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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之:舒芜的“反复”与季羡林的“反复”

舒芜的“反复”与季羡林的“反复”——谈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由”座标
   
一个是当代士林的圣贤,一个屈服于“专制”的贰臣,怎么好相提并论?
在下是读了《中华读书报》宏文《反复:舒芜的路》后产生的一点联想,具有可比性,并无轩轾厚薄之意。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乃是建国后第一大冤案,此案的定性,触发点的关节点,就是舒芜。在许多人看来,毛泽东不过是“专制暴君”,周扬因为后来“反复”得好,可以“为贤者讳”,而舒芜,则是罪不容赦的叛徒和小人。我熟悉的一位胡案受害者,学问和人品令人尊敬,对时下的文化现状也时发激烈抨击之音,但就是“不能原谅舒芜”,可见政治定势之强固。
《反复:舒芜的路》对舒芜不局限于“道德批判”,而偏重于探究促使舒芜“反复”的社会原因。文章对“在现代文学史上活跃的、重要的、成就较大的作家,仍以左翼占着明显优势”,对胡风文艺观异于《讲话》,对舒芜建国后早与胡风渐行渐远,叙述还都客观,其基本立场属于流行霸权话语,是针对“思想改造”和“专制主义”的。
   
“凡是进入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做过舒芜所做的功课。一小部分人,是在延安先期做过;大多数人则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接踵而至的运动中走过这种道路。关于这些运动,以及当中发生的人和事,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定了解(虽然很不够)。但是,在表现于外部的遭遇以外,人们心灵上的遭遇,特别是如何从思想上去适应外部的变化,或者在这适应过程中自己如何应对、处理和了断,以我的印象,很少见到系统的反思。这方面,《后序》似尚为仅见。”
“我于《后序》看到了两点,一曰“剖白”,一曰“解剖”。前者,心意可解,但为我所不取;后者,我觉得是舒芜的一个贡献。”
“舒芜就是一个受“五四精神”感召,去实行精神探索的知识分子个例。但是我们看他走过的曲折道路,看他如何为激情支配、未经理性澄清即着手似是而非的思想活动,最后又看到他一旦面对巨大现实权威,忧祸惧难,矫志伪心,金蝉脱壳……这好像是个人品格问题,但在深处,难道不是我们文化传统的缺陷与不足所致吗?而且,他这例子,也恰恰令人震惊于,一个自视为坚信“五四精神”的人,如果衡以“科学”和“民主”意识,只堪言得其皮毛。姑且只说“科学”,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什么?客观、理性、逻辑、唯实、独立;知一分事,说一分话,增则肥,减则瘦……科学的这些基本立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能从内心遵守、何时何地都不弃不离的,迄今依然寥寥。”
   
“反复”——主观也吧,客观也好,总之,舒芜是“专制主义”酿出的悲剧。这已经是悲天悯人宽大为怀了。
   
“专制主义”终结之后,为主流话语颂扬不尽,成为士林风范的巴金和季羡林两位大师,何尝不也是一种“反复”——亦不过内容与方向相反耳。
进入新中国,季先生一直“与时俱进”,不光加入中共,而且文革中也参加造反,1976年也曾写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白纸黑字,批判“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的“奇谈怪论”,称颂“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23年后,对同一话题,他却发出如下的议论:
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的阶层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渚岸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晚年之所以不世而出,说白了还是因为政治——“觉今是而昨非”是关键,他是颠覆专制主义需要的一面旗帜。与巴金一样。
   
   
“舒芜所完完整整展示的自己的转变过程,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方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独一无二的证词。”这个打通思想的方式,带着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性质。他不是穷尽、反思问题本身的正谬,求理性的确认,而是承认现实,以现实明摆着的什么是最高权威来裁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他当年朦朦胧胧想到的“政治标准高于一切、以政治标准裁定和衡量思想、文化、哲学上一切是非和价值”。这样做,已经放弃了思想者的立场,但利益则是使自己从险境中抽身。”
   
