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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1973年](连载)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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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计划的制订与街道委员会

  
  在中国,计划是生活上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来,对设计的整个态度,看来反映出对八亿人民参加民主,越来越着重。我们见到相当的证据,证明:不只是上层做计划,而且将要完成的定额,要做的工作以及将得到的利益都交了下去,并且要求各级人民都做出计划。政府并询问他们为自己所定的定额有多少,他们能完成的是何种工作,他们想取得的利益是多少。
  
  我们的旅行时间太短,要看的东西太多,无法对中国全面制订计划的过程,取得一幅完整的图画,然后如何把所有的资料凑合在一起。不过,我们都有机会看到足够谜样的东西,因而对事情怎样在进行,毕竟可以有个一般的印象,本章不是把所有看到的东西拼在一起,而只是简单地把我们不仅跟居民委员会一级设计人员讨论时所听到的陈述出来,而且也把跟国家和城市设计组的成员在讨论中所听到的某些事物也陈述出来。
  
  在北京,我们跟国家设计委员会三位成员在一起,度了一个愉快的早晨。他们是在搞环境问题的。这些设计人员代表着不同的背景。颜君是一个化学工程师,王女士是位医学卫生家,另有一位朱康伯(译音)是城市设计组组长。
  
  他们解释说,在别国很严重的污染问题,对中国则是个比较新的问题。并且说,这问题仍在早期的研究阶段。我们觉得这说法有点谦虚。因为在我们的参观中所见到的,显然感到中国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好些时候这成为已计划的一部分了。
  
  据说。解放前中国工业的分布集中在东海岸三个大城市。从人文来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一来,上海、大连和天津几乎不适于居住。它们的水被固体和液体工业废料所毒化,它们的空气因污染而污浊。解放后,这些城市成千的工厂予以拆卸,迁往郊区,或迁往中国内地改建。那些留下来的,则想出新的方法消除污染物质。现在,设计人员企图把新工业平均分散于废料不能集中的农村地区,并且也比较容易处理废料。在每一新地区建立一套工业,以便作多种用途的利用,并使之在经济上作有效的生产和处理。沿海与内地间的工业发展的平衡,认为很重要,不仅在环境方面很重要,而且是减少城乡差距这一长远运动的一部分。
  
  我们的东道主指出大庆油田的例子,那是一个模范工业地址。大庆是一个大建筑群,其中包括宽敞的住宅区,周围是农地。这种安排实际是把工农混合在一个单一地区。这样,种谷类和蔬菜的农民,是油田工人的亲属。据说这对生产有好处,并且对人民也方便。这也意味着工业发展不会因大量移民城市而破坏农村的社会组织。而在世界多数地方,就跟这种发展形态大不相同。中国人发现,新城市的设计,比旧城市的改造要容易得多。例如,在新城市,设计人员在择定新工业区时,可以考虑跟住宅分开的问题。而在旧城市,原来的工厂与住宅混杂在一起,则只好任其暂时保留。据说,在解放后,设计人员必须学习这些事情。最初,他们就曾犯过一些错误,把新工厂设立在接近住宅的地区。
  
  颜君指出:毛主席常常强调广泛利用物资,要变有害为有利。中国人认为所有的物资,必须加以利用,以图有益于人类。而且,他们现在正大大努力于研究新方法,以利用前此不认为有用的一切物资。许多工厂已经利用“废料”来发展副业。例如一间制造抗生素的制药厂,已经发现他们一度埋掉的有毒副产品,可以用来制造染料、溶剂、和除杂草剂。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组成的一个三结合小组,依据“从简单到复杂”的模式进行实验,取得了这些成果。在许多教育和生产的讨论中所提到的这种模型,即是从简单的或容易的问题着手,然后有系统地进行那些较复杂的和较困难的问题。有时,这种新方法很花钱,但是,减少危险比求取利润更占优先地位。
  
  我们的一位东道主曾经访问过瑞典和法国,他对于在那边看到的垃圾之多,表示惊异。他告诉我们,在中国,垃圾是从不堆积、烧毁或作为填塞物。家庭的废物由政府挨户收购,然后把它变成各种有用的成分。像纸张和布这类纤维物质,被送往造纸厂,金属则送往冶金工业,塑料送往塑料厂,玻璃则送回玻璃厂。灰、烟灰、土和蔬菜这一类物质送往郊区,把它们和牛屎或人粪混合起来发酵后作为肥料。发酵可以杀死细菌和寄生虫,另方面又保存了钾、氮和磷。在有现代下水道存在的地区,固体废物予以过滤出来,作同样方式的利用,而液体则循环地用作灌溉。我们的东道主曾在欧洲见到塑料作为废物而烧掉。当他问及如何处理烧时发出的有害气体,因而建议循环利用时,对方却告诉他,那样做将无利可图。
  
  我们团体中有一位团员,不了解中国政府何以要为废物而付钱。他发问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不应当把他们的废物免费送来吗?”他说,在美国的生态学团体曾大力搞运动,要使人民把他们的旧报纸,瓶子和罐头无报酬地拿出来的。(这些人有很多在政治觉悟上是支持中国人的)。他向那位妇女提出了此问题,那妇女解释说,目前垃圾和废物付钱的制度,不会行之久远的。但付钱鼓励了节约。而在物质上仍然落后的国家,甚至对废物所含有的内在价值,也给予社会的承认。那妇女说,将来物质稀少的情况消失及人民获得的入息完全按需取酬时,将会实行另一种不同的制度。
  
