠大量进口,南方必然哀鸿遍野,也确曾有过哀鸿遍野的好几年。
  重复一下:以上的数据都是来自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也正因为受天灾影响很大,所以国际上许多国家普遍地用几年的总和来比较,这种比较相当大地抵消了天灾的影响,是没有什么可以开脱的了。比如:前苏联就是用后一个五年和前一个五年来比,这是普遍的方法。我们也采用这个方法看一下,究竟什么时候是我国农业问题最最严重的年份。下面表三就是采用邓贼当局公布的,为了攻击和贬低大跃进、捏造“三自一包”力挽狂澜而显然造假的数据,来比较大跃进三年和1961年、1962年到1963年三年的情况。众所周知,1961年和1962年正是刘邓路线的下马风和“三自一包”十分猖獗的年代。1962年下半年毛主席大反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马上回升,但到1963年“三自一包”尚未清算完全。


  表三:我国各地农业1961年到1963年和大跃进三年的比较。(单位:万吨)

       大 跃 进 三 年        大 跃 进 后 三 年      比  较
  年份  1958  1959  1960  三年合计  1961  1962  1963  三年合计 后三年是大跃进的 1963年占后
                                      % 评语:比大跃进 三年的%

  北京  84.44 57.88 55.2▼ 197.52   60.82 79.23  85.48  225.53 114.18 大增产   37.9
  天津  46.69 51.88 46.58  145.15   47.22 44.3▼  65.19  156.71 107.96 增产    41.6
  河北 837.6 739.7 622.8  2200.1   592.4▼662.8  551.75 1806.95  82.13 大减产   30.5
  山西 462.35 407.45 337.16 1206.96   353.7▼374.63 417.44 1145.75  94.93 减产    36.4
  内蒙古482.6 433.8 358.8  1275.2   344.2 325.5▼ 338.2  1007.9  79.04 特大减产  33.6
  辽宁 700  590.2 360▼  1650.2   404  460.2  567.3  1431.5  86.75 大减产   39.6
  吉林 528.84 526.6 394.7▼ 1450.14   398.55 437.1  501.6  1337.25  92.22 减产    37.5
  黑龙江878  851  534   2263    475▼  582.5  698   1755.5  77.57 毁灭性减产 39.8
  上海 116.93 110.06 115.65  342.64   114.58 127.87 140.49  382.94 111.76 大增产   36.7
  江苏 1128.45 992.7 959.8  3080.95   903.9▼965.35 1114.9  2984.1  96.86 减产    37.4
  浙江 789  779  665   2233    653.7▼713   836.6  2203.3  98.67 减产    38.0
  安徽 884.5 701  674.6  2260.1   629▼ 670.7  697.7  1997.4  88.38 大减产   34.9
  福建 445.5 400  329.5  1175    323.5▼358.5  394   1076   91.57 减产    36.6
  江西 662.4 627.16 606.33 1895.89   610.03 603.54▼637.77 1851.34  97.65 减产    34.4
  山东 1226  1049  829.5▼ 3104.5   840.5 910   992.5  2743   88.36 大减产   36.2
  河南 1264.5 974.5 887   3126    684.5▼903   788   2375.5  75.99 毁灭性减产 33.2
  湖北 987.47 764.96 797.9  2550.33   734.4▼960.41 1062.8  2757.56 108.13 增产    38.5
  湖南 1227.6 1108.75 802.4▼ 3138.75   803.4 1024.5  909.3  2737.2  87.21 大减产   33.2
  广东 975.57 833.3 816.15▼2625.02   831.94 933.44 1022.55 2787.93 106.21 增产    36.7
  广西 586.05 544.6 497.25 1627.9   499.5 522.7  474.45▼1496.65  91.94 减产    31.7
  海南 77.55  56.66 59.08▼ 193.29   62.21 63.53  74.56  200.3  103.63 增产    37.2
  重庆
  四川                    ▼1054.7(仍低于1949年1090.8万吨)
  贵州 524.9 423.2 316.15▼1264.25   324.95 365.5  372.3  1062.75  84.06 大减产   35.0
  云南 543.97 507.15 489.35▼1540.47   500.03 534.5  537.15 1571.68 102.03 增产    34.2
  西藏     18.29 20.59        22.51 23.96  26.52  72.99     ——    36.3
  陕西 513.5 474  409.5  1397    376▼  400   440.5  1216.5  87.08 大减产   36.2
  甘肃 339.58 289.6 200.57  829.75   195.5▼210   290.1  695.57  83.83 特大减产  41.7
  青海  58.56 52.13 41.35  152.04   39.15▼41.46  61.14  141.75  93.23 减产    43.1
  宁夏  69.62 63.43 46.7▼ 179.75   48.81 48.39  71   168.2  93.57 减产    42.2
  新疆 196.07 197.52 197.98  591.57   174.43 165.35▼217.95  557.73  94.28 减产    39.1
  全国20000 17000 14350  51350   14750 16000  17000  47750   92.99 减产    35.6

  注:数字后面有▼为低谷。为了表格整齐,有些低谷年做了四舍五入。


  这儿把1961年到1963年后三年粮食产量比大跃进三年增长9%算作大增产,因为这意味着年平均递增3%,可以算丰收了。邓贼的农业部长何康不是说过,粮食产量能够增长3%就好了。反过来减产9%以上算作大减产,减产15%以上判为特大减产,这意味着年递降5%,减产21%以上毁灭性减产。因为这意味着粮食平均每年递降7%。
  可以看到其中1961年低谷的有:河北、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1962年低谷的有:天津、内蒙古、江西、新疆。1961年上海减产;四川(包括重庆)绝对是严重的减产。就是在1961年和1962年回升的省区,如山西、辽宁、吉林、山东、湖南、广东(包括海南)、广西、贵州、云南、宁夏回升也不大。
  为了更直观起见,笔者制作了直方图,直方图按照粮食产量从大到小排列。没有四川(包括重庆)的数字,直方图中只好空着。但我们可以肯定,四川人口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占第一位,粮食产量也占第一位,所以排在最前面。同样根据邓贼其他方面的数字(下面马上就要祥说)1958年四川粮食产量449亿斤,超过了任何地方,大跃进三年绝对比1961年到1963年产量高得多,而且在全国也特别突出。广东省包括海南。西藏数据不全,也不重要就不列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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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1961年到1963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和大跃进三年比,大增产的有中央所在的首都北京和柯老领导下的上海。
  本人在《困难时期我国各地的农业和减产原因》就指出,1958年到1960年上海农业完全是大跃进的三年,是在经济建设大量占地基础上的大丰收,1961到1963三年总的趋势继续增产。由于受大规模弃农经商和青浦、松江包产到户的影响(陈云是青浦人直接插手),1961年粮食减产,但上海全市减产量不大。那年上海粮食产量从大丰收的1960年115.65万吨,下降到114.58万吨,减产1.07万吨。但是仅仅青浦一县的粮食就从16.3325万吨下降到14.2335万吨,减产2.099万吨,12.85%的大减产,几乎等于全上海减产总和的两倍,一下子倒退到1952年以前。松江县由18.005万吨下降到16.163万吨,减产1.842万吨,10.23%的大减产。这两个县合计减产就达3.941万吨,只要能平产,1961年上海的粮食产量就应该达到118.521万吨,比1960年增长2.871万吨,又创历史最高水平。如果扣除青浦、松江两个县,上海1960年粮食产量81.31万吨,1961年88.12万吨,增长高达8.38%,还是极大的丰收年。如不是其他县也有大批农民弃农经商造成了减产,1961年上海粮食产量还会再高些。这是柯老坚决刹住弃农经商不让包产到户成风的功绩。略有减产完全是包产到户和弃农经商的人祸。这两个县棉花和油菜籽也无一不大幅度减产。如果不是柯老刹车快,祸害还要严重。但陈云在青浦、松江插手他就没办法了。以上数据可见邓贼的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上海市地方志,松江和青浦县志,减产归罪于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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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老最最坚决地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也最最坚决地反对“三自一包”和下马风,这两种人祸在上海影响都最小而大跃进成就最大。所以上海的农业搞得最好,全国没有任何省、市、自治区可以相比。
  除此以外增产的有天津、湖北、广东(包括海南岛)和云南,京、津也得考虑大规模建设占地。
  京、津、沪是直辖市,农业所占比例不大,所以总的来说,这六省市的增产只是局部地区的成就。
  其余的省和自治区全部减产,产量不及大跃进三年,而且非常严重。毁灭性减产的有:黑龙江和河南,特大减产的有内蒙古和甘肃,大减产的有河北、辽宁、安徽、山东、湖南、贵州、陕西七省。另外山西、吉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西、青海、宁夏、新疆十省区减产。这造成了全国总计减产7.01%,不是个小数目了。
  邓贼亲信李井泉统治下的四川问题更为严重,所以邓贼对这六年的四川农业数字严加隐瞒,只公布了1962年。我通过邓贼其他攻击大跃进和毛泽东时代的文章知道,尽管在李井泉统治下,四川1958年还是丰收,包括重庆的大四川粮食产量449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61年减产最最严重,大四川居然下降到231亿斤,大大低于1949年的299亿斤,比1949年减产竟达22.74%。减产幅度大大超过同样跌破1949年的河南和安徽,在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中熊居第一。1962年重庆情况不清,不包括重庆的小四川粮食产量只有1054.70万吨,比1949年的1090.8万吨仍低3.3%。我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里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尽管数据不全,也足以得出结论:四川1961到1963三年和大跃进三年比绝对是毁灭性的大减产,在全国问题最最严重。只要看1961年的粮食产量几乎只有1958年的一半就可以肯定了。河南1961年虽然也只有1958年的将近一半,但毕竟1962年回升较大。由于四川是在邓贼的亲信李井泉统治之下,所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要予以隐瞒。
  邓贼当局公布数据极偏,四川的数据极少,所以这个表里我们不能看到四川的情况。这是因为李井泉是邓贼的亲信,要掩盖他的罪行。我在《困难时期我国各地的农业和减产原因》中已经分析了四川的情况,不但浮夸风和共产风很严重,下马风和“三自一包”也极其严重,尽管如此大跃进三年四川的粮食产量还是比1961年到1963年高得多。所以下马风和“三自一包”是最大的人祸。
  安徽是公开搞“责任制”的省份,许多人已经指出那年安徽农业不但没有抓上来,反而严重下降跌破了解放前。但安徽人民在大跃进里还是创造了世界所公认、所罕见的水利奇迹,当年建设当年就见效,在1961年到1963年的抗灾救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不但进一步说明了大跃进的伟大,而且在这样的成就面前1961年安徽还是严重减产,进一步说明了“责任制”对农业的巨大破坏。
  新疆是既没有水灾又没有旱灾的地方,大跃进三年农业年年创历史最高水平,1958年比1957年猛增了34.7%,1959年和1960年在高水平上增产。可是1961年和1962年居然大幅度下跌,到1963年才大幅度拉上来,创历史最高水平。1962年春夏之交还发生了严重的伊犁事件。这难道也是大跃进的罪过?(大跃进三年新疆降雨量也是大为减少的,因为新疆农业主要依靠灌溉,就不计较了。)
  众所周知,后三年中1963年是初步摆脱困境的一年,农业在这三年里最好了,这没有什么人敢否定。可以看到1963年粮食产量在后三年中占了很大份额。但除了四川情况被隐瞒,河北、广西两省收成不好,内蒙古、河南、湖南三省产量在三分之一左右(相当于1963年没有增产)以外,其它省都超过了三分之一。大多数省所占份额还特别大,比如天津、甘肃、青海、宁夏所生产的粮食竟超过了三年总和的40%。这意味着这四地1963年(487.43万吨)比前两年平均(337.4万吨)猛增了44.5%,这才是真正的大恢复,但决不是包产到户也不是弃农经商的成就。柯老领导的上海一贯比较好,也主要是1963年增长的,并使1963年的粮食产量占据了这三年产量的36.7%,这年上海的弃农经商和包产到户基本肃清。超过36%意味着1963年比1961和1962年的平均产量增长了12.5%以上,对上海来说这是极大的增长,对农业严重下降的省、市、自治区是很大的回升。超过36%的省区还有:北京、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包括海南岛)、西藏和新疆。除了北京、西藏和上海、天津一样,属于发展性增长以外,其它都属于恢复性增长。我们也可以看到,湖北和天津虽然后三年的总产量比大跃进三年高,但在1961年和1962年分别处于低谷,主要靠1963年拉上来的。1963年大概不是“三自一包”而是人民公社吧!
  考虑到1963年的大恢复,1961年和1962年我国的农业就是严重的低谷。邓贼当局对我们隐瞒了1962年的夏收作物和秋收作物的各自产量,不然我们还可以对该年夏粮和秋粮作一比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比较一下经济作物,它们主要在上半年定局。见下面表四:


  表四:全国经济作物产量

     棉花 油料 黄红麻 糖料  茶叶 水果 评 论
     千吨 万吨 千吨 万吨  千吨 万吨 
  1957 1640 419.6 151 1189.3 112 324.7
  1958 1969 477.0 134 1563.1 135 390.0 棉油糖茶果创历史最高水平,
  1959 1709 410.4 113 1214.7 152 425.0 茶果创历史最高水平,棉糖仅次于1958年
  1960 1063 194.1 101  985.5 136 397.7 普遍减产,但不是低谷。
  1961  800 181.4▼ 62▼ 506.5  79 284.1 普遍继续减产,有的幅度很大,油麻低谷。
  1962  750▼200.3  66  378.2▼ 74▼271.2▼棉糖茶果继续减产低谷。油麻回升很小。
  1963 1200 245.8  99  832.2  84 287.6 普遍回升,麻糖茶果还低于60年,棉油低于59年

  注:数字后面有▼为低谷。为了表格整齐,有些低谷年做了四舍五入。


  为了直观笔者同样作一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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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1958年我国经济作物也是普遍丰收的年份,除了黄红麻11.25%的较大减产外,普遍创历史最高水平,增产幅度还不小。棉花猛增20%、油料猛增13.7%、糖料猛增31.4%、茶叶猛增20.5%、水果猛增20.1%。
  1959年茶、果再创历史最高水平,比产量猛增的1958年又有较大增长,茶叶为12.6%、水果9%。棉、糖仅次于1958年,比1957年仍然增长4.2%和2.1%。油料比1957年仅减产2.2%,只有黄红麻继续减产幅度较大,产量只有1957年的74.8%。一般来说,1959年经济作物生产形势不能算坏。尤其要考虑到这是在1958年大丰收基础上算的账。
  从1958年卷烟产量猛增,1959年继续创历史最高水平并且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最高水平看,从1960年减产不多看,可以判断,1958年和1959年烤烟产量也是很高的。查《国民经济公报》1958年和1959年卷烟的产量完全和邓贼数据符合,当时没有浮夸,邓贼也没有缩小。所以这两年烤烟连年大幅度增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当是事实。
  1960年普遍减产,棉花、油料减产幅度还很大,茶果虽然比1959年低,比产量猛增创历史最高水平的1958年还是增产。
  “三自一包”的1961年才真正一无是处。如:棉花最最怕雨,1961年并没1960年下半年那样,十一次大台风带来了暴雨,可产量不但没有回升,居然在减产的基础上又一次大幅度减产,达27.4%。黄红麻又猛跌了38.6%;糖料猛跌了48.6%;茶叶猛跌了41.9%;水果猛跌了28.6%;油料减产6.5%,这一数字也不小了。这就是下马风和“三自一包”带来的“好处”。
  灾难还没有到头。1962年夏天收获或者在夏天定局的经济作物继续下降。棉、糖、茶、果竟然继续减产,到了低谷。糖料比大减产的1961年还减产了25.3%,油、麻回升很小。除了水果以外全都不到大跃进创造的历史最高水平的一半。与1958年比,棉花只有38.1%、油料只有42%、黄红麻只有49.3%、糖料不到四分之一,茶叶只有1959年的48.7%、水果只有63.8%。不能不承认1962年的经济作物比1961年还差。跟大跃进三年中最差的1960年还根本没法比较。
  1961年养猪量也是低谷,1962年回升不大。最最稀罕的1961年水产品产量也大幅度下降,1962年到了低谷,这大概和自然灾害确实没有关系。
  从直方图也可以看到,低谷全在1961年和1962年,而且减产很大。1963年才是真正开始回升的一年,回升幅度很大。如棉花比1962年增长了60%,油料22.7%,黄红麻50%,糖料1.2倍,茶叶水果较少13.5%和5.9%。但和大跃进比,1963年就远远不如大跃进了。棉花、油料不如1959年,只有1959年的70.2%、59.9%,其他都还不如1960年,黄红麻只有98%、糖料只有84.4%、茶叶只有61.8%、水果只有72.3%。如果(仅仅是如果!不敢说真,我怕得很!莫说我归罪于天灾!)大跃进真的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那么和1963年比,我们必须承认:

★即使大减产的1960年收成也不算很坏★


  由于经济作物的减产,所以呢绒、机制纸及纸板、食用植物油在1961年猛然跌到了低谷,而纱、布、丝、糖、卷烟继续大幅度下降在1962年跌到了低谷。甚至连不依赖于农业,大跃进中大幅度增产的原盐也会下降,在1962年到了低谷。轻纺工业的大幅度下降是不能以调整为借口的,当时的轻纺工厂普遍地开工不足,人员和设备闲置。
  应该考虑到1960年粮食减产后减少经济作物面积的影响。但这样一来,1961年粮食理应该比1960年大大增产,为什么实际增长却微乎其微呢?1963年为什么在粮食大回升同时,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回升呢?根据1963年粮食产量仅仅和1959年持平,而经济作物却大大不如1959年。即使我们不敢提到自然灾害,还不能不得出结论:

★1959年的农业实在不算坏★


  注意:以上全是邓贼当局公布的数字,其中必有篡改但结果就是如此。
  总之我国农业的低谷不是在大跃进三年里,而是大跃进后三年里,1961年和1962年的上半年。结论只能是:

◆正是“三自一包”使我国农业进入最最糟糕时期◆
◆“三自一包”和下马风是最大的人祸◆


  对于“三自一包”和下马风如何造成农业减产,我在《困难时期我国各地的农业和减产原因》已经说过一些。希望广大左派同志和年轻而求真知的朋友到各地调查,予以充分地揭露。
  1961年到1963年的气候还公认为比大跃进三年好。从下面表六可以看到,按照邓贼当局公布的数据(声明:不是我说的,是邓贼的,别给我加上归罪于天气的罪名,我可一点不想把1961年和1962年的农业低谷归罪于天气,但可以宽容地承认1961年气候确是一个原因,不能全怪“三自一包”),大跃进三年我国受灾面积为14105万公顷,经过大跃进抗灾救灾,实际成灾面积只有4653万公顷,成灾率降到33%,抗灾救灾面积9452万公顷,使得67%的土地减产缩小到30%以下。而1961年到1963年,我国受灾面积只有13111万公顷,和正常年份比不算小,和大跃进三年比就小得多,产量却远低于大跃进三年。成灾面积总计6552万公顷,成灾率高达50%。
  ——以小得多的受灾面积却有高得多的成灾面积,这正说明了下马风对水利的破坏和“三自一包”对抗灾救灾的严重破坏。抗灾救灾面积只有6559万公顷,只有大跃进三年的69.4%。这一数字和解放前比、和历史上任何朝代比、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比,和复辟以后比,还不算很小,这正是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仍然部分存在,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结果。比如:安徽1961年粮食跌到了低谷,还大大受惠于大跃进。仅仅大跃进修建的淠史杭工程就灌溉了12.33万公顷农田,增产粮食20.254万吨,不然灌区粮食产量将不到15万吨,安徽的粮食产量也将再下降3.22%。即使“三自一包”风正紧时,人民公社也还部分地起着抗灾救灾的作用,大寨就是典型。1962年全国的农业极其困难,大寨大队却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774斤,比1952年的237斤猛增了2.27倍,年递增高达12.5%。从1953年到1963年的十一年中,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两千斤。原因正是大寨大队坚决不搞“三自一包”,依靠集体力量,把穷山恶水土地薄,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1962年底焦裕禄到兰考后,也是组织群众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抗灾救灾,使得兰考从先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后是“三自一包”的严重破坏下造成的饥荒中走了出来。
  所以说,我国经济最最困难的时期根本不是大跃进,尤其不是1958年,而是1962年,尤其该年上半年。
  实际情况比邓贼当局公布的数字更加突出。以后有机会我将写作一篇文章,用另一只反共疯狗透露的材料证明邓贼的统计数据都是经过严重篡改过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加上牵涉到了刘邓集团的罪行,所以他的文章被封杀,本人下载赶了个末班车,第二天就少了一篇,第三天就全都不见了。)比如粮食产量,虽然不是刘邓1958年说的翻番,也不是1959年公布的5000亿斤,但也不是他们现在公布的4000亿斤,而要高一些。1959年、1960年也是大大压低了的。而1961年既有地方抬高也有地方压低,压低量比1958年和1959年少。因此1961年的实际减产和困境比上面的数字反映的更严重。比如“责任制”的安徽省,大跃进三年粮食产量都比邓贼的数据高。1960年为150.48亿斤,比邓贼宣布的134.92亿斤多15.56亿斤,而1961年只有121.75亿斤,比邓贼公布的125.8亿斤少了4.05亿斤。这一进一出就是近二十亿斤。1961年和1960年比,安徽粮食产量少收了28.73亿斤,而不是根据邓贼数据算出来的9.12亿斤。对安徽人民来说,近二十亿斤意味着每人每年少吃六十多斤(原粮),人一年能够相差六十多斤粮食吗?
  尽管有这些篡改,根据他们现在公布的数字,我们还是得到了如下结论:大跃进的1958年是大灾之年得丰收,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是农业的低谷,下马风与“三自一包”是造成困难的最最主要人祸,安徽推行“责任制”1961年继续减产跌破了解放前,李井泉推行三自一包问题更为严重,等等。对数字的篡改改变不了最后的结论!!!金辉之流居然说可以做得“天衣无缝”?
  现在我们再根据邓贼当局提供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制一表格如下:


    表五:邓贼当局提供的人口和粮食产量

    年份 总人口 粮食产量 人平粮食
     万 人  亿斤   斤
    1956 62828 3855  613.6 创历史最高水平
    1957 64653 3901  603.4 由于人口夸大500万,实际应该在608斤左右
    1958 65994 4000  606.1 超过1957年水平。
    1959 67207 3400  505.9 超过1963年水平,接近于1951年。人口粮食都有造假。
    1960 66207 2870  433.5 人口如6.87亿,人平417斤,粮食以3000亿斤算,436斤。
    1961 65859 2950  477.9 邓贼也承认人口负增长,实际总数当缩小了,人平应430斤左右。
    1962 67295 3200  475.5 由于缩小1961年人口,可笑地低于1961年。
    1963 69172 3400  491.5 低于1959年水平,糖果水产品仍低于1959年
    1964 70499 3750  531.9 比较可信,远低于1958年。
    1965 72538 3890.6 536.4 比较可信,仍远低于1958年。


  根据这个表我们来考察一下历年人民生活情况和饥荒及人口增长情况。
  首先我们看到即使根据邓贼复辟当局篡改缩小了的数据,1958年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农业生产最好的年份。何况这还是在建国以来最大的受灾年份的成就。结论就是:

★1958年大跃进创造了文革以前农业的顶峰★


  各年的生活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昨年,同时要考虑当年的收成。大致上五、六月份夏粮收获以前全靠去年的粮食过活。由于夏收作物所占比重很小,夏收后相当大的程度上也靠吃去年粮食。南方人习惯吃大米,夏粮没有大米,就是去年的。以后才是早稻、中稻和晚稻。那以后才真正主要依靠吃当年所收的粮食。但同时又要为明年打算了,必须注意能够吃到明年同期。
  由此我们提出年度的概念,从某年7月1日开始到第二年的6月30日,该年度的人民生活决定于该年的粮食产量,该年底的人口也正好在年度的中间,可以视作该年度的平均人口。所以该年度的人平粮食产量就是该年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计划生育普遍推广以前也决定了该年度的人口增长。
  由于数据全部出于邓贼,可信度极低,所以上面的表是有问题的。无论人口还是粮食产量都有造假。一般来说,1957年和1964、1965年的粮食产量比较可信,其他都靠不住。由于进行了人口普查,1963年和1964年的人口数据比较可以相信,其它也都靠不住。
  而我们的人平粮食产量是根据错误的粮食产量和错误的人口数据计算出来的。1958年粮食实际产量要高些,1957年底人口也被夸大了,所以这两年的人平粮食产量都被压低了。
  即使如此,对于那段时间的人民生活和人口增长,以及饥荒的年份还是可以做些判断的。
  记得邓贼刚复辟时报上说1957年我国人平粮食产量高于1976年。1976年据说只有六百零几斤,而1957年据说有630多斤(目前手头没有资料,结论绝不至于记错)。可按照这儿的人口数字来计算,1957年就只有603.4斤,低于同样得到的1976年人平611斤。(上面已经说过,所谓1976年粮食产量5726.2亿斤也是缩小了的,实际至少5800多亿斤。笔者已在《我亲历的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及其原因》里揭穿过,这儿不管。)
  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邓贼当局为了捏造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让薛暮桥和李成瑞把1957年人口大大夸大了。这样反把该年人平粮食就降低了。尽管创历史最高水平,居然由1956年613.6斤减小到了603.4斤。就这样,邓贼刚复辟时说的1957年630多斤,狠狠地打了薛暮桥和李成瑞一记耳光,也打到了邓贼自己的脸上。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1957年人口夸大,使得人平粮食产量比1956年低10.2斤。尽管该年粮食增长不多,毕竟也是创历史最高水平,因此是绝不可能的。如缩去500万人口水分,人平粮食产量也就提高到了608斤左右,这才比较接近实际。即使如此1957年人平粮食产量还是低于1976年的611斤。这样,薛暮桥和李成瑞的数字又一次狠狠地打了邓贼刚复辟时公布的数字一记耳光。暴露了他们为了攻击文化大革命,不但贬低了1976年,也大大夸大了1957年的人平粮食产量。
  所以,1957年人平产粮根本不可能630多斤。如果据此倒算该年的人口又太少了。实际情况只能是两头捏造。——他们没想到,据此算得的1957年人口也会大为下降。本想害人,倒过来打了自己,暴露了篡改数据的真面目。
  即使根据如此破洞百出的数据,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1958年人平粮食产量超出了1957年。实际还要大些,该年粮食产量也缩小了的,应该超出1956年,创历史最高水平。
  1959年人口、粮食都有造假,无法估算。大致上一进一出相抵相差不大。所以表中的1959年人平粮食产量比较接近实际。但可以看到,不但超出了1963年,也接近于1951年。
  现在我们再看1958年和1959年的人民生活情况吧!
  即使依照邓贼数字算出的人平粮食产量,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人平粮食产量还超过600斤,这绝对是温饱的水平,所以1958年上半年人民生活应该很好。相应地1958年上半年人口增长不应比以前任何一年慢。
  ——注意:这儿仅仅研究全国的总体情况,个别地方的特殊情况该另外论。如1958年上半年云南两个县由于1957年减产,领导没抓好生活,发生了问题,不能夸大为全国都饿着肚子大跃进。反共右派最热衷于的就是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不能用个别地方的特殊情况来否定此表的结论。下同。
  五十年代这种情况每年都有一点,又都不多。解放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农业破产,我国是从饿殍遍野走过来的,解放后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基本消灭了饥荒。但由于农业基础极差,人平土地少,总有一些地方受灾,工作中也会有人犯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甚至极少数坏人捣乱,极少数地方的局部饥荒,历年都还有一些,又都不是普遍情况。
  再看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上半年。该年度人平粮食产量比1957年都高,所以一般来说也不应该有严重的饥荒。不过1958年在办食堂时,尽管中央的政策从来没说“敞开肚皮吃饱饭”,但刘邓及其在各地的追随者提出了这一错误口号,造成了一些地方无计划吃粮,一度多消耗了粮食。在1959年青黄不接时就有一些地方发生粮食困难。另外,根据《1958年国民经济公报》自然灾害超过解放以来任何一年,虽然大跃进大灾之年大丰收,但在各地是不平衡的。我国历年总有一些地方因灾歉收,1958年也不例外。根据邓贼的数据,1958年增产、丰收、创造历史最高纪录的省、市、自治区有24个,但天津、安徽、广东、云南、贵州五省市减产。就是丰收省区也会有局部地区收成较差。这也造成了1959年春天的青黄不接,这也和历年一样。就是说问题有,但不是普遍现象。
  毛主席很快出来纠正。提出粮食分配到户,搭伙自愿,定量吃饭,节约归己的方针,又努力解决《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到了夏收情况完全好转。这些问题和历年没有大的区别。这个大问题在全国人口中只占不到百分之四。
  所以总的来说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人民生活应该超过上一年度。人口增长也不会比以前慢。(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但不普遍)无论如何1958年不可能像反共右派说的那样饿着肚子大跃进和饿死人,1959年上半年也基本如此。这一年半中人口的增长自然要比以前快一点。当然反共右派要举一些地方出来作为那时已经普遍饥荒的“证据”,总举得出来的。大跃进前几年没有一年举不出。
  应该承认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人民生活总水平下降。但既然人平粮食产量超过了1963年,和1951年也差不多,那么总体来说生活水平不会比1951年下半年和1952年上半年差,有饥荒也仍然是部分地区。1951年下半年和1952年上半年也有局部饥荒,但1951年和1952年分别增加了1104万和1182万人。平均1143万人,是1951年底的2.03%,所以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也应该能够增长2%。也就是1300多万。
  1963年下半年和1964年上半年,我国人民生活状况大大好转是人所公认的,1959年和1963年粮食产量相同,人均还比1963年高。何况油、糖、果、水产品产量均比1963年高得多,这些都是可以吃的。所以就全国平均来说,无论如何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人民的生活不会比1963年到1964年度差。
  所以总的来说,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人民生活不可能比以前差,连同1957年,这三年人口平均增长应该比前五年的1305.6万人、2.22%多一些,合计增加4000多万。1959年底我国的人口也应该超过6.7亿人。和邓贼公布的67207万人差别就在于零头上了。也就是说邓贼抬高1957年的人口直接贬低了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增长率,以制造出1959年甚至1958年已经开始死人的谎言来。
  零头上的差别可以如此判断。1952年到1956年,五年中只有半年(1956年下半年)人平粮食产量超过600斤,另有半年最低(1952年上半年)510.4斤,其余四年介于中间都是500多斤;而1957年到1959年三年中超过600斤有两年半,只有1959年下半年与1952年上半年相近。所以这三年的人平粮食产量比那五年为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应该比那五年高。人口的相对增长率也不应该减小而应该提高,加上人口基数的提高,1959年的人口应该超过67207万人,估计6.75亿人不为过。加上1960年上半年增加的650万左右,1960年年中人口应该在6.84亿人左右,决不至于负增长。
  把1957年捆在一起算,那是因为邓贼公布的1957年人口64653万人是夸大其词的,为了给饿死三千万人提供五百万的名额。如果我们不捆在一起算,结论将和邓贼的企图更不一致了。既然1958年全年到1959上半年,我国人平粮食产量,根据邓贼的数据也在600斤以上,比1957年高,所以这一年半人民生活比1957年高、人口应该增长得比1957年快。既然1957年增长1825万,相对增长率高达2.9%。那么这一年半也应该如此,这样,1959年六月底全国人口就应该比1957年底增长4.39%,也就是67490万人,下半年生活水平和1951年差不多,应该再增长1%,这样1959年底就应该68165万人了。尽管我们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根据邓贼捏造的数据就是这样的结果。我们把1957年捆在一起算,正是为了抵消1957年的捏造,从比较可靠的1956年算起。反共右派如果对此不满,那么就这样,邓贼把1959年的人口压低了957万人。不过为了追求客观真实,还是不这样算吧!
  凡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知道,总的来说国庆十周年全国一片喜庆景象。反共右派说1959年人人饿着肚子,全国哀鸿遍野完全是一片谎言。
  ——以上说的是普遍情况不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如1960年春天出现了信阳、遵义等地的严重问题只能特殊对待,不能夸大为全国都如此。
  信阳事件和长期干旱有关,如果路宪文等人如实上报困难还不止于造成悲剧。可是这伙刘少奇、吴芝圃一路下来的走资派,遇到干旱减产还要浮夸产量,还大肆反瞒产。金辉等反共右派说全国按浮夸的数字征购粮食是他们的瞎说,但是在信阳等地确实是按浮夸的数字来征购粮食。但另一方面粮食收购多了固然给信阳的百姓带来了灾难,也缓解了其它地方的困难。反过来,如果一个好的体恤人民的干部向上如实汇报当地的灾情,向国家要粮食,固然当地的人民不因受灾发生严重事件,但国家不得不拿出粮食给他们,这也必须从其它地方征来。
  应该承认,在全国凡是出现这类问题的地方都有它的共通性,但在全国又不可能很普遍的。
  还有由于1959年粮食产量的浮夸风没有纠正,造成用粮缺乏计划。这将使得1959年下半年没有注意约束用粮,从而在1960年上半年给某些地方带来困难,但这也正说明1959年下半年生活好得多,总起来说对人口的增长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现在来看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尽管邓贼当局篡改了数字,但是没人否定1960年大减产。
  1960年秋收前就发现农作物长势不好,国家必须为粮食能够维持到明年夏收以前作打算,开始约束粮食供应,这和历史事实是符合的。于是有“瓜菜代、低标准”的提出和一九六〇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以及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等等。这正是中央在做全年性的打算。1960年收获的粮食不该毫无计划地吃完,必须为1961年夏收以前打算。所以1960年下半年人民生活将下降,但这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能够渡过1961年。可是反共右派居然用仓库里有粮食作为中央存心饿死老百姓的“根据”。他们连什么叫做储备粮、什么叫做库存粮、什么叫做周转粮也分不清呢!实在没有任何资格谈论粮食问题。
  这个年度人民生活当然很困难,饥荒也很严重。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960年的人口,反正决不是邓贼捏造的66207万人。
  我曾经在邓贼刚复辟时提供的数字,我国1960年的人口以及粮食产量2800亿斤数字,计算出该年人平粮食407斤,这个数字当然低,但比1949年的402斤还是略高。当时的人口数据及来源都记不清了,但人平407斤绝对没记错。现在只能据此反推,那么1960年人口应该是68796万(三位有效数字),跟后来薛暮桥和李成瑞的数字相差2589万人。加上1957年夸大的500万人,正好有3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
  为了尽量贬低1960年的粮食产量邓贼连零头也要抹,后来知道他们的数字是2870亿斤,这样推算的人平粮食产量也提高到了417斤。但按薛暮桥和李成瑞的66207万人来计算,就是433.5斤。这样的拥有量无论如何不至于大量饿死人。印度人平430斤就算农业丰收度过饥荒了,还出口粮食。
  对邓贼当局来说公布数字历来是个难事。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老老实实公布1960年的人口数字,人平粮食产量确实降了下去,但1960年的人口就不是负增长了。如果缩小人口数据,又把人平粮食产量提了上来,又不应该大量饿死人了。——就这样,邓贼的手,一次又一次地狠狠打了邓贼自己的耳光。可金辉居然说奉命做假可以“天衣无缝”?!
  何况1960年产粮2870亿斤也是缩小了的。在《我亲历的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及其原因》说过,应该在3000亿斤以上。据某反共右派的数据仅河南、甘肃、四川、安徽、吉林、江苏、山东、浙江、云南、河北、贵州十一省就缩小了123.7亿斤,也印证了这一数字。如果用薛暮桥和李成瑞的人口数据计算,1960年人平粮食就应该在453斤以上了。
  1960年能不能有68796多万人呢?结论应该是完全可能接近的。前面已经算到1960年年中人口应该在6.84亿左右,只要再增长396万,就可以达到这个数字了。不过这个计算只有三位有效数字,最后一位会有误差。
  大致上也可以这样算,在1957年到1960年四年中人口增加5000多万。这不是不可想象的。其中1957年到1959年增加4000多万,然后1960年补足到5000多万。1950年人平粮食产量478.8斤,比1959年的505.9斤低得多。但人口增加了1029万,次年1951年增加了1104万人。那么1960年能够补足到5000万人是正常的。
  这些计算当然不会精确,但理应比邓贼公布的数据符合事实。我们归根结底也只能是从邓贼的数据缝里探讨真相。略有出入应该是正常的,也该由邓贼负责,为什么他们不给我们正确的数据而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致的数字。
  由于1960年人口被大大缩小了,所以1961年和1962年的人口数字在1960年的基础上也是被缩小了的。相应地,1962年和1963年的人平粮食产量也不可能是477.9斤和475.5斤,而要低得多。尤其可笑的是,由于邓贼集团伪造数据,以至于1962年的人平粮食产量比1961年还低,再加上糖、果、水产品继续减产,那么1962年又怎么可能像他们说的那样走出困境呢?这也是他们自作自受,邓贼的数字又一次狠狠地打了邓贼的耳光。按照这个荒唐的数字,1963年也不是开始摆脱困境,倒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了。邓贼当局捏造数字本想诬蔑大跃进为“三自一包”和下马风开脱,结果不但没开脱成功,反而生拉活扯地把1963年也搭进去了。可是金辉居然说奉命作假可以“天衣无缝”?
  现在来看1961年上半年到1962年下半年。
  首先,1961年农业根本没有起色,农业总水平是下降的。粮食增长甚微小,人平477.9斤是因为缩小了人口而被夸大了的,实际比1960年高不了多少,而油、糖、果、猪、水产品还有很大的下降,这些都是吃的。蔬菜也大幅度下降,上海人都记得,1961年上半年还有胡萝卜,下半年胡萝卜也没有了。在1961年和1962年一度每人只有二两低质菜。大家最喜欢的是卷心菜外面的老叶子——美其名曰“光荣菜”。以前是喂猪的,那时人们抢着吃,因为含有比较多的淀粉。由于以上原因1961年农业总产值下降。历年余粮也已经耗尽,1960年还有库存可以挖。所以应该是远比1960年艰难的一年。1962年上半年也将是饥荒最最严重的年份。该年夏粮收成也不好,糖、果、水产品继续下降,油料、猪回升也不多,至少秋收以前必然是最最困难的时期。
  另外,我们已经知道1961年夏粮只有460亿斤,26.5%的特大减产比1960年还减少166亿斤。这意味着在秋收以前全国每个人少了24斤原粮。也说明了1961年下半年必然是极其艰难的日子。远远超过1960年。
  有的反共右派说,那是因为夏粮是1960年播下的——又是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靠着一张嘴巴两层皮,如何能给大跃进加罪就如何说,如何能够替“三自一包”和下马风开脱就如何捏造。夏粮包括冬小麦、春小麦和豆类等。如果说问题在1960年冬,那就是说1960年冬天播少了,或者没有好好地播种,但他们根本没有也不需要任何证据来证明该年冬天播少了等等。夏收作物的生长期主要在第二年春天,占了很长时间。春小麦还和去冬毫无关系。如果应该归罪于大跃进,为什么1960年还能达到626亿斤呢?1961年夏收作物的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大批农民弃农经商,造成了土地荒芜或者应付种植,还有大包干复辟地主经济,许多农民单家独户也无法抗灾减灾。
  秋收也不好,就这样,开始了上面说的诸如9月17日周总理用三杯酒调江西三亿斤粮食,以及1961年11月京、津、沪全面告急,随时可能断粮。无奈之下邓小平专门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征粮等等。1962年4月23日《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不是还说1961年7月到1962年6月粮食实际上调数只有40多亿斤?
  如果说1960上半年困难还是局部地区,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地进入了全面的危机。
  所以1961年和1962年不但是我国饥荒最最严重的年份,相应地也应该是我国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停滞甚至负增长的年代。1963年的人口增长无论如何也不会快。
  总之,这些结论虽然都出于邓贼的数据,却都和邓贼伪造数据的目的不符。唯一的原因只能是人口数据被他们大大篡改了的,农业数据也有篡改。1960年的人口被大大缩小了,1961年也被缩小了,就是1962年也有缩小。从1961年到1963年,这三年才是人口增加极少的年份。而且1960、1961、1962三年的人口都比1963年低不了多少。
  上面根据1960年人平粮食产量407斤倒退出来的人口数字当然不能做准,关键是笔者没有记录当时看到的人口数据,不然直接使用这个人口数据好了。在这儿只能做个参考。为了判断实际人口的大致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倒推,结果发现这个人口数字是有价值的。
  我国的人民生活水平1964年比1963年高,1963年比1962年高这是公认的,农业1963年比1962年好,1962年总体上说[注意!]比1961年好也是公认的。让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一下人口情况。
  根据这个生活水平来判断,1963年增加的人口应该比1962年多,1964年上半年又应该超过1963年的一半。
  1964年人口70499比较可信。据1964年人口普查,该年6月30日全国人口总数723070269人,扣除台湾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等,为694581759人,如果邓贼公布的1963年和1964年的人口数字都可信的话,那么1964年上半年仅比1963年的69172万人增加了286万人,而下半年增加了1041万人。这和1963年人平粮食只有491.5斤,尚低于1959年是一致的。
  以此推算,1963年全年增长的人口不会超过286×2=572万人。也就是说1962年底人口肯定超过了69172-572=68600万人,相应地人平粮食产量就最多3200÷6.86=466斤,而没有475.5斤。而1962年增长的人口又更低,所以1961年底人口肯定更大地超过了68600-572=68028万人,人平粮食也就在2950÷6.8028=433.6斤以下。这下好了,和1960年已经拉平了甚至更低。可是就凭这个粮食产量,如果说1960年要大量饿死人的话,1961年又怎么能够比1960年增长两千万呢?结论只有一个1960年也决不至于仅仅66207万人。
  可是邓贼公布的1962年底人口只有67295万人,1961年底只有65859万人,相应地1963年增长了1877万人,1962年增长了1436万人。——这些,连同1960年的66207万人,净减一千万,全是伪造和胡说八道。
  既然总体上说1963年生活水平比1964年差,1963年怎么可能增长得比1964年还多呢?相反从1964年上半年只增加286万人可以看到,人口增长仍然没有走出低速。
  既然1963年人民生活绝对低于1964年的上半年,尚有轻度饥荒是公认的事实。所以全年人口增长绝对在1964年上半年的两倍以下。也就是1962年我国人口绝对不可能只有67295万人。
  还有既然1962年的生活水平公认在1963年以下,人平粮食还可笑地比1961年还低。该年又怎么可能增长1436万人呢?实际增长人口必然比1963年还要低而下之。1961年更不可能增长人口了。——然而邓贼的数据1962年增长的人口竟然不但超过了1964年上半年的两倍,还超过了1964年的全年。
  这就是说实际情况应该是:1962年人口比1963年低不了多少,1961年也低不了多少,1960年仍然低不了多少,甚至可能比1961年还高。大致上都是68000多万人。这和上面说的1960年人口在68796万左右大致是符合的。1960年人口根本不可能负增长。
  仅仅所谓1963年增长了1877万人,就使得大跃进至少“饿死”了1305万人。1962年增长1436万,又使得大跃进至少“饿死”了1000多万人,再加上其它的作假和1957年人口的夸大,正好是3000多万人被“饿死”了。
  有人会说:这是人口在大跃进中损失后的反弹,也狗屁不通。
  人口反弹也要物质基础。1963年的粮食产量和1959年一样,人均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59年,另外棉、油、麻、糖、茶、果、水产品无一不比1959年底,甚至低得多,1959年还有1958年的强大后盾,而1963年只有1962年的薄弱基础,它拿什么去反弹呢?1965年人口增长2000多万才是真正的反弹,即使如此人平粮食产量也不过530多斤,是个薄弱的物质基础,仍不如1959年。1963年人口增长只可能比1959年低得多。决不可能1959年只增长1213万人,而1963年倒增长了1877万人。1962年更没有本钱去增长1436万人了。既然没有本钱增长人口,也就是说1962年的人口比较接近1963年,1961年也接近1962年。1961年、1962年、1963年的实际人口都比邓贼通过薛暮桥和李成瑞提供的数据大得多,相应地这些年份人平粮食产量也要低得多。而这又使1960年的人平食物[注意!]产量显得未必比1961年低了。1960年又有1959年的人平505.9斤的后盾,而1961年却只有1960年433.5(?)斤的薄弱基础,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说1960年的生活水平和人口增长一定比1961年低。
  以上这些都说明1960年人口6.87亿左右是可信的。根据邓贼的1963年人口数据可以算得,从1961年到1963年三年人口增长仅69172-68796≈400万人左右(一位有效数字)。如果1963年增长人口400万左右,那么1961年和1962年就是零增长;如果1963年超过400万左右,那么1961年和1962年就是负增长。
  也就是说1961年和1962年人口几乎没有增加,或许还减少。这和1961年与1962年最困难是一致的。
  由于我们是用邓贼提供的虚假数据来计算,所以上面计算的数据都不能当真,但反映了一个大致情况。1960年到1962年人口没有那么低,人平粮食产量也没有那么高,问题严重,但和解放前比还不算低,死人的事会有,但决不至于大量饿死人。在自然科学中有个吕·查特里定律,对动态平衡的任何破坏,都会有个反作用使得动态平衡得以恢复,在社会科学中也适用。邓贼复辟后捏造数据,顽强的逻辑却使得数据要反映出它的本来面目。可是金辉居然说伪造数据可以“天衣无缝”。实在是又无知又可悲。我们虽然不能确切知道1960年到1962年的人口数据,但已经可以做结论了。
  结论只能是:

◆我国的饥荒主要在1961年和1962年◆
◆人口问题也当主要在这两年◆
◆如果饿死人主要也在这两年◆


  无论人口增加少,或不增加、负增加都应该在这两年。

★大跃进时期不存在人口负增长★
★1958和1959年人口增长还是极其迅速的★


  我并不是存心贬低这两年,但根据邓贼公布的虚假数据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实1961年和1962年也不是别的,而是在大刮“三自一包”风的地方,“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倒退到解放前”。解放前人民群众大多就是处于半饥饿状态,人口增长停滞。我说过安徽省的一个例子,有一个寡妇拖了四个孩子,1961年包产到户,她只分到很少土地,又没有劳力耕种。秋收只收了一点点粮食,秋收未过就已经吃完了。到1962年春天全家死绝。这在解放前也不算什么。解放前孤儿寡妇饿死是人见人惯的。在《父亲的回忆》里我说过一个资本家的小老婆连同她的两个孩子被遗弃,一家三口就靠她洗衣服挨日子。每天就一锅饭加一点盐,如不是解放谁也不知道她们还能维持多久?饿死了还不是饿死了,谁来关心?在我们四川,更存在一个极其残忍的“吃绝户”陋习。就是说,一个没生男孩只有女孩的妇女,如果死了丈夫她家就算作绝户,对于寡妇孤女不但不会有人照顾,族里反而会一蜂窝地到她家里来大吃,直至把全家的财产全部吃光,甚至拆屋扒瓦,好像寡妇孤女就是该死绝的。上海还算是天堂呢!一个妇女拖上两个孩子一样处于饿死的边缘,何况叫化子乡!所以安徽一个寡妇拖上四个孩子也就注定要绝户了。如不是解放,也许她们早就死了,正是解放使得她们活到了1961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也算多活了几年。
  从上面所说我们还可以推测出为什么1964年要进行人口普查,就是要调查明白度过困难时期后的人口情况。结果发现1964年上半年增长还不多。
  这些结论归根结底都是从邓贼公布的数据作出的,虽然他们的数据篡改过的,不可能十分精确,但大致上就是这样。
  这些也都和上面说的七千人大会的背景和各种中央文件是一致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也是说:“饿了两年饭”,而不是三年,就是说不包括1959年,说那时就是全国性的大饥荒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从七千人大会来看,从夏天刘少奇惊呼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看,谁都明白1962年是最饥饿的一年,周总理就多次说到1962年是严重困难时期。
  ——注意:这儿仅仅研究全国的总体情况,个别地方的特殊情况该另外论。前面说的1958年云南两个县,还有1960年信阳都是这种情况。反共右派最热衷于的就是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
  邓贼复辟后贪污盗窃立即大肆泛滥起来,人民群众极大地不满。可是台湾的蒋帮却说,共产党从来就是贪污腐败成风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的,他们举的例子就是1952年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并且说:“毛泽东也不得不把他们枪毙,以平民愤。”这种事在大陆人民听来只是感到可笑。同样根据1958年云南两个县出了饥荒,就说全国从1958年开始已经到处都是饥荒了,也只能使人感到可笑。反共右派就是这种蒋帮的逻辑。
  反共分子、右派分子不是大叫大嚷饿死了三千万、四千万人吗?正是根据邓贼当局捏造的人口数字作的结论,具体是薛暮桥和李成瑞干的,邓贼的“统计局长”李成瑞还写了一篇《大跃进和人口变动》开了饿死多少万的先河。且不论这一些是不是事实,如果真的饿死了那么多人,追究责任也首先应该追究下马风、“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和弃农经商。其次才是追究刘邓机会主义集团刮五风的责任。至于大跃进成绩是伟大的,绝对没有任何责任。兰考正因为包产到户造成了大饥荒,也有人弃农经商,一开始也有吴芝圃在刘少奇支持下的五风。这两股风都出于同一个风源。所以焦裕禄到兰考第一件事就是抓阶级斗争,坚决纠正包产到户,组织群众搞好集体生产。也正如此刘邓路线对焦裕禄恨之入骨,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图否定焦裕禄,打击他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复辟伊始就明目张胆地攻击焦裕禄“极左”,把张钦礼投入监狱十几年,出狱后还不给生活出路。
  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也总会说,大跃进时高征购啊,出口粮食啊!上面已经说过,1958年既然大丰收,为什么就不可以多出口,即使多出口了,国内留下的粮食还是比1957年多得多。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的手法就是:故意把饥荒的时间尽量往前挪,硬把基本上不饥荒的1959年说成饥荒年,以此攻击大跃进,嫁祸于人,倒打一耙。然后再说1959年是饥荒年还要出口粮食,再循环论证,说正是大跃进出口粮食造成了饥荒。至于1960年出口了一些粮食就是因为赫鲁晓夫逼债。紧急出口的岂止是粮食,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总理、李先念、李富春组成三人小组亲自抓出口,每个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挂帅抓出口,知不知道?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他们先把饥荒的时间往前挪,再进一步造谣说,1961年已经走出饥荒,所以罪不在赫鲁晓夫逼债。这次又是循环论证,反过来又说既然罪不在于赫鲁晓夫,所以1961年已经走出饥荒。明明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收成都不好,他们也要硬说“三自一包”不但不破坏农业和造成饥荒,还力挽狂澜。
  有没有征过头粮并不是不可讨论的,但反共右派说1958年按照浮夸的数字来征粮食,就严重违背事实了。
  丁杼就说“征购量随产量走”。金辉和一切反共右派都是这样说。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里金辉说:


