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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蝇吴敬琏对雄鹰马宾的挑衅—读《马宾:我对改革有意见》有感


作者:塞北之雪    

苍蝇吴敬琏对雄鹰马宾的挑衅

—读《南风窗:“遗老”马宾》有感

塞北之雪



如果说马宾是雄鹰,那么吴敬琏则只能是一只苍蝇。最近这只苍蝇对着雄鹰愤怒地嗡嗡了几声。先搜索下两个人物的经历:



百度百科中介绍马宾,安徽省滁州市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中共射阳县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中共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建国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96岁的马宾经历过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立场坚定、视野开阔、理论扎实,更重要是有一般人难以获得的历史经验与实践经验。1930年代,还是地下党成员时,他就与周恩来成了“熟人”。在鞍钢主持工作,毛泽东见到他,干脆将钦定的“鞍钢宪法”谑称为“马宾宪法”。他的复出,则是邓小平极力将他从“文革”泥沼中拔出。马宾“文革”中被拉到沈阳的单人监房里囚禁5年半。周恩来和陈毅分别出来证明,保他清白。邓小平后来亲自点名起复委用。此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又开始了一次世界性范围的工业考察。1979年,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马宾任专职副主任,同事中还有汪道涵和周建南。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0年后也由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调任该委副主任。1984年中国经济界的体制改革激辩聚会“莫干山会议”,马宾是级别最高的自发上山者。这次会议涌现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再看看吴敬琏的简历:



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1942年至1945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 195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4-1984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至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9年 匈牙利 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员。1996年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4年 美国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1990年英国 牛津大学 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1983——1984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



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

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

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包括个人人身攻击)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链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

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当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当年“大义灭亲”的“无良心”成了今天的“吴良心”;当年起劲批判“市场经济”的“无市场”成了今天“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当年连沙发、第二件衬衫都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极“左”,如今则右得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方面担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种“制度性腐败”在西方国家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犯罪行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马宾是一位革命家、实践家,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而吴敬琏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趋炎附势的空头理论家,用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批评空头理论家们的那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形容吴敬琏是再合适不过的。可见,吴敬琏是典型的风派投机分子。毛时代及改革初期,吴敬琏则大搞他后来批判地极“左”。等社会风潮改变,到美国留学镀金后,又大搞极右,成为中国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人物。吴敬琏等人如何照搬照抄西方的私有化、市场化理论误导中国改革?



从吴敬琏近年若干言论可见一斑:



吴敬琏:改革的目标是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来源:2008-9-22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21cbh.com/HTML/2008/9/22/HTML_JDS2D5XNROCG_5.html

在“文革”后的探索中,在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对经济体制改革大致提出了四种可供借鉴的体制模式:

(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学者为代表,形成了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企业更大自主权的学派。

(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于光远、苏绍智等学者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介绍。

(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用威权主义的政府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

(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许多理论界人士,特别是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欧美类型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学者愈来愈多,这种思想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

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

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

摘自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



吴敬琏的改革方向就是资本主义



“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显然包括吴敬琏,也可以说吴敬琏是用“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指代他自己。说白了就是:吴敬琏向往欧美模式。

他主张“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他心中的“现代国家”显然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吴敬琏:腐败两极分化与市场经济无关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这个腐败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的腐败;有人说不是。在我看来就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而是改革没有到位,或者是改革遭到了扭曲。



吴敬琏反对给富人征税缓和两极分化



吴敬琏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诱因是“腐败、垄断等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反对市场经济自发产生两极分化的主张,反对“限制企业主、中高层经理人员、专业人员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对其课征高额累进税”的主张,认为是“完全是开错了药方”。---吴敬琏2006年5月《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



吴敬琏反对国企

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作出决定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  摘自《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发于2008年11月《同舟共进》



吴敬琏拒绝反思市场换技术



吴敬琏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舆论,对‘市场换技术’政策提出质疑,说改革开放多年了,市场逐步被外资占领,但技术却没有换到,所以这个政策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片面。(6月19日《南方日报》)







