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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木森:我怎样成为造反派

我怎样成为造反派
李木森回忆 何蜀整理

文革网按:本文与黄廉先生的《重庆口述文革史》可以和周孜仁的《断忆重庆武斗》对照阅读,他们当时是“对立面”,周先生是“八一五”,李先生与黄廉属“砸派”。本文节选自《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有删节 。

从政治学习到“执行任务”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国防工厂主要就是加强政治学习。全厂职工每天工作八小时之外,还得追加政治学习一小时。各科室的干部,每星期三下午还有半天的学习时间。

当时的政治学习,主要是读报,读文件。报纸上那些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话》,批“三家村”的文章,似乎离我们国防工厂太远了,跟我们关系不大。所以那一阶段学了些什么,讨论了什么,我都没有印象了。

进入八月份,政治学习内容更多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有关报道以及“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八月底,在红卫兵运动的冲击下,社会上已经开始动荡起来了,但是我们还一点不知道。一方面,国防工厂管得紧,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厂址都对外保密,通信只能写“重庆市六五信箱”);另一方面,当时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厂在郊区,要进城有些远,还得过河,因此社会上的事情很少影响到厂里来。

直到九月初,风终于吹来了。我们得知,就在江北区的老城区,江北城上横街,居然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二八惨案”!据说,重庆大学有个名叫“八一五”的组织去了一伙暴徒,在那里聚众闹事,搞反对共产党的“匈牙利事件”,还围攻打骂跟他们作斗争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八二八惨案”,我们是听厂党委和基层党支部在政治学习中传达的,党委和党支部,代表的就是党,那年头提倡的都是“听话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我作为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热血青年,共青团员,党的助手,当然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党说“八一五”是“暴徒”,我就相信他们绝对是暴徒,在学习中,我也积极发言批判这些“八一五暴徒”:哪个敢反对党,我们工人阶级绝不答应!

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所在的技术科党支部发出通知,要求全科职工晚上八点半集合,前往石门河边一带“执行任务”——阻止重大“八一五”的学生过河,不准这些“右派学生”、“暴徒”到我厂所在地大石坝地区来宣传煽动。

我们单位百分之八十的职工都来了。我当然也满怀革命激情,准时来到集合地点,参加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我们在支部书记、科长和工会主席三大官员率领下,到了河边重庆织造厂的公路上,这是厂党委给我们科指定的地点。一眼望去,整个河边公路上全是我们厂的职工,大约有两千人左右吧。我们在公路上站的站,蹲的蹲,直到晚上十一点才奉命撤回厂里。

回厂路上,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今晚上来了两千人,把重大“八一五”的学生吓得不敢过河了;有的说,厂党委可能得到情报不准确,重大“八一五”可能根本就不是今天过河;有的说,我们江陵厂这么多人,他们休想过河……

这次声势浩大的行动,没有任何结果,回厂路上不免让人有点泄气,但这毕竟是我李木森在党委领导下,以一个职工的身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我感到高兴和自豪。


“排队”名单引出造反“尖刀”

参加了阻止重大“八一五”学生过河的集体行动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投身这场运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怎样“进行到底”呢?我心中确实无数,只能听党支部的。而党支部呢,我看也是心中无数,只能听厂党委的。厂党委呢?其实也差不多……

因此,一旦有什么重要社论发表了,厂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立即组织职工收听。在各单位的广播喇叭下,大家各自端个小板凳坐着认真听。听了过后再讨论。讨论中又把报纸拿来反复读。

九月里,全市从上到下布置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我们厂里自然也不例外。但是这件事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什么时候成立的,怎样成立的,成立后有些什么活动,大多数职工都不知道。只是看到有人戴着工人纠察队的红袖章出去活动,我们才知道有了这样一个组织。但是也没在意。因为在国防厂里,我们都习惯于保密制度的约束,都懂得该问的才问,不该问的就不随便打听。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两三个月。突然之间发生了大变化。

