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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惠雷掉了李锐的裤头


作者:千流    

最近,张杰先生的《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一文面世,引起网络的特别关注,因为作为庐山会议历史当事人的周惠和李锐是昔日的“战友”,他说出了许多历史真相,简直把反毛大流氓李锐的遮羞布雷掉了,真是大快人心。笔者不但看了原文,还看了司马南、李亮等对该文的评论,总有不满足的感觉,周惠的还原历史真相要颂,周惠的糊涂观点也要批,当然,重点是批李锐。李锐是臭名昭著的,笔者从未写文批此公,是因为此公自诩为毛主席的秘书,食毛主席之恩却不思回报,却反咬一口又一口,长达三十多年,对此小人,按孔夫子哲学君子是不与小人斗的,但笔者不喜欢什么君子,加上有朋友建议“玩一玩”所谓反毛大将李锐,故随笔写了此文以伐小人李锐。

   一、周惠文是可信的

周惠是一位资深党的知情人

“周惠, 1918 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 1937 年参加革命,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1 年初,调北方局工作。 1952 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 1959 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 1977 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78 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987 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周惠不是左派

这可从张杰先生文中周惠两件事看出,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说的是周惠不以分田到户为耻,反以为荣;二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也就是说周惠很喜欢加入庐山会议右倾集团,同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表明了周惠的政治立场,在这方面,周、李是政治战友。正因为如此,周惠了解李锐,他的李锐说更具历史和学术价值。

二、周惠的庐山会议错误见解

当问到周惠庐山会议为什么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结果时,周惠的回答犯了四条认识错误:

1、周惠错认庐山会议斗争“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

对个人崇拜问题,周惠忽略了一个历史大背景,那就是对中国政治影响巨大的共运老大哥苏共二十二大前后大反了斯大林的个人祟拜,对此,中共党内有许多人借题发挥,对中国历史形成的应有的毛主席的崇拜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明文作出过反对给领导人祝寿、领导人死后要火化的决定和中共八大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统帅地位就是证明。周惠把一场你死我活的庐山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把中共内走社派对走资派的为理想而斗争的集体作战曲解为受毛主席个人崇拜影响是完全错误的。

2、对左的政治的诬蔑

周惠到现在还存在个是非不分的糊涂观念,他说“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就是明证。什么是左?左就是要推翻封建主义(包括地主经济和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左就是真正共产党人的纲领的特征,他和极左是有区别的,毛主席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真正共产党人。参加了左的共产党的周惠不热衷于公有制而热衷于私有制,不知其为何要参加共产党,大慨不会是混进共产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吧!

3、政治家防患于末然不等于猜忌心

周惠说毛主席“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完全是以小人度君子。毛主席是大政治家,从来都是站得高、看的深、大公无私。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信引起大争论,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道路之争以明确无误地反映到党内高层,以彭德怀为代表一些党内右派借党纠正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领导搞的形左实右错误之机发难,要改变总路线为右倾路线,改变领导班子,使新中国变质,是不能允许的。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在宁都会议被轰下台,长征路上毛主席通过遵义会议成为中共掌舵人,这种经历怎能让毛主席不防患于末然,怎能让毛主席不高度重视庐山会议的斗争?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一点不过,彭德怀代表资产阶级,毛主席就代表无产阶级,相反,彭德怀代表无产阶级,那毛主席就代表资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评论庐山会议不讲阶级立场和观点,一定会走到邪道上去,对于这一点,应引起人们也包括一些所谓左派的注意。

4、庐山会议斗争不是因为毛泽东与彭德怀有过节

周惠说庐山会议斗争原因是:“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这是偷天换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长期共事,有合作有斗争,斗多于合,以成历史,但毛主席从未因过节整彭德怀,恰恰相反,还重用彭德怀,让彭德怀挂帅入朝作战和战后令其统领三军(国防部长)就是例子。如果不是彭德怀借机跳出来骂娘,报延安整风之仇,会有庐山会议之争吗?庐山会议是彭德怀先犯毛泽东,毛泽东是后犯彭德怀,为什么到现在许多人还把庐山斗争责任归咎于毛泽东呢,太失公平了!周惠的过节论更显胡说八道。

