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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银禄:九届二中全会时的江青


九届二中全会时的江青

杨银禄



  不知何处去
  
  江青的保密观念是比较强的。1970年夏季在江西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毛泽东提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议要求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要绝对保密,连自己的秘书也不准透露。江青对此项纪律是严格遵守的。1970年8月18日下午,江青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时,打铃叫我。我进去以后,她放下手中的文件,不紧不慢地对我说:“小杨,你现在马上召集我这里的工作人员开一次紧急会议,就说两天以后要到外地去。去干什么?我不能说。到哪里去?我不能说。什么时间走?我也不能说。但是,你们要作好立即要出发的一切准备工作。不要带电影片,不要带书籍,不要带录音机、录音带,要带上我的夹大衣、小大衣和薄的毛衣。虽然现在是气候最炎热的季节,但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刚下飞机时气候非常炎热,然后,越走越凉爽,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有时白天还穿薄毛衣。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只许你们去想,不许说,不许打听。叫你们准备什么就准备什么,不准对外边的任何人透露任何消息。我的行动是绝对保密的,谁要是泄露秘密我处分谁。你们明天下午4点以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准备好了立即报告我,然后等待出发的时间,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我说完了,你去办吧。”最后她又强调说:“你们准备好了及时报告我!”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到门口值班室,请王振荣通知警卫、护士、厨师、司机和值班人员到小会客室开会。人员到齐后,我把江青交代的事情和要求向大家说了一遍,请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明天下午3点以前一切准备完毕,4点我准时向江青同志报告。同志们都知道保密准则,会上谁也没有说什么,开完会大家就分头准备去了。利用下午的2小时,晚上的4小时,就准备得差不多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对准备的物品又一件一件地进行了仔细检查、核对,到中午时分就准备完毕了。下午1点左右,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办公时,打铃叫我,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说:“正在积极准备,很快就准备完了。”她说:“好,你去吧。”我们已经准备完了,我为什么对她说还正准备呢?一是怕她说我们工作不认真,这样短的时间准备完了,会有怀疑;二是给准备工作留有余地。
  下午4点到了,我主动走进她的办公室向她报告:“江青同志,您外出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毕,您还有什么指示?”江青说:“好,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坚守在电话旁边,等待出发的命令。”