吴敬琏这个脑残对市场经济的迷信达到令人可笑的程度,很早就获得“吴市场”绰号。他甚至认为两极分化、腐败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无关,认为只有进一步私有化市场化美国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对哪怕是用给富人征税的方式调节两极分化--这些抑制市场经济弊端的国家调控措施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常见的。即便是最近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党建决议,也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共产党的重要考验。可吴敬琏却大言不惭地说,共产党的腐败、国家的两极分化与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理念、私有化市场化等改革无关。吴敬琏就是如此极端地、赤裸裸地迷信市场,只有两种可能性:1、吴敬琏是脑残。2、吴敬琏是绝大网民分析出的间谍、经济杀手。如果从善意出发,我们只能认定吴敬琏是脑残分析。



让吴敬琏那样的脑残或者间谍指导中国改革,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为悲剧,正是由于吴敬琏这种投机分子在运动中大搞破坏。没想到的是,改革开放后,吴敬琏仍然大耍他常用的“罗织罪名”、抓辫子、打棍子的卑鄙手段。



比如国庆前后,吴敬琏在《财经》杂志发表《中国经济六十年》一文,向他的所谓领导人献媚,对马宾进行恶毒攻击:



“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发表讲演,印发书刊,组织“学习”,重弹他们在1989年-1991年大争论中唱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他们还攻击说,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



吴敬琏文中强调马宾指责了吴敬琏心目中的“改革领导人”,似乎是呼吁他心目中的改革领导人出面对马老采取措施。脑残吴敬琏似乎不知道,以马宾的资格资历,即便是说了一些领导人所反对的过激的话,领导人对这位昔日自己的老上级、老领导、革命老前辈、改革元勋也只能毕恭毕敬地听着,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更何况提意见是共产党员的基本权利。吴敬琏的这种心态,无意中暴露他不仅仅是资本的走狗,还是权贵奴才的本来面目。



吴敬琏口口声声攻击马宾僵化、守旧,是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但是,当马宾在文革中受苦受难时,吴敬琏正在搞极左投机革命,没受到任何挫折,反而打击迫害了不少其他人。八十年代初马宾热心改革开放,将改革视为继续革命,成为改革开放的一线人物,被外界评价为“思想很解放”,成为“莫干山会议”级别最高的自发上山者,王岐山等人相比马宾还只是初出茅庐者。而此时(83年左右),吴敬琏还在大搞后来他所批判的“极左”,所以更是默默无闻的小卒。等吴敬琏看到风向不对,在美国接受洗脑,摇身一变成为“吴市场”,大搞极右时,马宾反而没有像这个投机者滑得那么远。很明显,随着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两极分化、腐败等现象日益加重,中国出现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的这些现象。中国越与美国接轨,权力资本化、两极分化的现象愈加明显。这些本来都是常识问题,一个号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竟然按照违背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理论搞私有化、市场化,可谓大笑话。吴敬琏宣称,腐败、两极分化与私有化、市场化无关,而是私有化改革、市场化改革不够的结果。这种说教恐怕他的美国主子都不会认同。吴敬琏之所以成为主流,主要是因为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新生的权贵资产阶级需要吴敬琏鼓吹自私有理、私有化市场化有理的理论,所以整天让吴敬琏误导改革,让吴敬琏天天在主流媒体上表演皇帝的新衣。吴敬琏之类用自己的行动,论证了毛主席晚年理论的正确性:中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马宾正是看到了这种危险的现实才逐渐调成自己的思想。从一个文革受害者变成毛泽东的坚定拥护者。

可以说,没有吴敬琏的“极右”,就没有吴敬琏所污蔑的马宾的“极左”。如果不是在吴敬琏的误导下,国有企业被资产阶级瓜分、国家骨干产业被外资控制、工农阶级经济上成为剥削阶级的的奴隶,政治上丧失了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国家官员的权力、两极分化世界前列、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等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复辟场景的出现,促使了毛泽东热的回归。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吴敬琏真的拥护共产党,拥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念么?看吴敬琏迷信美国体制、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言所行这是不可能的。历史已经定性—吴敬琏,这个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共产党和共和国的颠覆者、瓦解者。也许马宾有过于激烈的言论,但其主旨,无非是捍卫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无非是捍卫《宪法》《党章》的精髓——走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经济要占主体、工人农民是国家主人等等。马宾--毫无疑问,和晚年反思改革、回归毛泽东的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一大批元老一样,既是共产党与共和国的奠基者,也是共产党与共和国的维护者。让吴敬琏这样的颠覆者、瓦解者在众多主流媒体上公开地恶毒攻击马宾这样的奠基者与维护者,难道是末代征兆?





