5、周惠把庐山彭德怀等责任推给李锐不妥

周惠认为“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李锐不是好鸟是事实,但把彭德怀等一干人所犯错误归咎于李锐身上不符事实。庐山会议李锐是小角色,他的“错”在于揭发了事实。周惠说“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周惠至今不明白,错误是事实,无事实,压力就不会有多大。

三、彭德怀等人发难是历史事实

庐山会议毛主席把彭德怀意见书印发供会议讨论,说明他是重视彭德怀的信的,为的是通过讨论分清是非,统一全党认识,无可厚非。问题在是彭德怀等把讨论引向了邪路。

1、彭德怀的骂娘使许多一线领导不安,连柯庆施都面见毛主席,要求反击。

2、张闻天作长篇系统发言,与苏共暗中呼应,从理论到实践批判大跃进路线,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致信给张闻天,说其有疟疾病,暗示他不要重复遵义故事(遵义会议张闻天长篇发言后当了中共总书记)。

3、彭德怀刚从苏联访问回来,胡说中国百姓如果不善,“会请苏联红军来”,把背景搞复杂了。

4、周惠也证实了庐山会议性质起变化的事实。周惠说“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 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周惠承认他们非常犯忌,攻击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此事爆光后,引起庐山会议中央委员强烈义愤,本是争论势均力敌的讨论一下子变成了一边倒,纷纷声讨彭德怀等见不得阳光的言论。周惠所言,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庐山会议彭德怀一干人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苏联赫鲁晓夫否了死了的斯大林,中国的赫鲁晓夫们要否活着的毛泽东,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连李锐都全盘认账,承认他们“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难道毛泽东对此只能坐以待毙,不应给予还击吗?不知至今仍为彭德怀等叫屈的左右派们对此作何感想!

四、周惠雷掉了李锐的裤头

周惠谈庐山会议的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用不为人知的历史回忆惊雷,雷掉了风光改革几十年的李锐遮羞裤头。

1、雷掉李锐裤头惊雷之一:李锐捅娄子

周惠认为:“ 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为什么呢?因为李锐“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李锐捅娄子之一是给毛主席写信

“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 7 月 23 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 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请注意是罗大将首揭发。

“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 23 日晚上的情况。”

李锐捅娄子之二是李锐先当叛徒

周惠说“ 再一个就是 8 月 11 日 ,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 ‘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周惠说“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 ,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2、雷掉李锐裤头惊雷之二,李锐重誓撒谎

周惠认为,李锐给毛主席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 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阴谋败露了,可见当年撒谎并用重誓的李锐是什么货色,联想到其后的一系列非毛化的文章可以说是皆不可信。

3、雷掉李锐裤头惊雷之三,李锐造成庐山会议严重后果

周惠认为:“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周惠认为“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周惠认为“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4、雷掉李锐裤头之惊雷之四,李锐出卖朋友

周惠认为李锐“ 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 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 7 月 21 日 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1965 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 );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 7 月 23 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周惠说他之所以知道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是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周小舟告诉他的。 周惠认为 “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5、雷掉李锐裤头之惊雷之五,李锐是大大野心家

周惠认为:“主席确曾想放他(李锐)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周惠认为:“李锐当年刚 42 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笔者文章看到此,评论写到此,有些感慨了,原来李锐是有野心的,怪不得他积极参与庐山变天活动。如彭德怀一伙成功,论功行赏,彭德怀当军委主席,张闻天当总书记,李锐当总理的可能是存在的。当然,想当总理不为过,对李锐有此“雄心”也无可多指责,关键是李锐的政治理想是什么。看来,李锐的总理梦破灭了,因此就变态了,终成了反毛主席的雷人。李锐的理想是什么呢?他的“理想”还在追求,还有更大的梦在作,那就是通过刻意非毛来埋葬新中国,甘心充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帮凶。多行不义必自毙,对李锐这个反动大梦,依笔者看来,也同样会破灭。

不知白首匹夫李锐看了周惠对他的揭露,会不会找个地方寻死,因为周惠的揭露太雷人了,李锐变成赤裸裸的一丝不挂了,怎好再活在人间?

