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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

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一):法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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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1240人次  编辑:龚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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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摘编是在中央政法委的大力资助下由孙国华教授、李龙教授、公丕祥教授统编完成,其中第一至九章由孙国华、龚刚强编辑、第十至十六章由李龙、李志明编辑、第十七至二十三章由公丕祥、曹也汝编辑,最后由孙国华教授统稿,在此致谢。







一、从物质生活关系来理解法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32~33页,人民出版社1995。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740~741页,人民出版社1995。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发展为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越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越远离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似乎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身的内在根据中,可以说,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的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各该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自身包含自我根据的体系。比较是以共同点为前提的:法学家把所有这些法的体系中的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这样便有了共同点。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一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211~212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38页,人民出版社1995。





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分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

……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109~110页,人民出版社1984。





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已表达得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120~121页,人民出版社1984。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291页注,人民出版社1984。



二、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认识法



可见,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95。





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17页,人民出版社1995。





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95。





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间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起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5。





原来,辩证法根据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已经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9页,人民出版社1995。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一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5页,人民出版社1995。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三、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法



……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95。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733~736页,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135页,人民出版社1984。





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61页,人民出版社1986。  

http://www.jus.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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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二):法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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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1042人次  编辑:龚刚强  



一、法的起源的社会经济根源



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

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4~85页,人民出版社1995。





二、法的起源的社会政治根源



但法的历史表明,在最早的和原始的时代,这些个人的、实际的关系是以最粗鲁的形态直接地表现出来的。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即随着个人利益之发展到阶级利益,法律关系改变了,它们的表现方式也变文明了。它们不再被看作是个人的关系,而被看作是一般的关系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5页, 人民出版社1960。



前面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它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贵族制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融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的,氏族制度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一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169~170页,人民出版社1995。



……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为了维护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一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170~172页,人民出版社1995。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Volksrecht];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一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108页,人民出版社1995。





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00~701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三、法的起源的社会文化根源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一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211页,人民出版社1995。





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一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59页,人民出版社1995。





……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伟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作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一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38页,人民出版社1995。





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所以,希腊人的氏族也绝不再是易洛魁人的那种古老的氏族了,群婚的痕迹正开始显著地消失。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正在产生的私有制就这样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二个缺口是第一个缺口的自然结果:由于在实行父权制以后,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夫所有,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权利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不仅容许少女在氏族内出嫁,而且也规定要这样做。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一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97~98页,人民出版社1995。





但这样一来就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许不属于全阿提卡任何部落并且始终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民的第一步。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Eupatriden即贵族、Geomoren即农民和Demiurgen即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没有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权利上的差别。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新的、悄悄发展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一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108~109页,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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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三):法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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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1142人次  编辑:龚刚强  

一、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



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这些个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使其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这一点之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如同他们的体重不取决于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意志或任性一样。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正是这些互不依赖的个人的自我肯定以及他们自己意志的确立(在这个基础上这种相互关系必然是利己的),才使自我舍弃在法律、法中成为必要,不过,自我舍弃是在个别场合,而利益的自我肯定是在一般场合(因此不是对于他们,而只是“对于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自我伸张才算作是自我舍弃)。对被统治的阶级说来也是如此,法律和国家是否存在,这也不是他们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例如,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末,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此外,当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实现这个意志以前,这个“意志”的产生也只是在于思想家的想像之中。当关系发展到足以实现这种意志的时候,思想家就会认为这种意志纯粹是随心所欲的,因而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77~379页,人民出版社1960。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一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89页,人民出版社1995。





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约写于1851年12月中一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674页,人民出版社1995。





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755页,人民出版社1995。





因此,在1867年的这次英国立法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不被迫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现这些措施时又很不彻底、很不自愿、很少诚意。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42页,人民出版社1972。





任何一个工人一旦熟悉了法律,就会很清楚地看出,这些法律代表的是有产阶级、私有者、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在他们还没有争得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法律的制定和监督法律的执行以前,永远也不能可靠地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境况。

