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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二十一):法的实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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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1545人次  编辑:龚刚强  



一、法律重要的不在于写在纸上,而在于由谁执行



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东西,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21页。



法律只是作为命令才起预防作用。法律只是在受到践踏时才成为实际有效的法律,因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6页。



价值是财产的民事存在的形式,是使财产最初获得社会意义和可转让性的逻辑术语。显然,这种由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得出的客观规定,也应该成为惩罚的客观的和本质的规定。――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7页。



这一形势的外壳和外部表现,一方面是布列斯特条约,另一方面是关于中立国的惯例和法律。…

他们知道,在激化了的国际冲突面前,条约有多大价值,法律有多大价值,――统统不过是一纸空文。——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309页



我们已经用法令规定的事情还远没有充分实现,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成为法令的改造原则。

仅靠一些法令是不够的,必须有切实的办法。

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必须建立另一种组织,使所有已经颁布的法令不致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要使这些法令能够贯彻实施。——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211页。



实际生活和革命使立宪会议退居次要地位。法律重要的不在于写在纸上,而在于由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了,但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只有实际上已经成熟的东西…——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110页。



如果这样的法律和条例施行起来,如果工人熟悉了它们,并在和当局的冲突中认清了法律怎样压迫他们,工人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自由的地位,他们就会懂得,只是贫困才迫使他们去替夫人做工,才迫使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繁重劳动的微薄代价。他们就会懂得,政府及官员是袒护厂主的,而制定的法律也是便于老板压榨工人的。

最后,工人将认识到,只要工人对资本家的以来关系还存在,法律就根本不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因为法律总是偏袒厂主资本家的,因为厂主总是会想出一些诡计来规避法律的。——列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4页。



.任何一个工人一旦熟悉法律,就会很清楚地看出,这些法律代表的是有产阶级、私有者、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在他们还没有正取得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法律的制定和监督法律的执行以前,永远也不能可靠地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境况。——列宁:《工业法庭法》,《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页。



民主的组织原则,其最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行国家的法律。但决不能由此选出结论说,在正面的问题上可以容许有丝毫的混乱或无秩序现象: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由谁来负责一定的执行的职能,负责执行一定的命令,在一段时间内负责领导整个劳动的一定过程。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举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列宁:《〈苏维埃当前的任务〉一文初稿》,《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43页。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这就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1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本身,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过渡,就必须按照能够真正保证专政的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和方法,来准备改造国家机关。……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群众本身对国家机关的经常和积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到管理机关中来,不建立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最“下层”的直接联系,要得到群众积极的和不断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斯大林:《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3-134页。



无产阶级专政有其各个时期,各种特别形式和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国内战争时期最明显的是战争的暴力方面。可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不进行任何建设工作。不进行建设工作就无法进行国内战争。反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和平工作、组织工作、文化工作、革命法制等等。可是同样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建设时期专政的暴力方面已经消失或可能消失。现在,在建设时期中,也像在国内战争时期一样,镇压机关、军队和其它组织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机关,专政就不可能有稍微有保证地进行建设工作。不应忘记,革命暂时还只是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应忘记,既然还有资本主义包围,也就有武装干涉的危险的由这危险产生的一切后果。----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32页。



“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列宁)。在这个意义上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然而决不能把这一点了解为党是越过国家政权,无须国家政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了解为党是越过苏维埃,不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的。这还不是说,可以把党和苏维埃,把党和国家政权看作是一个东西。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个东西。----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页。



“……正如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一样,我们苏维埃制度的基础是公有制。如果说资本家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在当时达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么我们共产党员就更加应当宣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巩固一切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中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容许盗窃侵吞公共财产(不管是国家财产或合作社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放过这种反革命的胡作非为,就是帮助敌人来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我们苏维埃政府不久以前公布关于保护公有制的法律,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这个法律是目前革命法制的基础。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集体农庄庄员的首要职责就是必须极严格地执行这个法律。有人说,目前的革命法制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毫无区别,目前的革命法制是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的恢复。这是完全不对的。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的锋芒主要是指向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现象,指向‘非法的’没收和捐税。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在私有主、个体农民和资本家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的条件下保障了他们财产的安全。而目前的革命法制就完全不同了。目前的革命法制的锋芒不是指向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现象,因为这种现象早已不存在了,而是指向公共经济中的盗贼和暗害分子,指向流氓和侵吞公共财产的人。由此可见,目前的革命法制关心的主要是保障公有制,而不是其他什么事情。因此,为保护公有制而斗争,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给我们规定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进行斗争——这就是党的基本任务之一。”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8页



三、仅靠法令是不够的



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4页。



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7页。



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将只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使权威成为必要的种种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6页。



