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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1973年](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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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一、红旗渠
  
  二、农业方面的科学
  
  三、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
  
  四、研究机构
  
  五、文化革命以来的学校
  
  六、保健制度
  
  七、心理卫生
  
  八、计划的制订与街道委员会
  
  九、结论

  
  “科学为人民”团体简介
  
  “科学为人民”是美国科学工作者一个并无严密组织的全国性团体,在美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分会。其基本目标是想使美国科学“脱离图利的逻辑”,重新指导科学研究的优先程序。它是从一个以大学校园为基地,反对秘密战争研究的团体而发展出来的。但后来把它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其他方面。诸如取消科学的职业化,发展以社会——政治为内容的科学教学材料,对现行科学课程、教学方法及学校结构进行批判,以及在科学界提出重要的妇女问题。
  
  本书供稿者
  
  代表团成员:

  玛丽.阿顿多 夫明尼苏打州,明尼亚波里斯
  
  大卫.阿罗诺        马萨诸塞州,渥塞斯特
  
  约输.多夫        马萨诸塞州,布洛克林
  
  米娜.葛尔法卜    纽约,杰弗逊港
  
  吉格.葛尔德勒    纽约州,纽约
  
  茱迪.格林堡        加州,旧金山
  
  马文.卡尔克斯坦    纽约,东塞多基特
  
  弗兰克.米雷        马萨诸塞州,剑桥
  
  吉利.斯丹勒        马萨诸塞州,布洛克林
  
  文顿.汤普逊    伊里诺州,芝加哥
  
  编辑人:
  丹.康乃尔    马萨诸塞州,特鲁罗
  
  丹.葛维尔    马萨诸塞州,波斯顿
  
  致谢
  
  本书如果没有其他许多人的帮助,那将是不可能产生的。我们最热烈感谢中国人民使我们这次访问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可回忆的岁月。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无法把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的名字全部列出来。他们不倦地工作、良好的意兴和耐心的解释,使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所学到的东西比我们预想的更多。但是,我们更少要列出我们正式的东道主周培源及科技协会外事局的同志们的名字。他们是潘纯、朱永行、苏凤林、邓定宇、钱皓、朱进宁和蒋琦。
  
  也要感谢艾塞.辛纳,欧尼斯特.柯葛斯,诺葛.威尔治,驻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香港中国旅行社以及旧金山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他们对我们的旅行都做过事前的协助。
  
  我们在中国时,王耀华、汤反帝、寒春、阳早、舒格禄及马海德大夫诸位都抽出时间来讨论和解释我们从西方人角度所看到的某些事物。
  
  我们回国时,又得到无数朋友的协助,他们阅读、校正和批评本书的初稿,特别是彼得.梅雅的帮助。南施.霍德和凯滋.拉查鲁斯在弄清中国拼音方面做了极好的帮助。定稿则是吉娜.阿贝勒斯,阿伦.巴隆,费利斯.康奈尔和艾伦.凯莱诸位完成的。
  
  最后,我们要谢谢“科学为人民”会员,特别是在波斯顿、纽约、芝加哥、明尼苏打、柏克莱和圣路易斯各地分会的协助,他们帮助我们筹备这次旅行,在我们回国时又帮助我们解释我们曾见过的某些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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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突然成了美国的注意中心。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被隔绝几近二十五年,不能获得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手资料。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对我们来说,是素昧平生的一大群。我们已有过的对中国的形象,不管怎样,多数都是空洞无物的。
  
  然后,忽然之间,旅行之门敞开了。旅行者的报道开始出现了。旅行者有新闻记者,有学者以及寻常人。那些报道,使我们感到喜出望外。一个有关新中国的形象形成了。那形象和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一律贫穷、愚昧、剥削和疾病的地方刚好相反。我们看到的报道,中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粮食充足、疾病不多、人民可以得到卫生照顾、犯罪减至最低程度、孩子们都上学校。而且这个社会,在工业,农业、科学和军事力量各方面,正在大步伐前进。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的一幅图画,已开始形成。看来它是制度大不相同的图景之一。即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由于图景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完整,许多人便这样发问:中国人的经验,是否可以供美国社会某些迫切的问题之解决作借镜。
  
  为什么我们(包括本书的诸位作者及“科学为人民”这个组织的成员)对中国的科学这么有兴趣?试思想片刻:科技进入我们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吧。我们阅读过有关医学之惊人的发展。但我们很难得到紧急的照顾,不管我们能够付出多少钱。并且我们都担心疾病持久之庞大的开支。我们并不惊异先进科学农业的生产力,却担心杀虫药的污染。我们试图应付螺旋式的粮价上涨。我们读到有关第三世界饥荒的消息。工业生产品源源出厂,为我们的物资福利提供了基础。但在同时,工业污染了和破坏了我们周围的环境。而这种事情依然在非人道地重演着。运输上的先进,使我们的机场一片嘈杂,交通挤迫,燃料短缺使我们的房屋变得更冷和行车更慢,但对集体运输却少注意或者根本不注意。心理学的发展其结果却造成大规模使用“安非他明”以控制“过度好动”儿童的行为。计算机(俗称电脑)本来被誉为魔术般的思想机器。却被用作在东南亚打一场不在场的战争。电脑在国内则编制了千千万万反对这种战争的人的姓名表。激光本来是一种重要的科学工具,却被用作去指示轰炸由电脑选定的目标。然而,游击队的原始武装力量却能够以机敏的方法,而占了上风。一般人都知道激光和电脑是作非军事性的使用。但它们的技术之研究与发展首先受到鼓励且获得开办经费的,却是因为它们具有军事潜能。正如我国社会多数科技进步一样。这类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周围的全部专家都拥有学位,他们穿着白色的外衣,出来解答问题,他们试喝迫使我们不求甚解而去接受他们的意见。但他们似乎只能导使我们脱离一个危机而面对另一个新的危机。难怪越来越多的在科学方面工作的人,不满意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滥用。“科学为人民”组织之所以成长,是因为所有科学工作者及受技术结果所影响的其他人士,开始去分析这些矛盾。并对矛盾有了反应。
  
  原名“科学家与工程师为社会和政治行动”团体(英文简称SESPA)最初露面、是企图在美国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一个“不作战争研究”的议案。这组织是从一个反对保密战争研究的校园团体中演变出来的。后来这团体逐渐扩大,包括有十二个分会和全国许多个别人士,他们都承担了重新指导科学为人类需要而服务的任务,因而他们团结在一起了。会员们在反对印度支那战争运动中,变得很活跃。并且进一步怀疑美国对整个第三世界科技政策的运用问题。
  
  由于都是科学工作者,我们开始分析科学的潜在价值及其实际效用之间许多互相矛盾的问题,并对这些矛盾表示了意见。对我们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那就是西方科学之真正成就因其目的在图利而变得模糊起来。同时也因不作合理的计划而变得模糊起来。“科工社政行动”(SESPA)于是开始想到“科学为人民”的问题.因当时技术界以外的个人和团体都开始提出这些科学滥用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已有一种看法。认为科学问题是从社会上之政治与经济控制这个基本问题而冒出来的。我们曾获悉。技术服从利润的逻辑。并获悉经费的控制决定科举工作的方向。总而言之,在(美国)这个社会或其他任何社会,科学活动都不是不讲价值的。
  
  “科工社政行动”会在大学校园的会员曾设立了课程,以探讨科学工作之政治控制。并曾批评了大学本身的科学实践。在中学方面,我们曾组织了工场及批评性的课程,并搞出一些原始材料从社会与政治着眼来讨论科学。在校园外面,我们曾集中于环境、食物调味品、职业卫生、心理外科术及污染控制以及其他问题。在工作场所,科学工作者碰到了同样的职业安全问题、工资标准问题及对其他工作者的歧视问题。“科工社政行动”会的会员曾尝试组织团体,把这些工场问题跟对公司或实验所整个方向的板心,联系起来。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中,我们尝试实践人道价值和集体决定。
  
  我们的基本目的是要打破流行于美国的:科学是非政治的、是仁慈的这个神话。我们觉得中国人也正在奋力发展另一种做事的方法。我们对于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进展、越来越有兴趣于取得第一手的亲身观察。由于数年前已开始实行了交换访问,我们想派遣一个代表团去中国或许是可能的。于是,我们便写信给北京的科学院。我们并在波斯顿地区组织了一个团体,开始研究中国、并与一个全国选出的团体配合行动。并邮寄通报给全国各地的分会。并在“科学为人民”的双月刊上刊登了通告,但在做出正式的安排之前,我们要等待中国人的回音。足足一年之后。我们才接到一个请柬,要我们派遣一个十人代表团前往。在两星期的短期通知下,从波斯顿、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和明尼亚波里斯各地分会选出了代表团。代表团团员包括一位化学家、三位心理学家、一位曾做过与科学有关的组织工作的母亲(做福利工作的)、一位大学理科教师,一位电脑程序主持人、一位生物学研究生及一位护士。成员们在职业卫生,监狱改革、“科学为越南”(属科工社政行动组织)、集体心理卫生、求存计划、工场组织,环境运动及教育改造各方面都有着政治性的活动。
  
  全团于一九七三年二月首次集合于旧金山,而飞往香港。我们于二月二十一日进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深圳。今后的四个星期,我们作了中国科技协会的客人而度过。我们访问了广州、北京、和上海各城市以及河南、山西及湖南省的一部分。我们参观过科学研究所、学校以及大学,工厂和农村公社、诊所和医院。我们跟科学工作者、教师、政治干部、学生、医生以及寻常工人和农民谈过话。
  
  可惜,我们代表团中没有一人能说流利的中国话,虽则我们中间有一位约输.托夫曾有初级的中国语文知识,并能教我们简单的句子。可是,总的来说,在整个旅程中,我们要依靠译员。读者应当知道,在我们的访问限制以内,无法使这种访问对中国的科学能作全面的研究。因为时间、地理以及我们自己知识的缺乏,我们在四星期中所看到的太少,不能冒称有这种全面的成就。虽然我们看到了科学活动之重要横断面,反映了我们代表团的特殊兴趣所在。
  
  我们看中国,是依照中国人显示给我们看的。并且愿意承认。我们是相信我们的所见所闻。读者也许觉得我们写出来的缺乏客观或怀疑的因素。如果是这样。那或许因为我们被新中国的印象深刻感动之故。而我们的印象,一部分无疑是基于明显的政治偏好。
  
  成为一个正式代表团的成员这经验,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崭新的。由于新奇之感逐渐消失,我们觉得,我们是属于中国人的朋友和同事,所以他们尽力把我们想带回去的有关中国的资料给了我们。我们东道主的一般话题是:“有成功,也有缺点。如果你们只讲有关中国好的方面,人们一旦看出真相就会变得失望。”我们注意到这个意见,所以在报道我们对中国的观察时,结合到我们作为美国科学工作者的经验,务期做到公平。
  
  但是,同样也重要的是。我们的经验应当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情况,而不应当对中美两国科学的具体歧异,做直接的比较。在物资上来说。中国仍然是个很穷的国家,现在还只是正在经历相等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我们的工业革命。可是,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花了一个半世纪才完成的东西,中国人还不到二十五年便完成了。他们在全面科技水平超过我们之前,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但是以他们正在前进的速度而论,这样的一种可能,并不如看来那么遥远。因此,我们的注意和我们的热忱,并不那么放在中国人的具体成就方面——虽则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成就是应当兴奋的——而无宁是放到发展的速度方面。以及放在助长这种改变之特快、速度之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方面。科学在中国从其有系统地调查和解决问题这一意义上来说,它正在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而且是正在把一切问题统一于科学方法上,诸如生产、技术、教育、医疗、社会关系、基本研究、设计等等问题,都是采用科学方法。中国人的理论、科学并非是那些有特殊训练者的专有地盘,科学的发展也不限于只提高已有高水平的那部分经济,而在过程中涉及多数工人和农民的参加。而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却是多数西方国家在实行的态度,中国是决心要避免的(即是中国要使广大工农也参加科研)。
  
  科学在中国,是“用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中国的古代传统知识通过正常的科学渠道,与较现代的进步相结合。另一条腿是一向被否定接触科学发展的广大人民群众,如今他们也研究科学。基本上两条腿走路的观念意即,宁使发展不足的一条腿多多运动,而不是把一切的资源用在较强的一条腿上。这不是说。把较强的一条腿砍掉,以有利于较弱的一条腿。有如某些西方观察家所暗示的那样。
  
  许多外国记者报道文革后(中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就曾有过这种误解的例子。在我们未去中国之前,我们曾听说所有高等院校都关掉了,所有各学系的学生都被派到工厂和农村去受工农的“教育”。大学只是逐渐地重开,只有有限学生入学。要再隔七八年,才会再制造出毕业生。这些说法虽有着某些事实根据,但教育完全停顿之说,从我们所发现的看来,那就不再是事实了。
  
  在我们旅行期内,我们所见所闻,描述的很多是文革以后所做的事情。我们与之谈话的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和他们跟同事、学生、工人、农民的关系,如何因文化革命而有了改变。我们开始看出,这个伟大的政治运动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中国社会之最深刻的斗争。这个运动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爆发了公开的冲突。它的后果影响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工厂、学校、公社、研究机关、保健机构、政府以及共产党。
  
  据我们所听到的,文化革命似乎是因为对中国所走发展道路的总方向,有了怀疑。它重新调整政治领导层对普通人民的关系,并暴露了共产党最高层的根本歧见。这种歧见发生于党领导层是否已脱离了群众。某些党的干部已开始利用地位为自己及他们的家庭取得特权。党本身在走向特权阶级的途中。这部分领导层已变成如所周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当权派”。他们赞成使用经济鼓励,来代替政治动员。并强调在都市中心发展重工业.后来才知道走资派就是当时的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共产党副主席刘少奇。
  
  早在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就提出警告,反对在经济上恢复资本主义,并抨击党的特权阶级的滋长,要建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层。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学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公开示威、反对市当局拥有官职者未能批评一出反毛泽东思想的戏剧。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的红卫兵开始指斥有特权思想的党干部。学生们受到毛主席的正式接见,毛主席要他们“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当权派司令部”。
  
  重要的政治变革发生于这段时间。刘少奇终于被取消权力。资本主义在党的领导层失去了影响力。在上海方面,由工人领导的一个群众组织,夺取了市政府的控制权。当权派与工人和学生之间的斗争,在全国爆发起来。为了解决他们,一九六八年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联合和团结社会各方面互相争执的力量。这种革命委员会,工人平均占了百分之五十,政治干部占了百分之三十六,人民解放军代表平均占百分之十四。这些革命委员会监督多数社会团体的重建及党的委员会改造。在我们旅行期内,革命委员会仍然很多都存在,通常负责管理各机构的日常事务。
  
  跟我们对谈的科学工作者往往描述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生活,跟文化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大变革的关系。一般来说。文化革命看来是反对特权者的专门化和特殊化,回到依靠人民大众的创造力,强调重心的转移,从以城市为中心,改变到以发展农村生产和社会机构为中心,因绝大多数人口都住在农村。关于科学方面,文化革命导致对应用科学的重视,使研究迎合当前的需要。又实施机构上的改革,使之便于进行科学活动。科学家对我们说。他们现在比以前从事较多直接生产工作,他们走出实验室和院校,去跟工农业中人开会,使工农业中人受到他们工作的影响。他方面,工人和非专业者进入科学机构,参加他们的决策。科学教育看来变得比较多实用而少专门,并且也多直接涉及生产。学生学习各科的目的,是要具有工厂或农场工作的背景,这样,他们才会对他们所将服务的人民有较佳的了解和共同的感情。在北京的清华与北大、以及在上海的复旦,我们跟很多学系的成员和学生谈过话。那些学生及他们的院校跟整个文化革命都曾有过关系。他们的活动跟同时期的美国学生运动的活动有其相似之处。但结果却显然不同。在文化革命的初期,大学里多的是学生权力的要求,免试入学哪、少些考试哪、多些与实用有关的课程哪。大学制度仍然有着旧阶级结构的根源。即是依据特殊的课本和方法去教育特权阶级。这是跟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策是不相容的,因此甚至自己是特权阶级的学生也起来造反。
  
  文化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守旧者”而是要把他们每一个人改造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科学家或教授。这些专业人员在取得改造的过程中,都曾有过困难的时间。但是,我们遇见过的那些人都比较适合于当人民勤务员这一新职务,而不再是你争我抢的饭碗主义者。
  
  我们参观科学研究所和大学时,我们首先提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知识分子间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尝试去了解中国经验的意义。这问题是,中国科学家抛弃他们的研究去迎合科学上的优先工作,离开他们的实验室、被指派到农业或工业方面工作、是不是有困难?我们所得到的答复,一般是对我们的发问,表示很有趣。在北京的一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告诉我们。他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令他兴奋。他的研究环绕着不同植物种属杂交,对遗传学作反复的理论研究。当他被派往农村时,他发现“农民走在理论家的前头”。盖农民受增产需要所鞭策,已成功地使蓖麻子与棉花作物杂交,这两种植物都是产油的作物。遗传学理论家会向他们提意见。不要浪费精力去尝试,在理论上,这是行不通的,但农民却尝试成功了。现在,谈教授每年花一部分时间出去跟农民在一起,向农民学习。这样,他就可以把新的资料带回到实验室。有时,农民跟他一道回到实验室去教学生并和学生一起工作。反过来学生也到农村去跟农民一起工作。谈教授仍然是个知名的科学家,但他却已培养了一种处理农业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使他自己的研究更加发挥作用,也更加有益。
  
  在上海机床厂,普通的工人正午研究运筹学,这样,他们终将了解整个生产过程,包括理论水平。别的工人则在大学内设立了小工场以建立电子设备,并教学生和教授怎样建立它,为他们自己的研究之用。
  
  自行组织起来的家庭主妇们,成立了地方性的小工厂,制造纸盒。她们并进一步搞比较复杂的东西,像手电筒的干电池,甚至于还制造半导体收音机。她们受了“愚公移山”这类的寓言所鼓舞,这鞭策她们自己做更大的工作。现在已有制造电脑的街道工厂哩。
  
  林县是个大盆地,一度是很干燥缺水之地,该县的农民不顾专家的反对,设计了并修建了一条工程很大的灌溉渠,他们沿着七十公里长的路线,修建了成百个隧道和渡槽,水道的路线,迂回地越过崎岖的山峰。(译者按:林县的红旗渠,共长一千五百多公里,在修建过程中,削平一千几百个山头,凿通一百八十多个隧洞,架设一百五十多座渡槽,引来漳河水,筑成了人造天河。是新中国有名的最艰巨的水利工程之一。美国科学家这里所说的七十公里路线。或许是指的一部分工程吧。)农民们靠自力更生和决心,使这个艰巨的任务,终于完成。红旗渠不但是林县农民们努力的纪念碑,也是对全中国人民的一个巨大鼓舞。
  
  总之,在中国,科学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了。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是劳动人民经验的总结,应当属于劳动人民所有。科学属于科学家私有财产,这想法对寻常人民来说。是太深奥不易理解。因此,必须抛弃这种想法。代替它的,是全中国不分东西南北,正在广泛地分享知识,使科学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国务院科学和教育组组长刘希尧在人民大会堂为我们举行的正式招待会上对我们说,中国正在建立一支庞大的科学工作者队伍,同时中国也正在使广大群众参加科学发展。我们所亲眼见到的,正足以证明道点。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大学、工厂、公社及其他机构都参加了这种研究。我们的东道团体——国家科技协会负有为人民大众组织讨论和座谈会的特别任务。社会上的每一阶层从中央委员会到基层都存在着特别技术团体,以确保人人学科学和用科学。科学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建筑材料之一。
  
  分享和传播科学知识(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的新方法,需要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之间,有一种互信和尊重的气氛。过去给予任何有钱有势子弟上大学接受专业训练的特权,那是不合常理的。医生当然不信任老妇能担任公共卫生工作。教授也不会愿意接受他们学生的建议,或普通农民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科学实践,印象何以如此深刻的原因。中国尝试把专家与非专家的努力,在最大可能范围内结合起来、作共同的努力。我们逐渐地了解,中国使用了某些方法、实施人性和动机的改造。我们希望在以下各页、追述我们所获悉的、有关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及工农自力更生的成长时,再来传达一下这个问题。肯定地说,没有一个发展落后的国家曾经首创过这样广大的统一全民使用科学和人道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这一种方法,既是统一社会的工具,也是利用社会资源为全民服务。因红旗渠的建设予中国人以独特的远见,又因其所用的政治的力量以克服科技上的障碍,故我们这本书一开始就记述红旗渠的建设。因此,这是一种触类旁通式的报道。在我们这次整个访问中都采取这种报道方式。
  
  继红旗渠道篇文章之后,我们以谈农业这一章,来对中国的科学作实质的讨论。农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骨干和中国大部分应用科学的焦点。从农业方面我们再转到应用科学其他主要方面——工业。然后再谈到我们在中国研究机构所观察到的较多理论的研究方面。再下一章谈学校,是过渡的一章,显示中国的科学如何通过教育制度、与大众文化打成一片。论卫生照顾制度和上海的精神病院两章是继续说明。在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科学与政治互相联系的程度。最后,谈设计的一章,系显示在一般社会组织中科学方法的使用。我们用了一个简短的政治理论的总结,来结束这本书,以说明中国科学实践的背景,让读者去衡量美国科学对他或她的关系。
  
  虽然,下述的材料很多是我们的印象之集合——在某些情形上,对背景有较佳的叙述——我们并不曾寻求取得风格的一致。每一章都是把第一手的观察结合团中几位不同的团员随后的修正。在某些情形上,参加修正的多至七位团员。所以,我们有意避免把各节中任何一节,归之于某一位作者。像中国人一样,我们采取共同负责、功过与共的办法。
  
  我们中没有一人精通中国语文,在中国人名和地名的拼音上,一定有一些错误。在文字翻译上,为了使美国读者熟习起见,我们尽可能求其和瓦特—吉尔斯(Wade Giles的拼音)制度一致。虽然,中国人自己已设计并使用发音制度,即拼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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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旗渠

  
  由吉普车和长途汽车混合的我们这个车队,经过雪盖的蔚蓝太行山脉,绕着峻峭的转弯,倾斜前行。车上载着我们自己,我们的东道主和翻译、和我们刚参观过的西沟大队的成员以及我们的专业司机。全是峻峭的有条痕的岩石山边,使我们想起了(美国)犹他州的大角山脉。流到下面干枯多石峡谷的滚滚春泛,要拍摄这种镜头,倒是容易的。往往车子绕着岩石路的一个转弯处,忽然出现用人工劈开的悬崖峭壁,这时我们会碰到几个农民在耕种一小块土地的冬麦。他们对这种介于公路与悬崖之间的耕作,看来已颇能适应。有时,一个山村出现于一个盆地下面。我们见到山边挖了许多窑洞房屋,这种洞屋的墙壁,是用未烧过的土砖砌成的。洞口外面是像哥德式的拱门,和周围褐色的土相映成趣。
  
  吉普车在跳动着,难于从车中拍摄照片。但我们对于日晒风吹的农民,处在这种艰难险阻的风光中仍然一派乐观的形象,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几年以前,青年们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些高山上以鹤嘴锄为武器,用绳子把自己从悬崖上吊下,在硬石上凿出靠脚趾的洞。我们在一部影片上看到了这些农民,我们从他们身体的侧面看去,只见他们一个个像跳慢动作芭蕾舞,悬吊在空中。他们每个人在轮流向前推动,中间保持一个距离,以便于在石头平面上工作。他们用简单的工具和土制的炸药,逐渐在周围约七十公里的坚固的山顶上,凿开并炸开一个蜿蜒的岩架。有时,周围都没有出路,他们只得从山中挖洞,挖出一条通路,成为长达半英里的隧洞。当他们在工作时,成千的其他农民,用鹤嘴锄和凿子,凿开山的其他部分,慢慢地形成千百万块石板。在悬崖峭壁上劳动的农民和在下面山谷中的农民,有一个共同的憧憬。下定决心实现这个现在必然是世界上伟大工程的奇迹。他们称它为红旗渠。它是手工砌的工程,如果把它形成一度高厚各一公尺的墙壁,将长达绕地球赤道之一半。
  
  这些农民住在林县的一个盆地。其地在河南省的西北角。多世纪来,这个大盆地五百多个小农村苦于无穷无尽的干旱。遥远的漳河急流而下,流到山的另一边便停止了。这个盆地,每年总有一两次洪水,几条河流的水倾泻而下,流入峡谷。水经之处,一切都被冲走。而一夜之间又变成干涸,根本无法将活命的水作任何利用。对这二百多个农村来说,甚至连饮水也要走到十公里以上的外地去取。农民们谈了很多渴死和自杀而死的故事。灌溉是谈不到的。最坏的季节,人民相率离开他们的家。只有到落了季节小雨,几口井盛满了水时才回家。农民想尽了办法,到处去寻水,然而却曝徒劳。连八十公尺深的井都干掉了。有着雨水和雪水的贮水池不久也都干了。唯有埋怨漳河离得太远,可望而不可即。那里的水终年常流。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所着手要达到的目标,非旧社会所能做到,甚至非旧社会所能想象。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全国广大群众在大规模建设中曾取得特别的大成就。林县农民干吗不这样大干一下?每个人都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的有名故事,这是一个大力士式的砍山艰苦故事。青年人中间有一个受过几年工程教育的青年谈及从山间开凿一条运河。跋涉了几个月,测量有无这种可能。最后,他向县官方提出了一个计划,要求从城里派一个专家队再去覆查一番。
  
  这些工程师们查后回来,对农民的想法大摇其头。宣称开运河计划行不通。难道因“专家”骂农民愚蠢,农民便放弃他们的计划吗?抑或他们像成千的“愚公”那样,也移动他们自己的山呢?争辩很激烈。最后,共产党支持了开运河的计划获胜。当时,中国的经济受到暂时的挫折,全国发生了两条“路线”的争论。毛泽东主张人民自力更生,作为解决困难的方法。但是,许多居高地位者跟着刘少奇走,想恢复私人企业的经济战术,并依靠专家的知识。这些人认为开运河没有希望,并且是浪费的经济冒险。然而,农民却反对这种看法,决心要追从他们的计划。他们花了四年的时间,建了七十公里的运河干道。官方曾下过四道命令,着即停止工程,(后来那些官员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所有的供应品都被扣住不发,并且视察组进来视察,看看工程是否已经停止。可是人民拒绝倒退,爆开隧洞的青年志愿者,躲到山上,等视察组去了以后再出来。在下种和收获季节,多数农民在贫瘠的田里工作。不需要下田干活的。便不倦地在粗具雏型的大运河里工作。在农闲季节每个人都投入工作,在悬崖上的英雄事迹越来越多,更鼓舞了农民的工作热情。
  
  有一段时间,林县妇女只能做洗衣烧饭和男性助手等比较低贱的工作。不许她们走近运河地区。认为运河工地太危险。当我们参观红旗渠各部分时,它不仅包括一千五百公里的干道和流入盆地的支道,而且还有几百个水库、水坝、渡槽及电力站。我们的导游,是一个美丽的、眼睛明亮的二十三岁的年青妇女。她名叫韩永娣(译音)。她在中国远近以“铁姑娘”出名是一个三十个妇女组成的“铁姑娘队”队长。当我们坐车从运河一地到另一地的崎岖的林县公路上行驶时,她告诉我们下述的故事:
  
  一九六八年我们正在建筑一个很重要的隧洞,所有的男女都想参加工作。但是,领导人只准许男人去,不许妇女接近工地。妇女和女孩子都认为还是一种封建观念,那时候,我组织妇女和女孩子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终于当上“铁姑娘队”队长。毛主席教导我们,妇女和男人是平等的,男人能做的工作,女人也能做。我们再向领导人申请。我们决心下坑。(那是向山下直挖,以便产生较多的平面,从平面再挖隧洞,以建立通空气的竖坑。)并用炸药炸山。最后,领导人准许妇女下坑和男人一起工作。
  
  我们妇女回忆解放前的悲惨生活。在中国有句俗语,男子可以走全国,妇女只能走庭院。我们没有政治权,也没有经济权。解放后我们贫下中农当了自己国家的主人,如果我们不去工作,谁去工作?毛主席告诉我们,女人顶半边天,男人顶另半边天。我们女人都认为修建水道是为了革命,有利于全国人民,所以,我们决心参加工作——这就是我们所已做的。
  
  最初,我们的队不叫“铁姑娘队”。许多男人和许多人并不以为我们能像男人一样,什么都能做。但是,我们把我们的思想付诸行动,并去注意男人所已做的。挥铁锤、拿凿子、以及后来怎样安置炸药和引爆炸药。最后。男人终于相信我们了。最初,我们不能真正地做许多这类事情。但是,得到男人的帮助,我们学会了。我们跟男人一起外出,我们站在后面,注意看事情怎样做,当我们有了问题时,我们就问男人。一直到我们学会做这些事情为止。大约四五天的时间,我们掌握了这些技术,然后,我们参加工作。
  
  “铁姑娘”队人数不多,只有大约三十个妇女,平均的年龄是二十二岁。——但在辛勤工作之后,农民们给了我们这个光荣的头街。我们阅读科学书籍,得到某些科学知识。但是,多数的知识来自直接的实践。举一个例,我们怎样学爆破工作呢?我们曾要求领导人准我们做这种工作。但他们不相信我们能够做这种工作。当我们获准尝试时,一个女孩子得下坑立刻安置五根炸药,然后才能走出竖坑。我走下坑,但在仅点燃了四根炸药时便叫起来。“让我上去吧。”因为我怕再呆下去。我对工程人员说。只有四根炸药是好的,于是,女孩子们便想知道为什么五根炸药只有四根是有用的。在炸药引爆时,真正只有四根炸药爆炸。她们再问我,为什么只有四根炸药是好的,于是,我便解释,我怕再呆在那里,五根中只点燃了四根。男人和其他工人都称赞我。并说,“你不但可以做其他的工作,而臣也能做爆炸的工作”。我答这,“但是,我可做得不好呀,我仅仅点燃了四根炸药,并没有五根都点燃呀。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怕难也不要怕死,为什么我不敢放第五根炸药呢?”为了改变我的错误思想,我再下坑去点燃第五根炸药。因为如果我不去点燃,我想可能危及其他的工人。
  
  烟还没有消散,深坑中漆黑一团。在我下去时,我张不开眼睛,我的灯也熄了。我很怕。但是,我想到毛主席的话和其他工人的安全。最后,我点燃了灯也点燃了最后的信管。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上来。从这次经验中,所有的女孩子才懂得只有把毛主席的教导联系实践,我们才能完成一切事情,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男子工人的帮助,所有的女孩子都学会挥锤和爆炸。我们在工地碰到很多困难,但是,不论何时,碰到新困难我们就自行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愚公移山)。并且学习许多我们的英雄的品质。
  
  我们听到“铁姑娘”的故事,我们对她的信念,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像中国其他许多人一样,把毛泽东的著作,日常应用到很具体的问题上去。“愚公移山”决不是一个寻常的寓言。它已经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被应用到去克服无能的情绪。如果人们不曾受过正式的教育及因此而产生的自尊心理,很多人是有无能之感的。当最高领袖告诉农民,他们的常识、他们分析自己生活情况的能力,会使他们达到看来不可能的目标时,他们便有了新信心了。它不只是一种好情绪,也是可以把握着并使之成为真实的东西。每一块磨成灰而做运河的石头、每一公里的完成、都显示出,那使他们鼓舞的故事是真实的。在我们看来,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人几乎每一个对那个故事都有其真实感,并且具体地把它应用到最初看来不可能的某些任务上去。我们听到的故事使我们相信,每一项新成就带来了一种自由和信心的新感觉。这是人民想做事的自由,想使他们脱离封建主义而为集体求进步的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不是毫无节制的,这是说。除非是他们已打破了愚昧和屈从的锁炼。自由在中国看来是了解具体情况的力量,以便于取得更大的成就以解决过去的问题。
  
  红旗渠上每一块新里程碑,使我们对(毛主席)这个教导感到更亲切。桃园渡槽延伸到一条洪泛河所经过的一个干枯峡谷。工程人员原计划就横跨一连串罗马式的高拱门,建筑一条露天的运河式渡槽。但是,农民们看到了这个计划之后,争论深河床难于渡过,为什么不在渡槽上面建一个路床,发挥一座桥梁的作用,因此,便修改了计划。这个具有双重作用的结构,成了对于身兼设计者、修建者和使用者的农民是一个动人的纪念碑。
  
  当我们从桃园渡槽沿水流所及盆地平面、渡回盆地时,我们注意到如何修建较小的分支灌溉渠,使其流到每一坑田里,再滴入约三英呎至八英呎的下一个水槽里。农民用这些滴水槽来驾驭水力,使之发电。我们停下来参观这些水力发电站之最小的一个,那是一间砖砌的建筑物,只有一部发电机,发出四十瓧的电力。在一个稻草和泥巴盖的屋顶上,树在粗木的电柱上有一个电表盘。在高高的中央电柱上,有一块不引人注目的黑漆牌子,上面刻着如下的字:“革命委员会(本地公社)修建,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在看守这个电站的一位满面红光的青年人对我们说,每一个生产队都派了一个代表到一间县立学校学习了一个月,学习如何建立并如何管理这样一间电厂。他说,在这个绵亘的空间十三个电站中,最大的一个电站发电三千瓧。目标是要建立二十六个发电站,充分利用这个支渠。这儿是个受到同伴鼓励克服落后、而自成工程师的农民。
  
  在我们爬回我们两架小型公共汽车时,“铁姑娘”又谈到在修建运河前后她自己的生活情形。
  
  在我成为“铁姑娘队”的队员之前,我仅受过小学教育。你知道在那时候,情况是很困难的。你得走上十多公里去取水。我下定决心不再回校,改去参加工作。因为在林县,工作才是人民的主要任务。现在,运河已修成了,我仍然在运河的管理部门工作。
  
  我们打算建更多的小型水库。夏天我们可以储更多的水在水库里,以便于在水流少的季节放水。通过修建红旗渠的经验,我们在本地的公社,培养了许多技术人员,他们现在可以设计小型水库。我参加了这部分的设计工作,并且也参加建水库的劳动。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它自己的小型水库,有足够的水灌溉它自己的田。通常是有二十万到四十万立方公尺的水(林县共有十五个公社,每个公社有三十至四十个生产大队)。
  
  我们要求“铁姑娘”讲讲她个人的生活。她那玫瑰色的面庞变得更红了。她的答复常常被我们年轻的女译员的笑声所打断。一直到两人笑作一团为止。我们不知道是否全部谈话都译了出来。铁姑娘说:
  
  去年,我结婚了。我丈夫是我村中的一个工人,但他是在一间钢铁厂工作。我们每星期或两星期见面一次。(说到这里,忍不住笑起来)这不是很正常的,有时,我们每个月只见面一次。在组织妇女方面,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每一个大队,公社和县都有妇女团体。我在两个大队和县妇女团体工作。每一两个月,县妇女团体要开会,但大队的会是常开的。——每三天至五天开一次。我们讨论的事情,要看手头有什么任务。自从文化革命以来,我们的觉悟在几方面都提高了。以前,我们妇女只能做某几种的轻松工作。但在文化革命期内,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训练我们去做男人所能做的每一样工作。
  
  我于一九六九年入了党。现在,“铁姑娘队”五六个妇女也都成了党员。许多年轻人想替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他们申请入党。后来,县里的群众对于谁应入党的问题,提出他们的意见。如果我们工作很勤劳,学习很用功,群众是会支持我们的入党申请。然后,党组织对我们入党的事再加以讨论。有的人是会被接受入党的。党的委员会还组织群众讨论这种事情,从群众中吸取意见。如果申请这到拒绝,党委员会及其同志将做我们的工作,直到我们有了较多的进步,这样,在较后的时间,我们可能被接受入党。在党内,意即为人民工作更辛勤。入了党以后,我更多学习党的政策、到群众中间,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在人民中间实行党的政策。我尝试树立一个榜样,听取他们全部的意见——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我都把它们带到党委员会去讨论。我们的领导团体有六男和三女,平均大约是二十八岁,年龄的差距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不等。我们几乎每一个晚上都开会,总结当天的经验。在公社方面,我们大约每两星期开会一次。而往县方面,大约是两个月或三个月开会一次。在文化革命期内,我们往往组织了老中青三结合委员会。一般的党龄比现在年轻得多。并且里面的妇女较多。因为我们注意到妇女的政治平等。
  
  在党与人民之间,进行着这种方式的继续讨论计划和总结意见。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是整个集体的一部分,以争取更大的成就。革命委员的组成分子,大约一半是党员,一半是当地选出的非党人士。这些委员会一方面计划,指导,他方面组织经济文化和教育活动。委员会是党和人民之间正式联系的机构。这样的一个机构一方面实行自力更生,一方面反对非代表性的领导权,是能够设计和修建红旗渠的。所以林县现在成了一个一片翠绿的盆地,出产了很多的小麦、蔬菜,肉类、和水果,对供应人民的需要足够有余。
  
  当我们和农民坐在一起,看修建运河的电影时,看到了一生在干旱中生活的老农、首次把杯子浸入运河支流流入盆地的水中时,他们那份欢乐情怀,使我们不能不受到感染。
  
  诚如农民一再所复述的,水是农业的“活命血液”,通过这个运河,隧洞、渡槽的巨大连锁网而利用了漳河,使灌溉和电力两方面都变成了可能。而电力又使照明、通讯、肥料厂及其他新的生产方式变成可能。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事实是。本地农民——数千年来一个被敌视地带的受害者在很少技术援助的情况下竟然克服了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环境。最有力的工具,便是人民自己,他们受到毛泽东著作的鼓舞和指引以及追随毛主席教导的那些领导层的鼓舞和指引。这样取得的信心使前此是文盲的广大农民自己发明了科学,并且成了不折不扣的在工作中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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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方面的科学

  
  红星公社
  
  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民以耕作为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住在农村地区。中国革命是在农村地区成长起来的,并且受到旧中国贫穷和被剥削的农民大众之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整个中国革命期内,无论是在一九四九年军事和政治胜利之前和之后,巩固农村地区社会主义之互相冲突的策略,是共产党内部严重斗争的背景所在。而党内的争执又反映到农村和城市潜在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科学与技术发展以及把它们用在农业方面,或可能用在农业方面,在这些斗争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许多科学部门特别是在今天中国所实践的生物学,必须从中国农业及它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去求了解。
  
  在停留中国期内,我们参观了两个农业公社。第一个是红星中朝友谊人民公社。其地离北京大约是半小时的行车。它是靠近一个大城市的郊区公社,专搞农产品,以供应城市居民新鲜蔬菜、鸡鸭之类的日常需要。从这个意义说,它不是中国人民公社的典型。这个郊区公社逐渐有更多的轻工业,更多的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家庭的收入比偏远的公社要高一些。
  
  或许是有意义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见到很多大学或研究所之前,在到中国第三天,我们就被带去参观红星公社。以前我们很重视大学或研究所这个通道。在今天中国,应用科学却比较实验室的抽象研究,占优先一些。我们的参观行程反映出国家的优先所在。这是有意的,抑或是无意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东道主也让我们知道。先认识一个比较发展好的平地公社,会增加我们对西沟的了解。西沟是我们以后将要去参观的山地公社。
  
  我们在一个料峭清澈的早晨从北京市中心所住的旅馆,分坐了几部轿车出发,向红星公社驶去。首先,越过天安门广场,然后蜿蜒经过两边有小商店的狭窄、弯曲的街道,街上挤满了去上班的人。车子向城边驶去时,街道变宽了,直了。中小型的工厂出现了。偶然也见到在工厂饭厅前面排长龙等吃早餐的工人。住屋和工厂过后,便是田野。我们到达了一个检查站,检查站那边,没有通行证,是不许去的。我们的司机稍作停留,一面陪我们去的人向守卫士兵出示我们的证件。
  
  然后,我们再在路旁有着无叶树的路上行驶着,使我们对华北农村作首次的一瞥。首先,有两个印象深印我们的脑海。即土地是光光的,什么也没有。然后又到处是人。一眼望去,都是褐色的平原,地上差不多毫无掩盖。偶然才见到几排树和稻草杆防风物。为了某些原因,华北没有草地,甚至沿路一带,连未修剪过的草也没有。有人告诉我。乡下人认为草会滋生虫,所以,人们把草拔掉。总之,无论眼睛投向那一个方向,所见到的只是光光的土地。
  
  跟这个物质背景成尖锐对比的,是地上到处都是人。沿路边一带,是川流不息的马车、自行车、手推车和行人。我们的司机不断地按喇叭,车子转过来转过去,以避免发生意外,几乎所有其他的机动车辆都是长途汽车,或慢慢行驶的大卡车,里面载满了人或货。因路上有大批兽类车辆,故遗下很多的屎。青年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巡运,把那些动物遗下的屎。扫进特制的灰尘盘中,这是很有用的肥料呀。
  
  在四面八方的田外边,都有一群群的人在一起工作,修建篱笆,挖掘壕沟,准备春耕,很少人是单独工作的。对比之下,在美国农村地区行车,冬天甚至夏天,你往往会奇怪。人到那里去了。我们(美国)的农村地区,人口稀少,并且越来越少。但是,在中国我们无论去到那里,对人口的密度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能在土地上生活得很好。
  
  我们到达红星公社时,被迎入一间长形接待室。里面有沙发(中国人已采用了沙发这个名字)和靠背,主人还向我们每个人奉茶敬烟。在室的一端挂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的肖像。其次是毛泽东的肖像。在一面墙壁上。点缀着一面朝鲜小旗和一个嵌着中朝友谊纪念的小玻璃框。一位样子活跃友好的中年男子孙君,他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他欢迎我们,并注意到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的年龄从二十三岁到四十四岁不等)他向我们介绍红星公社的情况。
  
  这时候,我们可能想起。中国的公社跟浮现在多数美国人心里的“公社”这两个字,毫无共同之处。(美国人所想象的公社是十个喜鄙士在一个荒僻的农场)。在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是地理的,行政的和政治的单位。每个公社有几千户人家。全中国共有二十七省(包括台湾在内)和自治区。自治区诸如西藏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占区内人口的大部分。在行政团体中有少数民族。据说国家的政策,是特别加以修正以适合各地的需要。每个省和自治区又分成若干县,县又包括几个乡,乡又分成许多公社。其结果,你驻足中国农村几乎任何地方,你都是在一个公社里。红星公社有七万八千个社员和一万七千户,是个人口比较多的公社。它占地一百六十方公里。像其他中国公社一样,它分成许多生产大队(确实的数目是一百二十四个)再分成许多生产队。红星公社不像其他许多公社那样,它把它生产大队分成十个“行政区”,有八个区专搞耕作,一个专搞工业企业,还有一个区的性能未作具体规定。那可能是因为红星公社的规模大,有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必要。
  
  我们在红星公社呆了一天。在这段期内,我们的东道孙君和刘女士(一位主管公社妇女事务的女青年)引导我们参观一个牛奶场,一条小供应街,一个医务诊疗所,几户农民的家,几间温室,一间初级中学,一所养马场和一间螺丝钉工厂。我们在诊所和在中学所得的观感在另几章中有所描述。这里,我们将尝试把公社社员描述该公社农业发展的情形传达一下。
  
  谷类——大米和小麦——是中国的主粮,提高谷类的出产,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以粮为纲”就是中国表达这种重要性的一个口号。孙君表示得很明白,红星人民认为谷类生产和生活水平是分不开的。他说:随着谷类生产的增加,(红星的)生活、文化和物质条件都正在改变之中。解放前,公社地区人民每公顷生产仅七百公斤谷类(一公顷的两亩半)一九七二年遭遇百年来最大旱灾,每公顷取得四千公斤的产量。一九七一年每公顷的产量是五千公斤。现在,红星公社种的多数是大米。此事值得特别提出,是因为我们听说解放前,本地区根本不种大米。在那时以前红星公社附近一带是一片碱性土壤的荒地。主要是用作打猎场所。
  
  把红星的地改造为有生产力的土地,灌溉是个重要的因素。公社社员打了七百多个电力井,从一百五十公里外的一个水库,引水进来,以灌溉百分之九十五的耕地。这样,就有了精耕的条件,故一半的土地都获双季收成。随灌溉以俱来的,是使用机械种田。公社有九十六台拖拉机,一百台小型手扶拖拉机,三十五辆大卡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可用机械耕作。孙君对我们说.尽管有这些成就,机械化的程度,仍是不够。
  
  孙君在指出他的公社的缺点时,提到这个事实。尽管天旱,一九七二年大寨大队每公顷几乎生产了谷类七千公斤。在中国中北部的山西省,大寨是个很有名的生产大队。毛泽东特别单独点出来加以表扬,要全国学大寨。因为它面对极穷的物质条件,竟大大提高了生产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中国,你常听到“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孙君说,当一个穷山区公社能比一个平地公社生产更高时,红星就有更多要学的了。应当指出。中国人不认为大寨是个穷大队变好的一个模范,而是认为它是一个不倦地斗争、克服障碍、求取更大进步的榜样。有如一位负责人所说的,“大寨的经验不是一个穷大队的经验,而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经验”。
  
  饲养牲畜在红星公社是一项重要活动。公社有九个牛奶场,养了三千二百只奶牛,每天出产三万加仑牛奶。我们参观了养有一百一十九只“霍尔斯坦”(即夹有黑白两色的奶牛)奶牛的小规模牛奶场。这种奶牛原由荷兰输入,然后与本地种牛杂交,乃产生了一种产量高并适应本地气候的奶牛。我们偶然获悉,公社有专门研究科学饲养农作动物的站。在解放前那些年,在农村组织大规模集体农场,并用科学方法饲养和改良动物种属,那是不能想象的事。我们在回顾中认识到,这是我们跟中国科学实践之首次的接触。
  
  我们在当天稍后,又参观了马饲养站。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目的在使农业完全机械化。但是,为了短期和中期的需要,饲养拖曳牲口仍将是很重要的。华北农村拖曳牲口之多及使用之广,正像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农村。公社内的饲马站是作为国营企业而经营的。整个公社现在拥有三千多匹马。
  
  除鸡之外,猪肉看来是食物之主要来源。红星公社养猪是作为私人经济的一部分,这跟养奶牛和养马不同。公社限制了自己的任务,把养猪和出售小猪的事,交给个别农户去办。我们边行边乘车在红星公社参观时,每一个村子,都有个人的砖泥猪栏,猪栏里有一只猪乃是普遍的现象。一九七二年公社养了六万八千头猪,但孙君告诉我,“我们应当改善我们养猪的工作。因为依据政府的指示,我们应当每亩耕地养一只猪。(约一英亩的六分之一)因此,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应当养十万只猪。这样,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谷类生产。”他后来又详细说明“毛主席十分重视养猪。”一头猪等于一个小小的肥料厂。公社也有三个生产北京填鸭的农场。总括起来,公社约有一千人把他们的时间完全用在饲养牲口上面。
  
  另一参观“副业”的活动,把我们带到我们在华北参观过的最温暖的地方。我们在一坵田边行着,那儿看来列着一排排的玻窗土坑。原来都是一些大温室。温室采倾斜式。朝南开窗,另有一面挡避北风的厚土墙。温室深入地下。我们得弯着腰,曲着身子在狭窄的泥土的过道上行着。在温暖的、潮湿的温室植物世界中,我们的眼镜和摄影机镜头很快就给湿气弄蒙糊了。展开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床又一床的虾夷葱和长长的,有毛的中国黄瓜。黄瓜从两条支撑杆的藤上悬垂着。这种温室是以新鲜的冬季蔬菜,供应一个像芝加哥那样大的城市——北京的。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北京周围的温室数目,已增加了十四倍,北京每人每年消耗的新鲜蔬菜(现在每天一磅多一点)增加了三倍。红星温室是用煤蒸汽发热的。
  
  红星公社有若干的轻工业,其中包括奶粉厂、农具修理厂、造纸厂、谷类加工厂、榨油厂(植物油)以及螺丝钉厂各一间。这些小工厂雇用了约两千公社社员。农村的轻工业现在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稍停片刻去考虑一下近时多数亚非拉国家的农村发展史,那么,对中国农村这种发展的原因,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段素描把要表达的情况写在短短的篇幅里,实在太过于简单了。当然,每一个国家情况不同,地方性历史和社会结构影响了场景。但是,一般来说。在多数发展不足的国家,工业首先是在城市发展,在外国投资家的控制之下,或者本地的商人与外国投资家密切联盟。外国制造品的输入和城市制造品在农村的推销,往往破坏了传统的手工业。大批流离失所的手艺人于是逃往城市,被吸收到正在成长的产业工人阶级内。此外。许多农民也被工作的前景及高生活水平所诱惑,而到城市去。农村的生活对许多农民来说,甚至在最好的时候,也是比较苦的。所以。人们一有机会,便向外边跑。在城市里,新都市人民在经济上是恶毒地受到剥削的。但他们在新影响之下,往庄容易采取四海为家的世界观。至少,一部分城市工人在政治上较为成熟,而寄同情于社会主义计划。城市工人发展他们的计划,而变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而在同时,农村是停滞的。传统的手工艺被抢走了。现金付税制度代替了用货物付税制度。旧的农业社会慢慢地开始解体。农村旧地主阶级设法与城市工业家联盟,后者与外国投资家一起控制农村的命运。有时地主在搞这种联盟时是成功的。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形。但在其他事例上,他们并不如此。第一种情形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因新当权的地主阶级剥夺了土地,而被赶了出去。后一种的情形是地主本身受城市统制者剥削,从而导致一种制度,使在农村虽拥有土地,却没有小生产者立足的余地。不论是那一种情形,仍然留下来的农民迫得放弃粮食生产,而去搞换现金的作物。农村的情况逐渐恶化,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去。
  
  但是,城市所能提供这些农民以职业的只是少数。外国投资者并不亟亟于在第三世界作新的工业竞争者。因此,他们的投资是很有选择的和不平衡的,只集中于精选的和劳动紧张的工业。他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不愿作奠基式的工作。流离失所的农民很少找到生计或根本找不到生计,他们在城外定居下来,形成骯脏的木屋区。他们在木屋内成了对旧产业工人激进倾向的一种控制力。在罢工期内,破坏罢工乘机找工作,赚最低的工资,一旦对外国人或本地的统治者发生了真正的威胁,他们就可以加入军队,帮助做着镇压(罢工)的工作。
  
  在这种情形下有一股强烈的潮流,使城市和农村人民分化,工人和农民分化。留在农村的农民对城市有一股强烈的猜忌,农村是税收的来源所在,农村供养驻军,只有负担财政上的痛苦,而全无所得。反转来,工人则以麻烦就将到来的态度看待农村。农民的落后,使他们受同一保守力量所操纵。而工人则和这种保守力量处于相冲突的地位。农民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城市,与他们争工作,并威胁他们的生计。因此,农村人民与城市人民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且因城市骗子和“乡巴佬”的观念,使这种鸿沟更加扩大。这在我们(美国)自己的社会显然有其不同的内涵。
  
  第三世界革命的成功,在于它能沟通这个鸿沟,把农民带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之中,并使农民站在城市工人的一边。中国革命是这种战略成功之典型的例子。但是,城市和乡村已经发展了的差距,并来因革命的胜利而告消失。在胜利使城市工业自由发展,而并不改变落后的农业实践之时,城乡的差距将会继续存在。即使有了土地改革也是如此。并且如果不发展农村经济,以养活地方工业,并消耗其工业产品。那末,依靠外国投资家之门,仍将重开,且会困陷于恶性循环之中,使经济停滞不前。墨西哥的历史就是二十世纪的见证。
  
