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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宇: 脑不离阳光,足不离血迹

脑不离阳光,足不离血迹
——忆嘉康杰烈士对我的三次教育

澄宇

作者文前补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每每提起延安整风,总是作着深情的回忆。魏巍同志就曾说:“我十分感谢1942年的整风运动,那是一次完全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思想革命,对我的一生都有重要意义。”他还说:自那以后,他从来没有过受骗的感觉。正是这种自觉自愿的革命,使他站到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巅上,继续革命。相反,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诋毁延安整风的人,文革这一关也就只好自始至终站在门槛外,诋毁文革更不在话下。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根据再认识的程序,把文革的真实情况向年轻人道来。这是历史的嘱托。我就是根据这点认识,在文中较细地回忆叙述了一下,利用母校建校纪念之际,向我的老领导、老相识以及志同道合者做个思想汇报,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我亲爱的母校——康杰中学建校六十周年!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涌上心头的是嘉康杰烈士对我的教育。校歌里说:“高高举起毛泽东的旗帜,踏上康杰先烈的血迹”,我就是遵照这两句歌词在走着我的人生之路。可以说,心中装着烈士,一生走路不迷方向。

嘉康杰是怎样教育我上大学的?

记得是一九五五年清明节前后,学校组织一些同学到嘉康杰烈士的家乡去采访。我当时因为工作脱不开身,没有前去,心里非常难受;同学们采访回来,我就细心地听取他们的汇报。康杰烈士从小参加革命,追求革命真理,奋不顾身;最后,在参加中共七大会议的山路上,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烈士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利用星期天把它整理成书面材料,一直保留在自己的身边(一九六零年有校友来信索要,我就寄给了他,现可能在纪念馆保存)。此后,在课外阅读时,我最爱读有关烈士的回忆录,读多了,就看到革命先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他们参加革命的第一天,他们就下了献身革命的决心。所以,他们在革命的征途上,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挫折、风险,甚至牺牲生命,他们从不动摇。我崇敬这样的人生,也憧憬这样的人生。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认识:“路是要人走的,唯怕你看不清路;一旦看清了路,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一九五七年高考作文题是《我的母亲》。我一看这个题目,连想都没想,提笔就写起来。因为我的继母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她是一九四二年华北大饥荒从老家怀庆府(现河南怀庆市)逃难逃到我的家乡芮城县的;我是从难民营里把她接回家的。她给我讲了很多难民在逃荒的路上活活饿死的事。她自己就把一个与我同岁的女儿在路上卖掉。她是这样一位在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穷苦人,到我家以后,特别能吃苦,什么农活她都能干,一年四季没有歇着的日子。邻里乡亲都夸赞她“能干”。她又非常贤惠,竟然把白面馒头蒸给我和父亲吃,她和带来的姐姐吃玉谷面麸子,好几年都是这样。每临冬天,她总是先给我和父亲做棉衣、棉鞋,我穿旧了破了才让姐姐拿着穿。她对逃荒要饭的有着天然的同情心。有一年,土地庙里住下一户,两个大人带着三个孩子,全靠讨饭过日子。麦秋,大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我们家麦地里拾麦穗,我很讨厌。可是,继母却很同情,对我说:“让人家拾嘛!”还自己拣上一把,塞给孩子。那年冬天一个深夜,最小的孩子饿死了,大人的哭声传遍了巷道,继母背着我和父亲到庙里送上几个玉谷面馍馍。更可贵的是,一九四七年拉锯中,国民党地主还乡团抓捕了很多农会干部和土改工作队员,实行了疯狂的大屠杀。我就看见我的小学老师(富农儿子,镇反时被我镇压)举枪杀死了我的同学的父亲(农会主席)。农会主席很勇敢,头一枪揭了他一片头皮,他回过头冲着富农的儿子说:“你会打枪吗?不会老子教你。”妇女主任是和继母一块逃难来的,还乡团在拷打她时,竟惨无人道地把一盆炭火倒进她的裤裆里……继母想利用看管她的机会营救她,但是没有成功。她被残杀以后,继母好长时间心里难过。那时,我太小,不懂得阶级斗争。学习了嘉康杰烈士的事迹后,对革命烈士的业绩有了全新的认识,对继母营救妇女主任这件事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正好,毕业前夕要填履历表,我写信向父亲询问继母的情况,父亲回信说:“你妈妈是一位受苦的人,你要好好记着她。”父亲的嘱托几乎成了我这篇作文的破题。我满腔热情地记述了继母这些动人的事迹,最后表态说:“我升学的目的,就是学好本领,为像我母亲这样的穷苦人民服务。”

