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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贝却敌 路易.艾黎:中国见闻录[1973年]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顶得半边天
  第二章 给中国的齿轮提供石油
  第三章 创业庄
  第四章 最大的跃进
  第五章 五万个无警察国
  第六章 为什么学大寨
  第七章 “桃园经验”
  第八章 一旦发生战争
  第九章 路易.艾黎
  第十章 游击式工业
  第十一章 新尺度
  第十二章 自下而上
  第十三章 中国因何可以跃进
  第十四章 中国的卫生健康
  第十五章 为人民服务
  第十六章 评价过去
  第十七章 少数民族站起来
  第十八章 青年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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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大约二十年前我所写的唯一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注]的序言中,我为自己“只在人民中国住了六个月就写下一本书”而开脱,作为仓促成书的一个借口乃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其他作品写出当前的发展”,而那本书:“打算回答西方人民的问题,因为有些人正在迫使他们拿起武器反对人民中国。”(那本书遭到我的国家澳大利亚各大出版社拒绝,最后终于由我父亲和一些在墨尔本的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告出版。它是在朝鲜战争正激烈的一九五一年写成的,注定难产。)
  
  [注]《中国的脚放开了》,墨尔本世界团结出版社(一九五二年)。
  
  自那本书出版以后,这二十年中,关于中国的书籍已出版了数百册之多,这里且不论其得失,有一些书籍是由从未涉足中国的作者写作出来的,也有一些是只在中国转了几天或几个星期的人、后来就称为“专家”的人的产品。也有少数优秀作品是那些对中国及其问题有深刻了解,公正地深入探索其意义的人写作出来的。
  
  在上述那一本书的序言里,我曾经保证,其后还要再写一本续篇,“讨论本书中尚未接触到的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在新西南诗人、作家、教育家和工程师(在所有介绍中国的人之中最为渊博的人)路易.艾黎合作下写成,实现了迟迟未能实现的那一诺言。
  
  如果我因为只在中国住了六个月(在其十年前,我还在国民党中国有过两次广泛访问)便写了那第一本书而感到内疚,因而又等待了二十年才着手写作续篇;如果路易.艾黎几乎在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写作他的第一本书:《有办法》(译注),那是因为我们都深深知道,在介绍一个牵涉到四分之一人类革命变化的真实景象时,我们负担着多大责任。
  
  [译注]《有办法》在香港有中译本出版,名为《旅华二十五年》。
  
  中国有二十九个省、市和自治区,每个省区的平均人口超过两千五百万人。而总人口几乎等于美国和苏联人口总和的两倍,就算一个人对于其中某一些地区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他又怎能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全盘观念呢?对于主要民族——汉族起着影响的这些变化,与五千万少数民族有些什么关连呢?多年来,我们面对着一个问题难以解决:我们应该抓住什么时刻来描绘中国继续革命这一出迅速变化的戏剧,而这场革命在今后整个时期内都将存在。
  
  本书的内容,是把路易.艾黎和我在一九七三年夏天,经过计划和安排,进行了分别的旅行和调查的结果,汇编而成的。路易.艾黎独有的经历,四十六年来几乎毫无中断地在中国居住、工作和旅行,再加上我自己在三十多年来也在中国若断若续地小住,并且时常在中国旅行,这样的条件,都融和在书中了。
  
  把我们的经历合写在一本书里,这念头大约在二十年前就有了。具体方案延期了好几次,一部分原因已如上述,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我在外围地区忙着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后来又由于文化大革命,它曾一时扰乱了对于未来的清晰视野。最后我们才着手进行。
  
  除了有两章用来介绍路易.艾黎的一些生活、工作和时代之外(这是在他的极为坚决的反对下编入此书的,不过还是勉强同意过目核对了),全书都使用了编辑式的“我们”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路易.艾黎和我在我们收集材料的活动中一直在一起。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反而更多,不过我们是按照一个彼此同意的计划和方式来工作。例如,当我访问新发展的大庆油田时,路易.艾黎在访问西北的老油田玉门油矿。我们虽然都访问了西南的四川,路易.艾黎访问了省会成都和更加往西、崎岖的藏族少数民族地区,而我访问了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我在三十年前曾以那里为工作中心),并且乘船东下,穿过了天下闻名的长江三峡。有些地方,例如著名的大寨农业大队,我们都去访问过,不过是在不同时期;而也有些地方,例如桃园大队,我们在一九七三年一起前去访问,路易.艾黎前此已经到那里访问过许多次。
  
  西北地区和西南少数区域生活的历史背景和丰富材料,是路易.艾黎对本书难以衡量的贡献的一部分。
  
  我们的中心思想是想介绍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并且将它们与我们所知道的旧中国进行对比。我们也打算了解普通中国人民所经常彼此鼓舞的话:“人生的意义”。他们的信念与那些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人类进步的人势必不同——“国民生产总值”的观点在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时,在许多国家内遭到冲击。以下的篇章,纪录着我们所发现的事物的精髓。
  
  威尔弗莱特.贝却敌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巴黎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龚念年 译
  
  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版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http://wg1966.com/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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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7-24 22:56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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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顶得半边天

  
  我们的向导,一位矮小而精力充沛的女士,短发、哨牙,带着我们穿过一排闪闪发光的鼓风炉和当当作响的铁砧,相当危险地贴近按着节奏一锤锤砸下来的大铁锤,看它怎样把钢材砸成曲轴柄。作为一个钢铁车间来说,最不寻常的是它有着医疗所般的洁净,而那些手,抓着铁钳从鼓风炉把烧得炽红的钢材拉到铁砧上、灵巧地把它放好、以便铁锤没有一锤不能击中钢材的手,都是女性的手。那些抡舞铁锤的手,也是一样。这些手的主人都是穿得整整齐齐从青年到中年的妇女,她们穿着白布褂或是花布衫,传统的松身黑长裤。一位戴着眼镜、身穿花衫的年轻女士,全力抡锤的五人小组中的一员,如果寻找美容院接待人员的位置,也不会落选。
  
  在上面一层楼中,就在摆着清茶和水果准备款待客人的桌子旁边,另有一组组的妇女,在锻击着各种形式的灯的金属灯罩,有汽车头灯、尾灯、房灯以及“特殊灯”,后者只漏出一线灯亮,使人一看就想起,它会为夜间穿过胡志明小径的车队照亮道路。
  
  我们是在重庆汽车灯制造工厂参观,我们的向导邓雪珠女士是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命委员会这个组织,是中国今天每一个机构、学府、企业、农场和工厂的领导组织。(“经理”这个名词已经被认为是落后名词,代表着旧的阶级关系,它不再能够正确表现领导的职权了。)邓女士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很是熟悉,当我们要求简单介绍情况时,她在讲话中引用了很多。
  
  “根据毛主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独立自主’的教导,我们获得了一些成绩,”她说到这里,介绍了一大批生产数字。我们询问这个工厂是怎么样诞生的,对于妇女能够掌握这一工作、而且是显然掌握得很好(在附近的桌子上,展览着一批闪闪发亮的成品),表示钦佩。
  
  她继续说道:“毛主席说,我们妇女顶得半边天,我们被认为低下的时代已经早过去了。毛主席说得对:男人们能办到的事,妇女也能办得到。因此我们兴建了这座工厂,每一年都完成生产计划。”我们要求她谈得更详细一些,邓女士看了看笔记,然后继续说道:“我们根据毛主席的多快好省的号召……”这时候,一位满脸安详的白发妇女(后来介绍时,她是革委会副主任彭春良)带着微笑低声讲了几句话,邓女士最初带着几分惊诧,然后推开她的笔记簿,从新开始。我们是第一批外国参观者,她显然过去只习惯于应付一般的修学旅行中学生。
  
  “我们响应毛主席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号召,要大力提高生产。”她继续说道,“一九六六年,我们这一带的十二名家庭妇女凑在一起,谈起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决定制造汽车灯。可是我们没有资金,没有工具,没有厂房,没有技术知识。我们仔细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著作以后……我们在一间九平方米的房间中开始工作,只有几把铁锤,一些废铁。我们把一辆旧卡车灯拆开,然后把一块石头凿成一个模子,把废铁砸出外壳的正确形状。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
  
  可是,为什么制造汽车灯呢?这可有些属于非自愿——几千年来的男尊女卑传统显然还在作祟。邓雪珠承认,她的丈夫是个电工,而彭女士的丈夫在一间卡车装配厂工作。由于汽车灯是是由其它的省份输入的,两位丈夫因此建议,试试她们的手艺。当地领导支持这样的倡议。第一批十二个妇女的丈夫们帮助装置设备和凿出第一批模型。他们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的工作地点检收已被抛掉的工具,帮助妻子们把这些工具安排起来,大致满足她们的需要。
  
  “头一年,我们制造了同一类型的汽车头灯五十个,”邓女士继续说道,“这些灯,我们收入了五百元。头六个月(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十一月),我们把所有的收入都用来增添设备。在那以后,我们开始分发工资,每月十三元到十七元。第二年,我们也能制造尾灯了,生产总值增加到一万二千四百元……”她重新回到统计数字了,产品的种类和价值年年大幅度增涨,到了一九七三年,根据头六个月的生产情况,可以生产十五种产品十六万个,总值六十万元。这个工厂很快就对于其他家庭妇女发生了吸引力。劳动力增加了。她们又生产了其他产品——引擎箱和引擎罩,仪表板、油箱,以及最近才开始生产的——曲轴柄。工资逐渐增加到目前的每月二十八元到三十六元,由她们根据利润情况自己决定。有许多收入用于扩充厂房和购买新设备。原有的九平方米的地方,现在是七百平方米了,一切工作,从挖地基、砌砖到屋顶铺瓦,都是自己动手。十二名家庭妇女发展为接近二百人的劳动力,还有一些男性工人。
  
  “我们的城市急需像这样的小工厂,”邓雪珠女士说,“以便辅助大工厂生产。我们几乎都是家庭妇女,以往都是照顾孩子、煮饭、打扫,没有做过其他的事。可是到了今年年底,我们可以向国家提供价值一百五十七万元的产品,没有用国家一分钱的投资。”
  
  在参观各车间时,我发现了几名相当腼腆的老年男人,手中拿着板钳和油壶,躲着我们的照相机镜头。“我们工厂时人,百分之九十五是女性。”邓雪珠女士解释说,“不过我们也吸收附近地区的一些老年退休工人。”她承认,她的丈夫“这些日子很少在星期日休息”,他给新厂房装置了电灯照明和动力设备,没有接受任何报酬。
  
  当我们问及工作时间时,答案是:“最初,我们什么时候都干。后来,生产适当地组织起来了……我们开始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星期六天。”
  
  六个月没拿工资,“什么时候都干”,对于接受了工会思想的西方人士来说,听起来未免为之一惊。这岂不是血汗工厂的劳动条件吗?有一部分是如此。不过,如果想深一层,则这属于自己心甘情愿付出血汗,并不是跟别人争夺工作或是拉低一般的工作条件,而是为民族的幸福作出贡献,更不用说,这里面还包括着家庭妇女解放的意义。这工厂是她们自己的共同财产,她们可以自己订立规章——我们看得出来,那是并不完善的规章。机关枪般的铁锤声还在继续,打铁的人却离开了她们的铁砧,围到办公桌四周,手中拿着铁锤,一提到工厂开创初期的有趣事情时,就哄堂大笑起来。没有一个人在旁边拿着计时表给她们计算歇工时间。当我们提到西方工厂根据工会条例对于时间和工资方面的管制时,邓女士愤然说道,当她们忙于家务工作时,有没有任何人到场,给她们计算工资和工作时间呢?
  
  重庆汽车灯工厂属于街坊工厂。前几年,这样的工厂名为“里弄工厂”,或者更加家庭化的“后院工厂”,它表示了这种原始的经济发展形式获得了边速成长。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姜海庭,高大、灰白头发。把这种工厂的任务作了这样的扼要介绍:
  
  “它们最初是按照毛主席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而组成的。它们几乎全部由家庭主妇组成和管理,丈夫和孩子们在工厂工作,她们认为,一边照顾家务,一边还可以搞一些工业。最主要的一点,这样的工厂,地点必须就在住的地方附近。她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重庆现在有八百四十家这样的工厂,全部劳动力量是三万五千人,而且月月都在增加。这还不算从街道工厂开始、但发展到大规模生产或生产高质量产品、因而转为国营工厂的那些工厂。
  
  “这些街坊工厂一共生产八百种不同的产品,”姜海庭继续说道,“包括当地工厂尚未生产可是其他部门需要的产品。它们对于重庆地区争取最大限度自力更生的目标,作出了很大贡献。你可以发现,这些其貌不扬的工厂生产了需要高度技术的产品——手表和精密仪器用的钻石,钻机用的工业金钢石,甚至于激光用的钻石。它们可以作为大型工业企业的辅助工厂。它们对于大企业进行现代化改造时听换下来的机器设备作了很好的运用。它们所使用的材料通常是金属废料,它们甚至对于我们称之为‘三废’——废料,废气和废液,你们所称的污染,加以很好的使用。从效率、劳动生产率和质量来说,这些由家庭妇女所组成的工厂,很有一些厂此起解放前的许多工厂还要好。”
  
  我们问道,它们是否都将继续跃进,最后都变为国营工厂,而失掉原有的家庭妇女工厂风格呢?姜海庭认为并非如此。当我们在其他地区向负责干部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时,那些人的看法与姜海庭是一致的。
  
  “从拥挤的厂房搬到更加现代化的厂房,这需要一个过程,”姜海庭强调,“不过,主要的一点在于,它们是由住在某一条街道或某几条街道的妇女们所组成的小工厂。她们有老年的父母须要照顾,有丈夫和儿子;上班下班,有幼儿和婴孩在附近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有学龄儿童在学校。她们不愿离开这些事情到远处去。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把街坊福利设施配合上家庭妇女所热望的活动——远较家庭事务有更多兴趣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于家庭开支和国家经济都有极大贡献。这些工厂会增多,会发展,但是还要保持根据以街坊妇女组成当地工厂的特点。我们市一级的工作,就是要尽一切可能给予便利,以减轻家庭工作的负担。”
  
  在重庆更西边的成都市(中国人口最多的省、大约有八千万人的四川省的省会),我们参观了一个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建立起来的街坊工厂,创办人是几个家庭妇女和两名十六岁男孩子,后者因为年岁太小,在别处寻找工作都被拒绝了。这几个人说服了一名退休铁匠加入她们的团体,生产的是最低级的、但她们仍然觉得可以属于“工业产品”的东西——普通螺丝钉。她们没有钱,没有技术,那名铁匠帮助她们找来一条旧板凳,一对老虎钳,和一组过了时的螺丝模具。家庭妇女从废铁堆里寻出钢丝,从家里厨房拿来食用油涂在模具上,她们开始生产螺丝钉。她们能够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头三个月里,每一名成员只拿八块钱,作为伙食费,其余的都作为再投资,增添设备。她们从生产螺丝钉,发展为生产螺丝帽和螺丝栓。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计划正在迅速发展,这类东西的容纳量是无边无际的。更多的家庭妇女参加了——大部分人的丈夫都在某些工厂工作,对于新产品的制造,总会出些主意或实际协助。
  
  到了我们前往参观的时候,创办人之一、革委会女主任、五十五岁的曾正芳,一边陪着我门在一排排的机器中参观,一边笑谈往事。家庭妇女们正在给工厂新添的一百六十磅冲床所生产的原件加以刨光或钻孔:那两名“小男孩”——戴云生和田群生,在我们一九七三年参观时,都已二十四岁了,带着笑容说起往事:他们当年必须站在木箱上,才能照顾工厂所得到的第一扯机器。现在,他们是工厂的革委会成员,一百九十七个劳动力的一分子,在这一百多人中,还有一位非常热心的七十多岁老婆婆。
  
  成都过去的街道以按照手工艺分类而出名,例如打金街、打银街、打铜街、皮匠街、棺材街等等。现在,这些街道以这些手工艺发展出来的工厂而出名了。因此,王家拐街现在不仅以联合打铁店出名,而且也以带着大致同样历史的南合机器厂而出名了。由于邻家出现的变化听鼓舞,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董福惠说服了邻居八名家庭主妇,着手进行同样的工作。她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是一个干水坑里的猪圈,那地方附近的人家早就认为又难闻又碍眼了。近年来,中国各地的城墙都在拆除——不再需要它来防范官方或非官方的匪徒。守旧主义者也许会对于这一景物的消失感到难过,可是这种感情却拦不住说干就干的青年,像董福惠和她的八位家庭主妇那样的人,她们用小车从成都城墙推回残砖陈土,来填满这个干水坑。然后,又推来几百车砖头,把猪圈扩充为生产螺丝钉的厂房,那是一九六六年三月,比曾正芳女士等人建起她们的工厂迟了三个月。这九名发起人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大概也掏空了她们的丈夫的口袋,凑足十五元,作为第一批工作资金。她们到大工厂的废料堆中去寻找钢绳和其他金属废料。后来,她们又到各工厂里边去寻找报废的机器,或是用极廉的价钱买来,或是帮着清运。显然,她们是受到邻居新出现的街道工厂所吸引,于是也磨着丈夫给出主意,并且提供技术知识,在成都造成了你追我赶的局面。制造螺丝钉只是一个襁褓阶段,以便她们能够爬出厨房的窗户。如果人家能够从手拔螺丝钉发展到冲床,则我们也可以发展到——就是在这一思想鼓舞下,董福惠她们决定制造卡车部件。前轴、后轴、引擎架、变速箱,到了一九七三年,这一厂址扩大了许多倍,变成一个真正的工厂,有了一百八十四名工人,其中一百二十一人是家庭妇女,平均年龄三十五岁,都住在王家拐街或附近小巷。
  
  年产量价值已经达到五十万元,但是预期到了一九七四年,还将有一个大跃进。一九七三年已经被认为是大发展的一年,因为装设了生产力更高的机器。说起来也许显得神奇,她们的第一批机械工具一一一副磨具、一副刨子和一副磨机,都是在几名退休工人的协助下,由她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中国的企业,工人男子在六十岁到六十五岁退休,视工作而定,妇女退休年龄要早五年,退休之后每月可以拿退休时的工资百分之七十。他们并不反对重新回到积极的生活中,在家庭妇女管理的工厂中参加一份工作。)等到一九七三年添置设备阶段过去之后,南合工厂将有三十三台机器,排列在一个新的厂房里,这座整个厂房,是由全体工人从两里多外的砖窑用手车推来的砖瓦盖成的。董福惠仍然是管理委员会的首脑,副手则有周清蓉,在我们访问时四十九岁,最初的九名创建人中的一个,当时,她对机器的知识仅限于手车,因为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运输工人出身。到了一九七四年,生产一定会达到百万元水平。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差不多原属于文盲的家庭妇女掌握极端复杂技术的速度。几十年来被封建思想封闭在玻璃瓶中的精力和智慧,一旦遇到瓶塞上的封口铁丝帽被除掉的日子到来,就像冒泡的香槟酒一样涌了出来。如果说,除掉封口铁丝帽是毛泽东革命的胜利,那么是文化革命把瓶塞冲开,旧束缚被冲得七零八落。不管将来的情况如何发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把这些旧束缚重新装到瓶子里去了。
  
  机器和掌握机器的技术表现着一项挑战。“攀顶高峰”——是这些家庭妇女的提法。在过去,这纯然是男人们的事情,甚至在儿子和丈夫从工厂回到家中讨论起来的时候,妇女都不插进嘴。
  
  当你穿过这些街道工厂时,你看到的仍是那些张脸,在过去,她们愁容满面地坐在院子进门处石阶上,在靠近中午或傍晚的时候给孩子喂奶,有的聊天,有的吵嘴。这些脸现在不同了。中国人民的皮肤似乎蕴藏着一些不同寻常的光辉,当人们高兴的时候,就闪烁着特别的光彩,当不高兴的时候,就呈现出一种缺乏光亮的效果。在今天的工厂里,家庭妇女焕发着内在的光辉,就是在抡舞铁锤——妇女最吃重的体力劳动——的时候,你几乎仍然可以听到她们的愉快声音。甚至于比较年老的妇女们,过去一向是靠着拐杖和小脚在街上慢吞吞地向前走,现在却组织起来,精神焕发,制造纸花、木制玩具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产品,参加了她们的里弄正在一直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以比较年轻的妇女来说,情况就不完全相同了。她们生于新社会,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在新社会中长大的,她们期待着在所有能够参加进去的各个活动领域中,享到大致平等地位。机械工具或高频率辐射炉,对于她们并无神秘。她们在中学时代,就已学会了怎样掌握它们,并且对于自己身边的事物是很注意。不过,就中年妇女来说,她们多年来所能接触到的东西,总是毛线针、切肉刀、锅碗羹筷,甚至连打蛋机也没有见过。街道工厂给她们展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天地。正是因为她们过去落后太多了,所以她们使用出超人的努力,以掌握技术,填补不足。
  
  我们在南京无线电元件厂遇见了两名标准“闯将”——刚到中年的妇女朱莉和冯四妞。工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工厂的七名创建人中的两位。她们的白手兴家的故事,会使贺拉提奥.阿尔格都感到鼓舞,只不过他从报童变成百万富翁的故事,是由于个人的成功。而这些街坊工厂的女主角们,在物质上都还保持贫穷本色,但精神由于为社会服务而大大充实了。这一家无线电元件厂是我们所看到的少见事例之一,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打开了被装在玻璃瓶中的家庭妇女主动力量的瓶塞。
  
  朱莉是一个身体健壮的妇女,面庞带着坚决、智慧的神色。她说道,“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国大办工业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看看我们能办些什么事情。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她的爱人在一家无线电装配厂工作,无线电的部件是别的地方制造的。她要求他拿回一件最简单的元件给她看看,他带回一个钮扣形的陶瓷元件,上面有三个孔。元件的边缘要打磨得很好,三个孔则在工厂钻孔。我们得到批准,可以进行打磨和钻孔工作。当地的街道委员会[注]让我们在一间没人用的庙宇里装上几台踏板式机器。在装配工厂工作的那位爱人充当业余顾问。我们在掌握打磨和钻孔技术上并没有遇到困难,接到的订单超过了我们的工作量。消息传出去之后,其他的家庭主妇参加进来。开始是二十人,一转眼就变成了四十人。我们开始把电线焊在这种陶瓷元件上。
  
  [注]所有城市居民都组织在街道委员会里,委员会负责当地行政、公众卫生材福利等。
  
  “建厂一年之后,我们的街道委员会给我们派来了一些中学毕业生。她们带来了教育和技术力量,于是我们开始制造整个部件。中学毕业生办文化班和技术班,讲解无线电路和电子基础知识。我们的技术提高以后,产品的品种就有了发展,街道委员会又帮助我们取得国家贷款五万元,购买机器,又代找了几处空房,作为新车间。在两年之中,我们就还清了贷款。还另外拨出足够的资金,作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七三年夏天,这家工厂已座落在三座两层高的楼房里,窗户敞亮,楼房就建在那间古庙旁边的空地上。三百三十二名工人之中,百分之七十五是妇女——其余的工人则包括几位退休技工,和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以便搬运和照料炉子,把高岭土和其他原料在炉子里烧成陶瓷。所有精巧工作,包括电子工业中的微型焊接以及其他细如发丝的微型工作,都是由家庭妇女们担任,她们对于微型焊接的工作得心应手,就像几年前运用刺绣花针一样。在访问时,这间工厂已生产二十一种产品,各有不同花色——两极真空管、三极真空管、替续器和针尖那么大的附件,上面焊着几条铜丝,就像蚊子的腿一样,可是放在显微镜下一看,原来那是复杂的电子线路。
  
  朱莉女士脸上带着红晕,回答了我们提出的第一批问题之中的一个问题。“是的,我们厂生产的元件,曾经装配在中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里。”她们的产品,不仅运往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而且是输出项目,装在塑胶袋里封口,袋上印着她们的厂名,参加了国际电子行列。
  
  这些穿着白罩衫的中年和老年家庭妇女,有的人手里拿着镊子,操纵着几乎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金叶,或细如头发的铜丝,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以便焊接,有的人紧望着电子线路的蓝图——这些工作与她们昨天的生活,以及过去千百年来的生活,距离是那么的遥远,我们看到这里,只能感叹,人类只要一遇到正确的力量,就能出现多么巨大的变化。
  
  “一九六二年,我们生产了十四万件产品,就以为做得很不错了。”朱莉女士作了比较,“可是到了一九七二年,我们生产了七百万件。我们的缺点是缺少机械化,在某些产品方面,与大工厂比较起来,次货太多。不过,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些问题。自从文化革命以来,我们邀请了大学毕业生来给中学毕业生上课,讲授更高水平的技术。我们起码必须要掌握化学—电子工业的正确术语。”
  
  她陪着我们参观机械车间时,将她们自己生产的机器,包括十五部旋床,介绍给我们看。
  
  “是谁设计的呢?”我们问道。
  
  “有一些类型比较简单的,由我们自己设计。至于其余的,我们买来一部合乎我们使用的车床,我们就在必要时进行仿造。”私营工业一旦不存在了,商标专利权也就失掉了意义。
  
  在邻近苏联、中国最东北省份的省会哈尔滨,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少见的例子,由男子领导(起码是在最高阶层中领导)的街坊工厂,工人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七岁。革委会主任杨子平、副主任于子苏,都只是三十岁刚出头。在革委会,他们两人,加上三名年轻的妇女委员(她们每一个人领导一个车间),向我们介绍了东江半导体工厂(因厂址在东江街而得名)的演变。
  
  “在文化革命以前,”杨子平说明,“我们这几个后来形成工厂核心的人,在江那边[注]开办一个小小的合作社,修补尼龙雨衣。报纸和广播电台都在讨论经济的新跃进和现代化等等。我们为什么不做些放远目标的工作呢?现代工业依靠电子,哈尔滨在这方面很是落后。我们为什么不贡献些力量呢?我们合作社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已经尽我们所知做了有益的工作了。我们正在为人民服务,因为人人必须把雨衣保护好。现在提起生产半导体这一类的东西,这是不合理的。’可是多数人的意见(我们只有七个人)认为,我们曾经与无线电工业有过一些接触,我们应该找得出办法。我们开始讨论时时候,有另外十名青年说,如果我们真的着手进行,他们就参加。我们把这个设想提到市委会,他们拨出了江北岸的两处周末度假别墅作为厂址。
  
  [注]指松花江,哈尔滨市沿南岸而建。
  
  “我们首先从其他工厂搜寻一些旧设备,从旧货市场上找来一些零件。我们派了几名小伙子到大工厂去实习,以便学些电子方面的知识。他们邀来几位无线电技术人员,在休假时到我们这边来,指导我们如何正确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决定遵照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工业学大庆的方针。[注]我们用了三个月时间把设备装置起来,并且掌握了开始工作所需要的一切。然后,我们开始生产。由于我们跟无线电工业有联系,所以一开始就很顺利。我们逐渐改进了技术,增添设备,到了今天,我们生产一百种以上的半导体和工业自动化的其他配件,以及无线电和电视机的配件。几年之中,我们生产出当地市场所能吸收的一切产品,现在,我们供应大约二十个省市……”他指出现在正在建厂,准备进一步扩充。
  
  “建厂七年以来,”杨子平继续说道,“我们训练了一批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是通过车间的实际工作训练的,而不是大学……”
  
  显着有浑身精力的于子苏插嘴说道:“我们虽然不是熟练工人或者大学毕业生,却因为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为国家的进步开拓新领域,因而取得了成功。我们的劳动力量壮大起来,生产的品种增多,有相当数量的中学生来到这里工作。我们当然衷心欢迎他们,欢迎他们所带来的理论和实际知识。由于他们的参加,生产的质量有了提高,品种有了增加。”
  
  [注]大庆油田,是中国石油在一九七三年产量超过五千万吨的主要力量,这个油田被毛泽东誉为工业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克服了原以为不能克服的困难的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这是在经济发展上与刘少奇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间工厂,与南京那间工厂一样,都是根据国家合同而工作,按照质量等级给予标准工资。工厂则由国家供给原料和设备,价钱按全国标准价格计算。在每一年的产量基础上,由工人大会选出来的领导,提出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计划一旦获得通过,就提交给省当局,以便在省的范围内,与类似性质的其他工厂的计划进行调整,然后把调整结果呈报北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如果因为重点有了改变或新生产线有了发展,计划要有所改动,那就要一切从头做起,进行讨论,一俟大家有了一致意见,这计划就成为第二年的蓝图。他们向我们保证说,一来一去的讨论会可以进行得快而顺利,不会阻碍生产。这间工厂,以及前面所介绍的几间工厂,都属于集体所有制,但是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范围的。由于它并不是国家所有,它的扩充要由自己的盈余来支付。厂的领导也可以申请利息极低的国家贷款——我们在各地发现,很少工厂愿意申请贷款,因为都愿意自力更生。
  
  在参观车间时,时常可以看到中国人既节俭又有创造精神的实例。一个二手货大真空桶,只用三十元就买来了,要是买新的话,得付七百元,二手货这样便宜,因为桶上有个洞,买回来之后,马上就交给焊接车间补好了。一架旧冷却机,上面部分装上了一部真空烧结炉,下面部分只消搬来松花江里的一块大石头,压在里面,就可以保持全机的稳定。他们自己建造的扩散炉,散发大量热气,没有人可以靠近去工作,于是他们把它放在一个小房间里,把控制部分放在房外,中间隔着一道隔热设备。这些逐渐改良的设备现在都可以进入博物馆了;不过,后来的新式设备,都是由这些旧设备换来的资金才添置成功的,导了今天,旧设备还可以作为实例,向年轻吋工作人员们提醒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在可以俯瞰松花江(在江里,美国密西西比河式的明轮船只冒着黑烟来来往往)的宽亮厂房中,梳着辫子的少女们俯身在显微镜或小型烧焊灯上,从事于各种细致工作,这些工作,看来只有妇女的纤巧双手或极端精密的设备才能应付。
  
  “我们还是过多的仰仗手和眼,”第一车间负责人、苹果色脸颊的青年妇女梅女士叹道,这一评语,大家是看得很明显的,因为我们看到一排白衫少女,手拿镊子,一个又一个地把那微小的元件,放在电子米突仪器上试验。
  
  杨子平好像看明白了我们的念头,说道:“我们下一步的最大投资,是把这项控制工作改为机械化。”
  
  经常有参观者前往访问的街坊工厂,是北京西区第一半导体设备工厂,这间工厂,几乎从它在一九六五年诞生时起,我们就前往参观过,而且一直看到它在一九七〇年三月逐渐改造成全面的国营工厂,从那以后,我们还去访问过。
  
  另外一个类似这样的工厂,也是由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诞生的合作社转变过来的。最初,它是一个五十人合作社,主要是家庭妇女,制造和修理杆秤——一根木棍,一节绳子和秤锤,这是整个东南亚菜市里到处可见的东西。这个合作社的业务一直是如此,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两名社员突然建议来个跃进,生产科学仪器,用扩散炉制造半导体元件为开始,这个建议吓了其他人一大跳。扩散炉,谁也没有听说过那是什么东西。不过有几个大胆的人跟他们两人站在一边,参加了别处工厂的试验工作。其他的人则加倍努力生产,积累资金,以便他们的试验一旦有了结果,就可以进行投资。他们的秤只卖六毛钱一把,积累资金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当地党支部鼓励他们,组织了一个试验小组,并且派出合作社一些社员到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去接受短期训练。李华,一位健壮活泼的四十八岁妇女,试验小组的一位成员,今天谈起清华大学去学习的时候,脸上红得像个女学生,因为当时她把蓝图都拿倒了,引起清华学生们和老师的大笑。“我一开始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回想道,“最糟糕的是所有符号和标志都是外国字。”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学会了一眼就看明白线路,到了一九七三年我们前去访问的时候,她已是熟练技工,在高频率扩散炉中把半导体元件焊在自动控制装置上。
  
  “到了清华,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她说道。“我们惯于作实际工作,不惯于学习。我们头痛极了,可是我们接受了一些经验教训,加紧学习。学生们和教授们发现了我们底子甚差,最初是吃了一惊,可是后来非常有耐心地帮助我们。在两个月之内,我们就掌握了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技术。于是我们回到工厂,帮助筹备生产。”
  
