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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作家艾尔索普的访华观感[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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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索普总结中国之行

  
  出版说明
  
  美国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长期以来,以写反共文章闻名。在他的笔下,中国总是被描绘成一个好战的、扩张主义的形象;中国社会则被描绘成既没有进展也没有前途的。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中至十二月中,艾尔索普申请到中国的签证,并获批准。在中国旅行期间,他发出不少短文,由美国二百五十家报纸登载。回美后,他又在《纽约时报》杂志发麦了两篇总结性的长文。第一篇发麦于三月十一日,原题目是:《干还是不干——离开中国后的一些一想法》,着重分析中苏冲突的可能性。第二篇发麦于五月十八日,原题目是:《自己干——离开中国后的一些想法》,全面概述对中国工农业、社会面貌等进展的印象。现在,我们把这两篇长文译载在这里。

  
苏联会突袭中国吗?
  
干还是不干——离开中国后的一些想法

  
  前往中国的动机
  
  目前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看法显然完全排除了苏联对中国施行预防性的核攻击的可能;另一方面,同等明显的是,周恩来和其它中国领袖深信苏联采取预防性袭击的可能性——而且这个袭击一定是核攻击,因为中国也拥有核武器。这种被感觉到的危险是中国现时的政策——对内和对外——的主要依据。要了解各样大小事情,就先要清楚这点。
  
  中国人对这种危险的意识甚至使他们为我打开大门,让我在十一月中至十二月中作了一次旅行,而且带我去一些多年来任何外国新闻人员未曾到过的地方。自美国人开始争先恐后地申请中国签证时,我并没有想过也去申请。我曾经写过文章,批评共产中国的各方面——特别是大跃进和文革那两次奇异的动乱。但在一九七二年的秋天,一个美籍中国朋友给我带来了一个信息,他刚从北京回来,他父亲在那儿是支持政府的非共产党员中享有盛名的一个。他说中国政府的部分人员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不申请签证,因为所有不同意见的新闻人员到新中国来都会受到欢迎。
  
  经过一番思考后,我断定这个令人惊奇的“半”邀请只可能有一个原因。自哈里臣.E.沙斯贝里的书出版后,这些年头里,我是所有美国和欧洲记者中,唯一定期地写作有关苏联在中国北面边界的庞大的、永无休止的和非常昂贵的军事建设的人。为了这方面的兴趣,我终于申请了签证;我比较迅速地被批准了,只是一些私人事情使我将起程日期延迟到十一月中。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苏联向中国施袭的可能性
  
  苏联人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已开始增强中苏边界的军力,但在那一年里,他们为什么要增强军力的背后的动机就更加明显表露了。苏联人非正式地、静悄悄地但明白地——当然也采用可以于事后断然地加以否认的手法——寻求美国时支持,默许他们在中国的核子力量壮大之前把它加以摧毁。在第一个阶段里,苏联在一些国家的首都搞了一些武官级的接触——东京和堪培拉是其中两个。这些接触通常都采用从外表看来很随便的方式:“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这些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不断出现很明显就是要华盛顿当局慎重地注视这些事。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较高一级进行试探。这些试探的性质怎样至今还未被揭露,但可以肯定,事实上苏联人进行了这些试探。原因很简单,如果试探不是由他们作出的话,在武官级的活动当不会引起总统的注意。政府的高层人士现在都知道,尼克松总统当时抓紧这个机会,作了一个坚决的但愤怒的反对。
  
  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如果这些事实在今天看来令人感到吃惊,这只是因为人们都有一种忘记过去不愉快的习惯。在比上面提到的时期很早以前,肯尼迪总统已因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感到非常不安,并且于当时下令研究是否可以与苏联合谋摧毁那个计划。关于这一点,克里姆林宫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它很自然地认为可以从尼克松总统处得到攻击中国的默许。还有,在一九六九年,中苏的两次边界冲突更加提供了一个借口。在一九六九年,毫不意外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里察.希姆士(Richard Helms——现译为理查德.赫尔姆斯,曾任美中央情报局局长——扫校者注)以“秘密背景,仅供参考”的方式,会晤了一群华盛顿的新闻人员和电视通讯员,他警告说,苏联对中国施行预防性的袭击绝非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个看法后来被公布为美国政府的看法,随后希姆士又被公布为透露这个看法的人。
  
  最后,这两个支持北越的“大哥”,他们公开火拚的危险性,使河内也表露出既深切但又自然的不安。九月中,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河内,据说河内的领导人恳切地要求他与中国修好。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是:柯西金在飞回莫斯科的航线上作了一个突如其来的转向。他一直去到伊尔库次克,然后在那里直接折往北京与周恩来会面。就在这时候苏联后撤并停止交战了。在时间上推算,显示了折往北京的决定很可能是在柯西金仍然在飞机时由克里姆林宫作出的。在这个时刻,没有人能够断定莫斯科的撤退究竟是由于河内的请求还是由于尼克松的强烈的反应所致。华盛顿的决策人此较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因为总统的立场在莫斯科的盘算中占有较重的位置;如果在一九六九年对中国发动攻击,至少在某方面的危险性比今天发动这样一场进攻要大得多。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九六九年的夏季,苏联在边区还未有足够的陆军师,来迅速瓦解中国的猛烈的地面反攻。这样他们一定要准备作战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而鉴于他们在边区的供应情形,即使中国经已受到核武器的摧残,他们也要准备更任意地使用战术核武器。冲突越持久,冒险性就越大,这是一条不变的定律。在这次也如此。任意地使用战术核武器会有辐射尘落在日本和朝鲜的危险,同时一些辐射尘也会肯定地落在美国。这个对莫斯科从一九六九年的战争中撒手的解释,从以后发生的事情中得到强烈的支持。在一九七〇和七一两年中,苏联在中国边界的军事设施十分紧急,甚至连西伯利亚铁路上的民用运输也多次地而且每次相当长时间地被停止,以便大量的军队与物资东运。
  
  在一九七二年,同样的东运交通又再繁忙起来,只是这次民用运输没有受到骚扰。所以,现在苏联已经有数以十万计的部队驻于边界,他们也已经在那里修筑了数量庞大的喷射机机场和派驻了大量的飞机,大量的装甲和机械设备、各式各样的炮火,足以维持长久战事的弹药,和大量重型机动的“薄木板式”核子飞弹——这些飞弹的射程和威力可以捣毁中国任何与核装备有关的目标,只有那些装置在非常坚固的基地内的飞弹才能幸免。
  