交了卷,我很得意,因为作文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都写进去了。可是,一走出考场,教导主任张××就问我:“你写的是谁呀?”“我的母亲呀!”我脱口而出。张主任十分不满意地说:“你咋不写祖国呢?”我一想,可也是;把祖国当母亲来写,这是多么贴切的比喻,又是多么广阔的胸怀。悔恨自己没有这样想,拿起来就写,太轻率了。这种悔恨情绪直到接到北大中文系入学通知书才算消除了。进校以后,才知道我这篇作文得了高分。我知道这是康杰烈士的鲜血映照我写下一篇好作文,帮我进了大学门。

一九五七年九月,我进了北大燕园校门。那天,我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买了一张《人民日报》,头版社论是《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论有一段话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些话当时我读着很新鲜,就是不完全懂。进校以后,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饭厅南面砖墙上写着两条标语,一条是歪歪扭扭写着“自由万岁!”一条是工工整整写着“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显然,前一条是右派写的,后一条是毛主席的语录。两条标语告诉我,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要先上好这一课。于是,课余时间,我就如饥似渴地看揭露右派的大字报,参加高年级的批判会。从大量事实中,我看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右派在政治上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如当时一个右派给他的爱人写信说,每天早晨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的头,欣赏到只有这颗天才的头颅才配放到这样英俊的身架上。反面教员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对自己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有了警惕。

有破就要有立。这时,初中一位同班好友在沈阳钢厂工作,路过北京,来校看我,给我留下10元钱,我就买了一套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一篇一篇读起来。当我读到《<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时,我的脸发热了。毛主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妈呀,这样伟大的人民领袖在群众面前都要当小学生,我却要“扬名声,显父母”,在人民头上当老爷,这是何等的恬不知耻!我从毛选里还读到这样一段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如果说前一段话是帮我认识个人主义的丑恶,那么后一段话就是鼓励我向个人主义开刀。有了这个觉悟以后,我就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中,在下乡下矿的劳动中,一方面用汗水洗刷我头脑中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中,我是方志敏团的一名排长,一次夜里上坝运砂石,被木板上的冒尖钉子扎破了脚底板,一时血流不止,脚肿起来。团里让我休息,我躺了半天,心里不是滋味,拐着腿又上了大坝,挑着担子运砂石。劳动结束时,团里评了我一个先进。后来,在京西煤矿半工半读时,我结识了模范工人李九德,他比我只大两岁,可是他经受的苦难和对国家的贡献要比我大得多。在写《英雄谱》时,我没有写好,就利用暑假,下矿同他一起劳动,终于把他的先进事迹搬到《北京日报》头版上。