  在我们一九七一年访问时,四十一岁的革命委员会女主任李咏雪曾经对我们说:“我们如果要进入现代化社会,就须要大量的半导体,半导体就须要硅晶,那就是我们的扩散炉发挥作用的地方。”第一次试产品于一九六六年初制成,自那时以后,这间工厂就从未落后过。原有的五十名人员逐渐被吸入重要岗位上,在变成国营工厂时,劳动力量已增至三百五十人。不久之后,北京“玉潭”(因工厂所在的街道而得名)牌扩散炉在全国各地都使用了,哈尔滨半导体工厂所用的土制扩散炉后来也换了“玉潭”牌扩散炉。
  
  “我们给国家节省了一大笔资金,”李咏雪引领我们参观产品品种时,带着可以同意的自豪感说道。“像这样的炉子,”她指着一个像一架缝纫机大小的白搪瓷炉子说:“最初从外国进口时,三干五百镑一个。我们生产出来以后,价格是二千到三千五百元,按不同品种而定。这个高频率炉子,”她又指着一个大约像小冰箱那么大的炉子,进口货要五万镑。我们用了六分之一的成本,大约是五万元,就制成了试产品,现在已经进入大批生产,每个一万九千元。而且用不着外汇。”
  
  这间工厂准备在一九七四年迎接该厂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她本来是中学毕业生,曾与另外一位毕业生在扩散炉的控制仪表的小型化上有了共同创造。她于是被派遣到清华大学去接受全部科学训练,作为奖励。
  
  到了一九七三年,这间工厂开始大批生产一种很小型、直流供电可以携带的电子心电图机,试生产一种照相复印机,大批生产一种用光束表现湿度的仪表,大批生产一种极其清洁毫无灰尘的试验箱以处理对于灰尘极其敏感的物质。除此之外,经常在改进中的各种扩散炉,生产也不断发展。
  
  自从文化革命以后,中国的每一个人,从幼儿园开始,都在不同水平上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学习,也包括了西区第一半导体工厂的工人和领导在内。当我们在一九七三年访问时询问,在三年国营之后,工厂情况变化如何,我们从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献群那里得到如下的答复。
  
  “一九七〇年三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了矛盾。我们到达了必须改变生产关系的阶段。例如,制造和修理杆秤,是手工业、小规模生产,自从我们开始制造扩散炉之后,就一直把它当作副业,继续生产。我们很容易在当地找到制秤的原料——主要是木材,产品也可以卖给当地的商店。可是由于新的生产开始上升到主要方面,厂房就得扩建,我们需要新类型的原料,只有在国家计划分配之下才能拿到。我们现在所生产的产品,显然也不能单靠卖给当地的商店。我们的产品有全国性的重要产品,只能由国家收购。我们到了不能再向前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要求全部并入国家计划,作为一个国营企业。这个要求被接受了,我们的生产手段现在与我们的生产关系是完全相适应了。
  
  “这是一个总的趋向,”林献群继续说道。“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为一批个人所有的制度,正在逐渐改变为全体人民所有的制度,这就是国营。不过,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我们这一带,一共有九间街坊工厂,其中三间,包括我们这一间,转成国营。其他几间,是制绳、缝纫、编织、钉书合作社等等,都有当地市场,可以依仗当地原料。它们还会保持原样。”
  
  一间国营工厂,还能保持街坊工厂的特色吗?林献群的答复同重庆的姜海庭的答复一样。“可以,能够保持,也一定保持,因为主要劳动力量还是住在这一地区的家庭妇女,她们有父母孩子在这一地区。这间工厂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二是当地妇女。”她指出,“革命委员会的九名委员中,六名是妇女。我们工厂还会有一些发展,不过在原则上还要把厂留在这批家庭妇女居住的这一地区,其他的街坊工厂也是如此。”
  
  我们在中国各地访问过许多这样的街坊工厂,上述的情况代表着它们的源起、组织和效能的相当全面的横断面。过去,成年人口的一半力量只在家务工作中“顶得半边天”,现在,她们的潜在精力和智慧一旦发挥出来,家庭妇女的工厂在妇女的真正解放中就担负了重要任务。就它们在工业中的任务来说,它们符合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分散主义,把工业分散到街道一级,对于经济事务加以游击式的处理,给予地方以最大的主动机会,这是毛泽东的最标准风格。它们鼓励自下而上的主动,一切计划自基层而上,而不是由中央而下;“从无到有”的观念是毛泽东的经济哲学的中心思想,使得他与那些主张正统经济发展的人,发生了正面冲突。这后一方面的作用,以及妇女解放的其他崭新贡献,已有戏剧性范例,范例之一,便是大庆油田的发展,其结果是把中国的地位变成一个石油生产国。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龚念年 译
  
  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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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给中国的齿轮提供石油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中国最东北端省份黑龙江省松辽盆地大草地中央工作的一个钻探队,钻到了石油。那时,正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五天。这一成功看来是十分及时和十分重要,因此,钻井工人把这次成功称之为“大庆”。这两个字后来被正式采用为整个油田的名称。就是这样,钻井工人用两个字评价了这件事,而这个新名称“大庆”将在今后年月的世界各国地图中,获得它的地位。这次钻探收获意义是十分丰富的,就中国来说,恐怕没有比这个时间来得更为合适了。再过几天,赫鲁晓夫主席就要满载着“戴维营精神”,几乎从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地点直接飞到北京来。他在北京机场上受到了面色相当严肃、带着控诉表情的毛泽东的迎接。赫鲁晓夫为了表示“戴维营精神”,推翻了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子力量的诺言。毛氏很现实地把这一情况解释为,在所有其他方面的合作,包括帮助发展油田、甚至给予石油供应,都将终止。
  
  毛氏看对了,八个月之内,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撤退了,包括那些在新疆和玉门(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矿)油田的专家,而且带走了他们的蓝图,使成千成百的工厂留在半完工阶段上。在郡时,中国几乎完全仰仗于苏联供给石油。可是,过了四年,在一九六三年年底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就可以宣布,中国在石油方面已经基本上自给自足了。这是由于大庆有了惊人的发展。
  
  中国地质学家早就猜测,在松辽盆地的下面是一个极大的天然油库,它们并不是唯一的油库。有一些西方专家甚至认为,那是苏联西伯利亚油田的延伸和支域。在上一世纪末期,沙俄占领了哈尔滨和黑龙江省的其他部分,俄国石油勘探人员勘探了这一地区,毫无发现。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日本人占领了整个满洲——现在中国的东北,也勘探过这一区域,也未获结果。他们的结论认为,这一地区并无石油,中国应该承认自己属于贫油国家的事实。有一些其他国家专家,支持这一看法。
  
  “我们不管他们的结论,”当我们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访问大庆时,语气平稳的总工程师刘文江介绍道。“我们根据毛主席的实践第一的教导,开始工作。我们总结了在玉门和在其他地方的经验,也研究了外国的先进勘探技术。经过大量的学习和研究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假定性结论,这一地区的确蕴藏着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气。”
  
  证明有油,是一件事;把油开采到地面上来,则是更困难的另一件事。一九六〇年是中国进行任何新事业的最不好的年份。对毛泽东领导进行的激烈攻击,在共产党领导继承人的高级阶层中开始出现了,由当时的主席刘少奇在背后指使,由当时的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出头进攻,他们的批评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做得过了头,而且失败了。
  
  一九六〇年还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出现了一连串的水灾、旱灾和随同而来的虫灾,这几年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那一年又是苏联专家撤退的一年,中国必须勒紧裤带来偿还苏联的债务,还要清偿苏联在朝鲜战争时所给予的军事和其他物资的款项。
  
  在一九六〇年(那是在反毛攻击达到最高潮之前),毛氏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他面前的证明大庆油田是藏量极富的油田的数据。他力促通过了一项决议,要用雷霆万钧的力量拿下这油田。它被当成一个战场,而按毛氏的传统战略,是要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军。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从玉门、新疆和四川油田奔向大庆,这些油田与大庆比较起来,现在属于次要了。人民解放军也派遣部队前往协助。
  
  工人和技术人员大军带着钻机到达现场。可是那里一无所有——没有建筑材料,没有食物供应,没有卸运钻机的起重机,没有运输钻机前往钻探地点的卡车。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以经济铺的摊子过大为借口,进行反攻,对于大跃进期间的所有大规模工程,差不多都加以反对。
  
  “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惠新说,“这里只有草地和狼群,这些狼认为自己就是这里的天然居住者。那些准备进行钻探的地方,只是上有青天,下有草地。连一间房屋都没有。更没有工具。整个盆地很少居民,只有少数牧民在青草茂盛的时候把牛羊赶来放牧。那时候还是早春,遍地都是冰雪,寒风不断在平原上怒吼。住的地方是第一件问题,可是根本没有建筑材料。虽然毛主席在那次作出决定的中央委员会上获得多数人支持,刘少奇却设法把分配下来的资金大大减少,并且把已经分配给大庆的物资移给其他地区。有一个因素,从一开始就鼓舞着大家,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体会到,这是参加一项大会战,不是那种昙花一现,虎头蛇尾的事情。
  
  “解放军弟兄们带着帐篷,于是尽量与大家分用,可是这依然是沧海一粟。我们赤手空拳,并且利用能够找到的全部废铁,开始打锄头和铁锹,在地面上挖洞,用木棍和干草搭顶。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批宿舍了。幸亏有些单位带来一些粮食,大家分着吃。我们烧开了水,加上盐,称之为‘肉汤’,检拾青草和根叶,称之为‘副食’……”
  
  (我们在大庆,以及在所访问的其他地方发现,只要一提到刘少奇、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在基层实际接触到刘少奇的政策的工人和干部们,就不像在北京常听到的那样只是用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话来讨论,而是用极其尖锐、实际的话来进行批判。)
  
  名传全国普受尊重的大庆英雄是王进喜,一名来自玉门油田的钻探工人,大庆人称他是“铁人”。他的照片(在我们访问时,他已逝世)令人一看便知道,那是一副倔强的面孔。连死也算上,什么都拦阻不住他。没有起重机起卸他的钻机?没有卡车搬运?可是会战必须进行啊,他说服了手下,把钻机那个大家伙拆下来,用人力一部分一部分地(包括六吨重的部件)搬运,从十公里外的火车道搬到钻探地点。他们把第一个部件拉到现场之后,其余的部件,就有其他单位的人自动来拉了。他们互相帮助,解放军部队贡献尤多,就把所有的钻机拉到工地上。钻探开始了,在最初期间每打一个探井之后,钻井就得重新拉到新位置上,经常是要通过膝盖那么深的泥泞,才能用手把钻机拉到新位置上。
  
  王进喜在每一次战斗(克服思想斗争、官僚主义和体力障碍)里,都站在最前列。他把自己和一些其他敢干的人套在木犁上,拉犁耕翻草地,播下谷种菜种。最重要的是他领先与刘少奇司令部的关闭油田的指示进行斗争,领导小组学习毛氏的几篇著作,例如《矛盾论》和《实践论》,使干部和工人们确信,他们是在思想上团结一起,推动工作。
  
  当时,最高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毛氏几乎失掉控制的事实,都还没有透露出来,王进喜虽然大概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却已与幕后斗争的一个方面坚决站在一起了。这里面也带着一些劝善惩恶的公平:他所领导的一二〇五钻井队,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首先探出可以开采的大量石油。这个井在那一天开始出油,自此以后,每天一直可以生产四十吨油。
  
  后来,当毛氏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那一阶段中获得胜利,而一九六九年四月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来庆祝这场胜利时,王进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就是毛氏希望注入党领导的新鲜、有力血液的例子。[注]
  
  在最初的几个月内,没有挖沟设备,以便铺设油管,从油井把石油输向储油站,大家就用手挖沟,据他的同志说,不屈不挠的“铁人”永远是在最前头。他提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作风,后来毛氏号召好的党员都要以这种作风作为典范。王进喜当选中央委员之后,只要哪里有重活或危险工作,他总是继续抢先去干,毫无疑问,这个作风使得他因胃癌而提早死亡了。
  
  [注]这个政策在一九七三年八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有戏剧化的表现,一名上海青年纺织工人王洪文,曾经与刘少奇路线进行过同样的坚决斗争,升到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名地位。
  
  对于曾经访问过苏联的巴库、罗马尼亚的普罗斯蒂、阿尔及利亚的哈西.麦萨奥德等等油田的人来说,大庆令人惊愕,因为那里并没有森林般的探油塔。在一般的油田里,探油塔的头部一垂一垂地像马在马槽中饮水一样,把石油吸到地面上来。在大庆,我们乘车在油田心脏走了六十公里,极目四顾,却只见一座座小小砖房,像绿油油的草地中的白色野菊花。它们的距离,有的是三百米,有的是二千米,每一个砖房里,是一个U形管道,上面听附的仪表显示,管道里正有石油正常地流向储油站。唯一有采油塔的地方是在被称为前进指挥所的地方,那里正在进行新的钻探。为什么油井旁边没有采油塔呢?
  
  总工程师刘文江给予了详细答复:“当与苏联的关系还好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到过他们的油田——并不是单纯去模仿苏联的方法,而是增广见闻。对于我们来说,石油生产还是一件比较新的事情。玉门油矿是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建成的,可是结果并不很好。因此,我们必须从反面的例子来学习。我们研究了其他国家的大量有益的技术数据、可是在大跃进时,我们抛弃了旧方法和旧思想,包括先进的外国技术。新疆的克拉玛伊也是由苏联专家设计和开发的,结果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油流并不稳定,生产很快就开始下降了。
  
  “我们派遣专家到莫斯科去讨论这件事,可是毫无头绪。我们知道,里面一定有毛病,可是我们插不进手,一直到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开发出大庆油田之前,情况都是如此。后来,我们访问了乌拉尔区的苏联努玛什金油田,一般认为,从技术质量来说,这个油田是他们的最好的油田。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研究那个油田的数据,我们决心比它做得还要好。我们在技术方面研究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之后,再加上在理论方面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我们得出结论,石油生产的主要矛盾是当我们要生产石油时,深入地层的地方必须有石油的存储,这个矛盾的圆满解决,只有从下面施加稳定的压力,使石油自己出来。我们必须对这个油田于以全面考虑,这样,石油才能够由于下面的稳定压力而均匀又自动地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相信,重要的事情是要对于地层下面的情况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仅是各个地层的储油量,而是把所有其他情况都掌握清楚。
  
  “经过仔细研究,我们的专家列出了二十种材料、七十二类数据,作为每一次钻探都必须掌握的资料,以便把全盘情况都加以了解。每钻探一米,我们取出十个探样,送到化验室去进行分析。这些探样如果联结起来,我们一共采取了三十四公里长的探样,根据各处钻探的不同特点,分析五十六万种的探样材料,比较了三百八十万个数据。这样,我们就能够根据科学现实(这是毛主席最重视的)准确地绘出地下面的地形图。我们拒绝接受任何根据抽样调查而来的估计。这一点最为重要,因为你如果在错误的地方打井,就会打出喷油井,造成井喷,你就会失掉压力,而不得不装置花费巨大的泵油设备。
  
  “工作并不是单纯由像我们这样的技术人员来做(刘文江在讲话时,旁边围着十几名其他专家),而是还有工人、干部和专家,在钻井地点三结合,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组成单一的队伍。结果,你可以在许多其他的事实之外再发现一点,在整个油田上,没有一架磕头式泵油设备,油井的距离并不规则。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打错一口井。我们每打一口井,都知道必然会有油,而且正确地知道会在哪个水平上找到油……。”
  
  我们提到,这个地质数据图表足可以与经常在中国诊疗所看到的针灸穴位图媲美,穴位图标明了几百个穴位,以便扎针下去,得到预期效果,这位总工程师同意这一观点。“这样的准确性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以最大速度开发出新油区——一个富有经验的钻井队,只需要一天时间,就能打出一座油井。”
  
  刘工程师继续说道,“我们在这里有了结果,就在六十年代末期派遣专家回到新疆油田。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那里的毛病。苏联工程师也做了一些测量和计划工作,准备了地质数据图表,可是做得并不完整,他们只以十几个试验井作为根据。这倒并不是出于恶意。”他强调。“那座油田开发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还是好的。他们在自己的油田上,做法也是一样。他们的工程师以少些试验钻井为根据,搞出一个‘平均数字’,就以此为基础,制定计划。然而‘平均数字’是错误的,因为它并不是以现实为依据,从这里起,所有的设计工作就都错了。我们发现,新疆那座油田的底层并不是他们的图表所显示的细砂。只有几处地方是细砂,其余的地方都是大石子组或的,所以有渗孔。这便是那里不能维持稳定压力、油的流量始终不匀的原因。苏联的标准要求稳定流量保持十年,可是新疆就连这个标准都远远达不到。在我们这里,十三年来,石油一直保持稳定率,畅流无阻,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今后还会继续保持很多年。”
  
  仔细参观这些小白屋——每一处就是一座油井,刘工程师的话就进一步获得证明。它们的内部情况,比单从外表来看要复杂得多。每一处都挂着一幅彩色图表,说明油井所穿过的地层结构,一直绘到最底层的三处含油地层。一系列的仪表,不仅表明了石油的流率,而且表明了油压和地层下面的水态。这些小白屋并不单单是只装着纪录数据的仪器,而且还配备着可以调节压力的调节器,以及可以将天然气抽离石油的设备,这些天然气,大部分被导入自动控制的炉子里,它把石油加热烧到一个适当的温度,以便畅流到储油站,小部分则通过管道输给当地工厂使用,包括一个炼油厂。我们参观了“妇女油井”中的一个井,它们完全由青年妇女照料,因而得名。
  
  第六妇女看井组的姜福香,一位高身量、爱红脸的二十八岁青年妇女(可是看起来似乎刚刚过了十八岁),穿着非常合身的蓝色工作罩服,介绍她们的工作。她是这个十人小组(包括自己在内)的组长,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照料六个油井,好像护士给病人探温度、数脉搏一般,不断地定时巡视。我们会面时她所在的那座油井,是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开始产油的,十二年多来,油的产量始终正常,每天七十吨,在我们访问的时候,一共已经生产了三十二万多吨。在必要的时候,看井组组员调整压力,每一个月,她们都要测探每一个储油库的容量、压力和其他数据。
  
  “我们要经常了解全盘情况,”姜女士解释,“要知道我们的下面情况如何。我们虽然人在地上,思想却在地下。我们必须能够正确解释压力的变化,懂得如何加以调整。”她赤红着脸庞说道,“毛主席说时代变了,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够做。”她指着图表说明,这张图把储油层的厚度画得不差几公分的准确,油井出油管有很多出口,可以由小屋中的仪表加以调整,这样,就可以使各油层能流出油,以免有任何不听使唤的油层胡乱喷油。这一点能够做到,主要是由于掌握了每一个油层的深度。她相当谦逊地说,虽然她和她的组员并不是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现在却做着过去认为的专门工作。
  
  “我们是通过实践来学会的,”她接着指出,没有一丝一毫的漏油和漏气现象会逃过看井队队员的注意,因而立即可以应付。这就说明了,大庆油田为什么没有石油气味或天然气气味。当姜女士向我们介绍控制注水系统的仪表时,我们只得请求刘工程师加以进一步说明。
  
  “这是苏联油田用的办法,”他解释道,“可是他们把它当作最后一招。当一个油田几乎枯竭的时候,他们向里面泵水,把剩下的石油推到一定的高度,以便油泵可以把油吸出。我们认为那是背离了主要矛盾。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水,注水工作从打井时就已经着手。这样,我们就能维持着均匀的压力,利用不同的地下水来源,使得整个油田,一层又一层地,都不会失掉任何压力。”
  
  在访问了王进喜所打出的第一口油井和井边上介绍他的一部分动人事例的展览馆之后,我们的汽车在一条很好的柏油路上行驶了大约六十公里,来到前线指挥部。第一站是访问了王进喜的老钻机——一二〇五钻井队。“铁人”的接班人是跟着他从玉门油田来的青年。黑色脸膛,带着腼腆笑容的三十七岁焦森源,从指挥钻井工作的井台上跳下来。一九六六年,这个队在“铁人”的领导下,曾经创下钻井进度超过十万米的世界纪录。老焦带着他的队,在进度上,仍然比附近的友好竞赛对手——一二〇二队领先少许。我们询问,是不是正在创造新纪录,焦森源说道:
  
  “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创造了十二万七千米的纪录,可是我们现在不再用米来计算了。从一九七一年起,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搬家,把钻机架好,用一天的时间打井,打到油层,再用一天的时间拧下钻机,给生产和管理单位作好准备工作。每三天一口井已经成为规律。比如我们昨天到达这里,今天早晨开始打井。我们现在已经打到一千一百米(那时候是下午四点钟),就要到达油层了。”
  
  前线指挥部的负责干部张洪发,一个身材魁梧、充满干劲、宽肩光头,活像一尊笑佛的大汉,插嘴说道,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一年间,一二〇五队打了四百六十座油井,比起国民党在“表演”发展石油时期多年中一共打的油井,多六点八倍。
  
  我们提出问题:像这样的快速打井,有什么秘密。张洪发说,从技术观点来看,中国工程人员创造出一批超硬钻头,这就使得打井可以达到几年前所不能想象的速度。最出色的钻井工人之一,一二〇二的朱清华是从解放军直接到玉门油矿的转业军人,矮身量,浑身力气,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打井的第一个大困难是怎样把钻机摆到完全垂直的位置。在大跃进期间,他的队从大约七百米一下子跃升到三千米,在玉门油矿每个月打四口井。
  
  “主要的关键在于敢于走自己的路,”他说。“我们一直受到苏联专家的影响,他们警告说,打井速度越快,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越大。事实上,我们加快了速度,使用更大的压力,事故却反而减少。毛主席说得好,真理产生于实践。后来,我们的工业创造出来特殊钨钢钻头,可以进行真正高速度打井,我们决不回头。”
  
  打井工作日以继夜地进行,打井队每天工作八小时,干四小时,休息四小时。队的人数不同,从四十五人到五十人不等。打井工人住在井边的移动车中,住得舒适,大家轮流休假,以维持工作进度,休假的人回家小住。
  
  新油田的工作是一九七三年四月开始的,那时正是我们去访问之前两个月,有二十九个钻井队一起工作,已经打出来的井“远远超过一百口”,如果以保守的数字来推算,每口井平均每天生产五十吨油,大庆生产每个月的增产数字,起码可以达到一百万吨(说不定是这个数字的一倍),这要看“远远超过一百口”井到底是超过了多少。依照我们的经验,近来的中国干部在讨论问题时,最善于多做少讲。从一二〇五钻井队和最接近它的成绩的一二〇二钻井队的钻井情况来看,它们在两个月内就一共打出四十口井。其余的二十七个钻井队呢?他们没有提出生产的确实数字,不过告诉我们说,过去几年来,每年增产量一直是百分之三十,一九七二年的产量是一九六五年的三倍。我们要求把大庆和世界最大几个油田作一次对比,带笑的回答这样说道:
  
  “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油田,我们不过只摸着一点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同世界上的大油田来相比。”
  
  这个盆地一直向着前进指挥部移动的方向伸展出几百公里远,同时又从“铁人”打出的第一口井向着相反的方向伸展出更多的几百公里远。当我们询问,是不是整个盆地下面都是石油,所得的回答则是,前进指挥部前面的勘察队仍然以大庆附近的钻探速率打出井来;大庆几乎是在这个盆地最低部份的中心,这个盆地有几万平方公里那么大。
  
  在大庆石油化工厂,我们发现,生产的规模和速度使得石油精炼工作的设计人员措手不及。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国柱,一位讲话斯文、像貌能干的行政人员,说明这个厂是根据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路线创建起来的,这两句口号在苏联撤退专家之后,十分流行。厂房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开始建造,到了第二年八月,工厂的一部份就开始炼油了。当时,精炼能力是每年一百万吨。“这全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兴建的,”王国柱说,“全部设备差不多都是中国货。到了一九六六年,我们被迫把生产力提高到二百五十万吨,后来,又不得不再增加一倍,提高到现在的生产力五百万吨……”早些时候,我们访问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时,发现这个年产能力二百五十万吨的工厂,百分之八十的原油来自大庆。一九七三年,另有一百万吨原油从大庆输往日本,还有一批未经透露数量的原油,从油管一直输往分散在草原各地的地下巨大钢筋水泥油库里。仅仅是“摸着一点边”,大庆就已经很有成绩了,现在,中国正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最新式的钻探设备,大庆的出油速度还会进一步增加——这应该是合理的假定。
  
  在一开始时,兴建炼油厂的人也遇到了钻井工人的同样困难。一九六二——六三年是思想斗争极其激烈的一年。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在北京正当权得势。正如大庆革委会副秘书长李惠新听说,“毛主席号召‘前进,上马!’,刘少奇却大叫,‘停止,下马!’,很多人思想混乱,不知道谁的话正确。”
  
  “拨给炼油厂的设备开始到达时,这里又是没有起重机。”王国柱说:“卡车也大量缺乏。许多东西只能用手从铁路线往回搬。一位负责运输的老工人李庆林,创出了奇迹,他组织一队队工人使用绳子和垫板,把三十米长、四十吨重的设备都拉了回来,他自己永远在领着头干。后来我们拿到了所需要的全部起重机和卡车,可是没有它们,装配工作也从未停止过。”幸好,这座油化厂就离着铁路线不远。王国柱提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出来了新的创造力,技术方面有了许多新创造,改进了工作条件,“提供了提高炼油能力的捷径。”他继续说道:“我们的化学工作人员在氨氮化肥厂使用了七种新的催化剂,单是在设计阶段就取消了一系列的复杂流程。这个厂的厂房大小一下子就缩到十分之一,节省了大批钢材。”[注]
  
  化学工作人员的另一项技术发明是每年直接从原油生产十万吨高质焦煤的设备,王国柱说,“日本人对于这项发明十分欣赏,认为可以用于他们的钢铁工业,因为这种焦煤小而均匀,含硫极低。”二十万吨原油可以每年生产出五万吨的苯,来制造合成纤维、杀虫剂、炸药,不同种类的催化剂以及其他产品。下一步将是生产合成橡胶。不过,油化厂的十七个车间虽然已经可以生产出四十种不同的特殊产品,王国柱还不满意。“从化学产品来说,我们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他说,另外一个分厂正在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兴建,准备综合利用,生产其他的化学副产品。
  
  [注]我们在访问其他工厂时发现,中国设计人员,很像(甚至于超过)日本设计人员,对于小型化很是注意。每到一个工厂(除了重量极大的水力工程,苏联的设备还有用),他们都让我们先看一看苏联、捷克和其他外国的笨重机器,有些还在使用,有一些已经不再使用,然后再看一看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较小较轻、但生产能力较高的机器。
  
  在参观了整个油田工作大部分情况之后,我们很难不同意李惠新对所有工作为什么都能够高速进行的解释。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我们就能找到一些捷径,”他说。“从我们的科学家和地质学家开始研究和规划,他们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发现,这里有大量石油。从国际标准来说,我们知道,这是相当快的。石油的蕴藏一旦确定之后,只用了十五个月的时间,就把地质数据全部弄清楚了。这也很快。甚至于在我们还没有弄清全部情况之前,生产就已经全面展开,又过了六个月,我们就炼出了我们第一批精炼产品。从经济观点来说,在十三年的工作时间中,我们给国家提供的利润整整是投资额的十倍。我们训练了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他们已经到其他油田去了。这座油田的本身,就是一座高级技术训练中心,它的质量,是大学条件所不可能达到的。”[注]
  
  我们作为第一批作家,来到这里来了解为什么“学大庆”变成了那么重要的全国性口号,因此,当乘车经过、一些居住区发现街头上悬挂着“学大寨”的横额时,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知道,农业的大寨和工业的大庆之间有着它们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代表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征服一切障碍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但是,为什么大庆石油工人应该从大寨大队学习农业,这就是值得研究一下的事了。
  
  在今天的中国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只要抓住这个线索,就会在一连串未曾预料到的发展中找出一个头绪来。
  
  [注]在我们所访问的企业中,大部分都认为,在现场训练技术人员的收获,其重要性仅次于生产成就,因此,一二〇五钻井队队长焦森源认为,“比起我们队的钻井纪录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训练了五十四名干部和一百二十四名技术人员。”
  
  一九七〇年,周恩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石油产量超过二千万吨。三年之后,这个数字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这是中国今日发展速度的典型例子。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龚念年 译
  
  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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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创业庄

  
  大庆并没有“石油暴发城”的气氛,没有酒吧,没有妓院,没有夜总会,没有工程技术人员和钻油工人经过井边一个星期的孤寂工作之后,带着高额的工资支票到那种地方胡混。我们对此显然并不觉得意外。类似上述那样的事物,只有在国民党的台湾才会出现。但是,从一开始,大庆城设在哪里,就是个难题。我们发现,大庆有三个很大的居民区,相距有五六公里,在每一个居民区里,都按着计划兴建大批建筑物,另外还有四十座庄,每个庄都有两三个卫星村分布在周围,全部地区,用铺设得极好的柏油公路网联系起来,有免费公共汽车来往。这一切,都是在大庆市当局总策划之下进行的。
  
  “周总理一九六二年到这儿来的时候,”大庆油田秘书处的李惠新对我们说明了他实在是一个难以问倒、十分博闻的向导。“他向我们提议,把大庆建设成为一种新型企业。工业应当与农业结合,与生产结合,与当地政权结合。它应该全面发展,工、农、牧、副、渔都抓起来。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自治的社会,生产、分配、教育都在一起,生活区不应该只集中在一处——它们应该分散各处,哪里有石油,就建在哪里。工人家属应该参加农业生产——成为生产者,而不再是消费者。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做了。人们说,在这里,城市像农村,农村像城市。”
  
  这个说明,以及我们在其后的调查,为“学大庆”的口号赋予了完全新意义。大庆将成为新工业发展不会受到污染的典范。绿色的工业中心,一件令我们大为感动的事是,大片草地已经被改造为成熟了麦田和玉米地,这些田地不仅一直伸展到看井队的小白屋,而且伸展到钻井的地方。我们曾与一二〇五钻井队休班队员一起摄影留念,沉甸甸的麦穗有我们膝盖那么高,二十米之外,就矗立着高高的钻机。当小拖拉机把钻机拖曳到下一处钻井地点时,自然不免会拖倒一些麦子,可是与钻机下边无边无际的麦子海洋比较起来,真是微不足道了。很明显,大庆油田如果像其他油田那样,到处都是吸油机,油井和麦田就不可能共同存在。只有完全自动化、科学化间隔的油井,才有这种可能。
  
  我们被邀请随便参观任何一个庄,可是我们禁不住要参观一下创业庄,不仅是由于这个庄的名称是我们希望进行调查的项目之一,也因为它是卫星村之一,是薛桂芳所住的村庄——薛桂芳是全国闻名的女“铁人”。我们发现,她是一个矮小的白发妇女,谦逊,慈祥。我们是她第一次见到的外国人,因而必须在创业庄革命委员会其他成员的鼓励之下,才能把她的故事——大庆油田、尤其是创业庄的神奇故事述说出来。她是在钻井队早期从玉门油矿到达大庆之后,与一批家属与家人来团聚的。
  
  “我们来的时候是一九六二年四月,条件很差。”她说,“我们都住在帐篷里,可是男人们当时在十五公里以外的地方钻探,睡的地方是茅草屋或者地洞,很少东西吃。我们一些人决定做些什么事情——生产一些东西吃。于是我们出发了,一共五个人,身上背着孩子,手里提着灯——每个人都拿着一把铁锹——(这段插曲,后来写在大庆民谣里,称之为“五锹队”。)我们来到了第一个钻井地点——男人们已经搬走了,可是留下一些茅草屋。我们拣了一间住进去。天气冷得怕人,北风在平原上呼啸。晚上,狼群在四周嚎叫,我们有几个人为孩子担心。第一次,狼来的时候,我们用五把铁锹把门顶死,准备只要它们冲进门来,就用铁锹跟它们干。后来,我们也习惯了——这些狼都是胆小鬼。一天下午,来了两只,在四周转来转去,越转越近。我抄起铁锹子来,在石头上连声敲打,大叫了两声,声音足有它们嚎叫时那么大,它们马上溜开,自此之后,我们就不再有这种麻烦事了。
  