  中国人有决心在联合平行发展中,使城乡联合起来。要这样做,他们必须努力对付工业与财富集中大城市这一自发的倾向。道又要回到我们的叙事之主要绕索上来了。这也就是农村要搞轻工业。中国人用鼓励公社和县设立小工厂的方法,正为农业机械化提供工业基础。同时,反对农村对城市的依赖。城市可以集中搞需要大投资的重工业,而农村人民同时开始经验到和掌握着机器和现代工业技术。中国人相信,通过大规模机械化之后,农民会变成与钢铁工人同一意义的农业工人。在中国工农与城乡仍有大差距,但长期的目的,是要完全消灭这些差距。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内。中国农村的工业得到历史上第一次大促进。当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成为公社。在文化大革命期内,对刘少奇及其一伙的一个主要指责是,他们砍掉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农村轻工业。据申称,他们这样做是窒息了公社的技术主动力,也窒息了农村的进步。迫使农村人民依赖城市一切制成品。
  
  我们在红星公社看到农村轻工业第一个范例。这公社的螺丝钉工厂的规模并不大。我们下午较迟时分到达那边,发现几栋长长的单层建筑物,位于一条宽大的泥土胡同右角。做螺丝钉的各部门分布于建筑物内。一块块生了锈的金属碎片散布在一些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在我们参观的第一工场,工人们将大卷的铜线,投入一架机器内,机器将铜线拉直并校正其厚度。在另一间工场,排列着几架机器,每架机器有一个机工将钢线切成标准的长度,并把这些钢线弄成基本的螺丝形状。机器都旧了,但都是中国自制的。当这些设备在较大的城市工厂变得陈旧时,或许就把它们弄到这儿来。工场小颇为嘈杂,灯光也较为暗淡。
  
  工厂的场景使人想到美国初期重工业的一些图片。也使人想起美国中西部小城市搬运工人生产首批汽车的情景。但是,中国的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却很不相同。甚至于在非精密的红星螺丝工厂,也说明了这种不同。每一工场都是男女并肩工作。穿着也是一样;显然也是操作同一的工作。男的人数多过女的,但在那儿的妇女是平等的。建筑物的墙壁上还有着旧的和最近的政治口号。领班也穿着和工人一样的衣服。我们不能从衣服上或教养上看出他们谁是领班,谁是工人。最后,那儿还有农民工人,这是公社决定的结果,并非因为他们挨饿而逃离土地,或为贪图私利而去工作。这些的不同都是根本性的。
  
  现在,我们对红星公社的农业努力,来作一个全面的考察了。这种努力。轻工业化占了一个重要的和方兴未艾的因素。在红星公社我们不曾直接讨论科学研究的努力。孙君却随便提及公社和每一行政部门都有科技站。但我们没有时间讨论科技站的功用,要做这方面的调查,我们得等到我们到西沟参观的时候。
  
  西沟公社——人民科学在行动中
  
  西沟人民公社位于北京西南约三百英里,在山西省东南太行山脉的高山上。我们这个团体有四位团员在西沟住了四天。我们全团一起在那儿呆了一天。我们想去西沟,是因为在跟美国朋友讨论的时候,我们听说,那是一个有趣的和令人兴奋的公社。并且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参观过。我们的东道主很快就同意我们的要求。并且在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的参观就已经安排好了。
  
  原来,去西沟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我们去西沟,是在一个早晨很早的时候。先到北京火车站。车站看来较像一个机场,而不像一个美国火车站。车站很清洁、很忙,并无流浪汉睡在长凳上,也没有人在过道上作漫无目的的游荡。这也是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唯一有升降机的地方。我们的东道主科技协会外事局的人来给我们送行,并见在火车上跟我们聊天,一直到火车准备离站的时候。其实,他们留在车上聊天的时间太久了,应当走下车了,因火车已蠕蠕在动了。有段时间,看来我们在旅行中需要增加一个翻译,在最后一分钟,朱永行自告奋勇,跳上月台。我们出发了,火车越过华北平原向前奔驰。
  
  我们坐了整个上午的火车,一直到下午,一路是冬天的风光。我们看见逐渐变绿并在成长的冬麦一排排地晃过去。才知道火车是在向南前行。在某些小镇的场子里,我们惊异地看到有两个驼峰的骆驼用作载货的牲口。有一次,火车在一小城作短暂停车时,我们在一条旧铁路行人道的钢柱上可以看到刻有英国和德国的厂商名号,我们坐的是一间欧式车皮的卧车房间。我们谈话的方式,多数是从房内伸出头来,后来的对话是在到车头餐厅进午餐的时候,在半下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安阳,那是一个古代的省会城市,曾是三千年前商朝的首都。在那儿,我们转乘了平治牌小型长途汽车,向西行车两小时,前往林县县城。
  
  安阳与林县之间的农村,跟北京周围的农村很不相同。和首都地区一般灰色火砖平顶房屋相反,安阳周围的农民住的是褐色土砖尖屋顶房子。北京周围的马车有着平的硬木的床位,赶马车者通常手持马鞭高踞在车前的一个角落。在安阳外面人群拥挤的路上。马车与牛车则比较小些,一半是用柳条编制成的。倒是有些像车上的篮子,赶车的人坐在车子里面。也有很多的手拉的柳条车。我们经过的时候,看到很多的这种水,在两条杆中间,设置着防风蓬,以挡住后面吹来的风。有助于行车的速度。这种车子倒像是(旧时)美国(拓荒者)的小型蓬车。
  
  我们在林县县招待所过夜。我们在招待所的枱子上,发现一种可口的土产,我们想是枣子,看来有点像无花果,却原来是干柿饼。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坐上几辆吉普到西沟去。其地在县城以西,行车四小时。最好的四轮吉普车是中国做的,中国人也叫它“吉普”。
  
  去西沟的最后行程,是从平地上开始。但是,不久,我们的坐车就驶经一条河流而进入太行山脉。一路上的风景很美,很多变化。在我们周围的,是高低不一的劈过的灰色的腐蚀的山峰。在我们下边的(有时就在我们旁边)是一条迂缓的浅水河流,河水流向广阔的、多沙的、两边很陡峭的山沟。在河床与山之间的窄狭的小高原上,有着多灰尘的白中带黄的村落。山边则有种着冬麦的小梯田。沿山沟下面的某些地方,则有一片大平田。这种平田已与筑有石坝与堤的河床分开。沿河岸漏水地区,则有水稻田,这种稻田是从岩石和泥土中开出来的。沿山边一带,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渠道,将水引进低坡灌溉。有时我们经过的地方,则有大瀑布从一条渠道倾泻而下,流到下面的河里.有时则利用这种水力,作为一间谷类加工厂发电之用。除了这些水力工程和小田之外,还有分散的、但是相当大的村子。这个地区在全世界看来,像是(美国)达科达州的巴兰滋,或(美国)犹他州或内瓦达州的一部分。道是我们首先见到的中国“贫穷”地区。
  
  我们此行的最后一部分,是沿着一条多岩石的道路到一个干涸的河床。当我们最后离开这个河床,爬上一条从山边泥土中开出的一条公路时,我们就到了平顺县的西沟公社。不久,我们达到了西沟生产大队的主村。那儿的负责人招呼并欢迎了我们。在西沟,欢迎一个人,除了敬茶奉烟之外,还有一盘盘的可口的糖炒栗子。我们下榻的房间,是在一座大建筑物内,这座房子是在县经费的帮助下,建筑起来的。是作为县招待所之用的。在我们到达时,每个房间都供应了去壳的栗子肉和苹果。房内有煤炭炉保暖,窗外有通烟管。房内有简单的家具。——每个房间计两张红橙色的木写字枱和椅子,两张床并有两个洗脸架。床上没有褥垫,(这和城市旅馆有褥垫成一对照)只有硬木床板,上面铺了一张毡子。毡子用粗花布包着。被呢,则有两张厚羊毛毡和一床红丝被面的美丽厚被。房里没有废物篮。我们在中国农村很少看到废物篮。
  
  要研究西沟在农业方面的科技努力情形,先得摸清楚几项社会的和地理的事实。西沟人民公社有一万五千个社员,分成十个生产大队。我们参观的西沟生产大队及接下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西沟人民公社的一部分。这个大队有一千六百个社员(三百八十户),分为十二个生产队,分布于四十四个小村子里。大队占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盆地,位于海拔约一千五百公尺的地区。一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不结冰的日子。
  
  在某些方面,西沟并非一个典型的生产大队。自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该大队就是一个模范社会单位。引起毛泽东本人的特别注意,每年有许多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人参观西沟并学习它的农业和政治上的成功。我们呆在那里短时间内,至少就有两大车的人来参观。一群是附近地区的农民,另一群是人民解放军军官。虽然西沟不是一个“富裕”的大队,但在某些政治方面的先进,是不寻常的。私人土地(译者按:指自留地)就是一个特点。在中国多数的地方,每户被分配了某种数量的土地,以供私用。这些土地的多少及其重点应置于何处,是共产党内一个争论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同意,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是说一直到全国全部经济实行集体化为止)征多数地方,自留地是必要的。因此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都需要保留自留地。可是,我们意外地发现西沟并无私人土地。我们听说。那里的人觉得,所有的土地由集体来耕种,对个人更加有利。
  
  我们心里有了这个底之后,于是,我们前去跟西沟生产大队科技组会见讨论,我们停留在西沟时,后来就访问了该组。该组成员给我们的资料,对于我们了解许多科学方面在西沟及在中国其余地方的应用,是很重要的。我们将要谈的西沟农业方面的努力,是照他们跟我们讨论时所用的分类,那就是如西沟人民自己所见到的努力。
  
  我们在招待所二楼会议厅会晤了科技组。全会议室被一张长桌子占去了。室内的周围,摆着淡黄色油漆木椅,椅子上有布垫。一直排到墙壁边。但是,桌子周围的椅子,则更为朴素。一个煤炉生着不大的火,藉以保暖,室内的温度,大约是华氏五十度。我们的东道主从大热水壶中倒茶奉客。我们用朴实的玻璃杯饮茶。来参加讨论的有五个人。(一)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郭康渠(译音),年龄大约三十几岁的青年人,负责农业生产。有一种权威而干练的神气。(二)崔复兴(译音),年约六十多岁,一个有经验的农民技术员。(三)王如森(译音),大队林业组成员,一个中年男子。(四)章明昭(译音),第十生产大队技术员,青年人。(五)夏姗芸(译音),平顺县农业实验站技术员。一个介于青中年的妇女。
  
  郭首先作简单的发言,以展开讨论。他说,“我们做了某些科学研究。”然后他解释指导该组研究的原则。他说:“科学和技术必须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为生产和人民服务。”他说为生产服务的意思:在西沟的科学根本任务是增加农业生产。为了说明这个概念,郭详谈西沟谷类生产的历史。
  
  解放前(在抗日战争期内的一九三七年),西沟(在共产党占领的边界)人民生产的谷类,每亩大约只有一百斤。(一斤大约等于一磅)。一九四三年某些农民成立互助组,配合需要,在田里互相帮助,这时谷类的生产每亩增至约二百斤。一九五一年互助组成员把他们的土地和农具合并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收入,每年按每户原来拿出来的土地和农具以及完成的工作量来分配。这些合作社的生产每亩每年增至三百斤。一九五五年西沟合作社采取完全按每人完成的工作员分配的原则。其结果,“先进的合作社”每年每亩取得四百斤的谷类产量。一九五八年西沟周围地区的先进合作社合并成为一个人民公社,使大规模的水力工程变成可能,因而每年的产量,上升至每亩六百多斤。到一九六九年文化革命以后,每亩的产量已增至八百多斤。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这两年,每亩平均产量增至一千多斤。比之革命前的产量增加了十倍。在合作社时期与现在时期之间,按人口计算的粮食生产,每人从每年的三百斤增至五百斤。
  
  每一时期的生产增加,社会组织的先进,容许在农业上应用较先进的技术和合理的计划。社会改革居先,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这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则。郭说得很明白,这个原则,适用于西沟未来的科学成就。他说,科技组的工作,在于决定“如何改造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及如何使科技工作为生产服务。对我们来说。做这件事的唯一方法,是动员和鼓励我们大队的全体社员参加科学研究工作。这是我们所能学得的用较好和较快方法来改造自然之唯一的方法。
  
  郭又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所提出的“八点宪法”或“八字宪法”来勾划出西沟的农业努力。他未提这“八点”的起源。或许他以为我们已知此“八字宪法”作者为谁。这有力地表现出在中国农村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接下来几节,我们就要谈西沟应用这八点的情形。(依他们告诉我们的先后秩序)并结合我们从郭方面获悉的资料以及在其余停留过程中,我们获悉的事物来谈。
  
  1.改良土壤(土)。西沟大队占地约七点半公里长、四公里宽。全是多山地方。大队算过。一共有二百三十三座山,大队的总面积约三万亩,但已耕种的只有一千五百亩。多数的农作物,是在小梯田中生长的,这种小梯田位于石壁间,都是从开山开出来的。因此,田在山边,或者延伸至峡谷间。在华北,每年的落雨,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里。一年只能得到五十公分的雨(跟美国奈布拉斯加州干燥的西部大致相同),一半的雨水都在七八月间落下来。旱季较长,从仲冬一直到春季。在过去,当夏雨落在焦干的山上时,雨水迅即走失,形成山洪、急流到峡谷中去,将土壤冲走,还将一路上的梯田作物也一并冲走。
  
  郭说,在这种环境之下,“主要的任务是把水留在土里”。西沟人民已相应地发展几个有远见的计划。这些计划的编制都是为了留住水、使水保持在土壤中。在大队的高山坡上,他们植了很多的树,以增强土的力量,并留住近水源的雨水。更下面的斜坡则在峡谷间修筑石坝,以缓和山洪的速度,从而使每一个峡谷变成一连串的小型水库。在峡谷的较低部分,则运去泥土,在坝后面造成新田。
  
  大队周围七个大盆地中最长的盆地东渝口盆地,是造新田的一个例子。这个盆地长四点二公里,由分散在十四个小村子的三十二户担任了造田的工作。自从解放以来,这盆地的人民已经修建了一百三十个水坝和梯田,造了三十亩的农作物土地,以前这个地区是根本不存在土壤的。在盆地上面的山边,则造了三百亩的林地。由于他们的努力,一九七一年每亩收获了一千斤的粮食。
  
  我们于一个下午驱车到东渝口盆地,去参观造梯田的工作。在盆地的部分。我们密切研究了颇为窄狭的峡谷,已改造为干干净净的一小块又一小块的梯田。而那地方一度是个浸蚀的、绝无用处的溪谷。一条窄狭的梯形石埂将每一级和下一级分开,在每隔三级或四级的田间,这种石埂有约一码。这种石埂造得很坚固,可以抵住最大的夏季山洪。这些田都是把在附近挖掘的土壤弄来造成的。西沟有很多黄土,一种带黄色的、因风而聚积的、有细密纹理的土壤,是出现在华北山间的厚沉积物。西沟人民过去一向住在窑洞里,而这种窑洞是从这种土壤的山崖中开出来的。很多人仍然住着这种上洞。那是很丰富的黄沙土,很容易挖,对农业很有用,使西沟巨大的填地工作,容易进行。
  
  这种填地的工作,在西沟大队主要盆地的底层,做得最为壮观。盆地位于我们所停留的村子下面。在过去这个盆地只有岩石和散布圆石的河床,另外有一条很坏的路。夏雨一到,河水就泛隘。一到春天,河里的水都干了。盆地底层,什么有益的农作物也不能生长。一九五八年西沟人民修建了一个大水库,把紧靠石埂的河道隔开。在石埂的两边,他们现在造成梯田,填了五十万立方尺的上。把多数盆地底层变成了田和果园。我们听说。在未绿化及未做防洪工程之前,这里不可能有一个强壮的男子,把甚至两亩的河边土地变成可耕之田。现在一个人仍然须费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填成一亩有一公尺深的土梯田。从这个数字看来,可见在造梯田这件事上需要的人力之大。五十万立方尺的土填进去,如果将它平铺起来,将长达三百英里。西沟现在已开始将填土工作机械化了。当我们在那儿之时,大队有三辆小型铲土机,将有黄土的山铲平,然后把土倒进盆地底层上面的一块小平地上去。这些铲土机,其中有一辆属于大队的。其他二辆是从县里借来的。
  
  2.合理的施肥(肥)。我们在西沟走着,我们看到在犁过的田,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堆堆的黑色的像土一样的物质。原来那是一堆堆的肥料。这种肥料对补充与增强土壤的氮很重要。西沟的肥料多数来自人畜的粪便。人粪是中国的传统肥料。几百年的连续耕种,保持着中国农田的肥沃,自从革命以来,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增加,粪便的作用也大大增加。在一九五二年合作社开始时期,西沟只有三百头山羊和绵羊。现在,大队的羊群已增至一万三千头。在同时期内,猪增加了九倍。现任数达三百头。大队也有一百五十多头牛,和一百九十多头骡子。西沟人民谨慎地把所有牲口的粪便保存起来。在一个山边,我们看见牧羊者的茅舍,和一个用稻杆围成的圈圈,羊群聚在圈内一个地方拉屎拉尿。我们曾听说,牲口一年为田里生产一千五百万斤的粪便。在几年来的增产中,肥料的增加,是个最重要的因素。
  
  美国人特别是在都市的美国人很讨厌去处理粪便,不论是才拉出来的或混合的陈粪。对中国农民来说,每年肩挑一桶桶的积粪下田,跟犁田和播种一样习以为常,是必要的工作,而且有规定的时间。但是,中国人对于毫不禁忌的处理粪便,并非天生如此。我们对一个青年妇女谈话。她是响应毛的下乡号召到西沟来的。她碰到了挑羊屎的问题,最初很讨厌,因为她认为羊屎太脏,不愿处理。但是,她对我们说,她经过思想上的斗争之后,最后,她认识到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因为农民应用粪肥,是生活上必须做的事情之一。不是由人自由选择的活动。她觉得,她自己讨厌粪便,根源在于她的城市中等阶级的生活背景。
  
  除了人畜的粪便之外,西沟大队还用了某些“植物肥料”像高粱秆之类,并向政府购买小量的化肥。西沟并办有一间很突出的“本地肥料”工厂,作为当地一间学校的附属工厂。我们在参观这间学校时,参观了这间工厂。它在教室建筑物后,占了一座低层建筑物的一部分。一位青年妇女前来欢迎我们,带我们到一间泥屋顶的房间。她向我们解释大队如何使用简单的技术和本地的原料制造细菌肥料。我们说试试看,因为有些技术名词我们和我们的译员都不懂,也是任何通用字典都没有解释的。尽管有这个困难,但我们仍然懂得了此项技术的大要。
  
  情节大致是如此的。工厂做了“5406”粉。这是一种细菌产物,跟土壤混合,作为田里的肥料。除了它的肥料作用之外,据说这种混合物可以帮助作物吸收氮,以保护作物,防止三十二种以上的细菌疾病。并加速种籽的发芽和缩短生长的时期。大队应用它到谷类、玉蜀黍及所有的麦田里。工厂技术员(看来有三个)为了制造这种杀菌粉,将红薯去皮、蒸熟、捣碎、和以白糖、麦麸、石花菜(一种像胶质的物质)和水以及小量的化合物硫酸镁和磷酸钾,然后将混合物加热至沸点,使其消毒,将各种原素溶解。之后,将它倒进玻璃竹内冷却,形成一种硬的媒介物,以培养细菌。活的细菌在这个媒介物中发酵,然后把管子置于温室中,培养数天。这段时期过了后,将细菌搜集起来,焙干,调以泥土(每八斤的细菌调一百斤泥土)。这样便做成了最后的成品。
  
  当我们走进厅里,去参观这间小工厂时,两个穿着实验外衣的青年正在将细菌注入培养管内。他们又在另一小间工作,以西沟的冬季气候来说,那间房子的温度,是很高的了。在他们的工作长凳上空的天花板上,吊下一盏紫外绕灯。显然在于确保培养,以防被微生组织玷污。在一间有着一个电加热器的侧室里,放着简单的木盒架,盒子里装满了正在培养细菌的媒介管。培养室的温度保持在摄氏十五度至三十度之间。两间房间被悬在门口的厚毡所封住,以免外面的冷空气流入。
  
  这种制造微生物的小工厂,看来现在中国农村很普遍。在后一节里,我们将要讨论类似的杀菌药制造。我们问了一些有关这个计划在西沟的历史,发现,这间学校原来担任这个计划,是作为使科学教育为生产服务之更大努力之一部分。他们首先听到这个方法,是在山西东南地区开会之时,来自长治学校的某人在会上谈起做细菌肥料之事。为了学习这个方法,西沟方面派了两个人到长治去(山西东南最大城市)听讲,并实习技术四五天。自从掌握了技术之后,西沟也向约来自二十个其他公社的人教授制造细菌肥料。在传授和普及中国科学方面,这种面对面的接触,看来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这种交流,很少或根本没有印发讲义。西方观察家可能忽视中国农村看来有广大的非正式的科学交流网。他们易于相信,一切的科学交流终归要印出来的。
  
  3.兴修水利工程(水)。西沟的灌溉,必然包括广大的蓄水工程。而这种努力据我们所见到的,是跟保护土壤的努力有密切联系的。两个大水坝和水库,是西沟蓄水的关键所在,也是防洪计划的枢纽。第一个水库位于填平的盆地底层土地上面。是建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成立公社期内,这在前面我们已提到了。在这个期内公社很注意本地的民兵,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之集体力量。民兵成员自己设计和修建水坝。水坝是土做的,上面铺了石头,底层宽一百公尺。民兵日以继夜地工作,不到一年,便完成丁水坝工程。坝面上刻有;“民兵战斗水库”的石碑。水库有一百七十立方尺的蓄水量。
  
  第二个水库位于主要盆地更远处。所费的人力甚至更大,是一九六八年八月开始兴建的。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底建成。县鼓励建水库。因为在六十年代有过严重的水荒和天旱,迫得这个地区向外地输水进来。因此,县里便决定应当进行建水库计划,建水库的工作就落到西沟大队本身。这显然是因为该大队是水利主要受益者。大队得到县水力部门设计上的帮助。公社民兵则投入人力。协助了工程的一部分。但是,建水库工作,多数是大队做的,并且建水库的费用,也是大队出的。
  
  这水库是坚固的石头建的。长一百七十八公尺,高二十五公尺。(共用石头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六立方尺)水库的地基宽二十五公尺,上层减至宽二公尺,成一条行人道。上面有红旗。整个水库的修建,未用重型机械。用有引力的电缆,把石头从山边码头吊下去。这水库有六十一万五千立方公尺的蓄水量。多数的水是从雨季流下的水积蓄起来的。此外,一年大约有九万立方公尺的水,来自盆地底层的一个小泉。
  
  这水库名叫“西沟战备水库”,用红字刻在堤坝上。它解决了一万人和五千牲口的常年饮水问题。此外,对西沟来说,它还为其他三个公社、八个生产大队及几个小工厂服务。它也是西沟灌溉工程的核心。堤坝下面的三条渠道(共长十二点五公里),沿盆地下面的山边一带输水。约一年的时间内,当三条干线的侧道完成之日,预料西沟可以灌溉一千亩土地,这占该地区耕地的三分之二。这个计划配合其他的改进,预计到一九七五年亩产量可达一千五百斤。几乎比目前的水平增加百分之五十。水库还可以养鱼供应大队的食物。由长治区鱼苗所供应鱼苗。人民用网拖鱼,拖上来是四磅或五磅重的鲤鱼,在这个地区,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事的。
  
  西沟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井和地下的水。由于水库提高当地的水面,地下水的来源也增加了。最后,到雨季朔内,他们把每一坵田都看成是一个小水库了。人民遵守“把水留在盘子里”的口号,每一坵梯田的边,比田中央都筑得稍微高一些,这样,水就慢慢流下,使田的每一部分都有水流过。这个口号,是在跟农民作较为一般性谈话,谈到西沟人民怎样看世界局势时,偶然提了出来的。在引用这个口号之前,谈话者指出,“虽然,我们是身在西沟,我们却放眼世界,我们把一切的革命当作我们自己的。”他继续把西沟保上保水的斗争,直接跟世界革命联系起来。这种全盘看问题的态度,是中国农村政治觉悟高之一个良好的范例。
  
  4.良种的普及(种)。推广和发展新的作物品种,已成了西沟大队科学徒业努力之主要部分。传统上西沟的谷类依赖两种产量很差的本地品种。自从六十年代中期,大队已实验生产杂交稻。使能在适应西沟的情况下,能够高产。这种技术涉及将两种纯种杂交,使产生种籽,种籽播种之后,成为含有两纯种杂交后之基因的新稻。这种新稻比两种亲系中之任何一种亲系产量都高得多。每年必须重复这种杂交,为下一年取得新种籽。并且必须培养和维持亲系纯种,以为播种之用。这样的一种复杂培养制度,其所需要的努力和计划,没有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经济集体所有制,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西沟大队已经种了一种自己培养的杂交稻。现在,在许多田中,亩产量达到一千三百斤至一千五百斤。这种产量相等于长江下游气候温和和土壤肥沃地区的产量。大队也正在实验四种方式的杂交。这种实验甚至更加复杂,需要四套的亲系纯种,和两年的育种时间,才能取得种籽。杂交技术也正在应用到生产新高粱品种。因旧的本地的高粱品种只能亩产约一百斤。而本地制造的杂交种,现在却能亩产达一千五百斤。
  
  大队本身不曾生产新的小麦品种。但它却广泛地介绍和实验别地培育出来的改良种系。目前科技组正在普及的种系,叫“农巴三一一号”、“北京八号”及“长治五一五号”。这是根据原来培育它们出来的实验站而命名的。“长治五一五号”在西沟情况下产量最好。
  
  最后,传统的西沟玉蜀黍,有产量低、和生长慢这双重不利。现在推广的四五种的新品种有助于使亩产量从三百或四百斤增至六百斤。所有这些增产的情形,水和肥料的增加以及耕种技术的改良,都大有关系。但是,无疑地,品种的改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5.合理的密植(密)。解放以来,密植(即是下种很密)看来已成为多年来争辩的问题。本来合理密植大致如此,在合作社和公社开始将很差的农地改造为多产的土地之时,农民们仍然倾向于播种密度低的种籽,这种种籽在旧的情况下,是适合于稀植的。而新田水多,肥料多,又有高产量的品种,是可以顶得住密植的。因此,采取新密植以取得高产,乃变成重要的事情。举一个例,西沟在过去,每亩地只能种一千六百至一千七百粒谷,现在农民使用新品种,每亩地可种二千五百粒。旧的本地高粱品种一亩只能下三百至四百粒种籽,现在他们用杂交种每亩播下六千至八千粒种籽。
  
  甚至于在旧情况之下,密植也往往增加产量。但是,得不到特别多余的种籽。因为人民得将多数的谷类用作公粮,藉以活命。五十年代的情况已有所改善,每年有较多的余粮,可以作为下年作物的种籽之用。因此,密植决不是其他技术的附属品了。
  
  作为一种增产技术,密植显然有其限度的。由于条件改善,每根稻长得大些和结实些,田里就需要更多的空间,因而产生了另一种相反倾向。即在某些情形下,下种太密总产量反而开始减产。有证据显示。在中国某些地方,密植的热情弄到无法控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北京周报),讨论了大寨大队有关密植议案的不同意见,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在中国农民眼里,科学实验已受到尊重。
  
  去年发生玉米应不应密植的问题,抑或使它有较多的空间。几年以前,答案将是前者。但是,现在意见不同了。有人说。在我们土地很少时,密植当然是必要的。现在,土地较肥沃了,植物生长得太大太密,不容易得到空气和日光,产量定然要受影响。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就提了这样的意见。
  
  可是,另一个党支部委员会委员不同意别人对他的意见的挑战,在春天,他在陈永贵的实验地隔壁,种了他认为用最好方法种的玉米。他那块土地上的穗子,长得小小的,茎是单薄的,叶子是稀疏的。人们预料(他的)种植失败。但他不肯承认失败。他想,“穗子是小了些,但却比较的多。谁知道到头来是谁赢?”秋收到了,他那块地和陈永贵的一样大,却少收了一百斤。最后,他信服了。
  
  6.保植(保)。西沟人民对待作物的保健,恰如他们对待人民的保健一样。他们强调及早侦察病虫害,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夜间在田里设置灯光陷阱,作为对付虫害的主要武器。害虫被点亮的灯光吸引,落到一个水盆中溺死了。杀虫药也有些用处。然而,有人说DDT效用不大。他们现在改用其他的混合物。
  
  7.革新农具(工)。将现代工具和机器推广到中国农业的必要性,是毛泽东的名言之一。毛氏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句话的意思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跟城市工人一样,及为人规模重工业建设一个农业基地。只有在耕作上实行使用机器,这两个最后的目标才能达到。
  
  集体耕作的发展与农业工作机械化二者的关系,是五十年代毛氏的支持者跟刘少奇的支持者严重分歧之点。刘辩称,“只有工业国有化,才能有大量机器供应农业。也只有到那时候,才能将土地国有化和搞集体农业。”这个思想已被称为“机械化先于合作化”。刘主张,非等到能获得机器,不应该鼓励或甚至准许农民集体化。反之,农业经济应当任其属于私人企业范围。
  
  毛氏强烈反对刘的立场。
  
  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毛氏称,要不然,农民走向小有产者之自然倾向,将使农村再分化为剥削与被剥削阶级。这将推迟农业生产的发展,阻塞原料的供应,妨碍大工业的努力,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使长期农业机械化为不可能。
  
  经过毛氏在观点上的坚决斗争之后,赢得了党的支持.并通过合作社和公社的组织,累积了购买机器所需要的金钱。用这个方法,使集体化先于机械化。而农业中国的人民,变成“日益共同富裕”。毛与刘的幕后冲突一直到文化革命,大家才知道。中国人有关此事的说法,(包括上面的引语)已经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即(中国农村之两条道路的斗争)。(一九六八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刊印)
  
  西沟大队的机械化,现在是六台拖拉机(一台六十匹马力,一台四十匹马力,四台十匹马力)和两辆卡车。解放前及合作社时期,人民须将所有的东西,用扁担挑着,沿着窄狭的小径走着。现在,他们的卡车在山边公路上行驶着,这是大跃进期内修建的路。过去使用牛耕田,犁一两吋深都不容易。现在,他们的拖拉机,可以犁到八吋至一尺深。他们并推广机器打谷,还设立了一间加工厂,将稻作物加工。一小群工人还学会了修理农具和机器的技术。大队甚至还能够自制电动马达。郭在总结他们的成就时说,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我们已做到半机械化”。
  
  8.田间管理(管)。回到红星公社时,我们的东道主孙君告诉我们。良好的管理是成功地防止去年天旱最坏影响之一个重要的因素。如他所说:
  
  ……由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及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对行政管理已很重视。(指在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方面),要不然,我们会受天旱的苦。我们中许多人如果在旧社会的话,会变成乞丐。但去年并没有那样。有些大队实际上还增加了谷类的收成。这是因为勤劳和良好计划之故。我说过,有些(大队)的谷类是减产了。这显示出,组织工作是很重要的。
  
  在西沟,农民对长期计划的重要性的掌握,甚至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与密切注意日常细节相结合。听有的田都有播种,甚至于最细小和最偏远的田。每一坵田都利用了它的特点种植作物。不管是有日光或阴地、湿地或干燥地等等。特别密切注意种籽有无不良的迹象。偏远的田也和附近的田一样,受到密切的注意。长期计划就是这个意思。大队的人也谈到“百年大计”。这包括他们在造林、水利、动物畜牧及其他方面的努力。在我们研讨造林计划时,这个计划的规模如何,将变得更清楚。西沟人民在指出全国的繁荣是他们工作的指导原则时颇引以自豪。他们说,“我们身在大行山脉,但放眼全世界”。
  
  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对西沟科学农业成果之全面的考察。为方便起见,最好把它包括在八字宪法范畴以内。顺着郭的八点叙述,我们就跟西沟科技人士讨论该组的机构问题。我们在谈话和听话之时,我们的东道主不时将我们玻璃坏的冷茶倒掉,重新将热茶倒进去。
  
  现在,郭再次首先发言:为了应付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大队里组成了一个科技小组,在每一生产队组织了一个小组。我们在大队小组进行实验的科学工作。生产队的各小组作为农民的先进模范。向他们显示。如何做科学上的各种新技术。
  
  我们的小组是按我们所称的三结合原则组织起来的。它包括生产大队的主要成员,有经验的老农和青年人以及从县里来给我们帮助的技术人员。
  
  每一个小组也都有三结合,即英明的领导人、有经验的农民以及我们所称的本地技术员。有些田,我们是为实验而种植,有些田只是为了示范,这样,我们的成员,即多数的农民,都可以参加这类的活动。
  
  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科学的成果为人民服务,并且全体人民可以管理科学工作。
  
  我们问谁真正是大队科学组的成员,及全组一齐来协助搞研究的情形。研究组有七个成员,是大队革命委员会推选出来的。一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郭)负有监督大队科研的特别责任,他自己也是小组的成员。另两个小组成员(他们未出席我们的会议)是大队党支部副领导人。这三个人构成三结合的主要成员。是因他们的行政经验和生产责任而被选出来的。
  
  小组第四个成员是一位老农民技术员钟复兴(译音)。他之被选出,是因为他在过去生产上具有多年的经验。第五个成员章明昭(译音)是个属于第十生产队的青年(本地技术员),他之被选出,一部分是因为他具有科学的学术知识。本地技术员负责总结小组试验品种等等的经验,再把这些经验带到大队小组,引起小组的注意。然后,大队又把小组的工作和经验带到生产队的小组。中国人叫这是群众路线在科研上的一个例子。所谓群众路线,即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小组的另两个成员是一个青年妇女和一个青年男子(他们两位都不在场)。但较早时我们参观学校细菌肥料厂时,遇见过他们。
  
  谈话于是转向夏姗芸(译音),她是县实验站的女技术员。我们问她可否将站里及其活动的情形,以及她跟西沟人民的关系谈谈。以下就是她所谈的:
  
  在我们的科技站里,有九个工作人员。负责普及我县的科技工作。我们中有四人是农学院毕业生,有四个是农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另一个是一位在农业方面工作多年的老年人。
  
  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在农村贫下中农中间,并且跟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及普及农业科学和技术。
  
  我们依据不同的气候情况,在农村四个地点呆了下来。第一个地方我们认为是一个较暖的地方,那是沿河岸一带。另一个地方是我县最冷的地方。第三个站是有着黄土的小山区。第四个地方即是道里的西沟生产大队。
  
  我们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农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县外向其他站和农村学习。我们还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总结我们在县内的经验。现在,我们从四月到十二月……呆在乡下。十二月以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站里。从四月到十二月,有些时间花在去开会以及向别县学习。我们在参观和会议的时候,我们学习全县所取得的先进成果。当我们回到这四个组的大队时,我们与本地人民联合起来,做些科学实验。
  
  参观与参加开会并非向别地学习之唯一方法。有时大队组中的技术员也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回来时,我们可以一起做某些科学实验。每年我们在县里开会一次,其时间或在冬天,或在春天。技术员,科技组的成员参加这类的会议。
  
  比方,我的职责在推广改良的较好的谷类种籽。这些种籽都是研究所培育出来的,我们只是依据我们本地的情况,做某种实验,以推广这些改良的较好的谷种。在第一个阶段我们介绍它们,然后和全大队及这里科技组的人一起来做育种、造种及普及这些较佳的种籽。
  
  比方,我自己和这里的各组做科学实验,也参加体力劳动和生产,这样也可以尝试增加我们的农业知识。我们逐渐把在学校得到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西沟这里的人民辛勤工作,把这些地区改造为耕地——我向他们学习,我可以应用我在学校得到的知识,同时,我也可以对我的祖国做出贡献。
  
  我应当说。我已经做的,只是一点点的工作。我要尽最大努力改造我自己。所以我今年决心留在这里跟这里的贫下中农进行实验。
  
  夏姗芸的谈话,使我们对于县实验站如何使全国科学研究成果结合本地农业工作有了一个轮廓。值得一谈的,是西沟有一个女性“县代表”——其性质最接近美国的社会任务。
  
  我们继续跟郭与王如森(译音)(林务员)讨论大队的造林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将留待稍后再谈。在我们散会时,我们说,我们也高兴尝试一下,回答问题。他们便热忱地问及美国新改良的种籽情形。我们感到尴尬的是对这方面的知识完全缺乏了解,因此,只好糊里糊涂应付一下,把某些作物在遗传上(或发生上)极具一致性的问题跟各种具体作物疾病扯在一起,胡诌了一番。然后我们记起,我们团体中有一人曾带来两本最近的朋匹(Burpee)种籽目录给中国人民。我们问他们有无兴趣看看这种目录。他们微笑点头,表示想看。我们便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是我们在中国最有趣的时刻之一。老农、县代表、林务员以及其他人,围站成一个圈子,一页页地翻着目录,看到那些习见的和不习见的菜蔬和花卉画图都叫了起来。
  
  这时,虽然已经很迟,该小组仍迅速要求我们去看看大队的实验站。
  
  这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此项邀请显然出于一时的高兴,使我们的吉普车司机毫无准备,按了五分钟的喇叭。我们的东道主有一点手忙脚乱。最后,我们终于走上到实验站的道路。实验站是一座小小的单层楼房,屋后是一个有砖墙的围场,看来是本地的谷仓。我们的东道主为了让我们进去参观,并开了大门的锁,然后我们经过一个院子走回头。院子里装着大圆筒形的露天谷仓,从这里可达实验站。该实验站成立于一九六四年,站内有一个狭长的房间,房中间摆了一张桌子和几张做实验用的工作枱。工作枱靠着墙壁排列,一直排到房的两端。在一张工作枱上摆着谷穗,以表现大队在杂交方面已取得的成果。在房尾的工作枱上,放着两三架显微镜。在房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具普通的实验用的烤干炉。他们用这个炉子来判定土壤的温度。实验室还有一具测量土壤酸性或碱性的仪器。在室中间的桌子上,在塑胶袋中放着绿色粉末样品,据说是一种植物荷尔蒙,可以增加每亩的谷类生产三十五斤。还有一种白色除虫草药粉末,用来杀除稻田中的杂草。我们分辨不出这些样品是2,4—D抑或是2,4,5—T。那里的任何人都不熟习这两个名称。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害虫生命循环图。在这些图表正中间,悬着毛主席的一帧肖像,肖像中的毛主席在农业陈列品中间望着我们,颇有亲切之感。在毛像的两边,挂着他的两句话,一边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另一边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西沟大队科技组很自豪地向我们显示,他们的小站和老农老崔似乎最足以自豪。当我们在站里走着时,他满面笑容,在我们走进吉普,准备回到我们的住所时,他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告别。我们都熟读了历史,知道在中国的旧农业社会,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产生于地主家庭。系统的知识为富贵人家所占有。农民大众生活于愚昧和贫困之中。学者的成就,建立在老百姓的经验上面。但是,老百姓很少从学者那边取得什么。现在当我们在说“再见”,登上吉普的时候,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老农,穿着黑色的家常便服,他在过去曾取得学习管理自然规律的权利,今天他把他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到为人民幸福服务上来了。这是我们与管理西沟科学研究的人会晤之一个愉快的结束。
  
  西沟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许是大队的造林计划。我们在西沟的第一个下午,参观了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参观时间恰在我们访问了大队最高层人物李顺达的旧居之后。横渡了窄狭盆地的一条干枯的河床,我们的东道主带我们到俯瞰大队的山上,那是从李的旧居开始。后来才知道李顺达领导大队的历史,曾跟造林计划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叙述之前,让我们先介绍李顺达这个人,他是西沟一个主要人物,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李出生河南省林县一个贫农家庭。在我们去西沟的途中,我们曾在林县停留过。他的家庭负债累累,迫得把他微薄的一亩半的土地交给了本地的地主。之后,他的父亲离家去做建筑劳工,替在山西省的国民党军队盖房子。最初,在争取付清拖欠工资的斗争中,他父亲被毒打死了。同时,全家逃往西沟。在西沟靠牧羊勉强维持生计,且以野生植物充饥。他们租了五亩半的土地,但在一九三二年一场天旱中,作物大部分失收,仅余的部分也给地主拿走了。为了活命,他们只得将李的姐妹出卖。
  
  一九三七年红军来到西沟地区。第二年李和其他五人在偏远的一个山洞中开会。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一九四二年另一次天旱,李家与其他六户贫农组织互助组,开垦土地,共同耕犁。(所有各户,都没有拖曳的牲口)他们的努力,结果获得两年的丰收。一九四四年李当选为“一级劳动模范”,互助组被称为互助的最好范例。在抗日战争时期,西沟人民打了日军十八次。日军两度浸入西沟。第一次日军杀了几个人,并劫走了一切东西。这件事情教训了人民武装的重要。在日军再来的时候,人民得到党的帮助,已将自己武装起来,他们在李顺达的领导下,击退了日军,并有许多死伤。
  
  在一九四九与一九五一年之间,毛主席接见了李三次。并鼓励他领导山区的改造,把山区变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一九五一年李领导组织一个农业合作社。第二年他的合作社获得了丰收,得到农业部的金星奖。但是,我们听说,在一九五三年本地负责人,走刘少奇路线,出面干预,试图将合作社改回互助组。李反对这种作法,拒绝屈服,所以,西沟合作社仍坚持下去。有些邻近的合作社则图倒退。但李在跟他们谈话中起了重要作用,把他们拉回正确的道路上来。当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写下了下面一段话时,李的看法得到了印证。毛氏写道,有关李顺达领导的太行山的合作社,三年来已发生了大变化,一个贫穷的山区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能做呢?
  
  造林计划开始于一九五三年,是在合作社斗争中搞起来的。李顺达和苏大来(译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劳动女英雄)领导一些合作社。社员在光秃秃的山边种了三百亩的松树和柏树.在这项植树行动开始之前,有过很多争论。许多年纪较大的人争论说,种柳树和白杨好些。因它们长得快些,并且对生产有好处。他们说,“松树长大要一百年,柏树要一千年才能长大。”他们结论说,如果种松和柏,他们宁愿休息,不愿在这个时候植树。但他们的意见,遭到别人的反驳。有人指出,柳树和白杨,是需要水的植物,在干旱的山边根本种不活,并说,松柏可以生产较多有用的木材。另有一些反对者则认为西沟山上根本不能植树。他们争辩说。如果可以种植,我们的先人老早已经绿化了这个地区。总之,有纪录的历史都显示,道路一山都是光秃秃的,而在解放的时候,甚至连草也极少生长。
  
  第一年植树的结果,看来是反对者的意见对了头。长出来的树,大约只有预料生长的百分之十。县里来的人到了西沟,嘲笑李顺达,说李真有两手,“种了三百亩的树,却只有一棵树长出来。”显然,这个人是反合作社的一位代表。李则驳他说,活了百分之十,不算惨败,至少显示出:斜坡上是可以种树的。他于是鼓励人民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分析挫折的原因,然后再向前迈进。
  
  为了这个目的,大队派了一位社员去学习有较多植树经验的其他合作社的经验。他们学了一些经验。有一项经验是;要造林成功,必须把植树地区隔离起来,因为吃草的动物会吃幼嫩的树苗。在西沟本身,农民们则去植树地区调查植树成绩很坏的原因。他们发现,多数的种籽种得太深,无法发芽。或者就是种得太浅,发出的芽被太阳晒死了。同时也发现,许多的树芽被鸟类和昆虫吃掉了。所以,他们认为问题不在难以克服的地质情况,而是因为缺乏经验,对种植工作的管理不对头。
  
  西沟人民获得了这些资料之后,便于一九五四年再尝试植树。这回是在雨天进行的。谨慎地将种籽置于中等深度之间,并用棍子和石头围着,以防被昆虫、鸟类啄食,并防日晒。这次是成功了。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西沟人民已经在四个山坡土地上,参加了一万二千亩的植树造林。十二个大队生产组,其中一个组把全部时间,用在造林方面。一九五三年以后这些年,树林已经建立起来。许多人承认,在第一次努力期内,他们并没有成功的希望,只不过随意播种,所以弄得成绩很坏。一九五三年播种过的地区,不再下种了。那几棵稀疏分散的松树,留下来作为大队历史一个重要插曲的纪念罢了。
  
  以后几季种的松树,现在已长成十至二十英尺的树。树下面地上铺着的松针和野花及其他小植物,已开始在林地上扎了根。第一天,我们跟我们的东道主,在窄狭的丛林小径上走着时,我们可以穿过松树看到山沟另一边的斜坡,仍然是光秃秃的,一片褐色,恰跟青翠欲滴的松林成一尖锐的对照。我们发现:这是有意如此的,是大队“百年计划”之一个完整的部分。绵羊和山羊是大队收入和肥料一个重要的来源。在造林的过程中,它们不能在地上吃草。因此,大队只在北面的山坡造林。让南坡留下来,因南坡有较多的日光和较厚的草,可以供牲口吃食。过两年在旧造林区的树就会长高长厚,足以抵抗绵羊和山羊的咬食。那时候就可以容许羊群在树林中吃草。然后再逐渐将南坡造林。在三十至四十年一段期内,牲口吃草和植树造林将在斜坡之间交换进行。
  
  现在,大队每一户人家约有三十亩的松树和柏树。(每一户有两千多株木材树),以现金计算,这些树约值人民币一万元。(约合五千美金)五年间每人的木材价值将增至一万人民币。工厂工作,在中国一年有一千元人民币的工资是高工资了。这表示出是一笔巨大的资金积累,是很大的集体经济成就,也是一项重要的国民经济成就。因为这个国家在解放初期,遗留下的森林资源,是极其有限的。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土地只有百分之八是有树木的,而苏联有树林的土地占百分之三十四,美国有树林的土地占百分之三十三。
  
  西沟除了种植松树和柏树之外,该地人民已种了约一百万株的小树苗。其中包括沿河岸及峡谷一带的柳树、白杨和刺槐。此外,更种了很多的苹果和栗子。现在,每一户平均有二百棵“干果”树(例如栗子和枣子),并有二十多株苹果树。在西沟,一向是不种苹果的。李从北京回来,首先带回了东北苹果树苗。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实验显示,当他们把效果树苗嫁接到一种本地的树种时,苹果长得最好。根据这一实验,大队就大量种植苹果树。现在在山沟上已种了三百亩的果园。并在山边种了二百亩。每年,他们收获不同品种的苹果十七万斤。
  
  我们怀着一种满怀喜悦的心情离开西沟。那里的人民在极其不利的地理环境斗及一向贫穷和没有文化的情况之下,建立起他们的“社会主义农村”。他们已取得相当的繁荣,而在革命前却是十年九失收,以前没种一棵树的地方,如今却有了森林,而且把一条多石的河底,变成了良田。
  
  西沟的人民仍然是农民。他们在土地上工作,多数用手,住在简陋的房子和窑洞里。但是,这些在革命前已经将近沦为行乞的农人,现在深深地和真诚地感觉到,他们已把科学的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怀着对前途的乐观和信心,把科学和技术用在工作上面,在他们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上,打下稳固可靠的基础。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西沟人民看来并不孤单,甚至他们的成就也并非不寻常。我们在介于安阳、林县、西沟和河南省会郑州之间的山西和河南省的一部分,一共行车了(吉普和小型长途汽车)十五个多小时。我们趋车至每一个地方,我们都看到可以跟西沟相比的成就,如灌溉工程,新房子、保持得好好的看来繁荣的农村,以及分散在农村四周的小工厂。而且到处的人民走起路来都和西沟农民那样的具有信心。西沟是一个模范大队,但它是反映中国农村伟大成就的一个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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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

  
  在上海工业展览馆中,我们对中国将科学应用于工业方面,获得了初步的认识。这是一个一年到头都开放的展览。展出中国工业技术上的成就和进步。我们参观时,看到了各种工作模型和产品。产品种类很多,从上海重型机器厂工人设计和制造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到手提的十六毫米的有声电影放映机,都应有尽有。这种手提放映机,可以在缺电的农村地区,用以脚踏车作动力的发电机来发电。新型汽车、卡车、拖拉机和建筑设备,摆在精密电器、电子显微镜和医疗器械的下首边。纺织机和包括人造纤维、玩具、手工艺品和乐器在内的消费品也有展出,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动人的一课。生动地显示出,中国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内,从一个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前进的程度。
  
  我们的向导提醒我们,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中国人拥有的工业工厂是很少的,并且是由欧洲人或日本财团设计和建立的。而且在二次大战大部分时间内,这些工厂都在日本人手里。解放以后,中国曾大量依靠苏联设计和技术援助。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七月苏联突然终止一切援助为止。几乎是一夜之间,不仅必须接管所有的工厂,而且必须训练一批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我们亲眼参观的展览馆,是中国人应付(苏联)这种挑战之成功的证明。
  
  但是,展览馆不止是向外国参观者显示自豪而已,也是使中国人民从展出模型中进行具体的和特殊的学习之一种方法。来自全中国各地的工人、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来学习技术上的新发展,以便回去把新技术应用到他们的生产单位上去。展出品的本身,是由原制造或使用工厂的工人来充当职员,向参观者表演及解释机器操作过程。在这种方法上,展出好似一个导管。通过这个导管,使技术的进步尽可能迅速地传到一般人中去。
  
  我们到其他工厂的参观,看到了中国工业不同的方面。在北京第三纺织厂,我们参观了居住区,看到了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怎样生活。我们也获悉了有关工业卫生和保安问题之某些事情。上海电子化学厂强调生产上废物之多方面的利用。我们参观上海的科技交流站,这给我们另一个机会看到技术的知识及其应用如何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着。(上海第二低压电工厂雇用了多数盲人和聋哑工人。那里的工人对我们说及他们残废人在工业以及在中国一般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上海机床厂
  
  上海机床厂因其在教育上的成功、及其调动工人在技术革新上的积极性的成功,曾有人建议将该厂作为一个模范工厂。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布一个有关教育改革的重要指示: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我们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到市中心的郊外参观了这个厂。上海比我们所见过的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更像一个西方城市。上海不像北京街上没有拖驮的动物。汽车和大卡车充斥道路,加上大批的脚踏车。我们的车子从欧洲人修建的市区经过。这部分市区有大型的石头建筑物,车子也驶经有两三层楼房的住宅区及有铺面和招牌(很多招牌用习见的罗马字)的购物街。黄浦江旁有一条宽大的叫“外滩”的行人道。黄浦江中的商业交通很忙,有大货船和小轮渡以及帆船。在我们离开市中心区时,街道变得更宽,而建筑物则变得较小。不时见到空旷的空间种着农作物,并有小桥架在溪上。最后,车子从一块大布告牌旁驶过,穿过大门口,驶入机床厂的中心。
  
  我们正处于一个蜿蜒的工业建筑群的中心。这建筑群延伸至好多亩。它包括大型棚式建筑物,其中放了成排的机床和金属工作机,以及办公大楼仓库、烟囱和一个水塔。所有这一切建筑物,都散布于翠绿树林、道路和行人道中。
  
  上海机床厂专门制造精密磨床机。这工厂是从一个小农具制造厂发展出来的。那农具厂是抗日战争以后,用联合国的救济经费建立起来的。最初是制造简单的农具。现在在十个工场中有六千工人,男女工都有,制造最先进的机床。中国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一星期工作六天。选择星期天休假的比其他任何日较多。但是,在一周内其他各日,公园和文娱场所仍有许多游客。
  
