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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朗:中国的巨变[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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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巨变》目录
  
  出版说明
  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代序)
  我的生活道路
  我为什么八十岁愿意住在北京
  毛主席谈“纸老虎”追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红卫兵的长征
  造反派怎样在工厂夺权
  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毛泽东思想传播全世界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广东农村记事
  工人阶级领导学校
  中国的农村教育
  中国教育革命的方向
  我在八十四岁看到的国庆典礼
  中国二十年的巨大变化
  我所知道的斯特朗(路易.艾黎)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是美国女作家和名记者。
  
  本书收入的文章,内容分三部份,分别记叙了作者的生活道路、追记了毛主席关于“纸老虎”论断的谈话背景、报道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
  
  旧版本为三十二开本,现略加删改,并补入了新西兰名记者路易.艾黎的《我所知道的斯特朗》一文,用大三十二开本重排出版。
  

光辉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代序)

  
  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女儿,是中国人民的忠挚朋友。
  
  她一生追求进步,爱憎分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定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庄严事业,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了巨大的工作。
  
  她早年就投身于进步的社会活动,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一九一九年反对美国垄断资本的西雅图总同盟罢工。
  
  一九二一年,她第一次到了苏联。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她向美国和世界人民大量介绍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革命和建设。
  
  斯特朗曾六次访问中国,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有无比的崇敬。在她的著作中,到处洋溢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心。
  
  一九二五年,她首次来到广州,报道和支持著名的香港大罢工。一九二七年,她深入湖南农村,目睹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湖南农民斗争的烈火,称赞它是“中国工农中兴起的崭新力量的威力”,歌颂“农民的行动是好的、合理的。”她满怀激情地预言:“正是这些农民和工人将会有勇气把他们的国家从封建时代推进到现代世界中去。”
  
  抗日战争时期,她两次访问中国,热情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壮丽史实,有力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猖狂反共、破坏抗战的罪行。
  
  一九四六年,她第五次访问中国。就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在革命圣地延安接见了她,并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著名论断。斯特朗称颂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照亮了世界大事的进程”,“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
  
  一九五八年,她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克服重重阻难,毅然第六次来到中国;以高昂的热情和犀利的笔锋,向世界广大读者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她纵情讴歌我国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热烈颂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愤怒谴责美帝的侵略和苏修的叛卖,同时也时刻关怀美国人民以及其他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斯特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编者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日

  中国的巨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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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道路

  
  在我过去的八十年岁月中,我认识了三种文明——美国的、俄国的和中国的文明,这三种文明一直在形成着我们的时代。我分别以社会工作者、展览专家、记者、编辑、讲演者和作家的身份,生活并工作在其中,开首是在我老家所在的西雅图,接着就是在我旅居了差不多三十年的莫斯科,而现在则是我八十岁在北京的时候。
  
  在西雅图,在我们认为是世界民主先驱的“上帝的国度”里,我们为争取较好形式的民主而斗争;我们赢得了好几场表面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却看到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最有害的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并鼓舞了一切进步分子,我为这场远方的革命所吸引,便到了莫斯科去,以莫斯科为中心,我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十年,度过了我成人工作生活的整个中年时期;我写的三十多本书,绝大多数就是关于苏联的。
  
  在莫斯科,我逐渐知道新的革命正在东方兴起,因而在我往返美国的旅程中,开始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划分了我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一九二五年,那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广州结成了联盟。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突破了资本主义对苏联的长期包围,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并促进了全世界的反帝革命,即使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我就决定到中国去定居了。
  
  现在,我的中国朋友出版我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作品选集(即英文本《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藉此庆祝我的八十岁生日。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期待。这不仅是因为,拥有世界总人口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中国,今天到处都有着热心而聪明的读者;而且特别是因为,作为本世纪的伟大的反帝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挫折和胜利,都很好地给世界范围的反帝革命提供了为它们愿意学习的经验和教训。
  
  因此,我要回顾一下我走过来的道路——在美国,在苏联,以及对中国的多次访问。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使得我现在以北京为家,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使我写成了现在正在重新出版的六本书。
  
  我一八八五年在美国出生,我个人的社会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了。一九〇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后,就回到西雅图家里去,西雅图的家,是我父亲在我母亲死后搬到这里来的。我同我父亲一起创办了“认识你的城市学院”,它把上课、讨论和参观访问结合在一起,藉此使得西雅图的市民(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新从东部来的人)熟悉城市的生活。后来,我应邀在西部的其他城市里组织同样性质的学院;这些学院的出名,导致我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大规模的儿童福利展览会,其后,一连好几年,我继续到每一个城市里去组织儿童福利展览会,因而成了这方面的主要组织人。举办儿童福利展览会的目的,是为了在学校、保健、运动场地和福利活动等方面,唤起人们对城市儿童的生活状况和需求的关心,从而通过公众的要求制定出新的法律和制度来。
  
  我感到,通过委员会的正确组织工作和展览技巧,促进了城市居民对儿童生活的关心,接着并建立起新的制度和制订了本地的法律,由于这样,我还以为我正在改善着我们美国的民主。这是我深信美国是世界民主的先驱的一个方面。很久以前,我们已经在《独立宣言》里表述了我门的立场;接着,各个国家和种族的人就到我们的海岸来寻求自由。依旧向自由移民开放的我国的西部地区,是“世界最后的边疆”。自然,我们常常被迫要同向我们施加控制的纽约财阀进行斗争。他们连对我主持的展览会也力图加以控制,可是我以为我还是独立自主的。
  
  我主持的第三个儿童福利展览会,是在堪萨斯城举行,这次展出结束后,必须辞掉展览会的工作人员,而这些人被解雇后,就业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这件事情使我感到困恼。我沉思默想,一夜不能成眠,我最后确认: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是没有办法去制止失业的,因比,这个制度本身是“完全错误”的。唯一适当的制度是把各种工作和企业置于公共所有制之下。我知道,这样一种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因此,我必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我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当时,我正在为爱尔兰全国妇女保健协会主办一个儿童福利展览会,妇女保健协会的主席是爱尔兰总督的妻子阿伯丁夫人。作为她的宾客,我住在总督公馆里。后来,我乘了一艘实施灯火管制以防德国潜水艇侵袭的快船,回到美国去就任华盛顿新设置的美国儿童局“展览专家”的职位。那时候,我还未满三十岁,看来好像是要终生安身于联邦政府的公职了。
  
  不久,我就发现华盛顿的官僚政治真使人受不了,厕身其中,我几乎要窒息。因此,我为旧金山一九一五年的国际展览会组织了一次儿童福利展览会,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组织了另外一次展览会,并写了一本关于如何组织儿童福利展览会的手册,由联邦政府出版。之后,我就辞职不干了。我回到了西雅图去,这个滨海城市的生气勃勃的生活吸引着我;不久,我以“进步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西雅图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也是该委员会第一个在任多年的妇女委员。
  
  那时候,西雅图是一个“进步城市”。在任何一次斗争剧烈的选举中,人民总是打败了纽约方面推出来的财阀。西雅图的电灯和动力系统是市民公有的,此外还有市营码头,到了后来,我们还把私营的市内电车线承买下来,归市民公有。我们把这看作是市民管理的扩大,甚至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发端。我们几乎没有觉察到,在每一次“人民所有制获胜”之后,私营大企业的利润是增长了。当“市电灯公司”承担了一项任务,给散布于几平方哩山头上的市民住宅输送电力的时候,这就给私营“通用电力公司”向工业集中的繁盛市区供电而获取更高的利润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们虽然看到,这些“人民力量的胜利”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执着地相信“必然的进步”,这种“必然的进步”终有一天给人民带来他们所想望的任何东西。造就是我年青时期对美国民主的最深刻的信念了。
  
  一九一六年年底,我们发觉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着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我们确信,这是违反美国人民的意志的。因此,我协助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和平运动,旨在使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我们认为,我们以“他使我们远离战争”这样的口号使伍德罗.威尔逊当选了总统,我们的和平运动是成功了。我们走上街头,征集了几十万个签名(在全国范围内,签名的总人数达几百万人),这表明,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人民是反对参加战争的。我们几乎按日把征集签名的结果用电报通知华盛顿,藉此“给总统以支持”。类似的幻想,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约翰逊时代还存在着。
  接着,人民要和平而资本家则要战争的美国,就大踏步地参加了欧洲的战争了。在我的生命史上,没有别的事情使我的精神基础受到这么大的震动。“我们的美国”是失败了,是永远地失败了,军国主义者已经把美国强奸了。我不能够像许多人一样,认为这是一场“使世界安全地获得民主的战争”,藉此来欺骗自己。美国一宣战,我就看到民主是被破坏了。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并怎样来重建我的信念呢,我心中无数。
  
*  *  *

  
  对于我以及许多美国的进步分子来说,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破坏了我们对举世无双的美国的和平民主的信念,那末,我们是得到了补偿的;我们也都成了世界革命的共同继承人。当十月革命的响雷唤醒了全世界的时候,越过战火熊熊的欧洲,越过两大洋和两大洲,远在美国西北部的我们,也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讯号。
  
  世界各国的记者,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护照签证的话,他们都赶到战场上去采访,赶到凡尔赛和平会议席上去采访,赶到莫斯科去采访。我羡慕他们,因此,我在西雅图为他们安排了讲演会,但就是我没有机会去。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革命;它开始于莫斯科,接着就在全世界发生了,并且会把我们席卷进去。我的战斗岗位是在西雅图。当美国宣战,我所从事的和平运动陷于解体,只有我那位和平主义者的父亲和工会的左翼依然大声疾呼以反对战争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义务为一家新成立的、规模还小的革命报纸撰稿了。这份《西雅图每日信号报》,由于负债,加以随后给暴徒破坏了印刷机,只生存了九个月。接着,一家资力更加雄厚、更加“有地位”的劳工报纸《西雅图工会日志》诞生了,它是美国中央劳工理事会主办的第一份日报。我成了这家报纸的编辑之一,并且是该报新闻作家工会出席中央劳工理事会的代表。在中央劳工理事会,我们的会议常常开到午夜时分,以听取访问莫斯科归来的人的发言,或者是听取有关世界各国的其他起义事件的报告。我们获悉,在德国,工厂被没收了;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兴起了;在敖德萨,法国舰只上的水手发起了兵变;在朝鲜,人们身披白色长袍,没有携带武器,在街上宣布独立。
  看来,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通过各种方法去掌握政权了。我们正当地认为,这种必然的进程也会在我们美国出现。我们丝毫也没有设想到夺取政权所牵涉到的问题。我们甚至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心指望当选上台执政的英国工党、以及被枪杀倒在街头的徒手的朝鲜人,都是奔向同一个总的方向的。
  
  就在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下,我们西雅图的总罢工爆发了,资本家把这次总罢工称作“西雅图革命”,而自从那时候以来,有关的书籍也一直用“西雅图革命”的字眼来记载这次总罢工。这决不是一次革命的尝试,尽管后来有一位报童失望地说:“我还以为我们会把各种工业接收过来呢。”别的人也许也有与此相同的想法。实质上,这是一次同我们的船坞工人协同行动的罢工,也是对华盛顿暗中干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所作的一次抗议。这次总罢工是这样有效果,以致在三天罢工中,由十五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就管理起这座城市来了,罢工委员会“准许市长掌管‘市电灯公司’使之免受暴徒的破坏”,“仅仅是为了卫生的理由”,罢工委员会给垃圾车签发了许可证,让它们去收集“潮湿性的垃圾”,它并且通过匆促组织起来的义务供应站,给市民供应餐食以及给小孩供应牛奶。到了第四天中止罢工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是一次胜利呢。
  
  接着,华盛顿方面通过取消合同的手段,使我们的船坞关了门。我们的工人外流到别的城市去寻找职业栖身。年青的工人走了,勇敢的工人走了,有革命性的工人走了;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有着家庭和债务羁身,却是不容易走开的。我们的强大的劳工运动,从内部虚弱下去了。我们的劳工理事会,成了木匠和铅管匠争夺职业控制权的场所。我们为主自豪的那份报纸《西雅图工会日志》,随风转舵,迎合起广告户的口味来了。叛徒们以“同志”相称。我们的“工人政权”到哪里去了呢?
  