  “我们用带去的锄头开始锄草地,可是土地半冻,工作非常困难。后来,又来了十三位家庭妇女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找到了一副旧犁。我们于是组成十人一队来拉犁,九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掌握方向。我们不习惯步伐一致,所以第一次耕地时,耕得七扭八歪。我们停下工作,讨论这个问题,决定:‘男人能够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那时候,‘铁人’的钻井队也在工作。)我们决定一齐喊号,一齐迈脚,就这样,再耕就耕直了,后来,又用木棍把大的土块打碎。”
  
  在那艰难困苦的第一季里,薛桂芳和她的小组想尽办法开垦了三十亩地,种下麦子,第二年,生力军开来了,全队有了七十人,她们开垦了一百一十亩。一九六四年,创业庄三百户人家的主妇们都参加了,她们几乎在六百亩面积的土地上种了庄稼。
  
  “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她在结束时说道,“我们有了拖拉机和收割机,每年的农产量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水果和蔬菜。”
  
  如果谁想在中国仔细看一看妇女解放运动的真谛,很难想象,是否还有比创业庄更为合适的所在。我们同这些组织起来的家庭妇女围坐在一起,谈了好几小时,又参观了她们的创造。她们的面颊散发着明亮的色彩,眼睛闪烁着光辉,彼此提示着叙述她们如何征服草地,比低了她们的丈夫,她们之中,最善于辞令的是李庄容,一位标准的农村美人,她可以直接担任一部影片的主角,黑里透红的脸蛋,整齐的牙齿,又黑又亮的眼珠,响亮的声音。她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对于妇女解放谈得最为透彻。
  
  “我们能够用统计数字说明我们在农业方面的进展,”她说。“可是我们并不能用统计数字把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表现出来。从前,我们妇女所想的只是自己的男人、孩子和家务。现在,我们所想的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从这座油田一直到天安门。家庭关系也起了革命。丈夫可能是一名先进石油工人,可是他的妻子是一名先进农业工人。这有什么分别呢?现在,彼此之间有了真正的尊重。我们讨论彼此的问题,既谈到油田,又谈到麦田,彼此鼓励。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平等地位。我们的丈夫回到家里,他们帮助作饭洗碗。他们帮助照料孩子。我们已经真正解放了,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解放了。夫妻之间不再有任何尖锐的隔阂,因为我们已用行动证实,毛主席的话是正确的,男人能够做的事,妇女也能做。”
  
  另一位副主任朱达卿,也是一位留短发的美丽年轻妇女,脸上带着酒窝,也带着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因为大部分在田里工作而共有的黑里透红的肤色,为李庄容的热烈发言提供了一些事实背景。
  
  “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她说,“我们立即面临着一项选择。是自己顾自己呢?还是走集体道路呢?在玉门的时候,我们很少离开自己的家。可是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有人说,‘我们是家庭妇女,应该让丈夫照管我们,把钱拿回家来,我们要什么就买什么。’可是这话不合乎实际,这里没有商店,也没有粮食。是薛桂芳领着头干,过不了多久,大多数的人同意她的意见,走集体道路,自力更生。(在我们四周围坐着十几位年轻的家庭主妇,她们身体健壮,她们为了走对了道路而自豪,她们一边听着一定已经听过多少遍的故事,眼睛一边闪烁着光亮。)
  
  “我们逐渐增加到七百一十三户人家,一共有二千七百六十人,到了今年,我们有了三千亩开垦地,三百九十一头猪,一百三十三头牛,五十七匹马和五百九十头羊。我们还有八台拖拉机和两台联合收割机。去年,我们生产了四十五万斤麦子,九十万斤蔬菜和一万四千斤肉食。我们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就把创业庄建设得像周总理所主张的那种水平——大庆应该成为一个工农结合的地区。我们保持了艰苦工作、生活朴素的优良传统,可是我们的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
  
  创业庄作到了自给自足,它有一家育婴园、托儿所和许多间学校,一座三十张病床的诊疗听、理发馆、银行、邮局、公众浴室、商品丰富的商店,从早晨六点钟到晚上九点半钟,轮流营业。庄里还有制面条、酱油和醋的作坊,大饼店,修理和剪裁衣服的缝纫站,自行车、收音机和手表的修理店。
  
  住家和商店的房屋都是家庭妇女们自己修建的——东北地区标准的单层土砖房,洋灰平屋顶,却留着适当的微斜角度,以便积雪可以轻易地滑落下来。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从毫无用处的劳动中脱身出来,”朱达卿继续说道。“比如,从前我们在拉面条时很费时间。现在,我们拿一斤面粉到面条作坊,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拿回一斤二两的面条(大概是水份增加了重量),只要付费一分钱。”两名家庭主妇打理这间面条作坊,另外有两名打理生产酱油和醋的作坊,这两者都是由大豆用同样过程制造出来的,豆渣则拿去喂猪。
  
  我们问薛桂芳,她是喜欢玉门呢?还是喜欢大庆呢?“这可没得比。”她说。“喜欢大庆。在玉门,我们没有机会下田工作。那里只有砂子和石块。我们那会儿还不知道大寨经验[注],要不然,我们也会做些事情的。我们到这儿来是支持生产石油的斗争的;在支持我们的男人的工作中,现在看来,我们的确有了一些贡献。我们觉得我们做出了一些新事物。”
  
  一直想插话的李庄容插嘴进来说:“当然是新事物。这是一个农村区域,却像一座小镇。我们有电灯,办公室里有电话,有暖气锅炉——镇上有的东西,我们这里都有。可是我们种粮食种菜,一直种到我们家门口,我们还养牛、养猪、养羊,所以它虽然像个小镇,却又不是小镇。你可以说,我们是小镇居民,可是我们事实上是农民。单产量也许还低,可是产量一直在增长。”
  
  我们访问了薛桂芳的村庄,创业庄的三个卫星村庄之一,高及腰际的麦穗保证这是个丰收年,还有许多种不同的蔬菜、番茄、青红辣椒、大蒜,还有苹果园、桃园,甚至刚刚成长的葡萄藤。一切事物都很整洁,田地边上种着防风林,土地清理得平平整整,以便机械化耕种和收割。这很像一个打理得井井有条、准备上市销售的果菜园——只有四周的草原才使人想起原来这是什么地方。站在俯视着这村庄的小山包上,随着太阳光在一片片白云上面照射出金光,人们极目四望,在这绿色的海洋里面,到处都是小白屋,在这些小屋下面,就是一直在正常生产中的油井,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把自己应该生产出来的石油,源源输送到储油站。
  
  [注]大寨农民主要的成就之一,是把光秃秃到处是石头的山包、河谷,改造成稳产高产田。
  
  由于创业人从无到有白手兴家(其他三十九个庄和卫星村也都是如此),所以主要的公用设备,都是免费使用。房租免费、照明免费、天然气免费(有管道输到每一个家庭煮饭和取暖)、看电影免费、浴室免费、搭巴士免费、石油工人的医疗费用全免,家属半免。夫妻两人的共同工资,每月平均是一百一十元到一百二十元,一个四口之家,生活费用(主要是吃)每个人平均大约十五元,因此,有一半收入可以存入银行,或是购买缝衣机、收音机、手表和自行车,这是中国农村今天最受欢迎的四样东西——照相机和手提电视机也在天际隐约出现了。
  
  我们依然被要求批评缺点,可是,围绕在“创业”妇女中间,看着她们为成就充满了自豪感,很难找到什么来批评。在回到住处的路上,我们想了一想,有了一些笼统的批评意见。已开垦出来的田地四周和公路两旁固然有了防风林,可是庄的街道两侧或住屋四周却付阙如。住宅区之间的道路或住宅区与油田之间的道路都很大方地铺上柏油,可是尘土飞扬的大街小巷每逢雨后,就变得泥泞满途——我们到达之前,刚下了一场大雨。没有空间——草原是国家财产,新兴的庄和村在兴建房屋和发展农业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来规划,可是庄和村的街道都很狭窄,房屋与房屋之间的距离没有地方用作花园,有了花园,村庄的绿色就可以与周围区域的风格完全一致。
  
  像这样的建议,在今天的中国发展阶段上,必须来自庄高层。因为任何在创业庄提出这样的意见,必至遭到朱达卿、李庄容和革委会其他妇女的彻底思想批判,妇女“作出贡献”的另一个出路是大庆缝补站。它是在油田创建时最艰苦的那年冬天——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由一名解放军退伍军人建立的,缝补站负责人王凤英,一位精力充沛的中年妇女,提及此人时,只称他“老阎”。
  
  “老阎和他的一个朋友说服了我们六个人,如果我们每一名妇女并不是只照顾自己的丈夫的衣服,而是把我们的力量调动起来,照顾大家,那可有多好。国家正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还有很多来自高层的干扰。很明显,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衣服。只要穿得干净整齐就行了——这是老阎的意见。我们到处找东西,找到两个废猪圈和两个大铁锅,那本来是用作煮饲料的。我们把它们架在露天地里,在钻井地点收集脏工作服。这些衣服因为带着油泥,通常都是硬的。我们从一里地以外的池塘里打水,把衣服煮了,把它们在旧喂猪槽里清干净,摆在旧猪圈上晒干,在送还原主之前,缝补妥当。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八个人,没过多久,就增加了八十名妇女。我们甚至可以派出流动组,定期到钻井附近工作,当场缝补和添补钮扣,并且把该洗的衣服拿回来。
  
  “第二年春天,男人们开始扔掉他们的棉袄和皮帽,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破烂不堪了。我们把棉花清理干净,把皮子修好,把能够留用的布都留下来,重新缝制皮边棉袄和棉帽,以便第二年冬天使用。事业慢慢发展起来,当地领导发现我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就买了几架缝纫机,协助发展。我们的活动逐渐扩展,一直到我们兴建起目前这间小工厂。”
  
  这的确可以说是工厂,占地面积有两千多平方米,四百〇四名女工——百分之八十是石油工人的眷属,设备方面,有旋转洗衣机和离水干衣机,是她们自制的,但毫无问题,一定有丈夫们的帮忙。一共有五个车间,包括一个第一流的剪裁室,电剪根据粉笔划出来的图样,可以同时剪一百层布,以便缝制标准型的衣裤。它也是节俭的典型。一群妇女,面前堆着小山一样的旧衣服,整整齐齐地把可用部分剪出来,以便作棉袄的衬里,把棉花揭在一边,以便消毒后重弹,予以翻新。王女士把一切细节都介绍得清清楚楚之后,又取出一个早已翻查过多少次的笔记本,告诉我们,自从缝补站建立以后的十三年来,她们重新使用了五十万米的布,二十五吨棉花,给国家节省了大约二百四十万元。
  
  她们现在虽然可以领用大量的新布和棉花,旧东西还是一样不予浪费。就是连补钉都不能充任的小块布,她们也会撕开,搓成棉线。如果布块大一些,就会缝成针线包,装上针、线和几个纽扣,连同修补好的衣服,送给石油工人。旧的防雨布,她们就制成工作围裙,或者把不要的皮帽的皮子剪下来,变成镶皮帽,帽顶上加上布套。如果可用的防雨布太小的话,她们还会改造成为靴罩,以防电焊工在工作时,有火星落在脚上。
  
  总的来说,这又是创业精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另一个典范,这种例子,我们在中国所到之处,会遇到一千种不同的变化。
  
  在与李惠新作最后的总结性谈话时,他再度强调大庆油田发展的基本方式。“我们完全抛弃了那种旧想法:先修起一座城市,准备好住宅和各种设备,家属住在城里,工人远在钻井地点。我们的设想则是,具有全部城市设备的小居民点,与油田的发展齐头并进。”他提到了新疆根据相反的看法所出现的事例。在那里,一声说发现石油了,一座“石油城”立刻修建起来,还造了居民住宅,甚至与石油生产有关的一些工业。等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开始开发油田,可是发现,这座“油田”只是一平方公里那么大小。“那座‘石油城’于是变成了一头中看不中用的白象,成了全国的笑柄。”
  
  大庆逐渐有了三十万人口,散处在三个大居民点、四十个庄和一百个卫星庄——后者完全是居住区,但是离着具有城市设备的镇不远,走几步就到了。在这些地区里,有一座相当于大学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三座专科技术学校,程度高于高中,此外还有二百六十九座中小学。凡是学龄儿童,正如中国各处一样,免费入学。“这里没有‘暴发城’的气氛,因为工人跟别的地方一样,拿同样的工资,最远的石油钻点边区的物价,跟北京或中国其他地方的物价完全一样。”李惠新说明——我们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
  
  虽然城市杂居的不利方面在这里已经有所避免,在大庆地区里,还是有一百六十处保健站和诊疗所,包括拥有三百张病床之多的医院。
  
  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口分散措施,以及地下储油站和分配站的分散措施,是不是“备战”战略的一部分,李惠新没有提及,不过他指出,油田“有相当一整师兵力的民兵,民兵也参加生产劳动。如果任何敌人敢于进攻,人人都会拿起武器来保卫油田”。谈到早期的破坏事件,李惠新评道:“刘少奇最严重的错误,是他轻视了工人们开发和发展油田的决心。没有从下面的决心,像王道喜、薛桂芳等同志所表现的那样,什么事也不可能做出来。”当我们到了告辞的时候,李惠新谈起了油田领导方面所看到的缺点:
  
  “我们的钻井设备,除了高速钻头之外,基本上是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使用的东西。在许多工序上,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程度还不高。农业亩产量还比较低,我们在重新造林方面很落后。我们必须艰苦努力来克服这些缺点,可是我们决心做到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火车驶离大庆站时,旁边的路轨上驶着长串的一列列油车,准备长途南下,还有货卡车正在卸运样子很奇特的设备,照我们想,大概是新化工厂的设备。火车高速直驶哈尔滨的途中,我们从车窗望出去,大平原上交替种植着稻麦,接近城镇的地方还有菜地,还有成群的肉牛和奶牛,一批批的马匹在茂盛的草原上放牧,一群群羊只在光秃秃的土地的边缘上啮着野草,在那里,风吹雨打揭走了表土。这是大庆为其中心的松辽平原的延伸地带,我们预料,再过几年,这里也会到处出现管理油井的小白房屋。
  
  在火车每一停站之处,到处可以看到粮垛,上面铺着草席,还有更多的粮食正在堆垛。在哈尔滨,我们听说,以它为省会的黑龙江省已经一连十三年获得好收成,甚至不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自然灾害曾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危害全国的其他部分),一九七三年的麦子和大豆的生产量可以打破所有的纪录。我们从哈尔滨一路南行,沿路所见的粮食,以及每一个火车站都在准备大规模新储粮地点,这一切情况,都证实了上述估计。
  
  玉门油矿的情况与大庆正好是个对比。我们从控制塔上面下望,觉得自己是站在一支舰队的旗舰的舰桥上,注视着这座小城的活动。俯瞰四周,极目四望,到处都是“磕头式”吸油机,在顺从地一下又一下地磕头,“舰桥”上一具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纪录表,监视着它们的工作。
  
  ……
  
  玉门油矿的位置在海拔七千呎(二千三百米)的地方,旁边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当年,骆驼队经过此地,来往古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戈壁四周的“黑液”早就被早期到中国旅行的人如马哥孛罗发现了,更早则有中国旅行家在八世纪就发现了。美国石油专家(国民党曾答允德士古石油公司,如果发现任何石油,可以给予多数并且永久股权),曾于一九三〇年在玉门地区(甘肃西部)钻探,报告说没有值得开采的石油。一名中国地质学家在一九二八年(此时间早于前述一九三〇年,可能有误。原文如此——扫校者注)提出不同看法,以后不久,就开始少量出油。美国专家那时预测,它在十年之内就会枯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玉门油矿在苏联帮助下发展起来,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五九年创下的一百二十万吨,其后逐渐下降,到了一九七二年,跌到六十二万吨。当我们访问的时候,正在开发两个新油田,用的是中国制造的新式钻探设备,这些设备,大庆钻探工人一定大为羡慕。那些又大又慢的苏联和罗马尼亚设备已不再使用了。
  
  新油田是按照大庆方法,使用注水系统,保持稳定压力,以便石油靠自己的力量喷出,而无须吸油。玉门油矿在我们早期访问时,显得是一座大油田,据现场的中国工程师说,还可以再生产五十年,其生产水平,足可以供应这一地区边速增长中的工业和运输需要。可是,它现在跟大庆此起来,可就完全比下去了。
  
  这一个早期油田的最贵重的贡献,是它训练并且向其他油田供应了六万三千名技术人员和专业工人,提供了二千种采油设备,这些设备是为玉门油矿服务的工厂所制造的。
  
  在那些使用采油机的油井,一半均生产量是每天六吨,比较新的井使用稳定压力而出油,平均每天生产三十吨,预期可以保持五年,五年之后,就必须使用采油机了,因为油田原有部分在开发时失掉了压力。
  
  作为对中国的进步的深入认识,老的炼油厂是值得一看的。在厂中,只是其中一部分,就可以数出十四个不同国家的设备,而没有一种是中国的。玉门的新炼油厂,也跟大庆一样,除了一些极现代化的仪表之外,所有的油化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
  
  划时代的成就之一,是类似创业庄的戈壁村的变化。在“学大寨”号召的鼓舞下,石油工人家属首先把高大的么嬷山(一万三千呎)山阴的废沙石地,改造成欣欣向荣的麦田、柴田和油料泎物田,农场一直开垦到祁连山麓,在那里,每年只有九十天无霜期。他们仿照大寨,用石块砌垒梯田,用水桶和篮筐运来泥土,堆得三四呎深。他们在山上建造小型水库,等春暖花开时,冰雪溶化,就可顺着灌溉渠将水份供应渴水的庄稼。年复一年,到了我们访问时,一共已有差不多七千二百亩的土地经许多农场开垦出来,油田上每一部门都有一个农场。除了假日或周末有男人们来协助外,这些农场都由石油工人家属照料。
  
  无论怎样说,同样的机智,只有来自底层的主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曾参观用大石块修砌灌溉渠的工程,不知道石块摆好之后,接缝处为什么不用水泥砌妥。但是,随着垒石块的一组人之后,又来了一组人,将麻绳填在接缝处。他们解释说,一旦通水之后,麻绳膨胀起来,逐渐同淤泥里在一起,就会永远保证不会漏水,也不会像水泥在严寒中那样裂开。中央计划机构在调配灌溉渠工程的材料时,有可能把麻绳和淤泥包括在内吗?
  
  现在有了大部分家庭主妇参加农业生产,玉门就从大寨和大庆两处学习了不少东西,使得全区食品自足,这是一项重大成就。对于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减少劳动的设备,也给予同样的重视,以便妇女们可以下地生产。
  
  以创业精神来说,大庆石油工人所获得的成就,他们的妻子所获得的成就,以及玉门人征服大山和沙漠的成就,都是难以比拟的好例子。可是我们对带动中国继续跃进的这一秘诀上,还发现了大量其他动人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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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7-25 17:26 | 3 楼
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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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大的跃进

  
  在毛氏的中国朝向未来所作的跃进中,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的组成,是最大胆、最引起争论、最有决定性的一项跃进,它在国内引起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涉及了中国的地位。毛氏是不是十分急于要在走在前面的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呢?当时,这是欧洲各国共产党所热烈辩论的问题,当然,苏联国内的讨论就更加炽热了。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和行政组织到达了义无反顾的地步,它牵涉到农民的手里掌握更大的权力。行政、公安、中小学、公众卫生和军事都归并于一处,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加以管理,每一个公社包括若干村庄。
  这就像把军事立足于游击战、而不是立足于传统战那样不合正统,把农民、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军,这形成了毛泽东一切异行的集中点——在许多所谓正统共产主义者的眼中,毛泽东从一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就做出了这些异行,他是有罪的。许多消息灵通的人坚持说,人民公社的成立,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引起赫鲁晓夫不满的主要因素,赫鲁晓夫至此明确地认为,毛氏真是“不可救药”了。人民公社成立所引起的狂热争论,证实了吉卜龄(当然谈不上由意识形态来衡量)笔下所表示的一些悲观:“东是东,西是西,永不相遇”。
  
  有一些特点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一个是整个工作进行的速度。那些还记得斯大林在苏联组织集体农庄引起大乱的人,或是记得东欧一些国家在组织合作农场时所经历的漫长和痛苦过程的人,就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经过共产党的四分之一世纪统治,波兰依然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一点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自从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以后,整个中国的五亿多农民,在四个月之内,就重新组织起来,组成了大约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生产没有任何停顿(后来,公社的数目增至五万个,因为有的社组织得过大;还有,在少数民族的许多地区,公社是过了很久之后才组织起来的。)这个巨大的变化,出现在第一年的收获季节和第二年的插秧季节之间的时期,如果不是农民需要这样的变化,它是不会出现的。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农民这样去做,就是毛泽东的崇高声望也不能通过行政措施从上面办出这样的事。
  
  当情绪平静下来以后,曾经因为一些公社把小鸡和筷子都予以集体化而大叫“左倾幼稚病”的那些西方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会看得明白,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生了矛盾,这一项创造,是合乎正常的辩证过程的。
  
  我们从这场革命改造的一开始就加以观察,而且从那时起,在中国每一个省都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在十一九年期间内,一共访问了五六百个公社。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些年来,我们的看法更为加强了),人民公社的成立,符合于农业集体的需要,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或成立以前在解放区时)农村变化的合理发展。
  
  从胚胎发育到羽毛丰满的成长过程,可以举哈尔滨附近新法人民公社为例。那地区是一九四六年四月解放的,比起全国解放要早得多。解放军一到,那里就实行了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农具、牲口和房屋,立刻分给了穷苦无地的农民。
  
  “我们这地方的特点是地硬,要三匹马拉一张犁。”白正华说,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动作慢、脑筋慢、小心谨慎的农民,发展成为一个机警有力的劳动阶级类型的人。“可是,土地改革之后,哪一户人家也没有三匹马啊——每家只有一匹。也不是户户人家都有犁——这里的犁比别的地方的大,又贵。于是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三四家人自动凑在一起的倾向,把马匹拉到一块,轮流耕这几户人家的地。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在解放后第一个农活季节中,自己单干。也有人在耕地和收割时组织变工队,在耕地之后收割之前解散,这是分散而又不平均的集体化的开始。那些在头一年单干的人,看到了不同结果,于是寻找合伙人,第二年一起干。”
  
  凡是经过土地改革的地方,这种事情都出现了;因为这是明显应该做的事情。在最北的哈尔滨农村,它出现于一九四六年;在远在南方的浙江,由于解放工作逐渐向南发展,变工队到了一九五〇年才组成。这一运动是由农民们自发的,自发的原因则由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曾经提出著名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希望普遍实行互助组。这个形式比起变工队略微前进。不过,毛氏坚持,它们只能在农民自动要求组织、而且参加之后确实明显互利的情况下,才能组织起来。
  
  “这一带,曾有两种形式的互助组,”白正华继续说道,“一种是只在农忙时期才组织起来,另一种则是全年一起工作。互助组的大小大概是四户人家到六户人家,不过有些比较更为先进的,开始组织更大的组。最初的一项困难是,按照习惯,凡是自己的地在耕种或收获时,他总希望给参加工作的人弄一餐好的吃,而且要此别人供应得更好,因此支出的粮食要比过去为多。但是,从收成来说,收成仍然比单干的下中农为好。
  
  “几个互助组凑在一起,到了一九五二年又有新发展,这一次是‘土地集中’运动,三十到五十户人家,把他们的土地、农具和牲口凑到一起,组成农业合作社,根据国家总计划来计划生产。谁提供了多少地、农具和耕畜,都有详细纪录,每年集体收入的分配,要以此为依据。如果有任何人想在年底退出合作社,他可以带走他的农具和耕畜,另外在别的地方得回一块大小相等的地。这种情况几乎很少发生,因为社员一开始就有安全感,自认为一经加入合作社,就不会有什么风险。经过几年的集体工作之后,好处更加明显了,在我们这一地区,没有一个人想到重新回到老路上。
  
  “经过几年的集体工作,社员们的政治认识有了变化。他们不再像互助组时那样,只想到自己那块土地,因为现在,收成是按整个耕种面积计算的,从先,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那块地收成最好,而且总是存在着谁的土地应该先耕先割的问题,因为先后不同,会对于收成有很大影响。但是,占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并不满意于只按土地分成。他们勤劳工作,而有一些提供土地较多,并不在地里多干活的人,却在分成时获得很大的一份。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大家提出的新运动,要求不管入社土地的大小,而应当完全按劳动贡献来分成。因此,极大多数的人决定,组织后来被称为带有社会主义成份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原则来办理。这一步骤,对于下一个农业季节发生了很大影响,每一个人都使出全力,来提高当年的收入,然后按劳分成。这一年的收成,每顷地从二千六百斤增加到三千八百斤。”
  
  白正华说,大部分社员(包括他自己在内)认为,按社会主义农业来说,当时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事了。他们的确开挖了小型灌溉渠,改进了施肥和选种。
  
  “唯一可以加快促进生产的方法是增加灌溉,”他继续说道:“松花江是明显的大量水源。但是,从松花江把水输送到我们的合作社,须要开挖灌溉渠,要经过好几个邻社。我们跟他们开了好几次会,指出人人都可以获益,可是我们得不到协议,因为获益的大小并不很均等。对于某些社来说,它们本来已有足够的水可以灌溉,可是现在却要占掉它们的大片土地,不能生产。然而我们一听到第一个公社成立了——于是不等中央委员会的号召,我们就跟附近的七个先进合作社开会,决定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公社。人人同意,从变工队的经验证明,凡是组织越大,收成就越多。”
  
  组织公社的运动,早在一两个月以前,就已经在不同省份中的许多合作社中间开始了。当时它们的组织名叫“联社”。联社的原因几乎是一样的——解决计划庞大的蓄水工作,但这计划不是个别合作社所能完成的,而且,大灌溉渠所经的地方,会给某些社带来一些困难,这就不能符合“明显互利”的原则。毛泽东有一个脚踏实地的习惯,当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就去现场视察,亲眼去看一看。他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到山东省北园去视察,事后有报道说,他与田地里的贫农和中农谈过话以后,“了解到他们正计划把他们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社”,据说,他当时这样说,最好是建立人民公社。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都能并在一处,行政工作会更方便一些——这是一大好处。[注]
  
  [注]《北京周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第三十七期。
  
  毛氏在十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北戴河中央委员会中,推动了一项决议,支持成立人民公社,这号召根据已经出现的实例,把附近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人民公社。它们的大小应该足以把合作社管理与村镇当地政府结合起来,并且吸收当地工业。
  
  新发公社实际上是在九月初成立的(实际的决议则是好几个星期以前就通过了),因此,它是早期公社中的一个。
  
  “我们于是能够着手进行灌溉工程,”白正华说,三年之中,我们修起了二十公里长的灌溉总渠和许多支渠。我们可以着手平整土地了,以便进行机耕和机收。我们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五千七百户人家,一共有二万八千六百人,五万四千亩可耕地。劳动队伍分成十个生产大队和五十二个生产队。”
  
  从变工队到人民公社的成长是个生动的例子,它表明,当一件事情办得合乎人民的要求时,发展的速度有多么快。新发从变工队、互助组到初级形式的合作社,经过了六年时间,又用了四年时间提高为社会主义式的高级合作社,再用两年时间,采取了这最激进的一步,成立了人民公社。如果认为这能够用高压手段达成,那绝不是现实的看法。世界上从没有那么多的枪支,足可以使五亿中国农民去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情。说起来,在今天的中国,大部分的枪支是在他们的手中。
  
  在中国农业的辩证发展过程里,从四户到六户人家的合作,发展到四千户到六千户人家的合作,始终有一个特点。这特点便是,每前进一步,就解决了一些老问题,可是又产生了新问题,如果不想停滞,而要解决新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再前进一步。每向前重新迈进一步,就要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对集体利益给予更优先的考虑。
  
  因此,互助组的成立解决了更好地使用劳动力、畜力和农具问题,但是在谁的土地应该先耕先收的问题上就引起了争论。当第一批合作社成立时,这一争论不见了,可是到了年底分成时,又出现了对百分之四十的收成要以入社土地、耕畜和农具来计算的争论。成立了社会主义式的高级合作社解决了这一问题,却又出现了它自己的问题:怎样解决大型工程的问题,这样的合作社如果要适当地发挥效能,就要首先解决这一问题。
  
  这项决定性的突破,连同农民思想状态的改变,出现于一九五六年,那时,土地、农具和耕畜的私有权都取消了。这一措施之所以能够实现:第一,贫下中农占了合作社成员的大多数;第二,他们的财产本来就不多,他们主要是以劳动入社,所以并无损失;第三,几年以来,他们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也同样提高了,他们能够为自己发言讲话了[注]。这些措施并非没有受到过去的上中农和富农的反抗,当我们在一些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刚刚成立前往参观时,这种情况都明显存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也存在着这一抵抗的情况,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也显示得很清楚了。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了,阶级斗争已告熄灭,而毛氏坚决反对这一提法,上述这一情况,便是原因之一。
  
  [注]在合作社初期,总是由最能讲话的中农作出决定。
  
  新发并不是一个特别先进的公社——粮产量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二年之间从每亩地三百一十斤增加到四百二十斤,比起邻社来要低得多,可是白正华指出,这是因为,公社靠近哈尔滨,他们一方面生产自己足用的口粮,另方面为城市生产蔬菜、鸡蛋和肉类等等。“当我们在变工队的阶段时,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任务,只是自己顾自己,”他说,“可是去年我们供给哈尔滨三万二千吨蔬菜,加上四千吨马铃薯、一百六十吨鸡蛋、一百五十吨奶粉、一百吨三鸟、九十吨鱼和五千头生猪,共值九百八十五万元,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建立了人民公社后,有差不多一半耕地得到灌溉,又平整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机械化。公社有四十一台拖拉机和二十辆卡车,可以把我们的产品运到市场。我们每一年都投下资金,购买新设备。一九七〇年,我们打了六十八口井,投资购买了每台价值二万元的电动泵;一九七一年,我们买了修建三百亩暖房的塑胶材料,我们今年把暖房兴建起来;去年,我们投资在轮浇灌溉设备上,今年,我们在等待会计方面提出有多少利润的报告然后决定怎样投资。”
  
  奶粉厂最初是由手摇机开始的,慢慢用公社技术人员制造出来的设备走向机械化,牛奶通过喷头喷到在滚热的转筒,表面上,生产出含脂百分之三点五的粒状奶粉,在热水或冷水中都可以立即溶解;装在塑胶袋或贴有整整齐齐商标的罐头里,新发公社的“孔雀”牌奶粉在各个方面(包括包装)都可以赶上国际水平,以全年一半均生产量来计,每天可以生产半吨。除了奶粉厂以外,还有榨油厂、粮食加工厂和一个机器厂,用以维修卡车和拖拉机——还比不上南方各人民公社的那些大工厂。
  
  有一间二千四百名学生的高中(一百个学生住校),有十二间小学(共有四千七百名学生),可以收容公社的学龄儿童,三百名教员中,只有六十四名不是由国家派来的,其余的则是在大学毕业的一百多名公社年轻人中选来的。在我们访问的时候,有二十多名公社学生在读大学。
  
  在最早成立的人民公社之中,我们访问过北京郊区的“中保友谊公社”(保是指“保加利亚”)。它成立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把有四万人口的几个合作社合并起来。我们提出了“为什么建立公社”,“为什么在那时候建立”等问题,公社党委书记(这个职位相当于后来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杨明答道:
  
  “那年年初,一个大水库的计划拟定好了。可是,就是最大的先进合作社也没有那么多人力执行这个计划。而且,当时还存在着一个问题,要想把灌溉渠的高低位置正确地确定下来,必须附近的几个合作社进行协商。这可不容易达成协议。当我们读到了把合作社合并起来成立更大的社的消息时,答案摆在我们眼前了。正常的水源,意味着更大的收获,修建一条灌溉总渠,可以在每一个合作社中灌溉更多的土地,多过每个合作社自己修渠所灌溉的土地。我们与过去达不成协议的那几个合作社开会。这次共同决定修建一条灌溉总渠。大家也就几乎一致决定,合并成一个公社。”
  
  我们在一年之后重访了这个公社。粮产量在第一年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每亩可以达到接近三百六十斤,每户人家的平均收入,在头一年从四百七十九元增加到六百元多一点。十四年以后,粮产量每亩提高到七百五十斤,水果和蔬菜也有了适当的增长,以供应北京市场。一九五九年建了一个小工厂,生产钢筋水泥柱,来支撑葡萄藤;这个工厂发展为可以生产最大到二十吋口径的钢筋水泥管,作为地下灌溉渠的管道,以备在轰炸时使用。不同口径的水泥管还输给邻社使用。
  
  这种专业是很典型的,每个公社都有不同的做法,以供应全县需要——县是公社稍上一级的行政和经济计划单位。就是在最早期时,你也可以发现,这个公社生产大车的木制底盘;那个公社生产大车的钢轴和车轮(从自己的小鼓风炉和沙模制出铸件),再一个公社制绳缰,中国农村不大使用皮缰。公社之间在固定价格的易货基础上交换配件。其后,也正像变工队逐渐变成公社一样,这些小作坊也合并到一处,这个公社擅于造大车,那个公社善制犁、耙等等。可是,每个公社从一成立起,都建立自己的修配厂,里面有充分的车床和机械工具。还有一些小工厂为自己的产品加工,为自己的生产服务。例如,“中保友谊公社”就承继下一个织毡厂,因此他们又建立一个小厂,从木醇生产染料。它也同其他公社一样,从成立时起,就有自己的砖窑,供应公社的建筑需要。
  
  由于成立公社的要求是自下而来的,成立的规章并没有一定的标准。社员们自订规章制度。因为大多数社员过去都受过苦,而且不到十年之前还是过的苦日子,于是成立公社食堂的想法(放开肚子吃,剩下的粮食,在付了百分之十五农业税之后,把余粮卖给国家)颇有吸引力。我们访问过北京地区一个新成立的公社,它的主要生产任务是饲鸭,就是外国宾客都喜爱的著名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我们看到女学徒们好像挤牛奶的姑娘一样,坐在凳子上,把鸭子夹在两条腿之前,向下填喂饲料卷,把鸭脖子拉长,以便饲料卷容易落肚。其目的是要在孵化后七十天内成长六磅重的鸭子。鸭子一离开填鸭姑娘的手指,便一摇一摆地找地方休息去了。
  
  我们在引去参观公社食堂时,看见了正在蒸很香的玉米馒头,还有很丰盛的蔬菜,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确确实实闻到了扑鼻的烤鸭香味。
  
  我们向向导询问,吃饭不花钱的原则会不会造成吃光利润的危险。他有些尴尬,只喃喃说过,“反正一个人只有一个肚子。”这件事就过去了。
  
  说起来,如果农民自多少世纪以来,首次吃饱了肚皮,谁又能责备他们呢?当批评者提到这一点时,毛泽东的反应正是如此。免费饭堂是一时出现的过左倾向,很快就纠正过来了,饭堂在许多公社中还是存在的,但是登记得清清楚楚,以便保持“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
  
  后来,一些比较松动的公社工作原则订定出来了,这是根据大多数人自己采用的工作规章而来的。
  
  公社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会使那些专门注重成本会计的经济学家搞昏了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一九七三年初夏访问中国时,发现北京街市上的番茄和其他的易烂水果和蔬菜,在天快黑的时候,如果还有大批未能售出的存货,便降价出售,他高兴得跳起来。他写道,永不改变的供求法则,就是在人民中国,也依然实用,虽然他承认,中国的经济使他感到迷惑。如果他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与我们一起访问了北京的四季青公社,在我们探讨这同一问题时,他会更加迷惑。
  
  “我们与北京蔬菜公司订了合同,”为人机警、棕色脸膛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贾春龄说明。“价格是国家定的,一直保持很平稳——有时对国家不利,因为付给我们的钱不是按供求关系来订的。例如(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请注意),一斤番茄,国家给我们七分钱,可是他们在北京只卖三四分钱一斤。”
  
  “如果今年的收成特别好,”我们问道,“你们的产量比合同所订的数量超过了很多,怎么办呢?”
  