一九六一年春夏,即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我和几位研究生到京郊昌平县黑山寨公社分水岭大队搞整风整社。我们一面劳动,一面帮助村党支部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渡过暂时困难。那年春夏都旱,群众生活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和社员一起跳水点播,一起吃定量标准粮;晚上,帮助共青团组织文艺演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讲革命故事,鼓舞大家战胜暂时困难。社员群众对党和毛主席那种泰山不可移的信赖深深打动了我们。深秋下了一场透雨,我又回村住了一周,了解了很多村史。这个村解放前夕也曾拉过锯,一夜之间死了几个群众,支部书记就是从壮丁队(还乡团)的枪眼里逃出来的。这和我的家乡多少有些相似。我回校为此写了一本村史,成为我后来写长篇小说《双水峪》村史的一段参照。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我看到的是万千群众冲天的革命干劲,那么一九六一年我看到的是群众在困难面前那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斗志。这对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稳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段经历也可以看出,是康杰和其他烈士的鲜血映照着我,在大学生活期间,读毛主席的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为实现世界观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嘉康杰是怎样教育我过好“文革”这一关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先后在两个工厂搞“五反”、“四清”和创建学大庆的试点单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市委首当其冲。我那时一面参加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的大会服务工作,一面回工厂接受工人群众的批判。到了一九六七年夺权斗争阶段,机关分成了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开始打派仗。我是一个穷学生,在校完全靠人民助学金生活,所以连个书箱也没有;到机关,就把全部书籍和书稿都放在办公桌里。对立派砸抄办公室,我的日记和文稿就成为对立派找批斗的好材料。一九六八年斗批改时,万万没有想到军宣队进驻以后,也按照这种派性材料把我定为清队的审查对象,主要的依据是我在初中、大学和市委写的小说、剧本和村史中几个反面人物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我犯下反对毛主席的大罪。在批判会上,有人引用林彪的话,说我是反对毛主席的大坏蛋。我在记录时记成“林副主席……大坏蛋”这样的句式。军宣队里有个将军的女儿,她早就站在我的背后,看到我的这个句式,会后就找到我,把我的记录本要去;不一会儿,军宣队的几个人进了我的屋,问我这个句式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看,双眼顿时漆黑,赶快解释这是我记录出现的笔误。不由分说,我立即又上了批判会,上升为攻击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当晚,我被关进一个卫生间里,怕我自杀,连裤带也被解去。第三天,才让我进了群众专政的黑屋子里。

一夜间,我成了当时北京市委最年轻的“黑帮”,那委屈、羞辱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我知道我是无辜的,他们是搞错了,我幻想他们能给我平反。我坚强地熬着。
一天,在劳动中,一位和我是同派的小青年,监管我们的劳动。他悄悄告诉我,我们研究室有一位比我晚到两年的同志,经不起审查,就爬上烟筒跳下自杀了。他安慰我说:“你这样看管着,也许更安全。”我一听这事,脑子“轰”地一响,眼前一黑。当时,正在用钢锯锯铁板,我心神难定,一连坏了三根钢锯条。监管的工人师傅生气了,说:“你这是怎么啦?说你有意,你会不认;说你无意,我也不好说呀。”我只好定了定神,继续专心干活。

晚上,我在黑屋子里困顿地睡了一觉,醒后怎么也睡不着,脑子像开了锅。研究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我想起在楼上的时候,一次,军宣队领导同我谈话,要我交待反对毛主席的黑思想,我说,你就是打破我的脑袋,我也没有反毛主席的思想。他说,那你就等着对你实行专政。恰在这时,从楼上跳下一个人,栽在地上就没有动。这位领导竟指着这个自杀的人对我说:“你可以也学他走这条路。”我大为诧异,说:“我压根儿就没有这样想过。”后来,才知道这位领导把研究室看得黑透了,年岁大的审查对象,他认为基本上都是废物,不能用;年轻的,则都是黑接班人。就在我被群众专政的某一天,军宣队里另一位负责人,以送我回楼下的机会,在楼梯口递给我一张纸条,是毛主席关于对走资派和反革命都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最新指示。后来,他还安慰我说:“我们党对人的处理从来是慎重的。即使有一大堆材料,也不能轻易就定人反革命。”由此我想到在军宣队里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像当年的土改工作队一样。但是,主要领导人的左倾思想必然会造成这个单位的冤假错案。而我们这个跳烟筒自杀的同志,平时思想就比较激进,有时还动手打人;这次突然受到审查,思想承受不了,就走上这样的绝路。