*  *  *

  
  这就是我到莫斯科去的理由:去看看俄国人究竟是怎样作的。我们失败了,但他们却获得成功。我到莫斯科去,开始是作为“美国之友服务队”的成员身份前往的,当时我向工作所在的《西雅图工会日志》请了准假;后来,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给我寄来了委任状,让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在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最后,我在莫斯科安了家,一住就将近三十年。我为资产阶级的报纸、并愈来愈多地为世界各地的工人报纸报道了俄国革命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也力图在其他方面给苏联帮帮忙。在我还属“美国之友社”的几个月中,我曾于一九二一年随同第一批外国救济粮食的运送,到了伏尔加饥荒区去;其后,我在伏尔加为无家可归的孤儿协助组织了农场。再往后,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许多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到俄国来参加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这时,为了适应这些美国人的需要,我组织了《莫斯科新闻》(斯特朗按:不是目前在苏联出版的那份《莫斯科新闻》,而是我担任编辑之一的那份更早就办起来的《莫斯科新闻》),这份报纸开始时是周刊,后来成了日报。差不多就在这时,我同一位俄国共产党员结了婚,他也是编辑和作家。他没有改变我的工作性质,而是予以鼓励和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乌拉尔去世,那时候我在美国。
  
  在莫斯科定居期间,我几乎每年都到美国去讲学。在这些往返旅程中,我访问了德国、墨西哥、西班牙和中国,了解了这些国家的革命情况。在那些年月里,在多变的战时情况下我利用了一切可能的交通路线,作横断苏联全境的旅行,有时候越过芬兰、立陶宛、波兰、捷克回到苏联去,有时候坐船通过南部的黑海前往西部的列宁格勒,有时候则使用西伯利亚铁路或东部的更加使人吃惊的交通路线。就是这样,我有一次从苏联中亚乘飞机飞到重庆去,因为那时候希特勒已经封锁了苏联西部的全部通路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我乘搭的是根据“租借法案”开辟的美苏航线的运输飞机,有一次,飞越北极时,我看见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苏联北极区的第一个停飞降落站,亲手播种了精选的蔬菜种子。而在此以前,当中国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失败后,我曾同鲍罗廷和其他撤离中国的俄国人一起,乘车走了三千公里路,越过中国的西北和蒙古的沙漠,从汉口回到莫斯科去。
  
*  *  *

  
  我于一九二五年年底第一次访问中国,那恰好是半生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四十岁。我一共访问过中国六次,访问的时间是选择在中国的革命变化显得重要、并且也有可能让我去访问的时候。一九二五年,当时存在的是一个军阀统治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南方却显露了变化的迹象,那时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孙中山已在广州成立了革命新政府。两年后的一九二七年,我第二次访问中国。我从上海溯长江而上,访问了武汉的革命政府。我留在武汉,一直到了武汉政府不成其为革命政府并开始镇压工人和农民的时候;就在这时,我同鲍罗廷和其他撤离中国的俄国顾问一起,乘车横越中国的西北和蒙古沙漠回到莫斯科去。我在武汉逗留期间,我曾南下湖南访问,那里的革命曾经是“最红”的,并遭到了镇压。
  
  武汉的革命失败以后,我有十年的时间没有重访中国。我对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甚少兴趣,这个政权只是军阀中国的新版本罢了,它为一个又一个外国帝国主义所卵翼,然而却越来越多地接受美国的撑腰。那时候,中国的“苏维埃地区”正在江西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兴起,然而却没有可能让一个外国人去那里进行访问。接着,中国红军的长征开始了。开初,他们在南方省份中遇到了挫折,后来改由毛泽东领导后,红军的根据地向西北作了惊人的转移,并使共产党人走上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最前线。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被打败后,搬到了武汉去,这时,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政府组成了新的统一战线。
  
  一九三七年年底,我再次访问中国,我从意大利乘船到了香港,再从香港乘飞机到武汉去。在汉口,当时我暂时还能够乘坐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专用火车,到著名的八路军司令部去,在总司令朱德的领导下,那里的共产党人已经在制订今天称之为“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了。在晋南山区朱德的司令部里,我出席了他们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
  
  一九三八年一月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经在三十个县城中重建了中国的政权机关,他们并且每天收到了二至三起有关华北各地对敌战斗的无线电报告。共产党人正在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有着中国农民的充分支持。中国的农民向来是憎恶军人的,可是,共产党人却让中国农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军队,这些军队从来不搞奸淫掳掠那一套,而是尊重农民,帮助他们收庄稼,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教育人民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教会他们进行斗争并赢得胜利的方法。
  
  当时,我报道了朱德说的这么一段话:“我们认为,拯救中国的希望系于华北的机动作战部队。那些旧力量是不能打败日本军队的;我们必须把新的力量解放出来。”这时,学生、教授和医生们冒着各种艰难险阻,奔向被日本军队包围的这些地区来。他们在八路军的保护下,教农民认字读书,给他们传授有关卫生、政治和国防的知识。我在开往战地去的那列专车上,就遇到并认识了一些奔向八路军控制区去的人。
  
  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合作,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共产党人在北方成功地组织农民抗日,名驰遐迩,国民党的将军们对此感到惧怕,因此他们在后方开始袭击起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来了。在北方,蒋介石的许多将领倒戈向日本人投降,并作了日本人的傀儡去攻打共产党人。重庆方面对此却予以宽容;他们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一九四〇年年底,我一心想从莫斯科出发到美国去,但却发觉希特勒已经封锁了穿越欧洲的全部通路了,因此,我改由中亚飞往蒋介石龟缩所在的战时首都重庆,再从重庆穿越日本军队的战线到了香港去。在重庆,我第一次访问了蒋介石。他一本正经地现着笑脸说:“是,是。”这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也同周恩来谈了话。一九三八年在汉口时,我第一次同他短暂地会过面。周恩来当时是作为八路军的代表驻在重庆的。听人说,周恩来留在重庆,比其他留在重庆的共产党人来得稍微安全一些,为的是他曾经在“西安事变”中救了蒋介石一命。但是,他在重庆并不见得是完全安全的,他是深夜在重庆一处偏僻的地方接见我的。
  
  这时,我知道共产党在华北和华东已经拥有五十万军队。向北,他们已经同东北的抗日军取得了联系,他们切断了北京周围的铁路线,在北京市内的城墙上张贴标语;向东,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山东沿海。这种“难以遏制的扩张”,虽然是通过攻克日本军队所侵占的土地来实现的,但也使国民党的将领们感到烦恼,他们一直没有本事防守住自己的城市。从一九三九年起,在华北和华东,各种各样的国民党将领就不断地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起进攻,他们甚至用信号指示出共产党军队驻地之所在,好让日本飞机轰炸他们。就在这时,周恩来给了我一份关于这些袭击事件的长长的说明书,要求我接到了他的通知以后才予发表。
  
  周恩来说,“对于这些冲突事件,双方依然保持沉默。我们不希望增加磨擦,而蒋介石则不愿意让他的美国后台老板知道中国存在着不团结的情况。但是,如果这种武装冲突增多了,我们就希望立即在国外发表这种情况。”
  
  一九四一年一月,当我乘搭的轮船驶近旧金山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向新四军的后方部队和医院发起了臭名远扬的屠杀。在纽约,我接到了这样一个通知:“请把你所知道的公开发表出去。”随同通知一起,还附了另外一个文件,那是中国共产党发布的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它指示新四军“对后方的亲日卖国贼保持戒备的同时”,继续抗日。
  
  我在纽约报纸上用大标题发表了这样一项报道: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不再是统一的了,他所统率的军队也不再是团结一致的了。这样,事实真相就为蒋介石的美国财东所知悉。后来,我还在美国的一份杂志上就此作了更加详细的报道。我所作的揭露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无从知道。效果怕是不大的。同美国政府的关系更加好的人——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掌握美国对华援助大权的史迪威将军,他们这时也通知华盛顿,说蒋介石不是一个对抗日本的可靠的盟友。但是,美国政府却应蒋介石的要求,把史迪威召回美国去,而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后来也被麦卡锡撵走了。一九四五年初,即使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中,蒋介石也利用美国的装备去攻打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当时驻中国的美国代表是知情的。二十年来,华盛顿明明知道蒋介石已丢掉了中国,还是继续出钱支撑他。
  
  日本被打败后,我于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五次访问中国。当时,我乘搭没设座位的美军的改装飞机,从旧金山飞抵上海。这个时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马歇尔停战”时期。蒋介石公开地攻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没有取得多少成功。马歇尔通过停战的方式,企图使共产党的军队步步退出他们从日军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土地,华盛顿今天在越南施行的政策,也是这一类型政策。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的时候,在日本军队前越过湖南所作的最后一次推进中,蒋介石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这时,他们孤守西南一隅,因此,日本投降后,没有美国的援助,他们就没有可能到北方或沿海去。而共产党的解放区,其范围则是由长江向北而达到哈尔滨,由蒙古沙漠达到沿海,中间只为一些铁路线和设防城市所间断,这些城市分别由日本人和作了日本人傀儡的前国民党将领占领着。日本投降后,蒋介石马上就恢复了对这些投敌将领的宠信,并命令他们留守阵地,以对抗共产党军队;与此同时,美军方面也指令日本军队不得向“非正规”的中国军队投降,而是留守他们原来的阵地,让蒋介石或美国的军队前往接收。另一方面,美国空军则把蒋介石的军队和政府人员空运到北方各地的城市去,但它却向共产党的军队发出不要占领新的地方的命令,共产党是把这项命令顶回去了。
  
  “占领城市。占领铁路线。”这是朱德将军从延安用无线电向华北、华东解放区发出的命令。在过去,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中国革命赢得胜利的基本战略;而在今天,它已经成了“人民战争”理论的一种要素了。
  
  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在华北,解放军所控制的县城,在数量上已经增加了一倍,华盛顿通过空运帮助蒋介石控制华北的企图失败了,接着就派马歇尔到中国来搞谈判。马歇尔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类似超政府的机构,叫做“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和共产党派出人数相等的代表参加这个“军事调处执行部”,而由美国人担任主席。在全部为数约四十个有争论的城市中,建立了“停火小组”,也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组成,美国官员出任主席。这些停火小组分别通过美国的军用飞机,同设在北京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取得联络连系,这些军用飞机经常载运的是供应品、邮件和愿意去报道战地消息的记者。
  