附1:

马宾:我对改革有意见

注:此文是《南风窗》记者采访马宾的原稿。不知为何,《南风窗》杂志刊登的终稿增加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内容。



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强人已经步入暮年,除了倒数着自己那“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完蛋”的倏忽时光,还要泰然面对另一些强人发动的“炮火”。

“我一躺到床上就睡着。我不想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错话。错就错了,自己本来就是个错思想,怕什么呢?说了之后你再批判我。批就批,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种偏执使马宾从对立阵营收到了一顶“左的精神领袖”的“帽子”。曾经的老同事吴敬琏更将他打入“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之列。以推崇市场化改革著称的吴,最近在一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中公开批评马宾“开倒车”。

10多年来,马宾无时不在缅怀毛泽东时代。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公有制经济昌盛,不脱离群众且世风良好的年代,转眼间,在物质刺激和市场效应下,社会风气败坏,“满目都是假,唯有腐败真”。当此之时,他力呼恢复毛泽东时代治国路线,再来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种腐败、不公等社会经济现象。

吴敬琏第一个不能答应。今年10月,为纪念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吴在以封面专文形式发表的文章中说,马宾那种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将不得人心。



二老相争



马宾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副主任,退休后担任顾问一职。吴敬琏则先后在这个机构担任常务干事和研究员。

本刊记者向吴敬琏询问了发表那篇文章的用意。他对马宾及其观点有着强烈的态度。他注意到,在马宾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透过网络做出响应的人,“影响力很大,”这让他担心。

虽然吴敬琏与马宾一样,对于腐败等问题有着共同的心情,但他发现马宾为此开出了一剂“毒药”。

“我不主张革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太痛苦了。”他说,“他要求全面回到毛时代,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今天的腐败等问题,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改革不够深入。”

这不是第一次交恶了。最近数年来,两个人在各自的字里行间不时批驳对方。对吴敬琏来说,在市场经济进程中,马宾就像面前一堵障碍,需要花费巨大精力去战胜。尽管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依旧在推进,他的忧虑却一点没有减少。

“你看看,现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多严重啊!”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对眼球布满血丝。

在马宾的追随者那里,吴敬琏的反应被解读成是“右派失势的前兆”。退役军官李森说,“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现在中央上层看到美国的经济危机状况,右派的一些东西可能要流产,‘大盘’不景气。很着急。”

马宾与吴敬琏闹翻,也就是这十多年的事情。当初,在反对通货膨胀和腐败方面,他们是有高度共识的,但马宾后来认为腐败是由市场经济引起,吴对此不同意。

吴敬琏是对股份制改革极热衷的两个经济学家之一,另一个是厉以宁。厉对低通胀和股份制都支持;吴虽反对腐败和通胀,但支持股份制;马是三者都不支持。在他眼里,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一种表现形式。吴敬琏对股份制的立场让他感到不满,并找吴谈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谈拢。最后,吴和厉一同进了马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名单。

“我又不想和马宾弄出一个什么公共事件,”吴敬琏说。这么多年来,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反对,就是想消解马宾释放出来的公共舆论辐射力,让大家明辨是非。“我和马宾没有个人恩怨。”

两个旧日相识,大相径庭,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这种争执,也许要等到某一方咽气那一刻为止。在此之前,既然压不倒彼此,只有努力射住阵脚,争取信众。

“他以前是我们的研究生。以后到了美国,拜了美国,就胡说八道、朝三暮四,”马宾说,“我已经不屑于跟他争论了。”

96岁的马宾住在万寿路的部长大院里,现在处于近乎半瘫痪状态。20多年间,一次骑车出门办事,一次出门散步,先后把两条腿摔断。拖着半截不听支使的身子,起立挪动之间异常吃力,但他只愿向家中的阿姨搭一把手借力,对来自旁人的帮助一概拒绝。

“我坚持的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可能完全是错的。因为有辩证法。”老人说,“只要我自己认为是需要坚持的,想什么就说什么。我没有说假话的必要。”





反市场化



改革开放初期,马宾由冶金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职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进出口委日常工作实际由他主持。这是负责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决策机构之一。

