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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水陆洲文革研究专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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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四、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1,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发表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协会的负责同志,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次谈话虽然主要是讲的音乐问题、艺术问题、文化问题,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但是,它的基本原理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等等各个方面。
 
  可惜,关于这篇讲话的背景材料,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少。
 
  2,《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的要点
 
  这次谈话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
 
  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几乎搞掉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推迟了好多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这样办,就搞借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
 
  (2)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
 
  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这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有许多人已经转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3)关于学习外国、学习中国古代与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关系问题。
 
  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一些。
 
  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的原则,也可以用外国的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的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完全按照外国人的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民族的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锁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好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的第二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灵魂》,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灵魂》、《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的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的东西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就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3,《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的意义
 
  (1)这个讲话自始至终贯彻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既要符合一般原理,又要有中国的特点。这与《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的一个根本方针是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在召开“八大“会议中,总结过去几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提出今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始终贯彻地一个根本指导思想。
 
  这个讲话强调的基本指导思想,不仅对开好“八大“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这个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基本原则:
 
  讲话提出: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
 
  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社会主义内容,民族的形式。
 
  讲话还提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
 
  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问题: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有许多人已经转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
 
  这个讲话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原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观察中国的文化问题的指南。
 
  (3)这个讲话提出了与外国的关系的基本原则:
 
  讲话提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讲话反复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演些外国的东西不要害怕。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
 
  讲话还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这个讲话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从思想上对外国开放,大胆地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这个讲话也彻底地驳倒了一些人攻击毛泽东保守、思想僵化、闭关自守等等谬论。
 
 
  
  
  

 
 
顶端 Posted: 2006-06-04 16:05 | *** 10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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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
 
  政治报告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2,     八大政治报告的的内容
 
  政治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七年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
 
  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报告分析了国内的阶级变化: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封建地主阶级,除开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也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报告提出了现时的任务:“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报告还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3,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决议说:“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时,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个决议,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二十七日作了两次批示,说明当时他也是同意的。
 
  三、八大政治报告及其决议遗留的问题
 
  八大的政治报告及其其决议,遗留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
 
  (1)怎样理解“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结束”?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大陆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并不等于几千的阶级剥削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结束。台湾还没有解放;香港澳门还没有收回,那些地方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即便在大陆,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刚刚实行公私合营,资本家还拿着定息。这些都说明,阶级剥削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基本结束。
 
  (2)怎样认识““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更是不符合事实。除了经济上实行了公私合营以外,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仍然还有很大的实力,他们还会继续与工人阶级作斗争。
 
  (3)怎样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既然在国内仍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国际上存在着帝国主义要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不能说已经解决.
 
  (4)怎样理解““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有时缓和,有时紧张,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不能说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
 
  (5)怎样认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在理论上是根本站不住的。我们党的历史文献,历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从国内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来说的。即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存在了,也仍然存在其他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不可能是什么工业国与农业国的矛盾、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些问题需要党在今后的实践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
 
  当时毛泽东首先发现的是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问题。
 
  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胡乔木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陈伯达和胡乔木两个人去找毛泽东,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后,过了几天,毛泽东就提出:“这句话不妥当。这样讲,决议里就看不到我们国家还有阶级矛盾。原因是八大开会的时候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人家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拥护,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的问题就反映不到我们的头脑里来了”。他做了这样的解释,没有责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这个问题。也同时对刘少奇讲了这个问题,但没说错了要改要删。
 
  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
 
  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提出异议的,不只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个提法,而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论断有了新的考虑。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  
 
  这里,毛泽东就明显地没有提到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刘少奇读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会上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四种不同意见:(1)还未完全消灭经济上的差别的矛盾;(2)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残余间的矛盾;(3)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与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四种提法,大家赞成哪一种?多种经济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之后,社会生产水平和社会需要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地位。新的社会关系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还是存在的,将逐渐缩小,慢慢减弱。“社会需要”包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社会生产水平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发展的,当然,先进技术基础,是比较而言。社会生产是不断提高的,社会需要也是不断得到满足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其次是正在成长中的共产主义制度与旧社会的残余之间的矛盾。后一矛盾现在不定期很激烈,将来逐渐减少,到共产主义时,只有前一种矛盾。生产和需要(包括生产和生活)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
 
  刘少奇的这段话很清楚,他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
 
  到了八十年代,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重新提出这个观点,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
 
  据此,这些年来,一些人热衷于宣传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在党的八大会议中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错误路线。这种谬论的广泛宣传,欺骗了不少的人。
 
  王光美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说:“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国解放之后,全党工作中心应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回答:‘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4年风风雨雨,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1980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所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实践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与君同舟风雨无悔之二)
 
  按照王光美的说法,我党在八大会上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反对八大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坚持八大的正确路线。这显然是歪曲!毛泽东说八大关于我国主要(不是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怎么就“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呢?
 