  我当时略过了这种的事实,即:所有这些被想象成为是在各地安排停火的组织机构,实际上是不断地给蒋介石奉送土地。而美国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充分彻底地把华北和华东的地形全部拍摄下来。我当时只注意到。任何一个受委派的记者第一次可以到中国内战中全部有争议的地区去,甚至是免费的。
  
  于是我马上决定留下来,直到局势有个了结为止,并尽可能多访问几个解放区。
  
  根据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令”所列举的数字,当时解放区拥有八十三万五千平方哩土地,人口一亿四千万,解放区共分成八个,它们有着共同的政策和共同的邮政系统,就是同外界还没有来往。我乘坐飞机,在这些解放区旅行了九个月,我在延安住了几个月,而在蒋介石的军队还没有占领张家口以前,我也访问了张家口,看了刘伯承管理下的位于华北中心的四省地区,并访问了由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的东北地区。
  
  解放区在政权建设、经济、战略以及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所实施的政策,是卓著成效的,这些政策是毛泽东天才地分析了中国农民的需要而概括出来的;土地改革,这项政策根据新的情况而在策略上有所变化,但最后所要达到的目标却是始终保持不变的;军事战略,退出城市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自给的政权组织,政府人员利用空闲时间生产了他们食用的大部份粮食,并且作出了其他的发明创造来。
  
  在历史上,哪里还有过一百万大军,它的兵员和武器的补充都是取诸敌人,并因之而在二十年中不断地壮大起来呢?毛泽东微笑着告诉我:“蒋介石的士兵是很好的士兵。他们欠缺的只是一些政治训练。”哪里有别的人,像毛泽东那样,注意到敌军中的农民士兵,并认为必须引以为朋友呢。今天,南越解放军也理解到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了。
  
  一九四七年年初,我乘搭美国最后那批飞机中的一架离开延安。当时,毛泽东提醒我说:“你务必马上离开这里了,否则就会断绝了退路。你是不能跟着我们走的。现在,你已经有了关于我们的全部资料,可以带回去发表了。当我们再次同世界取得联系时,你是可以回来的。”毛泽东认为,这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
  
*  *  *

  
  当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我认为,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愿意在其中安身立命、以终余生之所。这有许多理由,基本上是因为,在延安同别人交谈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头脑也在开展。我说过:俄国人现在专心于建设大俄罗斯,但俄国不是我的祖国。而中国人至今还是从世界革命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我是附着在其中的,因为世界是包括我的祖国在内并凌驾我的祖国的。
  
  我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就动身要再访中国了,当时认定这一次可能永久定居中国了。但抵达中国时却晚了十年的时间。
  
  首先,在莫斯科等待领取到中国东北去的苏联出境签证,就阻了我五个月的时间,其后,俄国人把我当作“间谍”逮捕了,并经波兰把我驱逐回国。在从那时起的六年时间中,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不愿和我说话。一九五五年,当莫斯科宣布我无罪,说对我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时候,我重新同中国取得了联系,并再次接到了中国的邀请,但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却拒绝给我签发护照。就是为了取得离开美国的护照,也花了我三年时间去进行法律斗争。一九五八年八月,我终于抵达北京。
  
  我找到了我希望作的工作样式:那就是为我的美国同胞报道中国革命的情况(特别是为那些美国人,他们掀起了日益高涨的新斗争,以及对今天威胁着全人类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事);此外并为世界上对中国革命感到兴趣的其他任何人作出报道,看来,这些人在数量上已大大增长了。因为我现在用六种文字印发的《中国通讯》,它销行所及的国家之多,那是我没法一一往访的,它销行所及的民族之众,也是我未之前闻的。我也发现到,这里的生活条件和旅行条件,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使我那怕是在八十之年也能找到材料进行写作。我找到了过去在延安使我受到激励的同样的友爱和明确的思想。
  
  除此以外,我还超出预期地发现到:我的作品读者之广大,是我前所没有的,他们其中一些人生活所在的国家的名字,我以前几乎没有听到过,在那里,进行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人们希望了解“中国的方法”。因为北京也是世界的中心。
  
  当我请求中国朋友让我留在北京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中国人民比谁都更加了解怎样去对待人。我需要学习和写作。”我现在依然是在学习和写作,并预期着这样继续下去。
  
  (向江天译自英文本《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序言)
  
  原载香港《大公报》

  中国的巨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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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八十岁愿意住在北京

  
亲爱的一九〇五年级级友(注):
  
  如果擦一下阿拉丁的神灯,或者,打开一张神毡,就能够使我出现在你们中间,然后,又使我重回北京,那末,你们会立即与我相见。但美国国务院的愚蠢规章可能阻止我回来。既然我不能先后分住两地,我选择了北京。你们想知道这个道理吗?
  
  理由很多,而且适合于各种年龄;我可以用它们写出一本书来,但是你们不会看它。我不打算从中国的儿童说起,虽然他们是世界上最健康、最愉快和最有教养的。我只将理由限定于自己提出那些适合八十岁和八十岁以上的人——也就是我们级友。中国对于老年人有些什么特殊表示呢?
  
  一、中国给我们以特别的尊敬和权利。
  
  二、中国给予我们以展开新事业的机会。
  
  三、中国提供一种最好类型的“退休”。
  
  四、中国使我可以预期长寿。
  
  一、在美国的老年人只享受很少权利。我甚至不能指望在拥挤不堪的地下火车中获得一个座位。因为现代的武士们只向年青的姑娘献殷勤。但是在北京,我刚刚踏上无轨电车,就有人叫喊:“给这位老太太让个座位。”如果我提出反对意见,表示我不过是上来歇歇脚,下一站就下车,可是这种几百年相传的敬意不听我说的一套。我带着谢意坐在最好的座位上,到站之后,司机停着车,乘客们帮我下车。
  
  这些并不是外国人,而是老年人的权利。一位中国老太太来看我的朋友,路上正遇见大游行队伍,街上不许任何汽车或行人通过,她就坐在三轮车里,同交通警察讲清楚,交通警察就协助她过了马路,正如一位老人家去访友时,所需要的帮助一样。
  
  二、在美国,许多工厂工人在四十五岁时被解雇;脑力劳动者在六十五岁“被迫退休”。谁敢希望在五十岁以后展开新事业呢?我在洛杉矶寻找这样的社会中心,结果失败;我甚至曾经试图创建一个。我在北京找到了它。
  
  不论从旧从新来说,北京是世界上气象万千的首都。七八十个国家的外交家和代表团来来往往。各种形式的宴会,或是私人宴会,或是大会堂举行的五千人大宴会,都是时常举行的。
  
  我觉得,从七十二岁开始的事业,可算作是个事业了。
  
  三、在洛杉矶我知道我必须赶快找寻一个退休的地方。一等到我已不能再开汽车,或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的确需要这样。我知道,在美国,退休最好是住在由一些宗教或教育团体管理的供老年人住的一所屋子里,在这些地方,同样心境的人买一所房子来住,大家共用一个中心大楼,那里可以举行宴会、开演讲会、玩扑克牌。我自己曾经想到由史蒂夫.弗烈茨曼唯一神教会所经管的“日落厅”。那里只有一个缺点,住的都是老年人。这必可能是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都有同样的需要。但他们都已在向着死亡的路上走。
  
  中国的生活方式是几代人同住,这考虑到大家的需要。我们住的和平委员会的院落,住着五十个成年人,起码有五十个儿童,特别是在周末,当在幼稚园上学的儿童回来的时候。这些儿童叫我“奶奶”。其中四个常常到我这里玩,特别是我的秘书兼翻译的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七岁,常常到我的屋子来,在我客厅的地毡上翻筋斗,吃我的饼干。但他们绝不是不请自来的,假如我厌烦他们,他们的妈妈立刻就把他们带走。这是并非出于职责上的愉快的接触,但充满希望,让我接触到中国的在成长中的生命。我明白,为什么乡村的人民公社把敬老院设在幼稚园、托儿所的旁边,让没有儿子照顾的老年人,可以给村里的儿童讲故事,而年轻的生命也使他们感到开心。我以为这种几代同住的乡村,要比美国加州的退休住所好得多。
  
  我永远不会忘记玛妮雅.雷丝。她在一九五七年到了北京,几年之后患癌症去世。几十年前,她曾经是美国共产党的创立人,进行过许多次意识形态的斗争。后来,她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一九五七年,她已经觉察到赫鲁晓夫的政策不对,并且不同意这些政策,她选择了中国的看法。她因此到了北京,她担任修饰英文翻译的工作,不久她病了。在医院动了一次手术,住了许久之后,显然,癌已经散布到全身,她不能再活多久了。在临危的几个星期,她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有一个护士照顾。她服一种能够大大减轻疼痛的药品,因此她可以作正常的社会接触。陈毅外长,还有周恩来总理,曾经分别到她的寓所探望她,就在这个时候,和她合作的同事,从附近的屋子进来,告诉她关于中、苏关系的最新的、以及还没有发表的情况。中国领袖们,用时间和关怀,使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在政治意识的洪流里自始至终如此。
  
  我们能想象,约翰逊总统和腊斯克国务卿,对于一些因忠于美国的意识形态而到华盛顿,并且担任了一两年修饰翻译的工作的外国人,能够这样费心事么?这样问就是嘲笑他们。玛妮雅的殡葬仪式很隆重,遗体安葬在烈士公墓,墓地就在史沫特莱女士旁边。只有在北京各报发表她的殡葬消息之后,美国共产党报纸才报道她的下落。
  
  四、最后我以为,由于住在中国,我对于长寿的希望增加了。我不大相信朋友们对我的溢美之词,他们告诉我:我越活越年青了,虽然我知道,一年前从美国来北京的另一位女士,现在外貌比以前年轻了。我知道,我到北京时还拄着拐杖,从那时起我不用拐杖了;我曾经担心过突起的静脉曲张,可是现在再也没有这种现象;我在六十至七十岁期间所患的严重关节炎已经不再复发,除了在天气恶劣的时候肌肉有些轻微的不自在。对我的朋友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改正了我的坏脾气。对付这种坏脾气,中国人不是同样地发脾气,而是用颇为令人惊异的接受,仿佛他们认为坏脾气是老年人的毛病。这种对付方法,比你们可能想象的还更有阻止的效果。
  
  这些在健康上、脾气上的改善,有多少是归因于中国,我没法知道。但一位医生告诉我:我对长寿的希望比几年前增加了。至少,一部分必须归因于中国的平和的生活方式,归因于和建立在信任与安详基础上的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与进步的社会生活的接触。
  
  五、我仍然希望,在我还没有太年老以致不能旅行之前,美国国务院和政府一般地能够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让我可以回到美国,参加奥伯林学院的校友聚会,在洛杉矶唯一神教会教堂演讲。但在目前,趋向似乎是走向另一方。约翰逊对北越的愚蠢的轰炸在继续增加,并向北方推进,而且还可能推进到中国。
  
  不仅美国向中国挑衅的事件在不断发生,而且,约翰逊的谈话说,他个人已下令轰炸北越,直至炸到最后的一所“小房子”为止。但约翰逊不是万能的,任何政府,不论是疯狂的或者是独裁的,都不能在真空里活动。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的压力有重大作用。曾经发动轰轰烈烈的四月十七日大游行的“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的会长,是保尔.波特,他是奥伯林学院最近一届毕业生,对此,我向奥伯林学院祝贺。假如那一位校友能写信给我,我极想知道在那次游行和目前正进行的类似事件中,奥伯林学院担负了什么任务。因为这些是从奥伯林的伟历院史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这是争取人类的伟大价值,甚至反对政府统治的历史。
  
