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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水陆洲文革研究专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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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运动的中期阶段——深入挖掘右派分子

2,运动的中期阶段——深入挖掘右派分子
 
  1)八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1)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事实求是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
 
  (2)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3)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5)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寤,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
 
  (5)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6)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7)深入挖掘期间,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报告》。报告反映,到八月七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已在大小不同范围内重点批判3529人,占右派总数47%。全市有极右分子1257人,占右派总数16,7%。全市已登报的右派分子135人,近日又决定增加55人。北京各高等学校共发现右派分子4230人,占高等学校总人数1132132 的3,47%:其中极右分子1125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6,6%。教授中右派分子192人(其中极右分子85人)占教授总数1390人的13,9%。其中重点批判108人,占教授总数的8%。(十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报告说:32所高等学校,11,3万余人参加斗争。共发现右派分子4874人,占总人数4,3%,其中极右派1115人,占右派总数23%。已登报批判的极右分子145人。)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时指出: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和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材,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两种表现出来的不适当的办法必须避免。一种是,从追究历史问题转到简单地追究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关系;另一种是,追究右派分子龌龊的私人生活。这两种做法,都妨碍从政治上、思想上对人民进行教育,必须加以避免。
 
  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
 
  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圆满解决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日内瓦会议以后争取回车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排不斗”。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这篇社论于九月十五日发表。
 
  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九月十二日,中共中财发出《关于在农村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侨区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这篇社论于九月十八日发表。
 
  十月,八届三中全会前统计,全国已划右派分子六万余人。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九月二十日上午一时,毛泽东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
 
  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对前一段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报告》指出:
 
  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以前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七月在青岛召开的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情况,作出了全面的估计,对于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现在全国的运动正按照中央的方针顺利地开展着。
 
  报告特别对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关于农村、关于工人阶级、关于少数民族、关于军队、关于党和团等各个方面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思想、政策、要求作了具体论述。
 
  (一)报告强调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为此,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是,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如前所述,早在八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就反复强调:
 
  (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寤,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
 
  (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2)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我们同苏联的争论
 
  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乎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2)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3)整风的任务
 
  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未,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
 
  (4)“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5)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方法。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从这次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去了。
 
  3)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泽东在第十三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和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
 
  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
 
  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
 
  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2)“四大”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
 
  (3)右派会一分为二
 
  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捕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
 
  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
 
  (4)机关学校要抓紧整改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进一步发挥。此后,毛泽东就很少涉及关于整风,特别是反右派问题了。而实际上,就全国来说,更大面积的县以下的反右派斗争,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
 
 
  
  
  

 
 
顶端 Posted: 2006-06-15 15:06 | *** 2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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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运动的后期阶段——反右逐步趋向扩大化

3,运动的后期阶段——反右逐步趋向扩大化
 
  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示在船员中不划分右派。
 
  十月十五日,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
 
  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通知还规定: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规定: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分裂人民内部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分子。(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 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后,迅速地站到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这个标准尽管仍然十分难于具体操作,总算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防止多划右派分子,可以起到一定的有益作用。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62人。经中央决定,其中53人由原选区人人民代表大会撤消其代表资格。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规定:乡(区)级整风,不进行反右派斗争。
 
  三月七日,中共中央提出《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
 
  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双反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
 
  五月,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
 
  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即已告一段落。而此时全国划的右派分子却达到五十五万人,比一九五七年九月的六万人几乎多出了十倍。但当时统计上报的只有四十五万人。
 
  三、对右派分子分批摘帽
 
  反右派斗争过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给右派分子逐年摘帽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提出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的建议:
 
  关于全国45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
 
  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约有五万人左右。到一九六四年又有四批约三十万人先后被摘掉帽子。这就已经超过了七年中摘掉70%(应为315,000人)右派分子帽子的估计。其中,一九六二年,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由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错划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分子。这个建议未被中央采纳。
 
 
  
  
  

 
 
顶端 Posted: 2006-06-16 15:06 | *** 21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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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组织反击右派的问题

关于组织反击右派的问题
 
  这些年来,是遭受右派攻击最多的一个问题。
 
  辛子陵在《毛泽东全卷》中说: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认为是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最大……而变成了欺世盗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如果不说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著书立说,招来滔天大祸。”
 
  :“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领袖。”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恭维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作了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代表。这在毛泽东是最敏感的问题……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拥护周恩来和拥护毛泽东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毛泽东正要在中国知识界树立自己的至上无上的权威,如何能容许这种挑战!”
 
