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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普世,朱大可要推倒长城?


作者:金微    
  

朱大可最近在《南都周刊》撰文《长城:一个虚构的神话》,朱在文末写道:“为中国农夫闭关自守的心理屏障。这语义至今还在施展强大的功效,迫使它的信奉者保持受虐/受辱人格,坚守文化抵抗的心防。在融入“世界体系”的缓慢进程中,长城叙事是最后的精神防线。”(详见下文)。啧啧!看这架势,因为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缓慢,为了消除长城叙事的阻隔,朱大可大有推倒长城之意。

秦始皇修筑长城,为了免遭外族的入侵,屹立千年的长城,现已渐渐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朱大可这次创造了长城神话说倒也算是新解,但我奇怪的是朱在表述长城时处处对长城的不屑,为何他对长城有如此深仇大恨,长城真的和中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吗?

循着朱大可这篇文章的话语叙事,从峰火台到城墙上的刻字,我们看到长城的种种虚构语境,从西方学者到太空照片,种种论据为朱大可解构长城神话作准备。但车轱辘话绕了半天朱文最后归结到这点,他说:"这真是对长城的一种尖锐讽刺:它的初始语义,从防止、关闭、镇压到暴政,都是这四种普世价值的死敌。 "看到这里我才算明白,原来朱在前面种种铺垫,就是要说他的一套普世价值。不幸的是,长城这次成了推销普世价值的替罪羊,因为中国没有践行西方的普世价值,在朱大可眼里,长城便成了中国专制极权黑暗的象征,到最后,连中国的历史也被否定了。看看朱大可对中国的历史人物是多么的深恶痛绝,因为中国没有西方的那套民主体制,“秦始皇嬴政和明成祖朱棣,这两个铁血暴君,犹如一对跨越千年的孪生兄弟,他们联袂出击,将极权或专制文化基因植入墙体,令它的每一块砖头,都印刻着农民工的鲜血和苦难,比现今的山西黑砖窑更为黑暗和暴虐。”朱大可为何不翻翻西方是什么时候实现所谓民主的,西方不是有黑暗的中世纪吗?况且罗马也有长城,不知朱如何由此推导他们的长城是是如何“受虐”或“受辱”?再说朱提到的秦始皇,如果不是他统一汉字,我看朱也没有闲功夫用汉字来骂他了。

像朱这类的学者,一遍遍地诅咒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只是因为中国不普世,于是顺势推导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片黑暗。我可以分析他们的这种心态,他们把普世价值信奉为绝对真理,绝对忠于“普世价值”的主人“西方世界”,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于是中国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连长城都成了神话。他们完全是循着西方人的话语语境来看中国问题,在这种话语语境里,普世价值难免便会成为绝对真理,尽管这个真理对于包括我们在内的异族进行过暴力和专制的统治,但他们丝毫不怀疑,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啊。在他们眼里:只要是中国的,从来就是落后的,只要是西方的,从来就是先进的,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我想起刘仰的一段话:至少在中国宋代以前,如今发达的西方国家,大都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有文化会写拉丁文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就好比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每天忠实地记日记,记了好几千年。然而,如今的西方国家,当年是个文盲,干尽坏事,坏得多。由于他们没有文字,没有会写字的人,很少记载下来,于是,忠实记日记的中国人,反倒成为一贯的坏蛋;而真正的坏蛋,反而像现在的法庭一样,因为没有证据被释放,变成了好人!这实在是天大的荒谬。而且,这个结果是对文化的恶意嘲弄。

为了推销普世价值,这些文人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偏见已经深入到骨髓。朱大可这次借说长城,只不过是自己偏见的表现罢了,他把自己阴损歹毒的恶意暗示和引导,把全部矛头指向我们民族的传统、历史,真正是到了掘根的地步。过去,无数的历史事物成为他们佐证中国专制落后的工具,而这次长城只不过是被他无辜绑架的工具而已,即便如此,因为长城不向普世价值投降,它就比山西黑砖窑还要罪恶和暴虐。长城真够冤,如此诠释,文人还要摆出一幅救赎的心里,认为这是为中国好,没看到朱说:“作为冷兵器防御体系的主体,长城是农业时代的马其诺防线,却从未阻止过北方牧人的大规模南下,反而成为中国农夫闭关自守的心理屏障。”

