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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阔天地新大学——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函授大学

广阔天地新大学——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函授大学
  
上海市教育局函授组

  
  一九七四年春天,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一所新型的业余函授大学诞生了。
  
  这是一所为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的新型大学。上海十六所高等院校参加了办学工作,得到了各地党委的支持。几年来,这所大学的办学点从安徽、江西、黑龙江、吉林和云南五省的六个地区三十八县,逐步扩大到十二个地区七十九个县,招收了近九万名学员。这所新型大学的诞生和成长,从各个方面猛烈冲击和限制着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了上山下乡的胜利成果,以铁的事实批判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恶毒攻击。
  
  (一)
  
  这种新型的大学,培养的是和工人农民划等号的大学生,拆掉了“读书做官”的梯子,堵塞了精神贵族的道路。函授学员人不离农村,身不离劳动,心不离贫下中农,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学员在学习期间既是社员又是学员,毕业后连张证书也不要。
  
  贫下中农非常热爱这样的大学。他们说,“从来上大学都是农村往城里跑,如今,函授大学办到农村、山沟,培养的是咱自己的大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阜阳有个公社曾经送过两个青年到城里医科学校进行培训,毕业回公社却向贫下中农伸手要待遇,扬言读了这几年书不给我多少元一月的报酬,我不干了。贫下中农气愤地说,这哪里像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呀!真叫是:“一等,二盼,三落空。”函授大学办了两年,光阜阳县新华公社一地,就培养了理论、农机,农技,医疗各种人材六百二十名,这才是:“一办、二干、三落实”!
  
  广大知识青年更是热烈欢迎。他们下乡七、八年,和贫下中农共同战斗,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希望既能坚持乡村,又有机会学习理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多作贡献。如今大学办到了农村,办到了知识青年的家门口,怎能不使他们欢欣鼓舞呢?他们亲切地称呼它是“扎根大学”,是“广阔天地新大学”!井冈山弹前公社上洛农场小陈等几位知识青年,为了掌握变化多端的山区气候,更好为农业生产服务,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气象哨,但是由于缺少气象知识,往往报得不准。《气象》函授办起来,正如雪中送炭。去年四、五月连续暴雨,赣水猛涨,小陈他们为了及时赶到县里参加学习班,连续四天,沿着赣江来回走了二百多里路,翻过人迹稀少的阿弥陀佛山,赶上办班。单了回去更是坚持自学,勤观察,勤测报,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去年八月,气象小组从观察仪表和从动物一些反常现象,预测到三号台风即将过境,并有暴雨。第二天果然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雨,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有了准备,全公社没有遭到损失。
  
  知识青年通过在这所大学里学习,更加坚定了坚持乡村,誓当一代新农民的决心。安徽蒙城朱集大队知识青年王东风,参加了业余函授大学的学习,在贫下中农指导下为大队修建了小型电灌站,在村北的河道里建成了拦水坝,越干越舍不得离开农村。他向来爱好美术,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使他放弃了去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机会。他说:“大队的水利、土地和道路规划才开头,电灌站正在修建,我怎能离开呵!”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大学,他回答说:“我参加过上海机械学院的《农村电工》短训班,又参加了同济大学的《农田水利工程》函授班,农村也是大学,我不是已经上了大学了?”
  
  知识青年经过学习,增强了同“知识私有”等陈腐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自觉性。贫下中农派他们上大学,学到了知识本领就用来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吉林省珲春县有个大队,合作医疗办了三次,但由于请来的大夫搞技术垄断,盘剥贫下中农,结果三次都垮了。上海中医学院的函授办到了他们那里,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选派了知识青年童国伟去参加短训班,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为革命刻苦学习。一年多光景,他掌握了一百三十多个常用针灸穴位和推拿的基本方法,又能识别一百多种中草药,采集了上千斤中草药,搜集了四十多种验方、土方。他凭着一双手、一根针、一把草,怀着一颗红心,走遍了大队的家家户户,巡回二千多里,医治病人二千九百多人次。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病痛,小童还在自己身上试着扎针,并且冒着危险试服有毒的草药。一年中,小童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二十天,上山采药六十天,加工药材三十天,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
  