200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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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周惠同志
 

田聪明(《百年潮》2005年第10)
 

20041118上午11点刚过,接到周惠同志病危的电话,我即往北京医院赶。一进病房就下意识地向监护仪器望去——心电图的轨迹已呈现出平行直线。我已难以说出话来,便急匆匆走到他枕前,伸手从前额抚摸到脸颊,确认他已经走了,我泣不成声。
 

冬去春来更逍遥
  
由于类风湿关节炎的疾患,周惠同志的最后十多年基本上是在轮椅上度过的。进入2004年则基本在床上躺着,只有精神好些时才能起来趴在移动的平板桌上坐一会儿。但他的头脑一直很清醒,思维很敏捷,说话也很利索。我每次去看望,他总是聊个不够。
 

2003年下半年,他多次同我说,他不想死但不怕死。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了,你说说对我的评价。我就根据这些年的接触和对过去的一些了解,通过一件事一件事谈了他的长处,也谈了他的不足。他点了点头。后来又几次同我谈及墓志铭,主要谈及古人的墓志铭和后人对墓志铭的感受。再后来又几次谈到如果他自己给自己写墓志铭该如何写?去年上半年,有一次去看望他,他要来一张16开纸竖写了四行字:“人世沧桑近百年,匆匆忙忙春去了,风吹雨打花落地,冬去春来更逍遥。”他一笔一画地写,我边看边琢磨。他手抖写得比较慢,但每笔每画都很认真。从这几行字不仅可看出他流畅的书写风格和字体特点,而且明显感到他对自己一生概括的思想境界和文字表述韵味。他还一字一句地讲了他的考虑。特别最后一句中,原来是“冬去春来也逍遥”,经过反复推敲后改为“冬去春来更逍遥”。他说这样好像更积极些。一字之差真实反映了他的生死观。
 

2004723上午我去看望,我们聊得时间比较长,而且基本上是听他说。他聊得很认真,坐起来过两三次。12点过了,家人两次说吃饭吧,但他摆摆手后继续说。先是聊围绕台海局势有关的事。后是聊了有关“人生”的一些事。其中聊到他在“庐山会议”上没有检讨,但到了第二年批得更厉害了,感到不“检讨”不行了。在一个晚上和老伴一起“到院里咬耳朵”,还是要顾忌“党票”啊。特别谈到一位与他一直要好的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一再要求他做的一件事,他虽然只做了不算太紧要的一点,但他对那个事是赞同的。“风向”转了以后,这位同志一开始还想由他一人“扛”着,可后来大概是扛不住了,“把咱供出去了”。这件事一直没有说也不想说,今天也给你说了,你知道就行了。人啊,很具体。他躺下后说: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不错。稍歇会儿后说,你也该回去吃饭了。
 

过了两天我出差了,又过了几天周惠同志住院了。86日中午得知他住院,可当我赶到时已经上了呼吸机。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我有空就去看看,可只能用眼睛交流,只见到他的嘴在动,没能再听到他的声音。每忆及此就想掉泪。
 

伴此“君”非伴虎
  
我是1980年正月初三上午开始与周惠同志直接接触的。自那以来的25年里,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和他聊天、谈心……从未间断,无拘无束。由于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近19年,所以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工作以外的事,海阔天空,随意道来。但所有这些都使我能够更深刻地了解他一生未变的人格,理解同他共事中一些事的决策过程。老人走了,但我却经常不觉老人已经不在世,多年同老人相处的情景,不断地在脑海中反复浮现。老人求真务实,爱憎分明,宽厚待人的形象更加清晰逼真。
 

1979年农历腊月27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宝音图秘书长找我,说拟调我到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身边工作,侧重文字方面。还说一过年,也就是1980年正月初五就要跟随周惠同志到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我一时为这一很突然的问题而惊呆了,觉得“这不可能”,可又不知该怎么说。冷静了一会儿自觉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一说我是记者,自由活动习惯了,做秘书不适合;二说我性情锋芒毕露,好坚持自己认准的意见,做秘书不适宜;三说我属总社管的干部,分社社长已回山东过年去了,正月初五肯定赶不上。那时,我对新闻业务刚刚开始“入门”,并已见到了些成果,特别是对新华社记者这个职业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加之“伴君如伴虎”的世俗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越想越觉得不能去。所以,对以上三点我反复向宝音图作了陈述。可腊月29日中午,宝音图下班顺路到我家说:已同总社联系上了,总社党组已经同意,要我正月初三上午就与他一起去见周惠同志。这天下午,分社也将总社的通知转告了我。
 