  单是在北京的九个区中之一个区,一年就搜集到一百五十万吨的废物。计划人员要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切东西不加以循环再利用,那将是多么庞大的数量。我们试想一想,数量更大得多的垃圾和废物,正包围着我们自己先进的美国呢,中国毕竟仍是太穷,不会产生很多的垃圾。虽然我们所到之处,废物问题正在受到控制。但据说,事实上在解放之时,垃圾的数量是庞大的。当时的垃圾,是从清朝时候起一直堆积着。因而人民大众发起了一个清除垃圾的运动。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基本上是要把城乡和省或地区委员会的计划综合起来。地方计划在地方上可能有其特别的意义,但不必一定对国家有意义。中央计划专家如现在跟我们对话的这个专家组,也许会以咨询人员的身份到地方委员会去。比方王女士,她在公共卫生部领导下而工作,而该部要通知某一地区需要多少医生,那就要看从地方搜集来的资料怎样。地方团体讨论地方的计划,然后再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当计划经讨论、协商和通过之后,再呈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造一步的协商和通过,最后则发还给地方,算是已完成的计划。例如地方级的计划。当某一地区要建一个新工厂时,必须考虑学校、医院、商店和文化中心这些需要,而将之与建厂计划一并列入。常常有群众植树运动,群众还参加建屋,扑灭卫生和农业上的害虫以及其他运动。负责设计的行政人员在设计问题上有与普通群众商量的任务,然后高层方面再讨论他们的意见。经常向我们反复提到的意见是。单是专家不能决定或解决人民的问题。
  
  我们有机会看到上海设计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与上海市建设局人员有过长时间的会谈。该建设局计划并负责道路、桥梁、自来水系统及建筑物的建设。这个局在市计划委员会之下,而市计划委员会又直接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报告。(每一个大城市,上海、北京和天津是作为独立的地区而管理的,不是作为一个省的一部分。)在上海范围内,建设局的计划组是市革命委员会的一部分。建设局有两百个行政人员和四千个劳动力。建设局的计划在呈送国家计划委员会之前,先要经过革委会全体会议讨论。这些计划的制订,先经过有良好组织的征求意见的过程,征求基层的意见,再派协商员到市社会机构较低层。
  
  上海从一个充满猖狂剥削和不幸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变成一个清洁的、兴旺的、朝气蓬勃的人民城市,应当列于历史上最伟大成就之林。在过去,全世界人民都曾听到上海的饥饿、人们无家可归、娼妓、吸毒,疾病、乞丐和流氓这一类的故事。英文上海一词的动词“To Shanghai”,是含有诱拐的意思的。而诱拐不但是威胁利诱,也是暗无天日和招摇撞骗。和这个形象相伴而生的,是富裕的中国人、外国冒险家及投机倒把者之腰缠万贯和豪华生活的传奇。我们下榻的那间旅馆,就是外国人称霸时代的遗物,仍然保留着美丽的方格壁画和豪华的枝型吊灯架,作为过去的回忆。但是,当我们往下看到以前是挂着“华人与狗不得闯入”的牌子的外滩公园时,我们可以看到成群的人在散步,轻快地步行去返工,做晨运,坐下来吸烟或在日光下吃其冰淇淋。
  
  照一位设计者的看法,这个城市过去不仅是污浊,不适于居民居住,而且随时发生疫疾。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租界地区在法律上是自主的,每个租界有其自己的运输、煤气、下水道和电气体系,彼此并无联系。从市东到市西,并未设计一条南北干道。劳动人民挤在他们工厂周围的临时搭盖的棚子里,工厂冒出的黑烟和流出的污水,都流到阴沟中和河里,草屋、木屋以及河中的舢板,容纳不下全部人口。甚至于在抗日战争之后,中国已收回了外国租界的领土主权之时,国民党仍很少注意他们控制地区的设计和重建,而且事情更加恶化。
  
  当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党和政府把所有外国人的企业交给人民,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以重建这个城市,鼓励人民要有高尚的目的,并要求在工业上取得多快好省的成果。设计与建设组开始对最急需的建设采取严肃的看法,大搞人民群众运动,解决公共卫生和重建的问题。因为没有大量的资金,所以人民得利用旧楼以改建新屋。今天的上海,在外表上仍然是个旧城市。虽然大批的新工厂、公共建筑物和住屋工程散布在市内五十三方哩和郊区二千二百八十方哩以内。尽管经过疏散努力,全部人口仍然逾一千万。但是,市区却干干净净。人民充分就业,没有饥饿的现象。教育普及,并有医疗照顾。这是怎样做出来的?
  
  第一个政策是终止杂乱无章现象的扩大,把市区分成几个工业区,在市区周围建立了若干新城镇。其他的政策包括家庭计划。一九五七年人口增加率为百分之四点五,一九七一年则不到百分之点零七。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去农村的有一百万人。工人搬到农村地区,或至少搬到郊区。重建战时毁了的工厂。或者认为人口太拥挤,而将市区的人口迁到郊区去。
  
  解放以前的道路,凡是窄狭的,弯曲的,经常被建筑物阻塞的,则予以扩大路面。新建的道路,(加起来)几乎有一千英里。单是三英里长的北京路,就被二十三座建筑物所阻塞着。而这些阻路的建筑物,都于一九五三年被拆卸。市中心区通火车站的主要道路,从十码、二十码扩大到四十码。所有路的两旁的建筑物全是新建的。中山路在一年之内就把旧的、窄狭的路段改建,现在已成为环绕市区的主要地带。南京路是我们所住旅馆前面的大街,有五座建筑物已经拆掉。其他建筑物的第一层,则予削截,以便扩大路面,而楼房仍可以这种方式保留下来。现在上海的主要购物街,有占地多的百货公司及较小的商店。当我们的东道主和翻译自行用午餐时,我们漫步经过这些商店、照相店、陈列馆和餐室,看来特别人多热闹。
  
  在解放以来的诸项成就中,上海人民增加了煤气逾二十八万户,铺设了广大的新地下下水道系统以代替露天的阴沟,并发展了造林计划,把树木带给市区。在某些地段周围有露天阴沟紧密靠近人民的地方,全部人口都得迁移。他方面,无出口的阴沟则予以填平。用以建筑住宅。有一个这种地段,周围的人民植了十五万株树,并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公园。公园里有散步的道路和文娱的设备。曾经经验过环境事故和旧上海种种问题的人,公开地谈起这些事情,并征求社团的支持,以处理这些问题。这种征求市民支持的运动有好几种。有大扫除运动和重建运动,也有研究废物新利用运动,包括有毒污染物质的处理。
  
