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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反共作家艾尔索普评中国(1970-1975)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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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艾尔索普文章:《中国工业巨人:世界应作好准备》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31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十九日刊登约瑟夫•艾尔索普撰写的题为《中国工业巨人:世界应当作好准备》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东方红”——这个中国人最喜欢用的关于将取得最后胜利的说法,对于西方工业社会来说,很可能预兆着相当可怕的麻烦。如果你想到日本要是和中国一样大那会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你就会了解未来无疑会发生什么情况。
  
  人们之所以必须说“未来”,是因为所有中国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目前都是受苏联可能发动预防性进攻这一威胁支配的。之所以看到这个威胁,是因为苏联在靠近中国北部边界一带长期大规模地集结军事力量。在国防需要居绝对优先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出口不能有很大的增加。
  
  这些问题已在以前试图总结在中国的一次不可比拟的经历的报道中写过了。这篇最后的报道所谈的问题是:如果中国领导人断定苏联的威胁已被遏制住,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应当准备应付什么样的局面。
  
  首先应当说,有两种看待现阶段的中国工业的方法。你会说,使用的人员过多是普遍的现象;按我们的标准来看,工业没有得到合理的组织;中国的差不多所有的工厂仍然带有他们的手工业的明显的痕迹。另一方面,甚至更加明显的是,在一个不到二十五年前还什么都没有(象上海和满洲南部等特别工业中心除外)的国家里,可以看到这样多的工业——包括这样多的先进工业。从接近于一无所有开始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了。
  
  而且还有其它一些要考虑的因素。首先,中国的劳动者是无比地聪明、勤劳和热心于学习的。就我所能计算的情况看,我所访问的许多工厂中的平均工资是每月大约四十五中国元——即十八美元。
  
  按照中国的惊人低的物价,这些钱可以购买中国人所最关心的东西——充分但是平常的食物,便宜但是狭窄的住房和简单但是合身的衣服。
  
  然后再加上我在中国时所集中注意的另外的工业因素。在我访问过的所有中国企业(那是很多的)中我都要问问经理人,这种发动机或涡轮机或者那种机床的价格如何。我还要问问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经理们通常总是知道的。这些回答又是相当惊人的。事实上,只要可以知道价格对比的数字,中国的价格差不多总是只有世界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至于质量,我是无法判断的。但是我回国以后,已问过十几位专家。得到的回答总是,在无数方面,从纺织品到机床,中国货在质量上现在是有充分竞争能力的。
  
  总之,我所能做的最可靠的猜测是,中国今天的工业同日本五十年代中期不相上下,只有两个方面例外。首先是中国地方大,实行的政策是地方自力更生。在可能的情况下,各省都设法在工业上自给自足。可是,其次,和在日本经济开始上升的关键时刻日本价格同世界市场价格相比,中国的价格比世界市场价格还要低得多。因此,在原则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中国走日本的道路——也就是说,竭力争取大量出口,然后把利润作为投资,以进一步扩大工业。实际上,中国唯一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国防占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
  
  可是将来某个时候,预料中国必然认真走上日本的道路。中国人很聪明,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结果很可能是这个变化着的世界的总的力量对比突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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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
作者:约•艾尔索普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2.03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十二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的文章,题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摘要如下:
  
  现在该是把我在新中国长时间的、几乎是无与伦比的经验作一个总结的时候了。这样做也并不是不重要的,因为这经验将强烈地提出一个最惊人的初步结论。
  
  简单说来,从世界史的长期进程来看,很容易看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比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我相信这一点,虽然我很怀疑中国共产主义的方法是否能向其它国家输出。它们是太中国化了。
  
  说实在的,观察新中国的正确途径,就是应该忘掉共产主义的标签,而把这一革命看作是一个特定的中国事件。中国辉煌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件。
  
  事实是,几千年来,中国曾经经历过至少两次也许是三次大规模的、惨痛的、剧烈的激进革新的事件。
  
  简单来说,所有这些事件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当它们发生时,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制度早已开始混乱了。于是一个新的、无情的革新政府就取得了政权。以大量人类生命为代价,过去堆积如山的社会渣滓给清除掉了,一个完全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也就建立了起来。
  
  我可以大体断定,目前,新中国正处在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在中国过去伟大革新的事件中,严酷的、独断的、极端专制的时期从来是不会持久的。一旦过去的瓦砾完全被清除掉以后,新的国家权力机构就稳固地建立起来,然后再进一步变化。在过去的事件中,它采取了朝代更换的形式。
  
  今天要期待这种改变是愚蠢的,但期待另一种变化却不是愚蠢的——这种变化将不会使新的中国社会变成在我们意义上的那样具有更多的自由(这对中国来说是陌生的了),但至少会变得更为人道,更少固执,更为温和,更为灵活。很可能,这种变化已经开始了。在已经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这种变化将可能在经济上,技术上以及其它许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中国的这种成功最后将成为它未来发展的关键。周恩来总理一再(不是一次,至少有三次)对我说,“我们不想做一个超级大国”。但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中国势将不得不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甚至是一个巨型超级大国。这个国家是如此地大,人口是如此地多,以致于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结果。
  
  而正是这一点又使我揣摸,中国革命最后是不是可能会显得比俄国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果中国终于取得了它今天似乎很有希望取得的那种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成功的话,苏联将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请想一想日本的经济自一九五○年以来超过了这么许多别的国家的情形。然后再考虑一下,如果中国真的取得成功的话,世界力量对比最后可能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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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纽约时报》杂志刊登艾尔索普评中苏关系的文章:
《干还是不干-----离开中国以后的想法》