  我们参观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地区。其温度的控制是为了制造高度精密零件。大的发亮的轴和螺旋轮,在萤光灯下工作着。在低层建筑物内另一地区,我们看到了各种的设备在使用着。高架起重机、大型平床磨机以及各式车床。在这些工厂建筑物的相互间,还设有储物室,并种上了树木。在这地址的其他建筑物,有会议室和办公室,磨床机械研究所,工人子女托儿所和病伤工人疗养院。
  
  在我们参观时,我们跟厂革委会委员周志梓(译音)谈话,他描述了工厂所做工作的性质。他对我们说,“我们强调主动、独立和自力更生”。该厂已设计并试制了二百五十多种磨床。周说,“文化革命是推动生产的一股大力量。自从成立设计三结合小组以来,已经设计了逾百种的磨床。”
  
  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三结合观念已经变得更重要了。并且已在很多方面应用。它的意思是把任何情况中不同的因素拉在一起,而成为一体。我们所见所闻的不同因素的结合,是老中青的结合,是干部、人民解放军的结合,及研究、生产、教育相结合。不论何时碰到了一个问题,就应用三结合的概念来解决。机床厂把它的人力资源,集中于包含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在内的小组里。干部这个名词在中国是指某人当权,或者是一个政治组织者,或者是一个经理。它指的人,我们叫作行政者。另外就是共产党员,后者的主要责任是属于政治的。
  
  上海机床厂之单独被挑出来作为工业模范,是因为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训练计划搞得好。本来,那种训练是在三结合小组以内做的。但是,自从毛主席的指示之时起,已在厂里发展出新的训练方法。这方法是透过机器磨床研究所。因该研究所是负责发展和设计厂里的新机器的。据对我们解释的人说,为了研究所担任的每一个研究问题,成立了一个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小组。通常参加这些小组的工人向研究所申请作某项研究,再由研究所的工人同事和领导加以衡量。他们多数有过七年以上的经验。在所里再经过了几年工作之后,他们便变成技术人员。他们的训练由小组里的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加以监督。小组里的干部组员起的作用是属于组织方面的。对设计过程提供执行上的经验,在小组已解决了特殊问题时,小组即予解散,再成立一个新的三结合小组,研究另一个新问题。
  
  技术人员也在“七.二一工人学院”受训。这是在毛主席指示之后的两个月成立的。它是一个三年结业的技术学校,是训练工人——技术员的。这种人大致相等于我们(美国)的工程师。在我们参观时,我们看了工人学院两个班。一班是水力班,另一班是磨床机器机械学。两个教室的黑板上都写满了复杂的数学方程式,是用习见的罗马数字写的,还写上数学符号,并穿插了图解及中国字。在我们看来,正在研究的教材,相等于大学高年级或初级研究所的水平。班上约四分之一的学员是妇女。看来大约是和工场女工人数的百分比一致的。在我们参观时,恰好有五十二个学生刚毕业。另一组九十八人是属于二年级。其中有四十人来自上海其他机器厂。
  
  像研究所的选择研究工作一样,工人学院的入学是由申请人的同厂工人和领导人决定的。申请入学的工人多过学院所能容纳的,因为班上人数受教师人数的限制,也受教室和宿舍面积大小的限制。入学的资格,必须工人受过初中教育,并且至少要有三年的实践经验。年龄须在三十五岁以下。我们听说,目前学生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六岁,有八年的工作经验。
  
  在工厂中,跟我们谈话的一个人丁绿珠(译音),她是个年约三十多岁的妇女。在入学院当学生之前,她曾经是个车床工人。她申请入磨床机研究所,先由她的同工和领导方面加以考虑,然后获准入学。她告诉我们:
  
  在文化革命前,我不可能入研究所,因为我是一个工人。那时,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进研究所。我对于研究工作曾有过困难,特别是理论方面。我申请入学院,目的在多学习一些东西,以适应党的需要。
  
  丁绿珠像其他的学生一样,寄宿在学校宿舍。她的孩子跟她的丈夫和已退休的阿婆住在一起。她在校期内,仍获得正常的工资。在完成了学习课程之后,她将回到工场做设计工作。大约仍将跟她学习之前所得到的工资一样。工人学院中一位年纪较轻的学生——工人对我们说,他曾申请入学,这样可能使他“为社会主义而做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不是为了更高的工资。”在学院里的学生,每月的工资是四十二元到八十元人民币不等。(一元人民币约等于五角美金)在工场里的工人,工资从四十二元到一百二十四元人民币。平均大约是每月六十八元人民币。技术人员的工资有在七十元人民币以上的。有少数甚至每月赚一百多元人民币。有少数技术——工程师每月赚二百元人民币以上。
  
  在中国,工资的差别,据说是根据工作经验。最高的薪水诸如机床厂的工程师的薪水,似乎至少照文化革命前一样。年纪较大的高工资专业工人或许仍支原薪。但年纪较轻的专业工人看来所赚的工资跟正常工人一样。在生产工人中,工资也依据经验和生产力而有所差别。
  
  工人学院的课程,包括机械学和机械理论、数学、电力学、水力学、磨床机器设计和英文。我们的东道主说,这些课程是从基本理论及一般机械工程学概论开始的,然后再进行典型磨床机的制造,较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最后,则进行完整机床之个人设计和制造。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仍做生产工作,以保持跟工场的接触。据描述这是理论结合实践,并使两方面的水平都提高之一种方法。
  
  学院每天的作息时间表,包括六小时上课、一小时的文娱、及一个半小时的晚间学习。教学人员有二十位来自大学的教师和三十多个工人——技术人员。我们听说,学院的教学质量跟大学一样。至于大学,自从文化革命以后,入学学生来自工厂和公社,非直接来自中学。机床厂的某些工人已经进大学受训,以便成为技术人员。
  
  除了“七.二一工人学院”之外,机床厂还有教育活动,不过与训练技术人员无关。有一间“七.二一”业余学校,在六千工人中,有一千工人上这间学校。他们于工作之后,每星期上课两次,学习政治、技术和文化,在班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时事。另有一个部分时间的政治研究班,主要供各组的领导人学习的。据描述:工厂里所有的工人都参加某种形式的政治学习。
  
  邻近学校的中学生跟他们的老师来这间工厂实习,有时,时间在一个月以上。在实习期内做生产工作,并出席由厂里工人担任教学的教课。大学生也同样来机床厂做工和上课。一间办在工厂里的技术中学,在文化革命期内停办,但在市政府要求之下,后来又再办下去。学生在学三年,有两年的时间,花在班上学习与实习工作两方面,各周互相轮流,最后一年则完全实习。学校有它自己的小工厂、制造车床零件,不久则进而能够制造整个磨床机器。
  
  衡量上海机床厂的一个方法,是衡量它的出品的量和质。同时要联系到它的投资和人事来衡量。另一个方法是要考验它的技术人员的技术。它的技术人员一半以上是受过上述我们所听说的那种方法的训练。这些的评价须由机床方面的专家来提供。我们只能把我们东道主之一、厂里革委会的周志梓对我们说的话报道出来:
  
  仍然有缺点,缺点并未包括在你们所阅读的工厂小册子中。但我们要提及缺点,以说出一个真实的观点。在我们的工作中,自动化并不那么高,所以,我们的效率也不那么高。我们可以制造逾六百种机器,但我们在管理我们的厂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在月初有时事情组织得不好,因而,制造的质量降低。我们的教育方法也仍然是实验性质的。
  
  但是,评判一间工厂的效率,不应当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生产单位而评判其成功,而应该看它对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影响。这将包括考虑这类事情诸如在做出厂内外两方面的决定时涉及生产工人队伍的参加。
  
  在上海机床厂,我们感觉到,这个厂除了是个生产的来源之外,也是一个教育机关。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训练对机床制造是息息相关的。而告诉我们有关厂的管理之技术方面的,是工人们自己,而不是经理或宣传人员。跟我们谈话的中国人认为这个厂不仅对制造社会需要品很重要,而把它作为学校以学习管理社会,也同样重要。
  
  接受工人的建议与批评,这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这种态度看来是他们思想中心所在。并且这么常听到的两句话反映出这种思想,那就是,“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动力”及“科学是劳动人民的经验的总结”。机床厂的计划是认真企图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促进普通工人的积极性并创造一支技术力量。这支技术人员并不认为他们自己跟工人有何不同。在我们停留中国期内,我们的东道主一再提到文化革命前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事情。干部不听取别人的建议——或许藉此以增加他们的权威,技术人员自以为了不起——往往藉此以掩饰他们的无能,多数工人对这种情形则熟视无睹,一声不响。当我们听到中国人谈这些情况时,我们评论说。这倒很像我们(美国)国内的情形。这也显示出对另一句广泛使用的话之部分的解释。这句话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们阅读了“努力建立一间社会主义的工科大学”的小册子(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对于中国人如何批评他们自己的教育计划,总算有了一个概念,这本小册子包括一九七〇年在上海举行的一个小组讨论的副本。一位参加小组讨论者是王绍东(译音),他是一个工人——技术员兼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学院”党支部书记。在小组讨论期内王描述了工人学院学生的不正确态度。有那么一些学生说,他们被派入学院学习,主要的任务在学习设计。往往他们的态度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这种教育路线是将书本学习和实际经验划然分开,因而强调书本学习。也有些学生的态度,过于重视别的方面。王说,“有些学生首先想到,如果他们通过实践学习,他们应当回到工场,而不应当上学院。”组织了这些的讨论,是在帮助他们了解“为谁学习”(中国人的答复是为人民而学习),从而学生们逐渐了解学机床设计这一基本的任务。
  
  据王说,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工厂中某些工场只想到他们自己的部门,不愿派最好的工人来上学,有人在会上建议,贴大字报,批评本位主义的人。因为他们不了解工人真正的学习愿望,并且眼光短浅,对长远利益,视而不见。”不愿继续学习的工人,应当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并学习继续革命的道理。
  
  小组讨论了成立新教育计划的问题,包括工人中基本教育的需要。以及使这些计划这应现存教育制度的执行方法。但是,多数时间都花在改变工人和教育者双方态度上去了。
  
  在这场讨论中,有两点是值得在这里提及。强调工人在技术方面的主动性和能力和强调工人在政治方面的主导作用。关于知识分子中间创造特别的干劲问题,在讨论会上一位代表化学工程研究所(涉及杀虫药制造)的与会者说:
  
  在一个时期,我们某些同志的干劲消沉。他们认为不幸受过几年大学教育,要不然,他们可能成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成员。他们在受过了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不再垂头丧气了。因为贫下中农是那么热心进行科学实验。
  
  这种因科学教育而感到跟其余人民隔绝的思想,从我们在国内的经验看来,也是很常见的。
  
  中国人不相信,只是训练工人成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就会自动解决技术贵族的问题。毕竟美国多的是“自力成功”的人,他们现在经营商业或干专业工作,恰像他们的同事一样,并且许多工人想自行创业或取得专业性工作。我们中国的东道主往往反复地说,一个工人阶级的背景,并不确保一个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和专门人员也有话说了。沪东造船厂工人大学一位领导人说到这个问题时说:
  
  在学生中间,有些学生认为他们是“生来红”,并说,他们在大学里的主要任务是求取专门知识。在要他们学政治时,他们便说,他们在工场里学政治可能学得更好。老师不敢批评这些事情,认为他们自己只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也有很多工人——学生是领导人员和老工人,因此,不管学生怎样说,对也好,不对也好,有些教师都听进去,不置可否。
  
  小册子明白表示,现行教学上的实验,还不曾完全成为定型。在我们参观的时候,新计划最多还只有四年的时间,记住这一点是要紧的。从我们有限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和中国人一样,对于这些努力的前途是抱乐观的。
  
  北京第三棉织厂
  
  在我们驱车从北京市中心区向东行的时候,大批的烟囱开始代替了树木,成了风光之主要特色。第三棉织厂位于市的这个地段,厂的对街是厂的大住宅区。我们参观此厂,给我们一个机会,看看工业跟中国人民生活方式关系怎样,也看看他们工作的环境怎样。

  棉织厂的向导人告诉我们,厂是一九五四年设计的,一九五七年投入生产。并说,该厂三千二百台自动纺织机和八万七千台纺锭,都是自己设计和安装的,并无外国援助。现在的生产水平,一年是一亿方公尺的棉布。厂里雇用了六千四百工人。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工人们穿的只是轻衣着,因为工作地区,温度温暖。这对我们从寒冷北京冬天来的人,感到惊讶。棉制工作只能在温度和湿度受到特别控制的情形下,才能进行。许多工人也戴外科面罩,以防空中棉灰的吹入。他们用正常的步伐,从一架机器转到另一架机器,以检查纺织的过程。过程是从一包包的棉花中取出棉花,然后把它制成棉布。
  
  我们看到若干的技术革新。这种革新可与我们在西方棉织厂所习见的技术相比。在该厂的最初时期,必须先将棉花用手撕碎,然后才能把它用来制造。由于发明了一种自动混棉机,已加速了这个过程——那就是巨型的真空除尘器在棉包上滑来滑去,将棉花吸入除尘器内部加以摇动和混和。该厂还发明了另一种机器,可以将不同线轴的纱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继续纺织。而在以前,是用手接纱的。该厂还运用聪明,创造些小装置,以节省劳力。比如一种轻便的车,可以使操作者来往于各机器之间,而不必走路。这种自动机器的使用,需要某些带徒弟制的训练。但训练的时间,在文化革命之后,已从一年缩短至几个月。
  
  我们曾听说:在一九七一与一九七二两年,各工厂贴满了有关政治的大字报。但在我们参观时,我们只看到少数的公告板上贴着与生产有关的文件。另外是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向雷锋学习”,并有一张手描的雷锋肖像。雷锋是人民解放军一位模范军人。他的一生被认为可作模范。因为他除了完成他的军事任务之外,他还热心学政治,并努力生产。不论他有任何成就,从不居功。我们的旅行,恰在他死后第十周年之时。在我们参观过的许多地方,我们都见到表扬他一生的标语和评论。
  
  棉纺厂的对街,是该厂的住宅区。在厂革命委员会的管理之下,住宅区自成一个一万人的村子。像我们参观过的所有工厂或听闻过的工厂那样,棉织厂有诊所、工人得到免费医疗。怀孕的女工得到产前的照顾。在怀孕七个月之后,孕妇被给以轻松的工作,工作时间也缩短,每周并少做一天工作。在产孩之后,有五十六天的分娩假。当假满复工时,每天可以得到两段特别休息时间,其时间为十四个月,以便她们为婴孩哺乳。
  
  住宅区有日间工人儿童托儿所。我们在一间房间里看见有一群六岁的孩童,手拿玩具,围坐在枱子旁边。或者手持浅色玩具动物和卡车在地板上玩耍。当他们见到我们时,便鼓掌并用中国话说着“热烈欢迎美国朋友”。另一群小朋友则为我们唱歌和跳舞。两群小朋友都显出意外的欢悦。住宅区也有小学和一间中学,是专为工人年龄较大的子女而办的。
  
  在工人食堂里,我们被邀请参观厨房。工人食堂是一个大餐厅,直接在工厂的对街。大盘的蔬菜和肉类已摆出来准备好作晚餐之用。那是供应下午较迟时分下班工人的。这个食堂一般的菜式,有两样菜任凭选择。蔬菜餐八分钱一份,肉类餐一角五分一份。这里也如别处一样,在我们参观时,看不见什么粮食缺乏现象。一般中国人吃食地方似乎储备充足。食品商店有大批肉类、生果、蔬菜和罐头食物。在我们经过餐厅、稍作停留时,餐厅是空的,只有几个食堂工人坐在几张枱子上,开政治学习会。在冬天,这间房子每周用作放映电影一次。而到夏季,电影是在外面放映的。
  
  在住宅区的中央,有一个大足球场。在我们参观的那个下午,有一场足球比赛正在进行。球场周围并无座位,但却有相当多的观众在欣赏比赛。棉织厂的足球队连同它的篮球队和乒乓球队,给这个住宅地区提供了体育娱乐。也有一个剧团,叫“宣传队”,从事文娱活动。
  
  住宅区房屋,包括若干四层楼的红砖建筑物。展开在一个大地区之内。我们参观了一个住宅单位,包括大小房屋各一间,加上厨房和浴室。那是一个维修工人夫妇和三个儿女所住的。他们夫妇都在棉织厂工作。丈夫和妻子上班的时间不同。所以,有一人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像许多中国的工人一样,他俩轮班工作,分夜班和日班,每人每过一星期之后有一次调班。工人组成十人到二十人一组,实行集体轮班,同时这个组也是一个学习单位。至于房租包括煤气水电家具在内,每个月是人民币九元二角(约合美金四元六角)。丈夫每月的工资是人民币七十五元,妻子是人民币七十元(两人合起来大约是美金七十元)。丈夫告诉我们,他当纺织工人已有三十三年。十六年前从东北到北京之后,他协助开办第三棉纺织厂,做着安装机器和建筑住宅的工作。
  
  有些退休工人也住在住宅区。我们听说,退休虽然不是强迫的,但通常是,男的六十岁退休,女的五十岁退休。妇女干部例外,她们五十五岁才退休。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集中起来——在工厂工作,孩子从托儿所到中学都入厂办学校,医药照顾,食堂,文体活动——它倒像是一个独立的城镇。但是,我们想,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中国人说,工厂的控制权是在管理工厂的工人手里。这就是他们对我们解释的情况。纺织厂的日常活动是受革命委员会的控制。在文化革命期内成立的这些委员会有普通工人,特别是那些非党员的积极分子参加,由这些委员会来管理工厂及其他机构。人民解放军的成员也被派去从事政治领导。第三纺织厂的革命委员会实行两种的三结合:干部、人民解放军和群众三结合及老中青三结合。它有二十一个委员,有七个是常务委员,其余是工人代表。
  
  革命委员会正式受共产党组织领导。纺织厂内有八百个党员,大部分是正规工人,他们党的职务是在他们的正常工作之外。他们分为四个支部,每个月开会一次。虽然,每星期党员都有些党的活动。从我们的观察看来,无法知道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但是,从跟我们的东道主谈话看来,从跟其他访问者以及跟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人谈话看来,我们对党的队伍的任务,形成了某些观念。可能是党员的那种人,类似于美国工厂内一位工会活动分子,党员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光荣,并且预料党员将是模范工人。所谓模范,就是早到、迟退、工作比别人勤劳,以及领导政治学习小组及出席党的会议。在我们参观过的工厂里,党员约占全部工人百分之十。每一个工作组,或许有一两个党员在里面。当他们每周集会一次或两次从事政治学习时,可能由党员领导讨论。
  
  我们特别感到有兴趣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文化革命的结果,工会的情形究竟怎样?一位工厂代表作了如下的答复:
  
  在文化革命之前,我们曾有过真正的工会。(全国总工会,于一九七三年夏恢复)。但是,他们的任务受到刘少奇路线的干预。所以,在文化革命期内,广大工人群众起来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比方,以前的工会不组织工人直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却利用金钱,对工人提供鼓励,因而把工人带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我们知道,中国的工业劳动力,在国家事务和教育方面担任了一个重要任务。在文化革命期内,工人组织了宣传队,进入许多非工业机构,监视无产阶级政治的实行。革命委员会一位委员告诉我们,在过去,我不知道什么上层建筑,我只知道我为棉纺织厂工作。在文化革命期内,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应该对一切行使领导权。所以,我们工人进入上层建筑单位。首先是开进清华大学。
  
  后来,这个女委员成了进入科学院的工人队伍中的一员。这些工人队伍的任务,以后在有关研究和教育的各章之中我们还要再加讨论。简单地说,北京各工厂的工人,在文化革命期内进入大学,协助解决师生之间不同派系的纠纷。现在,教师和学生都到纺织厂工作,向工人学习,并接受工人的再教育。
  
  上海电化厂
  
  上海电化厂在利用工业废物作多种用途的实验上是第一把手。其方针在把一种原料的所有各方面变成有用产品。它用纯化海水的电解方法制造氯、苛性苏打及其他化学材料。这个厂有两千三百个职工,被认为是个中等规模的复合体。它成立于一九五九年,初期年产一万五千吨苛性苏打,以及其他三四种产品。到一九七二年,已达到年产七万五千吨苛性苏打及二十多种其他主要产品。但是,由于生产增加,液体、气体和固体废料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厂里一位代表对我们说,在文化革命前,这个厂是一个大污染缸,但是,因为它“走刘少奇路线”,所以很少设法处理废料。
  
农民对此表示不满,并提出意见。但干部不加理睬,还找了一些借口来搪塞。有时,农民甚至跑到工厂里来,他们甚至吵闹,那时,领导人只是考虑生产。工人们也曾提出合理的建议,但是,领导干部只是依靠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理睬工人的建议。
  
  对我们说话的曹庆达(译音)本人,就是这一改变的见证。他看来还不到三十岁,是厂革委会的工人代表。约在四年前(一九六八年左右),他就当选入革委会。他说起话来,有根有据,易于了解。有时,为了某项统计数字,他看看笔记簿。另一厂方的发言人是吴兴图(译音),年纪较大,戴眼镜、帽子,还围围巾,看样子像一位大学教授。他是主持“多种用途”利用的技术人员。他引导我们参观工厂,用兴奋而自豪的神情,描述他的工作。他讲中国话时,夹杂一些英语。
  
  该厂是设在一个耕作地区,离上海市区约五英里。行车途中,我们看到工厂、一排排的住屋和旷野。在我们的车子回避卡车、长途汽车和脚踏车时,则看到路旁堆积着工业物资。较新工业的厂址,远离市中心区。新地区房屋的建立,是早期上海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工厂建筑群,房子与设备,错综复杂,有如迷宫。我们参观时,是个阴雨的日子,把这一切拍摄下来,煞是一幅大景致。正如我们在中国别处一样,我们摄影并不受限制。
  
  曹继续谈厂的历史及其污染问题。有些液体废料和固体废料诸如硫酸和硫酸钙,污染了河流和损害作物,乃用碱将其性能中和,但碱本身又污染水道。有些废气如氯气,从电解池中漏出时,干部曾尝试改善电解池周围的密封,将它控制,不使氯气外漏,但漏气如故。以致工人往往须戴防毒面罩进行工作,还要赔偿农民作物受到的损害。直到文化革命期内,那种单顾生产指标的态度受到指责,污染问题才获得处理。
  
  文化革命的结果,刘少奇路线被克服了。一九七二年澳洲记者贝却敌参观了这个厂,他在同年四月十九日的《卫报》上,描述了他的参观情形,工人们对他谈到他们的清洁努力,有如下一段话:
  
  第一步,我们派工人到田里去检查。他们对正在造成的损害,感到惊惶。此事终将影响工农联盟。我们便着手工作,主要是依靠老工人的知识和积极性,在三个月之内,用了一万人民币的投资,我们发现出怎样把坏事变成好事。
  
  他们发现的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曹向我们作了如下的描述:每月产生的九万二千立方公尺的废料,现在已有百分之八十五得到处理了。每月二万八千吨的液体废料,处理了百分之七十五,每月五百吨的固体废料,处理了百分之九十五。总而言之,在一九七二年期内,工厂在实行了三十种的多种用途的制作规划后,从废料中获得了三千吨的新化学原料,价值六十万元人民币.
  
  电化厂的一个组,制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氢氟酸,及其有关的液体、气体和固体废料。就是这些有毒的气体(主要是氢氟),迫得工人在走进工厂时,非戴面罩不可。氟破坏果实,且会引起植物的叶尖“焦灼”,最后则脱落。所以,这些气体对工厂附近的农作物是有害的。研究显示,废气可以转化为冰晶石,这是一种钠—铝氟,在用电解方法生产铝的时候,可以利用它作为一种溶剂。每一吨的成本平均为四千元人民币。但冰晶石的市场价值每吨只一千四百元人民币,因此工厂制造冰晶石,结果多花了二千六百元人民币。
  
  在文化革命期内,上海电化厂“为谁”存在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辩。它应当为它自己而制造化学原料,抑或应该为全体人民?工人们懂得,第一条路是“利润挂帅”,是刘少奇所鼓吹的路线。可是,他们却同意。废料的循环利用虽然花钱,但冰晶石计划仍然应当进行,因其有利于卫生和工农的生活。一九七二年制造了三十八吨冰晶石,花了几乎十万元人民币,比每年赔偿农民作物损害所付出的钱,多了十倍。
  
  可是,就大部分来说,电化厂注意了节约闹革命这个原则。到一九七二年底,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工人们找出了废气的另一种功能。现在,他们利用废气来制造一种液体的氟酸。在冶金提炼中是用得上它的。去年制造了十三吨氟酸,平均是七百元人民币一吨,而市价每吨却是一千二百元人民币。这一发明有助于解决工业产品有利与有害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且也有助于工厂的节约。工人还曾设计从有毒的废水中,找回重硫酸盐的方法。完全由旧的、废弃了的设备做成的几个大水槽,现在供应着四氟化碳和人造丝的原料,差不多不花费什么操作费。
  
  废物利用,有助中国解决污染问题,不管这样做,是否有利可图。同时它又用发展新纺织厂的方法,用进一步利用现存工厂的方法、以及用更广泛地分散原料的方法、来增加生产力和工业节约。再则,扩大工人的技术和扩大机器及工场的操作,也增加了生产力。有如发展综合工业,使厂内小厂来处理较大厂的废料加工,也是扩大生产力的作法。
  
  上海电化厂的流体氟酸工场,对这些实践做了示范展出。在工场的入口处,有一个大型的多彩多姿的展览,名叫“三废变三宝”。它用图说明了气体、液体和固体(或残余)这些工场的废料、它们的危险及其利用的方法。聚四氟乙烯(多数美国人只知道它的商标名称特氟隆)不再是这个工场唯一有用的产品,这可以从如下的图解看出:

  主要原料     CaF2————H2SO4——————HF————C2F4——Teflon
  废料主要构成物  废气    废液体     废残余  废气
           (HF)    (H2SO4)   (CaSO4) (C2F4)
  利用       液体    肥料      水泥   C2F4Br2
           HF酸                 作灭火用
           以前为冰晶石

  废物之多种用途的利用,与中国工业上趋向地方化之某些方面同时并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方面的传统。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帝国政权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挟他们的制造品,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发展工业。他们还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和不受保护的自然资源。工厂专建在沿海大城市,因大城市的劳力可以集中,并且从大城市将产品运往外围市场,也比较容易。
  
  另一方面,地方分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特点。从三十年代的根据地——即被红军解放的山区——开始,毛泽东的身经百战的游击队发现,在地方分权时,他们的微薄工业生产以及政府行政都发生了较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沿着这条路线的实验也增加了。从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政策之一是。鼓励每一县要在“五项小工业”中做到自给自足,此五项即化肥,钢铁、水泥、机械和能源。
  
  负责人向我们解释了发展小型地方化工业的几个理由。一个是,它们对广泛分散的资源,提供较完整的利用。大型工业往往需要集中在大矿源所在之地。小型工业也可以适应中国广大的、不同的特殊地方需要。诸如亚热带的服装和山区农地的工具。或许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农业发展的统一调配。这种统一调配能为工业提供各种有增无已的原料,也为农业提供了机械和化学装置,从而使生产率得到提高。中国社会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废除中国人所称的“大差别”:工业与农业的差别,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差别,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中国人说。除非削减了这些差别,否则,人民享受不到社会平等的好处,也不能把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为社会做出贡献。趋向地方化和多种用途的利用,这两种倾向都有助于这些差别的克服。
  
  废物利用最普通的产品之一是肥沃的灌溉水。在华北河北省石家庄周围地区,干部,农民、工人和技术人员利用工业废水、已实验了十年。现在,这个城市每天把四十万吨下水道的水,将之加工作为肥料,以灌溉一万二千九百三十顷的农田。前此缺水和缺肥料的公社,可以种稻了。有些田的生产力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个市通过下水道处理的计划(回收了化学、酸素和染料废料),一年节省的处理费几近一百万元人民币。同时农业废料诸如棉花种籽的壳,玉米穗轴、甘蔗渣和动物的内脏,又成了发展公社办的工业原料。因此,工业废料经加工之后,可以促进农业发展,而农业废料的利用,则可以扩大工业化。
  
  地方化反废料之多种用途的利用,除了使工农业打成一片之外,并用以控制工业污染。像工厂厂址的迁移,污染控制,一般都由地方上的通力合作来进行。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市和区多种用途的特别设计团体,其成员包括行政干部、技术人员,工厂工人和在工厂附近种田的农民,这些团体统筹废物利用计划。将一间工厂的废料和另一间工厂废料利用的能力相比较,并依据污染法规,加以监督。
  
  中国工业促进废料广泛利用之另一方面,是着重综合工业。鼓励大厂将设备多样化,或利用新设备创造不同的操作程序。一九七一年访问中国的人类学家弗兰克.基哈尔。曾对我们谈及大规模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之中型轧钢厂的情形。在文化革命期内,工人们显然否定刘少奇路线,决定利用废热发电(刘少奇路线则认为排出加热炉的热力是合理的),他们得到邻近工厂的协助,于两个月内,建立了一个三千瓧的电力厂。一年替工厂节省了三万六千吨的煤。
  
  在这次成功的多种用途利用后面,有着工业上的中央政治在起着作用,特别是中国人所提到的群众路线的主导作用。毛主席在《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九五五)一文中写道: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三结合的成立,有利于发挥广大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领导层不用再受“专家发号施令”之苦——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有理论无实践的专家身上。
  
  “两条腿走路”这句话应用在工业上,说明了进行工业废物利用的另一个方面是要通过群众路线。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内,广泛地发展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那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取得的设备,进行小规模生产,以补现代工厂大规模生产之不足。这一运动的结果,使全中国的小型生产和加工厂像雨后春笋般产生。
  
  看来中国人很喜欢用模范事迹来解释他们的政治理想。来自华北的有山西省昔阳县老“废人”的榜样。虽然,他从婴孩时期起即残废,并且在解放前是个乞丐,却仍然下定决心为生产作出贡献,为中国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服务。他在村子周围,搜集废铁,用那些废铁在他所住的窑洞做了些磨碎萝卜的擦子。他把他所做的成千个萝卜擦子,由他的生产队卖给国家,因而,成了创造和自力更生的模范。
  
  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农场、街道以及校办工业,已经成为比较复杂的工业。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这些街道工业现在成了中国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使较大的工厂能解放出来去进行更复杂的操作,并使成百万的中国人明白了解工业设计和工业生产。举一个例,在天津附近的大沽捕鱼公社的年轻妇女,在光秃秃的一个海滩上,搭了一个草棚,开始搞一个多种用途的工厂。经过了多次实验之后,她们设计了一个方法,从附近一间化学工厂的废渣中提炼医用氯化钠。并且扩大生产,一个棚已扩展为二十个房间。用两条腿走路,已成为中国人充分利用他们国家的资源所采取的方法。即使道路并不平坦,总比等待重工业化的魔术棒出现为好。他们“要变废物为财宝”。
  
  另一个常常提及的榜样,是山东青岛雷锋化学厂。这个厂通常收购家庭废铁和破玻璃,作循环利用。该厂五十位老工人决心尝试从破热水瓶和破镜中提炼银,他们得到了一个土锅和一个破瓶作坩埚和通气管,以价值一美元的试制开始,经过了约两百次的实验,他们的技术有所发展,他们能够从工业废水中取银,犹如从废弃的胶片和破镜中取得的一样。自从文化革命后,四年来他们已提炼了一千二百五十公斤的银,还利用他们自己发明的方法,从废水中找回其他七种物质,其中包括金、铝和硫酸镁。
  
  促进废物广泛利用之一个最后的方法,是技术和工业机能的多样化。这个作法,进一步扩大了对工厂生产极端专门化及工业之严格的分工的抨击。有如祁威(译音)在“多种用途的利用”一文中所叙述的,“变有害为有益”,该文刊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北京周报)上。它说:
  
  一间工厂分为几个部门,一种原料作多方面利用,一部机器作多种用途。一个工人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能够做多种的工作(译者按:国内叫多面手),一间工厂在主要从事某种生产之际,同时也可以制造许多东西。
  
  祁威引了广东省江门蔗糖化学厂的例子。这间工厂每年只有半年开工生产蔗糖。它的甘蔗废料现在用来制造化学品、纤维板及几种类型的纸张。一度闲了半年的这间厂,现在充满了更多化学品,建筑材料和医药的制造,而用的设备,则是和生产蔗糖一样。
  
  要正确评价废物利用运动的积极性和深度,需要从哲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加以分析。在中国人讨论多种用途利用时,往往使用“一分为二”这句重要的话。这是说,我们往往只看到一物或一个过程的表面,而未认识到每一样事物有它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废物的特性显然不仅是消极的,也必然还有某些有利的方面。只要详尽的辩证的分析。就会把有利的方面发掘出来。《北京周报》一九七一年二月五日的一期,有一篇论多种用途利用的文章,有如下一段陈述:
  
  在制造一种产品时,资源部分地披制成了这种产品,其余则变成了“废料”。问题在用何种观点与何种态度看待这种废料。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废料是不可能使用的,应当将它抛弃。相反,唯物辩证论的观点则认为,何者为废料,何者不是废料,是相对的名词。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废料。在一种情况下是废料,在不同情况下可能是有价值的……在被制造和利用之后,废料仍然可以成为……有用的物质。
  
  那种初看起来像是完全坏的情况如工业废料及其污染,实际上有两种的可能性存在。一种是有益的,另一种是有害的。若听其自然,则工业副产品是有毒的和污染的。但若将废料组成的分子加以研究和操纵,就可以取得有用的原料和产品。那么,废物处理问题就可以变成废物利用问题。某棉花厂一度将其棉花种籽壳烧掉。工人们开始分析壳的特别成份。现在工人将壳加工,制造糠醛(一种有机的化合物)。一种挥发性液体丙酮,是从废气制造出来的,葡萄糖是从糠醛生产的废渣中制造出来的。葡萄糖剩下来的渣滓,还可以制造甘油、酒精以及人造香料。
  
  有几种物质,仍然含有潜在的废料特征。这或者是因为它们的有益方面还不曾了解。要不,就是因为还没有发明适当的技术去利用它们。在中国,人们相信,一切废物的“矛盾”,终将得到有利的解决。所以这么重视要解决这些矛盾,其原因在于它们是工业上有利与有害之重要的矛盾。废料损害作物,污染空气,毒化河流,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有危险。虽然,一般说来,废料是工业生产中之较少的部分,但它们的有害影响是决不可忽视的。而且它直接跟工业的根本目的相背违。因工业的目的在制造物品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工业废料之多种用途的利用,是全面看问题的一个例子。个别的工场和工厂在废物利用时,也许要蒙受损失。但是,将所有的成本和利益都算进去时,人们就会向前迈进。《中国建设》一九七三年二月份这一期,有篇《工业发展和污染》的文章,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想法:
  
  在我们国家,在一切要做的事情中,凡是有利于人民、国家及全体的,都首先给予考虑。因此,某些地区和某些企业要指定他们经费中某部分,作为处理下水道和其他废料之用。这对他们也许不会产生什么利益或根本无利益。但是,从全局的观点来看,从防止空气河流和水源污染、从保护水产和支持农业的观点来看,这其实是大有好处的。
  
  作为辩证唯物论者,中国人相信。真实世界中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支配这种关系的法则,是可知的。废物利用已成功地有助于终止污染问题,并且大大地推进了工业和社会的发展。多种用途运用的实践是与提高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意义相连结的。这是一条节约闹革命的道路,这就是充分利用资源,保障中国人民的健康及他们的环境的措施。这就意味着,人力、物力、机器和自然作物能以最合理的方式共同协作,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充分的利益。
  
  上海科学和技术交流站
  
  在上海四处走走.我们往往打从长长的行人道上的展览品经过,有数以百计的人看这种展览。我们听说。这些是科学、医学和工业之最新发展之工作模型展览,其展出在供上海人民学习、讨论和评论。这是科技交流站工作之一部分。
  
  交流站是科学交流所的一个分支。交流所是个全国性的组织,它的任务是在中国人民大众中间传播科技知识和经验。交流所在全国各城市和农村有分支机构。每一分支机构都适应解决各地技术问题的需要,并交流科学知识。上海有几个这样的分支机构,我们留在上海最后的日子,参观了其中的一个交流站。
  
  我们参观的交流站,是设在以前的一间社交俱乐部里,那是解放前法租界的娱乐中心。房间里有高高的天花板,有镶木的地板,且有豪华的雕刻品和塑造品。但这里,现在不再是帝国主义分子享乐的场所。而是为普通人民提供了一个中心。以参加他们国家的科技发展。
  
  交流站的工作进行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有专家的发展组,专家们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那里有上课、开会讨论和出版刊物,主要是在科学方面增进人民的知识,还有大批的陈列品和在青年宫所做的作品,这二者的对象都是一般公众。在上海的交流站,一共有六十三个发展组。发展方面包括电镀和激光技术。各发展组共有四千多个会员,他们一部分的工作是使新技术和方法。在工人和技术人员中间普及化。我们参观的那个站,强调利用统计和系统分析,以选择最好的生产方法。各组在他们自己的大楼内,举办了展览会,展出三结合所取得的成果,通常有参加者来讨论他们的工作。在我们参观的时候,刚好有本地利用微生物的展出。五个月内,有三十万人看过这种展出。当需要解决一个特别问题时,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即来交流站,跟发展组或与有关方面有经验的专家商量。
  
  我们所看到的工作,多数是在教室或会议中进行。交流站每年至少有十次会议,讨论科技上的特殊问题,参加会议的共有两三千人。一九七二年,交流站开办了六十九种课程,许多课程,由有经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教授。一般来说,上课时间从两个月到五个月。去年共有四万人上课。
  
  我们参观了一个组,该组正在讨论使用激光治疗视网膜剥离的手术。我们还参观了正在利用激光进行治疗的手术。这个组有三十五个成员,每星期开会一次,是由同数目的工人、技术人员和政治干部组成的。然后,我们在一间大讲室中坐下来,聆听有关电算机记忆的演讲。这门课程包括在工业控制系统中利用电算机,上课时间为六个月。学生学习某些基本的电算机理论。学习电算机的硬部件与电算机的软件,并调查工业应用电算机的例证。班上二百个学生中有一半是工厂工人,另一半是技术人员。
  
  这座前社交俱乐部一个装饰华丽的餐厅,已经改为一间戏院,正在向班上放映一部有关工业废料多种用途利用的影片。影片显示工厂利用废料各有不同的经验,并特别集中于从烟中收回固体物质,作为制造砖和肥料之用。影片显示,人们怎样由于向工厂工人提出问题,从而被卷入了控制工业污染问题上。在电影里,三结合的工厂工人与技术人员一起研讨问题并辩论污染控制的政策。生动的讨论,说明了各种控制方法的作用与过程。在触及技术问题时,认为动机跟技术同样的重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技术教育方面,“只重专家”的态度是遭到鄙弃的。
  
  此外,写下来的书面材料也传播着科学和技术。在这个站里,由上海医院和复旦大学不同学系组成的一个组,正在编写一本有关现行在医学上利用放射同位素的书。这本书的编写一方面为了农村地区的流动医疗队,他方面也是为赤脚医生提供基本的理论和实际上的应用。编写组为了了解农村方面的情况,往往放下在城市的工作,到农村地区去做调查工作。
  
  交流站通过各种方法,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技术知识及其应用。要使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享受科学的成果,则此种交流是绝对必要的。
  
  工厂卫生与安全
  
  我们参观了北京第三纺织厂之后,有一位东道主告诉我们:
  
  虽然在过去数年,我们达到了某些目的,我们的工作仍有缺点。比方,在清洁和整理我们工场的工作中,有些棉花飞到空中。并且工场的声音也太嘈杂了。所以,我们正在组织工人就这些缺点做出建议。
  
  织布车间和一间棉纺车间的确很嘈杂。过度的嘈杂是令人不舒服,也使人疲劳的。它还不只是令人生厌,而且可能引致某种不能用助听器来加以校正的耳聋。职业性嘈杂,会使耳朵对高音响失去感觉,但对低音响则并不失去感觉。而且,不能用助听器的放大来恢复感觉。因为,助听器是不分高低地放大所有的音调的。因此,或者是高音调将会变得太轻听不到,而低音调又觉得太高。因为语言是由不同音调的全部音域组成的。凡是因职业而丧失听力的人,是无法了解别人说话的。
  
  棉花尘也是危及健康的。许多人会对某部分灰尘的敏感,而患上某种喘哮。继续暴露于棉花灰尘之中,其结果,可能损害肺部而患一种叫“棉屑沉着病”或叫“褐色肺”的病。这些危害,在美国以及在世界其余地方的工业史上,都曾习见。特别是在西方最现代化的纺织厂,都存在这个棉花尘问题。
  
  因此,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我们自然最感兴趣。中国的工人是要受听力测验的,这是工厂医疗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的东道主说,多数工人的听力都无问题。但是,有少数听力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不安的是获悉听力有问题的并不曾获得换班的照顾,即从较嘈杂的工作,改作较静的工作。据说,这将会损害工作的质量。我们也注意到,工人在纺织厂或其他工厂未戴耳塞。领导方面说,工人不喜欢戴耳塞,也不曾劝他们戴耳塞。我们的一位东道主谈到工厂领导方面对嘈杂问题的态度时说:
  
  织布车间的嘈杂声音,主要来自梭子碰到机器的声音。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实验一种新机器。这新机器是无声穿梭织布机。西方有几个国家以及日本,已使用了这种无声穿梭机,我们尝试从那种实践中学习,藉以减少嘈音。换句话说,要解决嘈音问题,有赖于机器的改革。
  
  过度的嘈杂与棉花的灰尘,形成一种特别的威胁。它们那种无法改变的坏影响,是慢慢地出现的。往往受害者本人或他周围的人,要一直到情况相当严重时才会发觉。在情况显著前,先有长时期的嘈杂,一直到听力便得严重损害,或肺部机能有足够缺陷时,受害者才感觉得到。虽然,大部分的工人或许受到此种危险,但是,只有小部分工人显出病象,给人注意到。
  
  这样说来,经验是极其重要的。有足够的工业经验,就知道在一段时期内调节劳动力,有足够的医疗经验,就能察觉医疗的效果。中国对这两种经验都还很有限,特别是有关工人群众的医疗制度。自然,在国际医疗文献上,却有相当的这方面的材料。中国人暗示,他们正在利用这些材料。我们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在我们看来,这种事情纯粹靠自力更生,或许会对中国工人有不良的影响。
  
  职业健康问题。在美国因环境运动的关系,近来倒是大大推进了一步。对环境中比较低量的危险化学物中所含之毒素,像杀虫药和空气除污剂之类,人民已开始忧虑。一旦公众开始忧虑那种不能马上看出的健康问题时,人们就广泛宣传工业环境中的危险。在美国,许多人对这种威胁所表示的攻击态度,或许跟他们不信任工业的动机和方法有关。根据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我们毫不怀疑中国工人是不会允许这种公害保持下去的,也不会强迫自己对这些危险的存在保持沉默。相反,倒是因为工人控制了制度,他们对问题将能够加以衡量,并定出优先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工厂医疗制度和工人组织,在处理紧急医疗问题和意外事件时,看来工作做得好极了。上海机床厂一位工人,给了我们一些有关该厂计划的资料。他说:
  
  在这个厂里,有个专业的安全组,以防止意外事件。这个组常常进行有关安全和保险的教育,并且告诉工人们,必须按生产规定工作。该组还动员工人利用空余时间去防止意外。如果一件意外发生了,该组就组织本地区工人去讨论它,并用这宗意外去教育别人。这就是运用毛主席的教导,把坏事变成好事。
  
  受伤工人在疗伤期内是支全薪的。需要疗伤多久,就照支全薪多久。伤奸了,再复工。如果需要留院,医疗费连同特别副食津贴,也一并(由厂方)照付。自然,意外事件比暗藏的健康威胁要紧急得多,并且容易引起工场的注意。但是,从厂内工人参与这些问题的调查,以及提出新工作规则的建议显示出,工厂领导方面并不企图草草了事,或缩小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上海厂的医务工作者告诉我们,暴露在镍或其他金属之下的工人,则给以正常的验血,如果血里出现这种金属,则调换其他的工作。他们还告诉我们有关用苯作为漆的溶解剂的生产方面的情形。“它会使工人头痛,并使工人感到疲弱”。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采取一些措拖,改善通风设备,使操作的环境凉爽一些,以减少苯在空中的散发。苯是一种特别有毒的物质,它会引起血癌及其他的血病。我们建议,在可能的时候,尽量用毒性较少的溶剂来代替苯。就这件事情来说,这是另一个例子,用控制机械的方法,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即改善工作环境,使之更安全,以解决当前的问题。
  
  在机床厂里,有关工业卫生和安全的三结合小组,对工作环境已做了彻底的调查。机床制造恰好属于卫生问题较安全问题为少的一类工业。
  
  从我们参观各工厂看出来的一点,关心工人的健康现在已成了中国一个政治问题。上海电化厂革委会一个姓曹的工人代表,给我们叙述了有关此事的一些背景:
  
  在文化革命前,当新工人招进来时,领导人不敢告诉他们哪一类的化学品对人民有害。领导人不愿讲真话,是担心工人不愿在厂里工作。在工人中毒时,领导人也不敢告诉工人他们患的是什么病。
  
  领导方面这种态度所带来的损失,可以从十四个工人被发现中毒这件事上来加以评价。这些中毒事件,发生在工厂开办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这段时期之间。曹说,这些工人曾足够地恢复了健康,并且复工了,虽则做的不是同一工作。
  
  现在,新进电化厂的工人,予以一星期至十天的课程,将厂里的情形介绍给他们知道,包括有关工作的知识、医疗知识、工作规程的学习以及有关所用危险化学性能的讨论。课程也包括政治学习。工厂的医疗计划方面,特别重视化学工作所涉及的健康上的危险。诊康所的三个医生主要关心职业病。他们监视一系列的工人定期检查。包括肝的验视、肺机能的验视……及对那些做二硫化碳工人的特别的神经验视。如果在检查期内,验出有问题的迹象,接着就作更全面的检查和医治。在发现了有不良影响之后,通常是调换工作。如果需要上床休息。厂里也有一个疗养院。曹告诉我们,文化革命以来,已设立了三结合小组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大大地改善了卫生情况。曹说:“自从那时起,没有一个工人患过职业病。”
  
  残废工人(上海第二低压电器厂)
  (译者按:即上海徐汇区低压电器厂)
  
  先看残废工人一段话:
  
  一九五九年,我到这个厂参加生产。解放前,我做了七八年的算命者,但我从没有吃饱过。现在我在这个厂工作,我结了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分别在小学三、四年级读书。在旧社会,我不会读也不会写。但是,解放之后,我进了学校,学会了盲人点字法,现在,我也可以学习了。我感受最深的是,在旧社会,我们盲人被别人轻视,而现在呢,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和所有其他的人平等的。我得到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帮助,能够出席全国盲哑聋人会议。周恩来总理虽在百忙之中,但他抽出时间来和我们开会。我们盲人把我们得到的大幸福,归功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在旧社会,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幸福。旧社会的痛苦,使得许多正常的人目盲、耳聋或残废。现在,我们残废的只是身体,但我们的手和心是健康的。我们不仅参加生产劳动,我们还有文化活动,并和正常的军人、农民和工人一起写诗,歌颂我们党的领导。
  
  上面这段话的谈话人,是厂里年纪较大的一个工人,是一个高个子,他从儿童时代起就盲目。我们在参观上海第二低压电厂时,会见了他。这个厂向我们显示中国工业另一不同的方面。这间厂的主要任务,是把盲、哑、聋人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在全厂四百零九个职工中,有一百一十七人目盲,八十五人聋哑,四十人残废。有一百六十七人是正常的。这个厂建于一九五八年,开办时只有十一个工人,生产米突尺。现在,厂的主要生产品是电插头和插座,以及所有适合肓哑工人特点的机械,目盲工人主要制造铜零件,聋哑工人集中于塑料零件的制造。再则,他们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以帮助他们对待他们的身体问题。文化革命以后,在电厂内有残废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我们听说。目盲和耳聋的工人,已开始参加厂的管理工作,并且现在在所有各领导层,都有他们参加。
  
  这个目盲的老工人继续说他的故事,描述解放前残废者所受到的压迫:
  
  我想到旧社会的辛酸,当时我们的国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我记得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是无工可作的。那时候,我们盲人特别被别人看轻——因为无工可作,我只得靠算命维持生活,甚至在天冷和下雪的时候,我也得扶着拐杖出去。有时,我可以得到一点钱和食物,但是,我经常挨饿。我们不仅要受冷挨饿,而且还遭受流氓的压迫。不管我们是否得到了一点钱,我们要孝敬流氓。如果不付钱给他们,他们就不准我们上街。我们盲人中间有一句话,最大的恐怖是冷。在下雪的时候,街上的人不多,没有人给钱我们,所以许多盲人不是冻死,便是饿死。
  
  我愿意告诉你们:我是怎认识到算命是不真实的。最初,我对这点还看不清楚。我们盲人算了多年的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命怎样——为什么我们要受别人的压迫。我只知道,我们是不幸的,别人有的,我们却没有。我只想到,资本家的命好,根本不知道什么阶级斗争。解放以后,我们进行了许多政治运动,特别是一九五二年和五三年,我们批评了偶像和反动统治阶级。因为他们利用拜神来压迫人民。经过这种教育之后,我提高了我自己的觉悟。
  
  在十四岁之前,我的眼睛是正常的。一九三八年,我得了某种并不严重的眼病,但我们没有钱看医生,所以,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我的右眼瞎了。但我的左眼仍旧可以看见。我母亲很穷,并且相信拜神。她请了一个拜神的人来看我。他说我的眼睛的巩膜应当去掉,把它贴到一只鸡的眼上去,这样,我就可以重见光明。母亲竟让他这样做,这一来,连我的左眼也瞎了。从我自己的经验中,我懂得了导人迷信,是多么错误的事情……
  
  我们开始学习政治和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正在通过他们自己的斗争,改善他们的命运。我开始认识,“命运”并不是由于幸运,我懂得了何以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受苦受难,何以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毛主席说,如果被压迫人民想赢得他们的解放,他们必须首先自己发动斗争。然后,他们必须赢得别国人民的支持。世界上有许多人仍然受压迫,我们必须替我们自己斗争,也为他们而斗争。
  
  这间工厂有一个诊所,卫生工作者在诊所医治普通的疾病,并在工人当中做卫生教学和宣传工作,在工厂的幼儿园替幼儿做免疫工作。因为这工厂有八十五个聋哑者,所以,诊所一部分的工作,跟同类工业诊所不同,一个从工人中训练出来的卫生工作者,对聋哑者做针灸治疗。新针疗法始于一九六八年华北一个军医组。他们在他们自己身上经过反复的试验,找出了影响听力的神经部位。于是派出针灸组到全中国各地去成立学校,并向现存的医院推广针灸的新方法。
  
