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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岁时的回忆——关于安徽歙县

17岁时的回忆——关于安徽歙县
  
作者:老常

  
  十七岁,未知愁滋味的我去了安徽歙县东乡。
  
  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那年月除了知道陈胜、吴广、张角、宋江这些农民起义(相当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故事外,真不知道历史这东西,更无从去读“方志”之类。只知道一切都是无产阶级创造的,当然包括历史。但又被教育说: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当然也包括历史。
  
  但十七岁的我,开始在那里读到了历史。
  
  有位学医的朋友住在离我20里左右的绩溪。有一次去探望他,从他那里知道了原来绩溪是胡适的家乡。记得在鲁迅的书中读到,三十年代的文化人都以结识胡适为荣,没想到我能一访胡适故里。之后回城探亲向人介绍自己身在何处时便称“胡适的故乡”。但有一次被人嗤之以鼻:“反动文人的摇篮”,讨了个大大的没趣。近些年又听说“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是绩溪人,这是后话。
  
  我住的地方叫桂林,虽不如广西桂林那么知名,却也有山有水。尤其是门前的那条清澈的河叫“练江”,诗人闻捷在诗中唱道:“月下的练江,一条银练…”,令我感慨许久。
  
  练江的两岸是连绵的山丘,沿江北面山间的小路走五、六里,便能见到破残的石人、石马,有人说是明朝不知哪代的皇太子在此游玩时被贼人所杀,收尸时不见了那首级,就配了一个黄金的头,使其完尸安葬于此。但又有说是当年明朝皇帝的老师许国的墓,说许国用欺骗的手段让皇帝恩准他在县城十字街口建了一座“八角牌楼”,上书“先学后臣”,张挂的头衔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既避了僭越的罪名,又得了莫大的荣耀。许国告老还乡后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被当地大侠一刀斫了头去,皇帝为报师恩,铸一赤金头颅葬于墓内。
  
  传说的版本很多,因无暇考证,所以至今也没有弄明白那是太子的墓还是许国的墓。从石人、石马的阵仗看,墓内的主人官职不小,家道殷实,熔些金器、埋个把金疙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墓所在的地方叫“太子山”。
  
  练江在太子山面前折了个弯,再流五里,擦过歙县县城,又流往屯溪(即今日黄山市)。在歙县县城前,有一个十一孔的大桥横跨练江,当地人称“寡妇桥”。传说唐代初年,歙县一个有钱的寡妇(在当今应该称“富婆”,且单身)出资修桥,没想老也修不成,每次刚修好就被水冲垮了。究其原因,原来本应该修一座十一跨的桥,工匠们非把它修成九跨八墩,说超出九墩便是“僭建”,为灭九族之罪。寡妇说:我孤身一人,无九族可灭,凡事有我,但修无妨。
  
  桥成。寡妇被处“点天灯”,以汞掼顶,剥下了整张人皮来。歙县人在桥头建“寡妇庙”二层木构,精巧玲珑,将人皮供于庙内。又将桥名之为“寡妇桥”。但当地又有不少人将寡妇庙称为“太白楼”,说后来唐代大诗人、青莲居士李白登过此楼,并有题诗。可惜我无论是寡妇皮还是李白诗都无缘得见。
  
  每次去歙县县城,必须由住处穿过桂林村,走过桂林大桥,沿练江南岸上公路方能搭上汽车。一日,自县城回来时搭乘了一辆“丰收-35”轮式拖拉机。驾驶员同是知青,很神秘地告诉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他将拖拉机径自驶入桂林村,又步行穿过以当地特有的红色条石铺就的小巷,来到一座破旧的大屋前,门口挂着“桂林小学”的牌子,他叫来一位叫“老汪”的长者。那时已近傍晚。
  
  那是一间像祠堂模样的建筑,剥落的粉皮下见到裸露的水磨青砖,入口处有精细的砖雕文饰,向上拱弯的木梁,门两边的石鼓已经破残,黑漆大门上的门环也已经锈蚀。内外弥漫着一股草木灰的味道。
  
  大屋内采光很差,如通常的徽派建筑一样。几排课桌,墙上几幅用油漆描画得很仔细的毛主席语录。驾驶员很认真地指着头顶上对我说:“你看!”
  
  顶上黑乎乎的,实在看不清东西。
  
  不知何时,老汪手上亮出一支电棒。借那束醒目的光柱我见到一块大匾,写着“状元及第”,落款为“同治某年某某题”。
  
  我惊讶地看着驾驶员,他却兴奋地说:“怎么样?他妈的够‘四旧’了吧!”
  