  “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本想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赢得知识分子的心,逐步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地位,如今他看到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是不同的……在这些人中建立信仰,让他们崇拜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决心要整倒一批‘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用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
 
  这就是辛子陵对反右派运动的攻击和歪曲。
 
  肖冬连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也认为,毛泽东从整风转向反右就错了。它说:
 
  五月十九日以后,“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不再是整顿三风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问题,是在党内肃清修正主义的问题了。”
 
  “毛泽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成为‘引蛇出洞’的手段。到了6月8日,毛泽东抓住‘匿名信事件’这一契机,发动了全民的反右派运动。”
 
  “整风的主题变了,鸣放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党内那些对开门整风方针持抵触情绪的干部,他们一旦了解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反击意图,理所当然地要推波助澜,积极地将各种鸣放形式转化为‘引蛇出洞’的手段。由此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二是为即将发起的反击右派斗争制造了更多的目标。”
 
  “当时党内一些高级负责干部就这样地运用“引蛇出洞”的战术,人为地制造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局势,从而为大规模的反击提供了最主要的‘客观’依据。由于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返回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所以他对这种战术也给以肯定和支持。”
 
  “‘引蛇出洞’战术所造成的假象,使毛泽东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判断。”
 
  “从此以后,党的八大所判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就被逐步扭曲,客观上已不是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又被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以致产生了一连串的逆向发展,终于把我国推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不论是‘章罗同盟’,还是‘章罗联盟’,都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一是订立盟约,二是具有根据盟约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如果以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所谓的‘章罗联盟’并不存在。”
 
  “‘挖’出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章罗联盟’,在当时被看作反右斗争的重大成果,它对于整个反右斗争的战略布署,‘意义’太重大了:不仅确定了反右派的主攻方向,而且向全国人民证明了中断整风而转向反击右派的必要性。”
 
  “反右派斗争此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进了一个‘怪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这个理论正确性的证明。”
 
  “从总体上看,这篇文章(按: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表现出的是一种‘左’的倾向,即它过分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一些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夸大为敌对阶级间的阶级斗争。”
 
  “在青岛会议精神和中央上述指示的引导下,几个月的‘深入挖掘’造成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局面。
 
  首先对右派性质作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判断,在质的方面绝对地夸大了同右派斗争的严重性。……
 
  其次,这声运动采用具有极大主观随意性的策略方针对待批判对象,以至于打击面过宽。……
 
  最后,对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处理的份量过严过重。”
 
  《毛泽东传(1949-1976)》与这种攻击毛泽东、全盘否定反右斗争的观点,有根本区别。但是,它对反右斗争的一些分析和评论也是不正确的。
 
  该书说: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作者们凭什么说“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呢?至于“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该书说:“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当时,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严重不严重? 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严重不严重?当时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有深刻的感受。特别是身处北京的高等院校环境中的人,更有深刻的感受。当时之所以没有发展到如匈牙利事件那样更严重局面,就是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和斗争策略。
 
  该书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说“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这完全是书生之见!如果由这样的人去指导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那是要亡党亡国、人头落地的!革命的人们不应该忘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
 
  该书说:《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按照作者们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可以调和的、你活我也活的矛盾。这可真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中批驳了这些错误观点,他指出: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效果大不相同。应该讲是毛主席接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
 
  还有一点应该说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应该说,对广大的人民来讲,这个实践,这个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和斯大林肃反的扩大化不一样。1957年的生产发展很好,工人用自己的行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到1956年,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1956年调整,使1957年的生产发展更健康,速度虽然稍降低了一点,但是1957年的生产、整个经济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反右斗争发生扩大化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1)毛泽东开始提出的某些原则没有坚持
 
  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以后,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
 
  如果坚持一开始反右派斗争时毛泽东提出的:对右派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不予办罪,是不是可以更有利于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避免斗争的扩大化等后遗症呢?
 
