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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批判《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选:翻案复辟的铁证——剖析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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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林彪衣钵”的正是邓小平

化工系工人批判组(1976.09.09)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打出一面批林的旗帜,大肆喧嚷要反林彪的所谓“极左”,并别有用心地捏造说,“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袭用林彪的老谱”,必须坚决“孤立”、“压倒”、“打垮”。但是,只要把《论总纲》同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加以对照,就不难看出,继承林彪衣钵的正是邓小平,袭用《“571工程”纪要》老谱的恰恰是《论总纲》。

  《论总纲》加给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的种种罪名,大都是从《“571工程”纪要》中搬过来、套上去的。《“571工程”纪要》恶毒攻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诬蔑他们“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用假革命词藻”“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论总纲》跟着叫嚷,“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把“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把群众的思想“搞乱”。《“571工程”纪要》攻击和诬蔑无产阶级坚持继续革命是所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论总纲》则说“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等等。他们的矛头都是指向毛主席、党中央,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论总纲》狂叫要“斗垮”,要“夺权”,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充分暴露了邓小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反革命野心,充分暴露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性和疯狂性。

  《论总纲》为什么一点也不诬蔑我们“袭用刘少奇的衣钵”呢?那样做,人们就会立即想起,邓小平不就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吗?林彪路线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论总纲》为什么偏偏要大批“极左”呢?列宁深刻指出:“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4页)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论总纲》大反“极左”,正是为了掩盖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论总纲》的炮制者站在极右的反动立场上,在他们眼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统统是“极左”。他们所谓批“极左”,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难怪《“571工程”纪要》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胡说干部“象走马灯式的垮台”;《论总纲》则疯狂咒骂文化大革命“把党的好干部”“打下台”。他们的目的都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扶走资派上台,复辟资本主义。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彻底清算一条机会主义路线要比打倒一两个机会主义头子费力得多。我们必须抓住要害,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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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烧牛肉”和“一切为了现代化”

电子系计三一班(1976.09.09)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邓小平在他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中,提出了“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两个政治宣言,是一对复辟号角。它们都是通过篡改党的基本纲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的实质是,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改苏共党的纲领、路线,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邓小平的《论总纲》用“三项指示为纲”否定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用“一切为了现代化”篡改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打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幌子复辟资本主义。

  赫鲁晓夫要建设的共产主义,就是臭名远扬的“土豆烧牛肉”。这个“仙山琼阁”出笼不久,邓小平就为它做了注脚,说:共产主义就是“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论总纲》宣扬的“一切为了现代化”,就是这种假共产主义的变种。

  “土豆烧牛肉”也好,“一切为了现代化”也好,都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名词,都是党内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盾牌。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恶毒攻击斯大林,疯狂迫害苏共党内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反革命分子恢复名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今日的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变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社会主义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土豆烧牛肉”的“仙山琼阁”真正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天堂,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地狱。“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48页)《论总纲》打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对党的纲领、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它诬蔑无产阶级“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妄图为刘少奇、林彪翻案,为一小撮被打倒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平反。它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个概念,给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强加上种种罪名,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邓小平的这一套如果得逞,必然是苏联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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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透孔孟之道的复辟宣言

建工系理论组(1976.09.09)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没有象林彪那样赤裸裸地搬用孔孟的语句,但是,这个向无产阶级“打出去”的“拳头”,同样是从孔老二坟墓中伸出来的一只魔爪。它为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给孔孟之道披上一套现代服装招摇过市。什么“全面整顿”,无非是孔老二“拨乱返正”以“正名”的老调重弹;什么打倒“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不过是“佞人当诛”,镇压革新派的故伎重演;什么“发展生产”、“关心生活”,实质上是贩卖孔孟之道的“仁政”的欺人之谈。

  《论总纲》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标,为基调,一口气写了九个方面的“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工农商学兵到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囊括一切,都要用“三项指示为纲”加以“全面整顿”,以便纳入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正轨”。在这里,人们看到了孔老二为“复礼”,先“正名”,“拨乱世,反(返)诸正”的翻版,看到了复辟狂们如何迫不及待地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