    后来经过落实的1958粮食产量40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只增产了100亿斤。但是当年粮食的征购任务和人民生活,却是按照7500亿斤的虚假产量数字来安排的。……1957年产粮3900亿斤,征购961亿斤,占产量的24.6%,属于比较正常的比例。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征购1095亿斤,占产量的27.3%,这已经征多了。


  这完全是瞎说!
  不是说没人要按照浮夸的数字高征购,但不是别人,正是大刮浮夸风的刘邓机会主义集团。他们说的1958年粮食产量原来还不是7500亿斤,有的说有8000多亿斤,还有人赌咒发誓说已经超过了10000亿斤。毛主席不是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没有理由要他来提供正确数据,但他说粮食只要能够增产一成就很满意了。数据归根结底还得由国家统计局提供。当时他只能说按最低的数字公布,而统计局的最低数字就是7500亿斤,这比1957年3700亿斤(不包括大豆)翻了一番。如果他相信这个数字的话,倒真的要“按照7500亿斤的虚假产量数字来安排”了,按比例就要比1957年多征961亿斤以上。但实际上并没有征收那么多啊!金辉的数字告诉我们只多收了134亿斤,那是按照城市和工业的需要来征收的,毛主席把粮食留给农村。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决定,笔者只能有个猜测。毛主席从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出发,早就预见到统计数据会出现虚假和夸大,究竟虚假和夸大到多少,什么数据是正确的,不是他能够回答的。他不是历来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吗?他又不是统计局的,当然不能提供正确数据,正像他在后来说的,过了糊涂日子。究竟农村有多少粮食他当然心中无数。但他明白,1958年大丰收是事实,统计数据大为夸大不可信也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够按照城市和工业的需要来收粮食。如果按照刘邓集团的浮夸数字来收,那中国的农民真的要死完。
  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要自作聪明,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毛主席面前谁也不要充英雄。尤其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贼分子,你们的认识和毛主席根本不能比,如果说他的认识在九天之上,那么你们就在十八层地狱之下。任何时候都不要自以为是地对他指手画脚。不要以为你们自己预见不到的事情,别人就不能预见到。就以笔者来说吧,水平就比你们高得多。邓贼复辟,我就预见到我国要发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人失业、农业危机……还有人民群众的大游行、大示威和邓贼对人民的大屠杀。以及最后邓贼的统治必然被推翻。这一些大多数已经被历史所证明。记得我曾经说过,我们南充专区中心医院要改名为南充专区中心医店,厂里的医务所要改名为医疗小卖部,学校要改为学店,曾经引起了人们的愤怒,我还说过包括粮食、房租在内都要涨价。有人赌咒发誓说粮食不可能涨价,现在如何了?你们连我的思想都不能理解,又怎能去妄评毛主席呢?
  不但金辉说的“按照虚假产量征收”不是事实,就是他说的“这已经征多了”也不是事实。1095亿斤就证明这是明目张胆的谎言。下面他提供的数字是1959年征购1348亿斤,1960年征购1024亿斤。
  大跃进中,主要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猛增到1960年的5969万人,增长了92.5%。不但彻底消灭了城市的失业人口,还把大批的家庭妇女召入了企业工作。即使如此还大大不足不能不从农村大招工,合计有2218万农民进城工作,还有一些农民把家属也带进了城市,我国城市人口从1957年的9949万人增加到了1960年的13073万,增加了31.4%。仅1958就增加了772万人,城市人口达到10721万;1959年12371万人,又增加了1650万人。这些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就不吃饭了吗?即使按邓贼的数字,1958年粮食4000亿斤,只比1957年增加100亿斤,农村留粮也只减少34亿斤。为什么就不说农村少了2000多万张嘴巴呢?算账能够只算一头吗?何况进城的全都是壮劳力,粮食消费量极大,他们的定量折算成原粮绝对不会下于500斤。(对于重体力劳动来说,月定量45斤,一年就是540斤,折算成原粮600多斤,轻体力劳动按32斤计算,也有384斤。一般来说农民进城大多是重体力劳动,还得考虑粮食运输和储存中的损失。)即使人平500斤,34亿斤原粮只能够供应680万人,远低于进城的农民。多征的粮食用来供应进城的农民还远远不够。
  给农村的销售也增加了。金辉也称之为“高征购,高销售”。如:1959年春天农村有少部分地区和人口缺粮时,毛主席称之为《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立即用飞机把文件送到省委第一书记那儿,请他们迅即处理。最后还是靠返销。反共右派总是做出一副惟有他们才代表农民的姿态来,要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如何地亏待农民,尤其大跃进如何地亏待农民,甚至编造出1958年农村已经到处饿殍遍野的谎言来。但事实上有数据表明,在1958年我国乡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高8.1%。
  所以1958年的征购不能算多。后来1959年和1960年减产,进城农民照样要吃饭,不能不加大征购,农村留粮才真正减少了。即使如此,1960年也不能称之为“按照虚假产量征收”。这一年征收的粮食比1958年少,1024亿斤,比1957年只多征购了63亿斤,6.56%,城市里吃饭的嘴巴倒增加了31.4%,还是强劳力的嘴巴,所以农村已经无法养活城市里从事工业的人口了。必须大量遣返劳动力和人口回农村。
  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在浮夸风严重,到处反瞒产的地方,某些干部作风很坏,确实存在征过头粮,造成了这些地方的严重问题,如信阳。但这只是局部地区,对全国整体来说根本不存在。反正全国总共征购了这些,个别地区征了过头粮说明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多征。只有1959年征购才显得多了,1348亿斤,比1957年多征收387亿斤,仍然主要是出于城市和工业的需要。大跃进三年合计多征购584亿斤,平均每年多征购194亿斤。用来维持所增加的以壮劳力为主的3000多万城市人口,也很勉强。
  而且早在这1959年,就已经提出“一个人顶一个半人”、“增产不增人”了。有的地方还提出“增产要减人”。可是由于建立我国自己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大发展的需要,以及人口上的巨大惯性,一度城市人口还不能减少,粮食需求也不能不增加,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农民要。最最荒唐的是,由于1958年大招工,吸引了许多农民盲目离土来城市找工作,1959年国家不能不劝他们回家务农,这居然也成了反共右派的攻击口实。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拿我们厂来说,1956年职工总数463人,1958年一下子超过1400人,1960年已经减到1032人。即使如此,三年大跃进工业总产值每年翻一番,1960年仍然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保持了长达十年之久。1961年形势急转直下,人员锐减,合并了一些厂还只剩下588人。由于下马风破坏了地方经济,产值下降得更快,跌到1956年以下,还严重亏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大发展中,才得以超过1960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前面已经说过,一个粮食,一个劳动力正是我国建立自己工业的困难之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完全统制起全国的经济才能实现我国的工业化。资本主义道路对我国来说注定不通,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的强国梦。所以即使仅仅出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必然会在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时出现严重的粮食和劳动力问题。不能不先从农村大量招工,然后又把他们大批地送回农村。——说大量,也不到农业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但农村已经供养不起了。
  就好像某家人家要兴建住房,一度请大批亲朋好友来帮忙,还得准备下大量的粮食,完工后又全部打发他们回家。在房子初步建好尚不能居住前,人也疲劳了,牲口也瘦了,储存的物资和资金也消耗完了。而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正是这种家庭的不肖子孙,对于家庭的建设不肯出力,事后也不管新建的房子耸立在眼前,甚至根本不允许人们提到这一伟大的成就,却说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破坏。
  所以即使仅仅从生产力的发展出发,我们遇到的困难也是不可避免的。
  何况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必然会出现新的矛盾,放大或者说加剧了生产力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再遇到严重天灾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说,历史如果可以从头开始来一遍,一切都不会有大的不同,不管好事还是坏事,凡是发生的还是会发生。除非存心不在中国建设自己的工业,去给帝国主义当殖民地。反共右派正是这样想、这样做的。随着我国经济大发展必然要产生的一个党内资产阶级,也必然要从大跃进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变成大跃进的叛徒,再堕落到和反共右派同污合流,最后也必然要这样做的。(这个派别、这个阶级中的个人,或许会有改邪归正的,毛主席对刘邓集团的人一直从教育和挽救出发,1976年对出尔反尔的邓小平还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以上这一些,在大跃进以前,毛主席或许不会预见得很具体,但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必定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在胸了。所以我们看他按部就班地走来,一切都是那么及时,一切都显示出那么高的洞察力。且不说人民群众在他领导下会有那么大的劳动热情,就说坏的方面吧!以1958年云南两个县为例,在刘邓等人看来,也许微不足道,解放以来已经在一个饿殍遍野的国度基本消灭了饥荒,每年还有极少数地方因天灾人祸出现饥荒不值得小题大作。可毛主席不但“小题大作”,竟然还断言“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简直是在大泼冷水了。
  对于大跃进抗灾救灾的巨大功绩和“三自一包”和下马风对抗灾救灾的破坏下面还要分析。尤其以复辟以来破坏最为严重。


  第六章:严重困难中的大好形势和大跃进的伟大胜利

  不过即使如此,我国的农业和粮食虽然处于最最困难的时期,和解放前任何一年比,情况还是要好得多。而且,尽管工业生产也大幅度下降,总的来说形势依然大好,越来越好。这好像很矛盾,但是事实!
  各方面都很困难。社队企业被一扫而光。地方工业除了毛主席、柯老和周总理等,以及某些地方领导保下一批外,大多数也被摧毁了。这造成了煤铁产量大幅度下降,从而整个工业大幅度下降。中央的大工业也很困难,由于赫鲁晓夫背信弃义许多企业建设面临中断。农田水利建设也大批停顿,有的失败,许多被摧毁。农业机械化也被攻击,什么“人多地少没有必要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等等谬论甚嚣尘上。科学种地不提了,农民的科学研究和研制农业机械受到了压制。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泡在水里不准航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艺界、教育界和科技界大肆反攻倒算。轻工业缺乏原料许多企业生产停顿。
  但我们最最主要的成就还是保住了。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正在建设之中,离完成越来越接近。刘邓在最最困难的1962年慌慌张张地当了逃兵,甚至向陈云投降,企图把这一工业体系的建设彻底破坏,称之为“伤筋动骨”地下马,终究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制止了。群众性的科研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虽然进入了低潮,关键地方还在继续。许多科技工作还在进行。薄一波等指责大庆油田“乱得不得了,不像搞工业的样子,这样的大油田国外都是十几年里建设起来的”可是并没有让他得逞,还正在迅速钻井。引黄灌溉被破坏了,但是农田水利事业有不少还是被保住了,并在抗灾减灾中发挥了作用。尽管刘邓集团要把核武器和导弹的研制停顿下来,却受到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正在困难和饥饿中继续工作,进展顺利。赫鲁晓夫撤走后的企业,也经过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的努力,建设安装起来了,这完全离不开独立自主、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继续发扬大跃进的精神,不但需要工人的勤劳,尤其需要发挥他们的智慧。到了1963年这些工作终于一个个地完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大致建立,并在以后两年里完善起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由于坚持集体生产,农业很快走出困境。1962年秋粮回升较大,以后连年增产,1963年经济作物也迅速回升,人民生活改善。1964年粮食产量接近了1957年,棉花、糖料、蔬菜、猪、羊超过了1957年,困难并不像悲观论调那样认为需要五、六年甚至七、八年才能改变。新的飞机、鱼雷快艇等也成功了。工厂一批批地投产。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广大人民群众终于舒了一口气,感受到了大跃进伟大胜利的喜悦。除此以外在工农业和科技教育上都制定了一些条例,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等等。尽管并不可能是绝对真理,但毕竟是经验的总结,和先前单纯学苏联,后来又在毫无经验下摸索不同了。最最关键的是毛主席通过总结提出了分两个阶段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案。
  我们为了建设前人从来没有过的建设事业,为了在西方国家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条件下建设自己的工业,使出了我们吃奶的力气,社会疲劳到了极点,但我们还是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成功了!!!在最最困难的时期,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核武器是我国独立工业体系的保护神。由于两大核霸王都反对我们工业化,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就不能没有核武器,不然才建设好,就会被他们炸了。即使我们再从头开始,下次他们还会来炸,让我们永远建不成。事实上1964年和1969年我们分别受到过美国和新沙皇的核袭击威胁,就是有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才使得他们不敢乱动。
  如果苏联不是被修正主义篡夺,真心诚意帮我们工业化。我们不但不会和苏联闹翻,原子弹也不是非马上就要得的。可以先搞一些费力小的研究等作为准备,以便以后随时突击出来,暂时借助一下苏联的核保护伞。可是苏联政局一变,必然走上社会帝国主义道路,必然妄图使我们成为它的殖民地反对我国的工业化,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国际形势就立即严峻起来了。现实走过的路成了唯一可走的路。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各种工业和原子弹、导弹等,都是在苏联和新沙皇的空隙中、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空隙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甚至还利用了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的矛盾。以原子弹来说,早一步如1963年还搞不出来,晚一步到了珍宝岛冲突时,已经来不及了。那时新沙皇已经有了庞大的核武库,由于和美国互相牵制,虽然不敢把核武器大量地消耗在中国,但对我们进行“外科手术”,摧毁我们还粗糙的核武器以及核工业和其他重大工业是可能的。实际的历史进程却是,1969年我们的核武器刚刚足以对付勃列日涅夫的“外科手术”了。1967年飞机投下的300万吨氢弹是具有极大震撼作用的。如果这颗氢弹不是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研制出来,而是在1968年才研制出来(三年多也够快了),我们积累的氢弹必然还不多,1969年面临新沙皇的核打击危险也就大多了。
  新沙皇也不敢更早对我们动手,争霸中一度美国占了优势,美国衰落以前新沙皇还不敢那么嚣张。1968年美国在越南失败,新沙皇嚣张了起来,但当他们企图对我们动手术时,我们刚好有足够的氢弹了。
  据说康生同志曾经提出我国应该在1962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从需要来说,这确实是最最必要、也最最好的时机。可是办不到,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据说康生同志多说了几遍,毛主席就说那么让你来当二机部(核工业部)的部长。康生同志也只好不说了。确实,我国曾经处于一个没有核防护的最最危险时期,被别人一举摧毁的威胁是极大的。1962年全世界的反动派都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指望我们大跃进失败,独立的工业体系建不起来,指望着我们从内部自己崩溃。所以,暂时还不必对我们核打击。但不久他们就失望了,1963年他们不能不承认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63年是美国对我国进行核打击以摧毁我们初步建成的工业体系的最佳时机,美国也不是不准备对我们核打击。如果他们摧毁我们刚建设起来的工业,赫鲁晓夫绝对高兴。不是他纵容美国也不会起这个念头。五十年代也曾企图对我核打击,那时不但美国的核武库还小,而且还有中苏同盟在,如果把原子弹消耗在中国,苏联(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不对它报复才怪了。六十年代美国的核武库大大膨胀了起来,用一小部分摧毁我们的工业,并不妨碍它和新沙皇争霸,摧毁中国的工业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但我们还是应该感谢赫鲁晓夫,正是他到美国去,说我国离搞出原子弹还“很远很远”,这不但极大地激励了我们,还使美国觉得摧毁中国的工业暂时没有紧迫性。美帝国主义为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永远不可能准确估计人民的力量,即使不是赫鲁晓夫,也会以为我们不可能很快造出原子弹,或许要等我们的工业完善化后再动手吧。其实我们的核工厂已经生产出浓缩铀了。1964年他们真的准备动手时,我们的原子弹炸响了,赫鲁晓夫也下台了。不久美国查清我们的原子弹还不是一颗粗糙的钚弹,而是水平很高的铀弹,说明中国的原子弹不但可以实战,还有相当的数量。不久我们的原子弹又从空中投了下来。美国对我们的核袭击只好作罢。不然就算他摧毁了我们才建成的工业体系,他自己的航空母舰也就此覆没,消灭航空母舰原子弹就够了不要求氢弹。航空母舰一旦失去,美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利益将全部丢失,将退回西半球去成为二等国家了,得利的是新沙皇。就这样,毛主席巧妙地利用空隙时间,广大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了一次核灾难,两个超级大国失去了摧毁我们工业的最佳时机。毛主席历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断言原子弹是帝国主义用来吓人的纸老虎决不是鲁莽从事,完全是经常对世界各国的核武器及其进展经过周密分析研究的结果。核武器是中国工业的保护神。
  观察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巧合”,好像很偶然,其中又有必然性。
  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证明了彭德怀的失败!也证明了刘邓走资集团在1961年和1962年惊慌失措和“黑暗风”是可耻的、毫无根据的。
  刚刚经历最最困难的1962年,进入了1963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巩固伟大成绩,争取新的胜利》是这样说的:


  我国的经济形势,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都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工业指标已经提前完成,
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最近两年,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为了
巩固前三年大发展的建设成就,也为了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这两年,特别是去年一年,以调整为中心的全盘建设工作,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已经日趋协调;前几年建设起来的许多工矿企业和农田水利工程,逐步发挥了作用。尽管遭受了连年的天灾,尽管在大发展中碰到不少新问题,尽管国内外敌人给我们制造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挡我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按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前进着。

  这儿就比较完整地评价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了成绩,也没有掩盖困难。此时饥饿仍然存在,焦裕禄才进入兰考,正指着国家组织下乘火车去他乡避灾的群众教育干部。可是我们的成就也是不可抹杀的,而这正是反共右派和邓贼当局极力回避的。我们清楚地看到,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本不是什么大跃进失败了的倒退,而正是为了
巩固大跃进的伟大成就。这正是对下马风的批判。“在大发展中碰到不少新问题”则是对刘邓集团浮夸风和“共产”风的一种婉转批评。后来周总理三届人大报告就直截了当只差点名了。不知道“新问题”包不包括“三自一包”,但是后面的文字大段地肯定了三面红旗,就是对“三自一包”的批判。社论说“如果我们不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在遭到百年来少有的连年大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是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好转的,农村几亿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的生活是不可能这样稳定的。”肯定大好形势,也正是对“黑暗风”的批判。这篇文章还明确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从而指出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八个月后,毛主席提出了他的分两个阶段实现四化的方案。
  转眼到了1964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胜前进》说: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进一步贯彻执行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一年。整个工业生产稳步上升。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这一年是产品质量提高最快的一年,是产品品种增加最多的一年,是重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和重要的机器设备自给率提高最大的一年。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主要产品的质量都有了提高;试制成功的新产品的品种,比前两年的总和还多。我国需要的
石油产品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依靠进口“洋油”过活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这些是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的标志。我国自力更生地建设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的能力已经更加强大了。……我国很快就要成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

  在1963年周总理已经宣布我国的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建成了。和石油自给、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一起,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给帝修反的三颗原子弹。《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做了更全面的总结。前面已经说过不再重复。最后周总理说:


    大家记得,当我们前几年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在反华大合唱中多么嚣张。他们说什么中国的经济“崩溃了”、大跃进“失败了”、人民公社“垮台了”、人民政府“破产了”等等。但是,曾几何时,这些老爷们在无情的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屹立在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


  悲观的情绪,“黑暗风”都是没有根据的。
  让反共右派去嚎叫吧!让他们去捏造饿死三千万、四千万吧!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就不可摧毁了!!!
  也正如此,反对大跃进的论调沉寂下去了。三面红旗万岁的欢呼声越来越高。到了1966年,反对三面红旗终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马克思说过,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

★大跃进的原则是永存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国民经济大发展,就是再一次地重演了大跃进的原则和创造了新的伟大成就。有许多正是在大跃进中实践过的,并且被刘邓路线摧毁了的,目前已经屹立在中国土地上邓贼复辟也无法摧毁。今后还会有再一次大跃进,还会创造出更加伟大的成就。对于大跃进我前面列了十二大成就,我已经说过,还有一些成就没有说,将来人们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成就发掘出来。
  可陈云之流居然把1963年以后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说成是他“经济学”的胜利???!!!真是贪天之功为己有!!!
  当然我们遇到了也克服了很大的困难。那么归纳起来我们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七章:三年自然灾害仅仅是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四个困难原因之一

  最先公开地、全面地总结困难原因的是周总理的《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二届人大以来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周总理把困难的时间定为四年,而不是三年,不是大跃进,而是1959年到1962年,原话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又出现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正是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困难时期的四个原因。
  第一:由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这不是别的,正是刘邓大刮的浮夸风、“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瞎指挥、强迫命令、干部特殊化等“五风”。但当时党内还没有公开分裂,只能这样说。
  还有从主观方面来说,主要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理解有片面性,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一些过高、过急的不切实际的要求,违背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给生产建设事业带来了损失。
  前面已经说过,我国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必须通过大突击。因此总的来说指标总是高的,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工作着,工业的增长也总是特别大的。也必须有很高的增长和相应很高的指标。不能像陈云那样搞什么“均衡生产”、细水长流,不能以其他年代的增长率和指标作为标准来衡量。似乎比其他年份高就是高指标的错误。既要大突击,又要量力而行。大跃进实际达到的高速度、高产量总体来说就是我们创造的伟大成绩,真正能够回旋的余地很小。
  第二: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时间1959年到1961年。其实1958年灾害也极重,是建国九年以来最重的一次。因为大跃进抗灾减灾有大功,大灾年大丰收就没有计算。
  第三: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第四:“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等。
  周总理指出这是:“
危害性更大[注意!]的错误立场和错误态度。”这种错误源于“抹煞成绩,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悲观失望,甚至要放弃社会主义的阵地。”不但在社会上有,甚至“包括一部分政府工作干部”。按这一主张去办,“必然是资本主义复辟,给中国人民带来大灾难。[特别注意!]”周总理还严厉地批评了下马风。有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在调整工作中不充分发动群众,甚至把大跃进中卓有成效的群众性技术革新也停了下来,使得生产建设冷冷清清,没有什么起色。另外有些部门把内地某些为长远发展所必需的重要建设项目也下马了。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严禁再建的楼、堂、馆、所,却有人仍然采取种种办法,阳奉阴违,继续兴建。
  周总理在报告里明确地提出“三自一包”的定义是:“多留自留地,多发展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
  所谓多搞自留地是:最初刘邓取消了自留地。经过毛主席开会纠正,明确提出农民应该有自留地,最初确定占耕地总面积的5%,后来提高到7%。这些至少在1959年已经在会议上通过,并在许多地方已经执行,当然在执行刘邓路线坚决的地方还是没有执行。但到1961年他们一反常态,要把自留地扩大到30%甚至70%。扩大到30%就荒了70%,或者应付种植。扩大到70%不但荒了30%,70%也没有种好。这不是别的,就是孟轲杜撰出来的八家共井,“公事毕,然而敢治私事”。封建时代都公认为不现实。新莽要实行孟轲的井田制,违背历史潮流一败涂地,经济崩溃、人民受殃。最后新朝推倒、王莽自己也被人民起义处决。至于包产到户完全是地主经济复辟,包产到户到了那里,那里的地主富农就嚣张。解放才十二年,旧地主阶级的势力还很大,分土地必然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分得多,又在农具、耕畜上大得好处,资金又多,分到了土地又不好好耕种,按原来规定土地多必须交得多,实际上也不多交,甚至还得奖励。而贫下中农土地分得少,又缺乏资金、耕畜、农具,再努力也不够吃,造成饥荒。最惨的是孤儿寡母和天灾人祸一时贫伤而失去劳动力的家庭了。他们分的土地少,又缺乏劳动力不能好好种造成减产,带来严重饥荒甚至灭门。所谓的多搞自由市场,就是指弃农经商。1958年刘邓集团要根本取消商品经济。毛主席苦口婆心地带他们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完全消灭商品经济不现实,后来明确规定恢复农村自由市场,减少农民中的供给制,(下面就要看到这被反共疯狗有意地曲解为减少农民的消费)按劳分配,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民把自己在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中生产的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中去出售。当时不少地方也是执行的,但刘邓路线猖獗的地方就是没有执行。到了1961年,他们又一次一反常态,大肆煽动起农民弃农经商,长途贩运,农业劳动者大量流失,造成许多地方的土地撂荒,或者应付种植。至于“自负盈亏”,原来有一些,但有限,原来大搞一平二调的刘邓一伙此时突然又大规模地鼓吹自负盈亏,冲击国家计划经济,自负盈亏的企业生产什么自然得由他们选择,结果许多国家需要的不生产,利润高,国家不需要的大量生产,造成积压。现在这种与利润挂帅相连的自负盈亏生产的积压产品都归罪于大跃进了。扩大自留地、包产到户和弃农经商造成的农业减产也归罪于大跃进了。
  绝对不要去相信邓贼分子和反共右派说的“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既然是我们批判的,自然必须尊重我们的定义,不然就是造谣诬陷,把论敌没有的观点强加到论敌头上。他们所以要造出这种谣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倒打一耙,把他们自己取消自留地,取消商品经济、“共产”风和一平二调归罪于坚决反对他们的毛主席路线和一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左派身上。
  安徽省就是“三自一包”后发生严重的地主复辟,粮食产量才跌破了解放前的。四川省也是如此。焦裕禄到河南兰考时,兰考严重饥荒,也正是两年来大搞“三自一包”。全国普遍的事实是搞“三自一包”的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是农业的低谷。“三自一包”到哪儿,灾难就了那里。像上海,1961年青浦和松江包产到户连累了整个上海。周总理在报告中总结成就时说:“第一,农业生产前两年连续增产,今年又获得了更好的收成,达到了过去较高年份的水平。”换句话说1961年根本不是农业生产好转的年份。前面我们已经知道1962年也只有秋粮较大回升。下面另外还要介绍。
  附带说一下,复辟以来的大包干虽然在土地等分配上比较平均,也还是地主经济。只是这次是国家地主制,邓贼当局就是总地主,他们说:“大包干后还是社会主义,因为土地还是国家的。”其实最糟糕的正是土地是邓贼“国家”的。各地乡村干部正是他们的代理人,乡村干部在下面鱼肉百姓,给农民的种种摊派就是交给他们的地租。然而这些乡村干部又不同于解放前的地主。他们是邓贼当局让他们当干部他们就成了地主,邓贼当局不让他们当干部就不是地主了,“国家”就是总地主。现在农村的税收摊派取消了,仍然是国家地主制,邓贼的“国家”通过化肥、种子、石油、农药和农机等的涨价从农民那儿取得租税。所以税收摊派还未取消,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就猛涨上去了。
  注意:这儿是四个原因,不是一个原因,上面四个原因按时间次序排列。而按周总理的讲话,第二和第三个原因是“客观上的”,第一个原因是“主观上的”。周总理甚至还说:


    在各项工作中,目前还存在不少缺点、错误和困难,今后还会产生新的缺点、错误和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任何缺点、错误和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国的建设事业一定能够以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向前迈进。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困难纯粹地推给“客观上的”。
  我们的困难也决不仅仅农业和粮食。国家的经济建设,主要是大跃进中的大建设,遇到了严峻的考验,1962年几乎被刘邓路线搞到“全面摧毁、彻底失败”的地步。又遇到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正是和刘邓路线的斗争,才把大跃进的大建设坚持了下来,并且取得了胜利。1962年是我们最最困难的时期,也是那一年大跃进到了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步:“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阶级敌人猖獗,国外帝修反反华大合唱到了顶峰。但形势一年一个样。不久,1963年反对三面红旗的噪声低沉了下去,1964年肯定三面红旗的声浪越来越高,1965年开始了对攻击三面红旗的大反击,1966年爆发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三面红旗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大跃进的大建设最主要的成就已经成功了,许多工厂投产、原子弹爆炸,由于克服了“三自一包”农业迅速恢复,有些方面超过了大跃进以前,如猪肉、羊肉、蔬菜等增长较大。完全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毛主席逝世后邓贼趁机复辟,1976年以后,对文化大革命的舆论也会一年一个样,并在1980年文革反对派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就以毛主席引进的一大批先进项目来说,1977年已经有一半以上竣工投产了。已经有人揭露,邓贼复辟反被大大拖延下来,投资大大超过,效益也大大下降。
  至于1962年元旦社论发表时,七千人大会正在筹备,还没有召开,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在这个社论中提到其它原因。对于“三自一包”和下马风更没有批判。其恶果在安徽等地刚刚开始暴露出来,中央根本没能就此统一意见。倒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到安徽组去主持会议时,遇到安徽组的干部们对于“责任制”造成的严重恶果,自发地起来进行激烈的批判,刘少奇就要枪毙曾希圣。
  1962年我国粮食到了最最困难的年份,原因正是“三自一包”造成的1961年的收成不好和1962年的夏粮收成仍然不好。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为了掩盖“三自一包”对农业的大破坏,加罪于大跃进,故意把1962年抹掉了,把困难时间尽量往前移。他们首先在1959年大做文章,好像1959年已经普遍饥荒了,这是谎言!更有人把1958年都说成饥荒年。硬说人民群众“饿着肚子大跃进”。其实1959年的困难主要表现在该年粮食歉收上,真正的饥荒年份应该是1960年到1962年而以1962年为最,所以实际饥饿是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国庆十周年全国还是一片喜庆气氛。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的说法,指的主要是1960年到1962年。这要和“三年自然灾害”所指的年份区分开来。
  我们已经知道,有的地方比如四川省1962年饥荒程度要比1961年好些,并不是李井泉在1961年由浮夸风和共产风转到推行“三自一包”而带来的好处。四川1962年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是由于四川省的问题终于包不住了,年初省委不得不向中央报告四川的情况,中央对四川有了特殊的照顾,不但没有运出粮食,反而使得四川第一次吃了外省调入的粮食。凡是“三自一包”猖獗的地方都差不多。
  这儿说的饥荒,也仅仅和解放以后的其他年份比,解放前最最好的年份也是大饥荒年份,不及解放以后最最困难的时期,而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民党反动派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以及邓修分子从来不说建设和工业方面的困难甚至把这方面的严重困难排除在外。
  如:丁抒在他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里就说:


    至于苏联停止的对华援助的项目和撤走的专家都是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并不直接造成饥荒,与几千万非正常死亡毫无关连。更不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即便是次要原因也谈不上。看看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就一目了然了。


  这就是说,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没有给中国造成损失,还动不动就搬出“几千万非正常死亡”的谎言。硬要人们接受他的1962年没有严重困难的武断结论。大批企业的建设停工,整个国民经济被扰乱就不是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了?还甚至“次要原因也谈不上”?这是在偷换概念。不但为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开脱,并且加罪于我国我党。
  建设停顿,工业破坏,国民经济被全面扰乱,对农业和粮食一样会造成严重困难和损失。首先经济被搞乱要不要花劳动力和时间去理顺?要不要增加投资?要不要增加向其他国家购买物资从而多花外汇?建设的工人要不要吃粮食?建设工期长了,建设工人吃的粮食也要增加,而投产的时间被拖延了,产品、利润久久不能生产出来,整个国家经济混乱哪有农业和粮食的好处?我国经济建设的困境正在于一个劳动力,一个粮食。帝国主义也正是以此断定我们绝对搞不好我们的建设,将永远天下大乱,不得不向他们乞求。艾奇逊就是这么说的。反共右派大概不会反对艾奇逊,但是需要时他们也可以闭口不提。
  所谓“饿死几千万”原本就是有待证明的对象,除了邓贼拿出来的漏洞百出的人口数据外,没有任何根据。人人都知道邓贼的数据漏洞百出,这种数据怎么能够作为根据呢?证明对象是不能作为论据来用的,可是反共右派就是这样常常把它作为“证据”来证明站不住脚的谬论,又用这些谬论反过来“证明”“饿死几千万”。逻辑上这是循环论证,按此什么都可以证明,也什么都证明不了。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对我国造成的困难也不仅仅1960年和1961年,有的困难到1963年还没有解决,甚至有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才解决。可是出于需要,反共右派硬把最最困难的1962年排除在外。
  现在反共右派连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对于我国的破坏也不承认了,适见其出于反共目的连民族大义也不要了,他们本来就是汉奸、卖国贼。
  1960年6月底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我突然袭击,阿尔巴尼亚表示反对又以老子党的态度攻击阿尔巴尼亚。会议结束以后,赫鲁晓夫就把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我施加压力。7月16日,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召回苏联专家。7月25日,未等我方答复,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1953年以来苏联援助中国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还有201项正在建设中。苏联在华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中,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这些苏联专家聘期未满,合同没有到期,中国政府虽多次挽留,赫鲁晓夫始终坚持其决定,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这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250多个企事业单位进入停顿、半停顿状态。再要恢复建设,就得重新设计、测量,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反共右派为什么不去算算由此多花的钱可以买多少粮食)。赫鲁晓夫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不仅严重地打乱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大大加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进一步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蛮横地逼债。我们当然既不能被它逼得投降,也不能被它逼死。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
紧急指示》。文件明确提出:“估计到今年年底,对社会主义国家欠帐可能达到十七亿元到二十亿元。其中对苏联的欠帐可能达到十四亿元到十六亿元;对东欧兄弟国家的欠帐可能达到三亿元到四亿元。这是摆在全党面前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对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贸易欠帐务必做到今年少欠、明年基本还清。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我们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进行斗争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给他们保留了面子没有提逼债,显而易见这是逼债造成的,而且限于一年之内,也已经很不客气地提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这是不点名的点名。在中央,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亲自抓,建立对外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亲自挂帅,可见事情已经紧急到什么样的地步了。粮食、棉花(包括棉织品)、食用油必须保证完成收购和出口计划。这样我们就看到了1960年粮食不能不继续出口。
  即使如此,我国政府还是努力修补两国关系,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对老百姓暂时还不公开。1960年在八十一党会议上经过我们激烈的斗争,总算把赫鲁晓夫提出的修正主义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赫鲁晓夫也不能不同意修改后的声明得以通过。赫鲁晓夫也要拉我们和他一起对付美国的咄咄逼人。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这时前苏联政府一度表示可以部分地恢复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在逼债上也缓和了。甚至愿意提供米格—21技术供我们仿制。这样就有反共右派最津津乐道的1961年春天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如果确有反共右派说的借粮,也正是这个时候。好像二十万吨粮食是吃不完的那样,也没说要我们什么时候还。如果是在1961年下半年和1962年还的,那还正是在我们最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进一步逼债。借的五十万吨食糖,1964年还了二十万吨,其余1965年全部还清。其实即使如此仍然是逼债,1961年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规定债务必须在五年内还清,只能说经过我们的斗争,在时间上比以前宽了一些。
  尽管关系缓和了,合同和专家始终没有恢复。双方其实还是各持己见,赫鲁晓夫在八十一党决议上才签字,马上到处宣扬他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也还是企图让中国做他们的殖民地。而中国缓和关系可以,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绝对不容交易的,这样双方的关系就难免又要紧张。1961年秋天在前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一次地攻击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并且不久就和阿尔巴尼亚断了交。这下,他又不肯兑现再派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米格二十一也不给了。逼债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我们还债也主要在那以后,尤其是1962年,还有后来的1963年。可是反共右派竟然拿我们党通过斗争得来的还债空隙,为赫鲁晓夫逼债开脱,而倒诬于我党。甚至制造出“苏联没逼债是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自己争硬气”的谎言来。
  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在赫鲁晓夫的逼债面前不是表现出骨气来,是不会有这样一个松动来的。正是我们不受压力屈服的态度,使一心想维护在国际共运中“老子党”地位的赫鲁晓夫处境尴尬。赫鲁晓夫本意逼我们就范,放弃国家独立和主权跟他走,而我们的决绝行动使他这一妄想破了产。在我们严重困难时期逼债的名声是不好听的。他不是真的不冷酷,已经冷酷过了,后来还是冷酷。
  普通百姓知道和赫鲁晓夫有分歧是在1961年秋收,首先知道他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后来才知道实际矛头是指向我们的。到那时撕毁合同和逼债等仍然没有对群众公开。
  反共右派说我们的党以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来开脱困难的责任,使老百姓误以为困难来自苏修破坏。——一个最最起码的事实是,在我们最最困难的时期,不管是右派说的1959年和1960年,还是实际上的1961年和1962年,我国政府根本就没有透露这一情况。国内还在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即使1961年秋天群众知道了中苏有分歧,却还不知道一列列火车正满载着中国的苹果、猪肉和布匹运到新沙皇那儿抵债,价格贱到了极低,还受尽刁难。
  甚至1962年初周总理等在讲话里还说要发展兄弟国家的友好关系,更不用说报刊文章。1962年3月27日周总理在《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说:“建国以后,苏联给予我们的贷款,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部分贷款,我们已经偿还了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偿还。最近几年,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对他们又有一部分欠款。所有这些外债,我们将争取在几年内逐步还完。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发展同各兄弟国家的互助合作。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这儿只说要在几年内还完,没有明确提到逼债。现在无论谁看了就明白——修正主义正在逼债。可当时还没有对绝大多数群众说,还在说“各兄弟国家的互助合作”,所以也不会起到什么转移罪责的作用。周总理说的最近几年又有一部分欠款。大概就包括着反共右派们闹闹嚷嚷的二十万吨,看清楚了没有?必须在最近几年里还完,而“现在”正处于最最困难的时期,邓小平不知是否健忘了,才四个月前他准备召开地级干部会议催粮,还要这几百个人自己带吃的来北京,北京不能供应。
  也正如此,在1962年最困难的时候人民群众一直不知道赫鲁晓夫正在逼债,所以谈不上“嫁祸于苏联”。逼债的恶果主要也是在1962年,该年明确宣布“国家有困难,今年不做新衣服”。原因两个,一是1961年“三自一包”棉花严重减产,第二就是大量布匹还债去了。反共右派捏造说1962年已经走出困境,不就是掩盖赫鲁晓夫带来的困难?事实上,这个消息直到1962年已过、人民生活好转以后才透露出来。
  所以“以赫鲁晓夫逼债来开脱困难的责任”纯属卑劣的谎言。任何稍有一点爱国心的人都不会这么说。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一直到国际上公开论战时才说,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最初见之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也是这个时候才向群众公开地宣布逼债的消息。此时我们已经度过困难时期,没有必要再来制造一个借口来转移罪责了。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如果逼债不是事实怎么会不出来辟谣?论战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件我国都对人民公开的,而赫鲁晓夫对本国人民封锁了中国的文件。可是丁杼一类卖国贼居然还说我国政府是:“一味煽动老百姓的反苏情绪”。
  反共疯狗丁杼们说:


    其实,苏联的“逼债”并不如官方公开场合下说的那样无情冷酷。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说:“去年没搞好,我们应该给苏联的猪肉也没有给,什么保、罗、民主德国的也没有给,这个很不好。好呵!你们是大跃进,欠了人家的东西不给,你什么大跃进啊?”可见,苏联并非如中共告诉人民的那样逼债,一点余地不给。


  第一:这正说明用来还债的是农产品,第二:这也正是在1961年一度缓和时期。第三:谭震林的话也正好说明:由于没有及时还债,仍在无情地受到逼迫,不能不逼迫下属及时还。至于对赫鲁晓夫没置一词正是当时和老修的分裂还没有公开,甚至还努力挽回。
  一个比较有头脑的人,看到上述文件肯定已经能够明白,我们和赫鲁晓夫之间已经发生什么了,足以看出我们正在受他逼债。不然为什么在严重的困难时期,却一再地讲到还债。可反共右派还故意违背事实为逼债的债主说话。
  赫鲁晓夫对中国以恩人自居,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退专家。邓贼当局也一样,反共右派和他们狼狈为奸,也尽量夸大对别人的帮助,动不动就以恩人自居,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如对阿尔巴尼亚,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的铬来自阿尔巴尼亚他们就不提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只有阿尔巴尼亚一个小国敢于挺身而出为我们说话,他们更不提了。坦赞铁路是要在1980年开始用铜来还的,毛主席没有得到,全被邓贼填了无底洞,他们得了毛泽东时代的好处也对人民隐瞒。只要看看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就可以明白赫鲁晓夫有没有对我们逼债了。我不知道阿尔巴尼亚有没有欠我们的债,可以肯定,如有欠债他们不逼才怪呢。也许邓贼当局早就逼还了,对人民隐瞒着。
  不过,工业和建设上的严重困难也不仅仅是来自赫鲁晓夫。也有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原因,任何大建设后社会疲惫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刘邓的下马风要把我们快要建设成功的工业和科技摧毁,难道不是严重的困难?这正是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所竭力回避的。其他如钞票挂帅,过多地生产利润大、产值高的产品,不生产或少生产国家急需的利润低、产值低的产品,造成无谓消耗和积压难道不是对我国经济的破坏?现在,薄一波也把它归罪于大跃进,当时正是他们搞的利润挂帅。周总理在说到困难原因时,明确指出不该下马的下马了,而有的地方还在修建楼堂馆舍,难道不会带来困难。现在反共右派又毫无根据地把修建楼堂馆舍归罪于毛主席,甚至一些必要的建设也和不必要的混在一起又竭力夸大。
  周总理说的第一和第四个困难的原因都出于刘邓路线,这儿说的是一条路线,不是哪一、二个人。叫它刘邓路线是因为代表人物是刘邓。即使刘邓本身不搞浮夸风和共产风,也不搞“三自一包”和下马风,总还有人要搞的。实际上这条路线不仅仅两个人,而是从上到下都有一批发明者和创造者。在大跃进中这些人大多也是积极参加者,不是什么好事都不作光刮五风,在中央实际建设都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的。这也是毛主席一方面批评和教育他们,另一方面又保护他们的根由,既有苦口婆心的劝告、带着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1960年还明确地说要和他们共命运。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被刘少奇抛出来后,毛主席还为他说了话。当然刘邓代表的不过是大跃进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后来他们又在四清中搞形左实右,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后来一般群众都知道,他们代表的正是党内一个新产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六十年代初生活上已经十分腐化。——不是说,犯有上述错误的都是资产阶级、都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和认识问题混淆不清,不少立场问题的人也是从认识问题转化来的。这个资产阶级有一个发生和发展过程,也有一个腐朽没落过程。
  以上四个困难原因,一个客观上的,两个主观上的,还有一个外来的。但当时的困难,还有一个根本的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原因,我国要搞大建设,就必然要遇到困难,我国基础如此薄弱,怎么会没有困难呢?造万吨水压机要不要遇到困难?制造氧气瓶有没有困难?就是我父亲的厂把一堆资本家的老爷机床建成量具刃具厂也必然会有困难。正像大跃进中的一首诗说的那样:“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共产党人生于世界上就是为了解决困难的。在粮食上也必然带来困难。这我们在前面已经以整章的篇幅说了。一个粮食,一个劳动力正是我国建立自己工业的巨大障碍,使得中国工业化陷入困境。别的不说,为了完成建设我们自己工业的艰巨历史任务,人民群众不能不发挥出极大的干劲。事情做多了,劳动强了,就不能不多吃粮食。许多人加班加点连轴干,夜餐总是要提供的吧!大批的妇女参加工作后,粮食定量也不能不提高。农民大批进城工作,吃商品粮的嘴巴也多了。任何人祸,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外来的都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原因的放大。遇到天灾就更加雪上加霜。


  第八章:中央称为“困难时期”不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问题不仅仅在于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金辉、丁杼之流的意思很明白,我国党和政府不仅仅提出存在着三年自然灾害,而且把那一时期的困难完全推给自然灾害,并且作为一个“时期”。——这是谎言!!!党政文件和报纸各种报道,从来就不叫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根本就没有这个说法。群众中有这样说的,而且比较普遍,可是党政文件和报纸的各种报道从来就只称之为“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和“困难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仅仅是说困难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困难的全部原因。读者只要有机会进入《人民日报》数据库的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可以看到搜出的包含“困难时期”的文章堆积如山。
  对于困难的原因,邓贼说毛主席认为纯粹是天灾,完全是造谣,至今三十年了,没有拿出一份文件来证明毛主席曾经这样说过。“人祸”这词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最先提出的,当然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的含义不同。他们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而大跃进的巨大成就是不容否定的,人民公社是我国农村的最好组织形式。这一时期也绝不仅仅困难,也有伟大的成就。金辉、丁杼之流为什么回避1962年下半年开始到1965年我国走出困难完全靠的人民公社,为什么回避文化大革命开始到邓贼复辟我国农业的连年丰收。倒是邓贼复辟,摧毁社会主义农业,重搞“三自一包”造成了我国农业的严重破坏,现在他们自己也不能否定处于深重的“三农危机”之中了。毛主席当然不会违背事实去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但也从不否定浮夸风和共产风造成了困难,这当然是刘邓干的。而下马风和“三自一包”是最大的人祸。也是他们干的,我们已经看清楚了。
  所谓的“把困难完全推给自然灾害”是一个用心险恶的捏造。笔者早就留心到在我国的主要报纸和中央文件中只称之为困难时期,从来就没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毛主席不但从来没把困难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而且很少提到天灾或自然灾害。我收集的毛主席著作中只有两篇提到了“天灾”全都是以纠正人为的原因为主。
  一篇是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给中央常委的信》,文章送上了耿长锁给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急先锋谭震林的信。毛主席肯定了这封信,信中说:“五公公社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九年减产百分之五十多,除了天灾外,还有人为的原因”而且正是在这一文件中,毛主席指出: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可是邓贼当局和反共右派却硬说毛主席一直坚持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直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才提出反对的意见。这又是一个谎言。当然毛主席绝对不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正是反共右派所不满意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报告毛主席读了“觉得好”、“方向对头”。我们现在都知道刘少奇和毛主席虽然在字面上相同,含义却不同,但刘少奇绝对不是发明创造者。
  另一篇是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这篇文章主要也是纠正一平二调,并且明确提出了“人祸”,据说毛主席提出“人祸”还要早,而“天灾”仅仅作为文章的陪衬。这比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人祸”要早得多。原文为:

    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

  另外两篇提到“灾害”。一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也正是在1958年耐心地教育党内反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同志,尊重经济规律。其中提到“北京昌平县过去常闹水旱灾害,修了十三陵水库,情况改善了,还不是‘事在人为’吗?”。另一篇《如实公开报道灾情》说: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从1958年到1960年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主要就是努力纠正刘邓等人的“五风”。根本就没有任何“毛泽东认为纯粹是天灾”的影子。可是下面就要专门说,他们捏造了这个谣言。在“论证”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时,竟然把毛主席力纠五风的文章和讲话作为了“证据”,还硬说他没有任何救灾的文件。
  关于“困难时期”的提法,中央文件如: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教工作队工作方法问题的批示》:“如有的人在前几年生活
困难时期有过小偷小摸行为,”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对于那些一贯干劲十足、爱护国家财产、遵守制度、厉行节约、在
困难时期能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职工群众,应当采取适当方式进行表扬,”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国务院关于严格禁止楼馆堂所建设的规定》:“楼馆堂所的建设,不但在经济
困难时期必须严格禁止,就是今后经济好转了、发展了,也必须严加控制。”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城市四清运动的情况报告》:“在前几年国家遇到暂时经济
困难时期,不少单位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突出,……”

  有的时候则称之为“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时候”、“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情况下”或其他类似提法。如:


  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李先念《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李先念《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牧区会议的三个文件》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国家民委党组《关于第五次民族贸易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
  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


  这儿尽量不提1963年以前的文件。但不能不提八届十中全会决议,该《决议》称之为“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文中说:“尽管有过去几年连续遭到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见是把“自己”的人为因素和天灾并提的。
  文革胜利以后的中央文件仍是这样,由于缺乏资料只举一例。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发[1970]2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的通知》:“在三年暂时
困难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空前激烈。”
  至于报纸上的就更多了。自从我偶然进入《人民日报》数据库后,就搜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一说法,结果发现大概只有二、三篇,而且全都是一般群众的文章。没有一篇社论、评论员文章、各种报道以及级别高的大批判文章有这一说法。中央文件更没有这一说法。就是一般群众的文章——那个时期很多,大多数也称之为“困难时期”,与群众的口头谈论极不相称。这不能不给人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群众的文章被编辑修改过了,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改成了官方的正式说法“困难时期”。不但文化大革命以前是这样,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成批成堆地称之为“困难时期”。有的批判文章不能不提到自然灾害,也有不少根本就不提自然灾害。
  本来我准备下载的,数量实在太多,也就没有下载,只是摘录了一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我们就看看这些文章中是怎么说的。

  1966年2月17日武慰萱《是强调阶级分析,还是反对阶级分析?——评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在
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三年困难时期中,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了又一次猖狂的进攻。
  1966年4月12日《宣扬海瑞的用心十分恶毒》
  一九六○年前后,我国正处在暂时的
困难时期,国外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一道演出了反华大合唱……
  1966年4月14日《把兴无灭资的斗争坚持到底》
  他们乘我国在经济上的暂时
困难时期,猖狂地反对三面红旗。
  1966年4月22日《坚决抗议对农民群众的污蔑》
  在他看来,我国贫下中农在前几年
困难时期是要求退田和反对基层干部的。事实果真象吴晗所说的那样吗?……在前几年国家困难时期,正是贫下中农和党的基层干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打退了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坚持了公社化的道路。
  1966年5月6日李希凡《在吴晗的“学术”活动中贯串着一条什么黑线?》在
三年困难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就是假借我们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困难,把同样语汇的污水抛洒在我们伟大的党的身上吗?……
  《从“海瑞戏”五彩轿看周扬的狼子野心》
  这种情况,在
三年困难时期,达到了顶点。


  最突出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2月24日《评〈谢瑶环〉》: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国内连续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某些缺点和错误,国外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反华,那时候我们遭到了开国以来从来未有的困难。那三年困难是对各种各样的人的一次严重的考验。中国人民胜利地经过了这次考验。但是,也有象田汉同志这样的人,在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候经不起考验,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在
三年困难时期又经不起考验,对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又发动了恶毒的攻击。和上一次不同的不过是这一次采取的形式隐蔽一些,放出了借古讽今的《谢瑶环》这样一支暗箭。人民快要起来造反了,这是他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形势的看法。“为民请命”,这是他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的“合法斗争”的方式。
    把封建皇帝和她的亲信、代表描写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者;鼓吹和提倡“为民请命”,并从而把我们今天的党和人民的关系看作是同封建统治集团和人民的对立的关系一样;把
三年困难时期比拟为封建王朝发生了危机,诬蔑我们的社会里坏人当道,因而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而且威胁我们说,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人民就要起来造反——这就是《谢瑶环》的思想内容。这三个思想内容是一个比一个反动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正是毒草大量生长出来的时期。……这三个剧本都写于三年困难时期,……


  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对于困难的原因和周总理表述的中央口径是一样的。这些文章难道还不说明问题?
  有的文章显然是个人写的,如李希凡同志的文章中也称为“困难时期”很有可能就是编辑改的。很有可能他原来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没提“缺点错误”,只提赫鲁晓夫和天灾。这得问一下他本人。
  后来《人民日报》其他批判文章也是这样称呼的。如:


  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为什么你要在
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另一篇文章中戚本禹说:“特别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经济困难时期
  1967年9月6日《假四清 真复辟 ——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的桃园大队 “四清”情况的调查》里一共提了四次“
三年困难时期”,如:桃园大队以书记吴臣、副书记赵树椿等为核心的党支部“大讲人民公社好,大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讲热爱国家、热爱集体。在三年困难时期,克服困难,胜利度过了灾荒,顶住了单干风,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
  1967年5月16日文化部机关延安红旗总团《扶植封建文艺的罪魁》:“
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正是我国遭受暂时困难时期,文艺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配合着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叫嚣,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呼应,利用旧文艺向党反动猖狂进攻,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那时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都是这样说的。如:
  1967年1月1日王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会议上的讲话:“在国家暂时经济
困难时期,特别是六二年,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肆出笼,……”
  1967年7月12日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当然啦,你们日夜忙着搞武斗也不怕了,反正丰收了有得吃,要是在
六一、六二年困难时期,你们武斗大概也没有这么大的劲头了。”
  1967年4月13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
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宣扬‘三自一包’,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周总理的文章可以找到一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刘少奇?》时说:“到了
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
  一直到批邓都是同样的说法,甚至到1977年为华国锋评功的文章也是这个口径。

  就是邓小平的的谢罪书也是这样说的:“在六○、六一年
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众所周知,这是一份迎合毛主席的假检讨。连“永不翻案”都说出口了,如果“困难时期”不是毛主席定下的称呼,如果真象邓贼捏造的那样,毛主席认为困难纯粹是自然灾害,他还不急着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吗?甚至连存在着自然灾害也根本没有提到。
  1967年4月14日《刘少奇检查》也说:“
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这事发生在1962年,可见刘少奇还是把1962年列入三年困难时期。
  甚至复辟以后被邓贼篡夺的《人民日报》上也可以看到这一提法。这儿只举一例。1979年3月23日赵紫阳在吹捧陶铸的文章《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中一连用了三个“
三年困难时期”。也许是习惯成自然了吧!