对这一调动我确实很不情愿,但组织已经决定了,我想说的话只好咽到肚子里。初三上午9点多,宝音图领我去了周惠同志的家里。当时正好有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和他在办公室里说话。周惠同志只问了我哪里人?什么学校毕业?什么时间入党等。然后说跟他去中央开会,并叫来机要秘书交代和我做些携带材料的准备。对给他做秘书的事却只字未提。所以,包括五中全会期间,不论直接间接,一有机会我还总是强调那些不适宜做秘书的理由,可他仍未有半点表露。
 

在会后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车上,周惠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到他的包厢里。只见小桌板上摆着一瓶半斤装茅台酒、一小盘猪头肉、两个小酒杯、两双筷子。坐下后周惠同志说,睡前喝点酒能减少小便的次数,咱们一起喝吧。周惠同志能喝点酒,我当时也可以喝点,便边喝边聊。大概喝了三四杯,老人便很郑重地说:小田,调你来帮我工作,思路差不多。至于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原来湖南省委秘书长同我常讲些不同意见,我们也常争论,可我们关系很好。我顿时又说不出话来了,特别是对自以为锋芒毕露,爱讲不同意见这一条最不适合做秘书的理由,说到家了,我还好说什么呢?与此同时,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亲身感受到了这位老人当年在“庐山会议”上讲真话、报实情的高尚品格。由此也使我讲话更放开了。聊着聊着,我就冒出了几句话:周书记,那我对您就没有不可说的话,但我们记者有条规矩,就是事实讲错了我负责,而认识上有错是允许的;如果我的错误认识被您采纳了就应该是您负责,而不是我负责。他没有任何犹豫,一边喝一边点头,并非常轻松地说了声“那当然”。这时我凝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想像着“庐山会议”上不顾个人安危而捍卫党的原则,反映真实情况和人民群众呼声的情景,心里想:“伴此君非伴虎,可能是近良师益友。”
 

靠实践统一认识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我是华北组整理简报的内蒙古工作人员,周惠同志的文件和生活由另一位同志管。可他有空就叫我去他的房间闲聊。当时我没有任何“包袱”,所以不论全国的事还是内蒙古的事,只要我知道的,问我什么就说什么,有话茬也说些我不适合做秘书的意思。在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车上说我“思路差不多”的结论,大概也就是这么得出来的。我后来开玩笑说,我反复强调的不适合做秘书的理由大概是周惠同志认为“最适合”的条件。
 

确实,周惠同志听意见,首先看真话还是假话,然后才论是对话还是错话,而且是只论对错,不计较态度、方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中滩公社1978年冬就悄悄搞“口粮田”、“责任田”(集体)的改革。公社书记马崇发有点胆识,硬抗住了1979年春天那场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倒春寒”,取得了当年出乎预料的好效果:“口粮田”单产成倍地超过“责任田”。所以,1980年不仅中滩公社由“口粮田”、“责任田”发展到了“大包干”,而且县委书记还要在全县推广。这是自治区首府城市的一个郊县,所以,一时间引来好多说法。这年4月份,周惠同志到这个公社调查,随同调查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有不同的看法。当公社书记、县委书记谈到他们的做法时,这位领导很激动地说,这不真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而公社书记和县委书记则用充分的事实和理由加以阐述。周惠同志越听越高兴,笑着说他们讨论得很热闹,鼓励他们继续讲。但周惠同志的观点是很清楚的,正如耀邦同志所说,他是全国搞“包产到户”最早的三个省()委书记之一。周惠同志所以高兴就是觉得他们都讲的是真心话。最后还说讨论得好,当然也很明确地表示可以试验,特别强调看看如何搞才能使老百姓吃饱肚子。
 

  
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1969年至1979年曾划归东三盟管辖。东三盟的农村改革明显比西部晚一些。1982年春天,周惠同志到呼伦贝尔盟阿荣旗调查,听说音河公社和平大队党支部书记盖广义同志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坚持要去看看。盖广义面对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毫不掩饰地说:队里有人说要“包产到户”,俺就说要将队里欠信用社的贷款也一并包到户。这下他们就不敢包了。然后他还很得意地说:俺让你包?!周惠同志听得直笑。到离开时周惠同志也没有批评盖广义,只是深情地对他说,现在这个搞法我们已搞了二十多年,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欠的贷款却越来越多,总得想个办法呀!“包产到户”也可算一个办法吧?
 