那时他被外界评价为“思想很解放”。用马宾的话说,自己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将此看作是在继续革命。1984年中国经济界的体制改革激辩聚会“莫干山会议”,他是级别最高的自发上山者。这次会议涌现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我那时候思想最好、最活,是什么人发表意见,都愿意学习和来往。现在有人认为我很左。必须有左右,没有就不是辩证法,就像开车一样,总要有个左右方向。”

后来他与莫干山会议上一些“鼓吹个人主义、生活乱七八糟又太过骄傲”的人分道扬镳了。一些看不惯的社会现象,也使他一反常态,对市场化道路提出质疑。

马宾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按制度每年要检查一次身体。2002年上医院,大夫见他已经8、9年没有查体了,要求他全面查一次。他不干。这就争执了起来。他当时说了气话,“对我们无微不至,对穷老百姓漠不关心。”

火气这么大,是因为有一次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重病号没有钱遭拒入院,以及报纸报道有医院怕病人私自出院不付费,竟将病愈病人锁在床上。这深深刺激了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能出这种丑事,对这样的行为应依法治罪”。

当年夏天,在北戴河疗养间隙,他提笔写了一篇文章,直呼“农村缺医少药,要求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直扣劳动人民的医疗费用,来保证老干部长命百岁,不可取”,“一心为私赚钱的市场经济决不能运用到医疗卫生部门”。

此后他又对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提出批评。他的女儿曾从小学念到大学,几乎没有向家中要一个钱,但之后的教育体制一夜之间“资本主义化”,只培养有钱的或比较有钱的,家庭贫困的就没有机会,“9000万农民的绝大部分子女和城市低收入工人子女排斥在大学之外,这是社会主义教育原则吗?”

他继而提出要打倒城市贵族学校制度。

深秋。坐在冷冷清清的家中,他对本刊记者说,“改革不能无边,开放不能无底。北京有16个城门,你不能16个都开嘛。”

在他的禁忌中,国有企业是最不该打开的一扇“门”。国企改制让他极为上火。他这一辈人的意识中,这代表了公有制地位的失去,而这本来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根本。

2007年,马宾在一份给全国人大要求纠正国企私有化的上书中签了名,这次联名包括部、军、省级卸任干部等各界人士3000多人。对立阵营指责他组织党内外人士干扰和阻碍改革政策。

“要别人照我说的办,不大可能。但这是一个争取群众的过程,被雇佣的工人、穷人都同意我。”他是太向往工人当家作主的那个年代了。“工人说了算,财产完全应该都是工人的。现在工人只拿工资,财产就由几个头头当家作主了,也不跟工人商量了。”

这个在公有制环境里摸爬滚打大半生的人,阶级意识分明。那些私营企业主,是被他归入资本家行列的,国有企业不仅卖给他们,而且这些人还要入党。“资本家入党”——这怎么可以?于是他又与十几位老部长一道联名向上面递信,提出反对意见。

有关方面找马宾谈话,说他们不应该联名,更不该将信件公开在网上,要顾全大局。他说,我们正是出于顾全大局才写这个信的嘛,年轻人把信件公布在网上,“这是信息高速公路,要很好地利用这个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利用和占领网络这个阵地啊?”

地下工作出身的马宾,实际上并不热衷联名上书。他一般更愿意单独给中央高层写信。感觉不便公开的或上面打了招呼的,他就不公开。上面没有招呼的,一段时间后他才会让人公开。

在部长大院退休的高干中,他是唯一一个还能通过机要渠道与中央保持互动的老人,许多老同志对一些问题有话要说,要么就找到他向递信件,要么就拉他联名发表公开信。

“很需要反思我们的一些政策。现在的确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很多事情就不是讲道理了,是讲利益。”追随马宾的退役军官李森说,“你把道理讲清楚,他的利益就要受损失,所以就必须要把一些道理埋没了。马老那些观点有什么错?”