  可以相当肯定,苏联的背后意图是属于侵略性的。在一九六九年与美国的接触,加上苏联的行动的性质,已能很清楚地证明这点。但就算是这样,这将带来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即使准备的耗费是非常之昂贵的,人们曾经准备做的事也不一定会真的做出来,否则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但另一方面,假如说人们绝对不会做他们曾经准备要做的事,这样就更加不合逻辑。唯一合乎理性的结论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人物一直都催促着在事情未变成太危险之前先将中国施以核子捣毁,而上述一切苏联的准备就是在这些人的坚持下进行的。但这些不明身份之克里姆林宫的人物(或者是由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里奇柯元帅所领导?)是否能在最后一刻的选择中赢得争辩,这就不可断言了。不过可以想象,克里姆林宫很快就会面临这个时刻,因为中国人经已在中亚山脉的偏僻峡谷里开凿出惊人的发射井,准备储存能够发射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联腹地的其它城市的飞弹。这个时刻暂时还未到临,只是因为中国的核武器尚未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苏联的预防性袭击开始具有难以忍受之冒险性。其实各大国政府,包括苏联在内,只要有足够令人信服的原因去拖延都时常会避开一些痛苦的选择。苏联人在六九年经已到达最后选择的阶段,但尼克松总统的怒气冲冲的不同意见已足够使他们退回。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至于苏联是否会向中国施行预防性袭击,我曾经听过一些身份令人瞩目的美国政府官员说,这种可能性是高达一半对一半。我个人则打赌不可能有这样的一次攻击。但假如我输了这第一次打赌的话,我会以五对一打赌苏联的攻击必然会是一次希特勒的翻版,但当然这次的规模是全球性的,而且当然没有一个希特勒。
  
  如果苏联人终于决定以核弹毁灭中国,他们必须要准备接受一次比他们以前愿意接受的大得多的冒险。同时他们必须使用以前在他们被公认的帝国以外从未有过的如此残酷的行动。此外,苏联的军事开支是庞大的。至少相对于他们的资源而言。著名而又有胆色的学者沙哈洛夫曾经估计苏联的直接和间接军事投资高达其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虽然我们无须完全赞同沙哈洛夫的数字,无论如何,我们头脑比较冷静的情报分析家也认为这位苏联科学家比美国的专家更接近真实的情形:后者因为希望美国作出单方面的裁军,所以不惜将苏联的国防预算估低。在这里,假如你回顾一下,高度的冒险,公开的残暴和庞大的军事努力,不正是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政策吗?这些政策的特色将会令我们感到万分惊愕——假如苏联真的向中国发动攻击,而且又是成功的话。而且,这样的胜利一定对苏联以后的决策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必须知道,中国受到核子的毁灭并非故事的完结;其实这正是一个开端而已,正如希特勒当年重占莱茵兰仅是以后事件的开端一样。
  
  与中国领导人的一连串会谈
  
  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最不愿咀嚼和消化的食物,但是必须把这些食物咀嚼和清化掉,因为我所讲述的事实经已使世界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在中国这方面,北京的领导人经已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对待美国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一个部分的、非正式的中美联盟将会大大地减低苏联袭击的可能性。在美国这一方面,尼克松总统从一开始已经急于接近中国,因为他和他的心腹顾问们认为苏联的威胁已使中美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共同利益。这样说来,双方面的短暂目标都是“绕过弯角”(Get round the corner)——这个名词是美国的决策人现时的说法,用来形容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将会使苏联面临决定“干”还是“不干”的时刻。而双方面的长远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权力体系,即是一个新的、比较稳定的中、美、苏三大国的三角关系,这种三角关系是在苏联决定“不干”的情况下必定会出现的一个构图。最后一点要说的,尼克松政府迄今与苏联打交道就是要为这样的一种新关系打定基础,希望“弯角”的确能安全地被绕过。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我重复一次,我认为当选择的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决定“不干”的机会会超过一半对一半。但注意,我只是说超过一半对一半而已。换句话说,我以为中美的部分的而又非正式的联盟的确大大地增加了“绕过弯角”的可能性;但除非“弯角”真的是安全地被绕过,逻辑和事实绝不容许我们有如美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般,将那个有如恶梦的可能性排除。不过现时来说,一个重返希特勒时代的可能性就是不超过百分之四十或三十或甚至只是得百分之二十,那也足够使大多数的美国人感到震惊和认为不可能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的要点,对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来说,并不会感到什么震惊,或认为不可能发生。周恩来花了略超过一个钟头的时间,就中国的内部问题(向我)作了一个平和的、使人容易明白的却又是深入的分析,在其余的两个钟头里,苏联是主要话题。跟我谈话的听有的人,在不同的方面都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中国现时的总理更是出色,我花了很长久的时间,仍然不能讲出世界上哪一个伟大国家的任何一位领袖比他更能够显露出极卓越的才智和态度泰然自若。
  
  所有谈话都是没有纪录的。当寒暄之后,周总理第一句对我说的话就是:“你喜欢一次令人烦扰的公开访问还是宁愿我讲我心中想的?”当时我只能有一个理智的答案,所以我不能大量地引述当时的对话。但至少我能够说正如我上面所描述的中苏问题一样,所有的谈话都是在同一的事实基础上面进行的,同时也显露出一贯的分析方法,倘有一点点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人不断重复说:中国能够经受和打败苏联一次在大量使用核武器下进行的袭击。
  
  在这里,我想我还可以讲述多一两个这些令人眼界大开的谈话中的片段。乔冠华副外长在谈话中曾经提醒我不要单是考虑武器。我立即想起有关苏联将会在什么时候作出“干”或“不干”的决定。我当时讲出了我现在仍然相信的:苏联人不能够拖延,当他们的攻击经已不能阻止中国有伤害性的核报复时才作出决定。于是我就答复乔副外长,说我认为苏联的决定是政治性的,因为它可以总结为以下的一个问题:“对中国应该怎么办?”但我附加一点说明,无论那个决定是怎样的,它之所以被决定,必然是因为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已使苏联感到没有转弯的余地。当时乔冠华沉重地回答:“假如你这样看,我想你很可能是对的。”
  