  函授大学就这样培养了一大批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的大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政治科目学员两万余名,成为农村一支理论骨干队伍,《写作》学员一万余名,拿起笔作刀枪,运用黑板报、大批判专栏和广播战斗在农村各条战线,《农村常见病防治》学员一万多名,有的成了赤脚医生,有的担任了卫生员,参加农业技术科目的学员四万余名,充实了各地四级农技网,形成了一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生力军。他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大显身手。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说什么,“大学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对大学培养劳动者横加指责。那么就让他睁开眼睛看看吧,函授大学培养的与劳动者划等号的大学生怎样一反旧大学生那副“高贵者”的姿态,生气勃勃地活跃在三大革命第一线。这批新型大学生,他们上大学,既不为文凭资格,又不为工资级别。他们正在实践着“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巴黎公社原则,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朝气蓬勃地战斗在最前列。
  
  (二)
  
  函授大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广阔天地为课堂,师生边学习,边实践,边战斗,坚持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办学。
  
  函授大学办到了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使教育和农村的斗争息息相通.复旦大学举办的《政治经济学》科目,每到一地办学,总是遵照当地各级党委的意图,先作调查研究,了解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讲课时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次在一个县里,有的学员听了课,连夜回到生产队和队干部研究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迫切问题。镇上有的搞投机倒把的人知道后,心惊肉跳,半夜三更来敲门问:“你们讲的是不是我们的事呀!”县委领导同志说:“这样讲课触及时事,很解决问题。”广大函授学员带着现实斗争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学习,从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分清了是非。云南橄榄坝农场五分场政治函授学习小组,在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时,分析了在办农场路线上存在的“定额挂帅”等修正主义路线流毒,一致表示,“要做边疆建设的主人,不做定额的奴隶。”他们在党组织领导下,发扬共产主义劳动精神,用实际行动批判了修正主义办场路线,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这里,教育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广大函授学员,同社员同流一身汗,同滚一身泥。生产斗争中提出的问题,就是他们学习的课题,贫下中农关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研究的项目。《育种》、《植保》、《化肥》等,按照农时季节,确定教学内容。比如,在早稻育秧时,他们就学浸种,催芽,六月份早稻孕穗期间,就学习水稻的形态、生长和发育,水稻扬花,就讲杂交、育种。水稻成熟时,就学系统选优、品种鉴定。九月份是水稻病虫害容易发生的季节,就着重学习虫情测报和防病灭病的知识。江西余江县石港公社的《植保》函授学员李宝弟,七月憎火,他整天背着三十多斤重的喷雾器在烈日下为消灭稻田病虫害而战斗。晚稻田里发现了枯心苗,打了药水效果不大,李宝弟把这个问题作为植保学习的课题,在劳动中细观察,勤研究,同时认真学习植保手册,仔细查阅资料,虚心向贫下中农请教,终于掌握了害虫的生活规律,采取了有效措施,使晚稻白穗率控制到百分之一以下,生产队粮食比前年增产一万余斤。
  
  由于坚持紧密联系实际,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学习,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安徽亳县立德公社五七农机修配厂,就是施本志等八个知识青年在与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原先,他们插队在一个公社,参加了交通大学举办的《农用柴油机》短训班后,他们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运用学到的农机维修技术,和那些“有酒有肉跑得快,没酒没肉推称车子坏”的人对着干,不计报酬,不辞劳苦,自带干粮,随叫随到。他们还为公社培训了二百六十名农机手,帮助十四个大队组织五七农机修配小组,组成了农机修配网。这个修配厂既是公社农机修配中心,也是函授大学农机班教学基地,更是发扬新风尚,抵制资产风的社会主义阵地。像这样的“五七”修配小组,“五七”医疗小组,“五七”电工小组,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有。
  