较之舒芜,季老和巴老,难道是不见“功利”、只见“灵魂”真诚和“自由”复归的圣者吗?
探究个案,新中国30年,从张贤亮到章罗,他们的坎坷遭际,无不“并不如烟”,可以令人叹息乃至扼腕。但是,如果宏观地、历史地扫描再稍加思索一下,那感受与结论,往往就是另一回事了。
救亡图存独立解放年代,是“过激主义”一步步领着时代风骚,向左是知识阶层的主流,这个时代是以毛泽东的名字为标志的。毛泽东身后,进入“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年代,一声“批判专制”的口令,知识分子的庞大队伍集体向后转,以远比当年“救亡”更快的速度一往之前,后队变前队,左中右的序列相反,是非美丑的标准颠倒过来了。不甘于按部就班,正如社会上争想“先富”一样,知识阶层中争诉牛棚和竞相忏悔成为风气,这是他们跟上时代与时俱进的基本方式。不是个案,不是个别国家,不是谁人“专制”的个人罪孽,它是一个“全球化”的历史现象——凡是奴隶造反成功的国度,无不是 “专制主义”,“文化专制”,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则索尔仁尼琴的辉煌,诺贝尔奖的靠近,“历史终结”的名声和荣耀,不二法门就在这里。
过去是杨白劳扬眉吐气年代,现在是喜儿该嫁黄世仁年代。
过去时劳工神圣,现在资本是先进文化。
凡是归附前一个年代的,都是“专制主义”下自觉不自觉的悲剧人物,用胡风的话,叫“精神奴役的创伤”。
凡是迷途知返“觉今是而昨非”的,都是回归了“心灵的自由”。
也是“两个凡是”——这就是他们审视知识分子心灵自由的霸权坐标。
看清这一点,才有真正的“心灵自由”,否则,依然会受“心灵煎熬”。
   
“自由知识分子”难道真的是“心灵自由”不见“功利考虑”?
摆脱了“政治”的知识界,他们不光迅速改换门庭依附新皮,其头面人物,更是赤裸裸地帖上了资本家的钱袋,成为独立董事或洋奴买办。“我被准确地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当兵要当美国兵”,“做一夜美国人”“信守不平等条约”等等,都是“心灵自由”的先驱。
主流经济学家的灵魂,早已透明。这里再介绍一个亚主流经济学家的高论。
也是《中华读书报》091111整版刊出一篇专访宏文,题目就十分抢眼:《金融指向的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专访介绍的是《金融的逻辑》一书,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某先生。
其精彩观点撮要如下:
   
陈志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西方国家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它们从拉美掠夺了太多的银子;负债型国家更容易培育出民主、自由和长期的繁荣,政府富有的国家往往压制民主和法制,不利于长期的繁荣;次贷危机并没有导致美国式金融经济的全面崩盘,中国应汲取其教训,但不可因噎废食地停止金融创新.  
我是如此喜欢他的金融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甚至像一首优美的现代诗歌。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金融得以自由发展,仿佛一个个具体的人从此挣脱羁绊,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行走。或者可以这样说,每个人都渴望自由,而现代金融则是我们寻找自由的方法。
进入近代史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命题上,这必然忽略了个人价值的寻找。你知道的,为了国家,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个人可以被牺牲掉。所有的强国运动,成为我们的终极关怀,而个人仅仅是工具,是螺丝钉。
事实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强调一个常识:市场经济真正的价值,不仅仅是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只要每个中国人得到了解放,中国必然因为人的解放得到强盛,而且这种性质的国家强盛,才是最为本质的强盛。  
前几天我在演讲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一8名记者问我,你鼓励年轻人借贷消费,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来花,这样会不会让太多的银行承受太多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增加了。我回答他说,没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要像总理一样思考问题。金融借贷,本身是一种博弈。对个人来说,你能够借到钱,你就赢了一半。银行既然愿意把钱借给你,他有问题是他的问题,个人没有必要把整个银行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
   