  关于周总理的意见,下述两个片段就足够说明了。当我问及他对苏联现时政府的意见时,他愤怒地回答:“比赫鲁晓夫更坏得多。”但赫鲁晓夫正是下令结束中苏在核子方面的影子式的合作的人。他撤退了苏联的顾问,他甚至曾经参与彭德怀元帅推翻毛泽东的阴谋。赫鲁晓夫垮台后,他的继承人作出一个短暂的努力,试图搞好与中国的关系。这个努力之所以失败,因为中国极力反对那个认为苏联是最终的无上权威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主义当然是在苏联入侵捷克之后才宣扬的。所以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就命令开始在中国边界进行军事集结了。很明显,这就是周恩来认为他们比赫鲁晓夫更坏的原因。在另一个机会里,周恩来坦白地说苏联的现时领袖正忙于在东欧较小的共产国家里寻求对攻击中国的支持。在这里,可以肯定地说,单是这几个片段就足够使人明白我所描述的谈话的大致内容和倾向了。还有一点,现在经已知道,苏联的威胁也是周总理与英国外长何谟和意大利外长梅迪奇会谈的题目,他们两人在我抵埗之前和之后分别访问了北京。
  
  中国有很大的潜力
  
  我还要说,我旅程中最精釆的部分——那些消磨于远离北京的省份的数个星期——更加使我相信,在苏联的眼中,“对中国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一定比我想象的甚至更严重。现在,这是一个真确的论断:苏联对中国的担心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的,而且这种担心比中国对苏联在北部边界的担心强烈。周恩来曾经告诉我,当阿登诺总理早在一九五五年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就已对他谈及“黄祸”。想一想,这正是德国最后一个皇帝说的一句话,当我在中国各省份游览时,我开始思量道:苏联的担心部分是否来自以前苏联顾问对他们的政府所作有关中国的潜能的警告。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不过,在这里我必须首先承认一些偏见。在二次大战的四年中,我大部分时间都逗留在中国;这些年头使我从此之后都被这个国家和它的历史所吸引着。更重要的是,这些年头使我深为钦佩中国人的刻苦耐劳、勤奋工作及出众而平均的智力水平。所以我一开首就有一个坚固的信念,认为中国人通常都能在只有一半成功机会之下完成伟大的工作。还有,我没有看见中国最坏的一面。我被允许有很大的自由,因为我被批准前往参观中国以前未参观过的重要部分。我选择了将大部分的时间使用于我在战时混得很熟的两个省份里——在南部的云南和西部的四川。我之所以选择了它们,因为我希望有一个可以与革命以前作出比较的标准。
  
  全面地说,简而言之,我在中国感到很愉快,这个也经常妨碍我作出批判性的论断。不过就是在北京的时候,在令人振奋的探查工作开始之前,我已不断思量着我的朋友、英国的苏联专家海华德所提出的尖刻意见:“在苏联,很不幸的,除了武装力量和警察外,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发挥效能的。”与此相反,在北京第一样使我感到惊奇的事情,就是中国的消费品分配制度实行得意外地好。在莫斯科,一个游客很难吃到一顿过得去的食物;如果他真的能够找到这个奇迹的话,通常他也要等候两个钟头才可实现。在北京,你可以走进一间外表不怎么好看的“人民饭店”内,里面挤满了劳动人民,以相当美元三角的价钱就可以吃上一顿简单的午饭或晚饭,在那儿你也可以得到迅速和有礼貌的招待;可口的食物加上便宜的价钱,更增添了你的享受。在享受一顿九角钱的盛宴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纽约的餐厅,那儿你就算付出二十美元也不可能吃到同样精美的东西。更使人惊愕的是,在北京没有在莫斯科那样的人龙。在莫斯科,人们只要听到一点有关可以买到稀有货物的风声,就即刻自动排起队来。
  
  在中国,现在只有三种消费品还是短缺的——书籍(因为文革期间并无书籍出版或重印),以中国的低工资来说显得十分昂贵的缝衣机和自行车。此外,白米、生油和棉织品仍然是要配给的;但除了食油以外,配给量是丰富的;而生油的廉价的代替品可以自由买到。消费品并不显得奢侈,但它们的价钱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和没有苏联消费品特有的那种使人感到沮丧、不象样的劣质。当我参观各地时,我更发觉到北京是典型的,而莫斯科是不典型的。在苏联,你离开市中心不几哩路程,你就会发觉地方上的消费者比城市的消费者贫困得多。在中国刚刚相反,我在遥远的云南省一个小镇里,发现了一个味道令人难忘的人民饭馆,和一间与北京水平相近的商店;更令我迷惑的是,我竟然在一个荒僻的农村公社里见到一间存货充足的小型百货公司。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在中国发现这样的情况,确实令人感到惊异。因为共产党在这个贫穷、破坏不堪、基本上没有工业而又人口过多的国家获得胜利仅仅是二十三年而已,其间还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动乱。另一方面,苏联的革命在超过半个世纪以前就发生了。最后一次的内部震动,即斯大林的恐怖时代,也在二次大战之前结束了。大战的结束还比中国革命成功早了几年。这样的一个对比显示了中国人在解决日常问题方面的特别成功,比在俄国和东欧任何成就优越得多。事实上在北京,俄国人和东欧人时常挤在为外国人而设的“友谊商店”里,多甚至在一架苏联飞机即将开往莫斯科之前,一般的生果蔬菜市场仍是挤满了这类人群。无论如何,不管这些有多大的讽刺,它们都是比较次要的事情。我在中国见到的其它事情更为重要。它们甚至使我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一些说不出来的同情。除非我全然是被误导,否则即使苏联能够撇开中苏核子均势不谈,“对中国应该怎么办?”仍然是他们最困扰的问题。为了同样的理由,新中国现时的发展途径迟些时间将会大大地影响任何其它种类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简单地说,假如新中国不是太不走运的话,我预见到中国将来在物质上的伟大成功,而假如苏联人也能预见到中国共产党这种物质上的成功时,那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他们的想法。
  