  当她说叫我等待出发的命令时,我就立即意识到,党中央要在最近到什么地方召开一次什么重要的会议了。出于保密原则,我不能把自己的猜测对任何人说。我刚回到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就打来了电话,非常平和地问我:“江青同志这几天休息得还好吧?精神还好吧?”我说:“还好。”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明天上午8点到西郊机场上飞机,和江青同志同机的还有文元和法宪同志。关于飞行安全问题我已经向法宪同志交代了,请江青同志放心好了。你听明白了没有?”我回答:“听明白了。”总理说和江青同机的还有姚文元和吴法宪,就更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放下电话就立即把出发的时间和同机的人员报告了江青。江青说:“好,你去告诉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整装待发吧。”我问道:“这次您外出,工作人员谁去好呢?”她说:“叫大周、小周、小许、老程和司机同志,门口的小同志去两位。去哪两位由你决定。当然啰,你是一定要去的。”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今天晚上不去看电影了,打一会扑克就行了,争取早一点休息。明天早一点起床,我们还赶远路呢。你们也早一点休息,如果明天早晨6点半我还没有醒的话,叫小周叫我一下。”
  20日早晨6点,我们外出的和不外出的工作人员全部起了床,把车辆调度好,整装待发。6点半到了,江青还没有打铃,护士小周轻足慢步地走入她的卧室,发现她睡得正香。遵照她的指示,还是将她叫醒了。醒来以后,她立即问道:“我睡过时间了吧?快点帮我漱口、吃东西,马上出发。”小周说:“您没有睡过时间,刚刚6点半,不着急,来得及。”江青说:“那好,那好。”等她刷牙漱口,吃完饭,才7点10分。因为钓鱼台距离西郊机场比较近,如果路上顺畅的话,15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7点20分从钓鱼台出发,7点40分就到达了机场。下了汽车,我们没有到候机室休息,直接到了停机坪,看见姚文元、吴法宪等在那里。他们二位主动走过来跟江青握了手。姚文元问江青:“江青同志昨天晚上休息得好吗?”江青高兴地说:“休息得不错,要不是她们叫我起床,还真就睡过时间了。”说完,他们就上了飞机。前后顺序是:江青在前,姚文元在中间,吴法宪在最后。
  上飞机以后,一位乘务员满面笑容地引导他们进了前舱。前舱设有沙发、扶手椅、办公桌和床铺。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寒暄了十几分钟以后,姚文元、吴法宪起身要回二等舱,好让江青休息休息。吴法宪说:“今天江青同志起床早,现在休息休息吧,您有什么事再叫我们,我们过去了。”江青没有起身,说:“你们去吧。”姚文元走在前,吴法宪走在后。姚已走出门,吴还没有走出门时,江青问道:“法宪同志,我们到目的地要飞行多少时间?”吴回答:“大约3个小时吧。”说完他也进了二等舱。江青打了一个哈欠,要上床休息了。我和大周就回到了后舱。不一会儿,小周也回到了后舱,并说她离开时江青已经躺在床上了。当飞机飞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从飞机向下望去,下面山峦起伏,河流似丝带在山下缠绕。小周一边看一边问道:“老杨,今天我们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呀?”我回答:“不知道。”她又问道:“现在是不是快到峨眉山了?你看下面的大山!”我说:“不会吧,峨眉山在四川省,离北京远着呢,两个来小时飞不到吧。”
  飞机飞行了3个小时,开始下降,不一会儿,就平稳地降落了。我们在飞机上就看到候机室上的几个醒目的大字“安庆机场”。在飞机滑行的时候,小周问我:“老杨,这是什么地方呀?”我说:“这是安徽省的安庆。”“咱们到哪里呀?”我说:“不知道,是不是要到庐山呀?再等一会就知道了。”
  江青、姚文元、吴法宪等人下了飞机,没有进候机室休息,就马上上了一架苏制安-24小型客机,不一会儿就起飞了。飞机飞得比较低,过了一条大江(长江),很快就到了九江机场。飞机落地停稳后,江、姚、吴下了飞机。吴对江、姚说:“你们先走吧,我在这里还要等几架飞机的降落。”江青说:“那好吧,我们先走了。”看来,他们之间还是很客气的。
  九江的天气一丝风都没有,闷热难耐,使人喘不过气来。我看到停机坪周围来了不少人迎接来自北京的人,其中不少人我都认识,大部分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司机等。江青的坐车是苏制吉姆轿车,前后还有开道车、随车、机动车各一部。大周和小周上了主车,其他工作人员分别上了开道车、随车和机动车。汽车在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林间的大路上拐了数个弯,旋了数个之字形的路段,就感到空气清新,气候凉爽了。再穿过一个拱门式的大隧道,就到了牯岭街上。
  江青住在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以前来庐山时就住在这里,这一次让给江青一个人居住了,毛泽东住到脂红路175号。
  