  在我们参观这个诊所期内,一个聋哑工人正在接受针疗。近耳的一个部位,受针的刺激。我们听说,那一个部位,比之远在手和手臂的部位所取得的疗效,较为迅速,但效果是暂时的。若在手和手臂上用针刺,所得的疗效虽较慢,但比较经久。有些患者经过一两针之后,就有反应。而另一些病人则需时较长。有些则根本没有反应。卫生工作者告诉我们,青年人疗效较好。所有聋哑者不分年龄,一律予以医治。报告显示,在医治的病例中,有百分之九十,都取得一些成功。这种病例,其患聋哑都是童年患病的结果。据《攀登医学高峰》(北京外文社出版一九七二年)这篇文章描述说,在辽源聋哑学校,有一百六十八个学生,于一九六八年都接受过军医组的诊治。其中有一百五十七人恢复了听力,有一百四十九人能够说话。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在接受了针疗之后,站起来唱“东方红”。他发音清楚,声调也正常。他唱完之后,满面笑容对着我们。他紧握拳头,高呼“中美人民友好万岁”。
  
  聋哑人民在旧社会也是遭轻视的,如今也解放了,并有了自信和自豪感。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正常的。像其他工人一样,每天工作八小时。在空余的时间,则打乒乓球和看电影。在会见时,有翻译员替他们翻译,但是,除此之外,多数的事情,他们都可以自己做。他们自己买菜和烧饭,他们结婚并过着家庭生活。
  
  在低压电厂我们所听到的最后的一个人故事,是一个女工讲的,她除了目盲之外,还要克服另一种压迫,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她说:
  
  今天是三月十一日。三天前是国际妇女节。我们盲人也有理由庆祝这个节日。我们听说——一九〇九年芝加哥的劳动妇女为争取男女平等,举行了一次示威。而今天我听说。在这里的美国朋友中,有一半是妇女。所以,我们的感情更加亲切。我听说,美国的劳动大众有着丰富的革命传统。今天,是我们向你们学习的一个好机会。你们已学得很多。
  
  本厂的工人,有一大半是妇女。刚才,我的同志已告诉你们。新旧社会对比,旧社会是痛苦的。我们盲女人对这两个社会的差别,有深厚的切身感受。毛主席曾说过,在旧社会,男人受三种力量或三座山的压迫,即政治、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思想。但是,妇女还受夫权的痛苦。所以在解放前,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不可能跟男子享受平等的权利。但是今天在各方面,我们都跟男子享受平等的权利了。我想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
  
  在工作时间以及在机器的操作上,我们妇女跟男子是平等的。在我们空余的时候,我们去上政治课和文化课。自然,这些对我们有许多困难。第一是在工场里因机器的开动有许多的嘈杂。最初,我们盲人是很害怕的。在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在学习了《愚公移山》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之后,我们建立了正确的思想,去克服这些困难。有经验的正规工人手把手地救我们。我们只是用耳朵听他们说话,用我们的心记住事情。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手去摸机器,经过一两个星期训练之后,我们自己也会开动机器了。现在,我们不仅开机器,还能够搞些小修理。
  
  在学习如何读写方面,我们也经历过困难。我们得用手去摸字,由手来感觉字。字是用五十二个字母写成的,每个字有六点。最初,经过几分钟的摸字之后,我们觉得头痛。碰到冬天寒冷的时候,就难于说出点与点的不同。而在夏天出汗的时候,我们对字的感觉就会出现差错。但是,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之后,我们才懂得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是辩证的,同时对困难也有所认识,并且懂得了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看一切事物。于是我们在困难中,发现了某些有利的方面。第一件有利的,是布雷尔点字法跟文字不同,每一个字都是用手摸,才能阅读的。如果在冬天的寒夜,我们可以把书放在温暖的被窝里去摸读。因为我们是用手摸读,所以,不需要扭开电灯。我们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时间,我们都可以学习。在认识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之后,我们对克服困难充满了信心。
  
  现在,所有的盲人都阅读毛主席及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也能利用布雷尔点字法(译者按,俗称盲文)写批判反动路线及歌颂今天幸福生活的文章。我们很喜欢在厂里,我们在家里也很幸福。现在盲人长大成人时,他们也可以结婚,做些家事。在旧社会,我们是被别人看不起的,但是在新社会,所有的人都照顾我们。当我走路的时候,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带我过马路,带我到公共汽车站,或者甚至带我回家。社会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我们厂里,甚至菜市场和银行,也派人到厂里,给我们办事。我们深深知道,只有在新社会,我们盲人才能有这种幸福。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美国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工厂。
  
  一直到我们在回美国途中经过香港的时候,中国残废人民解放的全部意义,才真正感动了我们。香港的盲人和残废者是成排地坐着乞食的。我们很常听到的一句话:“人民不会看不起那些残废的人”。这句话跟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完全符合。甚至在农村偏远地方,无腿人用手推动车轮,驾驶脚踏车和轮椅。盲人则经常得到别人的帮助。彻底地使残废者参加这个庞大而仍然贫穷的社会工作,是另一令人难忘的印象。它显示出,今天的中国,正在克服废人废物的想法。那就是认为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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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机构

  
  美国科学研究的象征,是白领、空气调节的大楼、荧光灯和在专家手中的大批电子设备。实验室与外在世界之间,有一扇门,门通常是关着的,以保持室内的冷空气,同时也将非科举家摈诸门外。中国人正在尝试创造一种不同的科学研究。这是一种使科学工作者与生产工人联合起来,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上,每一个人都了解别人的技术和贡献,专业者与工人之间的差距最后趋于消灭,他们的工作也将完全合为一体。
  
  中国研究工作者所特别关心的,是解决实际问题,做出改进。为工农业、生产和医疗之当前需要而服务。希望从实际问题中产生对问题的根本研究,同时也联系到某些已经表现出来的需要,并不只是由科学家设计。
  
  但是,对应用科学研究的着重,并非中国科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对待研究的态度。我们所看过的每一个研究机构,都强调跟群众工作和向群众学习的重要。就是这种政治观点,决定了研究者对实际问题研究的道路。
  
  在工作需要时,科学家花时间在农场和工厂,和工农生活在一起,不但进行他们的技术任务,也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在此期内,他们指导当地人民关于各项实践问题的理论根据。当地人则参加研究工作并帮助科学家们。群众动员,诸如北京之虫类控制或上海之癌症检查,对科学工作都是有利的。再则,和群众一起工作,有助于在政治上、于专业工作者再教育,并有助于他们的研究方向。在每一个研究所,我们都见到科学与人民这种强烈联系的证据。中国的科学研究对外在世界是敞开大门的。
  
  上海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中国一个计算机研究中心。上海电算机中心于一九六九年开始工作。至一九七二年,形成了现在上海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基础。这个研究所有二百七十七个职员,他们用两种数字计算机工作。一种是一具“第二代”或称导体式,另一种是一具“第三代”或称集成电路式。我们听说,这个研究所的任务,在于发明一种方法,使电算机既能为工业服务,又能推进科学研究。电算机科学必须也能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生产服务。这就是说,技术必须受劳动人民控制,并用来改进工作场所和一般生活的素质。
  
  研究所的工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电算机理论问题的科学家,也要涉及实际问题。在制造与试验电算机的工厂工作,使科学家更能了解机器的构造及电算机制造的方法。对比之下,美国多数电算机程序编制者,不懂电算机是怎样制成的。对电算机的功能怎样,也所知很少。我们代表团中的电算机程序编制人,在编制程序方面,已有过五年的经验。他说,在显示各种电算机机件时,他往往感到很无知。
  
  我们参观这个研究所时,首先参观的是“第二代”电算机,它有八千个四十二字节的存储器,其主要的输入装置,是光电纸带阅读机,每分钟可处理八百个字。纸带由程序编制自行打孔。多数程序是用“算法语言六十”(Algol 60)写成的。这是一种标准国际程序语文。中有两个鼓,作为辅助储存器之用。这种鼓的平均接触时间,是八十毫秒。电算机每天开动二十二小时,其余两小时,用作维修。一个使用特别的热敏纸的火花印字机,用作电算机输出之用。印刷机以五乘七矩阵的方式印出点子。它有一套六十四字的字模,其中包括数字、罗马字母和数学符号,每秒钟可印一千五百字。
  
  研究所的人员描述了电算机工作的性质。多数的工作是我们所称的科学程序处理,即工程上的数学问题,统计分析、晶体结构分析、等等。跟商业程序处理或资料体系均有所不同,其他人设计方面,还将线性程序处理方法,应用到编排造船作业时间表这类问题上去。
  
  中国人基本上是把电算机用于科学方面,而非用于商业方面。中国的商业生活,跟美国大不相同。收费核算、信用卡以及在其他许多事物上,我们在美国都应用电算机,这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上,都不存在。
  
  使用计算机来作为知识的传播,在中国有一特殊的问题,即书写中文问题。四千多个中国基本字汇,实在太多了,不容易用电算机处理。有些资料是用普通话的发音录出而储存在电算机里面的。但这不适合于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两个中国字,其发音完全相同,而字体却完全不同。在中文上并不是不常见的。名字只根据发音,可能引起含糊和混乱。这个问题虽然麻烦,但也并非是不能克服的困难。
  
  在“第三代”电算机上,我们参观一位数学家在搞他自己的程序,那是用以预测海洋潮水涨落的。这个电算机比“第一代”电算机大,运算也比较快。它有个三万二千的四十八字节的存储器,每秒钟处理十一万一千个“指示”。它也有个每分钟八百字的光电纸阅读带机、两个火花印字机和四个每分钟运转一千五百次的鼓,鼓的接触时间,平均是四十毫秒。每秒钟有产生一万四千个字。中央处理机有四十五个“指示”,并且可以扩大到七十个“指示”。
  
  我们从中国返美之后不久,《北京周报》报道中国完成了第一架每秒钟一百万“指示”的电算机。显然,我们所见过的电算机,不是中国最先进的电算机。
  
  在我们参观清华和复旦两大学期内,我们见过其他的电算机。在北京清华的“第二代”电算机,是学生制造的,是用作教授电算机学的。这间大学在文化革命期内,有过紧张的斗争。当时,两派学生运动为大学应该怎样办及由谁来主持这个问题而发生激烈争执。我们在电算机中心发问,是否电算机成为校园的斗争对象。他们告诉我,根本没有这回事。而且他们很感兴趣听到,美国大学在六十年代学生运动期内,电算机中心有多次成为学生反对大学政策的抗议场所。可是,在清华,电算机只是用作教学和研究。并未成为行政政策或权力的工具。正如在许多其他未料到的地方一样,“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用大字写在电算机上面。
  
  在我们参观了上海电算机研究所之后,有几位东道主带我们到上海制造门柄的街道工厂去。街道工厂是中国都市地区的小企业,是厂里的工人集体所有的。工人主要是家庭主妇和前此属于工人以外的人民。这种工厂的产品不一,有手工艺品,也有集成电路出品。大抵要看该地区所可能得到的技术和原料而定。
  
  这个街道工厂有四百三十七个工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前都是家庭主妇。几乎根本没有受过教育。它的主要产品是门柄和自动车的扶手。据我们的东道主解释,一九七〇年这个厂成立了一个电算机组,有七十四个工人开始跟上海电算机技术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电算机科学部人员会晤,看看他们是否可以在厂里制造电算机。这个三结合小组着手制造先进的“第三代”电算机,有许多障碍必须克服。特别是,街道工厂的工人缺乏教育。有些工人根本不懂电算机是什么东西。然而,在一年半之内,他们居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架电算机,并于一年之后,完成了第二架电算机。我们在电算机研究所曾见到过这架电算机。现在,经过三个月工作之后,第三架电算机正在完成之中。他们希望本年再制成第四架电算机。
  
  街道工厂的工人在制成电算机时,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有关电算机的知识。他们中许多人参观了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以及其他电算机工厂,藉以增加他们的知识。全部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花在研究电气、电子和电算机建造的基本原理上。我们听说,工人学得很快,因为他们参与他们正在研究的过程。由于增加了理解,因此,也改善了他们的工作。
  
  来自复大和研究所的,不只是有所贡献于该工厂电算机的计划和设计,并且还做了更多的工作。他们每星期花一天的时间,跟厂里的工人一起工作。电算机工人说,科学家和工人们互相学习。双方都认为,工厂、研究所和大学这种三结合,是走向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之一个重要步骤。
  
  在街道工厂,我们探索有关制造一架电算机的某种步骤。在一间房子里,我们看到正在示波器上试验铁心。这些细小的成团形的铁环,直径不到一毫米,是最现代化电算机记忆之基本组成部分。经过磁化后,这种铁心便产生北磁极与南磁极。电算机用这种磁极作为二进制的数字。北磁极在上,是为I,南磁极向上是个O。经过铁心的电线可以探出并能改变磁化的方向。因而,可以储备资料,往后又可以从电算机记忆中、将资料取回。
  
  因此,这些铁心的磁性,必须完整一律。如果其中有些铁心含有不纯的成分或者被切断,磁极就不能可靠地发生作用。示波器是用作彻底检验小铁心的。每一个铁心置于一钢台上,在中央的小洞中,安置了一个金属指针。然后,示波器在屏幕上显示出一个波状,工人从波状上可以看出铁心的电力是否适度。每个铁心在送往编排室之前,先要试用三次。在试用时,几乎所有有毛病的铁心都已经淘汰了。
  
  我们参观了铁心编排室。在编排室里,所有的铁心都穿上电线,然后编在约九乘十四寸的一块板上,每一块板包含四万个铁心。每个铁心有纵横两根电线穿过其中。这样,电算机根据一根横线和一根纵线,就可以从四万铁心中“选择”一个铁心。另外还有一条叫“读出线”的线,穿织在板上的每一个铁心中。这种“读出线”可以察出铁心磁化后的任何变化。在电算机要找铁心内的储备资料时,它能引致铁心磁极变化之一半的电流通过一根横线和一根纵线。只有在一个铁心通过纵横两根电线时,才有足够的电流,迫使特定的铁心磁化极度和电流同一方向。如果铁心已朝那个方向磁化,那就不会再发生极的变化。而“读出线”也就不会有反应。如果铁心前此朝相反的方向极化,那就会发生极的改变,引起电流在“读出线”上流动。这就是电算机记忆得以查考或更改的道理。因为其中没有机械零件,所以,电算机记忆能储备资料,而资料又能以非常的速度找到。
  
  在铁心编在板上之后,每块板须加彻底的试用。如果发现任何铁心有毛病,通过铁心的电线,必须抽出来,把铁心更换。工厂里的其他车间,则专用电子方法试验铁心板,并和那些已知是好的铁心板比较。
  
  这情景较上海只有一间计算机工厂建筑物意义更大。美国电算机的制造也正是这样,而且劳动力可以比较。世界多数的铁心编制是在香港、南朝鲜和台湾做的。再加上墨西哥、波多黎各及南美其他地方。这些地区劳力成本低,使在美国做铁心的电算机公司有利可图。它们把铁心运到外面去串连和编排,然后,再把它们运回美国去装配。这些地区的廉价劳力对美国电算机公司的图利很重要。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威胁美国对东亚的经济和社会控制。因此,美国电算机公司是积极支持越南战争,也是物质和技术的供应者。
  
  北京化学研究所
  
  在我们整个参观中,我们发现中国科学家亟欲跟他们的美国同行接触,并和他们交流经验.我们在北京化学研究所受到热烈欢迎,我们在那儿受到包括革委会成员在内的一群人欢迎。最初多半由该研究所代所长柳大纲谈话。看来他是一位老资格科学家。他是革委会委员,但人家都称他作“教授”。这显示出,沿着学术路线的较旧的行政制度跟较新的革委会并存。柳告诉我们说,该研究所是一九五七年成立的,现在有职员约六百人,其中一半是大学毕业生或有经验的研究员。职员中有一百人曾受过研究院训练,有三四十位曾在海外留过学。研究员中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女性。
  
  柳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多数是有开工业生产的,并且实行三结合制度,即研究、教育和生产三者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组。那些下厂去的人碰到实际问题,便向工人学习,我们可以从这些实际的问题中发现根本的问题,藉作基本的或试探性的研究。”
  
  研究所的研究,多数是在高聚物化学方面。高聚物是由许多重复的化学单位所组成的一个大分子。物质的特性要看单位性质而定,诸如人造丝和尼龙这类纤维、环氧树脂这类胶合剂以及所有的塑料,都是不同形态的人造聚合体。许多天然的物质也是聚合体。
  
  这个研究所设在一座大型的、低座建筑物中,是人们在华北常见的那种光秃秃外貌,灰色的走廊是暗淡的,灯光从两边的实验室射出来。没有在装饰上下过功夫,一切都讲求实用。这些建筑物几乎有一种边区(这里所用的边区是借用美国开国初年向西发展时的形象,有拓荒扩张的含意)的气氛。房间是冷的,像冬天的北京其他地方一样。一个印象令人难忘,一位戴帽的化学家在实验室的天平上称什么东西,他那白色的实验室外衣,罩着里面穿的一件棉袄。
  
  在我们参观这个研究所时,必然引起跟美国实验室的设备作一比较。最显然的差别是主要分析仪器为数较少。这本是过去二十年来化学上的一个主要发展。不过,在美国也不是每一个实验室都有这种设备的,但在一个中央研究所,多数可以得到这种设备。话又说回来。我们在这个研究所所见到的研究工作,多数是不需要这种分析仪器设备的。当然研究通常是要和设备相配合的。在我们讨论期内。柳大纲和另一位老资格科学家钱人元(他曾在美国呆过)提及这些仪器的缺乏,是个缺点。各实验室的设备,很多是本国制造的。但是很合用。
  
  在我们参观过的多数实验室,研究员都有一张卡片,上面载有一个化学结构或表演的方法,并且往往有产品的标本,藉以解释方法之实际应用。这像是在向人们暗示,“通过化学,可以生活得更好。”
  
  有一间实验室,专门研究卡普罗拉达(亦称聚酰胺)之强碱聚合作用。据负责此项研究的研究员苏炳禄(译音)解释,此项研究的任务在于应用化学反应机构知识,去取得更多的质量可以控制的产品。尼龙是一种人造的聚合体,是一长串的较小分子,这分子是从提炼碳酸和胺而取得的,再把它们变成胺环。这些结合像是把蛋白质结合一起的结合,诸如丝和羊毛。尼龙之能够模拟天然物质的特性,即是这个道理。聚酰胺在与碱混和以形成尼龙时,反应很迅速。聚酰胺(塑料)这种物质所形成的力量,要看制成的链之长度。而这长度又要看反应速度怎样及物质混合的方法怎样。此问题之某些方面,是可以在实验室研究出来的,但最后仍得用工厂的设备,才能制造出来。苏把时间花在厂里,和工人们一起做实验。在实验时,不同的反应情况都尝试过。制出来的塑料的质量也检验过。据苏说,老工人对制造方法了解得很好,凡是他们所不了解的,都由老工人帮助了解。这个厂的工作也暗示出一些对反应性质作实验研究的意见。
  
  我们听见到的另一发展工作的进程,是有关加固聚酰胺之夹层塑料。用聚合体聚酰胺把它贴成一层层的玻璃填料,然后再使之成为一块固体。这种材料是用作各种电器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伍瑶(译音)向我们解释制造的过程。小分子连在一起,形成中型分子,便成了一种叫做“树脂”的材料。要形成一种制成品,须先用加热以完成反应。需要一种溶剂。问题在唯一适合的溶剂二甲替甲酰胺难于处理,因其有高度的沸点,且含有高度的毒质。对工人颇为危险。伍瑶修改树脂的化学成份,已能制造一种能在酒精和水中溶解的树脂。这样就解决了毒性的问题。并且也制造了一种强度更大的材料。
  
  另一间制成品实验室中,陈列了用“胶”粘成的各种衣着。所谓“胶”是一种聚氨基甲酸酯做成的胶水。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有一间工厂,碰到了缝衣服的线缩水的问题。工人们希望新的胶水能提高产品的质量。
  
  在一间有关光敏的聚合体实验室中,展出了用光敏聚合体材料做成的一具印刷用的电版。并陈列了用这种电版而制成的彩色图片。其他的研究员则展出了医用丙烯类塑料制成的胶粘剂。如做假牙用的胶粘剂。另外的一个组正在发展聚硅酮的应用。
  
  对比之下,另一实验室的研究则不重视当前的应用。该实验室正在试验有机光电导体。实验用的仪器,虽是本国制的,但相当精致。仪器包括光源及计时装置和一具示波器。有机光电导体这种物质,在受到光的某种特定波长射击时,其电的特质会发生变化。一位女研究员告诉我们,这个设计是在文化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并且只是试探性质。所以要搞这个计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项研究有益,同时更因为有机光电导体可能比无机代用品较多实用价值。
  
  当我们在中国时,中国研究机构的实践,常常跟文化革命有关。而讨论的主题,是那段时期(即文革时期)以后所发生的变化。但是,变化并不常常容易了解。我们关于文化革命对科学的影响,曾有一个先存的概念,以为文化革命已把一切研究纳入应用范围之内,使科学工作只有直接搞实用的东西才对。然而,这种光电导的研究是在文化革命之后的研究题目,特别因为它有兴趣,而并非为了它马上具有实用的价值。我们听说,该研究所还做有关分析化学技术之试探性研究、聚合体溶液之物理化学以及其他物理化学问题。这些实验室的工作,看来对直接有关特殊生产方法的研究,比较我们参观过的其他研究所要少一些。
  
  这个化学研究所,不同于中国各大学。它在文化革命期内仍然有研究活动,有如其他生产机构诸如工厂一样。虽然有少数实验室关闭了一段时间,但据柳大纲说,“工作仍继续照做下去,多数处于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多数仍然在这里。”他还补了一句说:多数成员曾下厂工作,或者在乡下某个地方工作,除了那些年老或身体不好的以外。
  
  在中国做实验性的实验室工作的,多数是研究所,而不是大学。在过去,大学毕业生在研究听做研究工作。在研究院重开之时,或许仍将如此。研究所的成员认为,当研究院教育的条件具备之时,有些人会回到研究院去的。可是,他们怀疑将颁授学位。因为这种学位头衔,有增加研究员脱离群众的可能。虽然大学研究院教育,经过文化革命之后。已经有所修改,但研究生的研究却仍在讨论修改之中。在我们参观期内,像在美国所了解的那种研究院,仍然关闭着。中国人方面跟我们讨论计划时暗示,有些研究院可能不久将重开。在别的方面诸如医学课程的修订,已经将医学训练时间缩短,但不能看作是包括“研究工作”在内,不过医生是受到充分训练的。他方面,如法学院,料将不会恢复,这是因为刑法制度已经修改,废除了有利于被告的调查程序的开庭。因而,也就不需要律师。一般来说大学在学生与毕业生的研究工作这种西方式的区别,可能消失,虽则不同科系的课程,在授课时间的长短方面将有所不同。
  
  我们在化学研究所获悉,甚至在化学这门专门学问的奥妙主题中,也涉及国际政治。有关科学的任何国际性往来,化学的关系很大。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们尝试使他们自己的制度适应国际惯例。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跟国际理论化学与应用化学协会(这是在化学方面正式的国际团体)没有联系。中国之不跟这个团体有接触,原因是该团体的成员,有台湾方面的人马在内。
  
  我们参观了这个研究所,使我们对中国研究科学能作某几点的比较。第一,是化学对新工业产品的应用所起的推动作用。在美国,新产品必须人为地制造需要,同时,生产方法的改进,会使工人失业。这是我们美国技术发展的迹象,但在中国并非如此。在中国,技术的应用,其动机在满足人民的需要。“塑料”在美国已被用作一个含有轻蔑意味的名词。当中国人将衣着用的聚氨基甲酸酯胶布(这种胶布之制造,原本是采纳工人建议)给我们看时,我们这个团体中有一位团员说,“我们美国也有这,但不顶事。”我们这种对待技术革新的消极态度,其根源是清楚的,那就是因为在美国,革新的第一个作用是为了图利,如果因此而改善人民生活,或许只是偶然的事情。
  
  我们的另一观察是,在某些方面似乎仍存在着较旧的研究方式。这个化学实验研究所,是在文化革命后才开设的,研究所的决策机构,至少仍维持某些方面的专业人员掌权。然而,在各实验室的其他实践——政治学习小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厂里的体力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其目的在打破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界限。科学研究方式的改变,仍在演变的过程之中。这并非该研究所自行着手要完成的东西,一切体制要作革命性改变都是共产党所发起的。并且用意在全社会推行。在美国国内,我们团体中有好多位曾讨论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推动民主实践,但我们意识到,这像是企图创造一个良好社会孤岛,却并无整个社会的必要改革。——这样一个孤岛式的良好社会实践,是“矛盾可笑的”。
  
  中国研究机构的改造,是因它跟工业的关系而刺激起来的。研究人员访问应用他们研究成果的工厂,他们与厂中工人讨论问题,并花时间跟他们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这个方法就涉及意识形态的改造。但也给研究人员对生产是怎么一回事,有较好的想法,同时,还对实验有亲自的观察机会。产业工人也是三结合的成员,他们又反过来访问研究机构。他们讨论在研究中的问题,并参加研究所的一般活动,诸如政治学习小组。此外,化学研究所每星期设有一个“公开讨论所”,任何工厂的代表可以到这个所内讨论技术问题。研究所的大门再一次对外开放。
  
  这类在工作过程中的日常接触,对决定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或许是极其重要的。在科学家的正常活动中有群众参加,使科学家很不容易忘记五七干校(五七指的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的一个指示)的教导。这些学校是在文化革命期内,在农村地区办起来的。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和干部都要在五七干校呆一段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学习。工厂工作或人民公社工作,往往用作同一的目的。
  
  中国研究工作另一重要的方面,是在传播科学发明这件事上显然是合作的,而不是旨在维持一个研究者或一间实验室或某项事业之独霸地位,在北京的胶布厂、人造纤维厂和塑料工厂并不互相竞争市场或争较高的利润。因此,他们共同分享科技革新的成果,而不是把成果隐瞒起来。实验室是为共同交流经验而开放。不论是在他们“公开讨论所”期内,抑或通过像上海科技交流站这类的机构。他们并不试图抢先跑到专利局去。
  
  中国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
  
  北京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像动物、生物化学和昆虫学研究所一样,是支援中国农业的重要机构。它那座大建筑物座落在首都远郊,周围都是田。我们在那儿呆了一个上午,参观实验室,跟科学家和行政人员谈话。正如在其他科学机构所碰到的情形一样,一位年纪较大的曾在海外留过学的职员客串了临时翻译。在这个研究所内,一位短小的、友好的名叫胡含的中年妇女替我们翻译。她曾在美国州立俄亥俄大学研究过生理遗传学,在解释晦涩的技术名字时,她特别对我们有帮助。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没有遗传学研究所。一九五一年成立了一个遗传学事务所,只有二十个职员。一九五九年科学院成立之时,便设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职员增加到七十人,现在有三百五十人在那儿工作,其中包括两百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个研究所在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试验。(一)研究遗传特性之遗传与变异。——这方面工作包括从花粉谷粒中培养小麦或稻米,以及有关马铃薯和甘薯的遗传学,(二)有关杂交优势和雄性不育的研究,包括玉米和高粱的遗传学的研究,(三)关于基本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的研究,包括细菌遗传学的研究。
  
  我们参观的第一个研究所,是有关甘薯遗传学的研究的。我们在那儿跟一位名叫蒋兴尊(译音)的研究员谈话。他于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此后即研究甘薯。他告诉我们,白甘薯的培植,是将前一年收成下来的旧薯茎一根根植在地里,这就需要每年在冬季储藏一些甘薯,作为“种籽甘薯”,为下一次播种之用。在华中和华南,贮藏的甘薯的变质问题,严重地妨碍了将甘薯作为主要食物的来源。在过去,大量的甘薯每年只得往南运。
  
  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这个问题已有多年了。但是,现在他们对文革前所采取的研究方法,颇多批评。蒋对我们说,他们太过于依赖中外书本知识。在文革期内,他们开始把重点放在田里,跟农民研究问题。自此之后,工作有了改进。他们现在相信,虽然甘薯的变质,主要取决于所种甘薯少一遗传特性,但培养贮藏方法也很重要。科学家们由此而得到一个结论,即是,他们正在考虑中的问题,基本上并非他们自己研究范围内的因素所能控制的。就遗传学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每一个西方国家,有若干科学家毫无例外地只凭着自己有限的专长去钻牛角尖,企图用狭窄的技术方法,去谋解决那种需要广泛接触和多方面知识的问题。
  
  蒋指出,解放前,华东安徽省某些富农曾精于甘薯的贮藏方法。但是,他们把这视为传家宝,不愿将秘诀公开,以便操纵薯种的价格。解放后,贮藏的方法普及了。从这个经验中,他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依正确路线工作,科学可以为人民服务。如果科学是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它就不可能为人民服务。”
  
  这个实验室不但搞甘薯试验,也搞白薯试验。甘薯栽种方法,是用从嫩薯根上割下的薯藤栽植土中。农民诉说,有一种很好的品种“胜利一〇〇号”,产量已大大地降低了。试验显示,产量平均减少百分之三十。研究员跟种甘薯的农民密切合作,发现农民喜欢选长茎作为切断的薯苗,原因是长茎比短茎容易切。结果,在单一的薯茎内部以及薯茎之间,便发生了藤的长度之遗传上的变异。人们选择长茎来切作插种,则长出来的茎长而产量低。研究员观察了其他薯种。发现了同一的现象,即茎较长而产量较低。研究所的工作者为了对付这种倾向,便选择了多代的短茎,用这种方法,产生了二十种新品种,其中一种叫“北京红”,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在参观薯类实验所期内,我们提出了中国遗传学家目前对李森科的看法问题。这位引起争论的农业学家,一度是苏联遗传学的权威,他反对西方古典的遗传学,其所持理由是,西方遗传学是“理想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并指斥这类历史人物如孟德尔与摩尔根所假设的遗传基因,因为他们否定了环境对有机体遗传的影响。(即习得性的遗传)。针对他们的思想,他反对米丘林的理论。米丘林是一位已退休的俄国铁路工人,在培育果树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有一段时期,大约是从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利用他在俄共里面的影响力,压倒了两派思想之间的斗争。实际是禁止以古典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的实验。我们曾听说,在中国同时期内,李森科的思想也得到强烈的支持。特别是在农业研究机构方面。并且听说,信服古典遗传学的中国科学家,在研究上处于守势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在苏联失势,中国遗传学两派思想的冲突,变得不那么一面倒了。一九五七年毛氏发表了很有名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讲话中,毛氏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处理科学争端。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
  
  毛氏在说这些话时,不管他心里指的是什么特别事情,对于处理遗传学的争论,在中苏两国,这些话都是有力的批评。大约从一九五六年起,看来米丘林主义者和遗传学的古典派,在中国是共存了。鉴于这一切,所以我们提出了有关李森科的问题。
  
  稍停了片刻,我们再说出了这个名字,藉以确定我们的问题已否受到注意。这时候,我们的东道主方面突然成了一个生动活跃的讨论组。不过讨论的内容并没有翻译出来。最后,有了答案了:“李森科认为甘薯变质,是高温度所引起的,我们认为他的理论不正确。”我们又以李森科的一般有关遗传学理论的问题相询问,他们答称,在某些情形下,外在的或环境的情况或许可能影响内部的或遗传的特性。但是,如果情形果是这样,主要影响不是外在情况。在结束谈话时,他们提出这样的意见说:这个问题实际是个理论问题,还不曾很详细地研究过。或许李森科之在中国,仍然处在一个考验时期。
  
  我们下一个参观的地方,是专门研究细菌遗传学的实验所。并跟研究员董可容(译音)谈了话。他大约于一九六〇年开始研究枯草杆菌。他们使用这种细菌来研究一个叫做“变形”的过程。方法是在几乎所有有机体中,从某一种细菌抽出它的基本遗传物质(叫做DNA)。“喂”到第二种属的细菌体中。如果第一种属细菌具有的遗传特性而为第二种属细菌所缺少,则第二种属细菌的DNA因跟第一种属的DNA混和之后,可能就会含有第一种属细菌的DNA。董说,在六十年代初,只有美国人曾有这种可变形的枯草杆菌。但是,因为美国政府禁止对华一切贸易,所以,这个实验所无法取得这种可变形的细菌的标本。中国人只得单独自干。他说,现在,他们已可以直接从美国得到这种细菌标本了。
  
  细菌遗传学研究所的人员并利用硝化酸来研究导致突变(即较永久性的遗传改变)的问题。他们刚刚在开始搞芽细菌形成的过程。——形成一种强芽胞,足以抵抗光、热或干燥,而不致于被光熟或干燥杀死。有趣的是,这些计划或变形计划,都是在没有考虑到工农业上的应用价值的情况下而进行研究的。
  
  这个实验所曾为了很直接的工业应用价值,而进行过一个研究计划。该计划涉及在制造毛制品中使用蛋白酶的研究工作。酶是在活的有机体中发现的一种蛋白分子,它有助于促进生命维持的化学反应。如在消化期内将食物消化,变成单一的化学物质。完成将蛋白分子变成更小分子的特殊机能的,就是蛋白酶。这种蛋白酶是在胃中发现的,可以从某种细菌中做大量工业用途上的提炼。这些也就是美国广告中大事宣传的各种牌子的洗衣粉所用的“酶”。中国人在毛制工业中使用蛋白酶来改进产品的素质,细菌遗传学实验所的研究员到工厂协助搞这种工作。
  
  我们又去参观了一个搞新小麦和水稻品种的实验所。它是用极其复杂的方法搞这种试验的。欧阳振威及陈英(译音)两位研究员对我们解释说,他们接受了农民的意见而建立了他们的计划。并说,该实验所花了很多的时间,以发展新的作物品种。培育新种的传统方法,大抵要靠发展“纯”一种或在遗传上同种属的品种,然后用控制的方法,使之杂交,以产生预期的结果,用多代近亲杂交的方法,培育遗传上一致的纯种。通常培育的速度,是一年一两“代”。因为每“代”培育的时间长,产生纯种的时间也慢。所以,要发展新品种,要费好几年的时间。
  
  遗传学研究所正在研究一种技术,想出较好的方法,以缩短这种旷日持久过程之一部分,于几个月之内,培养出一种纯种。他们用单花粉谷粒而不是从种籽中来培养成体作物来产生纯种。所谓“花粉粒”,是一种自由飘动的性器官,它能产生雄性生殖细胞,这种细胞在某方面类似人类男性的精子细胞。实际上,研究所的研究员正在从单生殖细胞中培育作物。因此,也可以说是从单亲生殖细胞中培育。花粉粒像生殖细胞一样,每一细胞只有正常遗传物质成体量的一半。在正常的交配或授粉之时,它们和含有一半遗传物质成体量的卵细胞结合,以产生一种能授精的卵细胞。每一个这种卵细胞会发育成为一种新植物,每个细胞含有正常遗传物质量之一半。从技术上说,花粉和卵细胞是单倍体。只含有成体遗传物质之一半,而它们联合体产生的成体细胞则是双倍体,含有充分的遗传物质。
  
  在花粉粒末与卵细胞结合而培育成为一种成熟作物时,成熟作物通常是单倍体。这种作物较正常为小,不受精,因此,也不能作为培育之用。但是,有时在成长的早期,这种单倍体作物的单细胞,其遗传物质会自发地繁殖,形成一种双倍体细胞,从而成为一种能够培育的成体作物。这样的作物能自行受精生殖,因为个别谷类作物含有雌雄两性生育器官,只要一个原来的单亲,就可以产生一种新作物。这种新作物,完全是“纯”种。因为原来的花粉粒是从单亲来的,所带来的只是一种遗传基因。
  
  据说,把花粉粒培育成为成体作物的方法,是印度科学家于一九六四年发明的。现在已有约二十种作物应用这种方法,包括烟草、小麦、大米,白菜和玉米等。这个研究所集中于小麦和大米两种的研究。因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谷类作物,这今为止,小麦单倍体的培育率还是很低。而水稻则有百分之五十的花粉粒授精成为双倍体作物。该研究所的科学家认为,他们在将来能够使用一种叫秋水仙碱的化合物,控制双倍体化的速度。他们并希望单倍——双倍体体系在将来会有用处,不仅是在农业上有用,并且在较高级植物的遗传之一般调查研究中也有用。
  
  这个研究团体很重视他们跟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说,农民欢迎使用直接的纯种技术而发展出来的品种,农民常常访问他们的实验所,而他们也常常下田干活,以发展新品种。某些新品种已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以及在北京郊区试验。
  
  我们问他们是否真正尝试以单双倍体遗传体系这样复杂的概念教农民。他们答称:
  
  一般来说,我们不向农民灌输这样抽象的观念。但是,我们必须把单倍体这个概念介绍给农民,因为正在做这个工作嘛。我们尝试使用简单的语言,觉得比较容易把这种观念向本地的科学人员介绍。年轻的知识分子——农村中的新的一代有些知识,当他们来到实验所时,就容易教得多。
  
  这证实了我们在别处所听到的、关于公社相生产大队科学组在传播农村科学知识所起的重大作用。适也使我们对农村广设初级中学所产生的变化,有了小小的认识。
  
  在这个研究所内,我们最后参观的一个实验室,有四位研究员叙述过他们在高粱和玉米两方面所做的雄性不育和杂交的实验。这些研究工作者也热心跟农民合作,并将国家政治发展与他们研究进展的关系拉得更近。他们对雄性不育的研究,开始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内。在文化革命期内更加速进行,更密切地同农民一起工作,以四年的时间,发展出十多种新的雄性不育高粱及四十种新高粱品种。雄性不育是在一种突变的遗传情况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雄性的花有缺陷,不能产生授精的花粉。雄性不育作物种在正常产生花粉品种的田里时,所有雄性不育作物的种籽,必是产生花粉品种授孕的结果。这种杂交的种籽或两种不同亲属品种杂交的结果,其所产生的作物比之单性亲属品种,就更加壮健和更加多产。这种杂交作物据说显出“杂种活力”,它的技术名称叫做“杂种优势”。杂交种籽有提高生产的巨大潜力。举一个例,差不多所有美国田里的玉米,都是用杂交种籽培育起来的。
  
  我们的东道主说:“科学上的群众运动正在迅速发展。以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我们跟农民、工人及其他科学机构一起,找到了要解决的问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在雄性不育作物中雌性花的流产,其结果就根本不产生种籽。研究者得农民的协助,在田间做了实验之后,发现耕种技术、下种时间、授精、水的供应、光线以及通风,都有影响雌性花流产的倾向,只要把某些情况加以改变,问题才能解决。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他们也发现,雄性不育的作物不育的程度,随品种而不同,也跟不同气候因素有关,譬如在北方较高地区以及在高处。
  
  玉米枯萎是另一个严重问题。中国人做过很多工作,图发展一种能抗萎的品种。据说,这个工作进展很快,因为它联系群众来做。农民对大规模新杂交能自行做出判断。在第一次做出杂交试验之后逾四年,即能大量种植新品种。目前,中国有两千六百万亩土地种植杂种玉米。
  
  在我们参观遗传学研究所结束时,我们曾以该研究所的前途询问我们的东道主。在我们参观这些实验所时,我们曾注意到青年研究员之显然缺乏。我们遇见的青年研究员是六十年代初上大学的。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差距反映出文化革命的冲击。其时,大学有好几年根本无毕业生。大学里的人对我们说,多数快要毕业的学生都回到工农业生产上去。我们的研究所东道主预料,将来某些研究还将直接来自农民。但是,他们也认为,某些大学毕业生将直接到研究所工作,而不再回到生产单位。我们的印象是,这些问题仍然在积极讨论和辩论之中。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一九六五年中国宣布,上海生化研究所科学家成功地合成了在生物学上很有用的胰岛素。胰岛素是五十一种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把它们组合成为真正的物质,这是科学上一大成就,其震惊西方科学家正如若干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之使西方科学家震惊一样。可是,介于那时和现在之间,发生了文化革命。我们怀着一种好奇心,想看看社会态度的改变,怎样影响到有关这种极其基本的研究的实验所。
  
  孔江复(译音)据介绍他是该研究所革委会主要成员,他为我们概述了该所的一些变化:
  
  由于文革前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发生很多坏的影响。在文革期间,我们跟随毛主席的领导,抛弃了修正主义路线。该路线是使理论脱离实际,走专家路线,以及使知识分子脱离劳动人民。现在,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科学必须为人民和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学研究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文革期间,我们的研究所成立了革委会,成员包括老、中、青。……我们的研究工作者下乡与下厂去接受农民和工人的再教育。现在,除了重视理论研究外,我们还研究许多问题的实际应用。
  
  这听来像是党的路线。是的,它是党的路线。但是,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坏名词,有如在美国那样。孔的关于该研究所的情况介绍,看来简短扼要。很像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在告诉我们类似的情况时,也大致是这样的。
  
  生化研究所跟生理研究所共占一座大厦,解放以后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所而成立的。在大跃进开始之后,职员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生化研究所开始时只有成员五十人,现在已扩大到共有三百八十人,分为四个大组。蛋白合成,酶结构和功能,核酸,和新陈代谢。研究所的生产机构包括东风生化厂。这个厂的成立,在于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供所需物质,现在并扩大业务,也提供化学品给其他机构。研究所的机器工场除维修外,制造自动氨基酸分析器(在于判定蛋白结构),快速蒸发器,及分子收集器。
  
  蛋白合成工作是这个研究所最有名的成就。讨论一下从事此类计划所涉及的动机,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初看起来,这种研究计划并非优先性的应用研究,只能生产最少量的这种大蛋白质。而为了医疗的用途,自然的来源将继续提供最佳的供应。给我们为这个计划辩护的理由之一纯属于政治性的。这个蛋白合成实验所的第一号领导人胡石泉(译音)陈称:
  
  我们伟大的领袖恩格斯说,蛋白质是一种生命形式,我们从化学物质中去合成蛋白质,证明了唯物论的正确并否定了唯心论。因唯心论认为只能从有生命的物质中取得生物物质。
  
  这位我们在上海的东道主之一的胡同志,曾作为一个正式的科学家代表团团员,于一九七二年去过美国。在我们停留上海期内,从我们跟他个人的谈话中,在我们看来,这计划之抽象基础,如他在上述言论中所说的,显然是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然,也有其应用的方面。合成工作对于改变蛋白质结构,从而了解此结构对荷尔蒙作用的关系,是很有用的,再则,胰岛素合成技术的发展,正在被应用到一种叫缩氨酸(肽)的化合物的合成之中。肽是较小的分子,和蛋白质的形态相同,拿来加以合成,作为商用或实验用,都是合算的。这个实验所已制成了一种以百克计的催产素的肽荷尔蒙,催产素在大脑垂液腺中产生。它有助于调节血压,在高血压研究中用得着它。因为与高血压有关的疾病(特别是中风),在中国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从健康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显然有其优先性。
  
  站在这实验所胰岛素分子模型旁边的一位工人对我们说:“在胰岛素合成之后,三年内我们完成了爱克斯光射线晶体摄影工作。这个问题在西方已讨论了多年了。”这种自豪的言论,是我们在中国很少听到的言论之一,这暗示出,甚至在中国科学家中也有竞争性。不过,他说了之后,随即又以实验室的设备有限而引为遗憾。实验室很少有自动仪器和先进设备,而在西方做这样的大成就的研究,是认为非有自动的和先进的设备不可的。孔说:“我们有了一些成就,但跟我们人民的需要一比,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的生化设备是有点旧了,为了赶上较高的工作水平,我们要向别国学先进技术。”
  
  这个研究所的基本目的之一,是适应当前的需要。他方面继续其基本的工作。一群生化学家曾企图用诸如DNA这种核酸来从事这种工作。由于核酸在遗传上的重要性,因而对这个问题已成为西方实验室深入细致的研究对象。虽然,从这些研究中所得到的知识是极其基本的,但除了医学某些方面,此项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方面则为数很少。
  
  在文革期间,研究所的核酸组成员决定加强他们自己的工作与农业之间更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位成员对我们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备战备荒。科学家必须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着手研究核酸对农业上的应用……科学工作者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助于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通过这种工作,科学工作者……跟群众同呼吸,共甘苦。
  
  研究人员在中外文献中,曾阅读过有关核酸混合物能增加作物产量的报告。——经过小组讨论并跟研究所的领导成员商量之后,他们便开始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显示,把富核苷酸水解物喷到稻田里,会增加水稻的产量。核苷酸是小块的核酸。水解物是经过化学上消化的分子混合物。为了要取得水解物作试验,他们便用大量富核酸的酒糟及豆渣予以加工。产量提高的情形如何,不大清楚,但在初步实验中,使用放射性磷化合物来作示踪剂,显示出核苷酸增加根对水和矿物质的吸收。
  
  核酸组跟上海郊区某公社社员进行这个试验,他们也帮助公社的工作。小组的一位成员自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即住在公社那边。公社的农民也常常回访研究所,来问问题和讨论问题。该小组也实行“单位之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跟本地农业研究所协同工作。
  
  在美国的一间研究所或大学的核酸生化家,即使考虑搞这个组所研究的问题,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更不要说在解决问题时还有非科学家参加哩。在美国的生物化学家当中,反对用粗率的化学设备,并反对在精密的实验室设备以外来开展工作的偏见,实在太强烈了。如果一位个别的科学家来从事这种研究计划,他可能要这到他的同事的反对。理由是,这种研究在专业上跟突破核酸研究的难关毫不相干。但在中国,研究工作之如此应用,却被认为是典范。
  
  我们也讨论到研究所的新陈代谢实验室的工作。它是跟肝的生物化学有关的。一九七〇年该实验室展开了一个计划,要搞出一种能早期诊断和治疗肝癌方法。这工作在实验室开始,后来搬到现场去作进一步试验。经过了几次试验之后,方法是定下来了,决定用(初)胎球蛋白检验法,分化了癌细胞的作用。——这是说。癌细胞失去了从某特殊组织出来后的细胞特性,而变成像胎体发展初期的细胞。初胎血球蛋白,是胎儿的一种特殊蛋白特性。它在正常情况下不出现于成年人体内的。但在生癌时,会在血中发现此种初胎血球蛋白。现在已有极敏感的和先进的方法,可以探出此种蛋白质的存在。用这种方法也比较容易进行实验。在肝癌初期用初胎血球检验法,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正面诊断效果。现在全中国使用这种检验法。实验所的工人到农村去,教育和动员群众跟本地的医务人员合作,特别是跟赤脚医生合作。他们告诉我们,去年他们已检查过五六万人。
  
  预防工作另一个方面是辨认和消灭致癌的化学因素。已在进行的某些研究,系有关某种霉菌。这种霉菌在食物上生长时,会产生致癌的物质。正在研究中的这些化学物,最重要的一种,叫“血菌毒”,这种血菌毒是会产生肝癌的。
  
  全中国现在有一个统筹的癌症研究计划。上海方面特别着重肝癌的研究。而在北京方面,则着重于肠道癌的研究。几个全国性的研究所包括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癌症研究所和劳工卫生所,都在寻找癌症病例高的工厂,并调查其致癌的原因。不同单位之间都举行年会,以交流经验并讨论未来的分工计划。全国统筹团体设在上海,那儿一个研究所的会员叙述癌症研究工作的改变情况如下:
  
  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们也做癌症研究,但我们只是在实验室研究,故脱离广大群众。
  
  在那段时期,虽有论文刊出,但因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涉,论文不为人民利用。可是,现在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科学论文的出版是基本研究的主要“产物”。因此所取得的知识可以广为散播。许多中国科学杂志,在文革当中间隔了几年之后,现正在恢复出版。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在那些年份里,科学知识的交流凭私人接触、简短的通讯、口头发表的论文以及开会来维持。例如,在文化革命期中,中国全国科学家会议就曾讨论胰岛素晶体结构研究的成果。在我们参观时,一个有关胰岛素结构之进一步研究报告正在付印,预定在《中国科学》上发表。预料其他的论文将在国际发行的中国刊物上发表,而不会送到外国出版物发表。
  
  据悉,目前出版物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是中国科学界正在讨论的大题目。比方论文应否由个人或集体署名,是件困难的事情。一项发明常常是集体工作的成果。它不仅仅是在实验室内做研究的人,而且也是在支持科学家、供应他们的生活、并替他们制造设备的一大群人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国,一般的意见,认为“科学是劳动人民经验的结晶”。此外,仍然有个别具有特别才能的人,他们发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要给人知道的。在西方科学界,自然个别的作家恰恰是跟那种为地位和荣誉的个人奋斗密切相关。但在文化革命期内,中国人曾严厉批评这种个人名利思想。
  
  现行的计划,使某些文章用个别作家的姓名发表,其他文章则署上某单位或某组的名义。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原因倒是颇有趣的。当我们在广州中山大学会见老科学家蒲蛰龙时,他告诉我们:虽然有人担心,此种作法会诱导一种走向个人主义的倾向,可是,对某种具体研究计划责任的指派,个人的名义仍然是重要的。再说,虽然实质上所有研究上的成就,都有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做出贡献,可是负起任何既定工作之正确执行责任的,却只有少数人。
  
  当我们问及研究所职员有关文化革命的影响时,这种政治问题之意义的继续辩论——并且所有的问题都被看成是政治性的——也出现了。科学家们说,在文革期内一个工人宣传队来到研究所,并且在实施基本改革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改革使研究所参加了群众生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党的工作队的代名词)在纠正中国社会政治错误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工厂、公社、大学或任何其他机构有问题时,共产党就派这种宣传队去调查并做出建议,主持讨论并监督改革。在文革前,这个研究所的性质看来很像一个西方的或苏联的研究实验所。但是那种作风,被认为是不适合新中国的,而帮助进行政治问题解决的,就是宣传队。研究人员说,工人们“曾用他们无产阶级的模范来教育我们”,并且讲述旧社会的故事。各小组及整个研究所都举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宣传队有些队员现在仍在那儿,他们做行政工作,也参加政治学习小组。一位研究员为我们总结了宣传队工作的成果如下:
  
  在文化革命前,有三脱离,即政治、实践和劳动人民之间的三脱离。通过工人在政治理论上的教育,我们改变了这个三脱离的倾向。现在,我们走出实验室到群众中去。

  上海生理学研究所

  生理学研究所有二百八十个成员,设五个大实验室,即神经和筋肉生理学、感觉器官生理学(视觉和听觉)、低氧强度生理学(即有关有机体对高空的适应)、生育生理学及大脑生理学。目前主要在研究针刺过程。此外,该研究所还办了一间工厂,制造电子器械。为研究电子生理学之用。
  
  我们代表团中有两位团员,曾跟章香桐(译音)教授在他的实验室外面的一个小房间,有过一次有关针刺的特别访问。章教授在房间里,为我们做了一次兔子针刺示范试验。兔子用一根帆布吊带吊着。在它的鼻子上刺进一根热针。章教授用计秒表计算兔子挣扎的时间。针刺之处是痛的。然后在兔的后腿插进一根止痛的针。过丁一会再用加热的针去刺。痛的反应已大大地减少,虽然,针插进去只有一段短时间。止痛之后又过了一阵,又和针插进去之前一样有痛的反应。
  
  实验室乃开始作一连串单神经细胞纪录实验,以追踪在止痛过程中,大脑各部分神经交互作用的迹象。中脑(医学专名叫下丘脑)的一部分是此项研究的主要中心。单细胞记录是一种精密的电子技术。这种技术,一直到最近,中国实验室还不曾取得。如果有了这种精密电子技术,针刺止痛研究在了解受针刺后神经系统结构所受的影响,可望进展得很快。以下是我们跟章教授的讨论,我们是用直接访问的方式,因为,访问的进行完全是用英文。这讨论给了我们某些启发,不仅仅是讨论技术问题,也讨论到这种研究的整个范围。
  
  这位章教授开始发言:在这整个针刺研究事情上,我们过去很少经验。你知道,我们是纯神经生理学者。在文化革命之前,我们脱离了所有的实际问题。自从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年应用针刺于外科手术以来,我们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对此项技术,很不敢肯定。但是,许许多诊疗病例证明,针刺的确有效,虽然疗效并不一致。但是越来越多的病例,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有许多病例,在我看来是很能令人信服的。你看,甚至在这种技术发展的初期。一次简单的针刺竟然能发生这样大的疗效,这是很令人惊奇的。这其中必然涉及某些神经生理学的基础。我们认为这是对神经生理学之真正的挑战。我们觉得,我们应当有能力加以解释。这就是我们于一九六五或一九六六年着手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研究组有许多人去医院,取得此项技术之第一手经验。我们参加手术之麻醉的部分。我们学会针刺,我们实习这种技术。经过我们亲手的经验之后,我们回到实验室做一些动物试验。我们也在正常的人身上做过一些试验,并在病人身上做过针刺。我们判定:疗效可以在动物身上求得证明。有许多事情,我们不能拿人来做试验,特别是在神经系统的分析方面。你得把对人的疗效转移到动物方面,这样你才能做更深入的分析。
  
  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我们尝试过多种方法,以发展我们的理论。自然,我们已提出过多种可能性。主要是从神经生理学的神经理论的观点来解释这种针刺事业。另外也有人相信。可能牵涉到某些化学上的问题,认为疗效可能是体液因素造成的。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它是纯属神经的抑或是体液的。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以证明我们的观点,而抹煞别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关心的是神经系统,并相信其过程主要属于神经的。但其过程显然是复杂的。有机体跟许多体系对针刺过程加以反应,它调动了所能调动的一切,以应付这个情况。你有传入的或感觉的(神经)刺激,涌集到中央神经系统,它们在中央系统互起作用,而产生某些影响。他方面,各种内分泌腺对针刺过程也有反应。我们相信反应的是亲肾上腺皮质的荷尔蒙或脑下垂体荷尔蒙,或血压和血糖的变化以及其他的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是神经生理学者,故我们让这些问题由别人去解决。
  
  问:他们已用针刺发现了这种荷尔蒙的变化么?
  