  材料堆积如山,只能公布这些,以上都说明,在中央不但从来没有把困难完全推给自然灾害,而且统一的口径是“困难时期”,或“三年困难时期”。不是说不存在“三年自然灾害”,但不是困难的全部原因。真正困难的时期还包括1962年。所以作为自然灾害是1959年到1961年三年,作为饥荒是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也不仅仅是农业和粮食,工业上更困难,反共右派出于需要总是回避工业和其他方面的困难。
  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是许多地方群众的说法,也不是所有群众都是这么说。比如我们上海,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称之为1962年。无论是群众揭发走资派的罪行,还是走资派打击一大批,都是说对方在1962年如何如何,对方说1962年如何如何。


  第九章: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的德性和反共右派的一贯手法

  下面我们就要转入分析金辉、丁杼等反共右派如何捏造出“风调雨顺的三年”,在此之前还得先看一下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的一贯手法。和他们论战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自命不凡、自以为高工农一头的大知识分子既受人欺骗又在骗人,包括欺骗自己。他们什么也不懂。别看他们把民主喊得响彻云霄,其实他们的头脑十分顽固、思想极端偏狭,极端专制,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除了同类以外任何不同意见都不容发表。最最不讲民主的正是他们。最最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也是他们。常常对方一开口没说上半句,因为认为不合自己意见即于打断,绝不容许不同意见发表。只要稍有一点权力就用来压制不同意见,甚至还可以干密探和告密的勾当,用盖世太保来压人。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主席提出一副对联: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下联可以归结为“三个极端”。极端无知、极端自以为是又极端地厚颜无耻。上联是“三个极端”的原因。他们就是这个德性。
  这对联不是毛主席发明的,古已有之。如果说这是什么极左、“迫害知识分子”,那么中国“极左”可谓源远流深了。自古以来说“秀才最酸”,读了几句书,便自以为了不起,自封天下第一。其实书籍即使真是人类知识的结晶,也是以前知识的结晶,而人类总是不断前进,总有新鲜事物需要人们去认识去总结。何况有些书,如孔老二的圣贤书不过是过时的知识垃圾。就是好书,还存在读没读进去,怎么理解的问题。实践出真知,只有天下实践着的人们才能真正地读进好书。人往往站在自己既有立场上去理解书的,没有实践、或者实践偏了,对好书的理解也就偏了。
  读毛主席的书就会发现,几乎在任何时候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唯有一处例外。那就是《整顿党的作风》里说的:“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如果认为我是在说,毛主席心里还认为这些先生很有知识,那实在大大地误解了。他心里想的还是“三个极端”,所以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把那副对联拿出来了。他知道他们又极端爱虚荣、好面子。如果告诉他们,“你们实在一无所知”那就大大伤了他们的脸面以后不好说话了,所以不得不婉转一点称之为“比较地最无知识”。
  毛主席说的还是参加人民革命,有的也愿意为人民做出牺牲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而今天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实实在在站在反动势力一边,有的人也许以后会转变,还有的人天知道什么时候会转变。
  你看“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现在不是言必称美、日,称西欧?对自己祖国的情况反而一无所知,“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是这样的吗?其他如:“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那一点不是如此呢?对外国的昨天和今天,他们也并不真正知道,只是从自己头脑里的固有偏见出发来看待。对中国不但昨天和前天漆黑一团,今天更是漆黑一团。有的人也许会说我读过二十四史,读过诸子百家,读过《资治通鉴》,甚至倒背如流,怎么说我漆黑一团。——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真正读进去,还是从偏见出发去读,并且接受了历史上封建史家散布的偏见。他们可以夸夸其谈,但充其量只是现在充斥荧屏的低档故事。而故事不等于历史。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并且在充分占有各方面材料的情况下分析,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来。如果发现自己既有的观念和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不符,就应该放弃既有观念而接受从事实中总结出来的结论。可是一切邓贼分子、反共极右派和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的逻辑正好相反。
  我在阅读关于我国经济情况的报道时,曾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要总结出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情况?”我回答他们:“结论应该下在调查的后面,不能带着偏见去调查。”一般来说他们是不肯花半点时间去了解的,如果他们去搜集材料,那就一定是带着偏见去寻找“证明”偏见的“证据”了。
  从安徽、四川、兰考、青浦和松江等地的1961年,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三自一包”风刮到哪儿,那儿就减产,农业每况日下,这是普遍规律,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死路。反过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大步回升,文化大革命带来连年丰收,因此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可是反共极右派、邓贼分子、一切反动派绝不愿意根据事实去得出这唯一正确的结论。他们根本不需要事实,而是头脑里首先有个定论,或者说偏见,也就是反动的阶级需要。任何事实必须以这一偏见来衡量,与之相反的都必须否定,还会根据偏见编出种种“事实”来。复辟三十年如一日,看惯了这套把戏。
  有这样一篇文章叫作《当打人凶手被表彰为救人英雄》,作者罗集人发出这样一个论调,大家大概不是没有见过。他先列了个安徽1957年到1965年粮食产量的表格,然后说:


    曾希圣1961年2月开始搞的“责任田”从理论上说是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但为什么在《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安徽省1961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的最低点(629万吨)呢?只有两种解释:第一,这个材料的数字本身有误;第二,由于1959、1960两年农村已经大伤元气,恢复必然需要一段时间,难以很快见效。不管如何,1961年安徽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仍在继续(大约死人总数比1960年有所减少)是不争的事实,……1962-1965年安徽和全国一样,是经济发展比较平稳的几年。这几年粮食产量也逐年上升。如果按照《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的逻辑,既然七千人大会批了曾希圣的“责任田”,安徽的农业生产应该再度遭殃,那么何以解释随后几年粮食产量的逐年增长呢?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李葆华这几年对中央“阳奉阴违”,在安徽继续保持了曾希圣的责任田制度(有待历史学家们去考证,这里仅仅是假定)。


  这儿全是不顾事实的昏话。什么只有两种解释?难道不应该根据这一事实得出“三自一包”破坏农业生产的结论?下面笔者还将专门根据大包干的焦点滁县的地方志来证明。可这个罗集人不要事实,对于和自己偏见不一致的事实都要否定。在这么短短的三百来字中,就处处是这种荒唐逻辑的范例。
  什么“‘责任田’从理论上说是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从来就没有这样的“理论”,谁也没有论证过,尤其没有事实可以作为根据。即使有人论证过,事实也胜于雄辩。罗集人就没给我们任何论证,既没有事实,又没有逻辑。所谓“理论”,拆穿讲就是偏见,他们头脑里那个“包产到户”好的偏见。因此他的话应该翻译为:“‘责任田’从我们的偏见和反动政治需要出发,宣称为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这是第一个。
  罗集人好像比其他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尊重一些事实,不得不承认1961年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低点,甚至说1961年安徽大量饿死人。本来正应从这些事实出发检验他们的“理论”即偏见是否正确,并得出结论——这一“理论”完全经不起实践检验。可他不是这样,而是倒过来,从这一偏见出发企图否定这一事实,毫无根据地断定“这个材料的数字本身有误”——他没有拿出任何事实证明该年粮食产量被缩小了,提出这个武断结论仅仅不符合他自己的“理论”,即头脑里的偏见和反革命政治需要罢了。难道1961年安徽省棉花产量1.92万吨,比1960年猛减42.2%,只相当于1951年生产水平也有误?油料3.94万吨,建国后最低水平也有误?跟其他右派比罗集人开始好像还尊重事实,弄到后来还是离不开这一套——这是第二个。
  可这些数字毕竟是坚决主张“三自一包”的邓贼当局公布的,绝不可能有意缩小,只可能夸大。——复辟以来农业数字不就是年年浮夸?他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官造数字,数字造官”。照理该得出结论了:说这些数字被缩小不能成立。可罗集人不愿这样结论。于是又捏造出一个“理由”,“1959、1960两年农村已经大伤元气,恢复必然需要一段时间,难以很快见效。”——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和论证,也说不通。如果仅仅“恢复需要时间”,无非回升慢一点,应该多少增长一些,无论如何不至于比1960年还低得多。到1962年安徽真正风调雨顺,按理不但应该比1961年大增产,还应该比1960年增产,1960年安徽依次有干旱、寒潮、台风、冰雹和洪涝,可是1962年粮食增长不多,不及1960年,夏粮还是下降,经济作物除油料略有回升外,棉花、糖料、水果无一不是再减产。那是因为虽然安徽省委3月下达了纠正“责任田”的文件,却没有执行。人所共知,邓小平正提出“黑猫白猫”,“要使不合法的合法起来”,刘少奇也主张“三自一包”。照理应该得出结论:“包产到户不纠正,安徽就走不出困境。使得农业大伤元气的就首推包产到户。”可他反其道而说之,说到底仍然是从“理论”即头脑里的偏见出发,倒推逻辑——这是第三个。
  安徽的“责任田”到1962年末才开始予以纠正。1963年以后安徽农业也真正开始恢复,产量回升——不是1961年那样的继续下降,也不是1962年风调雨顺下的粮食微小增长加其他作物减产。——但正因为“包产到户”大伤了元气,所以1963年不及连续第二年极旱的1959年,1964年不如极旱的1958年。那才真正是“恢复必然需要一段时间,难以很快见效。”
  罗集人说:“只有两种解释”,就是不肯根据减产的事实得出“包产到户”严重破坏农业的第三种解释。他不愿作这唯一应该得出,并且经过实践检验的结论,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不符合他的“理论”。其他地方如四川、兰考、青浦和松江,一个又一个的证据。不知道他该如何解释。——这是第四个。
  罗集人说:“1961年安徽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仍在继续是不争的事实”——没人和他争论,至于饿死人的数字他们有没有夸大本文不予讨论。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正由于1961年‘责任制’造成农业大减产,所以‘包产到户’造成了饿死人。”可这不符合他的“理论”,于是不予承认——这是第五个。
  为了掩盖,罗集人又说:“大约死人总数比1960年有所减少”——又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他不得不说“大约”,也就是臆断,臆断的唯一“根据”仍是从反革命的需要和偏见出发倒推。因为1961年包产到户造成死人毕竟有损于他的“理论”,于是就“大约”。其实1962年上半年安徽死人才多呢。——这是第六个。
  罗集人又说:“1962-1965年安徽和全国一样,是经济发展比较平稳的几年。这几年粮食产量也逐年上升。”——刚才说过1962年安徽农业并不见得好,尽管天帮忙也不及1960年。1963年到1965年才真正逐年回升。但此时毛主席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开始反击,“包产到户”真正大规模纠正了。按理应该得出结论:这从反面证明了“包产到户”严重破坏农业,并从正面证明了“人民公社好”,只有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才能救安徽、救全国。但不符合罗集人的需要和偏见,决不承认——这是第七个。
  为此,罗集人解释道:“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李葆华这几年对中央‘阳奉阴违’,在安徽继续保持了曾希圣的责任田制度。”——凭什么事实根据说安徽这几年还在“包产到户”呢?又是从偏见和需要倒推——这是第八个。无论如何1963年以后安徽主要是搞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已被否定,就算李葆华阳奉阴违,也决不敢大张旗鼓,这几年靠人民公社,靠社会主义,靠集体生产增产是不争的事实。可反共右派们不要事实。
  罗集人自己也承认“这里仅仅是假定”——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假定”,可他还要“有待历史学家们去考证”。凭什么历史学家得为他们做这样的考证呢?难道他们有一个偏见,历史学家就得作一番“考证”?不符合自己偏见就决不死心,于是“大胆假设”,也就是“大胆捏造”——这是第九个。胡适“大胆假设”后还是自己来“小心求证”的,他却要历史学家为他“考证”。
  罗集人又说:“如果按照《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的逻辑,既然七千人大会批了曾希圣的‘责任田’,安徽的农业生产应该是再度遭殃,那么何以解释随后几年粮食产量的逐年增长呢?”——这又有什么不好解释的?1962年风调雨顺还比不上1960年,而1963年以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迅速回升,本来正应该否定他的“理论”,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可他不肯放弃偏见和反革命需要,于是认为不好解释——这是第十个。
  再进一步,曾希圣搞“责任田”在七千人大会的安徽小组会上受到激烈的批判,本是公认的不可否定的事实,可罗集人居然要加以否定,还是因为和他的反革命需要和偏见不符合就要否定事实——这是第十一个。
  接下去罗集人又提出批了“包产到户”,安徽的农业就一定“又要遭殃”。——可偏偏1963年安徽大力纠正“责任田”后,农业没有遭殃,日益恢复。罗集人凭什么得出“又要遭殃”的结论来的呢?又是该死的倒推逻辑,从需要和偏见出发,倒推出完全违背事实的推论——这是第十二个。
  罗集人这个反问不知是否要否定安徽1963年到1965年的农业迅速恢复呢?如果是,又要加上一个。看来他还是信的,无法自圆其说了,就假设李葆华阳奉阴违。
  顽强的事实是,七千人大会本来确实没准备批判曾希圣的,但他搞“责任田”严重破坏了农业,造成了安徽大饥荒。这是旧社会的地主复辟,“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解放前饿死人,“责任田”也饿死人。地主、富农人平土地分得多不好好种。富裕中农少些。贫下中农更少,加上资金、大农具和牲口也少,再努力还是不够吃。孤儿寡母最最作孽,土地分得最少又没人耕种,庄稼长得差、收得少,甚至秋收没结束所收粮食已吃完。以后,特别到1962年青黄不接,日子没法过,以致有全家死绝的。死了人可以怪大跃进,怪人民公社,但安徽干部并不都是瞎子,1961年安徽只有“责任田”,不少人还是为贫下中农鸣不平。于是七千人大会上起来批判曾希圣的“责任田”。现在反共右派、邓贼分子都说批判“责任田”是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当然反对祸国殃民、破坏农业、造成饥荒的“三自一包”,但恰恰这件事和他实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安徽干部自发搞的,群情激昂,又偏偏是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
  罗集人的“论证”——如果可以称之为论证的话,到此为止。可他为什么不继续下去,为什么不说说文化革命爆发以后安徽怎样了?无论如何不能再说李葆华阳奉阴违继续“包产到户”了吧!后来的安徽省委书记据说是“四人帮”。这不但没法“假设”也没法让历史学家“考证”了。由于那以后的事实和他的偏见正好相反,于是“论证”到此为止,成了缩头乌龟。这是第十三个。
  他不说我们来帮他说下去,1966年和1967年是安徽的极旱年,连续两年降雨量比1961年少得多,那两年安徽是不是收成比1961年还要少?还是靠“包产到户”获得了丰收?他列出的数字极偏,1966年开始就不管了,他既然引了《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当然不是不知道。1966年粮食957.6万吨,比1965年略微减产,比1961年仍然增产52.2%,1967年大大增产1008.2万吨。尤其1970年到1976年年年创历史最高纪录,平均年递增8.8%——这是特大丰收,是中等发展速度的三到四倍,七年走了二、三十年的路。棉花年递增9.1%。生猪存栏递增10.3%,几乎翻了一番。1976年就是步伐跨得较大的一年,尽管严重干旱,降雨比1961年还要少,还有地震等灾害,粮食总产比一九七五年增长近一成。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高涨。这七年安徽轻工产值平均年递增13.7%,重工业15.4%。农、轻、重都远远超过了二十几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安徽的领导不是“四人帮”吗?且不管是不是“四人帮”,反正在搞社会主义,靠的是人民公社和集体生产。按罗集人的“理论”,看来我们必须说:“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安徽的造反派和文革派或‘四人帮’这几年对中央‘阳奉阴违’,在安徽继续保持了曾希圣的责任田制度。”或者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批判包产到户倒是提倡“三自一包”的,不然:“既然文化大革命批了‘三自一包’,安徽的农业生产应该再度遭殃,那么何以解释粮食产量的连年迅猛增长呢?”——这是第十四个。
  罗集人的“论证”也不说说1955年和1957年,这两年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安徽农业的顶峰,虽然还没有人民公社,但正在大力推行合作化和高级社。反正不是“包产到户”。因为这和他的偏见冲突,所以也不提了。这是第十五个。1955年安徽农业大幅度迅猛增长,根据邓贼数字,粮食1152.9万吨,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历史最高的水平。比1954年猛增了48.32%,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53年也猛增了27%。那年正是曾希圣着力推行合作化的年份。1956年公认严重灾害,还有908.8万吨,超过大丰收的1953年,1957年又迅速恢复到1027万吨。安徽历来多灾多难,农业产量不稳,这是非常地了不起的。这年曾希圣正努力地把合作化推行到高级社。难道是他阳奉阴违不搞合作化或在搞“责任制”?
  罗集人更不敢提邓贼复辟以后,安徽不是复辟后最先推行“包产到户”的吗?邓贼不是还捏造了“改革第一村”吗?这个“改革第一村”怎么样了呢?从“理论”上来说究竟是丰收、大丰收,还是到处集资仍然一无所有呢?事实是1978万里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根据邓贼的数字粮食也只有1482.6万吨,比1976年1684.2万吨减产12%。这是七年连续创历史最高水平后的严重减产。1979年未能恢复,1980年又跌到1453.9万吨了。毛主席在安徽还建了一大批小氮肥厂和一个特大型的安庆化肥厂,还有优良品种等的增产作用到哪儿去了?这是第十六个。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仅仅三百来个字中,这个罗集人就至少有十六个从偏见倒推出“事实”、否定事实或不敢触及事实的例子。
  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就是这样。这个世界的存在就好像为了欺骗他们,什么都不可信,只有他们头脑里永久不变的偏见才是可信的。一切只有和他们的偏见符合,或自以为符合时,才为他们接受,并按自己的偏见来解释。他们什么样的结论都会做出,但都不是从事实而是从头脑里那个万古不变的“理论”得出的。什么都可以否定,事实只要不合偏见和需要就必须否定,唯有那个偏见和反革命的需要是不可否定的。全然不要事实,并且按偏见和需要来加工、裁割直至捏造出所谓的“事实”来,至少也得“有待历史学家们去考证”。而“事实”一旦捏造出来,又立即反过来“证明”他们的偏见。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就这样循环论证。罗集人仅仅是一个例子,他能够“有待历史学家们去考证”还算是比较好的了。
  凡是不符合他们的偏见和需要,几何公理也必须推翻。如果你提出事实,他们会立即说:“不可能!”,往往还“绝对不可能!”——根据呢?根本不要,偏见和需要就是根据,随机应编。
  注意:是随机应编,不是随机应变,编造的编,不是变化的变。这是他们最最拿手的本领。有诗为证:


    顽居谬窟来栖身,
    说破真相惊煞人。
    巧鼓簧舌来掩饰,
    随机应编信如神。


  他们根本不需要事实和逻辑,瞎说一气。当一个谣言、谎言、谬论被驳倒和揭穿后,即兴就会新编出一个来圆,再驳倒,再即兴编……如此无穷,全靠一张嘴巴两层皮,毫不费力。
  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头脑封闭起来,拒绝接受事实和真理。他们的逻辑是颠倒的,甚至许多原本应该证明和他们偏见相反的事实也会被他们作为“证明”偏见的论据。
  如:他们甚至会问:“你说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工业和科技发展那么快,那么运十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现在天上飞的都是外国飞机。”“你说毛泽东时代电子工业发展得那么快,与西方只差五年,为什么现在都是外国的电脑,甚至台湾和韩国(南朝鲜)的产品也充斥着中国的市场?”——这本来该我们问的:“你们把复辟说得那么好,为什么……”可他们居然倒过来问我们。又如:李井泉扣压毛主席的《党内通讯》,居然也会成为李井泉按照毛主席的意志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根据”。
  他们根本不愿依据事实和逻辑改变自己的思想,不是最最听不进“改造思想”的吗?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就好像顽固地留着辫子的满清遗老。
  他们最最痛恨的就是事实。一恨别人要他们说话要有事实,二恨别人要求他们说话要有根据,三恨别人尊重事实,四恨别人说出事实,五恨听到事实,六恨别人把事实摆到他们眼前,七尤其痛恨事实和他们偏见不一样,八恨自己在事实面前理穷辞曲、无词以对。九恨要他们承认事实,十恨别人在事实面前做出正确结论。所有的人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对事实一不准看,二不准听,三不准去想,四不准去记,五不准说。唯一可以相信的只有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和头脑里的偏见,一切事实和他们需要与偏见不合的都不予承认,不能根据事实作结论,而只能根据他们的偏见来编造“事实”并且当作“真相”。就这样随机应编,一边编一边说。主观臆断和凭空想象连二接三、牵四挂五地从他们口中吐出来。
  偏见正是从需要产生的。没有永久不变的事实,也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只有永久不变的阶级利益。尽管大跃进取得了巨大成绩,人民公社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但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管多少事实证明毛主席力纠五风,也不管多少事实证明刘邓是浮夸风和“共产”风的罪魁祸首,他们仍然硬栽在毛主席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上。因为他们只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反毛的需要。出于这个需要可以对事实真相隐瞒歪曲,可以凭空捏造,可以毫无根据地强加于人,谁如果揭示出事实真相,他们不但丝毫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反而更加痛恨谁。
  反共右派的谣言和谎话丝毫不亚于刘邓的浮夸。
  如丁抒的《人祸》和《开放》杂志2001年三月号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说“1958年河南省有一半庄稼烂在地里”就是一例。——我不是为吴芝圃说话,河南的吴芝圃并不是我的亲家,而是刘邓的走卒,是文革中河南造反派坚决打倒的对象。倒是邓贼复辟把打倒吴芝圃说成文革迫害,至今还列入反共右派的文革死难者名单。(这也是谎言,吴芝圃病死的)可见他们才把吴芝圃当作亲家。我是根据事实说话。——根据现在邓贼当局数据,尽管1958年河南收割粗放,粮食产量仍达1264.5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比1957年增长7.16%,仍是特大丰收的年景。如果说有一半庄稼烂在地里,那就要求河南省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2529万吨,比1957年增长114.32%,翻一番以上。现在谁都知道要求粮食翻番是发疯,可丁抒之流正是以这种疯狂的要求来评论河南省,这不是比刘邓及吴芝圃的浮夸风更疯狂吗?反共右派一样在放“卫星”。
  丁杼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里说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也是言过其实的。据邓贼数据,四川1958年粮食比1957年增长5.4%已经是大丰收了,照丁杼要求就必须增长15.4%。
  只要能够中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些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什么样的手段都会用,什么样的谣言都会造。相信这种谎言的人,不是绝对无知,就是明明知道造假,却别有用心地假装相信。我们倒要问,你们口口声声最最反对浮夸风,为什么却提出最最浮夸的要求?
  丁杼的头脑里有个偏见或者说反共需要,社会主义总是坏的,于是他把合作化以前称之为“中国人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的“黄金时代”,据说一搞合作化“农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为此他去收集各种材料,包括捏造,什么大牲口死了、猪减少了、农业减产、棉花减产,茶叶生产不及三十年代的一半等等。
  1953年到1958年我国的农业总的来说连年丰收本是公认的,但也有波动。有的年份粮食增长少一些,有的年份大牲口少一些,有的年份猪少一些,有的年份下雨棉花减产。这些波动原是正常的。丁杼就到处去盯,寻找反共“根据”。只要那年什么少了,就说这是因为这年“中国人走进毛式社会主义”在此以前就是最好的“黄金时代”。如果那年有什么增产呢,那年就属于“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那么我们中国究竟什么时候“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的呢?出于需要他有多个版本。几乎年年是又几乎年年不是。
  1958年公社化,丁杼当然不会说好。但是即使根据邓贼的数据,1958年几乎样样大增产,所以他没有拿出任何数据出来。只是空口说在那以前即1957年是“黄金时代”。可是不久就变了。
  1957年是高级合作社的高潮,于是丁杼眼里1957年又不好了,他拿陈登科的话作“证据”:昔日凤阳的“穷”字已经被洗刷一清。“所到的村庄,猪羊成群,牛马成行,鸡鸭满塘……谁人不说凤阳是个好地方呢?”所以1956年才是“中国人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的“黄金时代”。——陈登科的话,原本是和解放前比的。
  但1956年“黄金时代”是不是不变呢?也不是。丁杼又说:1956年社会主义来了,生产力受到了破坏,棉花比1955年减产147万担,猪350万头,大牲口70万头。这下1956年又成为了“走进毛式社会主义”“农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1955年成了“黄金时代”。丁杼承认1955年大丰收,还很肯定地赞扬说“不是偶然的,决不是老天特别照应,特别给了中国人民风调雨顺的年景”,这时1955年中国农村属于“走进”社会主义之前。——其实1956年也不是走了社会主义道路才棉花减产的。该年秋天遇到台风和暴雨。至于大牲口减少数字也不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大家都知道1955年正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许多反共右派为了抹杀合作化的优越性,就一口咬定1955年大丰收是老天帮忙,这好像和丁杼没有统一。
  也正如此,丁杼也不始终认为1955年是“中国人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的“黄金时代”。
  于是据说到了1955年,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又不知道他哪儿来的数据。根据邓贼数据该年大牲口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最高年。
  照这样说,1954年才是“黄金时代”了。
  是不是?这些可不可以确定了?仍然不是!
  又是这个丁杼说的:由于搞农业合作化,猪羊宰杀、大牲口死亡,全国一下子减少二百万头以上。四分之一合作社在1954年减了产。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哪儿来的,只能说是瞎编。查邓贼的《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54年除棉花以外,粮、油、麻、糖、茶、果产量和大牲畜、猪、羊无一不创历史最高水平。现在只有1953年才是“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的“黄金时代”了。
  那么中国究竟什么时候“走进毛式社会主义”“农民就没有好日子过”的?1958年、1957年、1956年、1955年、1954年?除了1958年外,都不是也都是。只要有什么减少就是这一年,有什么增加就是下一年。
  中国那年以前才是社会主义前的“黄金时代”?1957年、1956年、1955年、1954年、1953年,除了1953年外都不是也都是。只要那年有什么增产就是那一年。
  总之,好的都是因为没搞社会主义,坏的竭力夸大、甚至凭空捏造,都推给社会主义。他为什么不说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十一年中我国农业的情况呢?这十一年里来,反共右派都是除了瞎编以外躲之不及的。只要可以中伤农业合作化就各取所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否定农业合作化不择手段。
  凡是反共右派都极端地无知,苏晓康把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搬到黄土高坡就是一例。还得出自然条件越差的地方文明越最早发生的“结论”。照这样说法,爱斯基摩人的文明最先发展。
  丁杼的历史知识也等于零,他也说:“比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收缴全国民间铁器做得更彻底。当年秦始皇用收缴的铁器只铸成了十二对金人,大约收走的只是首都咸阳附近地区的铁器而已。”——秦始皇什么时候收缴过铁器?铁器又怎能铸成金人?秦始皇收缴的是青铜兵器,铸的是铜人。战国时兵器还是以铜为主,那以后改为钢铁为主了。连秦朝的起码常识,什么是铁、什么是铜,都不知道,居然还到处卖弄自己的无知。还靠主观想象的“大约”来做结论。
  他说上海的四一四:“一百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恐怕一年不下百万。”——不知道是如何做出判断的?他下面说“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年工资不足七百元”可见他不是不知道,一百多人的工资绝对不会超过十万。何况许多是现役军人,一个普通的士兵月生活开销最多二十几元。一个国家的元首,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设一个立足点也一惊一吒的,何况四一四里种的都是蔬菜。邓贼复辟嫌不豪华,大大地修缮了一番,全部改种花草。刚复辟时反共右派们也嘲笑毛主席“老土”,现在居然也成了罪状。看来毛主席只能在茅草棚里接待宾客。
  为了贬低大跃进,丁杼甚至连板桥水库崩塌也要做文章。他说“山东省,仅一个临沂地区就在大跃进中建了十一座大型水库,三十三座中型水库,近一千座小型水库。临沂地区是跃进了,但是不出三十年,百分之八十的小型水库完全报废,其馀的大、中型水库,不是病库就是险库,一旦出事就非同小可。”——水库修得多不是好事吗?三十年以后正是1988年,哪个工程可以三十年不养护?这正该向邓贼复辟算账,怎么成了大跃进的罪行了?照这样什么事情都别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做了就有罪,像丁杼那样指手画脚的最好。
  针对大跃进修水利的伟大成就,他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只要处于非战争时期,如果连个水库都建不成,早该卷铺盖走路了。”所以兴修水利“关大跃进何事?”
  可他就是不说邓贼复辟,为什么不但几乎没有水利建设,反把毛泽东时代,尤其大跃进和文革学大寨建的大批水利破坏了呢?他为什么不要邓贼复辟当局“卷铺盖走路”呢?蒋匪统治22年修了什么水利?为什么对于让蒋匪卷铺盖走路的毛主席时代倒要大加攻击呢?兴修水利和大跃进、和文革学大寨的关系每一个亲历者都是明白的,不是丁杼可以中伤的。
  看丁杼这口气,好像对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各届政府的水利成就,都考察研究过一番,已经知道哪些政府该留下,那些该卷铺盖滚蛋了。反共右派说话口气历来这样大。但我敢断定,这个丁杼什么都不懂,从来就不关心水利,他这一论断完全是临时瞎编出来的。
  对中国历代他就毫无所知。毛泽东时代兴修的水利是中国历史上总和的好几倍,水平之高更是无法相比,历史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也都焕然一新,自古以来那届政府有过类似的成就?丁杼又对比了全世界的“任何政府”了吗?如果毛泽东时代就要“卷铺盖走路”,那么古今中外能够不“卷铺盖”的政府就所剩无几了。而毛泽东时代又主要是大跃进和文革学大寨修的。对古今中外毫无所知,信口开河,就提出了要所有的政府都“走路”的苛求,又纯粹用来贬低毛泽东时代,这历来是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的手段。
  邓贼复辟伊始,一切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对毛泽东时代兴修水利还大加攻击,嘲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修水利正是作为大跃进和文革学大寨的罪行来声讨的。那时再也不说兴修水利“关大跃进何事?”现在邓贼复辟后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水利设施贻害无穷,不能不承认兴修水利的必要性,忽然又“关大跃进何事?”了。现在根本不是丁杼有权利硬把兴修水利和大跃进分割开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权利查清复辟以来,在破坏水利中,丁杼犯过什么样的罪行。最起码该查一下,他是否摇旗呐喊过?
  反共右派说起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成就历来津津乐道,并作为西方所谓民主的成就,他们为什么不说这“关西方国家的制度何事?任何政府做不到毛泽东时代的发展速度就该卷铺盖滚蛋”呢?
  丁杼之流还有一套逻辑,那就是“想必也有……只是封锁了消息,不为人知道罢了。”——就这样,凭“想必”乱下结论。
  彭德怀在他的无名书上写道:“农村公社化,是具有极其伟大意义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等等。丁杼也觉得这是一个耻辱,于是又想当然地说:“很可能这些话是秘书王承光加进去的。”——就这样我们必须随着他的政治需要,不要任何根据从一个主观臆断到另一个主观臆断。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彭德怀做了和邓贼“永不翻案”一样的检讨难道也是秘书加进去的?
  跟这种人又有什么可说呢?
  下面回到正题,看看金辉、丁杼之流是如何捏造风调雨顺的三年的。


  第十章:金辉之流不是不知道受灾情况,而是反共反得发了狂

  大跃进三年里,是不是受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和1960年的农业减产是不是和严重自然灾害有关呢?——现在谁还敢说自然灾害呢?不然一大堆罪名马上来了!笔者也不敢说。那么金辉之流是如何说的呢?
  近水楼台先得月,和本人比,金辉早就得到了邓贼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他自己承认:“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在“三自一包”的1961年和1962年我国农业跌到低谷,但出于反共反社会主义本性,绝对不会谴责“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破坏了我国的农业生产,纯粹是特殊的政治需要使得他们把困难一股脑儿算在浮夸风和共产风上,又硬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划等号。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不但视而不见,而且决不允许任何人提起,谁要提起就仗着邓贼复辟的法西斯专政以势压人,不许说下去。上面那段话也只允许他们自己说,我们可不敢说,说了就是罪。
  现在笔者也已经得到了邓贼当局公布的从解放到1998年为止的历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数字,把它们全部照录于下,并在后面加上了抗灾减灾面积和减灾系数。前者是指受灾而没有成灾的面积,一般都是抗灾减灾的成果,后者指没有成灾的面积占受灾面积的百分数,与成灾面积的总和等于100%。——注意!这是邓贼当局的数据,不是笔者说的,笔者现在一见到“自然灾害”四字就怕了,哪敢再提?


  表六:受灾和成灾面积(全国)  单位:千公顷

  (资料来源:自然资源数据库)

  编号 受灾面积 成灾 成灾占 水灾 水灾成 成灾占 旱灾 旱灾成 成灾占 抗灾减 减灾 对抗灾减灾的评介
          面积 受灾% 面积 灾面积 受灾% 面积 灾面积 受灾% 灾面积 系数%
  1950  10010  5120 51.1  6560  4710 71.8  2400  410 17.1  4890  48.9
  1951  12560  3780 30.1  4170  1480 35.5  7830 2300 29.4  8780  69.9
  1952  8190  4430 54.1  2790  1840 65.9  4240 2590 61.1  3760  45.9
  1953  23420  7080 30.2  7410  3200 43.2  8620  680 78.9  16340  69.8
  1954  21450 12590 58.7 16130 11310 70.1  2990  260 87.0  8860  41.3
  1955  19990  7870 39.4  5250  3070 58.5 13430 4140 30.8  12120  60.6
  1956  22190 15230 68.6 14380 10990 76.4  3130 2060 65.8  6960  31.4
  1957  29150 14980 51.4  8080  6030 74.6 17210 7400 43.0  14170  48.6
  1958  30960  7820 25.3  4280  1440 33.6 22360 5030 22.5  23140  74.7 特高△▲
  1959  44630 13730 30.8  4810  1820 37.8 33810 11170 33.0  30900  69.2 特高△
  1960  65460 24980 38.2 10160  4980 49.0 38130 16180 42.4  40480  61.8 特高△减灾面积最高峰
  1961  61750 28830 46.7  8870  5400 60.9 37850 18650 49.3  32920  53.3 高、减小
  1962  37180 16670 44.8  9810  6320 64.4 20810 8690 41.8  17160  55.2 减小
  1963  32180 20020 62.2 14070 10480 74.5 16870 9020 53.5  12160  37.8
  1964  21640 12640 58.4 14930 10040 67.2  4220 1420 33.6  9000  41.6
  1965  20800 11220 53.9  5590  2810 50.3 13630 8110 59.5  9580  46.1
  1966  24210  9760 40.3  2510  950 37.8 20020 8110 40.5  14450  59.7
  1967  无数据
  1968  无数据
  1969  无数据
  1970  9970  3300 33.1  3130  1230 39.3  5720 1930 33.7  6640  66.9
  1971  31050  7450 24   3990  1480 37.1 25050 5320 21.2  23600  72  特高
  1972  40460 17180 42.5  4080  1260 30.9 30700 13610 44.3  23280  57.5 特高
  1973  36490  7620 20.9  6240  2580 41.3 27200 3930 14.4  28870  79.1 特高▲
  1974  38650  6530 16.9  6400  2300 35.9 25550 2740 10.7  32120  83.1 特高▲减灾系数最高峰
  1975  35380 10240 28.9  6820  3470 50.9 24830 5320 21.4  25140  71.1 特高
  1976  42500 11440 26.9  4200  1330 31.7 27490 7850 28.6  31060  73.1 特高
  1977  52020 15160 29.1  9100  4990 54.8 29850 7010 23.5  36860  71.9 还高
  1978  50790 21800 42.9  2850  920 32.3 40170 17970 44.7  28990  57.1 大幅下降
  1979  39370 15120 38.4  6760  2870 42.5 24650 9320 37.8  24250  60.6
  1980  44530 22320 50.1  9150  5030 55.0 26110 12490 47.8  22210  49.9
  1981  39790 18740 47.1  8620  3970 46.1 25690 12130 47.2  21050  52.9
  1982  33130 16120 48.7  8360  4460 53.3 20700 9970 48.2  17010  51.3
  1983  34710 16210 46.7 12160  5750 47.3 16090 7590 47.2  18500  53.3
  1984  31890 15260 47.9 10630  5400 50.8 15820 7020 44.4  16630  52.1
  1985  44370 22710 51.2 14200  8950 63.0 22990 10060 43.8  21660  48.8
  1986  47140 23660 50.2  9160  5580 60.9 31040 14760 47.6  23480  49.8
  1987  42090 20390 48.4  8690  4100 47.2 24920 13030 52.3  21700  51.6
  1988  50870 23940 47.1 11950  6130 51.3 32900 15300 46.5  26930  52.9 大幅下降
  1989  46990 24450 52  11330  5920 52.3 29360 15260 52.0  22540  48  继续大幅下降
  1990  38470 17820 46.3 11800  5600 47.5 18180 7810 43.0  20650  53.7 
  1991  55470 27810 50.1 24600 14610 59.4 24910 10560 42.4  27660  49.9 继续大幅下降
  1992  51330 25900 50.4  9420  4460 47.3 32980 17050 51.7  25430  49.6 继续下降
  1993  48830 23130 47.4 16390  8610 52.5 21100 8660 41.0  25700  52.6
  1994  55040 31380 57  17330 10740 62.0 30430 17050 56.0  23660  43  继续大幅下降
  1995  45821 22267 48.6 12731  7630 59.9 23455 10401 44.3  23554  51.4
  1996  46989 21234 45.2 18145 10855 59.8 20151 6247 31.0  25755  54.8
  1997  53429 30309 56.7 11414  5840 51.2 33514 20250 60.4  23120  43.3 继续下降
  1998  50145 25181 50.2 22292 13785 61.8 14236 5060 35.5  24964  49.8

  注:抗灾减灾只对受灾面积超过3000万公顷的年份作评介,评语综合灾情大小、减灾面积大小和减灾系数大小。
    ▲为减灾系数创历史最高水平,△为减灾面积创历史最高水平。
    1958年为文革前成灾率最低年。复辟以后的受灾面积和抗灾减灾情况下面专门讲述。这儿成灾率指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百分率。
    抗灾减灾面积和成灾系数是我计算加上的。把未成灾面积作为抗灾减灾的成就是天公地道的,事在人为,天灾不会自然消珥,全靠人们努力。需要说明的是:历年留下的水利设施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因此某一年份的抗灾减灾面积不仅仅是这一年的成就,也包含了以前修水利的成就,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完全归功于那一年。
    复辟以后受灾面积显然大大夸大,这种夸大使得抗灾减灾面积和减灾系数更大地夸大。夸大的受灾面积最后都成了“抗灾减灾面积”了。即使如此减灾系数也不见得高,下有专章分析。



  这是邓贼当局公布的显然被他们篡改过的数据。和前面说的我国农业情况来比,完全应该得出结论:尽管1959年和1960年减产,但大跃进三年我国的农业成就仍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1961年和1962年农业到了低谷是非常不应该的。1963年有很大的回升是不小的成就,但灾情比1959年低得多,收成却不如1959年,有的还不如金辉说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1960年。可是这样的结论正因为不能满足金辉之流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所以绝对不愿意接受,而要另辟“蹊径”。正像有人以讽刺的口吻描绘的那样“工夫不负有心人,有了‘重大发现’”如果我们不是带着偏心去看待他的“方法”的话,就会发现:

◆金辉之流的“方法”不但绝对违反科学◆
◆而且绝对地疯狂,超出了正常人的正常思维◆
◆完全是反共反得发了狂的疯狗狂吠◆


  在正常的年代里,这种文章投稿到编辑部必然会被人们送进字纸篓,而金辉等人的最好去处则是疯人院。不是我要送他进疯人院,所有神经正常的国度都会把他送进疯人院。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极度荒谬,根本不值一顾的“方法”及其得出的结论,居然在中国会猖獗十年之久。一犬吠影,众犬吠声(一只疯狗看到一个影子狂叫了起来,所有的疯狗都狂叫了起来),到今天还到处泛滥。很难相信,金辉的粉丝们是否真正认真读过他的“大作”。或者读懂了由于符合政治需要故意装作相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得出“风调雨顺的三年”的。


  十一章:空间上,旱涝相抵,半个中国洪水滔天加半个中国滴雨不下,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尽管邓贼当局公布的数据是经过加工篡改的,由于薛暮桥和李成瑞之流不能篡改得太离谱,必须还有一定的欺骗性,使得国内外的研究者能够相信,也不能引起各地研究者、亲历者的过多疑惑,他们不能像反共小丑茆家升那样造出“摇车不动”的拙劣谎言来。所以数字虽然严重背离了事实,仍然可以证明当时确实遇到了极大的灾荒。——这无论如何无法证明金辉之流的结论,或者说不能适应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需要,于是金辉之流把这些数据扔在一边,在《风调雨顺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里,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豆腐干那么大的表格,来“证明”风调雨顺的三年。
  这个表格全面地不加任何改变地引用于下,见原表5,还有一个跟表。


