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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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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陆洲文革研究专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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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
   
                水陆洲
   
    前言(修订稿)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这个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今年的五月十六日,是《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
   
    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十年的正面实践,又经过了三十年的反面实践,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可以更好地进行总结了。
   
    一九七六年以后,研究、论述文化大革命的文献、文章、著作汗牛充栋,大致围绕着以下的问题展开:
   
    一,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正确?
   
    二,毛泽东关于文革前党内的实际情况估计是否正确?
   
    三,怎样评价《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
   
    四,怎样评价《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发表?
   
    五,怎样评价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六,怎样评价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目标是否正确?
   
    七,文革初期党内是否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
   
    八,怎样评价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九,怎样评价一九六六年七、八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十,怎样评价《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政策是否正确?
   
    十一,发动和组织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集体决策还是毛泽东个人专断?
   
    十二,林彪在文革初期处于何种地位、起了什么作用?
   
    十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何种地位、起了什么作用?
   
    十四,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何种地位、起了什么作用?
   
    十五,文革初期的混乱状态是怎样形成的?起了什么作用?
   
    十六,成立地方各级革委会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还是抢夺了党的权力或走资派复辟?
   
    十七,党的九大召开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
   
    十八,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起了什么作用?
   
    十九,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和叛逃活动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
   
    二十,党的十大召开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
   
    二十一,批林批孔、评《水浒传》起了什么作用?
   
    二十二,第四届人大的召开起了什么作用?
   
    二十三,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起了什么作用?
   
    二十四,怎样评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十五,怎样评价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
   
    二十六,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还是失败了?
   
    二十七,怎样看待毛泽东、周恩来逝世以后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丧失?
   
    等等
   
    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无非有三种:
   
    第一种,基本肯定,部分否定。这就是所谓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种立场以毛泽东为代表。
   
    第二种,全盘否定。这就是所谓 “彻底否定论” 、“内乱论” 、“浩劫论” 。这种立场以邓小平为代表。
   
    第三种,基本否定,部分肯定。这就是所谓理论是正确的,实践是错误的;实践中有些方面是正确的或有成绩的,如生产关系领域、外交战线、经济建设战线等等。这种立场以一部分从“全盘否定”论中走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如邓力群为代表。
   
    基本肯定论,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占主导地位。一九七八年以后,成了不合党的决议的观点。系统的理论著作不能公开出版。
   
    全盘否定论,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属于不合党的决议的观点,一九八一年以后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宣传这种观点的文章著作多如牛毛,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种: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1995年出版)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98年出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076)》(2003年出版)
   
    基本否定、部分肯定论,一九七八年以后逐渐形成,二000年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其文章著作也不能公开出版。其代表作品,如:
   
    邓力群《关于阶级斗争的讲话》(2000年内部报告)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许多重大的的问题,如秦始皇的评价问题、曹操的评价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争论了上千年,有的争论了几百年。有些问题在国家正式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统一了,但在史学界中仍有不同意见在争论。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奇怪。由于各人的政治立场、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掌握的历史资料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差异,甚至完全相反。
   
    对于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争论,也同样如此。而且,一至两代的中国人的大多数都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他们都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体会,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他们应该更有发言权。
   
    我也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更不是当权派。文革初期,被借调到省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过几个月。这时的观点是把起来向党委提意见的人看作是“右派”。回到原单位参加文革活动后,对一些人把各级领导干部都作为走资派来批的作法看不惯。对一些群众组织互相打派仗、搞打砸抢更是不满意。但是,当省军区把一个大的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以后,经过反复调查认为省军区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确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群众提出的平反要求。一九六八年,在本单位革委会的安排下,参加了对几个人的历史问题调查,为他们澄清了事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0年被下放农村当了两年“农民”(实际上不但由国家发工资,而且发粮食指标。有些人把这说成是“受迫害” 。)。其间,真正与社员一道参加田间劳动只有半年时间,其余由县、公社统一分派到各个大队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队)队员。一九七一年以后调到一所学校工作,经历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一九七六年华国锋逮捕了江张姚王以后,思想上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一九七八年以后一些人大搞“非毛”,非常反感。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触动很大,对改革开放的资产阶级方向产生了怀疑。苏联、东欧的剧变更加深了危机感。从一九九二年开始系统地学习建国以来的历史,逐步提高了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的这种经历也许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少数人“挨了整”、“丢了时”、甚至“丧了命”。这些不能不影响到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全盘否定”首先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的选择。
   
    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是改革开放。由于“改革开放”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有时,社会主义的方向占上风,有时,资本主义的方向占上风,总的来说,是资本主义的方向越来越多地占上风。
   
    由于资本主义的方向路线的实行,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正如有人说的:
   
    “近30年时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分化、物欲横流、贪腐遍地、犯罪猖獗、崇尚利己、信仰危机,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分裂势力明火执仗。“六四”风波创巨痛深,黄赌毒黑变本加厉,FL功呼风唤雨,陈水扁沐猴而冠,似曾相似的内忧外患纷来沓至。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成克杰,居然成了十恶不赦的贪污犯,问题的性质似乎已经超出简单的反腐败范畴。无庸讳言,当年毛泽东不择手段所要防止的资本主义复辟,许多现象已经预言式的出现了。”
   
    “1985年以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不前了。2004年,包括富得流油的大邱庄、小刘庄、华西村、韩村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加上卖煤、卖地、“农家乐”,中国农村人均收入2936元。按一美元兑8.1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与国际惯例接轨,全体属于日均不到一美元的赤贫人口。”
   
    “共产党执政的天下,工人、农民沦为无助的“弱势群体”,明显具有挑战性的理论意义。”
   
    (刘源:《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种实践的经验一旦上升到理性,当然会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对毛泽东时代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怀念不已,对毛泽东提倡实行的文化大革命更加认同。
   
    劳动者的这种情绪,使得那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们也更加恼怒,对文化大革命更加痛恨。
   
    这种恶性循环,就成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死结。
   
    精英们虽然是极少数,但由于他们掌握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力,因此他们是强势集团、社会主流。劳动者虽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既无权又无钱,因此他们就成了“弱势群体”、社会支流。这种情况在书刊报纸、广播电视、影视戏剧等等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代表“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声音很难表达出来。在我国,网络虽然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但相对来说较为宽松一些。因此在一些政治论坛网站,两种声音的对立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精英们利用他们的优势,经过精心地策划,一些出版社已经推出多种表达他们观点的各种有关文革的著作。
   