  这种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紧密结合劳动实践的学习,正如贫下中农普遍反映:“学得进,用得上,见效快”。西双版纳的《橡胶栽培》学员在劳动中反复研究,使接芽成活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被称为“科学实验的闯将”,井冈山的《气象》学员,为革命识天气,为增产办气象,使气象预报准确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被誉为“农业生产的好参谋”,上海第一医学院在江西婺源调查了解农村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方面需要药物和当地药源状况,举办两期制药短训班,帮助学员学会制“半边莲眼药水”、“山蜡梅冲剂”、“蛇药冲剂”、“四季青注射液”等十三个品种的中草药针剂和冲剂,共四千三百支。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教育革命,叫嚷得最厉害的就是所谓“质量”问题,污蔑现在的大学生“质量差”,“水平低”。在函授大学里一大批能文能武的学员正在为农业学大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给邓小平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
  
  “书记挂帅,群众办学”是这所新型大学的另一个特点,保证了教育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各地党委把办好函授教育看作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大事。他们不仅把函授教育列入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之中,还发动各个部门共同关心和支持这所新大学的成长。安徽阜阳地委,不断提高对函授教育的认识,出现了“书记亲自抓,分管领导主动抓,有关部门配合抓,知青办和教育部门具体抓”的动人情景。地区水利局领导十分重视函授大学,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函授教育的意义和任务,还派辅导教师参加县里的短训班。他们发现同济大学原来办的农田灌溉工程科目,不能满足农田水利的要求,就和教师共同研究,将原来这个科目改为农田水利科目,包括社队的农田基本规划、简易测量、小型桥梁、涵洞、排灌工程等内容,使教学能更好地适应为农村培养水利人材的要求。
  
  公社,是函授教育的一个基层单位。在已开办函授教育的二千多个公社中,就有二千多个辅导组在关心着九万多名知识青年的学习。黑龙江呼玛县欧浦公社有一百四十多名知识青年参加函授学习,党委按照青年参加的不同科目,编好学习小组,委派兼职教师,确定实习场所,积极组织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公社党委书记有次下乡,了解到怀柔的电工学员想自办小水电站,他对于学员这种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给了热情的支持。缺少材料,他亲自帮助解决,还派了一位公社副主任去直接支持,在上海师大电工教师的协助下,经过二十多天的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一座十瓧土发电设备,解决了农村生产队照明、磨面等用电问题。公社并召开了现场会在各个生产队作了推广。
  
  函授大学还有着一支八千余名工人、贫下中农、干部、拖拉机手、医生、教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兼职教师队伍,他们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强烈的阶级感情,热情地关心在这所大学里学习的一代人的成长。安徽固镇刘集公社农技站苗云峰同志,在一九七五年担任了育种科目的兼职教师,始终把辅导函授大学的二十四名学员挂在心上。他发现个别生产队对学员参加函授支持不力,就去找队长谈心,宣传办好函授大学的意义。老苗还经常组织学员交流思想和学习体会,发现哪个学员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哪个队的科学实验上有困难,就骑上自行车遍访学员,上门解决,有力地支持了函授学员的学习和工作。
  
  贫下中农更是把函授教育挂在心上。办短训班,贫下中农赶着大车、驾着拖拉机送学员去参加;在面授时,老贫农走上讲台进行忆苦思甜,学员进行社会调查,贫下中农积极提、供情况;办小气象哨,贫下中农主动介绍看天经验和农谚,向青年提供“情报”。在生活上,有的主动腾出暖炕、竹楼给学员住,有的把自腌的咸菜送到学习班;少数民族老大娘还热情地为青年做饭、煮水。
  
  还有上海派往各地的学习慰问团员,对函授教育事业倾注着无限的热情,他们既是知识青年的贴心人,也是函授大学的热心人。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广大函授学员正在党的关怀下,贫下中农的直接辅导下,为革命而发奋学习。这样一种欣欣向荣景象,岂是那些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的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所能想象的!
  