    (原)表5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
  年份│-2度│-1度│0度`│1度`│2`度│120站`│全  国│
    │`涝`│偏涝│正常│偏旱│`旱`│总指数│平均指数│
  ──┼──┼──┼──┼──┼──┼───┼────┼
  1954│ 41│ 29│ 26│ 16│` 8│ -79│-0.658 │
  1956│ 29│ 33│ 30│ 20│` 8│ -55│-0.458 │
  1957│ 15│ 17│ 35│ 34│ 19│ +25│+0.208 │
  1958│ 20│ 27│ 35│ 30│` 8│ -21│-0.175 │
  1959│ 13│ 34│ 35│ 25│ 13│` -9│-0.075 │
  1960│ 14│ 21│ 33│ 44│` 8│ +11│+0.092 │
  1961│ 12│ 36│ 28│ 29│ 15│` -1│-0.008 │
  1962│ 23│ 27│ 38│ 22│ 10│ -31│-0.258 │
  1963│ 28│ 34│ 25│ 25│` 8│ -49│-0.408 │
  1965│` 6│  9│ 30│ 34│ 41│ +95│+0.792 │
  1972│` 5│ 12│ 26│ 35│ 42│ +97│+0.808 │
  ━━┷━━┷━━┷━━┷━━┷━━┷━━━┷━━━━┷
  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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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3度│-1度│0.度│+1度│+3度│120站`│全  国│ 总评语
    │极洪│-2度│正常│+2度│极旱│总指数│平均指数│半个中国洪水滔
  ──┼──┼──┼──┼──┼──┼───┼────┼天加半个中国滴
  某年│ 60│ 0.│ 0.│ 0.│ 60│ 0. │` 0.000│雨不下等于风调
    │  │  │  │  │  │   │    │雨顺的三年
  ━━┷━━┷━━┷━━┷━━┷━━┷━━━┷━━━━┷━━━━━━━
  注:-3度是洪水滔天,3度是滴雨不下。
  按照金辉的算法可以看到,半个中国洪水滔天,指数为-3×60=-180加半个中国滴雨不下指数为3×60=180,旱涝相抵为-180+180=0,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等于天公最最最最作美的年份。


  他说:我是有理论依据的推理。据说有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采纳了全国120个水文站的资料得出的全国平均指数,来源于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了这个表。最后得出结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且不论所谓的水文站的资料究竟如何、该怎么对待,他说的一度、二度又是怎么来的?对金辉的表,笔者看来看去总是看不出丝毫“天公作美”的根据来。后来终于看懂了,原来他是以所谓的全国120个水文站的“指数”加在一起成了“总指数”再除以120于以平均,作为衡量天公作不作美的“根据”。总指数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他把洪涝设为负值,干旱设为正值,然后统统相加,这一加不就是旱涝相抵?某地二度涝灾与另一个地方的二度干旱相抵等于零,再一平均于是这两个地方既不旱也不涝,风调雨顺。福建、浙江的暴雨和山西、陕西、河南的干旱相抵成了风调雨顺。全国120个水文站的数据都相加,也都旱涝相抵,于是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
  一个地方的洪涝能够和另一个地方的干旱相抵销吗?有这种疯狂的逻辑吗?
  按照金辉的同样逻辑,我也制了个跟表列在后面。我把洪水滔天设为负三度,滴雨不下的极旱设为正三度。某年半个中国洪水滔天,60个水文站共计负180度,半个中国滴雨不下,60个水文站合计正180度,全国总计,半个中国洪水滔天和半个中国滴雨不下相互抵消,等于零。于是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天公最最最最作美的年份”。——如果不是反共反得昏了头,理穷辞曲又要找个“理由”急疯了,绝对不会有这种极端荒唐的逻辑。
  不但这个金辉反共反得急疯了,他的吹鼓手们也都反共反得发了疯。所以对这个疯狂的逻辑和所谓的“科学研究”以极大的疯狂予以喝采和鼓吹。现在这个混账世道竟然会让这种疯狂逻辑横行了十年之久,在舆论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一个疯子被捧为千人仰慕的“学者”、“专家”和“权威”。神经稍微正常的人都应该看得出这个表的疯狂性,可是邓贼当局让这种疯狂的逻辑自由泛滥,在舆论界实现了法西斯专政,不同意见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十二章:时间上,旱涝相抵,半年洪水滔天加半年滴雨不下,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这个表的疯狂性还不仅仅在于空间上。对于农业一年的气候,不但每月都有每月的需要,每周也都有每周的要求,甚至每天都有每天的不同要求,违背了就造成灾害。仅仅用一个数据来衡量那年气候是不是风调雨顺是极不妥当的,也是毫无用处的,除非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才有用处。
  如果说某水文站说某地某年雨量适中,是不是该地那年就是风调雨顺呢?也不是!同是下雨,集中下雨和分散下雨就不一样。比如:上半年滴雨不下,下半年暴雨如注,那么在上半年造成了严重的旱灾,下半年又是严重的洪涝。可是根据金辉的“理论”这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又是一个疯狂逻辑。前面他是在空间上用旱涝相抵销来得出“风调雨顺的三年”,这次他又是同一地区在时间上旱涝相抵销,就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了。1960年就是这样,如河北省上半年就是严重干旱,七月底、八月初开始大台风带来暴雨如注,其他如河南、安徽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省也是这种情况。
  人吃饭于前,拉屎于后,是不是也可以抵消,等于既没有吃也没有拉?按这个逻辑,金辉吃饭拉屎几十年了都可以抵消,以后既不让他吃饭也不许他拉屎,反正相互抵消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还可以把他拉到法场枪毙了,再把子弹抠出来,打进去和抠出来“旱涝相抵”,等于没枪毙他。
  无论如何对一个地方来说描写某年的灾情或者判断是否风调雨顺,一个数据是绝对不够的。
  即使全年雨量适中,而且比较均匀,早一点和晚一点就不一样,插秧时节下雨和扬花灌浆时期下雨也不一样。插秧时节需要雨水,晚一点下雨就插不上秧,误了季节。扬花灌浆需要烈日暴晒,最最忌讳阴雨连绵,不然不利于光合作用,谷子要瘪。就是眼看丰收到手后,突然来个阴雨连绵也要造成谷子霉烂发芽。有的时候甚至一天也不能差。比如我刚收获完毕就下冰雹或者暴雨如注就不会造成庄稼损失,不是大灾害,晚收获一天则刚刚遇到,庄稼打坏或者泡烂就是大灾。可是金辉对于一年居然只用一个数据就要来描绘气候,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来了个平均。
  他自己在对“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的注释中就大言不惭地宣称: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旱涝
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看!他不是不知道,不是认识上犯了错误,他是有意地作假,他自己明确地说旱涝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当然”地互相抵消,只要“相当”就是“正常年景”,就是“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这种疯狂的逻辑居然还可以公开发表宣言书,长期以来没人来揭穿。我不明白究竟仅仅是邓贼在意识形态上的法西斯专政压制了人们呢?还是读到金辉奇文的人都麻木了,或者也疯了?
  就是这样一篇奇文,用不着丝毫推敲,只要有一点起码常识的人都可以一眼看出其荒谬绝伦来的,居然闹得全国风雨,猖獗十年,至今还到处泛滥没有一点消退的势头。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纷纷以这个“学者”金辉有过“研究”,对他的“研究”大肆吹捧,来大肆宣扬“风调雨顺的三年”。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去读金辉的奇文,对他的表根本没有任何思考,或者读了也发现了却故意隐瞒不说。难道连旱涝可不可以“相当”、可不可以“相抵”,他们也不知道吗?这只能说他们绝对不是在探讨历史真相,只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抓到一根鸡毛也要当作令箭,所以只要看到有人提出“风调雨顺的三年”,完全不顾有没有道理、合不合逻辑,立即和自己的反共政治需要一拍即合,于是乱加吹捧并到处扩散,就是看到明显的荒谬颠倒之处也故意隐瞒不说。
  这种疯狂的逻辑在神经正常的年代里必然一出笼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发表这种“理论”的人一出现就会被看成精神失常,最好的去处是精神病院。可在现在这个世道,金辉居然还敢于公开发表宣言,还有许多同伙跟着起哄,被捧上了天。复辟以来,类似的疯狂宣言屡屡看到,神经正常的人却不能反驳,这是什么世道?
  金辉说,他的“研究”是有理论依据的、有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采纳了全国120个水文站的资料、来源于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全都是扯大旗做虎皮拿来吓人。如果真有这样的“气象水文科学家”,那一定是和金辉一样的疯狗,就好像金辉以他的“研究”成了“著名学者”一样。
  金辉的疯狂逻辑在那三年里可以说几乎用够了。
  1960年许多地方差不多就是上半年滴雨不下和下半年洪水滔天都全了,也差不多是西面、北面半个中国滴雨不下和东面、南面半个中国洪水滔天都全了。那年从六月开始到十月为止共有十一次大台风登陆。而且以往台风登陆后一般向西北方运动,不仅被许多高山峻岭削减风势,也把雨量带给这一带地区解除干旱。1960年台风登陆后直接北上,不仅保持着台风的强度,又造成东涝西旱。可到了疯狗金辉那儿全都相抵了,成了“天公特别作美”的“风调雨顺的三年”。有的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部分地区则持续干旱,给救灾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按照金辉的疯狂逻辑就更应该“旱涝相抵”了。
  旱涝相抵不行,那么相加行不行?也不行!首先洪涝和干旱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灾害,没法相加。我们不知道金辉的正一度、正二度、零度和负一度、负二度等等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反正不能说他所定的一度旱造成的损失就和一度涝相同,也不能说二度旱和二度涝造成的损失相同。
  全国各地的水文站所监测的范围也不相同。有的水文站监测的面积大,有的面积小,有的地方人口繁密农业发达,有的地方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地势不同、土质不同、各地种植的农作物也不一样,对于雨水、阳光等的要求也不同,所以即使同样地干旱或同样地洪涝,造成的结果就大不相同。
  以干旱为例,在农业气象上,给予气象、水文、土壤水分和农作物阐述的干旱定义或有关干旱的概念,本身就是种类繁多,其说不一的。1936年美国的豪埃特(Hoyt)提出降雨总量少于正常值的85%时为干旱年,这是指全年干旱。早在1906年亨利(Henry)就提出,连续三周或更长的时间降雨量少于或等于历年同期降雨量正常值的30%时为干旱,注意:“历年同期降雨量正常值”,就是说,一年中不同时期的降雨量是不算数的,如果五、六月份该下的雨到了九月收获时节阴雨连绵,判断这年是否灾年结论就不同了。
  金辉说: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


  如果某年“干燥度”适中,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和常年一致,但是该年所有的雨都是集中在某一天里下的,或者庄稼生长时每天毛毛雨下个不停,不出太阳,是不是“风调雨顺”呢?
  水文站绝对不是仅仅提供一个数字。我们有理由提出金辉搞的什么正一度、正二度、零度和负一度、负二度等等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甚至不能分清他说的正二度的干旱造成的损失是不是真的可以等于二个正一度,负二度的涝灾是不是真的可以等于二个负一度,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捏造。我们不能听任一只疯狗乱编乱造到处乱叫乱咬。例如尽管1960年6到10月半个中国泡在台风和洪涝里,可在他的表里,被判为二度涝的竟然只有14个,一度涝也只有34个;其他如判为二度旱的只有8个,依据究竟是什么?山东省有的地方甚至从1959年以来14个月未下雨,黄河长期断流,但1960年下半年台风过处,30多天连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到4米。河南部分地方与河北情况大致相同。这究竟被他判为二度旱、一度旱,还是二度涝、一度涝?抑或不旱不涝而正常?是不是旱涝相抵,天公作美了?

■全国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权利和理由问:“金辉先生,在你的《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里我们这儿究竟算哪一等级?什么根据?”■


  然后大家谈谈该年自己所在地实际气候情况和对农业的影响。
  本来不需别人提问,金辉自己就应该向读者作出交代,全国各地120个水文站,各个水文站分别被他判为了什么等级,根据是什么?或者说:自己列为正常的33个水文站是指哪33个地方,根据是什么?其他一度涝和一度旱,二度涝和二度旱等也是这样,不能只出一个打马虎眼的《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就作数了。
  什么是水文?天有天文,人有人文,水有水文。水文是大地的血脉,水文学是研究自然界水的时空分布、变化规律的一门边缘学科。水文站不但必须对一年的情况作各种评介,而且必须对逐日水文、逐日流量、逐日含沙量、逐月流量、逐月输沙率,进行观察、监视、研究、实测水文资料,乃至进行预报。水文预报对防洪、抗旱、水资源合理利用和国防事业有重要意义。水文站是防汛的耳目和参谋,在洪水到来之前就应提供准确的数据信息,现在还包括水环境监测。检测对象包括水位、流量、雨量、水质、地下水、蒸发、泥沙及墒情等项目。每天都要测好多个数据啊!然而金辉竟然只用一个数据就描绘了整整一年的水文情况,还在转眼之间便成了判断是否受灾、受灾轻重的“根据”?最后又“旱涝相抵”。如果他真的要从水文上来判断是否“风调雨顺的三年”,即使做不到逐日,最起码也应该把每年52个星期各自的雨量、水位、流量等资料结合农业的需要公布出来,并且和正常的年份做一个对照。另外还得提出各个时期的日照、气温。在各地的水文站,他还必须说明那儿的耕地面积、土质情况、气候特点、历来种植什么作物、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的比重做个交代。可是他一概把它们“忽视”了,居然用豆腐干那么大的一个表格,就要来“证明”三年的气候情况。实在搞不明白,他的一度、二度是怎么来的?居然还用“来源于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的档案资料”来吓人,据说得出了什么“有理论依据、有科学统计数据支持的推理”。这儿有一丝科学吗?这是科学的推理吗?唯一的结论只能是捏造,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的捏造。
  邓贼当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本来已经出于他们的需要经过加工过的,金辉居然还不满意,甚至大言不惭地宣布他杜撰的极度荒谬的“《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照此全世界都错了,以后都不必统计《受灾和成灾面积表》,都去旱涝相抵,搞金辉的《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好了???!!!
  总之,金辉的《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完全是严重违背科学,根本不能用于严肃地探讨事实真相的垃圾。反共有用,其他场合都没用。在邓贼把持舆论的法西斯专政下能够连续猖獗十年,一旦揭破就暴露了其手段卑劣的真面目。


  十三章:大跃进抗灾减灾有罪,没有成灾就是没有受灾,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金辉之流不能不承认,即使从邓贼当局公布的《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也可以看到“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为68,1957年为67,1962年为74,1963年为89,1978年为97,1979年为67,1981年为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72。”
  这儿也大有问题,但按理已足以否定他的“风调雨顺的三年”和“天公作美”了,但不知道他哪个神经又搞出了个什么样的混账逻辑,居然紧接着下这样的结论:“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这就是说1959年的4463万公顷,还不如1956年的2219万公顷、1957年的2915万公顷、1962年的3718万公顷、1963年的3218万公顷、1979年的3937万公顷、1981年的3979万公顷、1982年的3313万公顷和1983年的3471万公顷。且不论复辟以后邓贼公布的数字根本不能作数——把农业搞糟了就推卸罪责,哭诉并大大夸大自然灾害,下面专章说。——就算数字真实吧,我们的对手连起码的数值大小都分不清了。小学二年级的孩子都知道这些数字大小,自称“学者”并受到白骨精们(“白领”、“骨干”、“精英”,他们自吹为“精英”,人民都成了渣滓???!!!)疯狂吹捧的金辉居然不知道,吹捧他的白骨精当然也不知道,尽管他们摆出一副天下惟我有知识的架子来,却连这小学的数学题都做不出来,无怪乎有人要说他们应该从幼儿园的小班读起。金辉做颠倒了,白骨精们不打零分居然还要喝采。
  然而这还不是最最主要的。最最主要的是从此金辉就不再说受灾面积光说成灾面积了,仔细一看原来他说1959年灾害小的根据不是受灾面积,受灾面积他是不管的,而仅仅看成灾面积。也就是说,如果受灾但经过抗灾减灾没有成灾就不算数,就对农业没有任何影响(?)。抗灾减灾有罪???!!!他根本回避为什么三年大跃进在受灾面积成倍增长的情况下成灾面积却增长不大。所有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是这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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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竭力回避,我们却不能不正视顽强的事实。人们抗灾减灾是否努力,政策是否对头,水利大修还是长期失修,从而究竟大大缩小了自然灾害的损失还是大大加重了破坏,这都是不容忽视的。为了直观,根据邓贼的数据笔者制作了一个折线图。图中最最主要的是抗灾减灾面积,同时得参照另外两个数据。大跃进以前,受灾面积比较低我们不能要求具有较大的抗灾减灾面积。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受灾面积较小,国家可以集中精力救援受灾地区,所以也不能以这个时候的成灾率较低和救灾系数较高和灾害较大年份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为了对付无法贴图,笔者又搞了三个文字示意图,用符号“=”的长度来直观地显示抗灾减灾情况。凡是贴上图的地方,读者就不必再看了。


  文字示意图一:抗灾减灾面积

  年份 抗灾减灾面积 注:每一个“=”表示百万公顷,不满百万以百万计。

  1950 =====4890
  1951 =========8780
  1952 ====3760
  1953 =================16340
  1954 =========8860
  1955 =============12120
  1956 =======6960
  1957 ===============14170 以上年份灾情不大或不很大,不能苛求减灾面积
  1958 ========================23140 急剧增长,抗灾减灾成绩巨大
  1959 ===============================30900 继续急剧增长,抗灾减灾成绩更大
  1960 =========================================40480 抗灾减灾成就最大年
  1961 =================================32920 灾情缩小,减灾面积缩小更快
  1962 ==================17160 灾情大大缩小,减灾面积缩小更快
  1963 =============12160
  1964 =========9000
  1965 ==========9580 文革前抗灾减灾处于低水平
  1966 ===============14450 文革学大寨抗灾减灾能力开始恢复
  1967 无数据
  1968 无数据
  1969 无数据
  1970 =======6640 该年灾情不大,不能苛求减灾面积
  1971 ========================23600灾情大,减灾面积增大
  1972 ========================23280
  1973 =============================28870 灾情大,抗灾减灾成绩巨大
  1974 =================================32120灾情大,抗灾减灾成绩巨大
  1975 ==========================25140
  1976 ================================31060灾情大,抗灾减灾成绩巨大
  1977 =====================================36860
  1978 =============================28990 灾情缩小减灾面积缩小更快
  1979 =========================24250 灾情缩小减灾面积缩小更快
  1980 =======================22210 灾情不大减灾面积缩小更快


  文字示意图二:减灾系数

  年份 减灾系数% 注:每一个“=”表示2%,四舍五入。

  1950 =========================48.9
  1951 ===================================69.9
  1952 =======================45.9
  1953 ===================================69.8
  1954 =====================41.3
  1955 ==============================60.6
  1956 ===========31.4
  1957 ========================48.6 以上年份灾情不很大,不能用来苛求大灾年。
  1958 =====================================74.7 文革前减灾系数最大年
  1959 ===================================69.2 受灾面积大增,减灾系数仍大
  1960 ===============================61.8 受灾面积大增,减灾系数仍大
  1961 ===========================53.3 受灾面积缩小,减灾系数反而缩小
  1962 ============================55.2 受灾面积大为缩小,减灾系数反而增长
  1963 ===================37.8
  1964 =====================41.6
  1965 =======================46.1 文革前抗灾减灾处于低水平
  1966 ==============================59.7 文革学大寨抗灾减灾能力开始恢复
  1967 无数据
  1968 无数据
  1969 无数据
  1970 =================================66.9
  1971 ======================================76 减灾系数超历史最高水平
  1972 =============================57.5 受灾面积大增,减灾系数仍不小
  1973 ========================================79.1 减灾系数超历史最高水平
  1974 ==========================================83.1 减灾系数最大年
  1975 ====================================71.1
  1976 =====================================73.1
  1977 ====================================71.9
  1978 =============================57.1 受灾面积缩小减灾系数大大缩小
  1979 ==============================60.6 受灾面积大大缩小减灾系数仍不大
  1980 =========================49.9 减灾系数低谷


  文字示意图三:成灾率

  年份 成灾占受灾% 注:每一个“=”表示1%,不满1%以1%计。

  1950 ==================================================51.1
  1951 ===============================30.1
  1952 ==================================================54.1
  1953 ===============================30.2
  1954 ===========================================================58.7
  1955 ========================================39.4
  1956 =====================================================================68.6
  1957 ====================================================51.4
  1958 ==========================25.3 受灾面积大大增加,成灾率低谷
  1959 ===============================30.8 因受灾面积增大而成灾率增大
  1960 =======================================38.2 因是受灾最大年而成灾率增大
  1961 ===============================================46.7 受灾面积缩小而成灾率增大
  1962 =============================================44.8 受灾面积大大缩小而成灾率仍高
  1963 ===============================================================62.2
  1964 ===========================================================58.4
  1965 ======================================================53.9 文革前抗灾减灾处于低水平
  1966 =========================================40.3 文革学大寨抗灾减灾能力开始恢复
  1967 无数据
  1968 无数据
  1969 无数据
  1970 ==================================33.1
  1971 ========================24 成灾率低谷
  1972 ===========================================42.5 由于受灾面积增大而成灾率增大
  1973 =====================20.9
  1974 =================16.9 成灾率最低谷
  1975 =============================28.9
  1976 ===========================26.9 受灾面积增大而成灾率反而缩小
  1977 ==============================29.1
  1978 ===========================================42.9 成灾率急剧升高
  1979 =============================38.4 受灾面积大大缩小而成灾率仍不低
  1980 ===================================================50.1 成灾率高峰


  显而易见我国的抗灾减灾存在一个大跃进高峰、一个文革学大寨高原和复辟下降。复辟后再也没有提上来,由于邓贼哭诉的受灾面积大幅度夸大不能做数,所以对于复辟时期笔者只画到1980年,1978年到1980年也是大大夸大的。下面将会证明,那以后邓贼哭诉的受灾面积夸大了一倍多。尽管毛泽东时代留下了大量的水利,但即使根据大大夸大的受灾面积来计算,成灾率还是大大提高。抗灾减灾系数最高也不过54%最低竟然只有43%。
  可是金辉居然只看成灾面积???!!!
  所有的反共疯狗都是这么说,只看成灾面积。丁杼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就说:“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灾害,但成灾面积(丁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因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定为“成灾”)低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这些反共疯狗都是明明晓得没有成灾的面积也会有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粮食损失。可是他们居然可以“忽略”。
  最最典型的是金辉拿1980年来比。他说:“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暂且不论1980年自然灾害是否真的严重、是不是粮食减产微乎其微,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雄厚底子起了什么作用,即使根据邓贼当局哭诉的受灾面积也只有4453万公顷,远低于1960年的6546万公顷。按理1980年和1960年比,过去了20年,我国兴修了大量的水利,抗灾减灾能力应该大大加强,成灾面积应该小得多,既然受灾面积比1960年小,只有大概三分之二,那么成灾面积更应该比1960年小得多,应远在三分之二之下,也就是说应该在1700万公顷之下,1972年到1977年就是这个比例。根据邓贼数据1977年也不是最好的年份,受灾比1980年重,那么成灾面积至少不应该比1977年的1516万公顷高。可是1960年成灾面积只有2498万公顷,1980年居然也有2232万公顷。
  1960年在建国以来最最大的灾害面前,经过抗灾救灾,成灾率只有38.2%。而1980年居然在大量水利存在下,成灾率达到了50.1%,比骂得狗血淋头的“十年浩劫”大幅度上升。按理应该由此认识到大跃进的1960年,抗灾救灾和兴修水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1980年完全是水利不修、抗灾不力或失去抗灾能力的体现。可是疯狗金辉居然用1980年来“证明”1960年是“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三年”。
  金辉也不能否定1959年受灾面积比邓贼公布的1980年大吧?但为什么1959年成灾面积只有1373万公顷,成灾率为30.8%,1980年即使根据邓贼伪造的数据倒有2232万公顷呢?
  按理这正是复辟的罪行,仅这一条就足以说明1980年至少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大包干一上来就破坏了抗灾减灾能力。我们下面将专章看到,这还仅仅是人祸的开始,从此再也没有尽头。早在1978年我国农村的抗灾减灾系数就大幅度下降,1980年更是下降,从此再也没有提上来。原因正是邓贼推行大包干瓦解了人民公社,就是尚未推行到的地方人心也散了。1978年许多地方人民公社已经徒有形式了,安徽更是在万里操纵下,明目张胆大包干,后来又捏造出一个小岗村骗局,说是农民创造的,实际是他们强制推行的。1980年更是全面地大规模地摧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且不管1978年和1980年灾情有没有那么大,但已经可以看到复辟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抗灾减灾能力大幅度下降,从此一蹶不振。现在邓贼当局和反共右派都一再哭诉1978年和1980年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据说1978年是建国以来最最最最大的干旱年。实际只能说主要是人祸。为什么“十年浩劫”时期抗灾减灾面积特别大?1971年和1973年都是抗灾减灾系数创造历史最高水平的一年。批林批孔那一年,不但再一次地创造减灾系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是建国以来,也许中华五千年以来减灾系数最大的一年。
  再看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就会发现大跃进在抗灾减灾方面简直是鹤立鸡群,大跃进前抗灾减灾系数也不低,但是受灾较轻,抗灾减灾面积就很小,是不能和大跃进比的。
  我们拿大跃进三年和大跃进前八年作一比较。


  表七:大跃进、文革学大寨和解放初八年的比较

  单位:千公顷

  年份 受灾面积 成灾 成灾占 水灾 水灾成 成灾占 旱灾 旱灾成 成灾占 抗灾减 减灾系数
          面积 受灾% 面积 灾面积 受灾% 面积 灾面积 受灾% 灾面积  % 

  解放初八年抗灾减灾情况
  50~57 146960 71080 48.4 64770 42630 65.8 59850 19840 33.1  75880 51.6
  年平均18370  8885  48.4  8096  5329 65.8  7481  2480 33.1  9485 51.6

  大跃进抗灾减灾情况
  58~60 141050 46530 33.0 19250  8240 42.8 94300 29380 31.2  94520 67.0 特高
  年平均 47017 15510 33.0  6417  2747 42.8 31433 9793 31.2  31507 67.0 特高

  文革后学大寨抗灾减灾成就
  70~76 234500 63760 27.2 34860 13650 39.2 166540 40700 24.4 170710 72.8 特高
  年平均 33500  9109 27.2  4980  1950 39.2 23791  5814 24.4  24387 72.8 特高


  可见大跃进抗灾成绩巨大。根据邓贼篡改了的数字,1958年到1960年三年总共受灾面积14105万公顷,几乎等于1950年到1957年八年的总和14696万公顷(实际上数字邓贼有篡改,如1958年就是大大缩小了的,仅仅考虑到1958年的篡改,这三年的受灾就超过前八年)。平均每年4701.7万公顷,是1950年到1957年1837万公顷的2.56倍。成灾面积4653万公顷,比1950年到1957年的7108万公顷,少得多。成灾占受灾的百分率由48.4%下降到33.0%。抗灾减灾面积年均3150.7万公顷,是1950年到1957年八年平均945.4万公顷的3.33倍。
  除去大跃进三年,其余十三年总共受灾面积32051万公顷,年均受灾2465.46万公顷,比大跃进三年少将近一半,成灾面积总计16046万公顷,成灾率平均50.06%。抗灾减灾面积为16005万公顷,减灾系数49.94%,年均抗灾减灾1231.15万公顷,只有大跃进三年的39%。。按理灾情较小,抗灾相对轻松,抗灾减灾成就应该比较高,却不及灾情大得多的大跃进三年。
  不是其它年份抗灾不努力,和解放前比、和历朝历代比史无前例,和许多西方国家比,都没有他们那样随着自然条件好坏收成经常地波动,一般来说还能够逐渐增长,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但和大跃进比不能不大大逊色了。正是大跃进三年创造了文革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减灾系数只是到1971年、1973年和1974年才被超过。成了新的历史最高水平。顽强的事实不能不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果: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

★大跃进三年是受灾极端严重的三年★
★也是创造人间奇迹的伟大三年★


  这三年所受灾害一年比一年严重,但在抗灾减灾上每年都有可圈可点的伟大成就。1958年大灾之年大丰收,该年受灾面积即使根据邓贼缩小了的数字也高达3096万公顷,创建国以来最高年,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挥集体力量把成灾率压低到了历史最低水平的25.3%,是文革前最最低的一年。成灾面积甚至只是受灾面积低得多的1956年和1957年的一半(不是说这两年成绩不伟大),无论抗灾减灾面积还是减灾率都创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2314万公顷和74.7%。1958年的大丰收实在来之不易,可是在疯狂的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笔下,居然是天公特别作美,理所应当取得的。1959年受灾面积比1958年又大幅度增加,抗灾减灾面积也大幅度上升,提高到了3090万公顷,又一次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只是由于灾情太大,成灾率才上升到30.8%,抗灾减灾率才减少到69.2%。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是属于很低的年份,而这是在很高的天灾、即很高的工作量下创造的,就极其难能可贵了。1960年是建国以来最高的天灾年,解放前几十年也从来没见过如此大面积的灾害,但就是在这个最最严重的6546万公顷受灾面积前,再一次地创造了减灾面积的历史最高水平,冲破减灾六亿亩大关,达到40480万公顷,这也是自古至今几千年来独一无二的一年。也只是灾害面积的巨大,也许还有连年抗灾的疲劳,成灾率才提高到38.2%,抗灾减灾率才下降到61.8%,即使如此也是很高的年份。且不管邓贼公布的复辟以来受灾面积有没有那么大?都还没有超过1960年,成灾率却没有一年不比1960年大,抗灾减灾率也没有一年不比1960年小。
  复辟以来的灾情是大大夸大的,即使如此也不能够和那十三年比。而这还是在毛主席领导学大寨修了大量的水利下的结果。如:邓贼一手捏造的小岗村至今唯一的财产就是大跃进时期依靠集体力量修建的水塘。为什么复辟以来没有这样的成就呢?自古以来靠天吃饭,尽管中华民族对于天灾做出过不懈的斗争,历史上也取得过一些成就,在世界上不算很小了,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大跃进和文革学大寨那样巨大的抗灾救灾成就。只有一个结论:

★大跃进抗灾减灾功不可没★


  没有大跃进的抗灾斗争,农业减产必然更大。这完全是靠发挥广大社员集体力量的作用,以及人民公社的作用。所以同样地:

★人民公社依靠集体力量抗灾减灾功不可没★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功不可没★


  没有人民公社的抗灾斗争,就没有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胜利,农业减产必然更大。大跃进、人民公社不但无罪,而且没有大跃进、没有人民公社我们必然要受到更加严重的饥荒。
  可貌似公正的陈东林居然还要说:


    “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的需要,因此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对于当时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公社组织下的大规模的抗灾救灾居然视而不见,“人定胜天”原本就是鼓舞人民群众救灾抗灾的口号,可是他居然作为“对抗灾没有及时重视”这一谎言的“证据”。继续要求大跃进也成了反对抗灾救灾的“罪证”,抗灾救灾正是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却硬把它们对立起来。
  反共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经常嘲笑攻击“战胜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但既然大大缩小了受灾损失,当然没有理由说我们没有取得胜利。
  这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一年(1966到1976年)中也可以看到,尽管七十年代灾情很重,农业却连年丰收,或者用金辉的话说:“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我们还得帮他补充一句,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易垦土地,农业单产已经很高,靠精耕细作过日子,但我们却取得了世界上所有的大国所没有的农业成就,1966年到1976年农业和粮食的增长率在主要国家中雄居第一。可是金辉不但不得出毛泽东时代是个伟大时代的结论,反而得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然还包括文化大革命是严重“人祸”的结论。在他看来“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似乎和毛泽东时代完全无关、理所应当的,不然就是这个时代的罪行。他为什么不问一下:自从清朝后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外国大多数国家条件比我们好,有几个国家达到我们取得的成就?
  大跃进和文革学大寨取得这样的伟大成就与大规模兴修水利是分不开的,而大规模兴修水利又是和人民公社、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分不开的。我曾经在七十年代读过一本关于明朝的书,朱元璋是历史上有名的修水利的皇帝,但他修的水利充其量只相当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专区。都江堰、郑国渠都是流誉二千多年的水利建设成就,一个时代出现一个这样的成就就是骄傲,和毛泽东时代比就微不足道了。
  再看1961年。
  1961年是不是有6175万公顷土地受灾且不论,至少比1960年要少,成灾面积却由1960年的2498万公顷提高到2883万公顷。成灾率猛增到47.2%,抗灾减灾面积减小到53.3%。不能说这一年抗灾救灾没有成绩,但为什么比1960年大幅度下降了呢?1961年没有别的多出来,就是多了“三自一包”和下马风。1961年不少地方还在坚持人民公社抗灾减灾,这是该年抗灾救灾仍然取得不小成就的原因。反正我们不能归之于在刘邓路线煽动下大批农民弃农经商、长途贩运、荒芜土地、种应付地,也不能归之于单家独户的包产到户和大面积的自留地。更不能归之于炸毁水库、扒平渠道大肆破坏水利的下马风。
  1961年“三自一包”“初试锋芒”就严重地破坏了抗灾救灾,使得该年农业失败,粮食只有很低的回升而经济作物大幅度下降。1962年上半年刘邓不加掩饰地推行“三自一包”尽管该年受灾面积猛降到3718万公顷,可是减灾系数仍然只有55.2%,不但没有取得1958年那样的丰收,甚至没有超过灾情大得多的1959年,成灾面积居然比1959年还大。如果不是下半年毛主席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努力制止“三自一包”并派大批干部下乡组织农民搞好集体生产,减灾系数肯定还要低,那就不会有下半年粮食产量的回升。必然还要进入更严重的饥荒之中。经济作物不是还处于低点?以后几年在抗灾减灾上也做得不好,原因是大跃进修建的水利被下马风大批破坏了。除了大寨大队和焦裕禄领导下的兰考等地方以外,依靠集体力量抗灾在一些地方被忽视。直到爆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学大寨中抗灾救灾才回升到了59.7%。
  结论只能是:


◆“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破坏抗灾减灾罪大恶极◆


  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动不动就是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正确地说:

★只有大跃进抗灾救灾救了多少人★
★根本不存在大跃进饿死多少人★


  至于刘邓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一平二调、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等和大跃进风牛马不相及。就好像使用电脑是个极大的成就,不能把黑客和病毒及其带来的祸害归罪于电脑一样。人祸也绝不仅仅“五风”,首先就是“三自一包”下马风。对大跃进的攻击本来就是错的,理应结束了。历来的反共右派所以硬把“五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划等号,纯粹出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刘少奇和邓贼之流先大刮“五风”,后来又大肆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民群众创造的人民公社和“五风”划等号,一则为了替自己的罪行开脱嫁祸于人,尤其是嫁祸于力纠“五风”的毛主席,另一方面为了篡党夺权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不惜和以前反对过的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联手,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夸大其词。
  可是按照金辉之流的疯狂逻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抗灾救灾不但没有功劳,反而有罪了。
  他们只看成灾面积,不管受灾面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抗灾救灾使得成灾面积大大缩小,于是他们就说:“你看,成灾面积并不很大,可是粮食减产却很大,所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罪。”——这不又是一个疯狂的逻辑吗?
  能够不看受灾面积吗?难道不经过抗灾救灾,受的灾害就自动地不成灾了吗?众所周知,我国是以受灾后收成损失30%以上才算成灾,收成80%以上算绝收。按照金辉之流的疯狂逻辑,一旦受灾只有听之任之不积极抗灾,由着它减产绝收,才算真正受灾,努力抗灾减灾大大减小了成灾面积,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就根本没有受灾。抗灾减灾还有罪???!!!
  即使不算成灾,30%的损失还少吗?
  根据邓贼的数据(且不问有没有篡改),1960年我国粮食产量2870亿斤,是历史最高水平1958年的71.75%,或者说减产28.25%,1961年粮食产量2950亿斤,是1958年的73.75%。这都是公认的大减产。即使邓贼做了篡改,大减产也是公认的,没人要否定那时的困难。如:按邓力群数据是3100亿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3.第一版《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76页)减产下降到22.5%,仍然是大减产。减产超过百分之二十,问题总是严重的。
  现在我们再设想一种情况。某年没有任何人祸,只有人民群众和社会制度带来的极大的抗灾减灾努力。可是这一年全国百分之一百土地受灾——这个灾害严重到顶了吧!经过抗灾减灾,所有土地都减产29%,产量都是正常年景的71%,按照规定这年应该判为百分之一百没有成灾,但全国粮食产量也因此减少了29%。按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年人民群众的抗灾减灾热情很高,也很努力,社会制度也为抗灾减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只是空前的天灾才造成了只有71%的收成,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由于百分之一百的受灾面积都没有成灾,所以是个了不起的伟大胜利。但粮食毕竟减产了29%,比1960年和1961年都高,人们的生活也将比1961年和1962年更艰苦。饥荒将更严重。
  按照金辉之流的疯狂逻辑,就不是这样结论了。他们可以说:“你们看,那年百分之一百没有成灾,成灾率等于零,所以天公特别特别特别作美,没有灾害,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特别特别特别吃惊,所以农业的特大减产全是抗灾救灾的人民和社会制度造成的人祸。”谁要提到那一年存在空前的天灾,谁就是“对人祸造成的严峻局面的责任开脱。”
  1960年抗灾救灾面积高达4098万公顷,或者说6.147亿亩,占当时耕地面积(据邓贼数据)10486万公顷的39.1%,这当然是抗灾救灾取得的伟大胜利,但在这一年的减产量中还能占很大的份额。只要这些土地平均减产15%,就要损失5.9%的总产量;平均减产20%,就是7.8%;25%,就是9.77%的损失。这些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数。抗灾减灾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最最起码人的体力必然会大量消耗吧!所以没有成灾的土地带来的损失也不仅仅是这些百分数,尤其大面积受灾时,抗灾中人体必然非常疲劳,抗灾物资也大量消耗,就有可能受灾面积大大减小了,但积肥少了,耕作也不能不粗放了,连累了没有受灾的土地不能更多地增产。可是反共反得发了疯的金辉之流,竟然把它们一笔抹去了。另外还有占耕地总面积23.8%的成灾面积,其中不少地方绝收。就是没有算在受灾面积里的耕地也有许多不是没有受到干旱和台风的影响,不等于没有损失。按照我们国家规定,减产80%以上算绝收、30%以上算成灾,这些规定都不是界线分明的。相应地受不受灾也不是界线分明的。干旱但有水浇就不算受灾,暴雨洪水得以泻走就不算洪涝。如某地长期没有下雨,影响对于这个地方应该是普遍的,但有的土地算受灾面积,有的就不算受灾面积,难道干旱对后者的庄稼就没带来一点损失?至多只能说损失比较轻罢了。受灾面积大了,这类有损失却不算受灾的地方面积也大了,积少成多对全国农业的影响就不可忽视了。1958年的水灾,按照常例受灾面积将达一亿亩的,由于大跃进抗洪抗涝,实际受灾下降到5800万亩。因此大跃进三年的实际抗灾减灾成就远不是抗灾减灾面积和减灾系数所能完全描绘的。现在就是不知道区分受不受灾的界线。
  抗灾减灾面积和减灾系数也只能大致描绘一个时期的抗灾救灾总情况,包括历史上的成就。复辟以来由于有毛泽东时代的水利设施,遇到暴雨大水能够毫不费力地流走,遇到干旱年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灌溉,这些土地没有成灾,甚至没有受灾,能够说是当年抗灾得到的成就吗?能够归功于没出任何力的复辟时期吗?
  可在金辉之流眼里这一些一律不看,好象不需人们努力自然就会缩小受灾面积,也不需人们抗灾,受灾面积自然就不致成灾,于是在考虑天灾的破坏时一律不予考虑。就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抗灾救灾大大缩小了受灾面积,缩小了成灾面积,减小了成灾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抗灾减灾面积以及前所没有的减灾系数,按照他这个疯狂的逻辑,就不但不是伟大成就反而有罪了???!!!抗灾减灾成就越大,罪也就越大,越是“证明”了他的“风调雨顺的三年”,越是“天公作美”。
  什么“天公作美”?老天并没有帮忙,反而空前地捣乱,我们不是靠老天,而是在火红的大跃进年代,依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和领导下,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灾害斗,人定胜天!!!
  当然还有和刘邓路线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以及“三自一包”的斗争,不过恰恰在这个斗争上特别复杂,远远没有和天灾作斗争那么简单。毛主席出了很大的力可久久不能彻底纠正。那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和存在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刘邓路线当然造成了相当的损失,破坏的时间比自然灾害长得多,只是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新的矛盾,或者说新的人祸又开始了。
  ——谁也没有说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人祸,刘邓路线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当然是人祸。“人祸”这一词还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来的。但至少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极大地抵消了“人祸”因素还足足有余。
  1961年才是那些年最最严重的人祸。人祸加重了天灾的肆虐。受灾面积比1960年少,成灾面积、成灾率却大幅度上升,抗灾减灾面积和减灾率大大下降,国家出了很大的力大办农业却未能有较大的增产,还比1960年继续下降——这些都是人祸的最好证据。这个人祸不是别的,正是“三自一包”,下马风。
  下马风中,大批水利破坏就是人祸,破坏了水利如何抗灾救灾?大规模弃农经商就是人祸!人都走完了谁来抗灾?包产到户就是人祸!一家一户的小农,如何靠个人的力量去抗大灾。尤其大多数贫下中农分的土地少,救死尚且不贷,而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分的土地多,又不好好种地如何不减产?因此,说1961年的“三自一包”不是人祸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更没有理由幻想“三自一包”能够力挽狂澜,把我国从灾难中挽救出来。邓贼公布的显然经过他们加工的统计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1962年天气大为好转,受灾面积3718万公顷,比1959年小得多,成灾面积却1668万公顷,比1959年大得多,抗灾减灾面积和减灾系数都比1959年小得多。无论粮、棉、油、糖、茶、丝、麻、果以及猪都根本不能和1959年比,可疯狗金辉竟然还说1962年比1959年搞得好,逻辑完全颠倒了。比1959年好得多的天气,都被“三自一包”抵消了。毛主席路线和刘邓的斗争(如1962年下半年大量派干部下乡组织农民搞好集体生产)也被抵消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或者反过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主席和刘邓“三自一包”路线的斗争还不能够阻止其破坏(任何年代都有人破坏)。这和1962年的实际情况是相合的。
  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不是都在说,1962年刘邓路线如何得志吗?他们颠倒黑白,硬把“三自一包”的破坏说成“力挽狂澜”。可是“力挽狂澜”的刘少奇到了1962年夏天惊慌失措地呼喊:“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力挽狂澜的英雄吗?
  1963年虽然有很大回升,但受灾面积比1959年小得多,成灾面积仍比1959年高得多,按理产量应该大大超出1959年,但粮食仅仅持平,粮、棉、油、糖、茶、丝、麻、果无一不低于1959年。因此根据邓贼当局的数字都必须得出结论:尽管是个减产年,但是

★1959年农业成就大大超出了公认的1963年★


  1958年更没有哪一年可以比了,在文革前始终是历史最高水平,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学大寨,才被超过。

  十四章:文革学大寨抗灾全面胜利,“证明”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三年

  金辉又说:气象界和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之一,大旱的1972年,产量仅比上年稍有减少,而不像1960年大幅度减产。所以证明了“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三年”。这又是极其荒唐的逻辑。
  丁杼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里也说:“陕西、甘肃两省……1959、60年的旱情甚至还比不上1971、1972年”。
  1972年确实是极其严重的天灾年,但是那一年总不是“三自一包”而是人民公社吧!按照罗集人的逻辑:全国“农业生产应该再度遭殃,那么何以解释随后几年粮食产量的逐年增长呢?”
  邓贼公布的受灾面积4046万公顷绝对缩小,不会夸大。这一年我国抗灾救灾的成就为世界公认。这年发生的是世界性的严重自然灾害,饿死了几千万人,最多说饿死了7000万(不知道是否有夸大)。谁都知道中国天气严重反常,受的灾害也很严重。甚至有人专门到中国来看,看我们能不能经受得起这次大灾的考验。结果公认我国遇到了和“三年自然灾害”差不多的大灾。但农业只有很小的减产(有人指出那年粮食减产原因之一还有印巴战争,中国断了黄红麻进口,不得不少种粮食多种黄红麻),人民群众的生活纹风不动。从此以后,百分之七的耕地,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就誉满世界。人们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奇迹。该年初尼克松到中国,就说中国解决了八亿人民吃饭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作为美国的总统不能轻易说这话的。众所周知,解放前夕,美国就“谁丢了中国”发生了争吵,但争吵双方一致宣称中国发生革命是人口太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历届政府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也解决不了,总有一天将跪到他们的面前去。为此还对我们封锁和骚扰。——现在反共右派狂犬们竟然连美国对我们的封锁也不承认了。但我们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我们记得从1958年8.23炮战开始算起,美国对我们领海和领空的入侵达到了300多次,好多架飞机被我们击落,至于飞机做出威胁入侵的骚扰几乎天天都有。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被封锁死,没向他们乞讨,反而活了下来活得很好,最后是尼克松到中国来,而不是我们先去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说这话就不但是一种和解的表示,也是对他们以前断言的一种道歉。
  1973年我们的自然灾害仍然不小,这年农业生产也没有“再度遭殃”,粮食比1972年增长了10.2%,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1年增长5.9%,创造历史最高水平。以后1974年到1976年连年创造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农业的成就更进一步为世界所承认了。即使根据邓贼当局篡改过的数据,1966年到1976年,十一年里有八年创造历史最高水平。1966到1975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3.876%,在世界主要国家里位居第一,超过了公认高速的法国。法国有大量肥沃平坦的土地可以开垦才3.5%,而中国按西方的标准根本没有可以开垦的土地。这个成绩难道是容易得来的?是靠“大包干”、“三自一包”得来的?这十一年中我国基本没有“三自一包”,“三自一包”一露头就受到迎头痛击,这大概是公认的吧!
  可是金辉之流居然把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年份“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看作理所应当的,似乎毫不费力就能做到。尼克松还是公认的反共分子,他比尼克松还牛!他为什么不和解放前一百多年比?自从雍正新政的积极作用发挥完毕后,我国的农业和人口都基本上停滞不前。就是在雍正新政最大的收效期——乾隆时期,我国的农业尽管有大批土地被开垦,也没达到1966年到1975年的增长速度,不然的话我国的农业产量应该在这段时期里增长十倍。金辉又为什么不和复辟以来比呢?他的文章写于1998年,为什么不比到1998年而只到1983年就作数了?复辟以来的情况下面专门说。
  金辉又为什么不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比呢?世界上主要国家中那一个做到了“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难道这是轻而易举的?
  “十年浩劫”时期,我国的农业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很不容易的,都是靠广大农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集体力量取得的。抗灾救灾就取得了极大的成绩。1972年我国极大的天灾而人民生活没受到影响,正是因为历年农业学大寨,修了大量的水利,所以大旱光临有水浇,1972年本身也作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以华北和渤海北部为例,1972年113.4万平方公里严重干旱,由于学大寨打了100多万眼井,加上山东和河南引黄灌溉的成功(1961年被刘邓路线破坏),极大地减小了损失。没有毛主席的路线,没有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没有广大农民在人民公社组织下的抗灾斗争,就没有农业的好收成。1973年到1976年我国的自然灾害也极严重,主要是干旱,但抗灾减灾的成绩都极大,减灾系数都超过了70%。1974年突破了80%,达到83.1%,不但是建国以来减灾系数最大年,甚至可以说:我国几千年以来减灾系数最大的年份就是批林批孔那一年。复辟以来不但从来没有超过,即使根据伪造的数据也大幅度下降了。
  可是金辉之流居然把1972年我国战胜了严重天灾,大灾之年农业依然取得好收成,作为“风调雨顺的三年”、“天公作美”的“证据”,不但没有得出人民公社好的结论,反而用来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又是一个疯狂的逻辑!
  从上面表七可见文革学大寨抗灾能力大为提高,减灾幅度大为提高,成灾面积大为减少。
  1970年到1976年的七年里,受灾面积总计23450万公顷,平均每年3350万公顷。比解放初八年1837万公顷高得多,但成灾面积多不了多少。平均成灾率由解放初八年的48.4%降到了27.2%。和大跃进三年的33.0%比,也大大降低了。我们的抗灾减灾能力大大提高了。这段时间我们抗灾减灾已经不象大跃进那样完全靠人力去拼,我们的水利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文革学大寨修建了大量的水利,也有大跃进的功劳。排灌机械也多了,主要也是大跃进和文革以来大办地方农机厂的成就,并且越来越多。年均抗灾减灾面积由解放初八年的948.5万公顷提高到2438.7万公顷。减灾系数由51.6%提高到72.8%。
  因此结论不能不是:

★文革学大寨成绩巨大★
★人民公社再一次体现了极大的优越性★


  这七年里,自然灾害比解放初八年要大得多,粮食年均增长却不小,考虑到解放初三年属于恢复性的,应该说成绩比解放初八年大。1953年到1957年,五年中平均年递增3.55%,比1966年到1975年的3.876%低一些。
  这一段时间里灾害比解放初八年大原因是正值地震活动期,发生了好多次七级以上大地震。尤其酝酿了唐山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和一次海城七级以上地震,四川、云南、渤海也发生七级以上地震,所以旱灾大为增大,年平均2379.1万公顷,是解放初八年的748.1万公顷的3.18倍。旱灾成灾率由解放初八年的33.1%降低到24.4%。我国的抗旱能力大大提高了。正由于酝酿地震,所以气候总的来说比解放初八年干燥,所以旱灾面积大大增加的同时,水灾大大减小。由解放初八年平均每年809.6万公顷下降到498万公顷。由于兴修水利,河道畅通,抗水灾能力也大大提高了,成灾率从65.8%下降到39.2%。


  十五章:复辟大包干造成严重减产,邓贼浮夸加哭诉“证明”风调雨顺的三年

  金辉另外的“根据”是:1980、1981、1982年和1983年的成灾面积都很大,据说不但1980年粮食减产微乎其微,其余三年还有很大的增长。
  “依据”全都是邓贼当局的谎言。
  首先:邓贼的数据就不能轻信,1980年根本不是什么减产微乎其微,1981年和1982年也没有把产量拉上来。八十年代初根本不是什么灾害很大,而是真正天公作美。
  复辟以来,尤其1980年大包干以来,长达30年了,几乎年年听到邓贼当局吹嘘丰收、大丰收,也几乎年年听到哭诉几十年未遇,甚至百年未遇的自然灾害,年年几十年未遇就是年年正常。所以对于他们公布的灾情决不可以轻信。下面将专门分析。
  弄虚作假只能猖獗于一时,时间长了算总账就难免露馅。
  2007年初我出了一个题给自命不凡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邓修分子和一切看不起工农的大知识分子,这个题目是:
  1975年与1965年比,我国粮食产量从3890亿斤增长到5690亿斤,可以算得年递增3.8763%。复辟以来,据邓贼宣称1979年粮食产量6642.4亿斤,2003年根据他们公布的数字是8613.4亿斤,请问24年里平均年递增多少,和“十年浩劫”比究竟哪一时代农业增长快。——这本是初中生的题目,可是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邓修分子和一切看不起工农的大知识分子,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做出来。倒有个中学生作了正确的回答,二十四年里平均年递增1.0886%。并且排了开立方的计算式,并作出结论:刚刚开始大包干时农业也决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增长。
  本来就是如此。这还是邓贼当局公布的显然有假的数字。金辉之流认为作假账那么容易“天衣无缝”,可时间一长就看出来了,复辟以来搞大包干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生产,反而大大不如文革学大寨和人民公社时代。许多人指出,邓贼当局在宣传一胎化暴政的必要性时也供认,复辟大包干以来,我国的粮食增长不如一胎化暴政的人口增长。目前我国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不少农民工和许多大学生每顿只能吃一盒盒饭,远不如复辟以前的定量,哪里吃得饱?而1975年人口比1965年大幅度增长,人平粮食产量还能稳定增长。
  八十年代初邓贼当局吹嘘大包干是什么大丰收、特大丰收,言辞是极其夸大的,公布的数据也是大大浮夸的。据他们最初公布的1980年数据,粮食产量6364.4亿斤,比1979年的6642.4亿斤减产4.2%。已经有人指出这是1962年以来最大的减产年。后来邓贼把数据“纠正”到6411.2亿斤,才把减产率下降到3.48%。被邓贼大大贬低的1968年于是成为1962年以来最高的减产年。邓贼是不是怕人们说全国大包干第一年就创造了减产的新纪录才“核实”的?但实际上6364.4亿斤也是大大夸大的。一搞大包干农业就直线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一下子倒退六年,到了1975年以前,而决不仅仅减产4.2%。这是有根据的。
  据《人民日报》1984年4月27日《亚太地区农业的发展和问题》说:


    联合国粮农组织第十七届亚太会议于4月24日至5月3日在巴基斯坦召开。……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1971至1980十年,亚洲粮食年递增3.5%,81、82两年平均5.2%。这十年亚洲大多数国家粮食都增加了25%以上,其中增长最多的有朝鲜、巴基斯坦、印尼、缅甸、菲律宾和中国。


  注意:在这十年中,世界上亚太地区的农业生产是属于增长比较快的,达3.5%,但是比我国1966到1975的3.876%还是要低。我不知道这段时期里朝鲜和巴基斯坦的农业情况,人们一般也没把他们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所以上面说的中国农业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最高时,没有考虑到朝鲜和巴基斯坦。
  这次会议所以要在巴基斯坦召开是由于巴基斯坦在亚太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3年到1983年谷物年递增4.4%。我国在1973年到1975年倒超过这个速度,根据邓贼的数据这三年里粮食增长18.37%,年递增5.77%,1976年尽管邓贼作了很大的篡改,还是创历史最高水平(在《困难时期我国各地的农业和减产原因》里我把邓贼公布的各省市粮食产量加在一起,不包括军队生产就达5842.942亿斤,超过他们公布的全国总产量5726亿斤,其中四川产量还是显然缩小的。复辟以后面临条件大大好了反而不及以前了)。在所列六个国家中,朝鲜排在第一位,巴基斯坦第二位,我国在最后。
  我国所以列入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不是我国1980年粮食产量比1970年增长得多,这六个国家中排在最后也不是因为我们增长速度一贯地低。
  我国能够进入这六个国家之列是因为我们以前速度一直很快。如果以1980年产量来计算增长率,根本就没有资格可以称作增长速度快的国家。
  我国粮食增产的“绝对数字最大为4100万吨”即820亿斤。可是197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4858亿斤,照此计算1980年我国就只有5678亿斤,而不是什么6364.4亿斤,更不是什么6411.2亿斤,比1975年的5690.4亿斤还低。一下子倒退了六年。按此计算,十年里比1970年只增长16.88%,低于亚洲大多数国家25%以上的增加速度,平均年递增只有1.57%,按这低速度根本就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绝对没有资格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第十七届亚太会议上列入粮食增长速度快的队列。但还是列入了。
  可以断言,
中国还有资格列入,完全是以前增长速度快,人家佩服我们的过去并怜悯我们的1980年,把该年的减产当作偶然事件才让我们入列的。按照这个数据可以算得:大包干的第一年1980年实际比1979年减产14.52%,净减产964.4亿斤——这是极大的减产,一年减产的“绝对数字”是解放以来最大的年份,也许

◆1980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绝对减产量最大的年份◆


  如按邓贼当局后来“核实”的数据1970年4799.2亿斤计算,1980年粮食产量还要低。不过1970年当然是4858亿斤。早就有人指出邓贼当局最最痛恨1967、1968和1969年,就把这三年的粮食产量缩小了,使得1970年增长率高到难以相信的地步,或者用金辉的话说,原来没有把假账做得“天衣无缝”,是为了把假帐做得“天衣无缝”才“核实”的。可顽强的事实告诉我们,黄金越擦越亮,茅厕越搅越臭,严密的历史逻辑注定使造假者“留下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这又是一例。
  ——金辉那么自信,认为假账可以做得“天衣无缝”,那么他的账看来都是假账了,他自认为天衣无缝足以欺骗世人了。可是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假账是如此地拙劣,神经稍微正常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只是现在这个疯狂的世道,才让他猖獗了十年之久。
  注意:这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而《人民日报》是党报。无怪乎邓贼把严肃认真地阅读被他们篡夺的《人民日报》也当作极左来攻击,他们报纸的宣传效应只要求当时起作用,说过以后只要你记住他的结论,其余必需立即忘记,不然你就有罪。有时结论也不能牢记,不然按孔老二的话说就是“记丑而博”,是要杀头的。
  1980年还是毛主席领导下留下了大量老本的结果。尤其文革以来留下的老本有:大批的小化肥厂,到1978年投产的小氮肥已有1534个,实际还要多,大批自行设计制造的大中型化肥厂,从外国引进的13个特大化肥厂和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七十年代先进水平的吴泾特大型合成氨厂。大批的磷肥等厂、农药厂,大批的农业机械,大批的水利设施,包括八万座水库、7.3亿亩水浇地和三到四亿亩旱涝保收地,大批的农业科技成就包括世界农作物优良品种的二分之一,还包括众所周知的杂交水稻,那是在毛主席路线指导下,经过几十万个农民和大批的科技人员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培育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一切成就,1980年的减产必然更大,不但绝对减产,而且相对减产率也只可能超过六十年代初期。
  有人要问为什么1980年大减产后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那也是毛主席留下的雄厚家底。毛主席留下了大量的粮食储备,在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也储存了大量的粮食,可是都在八十年代初期被邓贼当局分光吃光败光,挥霍完了。靠毛泽东时代的家底避免了一次特大饥荒,却痛骂那个时代。不但1980年,1981年和1982年农业也不好,尤其1982年的粮食收成已使邓贼当局惊慌失措了。可是该年他们改变了统计方法和口径,改为“抽样调查”使得我国的粮食数据又一次“上升”。但顽强的现实不能不面对,于是邓贼当局不得不依赖于大量进口,到1982年我国的粮食进口量猛增到300多亿斤,1976年进出口相抵不过12亿斤。1977年减产以后年年猛增,到1982年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粮食进口国,仅次于前苏联修正主义,并且引起了第三世界的恐慌。(以上均见《复辟以来的农业和人民生活》作者魏一,据他文章中说资料来自《中国经济年鉴》和其他邓贼报刊)现在我国仅仅大豆进口就已经超过了600亿斤,加上植物油进口相当于年进口1000亿斤大豆。“中国农业危机论”已使邓贼当局无法拒绝了。
  据魏一同志披露,1983年和1984年由于毛泽东时代的老本的作用日益发挥和邓贼当局“收起”了一些“好政策”,如反对种双季稻等,以粮为纲还是痛骂对象,但面对着严重减产,1981年秋天提出了“以粮为主”,加上天帮忙,农业形势略有好转,即使如此粮食产量也不是邓贼当局公布的1984年突破了8000亿斤,达到40731万吨。魏一同志已经用雄辩的证据证明,该年粮食产量只有6900多亿斤,八十年代从来没有超过7000亿斤。
  我也来提供两个旁证,最近我下载了《参考消息》电子版。
  据1985年3月5日《参考消息》说:1970年以来中国粮食增产30%。以此计算,“现在”粮食产量当是4858×1.30=6315亿斤。——这儿的“现在”或许是1983年。
  又据《参考消息》1990年11月15日[德国《科隆新闻报》11.1.文章]《中国敲响警钟:每天出生6万婴儿》说:“中国共11.33682501亿人,……要比80年多养活1.3亿人口,尽管经济取得了发展,今年秋收又创
最高纪录,但人均谷物供应量比10年前还少。”
  80年产粮据说6410.4亿斤,依此推算90年低于6410.4×11.3368÷(11.3368-1.3)=7240亿斤。自然粮食不等于谷物,考虑到由于农业学大寨,大力兴修水利,谷物在粮食中的比重增加——邓小平恬不知耻地吹嘘是他使得人民吃的细粮增加了,究竟是谁的功劳这儿不研究了——那么整个粮食产量应该还不到这个数,而且这1990年还是历史最高纪录,也就是说1984年比它要低,可见不但根本没有8000亿斤,而且远在7240亿斤以下,这与1984年实际产量6900多亿斤是吻合的。
  魏一同志的证据之一也是我国人平粮食产量的下降。那是来自复辟当局宣传一胎化暴政的文章。魏一同志最后结论道: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了,八四年只有6900多亿斤,如依6960亿斤推算,七九年以后五年,粮食年递增只有(6960÷6642.4)(开五次方)-1=0.94%。所以尽管1983、1984两年增产,仍然没有摆脱危机。事实上1984年粮食进口仍高达250多亿斤。


  第二:复辟以来搞大包干,破坏农田水利,使得我国农村抗灾减灾能力几乎等于零,几乎没有新的农田水利建设起来,只有毛主席留下的水利设施尚未被他们摧毁的还在起作用。疯狗金辉这儿又一次祭起没有成灾等于没有受灾,在天灾面前无所作为,成灾面积大才是自然灾害大的“法宝”,应用这一混账逻辑来“证明”“风调雨顺的三年”和“天公作美”。
  所以金辉之流的“根据”无论就农业增长还是从受灾情况来看都不存在。八〇年代以来年年农业危机,年年哭诉大灾。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灾害,真正天公作美,只是大包干把农业搞糟了,为了掩盖和开脱,邓贼当局才哭诉天灾的。如果说不少地方确实成灾面积大,也是大包干和复辟破坏的结果。
  魏一同志举了1982年的一个证据,照述如下:


    从八零年开始,我们就年年听说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多半是几十年来未遇的。总之把一切归于天灾。报上连篇累牍地吹嘘农业丰收和“改革”的文章,大抵遵照一个共同的刻板的程序。先是丰收或政策好的标题,然后说“改革”好,大包干好,紧接着哭诉天灾,接下去减产的数字或不得不承认减产,然而又是丰收、高产的结论,最后往往还要加句“如不是包产到户,不是政策好,就将如何如何”。说老天专门欺负邓小平当然有失公允,如八二年邓小平一伙又说是重大的天灾,但气象局负责人却说八二年天气不能算反常(见《人民日报》八二年五月十三日)
    但如说天灾造成的损失不大,那也是有失公允的。今天的中国既吃不得泻药,也吃不得补药。雨大,洪灾!雨少,大旱!雨量适中,总该无灾了吧!也不,阳坡高地旱灾,阴坡低地涝灾。无灾也是灾,灾小损失大,横竖总是灾。把水利设施等破坏完了,不灾也灾了。笔者原计划写的《复辟以来的农业与人民生活》中就有这么一章,标题叫做《人为的天灾》。


  今年的所谓雪灾就是人为的天灾,黎阳同志已经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今年的雪并不大,原本应该瑞雪兆丰年,根本谈不上什么“五十年不遇的雪灾”,纯粹是邓贼复辟的人祸。但是今年的所谓雪灾揭穿了朱镕基吹嘘的什么连续两年颗粒无收也有吃的谎话(这谎言原本就极度荒谬,只能骗骗甘心受骗的人们。全世界的存粮最多也只能供应我们一年。这种话如果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去说,只怕要被轰下台。人们会说:“你们中国既然有那么多的粮食,为什么要到世界上来抢购粮食。)我国的粮食已经没有任何储备,到了极其危机的程度。历来三、四月份断粮叫做“青黄不接”,可是今年一月份下点雪,断了交通,许多地方居然发生断粮危机,不少还是农村。农村应该是有粮食储备的,居然在一月份就没了粮食,要靠外界运入,来一车吃一车,交通才断几天就面临着断粮。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下面我们从安徽滁县看历年的天灾人祸和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十六章:续上,从安徽滁县看大跃进和包产到户

  安徽历来就是在大包干上斗争激烈的焦点。1961年是大包干的突出地方,邓贼复辟还在凤阳伪造了一个小岗村骗局。早在1977年万里就到滁县推行大包干,可效果怎样呢?笔者搜索到了《滁州市志》、《滁州编年史》以及《滁州市志:第七章农业·引子》(见附录)。看到安徽历次搞“责任制”的效果恰恰和他们吹嘘的相反。现根据他们的数字作个表格在下:

  表八:安徽滁县的农业

    播种面积 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成灾比率 粮食产量 注  释
     万亩   万亩   万亩   %   万斤
  1949 59.8    6.97    1.50   2.5  7972.44
  1952 81.93  13.36    0.74   0.9  12238.78
  1956 112.55  32.04    9.96?  11.3?       造假,成灾面积很可能不止。
  1957 97.95   7.89    0.65   0.7  18641  毛泽东时代最最风调雨顺年代。
  1958 103.81  39.15   16.75  16.1      可疑,受灾面积可能不止。
  1959 101.82  58.92   50.63  49.7      造假,受灾面积很可能不止。
  1960 106.94  25.25   14.15  13.2  13531  粮食产量根据1976年增长1.23倍算得
  1961 78.82  45.07?   27.47?  34.9?  6226.14 三自一包跌破解放前,受灾面积多半造假。
  1962 73.61  12.85    3.23   8.5  8297.74 继续三自一包,受灾很轻,只有1960年一半。
  1963 73.61   6.89    1.31   1.7
  1966 82.48  33.52   11.99  14.5  13550.  粮食产量根据比1962年增长63.3%算得
  1967 77.40  40.38    8.46  10.9
  1976 95.78  21.00    5.30   5.5  30174  1967年以来十年平均年递增8.34%
  1977 94.95  10.52    5.80   6.1
  1978 87.86  19.28    8.16   9.3  25306.82 复辟大包干就大减产,据79年增长15.5%算得
  1979 85.57   9.38    3.26   2.6  29229.38 继续低于1976年
  1980 81.54  13.70    3.55   2.3
  1981 80.64  ——    ——  ——
  1982 83.79   7.20    2.29   3.6
  1983 83.86   2.52    0.69   0.1
  1984 85.55   3.02    0.47   1.8
  1985 88.14   2.94    0.58   0.2
  1986 86.80   2.38    0.12   0.7
  1987 90.69   7.45    2.54   3.6  57548.2 1977年以来十一年平均年递增6.04%

  注:这儿“成灾比率”指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百分率。播种面积和灾害见诸于《1949~1978年滁县水旱灾害情况表》。
  注意:这个表是根据当贼当局的方志数字编制的,不能迷信,显而易见有造假。用词造句上也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故意贬低或夸大其辞。
  如:1956年降雨量1319.6毫米,其中:6月降雨305.5毫米,7月16日降雨124.7毫米。全县受灾面积32.04万亩,成灾面积9.96万亩颗粒无收;其余减产三四成。——按照我国的标准,减产三成以上即为成灾面积,照此该年受灾面积百分之一百成灾。可是这儿居然只把绝收算作成灾面积,减产三四成都不算。造这个假正是为了贬低1958年和1960年的抗灾减灾。所以见到1958年、1960年成灾面积比1956年高,切不可认为抗灾不力。
  1959年6至8月降水仅164.9毫米,全县受旱农田58.92万亩,成灾面积50.63万亩,基本无收。——这儿也是只把绝收算作成灾面积,难道剩下的8.29万亩都是减产30%以下的?在绝收和未成灾之间没有中间状态?很可能受灾面积被大大缩小。降水特少,应该普遍受旱,我们不知道那时滁县的耕地总面积究竟多少?估计六十多万亩,另外的耕地是怎么避免受旱的?应该承认,夏收作物不应受6至8月干旱的影响,但是该年干旱是从1958年延续下来的,春天、初夏也有旱情,可这样一来就得加上夏收作物的受旱面积。而文章对夏收作物受旱一字不提。
  按照文章中的描写,文革前1958年旱情仅次于最重的1959年,但公布的受灾面积却不仅仅次于1959年,1961年也来凑热闹。不知是为了替1961年大包干大减产推卸责任,还是为了贬低1958年抗旱的成就,抑或两者都是。众所周知1958年安徽伏旱极重,但文章并不提及。1960年既然春夏雨水偏少,8月、9月、10月都很少,应该是旱情连续极长的年份,受灾面积却比1961年还小。这些都是谜。
  即使如此,从这些充满谎话和偏见的资料中,还是可以分析出一些真实情况来的。


  这些文章承认,从1957年冬旱开始,到1958年1至3月降水仅80.8毫米,全县旱灾39.15万亩,成灾16.75万亩。一般6月中旬至7月中旬为梅雨季节,历年平均梅雨量248毫米,占年降雨量的24%,可是1958年竟然“空梅”(没有下雨)。1959年连续干旱,6至8月降水仅164.9毫米,全县受旱农田58.92万亩,成灾面积50.63万亩基本无收,比1958年又大幅度上升,占作物播种面积的57.9%,仅此就可以得出结论:1959年是滁县解放以来灾情最最严重的年份。1960年春夏雨水偏少,8月仅降水66.2毫米,9月69毫米,10月20.9毫米。全县受灾22.58万亩,17万亩土地迟栽误种,水稻受旱16.28万亩。全县成灾面积12.34万亩。
  至于1961年,该文只说了一句“翌年春,持续干旱”,除此以外什么也没说。就是说该年除了春天,其它时期并不干旱,至少干旱并不突出,也没说还有其它自然灾害。无论在叙述滁县历年干旱还是水灾、台风、冰雹时都没有提到1961年。我们在文字描写里无论如何看不出1961年有好大的灾情。可不知怎么《1949~1978年滁县水旱灾害情况表》中竟会有45.07万亩的受灾面积。而且据说旱灾达39.54万亩比专门描绘的1958年和1960年都大。水灾据说5.53万亩,超过了1950年的3.5万亩,接近于1962年的6.77万亩。可这两年都有专门的描述,其他年份也有描述。甚至风调雨顺的1957年仅仅1.22万亩水灾,也在说历年水灾时述说:“年降雨量1092毫米,6~7月降水量515.8毫米,7月中旬圩区外圩被水淹没”。唯对1961年的水灾却只字不提,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不能不使人们提出疑问,或者1961年水旱灾害都是子虚乌有的,至少是夸大其辞的。
  只有一次说到1961年,显然是谎言。文章一开始就说:“干旱最长时间为174天(1976年)。干旱受灾面积最大为39.5万亩,成灾面积24.6万亩(1961年)。”——39.5万亩是指1958年,但1959年58.92万亩比它大得多。1967年也有40.38万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逻辑错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1958年确实旱灾第一,但面积被大大缩小了。有资料表明安徽“1958年降雨779.3毫米,比多年平均950毫米减少18%;其中5月至8月作物生长期降雨354.7毫米,比多年平均同期降雨569.5毫米,减少37.8%。”连反共疯狗金辉也承认1958年安徽在抗旱后:“为完成今年钢铁生产任务,于10月20日掀起了全民钢铁‘抗旱’热潮”(把大炼钢铁的热潮比作抗旱热潮)。方志作者在造假中不可能完全平衡,或者奉命造假时,有意无意地照抄了一些事实和历来的结论。另外1961年当然也不是成灾面积最大的,1959年50.63万亩是它的两倍。作者还忘了说,从他们的表里还可以看到1967年是抗灾减灾面积最大的一年。或者1967年确实不是减灾最大,1958年才是最大,由于缩小了1958年的受灾面积使得在表中显示不出来。
  总之1961年安徽的气候肯定比大跃进三年要好。可居然粮食产量会继续大减产,达到历史最低谷,跌破了解放前。那就只能在人祸中找原因了,我们从来没有、也丝毫不准备强调天灾而否定人祸。下面将会看到这个人祸不是别的正是“三自一包”。
  在大跃进前滁县以1956年天灾最重,达32.04万亩。但即使根据邓贼当局的数字,1958年受灾面积也超过了1956年达39.15万亩,占作物播种面积103.81万亩的37.7%。经过抗灾,成灾面积下降到16.75万亩,抗灾减灾面积高达22.4万亩。1959年播种面积101.82万亩,该年5月4日至8月25日全县“百日大旱”,65万亩农作物有53万亩受旱。县委组织6万人,动用102台抽水机、4200多部水车抗旱保苗,抢栽30万亩中晚稻,抗灾是努力的,但终因干旱严重,秋季作物大减产。1960年播种面积比1959年有所提高,为106.94万亩,受灾面积与特旱、连旱的1958年和1959年比下降,但和大跃进前比还是属于高的,仅次于1956年。经过抗灾,成灾面积下降到14.15万亩,减灾面积10.1万亩。

★大跃进三年滁县抗灾减灾成就是不容否定的★


  而大包干的1961年,播种面积居然大幅度下降到了78.82万亩,与1960年比净减了28.12万亩,超过1960年受灾面积总和,下降了26.3%。足以看到,大包干使得土地大批撂荒是不争的事实,有没有种应付地就不推究了。该年粮食总产量只有6226.14万斤,文章承认为历史最低水平,比1949年的7972.44万斤还少21.9%。这是毁灭性的减产。不管如何,都不能为1961年的“责任制”开脱罪责。也正是这个原因,邓贼刚复辟时推行“包产到户”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推行者自己也“心有余悸”,报上的文章没有一篇说1960年安徽包产到户增产的,倒有不少文章说:“虽然……(减产),却……(还是包产到户好)”。
  1961年滁县或许谈不上风调雨顺,但决不是严重天灾年。成灾面积大或许也是真的,那也是抗灾减灾不力,是人祸加重了天灾。这样农业怎么能够不大幅度减产以至跌破了解放前呢?为了替“责任制”开脱,于是夸大其词虚构出45.07万亩受灾面积出来。
  我们是在纸面上讨论灾荒,是根据邓贼当局编写的方志讨论,如果滁县1961年灾荒确实很重,当然必须尊重事实。但对于我们的结论,那得由《滁州市志·农业志》的作者负责,是他们漏写了1961年的灾荒,他们对于成灾面积的定义如果不是有意造假,也是外行。
  按照邓贼编写的方志我们已经知道从1958年到1961年定为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按照金辉先生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滁县被他判为哪种情况?
  全国总共200多个地区,水文站只有120个,每两个地区一个水文站。凤阳县属于滁县地区,据他说凤阳所在的水文站是蚌埠站,看来凤阳和滁县属于同一个水文站无疑了。他下的判决书是:“1958年和1959年均为偏旱(1度),1960年和1961年均为不旱不涝或旱涝相当(0度),总的来说年景较好,或者说很好,确实是风调雨顺,没有什么‘自然灾害’”。
  ——原来他把滁县地区划为年景较好、风调雨顺、没有什么“自然灾害”的偏旱的一度和不旱不涝或旱涝相当的0度。
  1961年包产到户,据说有45.07万亩受灾是不是真实,让金辉和邓贼的方志作者去辩论吧!至于其他年份总不能说是邓贼当局在为大跃进开脱。他们把滁县的灾情写得那么具体,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他们还是相信金辉的《旱涝等级资料表》?唯一的结论是:

◆金辉的“研究”纯属疯狗狂吠毫无价值◆


  另一个反共小丑茆家升竟然说:


    大概是60年底,报上就开始宣传,说我国遇到了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是旱是涝是虫语焉不详。因为未发大水未见蝗虫,大概就是旱了,哪里旱了呢?居然也包括我们所在的长江以南大片水乡,这里水乡究竟旱了没有,那可是蒙骗不了百姓大众的!那三年可是千真万确的风调雨顺,当地农民怎么形容59年的天气?说是“摇车不动!”此话怎讲?就是说那年天气好到要雨有雨要太阳有太阳的地步。不比一般年辰,雨水多时把田里的水往塘里抽,旱一些时再把塘里水抽到田里,这是平常的事,所以种水田的人家,水车是必备的农具。如果哪一年能“摇车不动”,农民要烧高香的。(见《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滁县正是在安徽的“长江以南”。茆家升正是安徽人,在这儿撒下了弥天大谎,居然说1959年安徽“摇车不动”,要雨有雨、要太阳有太阳。1960年底也没有任何报纸说过“我国遇到了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茆家升大概乘时光机器乘昏了头,走到时间的前面了。他所以会搞错时间正是由于临时瞎编出来的。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造谣功夫了。
  1962年如何呢?众所周知,虽然安徽干部在七千人大会上自发起来批判曾希圣的“责任制”,刘少奇主持会议会后还要枪毙曾希圣呢!但不久,刘邓就大肆鼓吹起“三自一包”来了。所以尽管当年三月安徽出了文件纠正“责任制”却并没有执行。该年播种面积继续下降到了73.61万亩,粮食总产量8297.74万斤。这年粮食产量的回升,只能归结于天帮忙。丝毫不能归功于“责任制”。受灾面积只有12.85万亩。比1960年大大减少,只有一半,但我们下面将计算得出,粮食产量却远低于1960年。
  一直到1962年底才开始纠正责任制,1963年播种面积就上升,达76.23万亩,1966年文革开始,上升到82.48万亩。与196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63.3%,年平均增长15.8%;农业总产值增长44.5%,年平均增长11.1%。反正不是靠的“三自一包”,而靠人民公社。
  1976年播种面积恢复到95.78万亩(不知为什么始终没超过1960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学大寨中抗灾救灾成绩是相当卓越的。比如1967年的大旱,受灾面积40.38万亩,成灾面积却只有8.46万亩,抗灾减灾面积达到31.92万亩,如果没有缩小1958年受灾面积的话,比那一年都大。197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30174万斤,比1960年增长1.23倍,年平均增长12.3%;农业总产值7956万元,比1966年增长1.11倍,年平均增长11.3%。
  由此可以算得1960年粮食产量为30174÷(1+1.23)=13531万斤,而包产到户的1961年与它相比减产幅度竟然高达54%,尽管自然灾害轻得多,损失却达1960年产量的一半以上,1962年和1960年比也损失达38.7%,这些都是双料的毁灭性减产。在这种产量下,不饿死人确实是怪事。据说1958年滁县总人口为21.45万人,以此计算,1961年人平粮食产量(原粮,包括种子粮)仅290斤,1962年也只有386.8斤。也只能极勉强地度日。
  也无怪乎安徽的干部在七千人大会上要自发地猛烈批判曾希圣的“责任制”了,连刘少奇也不得不对他进行出乎意外的严厉批评,甚至扬言再下去就要开除出党。到了背后不但真的要开除他出党,还要枪毙他。在曾希圣面前刘少奇不得不承认“责任制”是“经过中央同意”的(即他刘少奇同意的)。但既然如此,他的态度为何那么严厉呢?我们只能得出结论:那是在“责任制”出大问题后,对自己罪责的一种推卸。他生怕责任追究到自己头上,就以严厉的态度对待曾希圣,来表明和他无关。至于在曾希圣面前承认“中央同意”的,这本来是事实,他不能不说在前面以安抚曾希圣,免得引起他反感把自己是“责任制”后代老板的真相揭露出来。但一转身他就要认真,不但要严厉处置曾希圣,甚至企图杀人灭口。
  ——这绝对不是对刘少奇的诬蔑,刘邓都是浮夸风和“共产”风的罪魁祸首,后来却做出最最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模样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先例。现在谁都知道“三自一包”是刘少奇推行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邓修分子都作为刘少奇的功绩。但1966年作检讨时,刘少奇确实把责任推卸给下属了。他说:“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1966.10.23《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是指邓小平,他又一次地把邓小平抛出来了。总之他刘少奇不是祸首,错误仅仅是没有斗争或斗争不力。
  现在都把批判曾希圣的“责任”归罪于毛主席了。但安徽这次会议既不是毛主席安排的,也不是他主持的,而是安徽干部要求解决曾希圣问题并把会议开成了“责任制”批判会。刘少奇去主持会议,回来向毛主席报告,并要置他于死地。倒是毛主席不但放了曾希圣一条生路,还给他安排了工作。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曾希圣惨痛地说:“我是被刘少奇斗下来的。”
  可是邓贼当局编的地方志,竟然把1961年大减产的责任推在大跃进上,还颠倒黑白地说:实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按人承包,超产归己”的“责任田”制度,“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据说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8641万斤,1960年少了5110万斤,可见比1957年减产27.4%。一般来说这一数字属于很大的减产。即使邓贼当局造假,我们也不准备否定那年农业减产。
  但对安徽来说,1955年和1957年是特例,比较时不能不考虑。在《困难时期我国各地的农业和减产原因》中,我已经不能不指出:


    必须特别注意1955年安徽农业的超级大丰收。那年安徽搞三改,加上气候合适,粮食得到特大丰收。比1954年猛增了48.32%,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53年也猛增了26.92%。所以后来一直到1970年才超过了这一纪录。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一些年份都比1955年底,而否定那些年份,也不能因为长期没有超过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就说安徽长期以来农业一直不好,实际有丰收也有特别减产的年份。所以必须把这一个因素考虑到。历史证明三改是成功的,但是走了一条曲折的路,经过了摸索,还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来配合。1955年的特大丰收既证明了三改的合理性,也因为后来长期没有达到这一水平而标明其还极不稳定。所以在1970年以前我们必须把1955年和1957年的粮食生产看成特殊年份。扣除这一因素,那么1956年虽然减产幅度很大,实际还可以看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同样1958年在特大的干旱下粮食产量884.5万吨仍然应该看成是经过抗灾取得了好收成。


  在大跃进以前,安徽农业就是大起大落的。1953年历史最高水平也和已经开始推行三改有关,但是1954年和1956年都大幅度减产。
  同样在说滁县1960年比1957年减产27.4%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个因素。历史已经证明安徽的“三改”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目前在安徽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五十年代这一措施还不稳定,受气候影响极大。在水利事业还没有建设好时,“三改”将因气候大起大落。大起当然是好事,1960年的大落也是相对于大起而说的。
  但1961年就绝不能这样说了。该年粮食总产比1960年又减产了7304.9亿斤,和1957年比产量仅仅是三分之一,减产了66.6%。在减产总额12414.9万斤中,1961年占了58.84%,这无论如何不能怪天气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滁县的粮食减产主要不是在大跃进时期,而是在1961年。1960年有可以谅解之处,而1961年是完全不能谅解的。1962年更不能谅解。继续搞“责任制”并没有把产量拉上来,受灾面积只有1960年的一半,收获却只有1960年的61.3%。也就是说和1960年比,气候好得多的1962年和灾害严重的1960年比,减产达到38.7%。这才是毁灭性的超级减产。
  我们也不能不得出结论:

★大跃进抗灾减灾功不可没★


  没有大跃进的抗灾斗争,农业减产必然更大。而这完全是靠发挥广大社员集体力量的作用,人民公社的作用。所以同样地

★人民公社依靠集体力量抗灾减灾功不可没★

◆“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破坏抗灾减灾罪大恶极◆


  不是说大跃进时期没有刘邓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人祸,但我们可以看到,安徽滁县大跃进抗灾救灾的伟大成就极大地抵消了刘邓的“五风”,还足足有余。
  这些材料出自邓贼当局极偏,只给我们极少的数据,1960年就不能不通过他们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另外我们还可以算得,既然1966年粮食产量与1962年相比增长63.3%,年平均增长15.8%;农业总产值增长44.5%,年平均增长11.1%。可见1966年为13550万斤。没人说1966年和1962年比不是迅速恢复的年份,但比1960年的13531万斤不过略有提高——从这一方面也证明贬低1960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但安徽,对于滁县来说突破1955年和1957年的历史纪录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学大寨的年代。由于没有公布数字我们不知道在那一年。但可以看到,1976年比1966年,十年里粮食猛增了122.68%,平均年递增8.34%。这已经是超高速度的大丰收了,可邓贼当局居然称之为“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其它各业均有缓慢的增长。”
  复辟以来又如何呢?1978年是安徽推行包产到户的第一年,滁县播种面积立即从1976年的95.78万亩,下降到87.86万亩。这一年是邓贼当局大声哭诉安徽遇到了空前大旱的一年,可根据他们公布的、显然夸大的干旱面积也仅仅19.28万亩,比1976年的21万亩要少,成灾面积却从1976年的5.3万亩增长到8.16万亩,可见大包干破坏了抗灾减灾。该年粮食当然要大减产。可他们却说什么:“1978年夏秋之交,百年未遇的大旱肆虐安徽。”——复辟以来才是把罪责推诿于自然灾害。
  邓贼当局不好说1978年大幅度减产,于是说:“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4614.69万公斤(29229.38万斤),比1978年增长15.5%”——你看,1979年增产,而且增产幅度如此之大,多么好听!可是依此计算,1978年粮食产量仅25306.82万斤,原来比1976年的30174万斤减产了16.13%。这是极大的减产!!!(根据所谓的1987年全市粮食总产量28774.1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1.27倍也可以算得,他们不和1976年比,却和大包干“迅速发展”的第一年比)就是1979年也低于1976年,即使数据属实也只是恢复阶段。而1976年灾害面积比这两年的都高,成灾率却比这两年都低,1976年为25.2%、1978年为42.3%、1979年灾情很轻也居然有34.8%。抗灾减灾面积1976年为15.7万亩、1978年只有11.12万亩、1979年只有6.12万亩。这些抗灾减灾面积都不仅仅是当年的成就,主要还是以前留下的水利设施的成就。结论必然是:

★文革学大寨功不可没★

◆邓贼复辟重搞大包干罪大恶极◆


  据说1987年滁县粮食总产量57548.2万斤——且不管是真是假,和1976年比,十一年里增长了90.7%,平均年递增是6.04%。居然称之谓“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滁县较早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连续10年大丰收”。文革学大寨平均年递增8.34%是缓慢、有所发展?那么6.04%还能称连续10年的大丰收吗?连起码的数字大小也比不来了。
  疯狗金辉说奉命“做假帐”,很容易做得“天衣无缝”,不会留下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我们再一次看到,假账不是那么好做的,自古以来正派的人都知道,假的就是假的,作伪必破,注定要出现“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这又是一个例子。何况复辟以后的数字根本不能算数,“抽样调查”,官造数字,数字造官”。我们当然不能轻信邓贼当局的数据,1976年是不是只有30174万斤,1987年有没有57548.2万斤,1961年和1962年“责任制”是不是比我们算得的减产还要大,1977年到1987年十一年里粮食产量是不是年递增6.04%,这一些都还是必须存疑的。
  有人引用了《瞭望》周刊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号《对水利是农业命脉问题的再认识》,


    安徽省滁县地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得好而闻名全国。可在一九八四年先遇涝、后遇寒,由于水利工程不配套,粮食损失很大。这个地区的定远县,由于渠道搞得不好,水库有水放不出来,结果粮食比上年减产一亿八千多万斤。


  这段话是作为“搞农业靠政策,水利搞不搞无关紧要”的典型例子举的。
  不但滁县如此,全安徽都如此。1978年粮食大幅度减产,从1976年的1684.2万吨下降到1482.6万吨。为了说明大包干促进了农业大丰收,掩盖严重减产,邓贼当局不得不给安徽调拨了11.34亿斤的救灾小麦,供应人口1108万。创历史最高水平,大大超出严重水灾的1972年的6.33亿斤和628万人。而且这些小麦是进口的。自此以后安徽年年要吃掉国家相当于1972的粮食。1972年安徽农业还创历史最高水平。可邓贼当局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说:大包干好,如果不是大包干,面对这样的空前灾害,势必损失还要大。再看1980年,安徽的大包干推行到全国,全国大减产,安徽也又一次大幅度减产,粮食产量只有1453.9万吨。邓贼当局再一次地哭诉安徽1980年遇到大灾,也再一次地说:“如果不是大包干,损失将更大。”光看滁县,受灾面积仅仅13.70万亩,播种面积倒又一次大幅度下降到81.54万亩。1982年滁县的受灾面积不过7.2万亩,1983年到1986年都不过2到3万亩,1987年也不过7.54万亩。这都是邓贼复辟当局的数据。可是邓贼当局一再地哭诉天灾,金辉也以八十年代初期来证明困难时期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其实复辟以来《滁州市志》记载的从1978年到最后一年1987年,倒真正是天公特别作美的十年。从上面表中我们看到,1982年到1987年,受灾面积年年低于毛泽东时代气候最好的1957年,1978年到1987年(不包括1981年)受灾总面积不过67.94万亩,扣除1978年48.66万亩,八年总计比1959年一年还少。1966年到1976年十一年总计受灾总面积为200.03万亩,是复辟十年的三倍。这可能不仅仅是气候了,也与毛泽东时代留下大批水利设施有关。由于“十年浩劫”的大建设,提供了好得多的条件,别的不说,毛主席修建的特大型安庆化肥厂已经投产了,还有优良品种。结果却远远不如“十年浩劫”。
  再看水利。《滁州编年史》总共记载了三次大修水利的活动:第一:1956年8月兴建独山水库,总投资110万元,动用民工7000余人,于1957年7月15日竣工。第二:1958年滁州开工兴建大型的沙河水库和中型的城西水库,还有余家洼水库和军民水库。经连年兴修,1965年沙河、城西水库发挥效益。他们不说在1961年和1962年安徽修建水利工程规模大大减小。第三:在学大寨运动中,大力开展治山、治水、改造低产田和科学种田工作,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1969年冬至1970年初展开了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建设。——尽管这个《编年史》极偏,我们仍然看到,全部成就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主要是大跃进和文革学大寨的。复辟时期一次都没有。
  我们不能不再一次得出结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功不可没★

★文革学大寨兴修水利功不可没★


  没有大跃进和文革学大寨的大修水利,复辟时期情况必然更严重。
  反共疯狗丁杼居然说兴修水利“关大跃进何事?”邓贼复辟三十年滁州没有修任何水利,他不叫邓贼复辟当局滚蛋?!
  可是反共疯狗茆家升是这样描写安徽省的大修水利的:


  人体力的消耗也与宣传鼓动有很大关系,虽说农民下地有时也有打着红旗与口号牌子的,毕竟是少数,形成不了威慑的力量,而所有的水库上,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红旗招展口号震天,而且照例都要进行社队之间劳动竞赛什么的。因此人上了水库工地,有点像工人进入了自动化的流水线,你就是流水线上的一粒棋子,是忙是闲由不得你个人说了算,而是被口号声被程序化的链条控制着,人们的体力就是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中逐渐消耗掉的,而且这种消耗是随着水库工程的进展日渐加重的。库底愈挖愈深,坝顶也愈高,那从库底运一担土到坝顶就愈难。先不说各地修这样的土水库,因为没有科学设计没有钢筋水泥强固,全是一些浮土,绝大部分都毁于来年春汛的大雨。(见《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反共小丑就是这样竭力中伤安徽广大群众自觉自愿地为了改变安徽的面貌重新安排山河的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的!沙河水库和城西水库都毁于大雨了吗?淠史杭得到了联合国的肯定,世界各国的水利专家都来参观,也毁于来年春汛的大雨了吗?安徽省邓贼一手捏造的“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到现在为止,唯一的财产还是大跃进修建的一个水塘,也是毁于大雨了?
  从滁县的例子我们也根本看不到金辉说的八十年代初的大灾害。他自己也承认1980年我国农业不是什么丰收、大丰收和特大丰收,而是减产,归罪于天灾。可是1981年和1982年也不好,只是自从改变了农业统计的方法,改为抽样调查后,1982年才有了“增产”,1983年和1984年大概确实增产,但上面我们已经知道,这中间存在着极大的浮夸。那以后再也吹不起来了,不是没有再继续做假,但作假的结果是年年做假,每年的作假相互抵消,最后农业平均年递增率不能不反映出严重的农业危机。
  灾荒也是一样。已有人指出:


    1968年,辽宁省辽河洪峰5000多个流量被战胜了没有溢出来,报上也没有“吹嘘”。而邓小平在83、84、85连续三年大叫大嚷辽宁省遇到了特大水灾。其实辽宁历来苦于干旱,那三年雨水多本是大好事,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完全有利于丰收,可是83、84两年却几乎溢出来,1985年终于水漫金山了,而洪峰还不到2000个流量,甚至有资料表明只有1700个流量,只有1968年的三分之一,主要原因是水利受到了人为的破坏。是人祸不是天灾,或者说是人为的天灾。(《从邓小平报刊看基本建设》魏一)


  笔者有一次在网上看到那年辽河流量真的只有1750立方米每秒,并承认“60年代辽河大堤已经达到了5000立方米每秒的防洪能力,由于上述原因,目前已不能抵御2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据验算辽河干流清河口以下防洪标准已降至5年一遇左右,低于农田除涝标准。因此提高辽河干流的防洪能力,是今后极待解决的问题。”下面还会说到1960年仅太子河的流量就高达十倍,17000个流量,这才是真正的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还有的文章(1990年5月17日省水电厅副厅长王鉴成在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关于辽河整治情况的报告》)指出:“1985年汛期,辽河干流仅发生相当于三年一遇的洪峰流量,洪水长时间泄不下去,两岸堤防全线紧张,险象环生,省长亲自指挥盘锦保卫战,辽河沿岸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十四亿九千万元。”——原来1985年辽河仅仅是三年一遇的流量,本来这是天公作美大大减轻了历来的干旱,可是邓贼复辟却使它成了大灾,并且哭诉是几十年一遇的洪水。查邓贼的《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大洪水的1968年,辽宁粮食不但没有减产,反而创造历史最高水平。而1985年雨水充沛本应大增产的,却一下子倒退了十一个年头,粮食产量比1974年还少得多。比1984年猛然地减产31.55%,比历史最高水平减产34.28%。这是毁灭性的特大减产。可是邓贼还是大肆吹嘘“改革开放”好,“大包干”好。正像人们形容的那样:

    洪水干旱年年哭诉五十年一遇
    粮食棉花次次吹嘘创历史新高
    中国特色


  ——八十年代既没有什么大天灾,也没有什么大丰收,金辉之流居然用它来作为“风调雨顺的三年”、“天公作美”的“证据”???!!!
  我们已经看到复辟时期才是用天灾来开脱复辟及大包干的罪责。下面还将专门分析。

  十七章:毛泽东时代有灾不叫苦、不哭诉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另外一只疯狗叫做wenjunq,在他的奇文《话说“三年自然灾害”》里说道:是不是天公特别作美,是不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可以从当时的文件中找到根据。然后他拿出一大堆当时的文件,有《人民日报》社论,有中央文件,有各种会议,也有毛主席的文章和讲话。从他那个神态来看,好像已经把那个时候所有的文件都阅读过,都罗列在内了,然而得出结论,这些文件都没有提到自然灾害,没有天灾的影子,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只是到了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才正式宣布全国今年遇灾面积达九亿亩。
  最后wenjunq得出结论:“至此,我们没法从历史文字中寻得任何‘天灾’导致灾难的痕迹。”从而“‘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是一种对严峻局面的责任开脱。”
  当我读到这一奇文后回答道:


    这个造谣分子,作出一付当时的所有文件都已经读过的样子,居然说以前从来没说过天灾。——现在中国已经到了谁一提那时有天灾,谁就是罪魁祸首的地步。法西斯专政到了极底。别的我不敢说了,我不想当这个罪魁祸首。本来也没有资格当,那时还是未成年人。但说以前没有文件说到天灾,就觉得作者那付当时所有的文件都已读遍的姿态是装出来的。实际却极其无知,不然就是存心造谣。作者读过1958年的国民经济公报没有?读过1959年国民经济公报没有?如连这个都没读过却说那时从来没说到自然灾害那不是不要脸到了极点了。
    没有读过就好好去读一遍吧!公报内容我不说了。自己去读!!!