“人生最大惟生死”,我呢?自然要想这个问题。根据受党的多年教育,我问自己:“生命到底为谁活着?”为自己,自然会因一时的羞辱难以承受而自绝于人民;为阶级、为人民,那就有勇气活下去。这样一想,自然会想到在康中我所受到的教育,想到嘉康杰和其他烈士对我的教育,想到我的继母对我的教育,想到我那些工农朋友对我的教育……我算了一笔账:从初中开始,我就享受人民助学金,不算国家在师资、教材上的费用,光花在我身上的助学金就有七千多元。我不能走那条路,我就是当一个纯粹的劳动力,也要把劳动人民花在我身上的这笔债还清。这样一想,思想轻松多了。

就在这时,一个噩耗降到我的头上,我的继母去世了!我悲痛欲绝。看着窗外飘落的大雪,我想起了朱元璋的祭母诗:“天丧吾母地丁忧,万般草木尽白头;一旦红日来吊孝,家家户户泪如流。”一九五八年,我在北京郊区平谷县参加深翻地劳动,受到劳动人民冲天干劲的熏陶,我就以我继母为模特儿,写了一篇小说《搬家》,塑造了一位识大体、顾大局,把自己的房屋腾出来,让生产队办食堂的农村妇女王大妈。我在地头念给社员听,社员说,像王大妈这样的人,我们这儿也有。这篇小说很快登在北大校刊《北大青年》上,受到同学们的好评。一九六零年,我回到家乡,看到继母果真像我小说写的那样,把家屋腾给大队办食堂,她和妹妹住在邻家。我真地被继母的行动打动了。这样一位好母亲去世,我连回家送丧的机会都没有了。我悲愤极了,就一个人钻在墙角,用大头针戳破手指,写了份血书:“今后忠于毛主席,愿洒热血为人民。”血书写就,好像我浑身的血都和烈士的血流在了一起。我把血书交给军宣队。一位研究室同志看了,就代我为母亲丧事寄了二十元钱。

在受审查的日日夜夜,面对这些突发事件,剧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使我思想上正确的东西战胜了错误的东西,我思想平静多了。所以,当宣布我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时,我没有任何思想波动。我照常默默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打派仗时,我搜集、抄写毛主席未发表的著作三大本,并按照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哲学三大类别,做了语录汇集,供自己学习用。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毛主席还说:“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毛主席的这些教诲,无疑进一步端正了我对错误处理的态度。

我买了一本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一篇一篇读起来。偶然读到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这段话一下把我的思想从个人小天地里引飞到任思想翱翔的广远清空。我在审查期间剧烈的思想斗争,不是为毛主席的深远概括提供了一点佐证吗?

还是文革初期,随着群众性的批判浪潮,逐渐触及到人们的世界观。毛主席有段话:旧学校(包括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要给他们以再教育。这段话传到我们研究室,有的同志就非常不赞同,说:“要这么说,那我们共产党员就白当了!”在他看来,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就必然是无产阶级的了。我知道研究室的这些同志都是北京几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是作为革命接班人培养的,头上的光环,怎能接受这样一个论断呢?我虽然没有明着反对,但也想不通。这时,只有在这时,联系起来回味,就看到自己世界观没有根本转变的种种痕迹:自己进大学门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可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因为在小学、中学读书时,寒暑假都要参加一些农业生产劳动,割麦、挑担都是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上了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了,再不会参加这样的劳动了。剥开来看,这实质上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腐朽思想,就是自觉想摆脱劳动、摆脱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进了市委机关大门以后,很自然地又产生了“为官”、“特殊化”的思想。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件是,到市委后头一个国庆节,我外出调查,回机关到王府井街口,遇到民警的盘查。我很不客气地拿出工作证,表示自己是在“特殊机关”工作的,你敢不放行;另一件是,我的大学同班一位留校同学,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雷锋日记》,我们碰上了,我看了不屑一顾。后来,看到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些腐朽思想,在后来的“五反”、“四清”和社教运动中,虽有触动,但都没有根本动摇。我看到了根本转变世界观的必要性。