  一身轻松
  
  江青上山以后,精神很愉快,一身轻松。刚安顿好,她就笑着对我说:“请你把老邬请来,我问他一件事。”老邬就是中央警卫处的处长邬吉成。老邬来了以后忙问我:“江青同志找我有什么事?”我说:“今天你不用紧张,她精神好,挺高兴的。”江青见到老邬就问:“主席上山了没有?”老邬回答:“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江青说:“那你现在就乘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主席的安全问题。”老邬刚下山,警卫值班室就来电话说主席已经上山,并到水库游泳去了。我报告江青时,她说:“老邬和咱们一起上的山,现在又叫他下山了,他太辛苦了。”像这样的客气话,我还从来没有听她说过。
  当日下午,江青就在姚文元的陪同下参观了仙人洞。她还高兴地向姚文元和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她的“仙人洞”是如何拍照的,摄影机架在什么位置,光圈、速度是多少等等。我们工作人员还在“纵览云飞”的一块大的悬石上照了一张照片。21日,江青和姚文元到含鄱口参观,拍摄了汉阳峰。
  22日上午,江青起床以后,微笑着对我说:“小杨,你给我找几块软质的木板和一盒大头针,我要去捉蝴蝶和蜻蜓。庐山的蝴蝶和蜻蜓与北方的大小不一样,这里的蝴蝶个头大、品种多,而且非常漂亮。我要做蝴蝶、蜻蜓标本。研究研究昆虫也是有趣的一项活动,既转移了精力,锻炼了身体,又增长了知识。”
  下午,江青叫上警卫、护士、秘书和服务人员,到她住楼后的山林中捉蝴蝶和蜻蜓。那里树林、竹林茂密,花草丛生,空气宜人。江青和工作人员一起把捉来的蝴蝶和蜻蜓铺展在木板上,用大头针小心翼翼地钉好。她一边制作标本,一边介绍说:“这个叫玉带凤蝶,你们看翅膀下边有两条飘带。这个叫黑蝶,翅膀上的颜色红白相间,这种蝴蝶比较稀少。你们来看看,这个红蜻蜓的样子多么可爱。这些昆虫,我大多数都能叫出名字来,我查过昆虫辞典。”在北京出发的前两天,她叫我找了一本昆虫辞典放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发现她的确看过。木板上的十几只蝴蝶和蜻蜓,模样各异,大小不同,色彩斑斓。她的这些“战利品”还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杨富珍等欣赏过,并自我夸耀地向他们详细介绍每只蝴蝶的名称和特点。
  