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任何政治措施也不能禁止经济。不管波兰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形式,不管它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还是德国的一部分,不管它是自治区还是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这都不能禁止或消除波兰对帝国主义列强金融资本的依附和后者对波兰企业股票的收买。——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40页。



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就把这些法令照搬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时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照搬到一切边区。《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2版,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131页。



应该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加有力地工作,使常会能够正常地举行,会期应当长一些。常会应当讨论法律草案,有时法律草案没有必要地匆忙提到人民委员会去。最好把这些草案搁置一下,让地方工作人员去仔细考虑,并且对法律的起草人要求得更严格些,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做。《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2页。



加强法制……教会人们靠文化素养为法制而斗争,同时丝毫不忘记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现在的祸患不在于此,而在于有大量违法行为。——《新经济政策和经济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98页。



¼…笼罩着俄国的就是这种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谈论或者考虑法律、法制、宪法以及诸如此类天真的自由派主张,那简直是可笑的,更确切些说,令人可笑,更令人感到…严重!——列宁:《关于民族政策问题》,《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67页。



土地所有权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叫作土地转移。直到现在,无论在法律上或者在“社会的”(甚至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人中间的)舆论中,对我国农民还保持着一种农奴主的看法,认为农民土地的转移是有害的,应当加以禁止或者限制。

在民主派看来,单是有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可以禁止或者阻挠农民—— 一些成年人和有充分权力的公民—— 出卖自己的土地,就是极无耻地侮辱他们。只有在俄国这样的国家,才会对土地转移持有这种态度,因为俄国的所有官吏和大批自由派分子还完全以农奴主的旧眼光来看待受监护的、愚昧的、没有平等权利的 "庄稼汉"。

从经济的观点来看,任何禁止和限制土地转移的做法都有莫大的害处。只要生活还勉强过得去,农民决不会出卖自己的土地。而如果由于贫困或者其他情况 (迁徙、干活的人死亡等等)不得不出卖时,那是任何法律也制止不住的。人们总会规避法律,禁止只会使出卖土地的条件更加恶化。——列宁:《农民土地的转移》,《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383页。



显然,处于这种世界经济环境里的农民就是商品生产者,他们日益依赖市场,以便出卖自己的产品,购买劳动工具和消费品,雇用工人或者自己受雇当工人。在这种情况,既然存在着土地私有制,那么,买卖和抵押土地的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限制这种自由的种种尝试,结果只能是产生一千零一种逃避法律的方法,滋长一千零一种拖拉作风和官吏们死板的形式主义,使农民的境况更加恶化。试图用限制土地自由转移的法律或规章来阻挡世界资本主义,就和试图用枝条编成的篱笆来阻挡火车一样,是件十足的蠢事。维护这种做法也就是维护农奴主的盘剥,维护农村的停滞和腐朽。——列宁:《论左派民粹》,《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62页。



我们关于农民经济的法令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法令或者感到后悔。法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在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些法令是正确的,它们指出道路,号召人们采取实施措施。我们“鼓励联合”,我们是发出指令,这些指令应当经过多次试验,以便找到实行这些指令的最终形式。——《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83页。



关于实行所得税的问题,仅靠一些法令是不够的,必须有切实的办法和经验。——列宁:《所得税和财产税》,《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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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二十二):法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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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1958人次  编辑:龚刚强  

一、必须对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进行切实有效而不是有名无实的监督



攻击个另人是不许可的;同样,攻击阶级、一般的东西和法人他都是不许可的。国家既不愿意容忍(这是正确的)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可是通过“或者”这个不显眼的词,一般的东西也归入人身攻击之列。通过“或者”加进了一般的东西,而通过一个小小的“和”字,我们终于看到,原来这里所谈的只是人身攻击。但这就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结果: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报刊对作为个别人组成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的监督。――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25页。



一般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加以惩办――列宁:《新工厂法》《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对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进行切实有效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监督,使它们能够真正及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加紧惩治(如果不加紧惩治,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是头号罪犯),也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加紧惩治。”——列宁:《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28页。



……只要私营工业家违犯这些法令,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就有权对违法者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既然我国私营工业现时是靠承租国有的企业而获得发展的,那么不言而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也应该有而且事实上也有相应的监督权。……同时既然出租的企业是国家财产,只是出租给承租者暂时使用,那么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作为国家政权机关,不仅享有监督权,对承租者是否正确履行合同进行监督,而且还有权监督他们是否正确保管国家财产和合理利用国家财产而不损害国家的利益……——列宁:《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指示和在瓦·伊·雅洪托夫报告上的批注》,《列宁全集》第五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8年10月第2版,第321-322页。