  许多旧码头已变成江滨公园,使人们在美丽的江滨散步的时候,看得到中国与环球各国的商务活动。已经建立了七十五个工人新村,每村都有树木、住宅、学校、医院、商店、文化中心、浴室、运动场和银行。每年人民组队调查每个工人区有无新的需要。或许需要更多的蔬菜市场,或新的小学,还咨询居民有关他们的居住区的设计是否适当。近来的建筑设计已有所改变,即增高天花板,增建私人厨房和浴室,窗户也有不同的光线以及其他等等。所有这些新特点,反映出市民的想法和意见。向普通人民征求设计意见及对意见的重视,根源于更广泛得多的中国政治运动,以争取专业与非专业人员之间的互相尊重。建设局的本身,是由前铁路工人及其他工人领导,并有土木工程师及受过广泛旧教育的人参与其间工作。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脱离群众的专家,常常会有错误的思想并搞出错误的计划。现在,群众路线挂帅,人民吸收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也要依靠人民的实践知识。因为做出的决定人民会受到影响的。
  
  我们参观大城市的街道和居民委员会,看到人民中间的设计过程在发生作用。中国的都市地区分为区,区又分为街道委员会。市区的设计过程,扩及各层机构,下至最小的单位。这些地方委员会除了处理本区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接受上级的指示,讨论后付诸实施,并将本地区所做出的决定回报政府机构。中国社会看来虽有组织,仍然有着显著的地方分权,在不同的机构中,有着相当的地方自治。我们或许在中国看到较多的因地制宜,而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比美国许多可以比较的社会领域为少。
  
  在北京,我们参观了西华大街街道委员会。这个街道委员会监督的地区约两平方英哩,包括一百五十条小街,人口有两万户,约八万人,街道委员会原本是在公安地区周围组织的。但是,特别在文化革命期内,责任的演变远远超过了保安。例如。这个委员会发展了五个地方小街道工厂,最初只做简单的日常必需品。诸如缝纫供应之类,后来则改变为搞技术先进的企业,制造包含七十个工序的锁匙和一匹马力的发动机,供农村散播杀虫药粉之用。他们现在雇用了一千七百个居民,其中有许多以前都是家庭主妇。
  
  我们访问了在街道委员会下规模较小的居民委员会。这个居民委员会负责一个分区,其中包括三个胡同,共六百九十六户,二千四百人。我们跟我们的东道主坐在委员会总部一张长茶桌旁时,他们迅即给我们介绍这个委员会所协助完成的深远变化情形。他们说,解放前,这个分区的多数工人是失业的,生活于极端贫困的情况之下,物价不断上涨,疾病猖獗,住屋不适当和破烂,讨饭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阴沟充满了污水,经常发出恶臭,阴沟里流出死老鼠、死狗和甚至儿童的尸体。到处都是苍蝇和蚊子。刮风的时候,灰尘堆积一公尺之高。天一下雨,又把灰尘变成及膝的泥泞。
  
  这些情况今天都不存在了。我们在清洁的街上和胡同走过,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跳绳和跳踢石子。人民政府照顾人民及其切身的利益,帮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房子给修好了,阴沟给填平了,灰尘和垃圾给拖走了,新的道路建好了,物价稳定了,就业机会产生了,生活一般都安定下来了。生活的水平也迅速在提高。
  
  一个名叫张英(译音)的妇女告诉我们,她的父亲怎样做牛做马地工作着,一直到他病重不能工作为止,家里其余的七口不再能养活自己,他们被迫离家,她的两个最小的妹妹只得出卖。张英现在已结婚,并且她自己已有七个孩子。五个毕业中学,两个仍在上学。她看她自己是从赤贫到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和有自尊心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之一。
  
  居民委员会十三个委员是由该地区人民选出来的,是没有报酬的。委员会的任务是:(1)组织家庭主妇,儿童和老年人的政治学习,学文件和时事,(2)在居民中间进行教育宣传,并改善他们中间的关系,包括纠纷的解决,(3)组织个人的或集体的生产工场,在家庭工作,(4)就个人的与环境的卫生问题组织居民,(5)组织假期内的学生活动,鼓励青年的身心和文化发展,(6)组织本地的文化演出。
  
  居民和街道委员会监督本地工厂的经营。这种工厂是由生活在每一地区的人民通过本地委员会而管理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各地的情形大不相同。在有些地区,街道企业包括针织和缝纫合作社,这种工作是在人民的家里做的。另外有些地方设有小型的手工艺厂。有些街道工厂制造轻工业品如制帽、鞋、金属制品、印刷、造纸和玻璃产品。
  
  街道工厂最初是在大跃进,及五十年代末期成立的。它们的目的,在把许多从前失业的家庭主妇、老人、残废人及失业工人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力。住在都市地区的人民统筹他们的资源,调查本胆内可用的技术工人,开会决定该干什么,然后秉赤手空拳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始从事生产。他们往往得到本地区工业工厂的帮助,帮助的方式是旧设备、废材料的让与、工业知识的供给以及人手的训练。区通常很少资金或根本没有资金投资于设备方面,所以,当他们开始时,他们通常只限于做些劳动紧张的工作。经过几年的经营之后,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投资于设备和机器方面。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街道工厂,为中国工人集体所有。这种街道工厂制造半导体收音机、电子计算机用的集成电路、甚至于做整件电子计算机。这在以前的一章,我们已提到过了。
  
  基本上,街道工厂运动包含着把区内人民搞在一起,以图对国民经济有所贡献并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美国经济的后果之一是,多数失业者的潜在的有价值的贡献,都任其浪费掉了。因为资方看不出有利可图的方法去雇用他们。这些失业的人有时通过福利或失业补偿被给予些津贴,但他们对社会的真正价值是失去了。在中国,街道工厂给这些人参加生产,在帮助人民学习重要的生产技术及在区内依靠他们自己的集体努力这两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前占城市失业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妇女,现在也在街道工厂起着基本的作用。在旧社会,她们屈居于男人的从属地位,也屈居于家庭的从属地位。但街道工厂和委员会运动却替妇女提供了机会,跟其他妇女一起搞企业,为新社会的需要而服务。这是一个解放的过程,但正如我们的东道主所说:这是不容易的。许多男子抵制他们妻子的解放,并尝试阻止或打击她们,要她们不要积极参加街道企业。但是,这种的态度这到区内人民的批评,因而抵制妇女解放的男人也就随着时间而改变他们的态度。有关妇女作用的政治讨论,帮助了这个过程的前进。托儿所、幼儿园的组织,洗衣服务和食堂设备,使妇女较易于参加积极的公众生活。因此,社会期望其余的家务分别由男子与妇女共同担负。
  