  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从其中划出的右派分子竟占到了百分之十。毛泽东历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知识分子中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而运动的结果却达到了他的最高的一种估计。这显然是“过分”了。
 
  2)中央书记处的严重失职。如果说,反右派斗争发生过扩大化,主要应该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至一九五八年三月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的具体工作,是由作为党的总书记、中央整风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具体进行指导的。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失职。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3)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
 
  4)党内一些官僚主义者乘机整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
 
  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毛泽东传》说:《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还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它指的是《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的这样一段话:“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观点不正确吗?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制的改革完成以后,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反右斗争一直到1957年底,毛主席多次讲话中加以阐述、加以论证的重大问题。究竟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是合乎马列主义还是不合乎马列主义?是合乎实际还是不合乎实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讨论、认真研究的。”
 
  “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史,只讲我们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产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因此,我们的国史,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跟“七十年”同样一个腔调,应该有所差别,要把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表述。”
 
  “右派斗争以后,多次修改文稿,提出了思想路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我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夏季形势》《三中全会》等文章中选录了18段:
 
  1、“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2、“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3、“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4、“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生产力。”
 
  5、“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6、“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7、“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是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8、“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9、“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业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准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10、“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
 
  11、“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12、“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13、“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14、“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15、“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16、“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17、“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
 
  18、“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究竟是属于反右派斗争必要的范围?还是属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范围?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有一种说法:1957年以后“左”了20年。那么这个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扩大化的方面了,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问题
 
  《毛泽东传》说:“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看来,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该书说:“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容易发生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应当而且必须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
 
  该书说:“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八大一次会议认为生产落后于需要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到底是思想向前发展了,还是向“左”发展了?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有一个认识过程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提法明确地说明了阶级斗争和两类矛盾的关系: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同民主革命时期比较,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注意!这里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与敌我矛盾相对而言的,不是与阶级矛盾相对而言的。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呢?
 
  难道说;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矛盾不存在了?或者阶级矛盾只表现为敌我矛盾?这两种说法不仅违背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在理论上也根本说不通。
 
  说阶级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由此推论出人民内部矛盾中大量的是阶级矛盾呢?不能。这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外延不能相等。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一部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更包括各种劳动者社会集团之间的非阶级矛盾。这后一种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是大量的。
 
  同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印发《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供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人员参考,其中第三十个问题是:目前,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有几类,什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中的二十二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注,第三十个问题没有批注。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这个问题考虑仍不成熟,还没有得出结论。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两者都有,都要注意,但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
 
  这一段话写得很简要,如果联系他在此前后的思想,应作这样的解释:这里的人民内部矛盾(斗争)主要是指人民内部各种阶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敌我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说:“两者都有,都要注意”。但是,就中国今天的现实情况来说,“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中既包含有阶级矛盾,又包含有非阶级矛盾。所以,“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也就是说,既不能把非阶级矛盾夸大为阶级矛盾,也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敌我之间矛盾。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指出:“分清两类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也有‘左’有右。” 很明显,这里说的“两类矛盾”是指的敌我之间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第一类矛盾”是指敌我之间矛盾;“第二类矛盾”是指人民内部矛盾。在谈到人民内部矛盾对敌我之间矛盾的关系时,毛泽东总是用“突出的”、“显著起来了”来形容,而不用“主要的”来形容。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指出:“不能说现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应该讲,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他认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阶级性)、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者的矛盾(除少数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以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了主要矛盾。刘少奇的这个提法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比较,可以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种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观点,仍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哪个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
 
  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概括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矛盾的属性的一种矛盾。相对于敌我之间矛盾来说,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说是主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时,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除了少量的敌我之间矛盾以外,大量的、普遍存在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几乎包括了绝大部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究竟哪一个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仍然是不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相对于敌我之间矛盾来说,称述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用“主要的”,而用“突出的”、“显著的”,以避免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相混淆。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他在讲话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一个讲话提纲中指出:“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期) 大量:先进、落后” 这几句话非常简短,但理论意义非常重大。它深刻地说明了各种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
 