列宁:《论工业法庭》(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84。



而法律又是什么呢?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292页,人民出版社1988。





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一旦发生复辟,原来那些阶级将重新成为统治阶级。普列汉诺夫同志,难道法律能把他们束缚住吗?如果你把这一点想一想,你就会懂得,任何法律都不能限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8年7月5日[1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145页,人民出版社1988。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6页,人民出版社1985。



二、法应该是社会共同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95。





……凡是在法为私人利益制定了法律的地方,它都让私人利益为法制定法律。

……私人利益也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了立法者的宝座就能立法。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942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95。





当然,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

马克思:《关论离婚法草案》(1942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349页,人民出版社1995。





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一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56。





我们大家辛勤劳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一己之利,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福利。可是,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5页,人民出版社1956。





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一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60。





那些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突出的地方正在于:只有他们才发现了“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而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一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276页,人民出版社1960。





个人明天的自我意志是否会觉得自己受到它昨天帮助制定的那些法律的约束,这就要看在这段时期里是否出现了新的情况,个人的利益是否已经改变,以至昨天制定的法律已经不再适合这些改变的利益了。如果这些新的情况侵害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这个阶级一定会改变法律。如果这些新的情况只触犯个别的人,那么这些人的反抗意志当然不会受到大多数人的任何注意。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4页,注释,人民出版社1960。





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7日一1852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0页,人民出版社1995。





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一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95。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本质和外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为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7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三、法的内容是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他的幻想是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幻想差不多的,后者也把法律看作是统治者的意志的一时灵感,因而经常发现法律在世界的“硬邦邦的东西”上碰得头破血流。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79页,人民出版社1960。





但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象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年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1~292页,人民出版社1961。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l一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739页,人民出版社1995。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6页,人民出版社1995。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57页,人民出版社1995。





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么,以前的一切时代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么,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当然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251~253页,人民出版社1995。





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90。





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

……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6月20日),《斯大林文选》(下),520-521页,人民出版社1962。





四、法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



法律不应该逃避说真话的普遍义务。法律负有双重的义务这样做,因为它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理本质不能按法律行事,而法律倒必须按事物的法理本质行事。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942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95。





我们认为,目前莱茵省全体居民,特别是莱茵省法学家的义务,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法的内容上面,免得我们最终只剩下一副空洞的假面具。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942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95。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95。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承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253页,人民出版社1995。



……意志如果是国家的意志,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否则,“意志”一词不过是放空炮而已。

列宁《矛盾的立场》(1917年6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308页,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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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四):法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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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924人次  编辑:龚刚强  



一、归根结底经济对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95。





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21~122页,人民出版社第1版,1958。





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与分配的现实关系,总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或者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的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1)财产,(2)司法、警察等等对财产的保护。对此要极简短地答复一下:

关于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而且以对立的形式即无财产作为前提条件。)历史却表明,共同财产(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那里的共同财产)是原始形式。这种形式还以公社财产形式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末,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

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957年8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5。





……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8l页,人民出版社1995。





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143页,人民出版社1995。





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74。





不过,这个权利本身并不是由出售产生,而只是由出售转移。这个权利在它能被出售以前,必须已经存在;不论是一次出售,还是一系列这样的出售,不断反复的出售,都不能创造这种权利。总之,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关系。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改变外壳的程度,这种权利和一切以它为根据的交易的物质源泉,即一种有经济上和历史上的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4-875页,人民出版社1974。





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不是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的关系吗?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底—最迟5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95。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底—最迟5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305页,人民出版社1995。





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15页,人民出版社1995。





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任何政治措施也不能禁止经济。

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全集》,2版,第28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90。





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内容,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做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相当迅速地发生变革。”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1907年)。《斯大林全集》1卷,291页,人民出版社1953。





……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是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

……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着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

…………

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规律——无论指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一样——也必须这样说。在这里,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所发生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52。