这个变化来得十分意外。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技术科有个干部高德安,到党支部办公室找支部书记张角光谈事情。无意中,他发现了一份技术科人员“排队”名单正摆在桌子上。

所谓“排队”,“四清”时就做过。就是组织上把一个单位的群众从政治上分成四类,一类是依靠对象,二类是团结对象,三类是批评教育对象,四类是打击处理对象。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单位也继续用这种方法对群众和干部进行分类。“排队”工作都是由党委或工作组秘密进行的,只有极少数的政治积极分子参与其中。

高德安眼疾手快,瞟到这份排队名单,一把从书记办公桌上抓起来就看。张书记急了,要他赶快还回来。两人就在办公室里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拉拉扯扯,追来跑去,高德安一边躲闪一边看,看得差不多了,才还给了张书记。

正是这场不该发生的“游戏”,导致了江陵机器厂骤然之间天翻地覆。

高德安离开支部办公室,立即找了我和其他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队”名单情况向我们作了通报,在我们这五个人里,没有一个人排在一类,排在二类的有我和另一人,排在三类的有两人,高德安最呕气,他被排在四类!

我们都不同意这样的“排队”。高德安当然最气愤。他为什么被排成四类呢?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言论”问题被学校记入了档案,虽然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在国防工厂他就相当于被暗中管制的“分子”,这次运动一来,首先被划入打击对象。我也很不高兴,我这么听党的话,这么积极工作和参加政治学习,怎么把我划在二类?不管怎样我也该是一类嘛!我们几个人忿忿不平,就向技术科职工讲了,绝大部分职工听到后都表示十分不满,并希望我们去找书记把问题了解清楚。

第二天下午,一上班,我们五人到了张书记办公室,要求张书记把“排队”名单一事说清楚,到底是谁叫这样排的,依据是什么?

谁知,平时爱说爱叫的张书记,这天下午变成哑巴了。我们最初还跟他好好说。后来看他装哑巴了,大家就更加气愤,声音也就自然高了八度。大叫大喊了一个半小时,却没有了解到任何内容,只得悻悻离去。

问题得不到解决,怎么办?高德安提议,党中央的“十六条”不是提倡“自己解放自己”吗?现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成立各种战斗队了,我们也成立一个“尖刀战斗队”,自己解放自己。大家都说好。于是决定在技术科贴出通知,凡愿意参加尖刀战斗队的到李木森处报名登记,并且立即投入战斗。这第一场“战斗”,就是要用我们这把“尖刀”,撬开张书记的嘴,一定要他交待清楚“排队”名单的内幕。
这样,技术科的造反派组织尖刀战斗队就成立了,开始参加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占全科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很强,只是“斗争经验”不足,斗一个支部书记就斗了三个下午,才逼得他说出了“排队”是厂党委叫搞的。

我们的战果很快就被全厂职工所知,其他车间、科室纷纷仿照我们的样子,向党支部发出“战斗令”,要求交出“排队”名单并当众销毁。

成立军工造反兵团

初战告捷,职工情绪高涨,我们尖刀战斗队迅速从一周前的二十余人增加到六十余人。

这时,其他车间、科室就有人要求加入我们的尖刀战斗队了。

高德安是尖刀战斗队的队长,后来是红军战斗团的团长,再后来成了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的一号勤务员,人们都叫他“高司令”。他也真不愧是当“司令”的人才,他向我们谈了他的考虑:各车间技术组的人不直接加入技术科的尖刀战斗队,而是各自单独成立车间、科室的战斗队,在此基础上,全厂成立统一的兵团团部,各车间、科室成立分部。大家都同意他的设想,分头去各车间、科室串连、动员。
不到三天,取名为红军的战斗兵团成立了。接着又成立了红旗兵团、红卫兵团。

