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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与美国学术研究--冷战与美国亚洲研究



冷战与美国亚洲研究(外一篇)

【左岸特稿】

http://www.eduww.com/Article/200911/26171.html


冷战与美国亚洲研究

王炎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越来越多。除了研究自然科学的之外,搞人文社科的有相当比例的人数进入到“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领域。这一专业在美国特别兴盛,无论是规模、资源,还是奖学金与从业人员数,其他西方国家的相关专业都望尘莫及。20多年来,大陆背景的学者渐渐成为这个学科的中间力量,在美国“亚洲研究”领域风头正劲的学者,不少是当年从大陆出来留学的后起之秀,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均成绩骄人。但如果要问 “亚洲研究”学科是如何创建和发展的,那就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了。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出版了一部专著《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视差效应》(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在梳理“亚洲研究”学科史时,发现的史实让人大跌眼镜。他说“亚洲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与美国国家安全与情报工作紧密相关。卡明斯的史料分析非常严谨、扎实,收集了大量档案和翔实的数据,极力避免“阴谋论”式的结论,对冷战时期情报部门与美国著名大学之间的交往,描述得细致入微,娓娓道来。“亚洲研究”的学术史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整和立体的全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亚洲研究”实际上就是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批判的“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这个学科以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在东方布道和游历积累下的知识为基础,借助欧洲“语文学”(Philology)的方法来认知东方,利玛窦堪称“汉学”(Sinology)研究的鼻祖。经过漫长地系统化过程,它演变为一整套知识体系。如果说“东方学”在欧洲国家还有些影响的话,那么在 1945年前的美国,它却偏僻冷清,很少有人问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着手组建战略情报局(OSS),即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战时情报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与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以及后来名噪一时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等人,把大量政府和基金会的资金注入到美国大学,兴建所谓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项目,即学习敌人的语言,分析敌方的国情。“亚洲研究”就是其中一个区域。战后“冷战”的铁幕落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竞相垄断世界, “区域研究”更如日中天,大量公共和私人资源一下子涌入到这个学科里来,目的是共同对付当前大敌——苏联。因此,斯拉夫研究(Slavic Studies)是重中之重。1946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索性将俄国分部移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演变为哥大的“俄国研究所”(Russian Institute)。1947年卡耐基基金会又资助哈佛大学74万美元建立“俄国研究所”。更大的手笔是福特基金会,在1953年到1966年间,福特斥资2亿7千万美元在34所大学资助开设“区域与语言研究”专业。[1] 十几年间,不知多少学者收益于福特提供的奖学金,学习“遥远”国家的“生僻”外语,了解了异域文化和外国国情。
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政府和基金会对学术的渗透,不仅改变了学科生态,而且也对研究方法和对象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府对情报工作的需要和基金会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治的兴趣,使“区域研究”从语言文化转向针对共产党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研究,议题集中到 “政治发展”和“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等问题上,因此确立了斯拉夫和亚洲研究的基本学术范式。另外,如果界定“区域研究”这个学科也成了问题。“二战” 前,东方学是传统人文学科。1945年后,从国家战略需要的考虑,研究方向就转向了社会科学领域,大量资源把众多社会科学学者带入到“区域研究”,这样一来弱小偏冷的东方学一下子膨胀起来。原来那些正统汉学家、日本学家、印度学家,一方面受益于政府、基金会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被扑面而来的社科新生力量冲击到学术边缘,他们只好在亚洲系默默地教授语言和文化。而社科研究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因为对象庞杂,方法多样,特别是政、经方面的课题,更要求很强的理论性,这样使这个领域一下子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区域研究”奠基人之一威廉·芬顿(William Nelson Fenton)曾写到:“二战”期间学院与政府在战略上的合作,预示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难乎为继了。美国的“亚洲研究”与“区域研究”其他领域一样,是学科交叉最普遍的地方,因此,当下学术界流行跨学科研究时,美国亚洲研究的学者最为热心。
“区域研究”总有“热点”国别,而且也会随政治气候变幻莫测。以“亚洲研究”为例,在“冷战”时,中国、越南和朝鲜算作共产主义的一极,日本和亲西方的亚洲国家是另一极,在两级间比较现代化和政经发展最热门。日本理所当然地被当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样板,是“亚洲研究”的重心,而中国则算失败的典型,被作为反面参照国。到1990年代了,美国政府对“冷战”疆界安全的关注弱化了,五角大楼对共产主义研究也兴趣大减。“共产主义问题”变成了“后共产主义问题”。而此时美国跨国企业空前活跃起来,迫切需要全球市场和利润分析。于是通过基金会赞助大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市场与前景,中国变成了热点。当下,美国媒体炒作印度崛起,印度又开始成为“新宠”。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不愿公开“区域研究”复杂的渊源,想维护学术研究客观与公正的声誉。而卡明斯却搜集到不少材料显示,在“冷战”期间,卡耐基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件中,一直强调“区域研究”的情报功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的学者,常年从事中情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指定的项目研究。当年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 Conant)曾充当与情报部门之间的协调人。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莫斯利(Philip Mosely),擅长在CIA和福特基金会之间周旋。还有个例子,就是1950年代康奈尔大学与中情局合作开发脑神经技术,用于审讯和逼供战俘。根据这段历史,好莱坞曾推出轰动一时的电影《满洲候选人》,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区域研究”的学科史确实向美国公众提出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没有谁像美国大学那样提倡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一再标榜学院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难道大学象牙塔中的求知与求真使命,也被金钱和政治玩于股掌之中?现在翻开《知识考古学》,才发现福柯犀利的洞察让人钦佩:在貌似中立的知识和追求普遍真理意志的背后,充满了权力的博弈与操纵。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所
                  