  邓力群在一九九九年《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一)》中,对王光美的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评论:“这段话很值得注意,文章不长,对历史的表述,说得客气一点是混乱的。但是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争论的核心,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刘少奇一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抑毛扬刘,非常鲜明。通俗地说,就是提高刘少奇,贬低毛泽东。究竟站不站得住,我看还得从历史的叙述中来说明这个问题。据我看,用贬低毛泽东的办法来提高刘少奇,其结果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虽然是一个人的文章,但赞成这种意见的、写这样一类文章的大有人在。很有必要认真对待,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不能够让这些人篡改我们国家的历史,篡改我们党的历史。”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采用了另外一种说法:“毛泽东提出,要以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准备八大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趁热打铁,把高潮从改造方面推进到建设方面。”“年初以后,在反保守的空气下,又出现了急燥冒进倾向,引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的重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改变了1955年底提出的以反右倾保守为中心的准备八大的指导思想。”
 
  这种说法的意思很明显,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有两种:一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心;一种是周、陈、刘提出来的以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为中心。结果是后者代替了前者。
 
  《毛泽东传(1949-1076)》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八大召开前,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毛泽东主持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是召开八大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所有的大会报告和发言的起草工作,都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在八大会议的进行中,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各次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八大会议怎么可能产生并存在另外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路线呢?
 
  但是,《毛泽东传(1949-1076)》又说: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是“经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当时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间,在全党,认识上是一致的。”
 
  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理论误区:这些人歪曲了社会初始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阶级矛盾之间的关系。
 
  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初始矛盾
 
  需要是人们对外界对象、客体,首先是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关系。需要不是主观的产物,更不是任意的想象。人们的需要是由人的生理机能发生、受自然环境影响,并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们的需要按需要客体的差别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因此,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社会需要满足的过程是同一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相联系的。从需要为生产提供观念的对象这个角度看问题,需要的满足过程是先行过程;从生产为需要提供实在的对象这个角度看问题,生产过程是先行过程。因此,两者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
 
  从矛盾的产生来说,首先是社会需要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与社会需要相一致,否则社会生产就会衰退和灭亡。从矛盾的解决来说,社会生产又决定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生产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要,又促使新的社会需要产生。需要总是不断发展的,并且往往超过社会实际掌握的满足需要的手段。
 
  因此,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其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历史阶段的初始矛盾。因为,没有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产生、存在和发展。人们必需生活资料,这是由人类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但是,只有通过生产来满足的需要,才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需要。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但是,人类社会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是为了满足需要,并且创造出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成为新的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满足需要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生产,不断满足需要,从而不断推动生产发展的历史。
 
  社会初始矛盾决定社会基本矛盾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规定、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运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种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其标志是生产力;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其标志是生产关系。可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的表现,没有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也就不会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的人认为,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表现,这是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还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制约、影响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集团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本身,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因为,它的存在并不与社会的内在结构直接联系,它的解决也不直接引起社会结构的实质变化。而且,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也不能看作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一部分、一方面或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一部分、一方面或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的生产力和消费关系之间的矛盾,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反过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又总是受到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影响、制约和支配。以社会需要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为例,生产为需要提供对象,首先就引入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按一定的经济关系把需要的对象加以分配;交换依照个人的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也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受价值规律的制约;消费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其社会经济方面如各种消费关系的矛盾、消费的构成、水平、和发展趋势以及社会消费的合理组织等,也同社会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进行生产。但是,他们的需要之所以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首先是在于当时生产水平的限制。但主要的还在于少数剥削者占有了生产资料,从而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并运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直接表现为阶级矛盾,其本身则较为隐蔽。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必须进行生产。他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首先也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但同时也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关系。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低级社会形态中,因为人们在公有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仍有差别,在劳动的性质、质量、数量方面仍有差别,在市场交换中所处的地位仍有差别,在分配的方式、数量方面仍有差别,从而他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也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而且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低级社会形态中,还仍然存在大小不同的部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除了部分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外,还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直接表现为劳动人民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而在所有这些阶级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必然会出现一个矛盾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总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的群体结构
 
  社会基本矛盾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就表现为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资本私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基本矛盾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就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中包括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还包括非社会主义制度的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人与人关系表现出来,既表现为集体劳动者阶级和个体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区别,又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在各个社会阶级结构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阶级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阶级结构,主要包括四个阶级:
 