  我们参观了北京区几个当地机构,同几个小生产集体与个人进行了会谈。一个集体正在手绣儿童衣服,从细致做工中所表现的对孩子们的关怀,反映出中国人对孩子们是多么的重视。再向前行,我们参观了一群老人的画室,一位艺术大师最近曾训练过那些老人作古典画。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老年公民的自豪。他们以垂暮之年,尚能受到一种并非制度化而受社会尊重的新技术之传授。
  
  其次,我们又在一位老铁路工人的家里受到接待。这位老铁路工人因高血压而在家休养。在我们进到他和妻子、已婚女儿、女婿及外甥们共住的小房子之时,他用玻璃杯倒茶奉客。据他告诉我们:他过的幸福生活包括用玻璃缸养鱼(他养了好几缸鱼,使我们很羡慕),读书,散步,教导小孩并跟孩子们玩。他跟他的工作组保持经常联系,还参加本区街道委员会的工作。他说到他的妻子在做编制网状购物袋时,他就烧晚饭。他说,“在这个家庭内,要任何人工作,都不需要用压力。”“每个人都愿帮助别人。现在,很多的家事,都由男女合作去做。”我们都取笑某些丈夫的顽固不化,不像他这样树立好榜样。我们并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妇女解放斗争。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我们感觉到这个组织化的地方性委员会的影响力之大。委员会企图使这个地区每一个人的生活,充满着生产的和有报酬的社会活动。
  
  当我们离开这位老人的家时,向他们全家人挥手告别。我们在街上行到本地的一间幼儿国去参观。这间幼儿园像所有我们参观过的幼儿园一样,孩子们穿着多彩多姿的花衣,一个个都显得聪明、快乐和满怀自信,孩子们拉我们加入他们在院子里的游戏圈,叫我们“叔叔”和“姑姑”。像称呼家里的朋友一样。这种幼儿园——在教育那一章中,说得较为详细——对居民委员会统筹活动所产生的福利提供了进一步的亲见亲闻。
  
  回到总部,大家再围坐在一张长茶桌前。我们把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加以检讨,并问了更多的问题。关于委员会在促进邻里之间的良好关系所起的作用,做着他们所谓“邻里之间的宣传方面,我们听到这么一宗事件。某男子于一九六七年丧妻,留下四个孩子。他既要管理全部家务,又要照料孩子,对他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居民委员会组织了几个上了年纪的姆女,到他院子里帮忙。她们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还替这男子烧饭和做孩子们的衣服。
  
  另一件事情是,有两个家庭,在前一年有过激烈的争吵。争吵得这么凶,一人到了另一人的家里,扬言要死在那里,另一人也报以同样的威胁。那位说故事者看来是暗示,这种可怕的威胁,从中国文化来说,显然是很严重的。真正显示出,每家都以对方不顾别人而伤害对方的家庭。一个媳妇去找居民委员会来调停,经过耐心的讨论和学习之后,这两家终于变成了好朋友。他们现在互相替对方购物,有病时,则互相探视。并且一般表现了真正的互相关心。
  
  当人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或背后说人长短时,也会引起其他的纠纷。在这类事情上,是通过学习,帮助人们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说出自己的短处。委员会委员说到“为更大的胜利而团结”,造句话的意思是,当人们认识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妨碍走向一个共同目标,并认识到他们属于相同的阶级而并非天生的敌人时,则冲突是可以解决的。
  
  当个人与群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时,可能作为敌对矛盾而加以考虑。在这种情形下,这个人可能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这样,这个人就应该移交刑事司法系统。这种帽子是不会轻易扣上的,因为委员会自恃能解决绝大部分矛盾,不必诉诸警察或法院。可是,当一个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从监狱回到他所属的地区时,他不会受到鄙视,反之却认为他是一个已改正错误的人,因而也不再认为他是敌人。
  
  有这么一宗案子。解放数年后,一男子被发现贩卖鸦片烟。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一年执行。因为他在那一年内,做出了重新做人的进步,他被改判了七年徒刑,以代替原来的死刑。三年之后,他的进步证明可以将他开释。现在,他已成为这个区的人格高尚的成员,“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另一件案子是,一个解放后已经坦白招供曾充当国民党特务的男子,却发现他藏有一支手枪。他被送往监狱监禁三年,然后又回到他所属的区,作为品性健全的市民而参加工作。这两个故事都属于过去时代的,发生于解放后数年以内。这显示出,这种严重案件,在这个区内已长时间未发生了。(在我们参观上海市监狱时,看来证实了这点,因我们发现极少四十岁以下的囚犯。)
  
  我们跟居民委员会东道主的进一步讨论,集中于迟钝和残废儿童的照顾问题。据说,只有在极端的情形之下,或在特殊教育诸如盲聋儿童教育有明显的利益时,才把这些儿童送往学校或教养所去。不论何时,只要有可能,这种残废儿童的教育,在不残废的儿童和成人中间实施,以维持社会对他们的承认,并教导其他儿童不可对他们加以歧视。
  
  居民委员会与街道委员会之间,派有联络干部来往联系。委员会成了跟党联系的中心,举凡讨论指示,传达要求,协助实行政策与计划,都经过这个委员会。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觉得这是真正的上下沟通的方法,即领导层显然是执行者,但他们必须对其所代表的人民负责。
  