  “国家鼓励我们增产,还是按标准的合同价格收购。粮食除外,要是缴了公粮之后,还有余粮,国家会比合同上所订的价格,给余粮多付百分之三十。”
  
  “永不改变的供求原则”是由高级领导的某一层来控制的,希望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有利,对余粮付出百分之三十的提价(全国皆是如此)显然是对粮食生产者的物质鼓励,以期增加努力。不仅如此,根据我们的调查,国家还使用降低各公社每年自报的下一年生产指标数字的办法,鼓励超产。国家分配的公粮数额比较低,就几乎等于保证,收成的一部分,必可拿到百分之三十的价格奖金。
  
  农业税的处理也同样会使正统经济学家(更不用说那些税务人员了)为之大惑不解。在解放前的日子里,农民的收入起码要有百分之五十或六十付地主的地租和税收。公社成立时,定出了一个固定的数额作为农业税——通常是一九五八年收成的百分之十五。公社成立之后,产量跃增得很快,这个数额(不是比例数)在三年后向上调整过一次,可是自此以后,就一直保持稳定。产量增加了,副业发展了,农业税的比例显然是下降了。四季青公社一九七三年时,农业税降低到百分之二点八,比全国平均数百分之四还要低些。
  
  农业税因地点不同,以及国家给予特殊照顾,各地均有不同。一个位在贫苦地区的公社会付得少一些,一个在富庶而条件很好地区的公社会付得多一些。如果一个公社遭了旱灾、水灾或自然灾害,农业税可以免除。我们可以用河北中部石家庄附近的正遵公社为例。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农业税一直是八千三百元,虽然在同一时期,公社的总收入已由一百七十万元猛增至三百九十万元。一九七二年,农业税只占了这个公社粮食产量的不到百分之四。
  
  国家还从生产队购买少数数量的粮食,视种植面积、总产量、实际消费和积粮数目而定。如果生产队根据社员的一致意见,卖的粮食比定额还多,则国家对这部分粮食所付的价格,要比一般的收购价提高百分之三十。全公社在一九七三年售卖了六百四十万斤粮食,是国家定额的二点五倍。
  
  在收成不好时年份,国家对于灾区或是减少、或是全免农业税和商品粮定额。滦昌县一九六三年既没有向国家缴农业税,也没有售卖商品粮,因为那一年大雨成灾,遭到水淹。相反,它从政府那里领下了大量的免息贷款、食物和衣服。
  
  公社组织的三级(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本身)管理机构,是由每一级的全体成员开大会选举出来的。生产队选举出来的机构名叫领导机构,大队和公社的一级,则名为革命委员会。最基本的单位——生产队,是一个在公社工作里有这种或那种专长的工作组,例如田里的活计、养猪、维修机器开拖拉机等等。在大多数公社里,由基本的会计单位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按工分分配酬劳。“领导机构”成员也在田里工作,也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按工分拿酬劳;至于他的行政工作,则另外由社员所定的标准计算时间给予工分。大队通常相当于过去的高级合作社,它所担负的工作要超过个别生产队的能力,例如进行有利于属下各生产队的小型灌溉工作,防洪工作,还管理米机和食物加工场、机器维修站,照料小学和小诊疗所。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几乎都是天天下地的农业劳动者。
  
  在金字塔最上面的是公社革命委员会,它的任务远远超过经济管理。在经济方面,它掌握着超过大队工作能力的任务,管理拖拉机和重型机器站、农业机械和水电站,化肥厂和扬水站。它还照料行政事务、安全和军事事务;它办理中学和技术学校(大部分教师由国家供给,但由公社按工分制付给工资),可以进行基本开刀手术的诊疗所。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显然几乎都是全日行政人员,但是,他们每年必须有六十天像普通社员一样地劳动,这是为了保证他们不会发展为官僚。他们的年薪同样是按同样劳动标准、按他们对待工作和对他们的社员的态度来计算的,与一般社员的计算办法并无不同。
  
  正如我们在以后谈到工业时也会提到,这样的公社管理制度,是为了防止出现特权管理阶层。这个制度,加上选举管理机构的基本民主原则——包括有权在任何时间可以将表现得不令人满意的管理成员撤职,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出现漏洞,而产生特权或自发的官僚主义。农民们的确认识到,自己是在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的确是如此。
  
  一九七二年一月号的《中国建设》杂志说,人民公社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农村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单位……简言之,人民公社是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领导,统一起来的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人们很难否定这一提法。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不同意“无产阶级政权”这一名词;苏联理论家则把农民列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从这一名词的真正意义来说,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既不是土地所有者,也不是财产所有者。他们是靠出卖劳动力给地主而生活的。[注]自从成立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工资完全按劳动分配、合作社社员掌握着自己的政治事务,“无产阶级政权”这一名词是适当的。

  [注]当土改法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通过时,农村社会各阶级是划分得很清楚的,贫农(占大多数)是那些必须租地来耕,受到地租高利或雇工的形式剥削的人……佃农或无地农民是那些既无土地又无农具……完全或主要依仗出卖劳动力而生活的人……中农,后来称为下中农是那些完全或主要依仗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人。总的来说,他们不剥削别人。他们大多数则被人以地租和高利的形式加以小规模剥削。上中农(在土改时,并没有碰他们的土地),是那些主要依靠剥削佃农,但也自己劳动的人;富农和地主则完全依靠剥削生活,主要是地主的财产在土改法之下被没收。
  
  当采取剧烈步骤,宣布农民今后不再对于土地、耕畜和农具享有所有权、并自其取得收入(这是对于农民小私有者的个人主义真正致命的一击)时,取代的办法就是极为仔细的工分制。在讨论工分应该如何计算时,每个社员都站起来发言。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最公平的方法,以保证做了十成十的全天工作,就可以得到十成十的工分。普通来说,一天八小时的工作,平均定为十个工分,如果你超额完成任务,你可以拿到十二个或更多的工分,如果你完成不了任务,也许你就只能拿到八个或更少的工分,或者加班工作,将任务完成。在我们所访问过的公社里,有一些社列出一百五十种工作,每一种都标明大家所同意的工分数目;大家的工分,每天晚上由那几位负责算工分的人来计算。随着日子的发展,显然也有些调整;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妇女,对于那些愿意帮助和训练青年社员的人,以及对于其他,还有津贴。
  
  变工队之所以能够发展为公社,并且发展得那么快,那是因为,每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都带来了经济发展。那些原来对于合作表示极度怀疑的人,后来成了推动组织高级形式的先锋,因为他们看到,每一次改动组织,都使得单位产量出现跃进。虽然在公社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农业跃进出现了一些停滞,但是我们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所访问的人民公社,都一致认为,如果没有一九五八年以来所修建的大灌溉渠和蓄水工程,农业损失还要大得多。
  
  令人感动的一个方面,是工作推进化的一致性,不论是远在东北的哈尔滨附近,是在首都北京,还是在远在西南的四川省重庆附近,都是如此。在比较落后的乡间,变化就更为巨大了。
  
  在重庆的长江对面的花溪人民公社,我们会到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叶允正,是一个开朗、戴眼镜的现代青年。看起来很像一名极热忱的大学毕业生,而不像一个管理三万二千五百人口、七千三百一十户人家的农村当家人。这公社是一九五八年十月成立的,由九个社会主义形式的高级合作社合并而成。它座落在山峦起伏的标准四川山区里,有两万一千亩耕地,其中九千亩种粮食,其余的种水果、蔬菜、药用植物和其他供应重庆市场的副业。“我们这个省的特点,”叶允正说明,“是小山大山起伏,天然难以灌溉。可是自从我们成立公社以后,由于财力和人力都充足了,我们就能够灌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过去是种一造,现在是种两造。从前,我们虽然就在长江旁边,可是经常缺水,十年九旱。我们现在建立起抽水站,把长江的水抽上来,到达我们能够分水的地方,我们还在河谷中修建了一百一十九个水塘。我们现在一共有二百八十万立方米的诸水量,三十条灌溉主渠,共长十六公里,在这样一个地区,这是很长的了。
  
  “自从公社成立以后,这些年来,一共投资一百二十万元,建立了五十一个大型抽水站,五十五个流动抽水组,可以从水塘提取存水。
  
  “因此,”叶允正兴奋说道,“虽然我们在一九七二年遭到了前所未见的严重干旱,我们还是每亩生产出一千多斤谷子。”(一九七二年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干旱的一年,范围几乎遍及全国——除了东北,灾情各有不同。)“我们把所有抽来的水量,集中在水电站,生产出足够的电力,供应给所有的住户和加工厂,剩余的电,我们售给国家。每一户人家,按照人口多少和电灯泡度数大小,每个月付三毛到八毛钱的电费。在公社以前的日子里,这个地区只有一条公路可通。我们修建了二十五公里的道路,把十二个大队和公社中心联系起来。”
  
  我们所参观的大队的商店,商品与北京的百货商店差不多,而且价钱相等。它们是重庆市商业局经营的,只是服务人员由公社付薪。在保健方面,社员付登记费五分钱,家庭成员每人每年缴纳一块五毛钱保健费。如果是诊病,医生的两毛八诊费中,他们自己付一半,其余的主要医疗支出,由公社从福利费中拨付。公社有一座五十张病床的医院,每个大队有一处诊疗所,每个队有一组“赤脚医生”和急救站。公社医院的设备足够施用各种手术。
  
  在计划生育方面——这是旅行中国的人近来都会碰到的问题,这个公社做的成绩比全国的情况要好。出生超过死亡的自然增长率,在一九七二年只到百分之一点六;一九七三年还会进一步降低。避孕药免费,女人自愿打胎、男女自愿绝育(这在中国某些部分相当流行),都可以免费动手术,而且可以有受薪的术后休假。(出生超过死亡的全国平均增长率,官方提供的数字是百分之二。)
  
  我们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曾在牛奶场中度过不少时候,我们对于公社差不多一共有三百头黑色和白色弗莱辛型乳牛这一事实,并不感到有什么过于深刻的印象,可是这些乳牛一年可以供给三百七十五吨牛奶给襁褓中和幼儿园里的孩量喝,以及给当地工厂的工人喝(他们现在已经有条件喝牛奶了)。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来是蓄水防旱的水塘,变成了鱼塘,很奇怪,鱼群已经驯化得可以靠吃青草或干草长大,鱼塘管理员只要向塘里抛一把刚割下来的青草,鱼塘里就像开了锅一样,鱼一批批地浮升到水面来。每亩鱼塘,每年的生产量可达一百六十斤到三百二十斤,除了向社员们提供了可口的食物之外,每年有七十五吨鱼供应给重庆市场。这两种吃草的鱼,一种是鲤鱼,另一种是肉比较结实的鱼,我们在那里访问时,足可以证明其美味。在我们的农业经验里,计算每一亩可以产多少重量的鱼,还是没有过的事,所以无从就它进行比较。只有主观地欣赏这种吃草的鱼的味道。冬天它们喂以干草。
  
  “深挖洞、广积粮”,是目前的全国性口号,是毛主席本来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号召的发展。在花溪人民公社,我们发现,全部储备粮——包括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和家庭的分别储粮在内,共有两百三十万斤,年年还有增加。这些粮食都倒在大粮仓里,使用的时候,从下面取用,这样,储备粮就可以经常调换,增加新粮。这足够六个多月的食用,以便应付自然或人为灾难所带来的空前和难料的全部失收。花溪人民公社现在已是一年两造,正设法在两造稻子之间,插进第三造——麦子。不过,就是在一年只能种一造的地区,诸如哈尔滨和其他地方,我们发现,储备粮足够吃一年。
  
  有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的发展:花溪人民公社,同我们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访问的一些人民公社一样,已经取消了工分制,取消了耗费时间的日日计工,而代以按劳动日付给工资,每三个月计算一次。这个决定一定会使会计部门长舒一口气。多少年来,大家已建立了互信,每一个劳动力都会尽力干活。仍然需要用劳动日来计价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妇女得拨出一部分时间做家务工作,一些年轻人在放学之后做几个钟头工作,老年人做半工等等。按劳动日而不按工时,代表着沿着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路,又向前跨了一步。
  
  毛氏跃进到人民公社,并没有跃进到黑暗。它是以对农民群众的真正信任为基础,而并非只是煽动性的口号。如果这一跃进只是煽动性的口号,那么,从农业来说,中国早就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了。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龚念年 译
  
  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版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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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五万个无警察国

  
  人民公社是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在普通认为是大约七亿五千万的总人口中,占六亿多人)居住的地方;(注:虽然它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它们越来越成为整个国家结构中的重要环节,它们每年缴纳农业税,按配额把公粮售给国家,并且通过所属县份的领导组织,取得必要的接触,可以按照整个国家计划,来制定每年的生产计划。但是,说起来,它们多少有一些像一个国家之内的五万个国家。
  
  关于它们的经济任务,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中国多次进行了调查旅行之后,曾经给予很好的界说:“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口组成公社,各公社自己负责解决食和住。公社的余粮供给其他人口的食用,并且向工业提供原料(尤其是棉花》。”(注二)http://wg1966.com/bbs
  
  [注]:中国官方新华通讯社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报道,中国人口“超过七亿”。
  
  [注二]《中国一九七二年经济管理》——琼.罗宾逊著,伦敦英中教育研究所出版(一九七三年三月)
  
  它们差不多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地方分权化(虽然尚非“国家权力的消失”),这是毛泽东的哲学的要点,与刘少奇和他的高层支持者的意见完同一对立,后者认为应该维持着中央集权的大国,通过一个层层组织的管理机构管辖一切,一直管到家家户户。就是一个漫不经心的访问者也会发现一件事:国家权力的普通特点并不存在。公社虽有民兵,却没有军队、没有警察,如果再向下查问,也没有法庭或监狱。就一个经常有三万到四万人口的社会组织来说,起码这是令人吃惊的事。
  
  我们在访问公社时,经常询问的问题之一,是犯罪问题,经常所得到的答复,总是先有这么一段话:“只要阶级社会存在,犯罪就会存在,在公社里,还有过去剥削阶级分子,可是——”说到这里,便总是转为指出,犯罪几乎是不存在的。前一章提到了“中保友谊公社”,当该公社成立一年之后,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回答说:“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只是一些盗窃政府财物的小偷,和一些虐待牲畜的人。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暴力犯罪。”在我们一九七三年夏天访问重庆附近的花溪公社时,回答是:“自从公社成立以来,犯罪并不是、也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有时候,有人偷了别人的自行车。可是我们这里人人都彼此认识,所以绝不可能就此了事。过去从来没有自行车的人,谁要是有了一辆,社员就会觉得奇怪。他们会仔细端详它,爱慕它,问他花了多少钱,在哪儿买的。如果传说什么人的自行车被偷了,人人马上就会知道谁是犯人。”
  
  “那么怎么办呢?”
  
  “生产大队和公社都有公安委员会。丢掉自行车的人会向大队公安委员会报失,说明情况,登记号码。如果当地查不出头绪,社里其他大队以及附近公社的公安委员会,会接到联系。”
  
  “如果发现了犯人呢?”
  
  “他会在他的大队会议中受到严重批评。他会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赔偿自行车的任何损失。”
  
  我们追问,如果发生了严重犯罪——例如谋杀,怎么处理。“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初期,有一些放毒案,那是被迫潜伏的阶级敌人干的。干这种事的人,马上给他们的邻居发现了。公社公安委员会的成员逮捕了他们,交给县当局,在那里审讯。不过我们在处理轻微犯罪时,原则是在本单位进行再教育。”
  
  每个生产队,以及生产大队和公社,除了公安委员会之外,还有社会事务委员会。“它们的工作是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就先予解决。”花溪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叶允正说。“例如,在光明大队里,有一对老夫妇突然闹翻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在家里又吵又闹。有一天,他们分了家,分别把自己的东西搬到外面,声言离婚。社会事务委员会的人去跟他们讲和,先是个别地谈,然后凑在一起详谈。他们发现,争吵的最大根源是误解,这不能通过争吵来解决,只能通过协商来解决。一切都澄清了,从此以后,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到现在已有四年多了。”
  
  我们很想弄清楚,在什么情况之下,国家能够进入公社的地段——例如,在寻查一名在县城或公社以外的其他地方犯了罪的该社社员。这是一个架空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询问的公社,没有一个承认有过这类案件。不过,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真有这样的案子,县公安人员可以与公社公安委员会接头,提出此案。被控告的人将由公社公安委员会进行调查,如果案情不严重,将以公开批评来处理;如果案情严重,就将他交给犯罪地点的县当局。”
  
  很明显,在我们询问犯罪问题的几十个公社里犯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领导人员时时感到奇怪,为什么刚刚严肃讨论了他们的真正问题——生产、管理、灌溉和房屋等等问题后,我们会突然之间转换到一个他们毫不感觉兴趣的话题上。同样明显的是,人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像个大家庭一般,它所产生的社会压力,是有利于社会道德的一项有力因素。更不用说,由于食物、衣服、房屋(虽然水平不高)已不再成为问题,犯罪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已不存在。当事情出现了岔子的时候,总是用根据“常识”而来的“常法”来加以解决。
  
  例如,我们的一个朋友(已故的工程学家,留学美国、国际知名的叶柱培)的儿子,在骑自行车时,撞倒了一位社员。他在骑车赶路回家的时候,一阵狂风吹来,把他的草帽吹得遮住了眼睛,一位老人家正过马路,一撞之下,撞断了一条腿。路上行人帮助他把那老头拾到公社诊疗所——是在北京郊区。公社公安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进行处理。这件意外显然不是故意的,但是大家认为这个青年人太大意,以致一位老社员断了腿。不过,没有人想到找警察来。http://wg1966.com/bbs
  
  老人家的腿在公社医院接骨时,公社公安委员会经过讨论,作出了那个小伙子乐于接受的判决:
  
  “那位老人家一个人过活,所以你最好搬过来照顾他,一直到他腿好。你可以从这里骑车上班去。”于是那小伙子搬来与老人家同住,给他买东西做饭。除了老头喜欢吃肉、小伙子喜欢吃素之外,两个人很投机。腿好的时候,他们分手了,可是从此交了朋友。在公社里,你时常会看到用常法来解决问题,人们解决他们自己的事情,用不着像大多数社会那样,动辄就要搬动法律。
  
  的确,当你想解释“人生的意义”时,这种生活态度便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个重要的因素,是可以使社员们相信,他们才是(用最表面的字眼来说)“自己命运的主人”。
  
  你在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街道委员会,可以体会一定程度的社会团结力,以及它所带来的道德观,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特点,我们觉得,其来源可能是多年的旧传统,而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中充分发挥出来。人民公社保持和发展了集体价值,这一价值,在中国从未断绝过。从早期的原始共产主义,通过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时,穷苦人(他们总是占绝对多数)的集体和合作生活的价值,一直延续下来。地主、军阀和其他统治力量在当时曾对这些价值展开残酷的镇压。一个集体能够生存下来,经常要仰仗于合作的努力和社会的良知。路易.艾黎在抗日战争[注]时曾经组织过合作社,那一组织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民很希望一起工作,很愿意一起工作。西方自己经常吹嘘、而旧中国统治阶级也沉迷其中的个人主义,一直被中国的劳动人民所蔑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批当地产品是“买办”(这个名词在中国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是那些为西方贸易商(他们用枪炮强迫中国打开门户)和当地商入之间充当掮客的个人主义分子。他们几乎被社会上所有各阶层的人所蔑视,被视为社会价值的违犯者,跟着外国帝国主义赚钱致富。
  
  [注]本书另有一章专写此事。
  
  对中国最有透视力量的观察家们已经指出,集体价值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著名生物化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李约瑟博士,一九七一年六月在给日本报纸《每日新闻》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了下述观点:
  
  “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地方,对于核心的家庭生活、以及它的传袭,看得价值那么重,责任感一直推及祖父母和老年人,带着尊敬和了解的心情照料他们,而且由他们推至整个社会。”(在中国,许多人民公社设有“敬老院”,没有直系亲属可以照料的老人,都在里面得到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美好条件之下的照顾。》[注]解放全国的力量,特别强调人跟人的关系,为了继续教育工厂和农村里的普通劳动人民,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更加重要了,它使每个人都感觉到对别人负有责任,这就使得“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在实际生活中时刻都有其意义,这样,就打破了许多旧观念。人民公社在这一切之中,成了更大力量的源泉。
  
  由于同样的感情,曾在中国指挥与“工业合作社”有关的技术训练学校的牛津毕业生乔治.贺格,在抗日战争期与中国各阶层人士一起工作和生活了八年之后,这样评论道:“在农村里,情况仍然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行为端正,他就在周围受到赞许,他就很有名誉和面子,如果他们的品行不正,缺乏道德,则面子和名誉就都扫地了。”贺格很欣赏地引述了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里查.唐尼的著作《中国的土地、生活和劳动力》里的话:“是习惯、而不是法律,规定生活的范围,是伦理、而不是神学或政治利益,给生命以意义……”,他认为,这几句话与他自己的看法相同。

  [注]李约瑟博士是剑桥大学Caius and Gouville学院院长,七卷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作者。
  
  贺格曾经对于未来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预测,可惜他因早死而未能亲眼得见。他写道:“思想意识的集体化,虽然在目前的浮动社会中,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来源,但是,当人民一旦有了更新、更激烈的思想方法,以冲破官府的桎梏,那时也将证明,它是非常宝贵的遗产和唯一的力量来源……”[注]他发表这一意见时,正是日本人在沿海城市和人口最密地带进行大屠杀,以致有六千万难民逃入内地,使得中国社会遭受了大变乱。
  
  我们在虹桥公社(上海地区的一百九十七个公社之一)提出了犯罪问题。我们心想,从前的上海一向与芝加哥争一日之短长,看看谁是世界上犯罪事件最多的城市;因此,我们也许会拿到一些丰富资料。这公社有二万六千多人口,住在两万亩土地上,怎样维持一般生活的问题,一定很尖锐。
  
  “犯罪,”健壮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晓政(过去是种菜的)说,“在我们这里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们经过学习,都要去掉资产阶级思想。如果有人偷了东西,他会受到批评,那是最严厉的惩罚。如果他继续进行反社会活动,就要把他送到县里去处理。可是,多少年来,并没有过这样的例子。”http://wg1966.com/bbs
  
  我们询问,这个地区过去的地主,有没有问题呢?他们怎么样了呢?
  
  “啊,那又不同,”刘主任说。“在这个地区,过去的地主有四十三名。我们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像我们其他的人一样工作,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他们也跟其他的人一样,根据工作拿钱。他们之中,十九个人发展得很好,在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成了全社员。另外十个人比较好,被接受为‘准社员’《他们没有投票权》。其余十四个人仍在改造中。我们必须加紧一些对于他们的工作。在其他地区,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曾经犯过大罪的人(例如曾经杀过他们的雇工)是很严格的,有一些人被枪决了。可是,在我们这里,问题在于通过工作改造他们,让他们认识过去的错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的经济基础一旦去掉,他们在社会里就毫无立足之地了。”
  
  [注]关于乔治.贺格,后面有一章详加介绍。上面所引的话,引自乔治.贺格逝世时的未完成遗稿。其后,列入《成果》一书中。路易.艾黎写《成果》一书,是为了纪念一小批西方人士中之一人,这些人在抗日战争或内战期间,为中国献出了生命。
  
  自从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干部一直不懈地努力,推动有力的政治教育,以加强劳动人民的集体观念。这帮助解释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民,在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里,能够安谧地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不用外边的干涉,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社会团结和安定也有另一项因素:在公社里,孩子们虽然在外地接受基本教育,却不会离开当地而去。他们是在本地受教育的,如果长大之后要受较高级教育,先在公社初步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出去读书,通常都是回来,回来时,工作已经在等待他们,这些工作足可以吸收他们在受训时所获得的专才。老师们,就是那些由国家从外面派来的也一样,也是在公社扎了根,像其他社员一样,按工分制受薪。孩子们在各项问题中长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生产大队级有小学,公社级有中学。外来的教师很快就会觉得如同在家一般,并且因为有学识,而获得一般人的尊重。这在中国到处都是一样。
  
  例如,在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里,我们遇到一位来自湖州的女教师,湖州(吴兴)是太湖旁边的一个相当大的城市。她因为三个孩子中间的一个,患了小儿麻痹症,腿脚不便,所以很想下乡。她承认,离开城市,前往一个素无所知的乡村,心里有很大顾虑。
  
  “这座小村庄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的旁边,船刚到码头,整个学校的人,和半数学生的家长都出来了,敲锣打鼓迎接我,”她说。“那真是动人。然后,那天晚上,生产大队负责人来了,问我喜欢不喜欢这座学校。他们清理了一处旧坟区,修建了学校——几天就修好了,正是我听希望的那个样子。三间教室,前面有两间小房,是给我自己住的。他们送来我做饭所需要的东西;有一些学生负责给我打水,另外的孩子负责每天把我的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背到教室。从第一天起,我就被包围在友爱之中,我从没有过这样听话的学生,没有过在教学上有这样的满足。我的丈夫也是学校教师。他时常来看我,打算说服我回城市。我向他解释,我觉得我已经属于这地方,我已经和他们结合在一起了。我已经成为这些儿量发展的一部分,从此不愿回城市了。我曾经对于农村有一半担心害怕——因为它是个未知数。我到这儿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义务,也因为我觉得未经污染的空气会对我的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有好处。可是自从我到了这里以后,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快乐,觉得我的生命更加有用。”我们听到过许多从外面来的教师,同样表示这样的满足。
  
  中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等教育机构设在公社里,这一事实,解决了从农村区域流入城市这一尖锐矛盾——就许多发展中(或发达)国家来说,这一尖锐矛盾实在是怕人的噩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像中国人民公社存在的教育机构,只有在附近的大城市里才有,就算学生们愿意回到本地任职,他们也通常是无法发挥他们的才能。再加上他们在上中学时所沾染上的城市生活作风,其结果是青年人不断流向城市,只要那里有任何职务以便他们留在城市中,他们都愿意做。在人民公社里,公社可以完全回收它的教育投资。
  
  在人民公社或在其他地方,中学毕业生要先工作两三年,才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申请考大学,必须要由学生工作的所在单位推荐,部分标准是看他等待工作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态度。到了学生离开本地,前往大学时,他或她的根基将深深埋在本单位的土壤里,他们所选择的专业,必然是“本农村所需要的知识”。他们经常期望着回家的一天,带着发生学和农学的专业知识;或作为水利、电气和机械工程师、林业专家、医生、学校教师、会计等等,为提高生产大队工作的科学和技术水平作出贡献。青年人留在本人队,并且协助把公社的不断发展的活动多样化起来,以便每个单位都可以自给自足。工作是很多的,足可以照顾每个人的喜爱。生活是多彩多姿的——永远有像他们今天所说的“攀登顶峰”工作待做。http://wg1966.com/bbs
  
  有沙漠需要征服;有水和油需要从地下取出,有太阳光等待利用,他们甚至于谈论从空气中发电——青年人只需要抓住这些工作的一部分便够了,这一工作成了对于先进新技术的挑战,要使这些新技术为公社使用。他们为自己的原有生产大队而自豪,凡是本大队做过什么征服自然的工程,他们总会自豪地指出自己会经参加。
  
  公社的中学校有设备很好的试验室和工厂;试验工作在附近的田地里和大队工场里进行。青年人被鼓励掌握几种专长。一个拖拉机驾驶员不仅应该是第一流的机械人员,而且也应该作车床工人或选种专家。公社社员应该可以互换工作。从技术来说,换得越广泛越好。
  
  在前面提到的虹桥人民公社,我们发现,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名总人口中,九千六百名儿量在公社的十五家小学和六家中学上学。在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不下于二百〇六人,而且原来是本公社的人,四十二名是西医,在公社医院和十六个生产大队诊疗所工作。本地的大学毕业生之外,又有四百三十名“受教育青年”(这是革命委员会刘晓政的提法),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农村,接受农民的教育”。其中有一些,后来被推荐重入大学学习,其他则已落户,担任拖拉机手、技术人员、医生和教师。过去种菜的刘晓政说,“贫下中农把这些受教育的青年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
  
  土生土长和外来的知识分子是财富,已经产生了动人的成果。虹桥公社修建了二十一处大型地下抽水站,每个站都装配在坚固的钢筋水泥深坑中,它沿着一百三十公里的地下水泥管输水,灌溉土地,有二百一十六个电动水泵把水抽送到地面高度,这样,整座公社的土地就可以随意灌溉了。为什么要装在地下呢?仍然是那个回答:“毛主席说,我们应该备战。”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下灌溉系统之外,还有五个小工厂,生产农具,或者修理拖拉机和水泵,有一个制造杀虫药的工厂,另外一个将剩余水果和蔬菜加工制造罐头。
  