  有惊无险
  
  1970年8月25日早上,张春桥打来电话问:“江青同志起床了没有?如果起床了,我想去一下你们那里,我有急事想跟她说说。”我说:“江青同志起床了,我去报告她。”张春桥急切地说:“你快去报告,行与不行,你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电话,请你快一点。”张春桥性格内向,平时说话较少,没有急事他不那样着急。
  我放下电话,马上到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我说:“春桥同志刚才来电话,说有急事想见您。”江青听了立即答复:“请他快点来,他肯定有急事。”我准备回我的办公室给张春桥回电话,江青说:“为了抓紧时间,就用我的电话给张春桥同志回电话吧。”我给张春桥回完电话,就到走廊里迎候他。没有多大工夫,张春桥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他见到我主动跟我握手,并说:“谢谢你了。”平时,张春桥是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的。我把他带进江青的办公室就出来了,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内容。半个小时以后,张春桥走了。江青打铃叫我进去。见到我,江青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声问道:“小杨,华北组的简报你是送给我了还是压下没有给我?你老实交代,我怎么没有看见?”我回答:“江青同志,我送给您了。”我一边回答一边寻找,一眼就看见文件夹里的那份简报。“江青同志,那份就是。”我指着那份简报说,“刚才王良恩同志来电话说,这份简报要收回去。”江青看到简报心情平静了一些。她说:“你给良恩同志回电话,就说我还没有看,看完了再交回去。”她还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是有人做贼心虚了。”她转向我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如果总理有时间的话,我到总理那里去一下。”我说:“好,我去给总理打电话。”说着我就往外走。她也往外走,准备到大院子里散步,并等待总理的电话。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栋同志打了电话。等了一分钟,钱嘉栋回电话说:“总理说请江青同志现在就来。”我放下电话,跑到大院里报告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现在就去。”当时,警卫员大周也在场。江青高兴地很快上车就走了。
  大约过了15分钟时间,大周来电话说:“怎么搞的?主席没有请江青同志到这里来吧?主席马上就要休息了,怎么会叫江青同志来呢?今天咱们非挨批评不可,你也不是不了解她,今天的日子可不好过啦!”我说:“她怎么会到主席那里去了呢?是总理请江青同志去的呀。我不是说小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吗?要是主席请江青同志去,我就会说是老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呀。”大周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回去再说吧,我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
  周总理的警卫员叫高振普,江青对他很熟悉,见面就叫小高小高的。主席的秘书叫高碧岑,江青对他也很熟悉,见面就叫老高老高的。通常,如果对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总理请她去;如果对她说“老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主席请她去。这是不会出错的,今天是怎么了?
  我放下电话,害怕极了,也后悔极了。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还是向她实话实说,而决不能说是谎报了军情,只能承认我没有直接说“总理请您去”而是说了“小高那里”,语言表达得不明确,这样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多作解释,听天由命吧。我想好了,就静静地等待她回来。等着等着,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得出是钱嘉栋的声音,他说:“总理叫我问一下,江青同志怎么还没有来呢?总理等得时间不短了。”我说:“江青同志到主席那里去了,她回来以后,我马上报告她。”钱秘书说:“那好,我向总理报告一下。”几乎是在我放下电话的同时,听到院子里有汽车的声音,是江青回来了。我急忙跑下楼去,小心谨慎地问道:“江青同志回来了?”同时,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她的情绪,看得出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高兴的样子,反而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高兴地说:“回来了。总理没有来电话吧?”我说:“总理刚刚来过电话,他请您快点去,他已经等得时间不短了。”她说:“那好,我现在就去。”她没有进楼,就到总理那里去了。江青离总理的住处很近,只隔着一条大马路,坐汽车两三分钟就到了。
  江青从总理处回来以后,还是高兴的样子,一直没提起莫名其妙到主席那里去的事。26日晚上,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4个人叫到她的住地,向他们通报情况。他们走了以后,江青好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以后,她再也没有说起使我后怕的那件事,直至1973年6月11日她将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并赶出钓鱼台,也没有拿那件事说事儿。如今,那件事已经过去35年了,我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最近,我看到上海市委原书记徐景贤在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十年一梦》一书,才把那个谜解开。徐景贤是这样说的:“这一天(26日)晚上,我们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摸9时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下,车已经派来了。’……我们跨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比前两天松快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江青自顾自地说:‘25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的那份华北组简报,还是从你们那里拿来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后来才查到的。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呢!看完简报,我们三个人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直开到主席那儿去了。’……‘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划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江青说到这里,用手探到她那件浅灰色上装的里襟夹袋里去,掏出一份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里扬着,开怀大笑:‘哈哈哈哈……喏,这就是这份华北组六号简报。他们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说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厉害呀!野心家、阴谋家,两顶帽子,千刀万剐,这就是证据!’‘我们的几份统统交掉了。江青同志这份可以算是海内孤本。’姚文元从旁插话。‘你们要知道,陈夫子后面有几条枪杆子呢!’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他们要陈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一份。24日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大组去宣讲,所以问题不仅仅出在华北组一个组,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要相信,任何情况,主席总会有办法处理的。’”
  从以上徐景贤的回忆可以看出,江青和毛泽东不期而遇后不但没有指责我们反而很高兴,一是主席对江青不请示、不打招呼就跑来了没有批评;二是江青的话引起了主席的注意和警觉;三是主席给江青透露出要休会,要对“几条枪杆子”进行批评;四是江青知道她要去的地方是到周总理那里,但是不知为什么汽车开到了主席那里,没想到收获很大,意外地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春风得意
  