  中国城市的改造,不但要改造旧的,更要建立新的社会。我们已经见过的一个例子是北京第三纺织厂的居民区。这里的住屋发展都与该纺织厂有关,且在该厂的管理之下。另一类的城市住宅区,是上海的彭浦新工人住宅区。现在那儿已住有一万七千人,都是十五间工厂的工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全部分别住于一百三十八座大厦内。
  
  住宅区内有一间鞋厂,雇用了五十个女工。这家鞋厂的一个男子来自一间大鞋厂,该大厂帮助成立这间小街道工厂,并供应这间小厂的原料。这住宅区还有一些生产设备用以制造电灯开关、玩具以及机器零件。这些街道企业,一共雇用了八百个以前的家庭主妇。
  
  动员家庭主妇参加生产劳动并学习政治,这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部分。居民委员会主任霍复兴(译音)对我们说:
  
  文化革命前,刘少奇及其一伙对家庭主妇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及其著作是瞧不起的。
  
  他们说我们不能阅读和写作,并说我们的唯一责任是生孩子、烧饭和购物,他们说一个主妇的任务是呆在家里,做家事就是革命。在文化革命期间,老同志和我都去参加全市群众大会,批判修正主义的路线。现在,家庭主妇可以响亮地回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了。虽然家庭工作繁重,我们不怕做更多的工作,文化程度低,不能阻止我们……
  
  文化革命后,……所有四十五岁以下年龄的妇女,都参加了工作。在过去,这里有六百多个妇女没有工作。文化革命后的一九七〇年,我们团结起来,开始参加集体的生产工作。为了改善经济和政治生活,我们组织妇女到鞋子加工厂工作。

  
  由于妇女在家庭以外工作,白天必须有人照顾,因此居民委员会现在办了一个白天照顾中心,照料着五百多个儿童。居民委员会并成立一个多目的的服务中心,做着补衣服、理发及其他的服务。在这个新住宅区内有十六间商店,出售各类日用必需品,从食物到各种器皿都有。还办了一个食堂,以便利本区内不愿烧饭的后民。区内有两间小学,收了四千个学生,又有一间三千个学生的小学。
  
  居民委员会的任务不但是办学校,还要从事本区内的其他教育工作。彭浦区有两百个退休工人,那些自愿做革命工作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帮助青年入学习,把旧社会的情形告诉青年人,我们访问了这些工人之一的家庭。吴旭明(译音)是个六十三岁的退休女工,跟她的儿子、媳妇及孙子同住在一间小住宅里。她除了参加退休工人学习组和妇女学习组之外。还用旧社会作教材来教育青年人。她对我们说她自己的历史:
  
  在革命前,我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劳动人民什么也没有。我婚后两年,我丈夫即失了业。他是一个商店店员,有好几年他找不到另一份工作。加之我七年之内生了三个孩子,所以生活更加困难。后来我丈夫生病,没有钱看医生,所以,他只好等死。
  
  过了两个月,他果然死了。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我不知他害的是什么病。那时我只有二十七岁,我儿子年轻,最小的只有一岁,生活因而更加困难。我母亲曾有六个孩子,我是唯一带活了的一个。她想自杀。她用碗饮毒药,被她的亲人发觉,把碗扔掉,所以她不曾死去。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人们出卖自己的孩子或者就是自杀。当我的孩子们十岁时,就去工厂做工,像成人一样,替资本家做工。即使如此,我那时仍然须把最幼的儿子送给别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去养活他们,所以家庭只好分散。在新社会,一个工人可以养活三四个人,但在旧社会,我甚至连自己也养不活。物价每天上升,有时一天涨三次。
  
  解放以后,生活变好了,我得到一座房子,可以跟我的儿子住在一起。我的长子十八岁开始读小学,到三十岁,他大学毕业,我的第二个儿子初中毕业之后曾参加人民解放军。我的第三个儿子于解放之后,被领回家,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现在当翻译。我的儿子们都结婚了。我的媳妇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教师,还有一个是护士。我第二个儿子现在是个电气工人,所以他和我是留在家里的唯一工人,其余都是知识分子。

  
  在我们对话时,我们问她,她的最小的孩子(即幼子)是怎样回到家庭的?她答道,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这里有许多革命军人员。我去找一个党员,要求他帮助我找回我的儿子。党答应把他找回,并把他送回家里。
  
  当她追述她的过去时,她有时禁不住哭起来,并摇头太息。但在追述现在的情况时。这位吴女士则面带笑容。她说,退休金、公费医疗、优厚的工资都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她告诉我们,文化革命最初使她的家庭分为两派,她是属于保守的一边。她说,“我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我想,我是退休了,我想生活享受。冬天坐在室内保暖,夏天坐在院子里纳凉。我很关心我自己的健康。现在,我有着革命工作要做”。最后,她终于相信造反有理,这样,家里才恢复了相安无事。
  
  在上海,我们还参观了黄浦街道委员会(该处的诊所在卫生照顾一章中已讨论到)这个委员会管理着有着五万一千人、三十五方公里面积的人口极其稠密的地区。在它下面有九个居民委员会。解放前,这地区有四家大公司,此外又有许多娱乐场所、妓院、赌窟和烟馆。我们依次参观革新后的妓馆地区和前此被有钱的剥削者所拥有的大厦。现在,劳动家庭占住着这些房子,有许多家庭虽然简单一些,却把它弄得干干净净。他们现在住着这些房子觉得极其幸运。
  
  像在北京的街道委员会一样,这个上海街道委员会管理着工厂、诊所、学习小组和学校,或许最强调的,是教育。这里,家庭主妇和退休工人(未纳入其他机构的)也是最活跃的成员。委员会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据描述,这种纠纷分为四大类:邻人之间的纠纷,夫妻之间的纠纷、家姑与媳妇之间的纠纷以及有关财产的纠纷。所有各种纠纷,都由委员会与当事人双方研究,帮助他们分析和克服他们个别的歧见,团结起来,以有利于为人民服务这一共同的目标。在去年,委员会处理的五十宗这种案件中,有三十宗属于邻人间的纠纷,十宗属于夫妻间的纠纷,其余十宗属于其他性质。
  