  中国向来有扩张主义
  
    在过去的一千多年来,中国的领土扩张是一个特别活跃的、持久的,甚至是无情的现象。  在当初,一半现在经已城镇化的中国的土地——实际上即是中国长江以南的全部土地——是由非中国的各族人所居住的,包括了现在以两个越南为集中地的越族。所以,现代中国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地区,只是在一个历时几个世纪的军事、政治扩张和文化同化的步骤之后才变成种族上也属于中国的。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现在的中国的领导人经常坚持说中国不会变成超级大国。乔冠华与周总理两人都以特别强调的语气向我提过这一点。当时我唯一诚实而有礼貌的回答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中国不可能单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更要是一个超级大强国。虽然这答复本身暗示了赞美,在这两次机会中,这回答没有被满意地接受。事情很明显,假如中国不受到苏联的削弱,又假如中国在其它方面也成功的话,中国就必然自动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强国。事实上,一个完全成功的中国将会比现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中任何一个在世界中有更大的潜在影响。任何一个仅是约略地知道中国伟大的历史,大致上知道中国土地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基本数据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假定一个没有被削弱的中国也在其它方面成功的话,正如我所说,问题不是中国会不会变成超级大强国,而是何时变的问题。所以,对苏联国防部的决策人来说,“对中国应该怎么办?”必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很明显的、基于主义信仰的理由,苏联对于一个敌对的、不听命令的共产国家而又拥有一整套的核子,一定感到差不多不能容忍。简而言之,情况是很坏,因为中国正在共产世界里忙于粉碎苏联的核垄断。但更坏的是看到中国将会变成一个超级大强国的可能——而且是作为苏联的邻国,作为一个美国人,当看到这样的中国在将来越变越大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正在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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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自己干——离开中国后的一些想法

  
  美国人和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等等,对于亚洲在过去二十年间所发生的事情,都感到十分惊奇和相当烦扰。简单地说,这个数世纪以来无论是经济上或技术上都被西方社会所影响着的世界构图已被粉碎。最戏剧化的发展是日本从一个被摧毁了的、部分是由手工艺构成的战后经济,迅速地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高度技术性的经济体系。在这个戏剧性的日本例子正惊动着我们的同时,甚至在今天,却很少人留意到:任何一个源于中国文化的亚洲社会,假如开始全盘现代化的话,似乎都能够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
  
  亚洲的成就,是我写这篇有关中国行程的第二个报道的必要背景。那一次旅行是我和妻子在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经历的,时间比一般长,所见的也是未有先例地广泛。上一篇报道谈的是:有关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的军事设施所包含的严峻意义;那种加强力量的一些目的;和中国领导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在考虑一切因素后,我打睹苏联不会对中国施行核毁灭。虽然他们已为这个行动积极地准备了多年。不过无论怎样,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苏联的决定。与此相反,新中国是否能够达到我现在所能遇见的那种惊天动地的物质成就呢?那就需要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后才可能知道。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我以前对中国的看法错了
  
  事实上,中国将来物质成就的展望,就是我在中国旅程中最感惊异的事情。我以前时常都假定,鉴于它的本质,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不可能达到如日本和其它亚洲较小的社会所作出的经济成就。以往的事实也与这个假设相符: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五年这段比较和平期间里,北越的经济发展毫无惊人之处;甚至更明显的是,北朝鲜从一九五三年起就做得颇差,尤使人觉得这点的,是北朝鲜比南朝鲜天然地富庶得多。还有一点我要承认的,就是在前往中国之前,我看不到中国有长远的希望。对我来说,理所当然的亚洲的非共产党人一定能远胜亚洲的共产党人。在亚洲,那些根源于中国的社会里,奖励、雄心和家庭观念毕竟是推动几千年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要将奖励、雄心和家庭观念与相当教条的共产主义协调起来,似乎是一件困难的事。
  
  所有这些,现在我想我是错了,至少对中国和在长远方面而言。不过,如果我以前是错的而现在是对的,那么就必须要面对一个使人惊愕的事实:假如中国达成了出色的物质成就,而又以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话,它就自然地会变成一个超级大强国了。当我在中国旅行,整个月的每日十四小时不停的观看、聆听和发问题的时候,我经常记起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称号的解释。“中国”被译为“世界的中心”就更加贴切。事实上,在十九世纪,当西方工业社会的挑战变成严重以前,中国的确是中国人所认识的世界的中心。所有中国人,无论是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现在仍然相信中国理当成为世界的中心。当中国的物质成就开始追到日本的时候,世界的真正中心就会作出西方人现在难以想象的转移。请记着,中国比日本大七倍。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中国的农业情况
  
  为了这些原因就值得问问新中国现在和将来是怎样工作的。毛泽东遵守得最紧的其中一句格言是“以农业为基础”,我们就由农业开始吧。农业问题是以苏联为首的其它共产国家经常都搞得非常糟糕,甚至闯出祸来的问题。在美国流传着无数有关中国的神话,其中的一个就是中国的土地不能支持它的人口。很久以前,在大跃进的余波时,我记得曾经有点傻气地向一个在美国农业部研究中国农业很出色的学者提出一个假定性的问题。我问假如中国耕地的亩产量追上日本的水平时,究竟结果会是怎样?我的朋友脸色立即变白,同时这样回答说:“天啊,假如那竟是真的话,那么像美国一类的农产品输出国就麻烦多了!如果中国的农业产量追上日本的话,中国就能供给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每日四千个卡路里;他们不但会吃得过重,而且他们每年还有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出售,那时世界的市场情况就不堪设想了。”
  
  这事发生在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所称的“三年灾害”的其中一年。在一九七一年,中国的粮产经已增加了三分之二,即是由年产一亿五千万吨增至二亿五千万吨;一九七二年由于真正的坏天气而减产了少许。与苏联可怜的农产量对比,确实使人触目。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在最高峰年份的平均每公顷二点五吨的粮产,仍然是不及日本的一半,同时也比台湾的平均数字低。鉴于共产国家的农业进展纪录,我一向都以为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阻碍因素;这不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因为任何见过中国农夫工作的人都知道,他们都像世界其它地方的任何农夫一样地熟练和勤奋,而与苏联的农夫全不一样。不过,我现在相当肯定,我以前的推论是不正确的——虽然我必须指出,我只能有时间在云南和四川的几个公社作精细的研究。每一个公社的研究当然包括一些公社属下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这些生产队其实就是农村多生产大队比较大,平均每个有四千人,公社则是既庞大又复杂的,平均每个有二万个社员。所以,仅仅表面地看一次的方法是没用的。
  