  江青从毛主席那里回来以后,觉也睡得好了,饭也吃得香了,头也不晕厥了,也不出虚汗了,也很少发脾气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27日下午,江青起床以后,到办公室看文件,大约看了10分钟的时间,打铃叫我。我进去以后,她很客气地说:“请坐。”我想:“怎么今天这样客气起来了,从她嘴里对我说出一个‘请’字可真的不容易。”
  我坐下以后,她说:“我这几天心情不好,有许多使我很为难的事情,又不好对你们讲。就拿叶群同志来说吧,她犯了错误,三番五次地叫我向主席说情。她是副主席、副统帅的老婆,不去为她说情吧,怕林副主席不高兴;去吧,又怕主席怀疑我和她之间有什么关系,将来说不清、洗不净。这件事,实在使我为难,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见见她,听听她说些什么。”
  见不见叶群,她虽然口头上说很为难,但是,通过她的表情,我看得出她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江青说完以后,很快就站起来说:“说不准今天下午叶群同志就会来找我,你出去等她吧。她如果来了,你报告我,我再考虑考虑见还是不见。你去吧。”
  好像是她俩商量好了似的。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以后,大约过了10分钟,叶群果真急匆匆地来求见江青。我猜测她们事先就约定好了会见的时间,如果没有约定,不经江青同意,叶群是不敢贸然来的。
  江青的办公室外面有一个暗廊,暗廊里有几把藤椅、几张茶几。我很有礼貌地对叶群说:“请叶主任在这儿坐一坐,我去报告江青同志。”叶群问道:“江青同志休息得好吗?精神好吗?身体也好吧?”我说:“都好。”
  叶群每次到江青处,对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客气,我们也知道,那是看在江青的面子上才这样,所以,我们对她也很客气。另外还因为她是林副主席的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说:“麻烦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就说我请求江青同志见见我。你们做秘书工作的知道不少情况,不怕你见笑,我是请求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谢谢你,杨秘书。”
  我说:“叶主任,不要客气,我去报告江青同志,请您在这里等一下。”
  我进入江青的办公室,看到她坐在沙发上,紧闭双眼,嘴唇微动。我报告她说:“叶群同志来到这里要求见您。”她听后沉思不语。足足等了5分钟的时间,她才开口说话:“叶群这个人哪!嗨,不说了。”
  又等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顾不得那么多了,决定见,你请她进来。”
  她们二人见了面,我就立即退了出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会见结束了,江青打铃叫我送客。我看见她们二人肩并肩手挽手高兴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我听到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您对我的帮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江青说:“请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
  叶群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也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您的身体健康,是我们的福气。”
  我把叶群送走了,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的办公室,她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叶群同志这样精明的人,多年在林副主席身边工作和受林副主席的熏陶,竟然也上了陈伯达的当!我看不仅仅是上当受骗吧?哈哈哈,她也有会犯错误的时候。”
  江青沉思了一下又说:“我会见叶群同志的事和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对任何人都不准说,这是铁的纪律,你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我回答说。
  九届二中全会是9月6日结束的。这天晚上,叶群来电话说:“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他叫我和永胜、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去看望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如果精神好,有时间的话,我们现在就去看望江青同志。我们等你的电话。”我说:“请叶主任等一等,我马上去报告江青同志。”
  我放下电话赶快跑去报告江青。江青略加思索以后,高兴地说:“既然是林副主席派他们来,请他们现在就来,你快去回电话。”
  我正要去回电话,她又说:“小杨,你是知道这次会议的情况的,你也知道他们在会上是犯了错误的,受了批评的,中央责令他们作了检查的。他们来了以后,你不要走,听听他们讲些什么,我讲了些什么,以后你可以给我作证,否则,以后我一个人说不清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当然啰,我也不怕,怕的话,我还不见呢。”
  我立刻回到我的办公室拨通了叶群的电话,我说:“江青同志说,请你们现在就来。”
  叶群高兴地说:“谢谢江青同志,也谢谢杨秘书。”
  晚上8点左右,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员大将”来到江青的住地。
  江青见他们来了,赶紧站起来,兴高采烈地同他们握手,热情让座,好似久别的战友重逢那样高兴。
  江青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本来我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说你们要来,我就没有去。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林副主席,也谢谢你们来看我。”
  叶群很会说话。她说:“林彪同志如果知道江青同志要去看他的话,他会很高兴的。当然,是我们应该来看您:一来是向江青同志话别,再有一两天咱们都要下山了;二来是听取和接受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这次我们在会上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彪同志多次批评我们,说我们头脑简单、发热,起了不好的作用,辜负了主席的长期教导,也对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们向江青同志好好学习,向江青同志道歉,也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笑着说:“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言过其实了、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难过,也觉得不是个滋味。我们是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件事是陈夫子搞的,他同春桥、文元同志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了我们,我们没有及时识破陈伯达的阴谋诡计,上了他的当。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接受教训就是了。我们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说:“林彪同志讲,江青同志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我们,指出努力的方向,总是给我说好话、做工作,所以要我约他们4位同志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江青同志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您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而是热情地鼓励我们改正错误,继续努力为党工作。”这时,叶群转脸去对他们4位说:“你们要牢牢记住今天晚上江青同志对咱们的谆谆教导。”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
  江青听了以后,说:“我们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小学生,我们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听他们的话,就会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我是不折不扣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所以很少走弯路。”她对黄、吴、李、邱说:“这次你们听信了陈夫子的话,不听主席的话,所以犯了错误,今后主席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你们接受教训,听主席的话就是了。”他们听了以后,连连点头。
  叶群觉得谈得差不多了,时间也晚了,就起身说:“谈的时间不短了,别影响江青同志休息。”江青说:“小杨,你代我送送他们。”
  说到这里,我作为亲历者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我看到有关材料中记载:“江青转过脸来,教训黄、吴、李、邱说:‘这次你们听信了陈夫子的话,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今后,我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决不把你们当外人。……你们听我的话就是了。’”需要更正的是:她没有说“不听我的话”,而是说“不听主席的话”;没有说“我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说“主席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没有说“你们听我的话就是了”,而是说“听主席的话就是了”;没有说“决不把你们当外人”这句话。江青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也不会骄傲到那个程度,她始终把毛主席作为唯一的正确者,唯一的支持者,唯一的靠山,她不会自居于毛主席之上。我亲自旁听了那次会见,那几处,江青没有说“我”,而是说“主席”。我现在来说明一下,以还历史的真面目,不说明的话,不符合实际情况。

   党史博览 2006年第1期
  
  
  
  

 
 
顶端 Posted: 2006-03-13 15:48 |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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