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厂主不执行法律要受什么惩罚,这是不能容忍的不公平,这直接说明了我们的政府想尽量延缓法律的实行,说明了政府不肯严格要求厂主遵守法律。其他国家在很早以前也有过这个情况,政府颁布了工厂法,但是没有规定不执行法律要受什么惩罚。这样的法律实际上根本没有执行,致使一纸空文。因此,其他国家早已把这种制订法律而又不保证其实行的陋习抛弃了。现在俄国政府又重施故技,希望工人不会发觉,但是这种希望是会落空的。只要工人知道了新法令,他们自己就会严格监督法令的执行,绝不允许对它有丝毫违反,法令的要求达不到,就拒绝工作。工人自己的监督要比任何工厂警官的监督更有效些。没有这种监督,法律就不会执行。——列宁:《新工厂法》,《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我们不相信空话和诺言,也不劝别人相信,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议会制共和国的经验告诫我们,纸上的声明不可信。如果你们想实行监督,那就应该实行起来。只要一天时间就足以颁布一项关于这种监督的法律。每个银行的职员委员会、每个工厂的工人委员会、每个政党都有监督的权利。有人会对我们说,这样不行,这是商业秘密,这是神圣的私有财产!好,两条道路随你们选择一条吧。假使你们要保护托拉斯的这一切帐簿和帐单,要保护托拉斯的一切业务,那就用不着空谈什么监督,用不着说什么国家就要灭亡。——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94页。



例如,德国的法律现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方法等等。为也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定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现有的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样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的“下层阶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203页。



关于期票及民事债务的法令草案我不能看了。我认为绝对必须用这个法律充分保障我们国家不仅有彻底检查和监督的权利,而且有根据真正国家的理由予以废止的权利。——列宁:《致德·伊·库尔斯基》,《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281页。



……关于工业合作社的专门法令显然应理解为取消事先检查,而不是取消事后监督的权利。——列宁:《给斯大林的便条和在雅洪托夫报告上的批注》,《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321页。



二、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混合势必导致无可救药的混乱



屈韦特尔先生和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敬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也象其它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样,这个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例如,在君主立宪政体中,立法权和行政权都交错在国王身上;其次,在议院里,立法权是和对行政权的监督交错在一起的等等。――恩格斯:《7月4日的妥协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4-225页。



难道普鲁士真的存在着您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也就是宪法意义上的分权吗?现存的分权难道不是有限的、残缺不全的、适应绝对的官僚君主政体的分权吗? ――恩格斯:《7月4日的妥协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5页。



一方面授予国王以宪法执行机关的权利,另一方面却没有任何法律、任何惯例和任何根本规定,对国王实行一个宪法执行机关所应受的限制。对人民代议机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应当在专制国王统治下起制宪议会的作用! ――马克思:《对民主义主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5-296页。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是执行权与立法权相对立,而且宪法的分权原则根本不适用于普鲁士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国王。”  ――马克思:《对民主义主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6页。



两个最高权力机关的斗争必须用物质力量来解决。――马克思:《对民主义主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6页。



“自由政府”的条件不是权力的分立,而是权力的统一。国家机构不可能过于简单。骗子手耍的花招常常就是使国家机构复杂化,把它弄得莫明其妙。――马克思:《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2页。



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复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无言语的力量对言语的力量的胜利。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宪令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5页。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取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7页



在所有确实实行分权制的国家中,司法权和行政权彼此是完全独立的。比如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势必导致无可救药的混乱,其最糟糕的结果就是有人可能集警察局长、检察官和审判员于一身。但是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行使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恩格斯:《刑法报停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532页。



我们,我们根本反对联邦制,主张民主集中制。——列宁:《致A·卡恩(5月26日)》《列宁全集》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80页



拉达是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农民分掌政权的原则为出发点的。而苏维埃则反对这种分掌政权,主张把全部政权交给人民(不包括资产阶级)。这就是拉达拿自己的“全部政权归城市和地方自治机关”(即人民和资产阶级)的口呈来对抗“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即人民)的口号的原因。----斯大林:《关于乌克兰拉达》,《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页。



三、工农检查院的任务主要不是“捕捉”和“揭发”,而是善于纠正



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中,有一项法令就授权者种非党的代表会议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12页



为了把经济建设置于比较正确的基础上,为了使工农检查院不仅在法令意义上存在,而且能够真正吸收工人群众参加,我们的党是否已经健全起来,官僚主义是否已经被彻底战胜。——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35页。



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查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1934年工农检查院撤销,其职权移交给同年成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416页注释。



“工农检查院的任务,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捕捉”和“揭发”(这是法院的事,工农检查院虽然和法院密切有关,但绝不等同),而是善于纠正。

善于及时地纠正,这才是工农检查院的主要任务。”——列宁:《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50页。