  过不了多久看到的回答是:你家的女人都被我如何如何了。——这是一切反动分子的一贯手法。他们的文章(如果可以称之为文章的话)没有一点知识,如果说可以得到什么知识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什么叫做卑劣、什么叫做无耻、什么叫做造谣生事、什么叫做捏造歪曲、什么叫做断章取义、什么叫做诡辩。可是更多的“文章”连这一些“知识”也没有,只有谩骂,尤其到他们丑态百出、理穷辞曲时总是要祭起一个特殊的“法宝”,那就是骂淫秽下流话。除此以外别无办法。我们在和反共右派论战时,每次都是如此,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在理穷辞曲时总是以一连串的脏话来对付。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不也就是如此?他原本就不是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不是为了什么浮夸风和共产风。对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彭德怀原来不但没有反对还当了拉拉队。肯定大跃进当然不是错误,错的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可他不但对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毫无兴趣,甚至也有他一份,只因为不是文官而是武将,幸运地没有刘邓那样充分地表现罢了(这将有专门的文章来谈)。
  且不提彭德怀在早先就和高岗联合准备打下文官了。1957年和1958年他就通过打击一大批人,篡夺了总参谋长一职。1958年在军校办校方针上毛主席批评了刘伯承和粟裕,他就借此和邓小平还有其他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互相配合,对刘粟等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总参谋长一职终于改由他的亲信黄克诚来当,于是他以为已经掌稳了军权,接下来就是打下文官篡夺文武全部大权了。可正是这个原因他犯了众怒,大多数武将怒火在胸后来对他群起而攻之,除了张闻天和他结伙外,文官们当然也不会希望被他打下来,这为他自己的孤立和垮台准备了条件,可他还不自知。在苏联他说国内要发生匈牙利事件,只有依靠苏联红军才能解决。回国后希望落空了,并没有什么匈牙利事件。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柯老等严肃地批判了刘邓刮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此时彭德怀仍然不感兴趣。眼看“五风”快要纠正完了,他才忽然发现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就以反对“五风”的面目出现要打倒一大批文官了,不但包括大刮“五风”的刘邓等人,也包括周总理和坚决反对“五风”的柯老,甚至也包括陈云,所以也没有得到老右倾陈云的支持。这次他用的手法和1958年整刘粟完全相同,刘粟在军校办学方针上固然照搬苏联,可他何尚不是全盘苏化?1957年他以批反苏的名义打击了一大批人,后来批反苏又变成了批反彭,谁和他有一点不同意见就以反彭的名义打下去。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问他:为了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我开了六次会议,写了三份《党内通讯》,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可以想见毛主席问他时一定声调不高,然而这一问却正击中了他的要害。他原本就是借题发挥,根本不是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不是为了什么浮夸风和“共产”风。理穷辞曲无言以对,于是回答以著名的骂娘。
  语言肮脏是一切反动倒退势力的共同特点。
  现在回到正题。
  宣布这种论调的也不仅仅wenjunq一只疯狗,所有的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都是类似的腔调。如丁杼在他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里也是这样说的,只是时间有些不同:


    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wenjunq之流说,以前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过自然灾害,真是这样吗?正是在《1958年国民经济公报》中说:


    1958年有
很大一部分地区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勇敢勤劳的五亿多农民,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了向自然界的英勇进军,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9月的一年之间,在兴修农田水利方面,完成土石方580亿公方,扩大灌溉面积四点八亿亩;水土保持初步控制面积约达32万平方公里。这些水利工程使遭受严重干旱威胁的四点七亿亩耕地,有三点八亿亩未成灾,已成灾的耕地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减轻了损失;同时,还大大减轻了夏季特大暴雨的为害程度。

  看清楚了没有?1958年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灾害年,就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抗灾减灾,战胜了自然灾害,大灾之年取得了大丰收,所以这一年还不算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内。而丁杼、金辉、wenjunq之流还硬说“1958年气候好得出奇”好像1958年的大丰收是老天赐与的。
  从这儿还可以看到,邓贼当局为了贬低大跃进减灾抗灾的成果,把1958年的灾情缩小了,抗灾的成果也缩小了。1958年仅仅受旱灾威胁的就有4.7亿亩,也就是3133.3万公顷,何况还有夏天特大暴雨的为害以及其他灾害。可是1958年既没有隐瞒灾害,也不叫苦,没有提供受灾总面积。而邓贼公布的受灾总面积才3096万公顷,旱灾总面积仅2236万公顷,只有实际面积的71.4%。经过抗灾,有3.8亿亩未成灾,减少旱灾面积2533.3万公顷,可是邓贼公布的全部未成灾面积仅2314万公顷,减少旱灾面积仅1733万公顷。实际成灾面积仅九千万亩,占旱灾总面积的19.1%,可是邓贼公布的数据为22.5%。灾害被大大缩小,抗灾减灾成果也被大大缩小。
  洪涝又如何呢?据《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4日,该年还没有过去,不完全的统计:


    今年并不是风调雨顺的,旱涝威胁都很严重。……夏季部分地区暴雨集中,暴雨中心二十天降雨三、四百公厘,个别地区在五百公厘以上。按往年情况,在这种雨情下,洪涝面积估计约在一亿亩左右。由于大量蓄水,控制地面径流,全国受涝面积只有五千八百万亩,成灾面积一千八百万亩,灾情大大减轻。由于大修水利,有效地抗御了水旱灾害,估计减少粮食损失约三百亿斤到四百亿斤。


  看到没有?根据那年的雨量本来要受灾1亿亩的,正是大跃进大修水利、抗灾减灾,所以实际受灾面积只有5800万亩,成灾面积只有1800万亩。从这儿可以看到,水灾成灾面积只占受灾面积的31%,抗灾减灾面积4000万亩。水旱合计1958年受灾面积至少5.28亿亩,即3520万公顷,比邓贼公布的全部受灾面积大得多得多。总计抗灾减灾4.2亿亩,2800万公顷,成灾率仅仅20.45%。这还不包括其他灾害。还可以看到大跃进不但大大减少了成灾面积,还大大减少了受灾面积,不是受灾面积也是要造成损失的。邓子恢说经过抗旱防涝的顽强斗争,仍有一亿亩成灾,以致减产或失收。(《人民日报》1959年4月27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与上述计算的成灾面积1.08亿亩是大致相当的。比邓贼公布的782万公顷,即1.173亿亩要少。
  不过根据邓贼当局公布的数据1958年水灾面积428万公顷,即6420万亩。成灾面积144万公顷,2160万亩。比当时《人民日报》公布的要大。——这不奇怪,1958年十月还得不到完全的统计。所以水旱合计1958年受灾面积又要增加,至少5.342亿亩,总计抗灾减灾4.298亿亩,2865万公顷,成灾率仅仅19.5%。看来邓贼的洪涝数据还比较可信。这方面篡改也难。
  即使根据被篡改过的数字,大跃进的1958年灾害还是相当大的,抗灾减灾还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学大寨才有年份可以相比,更不是复辟以来和推行大包干能够比的。抗灾系数突破了80%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大跃进抗灾减灾功不可没★


  可是反共右派们都大肆叫嚷,1958年气候如何出奇地好,所以取得了丰收。一笔抹杀了大跃进抗灾减灾的成果,把大跃进造成的农业大丰收说成老天赐与。即使根据邓贼的大大缩小的数字受灾总面积3096万公顷,也是建国以来惊人高的年份。
  还有《1959年国民经济公报》:


    在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中,人民公社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是
我国遇到几十年来没有过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的一年。全国受灾面积共达六亿五千万亩,占全部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三十。有八个省的大部分地方,在夏季连续三四个月没有下雨,使近四亿亩农田受到了严重的旱灾。只是由于人民公社发挥了规模大和集体化程度高的优越性,有效地组织了广大社员进行英勇的抗灾斗争,贯彻执行了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生产才仍然得到了巨大的跃进。

  目前邓贼的数据是6.6945亿亩,还要略大些,大概也是年初发表的《公报》统计不完全。对此我们不能不再一次地得出结论:

★大跃进抗灾减灾功不可没★


  从未说过1959年有灾害吗?从未说过几十年一遇的灾害吗?这个《1959年国民经济公报》在我国历次国民经济公报中还是公布得最最早的一个,离开1959年不过23天就见诸于《人民日报》了。疯狗wenjunq之流罗列的后来的一系列文件,比如:3月5日毛主席批转河南省委抗旱的报告,3月31日、4月11日、4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5月7日、5月15日,中央发出的文件,6月在上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的《十年总结》、7月5日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等等的文件,8月4日毛主席在河北省雨情报告上的批示等等——且不管是不是没提灾害,也不管发这些文件的目的是什么,即使真和自然灾害根本无关,有了元月23日的《国民经济公报》就既不能说隐瞒灾情,也不能说从来没有提过天灾了。对于1960年的自然灾害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在春天就作结论。许多文件没有提自然灾害,我们只能说毛泽东时代强调人定胜天,从来不诉苦、不哭诉天灾,可竟然被反共右派作为根本不存在自然灾害的“根据”。至于国民经济公报,当然不能不如实报告自然灾害。不像邓贼复辟以来明明没有天灾或者天公特别作美却会哭诉天灾几十年上百年一遇。
  反共疯狗们可以提出一千个文件、一万个文件、或者一万万个文件,但不管他们提出多少个文件,都顶不了一个《国民经济公报》。他们作出一副好像已经举出了当时全部文件的姿态,恰恰在《国民经济公报》上犯下了严重的隐瞒罪。如果连《国民经济公报》都不提,那么不管提出什么样的文件都算不了数。按照wenjunq的逻辑,把蒋介石的文章和讲话全部进行一次选择,凡有反共字样的全部不提,是不是可以“证明”蒋介石根本就不是反共分子?何况蒋介石在四·一二以前还有大量亲近共产党的言论,连唯一的儿子也送到苏联去了。同样,把邓小平的文件过一遍筛,凡有“改革开放”字样的全部“收起”,光公布没提“改革开放”的,可不可以“证明”邓小平绝对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何况他还有“永不翻案”的指天发誓。——这不是在发疯吗?反共反得疯了,才会有这种疯狂的逻辑。
  疯狗wenjunq隐瞒的当然不仅仅是《国民经济公报》,这儿只举一例,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旱备荒的指示》,他当然不会没有看到过,但被他筛去了。批示说:


    今年
整个上半年,气候很不正常,北部和西南部某些地区,雨水奇缺,受旱面积达六亿亩,影响了部分夏季作物的收成。中部地区阴雨连绵,影响了小春作物的收成和早稻、早杂粮的生长,早稻烂秧现象严重,仅湖南一省即损失早稻种子一亿八千万斤。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沿海遭受台风暴雨袭击,早稻损失重于去年。黑龙江、吉林、内蒙东部大雨为害,一部分作物不能下种。今年的旱象发展到异常严重的程度:黄河流量大减,只及常年流量的三分之一,下游某些地区已可徒涉,小河普遍断流,已修水库大部干枯,一部蓄水很少,地下水位大大下降,有的地区土地含水量降到百分之十左右,严重地影响了夏播作物的适时播种,种下去的也有相当部分出苗不好,甚至有的已经旱死,缺乏水源的山区,人畜吃水也都成了问题。这些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从旱象一露头就积极展开抗旱斗争,顽强地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时,目前有的地区已开始下雨。但是由于今年旱情严重,持续时间较长,有的地方是在去年大旱的情况下连续一年没有下过透雨。因此,我们必须从最坏处着想,对于可能发生灾害作充分的准备,必须在全力抓紧当前抗旱抢种和抗旱保苗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备荒工作。河北、河南省委已经提出了抗旱备荒的方针和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中央认为这是很好的。在旱情严重的地区,必须立即向全党全民提出抗旱备荒的任务,集中全力进行抗旱抢种和抗旱保苗,并积极进行备荒工作,把抗旱备荒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灾害较小或尚未发生灾害的地区,也必须从全局出发,号召群众努力争取更大丰收,节约粮食支援受灾地区。为此,中央特作如下指示:……

  下面就是抗灾的七条详细措施。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儿不能不从略。
  文件明确提出“把旱灾威胁的严重性向全党全民讲清楚,克服那种等天上下雨、等上游来水之类的侥幸心理”当然谈不上向群众隐瞒灾情,但是也根本没有哭诉天灾,相反还提出“报纸可以作适当报导,但不宜过多,不讲面积和深度”。文件提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的干部,除留少数人处理日常工作外,应
立即全部深入生产队领导抗旱斗争。当地驻军在抗旱期间,应当适当减少训练时间,帮助农民抗旱。地方工业应当全力支援抗旱斗争,交通运输业、商业、文教等部门以及其它机关、团体、学校也应当在人力、物力方面积极进行支援。”几乎是全面动员了。陈东林居然还说:“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三日也有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展开抗灾斗争的紧急指示》。可是疯狗wenjunq在他的奇文里不但根本不提,居然还说“没发现任何‘抗灾’的文件或指示”,“丝毫也没有提及有什么‘自然灾害’”,“没有关于‘抗灾’的任何文字”,“毛和中央都视而不见?也没有任何抗灾的指示?”甚至还装模作样地说:“是忽略了,犯了官僚主义?还是这个所谓‘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问题不仅如此,就是在抗严重干旱的指示下达前,另一个更大的灾害已经来临了,那就是六月份开始的台风和暴雨,这对某些地方来说算是缓解了旱情,可是已经开始了洪涝,尽管当时规模不大。文件中说:“目前有的地区如广东、福建及东北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涝灾,有的地方也发生了某些插花灾。”这个台风一刮就刮到十月份,造成了半个中国的洪涝。
  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刘少奇1961年衣锦还乡,说水塘里的水没干就不等于灾害重是多么的荒谬?湖南或许不是没有受旱,但早稻遇到的是阴雨连绵,烂秧严重。湖南省一年粮食产量大约220亿斤,但是该年光早稻种子就烂掉一亿八千万斤,这一季粮食完了。下面还要说到台风和暴雨的影响,这大概也不需要车干水塘里的水吧!
  一个文件够了吗?不用再举了吧!我也没有掌握当时的全部文件,其他了解情况的同志和朋友应该去把那个时候的文件全部发掘出来,公之于众。让大家看看这些反共疯狗究竟是些什么伎俩!!!
  疯狗wenjunq在他的奇文里举了1960年初的文件,1960年初怎么能够断言今年有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怎么知道该年又是重灾,更大的天灾?他作出了如此不合情理的要求,如果真的年初就断言1960年是严重自然灾害的一年,那么除非气象学家在作预测,不然真的是在推诿了。就是气象学家预测天气也有个准不准的问题,不是发生灾害的现实。
  疯狗wenjunq挖苦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毁灭性的“自然灾害”都视而不见,可是正是他自己对于关键性的《国民经济公报》和抗灾的文件,故意视而不见,而在读者面前做出他已经把当时的文件都已经读遍了的姿态来欺骗舆论。
  更荒唐的是,疯狗wenjunq不仅隐瞒了不少文件,例举的文件有些正是对付严重天灾指示抗灾的。从有选择性的、断章取义地罗列的一大堆文件中,我们正可以看到灾情和抗灾的蛛丝马迹。比如3月5日毛主席批转河南省委关于抗旱浇麦的报告,称:“有同样情况的,照样办理,是为至要。[注意!]”这正说明不但河南省遇到了严重的春旱,而且其他地方也有“同样情况”。毛主席说的:“是为至要”见到了没有?所谓“至要”,那是非常非常重要,没有更重要的了。国家元首不但亲自过问,而且认为“至要”,并以河南省为例,要所有灾区同样办理,这是局部性的灾情吗?局部性的灾情就不用他来管了,何况还有国家主席和书记处,1958年国内的事情毛主席已经交给国家主席和书记处管了,此时却不得不亲自出面下文件,这是轻度的灾情吗?轻度的灾情国家主席和书记处也是不必管的,再下面还有国务院农林口的谭震林。可是疯狗wenjunq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见并非全国性的‘天灾’,只是‘有同样情况的’才‘照样办理’”。按照这种疯狂的逻辑,即使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有同样情况”,也不是全国性的天灾了。疯狗只有疯狗的逻辑,不懂人话。
  ——这些反共分子不是对五十年代初的土改镇反和1957年的反右痛心疾首说成全国性的灾难吗?看来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当时的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批示。可以肯定不会对于所有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所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右派一一点名的,真正配得上被点名的只能极个别人。是不是可以说:“可见并非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只是‘有同样情况的’才‘照样办理’”?按照这种逻辑他们没有必要痛心疾首了。
  疯狗wenjunq既然读了毛主席的这一批示,就不会没看到这一批示的注释,可是他对读者隐瞒了这一注释。注释说:中共河南省委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上报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一情况简报内容为:


    我省当前
突出[注意!]的问题是小麦普遍[注意!]出现旱象,而且正在向严重方向发展[注意!]。二月初,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了抗旱浇麦的紧急指示[注意!],接着省委又连续召开了三次紧急电话会议[注意!],进一步布置和检查了这一工作。各地普遍召开了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会,建立了抗旱浇麦指挥部,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旱浇麦运动。二月二十三日,省委再次召开紧急[注意!]常委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确认抗旱浇麦和抗旱春播为当前全省的中心任务[注意!],决定立即采取以下措施:(一)向全省人民进一步进行大动员[注意!],迅速发动一个声势浩大[注意!]的全民抗旱运动。(二)千方百计[注意!]挖掘一切水源,保证小麦有足够的水量。(三)继续抓好群众生活安排,保证群众旺盛的战斗情绪。(四)在财力、物力上支持抗旱,解决抗旱急需的物资。(五)从省直机关抽调大批干部,由负责同志带领,分赴各地,协助抗旱,进一步促进抗旱运动广泛深入的发展。

  这不是全面灾荒是什么?这段话不长,光“紧急”就有三次。然而这些内容全部被反共反得发了疯的wenjunq抹去了。居然还得出“有同样情况的,照样办理,是为至要。”就等于没有严重灾害的颠倒结论。
  还要荒唐的是,疯狗wenjunq又说:


    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雨情报告上批示,要求各省向他本人报告雨情。河北报告的是7月28日到8月3日降雨情况,全省积水311万亩,已排水200万亩,倒房十万间,砸死41人,死牲口91头。这样一个局部灾害已经引起毛的关注,奇怪的是,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却看不见上报更谈不上关注,岂非咄咄怪事?


  即使从这条疯狗所说已经可以看到河北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暴雨了。这一暴雨正是那年的严重台风带来的。台风带来的暴雨已经严重到党的主席不得不亲自关注了,发生的不是一个省,党的主席不得不要求“各省”向他本人报告雨情。这次疯狗wenjunq对我们隐瞒的不是注释而是毛主席的原文。原文是“请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同志,如河北一样,在三天内,查告分区分县雨情,各列一个表送我为盼![注意!]”——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必须检查灾情,并且限期向党的主席汇报,而党的主席还正翘首“为盼”——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大概还是独一无二的,难道还不说明全国存在大面积的暴雨?这和公认的1960年6月开始十一次大台风登陆波及半个中国十几个省、市、区是完全一致的,从黑龙江到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到广东,半个中国已经泡在台风和暴雨里了,不然作为党的主席完全不必亲自批示,不必要求各省向他本人报告。可在反共疯狗的笔下,竟然成了“局部灾害”,并且放出暗箭,说这是把困难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的“先声”。
  在上面两个文件中确实没有哭诉天灾,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上半年严重的干旱笼罩着中国,下半年又有半个中国被台风及其带来的暴雨所蹂躏。疯狗wenjunq居然说:“我们却没发现任何‘抗灾’的文件或指示。”——这样的文件都不算,还有什么文件可以算呢?
  wenjunq又拿1959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报告》做文章。可是wenjunq没有完整地引用一句话。便居然还要求人们:“请注意,到此尚无拥趸们喋喋不休的‘天灾’原因”。可就在这个湖北省的报告里明确地说:


    一九五八年从三月到九月,风、雹、霜冻、山洪、渍水、旱、虫七灾,连续袭击,尤其是旱灾,为历史上所少有。全省耕地受灾面积约二千万亩,严重减产和根本无收的约五百万亩。阳新县大旱一百二十天,农民说,这次大旱“比民国十四年‘大天干’还厉害”,又说,“民国十四年颗粒无收,我们都出门逃荒去了,有的人过年还回不来,今年这样的‘大天干’,没有一户逃荒的,而且有的社还卖了余粮呢!”许多受灾地区的农民,都有这样的说法:“要不是大跃进,今年是个大荒年。”


  尽管如此大的灾荒,可是根据邓贼当局提供的数字,1958年湖北省还是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确实应了湖北农民的话,要不是大跃进就是大荒年。可是反共疯狗wenjunq竟然都视而不见,他只是选择性地提到“湖北有170万人口严重缺粮”,却向读者隐瞒了这个数字出处的原本模样。湖北省文件的原话是:“再加上全省有一百七十多万人口的重灾区”,他选用了170万,偏偏漏了“重灾区”三个字,一转眼“重灾区”又偷换成“严重缺粮”,倒过来还硬说根本没说过天灾原因。
  闭着眼睛不看的人比瞎子还要瞎!真不明白这些反共右派是些什么样的视力,难道他真以为读者们都不带自己的头脑,可以被他糊弄的?广东省和河北省的文件由于没有下载到,或者邓贼当局还隐瞒着,没法进行评论。
  其实当时的报刊杂志尽管不哭诉、不叫苦,关于抗灾的文章却有着一大堆,本人在进入《人民日报》数据库时,看到过一大批,没有能够下载就进不去了,这儿没法一一例举了。有心人自己去找吧!希望进得了《人民日报》数据库或具有其它报刊、杂志、各种内部文件的左派同志和追求真理不盲从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的朋友,努力去查找这方面的文件,选典型的公布于众。


  十八章:战胜自然灾害等于无灾无害,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充分地组织群众抗灾救灾,成灾率大大减低,大大减轻了损失,从而取得了战胜自然灾害的胜利,对此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们也有文章可做。疯狗wenjunq在选择性地歪曲公布了某些文件后说:“即使真有‘自然灾害’,人家当年就已经战胜了,既然‘农村公社没有一个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那么,即使有灾却也应无难的。”
  “这样的考验”是指1960年10月1日举国欢庆之时《人民日报》新华社述评说的:“去年和今年全国各地都有大批农村公社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考验。但全国2.4万个农村公社没有一个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充分表现了它的顽强成长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抗灾救灾有功,大大减轻了损失。
  但这也成了疯狗wenjunq“风调雨顺的三年”的根据???!!!
  打胜仗就不能有伤亡,有伤亡就不是打胜仗?——这算什么话?这个逻辑可以成立,那么或者日本鬼子从来就没有入侵中国,我们没有受到极大灾难,或者抗日战争根本就没有胜利,因为我们毕竟死了2100万人,还有1400万人受伤——这还不包括蒋介石拉壮丁时,死于路上的1700万壮丁和炸开花园口死去的89万人民,也不包括修建滇缅公路死去的成千上万人民。胜利了就不该有伤亡,“即使有灾却也应无难”,连南京大屠杀也可以否定了。同样道理,苏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胜利,或者法西斯没有祸害天下。以太平洋战争为例,或者美国没有打赢,或者偷袭珍珠港也有灾无难,一个人不死、一艘舰艇没沉、一架飞机没毁。瘟疫来临时,除非一人不病、一人不死,否则谈不上战胜瘟疫的胜利。地震预报也是如此。现在的邓贼分子不是用海城死了1300多人作为不存在海城地震预报胜利的“根据”吗?可是疯狗wenjunq不但用我们还是受了很大的困难来嘲讽和否定我们取得的抗灾胜利,还以此为根据来证明“风调雨顺的三年”。


    6月20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801期报导了广东大雨成灾,毛批示道:“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未见报道者,理应没有灾情。7月28日《内部参考》2830期《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介绍,两个重灾区社灾后并非“荡然无存”,而是灾民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毛批示让把此文连同赫鲁晓夫抨击人民公社的文字同时印发,以驳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可见,此次水灾与饿死人并无关系。


  ——我们先要问:这难道就是你说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毁灭性的“自然灾害”都视而不见吗?
  这些反共疯狗们的逻辑是如此地颠倒!他们明明白白地知道广东存在着大雨和水灾,只是经过人民公社抗灾减灾,两个重灾区才做到并非“荡然无存”,灾民生活安排得不错以及生产蓬蓬勃勃的,居然这可以作为没有受水灾的根据。那就是说,在人民群众遇到大灾时,只有不努力抢险救灾,不安排灾民生活,不努力恢复生产,就像当初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那样,不顾人民死活,才能算受灾。而且疯狗wenjunq在这儿再一次地作出好像当时的文件都已经阅读并且引用过的姿态来,说什么由于毛主席提出不要隐瞒灾情,就是“如果未见报道者,理应没有灾情。”对此我们要问:第一,你是不是把当时报道的各地灾情在你的文章中都引用了?你是有隐瞒《国民经济公报》和其他抗灾救灾文件的劣迹的人,谁也不能相信你。二十章笔者就要举一大批报道出来,还只是一小部分。第二:不隐瞒灾情是个原则,具体执行能不能点滴不漏地公布出来?大家都知道,历来灾害报道必然挂一漏万,报纸的版面也有限。这次512地震死了八万多人,并没把八万人的名字都公布出来,是不是就都没有死?报道能不能把每一个死难者的死难过程和目击者、亲历者的耳闻目睹都报道出来?第三:还存在一种情况,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是等于执行的必然结果?


  十九章:毛主席一贯批判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

  疯狗wenjunq列举的文件,有许多不是别的,正是毛主席力纠刘邓路线煽起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既然如此,自然没有必要提自然灾害。可是wenjunq居然以此为根据说:由于这些文件中没有提到自然灾害,所以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所以谁说存在严重自然灾害,谁就“是一种对严峻局面的责任开脱”。例子如下:
  第一:先看1958年。wenjunq说:


    事实上,还没到1959年,1958年11月25日,老毛写的《一个教训》已经就云南省发生浮肿病死人的情况发了议论:“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


  第二:再看1959年。wenjunq又说:


    老毛自己也于4月29日发出《党内通讯》,要求省以下六级干部不要讲假话,他自己也承认:“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第三:就是前面提到的1959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报告》。
  这个文件批示“将湖北、广东、河北三个省委向中央和主席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正确总结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力求在今年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对于今年的大跃进更有保证。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地往下派。”转发的文件中湖北省委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包括对增产幅度估计过高、对灾害损失估计不足、收获粗糙以及放开肚皮吃饱饭等,然后说:正如主席所估计的,两条经验,一条教训,教训就是胜利冲昏头脑,犯了“五风”的错误。并且说要按照毛主席召开的上海会议精神认真纠正错误,提出了十四条措施。
  可是wenjunq不但隐瞒了湖北省的报告里明确地说到的严重灾情,而且没有完整地引用一句话。前面我们已经知道那年确实应了湖北农民的话,要不是大跃进就是大荒年。尽管极其严重的灾害湖北省农业还是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可是反共疯狗wenjunq全都视而不见,便要求人们:“请注意,到此尚无拥趸们喋喋不休的‘天灾’原因”。湖北省委检讨自己:“对增产的幅度估计过高,对灾害的损失估计不足”前半句他看到了,后半句又回避了。
  第四:wenjunq又着力地对毛主席的《十年总结》作出歪曲的结论。他说:


    (1960年)6月14-18日,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毛发表了题为《十年总结》的讲话,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总结:“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并举,乱子就更多了。”通篇文字承认了诸多错误,……不幸的是,英明伟大的毛主席,对于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自然灾害”,竟然半个字也没提到!是忽略了,犯了官僚主义?还是这个所谓“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这一些本来不都是毛主席力纠五风的铁证吗?可是到了这些反共右派的文章里,逻辑完全颠倒了。
  我们要问:毛泽东主席什么时候说过困难都是自然灾害带来的?这些文件不正好证明他力纠刘邓一伙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吗?
  所谓讳言困难和人祸,把责任推给自然灾害,不都是你们凭空捏造出来的吗?为此你们需要根本否定自然灾害的存在,要编出“风调雨顺的三年”。但拿出来“证据”竟然正是毛主席力纠五风的文件!!!
  对于最最主要的人祸——下马风和“三自一包”,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就闭口不提了。
  就根据举的文件,我们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好早就在力纠五风了。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25日写的《一个教训》里,当然说过:“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
  ——这不正是他在批评浮夸风、高指标和强迫命令吗?这只能证明至少在1958年11月25日毛主席就坚决反对并且努力纠正“五风”了。怎么成了用自然灾害推卸责任的罪证了?又怎么成了“风调雨顺的三年”的证据了?
  毛主席纠正五风实际还要早得多。不但五风刚冒头时,甚至五风出现以前就已经以他马克思主义者的高瞻远瞩,预见到了。
  早在1957年6月,他提拔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就要他具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那时毛主席正准备退,当然不是他要处置吴冷西,而是意识到必然会有人逼吴冷西说假话,要他不顾个人得失顶住。
  1958年3月份浮夸风还未来,高指标初露头角,毛主席又在吴冷西面前,对河南吴芝圃的水利化和辽宁农产品自给等高指标,表示怀疑,再一次要他“硬着头皮顶住”,并说即使成绩确实也不要报道。
  六月份吴冷西顶不住卷入了浮夸风和“共产”风,毛主席发现后马上要他去调查,调查后立即召开了郑州会议努力纠正。《一个教训》正发表在这以后。
  云南的浮肿病发生在1958年春夏之间,2月初曲靖专区的陆良、泸西等县就开始出现,6、7月间猛增。这一时期的粮食供应决定于1957年云南减产,根据邓贼的数据,1956年云南粮食产量601.36万吨,1957年只有583.2万吨。由于大跃进中劳动力紧张,领导没有注意安排好人民生活,局部地区发生了浮肿病,加上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非正常死亡。为此云南省委自行检查认为有三个原因,包括领导对反右必出“左”估计不足,反右后,少数坏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现,制造混乱。云南省委还为此提出六条措施,包括反对强迫命令,关心人民生活,干部深入群众当工人农民,执行郑州会议决议注意劳逸结合,在干部中普及生理和营养知识等等。——这本来是个别地区刚刚冒出来的问题,而且和1957年减产有关。可是反共疯狗wenjunq故意隐瞒了这一历史真相,好像全国到处都是浮肿病了。实际情况公认的是:不光1957年全国粮食创历史最高水平,不像云南那样减产,1958年又是大丰收。浮肿病在当时不但不是全国情况,在云南也只是极个别现象(两个县)。反共右派不是把浮肿病归罪于人民公社和食堂吗?云南该年10月底才实现人民公社化,二月份发生浮肿病时人民公社还根本不存在,更没有食堂。所以和人民公社和食堂根本无关。
  值得钦佩的倒是毛主席。正是在《一个教训》中可以看到,尽管当时还是极个别现象,他已经预见到“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而“必须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可以看到毛主席目光之敏锐,嗅觉之灵敏无与伦比,从云南的个案里他已经预见到,我国大规模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时,必然会出现一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矛盾。这个个案,别人会认为是偶然现象,去年减产的不就是云南等少数省吗?就是云南不也只是两个县的问题吗?可他却认为已经捕捉到一个先兆,并做好了努力纠正的思想准备。就好像大地震发生前,地震专家可以根据一个不起眼的小震,预见大地震的必然到来。这种洞察力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亲身参加改造社会的实践,全面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后才能具备。当然,伟大人物只能做历史的预言家并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领导全国人民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却不可能违背客观规律,根本禁止矛盾的出现,因为那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就好像不能要求地震专家阻止地震发生那样。我不知道当初发明电子计算机的人有没有预见到病毒和黑客的产生,如果预见到了,那么他们在电子计算机上的认识水平和毛主席在大跃进上的认识水平相当。我们能够要求他们根本禁止病毒和黑客的出现吗?能够把病毒和黑客归罪于这些发明家吗?如果他们没有预见到,他们的认识水平比毛主席差多了。毛主席好像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的同时,预见到病毒和黑客一样。
  这种洞察力到处可以看到。如:没有任何人向毛主席报告林立果正在策划“五七一”工程。但林立果就是害不到他。他南巡中的每一步倒好像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政变计划。原因正是以他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早在林立果想到策划以前,他已经想到林立果的前面去了,预见到有人会如此这般地策划政变并谋害他。
  对毛主席的这一洞察力,反共右派、邓贼分子是绝对不能理解的。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在1977年末说,批邓时他们还不理解,这能算“右倾翻案”吗?现在好了!全面的大翻案!他们不能不佩服毛主席的洞察力,但当他们明白时已经来不及了。同样,如果毛主席还健在,决不会有反共右派嚣张的机会。他们尚未跃跃欲试,毛主席就预见到了,早已经把三个指头放到他们的头上,当他们自以为得计跳出来时,正好被他捏住。
  毛主席并没有讳言困难和人祸,相反倒预见到了必然会出现的困难和人为的灾难。历史演变也正像他预见到的那样,1958年在“别的省份”还没有出现云南那样的问题,后来“有一些地方”像河南、四川一度猖獗。而云南省有了教训“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省委和省人委根据毛主席批示,联合发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学会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并分别就调整劳逸节奏,办好公共食堂,办好敬老院、托儿所等问题做了55条规定。1958年11月30日,省委还做出《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提出人民公社应当立即普遍地向社员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重申允许私人养猪和家禽,以及从事零星的家庭副业的政策——这些当然都是毛主席的指示。所以尽管云南是穷省,又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和连年减产,后来也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总的来说,不管是执行政策还是人民生活,各方面情况都比河南和四川要好得多。毛主席又指示邓小平把文件发至全党,对于减轻后来出的问题当然会有好处的,如果没有这个文件,情况肯定要严重得多。可是反共疯狗wenjunq居然把这作为当时全国已经到处浮肿病,并作为攻击毛主席的根据。
  毛主席1958年就针对刘邓路线明确提出:“不许剥夺农民”。1959年又一次明确强调“不许剥夺农民”、“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为了纠正刘邓机会主义集团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毛主席前后召开了六次会议,都有文件。由于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又不得不发出三份《党内通讯》,直接通到基层。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调整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
  《党内通讯》要求干部不说假话,并批评:“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反共疯狗wenjunq居然说这是什么“他自己也承认”。
  什么承认不承认的?毛主席什么时候提倡过说假话?不是承认是揭露、是批评,揭露和批评刘邓路线压下面说假话,懂不懂???这正是力纠五风最最有力的依据。
  《党内通讯》里明确提出“播种面积要多”,“少种、高产、多收”是一个远景计划,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要力争多种。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指出1959年夏收作物比1958年减少1.1亿亩,即减少20%。这本是对刘邓路线提出“三三制”的批评。——毛主席实际反对“三三制”还要早得多。
  正是由于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1958年11月16日,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和1959年1月24日《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里,对“三三制”已经大为缩水了。认为必须有步骤地“摸着石头过河”。步子不能跨得过大,“1959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不能减的太多。”
  可是疯狗wenjunq竟然又毫无根据地说:“这是老毛提出全国都要实行‘三三制’的直接后果”——又是造谣!刘邓提出三三制罪证如山,他们偏偏视而不见,竭力掩盖。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刘邓机会主义集团的破坏,在大跃进中我国复种指数总体来说仍然是大幅度提高,而不是减小。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毛主席提出三三制。1961年到1962年在刘邓的破坏下复种指数倒是大幅度减小。刚复辟时邓贼一伙还再一次地提出对土地要实行休闲制、轮休制,要实行园林化,要缩小耕作面积,反对种双季稻、要减小复种指数,大批土地要退耕,攻击大跃进、文化革命和毛主席提倡多种以及提高复种指数。——这就是他们在1958年提出的三三制,可见正好和毛主席、和文革对立。对此一切邓贼分子和反共右派历来是摇旗呐喊积极参与的。这一“好政策”在1980年实行得最最疯狂,造成了1980年的特大减产,后来不得不“收起”。收起时不少反共右派和邓贼的小走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还非常惋惜,很不赞成,称之为“政策不稳”。
  现在根本不是反共疯狗wenjunq有权利把“三三制”的罪名强加到毛主席和大跃进头上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权利来清查一下,wenjunq这类反共疯狗在复辟初,当邓贼和陈云重新掀起“三三制”、休闲制、轮休制,园林化等恶浪时扮演了什么角色?翻来覆去都是他们,倒过来又把一切罪责推给对手,反共反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其他目的都是没有的,手段是不选择的。
  《十年总结》原本是毛主席总结党在十年里的工作,不是抗灾救灾的动员令,根本没有必要提自然灾害。他从来不曾认为困难都是自然灾害引起的。共产党总结工作历来两点论:优点和成绩要如实估透,缺点和错误也不得隐瞒。也正如此“通篇文字承认了诸多错误”,这原本就是刘邓路线。《十年总结》正是一贯地纠正他们错误的证据。为了团结同志也为他们承担了许多的责任,这正是高尚情操的表现。可是反共反得发狂的wenjunq又是疯狂地逻辑颠倒!!!居然又以此作为“风调雨顺的三年”的证据,再来指责毛主席“认为困难纯粹是天灾”。
  在引文中他特别选择了“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他的意思是搭公社的架子就是乱子,可是《十年总结》哪儿表明这是乱子?他为什么不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呢?任何不带偏心地读过《决议》的人都知道,出现一平二调、共产风等乱子,决不是执行了这个《决议》,恰恰违背了《决议》。
  《决议》明确提出办公社必须“上动下不动”,就是说除了高级社上面设一个公社机构,高级社成为生产队以外,什么都不变。还提出“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如果认真执行这二条,哪儿还会有一平二调、共产风?毛主席后来的努力都是为了回到这二条,1961年整社也正是为了回到《决议》中的这二条。可是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大反人民公社,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对《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进行过一丝一毫的批判,甚至还根本不敢提及。他们不要事实只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需要,只是毫无根据地把刘邓路线的“共产”风和人民公社划等号。
  除上述以外中央还按毛主席的指示出了一系列的文件来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如: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可是反共疯狗不但不作为毛主席力纠五风的成果,却又一次颠倒黑白称之为“终于在社会主义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允许社员拥有一点私有财产了。”
  从马克思开始,共产党人什么时候主张过剥夺人民群众了?
  除此以外,还有毛主席的《介绍桐城县的经验》,明确提出不能急于过渡。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做计划要留有余地,生产指标要落到实处》、《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关于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到庐山会议以后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以及毛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等一系列具体的文件和指示。
  以上这些足以证明毛主席一直在努力地纠正刘邓机会主义集团刮起的五风。从来没把问题全部推给自然灾害。
  把对方根本没有的观点强加到对手头上,再来一番“批驳”,正是一切理穷辞曲、无理取闹者的一贯手法。可是wenjunq之流更绝,竟用毛主席力纠五风的文件来“证明”毛主席就是刮五风的罪魁祸首。
  对于文件和讲话他们照例斩头去尾,或者抽取词言来拼凑出里面没有的观点,直到胡乱解释、肆意歪曲。
  反共疯狗Wenjunq的捏造和歪曲功夫以下面那段话达到最最疯狂的地步。他说:


    (1959年)8月1日,老毛批示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农村农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现象》的文件,广东省委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农副产品内部分配供给部分比例太大,商品部分进一步缩小。为了缓解副食品供应紧张状况,必须坚决压缩供给制部分,
即农民自己消费的部分(注意:这是疯狗狂吠,蓄意歪曲,毫无根据的造谣)。老毛的批示说:广东的措施是适宜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中央加的批示要求:1,适当限制留给农民自己的农副产品,限制在30%,最多不得超过40%;2,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连同毛的批示,中央于19日转发给各地贯彻执行。
    不能忽视这个文件的重要性,……这个指示对于农民的剥夺是极其残酷的。……1959年冬季发生的“信阳事件”,就是毛批示的这个命令的直接后果!


  这儿根本没有引原文,而是反共疯狗Wenjunq歪曲地转述。原文中那儿表明必须坚决压缩的“供给制部分”就是“农民自己消费的部分”?广东省委也不是这样说的。根本谈不上剥夺农民。全是反共疯狗wenjunq特殊的创造灵感。
  读者只要亲自去读一下广东省文件和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就可以明白了。
  首先,刘邓集团在农民里取消商品经济,强调供给制,造成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减少。毛主席出来纠正。这样就有了广东省的文件《关于当前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到: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已经收获的农副产品,产量比去年大为增加,可是作为商品的部分少得可怜,有些产品原来商品程度很高的,现在也变成自给的了。这一现象是由农村公社的分配制度上的问题带来的,即采用了产品直接分配的方法,供给部分比例太大。这是目前农副产品浪费过多,上市量减少,市场供应特别紧张的重要原因。


  注意了:这是要改变农村的分配制度,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于是毛主席作了批示,批示原文是:


  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印发各同志。各省、市、区情况如何?是否同广东相似?你们注意了这个问题没有?你们是否认为广东省委的措施是适宜的?广东的措施是:关于农村副产品,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密切注意!!!],你们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照我看,是适宜的,你们以为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请你们回去研究施行。


  在“坚决压缩供给部分”下面有个“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办法”看到了没有?为什么下面这句话就不引了?——凭什么说“压缩供给部分”就是压缩“农民自己消费的部分”了?


    195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将广东省委的材料和毛泽东的批语一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抄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和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一、适当限制自给部分,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二、适当限制供给部分,
逐渐增加工资部分[密切注意!!!]。三、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下面有个“逐渐增加工资部分”看到了没有?农民在按劳分配得到产品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出售给国家或者拿到自由市场去销售。——就是这么一回事。根本不是什么“限制留给农民自己的农副产品”。
  这一批示原本正是反对“共产”风,提出农村的人民公社要扩大按劳分配,发展商品经济。哪有一丝一毫表明“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就是要缩小农民消费?
  可是反共疯狗Wenjunq偏偏把下面的“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漏了,把广东省文件的原意也歪曲了,把中共中央提出的“逐渐增加工资部分”也隐瞒了。中央文件被篡改得不像样子。并硬说“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即农民自己消费的部分”,其想象力之丰富简直令人吃惊。
  可是他们这种伎俩经不起一击,在正派的人们面前,只要拿出文件就立即暴露了其卑劣的手法。如不是反共反得发了疯,就不会出此下策。他们一方面硬把刘邓路线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强加到毛主席身上,另一方面却把毛主席反对共产风和浮夸风,提倡按劳分配、允许一定的商品经济存在说成是剥夺农民。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反毛就如此地不择手段。
  这不是偶然捏造,而是反共右派一贯手法。没有一篇文章没被他们割裂篡改或有意曲解原意。读者要注意了,不论何时何地,如果看到反共右派和邓贼分子在引用了中央文件或毛主席讲话后说:“某某就是某某意思”或“这不就是要某某吗?”时,一定要注意,他们说的一概不能作数,必须把原文件拿来,全文仔细地阅读一遍,尤其要看看下面有什么被隐瞒了。这就是一例。
  后者比如1959年2月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到农民中存在着瞒产私分,反共右派往往引用到这儿就作数了,并且断言说:毛泽东这不是明确地在主张反瞒产吗?但你把原文件读下去马上会发现,不对了!完全相反!毛主席恰恰认为“
生产队的做法(瞒产私分)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们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理合法的正当权利。”农民在“保卫他们的产品”,“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明明是在反对刘邓的“共产”风,而不是要反瞒产。可以说整个《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一部反对“共产”风的宣言书。


  二十章:大跃进时期严重自然灾害是否客观存在

  那么大跃进时期严重自然灾害是否客观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并没有像邓贼那样动不动就哭诉天灾,现在被反共分子当作了攻击的把柄,但真实历史必须尊重。
  本章只说天灾最最严重的1960年,1960年又重点说十一次台风登陆以及台风带来的暴雨造成的洪涝。
  从疯狗wenjunq那儿我们已经看到河北省台风洪涝之严重了。
  我搜索了《人民日报》数据库,关于1960年的台风及其警报得到了以下文章。数量之多、记载的台风和洪水灾害之大,受害面积之大,不但是解放以来独一无二的,大概自从有报纸报道和气象预报以来,包括解放前从来没有见过。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那年超过。


  1960.06.04把六月变为大幅度的高产月
  1960.06.05
台风警报 新华社
  1960.06.08
台风警报新华社
  1960.06.11
台风警报 新华社
  1960.06.12台风暴雨猛袭广东福建千万军民顽强抗风抗洪新华社
  1960.06.13台风警报解除 新华社
  1960.06.13香港受台风袭击损失严重新华社
  1960.06.13汕头专区各级干部决心做脚踏实地的真正的促进派生... 本报讯
  1960.06.14抗洪抢险干部在前汕头专区广大干部发扬党的优良...新华社
  1960.06.14要闻快报
  1960.06.15广东救济分会拨大米五十万斤救济香港遭受台风灾害... 新华社
  1960.06.16狠抓六月最后十五天
  1960.06.16坚决把台风暴雨夺走的粮食拿回来福建广东灾区人民... 新华社
  1960.06.18龙溪专区排除万难奋力抗洪减轻灾害中共龙溪地...新华社
  1960.06.25储运矿石煤炭加强掘进检修设备山东、河南、湖... 本报讯
  1960.06.27
台风警报新华社
  1960.06.28
台风警报 新华社
  1960.06.29
台风警报新华社
  1960.06.30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
  1960.07.01
台风警报新华社
  1960.07.01同自然灾害斗争到底
  1960.07.02一路人马加高堤围一路人马抢收早稻湛江专区人民奋...新华社
  1960.07.02台风解除警报 新华社
  1960.07.03安徽力争超额完成夏播计划广东在夏收大忙前抓紧增种...新华社
  1960.07.04抓季节抢时间扩大夏种面积江苏田头田角增种中晚稻... 新华社
  1960.07.05福建、山西、江西扎扎实实抓紧争取全年丰收的关键季节...本报讯
  1960.07.08要闻快报
  1960.07.09狂风暴雨七昼夜记汕头专区各级干部在抗洪抢险斗争中...本报驻广东记者和通讯员
  1960.07.09要闻快报
  1960.07.09上海大抓秋菜生产郊区领导干部深入田间畦头新华社
  1960.07.10吉林省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福建省委提出全党全民当... 本报
  1960.07.15人和机器一齐上哪里需要到哪里解放军广泛开展支援...新华社
  1960.07.18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东省分会拨大米救济香港灾胞 新华社
  1960.07.18集中劳力集中畜力集中工具加强农业主攻战线南方各... 新华社
  1960.07.24
台风警报 新华社
  1960.07.26“借天借地”一年多熟——江苏南通专区执行以粮为...新华社调查组;新华日报记者
  1960.07.27
台风警报 新华社
  1960.07.28六里桥蔬菜批发站—上海的一面红旗支持蔬菜生产不...新华社
  1960.07.28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
  1960.07.29
台风紧急警报新华社
  1960.07.30红石山夺矿记 冯健;唐荧
  1960.07.31
台风警报新华社
  1960.08.01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
  1960.08.01人间乐园钢铁堡垒——记南海小岛上的英雄战士陈光;杨振群
  1960.08.02第七号台风向福建北部沿海移动 新华社
  1960.08.08五号台风在辽宁登陆东部地区连降大暴雨辽宁人民英...新华社
  1960.08.08文代会代表在大会发言中同声歌颂党的文艺方针只有... 新华社
  1960.08.08
台风紧急警报新华社
  1960.08.11普遍实行井下办公深入开展技术革命重庆各大煤矿... 新华社
  1960.08.12准确掌握气象减少灾害损失各地气象部门紧密配合...本报讯
  1960.08.14把先进的设计、操作和管理制度配成套沈阳扇风机厂... 新华社
  1960.08.15执行“八字宪法”要因地制宜环环扣紧拱屿大队总结...本报讯
  1960.08.15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
  1960.08.20深入开展思想教育不断改进劳动管理松江管好用好... 本报讯
  1960.08.23
台风紧急警报新华社
  1960.08.24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
  1960.08.31
台风紧急警报黑龙江、吉林东部将有大风、大雨新华社
  1960.09.03消灭秋季农作物病虫害
  1960.09.05到生产队去办综合商店上海郊区万名商业人员深入农...新华社
  1960.09.12中央气象局发出紧急通知注意天气变化作好防霜准...新华社
  1960.09.12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发扬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 新华社
  1960.09.12一场气势雄伟的抗灾战斗
  1960.09.15吉林受涝地区迅速恢复生产广东康熙岭公社连续战胜... 新华社;本报讯
  1960.09.18铁山英雄——记十年创造十二次全国新纪录的马万水...吕民
  1960.10.01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庆
  1960.10.01管理水平提高经济全面发展福利越办越好农村人... 新华社
  1960.10.11深入生产实际,把数学研究工作推向新阶段樊万清
  1960.10.12拿出冲天干劲收好辛勤劳动的果实全国各地干部和社员... 新华社
  1960.10.18海南岛人民和台风进行顽强的斗争 新华社
  1960.10.18开展群众性的农副产品交售运动新华社
  1960.10.27加速民间运输工具的技术改造
  1960.10.29不怕困难战胜困难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福建惠安八... 黄瑞生;刘素珠;福建日报记者
  1960.11.03让更多的煤炭提前用于钢铁增产通化矿务局“提前跨...新华社
  1960.11.04南三岛小记 陈残云
  1960.11.11要闻快报
  1960.11.17女民兵奋勇救灾民
  1960.11.26从义门食堂里学到什么?
  1960.12.02茶花的故事沈祖安
  1960.12.06用正确的方法指挥生产 龙村
  1960.12.24生命的力量石工
  1960.12.29我国农业生产今年遭受特大天灾六亿人民满怀信心克服... 新华社  
  1960.12.30要闻快报


  仅仅这一长串的标题就够吓人了,但不是全部,笔者还删掉了一些。1961年也有十几篇文章说1960年台风的。疯狗wenjunq居然说没有报道“理应没有灾情”。
  据搜索,《人民日报》从1947年到1997年,51年里文章中有“台风”的共2828篇(包括政治台风等),其中1960年135篇,占6.14%,在1947到1959年13年里共622篇,平均每年47.85篇,1961到1997年37年里共2071篇,平均每年55.97篇。1960年分别是前者的282%,后者的241%。如扣除1956年,1947到1959年12年平均每年只有38.17篇,1960年是其354%。
  1956年是公认的台风严重年。《人民日报》有“台风”的文章共164篇,看来比1960年还多。但不能仅仅看文章总数,因为同一次台风可有多次报道。所以还得看有多少关于“台风警报”和“台风紧急警报”的文章。该年共有“台风警报”一次,“台风紧急警报”零次。还有7月31日、8月2日、8月3日、8月15日、9月5日、9月25日等警报式文章六篇,合计七篇。但是1960年共有“台风警报”十次,“台风紧急警报”九次。加上8月2日、8月8日等警报式文章,合计二十一次,是各年份中最最多的,为1956年的三倍。1961年共有“台风警报”二次,“台风紧急警报”零次。合计二次。
  从报道看,1956年的台风从7月31日开始算,到9月25日,时间跨度不到两个月,共57天。1961年从6月5日开始算,到10月18日,合计近四个半月,共143天。是1956年的二倍半。台风过后谈台风的文章一律没算。1960年的台风一直到1961年五月还在说。甚至有个关于婚礼的诗,也写了新婚夫妇和亲家在婚礼中途一起去战台风了。下面引用《闹房》中的几句:


    婆婆正要把话答,
    新郎背锄往里闯:
    “气象台刚才有报告,
    恐有台风过村庄,
    茶花队长有吩咐,
    突击队集合青龙岗!”
    一霎眼老少贺客都走散,
    只剩下两老亲家相对望,
    老丈母看见婆婆挑箩筐,
    笑着捋袖撩衣裳:
    “难道说我就少双手?
    走,老姐妹一起去相帮!”