  文章作者说他感到对苏最严重的问题是“对中国怎么办?”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4.03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杂志三月十一日一期刊登约瑟夫•艾尔索普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离开中国以后的想法——(一)》《干还是不干》,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这是艾尔索普中国之行以及他从这次访问中所得出的结论的两篇文章中的一篇。)
  
  目前美国自由派知识界流行的看法显然完全排除了苏联向中国发动一场预防性核进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中国强烈认为苏联十分可能发动一场预防性进攻——这必然是一场核进攻,因为中国也有核武器。这种感觉到的危险是目前中国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主要依据。这一事实是理解其它各种大大小小事情的根本关键。
  
  如果我们从非常小的事情谈起,那么,正是由于中国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甚至向我开放了中国的大门,让我去进行一次从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的旅行,并且让我参观了多年来任何外国记者都没有参观过的一些地方。当美国人开始第一次争先恐后地申请中国签证时,我并没有想去申请。我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方面——特别是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两次动乱——写过大量的、批评得特别厉害的文章。但是,在一九七二年秋天,我从一位美籍华人朋友那里得到一个信息。他刚从北京回来。他说,中国政府中的某些人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申请签证,因为持有“各种意见”的记者现在在新中国都受欢迎。
  
  在出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关于苏联在靠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加强军事力量的著作后的几年中,在美国记者以及事实上在欧洲记者中间,几乎只有我一人一直在经常写有关苏联在靠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大规模地、无止境地、并且耗费巨大地加强军事力量的文章。基于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一些具体理由,因此我申请了签证,我比较迅速地得到了签证。
  
  苏联人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就开始在他们同中国接壤的边界上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但是在一九六九年,他们为什么加强军事力量的背后的想法被明显地透露了。苏联人非正式地、悄悄地、明白地——但是当然也采用随后可以愤怒地加以否认的办法——寻求美国默默支持向中国发动的一场预防性进攻,这场进攻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核武器还没有发展得太强大之前就摧毁它的核武器计划。在第一阶段,苏联在几个国家首都——东京和堪培拉是两个被选中的首都——进行了武官对武官一级的接触。这些接触采取通常在表面上很随便的形式:“这难道不是一种好主意吗?”但是由于进行同样的接触和反复地进行接触,因此清楚地表明,进行这些接触是要让华盛顿认真加以考虑的。然后在较高一级进行试探。从来没有透露过其他这些试探的性质,但是人们可以肯定,事实上苏联人是进行了这些试探。其简单的原因是,这样他们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可以作出在武官一级上不可能考虑的那种总统的答复。从绝对可靠方面获悉,尼克松总统抓住了这个机会,并下令作出尖锐的、怒气冲冲的否定答复。
  
  必须补充说明,如果这些事实今天看起来令人吃惊,那么这只是因为人们有些忘掉了过去不愉快的时刻。在所谈到的这个时间很久以前,肯尼迪总统对中国核计划感到非常不安,因此下令探索同苏联进行某种合作来摧毁这个计划的办法。这是克里姆林宫清楚了解的,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了解,因此很自然地认为,向中国发动一场预防性进攻可能从尼克松总统那里得到默默支持。应当追述一下,也在一九六九年,争议很大的边界事件提供了直接的背景,边界事件两次导致了中苏边界上的实际战斗。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对一批华盛顿的报纸和电视记者发表了一次介绍“秘密背景、仅供参考”的谈话,他警告说,苏联向中国发动一场预防性进攻远远不是不可想象的。赫尔姆斯发表那次谈话决不是偶然的。后来发表说,这是美国政府的看法,过后还发表说,赫尔姆斯是透露这种看法的人。
  
  苏联总理柯西金九月中旬访问了河内。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是,柯西金飞回莫斯科的航线突然改变了。他到达了远至伊尔库茨克的地方,但是,他在那里突然转了一个弯,回头飞往北京了,他在那里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就在那个时候,苏联人后撤而停止交战了。华盛顿制定政策的人赞成一种看法,总统的立场显然对莫斯科考虑风险时产生了影响;如果在一九六九年向中国发动进攻,至少在某些方面的危险性比今天发动这样一场进攻时要大得多。
  
  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在一九六九年夏天,苏联人在边界上还没有似乎足够的陆军师,来迅速遏制中国有力的地面部队反攻。这样,苏联人不得不准备进行相当长久的战争。鉴于他们自己在边界上的供应情况,即使在他们已经使中国的核能力失去作用以后,他们也还必须准备尺度相当宽地使用战术核武器。战争打得越长,冒的风险就越大,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在这次也是如此。自由使用战术核武器就会显著地增加降落在日本和朝鲜的散落物的危险,一些散落物也肯定会降落到美国。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有力地支持这种对莫斯科在一九六九年后退而不交战所作的解释。在那两年里,苏联在同中国交界的边境上继续加强军事力量,那时情况是那么紧迫,向东调运的军队和补给品非常多,因此不止一次地,并且每次有相当长的时间,阻碍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民用运输。
  
  在一九七二年,又进行了同样大规模的向东调动,但没有阻碍民用运输。因此,到目前为止,苏联人沿边界驻有几十万军队;他们在那里的许多新建的喷气机场上停放着大量飞机;有大量的装甲、机械化的装备和各种类型的大炮;能维持进行长期战争的巨大补给库;并且有大批重型机动的“薄木板式”核导弹,这种导弹具有的射程和威力,能击中同中国核计划有关的任何目标。除了在牢牢加固的发射场上的导弹以外,我们必须等着瞧苏联今年是否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
  