[1] Bruce, Cumings,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80.





哈林区的香格里拉

王炎

一、

   今年上半年在美国讲学,三月里一天好友泰德约我去参加一个电影活动。纽约的放映活动特别多,提不起太大兴趣,但这次的主题有些特别:西藏电影周。活动是梅斯尔斯影院(Maysles Cinema)与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联合主办。地点在曼哈顿126街的哈林区,所以名头是“哈林区的西藏”(Tibet in Harlem)。我们参加了星期天的开幕式,有两部影片连映。梅斯尔斯影院很小,常年放映小制作的纪录片。地上和地下一共两个小放映厅,破败、阴郁、晦暗,很不像样子。哈林区住了一些藏族移民,我以为主要是他们来捧场,却出乎意料来了很多美国人,上下两个厅挤得满满的,连座位都不够,竟有很多人站着看电影。藏胞只零星地掺杂在美国观众之中,并不太显眼。
     首先放了一部30分钟的记录短片《西藏突袭》(Raid into Tibet, 1964年)。这部40多年前由三个英国人拍摄的黑白老片,导演叫考埃尔(Adrian Cowell),以拍环保影片著称。顾问是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一位英国传教士,从1940年代起在西藏传教,与达赖集团过从甚密,曾跋山涉水到印度,向英、美政府通报解放军入藏的消息,后协助达赖出逃。这部影片情节很简单,1964年5月间,这三个英国人到尼泊尔北部寻找西藏叛乱分子,并说服一小股与他们一道拍摄叛乱活动。不久,在尼泊尔木斯塘(Mustang)的叛乱基地传下命令,安排三人与小股叛乱分子一起潜入西藏,伏击解放军车队。30分钟的短片围绕一次伏击行动展开,镜头一开始对准进入伏击圈的三辆军用运输车,第一辆车的司机被打死。西藏叛匪冲下山去,射杀另一位藏身车下的解放军战士。镜头是远景,看不清楚那战士的具体方位。画外音代为解说,语调里带着嗜血的亢奋,说明解放军小战士以车轮为掩体,几次躲过射击,最后从背后射来的子弹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时,观众席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还伴随一声尖锐的口哨。影片中叛匪趾高气昂,回到山头上的镜头前,夸口说:汉人士兵吓得哭了鼻子,我对准他后背给了一枪。我们藏人信佛,杀牲口前先祈祷,但杀汉人毫不留情,绝不会为他们祈祷!镜头一转推向一叛匪的肩头,特写画面里出现了流血的弹孔,鲜血浸透了衫襟,英国传教士细心地给他疗着伤。这时,我听到背后有观众轻轻啜泣。
   影片拍摄时还有个小插曲,木斯塘叛乱总部特许三英人参加伏击行动之后,又通报给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大怒,生怕英国人落入中共手里留下把柄,急令木斯塘派人截住摄制组。但来人晚了一步,他们已经上路了。在当时,美国中情局插手西藏叛乱还是绝密的,所以导演考埃尔在后期制作时,对CIA讳莫如深,直到冷战结束之后,他才当众炫耀这段“拍摄花絮”。