  只有用目前在美国进行着的行动,才能迫使美国不会继续进行对外战争。但假如万一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中国,那末,正如我在第二十九号通讯里所写的,当轰炸到来的时候,我车可住在北京,而不愿住在美国。我以为这里的人民是比较不会神经过敏的。这有助于认识你们的事业是否正义。中国的领袖是比较安详的。因为,在人类和历史看来,罪过将是在华盛顿这一边。但愿这样的事件不会发生。
  
   注:这是斯特朗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写给美国奥柏林学院一九〇五年级级友会的一封信。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三十四期)
  
  (原载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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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谈“纸老虎”追记

  
  毛泽东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是一九四六年在延安对我讲的,现在,这一谈话既著名,又具有历史性。在这些年月里,它照亮了世界革命的进程。因此,追述一下这次谈话背景的详情细节,是有好处的。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到延安去的时候,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是它的一部份)结束刚满一年。
  
  在中国,在蒋介石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之间,形式上停战的情况,当时继续保持着,但是,蒋介石频繁地破坏停战,甚至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军队也持续不断地袭击共产党人。美国官员所持的态度是。中国要在蒋介石的支配下统一,而共产党人则应该放弃他们自己的军队,共产党作为一个少数党而存在。停战协定签了字,这就是广为人知的“马歇尔停战”,因为马歇尔也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并在北京设立“执行部”,由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美国人担任主席。其目的据称是为了调处已经发生的武装冲突。为了这个目的,“停战小组”在华北和东北差不多四十个城市中建立起来,由美国军用飞机同设在北京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联系。
  
  华盛顿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同蒋介石缔结条约,取得它对整个中国的控制。他们利用停战,用船只和飞机把蒋介石的军队运送到华北和东北去,运送到能够最容易地进犯华北解放区的地方去。他们用飞机对四十个中国城市的联系,是不受任何中国管理当局的节制的;他们可以在飞机上拍摄全中国的地面照片,远达齐齐哈尔。美国反动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控制中国的资源,他们指望再开发五十年,藉此发财致富;而且正如魏德迈所透露的,他们要利用东北和新疆的军事基地来反对当时的苏联;此外,他们还预期着利用几百万中国军队,充当将来战争的炮灰。
  
  一九四六年年初,由于存在着停战的情况,“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飞机可供新闻记者使用。因此,我能够从旧金山飞赴上海,从上海飞赴北京,再从北京飞赴华北各地的解放区。当时,大部份华北解放区,还没有为外面的任何人访问过。
  
  我是在一九四六年深夏飞抵延安的。访问其他解放区完毕,我在十月间回到延安去,并在那里度过一九四六——四七年的冬天。在我访问延安期间,过去十多年间确立下来的一切活动,依然继续进行着。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毛主席和朱德以及中央委员会其他许多成员都住在这里。此外,它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它是一个文化中心,延安大学设在这里。这里还有一所纪念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国际和平医院。延安出版着《解放日报》,有一个广播电台和一个剧院,古典的和现代的奸京剧就在这个剧院上演。这些设备条件十分简陋。
  
  交通条件的简陋,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我同毛主席的第一次谈话,由于延河上流谷地大雨,引起河水上涨,因此谈话不得不延期举行。延河平时是一条小溪流,河水之浅,连小孩子也可以轻易地涉水走过去,但是,下了一场急雨,就会造成滔滔洪流,水流之深和猛,足可以翻掉一辆卡车。因为毛主席住在延河对岸,同时又没有可供汽车行驶的桥梁,因此我要等到第二天才去。第二天我是乘卡车到毛主席住处去的,卡车在延河里的飘砾转石上颠簸着前进,来到了杨家岭,这里是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再往前行,卡车在挨近一条陡峭的山路的地方停了下来。于是我们在包米秆和番茄蔓之间攀越而上,来到一个宽阔的粘土台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陡峭的山边开着长长的一列窑洞。其中四个就是毛主席的家了。
  
  在平坦的粘土地坪上,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谈话,由午后一直谈到夕阳西下。谈话开始以后不久,我注意到,离毛主席居住的窑洞顶端大约二十公尺山上的草丛中,有人在活动。由于胡宗南的飞机曾经在毛主席早些时候居住的窑洞附近扔了一个小炸弹,因此,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派驻了哨兵来看守主席的住处。因之我问道:“是谁在那上边?”
  
  毛主席回答说:“是另外一户人家。他们的孩子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就是这样,我上了有关人类好奇心的相对性的一课。原来,山上的人注视着的正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毛主席是他们的邻人,他们同他在山上共种一个菜园哩。
  
  我很少看到有像毛主席那样极好地适应环境的人。看来他不要求与人隔离,他所需要的工作环境的清静,是由尊敬他的邻居给他提供的。山上的小孩子向下面凝视着,可是他们不喧哗吵闹。他的小女孩,虽则逗着爸爸爱抚自己,但她无意分散他同我谈话的注意。
  
  毛主席穿着通常那套深蓝色的棉布衣服,它只是比别人的整洁些罢了。毛主席举止安详,态度亲切。他说明事理,充满了形象,而当他微笑的时候,脸部发光,常常发而为生动的幽默,但他有着一对洞察幽微的眼睛。
  
  我们的谈话顺利地进行着。译员翻译得很好,而毛主席时谈吐又是那么富于表情,因之我感觉不到存在着什么语言障碍。他的思想一下子就掠过了整个世界,包括许多国家和时代。他首先问我关于美国的情况。对于在美国发生的许多事情,他的消息比我还要灵通。这是教人惊奇的事情啊,因为我早几个星期以前才离开了美国,而二十年来,毛主席同外界世界甚至连一次通信联系也没有。可是,他规划见闻知识的输入,一如规划战略那么周详。延安的广播中心收听世界的消息,并作了分类提要,供中央委员会使用。在“军事调处执行部”提供飞机同北京维持短暂联系期间,延安利用它把许多国家的书报运进去。主席对世界事件的知识是很完整全面的。
  
  在我尽力回答了毛主席问的有关美国的问题以后,我才提出关于美苏战争威胁的问题来,从而开始我们的谈话,这篇谈话现在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主席说,目前的战事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美国反动派确实梦想消灭苏联。他们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接着必须把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控制下。美国反动派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的领土,通过英国、法国和中国,才能进攻苏联。因此美国反动派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他指出,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已经控制着十分广大的地区。
  
  毛主席给我们安排的餐食很简单,但很可口,许多菜是用成熟的番茄、洋葱、蚕豆和胡椒做的,这些大都是他们在山边菜园里种的。餐后食品是“八宝饭”,它有四种佐料:花生,胡桃,主席园子里种的梅子,以及朱德居住所在的延河上流枣园种的枣子。
  
  我们喝着清茶,继续谈话。毛主席的直截了当的话语,他的广泛的知识,鞭辟入里的分析,以及诗意的形象,使得他的谈话非常激动人心,而这是我过去同别人谈话所从未感受到过的。在谈到从蒋军那里缴获的美国武器的时候,他把这叫做“输血,美国把血输给蒋介石,蒋介石则把血输给我们。”……在谈到美帝国主义的时候,他运用了许多比喻。……他曾经说:“它是历史上最强的,同时也是历史上最弱的。摩天大楼高是高了,但地基是动摇的。”在另一个时候,他又说:“美帝国主义变得茕茕孑立了;它的许多朋友非死即病。甚至是盘尼西林也救不了它们了。就在现在,许多反动派给致命之症弄得日益虚弱。”
  
  “纸老虎”的比喻,就在这次谈话中使用的。对于这,我印象特别深。这不仅是因为使用了这个比喻,而且还因为毛主席能够纠正这个词的翻译。当他最初说反动统治者都是纸老虎的时候,译员把“纸老虎”这个词翻译为英文“稻草人”。毛主席随即中止谈下去,要求我告诉他英文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那是形状像人的东西,农夫把它放在田野里,用来把乌鸦吓定,毛主席听了,马上对这个词的翻译表示不满意,并说这不是他要表示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用来吓乌鸦的死物。它是吓小孩子的。看起来,它像是一只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用纸做的,潮湿了,它就变软了,大雨一下,它就给冲走了。
  
  说完这段话后,毛主席用英文说出了“纸老虎”这个词,其他的就用中文讲出来。他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希特勒也是给历史的暴风雨吹走了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它们都是纸老虎。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遭遇都是这样。帝国主义者的力量何在呢?只是在于人民的不觉悟。人民的觉悟是一个根本问题。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共产党是真正有力量的,因为它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
  
  当毛主席陪着我下到山边停放卡车的地方的时候,差不多是午夜时分了。我们道了别。我乘坐的卡车顺着坡儿开,驶进延河,溅着水前进,这时,毛主席还站在坡道上目送。这时候,星光灿灿,照射着荒芜而黝黑的延安的群山。
  
  在我逗留延安期间,毛主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纸老虎”这个已经用了开来的譬喻。
  
  在延安,最阴沉的一天,是听到了马歇尔已经给了蒋介石估值二十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消息那一天。这戳破了美国说的希望避免中国内战的一切假面具;美国此举是直接怂恿蒋介石继续拼命进攻解放区。这个消息是毛主席亲口告诉我的。这一次他对我说:“我们终归是依靠蒋介石的军队。我们的一些士兵牺牲了,可是我们也俘虏了敌军,并且有一些敌军向我们投诚。这样我们前进了。”
  
  当时,我说了一些由联合国斡旋中国内战的糊涂话,但是毛主席摇着头说:“联合国是不可靠的,只有蒋介石的军队才可靠。”他微笑了一下,接着补充说:“蒋介石的军队是很好的军队。他们只需要一点政治教育……”毛主席的战略是有自信的,因为在来犯的敌军中,他看到了长期受到压迫的中国农民,这些人不可能永远是敌人,而是必能把他们争取过来。根据我的印象,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再度谈到了纸老虎,只是我不大确定。
  
  然而,对于在延安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谈话,我的印象却十分鲜明,在这最后一次谈话中,毛主席又提到了纸老虎。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当时延安的人差不多都撤退了。三个月来,胡宗南的军队一直袭击边区的前沿防线。那时候,延安的大部份活动都“分散”了,这是共产党人擅长的一项战术策略,并且常常使用。作家、音乐家和文协的其他成员,都到各地去组织冬训班和参加土地改革,配合农民获得前线消息后的撤退,延大的学生深入农村去。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半数人员都离开了延安,另外建立工作基点。银行也搬走了,甚至银行的窗子的大玻璃板也除了下来,埋在地下,以避免敌人的破坏,到将来有一天可以再挖出来用。同样,中央委员会食堂里的木桌面也掩埋在地下,以备以后需用。妇女和儿童疏散到北边的深山中去。
  
  到了后来,胡宗南的美制飞机飞到了延安的上空,窥伺着,飞得低低地。中央委员会已经拆掉了它用的窑洞,搬到大约十五公里外北面的陡峭的山里去。我知道,我很快就要乘搭最后一架美国飞机离开延安了。在我乘搭飞机离开的前一个晚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傍晚回到延安来(由于敌机骚扰,白天不能走路),观看一出关于土地改革的新戏剧,上演这个戏剧的剧院后来很快就被毁坏了。周恩来派人来叫了我去,就是这样,我最后一次到了这座剧院去,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我完全忘了当时是演什么戏了。我只记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当时坐在前座第一排,由于剧院里没有暖气设备,天气又十分寒冷,他们都把手伸到烧炭火盆上去取暖。
  