  可以肯定,基本的意图主要是进攻性的,这是毫无疑义的。一九六九年同美国的接触,加上苏联活动本身的整个性质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这样,这将带来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认为人们总是要做他们一直在准备做的事情,即使这种准备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这在逻辑上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说人们将永远不做他们一直在以这种方式准备做的事情;那甚至更不合乎逻辑。唯一合乎理性的结论是比较复杂的——苏联的所有这些准备都是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重要人物的坚持下进行的,这些重要人物一直敦促在摧毁中国核力量的做法还比较有把握的时候就下手。但是,克里姆林宫里那些不为外人了解的人物(也许是由勃列日涅夫的那个亲密朋友、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一些人?)是否将在作出抉择的最后时刻赢得这场争论的胜利,那是根本无法肯定的。人们可以想象克里姆林宫作出抉择的时刻将会相当快地到来,因为中国已经开凿出惊人的发射井,这些发射井在以后将储存能够发射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国心脏地带的其它中心的重型核导弹。但是,作出抉择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这仅仅是因为中国核力量的发展没有达到这个阶段:苏联的预防性进攻将开始具有难以忍受的危险性。只要有推迟作出抉择的有说服力的主张,各大国政府,其中包括苏联政府,总是不愿意作出这种非常抱有痛苦的抉择的。苏联人在一九六九年几乎达到了作出最后抉择的阶段,但是尼克松总统的怒气冲冲的不同意见足以在使他们后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苏联将来发动预防性进攻的可能性,我听到有人私下引述美国政府里的人的话说,这种可能性是高达一半对一半,如果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将会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关于这种可能性,我个人打赌不会发动进攻,其理由将申述如下。但是,如果我在这第一次打赌中输掉了,那么我将以五比一的比数打赌,苏联进攻的结果将多少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洲的希特勒时代的重演,但是这是世界范围的,并且当然没有希特勒。
  
  如果苏联人最后试图向中国发动核进攻,那么,他们在政策上所冒的风险比他们以前任何时候所愿意冒的风险都大得多。他们还将使用空前的极端战术和以前在他们被公认的帝国以外从未见过的公开的残忍行动。另外,且不说中国边界的问题,苏联用于军事方面的力量是很大的,至少同苏联的资源相比是这样。以勇敢闻名的院士萨哈罗夫实际上认为,苏联每年在军事方面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占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我们的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情报分析家虽然不象萨哈罗夫那样极端,但是他们认为,苏联这位科学家比美国的科学“专家”正确,美国这些专家基本上希望美国进行单方面裁军,所以尽一切努力把苏联的防务开支说得少一些。如果你回顾一下,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政策的特点恰恰就是冒很大的风险,采取公开的残忍行动,在军事上花费很大的力量。如果苏联最后向中国发动一次预防性进攻,并且也取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些政策特点就会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且,这样一种胜利对苏联在这以后的决策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设想,对中国的核进攻就是故事的终结。倒是应当预料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正象希特勒重新占领来因兰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一样。
  
  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最不愿咀嚼和消化的食物,但是必须把这些食物咀嚼并消化掉,因为我现在概括的这些事实已经使我们所处的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中国方面,北京的领导人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对美国的政策,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等于是部分地和非正式地同美国结成联盟的做法将会大大减少苏联最后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在美国方面,尼克松总统从一开始就特别急于走一半路去迎合中国。这主要是因为尼克松和他的核心顾问们认为,苏联的威胁已使中美的利益非常一致了。因此,对两方来说,当前的目的是“绕过墙角”——这是美国决策人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时刻的说法,在这个时刻,中国核力量的增长将需要克里姆林宫作出“干”还是“不干”的决定。对两方来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权力制度,主要是以俄国、中国和美国这三大国之间的一种新的更为稳定的三角关系为基础,这种三角关系是在苏联决定“不干”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的一种结构。最后,在美国方面,尼克松政府同克里姆林宫进行交易的主要目的一直是为了事先为建立这种关系打下基础,希望“墙角”将确实会安全地绕过。
  
  我重申,在我看来,更大的可能性是,当要作出选择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将决定“不干”。请注意我说的仅仅是更大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认为,为了“绕过墙角”这一具体目的而建立的中美非正式的局部联盟,已使克里姆林宫作出“不干”的决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但是在“墙角”事实上安全地绕过以前,逻辑和事实使人们不能排除我们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完全排除的这种恶梦似的可能性。但是,即使在全世界出现希特勒时代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四十或者只有百分之三十,甚至只有百分之二十,这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并且认为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本报道的要点是,对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听起来一点也不会使他们感到可怕,他们也不认为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周恩来总理用了一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镇定地、清楚地和透彻地(向我)分析了中国的国内问题。但是,在另外的两小时中,大部分时间是谈苏联问题。跟我谈话的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们肯定不是太容易感到惊慌的人。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我想不起有哪一个伟大国家的任何领导人比中国现在的总理更有力地使人感到他知识极为渊博,态度泰然自若。我至少可以说,所有谈话都是以同样的事实作为基础而开始的,并且也揭示了同样的分析态度。象我早些时候提出的中苏问题总结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有一点点不同的话,那它完全在于中国人一再坚持:中国能够经受和打败苏联发动的包括大量使用核武器的一次预防性的进攻。
  