他在守节



在“回到过去”这个问题上,呐喊奔突许久,却原来只是一场纸上风暴,怎么也没能打退资本化步步逼近的鼓点。但要说失败,他又并非没有成功过——终此一生,他也没有同意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产者。

现在住的逾190平方米房子,不做装修,格局未变,墙体就那样冰冷地裸露着,简单粉刷的屋顶泛出黑纹。如果全部腾空,这只是一套用旧了的毛坯房而已。

屋内挂着他自己的像,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卧房墙上,毫无章法地贴满了各种字画,白求恩像也在其中。

部长大院的房屋,大都经过两次装修。第一次,政府每户补助3万,他没有要;第二次,政府补贴10多万,他仍不要。之后,政府又将这些房子的产权以较为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住户,他仍然置之不理。

客厅里两墙书架,是从鞍山买回材料请人打的。旧时在鞍钢的办公桌,也被他用15元钱买回。这张搁在客厅里的粗重厚实的条桌,绽露着一圈圈凝结了的木头纹理,在他眼里再漂亮不过。从前的秘书,已经提前向他要了这张桌子。当他死后,除了这张桌子可以随便处置,房屋将被政府收回。

这样活着,仿佛是为了守节。“无产阶级的定义就是没有私有的东西。”

这个当年的群众路线模范,在两条腿没有全部摔坏的时候,还是继续跑在各地基层,办法是1946年在东北农村工作那一套,“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瓜菜代啊,什么都行。”

现在耳朵失聪了,行走不便。他就让阿姨出门买菜的时候用轮椅推着自己。部长大院附近有好几个菜市场,他都熟悉。在他眼里,那些卖菜的人赚钱不多、经营艰苦,想发财的思想很鲜明。此时他坚信,穷人想发财是正确的。那些有钱人都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人对有钱人不但有意见,还应该打倒啊,”马宾挥舞着右手说,“他们的钱来得不正当。哪来的辛苦赚钱啊?你看我们这里当官的,都是辛苦赚的钱吗?”

在部长大院里,他喜欢跟许多小阿姨接触,连管道检修工人也要想办法接近。他管这些人叫“基本群众”,强调基本群众是最要紧的,“共产党员就是要联系基本群众,而不是去联系那些大款。”

部长大院建于1980年代,集中住着国务院各部委要员们。马宾并不喜欢这个有警卫站岗的住宅区,认为这里面住着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大官、大款和大腕。当年分给他房子,他就很有意见,结论是这里面高官云集,做官的简直没有一个是好的。

“怎么会好呢?不能好了。进城后一些领导人都住得很好,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风根本就没有了。住到这里来还能干什么呢?”

63年前,正是由于紧密联系和团结群众建立基层政权,他在林彪、陈云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系统内成为模范人物。在《环行东北》一书中,军旅作家刘白羽以专门篇章写了这个“唯群众”的人。

解放后,在鞍钢担任总经理。不能接受苏联式企业的厂长(经理)独裁管理制,转而推行政治挂帅、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发动工人参与企业治理,通过这种办法解决了很多问题,他的办公室里也出现“不知多少‘永动机’的发明、建议”。马宾却坚信,这是在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如果不依靠群众,不搞群众运动,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1960年春,毛泽东亲笔批示要求全国各地认真学习鞍钢做法。毛还将之赞誉为《鞍钢宪法》。

“文革”开始后,他成了运动对象,被拉到沈阳的单人监房里囚禁5年半。要不是周恩来和陈毅分别出来证明,保他清白,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不定就会要了他的命;或者如果不是邓小平后来亲自点名起复委用,他也可能被这场运动彻底淹没。

但他对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抱怨。

“我当然冤枉,但群众要求审查我的历史,他们怎么对待我都是对的。”

现在的群众,对这个擅走群众路线老头已经陌生。1999年元月,86岁的马宾到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四川老区搞调研,一身打过补丁的新四军旧军袄。老区群众看见了,不相信这个穿着寒碜的老人是老干部,说,“老干部好几千块钱一个月呢,怎么会连衣服都穿不起,别是个假的吧?”

本刊记者两次访问,见他穿的都是带有鞍山钢铁公司字样的浅灰色旧工作服。说是鞍钢工人怀念他,改装时特意赠送的。

这种情形连马宾原来的司机都被逗乐,偶尔打趣他说,“马老,你完全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党要扩大内需,你一件衣服穿这么多年,还怎么扩大内需啊?”