  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集体劳动者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反动阶级残余(及其知识分子)
 
  此外,还有少量的个体劳动者阶级。
 
  在这四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各种阶级、阶层矛盾:
 
  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集体劳动者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反动阶级残余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集体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
 
  集体劳动者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集体劳动者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
 
  资产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
 
  等等。
 
  在各种社会阶级矛盾之间必然有一种矛盾成为主要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阶级矛盾中,哪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哪些矛盾是次要矛盾?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在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上并没有真正统一。毛泽东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地回答了这些理论问题,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当时在表面上举手赞成,实际上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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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1,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个讲话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只研究其中关于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的部分。他指出:
 
  (1)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两点论、矛盾的普遍性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2)阶级消灭以后,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统治集团和劳动人民的矛盾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3)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如果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群众就有理由把它革掉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4)用小民的方法、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这里摘编出来的几段话,其实,就可看成是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彩文章。
 
  在这篇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部分,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理论的一个中间环节。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问题,毛泽东说:
 
  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我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中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毛泽东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里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以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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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2、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1)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
 
  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
 
  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2)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3)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中苏之间的矛盾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4)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5)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矛盾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6)真理与谬误、香花与毒草的矛盾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7)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矛盾
 
  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 一九四四年八月, 《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8)农业与工业的矛盾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
 
  (9)党内矛盾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顶端 Posted: 2006-06-07 22:15 | *** 13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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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3、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开创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
 
  (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2)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的理论
 
  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3)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发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
 
  (5)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理论
 
  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6)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敌我之间、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和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与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7)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理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8)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理论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9)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艺术、科学领域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理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10)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理论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开创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创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方向,违背这个理论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顶端 Posted: 2006-06-08 14:28 | *** 14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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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的要点是:
 
  (1)关于我国的社会状况。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2)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
 
  从对待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
 
  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
 
  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
 
  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3)关于整风。
 
  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判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
 
  片面性问题。
 
  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
 
  (4)“放”还是“收”的方针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5)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
 
  我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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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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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5,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1)整风的目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份以后,党内的整风运动上已经开始。毛泽东一路南下,沿途作报告。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济南赏干部会议上讲话: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
 
  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2]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2) 开门整风
 
  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她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指示下达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
 
  五月间党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最近两个月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开讨论,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较。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空话。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3)右派乘机猖狂进攻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党的警惕。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
 
  从五月八日到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十三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
 
  座谈会期间,有极少数人乘机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攻击说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历次政治运动失败的居多,要为反革命平反;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官僚主认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等等。提出要“轮流坐庄” 、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等。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会上有人说: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把五月十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整风消息,批给其他常委阅读: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五月十四日,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不但会帮助我党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目前,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对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立即加以纠正。但是,有三类言论的报道必须加以控制:(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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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打退右派的进攻

二、打退右派的进攻
 
  1,运动的初期阶段——发动群众围剿右派
 
  1)一九五七年五月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六月十二日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 有共产党人——一马克思主义者。 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 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 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1
 
  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右派分子”、“右翼分子”,而不是“右倾分子”,指出他们是我们要孤立、打击的对象。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司令,完全不信任或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扳过来,而且越快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份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中间多数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五月十九日,北京有的高等学校开始贴出大字报。中央认为,大字报可以揭露问题,暴露右派,锻炼群众,利多害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迅速展开。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1
 
  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指示说:毛泽东同志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这时,在各种会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右派言论有: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国家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五月二十一的会上说: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学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上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民盟副主席、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五月二十二日的会上说: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斥。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学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储安平的“党天下”
 
  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六月一日的会上说: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个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赏的颜色行事,都要赏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共产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的基本所在。
 
  陈新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村大主义的根”
 
  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说: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 、“一党治国”话没有说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就是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个要,如果不从根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杨玉清的“下轿下台”
 
  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五月三十一在会上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了的人也不愿放下轿。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歌功颂德不为人所称道。不仅要广开言路,而且要广开贤路,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
 
  王德周的“党员有两多两少”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说: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有些事比国民党的时候更坏。共产党胜利了为什么今天垮的这样?与其说党脱离群众,不如说群众脱离党,现在党快垮了。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赏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现在赏有两多两少,多了特权思想和优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应该由民明把所有群众组织起来,帮助党整风,监视党整风,以取消特权达到整风的最高效果。
 
  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
 
  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李康年的“赎买二十年”
 
  上海公私合营华众织造厂总经理李康年说: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5%发付利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所以应该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
 