  我还必须补充说,我的旅行的很大一部分——在远离北京的中国几个省度过的几周——使我确信,对苏联人来说,“对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一定比我想象的甚至更为严重。到现在,这一点已经是自明之理:苏联对中国的担心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的,而且这种担心早就比中国对苏联在北部边界的威胁的担心强烈。周恩来对我说,当阿登纳总理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实际上是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实际上告诫阿登纳要警惕“黄祸”,请考虑考虑这句话!这是德国最后一个皇帝说的一句话!以前在中国的几个省(中国较远的部分)旅行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苏联这种担心的部分原因会不会是以前的一些苏联顾问向他们的政府提出的关于中国的最后能力的警告。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首先承认我有某些偏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年中,我在中国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这几年使我长期被这个国家和它的历史所吸引。更重要的是,这几年使我深为钦佩中国人民的吃苦精神、不知疲倦的勤劳和特别高的平均智力水平。因此,我是从这样的坚定信念出发的,即中国人在得到一半机会的时候通常是可以完成伟大事业的。而且,我也没有看到过新中国的最坏的方面。我得到了特别的自由,因为我获准访问中国以前没有被访问过的重要部分。
  
  整个说来,我在中国感到很愉快,这始终是妨碍发表好议人非的评价的一个障碍。然而,甚至在北京,在令人振奋的探查工作到来之前,我不断考虑的是我的一个朋友、英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马克斯•海沃德一度表示的这一尖刻见解:“在苏联,什么东西都不在真正起作用,不幸的是,武装部队和警察却在起作用”。与此相反,在北京给我以深刻的印象的第一件事是:看来,中国的消费品分配制度所起的作用是好得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呀!在莫斯科,旅行者难得吃到一顿好饭。但是,如果他设法实现这个奇迹的话,在一般情况下,他必须等上两个钟头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北京,你可以走进一家看起来最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人民饭馆”去。在那里有许多的劳动人民只要花相当于三十美分的钱就可以吃上简单的午餐或晚餐。在那里会有人及时地有礼貌地为你服务,供应一顿十分美味的饭菜。价格之廉增加了你的享受。当我付出每人九十美分的代价而举行一次真正的宴会的时候,我想起了在纽约的饭馆里每人付出二十美元的代价还吃不上那么好的饭菜,不禁大吃大喝起来。更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是:在莫斯科,只要一听到一点关于可以买到稀有的商品的风声便自然而然地有人排起大队来。在北京则看不到有这样一种现象。
  
  在中国,顾客们目前只缺少三种商品——书籍、缝衣机和自行车。从中国人很低的工资这个角度来看,后两种商品还是昂贵的。在中国,大米、食油和棉纺织品也还是配给的,但是,除了食油之外,配给量还是丰富的。而食油的便宜代替品可以自由买到。商店的货物也是充足的;虽然中国的消费品远远说不上是奢侈的,但是物价非常低廉。没有一项商品具有常常成为苏联消费品的特点的那种令人感到沮丧的、不像样的粗劣制品。当我进一步到各地去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北京是典型的而莫斯科则不是典型的。在苏联,只要你离开市中心许多英里,你就一定会发现地方上的消费者的处境要比大城市的消费者的处境恶劣得无法比拟。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我发现遥远的云南省的一个小县城里有一家具有最令人难忘的质量的“人民饭馆”,加上可以说具有北京水平的百货商店和其他商店;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我甚至在一个偏僻的、但是非常繁荣的农村公社里发现货物充足的小百货商店。
  
  在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贫穷的、受到破坏的、基本上没有工业的人口过剩的国家里取胜之后才二十三年的今天,加上在最近的过去发生了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样的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奇的。俄国革命的发生毕竟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最后一次的国内大动乱,即斯大林的恐怖时期,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便结束了。这场战争结束后几年,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成功。因此,这种对比意味着中国在解决日常的实际问题方面获得了特别的成功。这种成就远比人们在俄国或者在东欧所看到的任何成就优越得多。人们真的能在北京看到对中国的这种优越性的某种默认。为外国人而开设的“友谊商店”,不断地挤满了俄国人和东欧人,而在一架开往莫斯科的民航总局飞机即将起飞之前,甚至连公众水果店和菜市场都挤满了人。但是,所有这一切不管表面上具有讽刺意义和有着更深刻的含意,基本上还是次要的。我在中国发现的其他情况要比它重要得多。这些情况甚至使我的内心充满了对苏联领导人的同情。事实上,除非我发生严重误解,否则“该对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将仍然是他们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即使他们能够忘掉中苏的核格局的话。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能看到的新中国未来的那种事态发展今后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其他各种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最简单地说,我预见到中国将来会在物质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苏联人也预见到中国共产党这种物质上的成功,这必将对他们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一千多年来的领土扩张一直是一种特别活跃的、持续不断和甚至是无情的现象。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总是喜欢坚持说,中国不想当超级强国。乔冠华和周总理都对我这样说,而且特别明显地加以强调。唯一的老实的和有礼貌的答复是:真正获得成功的中国只能不仅仅是超级强国,而且将是超级大强国。尽管这种回答含有恭维的意思,但这两种回答都是不很受欢迎的。然而,情况是清楚的:如果中国没有受到苏联人的削弱,如果中国人也在别的方面获得成功,中国必然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强国。的确,一个完全成功的中国将在世界上比现有的两个超级强国中的任何一个有更大的潜在的影响。这些是无法否认的,至少约略熟悉中国的伟大历史和大致了解有关中国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基本资料的人是无法否认的。假定一个没有被削弱的中国也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的话,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是不是会变成超级大强国而是什么时候变成的问题。因此,对苏联国防部的计划人员来说,“该对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必然是个大问题。基于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正统的原因,苏联人看到一个远不是百依百顺的共产党社会的对手拥有全副核武装,必然会认为是几乎无法容忍的。简单地说,中国现在正忙于在共产党世界这个范围内粉碎苏联的核垄断,这是够糟的了。但是,实际上更糟的是看到了中国将来取得超级大强国——并且是作为苏联最靠近的邻国!——的地位的可能性。作为一个美国人,看到这样的中国将来朦胧地出现,我必须承认我不禁要感谢上帝创造了一个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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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纽约时报杂志》刊登艾尔索普的访华观感
《自己干---离开中国以后的想法》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4.23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杂志》三月十八日一期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自己干——离开中国以后的想法——(二)》,摘要如下:
  