  首先,把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概括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包括的是人民群众与一部分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如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一部分是非阶级矛盾,即劳动人民内部的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如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矛盾。
 
  在过渡时期,在两类矛盾包括的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阶级矛盾虽然是主要矛盾,但并不等于是大量的、突出的、显现的矛盾。大量的、突出的、显现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如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
 
  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零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以下几个特征:
 
  (1)这个矛盾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2)这个矛盾斗争的焦点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支配工人阶级;
 
  (3)这个矛盾斗争的主战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2、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在经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国际联系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潜在能量和巨大影响。
 
  3、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劳动人民内部就会产生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
 
  4、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前途和方向,关系到青年一代的前途和方向,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957年12月 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乘风破浪》一文(这篇文章是以柯庆施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胡乔木修改定稿的)是对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总结,特摘录如下:
 
  “首先,我们谈谈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指示。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一部分同志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刮起来的一阵妖风吹昏了头脑,对于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发生了怀疑,好像党的某些基本政策是右了。这一股风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仍然面对着“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同人民的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但是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彻底孤立了。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但是不论是在全国人民中,或是在资产阶级中,他们也只占极少数。当他们一旦暴露出自己的反社会主义面貌,他们很快就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围之中。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也不完全心服,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论就全国来看,或是就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摆在眼前的现实例子,证明党中央对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的正确。一个例子是:这次党所领导的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工商界自己进行的。第一批六千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学会了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以后,揭露出右派分子248人,整个工作做得很不坏。目前运动正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商界去。另一个例子是: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 60%,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占34.5%,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4.5%,但是,在政治上,左派加中左分子却占44%(这个比例在全市是比较高的,一般大学占30%左右),右派只占8.5%。这两个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就以商学两界而论,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坏,他们自我改造的成绩是显著的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吗?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认为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认真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即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如果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他们看不见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不认真研究周围事物的新发展,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化了。他们错误地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把不属于右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而不懂得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形式来处理阶级斗争的必要。
 
  “当然,看不到敌我矛盾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否认或者忽视敌我斗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由于阶级关系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注视这方面的发展变化。当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这方面的斗争,并且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如同这次反右派斗争所做的那样。但是,鉴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中间派)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仍然应该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争取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从中间派转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当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反复的过程,中间还会起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会逐渐进步,逐步改造好,也会有一部分改造不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的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都曾有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种种矛盾,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因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但是还有许多矛盾却不是由于阶级的存在或者阶级影响的存在,而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工作落后于群众需要。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完全消灭以后也仍然会继续产生。在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所有这些方面,领导工作情况怎样,是好还是坏,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采取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是走在客观实际和群众觉悟的前面还是落在后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总之,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此可见,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加以分析。以我们党的整风为例。我们在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但是我们要反对的主观主义作风,却是认识上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许多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例如对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某些争论,对于形势发展快慢的不同估计的某些争论。这种争论将来永远也是会有的。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阶级矛盾的反映,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我们有些同志过去一个时期怀疑党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怀疑党的若干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主要地就是由于没有具体地分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又缺乏具体分析。
 
  “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觉得说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这是没有根据的。看来他们好像很‘左’,其实,恰巧说明了他们很右。事实证明,对人民采取说服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同志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说服的结果而是被压服的结果吗?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先进的同志们说服了,而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呢?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国民党蒋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我们必须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许向人民施‘威风’。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定要相信党能够说服大多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在剥削制度下,旧社会把人训綀成自私自利,而在新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就有可能最后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局势是有利于我们这样做的。
 
  “整风运动的经验,最有力地说明对人民采取说服方法的伟大效力。经过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很多同志学会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等等一套方法,正确地处理了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的大批问题,以及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中的大批问题,取得很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还取得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套方法,就是说,也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这是极为重要的收获。但是,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没有学会或者没有完全学会这套办法,不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有抵触。因此,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要下定决心,不但自己要对当前的阶级关系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大量存在的矛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要帮助各级党组织直到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都能认清形势,分别各类矛盾,并且能够正确地加以处理。只要我们大家有了经验,并且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边整边改等等这一套办法完全学会,并且把它变成经常的制度,经常的方法,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无论是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是大是大非或者是小是小非问题,都可以运用这一套办法迅速地加以解决。”
 