  答:我不熟习这项工作,不知它的详细情形怎样,但我想他们正在尝试荷尔蒙方面的变化。我觉得主要的疗效是属于神经方面的。你看,在下身瘫痪的病人,他们身体的下部分因脊柱机能发生障碍,故失去感觉,也不能动。在针插入身体下部时,我们未取得止痛的疗效。如果没有传入的刺激进入中央神经系统,那就不会有止痛的疗效。我想,这是对体液论的一个强有力的反证。如果如某些人所说,在针刺部位产生了一种化学物质,而传到身体的其他部分以产生止痛效果,那么,效果应当发生于瘫痪的下部。但是,并没有呀。这些病人唯一的区别在于缺乏完整的神经系统。这些病人的体液方面是十分完整的,因血液供应及其他体液的循环就跟正常人一样。唯一的差别是神经系统不完整。它们尚未显出止痛的效果。我们曾就这些病人做过若干的研究。在实施针刺前后,检验过痛域,简直没有一点差别。
  
  问:我们曾阅读好几篇有关针疗的报告。那些医疗显然跟止痛效果不是同一回事。比方说,你能谈谈有关聋子的医疗吗?
  
  答:针刺有两个主要的部门。一是针刺麻醉或止痛,另一是针刺治疗。我想涉及这两种针刺的人体机构是不同的。目前,我们主要谈止痛。我们甚至不曾接触过针疗问题。我想针疗要比止痛针刺复杂得多。
  
  问:有任何其他实验室做有关疗效的试验吗?
  
  答:目前,主要的兴趣在于止痛。因为这是最新的疗效,仅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应用过。因此,成了最有兴趣的研究问题。我知道很少人有志于疗效的分析。原因之一是,很难分析疗效。
  
  问:曾否收集过对疗效之有系统的观察?
  
  答:我相信有。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尤其是诊疗所。但就疗效作实验性分析,我想极少。
  
  问:在我们去过的医院里,我们参观过动齿龈癌的手术。病人是从个别穴位上用指压麻醉。你能谈谈这件事吗?
  
  答:这正支持了我的理论。你知道,我对于针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相信针刺止痛的疗效,是中央神经系统中两套不同的神经刺激传入的结果。一套是痛的。或感受伤害的。这种神经刺激起于受伤或痛的部位。另一套是不痛的神经刺激,起于针刺的部位。这两套神经刺激在中央神经系统中互相碰头,其中包括脊髓、脑干、丘脑并且或许包括大脑皮层。在痛神经刺激被不痛神经刺激阻止的地方,我们相信所有的感官刺激都有某种止痛效果,但是,由针刺产生的特种感觉是最有效的。让我们重复一句:任何性质的感觉输入都有某种止痛效果。但针刺所产生的那种感觉则收效最大。压力、机械摇动、摩擦、或抓搔、声音、视觉刺激等等都有某种的止痛作用。我相信由针刺所产生的那种重的、痛的、很不愉快的感觉是最有效的止痛。如果你狠狠地压住你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肌肉。你会感觉得极不愉快,虽然并不痛,而感觉却是相同的。这就可以解释今晨你见到的现象。今晨动齿龈癌手术时,只是用指压,并未用针。我想针的效力最好,因为它们较易控制。没有必要把你的手指放在手术台上,这太笨了,而且也不方便。只要用低电流作为刺激,针是很容易地加以遥远控制的。所有的变数诸如时间、脉搏频率、电压等等都可以这样予以控制。
  
  问:针刺止痛曾用之于牙科医治方面吗?
  
  答:是的。我相信它广泛地使用。让我检查一下我说过的话。第一,任何感觉输入,都可能有某种的止痛作用。但针刺的止痛作用最大。第二,体内任何部分的针刺,都可能具有某些的止痛作用,但某些特殊穴位,作用最大。现在,你也许要问,哪一个穴位最有效?依据我们试验的分析,我们相信,最有效的穴位,是和痛的部位神经分布相同的脊柱环节神经分布的穴位。离这穴位越远,则效果就越小。我想这个穴位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因为,在实行诊断时,每一次手术,都必须选择最好的穴位。比方你要是想实施甲状腺切除手术,你就得选择一个穴位。有许多穴位你可以用,但你要选择最有效的一个。所以,你须要从甲状腺神经系统的同一部分找寻一个受神经支配的针刺位置。这是依据脊柱分段的原理。
  
  问:在你的动物试验中,有过这种证明吗?
  
  答:有过的。我们发现:依据这个原理,阻痛效果最大的,是刺激不同(部位)的神经。
  
  问:针的穴位常在肌肉上吗?
  
  答。多数穴位是在肌肉多的地方——有的是在皮肤上或筋膜上。但是,效果却较小。在耳方面,穴位是在耳翼的周围,即耳的外壳,这是另一种针刺。人们说:耳穴位的针刺可以应用到许多种手术,诸如内部器官的手术。我相信耳是身体表面上迷走神经分布之唯一末梢神经器官。你知道,多数内部器官有这种迷走神经的分布。在外耳道周围,耳神经的分布(即耳的外部之偏内的部分)是很复杂的。那儿有迷走神经、舌咽神经、颈神经等的分布。所以,依据部位原理,要是来自针刺的神经刺激,进入中央神经系统的迷走核心,它就有机会跟来自内部器官部位的神经刺激互起作用。两种神经刺激互起作用,可以阻痛。道就是内部器官动外科手术时,在耳部施行(止痛)针刺是最有效的原由。
  
  问:我现在了解,在禁阻来自内部器官的痛,耳是如何有效的。但是,在实行外科切割时,皮肤止痛又是怎样的?
  
  答:我想可以这样地加以解释。甚至于在耳部,使用了一两个或更多的部位,并且也有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一般原则是,任何感官刺激都有某些一般的止痛效果。因此,即使是单一的一个耳的部位,对内脏器官可能有特殊的止痛的作用,并且也有一般的止痛效果,包括皮肤在内。
  
  问:依据你的理论,你怎样拿针刺止痛跟有关的痛现象相比较呢?
  
  答:适有某些相似之处。我想有关的痛也和部位原则有关。有关的痛其过程是单方面的,它不具有阻痛的作用,而只是痛而已。当然,这真正只是推测。举例说,在有关的痛中,可能你的肾有问题,但你会觉得背部痛。我自己就曾有过这种经验,是很不愉快的。在你背上施行按摩或其他物理治疗时,你会感到有些松弛。它的效果也许不是百分之百的,但你可不能否认它有效,因为你觉得有些松弛。来自末梢区域的效果,再反应到(内部)器官。我想这是合于穴位分段原理的。因此,我相信。有关的痛跟针刺止痛的效果有共同之处。
  
  问:你怎样解释针疗在制止头痛方面的效果,特别是偏头痛这样的头痛?在针取出时,不再头痛。
  
  答:这个问题,我不以为我能够解答。因为这关系到针疗的问题。
  
  问:那么,你以为在这种病例上,不只是止痛效果的问题了。
  
  答:我想有更多的问题。
  
  问:在针刺期内,有否纪录血压的改变?

  答:有时候有纪录。让我们再次来谈谈偏头痛的针刺问题吧。你知道,对解除头痛有效的穴位,多数位于有三叉神经分布的地区。一般来说。头痛起因于大脑脑膜发炎。这些脑膜是有三叉神经分布的,至少这些脑膜一部分有三叉神经分布。所以,我们的原则仍然适合于头痛的针疗。但是,让我来补充一下,或许是有意思的。有这种止痛的疗效的,究竟是对哪一种神经?我们相信,那是小直径组织的活动。其实,这是神经生理学上一个既定的原则,多年前就发明了的。而且已经过动物实验的证明。如果你刺激小直径组织,它就会禁阻更小组织的活动。所以,针刺的主要作用,或许是在较大的组织方面。(即使不是最大的组织)。解释止痛作用之另一个要点是。如果压力或摩擦可以解除或阻止痛楚,那或许是因为那些刺激在大组织上发生作用。针刺的理想情况是针只在大组织上活动。比方,如果你用的是电刺激的针,而不是用手操纵的针,那你就不应当用强刺激,因为用强刺激会在小直径组织上发生作用,会产生痛。那就不但不发生止痛的效果,反而会产生更多的痛。所以,你必须选择使大组织活动。
  
  问:最后的一个问题。你凭经验证明,是否相信有些曾有听力的聋子,因针疗至少得到局部的恢复?
  
  答:公平地说,我要说,有过某一些有效治疗。你不能说,任何种类的聋都可以治疗。我虽然没有直接的经验,但对有些机能上的病看来治疗很有效。如果基本组织未受损害。那是可以医的。但是,如果基本的因素丧失,神经组织萎缩或破坏了,我想那就无法医治。我们作最好的希望,但我们也必须现实一些。许多语言或听力有缺陷的病人。基本组织是完整的,这种病例就可能有希望。其实,从诊断实践看来,很清楚。唯有尚余残余听力的病人,较易医治。
  
  问:在你看来,针刺方面有无安全的问题?我们见过很多青年,在学校里实习针刺,有没有因反复针疗而发生血管或神经损坏的迹象?
  
  答:这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会说,这是一切技术都存在的问题,安全与否要看是谁使用技术,同时要看使用者的经验怎样。与其他麻醉方法相比较,针刺是安全一些。但在一个没有经验者的手里,也可能不安全。可是,对多数人来说,针刺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术。你必须具备基本的人体知识,你必须避免大血管、重要的器官以及中央神经系统。在胸部,你可能造成麻烦。一般来说;在腿部和在手臂,你造成的损害可能少些。我想学童在简单的穴位上,是受过细致的指导的。最多不过使受针刺者感到有些痛,或者造成很小的组织损害而已。在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手里,任何技术都可能造成麻烦。
  
  这是又一次很有吸引力的讨论。谈到这里,时间又完了。我们是不愿结束这次讨论的。由于是研究科学家,我们在这个实验室所得到的感受是很兴奋的。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显然直接联系到在具体问题上帮助人民。章教授在美国多年,曾学过英文。他对于科学的误用跟我们有同感。当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医学专业正在开设收费昂贵的针刺诊所。对我们来说,针刺是真正的人民科学。在中国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针刺,因为收费很少,或者根本不收费,却能解除不可言谈的痛苦。在美国,很少人能到这些收费最高的诊所针疗,但是,我希望,针疗能获得广泛的承认,并且大家都能针疗。
  
  在上海,我们团体中有几位团员,由一位医生教以详细的针刺课文。并且相信,护士、助手、和半医务人员都能容易受训,用针刺解除很多人痛苦。我们毫不怀疑,对各种疗效加以令人兴奋的和有用的研究,将会在这个国家(指美国)进行,并将促进中美两国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友谊。
  
  北京动物研究所
  
  当我们的一位团员倾斜着身子,准备拍摄金鱼的照片时,它们像飞箭似地,一下子跑到瓷缸下层去了。在棚内,有十五个或二十个这种容器的周围。有成打的金鱼在游弋着。虽然金鱼的样子平常,但是,用显微镜看来,却跟我们在几间房子里所曾见过的金鱼,大不相同。这些鱼的每一个细胞有两个小核,当金鱼仍在孵卵时,一种鼠癌核细胞已经移植到它们体内,和金鱼细胞核在一起。在卵孵成鱼时,细胞的生育生化机构,完全和原核及增加的核一模一样。
  
  这个棚子是在动物研究所的院子里,是细胞学或细胞研究实验所,是研究癌的工作之一部分。在棚外的一间小房间里,研究员正在从事细胞核的移植。这种技术涉及将一细玻璃管的显微镜尖端插入一个细胞内,将细胞核吸进管内,然后,再将细管插入鱼卵,并将核细胞转入那个鱼卵的内部,并企图用烟草细胞试验,看看烟草细胞核插入动物细胞内的情形。这种严肃而极其细致的工作,看来跟那间简陋的房间有些不相称。房间里有块电热板。那是对付北京冬天之主要热源。在主楼一间更寻常的实验室里,妇女们正在做着将癌细胞核移植到鲵卵体内的类似工作。在这个研究所实验的主题上,另有其他几种不同的试验在进行之中。
  
  在对细胞活动正常程序的控制产生错乱时,就会发生癌症。这时候细胞就会无止境的繁殖下去。因为对细胞的控制在于细胞核,它是遗传物质的部位所在。控制了细胞核,就能对癌症的原因,取得基本的知识。像这类研究,不但在中国进行,也在世界其他各地进行。细胞实验室也在研究治癌的一些药物,但是,尚不曾达到临床试验的程度。
  
  巡视一番动物研究所各实验室,对我们来说,真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在某特别方面未受过训练,多数科学工作是难于体会的。参观者在参观时,很难做出什么建议或发出聪明的问题。这里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显然与重要的问题有关。
  
  细胞学工作者以前是属于规模较大的内分泌学实验所的。(内分泌学是研究荷尔蒙的)。我们见过的内分泌学工作部分,是准备一只猫作针刺麻醉试验。有两位女性在做猫的试验。猫被夹在一块板上,在它的喉咙里插了一根呼吸管。给猫以局部麻醉,并给以肌肉松弛剂以引致瘫痪。将猫腿上的一条神经暴露出来,使之能用电刺激,对针刺效果,及对痛域之其他治疗效果加以研究。研究的方法,不但注意大脑,脑皮层和下丘脑两区的电活动,也注意血压变化的情形。有关针刺对这个痛域的疗效的知识,将用以协助解释针刺的功能,并有助于发展一幅猫针刺部位图。
  
  目前,中国解释针刺功能有三个主要路线。除了传统的通道说之外,有神经生理说,即上海章教授提倡的那种理论,以及荷尔蒙说,即本实验所在试验的理论。这研究所的针刺研究,其进行跟友谊医院有关。该医院也在北京,是一所大医院。该院人员也在研究针刺。
  
  我们在内分泌部所见到的另一实验室,正在研究受孕和不孕。这实验涉及生殖腺刺激的效果,这是一种脑下腺所排出的荷尔蒙以及前列腺荷尔蒙,这是新发现的荷尔蒙级。这些荷尔蒙影响黄体的维持。黄体是一种内分泌结构,是怀孕所必需的内分泌。这些实验中所用的荷尔蒙是从羊身上抽出来的,是未加工过的。另一个正在做着有关的工作,即在这些荷尔蒙影响下,研究细胞小器官(细胞内部结构)之化学的和显微镜下的变化。此项研究工作利用研究所的电子显微镜。此研究之主要应用,在操纵荷尔蒙,节省受孕次数,以增加牲口的多育性。研究人员在公社做他们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
  
  在进行中的一项实验,其目的在了解亲生殖腺素和前列腺素对黄体脂酮(另一种荷尔蒙)分泌的关系。前列腺素是最近才发明的一级荷尔蒙,其效用之一是增加精子的机动性。如果前列腺素精液抑阻,精子就减少活动。因此可以防止受孕。前列腺素的研究,对发展男性避孕丸有直接关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认识到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但他们主要关切的,是增加牲口的受孕性。
  
  第三间实验室正在做着有关胰岛素结构之基本研究。有人以为,胰岛素分子是对细胞外面某一特殊部分反应或与该特殊部分联在一起,并认为这种相互的作用触发新陈代谢活动。据假设,胰岛素影响这种新陈代谢。在这个实验中,被指为有放射性的胰岛素,是用以鉴定这个接受(反应)的部位。这个实验用了两件重要外国设备,即匈牙利制的加玛绕计算器及瑞士制的特种量表。
  
  在提出文化革命问题时,研究员们告诉我们:研究所多数人继续工作,虽然有少数实验室关闭了一个时候,有些科学家到农村去工作。但是,他们说,“我们许多人都在农村呆过很多时间,所以,这不是一种大变化”。研究所一百五十多个人员,几乎有三分之一去了五七干校。当我们问他们谁是干部时,全体东道主都大笑起来。一位女同志碰了一下一个男人的手臂(这男子在整个参观期内是沉默的)说,“他是我们的干部”。当时的幽默气氛暗示出,干部和工人之间的称呼和区别,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根本不重要的。那位女同志说英语,在参观期内,对我们很有帮助。
  
  研究所约有五百名工作人员,其中四分之三是研究工作者。在十项实验室中,至少有五项是做昆虫实验及其控制的。除了已叙述过的内分泌学和细胞学之外,还有昆虫生理学和毒物学,昆虫和哺乳动物生态学和生物分类学或昆虫、脊椎动物与非脊椎动物的分类。此外,还有一个有关研究大设备维修新技术的实验室。
  
  生物分类学实验室一位女研究员对我们谈了些昆虫控制工作的历史:
  
  解放前,我们很少科学,也很少有关昆虫的知识。在那些日子里,蝗虫是个严重的问题。蝗虫的聚集、往往使天空变成黑压压的一团,它们破坏农作物。解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予很大的重视。科学工作者被派去调查蝗虫,发现蝗虫在池沼地区下蛋。
  
  他们建议建坝将水堵住,这样,水位上升,会把池沼淹没,使蝗虫无处可以下蛋。
  
  我们在玻璃橱中,看到展出了许多重要的昆虫。包括几种美丽的蝴蝶和华北传统医药中使用的各种昆虫。有些昆虫是研究员在下田时搜集的,也有些是公社技术员搜集的。这些农业技术员把控制害虫作为他们主要任务之一。这些技术员通常是公社自己用的。在研究科学家去公社时,他们跟这些技术员一起工作。有时,技术员也到研究所受训练和讨论。
  
  有如今天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昆虫控制计划,包括研究昆虫荷尔蒙,特别是昆虫幼年时期荷尔蒙和昆虫性荷尔蒙。这些方法终有一日会代替化学杀虫剂。实验室有各种玻璃器、调色器、抽提器械等等的设备,用来使化学品跟昆虫隔离。长凳上摆满了盛着溶液的大杯和热水瓶。这显示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这些昆虫控制法试图利用昆虫的天然化学。幼荷尔蒙是昆虫用的一种化学物,以控制它自己的成长。昆虫在长大之前,要经过好几个阶段。最为大家周知的例子,是毛虫变成蝴蝶。幼荷尔蒙的分泌,在于防止在不适当时间发生这种变形。但是,应用特殊的方法,将使这种变形很迟才发生,或根本不发生。其结果是昆虫死亡。这种荷尔蒙的好处在它相当的特殊,所以,把它应用到田里,可能杀死的只是害虫,其他的虫多数无事。这今已在麦粉甲虫方面做过初步实验,可以看出实验对甲虫变形的影响。同样的实验工作也在蝗虫方面进行。迄今还没有一种可以应用的昆虫控制药发明出来。虽然,在生丝制造方面正在做着一种初步的准备。幼荷尔蒙可以推迟一天蚕虫的变形,因而可以使蚕茧大些,增加生丝的产量。
  
  昆虫性荷尔蒙是昆虫发出来的一种化学物质,使它们在环境中互相联系。最有力量的化学物质,是性吸引物质。研究计划的目的在隔离重要害虫的性吸引物质,把它们加以化学的合成,然后用它们去引诱昆虫。
  
  对害虫的另一扑灭方法是研究害虫的疾病。这个方法现在在中国相当普通。这方法包括培养病菌,然后将此种病菌烘干,做成粉末,像杀虫药一般,喷散到田里。害虫接触到这种病菌粉末,就会传染而死。不过,这种可以传染疾病的昆虫种属是有限的,可能杀死的,只有目标害虫及其他少数虫类。这个研究所现正在研究改良这种杀虫方法,即是将苏芸金杆菌所分沁出来的外毒素分离。这种毒素是真正杀昆虫的毒素,将它分离后,用于杀虫技术更加有效。由于这类工作在设备有限的公社难于进行,所以才在设备较好的研究所实验室进行。有关昆虫病毒的研究也在进行。
  
  这三种消灭害虫的方法利用“对象害虫”的特性——生活习惯、化学成分及其易于传染疾病——而加以控制之。这些方法应用于农业方面,显出很有生态学的眼光。化学杀菌的缺点之:在于所杀的昆虫范围太广,连可能控制害虫的益虫也一并消灭了。并且需要反复的喷散杀虫粉。中国人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相信他们有办法把粮食高产量与良好生态实践调和起来。我们看到的、正在研究的控制方法,有发展前景,并已在局部使用。比方,公社的农民可以培养他们自己的细菌杀虫药。目前,这种方法还只能控制一部分害虫。所以,现在以及最近的将来,中国人仍将肆力于发展化学杀虫。这种杀虫法对杀虫比较有效,而对人民和其他动物则较少有毒。
  
  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研究所与农民之间的合作,要追溯到它最早期的历史。在解放初期,害虫问题是很严重的,农村方面几乎全无技术的基础。研究所的工作多数是在田里,指导农民,并预测虫类情况的变化,藉以准备杀虫。实验室的目标全在于控制诸如蚱蜢之类的特殊害虫,或在对付袭击特殊生产方面——如棉花、稻作、牲口和森林的害虫。在这段早年期内,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仍然很宽,虽然双方都觉得一起合作改进生产的重要。后来,一群农民发现DDVP(一种有机的磷酸脂)杀虫粉可用以控制棉花蚜虫。在文革期内,一批科学家带了些DDVP到农村去,但只是用来控制他们自己居住之处的环境。那时天气干燥,而棉花蚜虫又太多。当时用以控制棉花蚜虫的杀虫剂“拍拉息昂”和“赛斯托斯”在那一年里未能发生杀虫的作用。有一天,农民干脆拿了研究员自己的药物,把它喷散到田里,而效果却很好。虽然,并不常常将DDVP作农业上使用,但是,因为它残余的药性很小,而且药性很快就被在土里和在植物叶子上的化学反应所消灭掉,所以其杀虫效力倒很不错,值得使用。DDVP是一种磷酸酯,其化学结构不同于含磷硫酸盐的“拍拉息昂”。这种化学上的差异(能克服对常用化合物的抗拒)暗示出,对新杀虫剂的合成方法,尚须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暗示出:对化学作用与抗拒过程也须作进一步研究。当时,研究人员或许尚未曾充分与“大众打成一片”,但他们的工作显然得益于农民之创作性合作。
  
  文化革命改变了科学家到农村的方式。他们现在跟农民同生活同工作,因而,使他们的研究,产生了较好的了解。增加了解之另一重要原因,是农村技术基地的发展。每个生产大队有技术组,多数的公社有特别的昆虫化学控制小组。这些小组都是本地人,或者是中学毕业生,受过当地农业的教育,或者是较有农业知识的老农。化学控制组的农民比较年轻,或许比较老农受过校多的化学和数学教育。当研究所的成员去公社时,在中学和在整个公社开班。由于在农村这种密切的合作,研究所的工作,可以得到较迅速较有效的考验。他们做出一种新农药,叫做“Phoxim”。同时在不同情况下,对不同昆虫进行试验,这都是因为得到许多公社和小组在田里的合作。
  
  化学杀虫剂的安全,现在美国成了个大辩论问题。在中国,对此问题也引起了关切。虽然,中国的农业发展用化学杀虫剂少得多。中国人认为使用化学杀虫药作为控制害虫之唯一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他们最初开始时,他们试过各种控制害虫的方法,不只是化学品而已,虽然他们发现。某几种害虫只可能用化学品加以控制。由于他们的智力和能力发展了,他们开始研究新的控制害虫的技术,特别是微生物和寄生虫的控制。现在,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这应着农村不同地区的需要。
  
  必须先肯定新混合物对人民、牲口及其他动物有毒,然后才能衡量它的价值。研究所曾在脊椎生态实验室做了小量的、短期的试验。该脊椎生态实验室也做过有关控制老鼠的试验。职员们的意见认为,有机磷质式的杀虫剂在长期积累的不易察出的毒性方面,较有机氯杀虫剂如DDT,“阿林”(Aldrin)及“迪尔特林”(Diedrin)为少。对毒性作长远的饲料研,那是卫生部的事情。政策的决定诸如用哪一种杀虫剂及生产方法以及研究上的指示,都是在每年全国大会上做出来的。在我们参观期内,那个会议是在广州举行。会议起了传达研究与试验成果的作用。出席的不但有全国的研究人员,还有农业、商业、化学工程和燃料各部门代表出席。
  
  广州中山大学昆虫学部
  
  在我们参观中山大学昆虫学部的时候,我们听到更多的有关中国正在做着完整的昆虫控制工作。在我们会见期内,两位很亲切的科学家李丽英和蒲蛰龙对我们特别有帮助。李丽英是位年约四十岁的妇女,蓄着短发和戴眼镜,个子瘦瘦的,态度很友好。她是广州昆虫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害虫控制之生理的方面。她一度在苏联学习。在这方面,她是五十年代中国科学家赴苏联或东欧受技术训练的典型。她的有关昆虫的技术英语知识真是好极了。
  
  蒲蛰龙代表年纪较老的一代,却也是中国科学家重要的一代。他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在美国明尼苏打州大学研究昆虫学。解放的那一年——即一九四九年——回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没有大规模的科学研究生教育。许多中国科学家到外国——美国、西欧或日本去留学。在革命胜利之后,这些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回到或留在中国的,占相当大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年,他们在发展中国科学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蒲是昆虫学教授。短小精干,大约五十来岁的样子。他样子很和气,说得一口好英语。无疑还是因为他在美国呆过的原故,并且显然他在他自己的专长和其他方面,继续保持英国语文的研究。此外,他还可以阅读德文、法文和俄文。人们可能预料,他在五十年代学了俄文。当时,苏联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是很大的。蒲的妻子和李的丈夫两位都是昆虫学家。蒲的妻子跟他在同一实验室工作,他们俩常常在害虫控制工作上合作。
  
  在我们跟这两位科学家一次讨论中,李把中国的害虫控制计划分为五类加以概述。
  
  1.化学性控制 当害虫大群出现的时候,农民必须用有机的或无机的化学物杀虫。这种情况是很常出现的。这个方法有着严重的缺点,即是化合物可能伤害人、动物或甚至伤害正在受保护的农作物。
  
  2.生物学的控制 这方法在中国有其古老的先例,即是利用益虫去杀害虫。这方法已大力地加以提倡,因为用作生物控制的虫类,对人、动物或环境都无威胁,并且使用起来价钱便宜,农民自己又可以制造。但是,生物学的控制也有其缺点。要制造大数量的益虫,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方法不能应付突然出现的大数量的害虫。并且,某种的益虫对食物很选择,并且这种益虫只进攻一种或少数几种很亲近的害虫。因此,大批的害虫需要大批的益虫,而这种益虫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
  
  3.农业性控制 许多害虫可以用选择的作物品种来加以控制。这种品种在遗传上是抵制害虫的。也可以用操纵耕作方法(如种植时间,犁田时间烧旧茎杆等等)来阻止害虫的发育。李强调说,农民对这些方法有长时间的经验。他们对田里昆虫的习惯,以及利用昆虫的习惯,以想出适当的控制方法,都有熟习的知识。
  
  4.人为控制法 这类方法简单有效,诸如派几百人出去灭虫或用手捣毁害虫的卵。西沟公社曾用这个方法对付一大批的毛虫(一种飞蛾幼虫)。这种毛虫威胁到松树种植园。也用过较为巧妙的方法,如西沟所用的灯光陷阱。李对我们说,这种用灯光诱灭飞蛾的方法,在中国广泛流行。
  
  5.混合控制法 中国人有一个理想,试图结合几种方法,以控制某特定作物或一个地区内所有各主要害虫,何种方法适合何种害虫,可加以选择。李特别指出甘蔗害虫,使用了一种极微小的寄生黄蜂——广赤眼蜂来对付甘蔗钻孔虫很有效。这种钻孔虫也是一种飞蛾幼虫。自从甘蔗田受其他许多害虫侵袭以来,还不曾使用过这种生物学控制方法,所以仍然须用杀虫剂。但是,因为杀虫剂会杀死黄蜂,所以这两种方法就积不相容。在任何特殊情形下应用哪一种方法,那就要看田里的特殊情况而定。
  
  蒲蛰龙详述了中国社会与生产需要以及生物控制方法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个想法并不新。华南某些地区的柑园中,使用蚂蚁来控制其他害虫,至少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这样做了。这种方法现在仍在继续使用,虽然似乎已逐渐少用。据蒲蛰龙解释,几年以前,在广州附近地区一个地方,我见到有人使用这种蚂蚁控制柑园内的某种虫类。但近年来他们已不大用这种控制方法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用化学控制用得太多,化学控制会杀死那里的蚂蚁。第二,蚂蚁会使柑树带来一种疾病。所以用这种方法的柑园,逐渐地变得很少很少了。但是,这个方法是很古老的。所以我们说,也许中国最早用生物学控制方法。
  
  在动物研究所有人告诉我们:文化革命促进了中国科学家大力使用生物学和混合控制方法。该研究所专门发展与试验新的化学杀虫剂。但是,当科学家下田跟农民在一起时,他们仍用化学以外的其他方法来控制害虫,极力避免使用化学剂。主要考虑到化学剂对人口稠密地域可能造成危险。例如小麦季节,在北京周围郊区使用寄生黄蜂,比使用化学品所需的时间会缩短一些,并且危险也少些。
  
  蒲很同意这种想法。他告诉我们:政府认为现行的杀虫剂使用得太多了。因此,很关心杀虫剂遗留在土壤中的问题,以及使用后毒素长期留在动物组织内的问题。他说,目前,化学杀虫剂虽然是必要的,但研究人员应当发明一种对人民害处较少,而对昆虫毒性较多的杀虫剂。他批评中国的杀虫工业太多模仿外国的产品,并说,中国应当多努力于独创的化合物的合成。
  
  蒲自己的研究已趋向于用寄生黄蜂来控制害虫。这些小昆虫产卵于寄主卵内。黄蜂幼虫在寄主卵内孵卵,将在发育中的幼虫吞食。一般来说,特种寄生黄蜂袭击的只是同种属的寄生蜂。使用黄蜂控制法,主要有赖于选择与想要控制的那种害虫同种属的黄蜂,然后想办法大量培养这种黄蜂。
  
  除了使用广赤眼蜂来对付甘蔗钻孔虫之外,蒲和他的同事在使用赤眼平腹小蜂对付荔枝刺虫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荔枝刺虫学名叫蝽象臭虫)。荔枝刺虫会吸食荔枝树汁,使荔枝尚未成熟时即落了下来。为了要研究一种方法来对付这种害虫,蒲的小组便与广州昆虫研究所合作,并跟广东省盛产荔枝的东莞县农民合作。在一九六九年开始进行的研究过程中,广州的科学家去跟农民同生活,他们一起工作,克服了在培养黄蜂中所碰到的许多技术困难(诸如培育率低,雌黄蜂的缺乏以及死亡率高),从而使利用黄蜂杀虫的方法能行得通。蒲本人与农民生活了六个月,在他回到广州之时,他曾训练了三十个农民技术家,救他们以培育并部署赤眼平腹小蜂对付荔枝臭虫的方法。现在,广东省已有五十个站培育寄生黄蜂来控制害虫。
  
  下午,我们跟李丽英一同去蒲在中山大学的实验室,该大学是在广州郊区,是广东省一所主要大学,校舍延布于多亚热带植物的美丽环境中。蒲站在昆虫研究所的前门迎接我们,带我们到里面去,指点他住所周围的房屋。在一间保持冷温度的房间里,温度从摄氏十五度到二十三度(即华氏五十九度到七十一度),他安置了一排有光线和温度控制的橱子,每个橱内有隔开的容器,温度自七十五度到接近一百度。每个橱内装有传感的遥远控制器,连接到另一室的一块精巧仪表板上。温度即从这块板上加以调节。蒲说,这些橱子建于一九五八年,橱内除去一部分之外,其余各部分都是在中国造的。控制温度装置是不容易建造的,显然,他以他这个组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蒲氏这个组利用这些橱子,以判定培养用作生物控制计划小的昆虫之最好的温度和湿度。现在,他们又在研究另一种赤眼黄蜂,这种黄蜂寄生在水稻卷叶螟中。为了要大量取得这种黄蜂,他们以野蚕蛾为代用的主虫,在它的卵内进行培养。这是奇异的野生蚕蛾,有些农村地区培育此种蚕蛾,是为了它能吐丝作茧。每一天然主虫卷叶螟,只能生产一两个寄生虫,蚕虫蛋则比较大。因此,每个蚕虫蛋能生产二十个小黄蜂。如果用这方法培养的黄蜂对付害虫有效,那么,农民就能与本地的生丝工业合作生产寄生虫黄蜂。
  
  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两个穿着白实验外衣的技术员正在桌上用显微镜和其他简单设备如玻璃瓶、镊子和小酒精容器。这种情形人们在任何美国昆虫实验室也可以见到。他们正在实验室寻找可以交替用的寄生卵来提高它的寄生率。这个问题已获得部分的解决,他们将盒子的底部分成几百个小孔,每个小孔放进几个寄生卵和寄生蜂。每只黄蜂(寄生蜂)有个空间,可以自由自在寄生在里面。蒲告诉我们,在他的实验室工作的三个技术员,两个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是技术学校毕业的。
  
  我们行过大厅,走进一间房里。房里摆了一列毛虫架,那大的、有斑点的绿色毛虫,舒服地在啃新鲜树叶。这是野蚕虫的幼虫,它们能为黄蜂生产代用主卵。除了用幼蛾产卵之外,蒲的实验室还开始用幼虫的病毒作实验。这叫做核多面病的病毒。科学家们希望最后搞出一种用病毒控制害虫的方法。就在同一房间里,他们正在培养一种菌类作此种用途。在过去两年内,公社自己已在培养此种菌类。
  
  蒲认为,在华南(广东、广西、福建)生物控制比在北方较为成功。或许是因为南方气候比较温暖,一年到头都可以培养寄生虫。在美国,由于经费不足,跟可以供应市场的化学杀虫剂相比,生物控制研究毫不重要。美国很少生物控制方法研究,这今为止,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亚和海湾各州。这些地区像华南一样,一年到头气候温和,并且都是培种季节。
  
  除了已提到的几种方法之外,蒲也提及生物学控制其他方面的研究。某些公社利用鸭子去吃作物中的害虫。这虽是一种原始的方法,但却是很有效的方法。其他公社也曾发明使用一种可传染的细菌——苏芸金杆菌对付稻、茶、棉花、各种蔬菜和树林里的毛虫害虫。他强调,和其他社会微生物控制实践相反,中国人民公社的人民却生产细菌。有些公社用简单的土法把鱼、肉或豆做成液体媒介,去培育细菌。把这种混合液体直接喷散到田里。另外有些公社则建立生产细菌的小厂。生产组利用细菌喷散,已能减少化学杀虫剂使用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并使生产量不致蒙受任何损失。
  
  我们于下午跟蒲蛰龙的谈话,又谈到中国目前科学机构方面以及文化革命所带来的改革。我们开始谈时,由蒲谈了这些年他下乡的个人体验。他本来家住城市。他对我们说,他和其他科学家最初去农村时,他们都不熟习农村的生活情况。这要追溯到五十年代,当时的农村是比较穷的。可是,自从那时以后,农村的生活水平已相当地提高,广东省很多农村,特别是靠近广州那些农村,现在所享受的生活情况几乎跟城里相等。
  
  他暗示出这个事实,就是,农民的见解跟城里人并无根本的不同,农民欢迎来自城市大学和研究所的访客。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后。我们问他,文化革命以后,农民的态度是否有改变?蒲说,他认为有改变。他继续说:在文革之前,去农村的科学家并不很多,并且因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农民和科学家并无密切的接触,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农民往往不明白科学家在搞什么,甚至也不了解大学干什么。但是,文革之后,许多教师以及科学家都去农村。据蒲说,他们跟农民同生活同工作,并且跟他们交朋友。农民也到大学回访,并且在大学受到欢迎。蒲说,“在我的家里,常常有农民来看我。有些几乎每星期来,至少每个月都来。”
  
  改用化学杀虫剂,也是在文化革命期内才热烈开始的。蒲说,在此之前,虽然可能在甘蔗钻孔虫方面使用生物方法控制,但农民常常不容易接受。在文革期内,科学宣传队到农村去普及各种害虫控制方法,并组织农民作科学研究。蒲提到我们在西沟公社看到的那种科技组。农村的四级科学组——即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这四级——都在文革期内和以后才组织起来的。
  
  在文革期内,大学生去农村做宣传工作,是很普遍的情形。他们跟农民一起干活,同时向农民学习。因为他们把科学研究和教育向农村扩大。自然,这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也不是不需任何斗争的事情。蒲,。有两派意见不同和互有矛盾的学生。有时他们去农村,发现农民持有另一种意见。这种情况会导致争吵。但是,蒲说话时引了毛主席的话说,文化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革命是不能太客气的。
  
  那时,不管科学家、学生和农民之间有什么歧见,现在看来这个普及农村科学的运动,是很成功的。除了本地科学组的固定机构之外,蒲叙述了一个典型的生产大队。那大队使它的稻田和蔬菜田散发大量寄生虫,少用化学杀虫剂。在两年期内,害虫比之附近那些田里大大减少,并且产量也提高了。但是,我们发问,如果实验不成功并且产量减少,那又将怎么样?农民是否仍冒实验结果所引起的生计危险?蒲说,是的,他们会的,但他们仍要做实验.有时,实验的确失败,作物减产。这点大队警惕到的。然而,农民仍然愿把他们的田来做实验,如果害虫的情况很厉害,仍可以把杀虫剂带进来,以挽救其余的作物。而且,农民的收入仍能维持正常。农民既然已经热爱科学实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实验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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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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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呢?!
  
  
  

 
 
‘破四旧,立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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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革命以来的学校


  在我们参观农村人民公社、工厂以及研究机构时,我们想对中国科学发展现状形成一个综合的看法。但是,使我们对中国前途有一个全面的看法的,却是学校。我们所见到的科学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它扩大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方面。继续革命是一个过程,全体人民都要以此作为他们的终生工作而参加。怎样及何时他们参加这个过程呢?如果革命几代进行下去,怎样从一代转到下一代呢?中国儿童是怎样首先接触科学实践和理论呢?一旦接触了之后,又怎样决定那些儿童将成为科学家呢?
  
  我们参观中国的学校之时,问了一大堆有关教授科学的方法和文化革命对学校的影响以及目前教育上的倾向的问题。此外,又因个人作为教师的兴趣关系,听取了中国教师如何参加全面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我们参观了几间小学和中学及四间大学,藉以寻求解答问题。我们知道,不可能期望在一个月之内,对我们所见到的,充分了解其全部意义。我们只搜求一些典型,以期对基本形态有所启发。本节依靠主观的印象、直接的观察、并纪录了与科学家、理科师生的访问谈话,探索了从模范小学,经中学而大学的中国学生的道路。我们曾将参观四间大学的笔记包括在这一节中。因为,我们觉得每一次访问,给我们对教育方法以独特的深思,因而,使我们对新中国的科学和教育的方向有所认识。
  
  幸福村学校
  
  幸福村学校,即一九四九年以前所谓“上海贫民窟学校”,现在这间学校是一所小学,专收上海市七岁到十三岁的儿童。全校有一千五百个儿童,分为六级。有教职员八十人。不仅教传统的语文、算术和科学,也教基本的农业和工业以及军事和文化。此外,学校又为儿童提供了二十种课余时间的活动,以满足孩子们的特殊兴趣。学校还附设了幼儿园和托儿所。这是日间父母有工作的儿童的照顾中心。据说,有些家长宁愿把他们的幼儿送到这间学前学校,因为,他们年纪较大的兄弟姊妹都在附近的小学。托儿所受托五十六天到两岁半的儿童,幼儿园则收两岁半到六岁的儿童。在我们这次整个访华中,在各工厂和学校,都看到类似的儿童机构、都是为有工作在身的父母而设的。这使我们相信,在中国,高度重视白天的照顾。这不仅使父母可以自由从事生产工作和谋生,而且当这些幼儿机构设在工作场所或附近时,做妈妈的还可以去哺乳。双亲在工作日当中,还可以抽空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玩,当有问题发生时,又可以随时照应。
  
  虽然我们主要注意的是科学教育,但我们却发现,为了了解孩子们幼年如何形成他们对科学的态度及科学在一般文化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得对中国社会基本组织的学校有一般的认识,藉以观察在小学阶段发生的早期社会化的过程。只有在早年这个阶段,我们才能对社会的基本形态得到一种看法。因为基本形态是会教给接班人的。
  
  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从欢迎我们的委员会中得到的。一群喜气洋洋的学生和教员站在学校外面欢迎我们。他们敲锣打鼓,满怀兴奋,人声喧腾的迎接我们。在我们从车中步出时,他们还不时用英语“哈啰”向我们打招呼。使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并无人企图抑止学生的欢呼,也没有人想去压制学生们的热情。反而有一小群人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先作自我介绍。在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别的人则自动静下来。稍稍交谈几句之后,我们步入主楼,孩子们跟在后面。他们静静地回到他们的教室,显然无须成人指点。并且也没有排队,如我们在美国学校所习见的那种男孩先女生后。
  
  进到学校,我们在白色墙壁中间走着。墙壁上稀疏地挂着孩子们画的彩色壁画。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周围的活动并不多。我们从各教室经过,孩子们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做他们的作业。有时教师走出教室,教室内并无什么嘈杂。自然,我们知道全校的秩序必定是最好的。但是,在这样年龄的儿童,学生达到这样的自律程度极其少见。至少,从我们的经验来看,美国的小学生是极少这样的自律。
  
  当我们在参观时,我们注意到,许多儿童结着红领巾。那似乎是行为优良的标志。我们问我们的东道主,这是什么意思。据说,他们是红小兵,是同学和老师根据他们学业选出来的。他们的德智体三方面的发展,以及他们帮助别人的态度,都是被选为模范生的标准。实际也就是模范公民。但是,有优良标志的学生,并非享有特殊地位,也没有什么特权。相反,加给他们的责任更多,他们要为同学们服务,扩大他们的队伍,以包括全体学生为目的。我们环顾一下,事实上我们看到几乎有一半的学生都是红小兵,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奖励竟能在孩子们中间这么广阔地展开,而仍能维持它们的吸引力,顽皮的学生怎样?学习落后的学生又怎样?这些学生的教室在那儿?参观模范组的学生是一回事,但是,为了对学校获得一个平衡的印象起见,我们要求去看看表现较差的班级。
  
  我们的东道主对这个要求的反应是,既觉得有趣,也感到自豪。关于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发生的影响,他们的答复特别有启发作用。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中国人在教育上经历过一次大波浪,很像一九五七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后我们在美国所经历的那次一样。教室建造起来了,入学人数增加了,较好的学生被选拔出来,并鼓励他们尽可能迅速上进。总之,学校是显著地增加了他们的学生数量,尽可能快地培养受过教育的学生,以满足新社会的需要。但是据说,由于文化革命的到来,及社会长期目标的认真检讨,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方法会导致新的阶级分化,如像苏联已发生的那样。他们造成一种受过教育的特权阶级,一种管理上的特权阶级,以代替世袭的特权阶级。很像美国“能者执政”的概念,是流动阶级结构所定的典型。这种新的特权阶级,比之较早时的封建贵族更加公开化今日苏联社会跟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将学生纳入才能相同的组或纳入成绩相等的组,其结果在成年社会中只可能是实质上的阶级分化的预兆。
  
  学校因而改革。为了长期的目标,只好牺牲短期的利益。其结果,证明这种改变很对。因为发现,当顽皮的儿童跟迟钝的学童一起学习时,前者的调子降低了,并且学会了容忍。而后者因为受到特别注意,也变得能跟上他们的同学,并且也学得较快了。“但是”——我问我们的东道主——“你们必定还有行为不良的学生——是不是?你们怎样处分他们呢?”
  