  这个基层组织方法在美国很少被人了解,因为它们的名称与大跃进期间的并不一样;但单是作为组织方法,那倒也是很有意思和有趣的。以下是一个很粗略的比较:美国人可以将每个公社的革委会——事实上就是管理部——比喻为美国庞大的农产有限公司的最高管理处;其间的分别是公社的领导人都在他们的公社的中央(通常是一间坚固的前地主房舍)办公,而不是在肯萨斯城或德梅因的堂皇办公室里,还有就是他们也管理他们公社里的诊所、学校、商店和饭店,和一系列的农村工业。生产大队的领导人大概就相等于一间农产有限公司的中层管理部;生产队就负责日常作业。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依据着他(或她)所获得的工分的比例,每个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工作人员分享这三个重叠的机构的成果(或失败)。换句话说,一个好的生产队,一个好的生产大队,一个好的公社,都在年终把收获分给社员。这也是累积的,因为在同一个好的公社里,成绩差的大队所得到的,比成绩好的大队所得到的要少。这样,农人依恋着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坏风气,就至今仍未彻底清除;因为“良好”表现是由产量来衡量的,而产量当然是与每个公社、大队或生产队所占有的土地的质素有关。还有,工分制和按劳取酬更带来了个人动机的坏风尚。最后,我所见的社员分配额大致都在每年三分之一至半吨谷物之谱,另加上一百至一百三十元的人民币现款。这是从合作社那里领取的。
  
  因为这些都是每一个社员的收入,所以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你都可以将它乘二或乘三,因为妻子都是与丈夫一起工作的,有如中国的妇女们一向一样,孩子们也是,他们十二岁时就在放学后做兼职。此外,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房舍,一只猪和一些鸡,每一个家庭也从自己的自留地获得足够的蔬菜供应。经常成为话题的自留地,事实上就是私家菜地。由此可见,乡村人民的每年现款收入,是超过他们主要食物的需求的。而且,除了如自行车和缝纫机等东西外,在新中国里,农民可能有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很廉宜;所以你不能单念着一美元等于二点四六人民币的官方汇率。至少从农村的需求来测度,我会估计一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大概是相等于三美元;那就是说一个富裕公社每年每人的现金分配实在是值三百元美金左右,我所研究过的公社都落入这个范围。我特别要求参观多年来未有记者到过的云南省和四川省,因为我在战时对这些省份十分熟识,而这两个省份以中国的标准来看都属于富庶。固然,在干燥的、泥土被严重地侵蚀的西北省份里,情形会有点分别;但假如我所听到的都是属实的话,比较贫困的公社社员每人每年收入已保证不会少于六百磅谷物和七十元人民币——或净二百元人民币现款。因此,从购买能力来看,中国农村公社人民已经是日本和台湾以外最富裕的农民。举例来说,最近统计的印度农民收入大概等于不超过七十美元,这个数字还包括了农村家庭本身消耗的谷物价值在内。
  
  肯定地说,这个仍然不是有关新中国农业报道的结尾。任何对中国过往有认识的旅客,第一件使他惊叹的事,就是那些经常都那么美丽和多姿的景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我认识中国时,除了最偏僻的山区外,烧炭者和山羊都把山野掠光了。但是现在,除了那些没有人烟的区域外,差不多所有盖着足够泥土的山野都种满了树苗和小树,大部分都是在过去数年里用手栽种或由空中播种的。还有,在昔日,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山坟。但这些现在都没有了;或至少那些占据大量肥沃土地的都没有了。没有美国人可以想象,以前的中国是怎样地缺乏任何种类的交通道路;尤其是在南部地区,有不可胜数的市镇是吉普车也不能到达的,木头车是能够通往大多数村落的最大交通工具。在云南省,以前实际只有一条铺了路面、纵贯南北的现代化公路,直至一九四一年那条路仍然是相当新的;除此之外,唯一可以从陆地进出这个富庶省份的通路,就是那条法国人的、通往河内的窄轨铁路,或是那些由岩石凿出来、延绵不绝、陡峭非常的梯级。后者就是古代的帝皇公路,他们只可以徒步或由特别训练的?马通行。但是在今天,铁路网已大大地加强了,道路——它们对农业是很重要的——更到处都是。一向以来,将土地浪费于山坟上,由于缺乏树木的掩盖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和最重要的缺乏道路将农械、肥料及农药运入及将过剩的农作物运出,等等,就是将中国局限于非工业化耕作的主要因素。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但上述的事实只是很表面的东西而已,尤其是当我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人谈了几个钟头,并与他们一起在田间踱步多时之后,才知道原来除了各种为社员而设的工作刺激外,现时中国的农业结构也是一个迅速地累积农村资本的工具。国家以谷物或现款税项方式所抽取的农作物数量,与以前地主所得的比较并不算多。但我估计,过去地主所获得的部分——通常是一半或更多——大概相等于现时国家抽取的部分加上每个公社拨作为资本的部分。当我学会查询有关这问题时(那是需要时间的),我发觉每个公社的百分之十五的人力是长期地分配于基本建设的,再加上多过百分之十五的公社收入是长期地用作基本建设投资的。此外,应注意还要加上拨作修理、替换和一般维修的费用。将这些全部加起来,你就会得到每个公社每年有不少于占所有资源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村资本积累率。
  
  在其它国家里,将每年收入的这样一个庞大部分用于新的投资,就可能会引起农民们的反抗。但任何见过旧中国农民在越来越不利于耕种的土地上开垦更多的稻田、为下一代辛勤地积累多一点土地的人都会知道,积累资本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本性。现时所做的就是中国农民以前经常做的。不过由于现时是以有计划的步骤去做,和由巨大的单位如大队和公社去做,所以做起来就雄心大得多,而且比以前做得更快。当然,这个不菲的资本积累是以很多形式进行的:金钱的投资用于购买如听周知的物品,譬如是更多的农械,更好的水泵,新的发电机,更多的货车和拖拉机等等;同时,劳动力更大规模地被用作为资本,以建筑各种形式和大小的水坝和水塘,挖掘和建造各种可以想象得出的灌溉渠道,和以艰巨的方法开垦更多的良田。例如在陡峭的山坡上修筑一些单个农民不能完成的梯田。
  