一九七一年,我就是带着这个觉悟被下放到北京远郊一个深山村插队劳动。因为我是戴着帽子下去的,所以,要取得当地党组织和社员的信任,就必须要有一番作为。
首先,我在劳动上力争当一个强劳力,干活同最壮的劳力相比。秋收四十多天,假期到了我也不回家。背粪,和社员比着背,坏了三个坎肩,磨破了脊背,也不觉得苦。上山背椽,社员一人背两捆,上下来回倒,队上叫我背一捆,我也背两捆,和社员比着干。春天挑水点播,我主动挑大桶,湿透衣服和社员一样光着膀子挑。夏天锄棒子,棒叶刮破脸,棒花洒满头,煞是好看。我是从农村来的,知道农民看人就看对劳动的态度,只要你劳动好,他就对你好。我很快就得到社员群众的信赖。其次,我在劳动之余和节假日,尽量为社员办点事。我下放前学会扎针,就在晚上为有病的社员去针灸,有时,还把针筒带到地里,随时为社员关节痛、肚子痛实行针疗。节假日回城,我都背着背篓帮社员买点东西,在长途汽车上怕玻璃被震坏,就用双脚垫上,玻璃划破脚也在所不惜。再次,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决不占集体的半点便宜。采摘核桃,社员吃,我就是不吃;我还把大米兑换给有病的老人和小孩吃,我学着蒸吃小米饭;队上要给我买柴烧,我不干,自己利用工余时间捡柴烧。最后,在允许的条件下,积极参加社员的政治活动。帮团支部编写文艺节目,替社员写入党申请书,给青年讲革命故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帮公社搞讲座、办展览。林彪事件一出来,我的事就得到复查。一九七三年五月,我就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回城工作。

按说,我的“文革”关应该算过来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毛主席逝世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在这个变动中,最突出的就是彻底否定文革。这种否定又是和非毛、反毛、贬毛、损毛的社会思潮相呼应的。我痛苦地观察着,愤怒地思考着。当我看到那些所谓“控诉”文革“罪行”的喧嚣时,我受到的那点冲击怎么也同他们呼应不起来。相反,我在审查中的思考,我在下放期间所接受的再教育,在我重新思考中的比重越来越有分量。我决不能改变自己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和艰苦生活的磨练,所获得的人生之路。为了这条路,我在山村拖着感冒的身子为一位患感冒的老年社员扎针,回到小屋,学习《纪念白求恩》,忽然明白知识分子为名为利的思想就是文中所指的“低级趣味”,决心用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去“脱离”它;为了这条路,在组织上提出对我的问题复查时,我就在山村给爱人写信说,一旦复查平反,我们什么个人要求都不要提;为了这条路,我给军宣队复查小组写的最后一份思想汇报就是《山村新路》。我面对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潮,反复翻阅我的下放日记。那里记着我下放的山村一位刚满二十岁的青年,他是民兵排长,在带领民兵挖电线杆的深坑时,不幸被雷管炸死。公社追认他为烈士。当我访问烈士的父亲时,老人却是那么自豪,没有一点感伤的情绪。显然,他的血是为公社流的。我想,我要因自己那点冲击去迎合这种思潮,那就必然要背叛我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背叛像我母亲那样的劳动人民,背叛嘉康杰以及为革命和建设而牺牲的烈士们。我决不能走这条路。我利用假日,又回到我曾经生活过的小山村。乡亲们像接待亲人那样,向我诉说了很多亲情的话,最多的一句是“我们可没有拿你当反革命”。乡亲们肯定了我在这里的脚步,我就要继续迈下去。

我动笔写我的长篇小说《双水峪》,用我这段亲身经历来回答“彻底否定文革”的社会思潮。书中那些群众声讨林彪反对毛主席的声泪俱下的章节,都是我看到报上反毛、贬毛的恶毒言论以后,针锋相对写出来的。我一口气写了七十多万字,拿给我下放的那个村在城里当工人的一位小青年看。他都是晚上看,看了一个月,说书中的人物他都能从村里找到。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又自动到报社当无冕之王——记者,继续深入郊区农村采访,看看毛主席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你们到底对在什么地方。血淋淋的“六四”风波和哗啦啦的苏联解体都给我提供了答案:毛主席没有错!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的伟大实践是无比正确的,是有深远意义的。我根据这一新的认识,修改、完成了百万字的小说《双水峪》。自费出版后,一位大学学子读后说,他改变了对毛主席的看法。