  (四)
  
  城市大学为农村办函授,反过来又推动了学校的教育革命。
  
  开始办函授的时候,学校有些同志认为“教育革命那么忙,哪有精力搞函授”,有的认为专业不对口,工科大学说自己“姓工不姓农”,文科又说自己“没有精力搞普及”,也有些人认为搞函授是“小儿科”。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以来,各校的同志学习了朝阳农学院的经验,认识到作为上层建筑的学校,应该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大家算了一笔账: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仅上海一地就有上百万。他们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的第一线,迫切希望继续学习,但上海大学普通班每年招生至多一万余人,学校应该为广大坚持在农村的青年着想,帮助他们,为农业作贡献。他们说,所谓专业对口,看对什么口,对旧大学的口,还是对三大革命斗争需要的口,这实际上是一个“谁适应谁”的问题。大家认识到办函授教育是大学义不容辞的份内事。
  
  有了这样的认识,各校组织干部和教师下农村调查,农村急需而大学原先没有的科目,就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办,教师原来不熟悉的就自己先学起来,没有教材就动手编。化工、科大等校的化学教师了解到农业生产急需化肥而帝修反抬高价格来卡我们的情况,急贫下中农所急,在江西,黑龙江等地办起了《腐植酸肥料》,他们带着学员爬山涉水,找寻矿源,自制土化肥,培养了一支土化肥队伍,促进了农业增产,交通大学原来搞万匹机的教师开设了十几匹马力的农用柴油机函授;纺织学院搞化纤的教师主动承办《农村应用化学》,海运学院的教师开设了《农村会计》,同济大学水暖系和路桥系合起来办了《农田水利》等等,开设了基本适应农村需要的二十五个函授科目。
  
  送学上门,送教下乡,促进了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教师到农村接触沸腾的实际斗争生活,置身于工农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时刻能受到教育。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斗争中以农为荣、以苦为乐的崇高思想境界,鼓舞了广大函授教师的革命热情,批判了自己头脑中各种旧观念,涌现了很多先进事迹。在反修前哨爱辉县举办《俄语》函授的几位女教师,年龄虽然都已四十开外,但经常背着几十斤重的录音机,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从一个队到一个队地送学上门,即使是只有一个学员的山区大队,也坚持把教学送上门去。她们一到知识青年家里,帮着洗衣、补裤、做饭、烧炕,与青年促膝谈心。贫下中农见了,就对知识青年说:“上海妈妈来了。”
  
  坚持送学上门,送教下乡,进一步沟通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上海师大地理系原来讲气象课总要从地球概论讲起,烦琐得很。现在他们从函授中得到启发,改革了原来那套教学方法,从看云识天、气象预报入门讲清理论,培养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学校的物理系,在大跃进时期曾经研究过异步电动机的发电问题,后来被一些人认为“不正规”砍掉了,这次搞函授,看到在农村不少地方正是这种“不正规”的发电机解决了贫下中农的用电需要,他们就把这些异步电动机发电和山区农村小型水电站等群众性的经验汇编成教材,带回学校在普通班中使用,促进了学校的教育革命。
  
  函授教育给上海的医学院校的教学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上海第二医学院开展函授教育,使这个医学院派往外地的医疗队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医教结合形式一一医教队。它工作的内容更为丰富,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既治病,又育人,做到“医”和“教”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在医教队里不少基础理论课的教师迅速改变“医生的老师不会看病”的怪事,搞临床的同志也打破机械分工的界限,朝着又红又专、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两年来,他们在淮北农村为贫下中农治病二万五千余人次,还培养了三千六百多个函授学员。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当了赤脚医生,其余大多担任了生产队卫生员,建立了一支永不撤走的医疗队。
  
  函授教育的不断深入,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的需要,大大激发了高校教育革命的热情。许多学校急贫下中农所急,积极地为当地培训函授辅导教师。今年,已有十二所大学开办了《政治》、《植保》、《农机》、《医科》等十二个专业,十六个“函授辅导教师培训班”,招收了五百多名函授学员,这些培训班有的在上海办,有的在农村办,有上有下,毕业以后都回到农村中去。上海高校建立起一批在各地招生的“社来社去”专业,大大加速了学习朝农经验的步伐。
  
  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光辉的《五.七指示》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灿烂的图景。函授教育仅仅是一个开端,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支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的幼苗正在茁壮地成长,朝着《五.七指示》指引的光辉前景大步迈进!
  
  原载《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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