  这时候,我们走到讨论室,一面饮茶,一面仍继续讨论问题。一个陪伴我们的红小兵对我所提的问题大声笑起来,别的红小兵阻止他不要笑。他说,“我有一点顽皮”,他说这句话时,面孔有点红。“我和这位老师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他指着坐在下首边的教师这样说。老师则笑笑点头表示同意。这小伙子又说,“但是,我想,如果没有矛盾,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就没有斗争,也就没有进步。有一次在教室里,我在黑板上写中文时,犯了一个错误,老师就在班上纠正我。但是,我骄傲,不肯认错。当我在礼堂上再见到这位老师时,我对他做怪相,把眼睛张得像鸡蛋那么大,向他周身滚来滚去。但这位老师对我很能忍耐,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对我的错误加以解释,同时也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应当承认并了解我们的错误。他容许我批评他。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变成了亲密的朋友。在我们国家,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我们可以互相批评,互相教学,共求进步。”
  
  在我们的小朋友说完他的故事时,他的教师也发表意见说,“有时一个教师批评一个学生,他要是批评错了,就应当当着班上承认错误。要是他不承认,学生就会反抗。我们教师欢迎学生提意见。在文化革命期间,教育哲学显然已发生基本的改变。改变了学校之基本性质,人民负有建设新中国的责任。从学校得到教育,不再是学生唯一的责任,而是教师甚至同学大家共同的责任。大家互相教育。教师与学生的界限已模糊到这个程度,那就是威信要靠知识(建立),而不是凭地位。当一个学生学习上有困难时,不是单独地归咎于他或她或辞退之,而是所有有关方面——教师和同学——共同负责,想出一个共同解决办法。当一个学生因病不能上课时,同班的同学就到他或她的家里去探视,并替他或她补课。
  
  我们还听到其他互助和合作的范例。但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潜伏在整个讨论中的那种精神。
  
  师生之间那种同志感和互相信任感是那么显然可见。对成就的共同自豪之感和彼此间的互相信任,集体学习,集体发展的能力以及应付任何困难的能力,这些都使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整天,我们观察到师生间很多的亲身接触,彼此手挽着手有如朋友一样。正如我们的朋友曾经说过的,“师生的关系是平等的”。
  
  听到我们东道主所讲的故事,在我们看来,他们关系之那么亲切,其关键在于教师和学生双方所表现的坦白批评。每个月教师对他们给学生所下的评语,经常作一次自我检查。在会议讨论之后,还有书面的自我批评。我们问及他们怎样做这种批评。我们根据我们自己教学经验,怀疑这种批评不仅可能使自己坐立不安,而且威胁到他们的教学能力。他们说,不,不会如此。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并不看作是教室内的夺权,反而认为是取得真诚团结的一种方法。卫生教员又说,“教师对指出他们缺点的学生还加以称赞。这样,将会建立良好的教育关系和结构。”
  
  对许多教师来说,这必定是有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若相信这样做是对的,那么,他们就会努力学习新方法。理科教员说,“文化革命以前,我不愿意别人批评,但是,现在我认识到批评的重要。有时,我对学生很不耐烦,还认为不耐烦是对的,因为我是老师嘛。现在,我却改变了这种态度。学生可以自由批评我和帮助我。”因为这话是当着他的三个学生面前说的,我们倒很欣赏他这种坦白。我们又问及他关于小学的理科课程。
  
  因为科学是革命的基石,所以,要学生了解和实践科学,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科学——实验室或实验科学——如我们通常的想法,非到小学五年级,是不能教的。到那个时候,儿童必须学会三千五百宇,作为阅读和写作之用。同时还必须掌握基本数学,并学会阅读蓝图。(这是文化革命之后,增加的一项课程,利用他们的数学训练,给予儿童以一种有用的专门技能。)教师告诉我们,在初年级可望掌握这些技能,(特别是复杂性质的技术。)其实,非正式的科学教学要早得多。不过是从应用到研究,从实际到理论罢了。最先使孩子们接触科学的,是“空余时间的活动”。以及依据兴趣和能力、所有孩子们都参加的课外活动。然而在另一个中国社会统一的例子上,我们发现许多这种活动——从制造火箭和拆开机器到打乒乓球——都是由一社团中的退休工人组织起来的。那些社团退休工人自愿献出时间,跟学校孩子们一道工作。
  
  我们要求孩子们谈谈这些活动的情形。我们被带出中央教学大楼以外,到一个周围有一长长的一层建筑物的院子里,许多的课外活动都在那儿进行。我们看到一间房子里孩子们正在打乒乓球,在另一间房子里,孩子们正在画毛笔画和做刺绣。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十三岁的孩子们正在学剪发,他们的“顾客”是幼儿园的孩子们(两岁半到六岁大)。孩子们坐着聊天,等候轮流剪发。在院子下面较远处,我们发现有人在做木工。教木工的,是该区的一个已退休的木匠,他是自愿来担任教学的。孩子们正在学基本的木工技术。一面也修补学校里的破烂家具。至于科学方面,在我们离开本工地区步入院子时,我们听到引擎的声音。有些孩子把在阅读蓝图班上学到的经验,拿来制造飞机模型,配上汽油引擎。其他的孩子正在用干电池引擎,装上模型汽艇。因为听到一架完成了的飞机的嘈杂声音,我们注意到有两个孩子将三支火箭中之一支火箭发射出去。(院子中央搭了个小小的发射台)。用一根火柴将短的引线点燃,便使天空火箭呼呼地越过周围地区的房屋而高飞。飞得最高时,一把降落伞扑的一声,从火箭里发出来,而张开了,并且飘飞到附近的一条街上。
  
  在院子对面的一间房子里面,现在,我们看到成对的十岁和十一岁的孩子用针在练习针刺。他们坐着在阅读一本有关针刺的小书,手里拿着针,或者将针置于特别的部位。孩子们正在这里拿自己作实验,以取得对若干针刺部位及其效果的了解。当然,学校很强调农业,所以,有一组学生则学会生产“九二〇”化肥,他们并用这种化肥来种蔬菜。另外,有些学生学习做肥皂,学校和本地区都用他们做的肥皂。学生每一种活动,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成果是具有生产性质的社会贡献。对这一点,师生们都很引以自豪。
  
  究竟空余时间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大清楚。因为这些不单单是课后的活动,而是整天在活动。幸福村的孩子一星期上学六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三十分,中间有长时间的午餐休息。午餐时间冬天是十一点半到一点半,天气暖和的时候是十一点三十分到两点。午餐休息使全部时间加长了。时间长的道理很简单,主要是照顾父母有工作的儿童。孩子们做学校有关活动之时,他们的父母也正在工作。有些孩子回家去吃午餐,那是因为恰好也是他们的祖父母、家人或父母用午餐的时间。其他的儿童则留在学校午餐,也在学校休息。
  
  空余时间的活动,看来是为不在上课的儿童提供各种教育、体育和文化的机会。这些活动也给孩子们和教师们更多互相了解的机会。幸福村学校在许多教学计划上,大量依靠退休的人跟学生一道工作,藉此也使老年人把他们的技术传授给孩子们。在这些活动中以及在全部正式的课程中,都鼓励孩子们提问题。因为教师相信,知道如何发问并能从许多现象中看出问题,是科学方法的根源所在。这种方法不仅只是教师想要传授给学生的一些知识。这样,学生将会继续在每一个学习领域使用科学。我们一再听说,科学是解决问题,为人民服务的。
  
  在五年级,每星期正式开设科学课程。我们要求理科教师谈谈课程的情形。他告诉我们,他教的是有关机械、农业和水利的基本知识,以及科学理论联系一般经验的其他方面,讲的都是属于基本的东西。例如讲授火的一课,就邀请本地救火队队员向学生表演如何起火和灭火。教师回到教室就跟孩子们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会燃烧。在学习电力时,就利用眼前环境中的材料,描述具体的上海电流(二二〇伏特)的情形。接下去就讨论在做电路工作时,应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教师提供这种知识,儿童就可以在教室学习有关装配和修理电灯。教师首先示范如何将灯光开关拆开,然后再把它装回,再教儿童们练习一遍。一旦他们掌握了这门技术,在家庭或学校发生电灯问题时,就要他们去装配灯光。这间学校的儿童负责修理广播和照明设备。
  
  为了使孩子们对动力学有基本的了解,教师便带他们到运动场去。那儿有盛满了土的一辆手车,学生们轮流推拉手车,并问他们怎样才能使装载物较易或较难推动。然后回到教室,由教师解释,怎样及何以有些东西在我们看来较重或较轻。孩子们不仅学习物理学知识,而且再一次可以真正应用科学,这样,一般工作也就比较容易做。在幸福村的科学训练方面,重点尽可能放在许多具体实验上。这样,可以从实际方面去了解科学理论。因而,使科学变成改善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知识。
  
  这里,也是在正式科学堂上,我们发现科学对周围的社会及对生产有许多直接的联系。附近工厂的工人到学校来传授他们的技术及工人的经验。我们碰到一个工人正在教学生如何制造电动马达,一个木匠教模型建造,另一个男子教半导体的制造。跟附近的一个电报站也有挂钩,学生到电报站学习如何拍发电报。通过这些实验,孩子们不仅得到了科学知识,而且也对劳动及劳动人民有深厚的尊重。孩子们一开始就被告知,科学对日常生活多么重要,及普通人如何了解科学和应用科学。孩子们不会被科学的“魔术”弄到神秘莫测,或者望而生畏。他们知道通过科学,他们可以协助建设新中国。在实践中去教科学。把科学作为人民劳动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再用这种工具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北京第十五中学
  
  我们在北京第十五中学,受到约十二位的学校人员的欢迎,其中包括教育组的副主任、医生、教师、一位工厂代表和几个学生,还有红卫兵的成员。

  从天安门乘车到这间学校约十五分钟。这间学校是一个有几座大楼的建筑草,校园相当大,建于一九五二年,有二千零十五个学生,一百三十七个教职员,其中包括教师八十七人。有一个党支部(由十八个教职员组成),并有一个由十二位教师组成的共产主义青年领导组。有二百零五个学生青年领袖,分做八个支部。有一千个学生是红卫兵成员,占学生总数之半(在一千个不是红卫兵的成过中,有六百名是一年级学生,还不符合红卫兵的资格)。学生申请加入组织,必须由同学推荐。选择的标准是根据学生的行为、为别人服务的愿望、以及德智体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像红小兵一样,红卫兵对学生的成绩提供承认,因此,他们对其他学生要起模范作用。学校的日常管理和行政由包括老中青三种成员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处理。
  
  中学共分五年。初中两年或三年,大致相等于我们美国的初级中学,高中两年或三年,像美国的高级中学。在北京的第十五中学,每一级有政治、(中国)语文、数学、外语和体育训练等课程。另有生理学、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卫生、农业、音乐和美术等课程。学年包括三十三个星期的上课,四个星期的农业工作,四个星期的工业生产和一个星期的文化节日,其余的时间是假期和在家里的自修。一年有两次教师和学生组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互相纠正错误,并互相学习。
  
  我们的参观,使我们看到在校园进行的几种不同的活动。在教学大楼的教室里,我们看到了生理学的上课,是有关眼睛结构的课程。我们获悉这一课程是跟保护眼睛相结合的。每天全校有两个十五分钟的时间作眼睛运动,目的在强化眼的肌肉并培养良好卫生习惯。
  
  在一堂物理学的课堂上,我们见到教室上课的一些情形。教师在解释一个概念,随之作示范表演。在解释时,黑板上写下一个方程式,并挂上一张正弦和余弦(此二弦系三角专门名词)曲线的彩色粉笔图。教师在讲解时,我们可以看见某些学生斜依在邻座同学身边,仿佛他们正在想要求再加以解释。教师讨论了一番之后,他要求一个学生站到前面去,表演一下教室前面的电灯是怎样开的。表演完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跟电路有关的物理学问题。这时候,学生们便生动地讨论起来,讨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从教室的背后,我们可以看见四方八面都伸出头来,分成了二三四或更多的组,彼此交头接耳,以求得问题的解决。答不出问题的学生并不任其外出,因为道无助于他们迅速求得答案。相反,看来还要找这些儿童。叫他们参加他们班上同学的动力学组。带笑容的教师面向黑板,等待嘁嘁喳喳的声音停止。然后,要教室内若干学生把解决的方法提出来并加以解释。在我们离开教室时,教师问全班,有没有人还不明白。有人答称都明白了。然后,教师再拿出第二个题,叫大家讨论。我们乐见教室内这种作法。除了音乐课是例外,我们迄今见到的教室秩序很好,教室内一般是四十个儿童。坐着听讲,或者是师生之间逐一的讨论。在这个教室内,我们见到的是知识的共同探讨、和在实践中信赖集体解决。
  
  在院子外面,我们又参观了体育课,学生们从事跳高、接力竞走、翻跟斗、拔河游戏以及打羽毛球。在学校诊所,我们参观了一堂医生执教的卫生课。在教室的一边墙壁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朵美丽的花及“欢迎美国朋友”的标语。在对面的墙壁上,挂了大批的传统的中国的干草药。这些都是学生在北京郊区山上旅行时采集而来的。他们采集了草药,把它们带回,挂在墙壁上,供大家观览,使它起着“墙上中药字典”的作用。那位督课的医生告诉我们。到春天的时候,他和某些学生将再去山上旅行,采集更多的草药。我们还听说,班上有些儿童碰到本地区内发生疫疾的时候,有资格替人打预防针。
  
  当我们走进去时,卫生班正在上课。学生分为两组,正在互相作针刺实习。在颈、头、耳、手臂和手各部寻找穴位。他们学习针刺有两种方法,或者用一个一尺高的塑料洋囡囡作针刺实验,洋囡囡身上都明白注出针刺穴位。另一种方法是有着注明穴位的人体图。另外还有课本,叙述在某一特别穴位针刺所发生的各种效果。有三个学童正在用一具电动针刺器在做针刺。这种电动针刺器是最近才发明的,用以节省用手插针的劳力。在长时间手术或同时涉及用几口针的手术时,这种电动针刺器特别有用。它是一个小型装置,其大小约如一架手提收音机,装上低电压(约六伏特)的电流跳动,其产生的效力和手工操作的针旋转相同。
  
  所有的学童正在用科学方法,取得有关针刺的直接经验。他们正在学习使用它、并使他们自已取得对针刺的信心。孩子们对针的使用,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可以看出许多儿童面带笑容,看来他们真正是在自我欣赏。在问到他们时,他们能对我们解释针刺的方法及针刺在不同穴位所产生的效果。他们正在受中国医学的基本训练。他们不仅要如此了解它,而且遇到疾病或意外而不能马上找到医生时,他们就可以权充一下医生,把他们学到的医术拿来应用。这意味着,年轻的一代中有一大部分人正在成为受过训练的医务辅助人员。
  
  我们还参观过校园里的两间校办工厂。第一个生产单位涉及半导体的制造。其过程分成几个步骤,包括使用一个真空炉,几个大型设备,将半导体的组成因素结在一个插头上。此外,又有一个制作相当精致的装置,学生可以在那儿试验成品。这个单位实际是与一间大电子工厂订有合同的工厂,由那电子厂供应设备和原料,制成品即交由该电子工厂使用。每个一年级学生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在工厂。在此期内,儿童们不是上课。而是每天工作六小时,每天工作后花两小时学习科学理论。遇到这种情形,工厂由一个退休的女工指导。该女工原本是在一间国营工厂协助制造半导体的。该厂的其他工人也在这个较小的厂内作指导教师,教些理论课。
  
  校园内第二个生产单位,是一间化工厂,儿童们在厂内制造硅胶,作为一种干燥剂(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框架,须用这种干燥剂),以保护敏感零件,免因潮湿而损坏。儿童在第二学年做这种工作一个月,每天花六小时从事实际制造,两小时上有关制造的理论课。虽则那是三月初的乍暖还寒时节,工厂一部分单位是在户外的,即是在有阳光的院子里。在这里,我们见到一群孩子围在一个大水桶的周围,地上有几个小的褐色瓶子。他们将玻璃容器过细洗过,并将它们放在日光下晒干。这样,瓶子还可以再用。下一个步骤就是制造硅胶干燥剂。这里,成对的女孩子在把两种化学品混和在一起。另一个过程是把这种物质中和起来,然后将硅液倒进金属盘中(像一个九乘十三寸的焙锅)。当硅液完全凝结成为一块固体时,八个孩子组成的一组将这块硅打碎成为小块的硬凝胶,再在这小块硬凝胶上加上一个钴指示器。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晶体若有潮湿,硅石就会变色。这就提醒用户,应当增加新晶体,以保护原料。使晶体变成深蓝色的钴指示器,可以将之在砖炉上烤干。冷却时,就可以装入褐色的瓶内,这样,它就成了成品,可以准备推销了。
  
  校办小工厂,其职工主要是学生,不过由有经验的工人加以指导,这种校办工厂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务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得的许多原理,能付诸实践。这种结合,也在劳动人民的生活中直接教育着学生。同样,附设在学校的一块菜地,供学生种菜,藉使学生懂得如何将科学应用于农业上,从而取得一点基本的耕作技术。
  
  年纪较大的学生表演了歌舞之后,我们就讨论教育政策问题。我们想知道文化革命对第十五中学所产生的一些变化。东道主告诉我们,旧的教学方法诸如不养成学生有独立行动能力,填鸭式死记硬背式以及“百科全书式”的训练,已不再被认为是良好教育方法。现在,教育结合理论工作(例如物理课),生产劳动(校办工厂、卫生诊疗所,农业)和无产阶级政治(学生在工农中直接从事生产,使孩子们尊重中国的劳动人民)。就我们所闻,十五中学没有一定的成规。所有的儿童都学物理,所有的儿童都学工厂和农场工作,因为对所有儿童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都被认为重要。
  
  一年两次的考试也改变了。现在的重点着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只是死记事实。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在考试之前,先给学生出题,并使学生有机会跟同班同学讨论这些问题。最高的分数,不是给予每一个都是重复回答在课堂上学过的问题的学生,而是给予提出新的且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的学生。
  
  教师的任务也改变了。现在是希望教师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帮助水平低的学生。第一,教师要想办法找出学生为什么学习有困难。如果一个学生身体不好,教师(或一组教师)要到他家里去教他。其他的学生在家里也许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足够的时间放在课案上。教师就去访问这些家庭讨论这些情况,看看能否做出什么改变,使这些学生有较多的学习时间。学生本人也要特别努力,就是希望他们互相帮助。由较为先进的学生去教较为迟钝的学生。这也被认为是如何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有这种特别的注意,仍有少数学生跟不上。在这个学校,仍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学生留级,多读一年。
  
  自然,这些改革有许多仍在实验阶段。缺点是有的。而且可能继续发生。缺点之一是,第十五小学不能满足良好教学需要,因为仍然有些班级的人数在五十个学生以上。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学校正在向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发展。在中学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其发展的方法,是透过所有有关方面,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清华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在天安门广场西北,约行车二十分钟可达。大学是在一个建筑物和农场遍布的地区。建筑物多数是现代式的大楼。由于文革以来,大学在扩建和改建,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未完成的样子。在我们会见大学东道主之日,我们被陪伴至一小会议室,我们在室内做了自我介绍。主人给我们讲述该校的简史,特别着重文革所发生的变化。
  
  清华是一所科技大学,包括十一个学系和四十八个专业,系分为电子、工业自动化、高度精密仪器、机械、电力、工程化学、工程物理、土木工程、无线电工程及水利。目前有两千六百个教师。文化革命前,学生共有一万二千人。在文革期间,停止招生。文革前的学生,已于一九七〇年毕业。清华现有一二年级生共四千五百人。
  
  这间大学成立于一九一一年,是用庚子赔款(赔偿美国人在“义和团事件”所受的损失)办的,“属于”美国人所有。美国人的目的是想在中国人中间,培养一些“监督者”。中国人说,负责这个计划的美国人,觉得利用这间大学是维持美国对这地区(指中国)的控制之最好的方法。清华像其他中国大学一样,在五十年代曾企图改革教育。但是在一九六一年,这些改革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少奇路线”的抨击。到一九六五年,文化革命在北京开始,贴大字报批评大学行政。清华学生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列。(威廉.韩丁在他的近著《百日之战。文化革命在清华》即Hundred Day Wa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中有生动的描写。
  
  尖锐的不同意见加上政治经验的缺乏,其结果,在一场激烈的、最后演成暴力的斗争中,清华分裂为两派。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由城市工人与人民解放军出面干预,停止斗争,开始致力于不同意见的解决。一九六九年一月,大学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执行教育改革的实验工作。改革的根本是实行毛主席的指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一步是停止直接从中学招收学生,要求所有的学生来自工农及人民解放军。大学免费,有五年工作经验的学生,在学习期内,仍继续领取同样的工资。
  
  清华学生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时间,花在科技学习方面。包括在工厂工作的时间在内。百分之十五的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五的时间做农事工作和“学解放军”。所有中国大学和学院,和全国的目的一致,清华现在也采取“开门办学”的教育政策。据说,这包括在大学开办的一间拖拉机工厂和电子装配厂,并跟外面的工厂挂钩,派师生到那些工厂工作。先进的学生也可以在外面的实验室工作。据说,具有这种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觉得,课本上的理论比较容易弄通。工厂的工人通过成人班也可以上大学,有机会根据实践来钻理论。学生和工人双方共同生活,以便彼此互相学习,从而拆除我们美国社会中所谓“纯理论之幕”,是这个纯理论之幕,使彼此分开。
  
  我们参观清华,从土木工程系的大堂开始,贴在墙壁上的有师生完成的建筑设计。有一张设计是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对面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那是跟设计院合作的,主要构图是在清华做的。大堂中并陈列了若干建筑物的蓝图及格规。其中包括该大学的主楼设计蓝图,图上显示暖气体系、水管安置、电线装置等等。学生和教师曾参加建筑。在工程进行时并审核与改正设计工作。他们并为某住宅区做了一项设计,先是要求住在该住宅区的人提意见和建议。工人学生并为某动力厂做了一项设计,工人学生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上。正如在其他方面的情形一样,据说,设计工作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便于直接讨论设计问题起见,贴在墙壁上的每一设计图上都附了一张纸,以便其他师生可以提意见。据土木系说,此举在于引起人们对土木系的设计工作提意见。
  
  我们正东道主陪同之下,穿过大学人员所设计的一间音响实验室,它是用以测验器材的吸音情况的。北京地下铁路所用的器材曾在这里测验过。另一实验室是用作设计歌剧院的。我们见到一个小小的电子生产单位,那是既作为一间工厂又作为一个课堂的两用单位。在我们参观时,学生正在上其他课,所以只有大学的工人在场。在搞动力单位稳定器的十五人当中,有十四个是女的,做着细致的电子工作。其中一人停下来,对我们解释,说她和她的同伴们,用部分时间学习,以图取得有关电路原理的知识。这样,他们在工作中就知道怎样利用这些知识。正规学生也参加此项工作,给工人们当在职教师的机会。
  
  然后,我们到大学图书馆参观。图书馆拥有阅书一百万册。馆长石鸿华(译音),哈佛社会学博士,是个很友好而活跃的人。在我们所见的陈列品中,有三千五百年前的甲骨文。藏书中有七百年到一千一百年的古本。陈列出来的也有中文的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以及少数民族的和中文的毛泽东著作。也有美国作家所写的书,其中包括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所写的印度支那手册,以及已译成中文的几本论美国急进运动的书。
  
  我们在学生食堂进午餐。一如人们在任何国家所能料到的,学生食堂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和最嘈杂的地方。我们跟学生们站在一行,从桌子下面拿到饭碗。我们餐前餐后都把它洗干净。首先,我们走到一大堆的“饭包”那里,自己拿了“饭包”(饭是用草包包的),然后拿了热气腾腾的蒸馒头,一碟类似馅饼的猪肉,几样青菜和冷藏的水果。在我们坐下来用力使筷子时,我们注意到多数学生用调羹,显然这样会吃得快些。他们成群地或站或坐,并且谈得很起劲,可能是谈有关他们的课业。但是,最可能的,是有关在他们中间出现一群陌生的外国人。
  
  午餐之后,我们参观一间宿舍。在学生房间里分成两组讨论。一组跟六个女生会谈。六个女生中,一个是曾在部队的,一个是曾在海军的,一个曾是铸模工人,其他则是从农民中间来的。那位海军学生的马同志,是一个干部的女儿。一九六八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她参加了海军,两年之后,被她的司令员和同志推荐上大学。她曾是最早的红卫兵学生积极分子。红卫兵在坚持文化革命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曾起过一部分的核心作用。
  
  来自农村的学生,年纪大约是二十四五岁,在未被他们所属地区人民推荐上大学之前,曾工作过三年到五年。甚至他们学习的科系,也是当地人民所建议的。这些年轻的妇女都是学习自动化控制装置的先进学生。她们于一九七〇年入校,本年就将完成学业。她们希望回到农村原来的岗位上。她们对于她们希望作出的贡献,都很兴奋,即使她们知道,根据当地的需要或许要把她们派到其他地区。但是,要她们符合高等教育的要求,曾经有过困难。她们都同样地强调。她们有决心不让任何一个同学落后。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谈到她怎样克服困难。她说:
  
  我上大学时,只有等于初中一年级的教育程度,非常困难。贫下中农对我抱了大期望,我决心要赶上其他同志。同学和老师给我很多帮助。老师往往深夜到宿舍来。要是我第一次不理解,他们就耐心作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解释。终于我赶上了其他同志。
  
  她说得很兴奋,又快,使翻译员赶不上翻译。她的同学在旁边笑。当她说完了时,其中一位她的同学告诉我们,她现在是全班最好的学生。
  
  我们对她的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继续发问。在科学方面女学生的情形怎么样?她们显然带着自豪的口吻答道,几乎一半的学生是女性,因此,男生没有什么特权。在大学的各方面,女性都有代表,马同志本人就是党支部一位委员。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们观察出男性科学家和教师的人数比例较大,但我们无法从我们的同伴中找出相反的例证。(译者按: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团员共十人,男女各五人,人数刚好相等)她们说,诚然,现在多数教师是男子,但道是文化革命前甚至是中国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当现在的一代进到领导地位时,两性的代表权将会相等。同时,各委员会及决策团体的代表比数将尽可能求其平衡。一个学生热情地把她们三月八日庆祝国际妇女节的计划告诉我们。她提到妇女节的意义,它起源于芝加哥,并述及劳动妇女为解放而斗争的重要性。
  
  从这场跟女学生的讨论中,我们再进而谈到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讨论的时间较长。当文化革命开始时,曾在清华念过一年的洪伟(译音)同志说,当时的教育政策是修正主义的,在这种教育政策下,知识是分割的,理论脱离实际,并且是培养特权阶级的。在十年的学习中,洪伟从没有跟工人或农民接触过。他举了一个例。一个专攻植物学的学生从来不曾下过乡。有一次,这个学生教农民怎样种胡桃树,却不知道下面的那株树就是他所说的胡桃树。
  
  二千六百个教师中,有八百个曾是文革前的学生。其他多数是老教师,曾在五七干校受过再教育。在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们曾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用双手劳动,并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学会了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也理解了他们在新社会的任务。有些教师在一间工厂受再教育,只有那些健康不佳的教师留在校内。
  
  一位曾经教了二十五年书的教授说,他在革命前是一个学生。那时,文法学院所用的教材,直接抄袭美国,都是用英文写的,也用英文学。科技教育干脆模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解放后,从一九五二年开始,教学方法就抄袭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学,用中文印出的教材来自苏联。现在,他们自编自用教材,简化得多。并且继续由工人、学生和教授加以修正。
  
  说到这里,我们的一位东道主引述了毛主席的一句话,在改造教育问题上,主要的问题是教师。于是,讨论便转到文化革命对教师本身的影响上面去。个子矮小头发灰白的教精密机械的梁教授,轻声地表达了他下面的一段经验:
  
  文化革命前,我满意于我自己的教学。但是,我的学生却不满意。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我的主要方向变得和学生一样了。所以,现在像我这样的教师也积极参加文化革命。
  
  但是,当学生最初贴出大字报,批评教育制度时,师生之间的意见是有些不一致的。
  
  例如,我的学生提出一个批评,说我教出来的学生脱离工农,理论脱离实际,并说,这些学生将成为特权阶级。当时,我不承认这一切的批评,因此也不接受。
  
  在工厂工人组成的宣传队到校之后,我跟一小组学生到某些工厂,抱有尝试改革我们教育的想法。恰好,我们去过的一间工厂是做光学仪器的,并且有三分之二的技术人员是我以前的学生。
  
  最初,工厂工人和我自己之间,有某种隔膜。那时,我并不了解他们。他们叫我作“梁教授”。后来,他们承认我们是真正愿为他们服务。他们就说,我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全都看不起工人。例如,我以前的几个学生在那间工厂做过一种新仪器,但是,非等到设计好之后,不要工人提意见和建议。工人提出的建议,没有一项被他们接受。他们只是表面上要求提意见,但还是照他们自己的作法行事。据我所知,工人提的建议是很好的。后来,果然学生做的新仪器是失败了,没有什么用。工人拿那些仪器给我看。
  
  我不相信这些学生是我训练出来的。分析了情况之后,我得到结论,学生在尝试做高度精密先进科学之时,忽视了工厂的具体情况和需要。我想他们的世界观是资本家的世界观。因此,他们不注意工人的建议。那时,我和某些学生一起工作,做了一件新仪器,很合用。我们达到这个成功,全靠跟工人们合作。
  
  仅在这段时期之后,我才体会到在文革期内,学生所做的批评是对的。只有自此之后,工人们才将他们心里的话,全告诉我。现在,他们不再叫我“梁教授”,而叫我“老梁”。我们成了好朋友,现在仍然有密切的接触。我在工厂的学生得到工人的帮助,也有大进步。
  
  老梁的话一说完,其他的人也依次说他们的故事。据说,在过去,教师们觉得只须负责准备和提出自己的教材。一下课就立即离开学生。现在觉得,也得对学生的理解负责。所以,下课之后,他们还停留一会儿,对学生的问题加以简化和解答。他们也互相讨论教学方法。有这样一个情况。一位数学教师,通常在班上教得很快,以便能完成他所指定的作业。结果学生很难追上他。别的教师跟他讨论这个问题,要他教慢一点,这就可以使学生多了解一点。每个月,师生有两次特别会议,互相交换意见和批评。由师生两组轮流主持会议。
  
  文化革命以来,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教育。清华各科系强调从坚定的阶级立场观点教育学生的重要性。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学生须先做革命者,后做科学者。电机工程系梁教授对我们说:
  
  我的工作,一部分是党的组织工作。甚至在文革之前,我也教两小时涉及政治的课。像我们这样的教师应当学习政治,然后既教科学知识也教政治。我们与学生一起在农村工作也一起在工厂工作,还锻炼身体——我们叫它作“长征”训练。教师常常和学生一起参加,并且常去宿舍。现在的师生关系,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
  
  在讨论快要结束时,我们问及整个大学的组织。大学的行政怎么样?东道主对我们说,大学现在由三十一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管理。其中工人宣传队占了七人,大学干部六人,宿舍代表一人,学生代表四或五人,其余则是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大学几乎有三千工人,一半在工场和工厂工作,一半在行政方面工作。在文化革命以前,大学行政团体是没有工人代表的。现在,革命委员会每月开全体大会一次或两次。革委会有十多个常设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它们的责任包括政治运动和教育,教育改革,行政以及大学日常工作的处理。
  
  除了革命委员会之外,还有各系的委员会,并选出学生参加。各系委员会派代表到革命委员会,协助革委会进行调查,做出建议并关心政治活动、体育以及其他事项。大学工人除了现存的居民革命委员会及共青团委员会之外,还准备组织一个工人团体。在原则上,党支部或委员会是在所有这些组织之上,它们的成员来自各系、工人及学生团体。在我们参观各机构和工厂时,是革命委员会负责贯彻执行党定下来的政策。看来这是比较清楚的。
  
  大学和研究所的薪水等级,看来比其他工人高。不同的工资并不常常被给予不同的工作,而是按服务年资。以教师来说,新毕业生开始支薪五十六元人民币,老教授则有每月高达三百三十元人民币的。这些旧知识分子,其工资甚至高过革命以前,可能是给予了某种优待,以便他们在自己的机构内保持积极。一个最流行的观念,即是三结合。大学常用老中青三结合的办法,来平衡委员会的名额。传统上中国人认为青年应当尊重老人。现在,他们认为老人和青年可以一起互相学习。三结合有各种年龄的代表在一起工作,大家的技术和知识可以联合起来。
  
  在清华,我们去过的几乎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听说,教育改革仍在实验阶段,有待进一步提出问题和改进。基本的方向虽已决定,但改革的过程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北京大学
  
  三月五日,我们代表团中某些团员访问北京大学,进一步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任务和再教育问题。这间大学在市区西北郊,离天津不远。它是传统式的建筑物,有着园林的风光,与清华比较现代化的设计成一对照。
  
  我们会见大学若干教职员和干部,其中有周培源,他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是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兼中国科技协会的副主任,他是我们在中国的东道主。周行年七十,容貌出众,说话温和,但在对话中,往往流露热情。他不时在翻译员说完之后,用英语加上他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们了解他的意见。
  
  北京大学成立于一八九八年,一度是间教会学校。周培源开始时指出,中国以前的教会学校,曾扮演过文化侵略的角色。“他们在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训练知识分子,为外国目的服务。”他继续说,从它们的起源来说,这是很自然的,正如牛津和剑桥一样,不可能期望该两校训练革命干部去推翻英国政府。一九五〇年各系开始了教育改革。在大学内成立中学,藉此为工农兵及干部提供一个四年为期的顶科。在所有的中学开始从工农兵中招收更多的学生时,大学附中便停办了。文化革命以后,大学开始直接招收工农兵学生,并为受学校教育比较少的学生开设特别班。
  
  据周说,现在认为刘少奇领导下的教育改革过程,采取了错误的路线。因他不加批判地贩卖苏联式的教育。那时候,毛泽东虽也号召学习苏联,但主张学习苏联的长处而扬弃其短处。中国人现在认为苏联的教育是在培养特权阶级。虽然,俄国十月革命有其重要意义,俄国人却不曾有过文化革命,因而没有经过根本的社会改革。他们的学校现在是在训练知识贵族的特权阶级。中国在这件事上有过悠久的传统,几乎可以远溯至三千年前的孟子。孟子认为劳心者应当统治劳力者(即劳心者治人,势力者治于人)。苏联高等教育的目标是训练学者和权威。刘少奇虽号召训练红色专家,但他强调的是专家。这条路线现在被认为是走向修正主义和恢复资本主义。因此,教育制度如课程、教学方法和教材都受了影响。在苏联影响下,文科学习的时间是四年到六年。文化革命以来,文科已缩短至三年,或者更短些了。
  
  知识分子如果与工农相结合,现在就能对革命起着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的结合特别有趣,因为它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首次搞进步运动的大学之一。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开始的。当周培源对我们谈到他自己的经历时,北大过去的历史就变得更清楚一些了: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在上海。当时我是十七岁。我和其他的上海青年参加了这个运动。当时我在圣约翰的附属教会中学念书。因为我参加了游行,我被校长开除学籍。校长是代表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的。
  
  我进了清华大学。这是一间派中国学生出洋留学的预备学校。我从清华赴美深造,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得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当时,我相信教育和科学可以救国。这是改良主义者的想法,不是革命家的想法。
  
  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背叛革命期间,我在斯丹福大学。那时,在美国西海岸的学生分成两派。我与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站在一起。来自清华的我的三个同学,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一位回到北京做地下工作。他被一个叛徒出卖,遭受逮捕而被处死。我认清了蒋介石政府是反动的和反人民的。
  
  我受改良主义者思想的影响,于一九二九年回国,从事科学研究和教授物理。我跟蒋介石政府没有关系,也没有觉悟而认识到毛泽东和共产党解放运动的重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这种觉悟情况是普遍的。我不曾研究过政治,也不支持革命运动,虽然我并不喜欢蒋,我却脱离了政治。基本上只关心自己的工作,教学和研究。
  
  只是在解放之后,进步的知识分子才看出毛主席领导的解放运动的重要。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看出它的伟大意义。
  
  在解放到来的时候,我很兴奋。我认为蒋政府是贪污的和没有希望的。我对于新政时创造一个不同的环境,抱有大希望。那时候知识分子的感情,不同于工农的感情。解放把工人从痛苦和受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所以他们从心底里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比较起来,像我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前过着很好的生活,因此,不能和工农有同一样的感情。国家的日趋繁荣,使我们的感情逐渐接近工农的感情。我们感到更加接近党和毛主席。有很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了共产党,把他们的力量贡献于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从一九二九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但我从未从事过行政工作。解放之后,我被任命为大学教务长。那时候,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地位的重要性。教务长应当训练革命接班人和国家建设的接班人。一九五二年我转到北京大学当教务长。在这里,我们也积极地把苏联的经验搬过来。我们以为苏联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典型,因而抄袭苏联的教育制度。有如美国人说的,我们都是“盲目模仿者”。一九五九年,经过了十年教育之后,我入了党。一九六五年,我被任为北大副校长。在文化革命期间,我挨大字报批评,批评北大走资派追随错误路线。
  
  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之后,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工作上的错误。为了便利我们的再教育,我们在江西省办了一个实验农场,类似于清华农场,也像干部学校。那时,我很想前去并且出于自愿。但同志们认为我年纪太大,不容许我去。在宣传队进来之后,我认识到我工作上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对我来说,这是改造我的认识的一个好机会。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我被群众选为副主任。
  
  这是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我的思想改造的整个过程。许多知识分子的情况,也和我的情况大致相同。
  
  到这时候,讨论便分属两三个人一个小组。我们走到外面,继续我们的谈话。边谈边行,穿过大学的场地,且穿过了一个树林,沿着相当大的湖畔漫步。湖那边有个多层的宝塔。实际那是大学的水塔,我们曾经见到过的。有一个小组与赵恩普(译音)做了一次会谈。赵在文化革命期间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在这次谈话中,周培源充当了翻译。
  
  问:基于你在文革前所受的训练,依你的看法,你需要再教育吗?
  
  答:虽然我在文革前是一个学生,我觉得不论是教师也好,学生也好,他的世界观总是需要改造的。如果一个教师建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他可以为教学服务。在文化革命以前,教育基本上是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我习惯了旧的教育方法和生活。我的父亲是一个在铁路上的医生,我基本上已养成一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如果不加以改造,我当不好教师。所以,我也需要改造。
  
  问:你觉得多数教师都已改造好了吗?抑或还有些人仍然有问题,需要再加以改造?
  
  赵:我们承认,思想改造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思想改造是不能在短时间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说,“学到老,改造到老”。如果不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我们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就会钻进我们的头脑。所以我们不能在任何时间,放松我们的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如何时时继续改造思想。……绝大多数教师在工人宣传队进大学后,思想上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因为封建影响在我国持续了几千年,接着又是三四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将需要长时间来克服封建和资本主义对教师的影响。我要指出,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的思想改造,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仅仅开始走上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须终身走下去。
  
  问:旧教师的改造能完全成功吗?抑或只能完成新一代的教育改造。
  
  赵:在教育革命的过程中,教师队伍需要新血。无产阶级教育应该有接班人。迄今,接班人的数目还不是太大,本年的新毕业生,我们将留下一些作大学教师。对年纪较大的教师来说,思想改造的任务是比较沉重些。但是,如果能够建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那么,他们对教育革命可能有所贡献。老教师经验丰富并且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正确的政治领导下,又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他们可能有很多的成就。例如我们有位七十八岁的教授冯友兰,他的专长是中国哲学史,在文化革命前,他常常宣传孔孟哲学。现在,他却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他的写作和思想。他已拟定了两个初步的计划,一个是在他八十岁以前实现,另一个是在他八十岁以后实现。每个星期他写了许多新路线的教材。
  
  一位化学教授和几位同志去北京第三化工厂。他们跟工人们一起劳动,同时编写物理化学教材。这种形态的化学是很抽象难理解的。但当他们参加工作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用有机的方式编写理论与实践的教材。现在,他们讲的理论,容易被工人与学生了解了。我们的大学有许多这类的例子。所以我说,经过文化革命之后,老教授已回复青春了。
  
  北大有约二百个教授和副教授,在二千二百个教职员中,此数约占十分之一。他们许多人都担任教学和研究责任,他们在教育革命中也形成一个重要的力量。在领导方面,我们有着老中青三结合,每一种年龄的人都可以做出贡献。甚至在大学党的委员会和各系党支部,我们都有年老的一代。
  
  问:有学生批评教师,或教师被其他教师批评吗?
  
  赵:我们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目的在于帮助个人进步。教师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原则是互相帮助和互相教育。教师也可以互相批评。
  
  周培源:我们的批评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以同志关系为基础。我们都是战友,所以,我们要互相帮助。
  
  问:有任何缺点吗?
  
  赵:因为我们的教育革命,是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的,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我们还做得不够。许多任务和问题还仍然存在。例如文科是需要以整个社会为工厂,要把整个社会作为工厂,我们仍须去摸索正确的方案。如何把教室的理论和社会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仍需要加以实践。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怎样写出适当的教材,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以及如何搞出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育革命是一种长期的工作,富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我们仍处在实验状态之中。
  
  周培源:我也有同感。我们在理科各系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建立了大学,在大学内经营了工厂。我们已向社会开了大门。但是,我们仍待找出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因此,仍有许多问题。
  
  复旦大学
  
  在上海复旦大学,我们会见了该大学革委会一个领导成员,遗传学、生物学、核物理、化学、数学和英语教师以及曾是工农的学生。如在清华一样,我们会晤时,先来一个简短的介绍。复旦成立于一九〇五年,是一所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解放前,它是中国的主要大学之一,共设十三个学系,文科七个系是中文、新闻、历史、哲学、国际政治、政治经济及外国语文系。七个理科系是物理、化学、生物、数学、核物理和光学。此外,还有科学研究所和实验室,包括遗传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语言学实验室和历史地理实验室。教职员工人共二千九百三十五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一百五十一人。讲师二百九十二人,助教一千三百三十一人,其余则是行政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文化革命期间,曾停止招生四年。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后,从工农兵中间招收了两批学生,共一千七百七十六人。
  
  我们参观了一间制造固态集成电路的工厂,一间光学实验室和计算机单位。工厂的生产线是为学生取得实践经验之用的。另外,学生还有些实验室,服务于三结合目的,即,让学生在这些实验室里做些实习,替社会做些生产工作,并做些有关新电路的研究工作。实验室的设备并不很新,但全部都是学生做的。在我们参观的时候,那儿并无学生,但却有五个女工(工人约三分之一是妇女)在做半导体的漫射和光的蚀刻。工人也在大学做些研究工作,他们学的课程包括半导体技术和半导体电路。他们只有中学教育的程度,但是,工作了两年之后,他们可以进大学。
  
  光学实验室于一九六〇年,遵照毛氏的自力更生的教导,开始研究电光源的制造。它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实验室。将研究的成果,送到一间工厂去大量生产。这些实验室体现工厂、研究所(实验室)和大学的三结合,也是教师、工人和学生的三结合。所有光源的研究和制造都在(厂的)设备上使用。我们所见到的某些光源,包括一种“轴形”的、高度反复的灯,一种二十五瓧的灯,一种光致发光灯,一种金属氟化灯和一种电影放映灯。那修带领我们到实验室参观各种成品的工人,告诉我们实验室初办时的情形。
  
  一九六〇年,一个学生打破了从苏联进口的一具大学设备的部件的灯。我们要求苏联给我们另寄一支来。但是,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要得到这支灯,唯一的办法是再去买一具这种设备。可是,设备并没有坏呀,干吗要去另买一具?我们需要的只是灯。我就说不买。我研究做成了一支灯。从这开始,我们现在就做各种各样的灯。
  
  这位工人科学家已成了电源灯方面的一流专家,并被邀请参加过几次国际会议。在参观这些实验室之时,我们的主要东道主是核物理系一位成员,因此,我们有机会跟他讨论和研究核物理学。他告诉我们,物理系分为三部分。固态物理学,光学和核物理学。核物理学有七十个成员,核化学有五十个,主要做着辅助核物理学家的工作。目前,核物理学方面有三十个学生,核化学方面也有三十个学生。而在文化革命前需时五年的学生,现在只须三年便完成了,即使在核物理学方面也是如此。这被认为是尚在实验阶段的另一种发展。或许三年是不够的,可以在三年半或四年结业。但是,原则上应该尽可能缩短时间。
  
  核物理学的研究,多数是基本的。有些工作由核物理学研究所做,诸如研究固态探测器之辐射损害,农业种籽之非辐射,检验凡德格拉夫发电机之电子设备,但对核动力则不多作研究。我们这位东道主物理学家继续说,虽然对快速繁殖动物器做过某些研究,但对建立研究用的核反应堆推进不多。对核聚变的研究很少。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又极其花钱的领域,有关核裂变的工作甚至未加考虑。
  
  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说,太阳能的研究也很少。能源的研究多数是在石油方面,并且已发现了相当数目的油田。汽油和石油过去是由苏联供应的。但这种供应早已停止。一九五九年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在车顶载了个大煤气袋,因为没有汽油。在发现了油田一年之内,所有这种煤气袋都取消了。煤气(从煤提炼出来的气)是上海两间大厂制造的,但中国人不认为煤气是生产动力的燃料。像与我们谈过的其他科学家一样,这位物理学家知道。在美国,能源和生产被认为是大问题。看来这是由于过度消耗之故。这在中国,通过慎重的长期计划是能够避免的。
  
  在我们参观之后,我们的一位团员跟革委会“负责成员”谭清文(译音)讨论大学行政。他的解释是答复有关大学组织和政治活动的问题。大学有二百个党的干部,干部每星期花两个下午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教师、学生和“广大群众”每星期则花一个下午。此外,人们还在业余时间学习。
  
  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有一千六百七十六人,或者说,占学生的百分之九十五。他们作为党的助手在青年人中间工作。大学有个党委会,十三个系中每个系有一个党支部。一切决定基于两结合原则——领导干部和群众,党员和非党员的讨论而做出。谭文清说,群众的意见加以吸收和总结,然后交还群众再讨论。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举行了许多的讨论会,意见要循环好多次。
  
  革命委员会是由几个三结合组成的,老中青,教师、学生和工人行政人员,工人代表、解放军和革命干部。革委会于一九六八年组成时,主要包括三四十名学生和少数教师。现在,革委会则有四十二个成员。十个领导干部,六个工人和解放军,十六个教师和六个学生。革委会是由群众选出的,也是从群众方面得到权力,所以可望代表群众的意见。革委会是受党委员会领导的。党委会是决策机关。
  
  我们代表团中其他成员与核物理学教师杨复昌(译音)讨论现行大学教育实践。参加讨论的还有英语教师章禾兰(译音)和英语学生汪叔岚(译音)、凌国兴(译音)。因为他们都能够说英语,这次的讨论几乎完全说英语。
  
  问:学生们能谈谈作学生的情形吗?
  
  凌(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我是一九七〇年上大学的,已经读了两年英文。在上大学之前,我不曾学过英文。我说得不大好。
  
  问:你在上大学之前,是干什么的?
  
  答:我从事农业。我搞了两年农业之后,被选为赤脚医生。我当了两年的赤脚医生。之后,便被选上大学。
  
  问:你曾申请上大学吗?抑或你是被派上大学的。
  
  章(一个三十多岁、外貌悦人的女性):她曾想上大学学习,农民也愿意她上大学学习。大学的领导考虑了这两方面情况。大学的领导曾到农村去,跟她讨论这个问题。
  
  杨(一个约四十岁的男子):在文化革命前,学生要经过考试才能入学。现在则是学生要求入学。他所属的小组的群众也说他应当上大学。大学来的人还对他作了口头审查。
  
  问:你的兴趣在英文,还是另有其他的兴趣?
  
  凌:我的生产单位的领导选拔我当一个医生。但是,在我有这种医学知识之前,领导要我做些英文方面的工作。因为人民需要我做这种工作,所以我就做这种工作。
  
  问:读完英文之后,你还继续学习吗?学生物学还是医学?
  
  林:国家需要我学外文,所以,我改换了我的任务。
  
  汪(约二十五岁):我来自新疆,我在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过了两年多,领导和农民要我到这间大学学习,所以,我很高兴到道里来,虽然我认为从新疆到上海是很远的。
  
  问:你上这儿来之前,学过英文吗?
  
  汪:我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上大学之前,没学过英文。自然,最初学英文时,我碰到很多困难。老师教我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我不曾学过英文,怎么能用英语喊这个口号呢?因此,我的口张不开,感到很不是味儿。我自己想,“我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呢?”那时,工人宣传队一位工人师傅发现了我的情况,跟我谈话。她对我说,“你应当把英文学好,才能跟外国客人谈话”。这样,我就把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了她。我说因为我不懂英文,不能叫这个口号。那时,老师发觉了我的困难,帮助我发音。那天晚上,所有的同学和教师以及工人都到我的卧室来帮助我。我当时很高典,从那时起便下定决心学习英文。自然,一直到现在,我还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教师和同学以及工人时常帮助我。我仍然认为我的英文很差,有时,我不能把我的意思向别人表达出来。
  
  凌:我在开始的时候,碰到的困难特别多。我的发音不好,我的重音很差,好多次我读不出课文。那时,我很早起身,阅读课文很多遍。下课之后,教师常到我房间帮助我,纠正我的发音。自此之后,我稍微有点进步。我深感我的英文很差,但是,我有信心把英文学好,因为形势需要它。
  
  章:他们在上大学之前,是不会说英文的,他们十分用功。学生们互相帮助。
  
  问:学习怎样困难?
  
  章:每天上午有两堂英文,每星期有两堂政治学习。
  
  杨:他们也学中国文学,哲学和国际政治。
  
  汪:有时我们自学,下午开会。
  
  章:也有游泳和文娱。
  
  问: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做过何种生产工作或农事工作?
  
  汪:在一九七一年我们下乡两个星期,帮助农民割稻。一九七二年我们常去码头装货和卸货。有时我们跟工人一起工作,有时学英文。第一次我们去了大约三个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去了两个多星期。
  
  杨:他们常常去码头,还给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他们碰见水手,并和水手谈话。他们还有一个半月的假期。
  
  所有的学生都为他们的英文不好而向我们道歉。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仍然说得有些慢和结结巴巴。但一般还能听懂我们的话,并使别人能听懂他们说的话。凌和汪却颇能用英文交谈,虽然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流利。
  
  外国人访问中国的人数日多,一个大困难便是译员不够。中国人已着手一个速成计划,要在社会各方面,训练翻译人员。上海友谊商店(为外国访问者而设的百货商店)很多店员都是上海外语学院的学生。有几个学生学了还不到半年,已经颇能掌握外语。我们在上海时,有四五个外语学院的学生陪伴我们。还给他们观察更多有经验的译员工作的机会,而且他们自己也可以作非正式的翻译,藉以练习英语。工人师傅跟汪谈及关于学习与外宾交谈的谈话,从农村遣送学生学习英文,以及从北京和广州现在还未住满的外宾旅店之大量扩建看来,这一切都暗示是应付外宾可能大量增加的一个计划。我们跟凌、汪及其他学生的谈话,显示出他们进步良好。
  
  章:我在文化革命前的一九六三年在复旦毕业,并留在大学教课。虽然我在文革前教英文,教学方法是很差的,当然我的教学方法也很差。现在的教学方法已大大不同。当年我们只是在课堂上教,而且也只是要学生阅读英文书本,现在我们则着重口语练习。自然,文革前的方法是不好的,但当时我并没有觉悟到。现在,我应当说我不满意那种方法。文革前我们很少去学生的宿舍帮助学生。现在,我们常去宿舍跟学生补课,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我住在大学附近,恰恰在大学对面,我去宿舍很方便。学生如果有时问,也可以到我的家里。
  
  问:你对这种改变,感到不舒服吗?对于学生的批评觉得怎么样?
  
  章:在课堂上我们有时有批评。学生批评教师,如果教师对学生有意见,我们也可以批评学生。在思想方面,我们互相帮助。所以,对我来说,听取学生的批评没有什么受不了。我觉得这是改进我的工作的一个好方法。如果学生不提任何意见,或者我不听他们的批评,我就不能改进我的教学。
  
  杨:在文革之前,英文学习上最坏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说英语,我们只是阅读。
  
  章:我做学生的时候,教师并不把重点放在会话方面,所以,我的英文说得很差。现在,我们尝试尽可能多说英语。
  
  问:除了有时到码头一个短时间之外,在英文教学上,你还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把整个社会当作你的工厂”?
  
  章:在码头上的时候,我们和码头工人并肩工作,并且也学英语。这对我们的思想也有帮助。再者,所有我们的教材,都是依据全社会的需要来选择的。我们阅读英文报纸,并且讨论报纸,我们还到海员俱乐部去练习。
  
  问:在美国,物理学家往往是属于不懂实践需要和不理解政治需要之最坏的榜样。文革前和文革以来,中国物理学的情况怎样?
  
  杨:我的兴趣在研究工作,我很少教学,我是实验室的主持人。在文革期间,我受到的主要批评是,我常常自我决定搞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不懂群众路线。现在,我仍然是实验室的主持人,但我跟群众讨论、研究问题,并跟群众决定一切事情。文革以来,研究问题也改变了。以前,我们常从文献和参考资料方面做工作,现在,我们下厂或到研究所了解人们的需要。例如,我们研究利用放射示踪去侦查癌症的方法。在文革前,我们从不知我们能把我们的方法用在这么重要的方面。有些方法在医院是很有用的。我们就这样的把我们的技术跟实践结合起来。
  
  问:你对于接受群众意见有何感想?
  
  杨:最初,我不习惯接受群众的意见。
  
  问:关于意见的分歧怎么样?
  
  杨:我们再加以讨论。我吸收了意见之对的部分。再跟他们讨论不对的部分。然后我们求得统一的看法。我要说,在这样的讨论之下,群众对于事情为什么那样做,就懂得很多了。
  
  问:现在好些了吗?
  
  杨:我想是如此。这样的方法是一种改进。
  
  问:核物理方面的学生是做研究工作还是上课?
  
  杨:他们有上课。他们一年下厂一次。第一年他们去电子工厂,看工人怎样做分析辐射的仪器。在文革前,他们只得到某些理论上的知识。
  
  问:你教学的情形怎样?
  
  杨:文革前,我很少教课,有时一星期只救两堂。就在现在,我没有教了。或许一两个月有些课。去年,我就没有课。文革前,我只教课。下课后,我从不与学生接触。我叫不出他们的姓名。
  
  问:你(现在)喜欢跟学生接触吗?
  