  孔老二的所谓“正名”、所谓“拨乱返正”,就是要把新兴的封建制度“正”回到最黑暗最野蛮的奴隶制的轨道上去,要新兴的封建社会的一切都按照体现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周礼”行事,也就是所谓“齐之以礼”。谁敢违抗,就要“纠之以猛”。它的要害是取消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要广大奴隶安分守己接受奴隶主的统治,服服帖帖给奴隶主当牛做马。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完全是接过孔老二的衣钵,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拨”文化大革命之“乱”,“正”走资派统治之“名”,“齐”资本主义之“礼”。他的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

  《论总纲》给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党人加上种种罪状,要把他们当成“主要敌人”来打倒。什么“继承林彪的衣钵”,推行“极左”路线呀;什么把群众“思想搞乱”,把“党组织搞乱”呀;什么“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呀……这使人想起孔门经典《礼记·王制》中所列的“四诛”条例。在那里,破坏旧制度、旧秩序、旧观念,要杀!坚持革新道路,宣传革新道理,也要杀!《论总纲》正是把孔老二这一套翻译成现代语言,硬扣在无产阶级的头上。无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孔老二的门徒邓小平看来,就是“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就是“搞乱了”他们那一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秩序,就要扣上“极左”路线的帽子、“执左道以乱政”的罪名,加以镇压。无产阶级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革命的宣传,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便坚持同走资派进行斗争,在邓小平看来,当然是“行伪而坚,言伪而辩”,也要扣上“疑众”的罪名,加以镇压。《论总纲》就是这样杀气腾腾地为向无产阶级实行法西斯专政而制造反革命舆论。

  《论总纲》诬蔑无产阶级“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攻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是“点石成金一类童话”,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关心生产”、“关心生活”的救世主。其实,他们那套不过是孔孟之道虚伪的“仁政”。

  孔老二的“仁政”有明确的含义:“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狡猾的孟轲却给它描绘了诱人的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怎样实现这个“乐园”?孟轲有句名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一语道出了“仁政”的反动实质,原来实行“仁政”得从复辟奴隶制的“井田制”开始。邓小平口口声声“关心生产”,“关心生活”。生产怎样搞上去?生活如何关心?他也有一句名言:“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当年的孟轲,今天的邓小平,多么惊人地相似呀!

  毛主席早就批判了那种“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指出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必须首先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论总纲》打着“关心生产”的幌子,为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开路。这种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身上,施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身上,对于革命人民却是人头落地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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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反动本质

纪平(1976.09.08)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严重罪行,受到了工农兵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猛烈批判。当前在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三株大毒草的高潮中,对邓小平鼓吹的“条条专政”,继续进行批判,揭露它的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挖掘它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肃清其流毒,是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散布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犯下了一系列罪行。重搞“条条专政”就是其中之一。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就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正确方针,他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条条专政”十分卖力。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同刘少奇一起,公开跳出来反攻倒算,大收企业,大搞托拉斯。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条条专政”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猛烈冲击,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邓小平对此极为反感,重新工作不久,又把“条条专政”这个修正主义破烂重新翻了出来。他“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为重搞“条条专政”大造反革命舆论。他授意炮制的修正主义《条例》,攻击企业下放搞“乱”了,“许多事情没有人管,生产调度工作抓不起来,影响生产的发展”。他大叫大嚷要“收”这个,要“统”那个。他赤膊上阵,亲自督战,挥舞“整顿”大棒,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企图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条例》,用法规的形式把“条条专政”强加给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邓小平如此明目张胆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重搞“条条专政”,向无产阶级进攻,就是妄想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条条专政”,上抗中央,下压地方,既不相信党,又不相信群众,只是“条条”的少数人说了算。它违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然成为党内资产阶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正因为这样,建国以来,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搞“条条专政”。邓小平也是这样。他继承了刘少奇、林彪的衣钵,重搞“条条专政”,妄图把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竿子插到底,改变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邓小平不是要“收”这个,要“统”那个吗?他究竟想“收”什么,要“统”到哪里去呢?他是要把党、政、财、文大权从无产阶级手里“收”到走资派手里去,一统于他的“三项指示为纲”,一统于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人们看得很清楚,去年凡是受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影响大的部门,那里右倾翻案风就刮得厉害,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就嚣张,那里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就特别卖力,那里洋奴哲学就很吃香,搞唯生产力论,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就特别猖狂。同时,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受到排斥打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被摧残扼杀,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压抑,革命、生产受破坏。实践证明,搞“条条专政”,就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它是党内资产阶级加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头上的一条锁链。