    代表“弱势群体”、“社会支流”的声音,没有这种条件,他们只能在各种网络论坛分散作战。
   
    这本《简论》试图继承第一种观点,吸收第三种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同时也回答一下第二种观点。全书由三篇构成: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第二篇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
   
    第三篇  毛泽东逝世后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丧失
   
    第一篇是讲的文化大革命的“来龙”。
   
    第二篇是讲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第三篇是讲的文化大革命的“去胍”。
   
    结果如何,就只有“且听下回分解”了。
   
    有关文字的问题,有几点需要作一些说明:
   
    第一、在一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中,为了证明毛泽东的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的恶性循环,对毛泽东的讲话、中央的文件,采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而五十岁以下的人,一般对这些文件的内容都比较生疏,容易上当受骗。因此,原文引用较多。
   
    第二、在一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中,为了证明毛泽东的“错误”,把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分歧,说成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对立。特别是硬把周恩来放在“中央领导集体”一边,而与毛泽东相对立。这种说法确实欺骗了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因此,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引用较多。
   
    第三、在一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中,为了证明毛泽东在国内反修陷入了迷雾,就硬说中国党在国际反修方面也陷入了歧途。因此,用了较多的篇幅说明文革前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形势。
   
    2006年5月14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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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目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目录

水陆洲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第一章      1949—1957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第二节      反对高饶联盟
第三节      促进农业合作化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第五节 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第二章 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第五节 整顿经济秩序,完善公社体制
第三章 1962—1965年开展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坚持阶级斗争,反对三股歪风
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节 毛泽东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第四节       批评文化艺术工作中的右倾
第四章      美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第一节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第二节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第三节 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第四节       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第五章      苏联修正主义妄图改变我党的革命路线
第一节 针对国际共运的分歧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二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第三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现阶段国际共运的总路线
第五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第六节 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第七节      苏修集团妄图颠覆我党领导机构、对我国搞核袭击

第二篇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1965—1966年为开展文化大革命作准备
  第一节 毛泽东提出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第二节 毛泽东在领导层中反复强调防止出修正主义
第三节 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第四节 处理罗瑞卿事件
  第五节 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七章 1966—1968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
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制订“十六条”
第三节      排除右的以及“左”的干扰,建立革命委员会
第八章 1969—1973年粉碎林彪集团武装政变阴谋
第一节      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第二节      深入开展斗批改、“一打三反”
第三节      围绕设国家主席问题展开的斗争
第四节      粉碎林彪集团的武装政变阴谋
第五节      深入批林,召开十大
第六节      批极左还是批极右的分歧
第九章 1974—1976年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第一节      批林批孔
第二节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巩固安定团结
第三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四节      处理天安门事件

第三篇 毛泽东逝世后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丧失

第十章 第一次文革本身不足
第一节       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第二节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第三节       中央文革小组的缺点和错误
第十一章 华国锋集团突然倒戈
第一节       华国锋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
第二节       华国锋集团在逮捕文革左派中的作用
第三节       华国锋在出卖文化大革命成果中的作用
第十二章 某个集团反攻倒算
第一节      发动十月政变
第二节      刮起翻案风
第三节      否定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以来的革命路线
第四节      逐步清除政变的同路人

  2006年5月16日初稿
  
  
  

 
 
顶端 Posted: 2006-05-16 15:13 | *** 1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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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概述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概述
 
  议论文化大革命,人们往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来由
 
  文化大革命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么一个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运动呢?指导这个运动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正确吗?党和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尤其是中央领导层的实际情况,认识是正确的吗?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从此,一锤定音,在中国就只能发出这一种声音了。
 
  接着上场的是理论精英,按着已经定下的调子吹啦吧: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说:文化大革命的前十年,“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
 
  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进一步“加深”了王年一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是:“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在这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
 
  他们还只把毛泽东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追溯到一九五六年,还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就是错误的。是搞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平均主义。
 
  为了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三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这是在各条战线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这个阶段,首先是要解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三改”(改造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强调仅有经济路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还必须进行政治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党内整风、反击右派进攻、全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等等。
 
  第二个阶段: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这是在各条路线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这个阶段,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各条路线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并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民公社这样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第三个阶段: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这是在各条路线,首先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年代。这个阶段,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并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形式加以解决。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后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是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国际上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包围的斗争中以及同国际共动中苏联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经过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由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积累的经验不多,对规律性的东西认识不深,具体的体制、方针和政策等等需要逐步完善,对干部的教育没有紧紧跟上实践前进的步伐,特别是在党内高层中存在着“左”和右的倾向的干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过一些错误和偏差。)经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是正确的。再经过一九七六年至今的实践,从反面证明了是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都是在党的有关会议上通过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以后才知道,有的人当时内心并不同意,却装出一副衷心拥护的样子。他们却说:这些都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而与他们的“集体领导”是相对立的。党的历史能够如此地任意编造吗?
 
  近三十年的情况恰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党内情况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在党的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官僚主义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正是根据这种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等(包括当时的林彪、康生、陈伯达)的支持下,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2006年5月17日初稿
 
 
  
  
  

 
 
顶端 Posted: 2006-05-18 15:05 | *** 2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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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1949—1956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章     1949—1956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提出过渡时期论,这既有实践的需要──即将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又有实践的可能──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我国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同时,三年恢复时期,还积累了大量的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这就迫切需要提出党在整个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否则就不能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一、一九五二年上半年以前,党的高层在如何看待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上的分歧
 
    然而,恰恰在这个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党中央的领导层中,思想上并不一致。当然,首先应该指出,经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实践和理论总结,大家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应该使他们各得其所,共同繁荣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社会呢?从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以前的大量言论来看,在他的思想中隐含的是前者。而另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则偏向于后者。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还没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就成为直接涉及到各项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问题。
 
  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
 
  这里有两个问题:
 
  (1)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对私有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了建国初期要完成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外,我们所要进行的革命仍然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吗?
 
  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刘少奇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
 
  在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上,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五月的天津讲话中,到处歌颂资产阶级“剥削有功”。
 
  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与安子文等人谈及他对东北农村土改后出现新富农等时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幅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这一段话确实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政策问题:(1)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它们能够截然分开吗?能够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吗?(2)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但是,没有机器工具是不是就根本不能搞互助合作?现在的变工互助为什么就不能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3)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也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既是资本家,又是科学社会主义者?(4)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不是一种“教条主义”?共产党里面能够容许“富农党员”存在吗?如果共产党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党员都是资本家、富农,难道一点也不影响共产党的性质吗?这就难怪当时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谈话纪录后,“不满形于颜色”。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刘少奇在批转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七月五日刘少奇在给马列学院学生讲课的讲稿中又指出:“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诚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同时也还可以指出,农业合作组织为什么就不能如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呢?
 