  叶笃义的“改变高等党校的党委负责制”
 
  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五月七日在会上说:过去党委管得太多,赞成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学派组织的活动,共产党员在学校中也不需要以赏身份进行活动。加上一种党派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复杂了。党与非党之间有一堵墙,是困为有了党组织。
 
  陈新桂的“历次政治运动副作用太多”
 
  陈新桂说:三反、思想改造、肃反等等,这几阵暴风雨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之一。过去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术大,最严重的县长了唯心主义。人为地制造了墙和沟;把人分为“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积极分子是“靠运动吃饭”,他们“要避免挨打,就要打人”,这些人简直是败坏社会道德。
 
  这时,在各种会议上,还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认为帮助共产党整风,只谈缺点、不提成绩才符合整风精神。以至于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只准谈缺点错误,不准提成绩优点。
 
  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当即反驳说: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他与共产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五月二十九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上,卢郁文与谭惕吾继续展开争论。六月六日,卢郁文在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宣读了他收到的一封慝名恐吓信,信中说:
 
  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扩大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惕吾先生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
 
  五月二十七日,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随后就有人写慝名信骂他是“朋党之恶”。
 
  甚至,还有人写信威胁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六月七日,在复旦大学的全校校教师座谈会上,教授笪移今在发言中说: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当时,副教授舒宗侨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有几个人也同时拍手叫喊,要阻止笪移今继续发言。会场秩序陷入混乱状态。
 
  这一切说明,右派的进攻已经达到了猖狂的地步!
 
  右派猖狂进攻发展到顶点的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章伯钧召集的“六六六”紧急会议。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于六月六日召集六位教授和其他几个人次开会,分析当前的形势并提出他们的对策。
 
  这六位教授是:
 
  曾昭伧,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钱伟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
 
  陶大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参加会议的还有:
 
  叶笃义,民盟办公厅主任;
 
  史 良,民盟副主席;
 
  胡愈之,民盟秘书长;(会议开始即离开);
 
  闵刚候,民盟中央常委;
 
  金若年,民盟中央常委。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人认为:
 
  当前的局势非常严重:章伯钧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要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评委差不多都是赏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巾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还有人说:当前的形势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
 
  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非常严重。章伯钧说:苏共二十头昏脑胀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标准了。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还有人认为,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十分严重主要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个人作风问题。
 
  现在只有民盟站出来说话才能控制局势。章伯钧说:在共产党进退失措、没有办法收的时候,民盟有责任帮助党。民盟现在大有搞头。民主学派要大大发展,同时还要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还有人说:在这种严重情况下,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学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学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打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
 
  当然,不是参加会议的每一个都同意章伯钧等人的意见。但是,章伯钧召集这次“紧急会议”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利用当时的所谓时机,与共产党摊牌,要共产党实行让步,从而实现他的“轮流坐庄”政治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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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2)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六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从此,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也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在共产党内和共青因内也要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
 
  六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域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瘵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打人骂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均、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放得越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3)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起草《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看了上海文汇报六月十日刊载的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为人民日报写了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新华社十四日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意见: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间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产阶级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年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参考。
 
  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强调: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对前者”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因为右派势力进攻是有代表人物、骨干分子的,因此,批判右派政治思潮必须结合具体人物。应该说这是符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的“批判右派,除个别外,不必具体指名,留下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的精神的。
 
  为了具体指导这场斗争,毛泽东又继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
 
  这篇文章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
 
  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
 
  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二)我党对右派进攻采取的方针。
 
  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
 
  (三)与右派矛盾的性质及我们的政策。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
 
  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 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
 
  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顶端 Posted: 2006-06-13 16:29 | *** 18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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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4)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有两事通知如下(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只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700多人,报纸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七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对右派人数比例的估计。
 
  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二)与右派争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三)反右派斗争采取的形式。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
 
  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四)对右派的政策。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
 
  (五)整风、反右的政治目标。
 
  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5)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的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
 
  七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了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这篇文章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七月二十日稿、七月二十五日稿、七月三十日稿、八月一日稿。七月三十日稿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于八月一日在这个会议上印发给党内县委及其他相当县委一级的党组织和干部阅读。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当时党内高层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七月十一日,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建议称:“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经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这个观点显然同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的“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是不一致的。
 
  这篇文章进一步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2)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3)整风的政治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4)整风的主题和方法。
 
  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5)与右派的矛盾性质、政策和意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捕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6)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
 
  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
 
  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
 
  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顶端 Posted: 2006-06-14 14:09 | *** 1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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