  在前一章中,叙述过一宗夫妻间的冲突。有一宗冲突是涉及同一大厦内两个妇女邻居间的冲突。她们都有了不同年龄的儿子。男孩子开始打架,他们的愤怒扩大到他们的母亲。他们的争吵是为了他们大厦中的用水问题,结果是大打起来。这时候本地区居民委员会一位女同志企图加以调解,开始时,她使两个妇女坐下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从事自我批评。因为毛主席说过,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所以,她自行发问,那两个妇女怎么想到她们应该用打架来解决呢?她花了好多个黄昏跟她们在一起,并且使双方分析。她们对在哪里,错在哪里。她指出,在解放前,人们过着穷苦不幸的生活,住着小房子。而现在他们住着整洁这当的房子,应该少争吵,多团结才是。最后,这两个妇女做了自我批评,停止了争吵,并且协议,彼此应当多注意她们自己孩子的社会教育。
  
  这件事情是居民委员会如何应用政治学习提高人民觉悟和解决争端的一个范例。在这种事情上,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人民指出他们为日常生活事情而争吵。不是基本的原则问题,他们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居民委员会希望人们知道,每个人都有缺点。不应当认为自己是完全好的,而别人都是坏的。
  
  街道委员会除了注意居民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执行政府的政策,动员人民学习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委员会每周组织八十个学习小组,鼓励人民讨论和分析党的工作。这些的讨论会除了学习外,还使大家增加了解,产生一种痛痒相关之感,促进了大家的团结。
  
  青年教育是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共同负责。街道委员会代表了社会,它组织学生和家长小组,参加讨论,并跟学校保持密切接触,与学校一起设计。退休工人和家庭主姆主持这些小组。他们每天跟小学儿童会面,并且每星期跟中学生会面一次。他们还跟教师保持接触,交换有关孩子们的意见。例如,他们保持对学生的家庭作业的追查,看学生已否做好教师指定的功课。如果孩子们有困难,他们就给予鼓励和帮助。小组也给学生讲革命英雄的故事,领导他们唱歌,并组织他们利用假日,将粪便挑到乡村去。学生如果在街上捡到钱,就特别教他们要交还原失主。去年彭浦居民区有两个年轻孩子在草地上发现一百元人民币,他们便告诉他们的祖母,然后将钱拿到区委员会干部那里去。干部问他们,“你们叫什么名字,你们应当受到表扬”。一个孩子说,“我是小红卫兵。毛主席告诉我们要还钱。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无论拾到什么东西,都要交出来。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纪律。”
  
  这些例子说明了街道委员会用以促进居民团结和社会责任的一些方法。我们听到另一个说明,那是发生在上海以外的。一个劳动妇女生病,她的一些邻人把她送到医院,而另一些邻人则替她照顾孩子。那些在白天工作的邻人则于夜间到医院照料她。在她住院两星期期内,她的三个孩子都得到照顾。还有其他的事例。有人家里有年老双亲和年幼孩子,但却在离家老远的城中另一地区工作,他们的邻人便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的家属。居民委员会鼓励邻人互相照顾,如像一家人一样。人民中间发展着友谊和照顾。这是地方委员会的显明目的之一。而在我们美国社会,这却往往只是偶然的事情,并且是出于个人的偏爱。
  
  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在社会结构上是处于这样的地位。他们可以发挥他们不同的作用,把一个互相配合的计划交给人民,同时他们组织人民去创造并实行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全面的目的,是帮助建立一个在日常生活各方面能真正帮助人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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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论

  
  在中国科学的讨论和示范之中,我们听到对科学有不同的诠释。有认为科学是“劳动人民经验的总结”,有认为科学是“人民劳动所铸造的一个工具,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有认为科学是“通过实践的思想和发展之理性课识过程。”有认为科学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其余两大运动为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在我们最初接触这些概念的时候,是难于领会的。我们毕竟是美国人,我们习惯了把科学看作是一批特别的人——这些人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才华——即科学家——心中所产生的一套观念和实验。我们中国的同行告诉我们,他们也习惯于抱着这种看法。他们并且曾经找寻“聪明”和“有才华”的学生,把他们训练成为科学家。但今天,理科学生的选拔,较着重于他们刻苦钻研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动机,及愿把高等教育的成果带回给人民。这种变化根源于基本观念的改变,即认为社会要依靠劳动人民,是劳动人民共同表达出那个社会的知识和技术。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总结他们的经验,再把经验提炼成为一种理论,通过这种总结。发现新问题,而后回头把理论教给人民,将实践的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用以解决新问题。
  
  由于我们听到一个又一个例子,显示在实验室的孤立状态中发展科学的局限性,再加上我们亲眼看到根源于劳动人民经验的科学之迅速进展与科学工作者的促进,使我们对这个概念才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这种科学的实践,跟政治是分不开的。政治教导平等、合作并教导科学(自然与社会科学)之唯物主义的基础。尝试把科学与政治分开,像是尝试去回答庸俗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问题一样。这是不能从因果上去看,或分别何者主要何者次要的。中国是政治即科学,科学即政治这个总命题之光辉的范例。因此,我们这本书谈了很多有关新中国的政治,因为它跟科学有关。
  
  中国科学上的成就诸如胰岛素之合成,是作为对人民的一种教育,使人民用科学方法去克服封建神话,并使人民相信,人类可以改造自然,使之适应人类的需要。工农方面的科技成就(诸如红旗渠的建设)则反过来带给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以教育,用政治方法以帮助他们克服资产阶级的特权思想,并加深他们对群众力量和能力的尊重。因此,它鼓励所有的人运用他们的创造力,分析地思考问题,大家行动起来,为着共同的利益改造社会。
  
  理解与自由为同义,有如愚昧与压迫为同义一样。对中国人民来说,科学是一种方法学,一种对他们的世界采取行动和理解的方法。所以,它(科学)必须为解放了的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知识是力量,那些拥有知识的人会控制自己及其世界。因此,知识集体化,对中国人是根本的东西,和物质生产集体化一样。
  