  二、毛泽东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开始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初步提出总路线,经过书记处反复讨论,直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才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才大张旗鼓地向全党、全国进行宣传。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这种情况的要求,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谈到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
 
    在以后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7]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缺,这些要解决。”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指出:“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像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为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拟定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指出:“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在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这就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在这个讲话中突出了(1)三个五年;(2)社会主义工业化;(3)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结论时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
 
  这是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次正式的文字表述。这里强调了(1)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段时间;(2)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具体说十年或十五年;(3)国家工业化;(4)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党的二中全会就已提出并原则解决。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他写的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指出:“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用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包括两个“基本上完成”。如果只是一个“基本上完成”那就只能说是部分过渡时期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为什么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呢?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国有制的扩大,就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也就是国家工业发展了,生产力发展了;二是,私人所有制改变为公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并不是说,总路线就是一个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很明显,这里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总任务完成了,过渡时期结束了,我国也就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的国家也就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级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中指出:“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这里除了反复强调总路线包括的两个方面的内容,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国、历史的时机的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十三日毛泽东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修改中指出:“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是毛泽东最后确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与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的结论中的表述,在文字上略有差别。这里说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部分地区(解放区)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全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2)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结束;(3)总路线和总任务一定要“逐步实现”;(4)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中央领导集体的酝酿讨论以及全党的宣传学习,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即(1) “一化三改”,主翼同时并进.(2) “三大改造”,逐步和平过渡.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既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1) 科学地分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独创了中国的革命转变理论;(2) 科学地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之后,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是同时并举的;(2)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次单纯地突变过程,而是通过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部分质变最后完成根本质变,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3)这一个过程,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大约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才能完成。
 
  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现实的重大指导作用。当然,无庸讳言,这些观点在实践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
 
  (1)在时间问题上,“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提法是比较谨慎,也比较灵活的。当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这就是他多次强调过的: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虽然这个时间概念固定了一点,但也仍有一定的灵活性。问题在于,在实践过程中这个时间概念,不是向“更长一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加速、提前的方向发展,以至只用了几年时间(到一九五六年),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过渡时期已经基本结束。
 
  (2)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农业实行了按村组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手工业大部分实行了按行业组成手工业合作社,是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呢?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在私有部门中迅速搭起公有制的架子,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搭起架子以后,要建立公有制的新的体制,则是一个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过程。当这个适合的新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已经搭起来的“公有制的架子”不仅是空的,而且是非常不稳固的。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显然过于性急了。
 
  (3)在过渡时期问题上,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问题。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一化三改”,按照这个要求,过渡时期的结束应当是在“一化三改”实现之后。然而,总路线的规定中又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也就结束了,至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实现,则可以忽略不计。这又与总任务相矛盾。如果进一步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生产力。“一化三改”的任务必须、也只能同时实现、同时完成。如果社会主义改造真的基本完成了,那必然也就意味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也就结束了。反过来说,如果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没有实现,那必然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
 
  四、围绕过渡过渡总路线的争论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这些论述非常有力的批驳了一些人长期以来散布的种种错误论调:什么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啦,什么以前的社会主义都不懂得发展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啦,什么毛泽东是民粹主义、离开发展生产力去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啦,等等。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基础、实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所有制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以上的说法,把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片面化了。
 
  首先,关于“经济基础”这个概念,在当时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一般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指在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都不能算作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有人称之为“单一基础”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所有生产关系都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有人称之为“综合基础”论。所以,强调“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并不意味着当时就已经不存在或者不应该其他的生产关系。
 
  其次,要区别结果和过程。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这是就总路线的目标、结果来说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和结果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毛泽东反复强调,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基本完成了,并没有全部完成。也就是说,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外,还存在私有制的残余部分。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区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外,还需要彻底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
 
  再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的理解,很快就明确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可以允许一定范围的个体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存在,并不要求完全“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就曾提出,应该容许某些领域有个体经济存在。
 
  一九五六年三月,他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容许一定的私营经济、甚至外资经济的存在。
 
  一九五六年,他在接见工商界代表时指出:要使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作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扣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物资还不足。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人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汇报时指出:“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技术。”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他分析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几个条件:(1)社会有需要;(2)生产有原料;(3)国家有困难;(4)内外有资金。只要有这些经济条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即使政策不允许,它也会利用种种不合法的办法在“地下”产生。
 
  其次,他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正如他指出的,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只搞了两年,结束得早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根本不容许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可能也是到五十年代,苏联的消费资料仍然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再次,关键是要打破社会主义社会不容许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念。正如他反复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面,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有益;究竟它站得住脚还是站不住脚,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当然,最重要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原来都非常落后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容许本国的、华侨的、甚至外国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存在,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阶段,在八十年代以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相对的独立性;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很不巩固;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当时在政策上不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合法存在,可是,它总是非法的、“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
 
  由此可见,说“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是没有根据的、脱离实际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有条件、有限制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任务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要地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有制经济有适当的发展。允许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其最终目的是利用它们,以便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不仅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由于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由于允许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就有了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条件。 如果允许无限制地发展私有制经济,那么新的资产阶级就会迅猛形成和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不仅出现了百万富翁,而且出现了一大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形成了一个富翁阶层。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导致了富的越富,贫的越贫。而解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则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问题。至于中国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则成了某些人极力回避的问题。
 
  更荒谬的是有人至今仍然坚持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在新中国继续维持“新民主主义制度”。
 
  辛子陵在他的《毛泽东全传》新版序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姓“新”》中说:
 
  “人民最大的遗憾是,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标志,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急于向社会主义穷过渡。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虽有个别看似正确的语句和观点,但综合起来考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根本错误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主观上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阻碍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和毁了大批生产力。用人为的制造阶级斗争,不断地变动生产关系(即法律上的财产关系)的办法,对有限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所谓‘贫穷社会主义’就是这样造成的。邓小平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搞清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认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雨后春笋般的私营企业就是对党的决议的背离。”
 
  这个人的观点确实非常彻底,他说出了党内那些右派分子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种错误观点给予了较好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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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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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1949—1956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章     1949—1956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提出过渡时期论,这既有实践的需要──即将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又有实践的可能──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我国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同时,三年恢复时期,还积累了大量的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这就迫切需要提出党在整个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否则就不能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一、一九五二年上半年以前,党的高层在如何看待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上的分歧
 
    然而,恰恰在这个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党中央的领导层中,思想上并不一致。当然,首先应该指出,经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实践和理论总结,大家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应该使他们各得其所,共同繁荣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社会呢?从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以前的大量言论来看,在他的思想中隐含的是前者。而另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则偏向于后者。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还没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就成为直接涉及到各项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问题。
 
  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
 
  这里有两个问题:
 
    (1)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对私有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了建国初期要完成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外,我们所要进行的革命仍然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吗?
 