  公社的领导人通常都会带你前往观看一条七十五公尺宽三十五公尺高、容纳得一百万立方公尺山水的石坝,这些都是一道只在极少上级资助下建成的水坝数字,他们自豪地对你说:“我们公社里的人造了这个。” 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还有,至少在我所参观的一半大队和公社里,这个庞大的资金积累的努力已明显地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地步。换一句话说,就是那些十分重要的连接农场和市场的道路经已有了多同时待修筑的堤坝和水库,渠道和运河,梯田及类似的东西,余下数目也并不多多基本的工作,即是将土地改造,已接近完成。从此,这些土地也可供第二阶段的使用,包括更多农业操作的机械化,大量地使用化学肥料,和栽植更多的优良品种等。
  
  我并不以为所谓顽固而又根深蒂固的“农村保守倾向”,将会阻碍中国农业的全盘现代化。在我参观的大队里,我们都停下来参观“Yok-A. Sha”那个猪圈,这只被重视的动物是一只白色的约克郡雄猪,通常都是在三年前由大队基金拨出四十元人民币,从一间国营繁殖农场里买回来的小猪,而现在经已长得很壮大。有关“Yok-A. Sha”可以交配出更大和更好猪只的事情,是一个能够引起热烈谈论的话题。同样地,农作物新品种的长短处也经常被讨论——当然新品种也有短处的,譬如说,产量高的品种需要更多的肥料。到处你都可以见到机敏的中国农民使用效果仍是不很满意的中国制造的轻型拖拉机,将数量难以置信的天然肥料(人粪、猪和其它动物的粪便、稻草和任何其它可以加入的东西)拖进田间,再由每个大队或生产队分撒在每一亩的土地上。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假如中国幸运地有好气候的话,可以很有理由地预测,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农产量增长会比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一年十年间的增长急剧得多。华北的干燥和某些省份的穷困经常都是阻碍,但假如在将来十年几十年的产量增加三分之二以上的话——我猜它会——我在前面谈到的有关中国农业追上日本的假定性问题,似乎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了。那就是说,在一九八三年,在每公顷的平均水平上,中国的产量将会开始接近日本;在日本,肥田料的应用、品种的改良与及其它增产方法的使用,早已达到了饱和点。还有,日本的稻田都是单造的,但中国则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因为新的灌溉系统而成为双造田。总之,假如照现时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终于会变成一个主要的农作物输出国,正如我那位在农业部的专家朋友所沉郁地计算出来的一样。事实上,一向被大事宣传的中国向外国购买小麦,就是平买贵卖的手法;因为很多年来,中国都在售出价钱较高的白米而购入同等数量但价钱较相宜的小麦。所以如果中国能早在一九八〇年就开始大量的输出,我将不会感到惊奇。
  
  中国的工业发展
  
  在工业方面,虽然现在有几个因素令到它的前景不像农业的那么清楚,但故事的最终发展也将会是一样。第一个造成不清楚的原因,是苏联在中国边界的军事设施,它的威胁使中国的整个发展受到改变。它造成一个不可逾越的国防优先权。核武器计划,飞弹计划(两者都有令人惊奇的迅速成就),现代航空工业,现代化的军火工业,国防计划所需要的那种先进电子工业——所有这些和很多其它与国防有关的,现在都建立起来。然而假如我们能从我所参观的一个演习中的步兵师——这等参观是从未听闻过的对外国记者的优待——作出判断的话,这些只是一个开端而已。从看过这个在南京附近的师团后所得出判断,中国已经建成了一种正如克伦威尔(Cromwell)的军队所称的那种“新型军队”。
  
  那一个师团简直就是自成一个整体,因为正如以前的英国步兵团一样,所有的训练,专门化指导,升调及其它一切有关士兵与指挥员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师团内进行的。部队间的调职是从未听闻过的。还有,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师团使我觉得它非常团结和自豪,坚强和有效率。它的形式十分配合毛泽东军事理论所需求的那种战争——那就是让敌人深入内地,然后从其背后将它俘虏。假如我是一个苏联的师长或军长,我一定会因为有像这样一个师随时可能在我的部队后面出现而终日惶恐不安。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师是没有重型炮队的;它只有很小量的运输机械;而且它的讯号和通讯设备也不多。无疑,人民解放军是有不让我看见的重型步兵师的,但我所参观的师指挥员们却告诉我,他们的师的装备是属于一般的。如果这是属实的话,那么,甚至是地面部队,中国的军事将领们一定还要在装备上花相当的经费。总括来说,中国的国防工业部分仍然需要巨额的投资,以达到与中国的面积和情况合乎比例的现代国防目标。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农业发展也受到了一些阻碍;如果在这方面的投资是无需与国防投资争夺资金的话,中国一定可以有更多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
  
  不过,从被遗漏了的计划项目,譬如是被推迟了的大规模农械及化学肥料投资,和比较重要的工厂产品中,都可以见到国防的绝对优先地位。举例来说,我曾在云南的昆明机械工具厂度过了很有趣的一日;那是一间从国民党政府劣质的国防工厂残骸中重建起来、庞大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我以前在昆明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服役时就经已晓得有那间工厂。这间工厂现时正在动员机械力量来生产一种非常复杂而又精确的钻模机器,这种机器现时只有西方的瑞士才能完全掌握,它是被用来制造飞机的喷射引擎的。在这些项目之下,还要包括自发建造地道城市的支出,在中国的每个大城市底下都有这些防空站,还加上每个主要工厂为自己建造的庞大掩盖的费用。我在中国看到唯一没有效率的工厂,是在南京的一所车厢建造厂;但没有人会为它的低生产水平而感到出奇,因为它的员工刚刚在附近一个高山下挖掘了一个可以容纳二万人的三合土隧道系统!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我猜测国防支出的优先地位也造成了地方自力更生的严格遵行,虽然著名的“毛泽东思想”是部分的原因。在经济方面,“以农业为基础”是经常被引用的第一信条,而他的第二条可以用如下一句美国成语表达:“如果你能做到的,你就自己做罢”。这是西方人难于判断中国现时工业发展水平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你能做到的,你就自己做罢”,使到最不可能的东西可以在中国生产出来,而且还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
  