  重搞“条条专政”,是邓小平推行洋奴哲学,搞投降卖国的重要手段。邓小平不是竭力鼓吹为了“引进外国技术装备”,要和外国“订长期合同”,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的“大政策”吗?对于他这种崇洋媚外、出卖国家资源的投降政策,许多地方、企业和广大工人群众是坚决抵制的,于是邓小平就企图靠“条条专政”去强行贯彻。去年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之日,也正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甚嚣尘上之时,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条条专政”和洋奴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搞“条条专政”的党内走资派,既然看不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看不见群众的伟大力量,就必然要投靠外国资产阶级,跟在洋人的后面爬行;而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洋奴哲学也要靠走资派搞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条专政”才能得势于一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彻底批判“条条专政”,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就有藏身之洞,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性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他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实际步骤。在“集中统一”的幌子下,邓小平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抛开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直接控制某些部门,对地方和企业搞垂直领导,随意发号施令,独断专行。“条条专政”根本不是靠党的路线和政策领导社会主义经济,而是靠手中的权和物来专地方和群众的政。只要他们一句话,让什么发展就发展什么,让什么关闭就关闭什么,要在那里建厂就在那里建厂。他们可以任意制订什么“大政策”,妄图出卖国家资源,出卖国家主权,出卖劳动人民的血汗。如果让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得逞,那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在这种情况下,走资派虽然在名义上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却把管理权变成了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会演变为走资派控制的私有制,成为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变质,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苏修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不就是这样变过来的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绝不允许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是打着发展生产,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进行的。他攻击文化大革命中企业下放“影响生产的发展”,似乎只有收上来,搞“条条专政”,生产才能搞上去。这完全是骗人的。

  大量的事实反复证明,“条条专政”不仅不可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而且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搞“条条专政”,各个“条条”自成系统,各自为政,各行其事,就会使中央各部门和地方之间,这个“条条”和那个“条条”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以邻为壑,互相扯皮,互相拆台。在“条条专政”下,每个“条条”内部又有若干小的“条条”,各自都直接向地方、企业插手。不仅“条条”之间矛盾重重,而且“条条”内部也互相矛盾,这就造成地方无法对当地的生产和建设进行统筹安排和综合平衡,严重束缚、挫伤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条条专政”必然破坏社会主义协作,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碍工业的合理布局,阻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条条专政”下,作计划,办事情往往只顾当前,不顾长远,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只管大的,不管中小,重洋轻土,重专轻群。这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一整套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就不可能使国民经济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就不可能做到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不可能在经济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条条专政”下,为了竞争的需要,企业内部就必然要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就必然要搞“一长制”、“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使企业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变成雇佣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呢?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靠什么?不是靠修正主义路线,搞“条条专政”那一套,而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解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靠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六年《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指出:“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主席的指示把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运用到经济建设中,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指出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坚决执行毛主席所规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条条专政”,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国民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以拖拉机生产为例,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家独办的局面,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放手让地方办,十年来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五倍多,手扶拖拉机的生产发展更快。煤炭生产也是由于发挥了地方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年建成的新井能力,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建成能力的总和。上海金山工程、大连新港工程的建设,也都是由于同“条条专政”对着干,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各行各业大协作,千军万马大会战,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许多这样的事实说明,搞“条条专政”必然少慢差费,发挥两个积极性就能多快好省。

  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会一再出现“条条专政”,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一直把“条条专政”看成是宝贝,依托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对于“条条专政”的危害性和流毒是不能低估的。当然,批判“条条专政”,不是不要“条条”,不是否定部门的作用;而是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条条专政”批深、批透。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继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迅猛发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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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辟倒退的反动纲领 勤俭大队干部、社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狠批《论总纲》