  后来,别人领着我走进一个空荡荡的窑洞去。年青的勤务员搬来了橙子和一张桌子,并端来了茶、瓜子和蜜饯花生,用来开告别茶会。毛主席对我说,我一定要乘搭第二天早上的飞机离开延安了。因为如果我逗留更长一点的时间,那末,我就会长期同外界隔绝。我不能随着他们上山去。但是,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一切情况,掌握了解放军据以战胜蒋介石的战略情况。我一定要把这些消息带到世界上去。毛主席说:“当我们再和世界有来往时,你是可以回来的。”他认为,这大约需要两年时间。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时间还要短些。
  
  我把一封由纽约寄来的信交给毛主席看,这封信是我第二天离开延安时乘搭的那架飞机带来的。这封信充满了紧张和忧虑。我的朋友在信中写道:“进步分子影响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为使自己平安逃脱而斗争。我希望中国的共产党人对美国政府可能作的事情不存幻想。”
  
  毛主席微笑了一下。他是不存什么幻想的。可是他认为,美国的进步分子是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反动派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民主的力量了。他说,这是美国进步分子的一个精神上的弱点。
  
  他继续说,美国反动派有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它一定要去支撑全世界的反动派。而如果它不去支撑它们,它们的房子就要倒塌。这是一所用独木柱支着的房子。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正是美国人民才是强大的,他们有着持久的力量。
  
  在午夜,态度亲切的勤务员把清茶和蜡烛带进窑洞来,在征程中,毛主席现在只在这个窑洞停留一个晚上。这时,我想到了纽约那位朋友,他住在有暖气装置的楼房里,尚无被投入监狱之虞,死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他对美国反动派的活动却感到担心。接着我想着毛主席及他的中央委员会,顶住了蒋介石四百万配备着美式新武器的军队的进攻,而共产党人甚至连高射炮也没有哩;现在,他们要离开延安,在冬夜里进入陕北的丛山中去了,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力量是那么具有信心,他们对于怎样去解放和组织人民的力量的分析是那么具有信心,因此,他们好整以暇地谈论着回到延安来的大概的日期,并给我居住在纽约的那位朋友传达了安慰的口信:不应该太害怕美国反动派。
  
  我凝视着毛主席的面容,当他议论着世界的前途的时候,他的面容显得舒泰而有信心。
  
  今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风雷激荡全世界,为的是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被压迫人民,相继站立了起来,而每一个站立起来的新国家,都是对其他国家的一种帮助;为的是不管五角大楼怎样有势力,它也没法同时向全世界人民动手。这并不是一场轻易而简单的斗争。帝国主义有着多面性;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一种政治形式的独立,然而,它们发现自己在经济上给套上了镣铐。如果人民依旧采取守势,为独立幻想所欺骗,或者希望别的国家会去解救他们,或者害怕帝国主义老虎,那末,他们就依旧要被镣铐拴住。但是,哪里的人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而他们的领导人又发展建立在人民利益基础上的健全的战略,那末,他们将发现这只老虎真的是一只纸老虎而已。
  
  这是我们现时代的伟大真理,毛主席关于纸老虎的谈话,把这个伟大的真理表现得明明白白了。
  
  (向寥廓译自英文《中国建设》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
  (原载香港《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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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这是我今年(一九六六年)夏天最后的一期通讯了。在写完这期通讯后,我就要开始度假,直到九月再写。
  
  目前,在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现在来写文化大革命显然是太早一些的,因为这场革命要求人们在思想上所作的变化,需要一、两百年才能完成。那怕是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的直接改革,起码也需要六个月时间。与此同时,每天都出现非常重要的新发展。六月十三日就是一个例子,当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废除现行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并把今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以便制订新的招生办法。
  
  因此,在历史上首先推行科举考试制度的中国,已决定破坏这个制度,原因是这个制度今天已成为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一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障碍。这场革命对于中国的参加者来说,很明显的是人的思想的改造和一个世界的创立。
  
  西方报纸说,这是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或者是“整肃知识分子”。初时,他们说毛泽东在病中没有参与其事,但是后来又恍然大悟地说,是毛泽东领导这场革命。六月十三日《纽约时报》的标题是“毛泽东指挥这场大整肃”;该报甚至一字不差地引述中国报纸的一些词句;这些词句按《纽约时报》的解释当然是不伦不类的。因为该报把它看成是暴力事件,而北京方面是完全从历史关系来看这个问题。《纽约时报》引用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历史空前没有过的”这句话。确实是这样,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民能不能巩固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或者倒过来说,资产阶级残余能不能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对年青的一代的影响,最后使资本主义复辟。
  
  这场斗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中国人已经指出在过去,历次的革命成功后,就会出现篡夺者,夺去革命的果实。在英国,克伦威尔杀了查理士一世之后,似乎再没有什么忠君的情况存在了。但是二十年后,查理士二世竟然连一支对抗革命的军队都用不着便又登上王位。直到今天,英国还保留许多封建的架子。在法国,革命让位给拿破仑帝国,从此法国革命的道路就更困难曲折。在美国,独立宣言的美妙的词句不一会儿就被制宪议会所代替。制宪议会立即制定“对群众的治权建立起阻止和抵消”的宪法。后来,美国国内战争,解放了黑奴,甚至让他们参与政府,但是在不到十年,他们又遭受一种新形式奴役。
  
  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要巩固社会主义的革命就更困难了。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剥削阶级的改朝换代而已;把封建地主变成工业资本家并不怎样困难。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同了,它必须取消一切剥削,一个有贪得无厌的习性的人,如果不是在动机与习惯方面深切改变,是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
  
  凑看,中国人又看看苏联,他们认为他们也察觉那里已发生同样的背叛革命的情况;在列宁领导下取得的国家的权力,被新兴的官僚阶级夺去。苏联,在列宁领导下,使十月革命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这个国家通过一次宫廷式政变把权利奉送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时有朱可夫和武装部队的支持,以七对四的多数票推倒了政治局——后来,赫鲁晓夫本人又在同样的诡计下被推翻。中国人对苏联并没有带着任何的敌对的想法。可是,眼看着曾经付出数百万人的生命,而又是数以亿计的人们所期望的革命,背离了革命的道路,并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官僚资本主义、讨好帝国主义,这是十分可怕的。而这是中国人相信他们所看到的的确是这种情况。
  
  因此他们问,我们的国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他们十分清醒地回答:“是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两年,列宁就说过,资产阶级被推翻之后,它的反抗力量增加了十倍,它的力量比推翻它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更大,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钱、有知识和有掌权和行政的习惯,并与外国资本有着联系,同时,更因为人们思想中有一种习惯的力量,他说,这是十分可怕的力量。直至人民思想和习惯发生了变化,革命才能获得保证。
  
  中国人放眼国外,也发现这就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所指望的就是在中国的复辟。腊斯克曾公开说,他的指望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为了加速演变,腊斯克对中国采取一个新的口号:“遏制而不孤立”,而且开始列出记者、医生、学者等人的名单,说明可以发给他们前往中国的护照。这是一种对待被禁在牢狱里的人的作法,由看守他们的人派出入去访问他们,予他们以“遏制”,为的是改变犯人的观点。这也就是腊斯克要软化中国使中国接受的建议。他甚至说,对苏联既然可以行得通,对北京又有什么不可以。
  
  因此,中国是警惕了。中国人详细研究怎样应付。这就是他们说“文化革命”是“一个生死的问题”的理由。
  
  预料他们怎样做?目前只是行进的开始,但是有几点是明确的。
  
  一、他们以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中国人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毛泽东的著作在今天的中国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形式。
  
  二、他们要求七亿中国人成为每一种制度、每一种行动以及对过去每一种传统的批评家。
  
  三、他们对中国人民说:你们掌握国家的权力;要使用这种权力来保护你们的土地和你们的子孙的前途。不论你们在学校里,在小说中或者在电影上,或者在各级的党的本身,只要你们发现威胁到社会主义道路的什么权威或势力,一律把它们扫除。
  
  四、这种扫除不是斯大林时代那种用杀来进行整肃的办法。甚至连监禁的办法也用不着。它是在大辩论中通过公众的批评进行的。大辩论是中国人所使用方法。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文化和教育机构以及与青年有关的政策机构。
  
  五、最后,这一次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来进行的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指导的。这是他对他所领导了四十年的革命的无上的贡献。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四十期》
  
  (原载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香港《大公报》)

  中国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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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每个人都同意今年(一九六六年)的国庆活动“不寻常”。
  
  上午十时整,毛泽东和其他的领导人来到城楼上的观礼台,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红卫兵和少年先锋队员手中的成千个小红汽球腾空而起,千千万万只手挥动着鲜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来自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的一千六百余名外国朋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门楼两侧的站台上观看着这样的情景。
  
  闭幕仪式和十个祝贺讲话紧凑地在一小时十五分钟内结束了,上午十一时十五分游行队伍的先导走进了广场。
  
  我并没有试图每次站立超过几分钟,幸好天安门城楼上提供了很多休息的地方。我小心地把椅子放在柱子挡住的荫凉处,但是就在这里,受太阳光照到的地上反射出来的热度也高达华氏九十多度呢。我惊叹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热的阳光下,也赞叹他不断向游行群众挥手致意的精力。
  
  群众坚持要求毛主席在场,如果他离开观礼台中央仅是短短的一刻,游行者就会停下来,等着他重新出现。有时候,他离开了一会儿又回到观礼台上时,已经走过天安门的有些游行者还要往回跑约二百码。其他省份来的学生或红卫兵期望见到毛主席,他们从新疆或广西千里迢迢而来,绝不会为了维持游行队伍的秩序而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他们的要求使得毛主席不仅大部份时间站在观礼台的中央,并且还不停地挥动着高举的手向他们致意。
  
  不久,我清楚地看到他还有另一个吃力的任务。有四批人享有离开游行队伍的特权,来到天安门城楼上见毛主席。约一千三百名优秀的工、农、兵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其中有头戴铝盔的三二一一一钻井队的工人,毛主席在他们走过的时候赞扬了他们。另有外地来京的一千名红卫兵代表,其中很多人在走近毛主席或跟毛主席握手的时候高兴得跳了起来。毛主席在东台接见了一大批解放军的“积极分子”,又在西台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少数民族代表。这四大批代表得到了特有的注意,也有机会握手。同时,更大规模的游行仍在进行。
  
  还有更小的团体也受到了注意。至少有两次,外交部长陈毅把来访的外国朋友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带他们到大客厅里,简短地谈谈话,然后在强烈的弧光灯下一起照了像。经过四个多小时这样繁忙的活动后,毛主席还是在精力充沛地活动着,甚至于还走了额外的路。
  
  毛主席从东台走到西台的时候,我当时站在人群的后面一点,没想到他会走过来跟我握手。他用英文问候我的健康,我回答说很好,我问候他的身体健康,他也回答说很好。他走过去的时候,指着一张椅子说:“请”,要我坐下。然后,我看到毛主席几次走出他该走的道,与他在人群中看到的熟人握手致意。他认人的记忆力很好,他看远距离或看近距离都不需要用任何眼镜。在他往东台走去的道上,又与一位身穿军装的外国将军握了手,后来与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妇女打了招呼,她似乎和我一样也没有想到会受到毛主席的注意。
  