工农检查院不仅要从法制[1]的观点,而且要从适当与否的观点来加以审查。检察长的责任是使任何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一项决定都不同法律抵触,所以检察长有义务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一切不合法律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是检察长无权停止决定的执行,而只是必须采取措施,使整个共和国对法制的理解绝对一致。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多数委员的决定,不仅犯了极大的原则性错误,不仅是根本错误地搬用了“双重”领导的原则,而且会破坏一切建立法制和建立起码文明的工作。

其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估计到地方影响的作用。毫无疑问,我们是生活在无法记的海洋里,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即使不是最严重的障碍,也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列宁:《论双重领导和法制》,《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6页。



最后,我得出结论,主张对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取消它对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这就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不仅妨碍我们坚决实行法制这一基本任务,而且反映了横在劳动者同地方的和中央的苏维埃政权以及俄共中央权力机关之间的最有害的障碍——地方官僚和地方影响的利益和偏见。——列宁:《论双重领导和法制》,《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7页。



因此我建议中央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否决“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机关领导,保留检察机关从地方政权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它们提出异议的权利和义务,但无权停止决议的执行,而只有权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列宁:《论双重领导和法制》,《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8页。



要做到真正的、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监督,报告人认为,应当用充实新生力量的方法来改组现有的国家监察部。必须把现有的各个工人监督机关统一为一个整体,把一切做监督工作的力量都归并到总的国家监察部中去。因此,改组国家监察部的主旨就是使它民主化并接近工农群众。”----斯大林:“关于改组国家监察部”《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23页。



“检查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基本任务有两个。

第一个是检查院的工作人员根据自己检查工作的结果或在检查工作进程中帮助我们在中央和地方执掌政权的同建立最合理的国家财产统计制度,帮助建立合理的报告制度,帮助整顿供给机关、和国时期的机关和战争时期的机关以及经济机关。

这是第一个基本任务。第二个基本任务在于工农检查院在工作进程中要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出能够通晓全部国家机关事务的指导员。同志们,真正管理国家的并不是那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国家或者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不是的。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晓国家执行机关事务和领导这些机关的。如果工人阶级真想掌握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它就当不仅在中央,不仅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而且在贯彻决议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国家。为了达到这个,必须有足够的管理国家的指导干部。工农检查院的基本任务在于吸引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参加自己的工作,培养和训练这些干部。工农检查院应当成为这种工农干部的学校。

由此产生了工农检查院必须采用的工作方法。在革命前的旧时代,监察机关是在国家机关之外的,这是一种我部力量,它对机关进行检查时候,竭力设法找祸首,找罪犯,而且只限于此,这种方法依我说是一种警察式的方法,是一种搜捕犯人的方法,是想使一切报刊都为之喧嚷叫喊的一种耸人听闻的揭露方法。这种方法必须抛到一边去。这不是工农检查院的方法。我们的检查院不应当把它所检查的机关看做别人的机关,而应当看做自己的机关,应当教导它们,应当改进它们。主要的不是要找个别罪犯,而首先是要研究被检查的机关,细心地研究,认真地研究,研究缺点和优点,从而推动这些机关进一步改进工作。如果检查院醉心于警察式的方法,如果它对被检查的吹毛求疵,如果它专找岔子,如果它注意表面现象,而把主要缺点势开不管,那就是最糟糕最不能容忍的了。

工农检查院的工作方法应该是揭露主要的缺点。我知道,工农检查院走这条道路是很困难的,这种方法时常会引起被检查机关的一些工人员的不满。我知道,工农检查院的最忠诚的工作人员时常被某些肆行妄为的官吏以及某些附和这些官吏的共产党员所憎恨。但是工农检查院不应当怕这个。它应该遵循一个基本训条:不憐惜个别人物,不管他们身居什么职位,憐惜的只是事业,只是事业的利益。

这是一个很困难而极须慎重执行的任务。它要求工作人员要有很大的坚毅精神和高度的纯洁,无可非难的纯洁,可奄的是,我必须指出,在我们莫斯科,在对某些机关所进行的一些实际检查的进程中,监社会地位员本身是不称职的。我必须声明,人民委员部对这些人将毫不留情。人民委员部将要求严惩这些人,因为他们玷污了工农检院工作人员的荣誉。既然工农检查院担负着纠正我们各机关的缺点和帮助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前进和改进的崇高任务,既然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是不憐惜任何人,只憐惜事业的利益,那末很明显,工农检院的工作人员本败德辱行不必须是纯洁的,无可非难的,大公无私的,为使他们能够不权有形式上的权利,而且有道义上的权利来检查别人,教导别人,这是绝对必要的。”----斯大林:《在全俄工农检查院负责工作人员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3-326页。