  美国人和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等等,对于亚洲近二十年间发生的事,都感到大大惊异和大为不安。简言之,几世纪来在经济和技术上一向由西方社会所控制的那样一个世界的形状已被砸得粉碎。最富有戏剧性的发展是,一个遭到破坏和部分地手工业方式的日本战后经济,已迅速转变成一个庞大和具有高度技术的经济。而且,即令在今天,有了日本的例子活生生地在那里引起我们的警觉之后,也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每当归根结底发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亚洲社会中任何一个部分开始以充分现代化的方式办事的时候,将会出现何等令人注目的结果。
  
  说他过去对中国的看法错了
  
  亚洲到今天为止所获得的这些成就,是我写这中国之行的第二篇报道的必要背景。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我和我的妻子作了一次时间上异常的长、范围空前地广的中国之行。前一篇报道谈的是: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大规模加强军事力量所包含的严峻意义;那种加强力量的某些动机;特别是中国领导人所阐明的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现在权衡一下,我敢打赌,尽管好些年来苏联人一直在积极准备,但他们不会终于动手摧毁中国的核设施。无论如何,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苏联的决定。相形之下,要想知道新中国是否能真正取得我现在所预见的那种改变世界面貌的物质成就,至少还需要十年,或许更可能是二十年的时间。
  
  未来中国的物质上的成就的前景,确实是我在中国之行中感到真正惊异的东西。我过去总是设想,共产主义社会从其本质上来说决不可能取得象日本和其他较小的亚洲社会所取得的如此触目的经济胜利。而且,我应该承认,在我到中国去之前,中国长期发展的前景在我是几乎看不到的。
  
  我现在认为,我都错了,至少对中国而言是如此,从长远来看也是如此。可是,如果说我过去错了,而今天对了,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已经取得引人注目的物质成就并且还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中国,势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强国。
  
  真的,当我在中国旅行时,整整一个月,每天花十四个小时去看,去听和提问题,我经常想到,中国人自己为他们的国家所起的名字的真实含义。“中国”,通常被翻译成“中央王国”,其实最好是译成“世界的中心”。不仅如此,在十九世纪西方工业社会的挑战开始变得严重以前,中国一直是中国人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真正中心。而一旦中国的物质成就开始接近日本的物质成就时,我们的世界的真正中心将以很少西方人现在能想象得到的方式发生逆转。请记住,中国有日本的七倍大。
  
  谈我农业发展情况
  
  鉴于上述理由,那么就值得问一问,新中国到底看来是如何工作的,它将来又可能如何工作。毛泽东的最被忠实地履行的格言之一就是“农业是基础”。那么,就让我们从农业开始谈起吧!以苏联为首的所有其他共产党社会在这方面一直搞得非常糟糕。美国关于中国的许多神话之一是,中国的土地不能养活它的人口。好久以前,在毛的大跃进接近于灾难性的后果中,我还记得曾经有些漫不经心地向我们自己的农业部里一位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高级人员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问道,假如中国每公顷可耕地的农产品产量几乎提高到日本产量的水平的话,其结果将如何?我的那位朋友脸都吓白了,他回答说:“天哪!如果竟然发生那种情况,那么象美国这样的农产品出口国家就将遇到大量的麻烦。如果中国农业达到了日本农业的水平的话,那么中国就能供给它的人口中男女老少每人每天四千卡洛里的热量;这样,他们的体重全都会超重;但是他们还可以有三分之一的年产量向国外抛售;这样一来,世界商品市场就得遭殃!”
  
  那是在一九六一年,即所有中国人现在称之为“‘三年灾害”的一年。到了一九七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已增加了三分之二,即从年产一亿五千万吨增加到二亿五千万吨。一九七二年由于气候确实太坏,产量稍有下降。这种情况同苏联农业的可怜的纪录对比起来,实在是令人触目的。即使如此,中国在最好年成中每公顷可耕地平均粮食产量为二吨半,这个数字约比日本的平均数字低百分之五十。鉴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农业纪录,我曾经认为,那是制度本身在起着一种阻碍作用。这一结论并非不合逻辑;凡是看到过中国农民干活的人都知道,以一个人对一个人来看,他们和世界上任何农民一样熟练和勤劳,但却与俄国的农民全然不同。然而我现在感到很肯定,我早先的结论是不正确的——虽然我应该马上指出,我能有时间作充分研究的,仅仅是在云南和四川两省少数几个农业公社。
  