  中国人民绝大多数正从愚昧中解放出来,有饭吃,有衣穿,受教育,生病有医治。对中国人来说,这就是最自由。再则,自由的概念是政治的,也是科学的。对自由的限制不仅仅是外在的权威的限制,也是对那些愚昧加以限制。马克思认为,人们只有在理解自然法则的时候,才有自由。——自然法则即是自然的力量和矛盾。因此,在这些法则之内,他们可以改变自然。如果这样做是为了集体的、长远的利益,任何地方都可能改变。原始的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不懂得利用土木工程的方法去渡河,不懂得用医药去诊病。在旧中国的封建农民和失业的城市无产者也是不自由的。但是,会渡河、诊病和拥有工作的“先进”国家的市民,也一样不自由,如果他们不懂得和控制完成这些技术所使用的方法。
  
  在美国这里,当我们在谈此行观感时,我们被千篇一律地问及有关“严密组织”为使中国进步的必要方法。也有人问及领导人摆布中国人去完成政治的目的。诚然,新中国是个有高度组织的社会,大部分人行动一致去解决问题。中国社会是“受控制的”。中国人相信正确的思想,那就是他们把政治提高到科学的水平。这些观念源于人民,而由领导层去总结,再发回人民去试验、批评、衡量和改变,有如对付自然科学理论一样。那就是理论与实践、领导与人民经常维持着相互行动。这是在解放中的中国人民所寄望的,它是基于八亿人民的一种制衡制度。
  
  中国领导人继续劝人民要自力更生,要研究他们的情况,要对意见无代表性的领导反抗,要与不同的政治思想作斗争,以考验它们进步的真实性。六〇年代的文化革命,是这一政策之最戏剧化的近例。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验看来,这既非独特的。也非例外的。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十中全会修改党章,并提出忠告。像这样的革命,将来还必须进行许多次。因此,对领导层的造反,是领导层的政策。这样的一种政策可能导致过左,一批的人受到另一批人的强迫镇压。但毛氏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并说错误对于学习是重要的。从封建的不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从依赖领袖吩咐行事的欲望中解放出来,是件并不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短期内做得到的。多世纪来任人摆布的习惯,必须加以克服。中国人是否将有效地完成他们对过去的摆布和压迫的斗争,那就要看对凡是落后的就须反对这一教导之继续的支持。
  
  从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范例,关于美国的科学实践,我们能学到什么呢?我们不在中国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要在美国这里寻求,即是要在我们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寻求答案。我们既然从中国人学得:社会上没有一个领域可以避开我们的调查,那末,我们便要开始问更多的问题。我们跟一个发展不足国家只有少数问题是共同的。但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科学实践、是否促进继续的进步和促进我们全体的自由。立刻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科技力所能完成的和什么是真正替我们服务的,这二者之间有重大的差距。我们也注意到,科学所服务的人,也有着明显的不同。谁获得科学的成果?谁控制着经费,因而也控制科学研究的方向?在科学实践的工场有多少的民主?甚至我们究有多少人足够理解“科学”的语言,去做出有关科学实践的决定?如果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既不懂也不控制他们的科技,我们是真正的自由吗?
  
  这不是说中国比我们“更自由”,也不是说我们应当盲目地去模仿他们。相反。如果我们不从中国人学得别的东西,那么这个教训是根本的,即:一个社会的革命改变,必须从它自己特殊的物质条件和它人民现存的经验出发,有如中国人过去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苏联一样。同样,如果我们忽视中国人的经验,不从他们的成功和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将是愚笨的。我们在这本书中向美国人提供中国人某些的成功。我们对于在中国所看到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我们也尝试把那份兴奋之情传达给大家。这兴奋产生于看到一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取得了解放。我们回国,承担了同样的斗争任务,以争取美国的解放。这解放根源于独特的物质条件和我们足智多谋人民的文化遗产。——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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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科学为人民”代表团访华旅程

  
  星期三,二月二十一日,广州(一九七三)
  
  我们从香港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深圳,一列中国火车载我们去广州。休息了一阵之后,我们在广州文化公园度过黄昏。
  
  星期四,二月二十二日,广州
  
  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列馆和展览厅。我们获悉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下午,我们参观了广州暴动纪念碑,然后于黄昏搭喷气机赴北京。
  
  星期五,二月二十三日,北京
  
  游览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即故宫)。晚间出席我们在中国的正式东道主周培源的宴会。

  星期六,二月二十四日,北京
  
  整天在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其地离北京约二十英里。我们在那儿参观了牛奶场、温室、一间学校、一个诊所和一些小型工业。
  
  星期日,二月二十五日,北京
  
  整天在中央地区五七干校,其地距北京约三十英里。我们看到了该校的农业和工业工作。并与中国干部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及再教育的目的。
  
  星期一,二月二十六日,北京
  
  在清华校园参观了一轮之后,我们与该校师生讨论了中国的教育和清华的文化革命。我们参观的部分,包括教室、宿舍、餐厅、实验室和图书馆。
  
  星期二,二月二十七日,北京
  
  早上,我们参观了化学研究所和遗传学研究所,并跟心理学研究所的成员讨论。下午,我们去少数民族学院,我们在那儿参观了艺术、舞蹈,音乐和传统的中国武术。
  
  星期三,二月二十八日,北京
  
  游览长城和明陵,参观了体育学院设备,并参加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游泳活动。之后,又和电子计算机研究所成员举行讨论,并访问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馆。
  
  星期四,三月一日,北京
  
  早上我们与新华社、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代表,讨论了我们这个“科学为人民”组织的目标与活动,参观了动物研究所,之后,我们访问了南越临时革命政府的大使馆。晚间,我们放映威斯曼影片《医院》。
  