  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刘少奇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
 
  在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上,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五月的天津讲话中,到处歌颂资产阶级“剥削有功”。
 
  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与安子文等人谈及他对东北农村土改后出现新富农等时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幅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这一段话确实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政策问题:(1)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它们能够截然分开吗?能够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吗?(2)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但是,没有机器工具是不是就根本不能搞互助合作?现在的变工互助为什么就不能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3)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也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既是资本家,又是科学社会主义者?(4)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不是一种“教条主义”?共产党里面能够容许“富农党员”存在吗?如果共产党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党员都是资本家、富农,难道一点也不影响共产党的性质吗?这就难怪当时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谈话纪录后,“不满形于颜色”。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刘少奇在批转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七月五日刘少奇在给马列学院学生讲课的讲稿中又指出:“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诚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同时也还可以指出,农业合作组织为什么就不能如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呢?
 
  二、毛泽东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开始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初步提出总路线,经过书记处反复讨论,直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才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才大张旗鼓地向全党、全国进行宣传。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这种情况的要求,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谈到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
 
    在以后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7]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缺,这些要解决。”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指出:“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像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为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拟定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指出:“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在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这就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在这个讲话中突出了(1)三个五年;(2)社会主义工业化;(3)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结论时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
 
  这是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次正式的文字表述。这里强调了(1)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段时间;(2)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具体说十年或十五年;(3)国家工业化;(4)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党的二中全会就已提出并原则解决。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他写的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指出:“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用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包括两个“基本上完成”。如果只是一个“基本上完成”那就只能说是部分过渡时期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为什么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呢?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国有制的扩大,就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也就是国家工业发展了,生产力发展了;二是,私人所有制改变为公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并不是说,总路线就是一个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很明显,这里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总任务完成了,过渡时期结束了,我国也就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的国家也就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级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中指出:“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这里除了反复强调总路线包括的两个方面的内容,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国、历史的时机的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十三日毛泽东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修改中指出:“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是毛泽东最后确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与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的结论中的表述,在文字上略有差别。这里说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部分地区(解放区)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全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2)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结束;(3)总路线和总任务一定要“逐步实现”;(4)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中央领导集体的酝酿讨论以及全党的宣传学习,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即(1) “一化三改”,主翼同时并进.(2) “三大改造”,逐步和平过渡.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既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1) 科学地分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独创了中国的革命转变理论;(2) 科学地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之后,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是同时并举的;(2)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次单纯地突变过程,而是通过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部分质变最后完成根本质变,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3)这一个过程,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大约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才能完成。
 
  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现实的重大指导作用。当然,无庸讳言,这些观点在实践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
 
  (1)在时间问题上,“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提法是比较谨慎,也比较灵活的。当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这就是他多次强调过的: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虽然这个时间概念固定了一点,但也仍有一定的灵活性。问题在于,在实践过程中这个时间概念,不是向“更长一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加速、提前的方向发展,以至只用了几年时间(到一九五六年),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过渡时期已经基本结束。
 
  (2)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农业实行了按村组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手工业大部分实行了按行业组成手工业合作社,是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呢?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在私有部门中迅速搭起公有制的架子,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搭起架子以后,要建立公有制的新的体制,则是一个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过程。当这个适合的新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已经搭起来的“公有制的架子”不仅是空的,而且是非常不稳固的。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显然过于性急了。
 
  (3)在过渡时期问题上,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问题。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一化三改”,按照这个要求,过渡时期的结束应当是在“一化三改”实现之后。然而,总路线的规定中又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也就结束了,至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实现,则可以忽略不计。这又与总任务相矛盾。如果进一步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生产力。“一化三改”的任务必须、也只能同时实现、同时完成。如果社会主义改造真的基本完成了,那必然也就意味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也就结束了。反过来说,如果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没有实现,那必然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
 
  四、围绕过渡过渡总路线的争论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这些论述非常有力的批驳了一些人长期以来散布的种种错误论调:什么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啦,什么以前的社会主义都不懂得发展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啦,什么毛泽东是民粹主义、离开发展生产力去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啦,等等。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基础、实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所有制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以上的说法,把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片面化了。
 
  首先,关于“经济基础”这个概念,在当时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一般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指在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都不能算作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有人称之为“单一基础”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所有生产关系都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有人称之为“综合基础”论。所以,强调“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并不意味着当时就已经不存在或者不应该其他的生产关系。
 
  其次,要区别结果和过程。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这是就总路线的目标、结果来说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和结果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毛泽东反复强调,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基本完成了,并没有全部完成。也就是说,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外,还存在私有制的残余部分。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区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外,还需要彻底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
 
  再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的理解,很快就明确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可以允许一定范围的个体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存在,并不要求完全“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就曾提出,应该容许某些领域有个体经济存在。
 
    一九五六年三月,他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容许一定的私营经济、甚至外资经济的存在。
 
    一九五六年,他在接见工商界代表时指出:要使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作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扣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物资还不足。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人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汇报时指出:“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技术。”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他分析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几个条件:(1)社会有需要;(2)生产有原料;(3)国家有困难;(4)内外有资金。只要有这些经济条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即使政策不允许,它也会利用种种不合法的办法在“地下”产生。
 
    其次,他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正如他指出的,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只搞了两年,结束得早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根本不容许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可能也是到五十年代,苏联的消费资料仍然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再次,关键是要打破社会主义社会不容许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念。正如他反复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面,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有益;究竟它站得住脚还是站不住脚,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当然,最重要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原来都非常落后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容许本国的、华侨的、甚至外国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存在,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阶段,在八十年代以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相对的独立性;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很不巩固;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当时在政策上不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合法存在,可是,它总是非法的、“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
 
  由此可见,说“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是没有根据的、脱离实际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有条件、有限制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任务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要地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有制经济有适当的发展。允许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其最终目的是利用它们,以便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不仅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由于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由于允许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就有了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条件。 如果允许无限制地发展私有制经济,那么新的资产阶级就会迅猛形成和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不仅出现了百万富翁,而且出现了一大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形成了一个富翁阶层。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导致了富的越富,贫的越贫。而解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则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问题。至于中国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则成了某些人极力回避的问题。
 