二、

   拍摄《西藏突袭》30多年后,冷战已过去十年,中情局早不对西藏行动遮遮掩掩,反而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来。第二部影片是1998年拍摄的《影子马戏团:中情局在西藏》(The Shadow Circus: The CIA in Tibet)。这部50分钟的彩色记录片,以采访CIA执行西藏任务的退休官员为切入点,回顾了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策划和支持叛乱的全过程。与前一部片子乱世杀伐的调子不同,《马戏团》开头在一座美国乡间别墅取外景,以暖暖的色调,镜头于庭际花草间缓缓移动至别墅内景。几位美国老人清泉绿茶,谈天说地,安闲自得。一派祥和恬静的气氛,烘托出“后冷战”的基调:大同世界太平盛世里,人权状况仍令人堪忧。老人们提起西藏行动的岁月,不胜今昔,感慨着与藏人并肩战斗的美好回忆,赞叹道:西藏人有信仰、有精神寄托,打起仗来英勇忘我,牺牲精神让人钦佩。作为中情局官员,他们在1957年到1968年间,参与了武装和支持西藏叛乱行动。
早在1956年,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逃亡印度,着手与美国政府建立联系,谋求支持。美国当时反共热情正酣,欲于全球部署遏制与围堵共产主义的冷战,对配合西藏分裂的邀请欣然接收。抽调了六名CIA骨干,秘密飞往塞班岛,在那里训练西藏叛匪的作战、通信和爆破技术。他们给行动起了个滑稽的代号:“ST-马戏团”( ST CIRCUS)。五个月后,第一批叛乱骨干被空降回西藏,组织颠覆活动,藏南地区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1959年3月10日,拉萨出现突发事件。起因是西藏军区应达赖的要求,在军区礼堂为他举办专场文艺演出,结果拉萨街头却盛传“汉人要劫走达赖喇嘛”,一片骚乱,最终酿成武装叛乱。达赖决定出走,此时,美国人训练的电报通信技术派上了用场,叛乱分子与CIA通电,要求转告印度总理尼赫鲁接纳达赖避难。联络非常顺畅,达赖化妆成士兵成功出逃,印度政府则安排边境放行。当年协助达赖出逃的中情局官员,现在就坐在观众席上,他是这次活动邀请的嘉宾,名叫克瑙斯(Kenneth Knaus),是当年训练西藏武装的6名教官之一,退休后便成为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放映后回答观众提问时,克瑙斯口称对自己曾扮演的角色非常骄傲,这个任务给他机会与达赖建立了私人友谊。虽说当年只是为政府效力,但他内心里真想帮助西藏人。他知道美国政府那时对西藏独立毫无兴趣,只想把西藏当成全球冷战战略的一部分,骚扰、牵制中共,以便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可是,海外西藏分裂分子对美国期望很高,当美国政府决定在本土建立训练基地时,藏独势力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有些地形与西藏颇为相似,中情局就在落基山上秘密建立了黑尔营地(Camp Hale),训练近300名西藏叛乱分子。影片展示了不少档案照片,如西藏学员在帐篷内高悬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照片,像神明一样供奉着。他们觉得有这位“二战”英雄和美国总统的庇护,藏独事业无往不利。甚至天真地希望美国会给他们原子弹来对付中共。
在放映后与观众的互动中,前中情局官员克瑙斯解释说,事实上,每届美国总统对西藏行动都无保留地予以支持,虽然动机与西藏分裂势力不尽相同。但在1969年,美国的西藏政策出现了转变,中情局通知木斯塘的叛乱组织,美国政府将停止援助。究其缘由是谋求与中国建立关系,中方提出的条件之一是美国停止支持西藏分裂。这时,西藏分裂势力如临灭顶之灾,他们愤怒、怨恨,觉得被欺骗、被出卖了。影片里出现一个武装分子头目面对镜头愤然道:“我们对美国没用时,就像垃圾一样被丢掉了。美国人自私、短视,根本不考虑西藏人的利益”。他的委屈其实还有一层缘故,就是分裂组织额外给中情局提供了大量情报,涉及范围早已超出了西藏。影片展示一次伏击车队时,西藏武装分子在车上发现一个文件夹,内装有关大跃进的内参文件,这让美政府第一次知道中国出现了经济困境。放映后克瑙斯补充说,美国政府意识到了西藏分裂势力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所以并没有真地切断援助,秘密军援一直持续到1978年。