  所有以下这些更进一步反映了我觉得具有长远意义的中国经济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新中国充满了农业和工业的计划。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在明年的计划里”将会做些什么。例如,一个公社的领导人说,他们的资源现在足够“在明年的计划里将猪只的数量由九千增至二万五千”——那就是说超过现时两倍的小猪将不会被宰,于是这个公社就会达到理想的中国农村繁荣,即是每家人都有两头猪。有时县的或省的领导人又会提到工业的新开端。全部都将“在明年的计划里”做出来。
  
  虽然谈了这么多而且都是很落实的计划,但以我所能判断的而言,新中国进行的并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那种“计划经济”。中国的计划方法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像苏联那样由上而下的。大队计划是在生产队领导人的协助下而作出的,而由大队到公社再到县,再到省。过程都是这样——必定是由下而上。所以在北京的政府计划专家只需要处理由省交来的详订计划。以我所知,这个由下而上的计划方法只有在两方面是相抵触的:第一,中央政府规划主要的优先发展项目;第二,一个单位的资本来源将会决定这个单位究竟要向哪一个计划局报告,例如上面提过的昆明机械工具厂的大部分资金是由中央政府那里得来的,所以这间工厂就必须要在与云南省当局配合计划的同时,直接向北京负责。
  
  无论如何,这个由下而上的计划制度经已足够产生至少四个明显而具有高度意义的结果。首先,假如没有这个制度,那就不可能办到“如果你能做到的,你就自己做罢”。还有,它还鼓励了最大限度地开发地方资源,例如在云南和四川都普遍地发现了小煤矿——这些都可能不被中央察觉到,或估计过低。或甚至愚蠢地估计得过高。此外,在中央策划者的照顾范围外,这个制度也使当地能有充分自由去发挥那儿的积极性以满足地区性的需求。最后,它还大大地简化了中央计划人员的工作。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重访昆明与重庆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经济举家,我也没有工业方面的经验。不过,我曾经很细心地将我的所见所闻(包括中国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及农业和工业的成长率),与具有高度学历的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核对。在几乎所有的情形下,那些专家们的估计,与我在中国所闻的和在现场实际所见的大致一样。当然,我亦会注意到我全部的见解可能都是错的,但有一样东西我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我能够讲得出我所见的旧中国与我所见的新中国的分别。我以前所见的与我最近所见的分别,使我确信中国在工业方面的转变与在农村的转变同样地大。要说明这个,我只需要比对一下我熟识的两个城市,即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在一九四五年和今日的情景。旧重庆是一个可怖的地方,它也有它的鬼魅似的工业——大部分是国民政府稀有而破落的国防工业,它们差不多全都躲在山洞里,以避免日本飞机的轰炸;但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工业化的河港,天气造成它十分阴暗,由日本占领区逃来的难民更使它异常破落。但在那些日子里,昆明却是一个可爱的地方;由于它那终年使人感到喜悦和平静的天气,再加上它是那么的偏僻,从中国古代以来它一直就是政治流亡者的驻脚地,所以那里就充满了那些被放逐的皇族和高宫所修筑的俊丽、甚至是宏伟的庭台楼阁,还有那愉快的居民,多姿多釆的街景,和美丽的湖泊多可以说,没有那几个城镇能比它更有吸引力。今日,与以前刚成对比,昆明和重庆都是主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重庆仍然是那样阴暗,但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破落,因为那些难民区经已被巨大、简朴而相当大方的工人住宅所代替了,有如那些山洞里的工业已被规模宏大和设备现代化的工业所代替一样。另一方面,昆明已失去了它的迷人之处,当然那些经常都是多姿多采的湖泊和舒闲的气候则是例外。代替了这些,就是一望无际的庞大工人住宅区和很多的工厂,有一些雇用上万的工人;很早以前开始由那无数的烟囱喷出来的黑烟,已使这个以往经常都是充满那么永恒的阳光的城市变得暗淡起来。
  
  无须夸张,甚至今日,新中国的经济仍然只有百分之二十是来自工业的,其余的都是出自农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的成长并不局限于那几个如上海之类早在解放前已成工业区的城市;事实上,正如昆明和重庆的例证所说明的,只要资源和运输条件容许的话,新工业发展就会伸展到每一角落去,造成一个为将来进一步工业发展的全国性基础。在比较偏僻的省份里,工业发展也并不局限于省会一类的大城市。云南的计划主任告诉我,云南省百分之六十的工业产品是来自省辖下的工厂和矿场——工厂主要是集中于昆明市的周围,他同时也指出,百分之三十的工业产品是来自由大约一百二十个县份开办和经营的工厂,另外百分之三十则是来自农村的公社和大队。
  
  上述最后的两种工厂,即是在县份和农村的,比我在中国所见的任何东西更为特别和奇异。我对于昔日云南的县城相当熟落——至少是对那些能够被吉普车驶达的和有空军机场的而言。一般的云南县份都如梦幻般美丽,通常都是躲在一个被干燥的高山所包围的肥沃山谷里,被云南特有的地势隔开了它和外边的联系;除非那里有空军设备,否则,在那些战争的年头里,你极其量只能够找到打铁、手纺和制瓷等工艺而已。所以,当我在玉溪县逗留几天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玉溪县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在一条通往八十哩外的昆明公路建立之前,它几乎是完全与世隔绝;就是今天,它仍然是那么的吸引人,因为尽管这里已经发展了新工业,它还保留有红漆的古老街道,精心建造的房舍和店铺。只需要研究一下玉溪农械厂,你就会认识到玉溪县所经历的变化。这间厂大概是在十年之前开办,当时它只是一间有七十个工人生产镰刀和锄头的打铁工艺合作社。我估计它原来建造的目的,是为了应付由于大跃进第一年里的“后院平炉”计划而导致的需求,在那个计划里,在地方本身生产钢材的名义下,甚至农具也被放在无用的“后院平炉”里熔掉,此外还有很多的煮食用具和其它东西也不见了。无论如何,由制造镰刀和锄头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玉溪农械厂经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它雇有大约三千工人,拥有超过四百部机器,和制造今天农村公社所需求的涡轮和发电机而不再生产如镰刀一类的东西。“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就自己做罢”这个指示被执行到相当彻底的地步,差不多有一半的机器是由这个偏僻的农村工厂自行制造的;当我在那儿参观时,主任工程师正在活跃地监督铸造一个极端复杂机器的两个庞大的钢铁部分——一个双柱的、切直面机器的两条柱;原图则来自华北一间规模宏大的专门机器厂所生产的一部类型相似但大很多的机器,经这里修改而成。我询问他们为何不直接从那间工厂订造一部比较大的,他们漫不经意地答道:“啊,各地对那间工厂的需求太大了,我们必须要等两年才可收到。我们并不重要。但我们却立即需要那部大的机器,用来生产各公社所需要的更大的涡轮。我们的改装品不会像原来样品那么精确,但已足够我们使用;六个月后我们就要它开始工作了!”
  