  毛主席并不是连续地站着的,有时,他与别人一样,走进大厅里休息片刻。他会找一张靠边的椅子坐下,脱掉了上衣,坐在椅子里,完全放松地休息最多五分钟。他的四周都是人,但还并没有打扰他的休息;他似乎已经锻炼自己在短时间里取得最大的休息。他起来的时候,手并不扶宽大椅子的扶手,很轻快地站了起来,很少人可以从软椅里那样站起来的。
  
  虽然我白天在天安门城楼的屋荫下站了好大半天,起先觉得很累,无意再回去看晚间的焰火了,但在休息了几小时,又喝了点咖啡之后,我还是决定去,因为那焰火是值得记忆一年的。
  
  我深以为毛主席晚上是不会来的,他在这又长又热的一天里一定很累了。当我看到周总理在广场上的群众中行进的时候,我说:“他可能是在告诉红卫兵今晚不要等着见毛主席了,毛主席累了,已经去休息了”。因为我的许多朋友比毛主席要年轻,都感到累而去休息了。话刚说完,我们却看到毛主席就在门楼下面,跨着稳健的步伐,走过金水桥,进入群众中去。后来,他在桥边席地而坐,周恩来坐在他一旁,放第二阵焰火的时候,他们正在和群众谈话并握手。其后,毛主席从中间那座桥上走回来,走上了靠西面的另一座桥,以便同广场中另一部份群众谈话。
  
  我忽然懂得了那些十几岁的年青人挥动小红本子,整天向他欢呼,对毛主席表现的热爱,并不是单方面的热爱,毛主席也热爱那些十几岁的年青人,喜欢同他们在一起。
  
  他在他们的年龄的时候也已是一个革命者,在他们身上,他看到自己革命的青年时代,现在这样的青年已经是以百万计了,他还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几年以前,他不是向中国学生这样说过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第二阵焰火停歇后,我就看不见毛主席了,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回到了门楼。我站起身,准备走了,因为通常只放两次焰火,时间已是九点半了。所以,当我们沿着前面的平台走向电梯的时候,赵风风突然说:“毛主席就在那里,在澳大利亚希尔同志那一桌上。”我感到很惊奇。他果然是在那里,他在离我几步以外台阶下面的平台同我刚才坐的一样的一张桌子旁,焰火过后黑蒙蒙的几乎看不见。
  
  我没敢走下去打扰,但我停立在一小段台阶上面,那台阶接连着平台的三层。由于毛主席看来似乎常常走动,他下一次很可能走到我站立的台阶上来。这一回我猜对了。还不到一分钟以后,他告别了希尔,走上了台阶。我正把我的红色的小“语录”本印有他的相片的一页打开,等着他。
  
  我问他:“你是不是愿意在你的照片上签个名?”毛主席拿了书,签了名。我在那时很惊奇地注意到,虽然周围有许多解放军,看来谁都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制止那些想走近毛主席的人。
  
  我还有时间在他签名的时候问他:“你一定很累了吧?”我真是这样想的,不仅因为我自己很累了,而且因为比我年轻得多、比毛主席也还年轻的人都很累了。
  
  他说:“不,我不累。”说完他就走开了。
  
  所以,我的答话没有跟他说,而是对着空气说的。我激动地说:“噢,他还可以再活五十年。”
  
  毛主席不仅是“七十二岁还很健康”,而是:“很健康,别无他言”。他身体力行了他给别人的忠告,进行锻炼,其中包括长距离游泳。他将能再活几十年,精力充沛地从事他尚待完成的一切工作,甚或直到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的长期对抗的结束。
  
  一年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开始在我的头脑中串联起来;美国从南方的侵略不断升级;中国共产党直截了当的声明,它将不再与以苏共领导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采取联合行动;文化革命和红卫兵;在教育方面的新讨论中提出的理想,要造成亦农亦学、亦工亦军的人材。毛主席自己做到了这一切,中国人民也一定要做。
  
  我也认识到他们为什么要给予他各种称号以及为什么人人都读他的著作。我并不自以为知道毛主席将以什么形式进行领导;我记得他在一九五八年放弃了政府的工作,因为他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但毛主席本人看来将规划和领导今后几十年的反帝斗争。我想他确实可能把这些都搞完,甚至包括一场核战争。
  
  我还认识到为什么今年的国庆有五个外国人讲话,其中没有一人是代表政府或任何执政党的,而是代表四大洲的革命运动;最后一名讲话人就是美国黑人革命家罗伯特.威廉。我还认识到,中国用世界上大多数种类的语言,出版了几千万册毛著作,为什么不是偶像崇拜或“个人迷信”。
  
  中国在其悠久的历史上曾对人类作出许多贡献,指南针、纸和印刷术、磁器、丝、火药。今天,中国有许多新的社会贡献,有工业或农业的发明。但是我们正面临着全世界的反帝革命,四十年来毛主席已经发展了这个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个革命就是我们现时代的革命。毛主席不但是中国的领袖,毛主席及其关于革命的著作是今天中国对人类的最好的贡献。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四十二期)
  
  (原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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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的长征

  
  青少年们,不用父母照料,自己选择目的地,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旅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如此多的人一下子涌往北京旅行,而北京却处理得如此妥善,这也是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去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从那一天起的三个月期间,他接见了由中国各地前往北京的一千一百万名革命师生。到十一月底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一个市区人口只有约四百万人的城市,竟要接待超过三百万名的来宾的食宿。在北京的每个单位的机关都要腾出它们的办公室和房舍来接待外来的客人。尽管运输卡车和公共汽车是如此的挤迫,但事实上却是非常有秩序的。红卫兵们并没有携带武器,他们的原则就是用大胆批评和讲道理的方法去取得胜利。
  
  这种大好形势主要是由于本着鼓舞这些青少年的严肃目标所造成的。军队、党、政机关发动了十万名男女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去帮助这些青少年和北京联系,而并非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惯于对学生示威采取压制的手段。这十万名男女人员帮助去搞首都所提供的粮食分配和交通运输工作、医疗工作,和有时对来自南方的学生分发御寒衣服和鞋等,因为那些来自南方的学生可能是穿着凉鞋来到北京的。人民解放军代表与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同食同住和一起旅行,指导他们在检阅时列队行进。
  
  其他在金钱上富裕得多的国家,能够对一千一百万名一心一意去了解他们的国家,去见他们的领袖的学生,负起免费食宿的责任吗?其他国家的城市能够如此有条不紊地接待这样多的青少年客人吗?
  
  在十一月底宣布毛主席要到明春才再接见学生之后,这种免费乘车串连的措施才告结束,除了对那些返回原籍的学生仍然实行免费乘车外,其余的就全部取消了。因为现在需要火车来运输粮食和工业原料。不过,那些青少年是可以用步行的方式来串连。
  
  红卫兵们已经开始了“长征”。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他们双手举着旗帜,背着背囊步行到全中国各地。他们通常是由几个同学联群结队,但有时许多学校是发动较大规模的长征队伍的。此外,在全国各地沿公路的地方,都由省和县组织设置了无数接待服务站,以供长征队伍住宿。
  
  究竟这种长征的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引述了在各处都可遇见参加长征的青少年的答复。
  
  他们说,他们长征是为了“交流革命经验”。他们到远的地方长征,不怕艰苦不怕疲劳地去锻炼他们自己。他们不惜登山涉水去认识他们国家的地理。他们步行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革命圣地井冈山和延安去学习中国革命历史。他们和那里的人以及革命老人谈论中国过去的革命。他们许多事后写道:“我这次旅行一个月所学到的,比在学校全年所学的多得多”。
  
  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在长征的沿途都千方百计多做“好事”。他们在需要劳动力的公社留下来和以前的“贫农”共同生活一段时期,帮助农民们工作,和他们交换意见。其中一个最特出的例子发生在大寨。当红卫兵要去访问大寨的水平梯田时,每人都背一块大石上山。这样,他们一共背了四万块大石到一个山坡上,那里的农民已决定建一块名为“长征红卫兵山坡”的新的水平梯田。
  
  长征队伍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他们的特色。他们每人都携有一本小小的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来每天进行学习。他们还带着印有语录的传单、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章来送给别人。在长征途中,很多人带了油印设备来印制传单。他们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表演,包括歌曲、和当地的真人真事的活报剧等。毛主席很多语录已被谱成歌曲,红卫兵歌唱它们,并用来教给农民,发给他们歌纸作为将来之用。乡村里很多仅三、四岁的小孩子都已经会唱以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对中国学生所说的话谱成的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在毛主席的原文中比英文更富节奏感,学习毛主席的文字风格本身便是文学上的一个课题。其他直接引自毛主席著作中的歌曲包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和《造反有理》等。
  
  当我十二月二十日离开北京,前往飞机场途中,我们经过几个红卫兵的队伍,看来他们是步行离开北京。他们是艰苦的。因为那时天气在零下十度,寒风凛冽。但他们坚决地高举着他们的红旗,“毛主席的红旗”,既是形容词,又是实际的旗帜。
  
  我们乘坐的飞机飞行了三个半钟头,便到达广州,中途没有停留。
  
  我当时获悉,去年秋季,广州曾经接待过一百八十万红卫兵,他们是乘火车到广州串连的。当免费乘火车的办法停止之后,到广州的红卫兵人数便显著减少。但是,步行串连仍继续。约十三万革命师生参加在广东省内的长征,他们是由国内许多地区前来的。他们的长征则由广州安排。广州市把标识着铁路沿线接待站的地图供应给他们,另外还供应他们小量的现款津贴,供医药及宣传品之用。
  
  到韶山或井冈山,需要几个星期,这要看步行速度,以及他们在路上停留时间多少来决定。有些长征的人,甚至步行到贵州遵义。在广东省内的短途而且多数人喜欢的步行,是到距广州不到二百公里的黄山洞,那里的人民公社,以在日常工作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而著名。
  
  在乘车前往从化温泉的近二小时途程中,我们遇到许多长征的队伍.他们列队行进着。他们比那天早上我在北京见到的红卫兵舒适得多了。天气暖了四十五度。这些队伍很少超过十二人的。其中一队全是十四岁的女孩子。十四岁的女孩子竟然在冬天到中国各地去长征,途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我对此表示惊奇。同行的和平委员会的一位妇女说,她有五个孩子,全是红卫兵,其中一个是十五岁的女孩子,最近已经和三个同学,一道出发去长征了。
  
  我问,一家人有五个红卫兵,这怎么可能呢?这位母亲答道,他们的年龄是从十二到十九岁,所以他们都是适龄的。他们都到全国各地串连,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徇应我的请求,她大概地谈了他们的活动,这些活动表现出各个成熟的阶段。
  
  最年轻的男孩子十二岁半,已经读完小学,升入中学,因而可以取得到北京的旅行证件。途中他曾到过郑州,在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在其中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后来和他十四岁的哥哥一道回家。哥哥是较早之时到北京的,在北京逗留了“二十天以上”。因此他自豪地说,他曾“三次见到毛主席”,比家里任何人见到毛主席的次数都多。这两兄弟于去年十二月下旬和一队同学到黄山洞去串连,“向农民学习。”
  