新华社(1976.09.06)


  新华社杭州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电 浙江省江山县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带领广大社员和干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株大毒草,把批邓斗争引向新的高潮。

  抓主要矛盾,揭露《论总纲》要害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勤俭大队干部、群众在剖析《论总纲》时,运用毛主席关于抓主要矛盾的观点,揭露《论总纲》的要害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进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有紧紧抓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发展。但是,《论总纲》一开头就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大目标、大前提,接着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是明目张胆地在转移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公然对抗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如果按照邓小平的那一套搞下去,必然是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党支部副书记戴香妹在带头批判《论总纲》时,引了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第一章总纲中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她说:用党的这个基本纲领和邓小平的《论总纲》一对照,用主要矛盾观点一分析,《论总纲》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这是再清楚不过了。在邓小平看来,当前,今后二十五年,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的任务是搞生产建设,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这就彻底篡改了党的基本纲领,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许多贫下中农联系农村土地改革以后二十多年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抛出《论总纲》,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抹煞阶级斗争这个纲,掩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好让他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一个铁证。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是多么需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邓小平想复辟,只是痴心妄想。”

  运用发展观点,狠批《论总纲》实质

  辩证唯物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新生代替腐朽,革命战胜反动,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勤俭大队干部、群众在批判《论总纲》中,运用这一唯物辩证的发展观点,狠批《论总纲》主张倒退,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他们指出:邓小平在他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中,竭力否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宣扬“今不如昔”。它把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与走资派的斗争说成是“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把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建立起来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诬蔑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把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狠批唯生产力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诬蔑为“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论总纲》中这一切胡言乱语,充分暴露了邓小平顽固地坚持复辟倒退的反动立场,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的罪恶阴谋。

  勤俭大队广大群众、干部在批判中列举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硕成果,有力地驳斥了邓小平宣扬“今不如昔”的谬论。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老干部受到教育,得到提高,新干部在斗争中成长,广大群众受到了反修防修的锻炼;文化大革命伤害的是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伤害的是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这种伤害好得很,不伤害他们,党就可能变修,国家可能变色,人民就要遭殃。邓小平诬蔑文化大革命伤害了有经验的干部,就是为了替他自己这类走资派翻案,重新扶植走资派,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从走资派那里夺来的那部分权重新夺回去。

  在旧社会生活了半辈子、当了二十多年长工的贫农、共产党员姜成良,用勤俭大队广大贫下中农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抓革命、促生产,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大队粮食产量增加,农业机械大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的事实,驳斥了《论总纲》诬蔑“今不如昔”的谬论。他说:我们贫下中农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邓小平却说糟得很,这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决定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就不同。五队社员姜法六在批判中指出,《论总纲》胡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用心。

  勤俭大队的干部、群众在批判《论总纲》极力宣扬“今不如昔”,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同时,还指出:《论总纲》提出的那些包罗万象的“全面整顿”,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整掉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整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整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透过现象看本质,戳穿《论总纲》的欺骗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勤俭大队的干部、社员在批判《论总纲》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运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戳穿《论总纲》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欺骗性,进一步认请了《论总纲》的反动实质。他们说: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要制造种种假象,来掩盖他的反动实质。过去我们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时,运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认识到“不叫的狗更会咬人”,敌人假装老实,是为了伺机反扑,向无产阶级进攻。当前,我们在批判邓小平,剖析《论总纲》时,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够戳穿《论总纲》的欺骗性,抓住它的反动实质,批深批透。

  参加大队五·七政治学校妇女班的学员们,在批判中指出,《论总纲》一共引证了革命导师的语录五十多条,从现象上看起来,似乎为了执行这些指示,实际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林彪一样,目的都是为了歪曲革命导师的指示,为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许多社员气愤地说:《论总纲》引用了那么多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偏偏不引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指示?为什么不引用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这就可以看出邓小平所谓贯彻毛主席指示是假,歪曲、篡改、反对毛主席指示是真。