三、

通常情况下,观众与嘉宾问答是电影放映活动的高潮。主持会场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尼特(Robert Barnett),他不失时机地宣传了一下“现代西藏研究项目”,说它在西方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研究项目。一位年轻的美国女观众这时举手,问假如让克瑙斯今天重新部署西藏行动,他会与1950年代有何不同的作为,语气中明显暗示美国政府应该继续支持西藏独立。这位前中情局特工笑着回答说:他已经退休,离开了情报局,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没人会听他指手画脚。但假如历史可以重复,他会改变策略,不在塞班岛或者科罗拉多训练分裂武装,而是在西藏内部建立基地,直接有效地武装叛乱。接下来的提问就更带火药味了。一个中年美国男子问:当年为什么不轰炸青藏公路,切断中共运输和供给大动脉。克瑙斯说,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当年的军事技术还达不到远飞高原、炸断公路的目标。突然,一个意外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吃了一惊。一个梳着长辫的藏族小伙子突然站起,冲到克瑙斯面前,抓起他的手热吻起来。克瑙斯不知所措,那个青年操着生硬的英语断断续续地说:“我的父亲当年在木斯塘死了,他在这里….,”用手指着心口,“我代表父亲、西藏人感谢你!”说完泣不成声,跪倒在地。这时放映厅里一片悲恸,藏独观众的情绪一泻千里,长恸号哭。不过我相信其他观众与我一样,会感觉些许不自在。这里有做戏一般予人以伪的感觉,情感似乎过渡太快,表演成分多过伤感。当然,我也能感觉到,不少美国观众对年轻人的谄媚很受用。一位观众应景地站起来,控诉起中国人权问题,内容多是电视或电台节目里的陈词老调,远没有前面两个问题有创意。
坐在身边的泰德一直在举手,我知道他要问CIA的行动是否侵犯中国主权。泰德是学历史的,对中国历史、政治和中美关系史很熟悉,一直激进地反对美国政策。但他又是个顽固、保守的共和党人,自身充满着悖论。我真担心他会触犯众怒,虽说门口的海报宣传称从藏汉两种视角平衡观照西藏问题,但这里的气氛完全是一边倒,在这儿提中国主权问题显然不太识相。提问的人很多,主持人始终没有叫到泰德。但他一向固执,活动刚结束,就上前追问克瑙斯:“CIA在一个主权国家支持、训练民族分裂,是不是侵犯了国家主权?美国能容忍别人支持少数族裔暴力颠覆吗?”克瑙斯脸色一下变了,冷冷地说:“无可奉告!(No comment)”
克瑙斯的态度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很合辙:在“冷战”时期,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对华战略就是骚扰、破坏中国的统一。第一部短片《西藏突袭》恰是这种“冷战”思维的写照。而“冷战”之后,中国成了美国的对手,美国就拿西藏作筹码,与对手博弈,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一直有一条现实、功利的主线索,国家利益为最终考量。但是,美国公众不会像政府那样情由利迁,他们对西藏态度的偏执,很难用“冷战思维”一言以蔽之。大众文化、公共传媒、传统经典等,都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西藏想象的集体无意识。
讨论西方的西藏想像,一般会溯流寻源,追溯到13世纪基督教会的东方传教。天主教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很早就对西藏文化着迷,著述立说,衍生出所谓西方“藏学”。也许是地理上的遥远、隔绝,在西方经典著述里,西藏竟与圣经《旧约》中的神秘与奇迹联系了起来,拉萨被当成佛教圣城,充满了传奇和异象。西藏人是纯精神性的,虔诚、平和、灵性。西藏人的笃信最让西方社会着迷,他们把西藏想象成一种超现实的精神性存在。虽说西方社会早经历了启蒙的洗礼,对宗教统治下的社会深恶痛绝,指认中世纪为黑暗蒙昧时代。但对东方却持不同态度,他们一直对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耿耿于怀。在“冷战”中,美国攻击苏联和中国是“无神论的物质主义”(atheistic materialism)社会,中国军人因没有信仰才会在朝鲜战争中血腥、残暴、无情,居然让“二战”中所向披靡的美军遭受重创。而藏传佛教是那么美好,虽说没有几个西方人真想弄清楚什么是藏传佛教,但他们可以把古老的圣经预言、北欧神话、日耳曼神秘主义和现代乌托邦,一股脑投射到西藏信仰之中,以宣泄对现代物质和技术泛滥的怨怼。于是,西藏人热爱和平、自然和谐,灵性、带启示性。“冥想”(meditation)本来是个普通英语词汇,但美国人现在使用它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藏传佛教。所以,克瑙斯会心满意足地夸口说:最让我骄傲的是,西藏行动让我们挽救了一个信仰——藏传佛教,拯救了一个精神性的民族 ——西藏,有信仰的东方民族之中,西藏是硕果仅存。难怪一位旅美藏独作家曾向《纽约时报》抱怨说:西方人对西藏文化是一厢情愿地浪漫化,在他们眼里,西藏人庄严、圣洁、不苟言笑;而且,西藏文化里也只有西方人所钟情的中世纪神秘元素,我们只能存在于西方人的憧憬之中。[1]