在我们红军战斗兵团成立之前,厂里实际上已经先有了另一个造反派组织,他们后来编为八一兵团六五团(按照当时江陵厂对外通信的代名“六五信箱”取的名字)。他们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主要是在车间工人中个别串连发展,不像我们技术科与各车间技术组有联系,一串连就全厂铺开了,所以我们一成立人就比较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重庆国防工业系统造反派组织八一兵团成立,我们军工造反兵团也加紧组建。

筹建军工造反兵团,又是“高司令”的主张。他找了我和厂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康云鲍,三人一起商量,分工由高负责我厂的红军、红旗、红卫三个兵团联合,组成军工造反江陵兵团。由康云鲍负责,李木森协助,串连其他几个国防工厂的造反派组织。

十二月底,重庆国防工业系统的第二个造反派联合组织——军工造反兵团总部成立了。这时,我们江陵厂有了两个造反派组织,军工造反兵团近五千人,八一兵团六五团人比我们少。“保守派”组织工人战斗军(即原来的工人纠察队)更少,只有五六百人。

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全国“革命形势大好”,“保守派”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厂里的工人战斗军,被我们军工江陵兵团和八一兵团六五团联合打垮了,我们发布《勒令》,收缴了工人战斗军的旗帜和袖章,并把收缴起来的袖章找缝纫工打成一件件背心,把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桑林揪到厂里来,和厂里的“战斗军”队长一起穿上那袖章背心,游街示众。

反对革联会

军工造反兵团刚成立不久,就遇到了全国各地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号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一月风暴”。重庆的造反派组织也在一月下旬联合夺了市委、市人委(现在叫市人民政府)的权。

重庆造反派的夺权,得到驻重庆的解放军五十四军的大力支持,以五十四军派出的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为首,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

革联会筹备成立的消息刚一传来,康云鲍就提出,军工造反兵团要申请加入革联会。这个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赞同。随后,康云鲍写了一个申请加入革联会的报告,叫上我一道,到人民大礼堂对面原市人委办公楼,去找革联会筹备组,递交了申请报告。接待的人叫我们三天后来听研究结果。

过了三天,我们再去,却得到了令人不满意的答复:因为国防系统的八一兵团对我们加入革联会意见大,革联会筹备组正在给他们做工作,要我们再等两天。

我和康云鲍耐着性子等了两天再去,革联会筹备组主要负责人、财贸八一五战斗团的王绍川接待了我们。他首先对我们申请加入革联会表示热烈欢迎,其次,八一兵团的思想工作还要做,不过要在一两天内做通是不现实的,但是也不能等到把思想工作做通了才让我们加入。他们已经给八一兵团主要负责人谈妥了,先让军工造反兵团参加革联会成立大会,会后再继续商谈加入革联会的具体细节问题。

康云鲍和我对这样的安排当然表示感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重庆市造反派夺权后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在大田湾重庆市体育场隆重召开。

那天的会场上真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声、战歌声震天响。我们军工造反兵团按照革联会筹备组的要求,组织了一千人的队伍前来参加大会。我们身穿整齐的劳保服,胸佩红底黄字的胸章,由无线电厂选出的一个身强力壮、人高马大的大汉何汉瑞为旗手,高举着鲜艳的军工造反兵团的大旗走在前头,后面的队伍在“一、二、一”的口哨声中,踏着整齐的步伐,高呼着有力的口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向重大八一五学习!向重大八一五致敬!”

……

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绕场半周,博得兄弟组织的热烈掌声。

队伍走到足球场中的指定位置,旗手何大汉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把大旗插到了大会主席台旁边。我们一千名“军工战士”,眼望着兵团的大旗高高飘扬,内心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

不料,才兴奋了一会儿,我们的光荣和自豪感才刚刚开始品尝,军工造反兵团大旗突然变成了一些人的袭击目标!我们眼睁睁看到,几个人在主席台旁边,围着我们的大旗在激动地嚷着什么,有人开始抓旗杆,扯大旗,只见那大旗歪了又正,正了又歪,何大汉为了护旗,竟被那伙人推拉殴打……