  大队妇代会主任傅金妹,对《论总纲》中全面、系统地兜售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进行剖析时说,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重要内容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论总纲》对这个问题只字不提。这就清楚地看出,“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要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怎么能够搞好社会主义生产呢?邓小平口口声声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际上是要把国民经济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通过剖析,勤俭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进一步认清了《论总纲》的欺骗性。他们说,小偷偷了东西以后,为了不让别人怀疑自己,就制造假象,叫喊“小偷偷东西了”。邓小平正是玩弄的贼喊捉贼的伎俩。他为了掩盖自己大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大肆叫喊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邓小平制造与他本身相反的假象,正是他本质的反映,是他本质所要求的。

  勤俭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批判《论总纲》越深入,路线是非越分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决心越坚定,干起社会主义更有劲。大家豪迈地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击败走资派的种种破坏活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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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天津大沽化工厂工人理论组(1976.08.31)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就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指示明确告诉我们,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态度,是坚持还是反对把走资派当作革命的重点对象,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正是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论总纲》把邓小平的反动立场和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论总纲》这株大毒草,对走资派这一概念象阿Q怕谈自己头上的疮疤,讳莫如深。不仅如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还诬蔑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同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斗争,是“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邓小平声嘶力竭地叫嚷:“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这一部分人。”这纯粹是恶意的诽谤。试问,从批判陈独秀、王明,直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吗?通过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机会主义路线,我们的党才不断发展,我们的革命才胜利前进。如果没有这种斗争,马克思主义岂不要同修正主义同流合污?如果没有这种斗争,我们的党怎能发展到今天这么强大?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我们怎能向共产主义阔步前进?“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目前,我们在抗震救灾斗争中,正由于坚持同党内走资派斗,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击一小撮煽动资本主义歪风、蓄意进行破坏的阶级敌人,才保证了抗震救灾工作的胜利进行。

  《论总纲》极力歪曲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否认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形势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论总纲》施放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字里行间却充满着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扑。它在掩盖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同时,居心叵测地提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说这些“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好一串罪名!它到底指的是谁?它指的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同志。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视为主要敌人,这恰好证明他站在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相敌对的立场上。

  我们说,反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确是有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一类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代表的剥削阶级。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是谁?鼓吹唯生产力论,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是谁?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大搞折中主义,宣扬“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坚持“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的又是谁?不正是邓小平这类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吗?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无情。尽管邓小平拚命否认走资派的客观存在,最终他仍然作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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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不容转移

凌达(1976.08.24)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这个反革命宣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转移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充分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破坏革命的反动的虚弱本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列宁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9页)邓小平正是在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大放烟幕,大放厥词。《论总纲》居心叵测地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捏造出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一个革命的主要对象,闭口不谈同走资派的斗争,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否定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和解放二十多年来的党内斗争实践,使我们认清了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邓小平对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知道吗?否!邓小平对党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视而不见吗?否!相反,他的反革命嗅觉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最大的政治代表,就象阿Q怕人说头上的疮疤一样,邓小平对走资派这个名词讳莫如深。正因为他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所以一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磨钝无产阶级的革命锋芒,瓦解人民的斗志,以便他顺顺当当地复辟资本主义。《论总纲》这篇黑文为了使自己“站得住脚”,引用了五十四段革命导师的语录,但偏偏没有引一段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论述。在谈到“对敌斗争”的时候,《论总纲》煞有介事地提出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一口气提出了这么多“分子”,可又偏偏没有一个字提到党内走资派,即这一切“分子”的挂帅人物。同时,《论总纲》别有用心地说“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说什么这种矛盾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等等。他们掩护走资派,转移革命斗争对象,真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

  《论总纲》转移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目的是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他们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是指谁呢?十分清楚,一不是指党内走资派,二不是指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而是指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指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曾经说,“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这倒确是真情的流露。他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不共戴天之仇,无产阶级同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论总纲》还在炮制中,邓小平一伙就狂妄地说:“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他们对《论总纲》寄以如此深情厚望,恰好暴露了他们转移革命主要对象的险恶用心。

  《论总纲》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它暴露了邓小平反动而又虚弱的阶级本质。它从反面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越是深入,我们越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当前,我们要集中火力批邓,我们的斗争锋芒永远指向党内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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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教训” 两支毒箭