  任何一个熟悉旧中国的访问者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是,一直是那么可爱的、丰富多彩的大地风光,其外部面貌已经大为改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我所知道的中国,那时除了最遥远的荒无人烟的地区以外,烧炭者和山羊把山上和丘陵地带的树搞得精光。但现在,除了没有人居住的一些地区例外,几乎所有具有足够土壤的山脉和丘陵,一律种满了树苗和小树,大都是在前几年用手工种植或用飞机撒种的。现在已经有了公路了。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想象,过去中国大部分地区缺乏任何种类的道路曾到了何种程度。特别是在中国南部,有无数市镇连吉普车都开不进去,大部分村庄独轮车算是能够穿进去的最大的运输工具了。再说云南,当时你要从陆路进出这个富饶的省份,除非经过通往河内的那条法国人造的窄轨铁路,还有一条铁路最远只能到达邻省省会贵阳。而所谓“公路”,那实际上只是从山岩中凿出来的石级阶梯,也没有多少英里长。这种路乃是过去皇朝时代的御道,还是照原来的样子在山里一上一下盘旋。要在这种路上旅行只能是步行,或者用受过特别训练的小马驮东西。可是现在,铁路网已经大大扩展了,到处都有了公路——这对农业来说实在是更为重要得多。
  
  在我所访问过的公社和大队里,至少有一半,创造资本的巨大努力已经达到一个关键性的新阶段。换句话说,从农村到市场的必要的道路已经有了,该建的堤坝和水库,水渠和运河以及梯田之类的项目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可以称之为不折不扣的改造土地本身的这个根本任务,距完成也并不那么远了。这样,土地已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好了准备,这就是进一步大大推进农业机械化,更普遍地施用化肥,更多地采用改良品种。
  
  假定中国在气候上走运的话,那么,人们一定可以合理地期望,中国农业产量在未来的十年中将比一九六一到一九七一年过去十年有更加迅速的猛增。中国北部的干旱和某些省份固有的贫瘠仍将是一个困难。然而,如果在今后十年中产量事实上提高三分之一以上——我猜想可以达到——的话,那么我早先凭空提出的关于中国农业达到日本水平的假设性问题就将开始看来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了。这样,中国到一九八三年时的产量就将开始接近日本每公顷的平均数字。在日本,无论肥料的利用、种籽的改良以及高产所需的其他一切辅助手段,都早已达到了饱和点。再者,日本的稻田只能种单季稻,而中国则有越来越多的稻田,由于地处更南方,并有了新的灌溉系统,已开始一年收获两季了。
  
  简言之,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象我的朋友、那位农业部的专家曾经相当发愁地估计的那样,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大的净农产品输出国的时间就将到来。那种大肆渲染的中国购买外国小麦的事,大体来说已只是一种贱买贵卖的办法;因为在大多数年头,中国人一直在以高价向国外出售相当数量的大米,用以支付他们所买进的价格比较便宜的小麦。如果真正的净出口将早在一九八○年开始,我一点也不会奇怪。
  
  谈我有计划地发展工农业
  
  新中国到处都有计划,工业上和农业上无不如此。每个人都会告诉你“按明年的计划”将要进一步做些什么。
  
  关于计划的谈论,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的,但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新中国依然最不象人们在使用“计划经济”这个字眼时通常所想到的那种“计划经济”。事实上,他们的计划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象苏联那样从中央到下面那样。
  
  这种自下而上的计划制度是强有力的,它足以产生至少四个显而易见的、极有意义的结果。首先,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就不会给“各尽其力”的原则留下足够的余地。其次,它鼓励最大限度地开发当地资源,如小煤矿层,在云南和四川两省这种小矿层随处可见。再次,这个系统也替为满足当地需要而进行的地方努力留下大量的余地,这一点中央计划人员是远远看不到的。最后,它大大地简化了中央计划人员的工作。谈昆明、重庆的新旧对比
  
  我不是一个职业的经济学家。在工业方面我也没有经验。真的,我曾把我所观察到的事情同受过高等训练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美国专家们仔细地核对过,譬如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农业和工业的增长率。我发现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专家的估计都相当接近于中国人所告诉我的以及我在当地所了解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仍然强烈地感到,我也许把这一切都搞错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能肯定,即我至少可以告诉读者我在旧中国所见到的与我在新中国所见到的有什么不同。我在过去所看到的与我最近所看到的这种不同之处,使我相信新中国的工业变化也已经和农村的变化一样大了。要知道这一点,只要我把过去最熟悉的云南省昆明和四川省重庆在一九四五年的情况和现今的面貌作个对比就行了。重庆过去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工业简陋——国民党政府的少数破烂的兵工厂大部分在这里,在战争头几年多半隐蔽在山洞里,但是重庆基本上还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内河港口,再加上天气阴沉,矮小凄惨的房屋充塞着来自日本占领区的难民,更显得这个城市破烂不堪。
  
  而今日,与之相反,昆明和重庆都已成为现代化的大工业城市了。重庆还是那样沉闷,但是远远不象以前那么破烂了,因为那些矮小的居民区已被高大的、光秃秃的但很整洁的一排排工人住宅区楼房所代替。同样,山洞里的工厂也被高大的现代化工厂所代替了。而同时昆明,除了它那总是那么美丽的湖和那四季常春的气候以外,却失去了它的媚人之处。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同样的城市图景,一长排一长排工人住宅大楼和很多工厂,有些厂拥有上万工人。从无数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早已开始把昆明四季常存的阳光的灿烂光辉弄得混沌了。
  
  人们不喜欢夸张。甚至在今天,新中国的经济中,工业仍然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是农业。但是,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工业的增长决不仅仅局限于上海那样少数几个革命以前的工业城市。相反,正如昆明和重庆所显示的,只要在资源和运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目前这种新的工业发展已经遍及全国,从而形成了一个为未来工业进一步增长的全国范围的基地。而在遥远省份内的工业增长,也并不是限于现成的中心城市,如省会里。
  