  我们参观了修理厂中的一个,一共有二百三十名工人,在六个相当宽大的厂房中工作,共有五十七部车床,据厂长说,足可以进行卡车、拖拉机和电动水泵的任何修理工作,甚至包括制造零件。他指出几部由一些大学毕业生特别设计的车床,由一家上海工厂制造,虹桥公社与这家工厂特别挂钩。(只要地理情况许可,每一家人民公社都与一家高等教育机构和一间工厂挂钩,他们可以派遣本公社的学生到学校去接受短期课程,或者去工厂工作。)
  
  “我们社员与受教育青年直接接触,对两方面都有好处,”刘晓政说明。“我们互相学习。青年入学习我们的朴素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及学习我们在农业中的实际经验;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习理论和技术知识。大家一旦有了信任,我们的农民就会提出各种有关增产的问题。青年人朋动脑筋,集体学习,来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这一地区的稻谷生产量,从解放前平均每亩不到一百六十斤,提高到一九七一年的八百多斤,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又有了更大的增产,主要是由于他们工作得好。”
  
  在边远的落后地区,人民公社所带来的变化就更加惊人了。在最荒凉、最落后的地区——西藏东部的毛儿盖,是“长程”中一处著名惊险的关口。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里描述了少数民族蛮子的女酋长对汉人的一切有着刻骨仇恨,却对于“红”和压迫他们的“白”,毫无区分。在她的命令之下,蛮子带同他们的牲口撒到山上,从山上滚下大石块,砸死许多红军人员和牲口。为了生存,红军的铁则之一——买东西要给钱,只好违反了。他们有很多钱,可是没有人愿意要钱。他们被迫拿取可以拿到的东西,有时为几头羊打一仗,有时在田里割青稞。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有朝一日,我们必须向蛮子和藏族付款,以酬报当年我们被迫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粮食。”[注]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人民公社,就是偿付这笔债务的办法之一。
  
  这一地区现在已是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一部分,成为羌族自治县,羌族便是过去被称为蛮子的少数民族。阿坝自治州的首府是马尔康,这地方过去是一个很小的鸦片贸易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毛泽东所率领的主力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川北四方面军会师的地方。在过去的日子里,这里并没有公路,只有山崖旁上开出来的小路,陡峭的河谷上架着竹索吊桥。货品的运输都是由贫苦不堪的脚夫,背着难以忍受的重担,一步步沿着小路前进。这是一个落后野蛮的区域,有三名藏族贵族和一批小贵族,经常互相打斗,牺牲的都是奴隶和农奴的性命。http://wg1966.com/bbs
  
  [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原著第二〇四页。
  
  现在,那里已经有了近代化公路,我们沿着公路乘汽车从灌县经汶川县,前往马尔康,经过一座为了便利这地区的卡车常川来往而新建的吊桥,跨过岷江。四川平原到灌县为止,从那里,就进入了带着雪帽的高山、密厚的森林和奔腾的河水的地区。马尔康在清泉河河曲,建有近代化的砖楼、大会堂、医院、工厂和商店;我们又在另一条吊桥上跨过河水,访问了阿迪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大队领导人们在桥头上等待我们到来,他们的身边围着一群天真活泼的孩童,我们被介绍给一位主妇型的藏族妇女相见,她是大队主任。由于言语的原因,又因为要节省时间,关于大队的发展,就由她的一位能说汉语的副主任来介绍。大队有九十二户人家,在山谷里种着九百亩的土地,其中六百六十亩,过去属于喇嘛和地主,在一九五〇年土改时八十二户人家的四〇二人,每人平均只有六分地。
  
  “一名地主叫作潘观,手里有一百亩最好的土地,由奴隶耕种。他有十八头骡马,十四名奴隶。在解放前几年中,这个地区有十七户人家全部死光了,被杀的,饿死的和跑掉的,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人。穷苦人家的每一个人都要供乌拉使唤,就是被迫给当地地主免费服役。年成不好时,用二分利息向喇嘛告贷是很容易的,不过,到了年底不还,借债人,或者他家的一个劳动力,就要过去充当奴隶。解放以前那一年的粮食产量是十一万斤,到了一九七二年,耕种面积还是那么大,产量却达到六十四万四千斤。那一年,除了向国家售粮之外,其余大家平均每个人《包括婴儿和儿童》分得五百二十斤,大队队员还每个人分得一百三十五元现款。储粮达到十一万六千斤。”这些干巴巴的数字很难使人明白人民生活的变化。看一看藏族喜欢居住的石头砌成的堡垒式房屋,就完全可以了解情况了。家家户户都有电灯,半导体收音机,大队队长家里有一架缝纫机,她向我们保证,许多人家都有缝纫机。外边的草棚下有一辆手扶拖拉机。每一家都有一匹马和一头牛——这与东部地区人民公社家里养家禽的情况又有不同。大部分家庭在银行有存款,大队本身有储备金十万〇四千元。
  
  在汶川县,我们与羌族自治县领导干部之一马振兴谈天,他过去是羌族雇农,急于倾诉他的民族所经历的变化。
  
  “在解放以前,我们跟平地上来的商贩作生意,只能用八十斤粮食换一斤盐,二十二斤胡椒换一件衣料。现在,价钱公平了,我们的粮食和胡椒换来的盐和布就多了,大概是一斤粮食换一斤七两的盐,一件好衣料用不到三斤胡椒。在从前,我们一个村子的四十二户人家,有三十二个身体健壮的人,”年要有八个月去作背夫,种出来的粮食,只能供四个月食用。现在,这里有五十五户人家,一九七二年,一共收获了两万三千斤的粮食,足够大家吃的,还卖了一些。他们与其他两个公社大队,一起挖掘了一条二十里长的灌溉渠,今年粮情此往年要好得多。每一户人家都有电灯,不再用松明照亮了。”
  
  我们访问了大草地上塘开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大草地原是怕人的松潘沼泽地带,许多人在长征中牺牲在这里,那时国民党军队将这处沼泽地带包围,要消灭长征队伍,他们不得不在这里跨过大草地,以致有许多人整个陷死在深泥里。)大队的一百〇一户人家照料着大约一万四千头牛羊和十五万亩的草地..每年平均有一千一百头牲畜供应国家。每一家都有电灯,有一些电气设备,台钟,收音机和大批暖水瓶,以便保存不可缺少的热水。平均来算,每一个家庭在银行都存五百元存款。自己的马和牛。大除有一家小学公社有一家中学。学生骑马到中学去上课。
  
  阿坝自治州并不是每一个公社在电力上都可以自足,不过,总的趋势是要尽量提早达到这一目标。全州一共已有四百三十四座小型水电站发电,容量大小从三十瓧到一千瓧不等。自治州和县的工业,也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发展起来,直接为全区的人民公社服务。例如在汶川,我们曾下车访问阿坝自治州机械厂。三百二十七名工人中,大部分是来自四川其他各地,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一个可以从头开始的有技术训练的核心。现在,学徒之中,有十八名藏族青年和数目大致差不多的羌族青年,据说工作很好。在这些照明好、占地广的车间里,产品共有四十种,其中一种是乳油分离机,装在可携带坚固箱子里,交由跟着牛羊在牧区到处跑的牧人使用。产品中还有很多样的机械工具(与上海的产品有着同样的精细),来装备全自治州各县和公社的工厂。http://wg1966.com/bbs
  
  从川西的阿坝,我们沿着古丝绸之路进入甘肃西部。我们愿意去访问的地方,是祁连山山峰上的肃南县,它位在甘肃省裕固族自治县内,因为山太高了,所以未能前往。但是,由于访客不能登山,山却来迎接我们了——那是黄森人民公社和肃南县其他人民公社藏族、裕固族领导人前来迎接。发言人是赫志明,一位四十七岁的藏族人士,身体强壮,为人爽直,用汉语发言。这些草地人民公社并没有生产大队,只有生产队,黄森公社有十六个队。在解放的时候,这个地区的联合农场一共有两万头牲畜。现在一共有十六万头,其中有十万头优种杂配产毛羊。赫志明回忆道,最初,“很难找到女青年牧羊人来学习人工授精,可是现在她们认为这是应该学习的了。”
  
  我们听说,肃南县全县,在国民党统治结束以前的二十年中,牛羊从二十七万头减少了很多,可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他们又培育到六十万头上等牛羊(这是用人工授精繁殖起的作用),从此一直维持着这个数目,因为草原仅可以放牧这个数目。
  
  已经领导这些合作社和这一公社达十八年的赫志明,谈到社员们怎样懂得了使草原获得休养的重要性,懂得怎样定期播种,以便牧草长得更茂盛,怎样使用肥田剂;怎样懂得在山阴的峡谷里蓄雪,以俟炎夏时溶化。在他的那个县里,人们对于干旱,有甚于对于大风雪的惧怕。
  
  教育?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好,因为各户人家分得很散,尤其是在夏天的月份里,要随着牛羊到青草地带放牧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七十八的儿量获得正常上学的机会。可是自从有了骑马到各牧区授课的“骑马教师”教学网成立,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大多数孩童骑着自己的小马,到夏天在牧区成立的学校去上课,但是仍然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不能和老师们见面,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太远,无法每天策马往返两次。
  
  “你们的情况有没有变好呢?”赫志明听了这个问题,笑了起来。“过去,我们要用一头羊换一块砖茶。现在,我们一头羊可以换八块。”(砖茶是这些边远地区的草原食品。煮热的茶加上青稞麦,成为“糌粑”,它是藏族和其他山区人民的一种重要食品。)
  
  “我们在成立公社以前,每年冬天都要丢失牲口。我们不久就积累下储蓄,投资三十万元,给牛羊盖了过冬的地方。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走失过牲口了。我们有七辆拖拉机和其他农具,大量的耕牛和马匹。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足够的粮食和衣服,舒适的房屋,医疗照顾和交通。”
  
  夜色开始从山坡爬下来了,赫志明突然抬头望望天,说了几句告别的话,这一小批穿着长袍的人,把前襟掖了一下,便策马回山去了,他们是大半生都在马鞍上或者攀登悬崖峭壁中度过的。
  
  凡是我们参观的地方,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人们管理着公社范围之内的自己生活,未受外界干扰,而且是稳步前进地走向繁荣昌盛,从西方标准来看,进展得很小,但是从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看,变化可就巨大了。
  
  人民公社(几乎每一个能够活动的男女,都参加了装备甚好的民兵组织,他们与解放军配合得甚好)在国防中听起的军事方面的作用将在另章介绍。但是,很明显,像这样的五万个经济单位的存在,由于农业和其他活动都是分散化的,尽量成为经济自治,它们会促使中国变成一个不沉的战舰,这是因为中国有了多细胞建筑为基础。一个细胞受到损害,对于附近的细胞并无影响;就算被摧残得很厉害,它们也会自力复苏。从公社到每户人家,层层都要积存几个月到几年粮食的原则,在任何新战争之中,不闹饥荒是一项决定性因素。每一个公社的工程力量,如有需要,可以生产或修理武器,是在中国进行的任何地面战争的重要因素。http://wg1966.com/bbs
  
  在大跃进的多项成就中,的确以人民公社的成立最为伟大。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龚念年 译
  
  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版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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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7-27 19:12 |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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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为什么学大寨

  
  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毛泽东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我们和大约七亿中国人民这才知道,在山西省老革命地区大寨公社的大寨大队,把到处是石头山的荒凉干旱区域,改造成中国最兴旺的公社大队之一,创造出了奇迹。这主要是束自当地党支书陈永贵的不屈不挠的苦干精神,这个人在农业中,就相当于工业中的大庆油田王进喜。(他跟王道喜一样,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中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大”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的事迹和大队队员的事迹,被当作战天斗地获得成功的范例。
  
  过了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对抗自然的斗争,“学大寨”口号的提出,是毛氏对刘少奇路线展开反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选择了大寨为农业政策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争论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应该有一个高度集中的制度,把公社置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由中央银行系统提供资金,并且从上到下,一直到包产到户,纳入规划:还是应该以“自己负责”为基础,而使计划的主动权自下而上,尽量减少国家的干预。
  
  在深入参观大寨情况时,同在大庆时完全一样,我们又拾到了一个线头,这条线协助解开了惊人的复杂线团,透露出中国社会的侧面,以及外界人士无法料到的暗潮和逆流。我们原以为可以追寻到人类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又一动人的史诗,怎知更加发掘到,从封建主义一步就走到社会主义,那是一个多么复杂而令人惊异的故事;并且发掘到,每向前移动一下,就会有人出而抵抗,甚至是在革命领导的最高层中问的抵抗,以致每一个阶段,都有人脱队。这就更加证实,如要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作出任何结论,在作出结论以前,来到现地,深深地挖掘,这是最重要的事。
  
  在大寨人民公社,我们发现,有一个生产大队不仅不“学大寨”,而且非常反对它。我们更加吃惊地发现,这个在全中国名声响当当的生产大队——大寨大队本身,是个很小的大队,只有八十三户人家,四百四十六个人。那个曾经不愿意学习大寨范例的武家坪大队,就比它大得多——二百七十户人家,一千一百人。这两个大队土地相连,两个大队办公室的地点相距约一公里。它们有什么道理不合并在一起呢?这是我们向郭来良提出的问题,他原是民兵队长,在武家坪大队改正了错误之后,出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是个健硕的大汉,古铜色的面庞,跟这个地区的所有农民一样。
  
  “我们的党领导不团结,”他在回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说道。“这有历史因素。我们大像有三个村子,每个村都姓一个姓。我们郭家住苗坪村,有一百户;姓李的住南高村,有九十户;姓王的住北村,有八十户。我们大队共有三个生产队,一个村是一队。
  
  “党支部有九个成员,每个村三个人,事实上,形成了三个家族,这不是一个团结的委员会,而是三个家族的联合。在党支部会议上,同志考虑的不是大队的利益,而是争取家族的各自利益。就是在家族内部,干部也不是为了整个家族时利益,而主要的是为了那几个领导成员时利益,他们大都是最落后、反动分子。每个家族说:‘我们的干部必须参加领导班子,不然的话,我们会受到歧视。’每逢某一个成员批评大队里面某些坏倾向,其他小圈子家族的代表就高呼‘歧视’;如果他批评自己家族的人,其他成员就大叫‘走狗’。群众对他们毫无信任,因为这是以家族为根据的宗派主义。
  
  “大队领导班子每年轮流,以便每个小圈子机会平等。因此,从公社在一九五八年成立时起,直到一九六五年,我们纠正过去情况时,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换了八次,三个生产队的领导人换了二十四次。根本没有安定。生产时上时下,因为新领导人一上来,就先给他们小圈子的利益打算盘,生产方法每年都有改动。大寨大队那里的团结成一根绳的观念,跟我们这里的想法正好相反。
  
  “我们完全忽视了生产队里边的阶级斗争,同意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错误路线。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使得大队一般队员情绪低落。地主和富农利用他们在家族地位的传统权威,开始把已分给贫农、下中农的东西收回。还有好几次,他们威胁要杀死反对如此做法的干部。
  
  “按常理来说,这样的阶级敌人应该由党支部来处理,可是他们总是可以轻轻躲过,因为党支部的内部缺乏团结。
  
  “我们反对大寨的另一个原因是,是我们真正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我们已经有很多人看到,这是违反我们的利益的,却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虽然刘少奇一直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但当我们第一次访问大寨时,这样的具体例子在公社一级中,尚很少见,所以我们要求详谈。)
  
  “一九五六年,”郭来良继续说道,“我们曾经同现在的大寨大队合在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形式的高级合作社,由陈永贵领导。每亩粮食产量立刻增加了八十五斤,造成了我们的收成的空前纪录。那一年,每一个工作日可以拿到八毛钱,每个人可以分得三百六十斤粮食。虽然我们的情况很好,可是第二年,我们却退出了合作社,主要是因为刘少奇要求减少社会主义形成的合作社的数目,认为发展得太快。从前的地主们、富农们和其他分子,站在要求退出的最前列。他们辩称,继续跟大寨在一起,我们要吃亏。他们的田在山岗、山沟里,我们的田在平地上。为什么把好田跟坏田放在一起呢?还有,他们指出,大寨虽然在一九五七年获得好收成,却卖了太多的粮食给国家,我们如果自己拿主意,就能少卖很多粮食给国家。于是我们退出,组织了我们自己的所谓‘先进合作社’。从此以后,大寨和我们的合作社就走了不同道路。
  
  “大寨沿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道路前进,我们沿着物质刺激和个人利益的道路向前。这时候,正是刘少奇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鼓励自留地,从后门回到个体生产的时候。他还鼓励在农业之外自搞副业,以便多赚收入。我们走得更远,还给副业包产到户,派了四十名最好的劳动力到县里去工作,条件是每个人一年给大队资金缴纳四百元到六百元。在‘副业’的名义掩护下,他们投入了一切形式的黑市买卖,每年赚一千五百元到一千六百元。他们在周末骑着自行车、戴着手表回来——可是我们“高级合作社”的生产下降,群众情绪更加低落了。
  
  “我们不仅损失了劳动力,而且还损失了他们的肥料,因此土质也下降。[注]就连耕地范围也变小了。因为缺乏劳动力,田头的地也放弃了;水土流失也无法应付,冲走的土也没有重铺。到了一九六四年,每亩产量连一百六十斤粮食都不到。队员的一个工作日只能拿到四角九分。那些进了县城的人富了,那些留在家里的人更穷了。
  
  [注]在中国,人肥问题对农业很是重要。中国农业专家之一冀朝鼎在一本被认为是经典著作《中国的五种经济》一书中指出,如果你把土地上所有居民的人肥全部放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土地的生产力是无穷的。近年来,中国的目标是每人一口猪(它被认为是活的肥料厂)。一头好猪每年产肥二万斤。人肥和畜肥经过化学处理,变成一种化合物,被认为比化学肥田料更有效。
  
  一九六四年的大半分配量,每人只有一百八十斤,前几年,我们要每年借四万元买粮食。
  
  “在我们田地的旁边,就是大寨的地;我们的产量下降,他们的产量却增多。本来是山头坡地的地方,都改造成了梯田。他们并没有浪费人力派人带着自留地上的产品去投机倒把,却把人力和肥料投入土地改造上,把它变成高产田。到了一九六四年,我们合作社的基层社员显得很有意见,我们也很混乱,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的,是陈永贵走了错误路线。直到毛主席号召‘学大寨’,一切才告澄清。过去的贫下中农最为热心。因为就他们来说,他们只要往大寨的田地那边,就明白是谁正确。是他们坚持我们立刻走大寨的路。”
  
  重要的问题是从哪里着手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些政治认识较多的人(民兵队长郭来良显然是先锋,否则他不会在今天这个岗位上)坚持,从开始学习、组织讨论小组着手,他们把陈永贵请过来帮忙。举习不久就集中在阶级分化的问题上。
  
  “我们碰巧遇到一个突破这个问题的机会。”郭来良说:“最早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搬开一个旧坟地,平整坟头,以便不要浪费太多的土地。我们平整了一块坟地,里面并排埋着一名地主和一名贫农。他们都姓王,可是地主穿的是绸袍、戴着金银配饰,装在一个非常坚固的棺材里。姓王的贫农则只剩下了一堆白骨,上面有几块残余的麻袋片。我们把全大队社员都找来看一看,就阶级问题举行现场讨论会。因为同姓并不等于同属一个阶级,甚至也并不等于同属一家。不管你姓什么,只要你属于剥削阶级,你就是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敌人。但是,如果你是被剥削者,就算你不同姓,你也是阶级朋友。贫下中农立即抓到了这一点。其后,我们再选举领导机构时,大家就不以家族为基础,而是以阶级为基础来投票了。我们自此以后,就一直前进了……”说到此处,他提出了一批生产数字,来证实这一点。(我们在一九七三年重新访问武家坪大队,发现了那里有惊人变化。)那四十名进了县城的劳动力,后来怎样了呢……
  
  “他们都回来了——他们的家都在这里。他们要接受一些再教育,逐渐认识到他们走错了路;给集体工作,要比只顾自己的荷包要有意义的多。那不是他们的错。当初他们走的时候,是受了党支部的鼓励才走的。”
  
  大寨有什么特殊的成就,以致毛氏先是在一九六四年发表了他的著名号召,后来又邀请陈永贵前往北京与他进行讨论呢?一切发展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当时正是组织合作社的时候,陈永贵领着五十个能劳动的社员,大干六星期,在一条河沟上修起了二十道土堤,一层层建造梯田,从一哩多外的地方,用筐子抬来好土,把田铺好。一年复一年,这个工作一直用超人的膂力劳动继续干下去。他们的唯一装备是开凿石块的锤子和凿子,挑担的扁担和抬东西的筐子,再有的就是结实的双臂和双腿。每块梯田都有三四呎深的好土,生产出丰盛的粮食,而且一年多过一年,平均起来,每亩梯田需要三百个工作日的劳动,这种劳动力的支付,是没有任何成本会计制度可以计算得出来的。但是陈永贵的脑袋,和一直带着许多皱纹的笑脸,对于他从未听说过的成本会计并不感到兴趣,他有兴趣的是未来。
  
  这个农村的八百多亩土地,分散在七个陡坡和八个深洼里,一到雨季,就有洪流从山岗上冲刷下来,把梯田一块块冲垮。在解放以前,这个地方一共分成四千六百块手帕那么大的田地,清理干净石块,每亩年产量可达九十斤。对于建造梯田的人来说,最大的考验是一处名叫狼窝掌的地方,那是一条一里多长的山谷,中间有五六处山沟,直通山坡。干旱的时候,寸草不生;到了雨季,则总是洪水成灾。有一年冬天,社员们在这条山谷里,横修了三十六条石坝,填上耕土。在一九五六年,眼看就可以获得一次好收成的时候,大水冲走了听有的东西,庄稼、石坝,全部无影无踪。他们在第二年冬天又修了更结实的石坝,可是到一九五七年太行山区下大雨,这里又是一阵大水,冲走一切。一九五七年冬天,他们再度修坝,这一次,地基尽量打深,把地基石块用水泥填好,把坝形对准大水冲来的地方建成内弧形,以像大水的压力反而能加强坝墙。他们苦干了二十七个日夜,陈永贵一直站在最前面,其他地区也有人自愿来支援;大寨大队的人终于重修起这些堤坝,其后几年,情况一直很好。雨季的大水都导入干井和灌溉渠中,那是跟石坝一起隆建起来的,粮食产量一直增长。
  
  然后,到了一九六三年,全中国正在欣喜地迎接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第一个好年成,大寨却在八月初连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特大洪水冲定了一切——连百分之九十七的民房和大队建筑物都冲光了,这是这一地区的最大灾难。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一接到灾情报告,马上淌着齐腰深的大水,赶回大队。他听说人命并无损失,于是说道,“只要我们的人都在,我们就能做到一切。梯田是人修的,房子是人建的。我们会把梯田修得比原来更牢固,把房子修得比原来更好看。”北京中央政府提出供应资金、粮食、药品、衣服和其他救济品。大队开了一次会,通过“三不要”决议:不要国家的钱,不要国家的粮,不要国家的救济品。五年重修梯田、十年重修现代化大寨镇的计划制定了。生产要同时干下去。
  
  百分之九十的田地被洪水冲过,可是队员们到地里去,一株又一株的把庄稼扶起来,绑在插入地中的木棍上。结果,他们的玉米收成很好,每亩平均生产七百五十斤,队员的收入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他们甚至设法缴了三万四千斤公粮给国家。
  
  大寨故事的第一部分,写到这里已经不少了。大概是不要国家救济这一点,吸引住毛氏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的自力更生,是他所坚持的路线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毛氏提出“学大寨”的口号之后,陈永贵宣布,一九六四年的产量每亩平均八百斤,这是空前纪录。
  
  “刘少奇不愿意接受这一成就的意义,”贾来恒说,他是大队副主任,在我们访问时,正代替陈永贵担任代主任,原来是解放军军人,矮个子,光头。“因此他派来了一个所谓‘工作队’,想拉我们下马。他们在这里住了五十天。首先,他们想要证明我们谎报土地面积,以便说,我们的粮食,是从比我们所呈报的土地面积更大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他们费了很多时候,在耕地上翻来覆去地丈量,结果发现我们是错了——不是多报,而是少报了,我们一共只有七百九十六亩可耕地,我们却用八百〇二点六亩来计算。这样一来,我们的单位产量比原报的应该更高。”
  
  “一九六四年,我们卖了三十万斤粮食给国家,而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每年平均售粮是二十四万斤。”贾来恒说,刘少奇派来的人说这数字一定不正确,于是他们又费了大量时间,在公社和县里核对数字。他们发现,我们说的是多少,卖的就是多少。于是他又一口咬定,我们的储备粮数字一定有了花假。他们又秤,又算,又浪费了更多时间,可是发现我们的储粮数字跟我们所说的数目又是一样。他们然后召开了大队全体会议,希望有些人出来指摘陈永贵“过于浪费劳动力”,过去的贫下中农怒恼已极,大踏步走出会场。最后,陈永贵对他们说:‘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你们就要证明大寨不好。滚开吧,’于是我们把‘工作组’赶了出去。他们想要做到的事情,是把红旗从我们这里拔掉,插到桃园去。[注]后来,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内,中央委员会派来一个真正的工作组,这个组很快就确定,我们大队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是好的,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
  
  [注]桃园大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人民公社,被刘少奇选为他的农业设想的典型。他的妻子王光美化名前往亲自抓了一个时期。后来,毛氏表扬了大寨大队,大寨被誉为“红旗大队”。
  
  在一九六三年修理洪水灾害的战斗中,大家决定,取消浪费时间的每天工分统计。老解放军贾来恒(这不是他告诉我们的)早在公社一九五八年成立以前就发动运动,反对工分制度,他的理由是,如果解放军过去也按照这个办法,根本打不倒蒋介石,陈永贵也曾多次一层层向上请示,要求取消这一制度,但是刘少奇司令部的答复是全面禁上任何变动。现在,他们取消了工分制,而采用了按工作日付给劳动报酬,按照大队队员自己的建议,根据自报,每年作一次调整。这是大寨的又一个领先步骤,引起许多公社也走上了同一条路。
  
  我门在一九七三年仲夏访问大寨时,为了它变化成那么美丽而深深感动了。极目四顾,已开成梯田的山坡和河谷,使原有的光秃秃的山岗的地貌变得赏心悦目,石坝后面是一片片绿色玉米和金色小麦,石头砌成的灌溉渠里面反映着粼粼水波。我们从昔阳县城坐车前往大寨,附近的农村显然都“学大寨”,梯田像阶梯一样爬上山坡,河流两旁砌着坚固的石坝,整个图画是一片征服自然的景象。大寨的十年重建计划已经完成,一排排平房或两层楼的灰石建筑物,在高地上的杨柳和其他树木中修起,远离着未来的河道。在不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武家坪也在进行紧张的建筑工作,驴车拉来石块,石工们把石块一块块砌起来,一排排石屋和砖屋已在不同的完工阶段,房屋后面的砖窑冒着黑烟。
  
  大寨在头一年经历了最严重的考验,整个山西省和几个邻省遭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未有的大旱。在大寨,一年有三百天未落过一滴雨,全年的降雨量只及普通年份的五分之一。但是,大寨大队在一九六三年以来的十年中,除了修造梯田之外,还获得了充分的水源,一部分是由于解放军帮助他们修理了一条七公里长的运河,通往几年前建好的水库,一部分是由于打了一个干井网,来储蓄洪水。在一九七一年,他们的粮食产量创出每亩一千一百斤的纪录,在一九七二年虽然下跌了百分之十,他们还是能够售卖二百吨粮食给国家,因为蔬菜水果增产,公社社员的总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陈永贵已是公社和县级党支部书记,昔阳县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的中共中央委员,当时他在北京,协助筹备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那次大会选举他出任二十一名委员的政治局的委员。我们去时,又是贾来恒陪同我们参观各处。他伴着我们看了长势茂盛的麦田和玉米地,山坡上长满鲜红苹果的果园,结着沉甸甸葡萄的葡萄架。头上,有五辆缆车用柴油机发动,把石块和泥土运到新建梯田地点,把肥田粉运到田地里。
  
  “去年我们架起了输送缆车,就把建设梯田的工作量,从每亩三百个劳动日减少到一百个劳动日,”贾来恒说明,“在你们上次参观以后,我们又重新整修了一大批梯田,把它们达成一大片,以便用手扶拖拉机耕种。过去,最大的梯田只有四亩半大,现在有了二十多亩大。我们种了四万棵果树。”说着,他在袖口上擦了几个苹果让我们尝一尝,“到了一九八〇年,单是我们在水果方面的收入,就比我们现在从各方面的总收入还要大。”我们站到一个高处,俯瞰着下面的新村;房屋,粮仓,牲圈,组成一片兴旺农业的景象,贾来恒指出:“这都是没有用国家一分钱或一颗麦子就修建起来的。”当我们提到粮仓和牲圈修得很好时,他大笑说道,“说实话,我们的牲口住得比过去的富农还好。”
  
  我们继续向山坡上爬,要一直爬到山头,这时就看得很明显了,大寨之所以能够挺过一九七二年的大旱而没伤元气,其秘密就在于前几年在灌溉和蓄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就跟最初的建石坝、修梯田一样。“全国固然要学大寨。”贾来恒指出,“大寨也应该向全国学习。陈永贵参观了其他在水利方面很有成绩的先进大队。他带回来储水的新方法,我们现在在每一个高度上都有地下储水井,而且全部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战胜任何干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说,大寨已经确实成为稳产高产农业区。”大寨的“稳产高产”成就,在一九七三年传遍了全中国,成了继续“学大寨”的另一项原因。
  
  狼窝掌这座山谷的变化,令人大吃一惊。头一年冬天,整个大除的人都出动了——这一次有推土机和缆车帮手,经过三个月日以继夜的工作,他们搬开了几座小山头,把整个区域变成一连串的大片田地,每一块地都有石坝围住,那些石坝坚固得有些像战场上的堡垒。那里一共开出四十八亩耕地,可以用拖拉机耕种。那里原来只有十八亩的小块田地,只能使用锄头耕种。
  
  为了看一看邻队运用大寨经验也很有成绩,贾来恒建议我们去参观旁边的厉清容公社四坪大队。我们去时,由大队革委会主任和党支书陈玉堂接待,一位健壮的中年汉子,有一口熏了烟油的牙。他首先陪同我们参观奋战两冬(一九七〇年——七一年和一九七一年——七二年)的成绩。四坪村从古以来就有一条河流为灾,一年大部分时间露出又干又多石的河床,可是一到雨季就泛滥成灾。干旱、洪水,成了循环。“我们地处旱带,”陈玉堂说明,“一向缺粮,甚至缺乏食水。雨季时,泥褐色的洪水冲下来,不能喝。任何高度上,都很少天然食水。我们看了大寨的做法以后,下了决心,起码要把这条河征服。陈永贵来了,了解情况,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指示。这河床实在是个废物。我们为什么不把河水引到地下渠里,把河床填了土,把它变成耕地呢?这个想法,使得我们一些人听了,倒吸了一口凉气。”
  
  经过两个冬天的奋战,这个大队队员修建了三个地下渠,分别是三.五公里,一.一公里和六百米的长度,每一条渠都有十尺高,十二尺宽,用石块砌成。总共用了三万六千立方米的石头来砌起地下渠的外壁。他们然后在地下渠的顶上倒入五十万立方米的沃土,也就是把原来寸草不生的河床填了土,给大队增添了五十亩的耕地,下面则是那条河水在洪水季节期间驯服地流着。
  
  “地下渠还可以作为很好的防空壕。”当我们欣赏这石砌工程时,陈玉堂说道。
  
  在那一公里长的地下渠上,重建了四坪村,盖起两三层高的房屋,三层高的大队办公处座落在原是两河交汇的二处小山头上。“大寨使我们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陈玉堂继续说明,“是他们的房屋计划。我们认为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着手。幸亏陈永贵劝我们先制河再盖房。”
  
  他叙述了一个类似武家坪大队的故事,他们那里原来也曾经轻视农业工作,直到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时才改正过来。
  
  “问题在于我们认为,我们村子地少人多(四百六十户、一千九百人),应该分出一部分人力到县城去工作。由于缺少了劳动力和肥料,我们的粮食生产从一九六〇年的七万二千斤下降到一九六六年的五万斤。那一年,我们认清了错误,把人力从县城撤回来,真正埋头工作。我们在一九六七年把产量加了一倍,到达十万斤,到了一九七一年,我们生产出二十四万六千斤,到了一九七二年,由于我们没有像大寨那样大规模地修建灌溉渠,真正受了旱灾的影响,产量下降了一半。我们在一九七一年时,平均每亩产量八百斤,如果今年一切正常,还可以超出。我们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在三处河沟修建了小水库,可是今年,它们始终是干的。我们正在修建一个比较大的水库,还可以从一个深井灌溉九百亩土地。我们发现一处泉水,现在修建了水塔,把水泵上去,供应全村食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可是我们还需要做工作才能赶上大寨。”我们问起,那些曾经离开农村到县城去的人,他们是怎样重新适应的?
  