  这话放在今天不好懂,“四旧”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旧传统的简称,“文革”大规模的兴起就是从“破四旧”开始的。当时的理想是:把一切“古”的、“洋”的都归类与此而毁灭掉,让每个人和整个社会都变成彻底地“无产”,最后实现铲除一切其他阶级,完成世界大同。
  
  老汪将我引到墙边,小心地揭开那被描画得很精致的毛主席语录,一张薄薄的三合板下是完整的石刻,清晰的碑文,被墨水复拓得黑沉沉、光溜溜的石面。可惜当时的我读不懂,但我认真地读,仔细地抚着那石面。可能是这虔诚的态度令老汪感动,他一定要留我们吃饭。
  
  三两八毛钱一斤的地瓜酒下肚,老汪聊开了。
  
  可知这“状元”指的是谁?告诉你:就是洪钧!怎么,没听说过?那听说过赛金花吗?别说人家是婊子,她可是北京城的救命恩人!也是洪钧的老婆!
  
  洪钧祖上是宋朝的名臣,这间学校以前是洪家祠堂,建于宋代。洪钧的父亲守不住这份家业,随朋友到苏州去贩酒。洪钧很小时父亲过世,随母亲流落到山东烟台。洪钧自小读书用功,后来又识多国文字,同治七年中状元,曾跟随李鸿章出访欧洲七国。
  
  赛金花也是一个外语天才,要不然怎么会让洪钧看上,又怎么能跟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沟通,救下了北京城呢!
  
  记得那时听得出神,忘了问赛金花是状元的第几任老婆、桂林村还有没有状元后裔、这牌匾是不是同治爷的亲笔……。但我记得当时老汪在煤油灯下那神圣的风采,记得我们当时那似懂非懂的神态,记得那晚宿在老汪的家,记得那挥之不去的地瓜酒和草木灰的味道。
  
  在练江北岸的一条狭长的盆地上,集中了我们一千多名知青,经常的工作就是“学大寨”。大寨修梯田,我们也修梯田;大寨挖“虎头山”,我们就挖太子山。有时心里也想,没准将个太子或者许国的金头挖出来了也不一定。金头虽然没有挖到,枯骨倒是挖出来不少,有时竟是成排的,也不见有棺木。大家都怀疑是发现了“万人坑”,问及当地的老乡都说不知道,只劝告知青别再到那里学大寨了。
  
  一日,知青们挖到了一个大墓葬,在清出大量白膏泥和泥炭之后,居然起出了一口大棺材,费了老大的劲撬开了棺材盖。据当时站在近边的知青说,开始还见到有红的、蓝的花布,但手一碰就成了灰,再也分不清了。我站得远,没有看见什么,不知是真是假。但那付棺材我是见了,好厚的寿材,还能见到红漆、黑漆。队里书记当天去县城请来了文化馆的头,说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比不上长沙马王堆。最后也劝我们换个地方学大寨。太子山的学大寨运动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当年冬天,知青们学大寨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不知是谁倡议“向水库要粮”,我们又举着红旗上了山。
  
  那欠了我们粮食的水库在太子山的后面,有好大一片水面,有时雨后我还爬到那水库边上去看彩虹,很奇怪,每次竟然都能见到。现在是枯水时节,倒是露出了好多平坦的土地来。倡议者可能觉得浪费了这上好的土地怪可惜的。只见开阔的视野中红旗猎猎、人声鼎沸,倒也壮观。
  
  休息时见到老汪,也没问他为什么会上山,拖了他便一起啃馒头。老汪说了一个故事。
  
  这水库是歙县东乡和南乡唯一的水库。原来放水没有渠口,水库底下有一口管井,以石凿成。井口用一木塞堵住,每年放水时有识水性者下去拔出木塞,人也必须随水冲出管井。这水养活了东乡和南乡的百姓,也令歙县成为安徽省最富足的两大盆地之一。另一块盆地是安庆。歙县古称“徽洲”,原先这里富庶无比,宋朝已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形成“二十里长街”的经济规模。而且这里不象苏州、无锡、安庆或秦淮,从没有歌坊和青楼,读书成风。但这里遭受了两次人祸。一次是宋末方腊到此,一把火烧了二十里长街;另一次是民国年间,南乡的恶霸为独占这水库的水源,找人打造了一把月牙形的刀,水库放水之前将刀插在管井内壁石缝上。那时有一位放水工叫春生,是外乡人,水星极好。每年春生老婆在水库的出水口等着春生与水库的水一起冲出来。那年等到的却是开了膛的春生和一汪血水。
  