  在旧时代,我对云南省的城镇非常熟悉——至少对那些吉普车能到达的,或者是有空军设备的,即有飞机场的城镇。一般云南省的县,象梦境一样美,通常隐蔽在高而干燥的群山环抱中丰饶的峡谷之中,由于云南的特殊地势,它们各自散处在自己肥沃的袋形地带中。在战争年代里,除了某些空军设备之外,铁匠炉、手工织布机和陶器制造业是你在云南乡村一般所能期望看到的最高形式的工业活动了。因此,当我在玉溪县度过几天兴奋的日子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
  
  玉溪县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在新公路从八十英里外的昆明通到这里以前,这地方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而今天,这里是更加妩媚、引人入胜了,因为在县城里,虽然有新工业,却仍然保留着大部分旧的街道,两旁有精致雕刻的、红色油漆的房子和商店门面。要想知道玉溪县所起的变化,只要看看我在过去报道中提到过的玉溪农业机械厂就够了。这个厂是十年多以前创办的,主要是一个制造镰刀和锄头的铁匠合作社,有不到七十个工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的综合性工业结构了。职工约三千人,有四百多台机床,主要生产今天农村人民公社所需要的涡轮机和发电机,而不再是生产镰刀之类的东西了。在这里,“各尽其力”的精神如此深入地贯彻着,近乎全厂一半的车床都是由这个偏僻的农村工厂制造的。
  
  说中国工业品将有竞争能力
  
  已经谈了很多,在我谈完以前,还必须提到其他三个影响未来的因素:我不能判断中国的技术,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不久以前访问过中国的科学家所提供的证词加上我们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的证词,合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论点。中国工业的尖端技术,看来差不多已和日本和西方的最好技术一样先进。运用尖端技术的范围还是有限的,而且我可以确定它们多半用于国防计划方面。不过不管哪一种优良技术,只要有一些中国人掌握了它,国内就会有很多人很快学会。这一向是中国人的作法;因此,如果你想低估中国未来的竞争能力的话,靠中国技术落后这点作为论据是靠不住的。
  
  至于第二个因素,即关于他们如今已有的竞争能力问题。从头说起,凡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工业工厂,看起来没有一个是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在我所见到的许多工厂中,只有一个装备着有组织的西方式的生产线。这就是云南省主要纺织厂中的一个厂。这个厂生产多种花样新颖、实用耐穿的衣服和布匹;它们出售的价格以我们的标准来看是低得可笑的;而这个厂每年上缴给云南省的款额,竟达到当初建厂时该省投入的少额投资的百分之百!可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要搞西方式生产线的意图。据我估计在我所看到的工厂中,工人平均工资为每月五十元人民币。以这样的平均工资,你可以雇用大量的人力而不会没有甚至与日本、香港这类地方竞争的能力。正是这种潜在的竞争能力,乃是我在研究中国工业工厂的时候,使我最经常感到和印象最强烈的东西。关于对质量的判断,我知道我还必需听从专家的意见,这在我回国以后已经征求过了。正如已经提到过的,所有的专家现在都说中国的工业品,与苏联工业品(除武器外)适成鲜明对照,是具有充分的竞争能力的。同时,由于我无法在当地判断质量,因此在我访问每一个工厂时,我就习惯地向厂的领导人询问产品的价格,并且尽可能地了解世界市场上相当的机床和其他工业品的价格。从得到的对比价格中,中国货价格一般只相当于世界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甚至更低一些。因此可以看出,如果他们决心以日本的方式对工业进一步增长提供资金的话,中国将得到多么大的成就!
  
  最后,第三个对未来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中国被认为无法控制的人口增长这个题目。当然,如果真是无法控制,那么人口增长是可以抵销掉任何数量的工农业增长的。但是我看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确实作了很大的努力,——我相信到一定时候,将会成功的。
  
  因此,到一定时候,我想人们就已能看到在这篇文章开头时我所谈到的中国在物质上取得伟大成就的概貌了。这并不是说我愿意搬到中国去住。这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忘记中国潜在的成功所付出的道义上的代价。
  
  然而,如果说任何可能的和可预见到的发展趋势将改变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整个面貌的话,那末,推究这种发展的根源,就需要谨慎从事。毫无疑义,从长远来看,中国在物质上取得巨大成就将使我们的世界发生急剧的变化。正如如果苏联以核力量摧毁中国的话,将在短期内使我们的世界发生急剧的变化一样。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宁愿看到中国取得物质上的成就,而不愿遇到可怕的另一个图景。但是,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认为,一个具有超级大强国地位的未来的中国,将会给我们儿子和孙子一代的世界增添舒适。
  
  (文内小标题是本刊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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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艾尔索普文章《中国的农业成就》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8.20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八月十一日刊登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农业成就》,摘要如下:
  
  苏联人今年正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大约两千万吨粮食,从而又一次突出说明苏联的农业老是遭到失败。另方面,中国人明显可见地正在农业方面取得十分重大的成就。
  
  而且,我愿意打赌,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这一成就经过十年或十五年时间将达到可以同日本全面的经济成就相媲美的程度——这将是一件能够使世界发生变化的事情。
  
  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对苏联人来说一样,粮食生产是衡量农业成败的一个基本指示器。因此,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下列四个统计数字。一九六○年,即疯狂的“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的粮食和可以顶粮食的作物的产量只有一亿五千万吨。
  
  一九七二年,我很荣幸地在中国作了一次长距离旅行,那一年由于气候不好粮食总产量低于平均数。然而,到那时,尽管由于又一次出现疯狂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造成了暂时的混乱,粮食和可以顶粮食的作物的产量还是达到了两亿三千六百万吨。
  