信徒们



“右派有可敬的人,左派也有可敬的人。如果都像马老这样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都是值得尊敬的。”李森说,“现在最坏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就是腐败分子集团。”

李森与马宾往来已有13年之久,他原来是西北某军区一位上校衔团政委,每年休假都会在马宾家里住上一个月,跟着他一块儿起居、学习。这种环境全然不同于每天在官场中吃吃喝喝迎来送往。折服之余,他不想在官场里继续行尸走肉。不久前,转业回到了北京,计划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本质和厚度,没有任何雕饰。”李说,“不跟这个老人接触,我就会沉迷在过去那种生活中。”

结识马宾后,他们每年都要举办一场晚会,内容大致与纪念毛泽东有关。马宾在腿未断、耳未聋之前,必然参加。且每每即席高歌,喝的都是红色歌曲。

那些因共识而在他身边聚扰的人,除了退役军官李森,还有游战洪和张宝印。几个志同道合者,定期不定期要到马家探望,顺便会在他家打打秋风。

游战洪与马宾往来的年头,与李森相仿。一个30多岁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1994年,热衷反腐败探索的一老一少偶然结识。第一面就让游战洪吓一跳,马宾拿出那种500字方格稿纸边听边记,最后和他谈了七个问题,要求继续研究。

那次谈话,被游战洪一字不落记在发旧的记事本上。马宾当时希望找出社会主义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和危害性与古今中外腐败有何同异,以及治理经验,并质疑公检法等反腐败机构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当这些机构陷于空转难以反腐,他又问可不可以动用军队,或把依靠法制和依靠群众结合起来。

这些问题超出了游战洪的专业范畴,差点把他吓跑。马宾建议他从金融大案搜集分类入手,找出发生在中国的1000个金融案件,总结问题,找出对策。那一次,游战洪找到800个案例,编目归类之后,装订成五大卷,用自行车驮到马家去。

马宾要求他多装订几套,送给中央主要领导看。游战洪就又装订了两套,赔进1000多元。那时他每月工资只有600元,有些心疼。马宾问他,“钱是怎么解决的?”他说,“向你学习啊,自己掏腰包。”马宾乐了,“你看,我们这才是真正反腐败。”

那天高兴,他奖励游战洪吃了两个烧饼。

对于反腐败,归根结底,马宾认为就像对付市场化之下的不公不均和国企转制一样,只有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根治。他开出再来一次“文革”的药方,但游战洪对这个号召出现了摇摆。

“文革十年是一场浩劫,不堪回首,发动第二次,不会有人答应。”游说,“我建议借用内容,但不打二次‘文革’的旗号。”

马宾不同意。两个人结果在电话里吵了一场。老头说,“行了,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啪”一声挂了电话。

这样坚持,是因为“唯物主义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马宾惯常表态用的两句话,另一句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不懂得像游战洪那样变通。

张宝印对于马宾的支持更为出众一些,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听说吴敬琏发表了一篇对马宾不利的文章,他被激怒了。

“我想找到‘吴市场’那篇文章,”他说,“我想组织批判他。”

75岁的张宝印,原来是海军装备研究院科技委的委员,16年前即与马宾结识了。比游战洪、李森等人年长许多,又是经过革命年代出来的,这使他与马宾拥有“共同的信仰”。

“我不是他忠实的支持者,而是他的信徒”。

“人民”的观念、“阶级”的观念、“公有制”的观念,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根本性的东西,现在却痛心已经“淡化了”,“不提了”,“不要说马老不赞成,以我的经历我也不赞成。”

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他们的事业,有时会掏钱支持左派的一些网站,比如“乌有之乡”。这个被吴敬琏讨厌的著名网站,只靠卖点书、收取会费或接受赞助支撑运营。马宾对上面的一些文章很欣赏,经常让阿姨打印下来供自己阅读。他自己写的东西,网站也会拿去用。

张宝印坚信,全世界最终必将实现共产主义。他也希望别人都相信这一点。然而在他欣赏的年轻人游战洪那里,则没有这样的鼓舞。他自认和李森是马宾身边最后的年轻坚持者,要是老头哪一天不在了,他要做退出江湖,回家种地、养猪的打算。

“我现在有点悲观,马老知道会骂死我的。现在的腐败是越反越腐败。”这个蓄着满腮帮胡子的中年男人说,“马老的思想如果被采纳,自上而下发动群众,可以主动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不被采纳,历史也是滚滚向前,最后又回到起点。历史就是这样,很可悲的。”



附二:南风窗杂志发表的终稿:

“遗老”马宾

http://news.sina.com.cn/c/2009-11-25/095319123568.shtml

  




关键字: 吴敬琏 马宾 资改派 极右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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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11-29 00:18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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