我们愤怒了,一齐高喊着:“不准打人!不准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

愤怒的口号声中,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大旗被人扯下来撕碎了,英雄的何大汉紧抱着那根光旗杆,顽强地站在主席台旁,最后,他终于无法站立,慢慢倒下……

何大汉被大会工作人员送到附近的工人医院去了。我们一千名“军工战士”,为了顾全大局,咬着牙,含着泪,开完了这个庆祝大会。

事后才知道,打人、撕旗的是当天的大会执行主席,八一兵团的一个头头。他不愿看到重庆的国防工业系统出现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山头(而且这个山头又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看到我们队伍这样整齐威武,恼羞成怒,一时头脑膨胀,就忍不住采取了过激行动。

大会结束后,我们一千名“军工战士”,气冲冲走向市人委那幢旧大楼,把革联会筹备组围了个严严实实。康云鲍代表我们,进去向革联会提出抗议,要求革联会主持公道,追查打人、撕旗这一严重事件,惩办凶手及幕后指挥者……

刚成立的革联会,没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个“群众斗群众”的难题。革联会常委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八一兵团个别头头的做法不对,希望他们能出面向我们赔礼道歉。但是八一兵团坚决不答应。僵持之下,革联会迟迟不能答复。我们留下一些代表,坚持了整整四十八小时。后来这被认为是“静坐示威”。

最后,还是王绍川代表革联会来向我们表了个态,大意是:军工造反兵团参加革联会成立大会,是革联会同意了的,打人、撕旗肯定是不对的。经革联会研究,决定派专人前往八一兵团总部做工作。在适当的时候,请你们两大总部负责人到革联会开会解决这一问题。

八一兵团始终拒绝派人与我方商谈。因为其负责人是革联会常委,我们就认为革联会偏袒八一兵团,对革联会也就很有意见。

就在这一过程中,军工造反兵团总部负责人接触到了反对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的学生。这是当时反对革联会的两个主要学生组织。他们认为革联会是以十二所大专院校为主体,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排斥了广大工人群众造反派组织,在驻军支持下搞了一场假夺权。他们还给我们看了几十个群众组织为反对革联会给中央发出的《急电》。

总部开了三天会,“兵团”一级的主要勤务员都来了。大家一致赞同反对革联会。会后,军工造反兵团大反革联会,加入砸革联会行列的油印传单,就满天飞了。


我被揪上了批斗台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第3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提出要在夺权过程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来一个大扫除。按此精神,全国先后开始了“镇反”。

重庆市公安局的造反派夺权机构“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临委会)从2月上旬开始拘捕群众组织中的“牛鬼蛇神”。在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公布后,四川及重庆的“镇反”进入高潮。据记载:由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代表、“市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组成打击现行指挥部。到3月底,全市共拘捕2253人,有24个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和非法组织。这场“镇压反革命”运动,被称为“二月镇反”。

二月下旬,工人造反军的前哨支队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宣布为反动组织,首先遭到打击。接着,工人造反军总部被革联会组织人马抄砸。

与此同时,重大“八一五”出动二十多卡车人员,浩浩荡荡开到北碚去,把反革联会的核心组织——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的队部砸了个稀巴烂。十多天后,北碚区的驻军宣布西师八三一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对其核心成员,在学校批斗后实行逮捕。

三月初,反革联会的另一核心组织——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团部被砸,八位负责人被拘捕。

三月初,工人造反军总部的主要负责人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刚一回来就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抓捕……

我们刚成立不久的军工造反兵团,也在这次“二月镇反”中遭了殃。

二月二十六日,革联会的“王牌组织”八一兵团,调动人马,一方面抄砸了设在重庆剧场的军工造反兵团总部;一方面围攻江陵厂的军工江陵兵团广播站。

我们事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因此没有作任何准备。我们闻讯赶去的军工江陵兵团几千群众站在围攻者的外围,眼睁睁看着广播站被冲、被砸,广播站的工作人员被围攻者用棍棒打出来,有的被打倒在地,有的被打伤了抬出来,有的翻墙外水管逃下楼来,又遭到下面的围攻者拳打脚踢……

本来,来砸广播站的只有一千多人,而我们有几千人,人数上完全占优势。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思想,只知道武斗是错误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是毛主席的号召,是“十六条”的规定,必须坚决执行。

一个多月前,是工人战斗军被砸,是他们想不通,现在,轮到我们想不通了。一个多月前,我们和八一兵团还是亲密的“战友”,共同对付工人战斗军,现在,怎么又变成我李木森站在工人战斗军那样的位置上了呢?