  当时我曾预言中国的农业产量将进一步大大提高,但是有人指责我被人家“洗了脑筋”——那些比较左的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术界人物发出的指责也不算不厉害!然而,中国去年的粮食和可以顶粮食的作物的产量达到了两亿六千万吨;今年尽管一些小片地区气候不好,产量仍然达到两亿七千万吨;而且有可能达到两亿八千万吨。
  
  中国今天仍然是一个肥料生产和农业机械十分落后的国家,对于任何这样的国家来说,粮食产量在十五年内从一亿五千万吨增加到两亿七千万吨,确实是农业生产方面取得的一个使人感到惊讶的成就。但是,事情并不以粮食和可以顶粮食的作物的总产量有这么巨大的提高而告结束。
  
  一九六○年,整个中国接近于挨饿,要不是因为中国南部的稻谷收成相当好,整个中国就真正的要挨饿。于是,中国立即转向在经济上采取讲究实际的做法。
  
  虽然一九六○年的稻谷收成救了中国,但是中国那一年每公顷耕地的稻米产量不超过二点四吨。这个产量不算太差,但是比日本的产量要低很多很多。那一年我正好在香港,我有点闲聊似地向我们总领事馆的十分精通中国农业问题的专家、博学的约翰•韦恩莫斯提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我说:“一旦中国每公顷的稻谷产量能够赶上日本,同时还能按同样比例提高其它农产品产量的话,那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韦恩莫斯在一张用过了的废纸上进行了一长串的计算。当他一步步地计算下去时,他的表情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他最后回答说:“啊,约瑟,不得了,如果中国人做到了你所说的事情,他们就完全能绰绰有余地解决他们全国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能向外出口多达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的粮食”。
  
  中国人现在还没有赶上日本每公顷的稻谷产量——五吨左右。但是,他们已从一九六○年的每公顷二点四吨提高到今天的每公顷三点四吨,而且其趋势是急剧上升的。事实上,据我估计,中国从长江流域往南的水源比较充足的稻田每公顷的产量大约三、四年内就会达到日本的产量。
  
  提出这种预言是有若干扎实的理由的。首先,一九七二年我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我发现土地本身已得到了彻底的改造。水利(包括排灌在内)工作已改善得无法比拟;在过去不长树的大小山上都种上了树木;过去没有道路的地方,现在道路四通八达——这些是中国的大地面貌改变的主要特征。这比以色列改变巴勒斯坦的土地面貌还要引人注目得多。
  
  这就是说,中国人已作了惊人的、但是是必需的基本投资。此外,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真正有利可图的其他投资,即大大改良种子、大量增加化肥和实现花钱要多得多的机械化。
  
  关于机械化,人们还得静观。一九七二年已经大量生产马力更大得多的灌溉用水泵。但是要求设计和生产适应中国或日本式农业需要的那种结实而又非常轻便的拖拉机却是个艰巨的任务。
  
  至于化肥,中国人现在处在中间阶段,这个阶段是从一九七二年开始的,即建起了数百家以当地煤层为原料的小型化肥厂。至于中国的将来,再过大约三年时间,将兴建起十三座巨大的、造价也很高昂的生产以尿素作为基础的化肥厂。
  
  至于改良种子,中国人采取了就地改良当地的稻谷和小麦品种的独特作法。这使他们免遭突然广泛发生病害的把握要大得多,而外国引进的种子从来不能免遭这种病害。当我访问中国时,他们在改良种子方面已开始取得了很大进展。情报机构的消息表明,在过去一年左右时间里,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更大得多的进展。
  
  此外——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农业体制给了有成就的、勤劳的农民提供了真正的动力,而这种情况在苏联是闻所未闻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才敢打赌说,几年后,中国农作物每公顷的产量将达到使约翰•韦恩莫斯想起来会脸色发白的地步——因为届时将同日本每公顷的产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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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真理报》载文:《敦巴顿大街的红卫兵》
攻击艾尔索普访华后“吹捧中国,诽谤苏联”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3.22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十八日电】题:《真理报》评约•艾尔索普
  
  《真理报》写道,“华盛顿评论员约•艾尔索普炮制已有一年多的关于‘苏联对中国威胁’的许多文章中,谎言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今天发表的《敦巴顿大街的红卫兵》一文的作者谢•维什涅夫斯基指出,“艾尔索普只要一张开嘴,大大小小的谎言就飞出来了”。
  
  维什涅夫斯基写道,艾尔索普承认,他在不久前访问北京时受到“特殊的接待”之主要原因就是散布反苏谰言。“评论员回到他的华盛顿敦巴顿大街的住所后就成了那么一个红卫兵”,并开始颂扬中国当局。维什涅夫斯基指出,“艾尔索普之所以吹捧中国,仅仅是要努力让关于‘苏联威胁’的谎言具有更加近乎情理的样子。他重复的诽谤是老一套,但是采取了新的形式。目前,他已在援引‘在中国听到的说法’了。”
  
  维什涅夫斯基写道,“一个有趣的场面正在形成:艾尔索普指着北京人说:他们‘很清楚苏联的危险’。而北京则时刻准备听听华盛顿这位说假话的挑衅者的意见,说什么他知道关于‘苏联危险’的某些情况。没有中国的原料,敦巴顿大街的谎言制造厂无法开工。而没有这位死硬反共家伙的产品,北京宣传家们也过不了日子。反共主义只能这样恶性循环。”
  
  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 http://wg1966.com/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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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作家艾尔索普的访华观感[1972年]

http://wg1966.com/bbs/read.php?tid=2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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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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