  “他们不是自动离开的——是我们派他们离开的,”他说。“这是由于我们的干部,尤其是我自己,执行了错误路线。当然,我们是受了刘少奇错误路线的影响,但主要在于我们的政治水平低,我们不能辨别哪个是正确路线,哪个是错误路线。我担任党支书的工作达二十年,自从大队一成立,我就是领导。自那以前,我在解放军,我原以为我一直是革命的。我在解放军努力工作,我在这里努力工作。是文化大革命使我认清,我曾经机械地跟随一条错误路线,因为我自己不动脑筋,而且领导所有的人犯错误。我们认清错误之后,进行深入学习,把一切都重新讨论过。如果我们现在走对了路,获得一些成就,那是因为我们跟上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且从大寨那里学会怎样推动社会主义革命。”
  
  在折回大寨大队革委会时,我们重新访问了武家坪大队,发现大队领导郭来良情绪很好。他立即掏出小本,介绍了生产数字。一九六七年每亩产量是五百斤,一九七一年增加到一千斤,在一九七二年旱灾时,又跌落到七百三十斤。“我们正在执行一个五年计划,到一九七五年完成。”他说,“一共有六大目标:所有的田地都有水灌溉;增加稻麦种植面积;每年从一造改为两造;山头要改为果园和葡萄园;增加机械化;把旧砖瓦村庄改为新型的中央村。你看,”他说时用手挥向正在进行的建筑活动,“我们提前了很多。两个月之内,姓王的、姓李的、姓郭的,都要混住在一个村里,每一户人家都有电灯和自来水。”房子很好看,灰砖、瓦顶。二十名中学女孩子(那时正放暑假)在村外山坡上盖起砖窑,用山坡上的土,搀上水,由土制的机械设备打成砖坯,在火光熊熊的砖窑里烧一个星期,每天可以生产二万块砖。
  
  “我们能否达到目标,”大队领导郭来良继续说道,“要看我们是否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且学大寨。由于灌溉工程已有一半开始,我们的田地可以认为是稳产、高产田,所以去年大旱时,我们大队损失还不像一些别的大队那么大。”李氏家族的一所住屋将保留下来,作为纪念馆,以便未来的世世代代懂得当年的苦日子,其他的房屋则一律拆掉。房屋下的土地则辟为农田。新村建在高处,可以俯瞰原来的村庄。
  
  陈永贵的活动并不只限于大寨。他自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成立以来,就是该县革委会副主任,他发动了一个驯服松溪河的计划,这条河每逢洪水季节就泛滥成灾。这个计划要在上游修建河坝,把肆虐的河水归拢到一座石砌的总渠里,这总渠大约是原有的曲折河床的三分之一宽。总渠旁边的土地则用由其他地方运来的耕土填上,使其变成耕地。这样,就多添了一千二百亩的肥沃田地可资生产。昔阳县的重整山河、让河水听从人的意志的工作,是一件永不停止的工作。逐渐有更多的村庄在采取大寨型的公社建屋计划,下面是在黄土山坡上挖出来的窑洞来住人,上面再添盖一两层房屋,使得不适宜于耕种的陡坡可以尽量利用,提供了很好的居住面积,就是旧时的地主也会羡慕这样的条件。
  
  像陈玉堂那样的自我批评,指出他自己虽然是共产党的老干部,却未能识别正确和不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是时常听到的。问题在于,直到文化大革命把过去多年来最高层存在着的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以前,陈玉堂这一级的干部是不知道有“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对于他们来说,路线只有一条,只要是来自北京的指示,它一定毫无疑问是按照“党的路线”办事的,就党的正统领导来说,应该无条件遵守。只有一小批像陈永贵、王进喜那样坚决的人,执行毛氏的“敢想敢干”的原则,才敢于站出来反对那些他们认为违反了建设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指示。像陈玉堂那样的老兵,却倾向于自动地服从上级发来的任何指示——世界上的老兵都是这样的做法。
  
  显然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暴露出来,所有党和政府各级干部缺乏基础理论知识,因此,其后马上发动了一项伟大运动,不是只从毛主席语录“小红书”背几条适用的话,而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基本著作,以及毛泽东的著作。从里弄组织的家庭主妇到“五七干校”的高级干部,在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人都在学习基本的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到更深奥的著作,诸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设想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判断能力,以便决定哪一条“路线”符合马克思主义。全国性的学习马克思基本著作运动的目的在于,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一旦平稳后,可以避免浙江省一位公社领导人向我们说明他建议解散他所领导的高级合作社时的那种情况再现。
  
  “当从北京来的干部,满嘴都是马克思和毛主席的话,证明我们的合作社是‘胜利冲昏了头脑’,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我怎么能够抵挡呢?就算我能用数字来证明我们的成就是好的,是踏实的,他们也能够用大把理论来摧毁一切事实。我只有静听,骂自己无知。在我的心里,我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可是他们有高度发言权。最后,我放弃了,合作社社员们认为我是叛徒。”
  
  “学大寨”和“学大庆”一样,不仅意味着克服艰难来征服自然,而是意味着只要你认为自己是对的,要挺身而出与党和政府的官僚们(不管他们地位有多高)作斗争。另外与这两个口号在一起流行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也有它的含义:不仅是面对着体力上的困难,而且要不怕官僚主义的严厉制裁,以保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路线。农民们从建造未来的典型——大寨学得最多的是什么呢?必然是他应当作新的大寨人,由于农业地位重要,而且永远重要,所以这也意味着应当作新的中国人,陈永贵,一个过去的贫农、在解放前一直是文盲,现在成为全国二十一个最重要、最负责的岗位之中的一员,对此,我们除了如此解释,怎能还有其他的解释呢?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龚念年 译
  
  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版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http://wg1966.com/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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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桃园经验”

  
  北戴河是北京东北大约三百七十公里的一处欢乐舒适的海滨胜地,在连接黄海三面环山的渤海湾里。再往北几十公里,就是山海关,郎那座雄伟壮丽的“天下第一关”,它标志着长城的起点。十米高的城门楼上悬着“天下第一关”的巨匾,是五百年前的作品,关的另一边,就是东北三省,关下留着当年战场和扎营的遗迹,古时,从北方不断来袭的侵略者来此试探自己的运气,看是否能进入中原。在几个星期之前,我们也曾经访问过“天下第一雄关”——五千公里以外的嘉峪关,长城西端的最后一关,怀想着两个关之间的全部历史变迁。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在大约二千二百年以前,把各地的碉堡联接起来,修建成长城,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建筑成就之一。
  
  北京的西方居民曾有许多世代到北戴河的白沙滩上进行日光浴,在它的通常总是平静无波的海水中游泳。北戴河离北京是六小时火车的路程,今天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外国专家们,前往度过周末和暑假,有时在市营餐厅喝几杯下午茶、吃几块点心,或是去吃雪糕。这地方,许多顾客还用旧名字“起士林”来称呼它——这是解放以前的名称,当时,它是外资在天津经营的起士林餐厅分号。夏日别墅的建筑从博恩默恩式到雅尔塔式[译注]俱全,反映着过去一个世纪左右,在不同时期中,占上风的外国集团所代表的风味。现在,在宽广的海滩里几处保留给“外宾的沙滩”,从休养所来的中国度假者和工人们,也在水中嬉戏,气氛友好,在日光下晒黑他们的皮肤。在海滩的西边,是一个捕鱼合作社的社界,东边,则是秦皇岛港口,该港正在挖深,以便停靠每艘多达四万吨的远洋轮船。
  
  (译注)博恩默思是英国南部休憩胜地,雅尔塔是苏联黑海边休憩胜地。
  
  北戴河还不仅以他的阳光和幼沙海滩闻名。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晚间、前国防部长和显然就要接掌中国领导地位的林彪,就是从这里起飞,开始他的奔往苏联仓皇旅程,在外蒙古坠机死亡。也是在北戴河,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经过一次简短的工作会议,宣布了支持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这次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的,他刚刚进行了现场调查,研究农村的最新趋向。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当时刘少奇并未能阻止这一新的跃进,便采取了过去的英国外交战略:“如果你不能阻止它,便参加进去。”如果一定要组织人民公社,他决定让公社按照某一种样式来组成。
  
  就在一九五八年八月那一个月,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视察了北戴河地区的一些合作社,包括桃园村的那个合作社,离着北戴河大约是汽车行驶一小时的路程。他们被一名农业技术人员关景东的报告打动并玩弄了,关景东不知羞耻地向他们说谎,说他在种试验田时,种出了一亩万斤的高粱。[注]刘少奇问他,能否再提高到一万五千斤,关景东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和其他各项农业奇迹,并无困难。关景东原来是个上中农,似乎很会说话,凭着一张嘴,在成立合作社的时候,担当了各种重要职位。在人民公社以前组织合作社时,他给自己所领导的低级合作社制定了一项规章制度。它规定下“三有”原则。社员们要想参加,就要带资金、上好耕地或大车马匹来入社,否则不准参加。他的合作社是个中农合作社,另外有一个由吴臣领导的过去无地贫农所组织的合作社,吴臣出身于当地最穷苦人家之一,后来,当高级合作社成立时,这两个合作社合并了,关景东当时反对无效。后来,参观者到桃园访问时,听见这样一个故事,关景东宁可让人把他的富社的公牛杀掉,也不要它给穷社的母牛配种。
  
  [注]高粱有些像玉米,但不像玉蜀黍在穗轴上结粒,而是在垂穗上结粒。主要充当食物,但有时酿成烈性名酒,酒精度数超过六十度,其中以“茅台”最为著名——通常用以在正式宴会上敬酒。
  
  可以有把握地说,关景东使刘少奇留下了好印象,而且显然使王光美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他就高粱产量吹了牛以后,只过几个星期,便被邀到北京,在刘少奇夫妇招待他吃饭时,他向他们保证,刚刚收成的高粱已经完成了一亩万斤的目标,只要有适当的物质支援,下一造就可以拿下一万五千斤。刘少奇送了他五只安哥拉兔子和两只乌克兰猪,进行农业试验工作,作为支持他的表示。
  
  自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一九五八年)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肯定了成立公社“是经济、行政文化和军事地方化的一种形式——可以使人民管理自己,在当地组织他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刘少奇反对成立人民公社,他还曾经沘评毛氏时成立合作社用以阻止农民走向自发资本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危险的、幻想的农业观点”。这个争执是极其重大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是个长期方针。其基本看法是农业是基础,工业固然可以影响它,但工业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这一点,必须透彻地理解清楚,予以执行。毛主席非常理解这一点。在他的同志中间,却还有些人理解得不够。
  
  就是在这一次重要的全会上,毛氏不再担当共和国主席,在第二年四月,由刘少奇出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桃园加入了卢王庄人民公社,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之外,这是中国最后成立的人民公社中的一个。也是那一年年底,关景东又到北京去了两次,当刘少奇前往当时的桃园大队参观时,他和他的妻子被接纳为“名誉社员”。桃园于是成了刘少奇的中国未来农业的典型,关景东成了类似冒牌卢瑟.伯班克的人物。[注]
  
  [注]美国植物育种专家,擅长植物杂交,在他的加州坚一胡萨市花园中培育出八百多种新品种植物。他在世界上以研究的实际结果而出名。
  
  关景东既然有了这样的高层后台,他当了桃园大队的实际领导,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他的话变成了法律,他设法把大批过去有问题的旧分子安置在领导岗位上。
  
  这就不难以刘少奇所选择的典型和毛泽东所选择的典型作一对此。刘少奇的典型大队坐落在休憩胜地北戴河附近,有平整、肥沃的土地,中等以上的设备和耕畜,由上中农领导;而毛泽东选择的大寨,是个坐落在多山的山西、毫不起眼的大队,由过去根本没有土地的农民陈永贵领导。
  
  桃园大队被鼓励提出要求(关景东和他的亲信们也不否认这一点),要求国家特别调配肥田粉、高产种子和大量财政援助,以保证这个大队成为不可驳辩的典型。在其后几年中,国家拨了六十四万四千元给这个大队修公路、架电线、买机器等等。公社本来已经从自己的资金里分出钱来给他们投资于发电设备,可是这些设备已被卖掉,账目也糊里糊涂,其目的无非是给用银行贷款购买的新设备让路。
  
  一亩高粱一万五千斤的指标后来在暗中掩饰起来了,据现在的桃园大队负责人说,当时曾经达到的最高产量是一千六百斤。但是自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头三年的粮食一半均亩产量达到了五百斤(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前是四百斤),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产量都略有增长。这是由于昌黎和抚宁两县(桃园就在抚宁)的公社社员,在大跃进时进行了一项雄伟工程,修建了杨河水库。一座一千五百米长的堤坝,拦起一座五公里长的湖泊,它从一九五九年起,一直供应全区各公社的用水。有了这个条件,再加上桃园所得到的支援,桃园的增产数字是有限的,与大寨比较起来,就成了小巫见大巫。大寨在一九六三年时,尽管遭到洪水为灾,每亩还生产了七百五十斤粮食,桃园则仅收获了五百七十斤。这完全是由于领导人的作风普遍有问题,关景东和他的亲信私人生活不好,盗窃公社财产,这都打击了劳动情绪。
  
  问题在一九六三年春天出现了,当时,人民中国又发动了一次经常发动的整风运动,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表面上,这个运动的目标是加强公社领导,清除不良分子,尤其是贪污分子。实际上,它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边各自用它来加强他们认为正确道路的概念。毛氏觉出了却要发生的情况,并发出一项指示说,这个运动应当有所区分,“因为百分之九十五干部和群众是奸的和比较好的……”而应以那些定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当权派为目标。
  
  一个名叫董璞的女干部,率领“工作组”到桃园蹲点。她不尊重当地的党支部,而要证明自己有无限权力,进了村子,就立即运用起来。在一个很短时期内,四十七名经选举出来的在大队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有四十名被解职,在二十二名党员中,有四人开除出党,包括党支书吴臣手下的副支书,三人受“严格看管”处分,两人受“严重警告”处分,其余的都上了“行为不端”的账。
  
  对吴臣逼供达四十五天之多,其目的是要使他承认他曾经做过国民党特务,贩卖鸦片,按照董璞听提的文件的说法,犯过各式各样的罪行。可是,他坚决拒绝承认。又经过六个小组的六个星期的盘问,他被送往劳动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工作组”在桃园一直住到一九六四年四月,董璞和她的手下撤走以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也留下了根基动摇、士气沮丧的大队。关景东被开脱得一清二白,接管了大队领导权。当地离开的时候,这才公布出来,所谓董璞,实际上就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巩固组”将与她在北京的办事处保持经常性电话联系。大队队员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董璞进村,并不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是自己有特别伙食和住处,还有一个摄影人员,在她假装到地里劳动时,给她拍摄生活照片。当王光美在北京忙于准备“桃园经验”报告时(这个报告后来广泛分发,只是桃园本身除外),刘少奇吹捧的那些公社和地方,都遭到了严厉控制。桃园大队产量剧降百分之二十,原因是士气不振,组织解体,吴臣和其他积极分子领导人都不再领导。当刘少奇夫人有礼貌地嘲笑毛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时,桃园大队的每亩平均产量下降到四百五十斤,大寨大队则增加到八百斤,还给国家供应了二十四万斤粮食,桃园大队却不得不购买了一万八千斤的口粮。
  
  堂堂主席夫人亲自主持这么一项工作,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但是,其原因在于刘少奇对于这件事看得十分重要,把它当作他的农业路线决定性胜利的关键。事情不关桃园大队,一切在于他自己的将来。
  
  自从成立合作社的运动开始,这一斗争就在不同级别、不同战线上出现了;越是要组成更高一级的经济组织,斗争就越激烈。刘少奇后来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坚持认为,中国在从半封建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之前需要大份量的资本主义。我们在土地改革刚开始时,就注意到这一点。[注]高潮出现在组织公社的时候,就社会主义(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农业组织来说,公社的组织意味着已发展到了义无反顾的阶段。如果毛氏的公社路线成功,那么,刘少奇观念对农村的控制就要完全失掉。到了一九六三年,到底是大寨正确,还是桃园正确,就成为焦点。有政治认识、并且不断学习的陈永贵知道自己工作的客观重要性,关景东却并不知道他自己所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关景东有他的阶级感情——他是上中农出身。陈永贵也有他的阶级意识——他属于贫农。王光美很明白,自己的肩膀上负担着重任,要避免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失败,以免遭到巨大的政治损失。这就说明了她为什么那样去做,为什么采取那样无情的手段。
  
  [注]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中国的脚放开了》一书中,贝却敌曾提到一九五〇年六月颁布的土改法,指出:“地主被鼓励将他们的财产投资于工业——属于地主的商业和工业企业可以免于没收,而大部分地主都有这样的买卖。刘少奇在介绍土改法案时曾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将这些财产予以没收和分配,则地主将隐藏起来,并加以分散,农民就要寻找这些东西。因此,最好是允许地主保存这些财产。这样,他们可以从这些财产维持生活或把它们投资于生产……。’”(贝却敌原书第五十——五十一页)。在该书原稿中,贝却敌还引了刘少奇的一句话,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删掉,刘少奇这句话原意是:有必要经过一个过渡的资本主义时期。中国朋友警告说,这是刘少奇的“个人意见”,不能解释为共产党的政策。
  
  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批准了一项报告,报告说明经济下降,赞成停止大跃进时间开始的一批工程。《中国建设》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一期说,“他(刘少奇)主张发展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增加自负盈亏的小企业,包产到户,积极主张单干。他说,‘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刘少奇还提倡“四大自由”,郎买卖或租地自由、雇用佃工自由、放高利贷自由和私人买卖自由。
  
  一九六二年九月开了另一次风暴般的会议,毛氏这次到会,但是他和他的支持者仍是少数派,他提出一项警告,对于农村的阶级斗争绝对不要轻视,这是对于刘少奇的提法的直接一掴,因为刘少奇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你必须首先获得大规模农业工作的全部机械和特别需要,才能办起像人民公社那样的大型组织。你不能从战斗中学习战斗,必须等到你有了足够的坦克和飞机之后才能战斗。
  
  当王光美在一九六三年秋天第一次到桃园的时候,像陈永贵那样的倔强战士则在大寨证明,“自力更生”和只凭赤手空拳、锄头、篮筐、扁担的有组织力量,可以在本来应该闹灾荒的地方获得丰收;而在全国范围之内,三年的坏收成和苏联全部援助的突然撤退,虽然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人们丝毫没有向这些困难低头。这样一来,刘少奇的眼前出现了风暴讯号。
  
  在一九六四年秋收以后,王光美回到桃园,这一次是在北戴河警察局里设立了办事处,连假装“三同”的表面工作都不屑于一做了。吴臣仍在劳改队里,强力迫供的调查员们,既不能获得他的招认,也不能找到任何其他的人来作证来反对他,这表现出中国农民的朴直的本质。在桃园发生的这些怪事被报告到河北省党委会,可是党委书记宁可置身事外,不愿意过问牵涉到这么大的事情。
  
  生产虽然下降了,关景东仍然是春风得意,吴臣仍然是不能抬头,王光美通过“巩固组”所亲自掌握的桃园事件,进入了第二时期。凡是对于这些事表示保留的人,立即从领导地位上撤换下来。这样的局面一直又维持了几年,直到清华大学学生贴出了揭发王光美的大字报。(在文化革命初期,她率领了另外一个“工作组”进入清华大学,去熄灭已经燃烧、准备引起革命爆炸的信管,使用的是与桃园相同的手法。她和她的“工作组”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被赶出学校,那是在毛泽东带起“红卫兵”臂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群众认为革命的火焰获得了最高的支持之后。)文化革命促成了斗争的公开化。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了一项十六条文件,作为行动的纲领。纲领传到了桃园,也传到了全国的工厂和公社。关景东拒绝通传,反而自己当了自己的“红卫兵”的头目。一个造反派组织起来,反对关景东和他的支持者。他们的活动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达到了高潮,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贴满了桃园村,揭发王光美、关景东和其他一小撮人,指称他们为“骗子”、“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大字报包括了大约三百幅画,农民艺术家把他们的错误行为画成了逼真的图画,揭发了的的确确曾有一个时期存在着恐怖统治。
  
  三个月后,开了一次大会,附近各县人民公社的农民和干部都来开会,直接听取“两条路线斗争”在桃园所出现的特殊形式。对于吴臣的控诉由于毫无根据,立即取消,其后,当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吴臣被一致推选为革委会主任,并且出任抚军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轮到关景东被送往劳动改造了。
  
  当我们在一九六八年第一次访问桃园、探听这一戏剧性事件时,革命委员会已经在前几个月(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成立,我们发现吴臣很能掌握着当时的情况。他是个北方大汉,见面时却显得较瘦,一张开朗诚实的脸,对于他自己的遭遇很想得开,可是一提起王光美的“路线”,批评可就尖锐了。他跟我们在中国到处所见的情况相同,作为一个积极分子,从不用个人的不幸遭遇来表达事情的好坏,而是用粮食生产每亩产量的高低,向国家缴了多少粮,来说明成败。在这一次真正“四清”之后的第一年,产量超过了每亩六百斤,一九六八年估计可以提高到六百五十斤。队员情绪很高,团结业已恢复,工作从来没有这样积极。县革委会另一名书记卢兆义,向我们介绍了事情经过——讲到一处情节时,翘起大拇指,指向大队会议室的房梁,那就是吴臣被王光美下令吊起来的地方。
  
  卢兆义介绍时,吴臣和其他曾经参加过斗争的人就坐在两旁。吴臣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工作又全部动起来了。一九五八年完工的水库,在第二年就证明很有实效。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每到雨季,我们这里的农田总要淹好几次。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大队部,水也一直淹到里边来。我们不是遭遇水灾,就是旱灾。水库调节了水流,把水旱两灾都解决了。可是没有花国家的钱。我们在去年获得丰收,今年看样子也是丰收,那是因为百分之七十八的田地现在获得了灌溉,也因为我们的队员全心全意投入了工作。”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们重访了北戴河,它的阳光遍照的沙滩、平静的海水;也重访了我们在桃园的朋友们。
  
  吴臣比起五年前来,头发有些脱落,可是身体结实了很多,看样子,精力充沛。头一年虽然因为旱灾和台风而出现了困难,他们的粮食产量依然超过了每亩六百五十斤,比起前一年来,略有减产,可是一九七三年的产量一定可以打破纪录。田地现在有百分之九十获得灌溉,主要是来自羊河水库,可是也来自队员亲自动手打出来的三十口深水井。
  
  “我们真是学了大寨,”他说,“我们现在有了稳产、高产田。不管有多大的水灾旱灾,我们都能够把农田打理得很好,获得好收成。去年,我们遭遇到记忆中最大的旱灾。我这一辈子里,头一次看到连喝水的井水都完全干了,可是由于有了灌溉,我们还是获得了比较好的收成,没有一个人缺乏食水。
  
  “王光美一口咬定,只要我们走刘少奇的‘专业化’路线,高梁产量就可以大增。可是,我们现在进行多种经营。我们的粮食产量里的麦子、稻子占百分之六十,其余的是高粱、小米、大豆等等。在从前,一个农家如果一年之内能拿到五斤米,过年的时候有点面粉,就算幸运了。可是就连去年,我们都能每个人分发一百三十斤米和五十斤面粉。我们在缴纳了三十八万斤公粮之外,还卖了六万斤余粮。”
  
  我们询问,农民除了多吃米面、少吃高粱小米之外,在日常生活上还有什么其他变化。他搔了搔圆顶光头,然后说道,“没有人再担心我们过去人人都遇到的那些事了。他们认清了现在所做的工作和改善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不再担心吃的穿的。不再担心生病——过去这是倾家荡产的事。那时候,我们这些一直给地主干活的人,住在旧马厩和猪圈里,或是住在废砖窑里,或是用能够找到的破烂材料拼凑起来的破棚里。我们的队员有百分之四十现在住在这几年修建的新屋里,其余的人住在解放后盖的旧式屋房里。过去,就算父母能够拼凑出学费送孩子们去上学,他们也没有钱给他们买衣服,学校也不许打赤脚、穿破烂的孩子入校。现在,当然,所有的孩子都上了学。在解放以前,这一区的婴儿死亡率是百分之七十。村里只有一辆自行车,是地主的儿子的。现在,这里有了八十辆自行车,五十七台缝级机,三十八架收音机,公社还有一架电视机。(这架电视机装在转盘上,平时放在大队会议室的一角,可以从窗口转向对着大院。)
  
  “就是王光美在这里情况最糟糕的时候,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最不合理的事情是,个人如果生产不足她所订的包产到户粮食定额,就会被关到监狱里,可是合作社如果粮食不够了,却可以向国家借粮。队员们情绪低落,不过还没有发生过任何人闹饥荒的危险。”
  
  我们到公社的学校去参观,正碰上课外游戏时间。这是你所能愿意看到的一群健壮的儿重,大一点的在打篮球、排球和滚铁环,小一点在玩集体游戏,或是排队等着跳绳。一声哨响,只一眨眼间,他们就离开了游戏,排队进入各自的课室。“当我想起我小时候……”吴臣说,他陪着我们参观学校,可是只说了半句就停住了。他指点学校对面的一个方形石碑给我们看,碑上刻着“勿忘”两字。它原是关景东动用大队借来的资金建立起来的,以纪念王光美支持桃园大队的“荣誉”;这种手法,与把她在田地里劳动的照片几百帧分发给她在北京的崇拜者是相同的。我们问吴臣,有没有人因为她离开,或刘少奇的路线失败而感到难过?
  
  “有一些后来最高声批评刘少奇路线的人,”他答道,“事实上还很怀念抄近路的人过去所享有的特权。人的思想,不会很容易改变。一个人做惯了一件事,就很容易有留恋。不过,就是在过去也只是一小撮人追求特权。绝大多数的人认识到刘少奇路线是领导我们走回资本主义。他们反对往回走,而且现在提高了警惕。”
  
  谈到维修拖拉机、电泵站、食品饲料加工机、打谷机等等,吴臣一口答道:
  
  “根本没有问题。在最初期,我们的确曾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所懂得的‘机器’只是马拉的大车。可是我们不久就学会了,尤其是青年人。他们彼此学习,向县里其他地方的农业技术人员学习。我们的机械化水平仍然低,播种和收割还是用手进行。不过我们已经使用拖拉机耕地,用电力灌溉、打谷、脱粒和食品加工。我们不久将投资于除虫除草方面。我们的队员脑子里的机械化比过去多了很多,不用担心新技术。我们同县里的工业有紧密联系,那边的领导人密切注意着我们这一区域所需要的特别种类的机器。”
  
  新的县办工业本身就是个发明,不过由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几年里,也受到了影响。
  
  刘少奇派在桃园和大寨的“工作组”,带来同样灾祸性的结果,与毛泽东路线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完全相反的。在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斗争中,他的反应也有一段很特殊的插曲。早在一九五五年春天,组织高级合作社的运动在浙江省出现了高潮。当毛氏一九五五年五月不在北京的时候,一批批由北京派出去的干部,开始到达浙江,调查情况。转眼之间,他们就断定事情发展得过快,于是越过浙江省党委会,开始武断地要求解散高级合作社。“收缩派”和“合作派”因而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前者受到农民的上层分子的支持,后者受到大多数的过去贫下中农支持。几个星期之中,浙江省的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有一万五千个(四十万户人家)被解散了。当我在过了一些时候之后,访问这一地区时,所听到的老论调还是:“当苏联有了足够的拖拉机时,才组织集体农庄。我们应该研究苏联的经验。”“收缩派”的路线认为,要组织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应该用十五到三十年的时间。一九五三年组织低级合作社时,就出现了这种斗争,现在,它又来了。
  
  又过了几年,当我们访问这一地区的公社时,我们听到了对刘少奇在合作化问题上的路线所提出的尖锐批评,这条路线打击了很多很多人,因为这些人全心全意拥护新的合作制度。
  
  毛泽东在那时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文章中,曾经批评某些人“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提到这一行动是背着中央委员会(以及他自己的指示)做出的,毛氏继续写道:
  
  “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毛氏还制定了一项方针,“应当以农村中当地的干部为主要力量,鼓励和责成他去做;以上面派去的干部为辅助力量,在那里起指导和帮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办代替一切。”
  
  如果一九六〇年五月中央全会起草指示,规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却并没有把上述的意见写在里面,这就令人奇怪了。最合理的看法是,这个意见包括在指示之中了,于是被当时由刘少奇控制的中央委员会把这个指示冷藏了三十八个月之久。
  
  这一切事实说明,桃园的斗争并不是新事。它已经长期以来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进行斗争了。
  
  “两条路线”斗争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与桃园事件同时进行的掌管农村机械问题。甚至在公社成立之前,工业已经开始生产拖拉机、卡车、联合收割机(很少量),因此,农业机械化的前景,在当时是缓慢前进。在通过决议批准成立人民公社的前夕,毛泽东参加了在四川省会成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会中通过一项决议:一般用途的农业机械和小型拖拉机应该由合作社购买自用,中型拖拉机应该或由合作社管理及自用,或作为国家财产,由合作社管理或公用。[注]根据文化革命时发表的统计,在一九五八年年底,百分之七十的拖拉机为公社所有。其余的大概是分配给国营农场(这些农场都是在边疆地带垦荒)和解放军部队(这些部队也负担大量的开垦工作)。
  
  [注]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见《农业机械技术》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出版)
  
  刘少奇代替毛氏出任国家主席之后,公社自有拖拉机的政策被改变了。一大批被撤回来,集中到拖拉机站,跟苏联一样。最初,拖拉机站由农业部在当地机构管理,后来直接置于中央政府掌握之下。当时所提出的理由是,公社社员没有管理机器的经验,结果是容易弄坏,难以维修。毛氏则坚持他原有的主张,农民们最初也许会犯错误,但是他们很快就能学会掌握和照料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如果怕机器受到损失,还有一个简捷办法,使公社尽量自治,把农民改造成农民——技术人员——行政人员。这又是对农民群众有信心还是缺乏信心的老问题,这是毛氏从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时就注意到的问题。他把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战术,而不是正统军队,作为国防政策的基石——也与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
  
  毛氏从军事角度,以及经济角度希望农民慢慢学会掌握拖拉机,甚至制造拖拉机。如果你能够掌握和修理拖拉机,你就能够掌握和修理坦克。这是基于每一个公社都要变成自治的堡垒,不仅在食物上自足,就是武器和军事技术也自足,这是毛氏有关公社的想法——在大跃进中,公社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直到毛氏在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这个问题才按照毛氏的意见决定下来,将过于集中在中央的国家权力,适当地分散到各个方面。公社又把拖拉机收回到自己的手里,拖拉机站和修理它们的机械厂,都在公社范围内成立起来了。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龚念年 译
  
  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版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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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旦发生战争

  
  在山西、河北、河南交界处的老革命根据地太行山的高耸美丽山麓下面,就是河南省的林县,它与山西省的昔阳县正是在一座大山的两面。从旱魃连年、遍地饥馑的情况来说,这两个县的情况很少有什么不同。今天,昔阳县固然以大寨出名,林县沿着悬崖峭壁的大山开凿而成的红旗渠也毫不逊色,这座大山在八路军手中时,曾是一个坚强堡垒,日本军许多师团为它而头破血流,国民党后来也是一样。从漳河流入红旗渠的水,不仅在发源处可以供山西省当地那个县份使用,而且可以达到林县的每一处公社的农田,把田地变为稳产高产田,不管是旱是涝,都可以获得丰收。可是,对于林县来说,水比丰盛的粮食更加重要。
  