“为改善国家机关而斗争。代表机关在国家机关问题上花的时间很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同国家机关的缺点作斗争的报告没有讨论就批准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也没有讨论就通过了。在我看来,这是由于时间不够,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问题又很多。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党不把国家机关问题看作极重要的问题,那就完全不对了。恰恰相反,国家机关问题是我国整个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国家机关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受贿;是实行节约,还是浪费人民财产;是在工作中弄虚作假,还是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是勤劳者的累赘,还是帮助劳动者的机关;是培植无产阶级的法制思想,还是以否定这个思想的精神腐化人民的意识;是在向过渡到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方向前进,还是向普通资产阶级国家的腐朽官僚制度倒退,---正确地解决这一切问题,对于党和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决定意义。我们的国家机关有很多缺点,机构臃肿,开支浩大,十分之九已经官僚主义化,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又在对党和党的组织施加压力,妨碍我们为改善国家机关而斗争---这些情况是未必可以怀疑的。同时很明显,只要我们的国家机关摆脱了某些主要的缺点,它就会成为无产阶级手中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和改造广大人民阶层的极强大的工具。”----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7-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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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我们认为这里的“法制观点”应译为“法治观点”。列宁实际上讲的是双重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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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原著摘编(二十三):部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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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法理网  发表于2008年9月28日  阅读2249人次  编辑:龚刚强  

一、犯罪行为的实质是不法意图的实现



罪犯在侵害自由时也就是在侵害他自己,这种对自身的侵害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惩罚,而这种惩罚对他来说就是对他的自由的承认。――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5-176页。



可见,捡拾枯枝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对象不同,作用于这些对象的行为也就不同,因而意图也就一定有所不同,试问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而外,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4页。



如果罪行这个概念要求惩罚,那么罪行的现实就要求有一个惩罚的尺度。实际的罪行是有界限的。因此,为了使惩罚成为实际的,惩罚就应该是有界限的,为了使惩罚成为公正的,惩罚就应该受到法的原则的限制。任务就是要使惩罚成为罪行的实际后果。惩罚在罪犯看来应该表现为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因而表现为他自己的行为。所以,他受惩罚的界限应该是他的行为的界限。犯法的一定内容就是一定罪行的界限。因此,衡量这一内容的尺度就是衡量罪行的尺度。对于财产来说,这种尺度就是它的价值。――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7页。



残酷是怯懦所制定的法律的特征,因为怯懦只有变成残酷时才能有所作为。私人利益总是怯懦的,因为那种随时可能遭到劫夺和损害的身外之物,就是死人利益的心和灵魂。――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5-256页。



惩罚本身作为法的恢复,本来应该不同于价值的赔偿和损失的补偿,不同于私有财产的恢复;但是,现在惩罚由公众的惩罚变成对私人的赔偿了;罚款并未归入国库,而是落入林木占有者的私囊。――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5页。



“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是对物质的林木侵犯,而是对林木的国家神经即财产权本身,是不法意图的实现。”――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6页。



凡是稍微熟悉犯罪统计的人都会看出,犯罪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年年增长着,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工厂制度流行的结果就是犯罪数量到处都在增加。我们能够相当精确地预计一个大城市或者整个地区每年会发生的逮捕、刑事犯罪,以至凶杀、抢劫、偷窃等事件的数字,在英国就常常是这样。――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3-624页。



二、应当消灭犯罪的反社会根源



竞争贯串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的状况。竞争是一部强大的机器,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衰朽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的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紧张一次,同时就吞噬掉一部分日益衰弱的力量。竞争不但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发展。……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给来满足;它证明由于一些人被逮捕、放逐或处死所形成的空隙,立刻就会有其他的人来补充,正如人口一减少立刻就会有新来的人来补充一样;换句话说,它证明了犯罪威胁着惩罚手段,正如人口威胁着就业手段一样。――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3-624页。



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0页。



“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5页。



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6页。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1-502页。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167页。



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9页。



他指出,要求公民不仅在外表上,而且从内心里服从法律是荒谬的。这种要求意味着,仅仅是某种意图和公开说出这种意图,就被认定是犯罪,犯罪者就可以被宣布为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这种要求表明,资产阶级的一切法律观点在德国被践踏到何种地步——诚然,在那里只有资产阶级反对派才会承认这些法律观点;实际上,经常起作用的是警察国家的无法制状态,而这种在其他国家只能以隐蔽的形式出现,并被看作是一种暴力行动(当然,爱尔兰除外)。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6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3-464页。



二、婚姻不能听从结婚者的任性



婚姻不能听从结婚者的任性,相反,结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83页。



正像在自然界中,当某种存在物完全不再符合自己的使命时,解体和死亡自然就会到来;正像世界历史会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已完全同国家观念相矛盾,以致不值得继续存在一样,一个国家也要决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现存的婚姻不再成其为婚姻。――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84页。