盖广义是个老党员、老农村干部,人很好,很热爱集体。周惠同志与盟旗领导说,不能责怪这些基层干部,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一大二公”,影响根深蒂固,这说明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很重,最终还要靠实践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多年后周惠同志还常提到这位老盖,并说他是好人,称赞他敢讲真话。
 

我在周惠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年。不论是任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副主任、秘书长,还是副书记,没有向他说过一句假话。我刚到周惠身边工作时,他能吃、能喝、能睡,也很健谈,但毕竟已62岁,加之坎坷经历,头发少而全白,牙齿也很不好。出于责任,也出于尊敬和同情,总想尽可能为这位长我25岁的老人多分担点具体事务。在他身边工作的三年里,每次为他起草讲话,听他讲,我也讲,一遍一遍地修改后送他;报送他处理的一般文件我也都是先认真看,送到他手里时不仅讲清是什么事,也讲我的意见;有些事我主动找他讲,有些事他找我交代或询问……。这期间不同意见是常有的。记得我到他那里工作不久,内蒙古一个县不是候选人的同志当选了县长。这在当时确算得上是一条“新闻”了,所以人们议论纷纷。我对这个县的书记和县长候选人及当选县长都比较熟,我怎么认识就怎么说。周惠同志在一次常委会上说:“对这个问题我和小田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个话传出后,不少要好的同志提醒我说:“没有你这么当秘书的。”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周惠同志这话是用赞赏的口气说的。
 

敢为人先不觉先
 

在内蒙古很多人都记得周惠同志的一句名言,叫“从大青山出发”。大青山是《敕勒川》里提到的阴山的一个支脉,呼和浩特市就在大青山脚下。1981年中央就西藏问题向全国发了一个文件,周惠同志认为其中一些做法不适宜内蒙古,所以,当有同志提出如何在内蒙古实行的时候,他就脱口而出说,内蒙古的事要从大青山出发。从此,人们常用这句话来说明周惠同志凡事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的作风。
 

周惠同志是19787月到内蒙古工作的,当时中央任命他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在从北京赴任途中就下火车开始深入农村牧区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他很快发现牧区和畜牧业在内蒙古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工作指导上也同农村和农业有很大的不同:牧民基本是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牲畜对牧民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同年10月周惠同志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后,区党委就决定从第二年开始大幅度调整牧民自留畜政策,每户牧民可牧养的自留畜数量,包括小畜大畜都放宽了许多。这在全国几大牧区是第一家。过了两年,牧民的自留畜发展很快,在牲畜总头数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各种说法又多起来了,不少人担心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当周惠同志弄清楚牧区牲畜总头数增长后,他却很欣慰地说,只要整个畜牧业发展了就好说。
 