  更荒谬的是有人至今仍然坚持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在新中国继续维持“新民主主义制度”。
 
  辛子陵在他的《毛泽东全传》新版序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姓“新”》中说:
 
  “人民最大的遗憾是,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标志,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急于向社会主义穷过渡。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虽有个别看似正确的语句和观点,但综合起来考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根本错误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主观上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阻碍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和毁了大批生产力。用人为的制造阶级斗争,不断地变动生产关系(即法律上的财产关系)的办法,对有限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所谓‘贫穷社会主义’就是这样造成的。邓小平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搞清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认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雨后春笋般的私营企业就是对党的决议的背离。”
 
  这个人的观点确实非常彻底,他说出了党内那些右派分子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种错误观点给予了较好的批判。
 
 
  
  
  

 
 
顶端 Posted: 2006-05-19 15:33 | *** 4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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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
 
  从1952年8月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一、高岗对刘少奇的的批评
 
  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始于建国前夕。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鼓吹“剥削有功”等等,高岗认为这种种非常不恰当。加之,同年五月二十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于五月三十一日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再次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这些更加引起了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一九五0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高岗对刘少奇的谈话及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持批评态度。当年二月,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不满。
 
  关于农村的互助合作问题。高岗起草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上报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毛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在东北局会议上说: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认为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
 
  二、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为简化税制,保证说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
 
  一九五三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各地省市委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一月十一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二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六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六月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
 
  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
 
  高岗在与会干部中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
 
  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他还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
 
  高岗说: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
 
  高岗说:毛泽东很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
 
  高岗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会上各地方的干部对新税制的批评很多,有人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
 
  七月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
 
  七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七月十三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
 
  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高岗说: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他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高岗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针对薄一波说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指出: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八月六日,在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说: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陈云还说: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
 
  八月十一日晚,周恩来作结论报告。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他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指:,三月十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支持了高岗在政治上对薄一波提出的批评。
 
  三、高岗四处游说
 
 
 
  虽然,高岗当时批评刘少奇、薄一波是正确的,但是,他也夹带了私心,把财经会议看成自己的胜利。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于是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进行积极活动。他 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
 
  在杭州高岗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
 
  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
 
  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说刘少奇不懂经济,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还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
 
  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
 
  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
 
  还说,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
 
  又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
 
  十一月,高岗到彭德怀的住处,向彭德怀提起刘少奇。
 
  据彭德怀说:高岗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说:少奇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
 
  十一月,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
 
  据陈云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陈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这样一来,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四、 饶漱石与高岗紧密配合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
 
  一九五三年二月,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
 
  当年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但饶漱石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 。
 
  饶漱石七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这件事提出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
 
  九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开始不久,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说: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承担了责任并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五、毛泽东开始察觉高饶的问题
 
  高岗对刘少奇、薄一波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是支持的。但同时对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活动,毛泽东也已有所觉察。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许多同志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
 
  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
 
  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毛泽东还找一些人个别谈话:
 
  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
 
  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
 
  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
 
  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
 
  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
 
  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毛泽东提出中央作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偕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
 
  六、毛泽东建议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一月七日,毛泽东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并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一月十六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    
 
  高岗得知他的私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他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高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一月二十五日,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高岗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解释。
 
  二月三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二月五日, 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再次找高岗谈话。
 
  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并说: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分裂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刘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是考虑到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刘少奇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他强调“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全会上作了发言。 
 
  朱德批驳了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他最后强调: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也作了自我批评。
 
  二月十日,是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现在我还要说一点关于我个人的问题。
 
  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央付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一九五O年一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一九五一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七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对于二中全会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的原则规定和解放后农村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事实没有加以认真的研究,因而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在一九五一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其中"城市""和乡村半工人阶级"几个字原来草案上没有,是我加上去再送中央同志传阅后发出的。"乡村半工人阶级"是指贫农而说的。在领导问题上,加上"乡村半工人阶级"这几个字,是由于曾经有过一种想法:我们党在农村中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是依靠贫农来团结农民群众的。贫农是农民革命的骨干,他们在农民中间是起带头作用的。但是,贫农之所以能够在农民革命中起骨干作用或带头作用,毕竟是因为他们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服从我们党的领导。所以这几个字是加得不妥当的。以后在中央答复一军政治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中,又进一步地把以上这些不妥当的说法加以肯定和伸引,这个电报也是我起草的。因此,这个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这已由中央作了纠正。
 
  在这里,我附带说明一下关于党员发展成为富农者如何处理的问题。一九四八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中央答复,以后东北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才发出"无条件地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这个指示。我以为中央发出这个指示的时机并不算迟。但我在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这些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凡是说得不妥当的话,都应该取消或修正。
 
  (三)我受中央的委托负责管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期内曾经犯了不少错误,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决议和XXX同志的结论已经详细地揭露和批评了他的错误。对于他的这些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
 
  (四)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对XX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的文件中所表示的意见提出批评,认为他"在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五)一九四七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订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订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付有缺点和有错误的干部。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发表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XXX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六)一九四三年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九条原则的指示,使它比第二次革命战争中所进行的同样工作处理得较为慎重,但是在工作中还是犯了许多错误的,第一是在对于情况的估计上扩大化,第二是在审干方法上的"逼、供、信"。最主要的"逼、供、信",是在大会上追逼和抢救。我是当时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应该说,接受延安审干中所犯过的这种错误的教训,对于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审查干部、清理中层内层、进行忠诚老实和坦白运动,规定不追不逼,避免再犯这种错误,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
 
  (七)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后,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于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使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中央很快地而且完全及时地就抛弃了这个文件中对于时局所作的估计,我也是和中央在一起很快地抛弃了这个估计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起实际作用的,应当是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指示,而关于这三大中心工作的指示,不用说是完全正确的。虽则如此,应该说,中央那时也还可以不用那样早就作出这种关于时局的全面的估计,还可以再看一个时候再说。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八)一九四九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上述的缺点和错误,对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虽然说我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但党中央给我很大的责任,就我所处的工作地位来说,我就应该有更多警惕,特别谨慎,去尽量避免发生错误。有些问题我如果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有些同志对我说:我在具体工作中有某种片面性,即对某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强调得过分,而对其他方面则有时照顾得不够,因而容易引起工作中的偏差。对干部的观察有时也发生一些偏差。此外,我常常对某些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过快,下断语过快,在说话时表现有些激动,因而不能很好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这种情况当然也就是表现了我的谨慎态度不够。这些同志对我的这些批评是对的,我深深地感谢这些同志的批评,并当注意力求改正。
 
  七、四中全会后召开的有关高、饶问题的座谈会
 
             
 
  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开过四中全会以后,又要接着召开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呢? 中央书记处的这个决定是怎样形成的?毛泽东当时一直在杭州市,但看不到有关这件事与北京之间的电报或书信,是不是刘少奇等人到杭州与毛泽东商议的结果呢?
 