  总括来说,我相信以下的两个比较能够给人一个粗略但很好的有关中国现阶段工业发展的概念:一方面,我在中国时,常常都回想起我幼年时代美国的情况,那时,我们仍然有很多地区工业供随地区市场,逐渐,它们的细小规模和地域性都被证明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所以,现在它们都倒闭了,或是结合为庞大的全国性工业体系。很明显,当计划主任讲及将来的工业重组和集中时,他心中就是想着这样的事情。在另一方面,当我在中国参观的时候,我也经常回想起我在一九五五年在日本见到的情况,那时候,日本已经建立起大工业,但那些大工业仍然需要倚赖手工业或近乎手工业的工场为它们制造不少的零件。新中国还远未能洗刷过去手工业生产的遗痕。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中国工业品将有竞争能力
  
  谈了这么多,我想在收笔之前,再讲多其它三个对将来有影响的因素。为了明显的理由,我不能衡量中国技术发展的程度,但最近访华的科学家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联合证供,指出了惊人的一点:中国工业的尖端技术,似乎已经与日本和西方最高级的工业技术同样的先进。这些尖端所在的部门仍然是有限,而且我相信它们大部分是为国防计划服务的。但无论一种有用的技术究竟是属于什么部门的,只要有几个中国人能够掌握到的话,很多其它的中国人很快就会学到那一项技术了。这个经常都是中国的方法。所以假如你希望限制中国将来的竞争力的话,中国现时的工业落后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着眼处。
  
  至于第二个因素,是有关那些在今天表现出来的竞争能力。在我看过的中国工厂中,没有一个看来是真正富有竞争力的,能有一道有条理的西式流水作业生产线的,只有一间而已。那是云南省的主要纺织工厂中的其中一间,这个厂正在制造一系列很有款式同时又耐用的衣服和疋头,虽然它以很廉宜的价格出售,它却仍然为云南省每年赚来等于那原来细小的投资一倍的利润。不过通常来说,并不见到有西式流水作业生产线的迹象;甚至在重要的工厂里,譬如是重庆那间宏大的钢铁厂或昆明那问机器厂,那里的负责人都会向你夸耀他们自己制造、改装或革新了最重要的设备。(在那间钢铁厂里,令人难以置信地,他们竟然能够将一部在十九世纪由清朝总督李鸿章从英国购入的轧钢机的同样部分,给装成为适合现代用途的巨型轧钢滚子。)还有,甚至在最重要的工厂,仍然保留有中国过去手工制造方法的痕迹;而正如我说过,这种现象使西方人看来会觉得是冗员太多;不过对这个看来是冗员太多的现象,必须有两点要加以说明:首先,当我回到美国时,我就即刻前往会晤现时任职于宏大的候列—柏克公司(即HP公司——扫校者注),向前国防部副秘书大卫鲁柏克(即David Packard,HP公司创始人之一——扫校者注)询问这个问题,他淡淡地回答:“当劳工不足和昂贵时,工业重组和合并办法确是个好的投资,但假如劳工是充裕的时候,它们就很易变成是不理智的投资了。”我想我无须再在这里讲明,中国的劳动力是如何的丰富和廉宜;我估计工厂的平均工资是每月五十元人民币,而假如你想估计一下他们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你可以用官方兑换率计算,那就是月薪平均是二〇.八四美元;你可以用这个平均工资雇用很多人而不失甚至与日本、香港和台湾的竞争能力。
  
  关于这个潜在竞争力的另一点,是令我在研究中国的工厂时最经常感到震惊的。在判断产品质量方面,我知道我必须倚赖在回国后询问专家们的意见;正如上述一样,所有专家都说,与苏联的工业产品比较,除军火以外,中国的产品是绝对有竞争能力的。正因为我不能即场判断质量,所以我通常就向每间厂的领导人询问他们的机器和产品的售价,然后自己再找出在世界市场上的售价。在有市场售价的项目中,我发现中国的售价大致上只是世界市场的三分一或甚至是更低。由此可见,假如中国决定以日本的财政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工业成长,即是在海外销售以套取大量利润,然后以这些利润重新投资建立新的工厂和新的装备,他们的成绩将会是怎样。在某个程度上,他们已经在纺织业方面应用这个方法,每年出口价值大约六亿美元。但一个真正的全面性中国工业出口运动,将会需要在最高层作出决定,因为这个要和外国人以从未听闻过的方式来做生意。我不以为这个决定会在短期内作出,原因是为了我经已强调过的国际需要。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最后,是对将来会有影响的第三个因素,就是那个众说纷纷的中国人口难以控制的问题。假如是不能控制的话,当然人口增长会抵销任何数量的农业和工业增长;不过周总理告诉我,中国现时人口是“略多于七亿”——或是比西方人所估计的少了一亿;更重要的是,他说现时人口增长率在城市是百分一而在农村是百分之一点五,这个加起来只是在世界标准上的一个低的增长率。我在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所见的,显示出周总理的百分一点五的数字可能是低了一点,但我同时也看到为解决这个人口问题而作出的巨大努力——那个我想终于是会成功的。
  
  这里,我想大家已能看见我在这个报告开首就谈过的,伟大的中国物质成就的一些大概情形。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如果任何可能和可见的发展将会完全改变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的状况,为了谨慎,我们应小心研究那个发展的泉源。而无可怀疑,我们的世界将会在长期里被中国的伟大物质成就所彻底地改变。如果苏联以核弹摧毁中国,以短期计算,也会产生同样彻底的改变。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宁愿选择中国伟大的物质成就而非那可怖的另一个。但只有蠢人才以为,一个拥有超级巨人实力的未来中国,会向我们子孙的世界增添快乐与安适。
  
  《艾尔索普总结中国之行》,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 197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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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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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作家艾尔索普评中国(197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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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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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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