四、

在场的观众可能已意识到,放映的两部影片与西藏和平、非暴力、超现实的公式化形象不太协调,想必会给美国观众造成一些视觉冲击。纪录片的作者当然已经想到这一层,所以在《影子马戏团》的片头有一段画外音,给观众打预防针:西藏人虽然以信仰虔诚、爱好和平著称,但许多人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西藏人曾拿起武器,与共产党中国展开血腥、殊死的游击战。其实,这也是多虑,观众们在观影前早已“站好队”了。我没有见到哪个美国观众对射杀解放军小战士给予同情,但对藏独分子受伤唏嘘不已。所谓“非暴力”、“爱好和平”从来不是普世价值,它永远关乎从谁的角度谈“和平”,以及对谁的“非暴力”。
     在观众的提问中,有个说法很流行,就是把西藏问题与苏丹达尔富尔、非洲卢旺达屠杀放在一起,作为当今世界的人权困境。这种看法在西方社会很有市场,媒体不断炒作。我要指出的是,这一观点与“冷战”思维或东方主义都不相干,因为“冷战”以围堵共产主义为“自由世界”的最高使命,放映的第一部片子《西藏突袭》就是经典的“冷战”宣传,即无情地打击共产党政权,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再看东方主义话语,它的逻辑是一套白人文化优越感,西方人居高临下地赏玩、呵护一种东方文化,贬低、指责另一种东方文化,既显示自己的博学,又通过想象的他者,确认白人文化的优越,是一种孤芳自赏的文化心态。然而,当今的人权话语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后“冷战”世界新格局的衍生物,或者说,实为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文化症候。
     虽说人权话语在西方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上可追溯到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理念。“二战”后,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更把人权付诸国际法形式。但由于 “冷战”中两大阵营的对立与隔绝,人权话语只停留在意识形态论战上,更多是西方世界指责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并没有进入到国际干预的操纵层面。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疆域和政治屏障也随之消失,代之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市场。小国、弱国长期以来以国界为限开发着资源,以国家为单位经营着国民经济。但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经济,必须服从国际资本的逻辑,跨国企业以全球为市场重新配置着资源、生产和加工,国家主权必须纳入到国际资本的全球战略之中。这时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人权大于主权的呼声喧嚣尘上。非政府组织(NGO)异军突起,它不是以传统的国际政治方式,涉足国家间的政治博弈,而是以一种全新的“非政府”或曰“民间”方式,游说、利诱、造势,胁迫主权国家遵从“理性”、“人道”的国际原则——也即国际资本的强力意志。我们看到,在球化的浪潮中,许多东欧和巴尔干国家的主权被一步步削弱、蚕食,而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的挽歌,无不奏起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高调。
在“后冷战”人权话语的操作中,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例子,非政府人权组织永远宣称代表受害者,在网站或宣传材料上,散布大量血腥影像——强奸、嗜血,或曰“暴力的色情” (pornography of violence),但从不说明冲突的历史背景和起因。他们煽情地诉说着某个群体的苦难,但又永远是选择性的。自己钟情的受难者总是悲情万丈,而另一受害者要么被漠视,要么被妖魔化。科索沃明明是族群冲突,国际媒体却极力渲染阿族穆斯林被“集体屠杀”(genocide),后来甚至升级到“屠犹级别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而塞族基督徒只有残忍、血腥的份了,在这儿早顾不上西方文化对穆斯林的敌意了。在达尔富尔冲突中,NGO同样淡化苏丹部落间长期的纷争、不合,而一再强调苏丹政府对部落的种族清洗,“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被偷换成“司法正义”(criminal justice)。因为政治正义要通过民族/国家、或共同体间的政治解决,而司法正义只关乎对个体的惩戒。所以,当主权国家领导人代表国民行使政治方案时,NGO却代表受害者控告“施害者”。
如遇到所谓“流氓国家”,非政府的民间方式无法奏效时,NGO就动员市场资源——国际传播媒体,不断炒作国际人权热点地区:科索沃、索马里、卢旺达、达尔富尔、西藏等。以媒体操纵西方民意,目的是启动所谓“道德的暴力”(moral violence)去打掉“邪恶的暴力”,挟持西方政府动用国家机器推翻“捣蛋”的政权,科索沃、伊拉克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权更迭,都是鲜活的例子。地区冲突应该由生活其中的当地人自己解决,毕竟他们要面对纷争的后果。而西方国家的人权干预,往往高高在上,一意孤行。一旦遇到麻烦,他们进退自如,随时可以甩掉包袱,而当地人却要面对干预的后果,收拾烂摊子。人权虽然在价值上应该是普世的,但一旦把它付诸行动,就会出现吊诡,甚至违背初衷,不幸沦为强者主宰世界的利器。