  一九五四年 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十五日,高岗在会上作了检讨。
 
  十六日,周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
 
  会上有43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
 
  十七日,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十七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
 
  他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来指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他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在周的发言提纲中讲到高岗的个人主义黑暗一面处,毛泽东亲笔加上:“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三月一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
 
  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明确说明: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
 
  林枫、罗瑞卿等在会上作了发言。
 
  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这个结论显然过分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四月二十四日,会议通过《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
 
  四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
 
  四月二十九日,高岗写了《我的反省》,说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但他表示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有不同意见。
 
  五月四日,中央将东北地区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八月十七日,高岗在东交民巷8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26人。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意见。而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在张秀山发言的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把问题的实质纠缠在对待刘少奇个人的态度上。在某些方针、路线、思想、政策上与刘少奇有不同意见,只要这种不同意见是正确的,有什么错误呢?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的看法上与刘少奇有不同意见,只要合乎组织原则,有什么错误呢?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饶正是出于投机,所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对证了1953年2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重要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
 
  三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八、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高、饶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幻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顶端 Posted: 2006-05-22 14:44 | *** 5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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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党中央做出了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到一九五三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
 
  一、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毛泽东在会前和会中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邓子恢等谈话。
 
  他在十月十五日的谈话中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他在十一月四日的谈话中指出:“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就有了统属了。”很明显,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邓子恢的思想。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一九五四年秋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了十万个(原计划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个)。
 
  一九五五年六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六十五万个(较计划数字超过五万个),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个社二十六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建立的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是很多。这些合作社,一般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几百户。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春节,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数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增加半倍多一点。毛泽东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由一九五五年八月至一九五六年十月共有十四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
 
  可是,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的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去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地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问题是:建立这样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究竟能不能巩固?毛泽东回答说:“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1) 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2) 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有力量的证据。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还从多方面论证了发展和巩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问题。这是一篇领导中国农村、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 》:这个指示解决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依靠谁的问题。土地改革以后,贫农的数量减少,中农的数量增加,依靠贫农的方针还能执行吗?毛泽东指出:依靠贫农应该包括新老下中农。
 
 
 
  三、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举行第七届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党的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这次大辩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在党内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会议的辩论作了总结:《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这篇讲话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产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便于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2)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这次讨论中,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1, 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
 
  2, 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
 
  3,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4, 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5, 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
 
  6, 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7, 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
 
  8, 所谓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问题。
 
  9, 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的问题。
 
  10,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的问题。
 
  11,所谓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问题。
 
  12,应不应当在最近办一些高级社的问题。
 
  13,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的问题。
 
  (3)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要讲全面规划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4)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就是要思想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
 
  历史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性质,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
 
  还有一些同志老是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
 
  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就嗅不到政治气候。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
 
  (5) 若干其他问题
 
  什么叫“左”右倾?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完全可能。不加强领导,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要过于膨胀,是必要的。
 
  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将来的趋势如何?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到一九五六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87.8%。
 
  不能否认,在批判右倾思想的政治压力下,有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发展,使一些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由于我们党抓住了当时有利的革命时机,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这种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健康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时错过了这一时机,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经过几年的工作,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9%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一九五六年,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关于三大改造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对毛泽东指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叙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也是肯定的。这与那些全盘否定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极右分子,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在内容上,它肯定的仅仅是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在时间上,它肯定的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以前的合作化。
 
  关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它说:“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
 
  对于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的注意反“左”的指示,它说:“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广大干部积极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它说:“有些发言,用个别事例,夸大地说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地不断高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猛烈的批评。有些地方上的同志提出,晚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可以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区也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规划,提前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有些发言还提出,不但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其他方面也都存在着这种情况。”
 
  关于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总结,它说:“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所作的上述总结,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很难不助长农业合作化脱离实际地过快发展。”“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因而毛泽东这些话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足够注意。”
 
  关于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它说:“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人们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些按语,它说:“但是这个口子一开,许多地方很快就动手做起来。不但办高级社,还办大社;不但由初级社转高级社,而且由互助组直接跳到高级社。”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的继续发展,导致后来‘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出现。”“但就总体而言,按语是以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为主旨,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的变革进程,加以人为地加速,助长了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对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 “面对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毛泽东不无某种担心,一度进入比较冷静的思考。”
 
  关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总的评价,它说:“可以设想,如果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那末,后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情况,而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 “但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合作社的发展迅猛异常,出现了全国的合作化高潮。” “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见效的。当然,这不是说,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还有深刻的社会基础。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和建立新国家后,普遍急于摆脱原来的贫困落后状态。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但是,问题出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的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从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程中,人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毛泽东作为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和信赖的领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人民取得难以想像的胜利,当他提出一个主张并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的时候,各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积极贯彻实行,唯恐落在别人后头。这样,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 “毛泽东急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急于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集体经营的长处和优势力量,而对于农民个体经营(或称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及其生命力和潜在的活力,严重估计不足,往往对它忽略,甚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毛泽东急于并社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密相联。他认为,大社、高级社利于提高生产力,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践证明,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是错误的,邓子恢在合作化步骤上的逐渐演进的主张是比较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
 
  “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缺乏经验的重大而复杂的经济变革问题,因而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才能一步一步地全面深刻地搞清楚。”
 
  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表面上看来,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只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这种分歧表面上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之间的争论。原文对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指导思想的批评,实际上就是站在这种错误路线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反对。他们可以赞成初级合作化,但绝不赞成高级合作化。(因为初级合作化保留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仅仅是入股分红;而高级合作化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再分红,只实行按劳分配。)他们说:他们所主张的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请问,你们说的“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到底是多长呢?是五十年、一百年、还是三、五百年呢?把实现高级合作化推迟到遥遥无期的未来,这究竟是要不要实现高级合作化的争论,还仅仅是发展速度的争论?
 