  十五岁的女孩子也可以自豪地说,她长征的途程,比家里任何人都要远。在最初乘火车免费之时,她曾经长征到北京、西安、延安、重庆和韶山,然后回到广州家里。十二月十三日,她不顾父母和大哥的劝告,和三个同学长征到井冈山。大哥是参加长征,于十二日回家的。他特别劝她不要带太多旅行用具。她是带着一条厚棉被,穿着棉军服的。他说,他只带一张毡,走了一天路,连一根针也觉得过重了。可是这个固执的女孩把她认为需要的衣服全都带去,不久她不得不把一些衣服寄回来。她写信告诉她父母说,当毛主席鼓励红卫兵长征时,他们应该给她更多的鼓励,她并说,到达井冈山之后,她还要到延安去,这一次要作真真正正的长征了。
  
  母亲对这一点的意见是:“她(指那个女孩)需要在经历中来教育自己。”她说,这个女孩子有“过‘左’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她打过一个被认为反动的教师。但到北京串连之后,她深信:“使用暴力只能使人抗拒,讲道理才能使人心服。”她从此便善于学习了。
  
  令人惊奇的是,一个任性的十五岁女孩子的母亲,能够让她仅仅和另外三个女孩去作这样的长征,而毫无焦虑。我说,如果那个女孩生病或者发生事故,她毫无疑问会在任何人民公社得到帮助的,这位母亲点点头。我没有提出任意干涉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使其他国家的母亲忧虑,而我的中国朋友对这一点是会感到惊奇的。一位母亲能让十多岁的孩子出外旅行,而只认为这是“自我教育”,看来这是中国的一件光荣的事。
  
  在秋天的时候,十七岁的哥哥曾长征廿五天抵达韶山,然后乘火车前往北京,他在那里接受了毛主席在十一月对红卫兵的最后一次接见。他现在正和同志们商量关于去工厂劳动的事情,如果这事无法安排的话,他们便在省内进行另一次长征。他的妈妈说,长征的费用实在是毫不足道的,一天的饭钱只是四角五分(美金一角八分),她说,“这比在家中还便宜,农村地区的食物是比较便宜的。”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是十九岁的女孩子,一名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她也积极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去年秋天,她曾前往武汉、韶山、广州等地串连,后来一种责任感使她返回北京,因为对那里一名压制群众的党委书记的斗争工作需要她。
  
  这便是一个家庭中五名红卫兵的轮廓。
  
  ***
  
  就这样,中国的年青一代到全国各地串连,了解他们的祖国的情况,他们最初乘坐火车,后来步行。他们并没有军队式的编制,每个队根据它本身的设计选择它自己的方式,而用自己规定的纪律来实行这些方式。但他们有共同的目的。用暴风雨和高山来考验他们自己,在歇息的时候劳动,向农民学习,同时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长征,他们因此便用劳动,用歌曲,用毛泽东思想把广大的乡村联结在一起。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四十五期)
  
  (原载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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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怎样在工厂夺权

  
  我到北京城外光华木材厂参观,了解“造反派”如何夺权。他们带我走过几个大车间,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见到那些白色大圆木,在煮了二十个钟头后自然变软,经过机器压过,便成为浅色的薄板,再和其他同样的薄板纵横相夹就成为夹板。这种夹板可以制成门板,桌面,舱内的隔墙板,以及家具等物。
  
  很快地,他们就把我招呼到一张长桌边,在那里坐下,对面坐着几名“造反派”青年。他们满脸笑容向我表示,这个厂现在已在他们手里。他们之中多数是带有红臂章的。其中有一位姓刘的,过去寂寂无名,最近才成为有名人物。他是他们参加北京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而且是该会三十三名常务委员之一。这个三十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北京掌握“临时权力”,木材厂是属于北京市的。
  
  他们说,这个厂是从无到有,在解放前完全是一片荒地,现在有九个车间,占地三平方公里,共有工人二千二百四十人,四月份所产的出品,计值人民币二百零八万八千元。他们告诉我产量在不断的增加。
  
  他们说,以前的党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是以利润挂帅,不是以政治挂帅。有些产品是人民生活所需的,但是利小,有些产品利大,但并非必需。以前领导方面只着重于高利润而不注意为人民服务。
  
  过去他们并仿照苏联经营方式,每一个厂有一个头头,每一个车间也有一个头头。这些头头从来不和群众商量。他们安置人,只是论私情,不讲能力。他们镇压文化大革命,凡是对他们提出批评的都被说成“反党”,他们着重物质刺激,促进资本主义思想。
  
  我问他们,要求更多的工资是否不对?这个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他们回答说,为生活工资是必要的,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者却往往想收买你。“我们不是为工资而工作,我们是为国家利益和全人类而工作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人们的人生观。”
  
  在文化大革命未开始前,同前领导的斗争早已开始。我们张贴大字报,我们的上级就以“白色恐怖”回答我们。
  
  他们解释说,这并不是说他们使用肉体上的刑罚,而是用种种方法,使批评者在精神上受罪。他们派人到处跟踪你,在斗争会上骂你是反革命,并且围着你乱叫,使你得不到一点安静。有些人被迫自认为牛鬼蛇神,其实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时期,根本没有人敢于提批评意见。后来中央派来工作组,叫旧当权派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批评过于温和,因而工作组又受到群众批评。
  
  到今年(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造反派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足以在一个车间里一个部门夺权。这个部门有工人三十名,以后他们更考虑在全厂夺权。当时,正是上海发生夺权(即“一月革命”)的时刻。在“毛主席批准上海宣言发表之后,我们便知道我们所走的路线是走对了,这就提高了我们的勇气。于是,在一月十七日,我们便在厂内实行夺权,把党委,行政,财政及文化大权统统夺了过来”。
  
  我问到夺权的详细经过时,他们回答说,到了这个时候,造反派已得到全厂百分之六十的工人的支持。“所以我们贴出布告,通知大家。旧的经营制度已经结束了,并通知大家某某人已调到工场去劳动。工厂的头头是不愿屈服的,他们打电话到市委要求援助,但是那时候市委已在造反派手中,而且支持我们”。
  
  造反派工人成立了最高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和各车间的“勤务组”,管理厂务。“革命生产委员会”由十七人组成,“勤务组”的组员则是三人到七人不等。所有参加经营管理的工作人员都叫做“勤务员”。每一个车间的“勤务组组长”也就是十七名委员之一。在十七名“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委员中,仅三名是脱产的,其余十四名均参加生产,不过任何决定都要由十七名委员共同作出。“勤务员”还是在他们以前的工作岗位,薪水也照旧。他们负责本车间和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的工作,是义务性质。正是由于“过去制度”太过庞大,因此脱产干部调到厂房工作的就有六十到七十人。
  
  我问:“现在只有三名脱产干部担任经营管理工作,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他们证实确是这样。不过他们说,如果加上记账员、会计员、仓库管理员、医药人员等等,那么,担任非直接生产的员工就有一百人以上。
  
  他们说,“新的制度”使管理人员接近群众,消除了官僚主义和腐化作风,并由于就地解决问题,不须经过“一连串的会议”,因而促进了生产。当我问到对于迟到或酒醉的工人如何处理时,他们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说,“群众掌握纪律。一个工人假如妨碍他人的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工友就会向他提出批评。”
  
  骤听起来这好像近乎乌托邦,但是在生产中这种制度经过考验了。在一月初斗争期中总产值下降了,但是迅速恢复了,而且恢复得如此之快,以至在一月底以前便将一月份的计划完成了。以后几个月的产量都逐月增产。
  
  以制门车间为例吧。以前这间车间每天平均生产装配好的门扇一百十五件。在“夺权”后的第二天就生产了二百十件,第三天生产二百五十三件,很快又增加到最高纪录(每天二百九十三件)。老刘说,“现在更高了,五月中我们每天生产三百多件,有一天,就是在一个八小时工作班中,便生产了四百件。”
  
  他们认为,生产热情的高涨主要原因是工厂“现在属于工人,工人们运用这个工厂来为国家服务”。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生产热情是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得来的。他们说,在工作上,他们的关系是同志的关系,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勤务员”是选举出来的,而且随时可以罢免的。他们说,“我们所选的都是那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的,既是革命派,又是群众关系好的人。”
  
  (节译自《中国通讯》第四十九期)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香港《大公报》)

  中国的巨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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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关于目前中国的动乱问题,我的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曾作出她的解释。她说,“这些动乱一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搞的,因为中央情报局曾颠覆了许多国家,目前又企图在中国搞政变。”这位太太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中央情报局特务人员固然有时渗进来,但是其他敌人的许多特务分子也会干这种事情的。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市目前临时权力机关——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曾发表声明,警告要严防“美蒋分子,苏修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并且特别指出其中的由一小撮邪恶的头头所操纵的反革命的“五.一六兵团”。这个声明忽然揭露出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夜间贴出大字报,而且被人怀疑是要渗入公共示威,要使示威转入暴动及破坏的路上去。在过去一年中,也有几个这样的组织在行动中暴露了他们自己。
  
  一般公认,目前的形势好极了。在北京有些美国朋友非常赞扬文化革命,认为这在西方甚至是无法理解的。有一位美国朋友向我说,“这简直是人类发明火以来的最大的革命”。又有一位说:“毛泽东在历史上将成为最伟大的提倡民主的人。”在西方看来是混乱的,在中国却是如此的被广泛认为不仅是中国的进步,而且是人类的进步。
  
  我们将如何拉近这种在理解上的距离?我们首先要指出的则是,今天全世界都是陷于动乱之中,在每一大洲均有战争、政变、革命。一位拉丁美洲朋友说,在最近几年内,南美发生八次军人政变。骚动是世界性的,即使美国亦不能免。今年(一九六七年)夏天,美国数十个城市内都有变乱;但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遭到像底特律那样的破坏。
  
  这里认为,这种世界性的动乱,均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分裂。这句话也是过于简单化,因为资本主义内仍混有封建主义,甚至部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从来也不会只以一种形式出现。最初是自由企业,随后在世界许多地方发展而为垄断和帝国主义。新兴国家因为缺少私人资金,同时也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对,所以不能建立私人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建立把基本财富作为国家所有的制度,并称之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很易堕落成中国人所称的“官僚资本主义”。一般官僚营私舞弊窃取国家财产,将它变为欧洲银行的存款,这等事情,似乎已经在苏联及东欧出现,那些国家的一般官员已经变成一个特权阶级,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妥协。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正期望着中国最终将也会产生这种情况。腊斯克的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看来,比中央情报局任何阴谋的危险还要大。
  
  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要防止这一危险。毛主席同列宁一样,认为工人阶级争取了国家政权,随着将生产手段收为国有——苏联是经过十月革命两者都达成了,后来在其他许多国家也达成了——还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或者甚至不足以保证将社会主义制度维持下去。毛主席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思想习惯存在一天,社会制度就会有倒退的可能。因此,必须彻底改变人的意识形态,使人们不要围绕着个人利益,而是围绕着集体利益来盘算。“新型的人”的出现,在多少世纪以来只是一个梦想。各种宗教都这样宣扬;他们把“新型的人”这个名词作道德观念使用,意思是人应该无私,而无私这件事,就整个人类来说,是绝对未曾做到的。
  
  在中国,“新型的人”这个名词的意义可以用列宁的一句话表达得更透彻,列宁说:“每一个厨房姑娘都必须学习管理国家大事”。中国人所谓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鼓励个人追求私人财产、个人权力以及个人利益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必须由“无产阶级世界观”取而代之。无产阶级世界观取代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不表示每一个无产阶级目前都已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个人的世界观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认为个人利益有赖于集体利益,而且必须通过集体知识和活动才能有所进展,而且唯有如此,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发展和解放。
  