在举世为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所困扰的时候,连资产阶级世界都普遍质疑新自由主义之际, “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居然有勇气发出“金融指向的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的高论,主流大报居然拿出整版为之鼓吹——这就是中国“自由知识界”的“心灵自由”!
时下的“心灵自由”,已经是赤裸裸的高额车马费和基金美元。
   
话还回到舒芜。为强调“心灵自由”,《反复》文多剖析舒芜“反复”中迫于形势的“功利”考虑。难道当年舒芜和胡风推出《论主观》就不 “功利”?
   
1943年《新华日报》和《群众》相继发表陈家康和乔冠华的一些文章,在延安整风中受到质疑和批评,《论主观》本是舒芜和胡风为声援这些文章而策划的。因为受到中宣部和南方局的关注,舒胡也颇为踌躇。
舒芜引用了自己3月19日给胡风的复信说道:

陈君的回去,是奉到十二金牌了吧?想必要“面圣朝天”,集体的“奉旨申斥”或亦不可免,甚至像他自己所不幸而言中的“发遣伊犁为民”亦很可能;只是,我希望没有精神上的“风波亭”!   
我现在,头脑里像是充满了血,看不清自己所写的字。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更不是立下什么伟大的决心。是昏然,昏然,绝对的昏然。感想很奇怪:起初看到时觉得出乎意外,后又觉得是必然的,后又在“觉得是必然的”的基础上觉得出于意外,后又在这种“觉得出乎意外”的基础上觉得是必然的,后又……终于就弄成了这样充满了兴奋的昏然,和充满了昏然的兴奋了。
不为陈君而昏,不为十二金牌而昏,也不为可能的“风波亭”而昏,只是为你信中所说的那个“太平天下”而昏。在昏昏之中,不知自己是站在那“太平”的“平”之上呢?还是埋在“平”之下呢?是被埋在那“平”之下的话,将能冲出来呢?还是永被埋着呢?但看现在的昏然,恐怕就是永将被埋着的征兆。于是,我更觉昏然的兴奋,益更觉兴奋的昏然……
“一开始就是反动的”的基督教,教人要“忍受”,然后才可以“进天国”。先前,还在作“遗少”时,就不大相信这个话的,后来“转入”进步阵营,自然更不相信这个话。但现在怎样呢?我将相信它么?不相信它么?为了“进天国”而“忍受”,是不是必要的呢?请你告诉我,如果是必要的,是不是就等于永被埋住呢?并且,是不是就等于永远看风转舵,以得永远的优胜,终于做成“导师”“权威”之类呢?也请告诉我!   
上回听你说,一切文件已送过去“进呈御览”,那么,究竟“圣意如何”?这回的十二金牌,是出自圣意的么?   

这封信的格调很典型,胡风舒芜他们之间议论党内的人和事,态度大率如此,以毛泽东的政治敏锐,当年的判断决非事出无因。“反革命集团”可以平反,但不等于一切都可以颠倒过来。其实,对于右翼来说,胡风也不过是一块打人的石头,借以颠覆“专制主义”罢了,胡风的文艺观就不是他们要肯定的东西,他们要的是胡适和张爱玲。
陈乔文章案,亦不过共产党内的正常批评与自我批评耳,丝毫未影响他们日后的使用,陈家康是中国的首任驻埃及大使,乔冠华更是毛泽东欣赏的国内外驰名的外交家。不带偏见地看,胡舒二位的的心里未免有点阴暗。他们在“遭迫害”之前,心灵并不自由,瞻前顾后,是“戚戚”而非“荡荡”,十分“功利”。
新时期,学界有人将当年陈乔和胡绳等人发表的这几篇文章,提升为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且痛惜该运动的不幸夭折。这一切,放到历史的座标中稍加审视,是非不辩自明。
知识分子的“自由”座标,也该受到质疑了。
0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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