  在林县棉纺织厂、戴眼镜、像家庭妇女般的革命委员会女主任宣慧西女士(我们可以设想到几年前她坐在门口低头缝纫的景象)说明:“水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意味着稻米,而且意味着棉花和廉价电力。我们这里原来只是一个小车间,在一九五〇年由十二名农村妇女组织起一个织布合作社,当时我们只有三架手推布机,棉纱是由别的县买来的。现在,我们有了本地生产的棉花,我们有了二百多名工人,操纵着九十台电动纺织机和布机。”她继续说道,“跟所有其他的县办工业一样,我们时产品都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我们访问时,这家小工厂每年生产两万打毛巾——当地农民喜欢经常把毛巾围在颈上、缠在头上或铺在枕头上。另外还生产九万条手帕,五十吨棉纱。
  
  “这都是从红旗渠而来的。过去谁可能想到种棉花呢?我们的小工厂只能吸收生产的一小部分。可是……”她指着窗外,一长串的驴车在等候卸砖,砖堆不断地增高。“我们正计划扩建。”
  
  “早在修建红旗渠之前,”林县化肥厂副主任李丰志说,“我们农民就很想要化肥,可是既没有水,又没有电,我们怎么办呢?红旗渠快修成的时候,我们使用当地劳动力,开始建厂。有一些解放军和一些矿工来帮我们忙。红旗渠开始流到了,我们又有了廉价动力,有了这两个条件,再加上我们这里到处都有的煤,还有空气,我们就能生产硫化铵。现在我们每年生产一万二千吨了,而且……”他也指着正在修盖的新厂房,“我们到明年要增加到两万吨。”这是林县两个化肥厂中较小的一个。
  
  另一个也是因为红旗渠才能迅速发展的工厂,是东风农具厂。它是一九四八年建立起来的,原是五名铁匠组织的小合作社,一个铁砧、风箱和两把铁锤,这是一九四八年“工合”运动展开时所成立的数千个合作社中的一个。[注]副主任郭林庸,一位健壮的老工人向我们介绍:“先是水来,后是有了电力。这一连串的变化,改变了农民的要求,也就强迫我们要制造过去连作梦也想一小到的设备。我们的工作,比起其他县办工业来,更加是全面为农业服务。自从公社成立以来,把我们首先推进了一步,从一个铁匠合作社变成县办农具厂。现在,公社和大队都有了比我们的原有合作社还好的机械车间。我们曾经给它们设计了一批锅炉,以免再用过去的抡铁锤的办法。当红旗渠工程开始时,我们派出技术人员去研究有什么工作可做。那时,修渠人员正准备装闸门,我们就把架子做好,而且还生产十几种大小不同的节制闸。”
  
  [注]我们在参观时经常遇到白手兴家的工厂源起于工业合作社运动,这个运动是路易.艾黎协助组织的,我们将在后面一章中介绍。
  
  从五个铁匠开始,劳动力增加到二百多人。装在明朗光亮里的车间的机器,有百分之六十是本厂制造的,包括特种用途的车床的铸件,以及其他工具的铸件。他们还自己生产了可以起卸五百一十吨的吊床,一百五十吨的锻压机。我们参观车间时,看到七十五吨的锻压机,以每分钟二百十一下的速度在进行锻压。
  
  在一个大院子里,几百名农民,许多人穿着传统的白布衫,按照华北农民的方法在头上缠着白毛巾,饥渴般地注视着正在试车中的一架自动除草机。郭林庸解释说,他们是正在林县举行的贫下中农会议一千五百名代表的一部分。他们眼神中闪耀着光辉,老年人多皱纹的脸庞上浮现着微笑,看看这部除草机,又去看看摆在院子里的割禾机、打谷脱粒机,那真是动人的景象。
  
  “我们是不缺乏买家的,”郭林庸继续说道。“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公社越来越大的胃口和我们的生产的能力之间的矛盾。除了供应公社所需要的一切,以便它们自己生产和维修多种式样的农具之外,我们还得生产一整套机器,减轻妇女的负担,把她们解放出来,以便参加生产劳动。她们在家务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失掉了工分,这是很不公平的。在大队一级或甚至生产队里,她们需要电动机器来生产面条、面粉,或是榨大豆、花生来作食用油,或是制造酱油和醋。要尽量设法使最小的单位都能够自给自足。”
  
  郭林庸所提到的一点,可以在县一级的单位里找到令人惊诧的证明。那是林县灯泡厂,它是由一个木匠车间发展出来的,原来只生产木制犁架和其他一些木质农具。这个自给自足的工厂革委会主任林同培,高高大大的汉子,带着笑容向我们介绍,木匠们想到,水一来,电力一来,电灯泡就一定成为必须品,于是他们提出了这一倡议。党的路线是鼓励人敢干、发扬主动性,丢掉旧包袱,“敢于攀登高峰”,因此,木匠们拟订了一个方案,派遣他们的家属到南京一家电灯泡工厂去,看看人家的生产过程。水一来,就意味着收成好,农民们将有比较多的钱可以使用,所有的公社都需要电力照明。县里的领导们同意了。家属还在学习制造电灯泡的工艺,木匠们就已经着手建厂了——根据从南京寄回来的图样而建。这可以说明,现在的工作进展有多么快——厂房于一九七〇年二月开始修建,同年七月,该厂就生产出第一批电灯泡;到南京去的主妇和少女们,在那里分别住了一个月到五个月。
  
  “当然,给公社家庭制造灯泡是间接为农村服务,”林同培继续说道,“可是我们要求做到更直接地服务。有了水,害虫就来了。有那么多的害虫吃庄稼,怎样能够保持高产呢?我们研究使用诱捕灯光,来捕捉害虫。我们发现一种低电力的霓虹光管,可以诱引六十亩地的所有害虫。我们发明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把霓虹光管贴在一公尺方的玻璃上,下面是一盆化学药水,这些昆虫一次撞在玻璃上,就掉在水里。另一种光管则稍微带电,可以把害虫电死。我们每年生产二十五万副这样的光管,在公社社员中很受欢迎……”(你要是在一个夏天的夜晚看林县,地里满是灯光,活像一个幅员极广的城市。)
  
  林县当局拨出资金,购买了南京那家工厂所建议添置的设备(有一个吹管的鼓风炉是当地制造的),修建了三个车间,一百七十名工人和工作人员每年生产二十五烛光到三百烛光的电灯泡二十万个,另外还有杀虫用的霓虹光管。
  
  由于红旗渠供给了水和电,林县一共增添了三十个工厂,包括小钢铁厂和小水泥厂,一共雇用了七千工人。在邻近的安阳县(县城已有三千四百年历史,当时,它是商殷的首都),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一共办起了一百五十家工厂。它们包括钢铁厂、以及制造轴承、机器工具、柴油机、水泥、化肥、自行车等等工厂,可以生产三百多种消费物品,从香烟、火柴到肥皂、纺织品都有。安阳从解放时的六万人口、无电和外无公路、内无马路的情况,发展为四十万人口(包括郊区)的现代中心,其中十万人,属于工业劳动者家庭。
  
  从华中移向华南,在许许多多实例中,我们在广东省北部的曲江发现过去的“工合”小车间开花结果,变成丁大型的县办工厂。现在这是一个大型农业机械厂,过去则只是广州的一家小机器铺,日本占领了广州之后,它撤退到曲江。日军向曲江推进的时候,它再度后撤,进入中兴镇附近的山区。日本军队走了之后,它搬回曲江。老“工合”一名领导工人的孙儿,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厂是如何在大跃进时突然发展起来,而且一直勇往直前。
  
  我们在江西省南部的赣县,也发现了一家变成省办企业的老“工合”单位,生产化肥厂的大型气压机和其他产品。它原来是利用从南昌撤下来的一些机器办成的合作社。日本人快到南昌时,这些机器被埋入地下,后来由“工合”的工人运到赣县,这是局势比较安全的地区,这就成立了一间机器店,利用一家被抛掉的电力厂的零碎机件,生产印刷机和米机。解放以后,它担负起农业机械厂的任务,后来才扩展成为一个很大型的重型机器厂。
  
  县办工业发挥主动力量的最突出例子是加固水泥船的巨大发展,这个产品最初是由江苏省无锡县开始生产的。这个省份拥有五千万人口,几乎一切都要依靠船只运输。由于木材资源缺乏,如何替换旧船、应付越来越大的船只需要的问题,几乎是难以解决,直到大跃进时期的冲天干劲出现时,才有人提出了制造水泥船的主张。造船工人并不缺乏,他们使用无锡钢铁厂(它本身也是大跃进产物)所生产的钢筋,编成船形钢筋网。在最初阶段,水泥船是反过来造的,把水泥灌在钢架上,等水泥干了以后,把它翻为正面向上,可以同任何其他船只一样浮得那么好。在一九五八年经过试验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生产拖船,直到一九七三年夏天,它仍然由前面的拖轮的钢绳拉着前进。
  
  现在,水泥船有成千上万艘生产出来了,形式大小多种多样。在无锡一家工厂里,我们参观过已造好的水泥船的下河典礼。有了无锡县的范例,在华东沿海地区,所有的县和听有的公社都在生产水泥船。过去惯于坐在门口绣花的姑娘们,现在不是在公社造船地点编织钢筋网,就是在灌浇水泥。水泥船所需要的只是同样大小普通船只一样的马力,在风浪较大的水域里,比木船还要平稳。它们的唯一缺点是在遇到其他船只或靠近码头时,要特别小心操纵,因为它的重量给它带来更大的冲力。水泥船到处可见,有的满载着从河底挖出来的淤泥,压得船舷齐水,运往公一社;有的在太湖和无数沟汊河流中打鱼。它们小者两吨重,大的则有六十吨重驳船。长江流域一带的庞大工业化计划,也依仗廉价运输;现在、用水泥代替木船和钢板船,有了廉价而有效的拖船和驳船,这个问题就趋向于获得解决了。
  
  并非只是比较先进的地区,才有这样的产品发明出来,使人民获得工作和生活上的必需品。在最边远的地带,情况也是如此。在大西北甘肃省西部古代丝绸之路上,有一个被马哥孛罗名为“坎图”的市镇(人们也称甘州,它现在恢复了“张掖”原名),我们发现当地的木工合作社现已联合起来,为木材工业生产一切必需的用品。它们有自己的翻砂车间,自己制造铸件,生产机械工具,其产品之精致,不亚于来自上海或北京的货色。它是在一九五六年由一个很小的机械车间(五十八名工人)发展起来的,现在是有五百多人的大厂,百分之八十五工人是青年人。我们询问,为什么这里的青工比例这样高,回答则是,他们训练工人到达一定水平之后,就把这些工人送回本公社去发展机械车间。它们使用当地生产的机械工具,生产圆锯、电动带锯,以及可携带的电动伐树锯,木工工业所需的东西一概俱全。它们向公社供应机械工具,以便公社能够修理自己的拖拉机、柴油机和加工机械,而无须到地区中心来。
  
  钢铁也是一样,全国各地都可以生产,每个省几乎都有中型钢铁厂。许多县也有生产。在重庆,国民党过去也有个钢铁厂,喜欢向记者们炫耀,以示他们对日抗战的决心,其实在他们统治的最后一年,全年生产只有五千七百吨,而现在,它在一九七二年的产量已经超过四十万吨,我们在一九七三年夏天前往访问时,该厂刚刚安装好两座转炉,产量不久将增加到七十万吨。新的轧钢厂也在建设中,到一九七四年,轧钢能力将提高到八十万吨。
  
  把国民党在战时条件下的产量和现在的产量来相比,这是否公平呢?我们以此问题,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老钢铁工人、高个子的刘志请教。
  
  “从一九四〇年所谓第二十九兵工厂(虽然它根本没有生产过武器)成立时候起,”他答道,十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部分土地解放时为止,这个工厂实际上只运转了三百九十八天。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它原来打算生产铁轨,给计划中的成渝铁路(重庆到四川省会成都)使用,但是,在那么多年里,它只生产了六百九十吨铁轨,而且都是没有用的次货。可是,这个厂从来不缺原料和熟练工人。国民党在一九四九年年底逃跑的时候,炸毁了电力厂,破坏了设备,可是我们在第二年就生产出一万三千吨合乎标准的钢轨。到了一九五二年五月,我们生产出足够的钢轨供给新建的五百〇五公里长成渝铁路使用,这是中国第一条使用我们自己的钢轨的铁路。我们接管这个厂只三年时,我们所产的钢铁产品的吨位,就比国民党时代最高产量的一年高出二十二倍。这个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工人的情绪,他们在新社会里掌了权。”
  
  在重庆,工业生产是颇有条件的,煤矿和铁矿都开采了,有原有的钢铁工业设备作为起点,有熟练工人。但是,在甘肃省西部的兰州,小型的东坑钢铁厂却是在大跃进中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在刘少奇的下马措施中,它还没有开始生产就关了门,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重新上马,在一九六九年生产出一万吨钢铁。在我们前往访问的一九七三年,年产量已经提高到四万五千吨.,一九七四年要增加到六万吨,一九七五年十万吨,而且还要再发展到十五万吨,厂方希望这个数字可以应付本地区的需要。
  
  毫无疑问,那些从钢铁生产价格按成本会计来计算竞争力的经济学家,会认为小型和中型钢铁生产、区办和县办工业的一切有关设想都是错误的,甚至中国经济的许多其他方面都是错误的。由于我们不是经济举家,我们不能辩论。但是,由于我们知道中国在外国侵略者手中所遭受的一些苦难,我们却能欣赏中国的一种经济——军事理论。当我们提到,连最遥远的边区,工业都相当蓬勃,足见工业地方化的范围是多么广泛,因此深为感动时,一个可以反映高层领导看法的意见向我们提出来了。
  
  “在另一次战争的最初几个钟头之中,我们必须准备看到,传统的重工业中心,例如鞍山和东北和沿海岸的其他城市,遭到炸毁,”他答道。“我们必须预见到,长江和黄河上的桥梁被炸毁,一开始就把中国分成三个互不相连的经济区:黄河以北,黄河和长江之间,长江以南。因此,这些区域应该能够完全自给自足。在每一个地区之内,从工业角度来看,内地和落后的地带也应该不依靠沿海城市。从粮食角度来看,沿海城市也应该不依靠内地。一直到最小的单位,要尽可能自己能照顾吃、穿、住,以及保卫自己。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无所畏惧。”
  
  写到这里,读者大概可以看得很明显了,前面所介绍的所有发展,从大庆到大寨,从人民公社的成立到县办工业的大规模兴起,其主要战略推动力都是大跃进。这个论断可能引起很大惊异,因为外面世界有一个普遍印象,大跃进是毛氏的失败之一——当时,中国官方人员有些人暗中把这个观点故意泄露给新闻记者,鼓励如此报道;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在北京挑剔毛病的外交人员了。
  
  根据我们自己当时在现场的观察,以及在其后所进行的调查,大跃进实在是一项划时代的成功,它的全面意义,直到现在,外面世界仍然对它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注]在尼克松访华以后的时期中,参观者所感到惊诧的建设,大部分源出于在大跃进时期所建立下的经济基础。几乎听有主要灌溉和筑路工程,所有的关键性经济发展,包括中国最边远的地区都有了当地工业,并在蓬勃发展,其根源都在于这一富有想象力的运动。毛氏一向保持他的作风,不公开反驳对他的批评,宁可让历史写下最后的判断。
  
  除了其他特点以外,大跃进在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学校,打破旧传统,做出新事物。在技术方面,它使农民生出信心,相信自己也能够做到过去认为只有城市工人才能做的事情。全国农村部炼铁炼钢(尽管质量时常很低),这就具有重大价值,起码它打破了技术的神秘性。有些苛求的人一再指出,全国农村有很多地方堆着未经使用的钢铁,认为这是运动失败的例子。然而,这些存货很快就不见了,变成了大车车轴、车轮护铁或锄头。反正它们本来就不打算用来充当坦克或战舰的钢板。
  
  农民们能在自己的后院里,用土炉炼铁炼钢,这件事就很有启示,这是他们掌握技术的起点。经此起点,他们就一往直前。后院士高炉,正如我们在当时所报道的、只是农村大炼钢铁的一个临时阶段,其目的是使农民生出信心,只要他们敢想敢干,他们就能做出一些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大跃进代表着一次工业革命,它不仅没有打乱、而且是巩固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它并没像欧洲工业革命那样,把农村并入工业中心,而引起大破坏,而是把工业直接送到农村里。加上人民公社,它向着社会主义社会所揭示的目标——减少而且最后消灭农村和城市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迈进了一大步。
  
  [注]贝却敌当时的调查工作仅限于访问北京附近的人民公社和其他经济企业。可是路易.艾黎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畅游了中国各地,把他的见闻写在一册不大为外面所知的《大跃进中的中国内地》一书中(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出版)。它的发行量很少,而且是经过很大的困难和拖延方告出版。直到刘少奇和北京市委敌视大跃进的情况完全暴露出来以后,大家才了解原因。该书是中国广大区域当时情况的唯一的见证记录,本书所引用的参考材料,是路易.艾黎对本书的最珍贵贡献之一。
  
  它在每一个级别上都见了实效。这里举一个例子吧。几百年来,中国乡间的铁匠做的都是全世界乡间铁匠同样的工作——把炽红的铁条或钢条,用铁锤打成马掌、锄头和其他农具。一位铁匠作为他对于大跃进的贡献,他在铁砧上凿出各种不同的半圆形穴,开始捶打出各种不同口径的轴承滚珠。这真是冒犯神灵,这是对于最神圣的工程技术之一的侮辱,这个做法却在全中国受到了欢迎。结果,千千万万架马拉、驴拉、骆驼拉的大车(它们仍然是中国农村的主要运输工具),现在都不必轧轧作响地向前了,而改为沿着农村的无数大道小路平稳滑驶。手制滚珠轴承显然是专门注意成本会计的人所不能同意的事物。
  
  大跃进中诞生的最伟大事物是人民公社,这是一个大胆而新颖的社会、政治、经济集体。在公社中,小工业诞生了,在继续成长。在公社之外,又诞生了一种新的工业,为农业服务,它也在继续成长。我们当时目击了并且报道了这些事物诞生的过程,这些事物产生了很多成绩,从而使得在十五年后的中国访客大为震惊。
  
  “中国发挥集体行动的力量,在工业上大踏步前进,它把各阶层人民都投入了这一高潮中,用以减少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在政府工作人员和站在水深齐腰田地里时人之间,学生积劳动者之间,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教育家和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之间;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差别,使人民生出一种为共同目标而斗争的意识,这种目标极为明确,连孩子们都能了解[注]。
  
  “通过这场斗争,向着未来迈开大步,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大量创造和科学发明的涌现,以及对于新方法的信心,这就使得人民获得了敢于进行一切事业的力量。他们可以使河水流过山岗,提高农业和工业生产到难以想象的高度—一年之中,可以使钢铁产量增加一倍有多……”*
  
  大跃进在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年)显示了力量,经济以高比例发展,根据毛氏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一九五八年的头几个月,接连完成计划,以致那一年的生产目标一再提高。各阶层的人民都有了响应。
  
  缺乏有训练技术人员的现象很严重。可是一个技术人员训练二十人。例如,城市里的铁匠被集中起来,帮助农村首先制造深耕用的犁头、山区用的小型单马收割机、播种用的条播机、灌溉用的水泵,凡是有轮子的东西都可以用的轴承。
  
  这些东西与其后发展起来的事物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了。在甘肃省西部的武威(六世纪西凉国的首都),我们发现车流和人群涌向城西的一个多石空地,在那里,一排高大的炼铁炉正在兴建,另有一批在打地基。一群群人流——城里的小伙子、姑娘和农民们把老城墙上的明朝大砖搬到现场。一长串“拉拉车”(用卡车轴建成的橡胶轮大车,由三头骆驼拉着)运来耐火砖。然后又来了一串驴车,大概是原来的人力车的车轮改装的。
  
  [注]由本段起以下段落引自上述的路易.艾黎关于大跃进一书,开始部分是该书序言中的两段。
  
  *大跃进第一年所公布的生产数字,其后被大大削减了。是那些有意破坏这一运动的人,对数字进行了浮夸。但是,修改后的数字仍然表明,在一九五九年的头六个月中,工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钢铁生产加了一倍——据宣布,这并不包括“后院”高炉产量,它们不包括国家钢铁产量统计数字之内。
  
  在附近的村庄里,我们发现旧饭锅被重新炼铁炼钢,制成轴承滚珠,这些滚珠是用人工铸造机压成的,然后加工磨好,并且加淬。对于喜爱挑剔的观察家来说,这些小工业看来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几个农夫在院落的一个角落中制造化肥,一群妇女在用铁锤制造滚珠,一些中学学生从树木制造人造药棉供给当地医院使用,一个小型造纸厂,一个小型水电站建立在河边,一个烧瓷器的窑在生产绝缘器和磁夹板供给沿河上架电线使用。但是,总的来看,它们是当地工业各种息息相关的部门的开始,将逐渐把机器送入农村,改换农村的外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新的团结。
  
  我们继续旅程,在夜间到达陕西省延安以北的子长(译注)。在进城之前,我们环顾了一下周围。当时是月光遍地,河谷的四周,都是煤炭的熊熊火光,炼铁炼钢的味道冲鼻而来。浓烟一直吹到后山坡。一些焦炉看来好像长龙一般蜿蜒到山坡以下。这真是“跃进”龙。
  
  (译注)原名瓦窑堡。
  
  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到达太原(山西省),当地的钢铁工人正在准备庆祝炼钢的“最后高潮”。我们前往参观这一场面,大广场满是烟和火。炼钢炉火焰冲天,熔化的钢水长流。当地炼钢负责人走过来说明,这批二十岁的小伙子,戴着钢盔于身穿蓝色工作服,非常自豪,因器经过十分钟的鼓风,就可以出钢,而无须再用过去那样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了。从行政大楼,我们来到大型炼钢厂。厂址的每一处可资利用的地方,都有小型炼钢炉在冒着火光。就是发电厂也在炼钢。上面是电灯闪亮,后面是钢铁工人在行动,他们呈现出一幅生动和令人难忘的画面,极富鲜明的色彩和动作。他们头戴钢盔,颈围毛巾,从黑影中向前踏出几步,站在火光熊熊的炼钢炉前。几乎有几千人在那里工作,大多数是下了班的钢铁工人,他们干完了正规的八小时工作,现在,随着家属、朋友、邻居——每一个人都参加进去,都在生产钢铁,生产得既快又好。
  
  我们走过去,一直看着炼铁炼钢的情形。快到出钢的时候,锣鼓喧天,迎接钢水奔流到下面的巨罐里。在那可怀念的一年里,炼钢成了民族自豪的事情——人人都在庆祝。
  
  山西省在那一年的炼钢目标是一百五十万吨,太原钢铁厂负担三分之一。在我们前往访问的那一天,它乘着大炼钢高潮,一天就生产了一万吨钢,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临时修建的土炉炼出的,百分之四十则是由原有的巨大近代设备炼出的。
  
  将近黄昏时分,我们前往历史博物馆参观,它坐落在一处古迹里,内部已改装为现代化。大跃进也意味着对于历史和文化遗产加以更加仔细的保存,新建筑工地上发掘出很多材料,这个博物馆,作了出色的展出和说明。展品之中,装在铜套中的铁滚充当轴承,是新发现的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七五年——二二一年)的文物,还有锯齿形齿轮,这是我们过去所未见过的东西……。最出色的唐代(公元六一八年——九〇七年)展品之一,是一座大型光彩夺目的唐三彩骆驼,背上的货物上面,坐着一名洋洋得意戴着号角高帽的中东商人。在利用古庙改建的另一家博物馆,展出了许多精致铜器,如果有人怀疑,人类是否能在那么早期的历史时代,提炼出金属来铸造世界独一的、如此精致的铜器。那么,这里可以提出,山西省矿藏丰富,原煤、铁砂和黄铜蕴藏量尤多,这大概可以有助于解答那些疑团。
  
  在我们前往访问的时候,晋东南全部人口的大约百分之四十,都在直接着手于炼钢炼铁计划。但炼铁计划开始时,最初暂定一九五八年炼铁十万吨。后来,经过有关方面的领导开会,这个指标改为二十一万吨,其后又改为二十八万吨,最后改为五十三万吨。到了十月三十一日,当第一个高潮结束时,五十三万吨的指标已经达到,又把指标提高到年底达到七十万吨。在同一个地区,一共生产了十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吨钢,比最初订的七万吨高出很多,全区有十六个公社,最后一个高潮时,都曾创造一天出铁一万吨的纪录。
  
  应该指出,每一个县都有两种方式来生产钢铁。一种是长期计划,办法是建立全天候高炉,逐年取得经验,一步步加以改进,并且增添较好的鼓风炉等等设备。第二种是临时的群众炼铁运动,掀起热腾腾的高潮,用创造纪录、这个县同那个县、这个公社同那个公社竞争的方法来表现:只要团结一心去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到。我们在前往阳城县途中,发现沿路所见到的钢锭铁块,比起几天前所见,堆得越来越高,而原有的一大堆废铁、旧饭锅和旧菜锅越来越少。人们并不须要等待多少年来看某些流行杂志听说的“古老不变的中国”的变化,两三天就够用了。
  
  我们在大跃进期间访问的十四个省和两个特别市,从西北的甘肃省、东北的辽宁省、西南的四川省、东南的广东省,以及沿途许多地方,情景都是一样。在安徽省(沿海省份浙江省旁边)的合肥市,我们看到铁矿砂从凤阳沿淮河运到码头,当地人民将它搬运到郊区的炼铁地点。我们没有办法用笔墨形容那一幅图景,各式各样的人,拉着各式各样的车子,农民、商人、戴眼镜的城市居民,男男女女,分批涌向那七十座新修的半现代化炼铁炉。每一个炉子都附有鼓风机设备,大多数配备有自动填料设备。这个炼铁地点非常开阔,炉子之间有着相当均匀的距离。到了一九五七年,这里还要建起五座每天生产二百五十吨铁水的高炉,以及大型炼钢炉。那时的产量,将达每年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的炼钢指标是二十万吨,还将建起两座轧钢厂,使用三万工人,而我们前往访问时,只有二千工人。通过这一工作而创办的技术训练班,增至二十个,四个月前的受训王人,多达一千一百四十人,再由他们训练新学员。
  
  在合肥本身也是一样,每一个人似乎都行动起来;新火车站挤满来来往往的人群。天气转冷之后,人们身上带的铺盖卷和行李就更多,但是一到车站,人们和行李就自动寻到了归宿,有的离站回家,有的登车启程。合肥以在三国时著名战役的地位而出名,也是一个世纪以前太平天国作战的地方,现在,从一个相当小的七万人口的县城变成超过五十万人口的省会,兴建了宽阔街道和近代建筑。
  
  公社小高炉后来有许多拆掉了,批评者就对此鼓掌叫好,说这是“后院炼钢”宣告失败的证据,事实上,这一措施是有计划发展的一部分。离着大型的合肥钢铁厂(有十几个卫星钢铁厂围绕着它建立起来)不远处,我们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第一次见到,一群群的人正在拆卸去年九月成千成万建立起来的小高炉,把土地平整好以便重新耕种。这是另一个阶段了。中国这时不仅已经有了像东北的鞍山、内蒙古的包头、湖北的武汉所有的那样钢铁巨人,而且还有一大片现代化小高炉韦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生产钢铁,它要此旧式小高炉有更加充分的机械化。
  
  当汽车从安徽平原爬上桥头集河谷的山坡时,我们在公路上看到这样的新兴小高炉群。我们的司机就是那里的人,他说那是整个地区最穷的地点。现在,河谷里处处都有炼钢炉,已经发现铁矿、石棉、石膏、白云石都有丰富蕴藏量——更不说原煤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很多。在安徽省的另一个县——巢县,又建立了三座这样的现代化炼钢厂,供应全县一百五十家工厂使用,这些工厂都是在大跃进时创办的。
  
  这里再提最后一个例子,来说明最不像能够有发展而且是最边远的地区,也有了工业发展,这就是湏缅公路旁边的下关,大约是云南省省会昆明与缅甸边界一半距离的地方。当一名工人从他的工作凳上抬头观看,他可以看到北边盖雪的山峰,也可以看到南边洱海中的帆影。当我们在一九五九年春天前往访问时,一个由七座工厂组成的大型新工业复合体诞生了。轧钢厂轧出钢材,其他工厂则有滚珠轴承厂、电气用具厂、玻璃厂、农具厂和一座炼糖厂。
  
  在头一年的大跃进高潮时,先从小型土高炉开始生产,这就发展出这个钢铁厂的近代化工厂胚胎,共有一千三百三十六名工人,来自本地区的各民族。它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连一名工程师也没有,来自农村的工人自己训练自己。他们掌握着一批毕氏炼钢转炉和一座轧钢厂(我们前往访问时正在安装另一座比较现代化的),刚刚建好一批近代化炼铁高炉。这个地区有很多石场,他们发现这里的废石是很好的石灰石。因此用手锤把它们砸碎,供高炉烧用,今后还要建碎石机。
  
  管理人员和大多数工人,都是由附近村子里的农民调过来的,现在还没有时问或劳动力投到房屋建设里。单从他们的工作服装来看,谁也分辨不出来哪一个是汉族,哪一个是回族,六个多月在一起炼铁炼钢,使得他们看来都是一样的。矿砂从本地区以北的各公社运来,其他材料可以从现地取得。一九五九年的计划生产量是两万吨,一半要炼成钢材。
  
  再往东,从安宁的一个巨型钢铁厂通往昆明的公路,一路上都是工厂,有些已经建成投入生产,有的正在兴建。机械工具厂的发展,各省都是一样。这是工业的另一个主轴,有了这个基础,多民族的云南省的每一个人民公社都会受到这一影响。这个工作正在踏踏实实地展开,普通的男男女女,小伙子和姑娘们,都在参加实干工作,他们各有不同优点和缺点,却有一件事是相一致的:他们渴望工作,建立一个新国家。[注]
  
  大跃进雄心壮志的一项主要成果,是改变了整个经济结构,包括改变了千千万万来自社会各阶层参加大跃进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技术能力。一切都与过去不同了。农民们有了新的能力,那些物质上清耗和损失与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物质的消耗和损失到底有多大?像这类的问题,可以使电子计算机转个不停。在人力方面,主要使用的是原来在农闲季节开工不足的中国农民。从当年的农业生产,用公社的工分制报酬来填补开支。物质上的得失都牵涉不到国家预算,甚至很少牵涉到省级预算。它而且是这一代人为了未来世代的幸福而进行的一种投资。矿砂、原煤、石膏、石灰等等东西的成本,由人民公社所提供的劳动力量表现出来,转化成大米、小麦、菜蔬、棉花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而这些价格自从解放以来几乎是稳定不动的。在农村炼铁炼钢,只占了因亩产量不断提高而出现的农闲期,或是使用了农村里已经提高的劳动生产力。
  
  [注]以上引用的是路易.艾黎在大跃进时所写的当时当场的报道。
  
  工业地方化的发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国防因素。关于这一方面,前文已经提及,让.艾斯敏[注]所写的一本书,也作了很扼要的叙述。他是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新闻参赞,在赴北京之前,也曾在法国驻东京大使馆任海军武官多年,他用职业军人的角度来进行衡量。他根据能在北京看到而合乎自己使用的官方材料,以及广泛的现场调查,提出了判断。
  
  [注]《文化大革命》,让.艾斯敏著,巴黎索易出版社一九七〇年出版。本文所引段落见该书第三十四页和第三十六页。艾斯敏还谈到了北越的经验,他们把工厂分散到隧道和山洞里,以维持生产。我们也曾在北越作现场参观,可予证实。
  
  “如果整个国家是由独立的细胞组成,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编织得较松弛的空隙,侵略军可以侵入这些空隙,”艾斯敏写道,“可是,这些细胞都有坚强的核心,依靠自己的补给,制造自己的武器,与敌人进行边藏边打的战斗,使占领永远不能安定下来,这个国家就可以进行一个非常长期的抵抗战争。地方化、工业化,广泛播散到最低的级别,小型农业居住区的技术教育(他们从修理农业机械所获得的教育是有用的),这是进行抵抗战争的准备工作……”艾斯敏指出西方战争与毛氏的防御战略的不同:西方战略依靠长距离警告系统,增加防御力量的远距离效用,以保护工业、交通和其他神经中枢;而毛氏的防御战略是“基于细胞般的构造,把工业分散在农村……”
  
  我们应该再加上一句:解放军不论驻扎在哪里,尤其是在敏感的海防和其他边防地带,它都同人民公社的民兵有组织联系。每一个连队与一个生产队有联系,生产队本身就有民兵组织。解放军连队会协助训练一部分民兵,作为军事专门人才。在更高的阶别上,则解放军给民兵领袖们开办参谋班。每年一次或两次,视各区情况的不同,连队要与公社民兵组织举行大小规模的军事演习。
  
  毛氏军事战略的关键在于,从长期来看,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民的生存能力;粮食自足、自己防御和继续生产,这几项条件,已经包括在大跃进的成就里,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巩固了。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龚念年 译
  
  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版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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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路易.艾黎

  
  在中国的外国人中有一小批人,他们的看来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通过中国革命不断变化的戏剧终告实现,其中一人,工作得又勤勉又好,终使梦想变成现实的一个,就是路易.艾黎。他在一八九七年生于坎特伯里平原的春田市,该地在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克赖斯特彻奇市以西大约四十哩;从他的童年、出身或教育来看,没有一丝二是迹象可以预示他会变成中国革命的一名热烈参加者,和最明晰的辩护者。也没有迹象可以预示他会发展成世界上了解中国一切事务的杰出专家之一。
  
   [注]为了把下面这两章包括在本书内,我不得不推翻此书合著者的强烈抗议,他的理由是,介绍他的生平和工作,与中国的“人生的意义”毫无关系。我的看法则是,他曾在中国有四十六年的生活、工作和旅行的经验,这一别人所无的经验,可以有助于我们判断和衡量人生意义的变化,可以用更加适当的深度来加以介绍。——贝却敌
  
  他的父亲弗莱德里克.艾黎,是爱尔兰后裔,但也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生,本是教师,对于农业很有感情,因此公开提倡组织农业合作社,这一点,与我的身兼教士和新闻记者的父亲相同,我父亲也热中于农业,也在澳大利亚提出同样主张。老艾黎更进一步,撰写小册子,鼓吹将来组织“工厂农庄”的好处。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设想占据了小艾黎的思想,因而他在多年之后,为中国的“工厂农庄”,亦即广为人知的人民公社,进行辩护。
  
  为什么以路易为名呢?大概是由于他的父亲暗中敬佩一位毛利族[译注]酋长路易.曼尼奥皮托,这个人在一八六〇年时,率领本族人民,为抵抗英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战斗。是不是这一感情,也注入了小艾黎的思想,而引致他支持被压迫的一方面和民族解放斗争呢?心理学家也许会提出答复!
  