  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今天的技术发展和对今后互相依赖的世界来说是极其合理的,因此青年人很快地懂得了这个道理而且接受了这种世界观。他们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是非常之热衷,然而,这种世界观是和数千年来人的思想习惯有抵触的。这种世界观同国内的阶级敌人以及国外敌人、代理人也是有冲突的。就是夺取了政权的革命派,也有滑进特权阶级的旧思想习惯的危险,这一道理,中国人从苏联发生的事情看清楚了。要使人的思想永久改变,使他们适合于社会主义,适合于将社会主义推进到共产主义是很那么地不容易的,因此,毛主席早就说,这是需要进行不止一次的文化革命才能做到的。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不是进行的那末不好。看一看今天的形势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露出了原形并且被推翻了;在最后决定如何处理他们之前,他们仍有工资可领。那些数目比较大的滑到走上错误道路的干部们,在运动中遭到了大声喝止和批评,并且从而获救。一支革命造反派的强大队伍在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于全中国,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自觉的反修战士。他们是第一批通过民主辩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领导国家事务、经济和教育制度而锻炼出来的战士。
  
  今天中国有比世界任何国家人数更多的人参加了政治斗争,参加了执掌国家的政治。在美国,除了大选之外,热心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是不会超十万以上的。而在中国,今天约有二亿人民每天用四至六小时的时间来参加政治活动。工人和农民在他们一天的劳动之外参加政治,学生和机关干部把他们的大多数时间用到政治活动方面。这一种惊人的成就在海外的人士是难以注意到的。
  
  在我所住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机构里,行政人员、翻译员和工友、花匠们,每天用一半的时间来开会,讨论和平委员会所负的任务,和委会过去的成就,和委会的领导人员中有哪几个人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中工作得十分出色或者干得不好,以及和委会内部欠缺些什么以致造成了错误等问题。他们并且讨论他们同各级政府机构,不管是地方的、省的、中央的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检讨这些政府机关里面的人员是否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种情形如果应用到美国方面,那就会是在美国某一城市的特定地区,全部居民会花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他们在最近二十年内所选出的每一个议员曾经做过的政治行动。又好比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全部人员,包括职员餐厅里的厨师和侍应生,会得讨论和批判该公司的全部高级人员具有何等的能力和品德上的纯洁。
  
  在中国,上述的作法就叫作“广泛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毛泽东主席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主席发动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时间是这样长、数目是这样多的人民一道去参加政治活动。
  
  和一切革命一样,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西方则认为这是一场个别首脑之间的私人斗争。直到现在为止,被攻击的首脑们还没有在中国的官方报纸上正式点名,只是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和传单上才随便地点到他们的名字。官方报纸只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做的意义是,这场斗争,重点在于反对这些人所采取的一些政策,而不是反对他们的个人。许多有耐性、坚决性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从大批资料里详细研究这些政策,并由有关机构的红卫兵,用署名的方式写在大字报上介绍给公众,通常是一个星期贴出两次。

  很少国家能够像这样研究首脑们的过去资料,甚至研究到十八年前解放以前的时期,说明某某人曾赞成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交给蒋介石,以换取追入“国民大会”,后来又在一九六二年建议增加农民的自留地,而事实上,那时,人民公社正在走向成功之路。
  
  因比,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职;当然,解职是可能出现的,除非他们能够使群众相信,已经确实改正了错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教育千千万万的群众,以便他们可以发现然后改正“修正主义”现象。自从掌握政权以后,有许多一度曾是好的革命者,堕落到寻求特权。显然,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今天夺了权的新“革命派”的身上。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依靠关心政治的掌握一切而又勇敢战斗的群众。

  任何夺权的斗争,都会引起意见不合。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应该通过辩论来解决。这是一九六六年八月著名的“十六条”规定了的。实际上,由辩论开始也许会由激烈的武斗而结束。有一些地方干部认为一经公众批评,就是丢了权,于是设法寻求私人支持,压制批评。通常都是被批评者发动武斗,但是红卫兵和革命派会在受到攻击时予以反击。
  
  西方听见了也许会认为惊异的是;唯一不许反击的是人民解放军;这是历史上所未见过的一支人民的军队。他们的命令是:“不还嘴,不还手,不向群众开枪。”由于这项纪律结果是他们所受到的伤亡比任何其他方面都大。西方的军警在镇压暴动时,伤亡者差不多都是在群众这一方面,今年夏天美国黑人骚乱的情况就是如此。中国反正相反。两批贸易人员在北京的一个大菜市中起了冲突,后来,解放军排成了一条直线,拦在中间,结果挨了双方的打,受伤最多。后来据说,又有了一条新命令,解放军在极端需要自卫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
  
  解放军奉命支援革命力量。一个英国宾客对我说,他看到一群警察高唱“造反有理”歌,真是吃惊极了。但是,在两个敌对的力量之间,判断那一方最为革命,是不大容易的事,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教导,但在地方政策上存有不同意见。
  
  迄今为止,各项冲突的更大部份,是通过讨论解决的。有时,冲突是由较高一级的委员会进行调停解决的。中央委员会的文革小组以至周恩来总理本人,常常超时工作,分析各个地方造反派的分歧,进行调停,而且往往是调停成功。不过,由于每个市、省、工厂和团体正在经历“夺权”的过程,新的冲突又会发生。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违抗党中央的直接命令。大家都把党中央有关政策的指示,当做最高权威,没有人政违抗。因此,说中国处于“混乱”状态是不确的。勃列日涅夫说毛泽东主席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也是不真实的。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党中央的命令都是决定性的,而且会得到结果的。
  
  不过,党中央极少进行干涉,因为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政策,应当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不应当由干部强迫群众接受。
  
  目前正在建立的形式,是“大联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当红卫兵在学校形成而“革命造反派”在工厂和其他团体组织时,每个团体很快就成立数以十计的这类革命组织。这些组织通常逐步实行联合,直到每个组织都剩下两大派,每派都希望夺权。造就是最近冲突的一个原因。
  
  最近,毛泽东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因此,九月十七日中国报刊发表《红旗》的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因此,目前在工厂、机关和人民公社里,亿万人民,包括我们自己的和平委员会在内,都在忙于实现联合,以便在参加国庆日游行的时候,不是作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革命派参加,而是作为本单位各个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参加。这种新的团结一旦稳定下来,各个革命力量就可以和若干过去有经验的革命干部和若干解放军的代表进一步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三结合”,在一个工厂、一个团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份,建立一种新的领导机构。
  
  (译自《中国通讯》第五十一期)
  
  (原载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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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传播全世界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在历史上写出一页;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树立起来的时代。《人民日报》描写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传播于世界各地的规模时说:“从东南亚的丛林到南美的安第斯山脉,从南非洲的顶点迄北极圈的冰岛。”这一说法并不是诗意的夸张,而是确确实实的情况。流传所以如此之广,乃是由于有着活跃需要的缘故。
  
  在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著作在中国的印行达到了八亿册。这个数字超过任何国家在一年内出版的各种书籍册数的总和。这也显出今天中国人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这个数字还得加上各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出的油印单页和各地方自印的毛泽东著作,其数字可能比上述的八亿册还多。
  
  为了便利外国读者,北京还出了二十四种外文的毛泽东主席著作版本。计有下列文字;阿尔巴尼亚文、阿拉伯文、缅甸文、荷兰文、英文、世界语、法文、德文、印度文、豪萨文(西非洲)、印尼文、日文、意大利文、朝鲜文、蒙古文、尼泊尔文、挪威文、波斯文、葡萄牙文、俄文、斯瓦希里文(东非洲)、泰文、乌都文和越南文。这些版本销售于世界的一百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据许多经销商报称,毛泽东著作一经运到、开箱,往往在几天内或者数小时内就卖光了。
  
  在外国各地,人们对毛泽东著作要求的殷切,简直超过了中国。根据不完全的报告,有五十五个国家曾经用六十五种言语出版关于毛泽东著作的八百四十五种书,包括业已出到四十三版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二卷本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美国有几家专出普及本的大书店,未经授权就出版了包括成千上万条毛主席语录的书。我最近看到了美国纳喜维尔的毕包迪师范学院出版的供学生选读的毛泽东著作读本,内有在纳喜维尔写的卷头语,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号。这在历史上应该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至于世界各国的地下革命党人自印的或油印的毛泽东著作的专文单页和小册,为数就无法计算了。
  
  中国自从全国解放以后的十多年中,出版事业多数掌握在“走资派”手中,这些人用各种借口阻挠毛泽东著作的传播,说什么“群众不懂得毛主席著作”,说什么广泛的印行会使得毛主席著作“庸俗化”。那时候,《毛泽东选集》不是用简体字印刷的,其借口是毛主席著作乃是经典;可是,新脱离文盲状态的群众学的乃是简体字。又,《毛主席诗词》用木板仿宋字体印刷,加上丝线装订,美其名曰“尊敬毛主席”,其实这样做,使得群众买不起《毛主席诗词》。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指出,许多贫下中农煞费周章才能够凑钱买到毛泽东著作,他们往往要走几十里路,爬山涉水去会见下乡卖书的书店人员;后者也是远道而去,一到目的地就受到了农民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欢迎。
  
  在一九六九年前,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不是在中国,而是在伦敦印刷的,不过售出几千部。伦敦的出版商还在书中删去他们认为具有危险性的警句,例如毛泽东指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普遍性真理。后来,北京印刷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出版了,形式上很为富丽,售价很高,说这样做是为了符合中国的声望。这种做法显出毛泽东著作是供文人学者读的,不是供普通的革命战士们学习的。法文、西班牙文、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并不是足本,此外的外文版《毛泽东选集》就没有了。第一部用亚洲语文翻译的《毛泽东选集》是去年才出版的。
  
  毛泽东著作成为破天荒的畅销书,是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和目前全世界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结果。中国在去年(一九六七年)一年内印行的毛泽东著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十五年中印行总数,增加了六倍。《毛主席语录》在一开始是为供人民解放军学习而编纂的。语录迅速地在广大的读者层中流传开去,从而引起人们要求广泛地印行《毛泽东选集》。人们一开始学习毛泽东著作,就会发现毛泽东主席在书里用清楚而充满信心的字句,总结出中国革命历史的全部经验,并且照亮全世界人民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可以把整个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造就是毛泽东著作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按照革命的劳动人民的需要以各种形式出现于全世界的原因。许多国家的人民需要在困苦的环境下学习它,在亚洲的多雨丛林中学习,战士们在营幕里学习,因之需要强韧的封面,能够抵抗潮湿的纸张,要装订得结实,否则会散页的。毛泽东思想在世界各地成为战士们的武器。
  
  毛泽东主席清楚地告诉各国战士:“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他向他们解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他分析无产阶级所要担任的角色,分析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性质,以及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他不但向他们分析走向胜利的道路,而且分析随同胜利一齐到来的危险和在取得胜利后可能危害革命的东西。毛泽东著作所用文字,引起了文人的赞赏,农民们则看了就懂。
  
  就是这团火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当权派企图将其埋葬在图书馆里,而文化大革命则把它交给今天从事于改造世界的革命人民的手里。
  
  (译自《中国通讯》第五十五期》
  
  (原载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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