1980年下半年中央下文允许“三靠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实行“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就向中央领导讲,我们内蒙古可否说是“三靠省”?这位领导同志只笑了笑,这下他心里更踏实了。所以,到1981年底,全区农村土地“大包干”已呈“席卷之势”。可牧区怎么办?而且不只牲畜还有草场呢?周惠同志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特别注意到内蒙古牧区大多三年一黑灾(旱灾),五年一白灾(雪灾);近半数牲畜循着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圈子转;畜群大多需夏营地、冬营地(需储草和棚圈)等。他逐步从这些实际中形成了两点认识:一是自留畜发展以后集体畜要实行承包,不然就会成了“后娘的孩子”;二是牲畜承包以后草场吃“大锅饭”不行,也得实行承包,而且有利于轮牧定居相结合。这就是内蒙古首先实行,后在全国牧区推行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到了1982年秋,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的同志汇报说,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等地一些嘎查(生产大队,牧区是嘎查核算),自留畜已经或将近超过集体牲畜,而且自留畜的繁殖母畜比例和牲畜膘情等普遍比集体畜好。有的嘎查因此将集体牲畜作价归了户,牧民大多很赞成。所以,许多基层干部想推行这一做法,问行不行?我当时是研究室副主任,就如实向周惠同志作了汇报。周惠同志详细问了情况后说,牲畜总头数发展了,说明自留畜政策和“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作价归户能使牲畜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就可以试。这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讨论,可周惠同志的意见就传开了,牧区的牲畜作价归户很快大范围推开了。这当时无疑会在各方面引起不同反应,有的“纲”还上得很高。这些意见也反映到了中央领导那里。1983年初夏,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到内蒙古视察,我当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分管区党委研究室的工作,就决定由我向邓力群同志汇报牧区“草畜双承包”和牲畜作价归户等问题。我用统计数据汇报了周惠同志所问过的那几个问题,如牲畜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牧民收入增加了,集体牲畜变成了钱,也没受损失等。邓力群同志听后说,那就证明你们搞对了。这也是后来在全国牧区推广的做法。
 

周惠同志由于坚持求真务实,心中有数,所以他敢为人先不觉先,面对风险不畏险。
 
亲情、友情都在真
 

周惠同志十分尊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很重亲情、感情。周惠同志在弟兄中排行老七,他三哥惠浴宇1982年以前任江苏省省长,人们都称他“惠老”。中央每次召开有省委书记、省长参加的会,周惠同志的业余时间就基本上交给他三哥了,不是一起去看熟人,就是兄弟俩一起聊。惠老退下来后到内蒙古去过一趟,周惠同志没让惠老住宾馆而是住在他的家里,并且是把他老伴的卧室腾出来给惠老住。对此,我当时很受感动。19806月,周惠同志率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提前一周全团在北京万寿路中联部招待所集中。一天晚上,他和一些熟人一起吃饭,喝了点酒,回来就睡了。可11点多来了一个长途电话,我不得不把他叫醒。
 

大概是晚上吃饭时与熟人聊到了往事,又喝了一些酒,接完电话后老人的话多了起来。我一边给他茶杯里倒水,一边听他讲。周惠同志先是说我们过去党内斗争中的一些教训,记得主要谈到了小平、陈云、彭德怀、黄克诚等老同志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当谈到陈云、黄克诚等因讲真话多次挨批无法工作,拨乱反正后可以工作了,可他们的身体却不行了。这时他掉泪了,而且泣不成声。我也跟着掉泪,从中受教育、被感动。他再一次泣不成声是谈到他的孩子,那是在“文革”中,他被关起来了,四个孩子相继下乡插队,经过再三交涉才允许他们见一面。他说他当时给孩子们讲了三层意思:一是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反革命;二是不论走到哪里,相信老百姓能生活你们就能生活;三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必寻短见。这个时候我也泣不成声了……。我们都只穿着背心裤衩,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
 

我参加工作后父母一直跟我一起生活。我父亲50年代开始就患有肺病。19816月下旬,我随周惠同志参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结束后的72日上午,中央在怀仁堂召开省委书记会,专门讲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离退休制度和成千百万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陈云同志讲文件,小平同志讲话,耀邦同志主持会议。这时接到家里电话,说我父亲病重,周惠同志得知后一定要我快回去。我3日赶到家,送父亲住院,18日就去世了。父亲受了很多苦,刚刚生活好一点却去世了,我和母亲及全家都悲痛极了。当天周惠同志就到我家里,含着泪安慰我妈妈,安慰我们全家。这么大的“官”为一个老农民去世来看望,我们全家,特别我妈妈非常感动。后来,包括到北京以后,周惠同志几次到我家,和我妈妈聊天。我妈妈是个一字不识的老农,可两位老人好像很能聊得来。周惠同志还说我妈妈是个“农民政治家”。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周惠同志对我曾有过一个评价:“知道老呀、小呀!

 
 
周惠口述:李锐“夜闯美庐”与庐山会议的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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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人物介绍:周惠,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初,调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问: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周惠: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11,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21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顶端 Posted: 2009-12-28 02:40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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