  杨:对。文革以来,学生学习很用功。他们有着显而易见的目的感。我们可以从他们方面学到良好的品质。
  
  章:我们应当互相学习。
  
  中山大学
  
  在广州中山大学,我们跟该校昆虫学教授蒲蛰龙会谈。跟他讨论的大部分是与农业有关的昆虫研究。这些问题已包括在“研究机构”的一章中。但我们的访问涉及作为文化革命成果的该校所发生的特殊改变。
  
  中山大学于一九六九年重开。文化革命后第一班于一九七三年毕业。有如中国别处一样,(今日)的大学和学生已不是一九六六——六九年大动乱前的大学和学生。蒲蛰龙叙述他的学生怎样改变的情况说,“现在有较多的农民出身的学生。在最近两年,有些学生是初中毕业生。在以前,多数学生是来自高中。现在他们有三年的农业或工厂的工作实践”。其结果,学生通常要多花半年的时间补课。中山大学的昆虫部现在有两个班,一是新生班,有学生三十人。另一是初级班,有学生四十人。现在还没有二年级。现在大学教育的标准在学时间是三年。整个生物系现在大约有学生四百七十人,分成两个班。
  
  自然,我们不知道中山大学文化革命的详细过程。但我们却获悉,当地工厂工人宣传队最后进入大学,调解师生之间的斗争。在文化革命某个时期,多数大学和研究所的主人,是这些宣传队。中大的工宣队代表这今仍在大学行政方面和各系里面。据说,他们做出有关大学业务的建议,并参加师生们的政治教育。
  
  课程教材的编写,现在由几个教师组成的一个单位合作执行(译者按:一般叫教研室)。他们会商拟开的课程,大家分别担任教本各章的编写工作,并准备实验室的实习。这步工作做了之后,再开会共同讨论全部的教材,并要求学生提意见和批评。有时,教师也要求农村人民公社技术人员提意见。蒲本人认为,经常寻求学生的意见,是必要的,并认为教材每年应改写。
  
  教师采取集体备课和集体教学的办法。例如昆虫部四个教师联合一起教生物控制一课。这个方法的好处在于,集体教学去掉不同课程中许多重复的教材。蒲说,教材重复是文化革命前一个严重问题。
  
  目前,中山大学的班级比较小,通常是四五十个学生一班。在昆虫部方面,学生选课有三个基本方面。“核心”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政治。每一核心课程的教材,视注册学生的需要而调整。例如生物学者、地质学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员,都有为他们而开的不同的基本课程。在其次的专门化方面,基本课程包括动物学、动物生理、植物学、植物生理、微生物学和遗传学。最后,还有专门的课程如昆虫分类学、应用昆虫学、昆虫生理学、杀虫学以及昆虫技术等。昆虫部有教职员三十人,包括助教和技术人员。
  
  蒲对我们说:“在大学里,最重要的任务是教育”。但是很明白,不管是学生或教师,都不能跟其余世界割断关系。昆虫部经常派工作队到农村的不同地点,并在广州附近的一个公社维持着一个固定的实验站。有几个教师常常住在公社,每次跟农民一起工作几星期或几个月,特别是跟公社自己的科学组。有时,农民技术人员进城,利用昆虫部的设备解决技术问题。学生在实验站工作,每一学期必须下田。总的来说。学生的时间约有五分之一花在农村或与他们学习有关的工厂。蒲指出,文革前,并无派学生与教师到农村的正规制度,因此,学生和教师并不常去。
  
  我们问蒲有关研究生教育的现行想法,这个问题跟专业科学的整个打算密切相关。他说,现在昆虫部希望他们的新毕业生会去农村,调查县或公社方面的昆虫学工作。在过去,许多毕业生直接就去研究所或大学工作。昆虫部正在认真考虑于一两年内招收研究生。但看来不会直接从离开大学的学生中招收研究生。蒲对我们说:
  
  我们认为,新的研究生实际上应当是大学或专科的毕业生,并需要有几年的实际经验。自然,一部分研究生将来自在某方面有特出经验的工人或农民。但是,是否授予学位,我们还不能决定。这要由中央政府来决定。
  
  鉴于北京化学研究所向我们表示的意见,上面这些话特别令人感兴趣。北京化学研究所是说,他们不打算授予较高的学位,因为这种学位会扩大拥有学位者与劳动大众之间的鸿沟。
  
  昆虫学的教授们仍在讨论训练研究生的时间长度问题。在文革前,研究生训练历时三年或四年。现在,蒲蛰龙说,他们可能不定出具体的年限。尤其是对工农学生。但是,看来每个人都认为,应当招收大学毕业后的研究生。至少,某些研究生最后可望填补大学教学的空缺。
  
  蒲又说,文革前,中大的昆虫学家只开一门课程:普通昆虫学。那时,昆虫学只是较大的动物学部之一个分系。现在,因为昆虫学在农业发展上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把它提高为一独立的部的地位。因此,必须开较多的课,从而也需要较多的教师。也可以想象,中国未来的科学家可能到别国去研究特殊问题,但在目前,这个可能性仍然很渺茫。
  
  教育领域乃至于中国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了文化革命的触动。这个运动的令人震惊的范围开始逐渐为我们所认识,隐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下面的,是一个彻底的一体化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从政府的最高层扩展到街坊老百姓的内层。目的是在组成一个完美的统一的有机体。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阶级、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界,每一个内在和外在的范畴,都可能有“敌人”的存在。我们开始了解“社会主义觉悟”是什么一回事。“社会主义觉悟”是这样频繁地被引用为社会的基础。它不止是一种哲学或意识形态,它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把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不同因素冶为一炉,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一大综合。在前进中的中国人民,正在使用科学方法来改造他们的世界。因为资本主义被看作是一种支离破碎的主义。所有走向分化的倾向,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论它们是否涉及学校的社会组织或是知识分子的科学训练组织——因此,形容脱离实际社会的书本学习为“修正主义”,形容把学生引入天才集团为“走资本道路”。所有等级制度都是可疑的。
  
  科学在中国比之它在西方文化中,显然有较广泛的意义。它是思想的过程,也是透过实践发展理性知识的过程。不应当把科学看成某种神秘的和特殊的东西,它是每个人的经验之一个自然的部分。从我们的观察和讨论看来,科学在中国被认为是大众文化之一部分。是基于人民的经验,是人民用以解决问题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方法之一。
  
  在我们参观中国学校的过程中,我们曾看出斗争的表现,到处都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文革前,有人创“专家治厂”,这使政府有脱离工人阶级统治之虞。可是,现在是政治第一,技术第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已成为人民教育之不可分的一部分。在教育上,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每个人都从事某方面的生产,这样既可学习实际经验,又是与工人阶级团结的一个方法。
  
  在文革前,学生已变成脱离劳动人民,被关在大学内很少有机会取得实际知识,入学则根据高中的考试成绩。甚至中学也发展了一种特权,主张学生应来自中等阶级,农村的学生不能跟提供文化和知识便利的较好城市学生在平等条件上竞争。再则,党干部和行政工作者的子女,往往去集体寄宿学校,而这种学校甚至是在解放前成立的。那时认为这种学校是照顾为国家前途经过困难斗争的人的子女。可是,较近的时期,这些学校已成为对干部子女提供特殊的待遇。上大学的也多是这些人的子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学生的招收,名额是并不多的。例如在北京大学,一九六二年工人和贫下中农学生还不到百分之四十。
  
  在文革期内,有关中国教育制度的许多不满,都表面化了。这情形类似于美国,美国学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出不满教育制度的声音。旧的教学方法基本是填鸭式的方法,学生与教师之间有尖锐矛盾。每个人在课外都另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他们所学的东西可能有很多是很抽象的,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或者也跟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很少关系。美国学生的大声疾呼,在中国引起了共鸣。
  
  现在,中国学生在他们整个教育事业中,从事某种生产的工作。多数学校包括许多小学在内,在他们的校内都搞生产工作。学生并花去他们学年中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工作,或在农村工作。在完成了初高中教育之后,学生便成为国家劳动力之一部分,或在工厂当工人,或在农村当农民或在部队当兵。经过两三年工作之后,他们可以申请升学或者由他们的同事选他们出来上大学。因而,现在大学生来自群众并且有工作的经验。他们先是工人,后是大学生。
  
  在我们看来很清楚:师生间的关系已经大大改善。教师熟习他们学生的计划,甚至到宿舍去帮助他们。因为学生的出身背景已经不完全相同,有的只读过初中,有的已读完了高中。时间容许他们研讨。凡需要帮助的学生,则给他们以较多的帮助和辅导,其他学生也给予帮助。所以,没有一个学生落后。
  
  已经做了的,很多当被认为是实验。只是“长征”的第一步。但学生和教师却真正改造了他们的人生观,与工农打成一片。当我们参观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陪同参观者把毛泽东一九五〇年写的一块匾额指给我们看:要当人民的教师,先当人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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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健制度

  
  那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三月下午,我们参观了上海监狱之后,驱车回到了我们所住的旅馆。我们和我们的翻译员蒋琦坐在中国制造的汽车的后座,凝望着人们或乘单车,或走路去购物,或回家。现在,这种景象我们已看惯了。各种年龄的人,穿着长裤和形形色色的上衣、灰色的、褐色的、蓝色的,有时也有穿浅黄色的上衣或围着茶色领巾的。突然之间,我们听到某种不同的声音。那是钹、鼓和奇怪的管弦乐器的声音。我们再往前看,看到有人似乎在示威。大约有二十五人的一群,奏着乐器沿街游行,手持红旗和大字报,每个人都笑容满面,在游行的女人、男人、以及小孩和其他的人。他们或参加游行、或站在旁边阅读大字报和看热闹。
  
  蒋琦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医疗宣传队,是当地居民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他们常常上街,通知人民有关卫生的事情以及如何预防疾病。标语提醒人们,天气正在变化,要人民多穿衣,并利用传统的中药去预防伤风。
  
  又一次,我们惊讶于每天人民都参加促进中国卫生的运动。茱迪(代表团中的女团员)是个登记合格的护士,受过保健和“预防哲学”的训练。但在美国,保健实施大抵限于专业医生,公众有无可能参加预防是很少有人去过问的。在中国,她(茱迪)看到她自己在课堂上的理想有实践的机会。在整个参观中我们听说,中国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预防。它是通过非专业的广大力量而完成的。非专业人员扩大了专业人员的范围。
  
  在我们停留中国期内,我们在上海和北京先后参观了三间医院和若干街道诊所以及附属于公社、工厂和学校的诊所。在这些参观中,我们遇见了许多人,有的是直接做保健工作,有的则是接受医疗服务的人。我们跟他们讨论他们参加卫生促进工作的感受。我们听到了理论,也看到了实践。并且从讨论中得到了一个结论:预防工作在美国常常讲得很动听,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脚踏实地在做。
  
  中国卫生机构的组织,是分工的。诊所是居住地区、公社、工厂和学校整体之一部分,诊所职员往往是这些单位的人。这种诊所做些通常的医务检查、初步诊断和医治普通的毛病,并为他们所服务的社团做些卫生教学。这些本地机关把人民较为严重的医疗交给卫生系统中较高一级去处理。在大城市,除了全科医院之外,还有分科医院,诸如耳鼻喉科和产科医院。这些医院也为他们的门诊部训练卫生工作人员。
  
  中国的城市分为区,区有居民委员会。往往一个区内住有人口多至七万人之多。居民委员会有诊所或合作医疗中心,视区的大小而定,为居民的需要服务。这些诊所的卫生工作人员或者曾在医院受过训练,或者是半专业人员,叫做“赤脚医生”。这是因为他们较早时把医疗扩大到农村而命名的。这些赤脚医生在诊所受过医务人员的训练,能看伤风喉痛之类的病,并做节育宣传,还替儿童打预防针以及做些保健和卫生工作。基本上,他们所医治的都是身体上大致无重病的人,因而,使医院能把它的人手和设备留给病情严重的人。
  
  医疗解除集中化之其他的例子,是诊所附属于工厂和学校。它们的工作很像街道诊所。虽然,在大工厂不单有半专业人员,也可能有医生和护士。而且往往有床位给需要留医的。如果有重病人或意外事故,也可以利用诊所。这类组织能使多数人在他们的工作场所或住所看病。其结果,医院紧急病房的职员不接待川流不息的小病者。因为人们可以到别处去看病。
  
  在农村地区,我们发现的情况不同。因为人民地理上的分布较广。解放前,农村几乎完全没有卫生机构。农村有卫生机构的,也是替富人服务。在解放后和文化革命这段期间,在使人民取得较好的医疗和预防两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比例上农村居民却不如城市居民。英国外科医生洪若诗在中国工作了十年以上,他在他的著作《扫除一切害人虫》(中译本名:《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一书中,描述了中国保健制度的发展。现在,在农村方面有一项大运动,训练公社的保健工作人员学习技术,为农民的卫生需要服务。农民又去训练别人。据说,在每一个省会,至少有一间医院,其医生、护士及其他卫生工作人员在回到公社之前先受训一个时期。这些专业人士在大城市医疗队帮助下,然后再去训练赤脚医生和接生员,他们和她们都是从农民中选择出来作兼任医务工作的。这些半专业人员然后去负责生产大队的简单的保健工作和教学。当在本地遇到困难的病情时,可以去找公社医院,必要时,到县医院去。
  
  这种医疗结构在农村一如在城市一样。其目的都在发展医疗上的自力更生。因为小卫生单位跟较专门化的、地点集中的医院,在制度上是挂钩的。所以,医疗是地方化的,而同时所有各保健机构又互相依存合作。
  
  街道诊所
  
  有一天下午,我们代表团中有几位团员参观上海黄浦街道委员会。该地区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赌博、娼妓和吸毒的中心。当我们爬上从前是妓女的房间的旧楼梯时,看到以前的烟格。在这里,听到了从前吸毒者的故事。知道了帝国主义者对这里的影响及其剥削的性质,使我们留下很真实的印象。
  
  街道委员会的办公处,朝向街外面一间小小的,但并不凌乱的房间。我们在这里受到欢迎。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个特别的街道委员会,代表了住在本地区内五万一千人民。它辖有九个居民委员会,是某一段某一弄堂的居民的自动组织。在这地区内,还有九个食堂、六个托儿所及各种学校和服务中心。从我们要了解的医疗实务看来,最有兴趣的是九个合作医疗中心。有关这委员会的其他方面,在以后谈计划的一章中还要加以讨论。
  
  我们经过了两个街口,行到一间医务所,它是在一间商店的前面。在那里,我们受到五位女赤脚医生的欢迎。她们曾在本地医院受过四个月的训练。过去两年,都是在街道诊所工作。
  
  该诊所有一间前房。房内摆了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和几个大药柜。中药和西药,二者都有。白墙壁上贴有彩色标语,多数是为卫生教学用的。我们问诊所的目的是什么,一位女赤脚医生告诉我们,“预防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为这个居民区的人民服务。”
  
  该诊所于早上八点开诊,每天大约看三十个病人。给儿童和成人注射防疫针,以防疾病。赤脚医生在诊所或在本区内做节育宣传,并供应避孕器及其使用方法。当有人感到不舒服时,他或她可以到诊所来检查。如果问题不很严重,赤脚医生就给配药。对头痛、胃痛或喉病者,往往给予针疗。如果病情严重,赤脚医生就带病人去医院。一位赤脚医生说,如果病人甚至不省人事,我们在送病人赴医院途中,也使用针刺。后来,我们学到了一点针刺实际技术,知道在鼻与口之间,有一个穴位会使人休克和昏过去。如果一时没有针,可以用手指压住该穴位,使病人醒过来时为止。
  
  当我们问及,病人不能来诊所时怎么办?她们答称,“例如有人患高血压,不能来诊所,我们就上他家里去,给以医治,并对病情加以指点。我们常常愿意到病人的家里去。”
  
  医疗纪录问题,(这个问题对卫生机构是可能成为问题的),在诊所方面是很容易处理的。当人们生病或被号召作预防注射时,保留着自己的纪录,把它带到诊所。这个制度涉及病人自己的医疗照顾。他们阅读自己的纪录,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这跟美国医院、诊所和私家医生办事处大批纪绿保留制度是多么不同呀。在美国,实质上是禁止病人阅读自己的医疗纪录的。表面上是防止对医生描述病情所使用的专门名词发生严重误解,但自然也因为对用在病情上的专门名词的本身我们缺乏了解。因而使我们对于健康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感,并使我们对我们身体机能有一种神秘之感,从而对于为我们看病的医生,产生一种畏敬的信心。这种依赖性,显然多利于医学专业,而少利于我们病人。
  
  属于街道委员会管辖的其他八间合作医疗中心,都是做着类似的工作。据我们的东道主说,它们基本上是做着检查和预防的工作。这样,就可以使医院集中应付患重病的病人,各诊所除了直接的保健之外,还涉及组织本区内居民的活动,诸如我们所见到的游行以及分发标语和讨论之类的活动。
  
  工厂诊所
  
  我们在上海机床厂做了一般的参观之后,我们分成三组,讨论具体的问题。三组中有一组会见卫生人员和工人,以讨论医疗服务及工厂里的职业病问题,这间工厂(已在工业一章中讨论过)有六千职工。据说。工厂内有五个卫生站,每一个站约为一千工人服务,每个站并且还有一间约有一百零四个床位的疗养院。总共有四十个医务工作者、二十八个看护和十二个医生。有三个医生本来是厂里的工人,被选为研究医学。他们开始在厂诊所受训,后来被派到一间医院受训。初步训练时期总共为一年。在厂诊所经过两年的实习之后,他们再被派回医院,加受六个月的训练和学习。现在,他们已回到诊所工作。他们作医生的准备工作,包括反复的实习和学习。
  
  工厂诊所医治普通疾病,诸如伤风、胃痛、季侯病和小伤之类。工人于日间可以随时到诊所看病,对他们看病是不收费的。工人的亲属也可以到诊所看病,但一般要付一半医药费。在机床厂的工人,也可以得到医院免费挂号(通常挂号费是十分人民币,约合美金五仙)。如果在这种诊所的病人是重病,则将他送到厂中可以去的五间医院之一间医院。对于这些工人,医院是免费医治的。厂中卫生组与医院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它们共同做研究工作,研究职业病的影响及预防。
  
  此外,工厂诊所为了医治病人,还做相当的预防工作。在机床厂的工人,每人每年作胸部爱克斯光检查一次。因工作而须接触镍一类物质的工人,每隔一段时间作一次验血,以检查他是否中毒。有些镍的化合物吞下去时会损害肝和脾,其他的物质会造成皮炎。有一种叫“四羰(络)镍”的特别化合物,会引起肺损害,并且可以引起癌症。在制造高度洁化金属时,要用这种化合物。用镍的过程及监视的方法,详情这里不讨论了。另一种的预防工作,是传播有关卫生的知识。这里的医务组,使用公开演讲制度和贴大字报以教育工人。要工人穿保护衣和戴防毒口罩,并采取其他的安全措施。
  
  工厂里还有特别为妇女而设的诊所,有一个女医生在看病。女工每年检查一次,看看有无子宫癌和乳癌。这个诊所也主持节育宣传。在这里也有人告诉我们,中国妇女可以获得五十六天的带薪分娩假。当一个女工回厂工作时,她可以把婴孩带到工厂托儿所,每天到那边去喂奶,和她的孩子在一起。
  
  如果这间厂的工人生病需要卧床休息,如果家中有人照顾他,他可以留在家里休息,也可以到厂里的疗养院休息,或在一间医院休息。病假达六个月之久,他仍可以支全薪。留在医院,一天只须花费四角钱人民币(约合美金二角),而在工厂疗养院更便宜,只须交费两角人民币(约美金一角)。
  
  一个女工告诉我们,“解放前,要是一个工人生病,老板就不愿意他再工作,并且不给他工资。最近,有一个女工胃部生肿瘤,花费了两千元人民币(约合一千美金)将肿瘤割除,全部手术费,都由国家支付。工人说,“社会主义好,它为我们的医病而付钱,并且确保我们的健康。”
  
  这场讨论,对两性在卫生制度上所起的作用,引起了一次生动的意见交换。当诊所一位刘培穆(译音)医生(男性)提及七位医生有五位是男性,而二十八位护士都是女性时,茱迪便问“何以护士都是女性?”一位翻译(男性)在翻译这句话时不禁笑起来,在场的两位男性医生也微笑着。但在诊所工作的一位女性对他们的取笑,看来有些难于作答。她解释说,“在有些其他的诊所和医院有些男性护士,只是在这里才全是女性。这间工厂是一个基本医疗单位,不像一间医院,男女间地位的差别并不很显著。并且他们有时是交换工作的。护士看病,医生便去工场。”
  
  茱迪对此种解释还不满足,便说,“为什么男女间有这种差别?”全体东道组开始讨论此事,然后女同志也继续发言。“在某些医院,女医生多过男医生,并且在医学校,也是女的多过男的。只是在这间工厂,情形有些两样。文化革命以来,情况变了。我们比较注意女性,不只是医务工作者如此,干部,教师以及其他等等,也都是如此。但是,这里所有的护士都是文化革命前毕业的。妇女比较男子做较多的医务工作。”
  
  茱迪则答称,“在美国,也是女人比男人做较多的医务工作。但是,她们得的工薪则较少。”诊所的工作人员则说,“在我们国内则不是这样。”一个有经验的护士得到一百元人民币或更多一些。而一个新毕业的医生却只能得到四十六元人民币工资。最高工资的医生现在大约是一百元人民币。在文革前受训的医生,工资约六十元人民币。但一个有经验的护士跟一个有经验的医生所得工资相同。
  
  这种意见交换,说明了常常反复讨论的几点。两性差别在许多方面是存在的。但在青年人中间,这种差别则少得多,尤其是那些在文革后受训的医务人员。现在,中国很强调女性工作,并且有很多例子,证明现在女性做着前此为男子独霸的工作。但是,男性做的工作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这种例子却较少。露滋.希德尔在她所著《中国的妇女和儿童照顾》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较深入的论述,并且引证的文件也较为广泛。这本书是企鹅出版公司出版的。
  
  在讨论中,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自己的某些观察,有共同的看法。我们在中国,无论到了哪里,都要求我们提意见,而且我们的意见受到重视。以医疗这件事而论,我们评称,虽然中国的医疗设备、技术不如美国先进,但是,看来在现存设备的利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很先进。卫生工作显然是走向为全体中国人的需要服务。甚至于在我们小规模的会谈中,也有工人和医务人员一起参加讨论。并且补充了他们有关卫生服务的意见。这种相互的关系,沟通了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之间的鸿沟,有助于消灭专业上的特权阶级,也消灭了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无可贡献的错误观念。无论何时,我们参观一个医疗机构,我们屡次亲眼看到医务人员尊重人民,愿意向人民学习。自然,医务工作者拥有专门技术,他们的目的是教人民如何预防疾病,而同时他们继续处理现存的医学问题。但是,我们最有印象的,是他们申述,卫生知识属于全体人民而不仅属于少数人这一观点。少数人的专门训练可能使他们脱离人民。
  
  华山医院
  
  当我们于三月四日参观华山医院时(这是附属于上海医学院的一间教学医院),我们受到代表该院各方面的工作人员的欢迎。其中包括护士、医生、教授、医务技术人员、学生和救护车驾驶员。他们有些是医院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正如在别处一样,这是个监督医院日常管理的团体。
  
  在我们进入医院时,我们穿过一个传统中国式的美丽花园,进入有一间长会客厅的大厦里。据说,花园及医院所在的所有土地,一度为一个很有钱的人所拥有。这个人曾为他的患肺结核的独生女儿建立了疗养院和错综复杂的花园。花园里有着雕栏画栋的建筑物。今天这座美丽的、有着各种木刻的建筑物,看来像是茶楼,已作为教室和会议室之用。而花园则为病人和职员提供了休息和宁静。现在一座新建的钢骨水泥大厦,则为数以百计的病人服务。而以前这里的设备,只是为了一个人。
  
  在听简短介绍之时,我们一面饮茶,一面吸烟。据说,医院有六百零七个床位,工作人员几乎达八百人。其中包括二百八十个护士,二百一十五个医生,一百多个医务工作人员,一百六十个行政人员。虽然职员方面没有赤脚医生,但赤脚医生到医院来学习和接受训练。医学院方面为他们办了实验班。在我们听介绍时,据说,医院分内科、外科、神经科、皮肤科、中医科、针刺科和艾灸诸科(艾灸是一种传统的草药烧灼技术、跟针刺有关)。
  
  我们的东道主在范围很广的一系列讲话中,把医院的工作情形告诉了我们。其讲话的一部分大致是这样:
  
  在文化革命过程中,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重点放在农村。我们已经派了十四队的医生、护士等等到农村地区和我们祖国的边区和山区。这些的队有五百个医务人员。今天欢迎各位的医务人员,其中有许多曾做过这种工作。
  
  这些年里,在使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病当中,我们取得了某些成就。例如肺炎、心脏病、及小儿麻痹症的副作用。我们在针刺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在一九七二年,我们曾用针麻做过两千三百多宗手术。这种手术的疗效,大约是百分之九十。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还只是开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诸位参观了以后,我们欢迎诸位多提意见。
  
  今天,我们欢迎诸位参观使用针麻的某些手术。一项手术是割除脑肿瘤,一项是胃切除手术(即切除胃的一部分或全部)。如果还有时间,参观一项椎板切除手术(即涉及(椎间)圆盘的背部手术)及一项切除颈瘤手术,还有一项牙床骨癌手术。

  
  听了医院工作情况更详细的说明之后,我们这一批人被带往参观一项手术。我们一行共有十人,加上一位翻译员和外事处的朋友,被分别带往主楼男女更衣室。我们穿上白衣,戴上口罩、帽子及特种长统靴。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也是为了病人的安全。
  
  我们于是被迎往手术室。手术室的中间,是一张朴素的手术台,穿着白衣,戴着口罩和手套的三位外科医生和一位护士,站在病人那边。病人的头是剃光的,身上盖着消毒过的毛巾被。医务组另两位成员,抱住女病人的头。他们的任务,在给予病人以支持,并替她量血压和摸脉搏的速度,以观察她在手术期内的情况。病人是个学校女教师,年纪三十三岁,她患头痛和痉挛已一年,经诊断为大脑中生了一个肿瘤,要实行颅骨切开术,将她的肿瘤取出。
  
  在手术室的一边靠壁处,有两张这个妇女头盖骨的爱克斯光照片。一位曾欢迎过我们的女医生带我们去看照片,并讲了肿瘤的大概情形,也解释这项手术的过程、冒险及可能的结果。关键要看肿瘤是良性或恶性。室内有此现象使我们很惊讶,那就是它极其简单,只有一两个储医疗器物的橱,和一个小小的工具盘放在手术台旁边。茱迪最近在纽约市附近一间大学医院参观过颅骨切除手术,那儿的设备多得惊人。在茱迪看来,中美手术最大的不同,在于使用麻醉的方式的不同,也在于医务人员对待病人的关系不同。
  
  手术室的另一边壁上,有一张人体图,图上列着针刺的脉络及各个针刺的穴位。病人的面颊,已用一根针刺针加以麻醉(技术上说是止痛。因为这种针刺的疗效在于止痛,而不在于麻醉)。但病人仍然清醒,并且警惕。在手术期间,我们在手术台四周行动,并窥视她身上盖的毛巾被。女病人望着我们,知道我们在那儿。同时,外科医生很灵利地切开头盖骨的上层,再经过大脑的骨,而将肿瘤取出。不幸,后来他们表示,这肿瘤可能是恶性的。
  
  我们在这里的十个美国人,其中有九个没有受过医学训练,这是就我们不懂手术室消毒过的技术而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颅骨切除手术当中,我们拿着笔记本和摄影机站在那儿。中国人对我们出现于手术室,显得比我们放心。我们对闯入这个消毒过的地方感到不安,因为在防止传染这件事上,消毒是很重要的。后来因医务组表现出镇静和干练,才使我们的不安如释重负。
  
  手术的本身,使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原来病人是处于清醒状态。而让她的头被割开,肿瘤被取出来。外科医生工作很迅速,而且他们还有时间对她谈话。他们对她表示了尊敬和体贴,并问她对手术的反应。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一个配合无间的全组(包括病人)共同努力的手术。
  
  有关颅骨切除手术,最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外科上使用针麻。我们曾见针麻之实验上的使用,并曾与几位研究员讨论过针麻的理论。颅骨切除手术只用过一针,但我们见过的其他手术为对某青年男子所施之胃切除手术。则用了八针之多。这家医院告诉我们,所用针的次数之多少,随手术的部位及个别人的情况而不同。如果病人(在施行手术时)不舒服,就需要插入较多的(止痛)的针,或者增加针的次数。要使针发生(止痛)的疗效,或许要增加针的转动。这可以将针接在一极低伏特的电源上。这是代替用手操纵的、很容易控制的代替物。据说,针麻得到病人的合作用之有效时,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手术施行后,较少肺炎的危险。因为病人在施行全部麻醉,及使用管子插入以维持通气之后,不会碰到分泌太多的问题,恢复的时间显著缩短。因为病人处于清醒状态,可以较早一些时间开始身体活动。病人本人因为与手术密切合作,故有较多的谅解而减少痛的恐惧。有些人相信针刺技术对血液循环发生稳定的效果,从而在动手术期内减少流血过多的危险,其结果也可以减少输血的需要,并且也可以减少手术不调和的反应。
  
  另一重要的不同是护士、医生和卫生组其他成员(包括病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在美国,高层卫生工作者中间,特别是医生和护士中间以及护士和助手中间,产生一种敌对情绪,可能妨碍对病人的照顾。工作人员之间往往紧张多过互信。其结果,减少了创造性的协调合作,而这种协调合作会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需要服务。中国的一位护士对我们说:
  
  在文化革命前,护士与医生之间有条鸿沟。护士有实践的经验,但因为受限制之故,护士不能看病。例如一个病人觉得痛,护士得叫醒医生施药止痛。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医生和护士只表示一种分工。而目标则是相同的,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所以,护士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同志的关系。

  
  护士现在可以参加医疗工作,而在传统上,这是属于医生的特权。(现在并且征集护士受医生训练)。护士可以实施诊断性的针刺,诸如脊椎抽液、体格检查、小外科手术以及针疗。中国医疗制度的重点着重医务工作者学习,并使他们取得新的卫生技术,并着重改进人民大众全面的预防工作。护士和医生同在一个学习小组,一起提出目的在改进工作的批评。据说,在过去,医生往往有一种想法,自以为医病非他不行,因而不重视他们医务同事的工作。可是,现在医生参加体力劳动,在许多情形下,医生“放下了他们的架子”。现在,医生每星期亲自动手将手术室彻底清洁一次。
  
  护士的训练和其他学生一样,这是遵照毛主席提出的一个简单原则,即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护士受训的时间是两年。学生或者已读完了初中,或者是已在农村受过数年教育的毕业生。他们是在一间护士专门学校受训和在医院主办的一间学校受训。医院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有关实际经验的传授,护生边学习边工作,接受理论联系实践的技术。一位护士说:
  
  当学生上课时,他们已花了半天的时间在工作室,参加医务工作,并学习如何帮助病人,另半天的时间则专学习基本的理论。在工作室中,学生立即侍候病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习医学技术。半年之后,学生熟习了工作室的工作和护理技术。经过一整年之后,他们可以在白天或晚间工作,独立地解决某些问题。这种教学方法,速度很高……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必要的知识结合起来。
  
  我们依照毛主席的教导,应当对农村地区的医务工作,给予较多的注意。所以,护士不仅学习如何看护病人,也要学习一些医病的技术。当他们去农村时,他们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替广大的贫下中农服务。在城市里,他们可以学习较多的看护工作,如何去帮助病人。这其间是有密切相关的。
  
  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坦白相待,跟我们以前在其他学校、工厂和医院所见的一样。文革以来,学生和教师一起开会,作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讨论如何改进教育。他们尝试打破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旧的隔膜和恐惧。教师不但教学生,也向学生学习。仍然有考试,尤其是有关医疗的实践的考试。但教师视考试结果不但是学生成绩的表现,也是他们自己工作的表现。

  
  在华山医院,医生的基本的医学训练课程,已减为三年。护士课程则联系理论和实践。学生是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成员中间选拔出来的。他们必须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具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研究的经验。学生不仅学习医学,也要帮助改革医学院,与旧的特权思想和习惯作斗争。据说,这种斗争会有助于技术知识之更佳的理解。
  
  有关中国卫生课程之学位方面,并无严格的实习上的限制。当学生读完看护学或受过医学训练之时,他们依据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替人民工作。如果一个护士有相当的经验并且技术熟练,她或他就可以担任传统上由医生执行的医疗任务。对工作已有经验并已取得较多知识的护士,往往可以像医生一样执行职务。在医学方面,正如在中国社会其他方面一样,职务是具有弹性的。这是源于人手不足。这在美国我们是见不到的。美国在法律上禁止护士和非正牌医生看病。即使简单的病,他们有能力诊治,也不准许他们看。这里,美国正在考虑对这些限制作某种的放宽,特别是在接生员这方面。这部分因为妇女运动在活动放宽限制。但是,大体上,医生反对这种放宽,认为这是侵犯他们的特权。
  
  我们遇到一个青年,他以前是个赤脚医生,现在回到医院,再学习几近三年的医学,以便成为一个正式医生。虽然,多数赤脚医生不成为医生,许多都回到医院学习新的知识,取得新的技术。但这个青年则是例外。护士变为医生是较为普遍的。或者在其干护士之时,经过同事的推选之后,再回到医疗机构。
  
  政治深入中国生活每一方面,华山医院管理部门也不例外。该医院是由十四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管理的。这十四人是;三个干部(行政人员),两个工人,两个护士和七个医生。这些人中有四人是女的,六人是中国共产党党贝。革委会实施的政策,是由医院党支部决定下来的。这些共产党员一半是医务工作人员,另一半是行政人员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的成员。医院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组成了若干学习小组。在小组会上不但有关于医院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文件的讨论。所有这一切的实行,其目标都在更好地为人民的卫生需要服务。
  
  北京产科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妇照顾,反映出中国妇女方兴未已的平等和尊严。北京产科医院成立于一九五九年,以促进妇女及其新生婴孩的卫生。该院有职员三百九十八人。其中医生和护士占了二百五十人。医务人贝百分之九十八是妇女。美国的产科和妇科的照顾,大抵由男人担任,亦由男人接生。但中国人似乎相信,妇女跟妇女讨论卫生情况较为方便,而且妇女也较全面地了解她们身体的机能。
  
  该医院分为几个不同的部门,一个部门是有三十个病床的门诊部。妇女可以在那里堕胎或做子宫内避孕器的插入手术。做完之后,女工可以休息两天,不必上班。子宫内避孕器通常在生产之后两个月插入,除非发生什么并发症,五年到十年不必更换。诊所也配发节育丸,中国广泛使用节育丸。通常这种药丸一天服一次,服二十二天,一直服到月经期内。现在正在从事每星期一次、每月一次及每三个月服用一次的药丸的研究。关于前列腺素的使用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前列腺素是属于荷尔蒙一级,可以作男性节育之用。即是使男性精液失去活动的能力。有如在美国一样,这种研究进行较慢。手术室也可以做结扎输卵管手术。而且,北京一般医院都做输精管切除手术。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做结扎输卵管手术的比做输精管切除手术的多。这显示出对男性应当做较多的宣传。因为输精管切除术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容易做的手术,比之美国,中国似乎较多注意使男性也负节育和育儿的责任。但在我们看来,在这方面,两国都大有改进的余地。
  
  在手术施行之后,门诊部对妇女进行检查,并进行指导胎儿出生前应注意事项。如果发生问题时,还做个别的指导。但多数的指导,采取集体上课的方式。在确定了怀孕之后,已怀孕两个月的,一个月去检查一次,然后每两星期去检查一次,到最后一个月,每星期检查一次。跟妇女讨论的问题,包括怀孕期及产后哺乳期的营养,生育过程,胎体发育、阵痛、接生知识、新生婴孩的照顾以及小孩产后的家庭计划。
  
  全中国人口及生育率难于估计。鲁滋与维克多赛德甫在一九七四年的《科学的美国》四月号的一篇文章中举出一些数字。一九七二年,上海报告该市中心每千人的出生率是百分之六点四,杭州这个小地区每千人的出生率是百分之五点九,北京附近两个农村之比较数字。一九七一年是千分之二十四与千分之二十一。解放前出生率估计为千分之四十五。美国白种人口的生育率为千分之十七。
  
  在中国,地方这一级都可以取得避孕材料与知识。有计划的家庭生活已成为全国的目标。此一目标的理由以及避孕技术,由街坊和公社居民中受过训练的卫生工作人加以传播。在我们看来,妇女解放(由妇女就业倾向表现出来)、婚姻选择自由、职业歧视终止及(妇女)领导地位以及对男尊女卑思想的抨击,这些都是生育率下降之主要原因。同时,对生育的控制,已成为妇女解放之一股伟大力量。
  
  同样,老年人的解放,是遏止家庭人口的一个阶级因素。工厂工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养老金占工资七成,这就是说,父母不需要担心在退休时,要靠许多儿女来维持他们的生活。
  
  家庭人口减少的另一因素,是婴孩死亡率的减低。父母不再需要生许多儿女,以希望能有几个长大成人。一九四九年,一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在上海为千分之一百五十。在同期,纽约市的死亡率,白种人是千分之二十四,非白种人是千分之四十一。一九五九年,上海的死亡率已降至千分之三十八。一九七二年,据说是千分之八点八。一九七〇年,纽约白种人和非白种人儿童死亡率分别为十九与二十六。北京产科医院报告的数字是千分之七点七。
  
  产科部有一百二十张病床,加上一间看护室,一百张有栏杆的婴孩床和十二个早产婴儿保育箱。产房有八张床,当我们进入该室时,所有的床上都住满分娩妇女。那是一间光亮的房间,有着大窗户和白墙壁。在分娩期间不给孕妇用药,但给她们做深呼吸运动,使她们松弛。所有待产的妇女无一人尖叫或显出痛苦的样子。并不使用莨菪碱(一种健忘剂)那类为美国所广泛使用的麻醉药剂。这有助于妇女尊严之保持,使她们在分娩期内能自我控制,以后能清楚记得分娩的情形。
  
  产科部有六张待产床。有三张在单人房间,有三张在一个房间内。通常不用麻醉剂,除非是胎位不正之类的难产。碰到这种情形,通常是用针刺。如果是剖腹取婴,通常是用针麻。然而,有时也施用硬膜外注射(麻醉药剂碳柯卡因的注射)。
  
  女阴切开术(切开女阴便于生产)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常用。美国大约有百分之三十首次分娩的妇女接受女阴切开术。首产之后,百分比就下降。
  
  丈夫不在待产室。我们问及原因时,据说,“不需要丈夫在待产室”。待产室是朴素和简单的。女人在平铺的床上分娩,只在难产时才用大腿支撑物。显然不用静脉袋和杆。只有过婴孩呼吸困难时,才用吸筒和氧气。所有其他器械都放在附近的一个壁橱内,“以免待产母亲见而害怕。”钳子是极少使用的,倘使难产,宁愿用吸出的方法,帮助婴孩通过阴道。
  
  分娩后,妇人留在产后房间休息四天到六天。当我们参观该房间时,有七个女人同住一个房间,大伙儿一起有讲有笑。她们都是农民、工人和行政人员。
  
  婴孩要等到产后十二小时,才交到母亲身边,这是为了让产妇获得休息。在那段时期内,婴孩被喂以瓶装糖水。此后则每隔四小时喂奶一次。另外就很少补助性的喂奶。在产后期内,婴孩不与母亲同在一室,因为有传染的危险。医院职员告诉我们,妇女喂奶通常达一年半时间,然后才断奶,改用杯子喂流质食物。
  
  其次,我们去参观妇科部。我们在这里被邀参观卵巢囊肿手术。病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工厂工人,她被用止痛药麻醉,并用了六支针针刺,手术进行得很快,而且成功。病人始终是清醒的,三个医生和护士站在她头边喂橙汁给她吃,对她谈话,并且一般给她增加信心,在卵囊肿取出之时,外科医生拿给她看,然后进行结扎输卵管。这女病人已有三个儿女,不愿再生。整个手术的完成只有半小时。在手术结束之后,我们从观察台走下去,进入室内。病人微笑着站起来,告诉我们:她感到很好。我们问及产后复元期,据悉,这个病人将直接回到她的家中,因为用了针麻,流血较少,呼吸系统也没有并发症。
  
  在参观完医院后,我们饮茶谈天。我们走到一个阳台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旧紫禁城和故宫的宫殿以及住宅。既美丽而又肃穆。现在则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和技术圣地。同时,我们觉得北京产科医院也是一个圣地——中国劳动妇女和中国全社会的健康和幸福的圣地。在这里,孕妇并不被认为是病人,她们受到健康人的待遇。中国青年(国家的未来的接班人)的诞生,是在开朗、温暖和合作的气氛,一种真正导致健康和幸福的恢复的气氛中产生的。

  西沟人民公社与保护大队
  
  因参观了两个公社,使我们有机会介绍中国农村的医疗。这两个公社一是山西省的西沟人民公社,另一是北京郊外的中朝友好公社。我们在农业一章中提到,在华北中部的西沟公社,全社有人口一万五千人,分为十个生产大队。我们在那里停留的那个生产大队,有一千六百个社员,分为十二个生产队。一个下午我们参观了诊所,对农村人民公社的卫生工作得到了一个全面观察。
  
  西沟生产大队诊所是一座两层楼的结构,建在一个山边。在底层的四间房子,看来像是钢骨水泥的窑洞。这是我们在山区所见的一种普通的建筑形式。它是在一九七二年两个月内,由农民和工人建筑起来的,建筑材料用的是木材和本地的石头。这是医疗自力更生的好榜样。
  
  年富力强的青年医生杨奇志(译音)出生于西沟,在省会受过三年的训练。他带我们走上陡峻蜿蜒的小径,达到诊所的上层(病人或走路到诊所上层或被人抬上。因为这地区的房屋全部傍山建筑,一如他们在这地区任何别处一样)。诊所的楼下一层是传统的中医组,楼上则是西医组。里面是一个长走廊,右边有几个房间,左边有几个窗口,阳光从左边窗口射到灰泥墙壁上。房子尽头处是手术室,是早几个月才建立的。它的面积可以跟任何美国医院比较,但设备却极其少;两张床,一个煤炉,一盏现代化的灯,一张手术枱和一个盛医药和仪器的柜。没有静脉注射瓶,也没有复杂的麻醉设备。从远处墙边窗口往外望,可以看到山谷中的房屋和田地,以及另一边的梯形山。
  
  杨奇志把过去两个月所施行过的各种手术告诉了我们,包括胃溃疡的胃部切除术及剖腹取婴手术。这些手术并未施行全身麻醉,而是代之以硬膜外手术,即是将麻醉药剂注入近脊柱处而非注入脊柱,使液体吸入脊柱和中央神经系统。(美国也使用硬膜外注射,但医生不喜欢用它,因为注射的时间较长,并只要使病人清醒)据说。诊所的一个护士已被派往县立医院。学习三个月针麻。当他回来时,便会组织一个班,将针麻技术教给其他医务工作人员。
  
  杨奇志对我们说,县医院所有的手术,有百分之八十是使用针麻。“当我们学会时,也可以使用针麻。我们可以做割盲肠这类手术,甚至于现在在农民家里也可以动这类手术。但是,有了针麻那种新知识时,将会安全得多,也会容易得多。”
  
  手术室的隔邻就是配药房。配药房大橱中备有西药和传统中药。多数的药,一般都是从县里买回来的。但有些草药,则是由大队中的成人和小孩在周围地区采集来的。像其他医务工作者一样,配药师是个二十多岁的妇女。她在县里受训过一年。回到大队做实习工作,然后再去受训一年。现在回到大队诊所工作。她告诉我们,病人可以得到其病情之详细解释,连同医生所开的药方,还被教以预防方法。医疗照顾和医药都是免费的。
  
  当我们沿着泥泞的小径走下诊所的下层时,外面相当冷。我们把穿在我们外衣上面的实验室白衣的扣子扣起来。昨晚飞雪,山上积着雪。这个崎岖的背景,倒是增加了我们对西沟农村保健工作的认识,他们的工作可艰难呀。
  
  下层的一个房间是传统的中医诊所。门对面的白壁上挂了一张毛主席的肖像,中医查志安(译音)即在诊所里面。他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个子矮而且胖,一脸的笑容,配着一双深思的眼睛。当我们走进室内时,他坐在枱子旁听一个女病人说病情,慎重地研究她的病情。他依传统看病方法按了她手腕上的脉,并要她把舌头伸出来,然后问她的病情。他告诉我们,这女人患风湿。其后,他给了她四种中国草药。
  
  我们在另一个西沟大队,参观一个赤脚医生诊病。这赤脚医生到诊所来,曾再受训一个月左右。他对三个人施行针疗。三人中一个妇女和一个少年,都患胃痛,另一个妇女则患背痛。他在那个患背痛的妇女胃部扎了一针,在她的双手每一手腕内侧上面,各扎了一针。他分别走到每个病人面前,将针转动着,问他们有什么感觉,并问他们是好些还是坏些。
  
  当生产大队的人生病时,便来诊所看病。如果他们的病可用传统的中药诊治,他们便去找查志安要草药或针刺。要不,就到下一个房间看西医。当我们望了一下里面,只见一个女医生正在检查一个青年妇女,另有其他两个妇女在等着看病。检查是在其他病人众目睽睽下进行的,并不私自进行。在中国人中间,关于医事似乎很少什么怕羞的。当然,也没有什么隐秘的,诸如不使病人知道诊断情形。许多妇女到诊所来看女医生。这女医生通常跟一男医生隔日轮班。
  
  我们会晤了诊所的接生员杨希兰(译音),她在县立医院受训了一年,现在救十个生产大队每一大队的“负责人”以有关生孩子的事情。杨希兰接生,几乎全是在农民家中。如果是难产,如果需要剖腹取婴的话,孕妇就到诊所,就用硬膜注射和局部麻醉。但当公社卫生工作人员学得了针麻时,就将大大地改用针麻。
  
  堕胎也在农村地区实行。使用吸引法,效果甚好。这是一种迅速而无并发症的方法。密封瓶产生的真空附在一具仪器上,由仪器将尿素吸出。一个量表标出吸的力量,无须用电。据说,因为有良好的节育教育,农村也有堕胎。不过农民愿意多生儿女,所以堕胎并不常常实施。但是,可以实施,而且是免费的。
  
  参观之后,我们再与杨奇志会谈,对诊所工作作一般性的讨论。他提醒我们,诊所是一九七二年底才建立的。因此,该所可能做的工作与人民的需要,二者之间仍有差距。他强调诊所跟公社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关系很密切。他指出,是公社生产的增加导致成立诊所和训练医务技术工作人员。而现在,诊所是成立了。
  
  维持和改进保健之最初的方法,是成立一个医疗队,共同工作和共同发展。这是一个不脱离人民的医疗队。西沟的医务工作者一星期共同开会六次。医生、护士、赤脚医生、接生员等等。他们每星期一起从事政治学习四次。每星期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小时,医务学习一小时。这些学习会议为思想交流与进步提供基础,打破了卫生工作者之间的专业分工,也打破了专业人员与农民之间的隔膜。
  
  在我们的工作中,主要的任务是预防。我们十年来不曾有过传染病流行。一九七〇年医好了所有的局部性疾病诸如甲状腺病(或许甲状腺肿是因为食物中缺乏碘质而引起的)。我们往往使用传统的医治方法,结合草药与针刺。我们做有关计划家庭的宣传,
  
  我们扫除了新生婴孩的破伤风。解放以来,我们已消除了性病。现在,我们的任务在防止随春天而来的疾病(或许是流感病毒,但我们并不亟亟于此)。我们已经给六千人看过病,给他们服用草药。

  
  西沟的医疗工作者给人们打预防针,特别是小孩。并分发传统的中国草药。教育对他们的工作也很重要。特别是有关定期检查饮水、粪便、肥料以及果树。由于解决了农民中间的疾病问题,农民的一般卫生水平也改善了,从而有助于增加生产。农村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是配合农民的生活和需要的。
  
  此外,又努力于扩大保健技术的了解。所有这里的中学儿童以及许多年纪较大的农民,已经知道针刺穴位达三十个。这样,简单的毛病诸如头痛之类,都可以由人民自己诊治。诊所不时训练赤脚医生,并且有四位正规医生在有农民的田里工作,直接了解人民的需要。这样,诊所就可以衡量它自己的工作,视需要而改变其重点。已在计划于本年底,成立一个有三十张床的单位。
  
  我们讨论完毕,便行到外面的寒冷而清新的空气之中。太阳正开始下山,晨间的积雪已复成略带紫色的冰。我们为我们的东道主拍了几张照,他们穿着白长衫和白帽站在他们协助建立的诊所前面,颇有自豪而又谦逊之感。对我们来说,这几乎是农村保健之理想的形象。他们集体地工作着,为人民服务。这和我们自己国家(指美国)的农村地区的保健其实是不同的。在美国,私家医生往往很少,而且离农村很远,半专业医生等于是没有,因此,无法满足农民的保健需要。
  
  西沟诊所是中国农村保健机构发展之一个样板,也是中同医疗制度成长之最新发展之一。卫生工作特别是人的废料之处理,周期饥荒之终止,害虫控制计划,对付疾病之群众运动,农村生活之一般改善,这些对农民的健康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保健制度(医生和医院)早期的发展却集中于城市。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曾批评这种偏重城市的作法,曾斥之为“城市老爷卫生部”。
  
  文化革命风暴期间,把毛主席这个政策付诸行动。最重要的行动是派大批由城市和人民解放军医务人员组成的流动医疗队,到农村去训练医务工作人员,并在设备上加以改良。如西沟新建的诊所就是这样。这时候,且有兴办合作医疗。医疗照顾也值得加以简单解释。人民公社的活动,与城市多数企业不同。一个工厂工人是国家的职工。政府拥有工厂,付工资给男女工人,并提供医疗保险和设备,作为工作福利的一部分。对比之下,公社社员在土地上耕种并分配农作物。作物为公社所有,而非国家所有。在文化革命前,医疗费一般由农民及其家人负担。虽然也有好多公社社员自告奋勇,帮助解决医疗困难。(见洪若诗《我在新中国十五年》)。文化革命以来,建立了合作医疗的方式,即农民每年付出某种数目,据说大约一元人民币。全面来说,百分之七十的公社已建立了合作医疗。因为这是集中在人口较稠密的地区,或许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民包括了进去。这个工作实际情形怎样,我们所能知道的很少。或许建立一间诊所或聘用一个医生,其做出的决定像公社或大队决定其他形式的投资一样。
  
  红星中朝友谊公社
  
  在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被认为是一个郊区公社,因为它很接近市区。因为这个原故,红星的医疗照顾,比之较偏远地区农村如西沟者有较多发展。这公社有七万八千社员,因工作关系,分成十个行政区。每一个行政区有一诊所,对社员作卫生服务,全公社则有一间医院。此外,在一百二十四个生产大队中,每一大队有两三个赤脚医生。他们多数时间和其他人做着同样的工作,但是他们还处理日常疾病和意外。他们注意同事的健康,并做着预防的工作,例如给同事打防疫针之类。
  
  我们再一次听说,生活与卫生情况跟生产直接有关。如果猪的生产增加,就有更多的肥料,肥料一多,谷类生产也增加。粮食一增加,就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从而也可以做较多的医疗服务,并增进健康。
  
  在我们短暂参观期内,我们走过了诊所几个不同的房间。第一个房间是内科医疗室。房间小,只有一张床,一张办公枱,一张桌子及一个火炉。曾在北京医学院学习了三年的女医生对我们说,她们的主要工作是预防。诊所的工作人员每个月都去生产大队和社员家里种痘和做其他预防工作。他们工作时,每天都和赤脚医生密切地联系。赤脚医生是卫生照顾的第一线。当大队的人生病时,他们先找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不能解决问题时,然后将那人送往诊所,如果需要诊所以外的医治,则将病人送往公社医院。
  
  在邻近诸房间,储藏着中西两种药物。我们发现专储藏草药的房间很有趣。凉爽空气之中,飘荡着一股大茴香。室内有许多麻袋和盛以树根、花和叶的盘子。它是“自然的宝库”,用以医治和预防人类的疾病。在西方差不多全着重于医药之科学的生产,对草药医病的传统很表怀疑或加以轻视(诸如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医疗实践)。我们忘记了今天的许多特效药是有机物质的合成品。它们的用途,多世纪以来的文献上都有记载。在我们自己的传统草药中,一定潜藏着很多有用的医药,我们美国人却不去加以利用。
  
  草药和针刺与西医相结合,也是一种很切实际的方针。每一次针刺可以用来代替药物,公社或街坊的诊所便多一点自给自足。公社和其他单位培植或采集草药就意味着可以减少化学和药物工业要做的工作,并且把它运到农村去也比较简便。这种实践,可认为跟强调生物昆虫控制方法并行不悖,并且还可以促进本地农业单位不依赖化学工业。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决定于社会目标。虽然中国正在发展和扩大药物工业,但中国人却在使用那边所已有的(药物)。这是“两条腿走路一之另一范例。
  
  在小小的针刺室中,我们看见三个人正在接受针疗。一个妇女的手臂本来已不能动,在经过了五次针疗之后,手臂已恢复了动作,而且动作的程度不断增加。疗序是将一根极小的针,插进她的右太阳穴中,另将三针插进左右两肩。在疗程中,针往往转动,历时大约二十分钟。在针刺期间,病人坐着向我们解释她的病情,还不时摸摸坐在她旁边的幼子。据说,这个诊所也用针刺治疗精神病,因为针刺可以减少焦虑和幻觉。
  
  我们再到院子那边参观妇科和家庭计划室。我们受到那里一位女接生员的欢迎。她在公社受过三个月的医生训练。她看一切妇科和产前疾病,并且接生。但有高度危险的生产不接,不论是在产妇家中或在诊所。关于生育节制问题,她对我们说,避孕丸和子宫内避孕器(IUD)几乎是专用的。我们参加了一场讨论,谈的是中国接生方法之利弊。其余的团员则已经离开了,我们只得要我们的一位女团员平卧在床上。其时有人提醒我们,他们走了,继续参观去了。
  