  如果有人认为这里的推论是不正确的,但这个推论已经被历史的实践所证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发生困难时期,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就曾竭力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只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坚决顶住,他们的错误主张才没有得逞。一九七八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他们还一再地说,至少三十年不变,三十年以后还要继续延长。二00一年,有一位领导人就在报刊上公开说: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改革:第一次是土地改革,第二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是农村的税费改革。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说明一些人公然要在我国历史上全盘否定农业合作化伟大意义和历史成就。
 
  其实,一九七八年以后,一直有人在做这件事。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毛泽东才是中国这场改造运动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总是运动加速的动力源。”“高潮从农业开始。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并不是所谓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一九五五年的‘三个会议一部书’”。“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用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给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意思是说,他说高潮已经到来是有根据的,是经过调查的。然而这一次调查与以往不同,并不是亲历亲为,实地考察,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该书还引用了一段话:“逢先知这样说:毛泽东自己对这次合作化的‘调查’是比较满意的,但我认为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要做亲身调查,并为我们全党做出了榜样,而他的这次调查只是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材料,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批判小脚女人以及后的,他写的那些尖锐批评右倾保守的按语,主要就是加写在各地在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后送来的那部分材料上的。尽管这些按单独看起来可能很有道理,但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
 
  按照肖冬连等人的说法,毛泽东把亲自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说成是一次社会调查“不是亲历亲为”,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因此“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由此推论,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进行的建国后的第二次调查,即毛泽东称之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的前后两个多月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就更“不是亲历亲为”,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因此就更“不能说是成功的”了。而实际上他们为了攻击毛泽东而故意歪曲调查的概念,把调查说成是必须“亲历亲为”。
 
  按照肖冬连、逢先知等人的说法,农业合作化,至少是它的“高潮”,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产物。既然如此,当然就应该“退回去”,退回到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去了!
 
  辛子陵在《毛泽东全卷》中说: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之后,尽管刘少奇当即表示尊重毛的意见,但始终认为‘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在实际政策上,刘少奇支持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不热心发展动摇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邓子恢实际也是这个主张。”
 
  “毛泽东见邓子恢就任农村工作部长后,没有积极贯彻他的思想,却和刘少奇配合非常默契,对邓子恢非常不满意。”
 
  “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和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分歧。”
 
  “有两种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的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当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求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另一种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德家的义愤填膺的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条件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前一种是毛泽东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所采取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是邓小平‘包产到户’的办法。”
 
  所以,辛子陵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认为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就是对党的决议的背离。”
 
  这个人的观点确实非常彻底,他说出了党内那些右派分子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说:“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
 
  它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实际工作中产生的若干问题与指导思想的错误,两者不能混同。指导思想上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问题;指导思想正确而由于经验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百分之百的成绩而没有任何缺点,这样的工作谁能做到?一说工作有缺点,就要扯到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在作怪。
 
  关于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又提出毛泽东说的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问题。并且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道说作者真的连目标与过程都分不清吗?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并不等于进行一次革命活动就可以达到的。
 
  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明确提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还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指导下,八大的报告和发言中才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几个为主几个补充”的思想。怎么能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呢?
 
  它还说:“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这句话把所有制的问题夸大到如此程度,不过是为无限发展私有制留下一条后路而已。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从政治上看,三大改造的提前平稳实现,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胜利……然而,从经济上看,这个胜利多少带有表面性。”“问题恰恰在那个‘大胜利’。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否真的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它的母国苏联及东欧各国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而寻求改革了。这种历史的势差,影响极其深远。”
 
  这是一种貌似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而实际上是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主义只有苏联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以及东欧各国(南斯拉夫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除外)搞社会主义改造自然要采取苏联的一些基本经验。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以苏为鉴”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是辛子陵说得“彻底”,他说: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化’出了三个结果:第一,国家背了一个大包袱。第二,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第三,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
 
  “从政治上讲,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从经济上讲,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讲,从创造物质文明推进社会进步来讲,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就值得怀疑了。……毛泽东在这里犯了一个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错误,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和正确的发展路线。”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的路线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禁锢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上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极左思想留下阵地和市场。”
 
  这个辛子陵确实不愧是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把一些人不敢说的心里话都公开说出来了。他认为仅仅否定“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不彻底,必须否定“三大改造”;在中国就是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但不再是十五年,可能是上百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2006年5月24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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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一、一九五六年四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 共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我党派出朱德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的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从大会开幕到闭幕,我党代表团都没有听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当时,邓小平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
 
  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在三月十日详细发表了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犹如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在东欧各国,对当权的领导人,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一场反苏反共的浪潮。
 
  毛泽东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
 
  三月十二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商谈到凌晨二时。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⑨ 。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
 
  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在继续听经济部门汇报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
 
  三月十八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开会,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三月十九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三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2,起草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三月二十三日,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与会者一致赞成。
 
  毛泽东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也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事态仍在发展之中。
 
  毛泽东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写成之前,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使用是“个人迷信”,在文章中才改用“个人崇拜”。
 
  这篇文章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四月二日四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四月四日,在最后一次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毛泽东说:
 
  要鲜明地提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他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严重毛病。
 
  还有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消灭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什么矛盾?至少还会有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按照辩证法,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生命就要结束,社会就要停止运动,以至灭亡。
 
  第二个观点:斯大林的著作还要不要读?既然斯大林有错,他的书也是有错误的。但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书里正确也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也是第二位的。还是应该读。因为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套硬搬,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这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这样的错误。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所以,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书架的做法束缚。比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后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妥当。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还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不仅可以保留活证据,如果他真是反革命的话;如果我们搞错,他不是反革命,还可以改正。一旦人头落地,平反也没有意思了。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后来,他还说过:“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主要内容
 
  这篇文章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文章从各国反动派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兴高采烈讲起,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错误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人类社会自分裂为几个阶级以来,几千年间经历了奴隶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犯过无数次错误,而且重复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促进自己的灭亡。
 
  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伤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
 
  (2)文章充分肯定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大大鼓舞了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
 
  同时,文章在指出苏联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在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错误。文章指出,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可否认的责任。当斯大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萄得很高的荣誉时,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伤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他骄傲,不谨慎,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他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他接受个人崇拜和实行个人专断。他离开了原来自己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基本观点,理论同实践脱节,从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作出了不合实际的错误决定,并且使那些个别的、局部的错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严重错误。
 
  (3)文章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文章在这里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有同于又有别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指出个人崇拜的影响,又指出思想的原因。文章还指出,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4)文章专门论述了个人崇拜。
 
  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也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影响,甚至象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接受和鼓励这种落后思想。
 
  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展开反动个人崇拜的斗争,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扫清前进道路的思想障碍的斗争。
 
  文章谈到,中国共产党曾经不断地反动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复提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
 
  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肯定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伤,同时任何时候也反动夸大领导人物伤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还会长期存在,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出现,有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这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5)文章没有谈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过的一些错误的主意。
 