  乡亲们将春生葬在太子山,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春生老婆。因为再也找不到如春生这般水性的汉子来放水,东乡和南乡的田地逐渐荒芜。加之两乡为水的械斗不断,每年死伤无数,不知哪年开始瘟疫流行,只见白骨遍野。
  
  听了老汪的故事没有人讲话,老汪也没向人打招呼便径自走了。当晚,老汪讲的故事在知青中流传开来,第二天,没有人再上山。
  
  都是十七、八岁来到这里,只不过有人早来几年,有人晚来几年。离我们这里大概四华里的地方有另一帮知青,还自己设了一个卫生站。有位姓束的女知青当上了卫生员,那时都时兴“赤脚医生”,大家都叫她“小医生”。传说小医生长得很漂亮,那边的知青们说有病去找小医生看一看,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病就好了一半;即使无病去看一看也能防病。听上去那小医生有如天仙下凡一般。其实我特意去看过,并不怎么出众,只是鼻梁是亚洲人中少见的挺拔。尤其是那气质与众不同,据说她出身于上海一户不很出名的资本家家庭,平时常戴一付白手套,大家也很认同,说是卫生站工作的需要。
  
  那次去看小医生用的是什么理由、怎么去的、干什么去的都忘了,只记得她待我很客气。也可能我在当地也算是个“知名人士”。她问我:“有没有听到别人说我有洁癖,因为我常戴着手套?”
  
  我未作答,她接着说:“其实是想保住我的手。我从小学钢琴,以后大概还有机会让我摸琴键的。”
  
  我注意到她那白皙细长的手指十分灵活,还有点神经质。她的嗓音有点甜。
  
  数月后的一个晚上,一知青气喘吁吁地赶来告知:“小医生自杀了!”我即刻与一帮人去了卫生站。路上知道中午与小医生同住的一个女知青声称自己少了十三元钱,这在当时可以过一个月日子的数目,而当时进出过那屋子的只有小医生。当同室的女友在外宣扬自己少了钱时,小医生在屋里没有露面。傍晚收工吃饭时大家没有见到她,想起来去找她时发现她已经喝了卫生站“来苏尔”药水。叫来县卫生院的医生给她洗胃,已经救过来了。
  
  赶到卫生站时,见到门口围满了人,没有人说话,静悄悄的。那小医生同室的女友也在人群当中。我们一群人在她面前停住脚,一起不出声地看这她。她突然恐惧地大叫起来:“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进屋见到小医生,她双手始终捂住自己的脸,问什么话也不回答,白皙细长的手指不断颤抖。
  
  之后听说她的嗓子坏了,偶尔一次在路上见到她,她也是低头而过。第二年,听说因为回城名额被别人挤占,小医生第二次自杀,葬在太子山。
  
  一九七八年上大学离开安徽。在歙县东乡五年,眼见太子山逐渐被知青的新坟占满。其中因病死亡的占了一半,如小医生那样离开人世的占了一半。
  
  一九九七年夏,驾车由安徽铜陵往黄山市,途经歙县弯进了东乡。开过桂林大桥时我又闻到了草木灰的味道,那时已经天擦黑了。在邮政所门前居然有人认出了我,一问原来是老汪的媳妇。见到老汪把嘴张得老大收不回去,我不禁上前拥住了他。老汪也老了!但许多我已经记不起的名字他依然如数家珍,问个没完。老汪开了一间工艺社,生产当地的名品“歙砚”,居然问我能不能掏钱参资,我只能回答大概可以联系个把台商之类的。
  
  老汪已经戒了酒,却一定要我喝一口。临走特意上楼抱了一方用手巾左缠右裹的歙砚来,执意要送给我,关照说这是“苏眉”,歙砚中的极品。
  
  离开东乡已经是深夜,我想着没去再看一眼那洪家祠堂、那石刻、那匾,没去看一眼那太子山实在是遗憾。
  
  车过桂林大桥,景色依旧,月下的练江泛着点点磷光,真是一条银练。
  
  2001-02-09
  
歙县记忆(二)

  
  下放的年代,已是没什么可认真的了。干活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再教育”也就是这样,毫无神秘和兴奋了。
  
  原先有一个知青乐队,经常在场院上吹拉弹唱,围聚起一批老乡。抽起的黄烟(本地的一种土烟丝,用水烟锅抽吸)熏得四周一片香气。老乡的孩子在旁边打闹,影响了演奏的环境,便有知青起身来大声训斥。这样倒也消磨了不少时间,当然也陶冶了某些情操。但是,一次我多事组织了一个音乐会,重新改写了配器,将乐队中那几件简陋的乐器凑合到一起,将几短简单的乐曲整得象模象样。最后还被“安歌”了好几把,因没有新的预备曲目,只得将那数个老曲反复了n次。没想到第二天农场党委宣传部长找来,说我们演奏了“黄色音乐”,是“散毒”,并且具体指出了是“我们象快乐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啊啊哈嘿…”这首曲子(歌名已经不记得,曲调很欢快),要作深刻检查。我们怎么也想不起来如何写这检查。
  