在离婚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请读者回忆一下,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是罗莎·卢森堡。她提出了一个完全合理的见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集中派要维护国内(州或边疆区等等)的自治,就必须坚持由全国政权即全国国会决定重大国务问题,关于离婚的立法就属于这样的问题。离婚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谁现在不要求充分的离婚自由,谁就不配作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被压迫的女性就会惨遭蹂躏,—— 虽然不难理解,承认有离开丈夫的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离开丈夫!——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65-166页。



三、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



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7页。



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土地、原料、机器等私有制为基础的。这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4页。



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5页。



“如果工人阶级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继承权,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剥夺了,因为剥夺是一种简单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1页。



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起点应该是: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创造条件。” ――《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2页。



据我个人看,事情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对于英国的法律问题,最好不要寄希望于健全的人的理性。不过这一次,正象一位律师说的,法律同健全的理性是一致的:德国公司的一个股东退出德国公司,绝不能涉及他在英国的公司,而英国公司也无权干预此事。另一方面,英国公司的任何一个股东,如果没有得到本企业其他股东的同意,在期满以前不得任意退出。――《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92-193页。



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法律上的男女不平等已经完全取消了。苏维埃政权彻底消灭婚姻法和家庭法上的特别可耻、卑鄙、伪善的不平等,消除了在对子女关系上的不平等。——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381页。



但是资本主义连形式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饱食者的挨饿者、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平等”)也不能彻底做到。这种不彻底性的最鲜明的表现之一,就是男女间的权利不平等。权利的完全平等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甚至在最共和、最民主、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里,也是不曾有过的。——列宁《迎接国际劳动妇女节》,《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03页



我们的法律在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一切使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东西。但是,问题不在于法律。这项关于婚姻完全自由的法律在我们城市和工厂实行得很好,而在农村则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在那里,到教堂结婚至今还很盛行。这是受了神父的影响,同这种坏现象作斗争比同旧法律作斗争更困难。——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80页



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司法人民委员部在“随波逐流”,这种情况我看得出来。可是它是应当同潮流作斗争的。不要因袭(确切地说,不要被那些昏庸的资产阶级旧法学家所愚弄,他们总是因袭)陈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法概念,而要创造新的。不要受“因职责关系”沿用“适合欧洲”的行动方式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影响,而要同这种行动方式作斗争,制定新的民法,确定对“私人”契约的新的态度,等等。——列宁《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26-427页。



立即成立一个由三名确能正确理解这项工作并提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的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在短期内向政治局提出修改和补充草案。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定为: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事后监督)并废除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这一方面来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不要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照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对它作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得妨碍经济或商业工作。——列宁:《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0-431页。



关于民法典,……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1)司法人民委员应当紧紧盯住并亲自检查:民法典的每个重要部门都由谁负责。(2)西欧各国文献中和经验中所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一定要吸收进来。(3)但不能仅限于此(这是最重要的)。不要盲目地跟着外交人民委员部走。不要迎合“欧洲”,而要在加强国家对司法关系和民事案件的干预方面有所突破。……不能放过扩大国家对“民事”关系的干预的任何一点可能。——列宁:《给库尔斯基的信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44页。



所有文明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典都维护签订仲裁法庭协议的自由,维护仲裁法庭的一切无疑是合乎规定的裁决的合法性,不容许一般法官讨论仲裁人的裁决。——列宁:《致乔·迪科·德拉埃》,《列宁全集》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97页



由此可见,首要的事实存在仲裁协议——已被证实;至于民法,它完全不会干预仲裁协议的内容,干预问题的实质以及仲裁人原有的动机(道义的,政治的等等),——民法所要保障的是遵守形式上规定了的义务:——列宁:《致乔·迪科·德拉埃(1912年6月10日》,《列宁全集》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04页



关于仲裁协议的内容问题,法庭完全无权涉及。民法只从纯形式方面保护仲裁法庭的程序,并保障形式上合乎规定的仲裁法庭裁决必须得到履行。如果说形式上合乎规定的仲裁法庭裁决对民事法庭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形式上不合乎规定的仲裁法庭裁决则是无效的!——列宁:《致A·卡恩(1913年5月26日)》,《列宁全集》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81页



四、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工人阶级获得最后解放的第一步



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恩格斯:《〈为民主周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67—368页。



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这是使工人阶级增强智力和体力并且获得最后解放的第一步。 ――《卡·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589页。