  星期五,三月二日,北京
  
  早上,我们去人民大会堂,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兼国务院成员刘希尧举行了会谈。
  
  下午,我们一部分人参观——居民区街道委员会,另一部分人则参观北京产科医院,观察在针麻下进行的外科手术。
  
  星期六,三月三日,北京
  
  我们中有四人乘火车、公共汽车和吉普车出发,前往山西省太行山脉的西沟公社。在北京,我们参观了北京第十五中学和第三棉织厂。
  
  星期日,三月四日,北京
  
  在北京郊外的颐和园休息了一天。
  
  星期一,三月五日,北京
  
  再访问了动物研究所。参观北京大学,与北京区的城市设计人员举行会谈。
  
  星期二,三月六日在西沟公社
  
  代表团其余的团员赴西沟公社参观。我们有四位同事已在那边参观了造林、水利、小学和中学、医院和一个科学站。我们与科技组、农民和知识分子有过讨论和访问谈话,并且做了些体力劳动,铲土入手推车。
  
  星期三,三月七日在锡古公杜
  
  会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西沟生产大队领导人李顺达。
  
  星期四,三月八日在河南省林县
  
  在我们参观西沟回程中,我们参观了红旗渠某些部分。晚间,那边设宴庆祝国际妇女节。

  星期五,三月九日河南省
  
  我们作长途汽车旅行,经过山区,前往郑州,然后搭夜车赴上海。
  
  星期六,三月十日上海
  
  下午到达上海。
  
  星期日,三月十一日,上海
  
  参观上海工业展览馆。我们在那里看到上海地区各种工业产品参与展出。下午,我们参观上海机床厂,该厂以着重工人教育出名。
  
  星期一,三月十二日,上海
  
  参观复旦大学,幸福村小学和两间工厂。上海电化厂,该厂以循环利用工业废料出名,及另一间以残废工人作职工的工厂。
  
  星期二,三月十三日,上海
  
  参观上海精神病院的各项设备。下午参观黄浦区的新旧两居民地区,并参观街道委员会的工作。
  
  星期三,三月十四日,上海
  
  我们在华山医院,亲眼参观使用针麻的五项手术。获悉了中国医学校如何活动的一些情况。
  
  之后,我们又回头去参观精神病院,参观了上海电子计算机技术研究所,还参观了制造计算机的小居民委员会工厂。此外又参观了生化研究所及生理学研究所。
  
  星期四,三月十五日,上海
  
  在市建设局与上海城市设计者举行座谈,并参观上海科技交流站。交流站是负责科技知识的交流与普及的。
  
  下午,我们参观上海市立监狱,讨论了有关中国刑事司法制度。
  
  星期五,三月六日湖南长沙
  
  从上海搭飞机抵达长沙,我们参观了青年毛泽东做政治工作的地方。当时,他是在长沙师范学校教古典文学。
  
  星期六,三月十七日,韶山
  
  在韶山这个小村盘桓了一天。其地距长沙约六十英里,是毛泽东诞生之地。那里有好几个展览厅,展出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历史。
  
  星期日,三月十八日,长沙
  
  这一天休息、购物和步行巡视长沙市,然后搭夜车赴广州。
  
  星期一,三月十九日,广州
  
  参观昆虫研究所,讨论了昆虫之生物学的控制。游览一座道教寺庙,并参观一间瓷器厂。

  星期二,三月二十日,广州
  
  这一天。团员们大家交换笔记和经验。参观了广州动物园。
  
  星期三,三月二十一日,广州
  
  搭早车赴深圳,再从深圳转车赴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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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科学为人民”代表团团员简历

  
  马丽.阿伦多芙(Marry Allendorf)(女)(明尼苏打州,明尼亚皮里斯)
  
  是“科学为人民”越南科学组成员。她对自然科学有训练,特别对中国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交换有兴趣。她是明尼苏打大学政治理论与运动实验学院理学士。
  
  大卫.阿罗诺(David Aronow)(男)(马萨诸塞州,渥且斯特)
  
  他是马萨诸塞州医学院医科学生,曾在社会共存委员会(Intercommunal Survival Committee)圣路易斯分会工作。
  
  约翰.多夫(John Dove)(男)(马萨堵塞州,布洛克林)
  
  他过去五年在交作资料公司(Interactive Data Corporation)任电子计算机程序员。在“电子计算机人民为和平”和“科学为人民”这两组织内很活跃。在组织电子计算机程序员与及其他技术与写字间工作人员方面,曾出过力。
  
  米娜.葛尔德花(Mimna Goldfarb)(女)(纽约,杰弗逊港)
  
  她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生,曾在家长控制的儿童照顾中心工作过三年。在组织儿童照顾中心方面,做过社会顾问工作。她现在从事现代进步教育运动的阶级性质研究。
  
  吉格.葛尔德纳(Ginger Goldner)(女)(纽约州纽约市)
  
  心理学家。曾在维尔蒙平田任葛达学院女性研究计划部主任。现住在纽约市。她正在研究家庭治疗和女性心理分析,并维持着一间小规模私人诊所。
  
  朱迪.格林堡(Judy Greeberg)(女)(加州,旧金山)
  
  她现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医院任注册护士,对于改善卫生照顾,尤其是改善妇女和儿童的卫生照顾很积极。
  
  马尔文.卡尔克斯坦(Marvin Kekstein)(男)(纽约,东塞陶基)
  
  是核子化学家,有志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以及科学与公共政策问题,在州立纽约大学帝国学院工作,是公开入学计划(Openadmission program)的创始人。
  
  弗兰克.米勒(Frank Mirer)(男)(马萨诸塞州,剑桥)
  
  他是一位有机化学家,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做“日常生活毒物学”研究——即研究环境污染和职业卫生。他对“科学为人民”及环境运动很积极,现在正在协助组织消灭职业危险的工作。

  吉利.斯坦勒(Geri Steiner)(女)(马萨诸塞州,布洛克林)
  
  以前是位生理心理学家,现在是一位少年司法设计者,是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是一位有地位的医务工作者,很关心科学、教育和法律上的政治问题。
  
  文顿.汤普生(Vinton Thompson)(男)(伊里诺州,芝加哥)
  
  是进化遗传学的研究生,也是“科学为越南”的“芝加哥集体”成员。他正在建立地方利益团体,以支持各种解放斗争,尤其是越南与非洲的解放斗争。他在芝加哥的反战运动很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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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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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1973年]连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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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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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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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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