与此同时,我在工作上尽我的能力反对错误思潮。在办北京郊区农民报时,正遇上中央一家大杂志组织所谓“潘晓讨论”,提出“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问题,想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人生哲学,丑化雷锋,贬斥大公无私,在青年中造成很坏的影响(操纵这次讨论的人,“六四”叛逃在外,现在成了台湾陈水扁的高参)。郊区农村有个初中毕业的女青年,就是看了潘晓的信,才向报社写信,提出“农村青年怎样生活才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组织讨论,这个女青年和该村的男赤脚医生辩论,男赤脚医生狠批潘晓的人生哲学,打掉了这个女青年对潘晓的崇拜,最后两人恋爱结婚,成家立业。现在在村里办起了医疗所,双方成了乡村医生。参加这场讨论组织工作的人大新闻系一位实习生,很有感慨地说:“咱们这场讨论和潘晓讨论很不同,他是向青年鼓动个人主义,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深深感到,在农村那一年多的自觉接受再教育,使我的世界观获得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太重要了!

嘉康杰是怎样教育我退休后继续革命的?

一九九六年,我退休了。我和老伴利用这个机会到美国、法国去探亲。在国外,除了观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尊容”外,就是看到一些人的叛卖。在美国,我就看到一位原解放军的老干部、华中师范学院教授兼学术刊物编辑,到美国信了基督教。她忏悔自己“愚昧无知”,“背离了神”。她读了《圣经》,说:“父神啊!感谢你的慈爱,你拣选了我,让我在徘徊的道路上迷途知返。”还说:“多少年来我在追求真理,但是唯有主耶稣才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一个曾经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怎么一到美国就拜倒在耶稣的脚下。这是多么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啊!为此,到了巴黎以后,女儿、女婿带着我们游遍了所有的名胜古迹,临走时我说:“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去。”女儿问:“哪儿?”我说:“拉雪兹公墓。”女婿带我们在公墓里寻找,最后在东南墙上才找到:在一块汉白玉石上写着“纪念公社牺牲者!1871年5月”。在巴黎公社社员的墓地,我们默哀了几分钟。和所有墓迹相比,它既无墓穴,也无墓室,简朴极了,但见一个瓷花瓶里,插着七束鲜花。显然,有人在此凭吊过。回来,我在日记里写道:“在这一切革命都遭到空前亵渎、烈士被遗忘、战士被丑化、领袖被糟蹋的背景下,我来到公社社员牺牲者纪念墙,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又在《夜宿巴黎》诗中说:“巴黎、红墙、天安门,倒下的红旗有人举!”

举红旗,是烈士鲜血映照的必然行动。回国后,我偶然读到毛主席在文革发动时期对他身边工作人员讲的一段话。他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这些话是出自毛泽东之口,又是出自文革的发动期,真有石破天惊之力!

“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可见,革命先烈在毛泽东的心中占有何等地位!连他一生所办的第二件大事,在办之初,也是想着逝去的无数先烈们,自然包括我们的嘉康杰烈士。

我还接触到这样一件材料:有篇回忆录写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共和国庆典之夜,通宵兴奋难眠。从天安门回到办公室,女儿李讷好奇地说:“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毛主席激动地说:“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毛主席在院里散了一会儿步,回到办公室,感慨地对卫士说:“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力气,你说对不对?”已经凌晨四点多了,毛主席仍无睡意,卫士弄的麦片粥,他也忘了吃;后来吃了饭,上床又看《史记》。卫士劝他入睡,他合上书又说:“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个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毛主席两眼发直,含着泪水。

这简短的回忆,令人读来心潮难平。人民领袖和人民、和革命、和革命先烈是一种何等高尚的关系!你能在毛泽东的胸怀里,看到半点居功自傲的影子吗?没有。看到的只能是以人民和烈士为后盾,鼓起继续革命的壮美情操。“解决脚下的问题还很重。”积十七年的脚步,终于迈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高门槛。

“我没有私心。”这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向私有制观念宣战的宣言书!