  晚上全体乐队成员(其实是乌合之众,个别还住得很远)被叫到党委会议室,大家埋头听部长训话。突然吹黑管的说:这首曲子在最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放过!部长问大家:你们谁听到过?我们都无法置予可否,因为我们确实没听到过。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放什么音乐大家太熟悉了,就那几首东西成天地反复,老乡的孩子都能唱下来。黑管被责成单独交检查。
  
  第二天晚上,黑管叫上我们几个到党委去。到楼下时他说:“在这里等五分钟再上去”。说话间掏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调到短波,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一短文稿广播结束后突然响起了我们那么熟悉的“我们象快乐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我们同时向楼上跑去,一边喊:“部长,中央广播了!”
  
  部长开门出来,接过收音机。我们屏住呼吸,与部长一起听完这段短短的乐曲。部长毫无表情,说了大意如下的话:一、宣传工作历来“内外有别”,这是政治的需要。给外国人听的东西怎么你们可以听,甚至还给老乡听?二、你们怎么可以收听短波?有无听过其他电台?如果听过“敌台”,那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最后收起收音机,撂下一句话:“明天找你们谈”。
  
  当时心惊胆战地离开党委那小楼,以后老惦着被找谈话,却老也不谈。乐队却不敢再玩了。
  
  那是玩“弹琴”不成了,接着就玩“谈情”,不然玩什么。当然“谈情”也是认真不得的。
  
  宿舍都是以木架搭建的双层铺,有六人一间,也有八人一间的,但后来都加了倍,男女都吃住在了一起。这样就由玩“谈情”向玩“过日子”过渡,也挺象样的,却没见几个认真的。但这样玩下去却见玩出了下一代,奇怪的是下一代长得都一样:红红的皮肤,皱巴巴的,如刚出生的小老鼠。以后那“小老鼠”竟成了下一代的代名词,见面都说“你家的小老鼠如何如何”、“我家的小老鼠如何如何”。
  
  这群人中也有少数没有玩“谈情”和“过日子”的,侉子就是一个。
  
  侉子是我们这群人中特殊的一个,农机厂锻工。谁也不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河南人,大家便这样叫他。原先这里是劳改农场,侉子小时候在上海要饭,一回抢了路人的一顶帽子,被判劳改。劳改农场建制撤消,侉子留在了这里。
  
  侉子爱喝酒,喝了便要讲自己以前在这里如何与其他劳改犯打架的故事。精彩的是故事中对打架的招数描述得相当仔细,而且的描述都不重复,哪怕侉子喝醉了。现在想来侉子比金大侠还厉害。
  
  侉子也要玩“谈情”。别人给他领来一位要饭的哑巴女,听说还有一个兄弟跟在一起。侉子突然少喝酒了,忙里忙外地伺候哑女,“谈情”没见怎么玩,直接玩开了“过日子”。不到两周,侉子穿扮齐整地领着哑女出去了。第二天晚上回来非要拉我去他屋里喝酒,他说哑女兄弟看不上他,说劳改犯要不得,所以他领着哑女去兄弟处“讲清楚”。“讲”的方法很简单:长凳一张,上置清水一碗,当面放入三萘;旁边横刀一把。侉子给哑女兄弟两条路选择:“文死”拟或“武死”,“文死”即喝了那放了三萘的水,“武死”就将短刀插胸。那日侉子醉得早,没来得及说完哑女兄弟作何选择,也不知道若不选择会有什么结果,以后侉子再也没有提及这事情,好象他玩“谈情”和“过日子”就此结束了,只打铁、喝酒。
  
  忽一日,侉子被公安抓走,说是犯了强奸罪。被奸的是女知青中长得最特殊的,驼背、鸡胸、暴眼、大嘴,完全是残疾人的倾向。那女知青一直没有机会玩“谈情”或“过日子”,平日也偶尔见她来找侉子,要打把菜刀或晾衣服的叉子等。没想到在玉米地的一场“野合”,侉子成了强奸犯。
  
  侉子被处了极刑,理由是“劳改犯强奸女知青”,罪加数等。那年侉子二十九岁,却不知是“文死”还是“武死”。
  
  2001-02-16?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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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歙县历史上还出过一个名人--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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