朱一个人说其实没什么,只能说他的偏见程度已经超乎想象,但把这类文章堂而皇之地登在大众媒体上,值得关注。


附朱文:

朱大可:长城:一个虚构的神话2009-10-30 11:00:3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7163 网友评论 3 条
民族主义神话的绝对性胜利,把长城叙事推向了历史的最高潮。这语义至今还在施展强大的功效,迫使它的信奉者保持受虐/受辱人格,坚守文化抵抗的心防。
朱大可

  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同济大学教授。著有《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等,主持编撰了大型文化年鉴《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

  跟柏林墙和耶路撒冷哭墙截然不同,这座由秦始皇建造的、起于山海关并终于嘉峪关、长达5000公里的“万里长城”,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它从未真正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场景里。在经过冗长而详实的考据之后,亚瑟·沃尔德隆在《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中宣称,它不过是一些破碎、凌乱、彼此断开、错位、平行并列、在时间上叠加的军事建筑物的总称而已。

  连续绵亘的长墙(如八达岭长城)、独立的烽火台(如新疆克孜尔尕哈唐代烽火台)、用矩形墙体包围起来的城堡或关隘(如山海关和嘉峪关),这是一些不同形态的土壤与硅酸盐混合物,各自独立,并分别拥有自己的名称,如“关”、“塞”、“方城”、“城堑”、“边墙”(边垣)、“界壕”、“塞垣”(塞围)等等。这些名词不是关于一个事物的多重命名,而是不同事物的天然分界。尽管如此,这些建筑碎片还是被一条“地理想象线”戏剧性地衔接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叫做“长城”的事物,犹如丝线穿起了散珠。

  中国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烽火台或关隘(以下简称“烽台”)之间本来是有墙体连接的,只是因为历史久远,墙体发生了坍塌和流失,而他们正是根据各个烽台之间的距离,计算出了长城的长度。一种极端的算法宣称,各朝长城的总长度竟然多达5万公里(见“百度百科”)。但依据沃尔德隆的考证,大多数烽台都是独立建筑物,它们之间从未出现过彼此连接的墙体。这正是全部分歧的关键所在。对现存的许多古代烽台的考察可以证实这点,它们是永恒孤寂的建筑物,需要被守望和被查看,却无须冗长的墙体的拱卫。

  秦代的长城,只是北方各国边塞的总称而已。嬴政组织起了大数量的民工,试图衔接它们,材料和工艺都很粗陋。但这项工程开工不久,就被贵族(项羽)和农民(陈涉)的叛乱所打断,随后就湮灭在时间的河流里。能够支撑现代人经验的,只是明代长城的遗迹而已。它跟秦始皇的政绩毫无干系。朱棣及其后裔重构了彼此孤立的烽台,用墙体把它们衔接起来,形成包括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和烽火台等在内的防御工事体系。

  根据《明实录世宗》中记载,时任宣府、大同和山西辖区的总督翁万达,在1547年给嘉靖皇帝的奏折中透露,作为防线的长城由三个段落拼凑而成的,其总长不超过1000公里,只有历史学家宣称的2%。但正是这500年前的建筑,建构了大墙的基本意象。它在广袤的山峦上绵延不绝,犹如龙的化身,足以让所有目击者感到震撼。

  明代城墙的存在,为向着秦代的历史反推,提供了坚硬的根基,并成为墙体神话运动的依据。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神话并非起于中国本土,而是源于西方学者和传教士的东方想象。北京的传教士爬过八达岭长城之后,开始大肆渲染它的存在,并在整个欧洲引发热烈反响。

  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赞美说:埃及金字塔跟长城相比,“只不过是稚气十足、毫无用处的石堆而已。”英国马戛尔尼爵士则推断说, “在(长城)修筑的遥远年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智慧善良的民族,或者至少具有这样为子孙后代考虑的远见卓识。”20世纪初叶,也即载人航天器上天的半个世纪以前,就已有欧洲人言之凿凿地宣称,可以从月球或火星上看到长城。而人们普遍接受了这种想象性推论,把它当做一个不容置疑的地理学事实。