至于谈到工厂法——工人阶级得到的有发展和活动余地的最初条件,——我要求国家把它作为强制性的法律,这不仅是要约束工厂主,而且也是要约束工人自身(在第542页注52中,我指出了女工对缩短开工时间的抗拒)。其实,如果迈耶尔先生能付出欧文那样的精力,他一定可以打破这种抗拒。个别工厂主(且不谈他企图影响立法这一点)在这方面能做的事不多,关于这点,我在第243页上也谈到:“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等等,还有同一页上的注114。尽管这样,个别工厂主也能做一些事情,象菲尔登、欧文等这样一些工厂主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然,他们的主要活动应当具有公开的性质。至于说到亚尔萨斯的多耳富斯家族,那完全是一伙骗子,他们通过订立合同条款使工人同他们建立一种舒适的而又对雇主极其有利的奴隶关系。他们在巴黎的各报上已受到应有的揭发,也正因为如此,不久以前,多耳富斯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在立法团提出并硬要通过一项最下流的出版法条文,即“私生活应予严加保护。――《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529页。



……强制性立法最初始于爱德华三世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了工作日的长度(同时试图把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其精神同现代的工厂法恰好相反。前一种立法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成时期相适应,那时这种生产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后一种立法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期,这时这一生产方式已扫清了它的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并造成了“自然规律”自由发挥作用的条件。前一种立法就工作日作出规定,旨在依靠不受经济规律制约的强制手段迫使工人每天完成一定量劳动;这是对付工人阶级的所谓“怠惰和偷懒”的法律。相反地,后一种立法,即禁止过度劳动的法律,是对经济规律的“自然作用”的侵犯。前一种法律同后一种法律的相反的性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行强制劳动的方法的特征:一种法律实行强制劳动,另一种法律则强制限制工作日。――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111-112页。



由此可见,由业主和工人双方选出人数相等的代表组成的工业法庭,对工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工人有许多好处。这种法庭比普通法庭对工人更方便;工业法庭的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要少些;工业法庭的审判员了解工厂生活条件,做出的判决比较公正;工业法庭可以使工厂生活和工人生活公之于世;工业法庭可以使厂主习惯于有礼貌地对待工人并以平等的身份同工人进行正常的谈判。正因为这样,所以欧洲各国工人都要求设立工业法庭,不仅要求为工厂工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已经有了这种法庭),而且为在家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家庭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设立这种法庭。政府委任的一切官吏(法官也好,工厂视察员也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这种有个人亲自参加的机构。——列宁:《工业法庭法》,《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



苏维埃政权经过立法手续实行了并在《劳动法典》中明文规定了: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日最长为8个小时,对未满18岁者,对在特别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工作的人,以及在地下工作的矿工,工作日不能超过6小时;所有劳动者每周都就应有42小时的连续休息;作为能通例,禁止加班加点;禁止使用童工及未满16岁的少年;禁止一切女工和未满18岁的男工做夜工、或在特别有害健康的部门中做工以及加班加点;妇女产前产后各给假8周,工资照付,医疗服药均予免费;并让哺乳的女工每隔三小时有一次至少半小时的喂奶时间,发给哺乳的母亲额外补助金;由工会委员会选出劳动检查和卫生检查组织。

苏维埃政权通过立法手续对于一切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者实行了充分的社会保障,凡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世界上破天荒第一次――遭到失业的人,都由雇佣者和国家给予生活保障。同时这一工作完全由被保障都自行管理,并有工会的广泛参加。——《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22页



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不小的,尽管乍看起来也许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觉得这些工作并不那么重要。拿你们通过的第一部法典即劳动法典来说吧。在各国都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牢固确立劳动立法原则(例如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典,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大成就。当然,可以对这个法典提出这样那样的更大的希望。但是我认为这种希望是不适当的。——列宁:《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244页。



工厂立法”正是这样一种新手段。

这样,沙皇政府既不放弃旧的手段,同时又想利用“工厂立法”说,就是说,想依靠皮鞭和法令来解决“迫切的工人问题”。它想用各种诺言,如縮短工作日,保护童工和女工的劳动,改善卫生条件,施行工人保险,废除罚款制以及诸如此类的福利的诺言,来博得落后工人的信任,从而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沙皇政府清楚地知道,这种“活动”对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因为在目前,十月总罢工已把各部门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摧毁了反动势力的根基,将来的总罢工可能变成武装斗争而把旧制度推翻,所以反动派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在工人阵营中造成混乱,赢得落后工人的信任并把他们引诱到自己方面去。----斯大林:《“工厂立法”和无产阶级斗争》,《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5页。