  邓贼复辟后,1981年是哭诉台风和其他各种灾害最伤心的一年。这年《人民日报》有台风两字的文章共计65篇,比历年平均多不了多少。台风警报一篇也没有,警报式文章也没有。1986年也是邓贼哭诉台风和其他各种灾害最伤心的一年。这年《人民日报》有台风两字的文章共计75篇,比历年平均也多不了多少。台风警报也一篇都没有,警报式文章也没有。许多哭诉文章时过境迁,占了很大部分,不然是否比历年平均多还是个疑问。而且从内容可以看到,1960年大多是给大家鼓劲,强调人定胜天,而复辟以后的文章主要是时过境迁,农业减产后的哭诉。
  1960年是不是台风极严重的一年,大家作判断。奇怪的是复辟以后哭诉自然灾害那么伤心,台风警报却根本没有?难道是气象部门失职?没有警报?还是……?
  在上面一长串1960年的文章标题里,直接提到的省、市、自治区就有:广东、福建、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江西、吉林、辽宁和黑龙江。
  不知道反共疯狗wenjunq是眼瞎还是心黑,还是两者都是,居然这一些全都看不到。硬说1960年没有任何灾害和抗灾的文件。他不是翻了《人民日报》吗?
  下面我们来看部分文章内容。


    新华社(1960.06.11)

    台风警报

    据新华社9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9日中午十二时发布台风警报:南海(1960年一号)台风,已于8日午夜前后在珠江口附近登陆。受台风的影响,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南海西北部,广东中部沿海曾有九至十一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地区,曾出现了十二级大风,广东东部沿海、南海东北部曾有七至八级大风,广东东部和中部偏东地区曾出现暴雨。
    新华社10日讯今天上午十时,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台风警报说:南海台风今天上午二时中心位置在厦门西北方一百一十公里的地方,即北纬二十四点八度,东经一百一十七点一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十级。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台风中心向东北方向移动,速度加快。预计未来台风中心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中午前后,将在福建北部沿海出海。未来三十六小时内,福建沿海、东海南部的风力将加大到九至十一级;东海北部、黄海南部、浙江沿海、江苏南部沿海将有七至九级大风;江苏北部沿海将有六至八级大风,广东东部沿海、台湾海峡仍有七至九级大风。福建、浙江和江苏南部将有暴雨,广东东部仍有暴雨。台风暴雨猛袭。广东福建千万军民顽强抗风抗洪。


  这次台风牵涉到的有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
  wenjunq明明知道6月20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801期已经报导了广东大雨成灾,毛主席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可居然“据此”断定“理应没有灾情”。


    新华社(1960.07.01)

    台风警报

    新华社30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30日中午十二时发布台风警报:南海上的1960年第三号台风,今天早晨三点钟已经在广东的化州黄陂登陆,登陆地点附近估计有10—11级大风。……由于受台风影响,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南海西北部、北部湾北部和雷州半岛附近一带仍有7—9级的大风;广东西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北部有6—8级的大风。海南岛北部、广东中部西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将有大雨到暴雨。请各有关单位注意收听各当地气象台站的天气预报广播。


  台风不但影响到了广西,连内陆云南也因此有大暴雨。


    (1960.07.08)

    要闻快报

    上海郊区许多领导干部冒着烈日,深入田间畦头,领导群众大抓秋菜生产,保证8、9月份有充分的蔬菜供应市场。
    8、9月份天气酷热,台风暴雨集中,病虫害猖獗,过去每年到了这个时期,上海郊区蔬菜播种量就减少,产量不高,品种单调,形成市场供应淡季。今年为了改变这个情况,实现蔬菜全年均衡供应,上海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专门开会研究了大秋蔬菜的播种和田间管理问题。各县有关领导干部也深入生产第一线,踏踏实实地带领群众抢种。


  可以看到上海受到了酷热、台风和暴雨的影响,还有病虫害。
  不过笔者可没有意思说那年上海没有人祸。在《困难时期我国各地的农业和减产原因》里说过,由于钞票挂帅,胡萝卜“来钱多、富得快”,要“发挥优势”“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农村普遍种胡萝卜,不种其他蔬菜。以致于1960年尽管蔬菜在产量上“大丰收”,秋菜品种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单调。种胡萝卜也没有“富起来”,有的胡萝卜甚至不要钱也没人要。这钞票挂帅就是刘邓路线的人祸。这大概也是坚决反对钞票挂帅的柯老始料不及的。而且正因为这个人祸,又带来了另一个更严重的人祸,那就是以后大规模的弃农经商,土地荒芜。邓贼复辟自然极力回避这一人祸,绝口不谈。


    新华社(1960.07.28)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27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27日中午十二时发布台风紧急警报:
    1960年第五号台风,今天早晨二时中心位置在温州正东方三百公里左右的东海海面上,即北纬二十八度,东经一百二十四度附近,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十一—十二级,目前台风移速加快,每小时以八—十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台风中心将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一带登陆,以后将从苏北南部入海,向东北方向移去,预计从现在起到未来四十八小时内,浙江东北部、江苏东南部、东海北部、黄海南部将有九—十二级大风,并有暴雨,黄海中部将有七—九级大风;浙江和江苏其它地区以及安徽、山东南部沿海将有六—八级大风,并有大雨或暴雨。


  五号台风就在江苏和浙江登陆。上海自然在劫难逃。《人民日报》1960年8月20日本报讯《……松江……集中第一线劳力战胜台风适时完成双季稻抢收抢种任务》就报道了松江全县在台风暴雨大汛侵袭下,胜利完成了双季稻的抢收抢种。我们知道1960年上海丰收。这丰收来得确实不易。可同样的松江,第二年没有任何天灾,包产到户却带来了减产。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1960.07.29)

    新华社28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28日中午十二时发布台风紧急警报:
    1960年五号台风,今天上午八时中心位置在苏北以东一百公里左右的黄海海面上,即北纬三十三·四度,东经一百二十一·八度附近,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估计有十—十二级,未来台风中心将以每小时十三—十六海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将经过山东半岛、黄海北部进入东北区东南部。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山东半岛、黄海中部北部,渤海东部、辽东半岛将有八—十一级大风,渤海西部、河北平原、山东西部、辽宁内陆将有六—八级大风,河北、山东、辽宁将有暴雨。未来四十八小时内,东北平原将有六、七级大风,并有暴雨。


  五号台风北上,受灾的有江苏、山东、河北、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平原。北京和天津也应该在台风、暴雨的笼罩之下。
  就是在这个月的4日,毛主席不得不亲自出马,在河北省雨情报告上批示,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必须检查灾情,并且限期汇报、翘首“为盼”。可反共疯狗wenjunq明明知道光河北省就积水311万亩,倒房十万间,砸死41人,牲口91头,居然还说“仅仅是一个局部灾害”“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看不见上报更谈不上关注”这确实是个咄咄怪事。真不知道这些反共右派究竟是眼瞎还是心黑?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1960.08.01)

    新华社31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31日中午十二时发布台风紧急警报:
    太平洋上的1960年第七号台风,今天早晨二时中心位置在台湾的台东以东三百公里左右的洋面上,就是北纬二十二点九度,东经一百二十三点九度附近。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十二级。目前,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七—九海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台风中心将穿过台湾,于明天白天在福建沿海一带登陆。受台风影响,未来三十六小时内,东海南部、台湾海峡的风力将逐渐加强到九—十一级;福建沿海的风力将加强到八—十级,其中登陆地点附近将有十一—十二级大风;浙江和广东东部沿海的风力将加强到六—八级;福建内陆也将有五—七级的大风。台风登陆前后浙江南部、福建、江西东南部将有暴雨。


  七号台风又来了,受灾的有浙江、福建、广东、江西。


    第七号台风向福建北部沿海移动

    新华社(1960.08.02)

    新华社1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今天中午十二时发布台风警报:
    太平洋上的1960年第七号台风,今天早晨二时中心位置在台湾的台北附近,就是北纬二四·八度,东经一二一·二度附近。强度稍有减弱,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估计仍有十二级。目前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六——八海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台风即将在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未来二十四小时内,福建北部沿海、台湾海峡、东海南部海面有八——十级大风,其中台风登陆地点附近有十一——十二级大风。浙江沿海和福建南部沿海有六——八级大风。福建内陆有六、七级大风。福建、浙江、江西东部、安徽南部并有大雨到暴雨。预计台风登陆以后将深入内陆,并继续减弱。具体预报请注意收听各当地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广播。


  七号台风受灾范围又扩大到安徽。自然还有台湾。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1960.08.08)

    新华社7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7日下午六时发布台风紧急警报:
    太平洋上的1960年第八号台风,今天下午二时中心位置在日本的冲绳岛西南方一百五十公里左右的洋面上,就是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二十六点九度附近。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十二级以上。目前台风中心移速急剧加快,正以每小时十八至二十二海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台风中心将于明天早晨到上午在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二十四小时内,福建中部北部沿海、浙江沿海和江苏南部沿海风力将加大到七至十级,其中,台风登陆地点附近风力有十二级以上;福建中部北部和浙江、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并有暴雨。台风登陆以后将继续深入内陆,福建北部、浙江内陆将有六至九级的大风。


  七号才过八号又来了。受灾的有江苏、福建、浙江、安徽、江西。
  江苏以南通为例。1960年南通全年降水1722.5毫米,从7月7日起连降暴雨,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内河水位居高不下,农田大面积受淹;加上8月3日至8月5日受第七号台风倒槽影响,3日雨量达271.5毫米,最大一日雨量达157.6毫米,南通全面积水,农田受淹面积达5.2万亩;8月4日曾有24小时507mm的雨量。以前从无先例,以致到现在为止,还是台风暴雨最最严重的年份。


    新华社(1960.08.15)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14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14日上午八时发布台风紧急警报:1960年第十二号台风,今天早晨二时中心位置在台湾北部以东三百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就是北纬二十四·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五度附近,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八至九级,未来台风中心将以每小时十至十四海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明天白天将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一带沿海登陆。广东东部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将有六至八级大风,其中登陆地点附近风力可达八至十级。台风登陆后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14—16日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北部将连续有大雨到暴雨。


  十二号台风又来了。灾害所及广东、福建、浙江。


    新华社(1960.08.24)

    台风紧急警报

    新华社23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23日上午八时发布台风紧急警报:
    1960年十四号台风,昨天下午已进入黄海,今天早晨二时中心位置在山东半岛东南方三百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将以每小时十四—十七海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三十六小时内,黄海中部和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东半岛东南部、渤海海峡将有八—十一级大风;渤海西部、东北东南部将有六—八级大风;东北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
    另外,1960年十六号台风今天早晨二时中心位置在台湾的东海岸附近,未来将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三十六小时内,福建沿海将有六—九级大风,并有大雨到暴雨。台风紧急警报黑龙江、吉林东部将有大风、大雨。


  这是第十四号与第十六号台风同时夹攻。受灾地区为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


  新华社(1960.08.31)

  台风紧急警报黑龙江、吉林东部将有大风、大雨

    新华社30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30日早晨,发布台风紧急警报:
    1960年第十七号台风,今天早晨二时中心位置在日本海中部,即北纬三十九度,东经一百三十三点五度附近。未来台风中心将以每小时二十四到三十海里的速度向正北方向移动,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将经过苏联东海滨省南部向北擦过黑龙江省东部边缘,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将有六到八级大风,并有大雨到暴雨。


  紧接着第十七号台风肆虐东北吉林和黑龙江。


    新华社(1960.10.18)

    海南岛人民和台风进行顽强的斗争

    据新华社广州17日电广东省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南部受到台风侵袭地区的人民,正在为恢复生产进行顽强的斗争。
    这次台风中心于11日下午在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县附近登陆,掠过海南岛北部,于12日下午进入海南岛以西的北部湾海面。


  一直到十月份还有台风肆虐,尽管这次只影响到广东省。

  据《人民日报》本报讯1960年8月12日《准确掌握气象减少灾害损失各地气象部门紧密配合农业生产充分发挥尖兵作用》报道,由于灾害性天气出现频繁,旱、涝交错发生。为了战胜这些自然灾害,保证农作物正常的生长和发育,各地气象部门正积极主动地投入抗灾斗争,提出准确的气象预报。详细内容就不说了。其中提到湖南省也发生了一百毫米的降雨量——由此看来刘少奇1961年衣锦还乡,仅仅根据水塘里还有没有水来判断受灾是否严重是缺乏根据的。而河北和广西除了台风暴雨外,原本也受到干旱,甚至搞了人工降雨。不过对疯狗金辉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都“旱涝相抵”,“风调雨顺的三年”了。而复辟以来邓贼哭诉的台风在气象预报中却找不到任何根据。
  上面牵涉到的受台风破坏的省、市、自治区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湖南,一共十三省、三市、一个自治区。有资料说河南省也有部分地区受到了台风影响。总之该年下半年在五个月里半个中国泡在台风和暴雨里了。
  毛泽东时代的报纸确实是有灾不叫苦,不哭诉,强调人定胜天。即使如此,关于人民群众的抗灾救灾的奋斗和牺牲精神的报道以及牵涉到的灾情,还是堆积如山的,可是wenjunq之流的右视眼们历来具有严重的选择性,对这一大堆材料居然全视而不见,却反过来说根本就没有提到过灾情,也没有部署抗灾。这种欺骗居然在中国可以长期肆虐。喝彩叫好者从来就不愿意稍微化点精力去核实一下,翻一下旧报纸。
  反共右派们又说这段时期我们的周边地区和邻国没有受灾。
  ——又是毫无根据的瞎说。据英国新闻处6月10日发表的灾情初步统计数字,香港在这次风灾中,死亡30人,失踪34人;受伤76人,灾民18200人,沉毁船只150艘。另据香港报纸报道,在台风袭击期间,市面一片死寂,工厂停工,商店停市,学校停课,各种娱乐场所也停止营业,水陆交通全部瘫痪,不少房屋倒塌受淹。我们的邻国最最重要的就是朝鲜了。南朝鲜农业破坏和粮食缺乏已经好几年了,那倒不是天灾。朝鲜北方曾好意地提出要救济南方同胞。1960年台风和暴雨朝鲜当然波及。该年北方安居乐业而在南朝鲜仅釜山郊区和庆尚南道等地方因遭受水灾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就有四万多人。自从8月台风袭击以来,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据南朝鲜报纸报道,南朝鲜乡村中遭受水旱灾害的灾民秋收不久已达226.2万余人,绝大部分无衣无食,濒于死亡的边缘。如果按照反共右派的逻辑至少可以编出南朝鲜饿死几百万人、一千万人来。越南也受着台风和洪水灾害,《人民日报》1960年11月17日《女民兵奋勇救灾民》说的不是中国女民兵,而是越南三位女民兵在台风、洪水中救人。
  反共右派们又说那时没有抗灾救灾的报道。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他们选择的文件里也不是没有。但我们不得不再举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实在太多了,只能挂一漏万。关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的台风大概不用举了吧,河北的灾情wenjunq例举的文件里也已经看到了。我们重点说辽宁。
  为此不得不大段照录《人民日报》1960年8月8日《五号台风在辽宁登陆东部地区连降大暴雨辽宁人民英勇顽强抗洪抗灾》


    新华社沈阳7日电遭受特大洪水袭击的以抚顺、本溪、辽阳为中心的辽宁东部地区城乡人民,在中共辽宁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各地人民支援下,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抗洪抗灾斗争。辽宁省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都深入抗洪第一线,领导广大群众一边抗洪防汛,一边奋力恢复生产。
    这些地区这次发生的特大洪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于7月底太平洋第五号台风在辽东半岛登陆的影响,以抚顺、本溪、辽阳为中心的东部地区自8月1日起至5日连降大暴雨。抚顺市在1日下午的六、七小时内降雨量即达一百八十多毫米,2日、3日、4日又连降暴雨,成为抚顺地区几十年来所没有的一次暴雨袭击。暴雨中心由抚顺逐步南移到本溪、辽阳一带,暴雨强度也逐渐加大。由于暴雨既大又集中,辽河支流浑河、太子河等河流水位猛涨,相继出现洪峰。太子河辽阳站4日下午六时洪峰水位涨到二十七点九四米,超过保证水位三米多;
洪峰流量达一万七千秒立方米,超过了有水文纪录以来1935年一万零四百秒立方米的最大洪峰流量。浑河抚顺站4日上午九时洪峰水位达七十七点一一米,超过保证水位近一米,由于已修的水利工程发挥了拦蓄洪水的一定作用,洪峰流量从九千秒立方米左右削减到二千二百秒立方米左右。同时,安东地区也连降暴雨,瑗河水位也猛涨,大大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位。
    由于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浑河、太子河等河流沿河地区部分庄稼、村屯被淹,少数工矿企业也受到洪水侵袭,严重地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进行。暴雨区的铁路,部分路断,暂时停止通车。
    灾情发生后,中共辽宁省委于4日上午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抗洪救灾工作。……4、5、6三日,省里派出飞机向本溪、辽阳等受灾地区空投了大量食品和抗灾物资。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也到辽宁视察和协助指导防汛抗灾斗争,并且运来大批抢险物资,大大鼓舞了灾区群众战胜灾害的信心。
    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党政领导人,那里有险情,他们就到那里和群众并肩作战指挥防洪抗灾斗争。……在防洪抢险最前线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纷纷提出了“水涨一寸,堤筑一尺”的口号,赶筑堤防。各地驻军官兵,也开赴抗洪斗争最前线,同群众一起抢险救灾。
    ……沈阳市,为了防止浑河洪水的袭击,出动了十万抢险队伍,冒着风雨,顽强地奋战在浑河大坝上。从4日晚上到5日晚上的一昼夜间,他们把从马官桥到沈(阳)大(连)线路二十三公里长的浑河大坝加高一米。
    在抗洪斗争中各地发挥了高度共产主义风格。旅大市得知辽阳等地暴雨成灾后,立即组织了抢险队和医疗队,由负责干部率领分赴受灾区协助抢险;同时抽调三百只船和一些食品、物资运往灾区。锦州、营口两市支援辽阳、本溪两市的八十只船和一些防汛器材、食品等,也都陆续运达灾区。
    ……各级党委采取了一手抓防汛,一手抓生产的领导方法,从上到下分别成立防汛和生产两个指挥部,使防汛、生产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有些遭受洪水危害的工厂企业和农村,在制住洪水之后,积极组织恢复生产。


  前面已经说过,1985年辽河不过1700个流量,邓贼当局就哭天哭地了,农业严重减产;而1968年5000个流量也没有满出来还大丰收,因为辽宁省就是以干旱为主,雨水多一些是天公作美。可是1960年天公也太恶作剧了,仅仅太子河的流量就达17000个,是1985年的整整十倍。
  这就是对于辽宁受灾情况和人民英雄抗洪的描写。而台风灾害从六月就开始了。大家可以去看《人民日报》新华社文章1960年6月12日《台风暴雨猛袭广东福建千万军民顽强抗风抗洪》、1960年7月9日《狂风暴雨七昼夜记汕头专区各级干部在抗洪抢险斗争中的光荣事迹》、1960年6月18日《龙溪专区排除万难奋力抗洪减轻灾害中共龙溪地委号召全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实在举不胜举。这完全是一篇英雄的史诗。那个时代到处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到处可见到人定胜天的不屈不饶斗争精神。我们不指望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会去阅读,他们只有反共的需要,编造诸如“风调雨顺的三年”。
  不光台风和洪水,1960年的干旱也极严重,该年上半年严重的春旱,下半年在东部和南部台风和洪水的同时西部和北部却是严重的干旱。晋、冀、鲁、豫许多地方两百天未落透雨,甚至黄河干涸、水库露底。内蒙古、甘肃、陕西、四川等地也是严重地干旱。干旱最严重的地方十四个月未下透雨。有的同一个省内干旱和洪涝交加,如安徽省。江苏、湖北、湖南、广东、云南等南方地区也有旱灾。反正根据金辉的旱涝相抵,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这年的“旱涝总指数”为+11度,所以干旱比洪涝还厉害。除此以外还有寒潮、霜冻、阴雨、风雹和虫灾等等。对这一些就不准备详细列证据了,我也疲劳极了。只是由于反共疯狗们说那个时候没有关于抗灾的报道不得不举一个抗干旱的报道。《人民日报》1960年7月1日《同自然灾害斗争到底》说:


    一场抗拒自然灾害征服自然灾害的英勇的战斗,正在我国许多地区持续进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管旱魔气焰很高,在英雄的人民公社社员面前它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低头。去年旱了大半年,秋季还是好收成。接着又旱了半年,……。像这样严重的旱情,如果在解放前,就只能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在干旱的情况下,今年春播面积扩大了,夏播也在迅速进展,这是抗旱斗争的又一次大胜利。目前的严重任务是继续抗旱抢种,坚持抗旱保苗,半天也不松懈地斗争下去,……旱到什么时候,就抗到什么时候。同时,严密地注意其它自然灾害,不论是水涝是病虫,都不让它得逞。在广东、福建不久以前遭受台风洪水灾害的地区,干部群众朝气勃勃,信心百倍,下定决心“损失一分,夺回一分!损失一亩,扩种一亩!”“从早造失去的,从晚造拿回来!从水田失去的,从杂粮拿回来!”一切受到自然灾害威胁的地区的人们,都应当有这样的英雄气概。……
    近几年我国人民的大规模的抗灾斗争,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战略上必须藐视困难,战术上必须重视困难”的真理。只要勇敢斗争,就一定能找到征服困难的办法;只要找出办法,就能更有力地鼓起征服困难的勇气。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相结合,就能所向披靡,无往不利。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在斗争还没有展开的地方,困难似乎是那么多,地势不好啊,没有水源啊,缺少劳力啊,缺少机具啊,不一而足。群众一经发动,斗争一经展开,同样的困难,在人们面前却变得渺小了。越是旱得厉害的地方,越是自然条件不好的地方,人们同自然作斗争的干劲越大。去年夏季抗旱以来,河南省各地新修的各种水利工程可以扩大的灌溉面积相当于解放前的灌溉面积的好几倍;同时还改善了前几年兴修的大量的灌溉工程。许多人从来认为不会有水的地方,在抗旱斗争中把水找了出来。在大规模开发水源的斗争中,人们进一步掌握了各种不同地区地面水和地下水的运动规律。现有的地面水不够就挖山泉,没有山泉的地方就打井。小井不行打大井,浅井不行再深挖。甘肃陇东地区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黄土高原上,几个月里凿了十几万眼深井,有很多井是井井串连修成明渠暗道,组成巨大的地下河网。晋北地区最近抗旱期间完成了大量的高地灌溉工程,使灌溉面积扩大30%;并且创造了许多合理用水的方法,使大部分受旱的土地适时地种上了庄稼。在许多地方,为了引水浇地,人们在千尺厚的石山上凿成了隧洞,在几十丈高的山崖上架起了渡槽。石头是硬的,这是客观存在;世界上有比石头更硬的坚强的意志,这也是客观存在。“抗旱出科学”,一点也不错。科学从来是在人和自然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越是斗争激烈的时候,科学就发展得越快。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正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推进了科学。人民群众在抗旱斗争中的许多创举,不仅丰富了水利科学,还创造了许多抗旱栽种的方法、合理用水的方法和运用动力的方法。凡是在抗旱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的地方,既是干劲冲天,热气腾腾,又是苦干巧干,踏实细致。在这里,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大规模的抗旱斗争中,充分显示出来了人民公社的威力,特别是显示出来了代表着人民公社时代精神的大协作的威力。一处有难,八方支援。各个公社内部的各单位互相支持,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也患难相助。在广大群众中间,“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千百年来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办到了,一向认为是梦想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山西忻县在抗旱斗争中,八个公社大协作,挖了五条长达一百二十公里的大渠,把县境内的四条河水连在一起,使水的利用率由过去的40%提高到70%。河北涉县种了三十六万亩小麦,原有水利只能浇五万亩;在小麦枯黄急需浇水的时候,组织了全县范围的大协作,穿山越沟大修渠道,调动大批提水工具,把水引上二十多丈高的山坡,使二十三万亩受旱的小麦浇上了水,终于得到丰收。许多地区对地上水和地下水、有墒地区和无墒地区,进行了统一规划,千方百计把现有水源引向最需要水的地方,上下游、左右岸互助互让,多年来的争水纠纷一扫而光。许多工业部门不只以自己的产品支援抗旱,还抽调大批技术工人到抗旱的最前线去。不旱或旱情较轻的地区,也抽调许多人力物力支援旱情较重的地区。……
    在抗旱斗争中,还无例外地证明了:要最迅速最有力地打开抗旱的局面,取得斗争的胜利,领导干部必须到抗旱的最前线,到最困难的地方,抓最薄弱的环节。……
    现在,抗旱斗争已经进入更艰苦的阶段。一方面,由于
旱得太久,许多大河流量大减,许多小河已经断流,水库水塘蓄水量日渐减少,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另方面,越到后来,还没有完成抗旱抢种、抗旱保苗的任务的地方,大都是条件最困难的地方。必须发扬更坚强的斗志,准备迎接更大的困难,决心战胜更大的困难。在没有受旱的地方也不能麻痹,旱象一露头就要抗。久旱逢甘霖的地方同样不能疏忽,一场雨并不能解决大旱的问题,而且雨后还可能再旱。一定要把干旱这件坏事变成好事,千万不可让下雨这件好事变成坏事。在一切受旱的地区,领导方面要集中主要力量,领导抗旱斗争。在受到其他自然灾害的地方,也要用最大的力量投入抗灾斗争。无灾地区要一面防灾,一面尽力支援受灾地区。除了直接以人力物力支援之外,还要从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两个方面努力,力求弥补灾区的损失。六亿五千万人民是一个整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对自然灾害斗争到底,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金辉的眼里,这些地方的干旱就和广东、福建的台风洪水“旱涝相抵”,于是成了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三年。《人民日报》1960年7月5日的本报讯《福建、山西、江西扎扎实实抓紧争取全年丰收的关键季节集中领导力量集中主要劳力加强农业生产》也是福建台风和洪涝的时候,山西正受着严重的干旱。按金辉的逻辑,福建和山西也是“旱涝相抵”,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三年。而wenjunq是瞎子,他的选择性眼力根本就看不到。
  凡是当时亲身经历的人都不会说当时是什么狗屁的“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三年”。正因为如此,1962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到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马上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一直沿用到现在,而且中央不过把三年自然灾害做为困难的一个原因,而群众却发明创造出了一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甚至很少人留心到中央的正式提法是“困难时期”。
  疯狗金辉的解释是:


    “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我国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当然是历史的定论,不是后来捏造出来的,从当时一开始,就为广大群众所亲身体验。然后疯狗金辉把公认的事实说成是“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可以用他豆腐干那么大的一个表,一笔抹掉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罪名,只有接受他的捏造的人才是“思维正常的人”,谁如果和他稍有不同意见,谁就不是“思维正常的人”。可是当时六亿多的人民都有自己的头脑,并不是吃了谁的迷魂药。最最使得金辉、丁杼、wenjunq之流痛心疾首的就是当时的人民群众没有起来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但是人民群众就是不听他们的,现在他们企图通过制造谣言和谎言,就可以中伤一个伟大的时代,中伤社会主义制度,中伤人民的领袖毛主席,结果只能够适得其反。他们的造谣文章只能暴露了他们的卑劣面目,成为人民群众和他们算总账的铁证。
  不是没有人祸,也不是中国的人民群众俯首贴耳,在1966年中国就发生了人民革命的大风暴,推翻了刘邓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并且揭露了一切人祸,包括“五风”也包括“三自一包”下马风,正是这个阶级制造的。
  1960年我国的严重自然灾害是世界上公认的。蒙哥马利元帅还专门来看我们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幸灾乐祸。他们突然发现一个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在1960年灭亡,“中国经济崩溃论”疯狂起来了。原来他们从“风水学”里得到了启示。1960年是庚子年,是鼠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该是中国倒霉的时候了。该年春天的干旱,使得他们大大高兴了一阵,夏季的洪水和台风又使他们大大高兴了一阵。甚至有人说当时的天灾就是“天下无道”受到的“天谴”。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灭亡,倒是毛主席逝世后邓贼复辟才使他们的幻梦得逞于一时。在克服了刘邓路线的下马风和“三自一包”后,到1963年大跃进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伟大成就了。1965年大跃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们向亚非拉国家介绍了我国的经验,紧接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推动国民经济再一次大发展。在1977年我们终于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邓贼紧接着复辟。但现在的反共疯狗们,忽然又反过来说那时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以前他们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大肆反苏,贬低苏联对我们的支援,而现在对我们主要靠大跃进和文革带来的大发展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忽然又说成苏联支援的结果了。

  廿一章:复辟丧失抗灾能力,年年夸大自然灾害,天灾人祸超过百分之百

  复辟以来我们几乎年年听到邓贼哭诉几十年一遇、上百年一遇的大灾。八十年代初就到处哭诉,实际气候良好,真正天公作美,正是大包干和反对以粮为纲、乱砍双季稻、又一次地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等等,造成了粮食产量猛减,为了推卸罪责,于是哭天哭地。
  1985年辽河水灾就说是几十年一遇的,实际不过三年一遇,本来不该溢出来。辽宁省雨水稍多应该是天公作美减轻旱情,有利于农业。可水利失修、人为破坏、河道堵塞、堤坝损坏,使得水漫金山,终于形成了人祸造成的天灾。
  九十年代初的浙江水灾,也是水利长期失修的结果,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人警告了。
  今年(2008年)年初下了一点雪,邓贼当局大叫救命,雪灾雪灾的!还说是五十年不遇,但就是不公布历年下雪量,弄到后来不过三年一遇。原本应是瑞雪兆丰年,是他们把毛泽东时代的防雪措施和家底都破坏了,才造成了严重后果,所谓的雪灾完全是人祸造成的天灾。这还暴露了朱镕基吹嘘的“两年颗粒无收也有吃”完全是谎言。这种谎言只能骗骗最最无知的人和骗人也愿意受骗的人,违背了起码的常识,根本上不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讲台。人家会说:“既然你们中国有那么多的余粮,为什么要到世界上来抢购?”一月份下几天雪,断了交通,就连农村也频于断粮——原来我国不但官仓没了粮食,连农民的家里也没了粮食。也就是说,去年秋收的粮食吃不到一月份就完了。完全靠外运,已经到了六七十年代印度“从船到口”的地步,来一船吃完一船,来一车吃一车,交通一断,呜呼哀哉。农村三四月份断粮叫做青黄不接。一月份断粮,离秋收才几个月呢?还得等上四个月才能收夏粮。也就是说面临断粮的农村,秋收产量最多只能供当地人吃的一半。有人把这种严重情况归之于现在农民加入了市场,家中不存粮了,狗屁不通!真是如此,没农民的私人小粮库,也应该有国家或者商人的大粮库。但任何一种粮食储存都不存在,是整个地方没粮。只能等待运粮车从外面运来,车子如不来就整个地方全面断粮。
  这不过是人祸造成的天灾的几个例子。
  从上面表六里可以看到,据邓贼当局说,复辟以来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几乎年年都很大。1971年到1976年酝酿地震,所以旱灾面积大大增加而水灾面积大大减少。可是复辟以来无论水灾、旱灾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大大增加,这是无论如何没法解释的。这样长达二十多年的天气不正常记录,才是不正常的统计。本来复辟以来不是地震活动期,也没有其他特别情况,还有了大跃进和文革学大寨兴修的大量水利,按理成灾面积理应大大减小,受灾面积也应减小,结果不但没减小反而大大增加了。
  我们且和五十年代比一下,看看邓贼当局究竟造了多大的假。见表九。


  表九:复辟时期邓贼公布的受灾情况与解放初八年和文革学大寨的比较。单位:千公顷

  年份 受灾面积 成灾 成灾占 水灾 水灾成 成灾占 旱灾 旱灾成 成灾占 抗灾减 减灾系数
          面积 受灾% 面积 灾面积 受灾% 面积 灾面积 受灾% 灾面积  % 

  解放初八年抗灾减灾情况
  50~57 146960 71080 48.4 64770 42630 65.8 59850 19840 33.1  75880 51.6
  年平均18370  8885  48.4  8096  5329 65.8  7481  2480 33.1  9485 51.6

  文革后学大寨抗灾减灾成就
  70~76 234500 63760 27.2 34860 13650 39.2 166540 40700 24.4 170710 72.8 特高
  年平均 33500  9109 27.2  4980  1950 39.2 23791  5814 24.4  24387 72.8 特高

  1977  52020 15160 29.1  9100  4990 54.8 29850  7010 23.5  36860 71.9 还高
  1978  50790 21800 42.9  2850  920 32.3 40170 17970 44.7  28990 57.1 大幅下降
  1979  39370 15120 38.4  6760  2870 42.5 24650  9320 37.8  24250 60.6

  80~98 861034 428831 49.8 248372 137420 55.3 464576 220698 47.5 432203 50.2 极度夸张
  年平均45318 22570 49.8 13072  7233 55.3 24451 11616 47.5  22748 50.2 极度夸张


  可见邓贼一复辟,抗灾能力就大为减小,减灾成绩也大为减小。
  首先,1978和1979年有那么大的灾害吗?我国进入了地震沉寂期,唐山、四川、云南的地震都已经过去,为什么干旱比地震年还大得多?从安徽滁县地方志已经看到,他们对这二年的干旱严重地夸大其辞。这儿恐怕是对全国干旱的极大夸张。成灾率也从文革后学大寨的24.4%跃上了1978年的44.7%和1979年的37.8%,甚至比解放初八年还大。即使根据夸大的受灾面积,减灾系数也由72.8%大幅下降到1978年的57.18%和1979年的60.68%。
  1977年到1979年水灾年平均6237万亩倒还可以理解(有无夸大就不追究了),随着地震活动期过去,干旱应该过去,水灾自然要大些,但为什么受旱面积也增加了呢?
  至于1980年到1998年十九年的受灾情况,完全是一本极度夸张的烂帐,根本不堪相信。即使根据这样的数据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复辟以来抗灾减灾能力大为减小,成绩也大为减小。水灾成灾率居然达到55.3%,旱灾成灾率达到了47.5%,大大超过解放初八年,总成灾率达到了49.8%也超过了解放初八年。解放初基础极其薄弱,经过历年兴修水利大为提高,一旦复辟竟然连刚解放都不如了。
  不能说那十九年老天特别苛待邓贼,无论如何不该比五十年代大。
  在这十九年里水灾大为增加,越到后来越大,五十年代只有两年超过1000万公顷,1960年到1966年也只有两年。合计十七年占四年。而复辟十九年中竟然占了13年,尤其1988到1998十一年里,除了1992年全都超过1000万公顷,1992年也有942万公顷。1991年和1998年竟然还超过了2000万公顷。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为的灾害?
  毛主席修建的大量水利不是没起作用,也不是完全被破坏了。原因只能两个。一是:邓贼复辟把农业搞糟了,粮食生产搞坏了,造成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严重农业危机,为了推卸责任,替自己粉饰,掩盖复辟资本主义搞大包干的严重恶果和罪行,瞎编出来的,或故意夸大灾情。二是:或者确实发生了灾害,原本不应该成灾,人为的破坏使得不该成灾的成灾了。辽河水灾和今年雪灾就完全是人祸造成的天灾。复辟大包干一家一户没有抗灾能力,也使得成灾面积大大增加。年平均竟达2257万亩是文革学大寨910.9万亩的2.48倍。旱灾成灾面积达到1161.6万亩,是文革学大寨581.4万亩的2倍,后者还处于地震和地震酝酿时期。正像有人挖苦的那样,是不是现在也在酝酿地震?我们只好提心吊胆地等着。
  由于大大夸大了灾情,把没有受灾的面积作为抗灾救灾面积了,所以这十九年里的抗灾救灾面积全是水分,完全不能相信。即使如此减灾系数还只有50.2%,不但大大小于文革学大寨时期的72.8%,甚至还不如解放初的51.6%。
  绝对不能够想象自然界会有那么大的变化,除了人为天灾和夸大其词没有别的理由可以开脱。所以根据这些数据是完全没法判断实际天灾情况以及有多少人造天灾的。一半是人为天灾,一半是邓贼当局会叫苦。
  如果这十九年中实际灾情(不包括人为天灾)和五十年代(包括大灾的1958年和1959年)一样,那么这十九年,平均每年夸大灾害2306.3万公顷,超过了所谓的抗灾减灾面积2274.8万亩。就是说,这十九年在抗灾救灾上几乎没做什么,人为的天灾倒抵消了抗灾救灾的成绩还大为有余。
  经过1958年到1961年四年大灾后,到1962年灾情就大为缓和,1964年到1966年就比较正常了,和解放初八年没多大区别。可是这十九年里为什么从来没有天灾缓和期,反而越来越大呢?(见表九)
  为了估算邓贼复辟当局夸大灾情和人祸造成的天灾,我们假设1980年到1998年我国实际年平均受灾面积和五十年代是一样的。以此扣除邓贼统计中的水份和判断出人为天灾。——按理五十年代我国的基础差得多,和五十年代相比,大大地便宜了邓贼当局。
  见下表十,为了防止文字发生排列不整齐,还作了一张图画:


img: http://wengewang.org/attachment/Day_090112/38_1438_7132671f537fdde.jpg
  

  表十:用五十年代和复辟年代比较来估算复辟时期受灾情况:(单位:千公顷)

  年份  受灾面积 成灾 成灾占 水灾 水灾成 成灾占 旱灾 旱灾成 成灾占 抗灾减 减灾系数
           面积 受灾% 面积 灾面积 受灾% 面积 灾面积 受灾% 灾面积  %
  五十年代受灾情况:
  50~59  222550 92630 41.6 73860 45890 62.1 116020 36040 31.1 129920 41.6
  年平均  22255  9263 41.6  7386  4589 62.1  11602  3604 31.1  12992 41.6

  复辟以后邓贼哭诉受灾情况:
  80~98  861034 428831 49.8 248372 137420 55.3 464576 220698 47.5 432203 50.2
  年平均  45318 22570 49.8 13072  7233 55.3 24451 11616 47.5  22748 50.2

  依50年代算80~98年平均受灾面积应该为:
  80~98  422845       140334       220438
  年平均  22255        7386        11602
  夸大灾情438189       108038       244138  ←夸大一倍以上
  平均夸大 23063        5686        12849  ←夸大一倍以上
  夸大率% 103.6        77.0        110.7  ←夸大一倍以上
  允许成灾    175997应41.6     87191应62.1     68476应31.1 246848 应41.6
   年平均     9263应41.6     4589应62.1     3604应31.1  12992 应41.6
  实际成灾率%     101.4        97.9        101.1        
  减灾系数%                                竟为-1.4

  如按照70~76年来要求(按理抗灾能力还应该越来越强)80~98年:
  允许成灾    115014 27.2     55011 39.2     53787 24.4 (19年总计)
   年平均     6053 27.2     2895 39.2     2831 24.4
  哭诉成灾 45318 22570 49.8 13072  7233 55.3 24451 11616 47.5 年平均
  减灾不力     3210        1694         773    年平均
  人造天灾    13307        2644        8012    年平均

    注:邓贼哭诉的成灾面积减去按照五十年代算得的允许成灾面积,为人祸造成的天灾,就是说即使在五十年代也不该成灾的成灾了。按照五十年代计算允许的成灾面积,减去文革后学大寨允许的成灾面积,为减灾不力。就是说这些在五十年代因抗灾能力差会成灾的,到了文革后学大寨抗灾能力大大加强,原本不该再受灾的,可是在复辟时期仍然成灾了。
  这儿的允许成灾面积中,旱灾加上水灾与受灾总面积略有差异,原因是学大寨时由于老天酝酿大地震主要是旱灾,水灾较少。而对旱灾的抗灾减灾能力较大。成灾率仅为24.4%,而抗水灾能力相对较低,成灾率39.2%。五十年代不存在地震问题,水灾所占比例比七十年代大。但虽有这些差异仍足以说明问题。


  可以见到,即使按照五十年代的低水平计算,邓贼哭诉的1980到1998年19年里受灾面积86103.4万公顷中,最多只应该有42284.5万公顷,夸大了43818.9万公顷,夸大103.6%,一倍以上。其中哭诉的水灾面积24837.2万公顷,只应该有14033.4万公顷,夸大77%,10803.8万公顷。旱灾面积46457.6万公顷,只应该有22043.8万公顷,夸大24413.8万公顷,夸大110.7%。一般来说水灾不大容易夸大,所以夸大率也比较低。年平均受灾面积的夸大,自然和十九年总和一样。
  这些夸大并不等于都没有受灾,比如辽河和浙江,水毕竟满出来了,不能说没有水灾,但是全是水利失修造成,本不应该有的,是人祸造成的天灾。
  在邓贼当局诉说的年平均成灾面积2257万公顷里,有一半以上1330.7万公顷是人祸造成的天灾,另有七分之一以上321万公顷是减灾不力造成的。其中旱灾年平均成灾1161.6万公顷里,有801.2万公顷,即三分之二以上是人祸造成的天灾,还有不到十分之一,77.3万公顷是抗灾不力造成的。水灾年平均成灾723.3万公顷里,有264.4万公顷是人祸造成的天灾,还有169.4万公顷是抗灾不力造成的。
  算总账,邓贼哭诉的19年里总共受灾8.61034亿公顷里,约有4.38亿公顷是夸大其辞的,或者是人祸造成的天灾。邓贼哭诉的4.28831亿公顷的成灾面积中,有约2.53亿公顷是人祸造成的,6000多万公顷是减灾不力。其中水灾成灾面积1.3742亿公顷中,有5000多万公顷是人祸造成的,3200多万公顷是减灾不力;旱灾成灾面积2.20698亿公顷中,有约1.5亿多万公顷是人祸造成的,1400多万公顷是减灾不力。
  ——这还不要求邓贼在水利上做出成就,能够用好管好现有的水利设施就可以了。
  这儿一点没有冤枉邓贼当局。这是和五十年代比,可能的受灾面积以及同样抗灾能力下的允许成灾面积。按理有了文革及学大寨留下的水利底子比五十年代抗灾能力强得多,许多五十年代会受灾的土地不该受灾了。抗灾不力当是大大缩小的,在五十年代我们抗灾是很得力的,尤其大跃进的1958年和1959年。这一比较实际是认为复辟以来具有和五十年代一样的抗灾减灾努力,这是大大地不符合事实的。但是相应地,人祸造成的天灾没有那么高。有一部分抗灾不力、或没有抗灾而成灾的被算作人为天灾了。但两者之和造成的成灾面积,应该和实际情况差不离。
  尽管实际情况不会完全相同,又有这些缺点,但已足以估计出一个大致情况了。
  实际成灾率,超过了按五十年代计算应该有的灾情,总成灾面积达到101.4%,水灾为97.9%,旱灾为101.1%。抗灾减灾系数竟为-1.4%。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五十年代没有人祸造成的天灾,而复辟以后存在大量人祸造成的天灾。因此实际受灾情况比我们按五十年代算得当然要大。相应地,成灾面积也就不会超过了100%,而抗灾减灾系数也决不会是负数。这个人为的天灾究竟有多大没法估算。如果可以去掉邓贼当局哭诉的受灾面积中的水分,那么所得到的实际受灾面积,减去按照五十年代受灾情况计算的受灾面积,就是人为天灾。
  ——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抗灾救灾的成果,毛泽东时代修了那么多的水利虽然受到了很大破坏,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但被人祸造成的天灾减小了。农民也不是完全没有抗灾,靠一家一户抗灾的成果小得多。所以实际减灾面积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以上可以看到,人祸,或者说人造的天灾要重得多。许许多多风调雨顺的地方发生了灾害。不该干的地方由于水利破坏干了,不该洪涝的地方由于水利破坏造成了洪涝。——这还是根据五十年代我国水利和土壤情况推算的,这种算法无论如何不会冤枉邓贼当局,而是很宽厚了。五十年代刚从解放以前走过来,历史上从来靠天吃饭,仅有一些水利也长期失修,刚解放还不能根本上改变。五十年代我国做的事还是不少的,最最主要就是农业集体化以后,尤其大跃进时期。自然与1970年到1976年还是根本不能比。邓修复辟有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学大寨的水利底子,可是到了他们手里竟然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邓贼复辟以来尤其大包干以来把我国的农业推到了严重的危机境地,尽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雄厚家底,农业增长速度竟然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说了,国际上也早已引起了注意。可是邓贼当局一方面还是吹嘘大包干政策好造成了丰收、大丰收、特大丰收,另一方面严重的危机也使他们不得不低调地承认我国农业面临着严重的“三农危机”。八〇年以来从来就没有什么丰收、大丰收、特大丰收,相反毛主席留下的大量粮食储存被邓贼挥霍一空,为此邓贼只好一次次哭诉农业遇到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严重灾害。几乎年年哭诉,几十年不遇也就成了年年特大灾害了。老天爷难道真的特别亏待邓贼复辟吗?
  以上这些,虽然是根据邓贼提供的数据算出来的,但和我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大致一样。
  某些邓贼当局的小走卒说:“现在气候变了,全球变热。所以灾害多了。”真是如此吗?
  首先所谓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本来就是冒冒失失,瞎子摸象的结论。七十年代中期,正是西方的“学者”说小冰期到了,八十年代气温将降低,将是一个缺粮的年代。”受到我国科技杂志驳斥。邓贼复辟,杂志封了,罪名“极左”、“不讲科学”、“四人帮”。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却都来说地球越来越热。世界粮食产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产,粮价低迷。我国倒确实增长极其缓慢,还出现了好几次大倒退、大徘徊,进入了缺粮年代,靠毛主席留下的库存和大量进口填补,直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邓贼之流攻击七十年代科技杂志“极左”、“不讲科学”、“四人帮”,也没见他们出来做半点自我批评,更不会给这些科技杂志推倒强加的罪名。相反他们也大谈“地球越来越热”了。
  地球本是一个极复杂的动态平衡体系,无论说小冰期到了还是说温室效应,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有极大的片面性,无非是瞎子摸象,各执一端。根据吕·查得理定律,任何破坏动态平衡的因素都有一个反因素来抵消它的影响。地球来说更应该如此,有一些想也想得到的。如,地球气温上升必然海洋蒸发量加大,云量就增多,反射太阳量也加大,从而使得大地和大海的温度下降。又如:气温增加使得冰川退缩,下雪量也增加,这又使冰川增加。对地球,作为极其复杂的系统我们的知识还非常不够,仅仅看到一个因素就乱下结论实在太冒失了。不是说温室效应、冰期等因素不应该考虑,或可以忽视,这是应该认真研究的,但决不应该冒冒失失下结论。
  其次:地球气候真的变热了吗?如果真的变热了,那么应该是全球性的大灾害,其他国家和地方为什么未见特殊的灾害而农业增产。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1980年以来全球旱涝都像邓小平哭诉的那样增加了一倍多。
  第三:如果真的地球越来越热,那么随着雨量大大增加,洪涝增加而干旱理应该大大减轻,或至于消失。七十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的“学者”说八十年代天气变冷,结论是一个缺粮的年代,反过来地球转暖理应大大有利于农业,将是农业大增产的年代,结果却是二十八年的连续农业大危机。在邓贼当局公布的数据中,干旱不但没有减轻或消失,反而比洪涝增加得更快。1980到1998十九年,洪涝面积比五十年代“增加”77.0%,干旱面积却增加110.7%,这无论如何不是“全球变热”所能自圆其说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说话从来就不要任何根据,都是按需要临时编造,他们的话从来不能当真。
  最最荒唐的是现在西方又有人在说,气候又进入了什么“冷位相时期”,世界又要进入缺粮时期了。
  一般来说,毛泽东时代修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道疏通,堤坝牢固,不应该有很大的洪涝面积,和五十年代比只应该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如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国洪涝面积大大减小,固然有地震活动期气候趋干的因素,也有兴修水利、河道疏通的因素。
  所以邓贼小走卒的这一论调完全不能成立。
  水利失修、河道堵塞使得本应该顺顺当当地流走的河水漫出来了,就是二十年来人见人惯的。本来打了机井有水可浇。可是机井破坏,或者大包干后各家各户争抢水,没权没势的土地浇不上造成了干旱,也是普遍现象。现在又快十年了还是如此。水库淤塞报废以及成了病库、险库比比皆是。反共小丑丁杼就为我们提供了证据。
  如果在二十年中有某几年发生大灾是可以理解的。但邓贼的哭诉不是如此。二十年里几乎年年几十年、上百年的天灾那绝对是推诿复辟的罪责了。老天爷不会特别酷待邓贼复辟当局。
  结论只能是:

◆复辟以来才是天公特别作美的三十年◆
◆大包干复辟地主经济才是严重的人祸◆
◆邓贼当局才是推诿严重人祸于天灾◆


  不幸的是,只要不结束这个反动的复辟时期,中国人民就将永远无法摆脱邓贼复辟当局所谓的严重天灾。复辟时期维持到什么时候,中国人民受到的人祸就将维持到什么时候。要挽救中国人民,只有结束这个复辟王朝。


2008年5月3日到12月26日
曹为平跨千纪恶魔
修改于200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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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 跨千纪恶魔
顶端 Posted: 2008-12-28 01:04 | [楼 主]
井冈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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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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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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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字太长。我决定简称为:《丰碑镇疯狗》
  
  
  

 
 
曹为平 跨千纪恶魔
顶端 Posted: 2008-12-28 21:48 | 2 楼
caowe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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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曹為平同志35年之前的杰作《私有観念、階級与私有制的興亡》一書能早日与讀者見面。我過去曽在一位朋友手中看到過,可謂終身受益。該書非但完成了馬克思尚未完成的関于階級的起源問題,而且解決了私有観念這一至今无人敢于問津的歴史大難題。這不但為文化大革命,而且為共産主義運動提供了科学的理論依据。
《私有観念、階級与私有制的興亡》全文: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9146&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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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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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文章原来的名字很好,如果作者觉得太长了,是否可以改为《大跃进的丰碑和金辉丁抒之流捏造的风调雨顺的三年》。
  
  
  

 
 
顶端 Posted: 2008-12-28 22:41 | 4 楼
曹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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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的铁路

河南南阳山区考古惊现秦始皇的铁路

曹为平

2007年4月1日


  近来在河南南阳的山区里惊奇地发现有古代的“铁路”。经碳14测定,系2200多年前的秦朝遗留。原理和现代铁路无异,还是复线,只是不是用蒸汽机车牵引,而是用马力拉动。专家们都惊叹我国古代2200年以前竟然已经有如此先进的交通设施。这将是比兵马俑更惊人的大发现。

  现在铁路不是铁铸造的,而是轧制的钢轨。秦始皇的“铁路”当然也不是铁铸造的,而用木材铺设。作轨道的木材质地坚硬,经过防腐处理,至今尚完好。不过枕木已经腐朽不堪,显然没有经过防腐处理,材质也不如轨道坚硬,但还可以看出其大致模样来。

  路基夯筑得非常结实,枕木就铺设在路基上。专家认为枕木的材质比较软,不仅是为了减少工程量,也不仅仅为了广泛地开辟木材来源,而是有意识地选择的。比较软的枕木可以和夯筑得非常坚硬的路基密切结合,从而使轨道平稳,车子在上面可以快速平稳地行驶。

  现在凡是在铁路的枕木上走过的人都明白:两根枕木距离和人们的步子很不合适。一次跨一根显得步子太小,跨两根又太大,在枕木上走路既慢又很不习惯。但是经过测量却惊奇地发现,秦始皇的“铁路”,枕木之间的距离竟然正好和马的步子合拍。马匹一旦拉车到了轨道上,就不由自主地发生“自激振荡”,不能不飞快奔跑,几乎无法停留下来。那么最后又是怎么停下来的呢?专家们的意见是:一定还有专门的车站,在车站枕木之间有木材填充平整。马在这儿喂得饱饱的,休息得好好的。一旦需要,套上车就能飞驰,马不停蹄。到了下一车站,由于枕木之间已经填充平整,因此马儿就可以逐渐减慢速度并停下来。换上另一匹吃饱休息好的马,继续飞驰前进。这样就可以达到很快的速度。由于使用轨道,摩擦力大大减小,所以马也可以一次拉很多货物。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最最节省地使用马力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方法。公认的速度至少应该一天一夜六百公里,有的人认为七百公里。这是比八百里加急还高一倍多的速度。无怪乎秦始皇可以不用分封就有效地管理庞大的帝国。并且经常动辄几十万人的大规模行动。

  有不少专家认为,该“铁路”是秦始皇灭楚国时修建的,目的是进行后勤补给。秦灭楚国,动用了六十万军队,后勤补给需求量一定很大,于是修建了这条铁路。

  但是也有不少专家认为,说秦始皇灭楚国时使用过这条铁路固然不难想象,但这决不是个别的工程。不然的话“秦国”的驰道就不可理解,而且从技术上来看也已经非常成熟,不是临时需要才想出来的。

  以前一般认为秦始皇修建的驰道是“公路”,现在看来应该是“铁路”,由于马匹在上面飞驰,故称之为“驰道”。历史记载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建设驰道,依此看,他竟然在2200年以前就已经在全国修建了一个“铁路网”。

  对于秦始皇的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人们都很可以理解,但是对于车同轨却各说不一。郭沫若认为是统一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显然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另一些人解释为车轮子的距离必须相同,这虽然符合字义,却也难以解释。现代的公路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汽车轮子间距各不相同,也未见有什么不妥。为什么秦朝的“公路”上必须使用相同的车轮间距呢?而且秦始皇自己的车子用六匹马来拉,这和普通的一匹或两匹马拉的车子车轮间距显然不会相同。现在发现秦始皇的“铁路”,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但是按照这种说法,修建“铁路”的当不仅仅是秦始皇了。即使其他六国并不是个个都修了“铁路”的,那至少修“铁路”的还应该有一个或一些国家。就好像现在各国的铁路轨道间距未必一样。那个时代各国的“铁路”,轨道间距也不可能一样。这也是国防上的需要。

  就是我国在解放前,云南省和山西省修建的铁路轨距还不一样呢!各路军阀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下铁路的宽度,使得其他地方的火车没法开到自己的地盘上来。解放后,国家高度统一,这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也就随之消灭了。全国统一使用国际上通用的标准铁路轨距,1435mm。

  那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车同轨也就是统一“铁路”轨道之间的距离了。而且战国时期其他国家修建的规模都比较小,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在全国大规模地修建起来了,以致成了一个茂密的“铁路网”。

  当时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植被茂密,到处都是森林,也有良好的木材,这就为修建“铁路”提供了物质条件。如有损坏,随时随地可以取得木材修复,这是秦朝“铁路”网的物质条件。

  秦朝时的车子,其轮子非常奇特,以前一直没有理会也没有想到这中间会有什么奥秘。现在对照秦朝的“铁路”,一切都明白了,原来车轮的这种特性,使得它既可以在普通的公路上跑,也可以随时进入“铁路”飞驰。这是现在的铁路也没有的特点。我们不能使得汽车上铁路线,也不能使得火车从铁轨上下来到公路上去行驶。

  据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於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在古代一般来说道路没有必要这样宽,因此有人猜测该是公路和复线“铁路”并列而行。车子如有需要,可以随时上铁路,也可以随时由铁路上公路。在南阳山区发现的“铁路”,是单独复线,没有公路相伴。

  在秦朝,我国的工业已经非常发达而且科学,实现了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秦国的工匠,每年制造1600万个一模一样的箭头。制造的弩,原理和现代的步枪完全相同,甚至零件的模样也和步枪完全相像。而且其生产同样是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的。拿起任何一个零部件就可以安装。这在现代一般认为是福特汽车公司发明的,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可是在秦朝早就已经实现了大批量的标准化生产。七十年代,西方曾有人指责我国盗窃他们的专利,而实际上也是秦朝留下的文物。

  可是当时还没有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都是后来发明的。虽然已经开始炼铸铁也能够炼钢了,但青铜武器却还是占据统治地位。煤炭的使用也是到了东汉以后才推广起来。不然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如果当时就有将在中国造成什么呢?也许历史就是要求中国化两千年的功夫为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创造出所需的物质基础来,而自己却大大地落后了。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后来者居上吧!

  问题是秦国的铁路网在中国后来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呢?

  专家们认为,秦朝末年的连年战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汉朝皇帝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御车配备颜色相同的马,许多将相只能坐牛车。由于严重缺少马匹,铁路被废弛了。而没有车子在上面跑的铁路,反而阻碍了交通,所以秦始皇的“铁路”,有的在战争中被毁,其余的绝大部分也在战后被拆,成了普通的公路。汉朝的经济到了很久以后才复苏,又长期实行无为而治,所以也一直没有劳师动众重修“铁路”。加上秦朝的驰道也太宽了,因此在后来经济复苏中,许多道路被开垦为耕地,变窄了,甚至完全不复存在了。还有,秦朝的“铁路”显然是用于长途运输的,而汉朝长期分封诸侯,各地群众也没有长途运输的必要,运输线变短,也因此失去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原来人烟稀少的长途运输必经地,也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大概只有这些地方才能够得以免除被人为拆除和开垦并遗留下来。但也正因为人烟稀少而不受人们注意。秦始皇的“铁路”也就这样逐渐失传了,以至于人们再也不记得曾经会有如此的辉煌。

  不过话也说回来,到目前为止除了南阳山区以外,在别的地方还没有找到秦朝“铁路”的遗迹,说秦朝有过非常发达的“铁路网”也就只能是个推测,尽管是个非常符合逻辑的推测。一般来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已经不大可能还有秦朝“铁路”的遗存了。但愿在人烟稀少的长途交通必经处,还能够找到遗迹。只要再找到一个“铁路”遗迹,并且发现那儿的轨道间距和枕木间距和南阳的相同,那么秦朝修建过“铁路”网就应该成为定论了。如果秦朝的“铁路”网被证实,那么这是比长城还要伟大的工程,这是人们的共识。
  
  
  

 
 
曹为平 跨千纪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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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的铁路是我的歌德巴赫猜想

秦始皇的铁路是我的歌德巴赫猜想

曹为平

2008年4月1日


  去年的今天,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河南南阳山区考古惊现秦始皇的铁路》,这篇文章是我写的,也不仅仅是一篇愚人节的玩笑文章,实际上是我的歌德巴赫猜想,在特殊的时间里以特殊方式发表的一篇历史学论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读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时,对秦始皇“车同轨”的解释就很不满意,觉得很牵强附会。看了其他人的解释也很怀疑,如果一般的马车或牛车,为什么一定要车同轨呢?现在公路上跑着各种大小的车子不是很好吗?而且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作的各种统一措施中,车同轨居然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之上,位居第一,说明其重要性。在那时我已经怀疑很可能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轨道车了。在西方用木头做轨道的车子也早在铁路发明以前就已经有了,只是没有成网。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在历史上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我认为战国时期我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大致上相当于几百年以前快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欧洲,区别是欧洲已经有了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发明。而我国的战国和秦朝还没有。

  这四大发明都是中国创造的,西方国家白白地得到,而且在成吉思汗以前除了造纸已经通过阿拉伯人传到了西方以外,其余还没有得到。我认为是随着成吉思汗的征服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后传过去的。至少火药肯定是随着大炮传过去的。成吉思汗打通了道路后又有了马可·波罗和其他欧洲人东来。没有四大发明就没有西方的资本主义。四大发明大大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发展,这是培根的结论。指南针是航海所必需的,航海除了指南针以外也还需要一定发展程度的造船业。这培根没有明确说到。

  但四大发明还不是最伟大的发明,是创造资本主义文明的必要条件,还不是足够条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工业革命为高潮,工业革命还需要三个发明,炼铸铁、炼钢以及用煤。马克思提到过。这些也是中国发明的,至少我们可以从马可·波罗的书中清楚看到在此以前西方国家还根本不知道有一种黑色的石头可以作燃料。至于铸铁,据说西方四百多年前才使用,炼钢技术据说才二百多年历史。我倒怀疑这个说法,我怀疑铸铁是成吉思汗随着大炮带到西方的。总之西方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更伟大发明也是中国创造的。炼铸铁、炼钢以及用煤是比四大发明更伟大的发明,没有这三者就没有机器的普及,可是培根没有看到,因为他那个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发生。因此即使已经有了这些更伟大的发明,却不可能为人们意识到其重要性。这是两个层次的伟大发明,中国另外还有更伟大的发明据第一层次下面讲。

  在春秋末期中国已经有干将莫邪之剑,应该是钢剑。那个时候吴国的炼钢术世界第一,在中国吴刀是最快的刀,甚至带有了神话色彩。连大禹的父亲鲧居然也说成被吴刀剖了腹。当然这不真实,大禹时我国不但没有钢,青铜刀也不大可能有。但这说明至少战国时候,吴国的钢刀已经成了最锋利的刀的代名词。战国时青铜的兵器还占据统治地位,到了汉朝青铜兵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完全代之以铁兵器,而所谓铁兵器其实就是钢兵器。那时已经有“百炼成钢”的说法,已经出土三十六炼大刀。后来炼铁和炼钢的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到最后甚至出现了蒸汽机的反面使用——风箱(外国的风箱长期是皮老虎)。我国什么时候开始用煤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汉末魏初已经大量地使用煤了,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国的钢铁兵器质量有所下降,含硫量增高。但也正说明了钢铁使用量大大提高,不然并不是不可以继续用木炭来炼钢的。欧洲国家虽然早就从西亚传去了炼铁术,使得他们在二千多年前几乎一夜之间暴发起来,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了比较纯正的奴隶社会,不像埃及和亚洲需要一个很长时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里直接脱胎出来的带有大量原始社会遗迹的奴隶社会。在中国经过夏商和西周的奴隶社会,到春秋铁器开始盛行,质量还比较差。从管仲的话中可以知道,铁器还只能制造农具等,兵器还得依靠青铜。但是我国的铁器虽然比西亚发明晚,发展却很快,这和中国的青铜技术好早就很成熟有关,说明我国的冶金炉和鼓风技术好早就远超出西亚了。所以铁器一发明,很快就炼出铸铁,紧接着就炼出了钢。而欧洲虽然二千多年前就达到了比较纯正的奴隶社会,科学技术上却还长期比较落后。谁不知道长剑比短剑好,斯巴达克只能用短剑,那是他们在冶炼技术上过不了关,而秦始皇的剑已经长达一米多,以至于荆轲吃他时还一下子拔不出来。中国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统一趋势,统一已经不可避免的了。而欧洲却从来就没有统一过。可以这样说,在成吉思汗以前欧洲的社会发展远远在中国之下,除了有纸,都比中国的战国落后。纸也是中国发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条件。而我国虽然在战国时期社会已经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却没有具备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发明创造,社会不得不在封建时代继续发展,以待出现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发明创造。

  也正如此,秦始皇统一以后,我们中国出现了大约两百多年一次的循环,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和次数之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不少人把这作为中国落后的根据,完全颠倒了。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方高级得多,西方长期以来停留于农奴制。而秦始皇的时候,农民都已经自由了,相当于或超出了欧洲废除农奴制以后。如果不是成吉思汗打通了东西方的道路,从而灿烂的经过二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创造的中国文明没能传到欧洲的话,欧洲一样要经过一定的时期出现一个秦始皇,统一欧洲,要经过封建的农奴制变革,再经过二千年的时间和一次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逐渐地发展出先进的和中国差不多的文明来,发明造纸、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发明炼铸铁、炼钢和用煤。

  中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绝不仅仅是无谓的社会循环,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反映。中国封建时代的生产关系很复杂,一直在变革之中,汉代的封建主和农民的关系和秦代的就不一样,唐周的和隋朝的也不一样,每一次变革都是一次进步。比如唐周时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就比隋朝和隋朝以前的生产关系先进。雍正皇帝的摊丁入田比以前那一次都先进。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是隋炀帝提出的,但他不能实现,直到隋末农民起义推倒了隋朝,才由唐高祖最先实现起来。李世民的反动政变停止了均田制的推广,租庸调法名存实亡,社会僵死。唐高宗推倒了长孙无忌集团才重新得到了大发展,又经过为民伸冤的告状运动而建立的大周朝才普遍推广。摊丁入田就是海瑞的一条鞭法,明朝不能实现,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大起义推倒了明朝后,又经过一段时间雍正皇帝才有条件把它实行起来了。

  但是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农业劳动者的变化,各个发展阶段,为什么会有这些发展阶段以及他们的必然性,有意识的研究现在几乎还没有开始。这个问题必须好好研究解决。研究出中国社会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推动作用。

  正是这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才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封建时代的文明包括上面说的两个层次的发明。中国为此花了两千年,经过成吉思汗传到西方后,西欧几乎不花一点代价就得到了,使得他们第二次在一夜之间暴发了起来。

  完全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发明创造,没有成吉思汗打通东西方交通,不把中国的先进文明传到西方,就不会有西方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他们的工业革命,今天西方国家仍将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甚至中世纪还不会结束。

  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创造了三个层次的伟大发明,没有中国的发明就不会有西方的资本主义。至少等他们自己发明出来在时间上要再过两千年,而且使得他们将像如下面说到的中国那样遇到困境中。

  这三个层次的发明是:第三层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第二层炼铸铁、炼钢、用煤。这两个已经展现了它们的伟大作用,另一个更伟大的、第一层次的发明现在人们还看不出来,我却在七十年代就作出了结论。这个发明就是中国式的精耕细作、开垦西方不能耕作的边际土地、有机肥的使用、水利设施和绣花式的农业。中国的这个成就也是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才达到的,当然也得到了近代人和现在人的进一步发展。早在战国的李悝就有尽地力之教。汉朝进一步发展。秦朝以后我国两千多年并没有白过,不是无谓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受中国文化极大影响的国家,如日本的农业也具有这一特点,而且日本比较早地和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结合了,比如用化肥、农药。

  中国近现代对于这一农业技术的发展和普遍广泛使用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雍正皇帝,没有摊丁入田就没有中国大量边际土地的开垦、进一步的精耕细作和人口的翻两番。中国人口达到四亿一度被艾奇逊等人作为解释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以及掩盖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罪行的“理论根据”,还作为对新创立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诅咒。

  对于中国式的农业许多自以为是的“大学者”都说颠倒了。他们说,是中国人口的膨胀把人逼到边际土地上去的,也逼得中国不能不精耕细作。实际正好相反,正是中国有先进的农业才使得中国能够用较少的土地养活大量的人口。没有先进的农业,即使有了大量人口也只有饿死的分,根本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正是先进的中国农业才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使得中国具有很高的人口密度(不包括西部荒凉地区)。二百年前西方的农业还极粗糙,按照我们中国农民的看法那不是农业,而是瞎胡混。西方国家在农业上不是没有发明创造,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伟大的。使用化肥、农药、农业机械、遗传学和优良品种的培育等等就是他们的发明。我国古代也有良种培育,规模小得多也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

  对于中国式的农业作出伟大功绩的另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中国精耕细作的绣花式农业、对边际土地的开垦、对土地的改良、水利设施的兴建在毛泽东时代都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把中国式的农业和西方的先进农业相结合。相比之下日本就远远不如毛泽东时代了。毛主席临走时留下了大批的水利设施,十四个特大型化肥厂,其中十三个从西方各国引进,一个由上海自己研制——我国能够自己设计制造世界上最最先进的化肥厂了,还有一大批自行设计制造的大中型化肥厂和2400多个小型化肥厂。大批的农药厂、农业机械厂,那时我国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农业机械化的大门了。另外还有大批的农业科技成就,光优良品种就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果仅仅指庄稼,那么优良品种占世界的一半,绝不仅仅是大名鼎鼎的杂交水稻和鲁棉一号。杂交水稻也离不开毛泽东时代,如果没人把袁隆平调去专门搞杂交水稻并且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进行了领导组织的话,袁隆平就得老死在教室的讲台上,解放前也许还不一定能够上讲台,他的杂交水稻只能成为一个伟大而又光辉的幻想。这一幻想也不是袁隆平提出的,国外早就有人提出并且搞过,国内也早就有人在搞了,只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年组织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和科技人员才得以成为现实。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没有化肥,光优良品种也不能增产。毛泽东时代还使得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且有了相当雄厚的科学技术和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正是毛泽东主席使得中国能够在七十年代以世界上22%的人口,7 %的耕地,实现八亿人口有吃有穿,并为世界所公认。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来也承认这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成就,也就是说,承认了艾奇逊的“理论”和诅咒破了产。

  我在七十年代末期说过:“雍正皇帝不但对中国的历史有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世界历史也有巨大的贡献,这一点现在人们看不出来,将来不能不承认。”自然毛主席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就更大了。中西合璧的先进农业总有一天将为世界所承认,并且在整个世界所推广。尽管人们需要计划生育,但如果认为人口只有永远停留在现有水平上,或竟至于现在这个基本上空落落的世界已经发生了人口爆炸,那等于说人类的历史本来就不应该发展,应该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或者应该倒退,更或者人类根本就不应该产生。世界人口总是要增长的,到那时中西合璧的农业就成为必要了。何况西方国家的先进农业也有缺点,要消耗大量的化学能源,化学能源不会维持很长久的。中国的发明创造当然远不止这些,在宋朝已经有了纸币,造船业已经大大发展,有了轮船,能够造五千吨的大船。这些都远远超过了哥伦布时的西方。

  可以看到战国时期中国除了没有后来传到西方去的发明创造外,和三百年前的西方国家比已经毫不逊色了。如果我们那时有这些发明,在秦始皇时代开始我国就已经可以逐步进入资本主义了。也正是这个原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中国社会早熟论”。说早熟是不妥的,中国是正常发展,我们只能说西方国家在成吉思汗以前远落在我们的后面,不能说中国是什么早熟。倒是西欧国家由于没化什么代价就得到了中国的发明创造,才是大大地加快了发展的步伐,才是早熟,终于后来者居上。

  七十年代初期我遇到一些大学生哀叹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上太长了,好像这就是中国的耻辱。我告诉他们,不是中国的封建社会长了,而是西方的封建社会短了,引发了他们的一阵耻笑。我只能感到他们的无知而又狂妄。他们的意思是,说中国长了和说西方短了是一个意思,没有什么区别。这正说明他们不懂得这两者的区别。世界上长短有正常的有不正常的,西方国家就不是正常的,他们靠我们才得以缩短发展历程。比如一个中等身材的人高一米七,我们可以说毛主席长得高,不能说一米七是矮子,说毛主席是高个子和说一米七是矮个子能一样吗?谁说一样只能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中等身材。同样我们可以说邓小平矮了,不能说一米七高了。谁如说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那只能说明他极其无知,连一米七是正常身材,邓小平才不正常也不懂。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方长并不是什么耻辱,这是正常的发展历程,就是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我们创造出了灿烂的封建文明,为资本主义打下了发明创造的基础。

  既然如此,那么如果发现秦始皇的时代,我国有一些西方国家近几百年才有的发明创造那就不奇怪了。生产上的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这是事实么!七十年代我国考古发现寒光闪闪,锋利如新经过铬化处理的青铜兵器也是事实么!而同样技术西方二十世纪有了现代化学才发明出来。我提到秦朝时候的弩在原理甚至外形上都和现代的步枪相同,有人认为是对电视新闻的调侃,有人认为是受其启发。我不能不声明,不能说完全没有受2007年的电视影响,但我确实好早就看过一本关于我国古代兵器的书,并说过:“这和现在的步枪简直一样么”。西方国家的铁路也是从木制的轨道车发展过来的,开始也是马拉的。后来采用蒸汽机车,才用铸铁铸造铁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的铁路还是用的铸造铁轨,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才发明了转炉炼钢,后来才改用铸造钢轨,再后来是轧制钢轨。那么为什么许多方面比三百年前的欧洲还先进的秦始皇时代就不可能搞出马拉轨道车呢?所以说我猜测秦始皇的驰道是“铁路”加公路网(也许有的地方仅仅是“铁路”或仅仅是公路)就可以理解了,对于秦朝的驰道为什么要那么宽也解释了。虽然没有考古根据,作为我的哥德巴赫猜想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了。对于车同轨,人们从来就没有解释清楚过,曾经有过的解释都不通。

  在以前我没有发表的机会,但这个观点三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心里,而且我总觉得应该把它发表出来。自从节衣缩食买了电脑后我就想把它发表出来。但觉得如果写一篇论文不但没有多少好写,也不大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去年三月初,我又想到了这个问题,突然想到四月一日是愚人节,反正那一天哄死了人也不偿命,就决定制造一个轰动效应的愚人节新闻,同时把我的观点发表出去。就这样,我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原以为文章很快就可以写成,可是事实上这个月我几乎把其他的工作都停了专门写这篇文章,几乎天天都要补充和修改,直到三月底终于到了自己非常满意的地步,并于四月一日凌晨发表了出来。而且果然引起了轰动效应,大概很少有愚人节新闻比我的《秦始皇的铁路》那样吸引了人们,许多人明明注意到是四月一日发表出来的也相信了,而且还到处转贴。也许没有一个愚人节的新闻能够维持那么长的时间,本来我准备经过一个月就出来说明真相,谁知道这个新闻到处传播越来越广,相信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也不急着出来说明真相了。我亲眼看到转贴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两万多页,直到现在还有五六千页,快一年了还有人在转贴。另一方面我的电脑出了毛病,后来忙于修理和购买新电脑,把这件事也就淡忘了。再后来我又干起其他事来了。但是快一年了,我总不能使它永远被人们当作真相或者当作愚人节新闻,所以现在就不能不出来说明真相了。论文我不必写了,我的意思大致已经表达清楚了。其中大多数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能够得到如此广泛和长时期的传播正说明了这个观点的生命力。真作假时假亦真,也许最能使人们相信的谎言包含的真理最多。希望认为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有相当根据的朋友能够顶一下。

  还好,网上没有人骂我,有人看破后评介为:“这是某历史爱好者献给今年愚人节的礼物,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有人信以为真……”不过,今天也是四月一日,也是愚人节,那么会不会本文也是愚人节的新闻呢?大家去猜测吧!不要又上当哦!2007-04-02 17:32:07 我在网上说的:“我以人格担保,十几天前已经看到过这篇文章。”这句话完全是事实。作为作者确实在十几天以前,看到过自己写的已经基本成型的文章。

  有些事情不能不出来澄清:

  第一:“两根枕木距离和人们的步子很不合适。一次跨一根显得步子太小,跨两根又太大,在枕木上走路既慢又很不习惯。但是经过测量却惊奇地发现,秦始皇的‘铁路’,枕木之间的距离竟然正好和马的步子合拍。马匹一旦拉车到了轨道上,就不由自主地发生‘自激振荡’,不能不飞快奔跑,几乎无法停留下来。”

  ——说几乎无法停下来,过分了,但是如果枕木突出在地面上,确实需要和马步合拍,不然马没法奔跑,效率也就不会高了。不然的话,必须把枕木中间填平。

  第二:“秦朝时的车子,其轮子非常奇特,以前一直没有理会也没有想到这中间会有什么奥秘。现在对照秦朝的‘铁路’,一切都明白了,原来车轮的这种特性,使得它既可以在普通的公路上跑,也可以随时进入‘铁路’飞驰。”

  ——这是我瞎编出来的,是为了加强戏剧性,也是故意留下破绽。我没见过西安的铜车马,就是秦始皇时代真的修建了“铁路”也未必既在“铁路”上跑,又在“公路”上跑。不过作为一个科学幻想家,我倒确实设想过一种既能在公路上跑,又能在铁轨上跑的汽车或装甲战车。有机会我也想看看西安的铜车马,也许就是一般的轮子,没有什么“奇特”。我本来想会有人出来说:“西安的铜车马轮子并不能上铁路”不料竟然没有人出来说。

  第三:碳14测定自然更不可能了。

  不过:

  “木材质地坚硬,经过防腐处理,至今尚完好。”——这在中国古代确有事实。

  “原理和现代铁路无异,还是复线”,这不是事实也不是毫无根据。在古籍中好几次提到了双车道。

  《史记·苏秦列传第九》有:


    “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後。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後也。是故恫疑虚猲,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

  《史记·淮阴侯列传列传第九》说:


    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餽粮,士有饥色,樵苏後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後。原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後,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於戏下。


  有人解释道,车不得方轨,是指不得两车并行。《汉书》里也有“方轨”这一词。依此看来,这在那时是一个专用名词,指双车道。


  “速度至少应该一天一夜六百公里,有的人认为七百公里。这是比八百里加急还高一倍多的速度。”


  ——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人跑步一个小时可以达到十公里,当然不能持久。马的速度是人的三倍,应该在一个小时内达到三十公里。照此如果每过一站换一次马二十四小时就是720公里了,考虑到换马需要时间,就定为一天一夜六百公里,多则可以达到七百公里。

  “路基夯筑得非常结实”现在留下的秦直道就是这样,两千年来不长草。

  至于问为什么要说在河南的南阳山区发现的,那是因为秦灭楚国是最大规模的战争,最最需要后勤保障,开始只发兵二十万行不通,后来发兵六十万才灭了楚国。南阳是必须经过的,既然在南阳“发现”,自然应该在山区,而且没有“公路”相伴,不然二千年来早就破坏了或者被发现了。有的网友说:“河南人最会吹牛”,那是误解了,得为河南人说句公道话。我姓曹,最早祖先出于山东,所以是山东人,后来我们的老祖宗大英雄曹操家在安徽,我们从安徽迁到浙江宁波,所以我既是安徽人、又是宁波人。我父亲1934年逃壮丁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就业、落户、安家并生下了我,所以我又是上海人。现在我在四川南充,所以又是四川南充人。所以我无论如何不是河南人,不是河南人爱吹牛。不过1970年毕业时工宣队将我分配在许昌,我们老祖宗的首都里。后来有人希望离家近一点,要和我调换,尽管他有意把四川大大地吹嘘了一通,我却明白南充是个小城市,天府之国是成都平原不包括南充,还不通铁路,说嘉陵江通船也是骗我的,无论如何不如许昌通铁路好。如果南充真的那么好为什么还要和我换呢?但是我的思想就有那么好,现在还是那么好,人家要换我就换了。所以我差一点就成为河南人,但是终究没有成为河南人,终究不是河南人爱吹牛。我在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也得到了不少资料,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以搜索我的名字“曹为平”。需要资料也可以来信。
Email:CaoWeiping469@yahoo.com.cn

  其它问题大概不必说了吧!尽管是个哥德巴赫猜想,但是我倒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证实。如据《史记·河渠书第七》说,大禹“行沙以轨”,倒可以看到所说的“轨”应该是“铁路”。在沙漠里为了防止陷下去,只有铺轨道才行。——我们可以承认大禹时还不至于铺“铁路”,但至少应该有了铺“铁路”的思想,才可能转到大禹身上,就好像有了钢制的吴刀后,才能说鲧是被“剖之以吴刀”。

  可能人们会问,既然我国在战国和秦始皇时已经和几百年前的欧洲差不多了,就是缺乏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发明创造,那么为什么在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创造具备后,为什么在宋代发明纸币和轮船后,我国还不能够进入资本主义?大小洋奴们会说,这正证明了外国的月亮比我们的圆。

  ——后来者居上是常见现象不必惊奇。中国虽然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进入资本主义所必须的发明创造,但从某种角度说,我们也背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创造发明需要代价。换一个角度说这也不算代价,而是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创造发明朝着另一方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第一层次的发明越来越先进,人口也随着绣花式农业的发展和边际土地的开垦而发展起来了。

  欧洲的面积和我国差不多大,自然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不是说我国的地形和气候不好,但和欧洲比确实远远不如他们。我们有西藏、青海的高寒地,新疆的沙漠,蒙古的大戈壁,甘肃等地的干旱区。我国以山地和丘陵地为主,平原很少。而欧洲气候温暖潮湿,平原一望无际。没有沙漠、没有高寒区,山地和丘陵地也很少。他们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如果用我国的方式来耕种,鸦片战争时他们至少应该养活十几亿人口了。

  发展工商业有个极重要的先决条件——农业必须能够供养足够的从事工商业的人口,或者说农业必须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就无所谓发展工商业,也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然而绣花式的农业和边际土地的开垦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农业却有着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使得我国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从事工商业。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农业技术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丘陵地、山地、半干旱地、贫瘠土地、盐碱地,这些西方国家不能耕种的边际土地得到了开发,同样的耕地亩产量高得多,从而农业产量逐渐增加,可以供养的人口以及劳动力也相应地增长,但是精耕细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开垦边际土地同样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新增加的劳动力都被农业消耗了,产量提高后增加的可供养人口成长后不得不继续从事农业生产,那儿还有足够的劳动力去经营工商业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先进的农业技术能够在低劣的条件下生产,反过来也说明平均每个劳动力拥有的生产资源很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必然是低下的。所以尽管中国的农业很先进,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长期不能作根本性的提高。这是一个循环。人平耕地面积越来越小,可垦土地越来越难垦,再进一步发展农业提高产量需要进一步地精耕细作,进一步开垦更难开垦的土地。从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劳动力都被农业本身的发展吃掉了。

  不能把这一循环说成是恶性循环,它迫使我国把生产力的发展限于越来越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在农业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确实严重地阻止了我国工业化,阻止了我国走向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

  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时我国的劳动力一年可以生产三千斤粮食,这只足以供应五口之家和缴纳租税,没有多少剩余可以去养活从事工商业的人。那时我国人口总数二千万。到宋朝我国的农业技术大大发展了,人口也达到了七八千万,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各方面发明创造已经具备,但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仍是三千斤。到明代农业技术又进一步发展,人口达到一亿,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还是三千斤。在清朝雍正新政后,边际土地大规模地开发起来,最后终于造成了人口翻两番,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未见提高。清朝后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和屡次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中国日益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经济日益颓废凋敝,终于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下降到了解放前夕的不到一千斤。大多数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应该指出,在正常情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这是正常情况。不是我们中国的特例,我们不过在农业生产的深度上走在其他封建国家的前面。倒是西方国家才是特例。

  除此以外发展资本主义又必须向外扩张,掠夺殖民地,中国相当长的时期里也没有条件去开拓海外殖民地。

  中国确实存在过有大量余粮的日子。不过往往是战争造成人口大幅度下降后,当经济恢复和作新的发展时期才有这种现象,时间极短。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国家粮库堆积着大量粮食(据说可以吃五十年,当指可供国家开销五十年,不是供全国人民)。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隋朝农业技术比汉朝高,南方也比汉朝发达。第二:吃饭的人口不如汉朝。据统计隋朝只有四千多万,而汉朝最多六千万。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长期的南北对持和战乱,在人口损失后没有足够的时间恢复,这造成每个劳动力拥有比较多的资源,从而可以生产出远超过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所需的粮食。隋末大乱,人口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损失,唐高祖统一中国,加上从高丽回来的人口,只剩下二百万户,估计户平四人,全国只剩下八百万人。丁壮死于疆场,女弱填于沟壑,不少人逃到突厥去了,全国人口只有隋朝全盛时期的六分之一。许多地方十不剩一。只有四川和萧铣的湖南省人口不但没有下降还有所增长。由于突厥解体回到中原一百二十八万,加上唐高祖的武德后期,因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的推行,农民得到了足够的土地,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出现生育高潮,这两者都延伸到贞观初。据贞观十三年统计,人口恢复到1200多万,300 余万户。原来一片破败农业凋零的河南省,户数不到隋朝全盛的七分之一不可能很快恢复,但由于武德后期的恢复有了大量的余粮。贞观初期关内连年大饥荒,河南省却可以接纳关中来的饥民,甚至一家河南农民可以养活一家从关中来的饥民。

  由于李世民的暴政和严重破坏,贞观中后期人口增长缓慢。尤其贞观后期穷兵黩武大兴土木损失惨重,连隋末丧乱中人口还有增长的四川也一片破败,人口大量减少,许多地方一百年后都没有恢复。中原也到处是逃避苛政的难民。总的来说贞观末和贞观十三年比人口不会有什么增加,政府掌握的户数还可能严重减少。

  唐高宗罢辽东之役,停止李世民的大兴土木,户口迅速增加。永徽二年进户十五万,这是极大的增长。总户数为三百八十万。原因判断有二。一是贞观末年老百姓大批逃亡得到了安置,而这一安置应该是从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死后即开始的,到永徽元年在一年半里已经安置了很大一批,所以可以想见国家控制的户口数在这一年半里增加更多。第二,在武德后期延伸到贞观初期的生育高峰期中出生的男女已经成人,开始结婚独立成户(由于才结婚的男女需要时间生儿育女,在一个时期里这将使得户均人数减少)。不过永徽期间由于长孙党的篡权和专政,人民生活还是非常痛苦的,尤以永徽四年为甚。从贞观末期开始算起至少连续七年灾荒。永徽五年长孙党开始走下坡路并终至覆灭,当年农业就丰收。一般来说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虽然也有唐高宗后期的饥荒和与吐蕃的战争,尤其高丽战争又起,人民也曾有困苦的时候,但总的来说社会生产发展很快。唐高宗天皇大帝和天后一起亲自到关东进行大开发,关东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南方的发展更快,由于他们两人半个多世纪的经营,江南东道县数猛增了一倍,人口增加更快,有的地方达到了十一倍。大周朝结束时留下了六百一十五万户,每户人数增加到约六口。但即使如此,迅速增加的人口还远远赶不上农业的增长,于是二度家家有几年余粮,在国家的仓库里粮食堆积如山。甚至有一年(万岁通天元年,公元 696年)令“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这是自古以来从来未有的盛事,当今天下最富裕的国家也没有哪个可以做到。那个时候如无战争,正常情况下一个农民耕种土地可得一百石粮食,全家吃二十七八石,除去交税和必要的出售后,还可以留下五十几石余粮。可以供全家吃两年。原因正是人口远低于汉朝全盛,开垦的土地和耕作技术却比汉朝高得多,于是遇到好的政策和土地制度有了大量的余粮。

  在那个时候,从粮食来看,我国确实存在着足以养活大量工商业者,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我国几乎和资本主义擦肩而过。但是第一:这与长期严重的战乱后人口尚未恢复有关,总的来说人口的恢复总比新增长人口快,因此时间不会很长。到李隆基时人口加上逃户在内恢复到汉朝的六千多万,但土地兼并和生产力的破坏又开始了。那个时期的工商业也确实比较发达,但主要是生产奢侈品。第二: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四大发明还不成熟。第三:造船工业比以前大大发展了,航海却仍然非常危险的。“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李世民末期是如此,唐高宗打高丽还是遇到过船只颠覆损耗粮食的。第四: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对外扩张,建立殖民地这一条件也没成熟。火药、指南针和造船的作用其实就是对外侵略和征服用的。可是隋唐发动了六次高丽战争,前五次完全失败,隋朝因此亡国,李世民把国家搞得一片破败,唐高宗虽然经过自己经营,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丽内乱,终于灭了高丽和百济,国家元气仍然大伤,新罗乘机取而代之。唐高宗毫无办法,最后不得不从高丽退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是交通和航海问题,连高丽都打不下,那儿还谈得上海外殖民呢?到李隆基后期,人口恢复到汉朝全盛了,每二百年一次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崩溃的周期又开始了,由此发生了安史之乱,更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了。

  而西方国家却不一样了。他们有着辽阔的平原和温暖湿润的气候,可是在千纪初才养活了3500万人。这和我国战国时的黄河流域比,条件好的多,但是农业显然远远不如我国二百多年前。正是因为他们的农业技术远远低于我们,所以才只能养活这么一点人。十四世纪,欧洲全盛时候有七千多万人,后来因大瘟疫下降到五千多万。按照七千多万算,他们对土地的利用充其量也不过我国战国时期甚至更少。我国虽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战国时候南方基本上还没有开垦,东北、云贵更不用说,至于西藏、新疆和青海等几乎不能算数。我们实际开垦的土地比他们少得多,最多只有几分之一,平原更少,却已经养活了2000万人口。因此那个时候欧洲农业的发展程度还在我国战国时期以下。等到度过了瘟疫期人口恢复,就可以看到欧洲和战国时代比,农业技术或者还低一些,但是在这个瘟疫期,虽然不能指望作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作,但对劳动力需求不多,甚至还可以大大节省的工作,如四大发明和炼铁、炼钢、用煤等已经普及了,这方面已经和我们完全平等了,人口的增长却长期没有跟上农业的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一个劳动力拥有比我们丰富得多的资源,所以即使农业技术远低于我国,劳动生产率却可以大大超出我国,于是社会不需要很多的农民种地。即农民可以生产出远远超出自己和自己家庭需要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养活从事其他事业的人员。

  四百年前,英国的耕作极其粗放,两匹马在前面拉犁,由两个人牵马,一人在后面扶犁,土翻起来后,用一个大木锤把土敲碎就算耕地,也不施肥。但因为人平土地多,所以一个农民平均一年可以生产一万一千斤粮食,比我们中国长期以来的一般情况多得多。在中世纪时欧洲的农业也有那么高的劳动生产率吗?

  农民可以提供的大量余粮,除了供养地主、贵族、封建国家和军队等以外,还可以供养大量的人去航海、去征服、去掠夺、去开拓殖民地,四大发明和造船技术已经可以为这一切服务。也可以发展工业,经营商业,到后来就发生了工业革命。炼铸铁、炼钢、用煤,为制造机器和进行机器生产提供了条件。就这样后来者居上了。相应发展起来的殖民地也使得人均土地不至减少。南北战争时美国有人提出给每个黑人分40英亩土地,欧洲来的人可以分到160英亩,我国的大地主也很少有这么多的土地。这也是一个循环,和中国的正好相反。

  而我国还停留在每个劳动力一般三千斤粮食的水平上,没有能力发展资本主义。农业技术还是在提高,人口也还是在增长。尤其雍正新政后短短的时间内翻了两番。以至于看来西方在发展工业,我国却在发展人口。但这决不是无谓的浪费时间,我们先进的绣花式农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是在为世界历史作贡献。这种贡献一时看不出来。一是西方人平土地多,不需要我们那种消耗大量劳力的精耕细作,二是西方研究出了他们特色的先进农业,用化肥、用农药、农业机械、遗传科学等等。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觉得我们的方式是应该学习的,中国式的农业在经过毛泽东主席中西合璧后总有一天将征服世界。

  中国由于那个循环使得自己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使得自己处于极大的困难之中,资本主义的方式在中国无法走通。好像中国只能长期处于:农业技术越发展,产量增加了,养活的人口也增加了,进一步精耕细作开垦难开垦土地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农业技术发展增长的农产品和相应新增的人口就越要投入到农业中去,每个劳动力得到的劳动资源就越少,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不能提高。越是精耕细作,越是开发难开垦土地,需要投入的劳动力就越多,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资源就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不易提高。好像永远难以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去从事工商业。何况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后已经瓜分了整个世界,中国更没有条件对外扩张了。相反资本主义,接着是帝国主义国家还用大炮和航空母舰前来打破中国的大门,即使中国打破了入侵也难免被封锁。

  中国这块土地由于一度走在别人的前面,结果是:有过原始社会,有过亚细亚式的奴隶社会,有过灿烂的封建时代文明,当殖民地、半殖民地倒还可以,就是不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没有成吉思汗,或者更恰切地说如果欧亚大陆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障碍,中国的文明长期没法传到欧洲,那么欧洲固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中国也绝不会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明朝我们的航海业已经非常发达,下过西洋,如果不是欧洲发展成资本主义东来,我们完全可能首先到达并且开发美洲和澳洲,大量的中国人“自弃皇化”移民到了宽广的大陆,中国式的农业使得他们很快地发达起来,并且有了大量的余粮,于是能够养活大量从事航海、征服、掠夺、进一步开拓殖民地以及发展工业,经营商业的人口,那些地方才会发展起资本主义,并且发生工业革命。也许这些中国移民建立的国家不但会去侵略欧洲,把它们变成殖民地,而且反过来又侵略自己的母国。

  虽然创造了高度的文明,有了大量的为资本主义打下基础的发明创造,中国的封建社会却已经太特化了,使得资本主义根本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起来。

  这样中国要工业化就必然找到西方国家未曾采用过的方法。在人口上也出现一个西方国家未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觉得人平土地少了,从而似乎人口太多了。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实现了工业化,毛泽东时代打下了工业的基础。毛泽东主席不愧为二十世纪最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找到了一个方法使得我们走了一条任何国家从未走过的道路,解决了西方国家从未遇到过的循环和困难。在他离开时留下了一个世界第六工业大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尽可能减少吃闲饭的人,让不劳动的人都去劳动,把吸血鬼、寄生虫统统打掉。这才是开始,决不仅仅如此。

  就说到这儿吧!没法再说下去了,不然没完没了了。只在最后指出一点,既然中国工业化需要从农业解放尽可能多的劳动力,那么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是绝对必要的也是迫切的。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是机械化,既然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农业占用了太多的劳动力,那么也可以说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毛主席抓住那一点没有错,破坏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才是犯罪。只要我国能够实现农业机械化,我国就能够打破那个循环,进入另一个循环,使得我国的工业化突飞猛进。毛泽东主席故去时我国沿海许多地方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现在这些地方的工业已经非常庞大。如果能够在全国都实行机械化,那我们的国家现在就到处都像沿海那样了,或许沿海比现实发生的还要发达得多。应该指出,现在我国还进入了另一个循环,这是真正的恶性循环,农业的发展受到轻视,三农危机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青壮年劳动力都离开了土地,我国的土地并不多,却越来越被侵占,新的土地开发却没有进行,长期以来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这个世界上谁也养不活中国,而且我们也不能把吃饭权掌控在别人手里。等到大饥荒的惩罚才使我们警觉起来,那么代价就沉重了。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像美国那样只用百分之二的劳动力去从事农业,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美国的资本主义就像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样,创造了最高度的文明,却太特化了,总有一天要走向反面的。

埋葬帝国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曹为平 跨千纪恶魔
  
  
  

 
 
曹为平 跨千纪恶魔
顶端 Posted: 2008-12-29 12:54 | 6 楼
weiho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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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涅磐评:

金辉之流的逻辑是这样的

那篇垃圾文最早是在国内杂志《方法》杂志上发表的,所谓“风调雨顺”是指:甲地三年大旱,乙地三年大涝,二者旱涝值平均值趋于不涝不旱,是为风调雨顺。
  
  
  

 
 
顶端 Posted: 2008-12-29 13:37 | 7 楼
wenge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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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8-12-30 14:31 | 8 楼
曹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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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 跨千纪恶魔
顶端 Posted: 2009-01-12 22:15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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