三月中旬,厂军管会在足球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我等十六名军工头头全部被揪上台去低头请罪,接受批斗——重庆人大概是从鸡啄米引起联想,对低头挨斗的姿势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啄起″。由于发言的人多,军管会主任作指示的时间又长,大会开了近三个小时。


欢呼“红五条”


“镇反”后,重庆反对革联会的一派遭到镇压,一些没有被抓的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纷纷逃往北京去上访、告状。中央从四月份开始连续召开了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会议期间,全国掀起了“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高潮,重庆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形成了强有力的“砸派”。

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作出了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当时称为“红十条”)。接着,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经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正式宣布了。这个意见共有五条,按照当时的习惯,被人们称为“红五条”。

“红五条”要求重庆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把斗争矛头对准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肯定了五十四军在支左中的成绩,也指出了他们对革命群众组织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的错误,批评了他们支持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要求为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红五条”决定另外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虽然这个革筹小组还是由支持“八一五”的五十四军领导人蓝亦农、白斌负责,但是在砸派看来,中央反正是没有承认革联会,这就是一个大胜利了。

“红五条”的内容是五月十六号夜里从北京传回来的,欢天喜地的砸派闻风而动,在五月十七日就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大游行。


从文斗到武斗


“红五条”下达之后不久,砸派和八一五派这两大派就从互不认输的辩论发展到了武斗。先是相互砸广播车、广播站,接着就打起架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晚上,有消息从北碚传来:砸派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和该校八一五派的春雷造反兵团打起来了。这是重庆两大派大规模武斗的“初级阶段”,双方用的是石头、棍棒、钢钎等“冷兵器”。

得到西师春雷被八三一围困在一栋楼房里的消息,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八一五派,出动了大批人员前去北碚救援春雷。特别是六月七日,以重大体工队学生为首组成的敢死队,战斗力最强,几冲几杀就把西师八三一打败,给春雷解了围,并抓了不少砸派的俘虏,押回重大审讯。

六月八日,得知西师八三一吃了大亏的砸派,由机关司令部和军工井冈山总部组成了支援队伍,动用卡车几十辆,浩浩荡荡开往北碚。但是去了以后才知道,西师的武斗已经基本结束。重大的支援队伍刚刚离开北碚返校。

砸派大军一鼓作气,回头追击重大“八一五”的队伍,在北碚出来不远的施家梁,终于追上了。砸派人多势众,复仇心切,追上来就开打。机关司令部去的有许多是体委的运动员,加上军工井冈山总部的战斗队人员,打得重大“八一五”漫山遍野乱跑,这次追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还“活捉”了革联会副主任、重大“八一五”的熊代富。

这一仗,砸派称之为“施家梁大捷”,八一五派称之为“施家梁血案”。

从此,山城的火药味日渐浓烈。我终于被卷入了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



作者简介:李木森,重庆人,1938年生。1958年中专毕业进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国营江陵机器厂工作,任助理技术员。文革开始时是共青团员。1966年底参加造反,先后任军工造反兵团勤务组成员、军工井冈山总部一号勤务员、反到底工总司一号勤务员、反到底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一号勤务员。参与指挥了重庆大武斗。1968年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结束后被清查、撤职,1986年2月被作为″三种人″开除中共党籍。1999年以高级工程师职称并享受劳模待遇退休。
  
  
  

 
 
顶端 Posted: 2006-03-15 21:59 |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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