    然而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能利用此类法令。反动派颁布“工厂法”时,固然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压制无产阶级,但是实际生活却步步破坏他们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一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文夹进法令中去。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一项“工厂法”的出现,都不会是没有原因,没有斗争的;在工人还没有起来斗争以前,在政府还没有感到必须满足工人的要求以前,政府决不会颁任何“工厂法”。历史表明每一“工厂法”颁布以前都发生过局部罢或总罢工。一八八二年六月的法令(关于童工僱佣制、童工工作时间和施行工厂监督的法令)是同年在纳尔瓦、皮尔姆、彼得堡、日尔多夫发生罢工以后颁布的。一八八六年六月、十月颁布的几项法令(关于罚款、工资计算簿等等)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间中部地区罢工的直接结果。一八九七年六月的法令(关于縮短工作日)是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间彼得堡罢工以后颁布的。一九0三年的法令(关于“企业主责任”和“厂内工头”的法令)都是同年“南方罢工”的直接结果。最后,一九0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法令(关于缩短工作日以及关于店员、办事员和手工业者星期日休息的法令)也是本年俄国各地六、七两月罢工的直接结果。

由此可见,每一“工厂法”颁布以前都发生过群众运动,群众终于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即使不是全部的满足,至少也是部分的满足。因此非常明显,无论“工厂法”怎样坏,其中总有一些条文可以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加强自己的斗争上。不用证明,无产阶级应当抓住这些条文,利用它们作工具来更加巩固自己的组织,比先前更有力地发动无产阶级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倍倍尔说得对:“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斯大林:《“工厂立法”和无产阶级斗争》,《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7页



四、任何禁止和限制土地转移的做法都有莫大的害处



政府拟订了一个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制法律的新草案。这是为了要急速 "限制" 独立农庄和独立田庄的土地 "分散"。地主想"保护小土地所有制",防止土地过于分散、零碎和变成小块。

这个法律的实质就是禁止农民的中等规模的地块,即独立农庄和独立田庄的土地分散。这样的地块无论是出卖或继承都必须归一人单独所有。其他继承人则按照地主土地规划委员会的估价领取现金 "偿付"。

偿付的钱是用土地作为抵押,以特别优惠的条件,由农民银行支付的。中等规模的地块(不可分割的地块)的面积则按照1861年关于法定份地的农奴制法令来确定。

这个法律草案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地主想为农民资产阶级建立一种享有特权的、不受资本主义侵犯的土地所有制。地主感到自己的特权和自己的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已在动摇,因此竭力想把农民资产阶级中为数极少但最富裕的阶层争取过去。地主对富农和财主说:我把我的特权分给你们一小部分,我帮助你们靠破产的农民群众发财致富,而你们要保护我不受这群人的侵犯,你们要成为社会秩序的支柱。这就是新法律草案的阶级含义。——列宁《土地“改革”的新措施》,《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429页。



其次,我来谈谈你们所通过的土地法典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你们都知道,与任何法律不同,我们的法律在著名的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立即提出了土地条例,这个条例在技术上,也许还在法律上,是很不完善的,但是它把农民所绝对必需的、能够保证农民同工人的联盟的一切主要东西,都规定下来了。——列宁:《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245页。



土地所有权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叫作土地转移。直到现在,无论在法律上或者在"社会的"(甚至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人中间的)舆论中,对我国农民还保持着一种农奴主的看法,认为农民土地的转移是有害的,应当加以禁止或者限制。

在民主派看来,单是有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可以禁止或者阻挠农民—— 一些成年人和有充分权力的公民—— 出卖自己的土地,就是极无耻地侮辱他们。只有在俄国这样的国家,才会对土地转移持有这种态度,因为俄国的所有官吏和大批自由派分子还完全以农奴主的旧眼光来看待受监护的、愚昧的、没有平等权利的 "庄稼汉"。

从经济的观点来看,任何禁止和限制土地转移的做法都有莫大的害处。只要生活还勉强过得去,农民决不会出卖自己的土地。而如果由于贫困或者其他情况 (迁徙、干活的人死亡等等)不得不出卖时,那是任何法律也制止不住的。人们总会规避法律,禁止只会使出卖土地的条件更加恶化。——列宁:《农民土地的转移》,《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383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的农业问题法案(我希望你们会一致通过这一法案,当然在通过时一定会作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奠定适当的基础。只有当我们征服了多数农民并且吸引他们参加这一事业的时候,农民问题法案才能象我们的政策那样巩固。——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文献》,《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145页。



命令,或者确切些说,指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次常会的共产党党团在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具体化时,也就是说在把这一决定变成新的较为详细的法律时,要尽可能慎重,以免因不得当的干涉而妨碍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29页。



其次,我来谈谈你们所通过的土地法典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你们都知道,与任何法律不同,我们的法律在著名的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立即提出了土地条例,这个条例在技术上,也许还在法律上,是很不完善的,但是它把农民所绝对必需的、能够保证农民同工人的联盟的一切主要东西,都规定下来了。——列宁:《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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