  卫生与青年
  
  培养儿童良好的卫生习惯,对于疾病防止计划是很重要的。上海幸福村小学的学生,每星期要受村中一位医生指导一次。开会一小时,她教他们基本卫生习惯诸如洗面、剪发、修指甲、洗澡、换衣、刷牙齿,并注重眼的良好习惯如:记住保持眼睛与书的距离,阅读时要灯光适度,坐要直腰——不可躺下来,每年要作两次眼检查。学校很少儿童戴眼镜。有一间教室贴了几张宣传画,显示一个少女在做眼部运动,并解释作此项运动的步骤。而且,学校经常提醒学生注意眼睛卫生。医生告诉我们,儿童每天有两个短时间作眼部运动。
  
  在一个针刺班上,三十个儿童拿着针和碘酒和酒精瓶在他们自己身上或他们同学的身上,实习某些穴位的针刺。教师告诉我们,她教他们某一穴位可以防止和解除头痛、喉痛和普通伤风。除了这种知识和插针的实习之外,并讨论中国人对于针刺脉络的传统概念。
  
  后来我们获悉,学生还被指定在卫生室值勤:每天早上和下午有两个学生在小诊所工作,看小毛病。这是使儿童们懂得他们身体的功能及健康的维持,同时减少对专业卫生工作者的神秘化的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呵。儿童参加卫生工作,将疾病的预防扩大到最基层,因为将来担负一乡卫生工作的人就是他们。中国这方面的卫生照顾,将农村与城市地区的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到处强调自力更生与合作——形成一个令人感奋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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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心理卫生

  
  精神病院可以透露一个社会的重要消息。像监狱一样,精神病院住的,是在社会规律内不能活动的人。而这种社会规律,在高等文化上被视为是必要的。我们不知这些在中国的人是些什么人,他们违反了什么思想和行为规则,别人怎样体会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反常情绪是何种环境造成的。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是根据到上海一间精神病院两次参观所得的印象,并且根据了两次访问北京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学家的谈话。除了资料有限之显然的限制之外,我们要求读者注意精神病学的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专门名词的问题。这问题使本章写得很主观。在我们这次访问中国的整个过程中,语言是个小问题。但在专门名词这件事上,我们的困难却超乎仅仅的翻译问题之外。像“人格”、“精神病”、“情绪”和“治疗”这些字眼,在特定的文化领域内是有其意义的。但在口头翻译上,却没有像“酵素(酶)”或“遗传因子”这类字眼易懂。简直无法知道是否有个共同的专门名词,以确定如此描述的心境是否指的是同一心境。
  
  例如,虽然中国显然否定西方心理学的大部分,但中国人却使用西方的诊断分类制度,以描述病人的情况。病人有被称为“精神分裂症”、“神经病”、“青春期痴呆症”等等。他方面,中国人不用“心理治疗”这些字眼,而无宁称为“谈心”、“思想教育”及“政治学习”。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跟西方“心理治疗”上这类人与人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有没有共同之点呢?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三日,我们参观了上海精神病治疗和预防医院。该医院设在上海郊区,有若干建筑物,建于一九五八年。风景优美,有果树和其他灌木林。我们抵达该院时,受到革委会四位成员及三位医生、一位护士的欢迎。他们站在医院头门口,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在我们的车开到时满面笑容地鼓掌欢迎。在他们旁边还有一面欢迎旗。
  
  医院里面,厅堂明亮,一尘不染,一切显得简单洁净。阳光从窗口射到碧绿夹白色的壁上。走进这间医院,绝不像走进国内一间州立医院那样,有一种不祥或忧郁之感。也不像收费昂贵的私家医院那种因消毒玻璃、铝和漆布地毡混在一起所形成的商业气氛。总之,这里看来像一个充满友爱的地方。
  
  在通常的友好的喝茶吸烟的欢迎会上,我们对医院的情况获得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医院共有九百九十六张病床,分为十三个病房。七个男病房,六个女病房(这跟美国住院病人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女病人相当地多过男的),职员五百八十五人,其中有医生六十一人,护士二百六十一人。病人所患的病有各种各样。大多数患的是精神分裂症。有的有着精神病症状,其他则是癫痫症。癫痫症为什么在这里医治,而不在医疗医院医治,原因我们不明白。有少数病人经诊断为“神经过敏症”和“精神性神经病”。医院附设了一间疗养院,并设有一个门诊部。平均每天诊治四百个病人,多数经诊断为“神经过敏”或“神经病”。
  
  医治方法系传统的中医和西医相结合。一方面给予针刺和传统的草药,同时,也给予合成的化学镇静剂,如氯普马嗪。在治疗期内,病人还给以“思想教育”,教他们对待疾病要有“正确的态度”。(我们发现,在精神病治疗方面使用政治学习,是中国制度的特点之一)。
  
  一位医生对我们说,“这里的环境不像一间监狱”,“病人从事体力劳动、文化活动和体育。医务人员不但侍候住院病人,也在城乡做着预防工作。医务人员还企图在农村和工厂,把‘有关精神病的知识教育群众’。他们还训练工厂医生和赤脚医生替精神病者看病。”
  
  听了这些情况介绍之后,我们离开接待室,开始参观医院。我们首先见到四个病人坐在一张小桌旁边接受针疗。一位医生正在监视一个小器械上针刺针通电的情况,而另一位医生和护士则将针扎进,并注意病人的反应。大家的表情显得一派轻松。两个病人在等待之际,另两个病人被针扎入耳垂或太阳穴。他们坐在那儿抽烟或只是坐着,而医生则在通了电的器械上,用针去刺激(这种电刺引起的刺激很温和,它不同于电震治疗,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我们在参观时,一位陪同我们的医生,拍着一位正在接受针疗病人的肩膊,并静静地对他说话。稍后,病人也开始说话。我们不一会就了解到,病人是在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们。他的说话语气像是朗诵,仿佛他以前已讲过多次一般。
  
  他说得较慢,没有什么表情,但声调清晰,并且也合情合理。以下是他的谈话:
  
  我有过肺病。当我从医院回来之时,因为有肺病,所以心里不大清楚。我担心我不会复原了。一般来说,我有过幻觉,以为我的大脑受到电的控制,大家会听到我想什么。我担心我的思想会被人偷听。就这样,我呆在屋子外而踱来踱去。后来,我的妻子把我的情况报告给我的工作单位。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照顾我,把我送到这间医院。当他和其他的同志到我家来看我的时候,我曾以为他们是来谋害我。到达医院后,我想它是间处理精神病的地方,我害怕。因为,我不相信我患了精神病。经过一星期针疗之后,我的耳朵不再听到任何噪音。我本来不能睡,但是,一星期之后,我能够睡了。在旧社会,我可能已消失于人间,而在新社会,我可以复原。
  
  医生告诉我们:这个病人已留院一个月,准备短期内出院。他的病征,照医生说是幻觉,幻思自己出了问题。对他的诊断是,青春期痴呆式的精神分裂。当询及何以用针疗医治他时,医生告诉我们说,针疗有助于消除幻觉。
  
  在我们继续参观时,我们行过一间大文娱室,那儿约有一百个男女正在玩各种游戏——打纸牌、玩小型篮球、“沉船”(一种游戏的名称)以及其他。还有些病人则在阅读画报和杂志。病人与工作人员的比率是显然的。室内大约只有十个工作人员,然而病人却能自己约束、有条有理并已相当宁静。没有人好斗,或表现古怪行为引人注意。这个观察的结果很值得注意。因此,我们便问:室内的病人是否都服过药。他们答称,多数的人服过小量的镇静剂。从病人注意的表情看来,以及从他们的体力活动看来,这些人显然并未“用过麻醉剂”。正在玩着的各类游戏,需要高度的注意集中,也需要动作的协调一致。在电视机前,并无一人显得呆滞。据说,这种游戏的用意,在使玩者的注意集中。当一个人的注意集中于外在的活动时,那就少有幻觉的余地。
  
  病人虽然合作而且行为适当,但看来仍有些“神不守舍”。这不奇怪。我们是在一间精神病院呀。有些病人双足跳动,像是住院病人往往表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式的跳动,另一些病人看来有些胡里胡涂,虽然并非“发呆”,有些病人则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们(这种怀疑颇有道理,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呀)。但是,却很容易跟他们接触,你跟他们微笑和点头时,也常引起他们同样的反应。
  
  我们进入一个房间,男女病人正在用彩色尼龙线编制花篮。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工作。篮子有着彩色花朵排成一束花。每个人静静地,虽然不是悒郁。病人在工作时,一位护士带来一个年轻女病人,她送给我们两个花篮,她慢慢行着并害羞地微笑着。在赠礼之后,她跟我们在一起逗留,握着我们一位团员的手。她似乎不知互相打交道已完。一位护士温和地使她转身,领她回到她的座位上。
  
  在另一个房间,我们参观一个病人、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之间的讨论。据说,病人“忧虑着工作做得不够。虽则他那单位的负责人觉得他的工作是好的,并且真正赏识他。”(每天早上,医生做着有关病情的讨论,通常都有病人参加此种讨论)。
  
  当我们进入午餐室时,我们发现,墙壁上挂着公告牌和黑板。其中一块黑板,展出病人所写的诗。有些诗赞扬党,批评“修正主义”。另一块公告牌则用彩色粉笔,写着一些规章,并贴着红军的“八项注意”歌,这首歌仍然是人民解放军的歌曲。三大纪律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八项注意有“损坏东西要赔偿等等。还有“国际歌”歌词及一个当天的学习计划。
  
  我们参观一个较小的重症病人的房间。这些病人需要一个护士日夜在房看护。约有六个病人和三四个护士与助理正坐在床沿。医生告诉我们,有一个头发灰白的男病人(正坐着阅读)曾是某省的一个工矿组的“负责人”。他做夜班工作,直到中了一氧化碳毒为止。他已经医治了一年半,肌肉仍然僵硬,所以才转到精神病院。他失去自制能力,并且仍然患有记忆消失症。他在精神病院接受针疗、维他命、和小量镇定剂和中药。他的僵硬了的肌肉变松弛了。医生正在对我们介绍他的情况时,这老人满面笑容地放下书本,双眼还炯炯有神。他曲起手臂,表示他的肌肉已不再僵硬。当我们起身告辞时,他站起来,跟着我们向厅堂行着,仍然满面笑容。这时一位护士轻轻地邀他回头,把他带回原来的房间。据说,房中另一病人,似乎精神不正常。他曾经历过“爱情失败”,有两个月,退出一切活动。他周围的人不知他有病,直到他停止进食时,他们才把他送入医院。自从入医院之后,给他以针疗,他才开始再进食,虽则他仍然显得倔强。
  
  我们继续参观,看到约八十人的一群男病人,在另一间房子做牙刷套。病人写的三篇文章张贴公告牌上。文章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沿着长征的道路前进》及《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在另一块黑板上,是当选为病房房长的病人应尽的责任表。“高举毛主席思想红旗”、“检点自己的行为”、“协助医务人员”、“将病人组织起来”。另一个告示,说明将劳动包括在治疗计划之内的原因。劳动治疗的意义有三:(A)政治方面,(B)对医疗有良好成效,(C)经济上的意义。
  
  在室外,有一群女病人正在玩着一种复杂的“跳绳”游戏,两个护士转动着绳索。有几个男病人和医务人员则在玩着无网子的排球。我们到处看到病人和医务人员作密切的、友好的接触。医务人员给我们的印象是,极其温和耐烦,往往抚摸着病人,把自己的手臂搭在病人的肩上(值得注意的是。病人并不互相做此类的接触。虽则在中国这是相互关心的普通方式)。在我们去另一座大楼的途中,我们经过一个大草本花园,医务人员在花园里种了几种草药。在天气较暖和的时候,由病人和医务人员料理这些草药。
  
  再谈医院的内部。我们参观了一个政治学习会。大约二十个女病人和一位护士坐在一张桌子旁,阅读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病人轮流朗诵文章的一些段落,并加以讨论。虽然,有些病人显得愁眉苦脸,但他们却极其注意学习。一位医生对我们说,病人往往有一种“不现实的想法”,阅读和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能使注意集中,并“纠正”这种不现实的思想。当我们进入时,一个病人正在对小组讲话。她说,在文化革命前,我不曾参加斗争,但在文化革命期间,我却参加了。在过去,我对待批评的态度很差。当人们批评我的时候,我想到那些批评,就感到讨厌。
  
  我们被接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儿大约有二十个病人在一起唱歌。在他们请我们就座前,才知道表演已经开始了。有一个小型的中国传统乐器的管弦乐队,其中有两个演奏者是职员,其他都是病人。两排男女演员面向着我们。一个演员走到台前,宣布音乐开始。下一个十分钟的节目是表演和唱歌。有独唱,凡有双人跳舞。表演十分精彩,是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最好表演之一。每个人都唱得很美,风格美,表情热烈,而管弦乐也精美绝伦。你得聚精会神地才能看出一个唱歌者的手有轻微的震动,另一个唱歌者在未唱的时候,面部的表情有些许惘然的样子。
  
  我们于是回到接待室,分成两组,较详细地讨论我们所看到的。一位医生对我们说,所有的病人,他们的病有着身体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的原因。我们意外地获悉,医院里的病人,有患脑肿瘤、癌症、血管病和心脏病的。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在解放前,有患梅毒的病人及其他性病病人,有酒精中毒病人和吸毒病人。但解放后,所有这些病都消除了。
  
  当我们问及一种疾病的“心理原因”是什么意思时,一位医生做了如下的举例:“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之不正确的态度,在工作或学习中遇到不能解决的困难,处理男女恋爱所碰到的问题,不能处理同事和同工中的矛盾,或者因受了大震惊。”
  
  这位医生为了说明这些病因,他提供了一个病例研究:一位负责大轮船设计的工程师变得很烦恼,深恐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是因为他的设计失败所致。他为此事经历了很多紧张,以致于不能睡眠。由于他的烦恼有增无已,他开始觉得,他的生活中每一方面都得有条不紊。在这段期内,他结婚了。在婚礼上,客人递糖果给他,他拒绝吃糖果,因为客人递糖果的方式不对或表情不对。他以为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行为有某种反对,而且说他的“坏话”。
  
  这位工程师开始听音响,不肯回家,呆在他的工作场所,但并不休息。他的单位里的人开始担心,跟他的家人商量。他们获悉他往往几个晚上不睡觉,去“把东西弄得有条不紊”。他怀疑枱子上的东西摆得不妥,应当加以整理。最后,他的家人和他的同事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在对他施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幻觉和不切实际的思想和观念。他的情况经门诊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他的家人要求之下,得医务人员的同意,准许他入院医治。
  
  这宗病历,对于跟被诊断为患有偏执狂的精神分裂症有过接触的人是很熟习的。不幸,我们无法判定中国人对处理这种病所持的理论之真正性质怎样,我们所能肯定陈述的,是这种病型在美国住医院的许多病人中是普通的。在中国,病人中也有这种病型。
  
  我们问一位医生,是否医院职员做些家庭治疗。他答道:
  
  对病人来说,医疗是不够的。跟病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群众对这种情况应当有正确的态度。在医院以外工作之时,我们对病人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邻人做些具体的宣传工作。
  
  在病人出院之前,我们给他或她以如何防止旧病复发之某些理论的教育。我们并将医治的情形以及病人应常回到门诊部看看,这一切通知他的亲人。我们相信,出院之后,一段长时期的服药,可以防止旧病复发。我们也告诉病人的亲人和同事,对病人要多加注意,并须对他或她有较好的照顾。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对病人的日常生活有较多的注意,那会将我们的疗效巩固起来,并防止复发。
  
  有时,病人对他所属团体和他们的家庭提出合理的要求,我们要求有关方面满足他们的要求。例如,一位女病人在入医院之前,曾是一个店员。当她准备出院之时,她担心她的记忆力没有过去的好,她怕在工作上会犯错误,因此要求调换工作。我们把她的意见转达给她服务部门的领导,因为我们相信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她服务的部门便改派了她的工作。六个月之后,她觉得她已有好转,于是又恢复她原来的工作。

  
  我们要求对于“不合理要求”试举一例,医生在答复这个要求时笑着说:
  
  不合理要求,通常反应出这个人还没有完全复原。通常当病人离开医院时,他们的服务单位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并给予较多的时间休息。有些女病人恢复了健康,但怕回到原来的岗位,怕被别人看不起。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观念。我们访问了工厂或机关,要它们不要看不起这种病人。我们也对病人谈话,并跟他或她一起学习。我们尝试教导病人承认他或她有精神病,并教导他或她对精神病养成一种正确的态度。我们教我们的病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并防止疾病的复发。
  
  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说:在病人住院期间,他们同他的家庭、邻人和同事们商量,并要求他们提供有关病人的习惯与问题的资料。病人所属地区的革委会成员,有时也被邀请到医院,请他们谈谈病人在该区内的表现怎样。家庭的成员往往帮助病人谈些他或她所不便告诉医生的事情。同样,当医务人员不便将他们的愿望或意见传达病人时,或许就要求他或她的家人居中转达。
  
  可是,家人和同事并不出席医务人员有关病人的讨论,也未参加对病人治疗的讨论。虽然在治疗计划中,显然要高度的涉及社会关系。病人的社会网,似乎是被看作对治疗过程的一种辅助,而不是把它看作治疗的目标。
  
病人入医院,一开始便与这种社会网有关。有如在美国那样,看来情形是如此。当他或她周围的那些人被某种行为弄到很不舒服,以致于觉得非有某种外在干预无法再维持跟这个不幸的人的关系之时,就设法使这个人入医院治疗。一位医生解释说,“当某部门的人发现某人的行动不正常时,他的同事和家人便带他去医院。他说,许多病人在重病时不愿去医院,医生、同事和亲人便教育他们和劝他们去医院。首先,他们要求这种病人在医院做一次检查,然后,便劝他们留在医院。”他给我们举了下面的例子:
  
  一个人患背痛,并且他的心里开始有些困扰的思想。这个时期一天一天变得恶化。他觉得有人常在谈论他。并觉得他的大脑受到别人的控制。他曾经是一个工厂工人,但无法继续他的工作。由于他这种情况,他开始对他的妻子说怪话。她想这是不正常的,于是便向她丈夫工作部门的领导人提了意见。他在厂里的同事便送他入医院。他们告诉他,他需要休息,并且应当去医院。
  
  起初,他不承认他有病。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有点被迫到这儿来,而不是出于自动的。如果你现在跟他谈话和商量,他会认为他住医院是好的。多数病人都像他这样。当他们最初到达时,他们不认为他们有病,但在跟他们的领导人和医院人员谈话之后,他们通常同意到这儿来。
  
  有少数病人行为很严肃,并且极其兴奋。遇到这种情形。那就很难使他们同意住院。那些人必须加以强迫,才能使他们到这儿来。当他们最初来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服镇静剂,过后数天,在他们不那么兴奋时,医生与护士便同他们谈话,告诉他们,他们有病。并告诉他们,留在医院是个好主意。

  
  这种医院与社团之间的亲切关系,看来也包括惩罚机关。当我们问到犯过罪的病人时,医生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未成年者被情绪不正常者触犯时,先把这个人送到医院,而不是送进监狱。一个医生告诉我们,有关一个工人打伤另一个工人的故事。工厂的领导人和他的同事都觉得事态严重,不能在厂内处理,便要求法院的同志来调查此事。他们在调查时,获悉在这次打人之前,上述工人的行为已经不正常。所以,也把这个男子送进医院。医生告诉我们,有几宗案子,法院人员“不加重视”。有个情绪反常的人被监禁起来。但是,一旦狱吏注意到,一个犯人行为不正常,在判他入狱之前,便将他转送医院。
  
  恰如监狱当局也可能转送一个情绪有困难的犯人一样,如果有人骚扰街上的别人或者犯了一宗类似的小罪,这个地区的人会把这个人送往医院,而不是向警方举报他或她。医生说,“因为在病人离开医院以后,我们仍注意他的行动,我们要求邻人、亲属和同志都对他加以照顾,所以,这样的问题很少发生。”
  
  所有这些记述,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不由自主的住医院”。中国的这种的态度,其意义在于并不专凭法权观点来做出此种决定。人民的行为,趋向于互相负责,并且抱着仁慈的态度。这已成了一般的希望。因此,不但那些为精神病者看病的人和惩罚机构,就是接近病者的人,都可望他们做出人道的和负责的决定。当做成错误时,可望其他负责市民纠正错误,并对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参与讨论的一位医生现正在把他大部分时间花在工厂和农村地区。他告诉我们,他在工厂诊所教育医务工作者,并在公社教授各种精神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还邀请卫生工作者到医院学习有关情绪波动的典型病例。因为这些医务工作者跟某特定工厂或公社社员在一起学习和工作。他们对他们同志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所以特别适合去帮助他们。他对我们这么说,并且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看法:
  
  一个三十岁的女工有着爱情上的烦恼,其结果,她竟相信她厂里的所有男人都爱上了她。因此,她停止注意她的工作,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厂里走来走去。厂里的医务工作者医治了她,并给她服药。但是,她的情况似乎不见好转。医生访问她的家庭,获悉她的母亲是盲人。她不相信自己是生病。在她母亲问她是否服了药时,她说谎。之后,这个医务工作者问到病人的工作组,并做一些宣传。她的同志开始负起责任,每天给她服药两次。她的病况开始好转,她现在再一次跟她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和学习。
  
  我们问,她的同志们怎样能够说服她,使她相信她是有病?医生答称,她的一位亲密朋友跟她谈心,说,“你睡不好,应当服药,这样你就可以睡。”我们问,是否这位朋友尝试告诉她有精神病。医生答:“没有。”“她的同志未转告诉她有什么毛病,他们也未暗示她有精神病。他们只是告诉她,你需要睡眠。”
  
  以这宗病例来说,当前的问题,用社会调查和随之而来的行动来解决。家庭、同事、邻人和医务工作者都可望在道事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带着自豪的口吻告诉我们,他们并经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做这件属于人人的事情。可是,像那位不幸工程师的故事一样,这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引起了更多的问题,有待答复。当我们尝试去从理论方面接受这种见解时,我们和我们的东道主碰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说明此点,在医生们叙述了这个年轻女工的情况之后,我们有过一次对话。现将对话录下:
  
  “你看她的病因怎样?”
  
  “我已经告诉过你——是爱情上的失意。”
  
  “对,那是突然而来的事变。但是,对那件事变与这个女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二者之间的关系,你怎么看法?”
  
  另一位医生表面上有些厌倦地作答,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已经答复过了。
  
  “依据我们对精神分裂症的调查研究,这种病例有百分之六十是起因于心理因素。——是因不正确的态度、个性、未解决的问题等等而造成的。可是,这不是根本原因,它只是走向精神病的一个因素。这种病例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是有着人体组织上的原因。”说到这里,医生们举了病毒作例子说:“这种病例有百分之三十,我们找不出明确的原因。”
  
  这个解释跟西方对精神病的看法,有极其相似之处。在美国,往往把病的形态分为有机的(生物学的和遗传学的)与非有机的(精神性的)及情况的(环境的)三类。我们不能越出这个共同承认的总方向而去发现中国人在分析这个具体病历时,怎样使用这种模式。但是,当我们在进行讨论时,继续产生着一个主题,即是西方心理学模式高度重视情绪,而中国人看来则认“态度”是改变的中心所在。如一位医生用中国一分为二的术语解释,在“精神活动中,有些思想是对的,有些是错的。病人的思想不但有病态的方面,也有正常的方面。例如患偏执狂的病人,仍然能把他的日常生活保持得井井有条,往往别人甚至不知道这样的人居然是个病人。”他补充说,“我们利用正常来克服病态。因此,如果病人意识到他或她有病,幻觉或许仍然存在,但病人对于它们(幻觉)便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同样,当我们问及,他们要怎样才被认为是“治愈”时,医生们答称,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病人能够“承认和分析他或她的疾病”。另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在病中所表现的行为消失了,而且病人能够工作并在家里生活。
  
  不正确的态度是心理困难的主要来源,而发展正确态度将会导致病情减轻,这是中国精神病医生所持的信念。这信念反应在使用思想与政治学习的教育上,并把思想和政治学习作为心理治疗两大形式。第三种形式是“交心”的谈话,这就是病人和护士之间的经常的和无定时的亲切的聊天,或病人跟其他被选为领导者的病人聊天。
  
  在病人进入医院之后不久,并且做了一次病历调查之后,病人便与一医生会面,开始思想意识方面的教育。医生尝试去判定病人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去帮助这个人培养一种对疾病的正确态度。一位医生说,“首先,我们尝试帮助病人承认自己是生病,并使病人知道疾病是以何种的征象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会生病,生病的原因何在。这些解释有助于帮助病人培养对疾病的正确态度。
  
  他举了一个例,说明他的观点:
  
  一个姓王的女病人,二十一岁,出身于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家庭,参加了一个生产队的水利工程。在一个讨论毛主席文章的学习会上,王未带文章前来开会,受到生产组长严厉的批评,这个学习的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帮助他们增加生产。王不接受批评,并开始怀疑其他队员正在谈论她。其实事实并不如此。她疑神疑鬼,以为别人看她是“坏分子”。她开始抨击别人,并骂别人。这时候,她被送往医院。
  
  当我们获悉这件事时,我们做出结论,除了医疗之外,还需要帮助她对曾经发生的事,培养一种正确的态度。医务工作者、医生和护士跟她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注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为人民服务》这些文章。王在学习当中,开始认识到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而这些阶级坚定地相信党的政策。
  
  我们一起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的某些语录,特别强调这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王逐渐地认识到,批评的目的是好的,并认识到,由于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不够重视,所以她对于批评不曾培养出一种正确的态度。她于是决定回到生产队,认真学习,并对批评养成了一种正确的态度。

  
  如果没有直接观察一个政治学习回忆,医生这种的说法,可能予人以这个印象:这种学习是以强记的方式、重述某些政治口号。但情形并非如此。虽然,肯定他们社会制度之基本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重要的(这正如鼓励美国人肯定他们社会的理想一样),但是,中国人对于帮助人们培养必要的认识力,对自行思考这一层也予以同样的重视。他们高度重视逻辑性、合理性和推理的思想。因此,医院环境的政治学习,是企图“利用正常克服病态”,帮助病人重新发现他或她自己的理智及推理的能力。
  
  这种对培养必要的认识力的重视,以为后来正确态度的发展,也反应在另一个故事里。医生告诉我们“医院里有一个患偏执狂猜疑的病人。她以为她的食物有毒,有一个星期她不曾进食。就在这个时候,她被送进了医院。一位护士跟她做过一次谈心,告诉她,不食对她的健康有害。并告诉她,如果她进食,她会对革命有贡献。病人听了这些话之后,才愿意接触食物。但仍不愿吞下去。护士决定用以身作则的方法,继续作说服工作。她亲自进食,把病人不肯吃的食物食下去。经过了这次示范之后,病人才在医院吃第一顿饭菜。
  
  这类性质的偏执狂思想病人,看来是这里最普通的毛病。当我们就此事问医生时,他们同意我们的看法,并告诉我们:他们的病人,多数被认为患“偏执狂的精神分裂”。这在美国也是最普通的一种诊断,其次,最常见的是“青春期精神分裂症”。这一种的诊断分类,在我们美国已很少再用了。——相等于这种分类的,我们叫它作“慢性的、无差别的精神分裂症”。侵略国家人民患这种病的,在数量上多过那些患忧郁的(非常之少)或狂躁症者。而这种病最不常见的是在紧张和焦虑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自杀,衰老精神病和儿童时期精神分裂症“是极少的”。我们问及同性恋,据说,这在中国也是极其少见的。即使有,也是由门诊部加以“社会再教育”。
  
  北京心理研究所一位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精神病是社会制度的反应,这是不成问题的。”他还说:中国极少老年精神病或小儿精神分裂症。社会对老人和少年的态度有助于解释这两种人的精神病率低的原因。青年和老人都受到高度的尊重。据说,每个人都关心他们,不只是青年人的父母,朋友、邻人、学校都关心他们。同样,老人在中国,没有安全上的问题,一个工人退休之后,可以拿到他以前工资的七成,没有人失业,且提供医疗照顾,又有尊老的传统,孩子们奉养双亲。
  
  由于吸鸦片烟、酗酒和娼妓的根绝,故现在没有醉鬼、吸毒、或梅毒这类精神病人。解放以来,中国面貌的巨大改变,结束了旧社会的剥削,这对于消灭许多临床的并发病征显然起着核心作用,而这些病征,在西方仍然是普遍的。
  
  当问及如何诊断精神分裂症时,上海医院医务人员的答复,暗示出(中国)医生跟西方精神病学有着共同的值得注意之点,即是患精神分裂症者,其思想失去连贯性,逻辑混乱,意识形态四分五裂和感情矛盾。所有这些表现,随病情轻重而不同。首三个阶段,其病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想反常。虽然矛盾心理一字之中文意义如何,人们只能加以推测。
  
  我们问及是否他们觉得在医治精神分裂症病人方面,他们是成功的。他们告诉我们,这些病人有好多医好后又再发。但在文化革命以来,他们的医疗已有改善。在文革之前,医院唯一的医疗是使用镇静剂,不曾使用针刺或传统的中药,也不曾尝试过任何思想教育,并且对于病人的亲属和工作单位,所做工作也很有限。
  
  最近完成的一项小研究,说明了文革前后他们医疗成功率的不同。他们告诉我们。在一九六五年,在一个病房一百零四个病人中,一年后病情复发的占百分之四十。他们不再留院医治,但他们须在门诊部看病。一九七二年在同病房中的一百二十八个病人,在同时期内病情复发的只占百分之十四点八。这些统计虽然有些含糊,却显出旧病复发率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旧病复发”这个名词究竟根据何种行为标准还不大明确。
  
  美国的研究却把三个因素孤立起来看待。这三个因素在保持病人出院最具有关键性。这三个因素按其重要性来说,(一)是出院后之继续服药,(二)是家庭的合作和参与其事,(三)是工作,引起足够突出的是中国医生引述他们的调查结果时,强调他们现在把重点放在:确保病人的继续服药,劝告病人的亲属及同事们注意病征的复发,并监视病人服药。
  
  他们告诉我们,留院的时间一般是七十天。在病人出院后,每天维持二百毫克的“氯普马嗪(在医院内,每天平均服量是三百毫克“氯普马嗪”。以美国标准来看,这是中等的服量)。在北京,我们听说一般住院时期是三十天。在纽约州是四十五天。但是,中美两国精神病人每次住院时间的长短大致相同。病人呆在医院的全部时间,则因美国复发率极高,而显然有别。在纽约的医院,七成五到八成的病人都要再入院的。从这点显然可以推论,美国医院的改革,尚不曾扩大到外在社会。而且只有做到这点时,我们才能减少每次留院的时间,从而改变统计的百分比。
  
  中国医院内治疗的全部范围,包括医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政治和职业的因素以及各种文娱活动。医疗则包括中国草药(医治一个病人,结合使用的草药多至十种以上,虽然医务人员正在尝试用药的种数,通过研究以决定何种草药在结合使用时最有效),其次是镇静剂(中国用的镇静剂相等于Taractin,Stellazine,Thorazine)以及针刺。医生告诉我们,他们相信在针疗之后,病征的消失基本上是属于生理的,而不只是心理暗示的结果。他们引述了一个病人作例证,这个病人极力反对针疗,但终于接受了针疗。这个病人也有病征减轻的迹象。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及政治治疗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教育,谈心,政治学习及医院内积极的政治生活。文化活动包括唱歌、跳舞、诗歌、和艺术,而生产性的劳动则涉及照料医院花园以及医院内的其他活动。
  
  每天的日程,以晨间医疗开始,接着是上午的各项活动。一般是早晨七点听新闻广播。八点到十点医疗。午饭之前,自由活动。午饭之后,午睡。一点半到两点十五分,大组阅报或学习毛主席著作。两点十五分之后,有篮球和排球之类的集体活动。每星期有三次家人探视病人。每星期一次病人与医生彻底清洁病房。春天的体力劳动是在草药花园工作。
  
  医院有多级的互相依存的机构,由十五人的革委会管理,其中有四位女革委。医生、护士、干部及工人宣传队都有代表参加。革委会每两周开会一次,必要时举行特别会议。
  
  每间病房由三个医务人员领导。一个医生、一个主任护士和一个基本医务工作者,后者照料病房的管理。每天早晨夜班和日班有个短时间的会谈,交换消息,并讨论每天的例行工作。每个月病房职员有一次会议,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讨论如何改进工作,提高对病房的服务水平,并讨论如何改善与病人及其家人的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病人也组织起来,每一个八人到十人的小组,选出一位组长,每一个大病房有两三个组长。
  
  病房领导人每星期开会一次,对日常工作做出决定。一人负责学习,一人负责清洁,另第三人负责专门治疗。有主任医生和护士讨论学习计划,然后再交由病人去讨论。并为将离院病人组织了叫“复原班”的特别班,讨论出院后如何在外面继续疗养。
  
  门诊部职只包括十一个医生和九个护士。预料病人出院后两星期,即会恢复工作。然后,病人大约每个月来医院领药一次。但是,如果旧病复发,他们还须找医生谈心。
  
  医院除了医治病人之外,还要训练精神病医生。他们接受的课程有精神病,疾病分类,病历研究以及传统中医知识。多数教学是有关诊断经验,而不是书本知识。医生与护士之间是分工的,虽则他们在工作上是互相支援的。医生的责任在通过诊断和医疗,把病治好。他们搜集并写出病历,决定医治方法,并在意识形态方面教育病人。预料医生也跟病人一道做清洁服务,并在护士需要帮助时,为病人的饮食服务。护士给病人服药,注意病人的健康情况,并跟病人谈心。
  
  这种对精神病院的参观,在我们许多人中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位年纪较大的我们的男性翻译在我们离开时评论说,这次经验使他感动得流泪,他很有感触地慢慢地说,“他们(指医院方面)对他们(病人)照料得这么好”。很难把我们所见到的那种病人及无微不至的照料形容出来。我们只能说,医院的气氛,使人们想起儿童故事中的一个地方——一个安全和仁爱之“家”在那里,穿白制服的人照料着感到不舒适的别人。
  
  病人和病人之间及病人和医务人员之间的合作、工作上的直接接头、态度庄重及行为适当,都达到了显著的高水平。绝无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的证据。如果职员中间有什么阶级区分,我们并没有看到。虽然,医务人员有分工,他们相互的尊重与合作,看来很真诚。再则,因为他们的诊断训练特别切实,所以,人们从自己经验中学习,也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学习的过程是看得见的,并且也是每个人可以得到的。当专门技术这么容易理解时,它们也就没有什么神秘了。我们在北京跟一位心理学家谈话时,他告诉我们,“我们推动医务人员和病人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大家合作去与疾病作斗争。”
  
  医院内(和医院外),显然没有深刻的阶级区分,因而对病人提供了一套一贯的关于真正本性和在社会上的适当行为的启示。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人,看来对于良好生活的性质,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所珍视和所培养的精神品质、国家的总政治方向——甚至于解决知识问题之认识方法,都有共同一致的看法。这种强有力的社会一致,显然是医院诊疗成功的主要特征。
  
  前面提到的那位护士使病人去食那种他相信有毒的食物,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例子。在西方精神病学方面,偏执狂者的幻想之顽固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的病人不能判定在护士进食之际食物中的毒性已经转化,而在病人每次进食之时则保持它的毒性?病人看来很容易地抛弃这种想法,而接受合于逻辑的一般规律。同样,仅仅一句“病人进食就会有贡献于革命”的暗示,就会对她的行为发生影响。看来,这种对现实的共同看法,结合着对当局人物的信任,有时倒可以运用寻常的理智和少量适当的社会压力,把心理不正常的人医好。而在我们的国家(美国),这种心理不正常的人,却使医务人员束手无策。中国人的假定是这样:理智、逻辑和“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一占上风,就可以发生治疗的作用。
  
  强调认识和合理,也反映于中国医生对待病人的坦白爽直的态度。显然没有把一种意见暂时按下不说,等待病人“有了准备”时再说的动机。医务人员说出他们的想法,他们相信听者有听进去的能力。而且,治疗把重点放在思想方面,而不放在情绪方面。西方心理学似乎相信,除非许多的情绪发泄出来,一个人将无法吸收、接受一套新概念,更谈不上有所启发了。中国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宁愿信守应用辩证法去理解客观现实。他们相信,向病人教以这种方法,将使病人能够运用这种方法,从他们的困境中找出一条出路。
  
  这种对思想和学习的强调,似乎也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对待人类的感情,采取不同的态度。看来,(中国)文化的准则毋宁是克制和庄严,而不是富于感情。但这不是说,中国人是不重感情的人。个性上的差异很广,但引起注意的方式,其差异并不很大。我们发觉我们的东道主温和、风趣、热忱、有分寸,而在情况需要时,也会痛苦和愤怒。但是,最大的激情看来是专对政治事件而发(也就是专对原则性问题),而不在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当一个人谈到旧社会时,人们可以大动情感。跟我们谈话的一个老妇,在告诉我们解放前的生活时,不禁大哭起来。也有其他的人在谈到政治压迫时,虽也显示出约制,但却很愤怒。另一方面,在谈到为人民服务时,却显出高兴和有决心的样子。
  
  看来(虽然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一切的总结都成疑问)“人的”关系并不完全是政治的关系。医院里有许多病人的病历,都涉及“恋爱失败”及“爱情上的困难”,但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及旅行同伴很少跟我们讨论这种事情。我们的翻译(一个青年男子和一个妇女,年纪都三十多岁)看来对工作的兴趣,大过于对恋爱和结婚的兴趣。在街上,当一对男女经过时(不常见的景象),人们并不注意他们的样子是否性感(而在美国,性感却是那么天经地义之事)。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现在需要辛勤工作,有技术的人也同样有情感上的迫切要求。不同的是我们却把这种情感放在男女关系方面。医院里有爱情问题的病人显示出,在中国有些人仍重个人关系,并没有把那种性的需要,满意地导向工作方面去。
  
  如果有人把精神病院看作是难于适应文化准则的人的休息场所,那么,还有那些太重视个人爱情的人,再加上那些对别人批评不能成功地控制自己的人。对待批评的困难不是医院病人的特殊问题,虽然,他们对批评似乎特别敏感一些。中国很强调一个“好”字。人们常常看自己有无资产阶级或自私自利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被别人这样看待,就一定感到很痛苦。因此,即使别人不公开批评,那些内在“超我”感很重的人,可能会想象,当批评来自内部之时,必定是先从外面来的。前面提到的轮船设计师,以及那位需要精神病专家保证其作品受到欢迎的男子,可能都表现这类的反射作用。
  
  医院的政治再教育,是针对对批评难于作建设性吸收、同时工作上也带来了焦虑的人。如果医院的作用之一在予一般社会失败的人以社会化,那么,上海的精神病院就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人们可以在这里接受正确态度的教导,以正确对待这个关键性的社会关系。拿政治学习作为思想和行为改变的工具,在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是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上不可分的部分。对中国人来说。毛思想既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也能促起人们觉悟。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它属于概念范围,也有情绪上的内容。因此,利用政治材料协助个性的改造,调解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增加生产,想通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生活的共同特色。它在精神病院方面的应用,决不是独特的。
  
  的确,医院内部的生活和外面的生活,是很相像的。正如北京一位心理学家所说,“医院里病人的生活,像正常医院其他病人一样,而且也像在外而生活的人一样。他们并非与社会隔绝,而是过的一种集体生活。他们跟医生、护士和职员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有学习小组,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们的生活和所有中国人的生活一样。因此,病人不必去适应正常生活,因为他已经在过着正常生活。这样就不会跟习见的生活旋律脱节,再加上在治疗计划中,有病人社会网的成员在内,这必然是使病人离开医院而仍能保持在医院的情况之一个主要的因素。
  
  美国的精神病学近来已开始认识到这种工作方法的重要。但是,企图使美国医院也采取这样的政策,则仍然办不到。中国情况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医院人事可望对病人的家属和服务机构发生影响力。如果要求病人的家属和服务单位好好照料病人,家属和机构是会照办的,人们可望互相照顿,并且在要求照顾时,他们会把照顾的范围扩大。北京一位心理学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在为别人服务。因此,人们常常受到关怀。他们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关系是温暖的,你觉得你受到每个人的温暖接待。”不是全体美国人都具有那种文化传统,心理卫生工作者尝试发动社会对病人的支持,将证明是很吃力的事情。
  
  中国那种互相呼应和负责的社会网,或许就是入医院人数看来较少的原因。上海及其周围扩大地区,有人口大约八百万,这地区有两间精神病院。我们参观的那间精神病院是医治“急症”病人(即是精神病发作时间短或不经常发作)的,另一间精神病院则医治“慢性”病人(即长时期被精神病所困)。这两间病院,每一间只有一千个床位。稍稍算一下,就可以知道,每九千个市民才有一个床位。(纽约市一间州立医院的人口比例是一比一千五,即每一千五百人,有一床位)。这个突出的比率或者显示出,中国严重情绪病例很低,或者患病的人受到医院外面的照顾。我们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调查,显示出这两种情形都有。
  
  罗斯.斯柏克,是一位美国精神病专家,他对精神分裂症家庭之社会网的调查,受到精神病界广泛的注意。他说,当人们生活中有着大社会网在活动着,精神病的程度就会减低。在中国,个人参加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小组织,并且感觉到这些组织负有责任。因此,他们的家庭既是核心,又是核心的扩大,他们的工作单位(他们在工作单位经常从事政治学习和批评及自我批评),如在城市他们便参加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如在农村,则他们参加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或其他社会团体。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团体关系,因此,是不孤单的。在我们看来,极少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疏远的现象。
  
  在美国,社会网较小,有一种各搞各的互相龃龉的倾向。邻人、朋友、同事和亲人,往往彼此互不了解,彼此之间很少有一种责任感。每个小圈圈在部分真空状态中自行发展,其习俗及对事物的价值是相互矛盾的,没有共同的目标,也不可能有“较高的道德权威”,藉此种权威,谋求每个人意见上的一致。他方面,中国人则在网(小组)的结构之内活动。而这些结构是互相支持的,并且有高度的自觉性。个人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及这些团体与国家的关系,看来都有其特别意义与目的。
  
  因为人们组织起来,应付他们自己的共同需要,他们并不觉得要依赖一个全国的或地区的传达制度,因此,在指导他们生活时并不觉得无能。成人组织学习班,儿童组成社会活动班。在这两种组织中,每个人都互有联系,并跟更大的社会联系。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接受上级组织(地区党支部,城市市革命委员会等等)的指导。这些的指示常在当地人民中讲清楚和加以讨论。因此,个人觉得自己是社会网制度中之一部分。而这个社会网,是配合得很周密的,它甚至于矫正反常的社会行为。这在美国,是交由心理卫生和刑事司法制度去管的,而在中国,则往往由其所属地区去处理,属于整个同志们的范围之内。居民委员会是由同等地位的居民选出来,是服务性质,不给工资的。被选出来的人往往是在许多社团中被遗忘了的人,即老人和家庭主妇。由于这些人被动员起来处理共同的社会问题,因此也给予他们的贡献社会的机会,从而也可以恢复他们自己的尊严。
  
  即使在中国,由于城市生活使人民分开,并破坏了农村与城市所发展的社会形式,因而居民委员会提供了使都市人民保持联系的环节。因为它们一部分工作,即在听取和报告居民委员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任务类似以前的调停组,专门从事于排难解纷。对那些涉及纠纷的事件中,由居民施以集体压力,使一时的敌对者找到一项妥协的办法。并且使关系可能坏的或趋于破坏性的,也可以在一发不可收拾之前,予以控制下来,不让个人单独行动,互相施暴,而使个人与集体联系,由集体负责跟他们打交道,人民在感情上比较健康,或许大部分要归功于这种活跃的社会网。
  
  对于人民的行动,常常有高度的察觉,除了一个人作梦和性生活之外,几乎所有的行为都认为属于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如果父母虐待一个孩子,或者同事们发生争执,目睹其事未直接涉及的小组或个人,认为协助调解并解决困难,是他们的革命责任。同样,那些陷于是非圈内的人,可望别人帮助解决,如果适当的话,自己负起责任,接受批评。
  
  由于中国城市的人口很稠密,美国式的那种隐秘,即算它是一种文化标准,在中国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当邻人或家庭吵架时,每个人都知道,居民委员会或者是间接有所闻,或者因吵架的一方要求帮助而知道,常常是由几个成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争吵的当事人,并跟有关各方安排一连串的会议。
  
  例如,上海有一对已婚夫妇,因丈夫觉得妻子在家里的时间不够而发生争吵。日间她在一间街道工厂工作,并且花了很多黄昏在当地学校的会议上。丈夫放工回来时,已经很疲倦,还要做家务,因此不满。有时,他发脾气。因此夫妻之间,有着尖锐的心理斗争(紧张的争吵)。妻子觉得,她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她不愿意放弃。他妻子告诉我们说,“因此,我们两人很容易发脾气”。“过了一阵,我们甚至打起来,并且我要求离婚”(离婚在中国是很不寻常的)。
  
  居民委员会获悉了邻人的问题,并跟丈夫谈了一次。居民委员会指出,妻子的工作确是为人民服务,她在学校的工作是教育青年人,这是很重要的。经过跟夫妻双方几次会谈之后,妻子开始多注意家务,而丈夫则开始做更多的帮手——他甚至于开始缝衣服。居民委员会一位委员引以自豪地告诉我们,现在“丈夫和妻子两人都为革命工作,到了晚上则共同做家务”。
  
  由于这种外在的调解是成功的,所以,很清楚。人民必须接受外在调解的合法性,并且必须分担共同的目标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这里,再一次是毛主席的教导,提供了共同的立场。在中国,似乎每个人都在某种一致的规律之内活动,而这种规律往往来自毛氏的著作。例如“治病救人”这句话教导人们,纠正错误不应当是人身攻击,同样,“一分为二”含有:每个人都有短处,即使那些批评别人的人,批评者的责任在看到受批评者的长处,以发现我们自己的弱点。一位中国东道主用经典的辩证法对此加以解释,在调解纠纷当中,每个有牵涉的人,不但为他或她自己的立场辩护,也做自我批评。
  
  在毛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中,他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人民与敌人之间的矛盾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别。人民与敌人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原则性的问题,这种矛盾除了革命之外不能妥协,人民的敌人必须予以铲除。另一方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都不是原则性问题,而是属于日常生活的问题。例如丈夫与妻子为生孩子的问题或邻人之间的问题,这种问题应当用友好的妥协的精神去解决,要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去求解决。团体中间的派系、争执和分裂,被认为是极左派的错误。而在这些事情上居民委员会或其他调解团体,预料也会出面干预,以协助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应用了这些共同知道的原则,即使不满之感有使局势有爆发之虞,人民也仍然能够相处下去,不致出什么问题。
  
  居民委员会不但处理夫妻争吵和邻居之间的争吵,也处理离婚、堕胎、和死亡的问题。据说,个人习惯上的不同,通常不认为是离婚的足够理由。在这种情形下,委员会会向夫妇双方提意见,要他们改正他们的错误而言归于好。遇到夫妻间打架事件,委员会会提请注意,保护妇女的地位。而居民委员会最先的努力,是教育丈夫。据说,多数的打架事件,发生于青年夫妇间。因为年轻的丈夫最可能忽视家务劳动,跟朋友们外出,让妻子单独去肩负家务劳动,作妻子的感到受到忽视,并且觉得过分操作家务不公平。委员会告诉夫妻双方,两人都要做家务劳动,谁也没有权力把家务留给另一人去做。
  
  关于堕胎,委员会的政策是,凡是已婚夫妇未能节制生育而又不愿有孩子,则建议堕胎——并向医院保证这是夫妻双方的愿塑。有少数堕胎事件,是因为私生子的关系。但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认为是结婚。
  
  在离婚与堕胎两方面,通常妻子的态度分量较重。离婚后孩子的照顾,由讨论来解决。但多数由女方来照顾孩子。
  
  虽然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在中国都市负有特别的职责,但他们的实践,多数反映在其他社会组织方面。例如,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是学校的中心活动,也是工厂、机关和公社工作周的经常计划的一部分。同样,每一社会机构亦至少每个月有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往是每隔两星期一次),而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在家里举行。整个社会花了相当的时间把注意集中于此,结果乃产生了秩序、合理、好意和团结。
  
  可是,即使在这样人道的和负责的环境之下,有人仍然变成无组织和闹情绪,使他们的社团觉得有把他们送入医院的需要。为什么某些人在某种社会背景之下变得那么嚣张,以致于他们的行动,引起别人的注意,要加以取缔?这个问题在所有的社会,仍然是个未解答的问题。典型的医学(这一认识成了西方精神病学的基石)是根据如下的假定,即:行为极不寻常的人是一种“疾病”。这种病像生理上的病一样。需要加以诊断,并由医务人员加以医治。在西方,这种看法往往是因为相信,精神病的存在,跟文化和社会制度无关,因为他们把这种反常行为看成是存在于患者的“内部”。
  
  这些观念现在受到新观念的挑战。新观念认为,只有从个人所生活着社会制度着眼,才能理解反常的行为。新观念认为,人类并非存在于一个真空状态中,而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制度的成员。这种社会制度,在决定人的感情生活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近年来,西方精神病学已不得不考虑从家庭到民族、国家的社会制度对个人的影响。如果将治疗单位重新加以解释,将病人周围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都包括进去,那么,病人的古怪行为就大有意义了。R.D.梁,唐纳尔.杰克逊及格雷哥利.巴德生的工作已经显示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及他或她的以成人为核心的家庭,可能对精神病有影响,甚至产生精神病。《精神病的神话》一书的作者汤玛斯.沙斯曾经写道,因为无人能对被指为“精神病的”行为建立科学的物质基础,因此,这个名词简直是一种骂人的标签,用以搞臭那些使别人感到受威胁的人。梁争论说,痛苦显然可见的人,只是他或她接受别人微妙启示的反应。除非每一个有关的人能够加以“监视”,要不然,“精神病”将会持续下去。如果将这些观念予以扩大,那么,不只是家庭应当视为治疗单位,而且其人所处的整个人与人的接触范围,都应当看作治疗单位。那就是社会网。社会网之外,还有整个社会制度。
  
  这两个看似互相排斥的看法,看来在中国的精神治疗学上已融合为一体。跟我们谈话的医生似乎相信,精神病人有着生物学的和“组织的”因素。他们使用“疾病”和“不健康”的字眼来讨论精神分裂症之可能的生理上的原因,同时,他们又认为,大社会制度对个人心理有其强大的影响力。许多在西方较为普通的病型在中国较少,这对一种观点提供了相当的支持。这已越出心理动力学的范围(西方较普通的病型,有小儿精神分裂症、老年精神病、酒精中毒症和梅毒精神病等等),而在美国这个国家以及海外的生物化学和遗体学研究上的发现显示出,生理上的因素也可能对精神病发生作用。
  
  正如中国的理论不拘于一家言一样,他们治疗的方法也反映出同样博大的态度。不但药物和针刺是医院治疗的主要方面,社会和政治思想也是。虽然,他们并不“医治”全家人或社会网,——这个工作由社会本身去做——但医务人员却与最接近病人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去改善病人跟整个人类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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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09-07 08:36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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