五、

早在1938年,纳粹德国科学家谢弗(Ernst Schäfer)拍过一部西藏题材的纪录片《西藏秘密》(Geheimnis Tibet)。我在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上看了这部影片。无论从摄影、剪辑还是叙事手法上讲,都远远胜过《西藏突袭》和《影子马戏团》。这部影片是希姆莱组织科学家到西藏考察时拍摄的,目的要寻找雅利安人种的起源。在片中谢弗测量了许多西藏人的骨骼,收集脸部模型,采集信仰图腾等,以证明西藏人为亚特兰第斯文明的幸存者,属雅利安早期纯正人种的一支。影片还对西藏骑兵倍加推崇,认为西藏人是强大亚洲帝国的传人,个个具有武士精神,值得党卫军学习。在社会体制上,影片推荐西藏贵族等级专制,可资第三帝国借鉴。这部片子里,东西方文明就这样奇异地嫁接到一起。希特勒灭亡几十年后,前纳粹党员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回忆录,被好莱坞翻拍成一部煽情的商业片《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明星布拉德·皮特把三、四十年代的西藏,演绎成安详、平和、梦幻般的精神性佛教净土。在梅斯尔斯影院里,我开始怀疑那些愤愤不平、情绪激烈的美国观众是否真诚,西藏形象被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操纵着,不知此时此刻又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什么样子了。    
《影子马戏团》放到的结尾时,有一段画外音,听起来让人伤感:“这部影片献给那些不知道其政府曾利用和背叛了西藏的美国人,这里讲的是一个不断祈求被讲述的故事”,语调充满了哀怨与乞怜。明知道美国政府并不真地“心疼”藏独势力,而是另谋他图。海外藏独还是咬着牙放下软身段,低头讨施主欢心,这也许是委身异国才有的境遇吧。主办方给电影活动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哈林区的西藏。从哈林区看西藏,如雾里看花,难识庐山真面目。西藏在哈林区也变得更加妩媚娇艳,更像梦中的香格里拉了。



     (摘自《美国往事:好莱坞镜像与历史记忆》王炎著,三联书店出版, 2009)






[1] Barbara Steward, Tibet( Hold the Shangri-La), The New York Time, Sunday, March 1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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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9-12-02 03:04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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