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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有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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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默波: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起程
——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高默波

本文载北岛、李陀编《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什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什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单身者,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什么,为什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1973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1973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什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艳。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艳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艳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艳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

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1969~1972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京剧专业者,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出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分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分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得到很多年轻人的羡慕。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里,这种公共交流给年轻人带来了无比的欢乐。




1968年9月14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1968年10月5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光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但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

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什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斑点和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和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对我来说,她是那么的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了初中老师。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如此就心满意足了好一阵子。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经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个道地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此也没人有什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上学,一天要来回六趟:早上去早读然后回家吃早饭,然后去上上午的课,中饭回家吃完午饭后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再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子们着实是种折磨,再加上其他的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读,失学现象十分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返乡不久就被选任为本村小学的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我这样的老师没有工资,而是用上课来挣工分,而且农忙的时候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所以就称为“赤脚老师”。

在我任教的两年里,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一、二年级学生人数的急剧增加,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人数也直线上升,于是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收中学生了,我也因此被“提拔”到中心小学去教初一和初二的数学。实际上,那些内容我自己也没学过,只能边学边教。虽然只是个“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比他们更高年级的课,但我却乐在其中,更不会考虑什么公平不公平。

所以,虽然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了。这固然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但同时也说明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是简单的害人和被害。我自己可以说是文革的受害者,也可以说是受益者。这些事,当时想想挺孤独和失落的,现在却只觉得惆怅。

有时想起高家村来,竟会莫名奇妙地满眶泪水。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农村孩子有些格格不入,很多时候,我都用读书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一直到后来我开始教书,还硬着头皮啃能找到的哲学书,大多时候半懂不懂,有时看得都犯困了,但还是那样坚持下去,仿佛是种排斥环境、保护自己的本能。这样的生活,一直到后来被推荐去读大学。

上大学,我是先搭车去县城,然后坐班车去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这样辗转了几天。我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一只旧木箱,一头挑着一床有补丁的被单,就这样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本来就是座漂亮的花园城市,座落在海滩上,宽敞的校园大道和幽静的小径都是柏油或是花岗岩石铺就的,干净而美丽。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了天堂。

虽然是乡巴佬,倒也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那年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的时候,感觉出这重身份的被轻鄙。瞧不起我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所谓的同胞,百货商店里那些穿着时髦、皮肤净白的上海姑娘,她们的眼神和姿态都在告诉我:不会说上海话,一看就是个乡巴佬,还敢进来逛,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虽然当时的伙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差得不能再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片肥肉,有时会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几乎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会买,就给大学生吃,因为是免费的。但对我来说,这样的伙食已经够好了,每个月的免费定量常不够吃,女同学总是把她们的饭票让给我。

虽说是工农兵学员,但从我们1973年那一届来看,真正的农村人就我一个。大部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其中上海人最多,大多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大学的。他们很多是工人家庭出身,去了农村后,既工又农,说他们是工农学员也有道理。至于兵学员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学外语的很多学生是从部队来的,大多是高级军官的孩子。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就入伍,大学吸收工农兵学员时他们就上大学,不少人养尊处优,缺乏学习的动机。比如从福州军区来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这些人来往,人倒很和气,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咪咪地笑,胖胖的,厦门夏天热,他穿着一件很花哨的游泳短裤在宿舍凉台上冲澡,还用仅会的几句英语和我们打招呼。真是我想象中的花花公子啊!

不过那时革命意识强,公子哥儿们还不敢公然玩弄女性。我们那一届有个家住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就休了在插队时结婚的妻子,妻子一告,负心汉就被大学开除了。

我们班有个叫张东华的,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官,母亲是厦门市外事局的高级干部。他很会享受,我第一次听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他拿来的,当时觉得美极了。1976年毕业后,张东华留在了厦门,后来听说因为玩弄女性太多太放肆,民愤极大,在八十年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监狱里去了。

当时有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学校管理大学,后来军宣队撤了,工宣队还留着一直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就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里。毕业前,风闻有关分配去向的幕后活动、人情关系行走及讨价还价。我对此类事向来反应迟钝,没有介入,也就没有经历过任何不眠之夜。后来,工宣队既把了政治关,也考虑到专业水平,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共产党员,或是真正的工农子弟。虽然不是所有留校的人成绩都是最好的,但都是愿意认真教学的。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很少愿意留校,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部。

有件事我到现在还晕头转向:杭州来的一个女孩姚晶静,分配工作前她贴出了一纸声明,说是志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可结果她却高高兴兴地留校了。有人说姚晶静很有一手。如真是那样的话,那个工宣队的老蔡要么是利用了她,封住讨价还价人的口,要么就是被她利用了。

我也留校厦大。

一年后,我去英国留学。比我高一届留校的上海人林美文说,姚晶静有意跟我谈恋爱。在转道北京去英国的途中,我顺路造访了在杭州过暑假的姚晶静。姚晶静的父亲送我去北京,并给我买了几十块香皂带到英国去用。我在英国跟姚晶静稀里糊涂地通了一年的信。两年后,姚晶静从厦门回杭州,就再没有了她的消息。

三年后,等我回国的时候,七十年代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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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风光在险峰
顶端 Posted: 2010-01-19 15:13 | [楼 主]
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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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14-12-14 07:38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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