嘉康杰烈士既然教育我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那么,我就有责任把毛主席这件大事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貌,研究清楚,描绘出来。

我的研究是从对建国以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梳理开始的。弄清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谁是谁非,文革的发动是功是过也就好说了。接着,我就描绘和叙述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着重写了四大战役:反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斗争,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最后,总结出毛主席的两大理论遗产: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份理论遗产是指导我国和世界革命事业的长远的精神武器,值得我们每个革命者认真学习和勇敢实践。

这篇文章写了两年,有的同志拿到网上发表,得到了热烈的评论。一位老同志(文革中被审查了十年、关了五年)看了以后,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感慨地说:“原以为大跃进的错误是毛主席的,不知道‘五风’是他们搞的。”接着,他对文章写下如下评语:

“针对国内外非毛反毛的逆流,有理有据地给以有力的迎头痛击,维护了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维护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维护了毛泽东在当代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斗争以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高革命领袖形象,维护了毛泽东在列宁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历史地位。对文革的历史任务以及在文革运动中所产生的缺点错误给予了明确而又公正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对建国以来党内历次斗争,特别是毛泽东晚年这段历史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具体实践的保密材料给予正确解密而作了如实的介绍,使读者明辨了是非,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是人们学习这段历史时期党史的一本难得的好教材。”

一位大学毕业的青年,在岗位上读到这篇文章,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上说:“我怀着极其激动和崇敬的心情,读完了您的手稿,这是我读到的关于毛主席晚年思想和实践的第一本真实客观而系统的著作。毫无疑问,毛主席的晚年是光辉而伟大的晚年,是超越时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凡夫俗见而照亮人类前途和未来的卓越的晚年。毛主席是一个圣人,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圣人,是一位真正的彻底的革命的圣人。”

我自己写完了这篇文章,也受到很大的教育,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理解,这对我走继续革命的道路非常重要。我看到毛主席一生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在探索着,前进着。他说:“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这就是他发动文革的本意。现在人们尤其是劳苦大众如此怀念毛主席,就是怀念毛主席率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幸福日月。

然而,企图复辟的阶级总在千方百计地想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把这种愿望寄托在我国年轻一代。这是很恶毒的。今年一月十一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央有关部门已下令因发此文的冰点周刊停刊整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一位老同志当天看了,气得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写篇文章批判一下。我找来一看,真是气炸了肺!该文竟然不顾历史事实,公然宣扬“侵略有理”、“爱国有罪”、“卖国有功”,把我国近代以来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行动和爱国精神连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概污蔑为“狼奶”,故作惊人之状地说:“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叫嚷要和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一样修改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气焰何其嚣张!用心何其险恶!

我在批判文章里,愤怒地责问他袁伟时:你袁教授是吃什么奶长大的?难道是吃秦桧老婆奶长大的不成;要是早生几年,也许会在汪精卫的府上谋个大官呢。你想颠覆中国近代史吗?告诉你:一部中国近代史,如同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样丰厚不朽,那是一座树在中国人心灵上的丰碑,背面毛泽东的碑文和周恩来的笔迹,从共和国成立那天起,就铭刻在人们的心头。也许由于近年来叛徒、内奸、卖国贼太嚣张,人们一看见他们,就想起“人民英雄纪念碑”,想起那些为祖国独立自由而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的英烈们。于是,有人建议,在纪念碑下树一跪状的铁人像,以警告这群民族的败类!此议若能实现,在跪像上书名,请不要忘记袁伟时,好吗?
亲爱的校友们,当此校庆之日,我缅怀先烈的教育,剖析人生的足迹,就是想鼓舞大家高唱校歌,做一名不愧为嘉康杰的好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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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6-04-08 04:02 |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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