二、法的相对独立性,法对经济的反作用。



……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

恩格斯:《反社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46~447页,人民出版社1995。





……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

恩格斯:《反社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1995。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695~696页,人民出版社1995。





……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01页,人民出版社1995。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它在没有被认识以前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继承法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02~703页,人民出版社1995。





……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05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84—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于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732~733页,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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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五):法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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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872人次  编辑:龚刚强  

一、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



欧洲各国现有的政治制度,都是革命的产物。法制的基础、历史性的法、法制到处被千百次地破坏着或者是整个被抛弃。但是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

《致奥古斯特·倍倍儿》(1884年1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238页,人民出版社1975。





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用日常劳动纪律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

《列宁选集》,3版,第3卷,503页,人民出版社1995。





……事变的客观进程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不是这样或那样地来修订法律和宪法的问题,而是政权问题,实际的权力问题。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

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7月中)。《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309页,人民出版社1987。





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

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90。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列宁:《论两个政权》(1917年4月8日[2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131页,人民出版社1985。





我们知道,7月间批准的这部苏维埃宪法,不是哪个委员会的臆造,不是法学家们的杜撰,也不是对别的宪法的抄袭。世界上没有过我们这样的宪法。这部宪法记载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国际剥削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列宁:《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1918年11月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85。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日和13日[21日和26日]之间)。《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137页,人民出版社1985。





……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革命创举,而法律则应该是它的结果。如果你们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发挥革命劲头,那么,你们将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917年4月28日{5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1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1]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2版,第31卷,94-95页。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像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

列宁:《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发言》(1920年3月3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299~300页,人民出版社1986。





(《凡尔赛条约》——编者注)把125000万人遭受掠夺、奴役、贫困、饥饿和屈居附属地位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列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920年7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86。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能立刻颁布一项法律。我们决议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完全是法律,——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列宁全集》第41卷64页,人民出版社1986。





政府的全部工作——顺便说一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举行的这次常会上也如此——是要把叫作新经济政策的东西以法律形式最牢固地固定下来,以排除任何偏离这种政策的可能性。

列宁:《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M.法尔布曼问》,(1922年10月2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242页,人民出版社1987。





这样,新宪法草案是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结。所以,它是把事实上已经获得的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手续固定下来。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年11月)。《斯大林文选》(上),90页,人民出版社1962。





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

考茨基根据恩格斯意见而写成:《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11月-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67—568页,人民出版社1965。



二、法与政治文明



(1)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

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革命派对市民社会的态度。一切因素都具有双重形式,有市民的因素,也有国家的因素。

(2)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

自由、平等和统一。人民主权。

(3)国家和市民社会。

(4)代议制国家和宪章。

立宪的代议制国家,民主的代议制国家。

(5)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

(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

(7)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

(8’)司法权力和法。

(8”)民族和人民。

(9’)政党。

(9”)选举权,为消灭[Auf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

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1944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79。





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95。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

……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的。如果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19年6月18—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1—412页,人民出版社1995。





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2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必须要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的)和立宪的会议。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就肯定了的。可是,这个决议并不以此为限。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单是把代表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会议拥有“立”的权力和力量。考虑到这一点,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不以“立宪会议”这个形式上的口号为限,而是补充了唯一能保证这个会议真正执行它的任务的物质条件。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534~535页,人民出版社1995。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烈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2版,第31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85。





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者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创立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95。





最后,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

列宁:《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1922年3月2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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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者注: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3版《列宁选集》第3卷,将这句话翻译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我们认为,这个译文更准确一些。俄文ηpaвo既有 “法”也有“权利”的意思,需要视具体语境来确定。此处的ηpaвo显然是指体现在法律规范中的,即客观意义上的,过去曾译为“法权”,现在改译为“法”。这里列宁实际上是强调了法与国家机构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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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六):法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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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895人次  编辑:龚刚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一1846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95。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