北京东风化工厂工人理论组(1976.09.03)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强调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广大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决心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进行到底。

  面对着这样的革命形势,邓小平这个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慌了手脚。他要反扑,伸出“拳头”向无产阶级进攻。在他授意炮制的《论总纲》里,提出两个所谓“深刻的教训”,就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打击无产阶级而抛出来的。

  《论总纲》提出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对“造反”、“反潮流”要进行所谓“阶级分析”。他们的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的否定。我们说的“造反”、“反潮流”,都是有特定的阶级含义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就鲜明地表现了坚持革命原则的无产阶级立场。文化大革命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正是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有力地抵制和批判了他推行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同邓小平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一切,邓小平自然是不甘心的。《论总纲》打着“阶级分析”的旗号,把什么“反马克思主义”、“造无产阶级的反”之类的帽子强加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以为这样就可以吓住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而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正暴露了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论总纲》提出的另一个教训,就是所谓“要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反对他们的“极左”行动。这更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革命行动的诬蔑。在邓小平这些党内资产阶级老爷们看来,我们学理论,批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评《水浒》,批投降派;我们批物质刺激,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我们批“读书做官”,提倡社来社去,等等,都是“极左”的行动,都是“假马克思主义”,因此,统统都要加以反对,予以打击。我们从《论总纲》“总结”的这条“深刻的教训”中,更加看清了邓小平这个党内资产阶级挂帅人物的极右的反动面目。

  《论总纲》打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鼓吹两个所谓“深刻的教训”,根本不是要人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而是为邓小平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反革命舆论。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修正主义的攻击和诬蔑,党内资产阶级的压迫和镇压,动摇不了无产阶级要前进、要革命的坚强意志。我们要更加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只要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坚决同他们斗,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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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的忌讳术

任欣(1976.09.05)


  《阿Q正传》中的阿Q,最忌讳别人讲他头上的癞疮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最不乐意人家提走资派。

  请看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和《汇报提纲》、《条例》。这三株毒草,都是洋洋万言;可是,不论哪一篇,从头到尾都找不到“走资派”这三个字。这三株毒草,引了不少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语录。《论总纲》引证五十四条之多,《汇报提纲》和《条例》的修改稿各有专门一节引证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可是,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论述,却一句也不引,一条也没有。

  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这里讲话,那边报告,滔滔不绝的演说,对走资派这个问题,却讳莫如深。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确实很象阿Q。

  阿Q对于自己头上这个“最恼人”的疮疤问题,采取了三种办法:

  一、绝对忌讳。他讳说癞及近于赖的音,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灯烛都讳了。

  二、怒目主义。别人一犯讳,“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对你来个“怒目而视”。

  三、精神胜利。阿Q的怒目主义常常不灵,别人还是硬要揭他头上的疮疤,他就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

  邓小平对于那个“最恼人”的走资派问题,跟阿Q的办法也有点相似。缄口不言,闭口不谈。上述例子,就是证明。此其一。大发雷霆,横加指责。你《春苗》歌颂无产阶级对走资派的斗争么,那你就是“极左”,他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你评论《水浒》,说走资派是现代投降派么,他就大为不满,骂你“搞阴谋”。此其二。至于其三,邓小平倒是不搞“你还不配”这类“精神胜利法”,而是得意忘形地叫嚷“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时候,他头上的“癞头疮”就正式成为“高尚的光荣的”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论述党内走资派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共产党内出现走资派,这是客观存在,采取“不承认主义”是不行的。阿Q忌讳讲“癞疮疤”,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缺陷。邓小平所以避而不谈走资派,则不仅因为他要保护自己,而且要保护整个党内资产阶级。他妄图抹煞走资派的客观存在,不让讲,不准批,是为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放手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正是“走资派还在走”的一种表现。但是,欲盖弥彰。他越是要千方百计遮盖这个“疮疤”,它就反而越“光”越“亮”,暴露得更加清楚。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于走资派的态度,就是要经常揭,经常批,坚决斗,长期斗。

  休矣,邓小平的“疮疤”忌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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