   (译注)毛利族是新西兰的少数民族。
  
  小艾黎是尽量在户外生活中成长的,狗、枪和鱼竿经常在手边。他喜爱大自然、讨厌城市生活的习性,始终未变。在七十六岁的今天,他依然不愿意穿着城市衣服,而非常喜爱身穿短裤和开领衬衣,舒适自在。他不高兴过刻板书斋生活,老艾黎四个儿子中,只有他没有进入大学。他最先想到的是军事生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路易.艾黎立郎响应了帝国号召,协助“保卫世界民主”,在法国战场上受伤两次,他回到新西兰休养,着手办理牧羊场。六年之后,他离开了羊场,把他交给合资伙伴去打理。他几乎是一文不名,便从新西兰动手,重新观察外面的伟大世界。
  
  一次前往悉尼的三等舱旅行,一项在化肥厂的工作;作为船上的“热线电收听员”,免费搭船前往香港,又从那里前往上海,因为他曾经学过电报技术,可以抄收一些无线电讯号。他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到达上海,正是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开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会积极分子之后的第九天。这一名并无政治思想、保守的、略信宗教和完全西方化的初入贵境者,看到一批批青年人被解上街头前往刑场,向人打听,也总是得到这样不着边际的回答:“土匪!暴徒!”这幅景象,完全使他迷惑了。
  
  他所看到的事件的背景大致如下,不过,那是他在若干年之后才了解的。
  
  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国民党,它的前身,最初是兴中会及其后的同盟会。他在历经数次失败之后,终于在一九一一年推翻了腐败的清朝,并且在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共和国。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发生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的关系逐渐接近。一九二四年一月,共产党员被接受参加国民党——第一批人之一是毛泽东,他作为两党之间的联络员。那年年底,两党的全面同盟关系建立起来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著名的黄埔军官学校建于广州附近。校长是蒋介石,此人刚刚在苏联完成了五个月的勾留。负责政治教育的是周恩来,过去是学生领袖,一九二二年法国的中国共产党小组的创建者。
  
  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因癌症逝世,死时正在一次军事远征推翻军阀联合的前夕。这些军阀,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在北方夺取了政权。
  
  以“北伐”为名的军事行动终于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展开了,非常成功;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在农民中做了很好的工作,农民们积极地为推进中的部队扫清了道路。农民们在第一次统一战线里所表现出来的热心,吓坏了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农民和共产党的良好关系也很明显。更加使他们害怕的是,当北伐部队到达上海时,周恩来的准备工作是那么卓越,工人们已经夺取了城市。到了这时候,公共租界里的大亨们、控制上海的帮会们有了勾结,而蒋介石和帮会有紧密关系。他本来是臭名昭彰的青红帮中之一员,青红帮在上海警界和其他方面很有势力。由于有了这一勾结,蒋介石同意出卖合作,把他的枪口转为指向他的共产党同盟军。青红帮准备了工人运动中积极分子的名单,及其他被疑是革命分子的名单。第一批要抓的人里就有周恩来,但他设法逃脱了。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一直持续了整整两年。这就是路易.艾黎刚刚踏足上海时,“四.一二”事件刚刚过了九天的情况。
  
  路易.艾黎手中的钱只够几个星期的使用,这个二十九岁的退伍军人和牧羊的农民,在上海公共租界寻到了一份消防局的工作——检查工厂的防火设备。公共租界的背后有强有力的保险公司支持。防止火灾符合它们的利益。他决定以学习中文作为开始。
  
  几年之后,他回想起那一时刻:“我找到工作之后,马上请了一位教师。是个仪表堂堂的人,身穿长袍,手持折扇。他很倾向于国民党。在当时,这对于我并没有意义。他一遍又一遍地教我上海口音,在漫长的夏日下午把我弄得昏昏欲睡。但是,我的确跟我的消防局的司机学会了不少上海话,他是一个帮会分子,对于上海地下社会很有了解。他有时停车说道:‘看见那个走进汽车的人吗?他开嘉陵妓院,几百万富翁。’或者说:‘你看那个从罗斯.劳斯走下来的家伙。他是浦东鸦片窝的皇帝。’或者说,‘如果你结了仇,有个人可以想办法调解。他的帮会收规最少。’他对于地下世界的轶事有着许多有趣的评论,他每天总是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不可能不学会一些他的语言。
  
  “后来,我请了一位老夫子教北京话。他说,‘只有一个办法——从古书念起。’于是我开始读《百家姓》,把赵钱孙李,一个个背下来,像中国儿重从前的办法一样,并且学写这些字。后来又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玉不琢,不成器’,一直到我把《三字经》背下来。其后又读了《千字文》和其他的书。”
  
  他学说学写中文的成绩很好,后来就成了中国古诗和近代诗的翻译家。这些译作,曾有七册在北京出版,其中一册专门翻译八世纪的诗人杜甫的作品,中国人过去一向称杜甫为诗圣。(一九七二年五月,新西兰的维多利亚大学以文学博士街头授予路易.艾黎,称赞他是“极不平凡的平凡新西兰人”,不仅由于他自己的长篇著作,而且由于他的中国作品的翻译。)
  
  凡是认识路易.艾黎的人,大多数是与他一经接触,便对于他的身体以至于性格的坚毅留下深刻印象。埃德加.斯诺一九二九年与他在北京初次会面后,对他的形容是“双臂双腿十分结实”,“当他把巨柱般的双腿分开,极有性格地兀立在那里时,很像是生根在地上……”这是一个生动而深刻的印象。
  
  新西兰医务工作者巴巴拉.斯宾塞,曾和她的医生丈夫,在路易.艾黎在中国西北甘肃省山丹县主持的一个技术训练学校的医院里工作过几年,写到她一九四七年第一次与他在兰州(甘肃谷省会)见面的情形:
  
  “路易五十多岁了,但是还像一名橄榄球运动员那么壮实,一头好发,略有些白了,一对锐利的蓝眼珠,一个坚决倔强的下巴和一副轻松的笑容。这个很有干劲和魄力的人,主要是因为他有不懈的精力和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合作社运动才能获得出色的成就——”(注一)
  
  当我们一九四一年秋天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我刚刚完成了充满危险的两千多公里长滇缅公路旅程到达重庆),我自己的印象则是,这是一份既如盘石,又有泥土气息的人,那一对似乎在凝视着未来某处的蓝眼睛,更加显出了他的特点,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埃德加.斯诺的文章中听说,那是“望向远方的视线”。【注二】
  
  这一“望向远方的视线”曾经影响了许多位今天研究中国的最优秀的学者和作家的面貌。在路易.艾黎出版他的第一本书《有办法》(注三)时,英国的汉学家剑桥大学Gonville and Caius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给他写了序言:“一个人过了五十岁之后,可以有深度地衡量自己的一生,也许会挑选出五六位人来,这些人不但对自己发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人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看到和体察到其伟大之处——我必须毫无踌躇地承认,路易.艾黎就是我不能忘怀的人物中的一个……”在那些引导着李约瑟博士走向更深入地研究中国文明的人里,路易.艾黎就是其中一个,其研究成果是七卷巨著:《中国的科学和文明》。
  
   (注一)《中国的沙漠医院》,伦敦贾劳斯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四年),第二十一页。“工合”——工业合作社运动是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和其他一些人一九三八年创办的,主要目标是在逃离日本侵略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中,组织工业生产,以便维持抗日战争,而不致于因经济混乱而崩溃。
  
   (注二)《被烧焦的大地》,一九四一年在伦敦出版,第九十二页至第九十五页。
  
   (注三)《有办法》,一九五二年在上海出版。(香港有译本《旅华二十五年》
  
  在中国出生的英籍作家韩素音在一本庆祝路易.艾黎七十五岁寿辰的书里,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在北京会见路易是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当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革命的生活现实,是一个疑团重重、看法混乱的人——我欢迎这场革命,可是我不了解它——路易是解开我精神困扰的人之一。他的办法并不是长坐在那里,给我教诲。”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留给我的印象。五短、但结实的身体,不断闪耀的蓝眼睛,不断由它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
  
  是什么事情促使他后来深深卷入中国革命呢?那显然并不单纯是来自倾向革命的任何理论。
  
  “一天在上海西北大约四十多公里的无锡,我看见五个孩子赤身裸体地被扁担抬着。就在我的眼前,他们被抛到地上,一名军官下得马来,对准每个人的脑袋发射一颗子弹。第二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是青年‘滋事分子’,打算在缫丝工人中间组织工会。
  
  “那就够了。缫丝工人(大部分是小孩)的工作条件是十分惨酷的。他们被迫站立十二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在超温的车间里,面对着盛载热气腾腾的水桶,把双手伸入几乎滚热的水里,,剥离蚕茧。我曾力促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限令缫丝厂老板,安装中央锅炉系统,这一申请毫无结果。那些孩子用自己的方法来要求的事情,也正是我一直要求的事情,他们却遭到枪决,这就到了极限。我早就在两年多前看够了上海的劳动条件,看够了蒋介石对工人的继续屠杀……”
  
  一件较早发生的事件——一九二八年在无锡枪决了一些工人领袖,在他的心里留下烙印。他在二十五年前所写的《有办法》一书中,描述了他的越来越强烈的革命感情:
  
  ……被处决的人都是政治犯,有男有女,有学童、农民和工人。在这批人的最后面,来了一个人,他的面庞和眼睛,我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二十几年了,仍旧一如当时。他很高,穿的是一件单层的褪色军衣,却又太大,被风吹得直贴在他的削瘦身躯上。他的头部挺立,他的眼神宁谧,而且在微笑。
  
  “他的容貌和笑意有如子弹一般穿过我的心。他的眼光和我的眼光交汇了,然后他又昂视着群众——那些肥胖的商店老板,那些惊诧的街头群众,那些卫兵,那污脏的现场。就在那一时刻,我真想做一件事,抛掉我的温暖的大衣,跟他一起迈向江水滔滔的长江岸,那是他的生命将被强行剥夺的地方。可是我只是向后退了一步,靠在商店的门口,缩在我的又厚又暖的大衣里,蒙眬地站着;一阵热闹过去之后,好奇的街头,看热闹的人又转为注视着我,我摸到一条小街,从那里溜开……”
  
  看到缫丝工人被枪决之后,路易.艾黎去见一位进步的英国学校教师——亨利.巴林,这是艾黎到上海后认识而喜欢的人。“我告诉他所看见的事情,简直是越来越难以容忍了。像我这样一个人,应该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他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最好把整个事情加以深入研究。’过了几天,他带给我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资本论》。‘先读几本,我们再进行讨论,’他说。我接过书,接触到了周围令我感到厌倦的问题,然后,我们讨论。最后我说道:‘只要有我们能够推翻这个腐烂社会的事,你算上我一份。’
  
  “在当时,我可以做的事并没有很多。有时巴林带一位中国朋友到消防局,我就住在消防局。我照顾这位朋友几天,然后开着我的红色消防局汽车,穿过所有监查站,把他送到他要去的某一处地点,然后由他自己登程。据熟知内情的人说,巴林后来被青帮刺杀了,青帮依然是上海警察的后面力量,而且与国民党沆瀣一气。他被发现死在床上,手中持有一支手枪,给人以自杀的印象。可是朋友们事后告诉我,他是怎样被青帮歹徒开枪打死的。一个非常好的人,在他死前,他将我介绍给艾格尼丝.史沬特莱【注一】。我们几名朋友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组,包括马海德(注二)、泰比撒.格拉克【注三】等人。那时已是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我逐渐发现自己在过着双重生活,白天做正式职务,晚上却大不相同了。”
  
  同时,他为了解除心中的愤怒,把一九二九年的暑期休假用于参加中国绥远省的饥荒救济工作,既看到灾民的不幸和苦难,又看到官方赈灾人员的漠视和贪污,这就使他益发相信,只有剧烈的革命才能对中国的问题提供答案。也就是这次前往绥远途中,他第一次遇到了埃德加.斯诺,这是他们终生结交的开始,一直到这位美国作家一九七二年年初死于日内瓦才告终止。
  
   (注一)艾格尼丝.史沬特莱,美国作家,曾写过好几册中国革命初期阶段的书籍,著名的有《中国的战歌》(伦敦戈兰兹出版社出版,一九四四年)、《伟大的道路》,死后由伦敦卡尔德出版社于一九五八年出版。她死于一九五八年。(译者按:《伟大的道路》香港有中译本,即《朱德传》。)
  
   [注二】马海德(乔治.哈特姆),是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医生,其后入中国籍,以马海德之名驰名中外,传染病专家。
  
   [注三】泰比撒.格拉克,美国人,原来在上海女青年会工作,后来出任宋庆龄秘书,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工作。
  
  路易.艾黎参加的救灾工作,则是他非常尊崇的另外一位美国人为他安排的。这个人是约瑟夫.培黎[注一】,一位传教士。此人对于中国大众的多年苦难持有深切的同情。在救灾工作中,艾黎收养了一名在襁褓中的孩儿——阿兰。在另外一次休假时,他到汉口参加水灾救济工作,又收养了第二个孤儿,名为迈克。在后来的年月中,他的客观条件(地理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虽然不断变换,他却设法把他们抚养成人。他参加饥荒和水灾救济工作的经验,使他对于中国社会的病态有了深入了解,对于中国普通农民和手艺人的智慧、创造力和其他方面的质素有了认识,这就引导他寻到了起码可以作为暂时解决问题的办法,把这些人尽量吸收到他的计划里。
  
  至于在夜间所参加的“大不相同”的工作,路易.艾黎一直到现在,一提到与革命有关的事,依然保持缄默。这好比从石头榨水那么困难。有关他的传记作者之一,同是新西兰人的威利斯.艾尔瑞,曾设法看到了路易停止写信回家以前所写的报告近况的家信,因而在书中介绍说,“他化名给报刊(例如《中国之声》写稿,帮助艾格尼丝.史沬特莱写作她的重要著作,方法是翻译红军文件,并在她访问红军驻沪秘密代表时担任口译。他亲自协助地下共产党员,把他们藏在自己的住处,并且掩护无线电台,以便与共产党区域进行联系……”。(注二)虽然这些行动都是比较后来的事,他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就已经与革命运动建立了密切开系。
  
   (注一)培黎博士后来因患前列腺癌,开刀失败,在美国开枪自杀而死。其后,“工合”建立技术训练学校,郎以“培黎博士”为名,永垂纪念。
  
   (注二)《在中国的初学者——路易.艾黎的一生》。威利斯.艾尔瑞著,新西兰卡斯登出版社(一九七〇)出版,第一一三页。(译者按,香港有中译本。)
  
  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于他认真执行消防区的视察活动,路易.艾黎被升任为上海公共租界工业处工厂总稽查,负责检查所有工厂的安全设备。在当时的工厂里,连最起码的安全措施都几乎遭到全部漠视,虽然有一些安全规章,也因大量雇用童工而又限定长时间劳动、不给吃饱,以致这些规章无法执行。面对着这种情况,他努力推动了一些有限的改进,同时,他为未来积累了很多资料。其后几年中,他继续过着双重生活,他的视察工作有副产品:学会了相当多的工业技术和工厂管理知识。就他这样的肯学肯干的人来说,这并不困难。
  
  为了了解路易.艾黎的活动的下一阶段,就要稍微插开一下,谈一谈革命在中国其他地方进展的情况。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工农苏维埃政府成立于江西瑞金;江西是毛氏家乡湖南的邻省,四年之前,在湖南省的“秋收起义”中,他成功地显示出,尽管国民党兵多武器好,农民组织也可以打败国民党。这是在蒋介石叛变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之后,第一个鼓舞士气的大事。国民党发动了一系列的“围剿”攻势,向瑞金总部进攻,而且每隔一个时期就宣布一次“剿匪”大捷,毛泽东已被打死。到了一九三四年秋天,第五次“围剿”进攻开始了,情况紧急,这是由于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德国人奥图.伯伦(中国名为李德)坚持阵地战、前敌进攻和其他的纯普鲁士军事战术。国民党军队逼近了,毛泽东坚决主张冲破包围,领导“红军”所余部队,展开史诗般的“长征”,前往遥远的陕西北部,以达到当时正在前进中的日本皇军的侧翼,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抵抗。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第一次打响突围战斗,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红军七千名前锋队伍在毛泽东率领下进入陕北吴起镇为止,红军一共行军一万二千公里,左右迂回来抛开他们身后的追踪者,打败了总计超过一百万名的国民党军队,而自己也遭到了重大损失,红军离开江西基地时大约有三十万人,直到最后一批部队到达陕北时,一共只剩下三万人,准备与国民党和帝国日本作战,后者的军队那时早已占领了东北。
  
  精疲力竭、半饥半饿、周身褴褛的红军,刚刚到达,就遇到了“挽救面子”的进攻,那是山西、陕西两省的军事头目的军队加上“少帅”张学良的精锐部队,所进行的“最后包围战”。张学良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在火车中被日本人炸死,这是日本军队准备占领东北的初步行动。这一场战斗的结果完全违反了战争的规则和逻辑,是毛泽东的跋涉万里,早已疲劳不堪——但是具有惊人的经验和理想的战士们获得了胜利。对于,“少帅”来说,这是一次特别扫兴的失败,他的三师最精锐部队被打得粉碎,还有三千人后来倒戈,带着他们的武器投向红军。
  
  毛氏写了一封尖锐而有礼的信件给张学良,另外还有被俘的高级军官的信件。毛氏指出,他的军队之所以出入意料获得胜利,是由于受到爱国主义的鼓舞——他们已准备抵抗日本军队,而“少帅”的部队士气涣散,则是由于他们非但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之内抵抗日本,而且奉命杀戮国人。为什么不把力量联合起来,把日本人赶出去呢?
  
  张学良初时生气,据说后来先是受到了毛氏潇洒字体的吸引,然后又对其简炼文体感佩,最后终为其透彻而合理的论点所折服。他派遣几名专人带回专信,建议会谈。(这些军官还穿着原有的制服,因此被捕,几乎被特别警觉的红军处刑,后来终于无事。)
  
  同时,在红军最后剩余的部队到达陕北基地后,在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们获得讯息,红军希望有一名西医和一名正直的新闻记者派往基地。大家所选择出来的人,一是既是圈内人士而且可靠的马海德,一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经过多少冒险和周折,他们在一九三八年年初到达解放区,此行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便是斯诺所着的《西行漫记》(译注),这是介绍中国革命早期阶段的伟大经典著作。
  
  “少帅”和毛泽东两个总部之间在继续交换意见,终于“少帅”拜访了红军。那一次是周恩来奉派接待他,而且展开了他一生所负担的微妙任务中之一项,这些任务标志着他的整个重要事业。在悠闲地交换意见时,周恩来一步步安排了进度,张学良,还有杨虎城[注],逐渐被引领到一个观点:同意停止与共产党人作战,联合起来,抵抗日本。
  
  一九三六年慢慢就要过去,蒋介石在他的首都南京为了“清剿共匪”的毫无进展大为生气,决定亲自到陕西省西安,制服“少帅”。
  
  其结果便是著名的“西安事件”,在事件中,蒋介石被扣留,如果不是周恩来到了该地,他一定会被杀死。周恩来又创造了他在短短几个月中的第二件外交奇迹,说服“少帅”免除蒋介石一死,而且从蒋介石那里取得一项保证,组织国共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改为第八路军,与国民党的军队配合行动(当时周恩来反对此事,毛氏后来也反对,可是当时共产国际,以前总书记王明为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时代表,施加强大压力,把红军置于国民党直接统治之下。)
  
   (译注)即《照耀中国的红星》。
  
  [注]杨虎城是陕西的军事司令。张学良的副手。
  
  紧张的西安谈判,一切都获得协议之后,作为封建式的礼仪,张学良自告奋勇,愿受违反上级的纪律制裁。蒋介石接受了这一表示,周恩来虽极力挽回,张学良还是被带回南京,这样一来,张学良遭到了一生的致命打击。国民党不断改换首都,也就拖着他不断改换监狱,最后到了台湾,经过三十年的牢狱生涯之后,在一九六七年获释(译注)。蒋介石虽然广事宣传笃信基督教,却永远不把基督教的宽恕精神给予他的政敌,杨虎城后来自欧洲回来,又告被捕。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迫近重庆的时候,国民党弃城而逃,临逃之前,在中美合作社集中营中,将杨虎城和他的妻儿,全部杀死。
  
  一九三八年,日本一方面巩固对东北的占领,一方面对中国的其他地区给予极大的威胁。上海不断发生事件,路易.艾黎记得很清楚,公共租界加强了警察力量,他们却越来越残暴和蛮横。一九三五年,两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到达上海,他们是葛丽丝.葛拉尼克和曼尼.葛拉尼克,打算出版一份周报:《中国之声》,唤起海内外人士注意日本威胁中国的情况。该报第一号出版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第四十期即最后一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那末一期名存实亡,日本警察在几天以前打到该报社址,捣毁了铸字机和印刷机。第一期的特快新闻宣布了蒋介石经过十三天的禁锢,已于一周前的圣诞节获释。在《中国之声》中,路易.艾黎第一次参加新闻事业,使用一批笔名写作,其中最常用的、一个是赵太极(Chao Ta Chi)。他的目标,也就是该报的目标,是想重树中国人的信心,为过去而自豪,刺激起抵抗的决心,并支持在西安建立起来的新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那一期,就在日本第一次进攻华北的前一夕,赵太极写了一篇《岳飞——一位中国爱国者》介绍了十二世纪时这位组织农民军队大败金兵,但是由于拒绝与敌人妥协,而遭皇帚杀害的英雄。
  
   (译注)张学良在台湾表面上获释,实仍软禁。
  
  又过了几个月,他又用同一笔名写了李自成的事迹。李自成是十七世纪的农民英雄,此人从陕北的延安(毛氏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取下了延安、建立了他的指挥部)率领他的人民,对抗南侵的满族,取得多次胜利。
  
  在十月十七日的一期,赵太极以“一些其他事件”为题,引用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外国人,在访问了“江湾跑马场”(当时的上海郊区)某著名军队总部以后所讲的感想:
  
  “我经常光顾的那座看台,入口处被尸首堵死了,他们是在当着我面前被杀害的。他们之中,有妇女和儿量;妇女被从后面开枪打死,她们的打补钉的棉袄被军刀劈开;孩子们的尸体则这是弹孔;打扮成农民的男人被堆在一处,他们伤口的鲜血浸入地面……他们呢?……在这批因为逃火而被刚刚俘虏的人,背后的茅房掀起一阵阵火焰,形成了一面红色帷幕。一名军官从这堆农民中叫了一个人出来,要他面对太阳。他的闪亮亮军刀一闪,尸体倒下去了,第二名又填充到这一位置上,军刀再一次闪闪一挥,又奔向它的活目标而去……”赵太极评道,“我们能忘记吗?不能!一千个不能!我们要设法解放我们的人民,我们自己的解放。我们只要采取集体行动,就有力量。我们绝不能倒下去。”
  
  在并未能出版的最后一期,配合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军事情况的分析,赵太极写了一篇以《领土是我们的》为题的文章:
  
  “站在大厦上,我们可以看到闸北(上海北部地区之一)的火势,从这处民居烧到那处民居,从学校烧到寺庙,从寺庙烧到工厂。河对岸的公路上,开来一队日本兵,一小批难民在交叉路口上遇到他们。日本兵把他们赶进一条小巷。在熊熊火焰之中,随着木梁倒场之声,响起一阵呼叫,那是妇女的呼叫声。在腾腾烟雾中,那些身穿绿色军装的浑蛋们重新回头,继续向河边走去。他们将刺刀插向沿途所见的席卷,以防下面的人还没有断气。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两只狗,气喘嘘嘘地伸着舌头,惊惶失措地变换着脚步。它们眼看着老家冒着烟火,不知投向何处。一名士兵举起步枪,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一条狗的身躯,又击中另一条狗。它们嚎叫起来,拔腿就跑,直投入烟火中。日本兵又绷着脸前进了。又一场胜利,大日本的子孙们!
  
  “西区在燃烧。经过闸口,一批难民涌入公共租界。这些人每天通过枪林弹雨,为城市居民运来食物。一位大腹便便的妇女,挑着全家所有的东西,蹒跚而来。转眼间,她被冲倒了。筐子打翻,豆子在光亮亮的街道上撒了一地,眼看着被无数脚板跺烂。她辛辛苦苦地摘下豆子,晒干它们,现在那是她的唯一的口粮。她在地面上翻滚,滚到铺盖卷旁边,她把头部掩埋在铺盖卷里哭泣。铺盖卷的一边,染满了血迹,把她的脸庞也染红了一大片。附近的一名人力车夫替她捡起了一些豆子,重新放到她的篮筐里。然后搀着她的手臂,帮她站起。他用江北口音说,愿意让她上车,送她一程。虽然知道她并无车资。他所能做到的事情只是如此。那已经很多了……”
  
  路易.艾黎通过多年在热气蒸人的车间里、在水灾和饥荒的救济工作中的经验,带着深切同情理解到,一两斤豆子是多么重大的损失,才肯为这位穷苦而富有同情心的人力车夫写下这一笔。
  
  这段报道继续写道:
  
  “然后,又来了两名乡下儿童,手牵着手,其中一个,把另一只手捂在面庞的伤口上。鲜血一从手指中渗出,一直流到上农和两条光腿上。他的弟弟在安慰他。我们问这是怎么回事情,小的一个大着胆子抬头说道,他们的父母就在后面不远处。他们来的一路上,堆满了身穿蓝色小褂的农民的尸体……。
  
  “一个大约七岁的小孩,长得很好,可是昏睡在那里,满脸已是临死的土色。在他身边,一名老妇佝偻着身躯走来走去。一个超出寻常的爆炸巨响,建筑物都为之摇动。街角的一个老人醒过来,问道:‘是我们的炮弹吗?’那名妇女停住脚步,带着自豪感说道,‘是啊!’。
  
  “火焰吞噬了巨大工厂大厦的正门。一队草绿军装的日本军,到这里拨拨,那里弄弄,好像极不清洁的清道夫一样。一群工厂工人从河对岸公共租界那边张望过来。他们并不讲话,只是静静地望着就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破毁。终于,有一个人转过身来说道:‘领土是我们的。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占领了。’‘是啊!’其他人一边重新开始工作,一边说道,‘领土是我们的。’”
  
  任何职业的人,都愿意在自己的剪报簿里,贴上这样一段战地报道。但是,这样的报道,只能出自完全明白自己所描述的事情的人的手笔。因为,这须要深切明白普通中国老百姓——从最低层的农民到学生(虽然学生大多数来自有钱家庭)的内心感情,也加上埃德加.斯诺在毛泽东的司令部与毛氏谈话后所带回来的印象,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一些其他人士相信中国人民决心并且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
  
  但是在国民党最高领导层中,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压力,主张同日本人站在一条线上。由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两人领导的CC集团,先是要投降,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主张向轴心国家靠拢。他们是“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家族,这四家人当时拥有中国最大的财富,所以他们很有权力(其他三个家族实际上几乎是一家——蒋介石、他的联襟孔祥熙,和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投降主义者主要论据是大部分重工业已落入日本人手中,全国所有的港口也将全部遭到占领(后来果然如此),中国在经济上不能生存下去。
  
  凡是国民党大亨们认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中国都是依赖进口。国民党从没有发展这些货品的任何制造能力。所以,一旦港口全失,中国就会“饿死”。与此相反,路易.艾黎深信,而且说服其他人相信,“小人物”的精力和智慧可以组织起来,生产一切必需物品来维持国家。就是这样,“工合”(Gong Ho,在西方则以Indusco闻名)诞生了。
  
  “这个概念,”路易.艾黎回忆,“实际上是上海进步人士在讨论当日本人占领了所有的港口后,大家如何尽力而为时想出来的。我提出这件事,跟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妮姆.威尔斯(译注)讨论。‘把你的计划写下来,我们刊登。’这是埃德加的反应。(“我们”是指《中国周报》,斯诺是该报记者,由美国人鲍威尔作发行人。)我写了下来,埃德加增添了一些,鲍威尔刊登出来。而且,鲍威尔在英国大使馆认识一个名叫约翰.亚历山大的人,此人将这个计划拿给他的大使寇尔爵士观看。寇尔这时的观点与一贯的作风有了改变。希特勒正在蹂躏欧洲,有些类似寇尔这样的英国人,认为有必要维持中国,不让它倒下去。经过埃德加.斯诺的大力工作,并经过大使提出的许多尖锐问题,后者同意把这个设计通过蒋夫人和她的姐姐孔夫人转达蒋介石。跟着出现的一件事,便是我在一天下午四点钟接到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解除了我的职务,要我于六点半钟与这位英国大使一起飞往香港,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工业合作运动。
  
   [译注]这是斯诺的前妻。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这对夫妇在菲律宾离婚。
  
  “接着,我又到了汉口,蒋介石那时已经把政府搬到那里。我发现,孔祥熙打算取消整个计划。‘我并不需要合作社’,他泼冷水,‘我们所需要的是立即有一百万张毛毡。否则我们的部队不能打仗。’我答道:‘你下命令开始进行工作,我们会给你生产出毛毡来。’他依然不表放心,可是蒋夫人支持这个计划。她说服她的姐姐,转而说服了孔祥熙。蒋夫人根据她在美国威斯理大学所受的教育,确信美国终于会支持中国抵抗日本,所以战斗必须继续。她是站在‘抗战’这一边来反对投降主义者的。就我们所见,她的支持是有决定性的。她还认为这项计划会动员大量国际支持——包括财政支持,这是孔祥熙最为关注的问题。于是我们得到了前进的绿灯。”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龚念年 译
  
  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版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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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7-30 19:04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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