  文章只是下面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路线错误,检讨自身的错误教训,强调反动教条主义,特别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机会主义路线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其实,这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都是同斯大林有关的。文章只批评了斯大林在革命中基本打击方向是孤立中间社会政治力量的公式,但指出这是我们自己犯了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的教条主义错误。
 
  (6)文章把斯大林的错误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述。
 
  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7)文章指出,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多少倍。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总结这些经验。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或错误方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许多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内,而不应该让它们变为全国性的或者斯错误。
 
  文章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曾经被压抑的一切积极因素将普遍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一下,要点的最后一段中使用了个人迷信一词。确实,关于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提法,在文章讨论过程中,是有分歧的。刘少奇说,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邓小平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确是要不得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这两个词的含义确实是有区别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反对的是个人迷信,而不是拢统地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虽然这个时候反复强调,毛泽东没有搞个人崇拜,也一贯地反对搞个人崇拜;但是由于他观点上的模糊不清,他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就又拿起这个武器来攻击毛泽东。这篇文章之所以全篇中都使用个人崇拜一词,这是为了与当时苏联的提法相连接。并不表明这就是毛泽东的看法。
 
  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重大失误,正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
 
  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又说:“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他写道:“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他写道:“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
 
  他写道:“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4,《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历史意义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过反复修改,日臻完善。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高度来分析,来认识;不是追究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全面公正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正由于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态度,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问题上引起的国际风波,不但没有干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这些,也正是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指导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论十大关系》之中。
 
  《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建设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总结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顶端 Posted: 2006-05-28 16:28 | *** 7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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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

二、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
 
  1,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五年十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批判,十一月,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工作中右倾保守思想。十二月,毛泽东又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这次是着重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
 
  一九五六年初,在落实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过程中,一些国务院的领导人就急急忙忙地提出了反冒进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2,《论十大关系》的丰富内容
 
  (1)一个根本方针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根本方针;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一个根本思想
 
  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这样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的指导思想。可是,现在有人说,这个思想是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提出来的,恶意地歪曲党的历史。
 
  (3)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报告的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肯定过去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同时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
 
  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4)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针
 
  报告的第四、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有人说,毛泽东忽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邓小平才让全国人民富起来。这样的谬论不值一驳。
 
  毛泽东提出: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样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现在有人说,毛泽东只是固守苏联的僵化模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也是邓小平才提出来的。他们不可能是无知,只能是恶意地歪曲。现在所谓的政企分离,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问题。政府代表国家,企业为国家所有,政府和企业怎样能完全分离呢?除了一些人借口政企分离搞私有化以外,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
 
  (5)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方针
 
  报告的后五条,讲的五种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这里已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坚持,但党政机构要大力精简。这些意见,刘少奇、邓小平都不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亲自领导,成立革命委员会,把党政机构砍掉了不止三分之二。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重新上台,大搞复旧,党政机构急剧膨胀,行政经费惊人上升,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政党结构体制问题,毛泽东在批评蒋介石时就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把它们当做花瓶、摆设,而是承认它们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但是,共产党与这些反对派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邓小平以及他的后人都是不接受的。
 
  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3,《论十大关系》的历史意义
 
  (1)《论十大关系》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根本的方针,它不仅总结了我党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党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且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关于在一个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成果。
 
  (2)《论十大关系》为党的八大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以《论十大关系》为纲来草拟的。
 
  (3)《论十大关系》对我党的现实情况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搞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是根本违反《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的。
 
 
  
  
  

 
 
顶端 Posted: 2006-05-28 16:32 | *** 8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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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些领导人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

三、一些领导人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
 
  然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一些中央领导人注意,他们仍然沿着过去的脚步,提出了反冒进的政治方针。
 
  六月十五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在人代会上关于预算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在李先念的报告中说:“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1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刘少奇指定陆定一主持的中宣传部写的。社论说: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收到重大的效果。经过这场斗争,右倾保守思想已受到深刻的批判,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右倾保守思想的危害。
 
  现在我们国家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进步的。
 
  但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中没有缺点了,缺点现在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订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毛主席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的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能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的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就农村工作来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本来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在制定增产计划方面,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在文化设施方面。都已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向。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急躁冒进的一个。中央的要求本来是要在五年至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城市和农村居民中的文盲,但到某些省里就成了四年和五年,到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时间定得愈短。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但有少数农村扫盲积极分子不管这一情况,占用农民的休息时间来扫盲,使农民只好在课堂上打睡。个别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识字。这些积极分子的热情是好的,但是他们用错了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除了造成农村紧张妨碍农民生产,招致农民埋怨之外,并收不到好的效果,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我们已有过一次扫盲的经验,那次就扫得急了一些,以后又收缩得急了,以致大部分地方干脆完全停止了。停止是不对的,扫盲工作是应该积极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正确的办法应当是按照“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停学”的原则,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这一工作,既要纠正冒进倾向,又要反对取消主义。
 
  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方面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供产销的平衡问题,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使计划的执行发生很大困难。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订得过高,没有考虑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实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和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以致发生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有些厂矿和基本建设工地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不恰当地强调了一切“打破常规”,结果使事故增加,影响到工人的安全,也影响到生产和建设工程的正常进行。有些生产单位的定额订得过高,使大多数工人无法达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有些地方在基本建设的节约问题上做得过火,结果厂房和宿舍建筑起来,质量太坏,并且不合用。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码,下面就必然受不了。中央已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我们要在今后经常注意。
 
  为什么在反对了右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的向前发展。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在你们这个地区、这个部门中,有没有右倾保守,有没有急躁冒进,哪些是右倾保守,哪些是急躁冒进,右倾保守是主要的,还是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右倾保守严重到什么程度,急躁冒进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加以具体分析,不能凭空想象。也可能在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地区的工作中,在这件事情上是右倾保守,在另一件事情上又是急躁冒进。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得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方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
 
  我们对于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能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总的方针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能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不能把问题看得太死,太简单。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为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略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如果多了、快了、省了,但是不好,不安全,那就是违背了我们的目的。执行四十条的问题也是这样。四十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当然是要坚决地加以执行的,但执行的方法和步骤,则是可以因各地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所不同的,用不着强求一致。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致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七月,周恩来亲自主持“二五”计划的编制,起初,他在他的报告稿中,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后面加上了“又安全”三个字。随后,他在一份书面意见中提出:“这个口号需要斟酌”。最后,他在两个文件的稿子中全部删去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顶端 Posted: 2006-05-28 16:34 |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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