  只有卡尔·马克思把长城比喻为落后自闭的中国社会体系,一种“通向原始反动保守中心的门户”。他甚至嘲笑说,欧洲革命者在逃亡到亚洲时,可能会在长城上读到下列铭刻: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真是对长城的一种尖锐讽刺:它的初始语义,从防止、关闭、镇压到暴政,都是这四种普世价值的死敌。

  马克思的批判立场,在中国内部得到热烈响应。闻一多写于1925年的长诗《长城下之哀歌》,称其为“旧中华的墓碑”,而自己则是“墓中的一个孤魂”,明确指明长城就是民族象征,同时也是民族衰亡的重大标记。诗人还宣称自己和长城都是“赘疣”,因而应当把长城一头“撞倒”。这蓄意颠覆的激进态度,完全符合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的逻辑。它要悲恸地勾勒长城的负面镜像。

  尽管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经对长城给予高度评价,但长城造像的真正复兴,完全取决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左翼的中国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就是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编剧田汉在歌词里如此写道: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长城再度被赋予抵抗者的崇高寓意。它不再是自我隔绝和封闭的象征,转而成为正义抵抗的象征。这是建立在国际正义底线上的国族符号,并成为中国人展开民族抒情的母题。1949年9月成为“代国歌”后,长城神话借助跟新国家的语义关联而获得最终确立。

  60年来,长城被重塑为国族的伟大象征,它被称之为“民族脊梁”,有时则被形容为一条横卧在中国北部的“苍龙”,就连攀登者都能成为“好汉”。这些转喻拓展了城墙的意象和语义,令长城叙事变得更加宏大华丽。

  八达岭长城每年要接待数千万游客,乃是中国最大的旅游景点。人们在上面竞相展开题写运动,在每一块砖石上铭刻自己的姓名,表达进入历史的卑微渴望。题写,就是企图超越时间,让自身的姓名跟长城一起永存。正是基于这种粗陋的题写,长城的公共神话获得了延伸,跟每个游客的私人梦想融为一体。

  但这与其说是一种崇拜,不如说是一种解构,它最终消解了长城的至高无上性,令它成为可以任意阐释的事物。而更深刻的解构则来自住在城墙脚下的民众,他们热衷于拆卸城砖,用以打造自己的卧室和猪圈。而地方官员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对长城的膜拜,仅限于话语的层面。但这完全符合长城作为神话话语的特征。

  在高唱长城的民族价值的同时,孟姜女的哭泣声还在凄厉地流传。一个贵族之妻的眼泪,原本用以抨击齐国的战乱,却被移植到秦始皇身上,成为指证其政治暴行的首席证人,而死难者的身份也从大臣变为民工。这是从长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反面神话。这控诉如同赞美一样,坚硬地附着在长城的巨大幻象之上。

  一方面是民族的伟大象征,一方面是帝国的阴郁符号,长城神话的双面性已经昭然若揭。北方烽台曾经有过无数个营造者,但其中最著名的是秦始皇嬴政和明成祖朱棣,这两个铁血暴君,犹如一对跨越千年的孪生兄弟,他们联袂出击,将极权或专制文化基因植入墙体,令它的每一块砖头,都印刻着农民工的鲜血和苦难,比现今的山西黑砖窑更为黑暗和暴虐。而那些历史教科书和景点导游词,却一直企图回避这个阴郁的真相。经过60年的洗刷,长城的反面神话几乎荡然无存。

  作为冷兵器防御体系的主体,长城是农业时代的马其诺防线,却从未阻止过北方牧人的大规模南下,反而成为中国农夫闭关自守的心理屏障。这语义至今还在施展强大的功效,迫使它的信奉者保持受虐/受辱人格,坚守文化抵抗的心防。在融入“世界体系”的缓慢进程中,长城叙事是最后的精神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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