……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100页,人民出版社1995。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05页,人民出版社1995。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页,人民出版社1995。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284页,人民出版社1995。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说来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03~704页,人民出版社1995。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285页,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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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七):法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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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931人次  编辑:龚刚强  

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这里像通常一样,关于这些思想家应当指出,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60。





如果不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议论道德和法的问题。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54页,人民出版社1995。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

因此,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34~435页,人民出版社1995。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只要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在支撑着,那他们总是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愚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314页,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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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八):法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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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841人次  编辑:龚刚强  

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517页,人民出版社2002。





当基督教想自命是科学时,它的形式就是神学。神学的实质,特别在当代,就是调和和掩盖绝对的对立。

恩格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2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535页,人民出版社2005。





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

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95。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籍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中—12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5。





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因为在国家中,人——虽然是以有限的方式,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领域内——是作为类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动的;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它已经不再是共同性的本质,而是差别的本质。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174页,人民出版社2002。





所谓基督教国家需要基督教。是为了充实自己而成为国家。民主制国家,真正的国家则不需要宗教从政治上充实自己。确切地说,它可以撇开宗教,因为它已经用世俗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而所谓基督教国家则相反,既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176页,人民出版社2002。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

显然,这种情况下,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全面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和政治的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了有可能触犯当时的社会关系,就必须抹掉笼罩在这些关系上的灵光圈。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一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482页,人民出版社1998。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95。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为人们对这种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继续存在,只要人们还处在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之下。……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66~668页,人民出版社1995。





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人民出版社1971。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出现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产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不知道对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该怎么办。由于十分相似的原因,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3~224页,人民出版社1995。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上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

…………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253~257页,人民出版社1995。





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8~459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拥有封建领地的教会是各国之间的真正联系;封建的教会组织利用宗教把世俗的封建国家制度神圣化;而且,僧侣又是唯一的受过教育的阶级。因此,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

……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

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意见而写成:《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11月-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5~546页,人民出版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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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九):法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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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810人次  编辑:龚刚强  

一、习惯和法使生产方式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



在实施普通法律的时候,合理的习惯法不过是制定法所认可的习惯,因为法并不因为已被确认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但是它不再仅仅是习惯。对于一个守法者来说,法已成为他自己的习惯;而违法者则被迫守法,纵然法并不是他的习惯。法不再取决于偶然性,即不再取决于习惯是否合理;恰恰相反,习惯所以成为合理的,是因为法已变成法律,习惯已成为国家的习惯。

因此,习惯法作为和制定法同时存在的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在法和法律并存,而习惯是制定法的预先实现的场合才是合理的。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942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第249—250页,人民出版社,1995。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一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211页,人民出版社1995。





……很清楚,在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所借以建立的自然形成的不发达的状态中,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很清楚,在这里,并且到处都一样,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撇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说,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产生;并且,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末,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下),893~894页,人民出版社1974。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都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95。





希腊人、罗马人、希伯来人的最初的法律——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后――主要只是把他们前代体现在习惯和习俗中的经验的成果变为法律条文。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史〉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89-390页,人民出版社1985。



二、传统和习惯的作用



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法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法表述出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普遍的东西。而在没有这些法的地方,它们也不去加以制定。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上),250页,人民出版社1995。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磨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约写于1851年12月中一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6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三、法对习惯的改造作用



既然人们的意识、人们的风俗习惯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既然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的不适用是决定于经济内容的,那就很明显,我们应当促进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以便使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其政治制度也随之根本改变过来。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1907年)。《斯大林全集》1卷,293-294页,人民出版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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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十):法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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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869人次  编辑:龚刚强  

一、法的社会公共职能与政治统治职能的辩证统一
“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一切由社会属性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特殊职能。”

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431—432页。



“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性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523页。



“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不断得到加强。”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526页。



“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证国家政权吗?》,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296页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78页。



二、法的职能取决于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
“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象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292页。



“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的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动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755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相类似的社会职能能保留下来?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即使是把‘人民’和‘国家’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31页。



“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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