  2006年6月3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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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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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二章 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一、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根本还是促进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召开了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反冒进的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会上一些人甚至认为,一九五六年各方面都“冒”了。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上一些人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当时明确提出七条意见,这七条意见作为一个妥协方案,是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
 
  其中关于经济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趋势,发展是个总趋势。
 
  这里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阐明了前进和后退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反冒进方针问题。
 
  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到十日,在毛泽东召开的座谈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的会上,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一致认为一九五六年“冒了”。
 
  陈云提出要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
 
  李富春认为,一九五六年计划冒了,执行也冒了,是冲昏头脑;
 
  李先念说,一九五六年冒了三十亿到三十五亿;
 
  薄一波列举了一九五六年冒进在经济工作中的十种表现。
 
  到底实际情况如何,这里不妨引用一段薄一波一九九一年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能不能把这个增长速度笼统地称为冒进呢?不能。因为这一年增长速度所以这样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上两年农业丰歉的影响------第二,‘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在第四年、第五年即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到货,这也促使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后来总结,认为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主要是三条:基本建设投资虽几经压缩,还是多用了二十来亿元;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多用了十来亿元;由于支持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贷多发了几亿元。”
 
  这些都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能够以此为根据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吗?
 
  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是促进还是促退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指出:
 
  “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就已经明确提到了经济建设的两种方法问题: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过高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三、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矛盾、不断革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只有周恩来,还有华东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指示:《浙江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可转载,并可广播。”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疋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疋,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在反右派中,批判了右派提出的走“白专道路”的思想。但是,有些人又把“白”与“专”划等号,认为“专”就是“白”。随着形势的发展,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即将转向技术革命,所以,在整改中,要进一步解决红与专,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的,先进落后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打老婆,甚至因此杀老婆,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问题看不到底,譬如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北京开会时还看不大清楚,会后南下.到山东,到其他地方一看,形势大变,才有把握写序言。这是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形势看不清。有些人硬不肯增产,总认为没有条件。开展整风,右派一下子起来,几篇社论,六月到七月大局一定,许多事是无法完全预料到的。
 
  主要的占大量的矛盾,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要革一个东西嘛。宪法上规定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年就行。××年加八年,共××年,不用××年。我们每年这样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同大量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中百分之四十赞成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不那么热心,百分之二十想退社,未真心退社。坚决退的是少数,有百分之五可能是右派,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右派,要七擒七纵。
 
  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
 
  1.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官僚主义(现在要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2.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
 
  3.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先进占多数,落后占少数。可以这样领导,可以那样领导(如浙江平阳和黄岩两县就不同),只要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了解整个气候。如何领导,很值得研究。山东寿张县有个刘传友是深入领导的。鲁西无喂猪习惯,现在每户养两头,他还改造土壤。浙江桐庐油厂、酒厂在同样条件下比出品率高低,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材料很好。《人民日报》王朴写的短评也写得好,里面有辩证法(均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要宣传理论,讲辩证法,讲唯物论,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谈谈不断革命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一九五○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
 
  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还有技术革命。
 
  1——4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找[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斯大林在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时,也提出了技术革命。
 
  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消灭阶级再有××年就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思想政治斗争(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争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懂得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好一些,否则差一些。“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莫斯科宣言中加上辩论法一段呢,因为它适应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来全世界都统一了,两派人争权还会有的,因为意见不一致,出各种报,演各种戏,各人争取群众。有思想交锋。那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有的,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会有左中右三种人。上层建筑在那些顽固落后的人手中,又不许大鸣大放了。不会不改正错误,也会有冲突。没有军队了,也可能用拳头,用木棒。那时没有阶级,处理得好,对抗,处理的不好,也会对抗。一个进步路线,一个落后路线,是互相排斥的,是对抗的。××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权力也基本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劳动人民不能使用国家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农业搞试验田,工业搞试验品。要比较,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要讲评比,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是可比的,不是不可此的。
 
  政治家总要懂得一些业务。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
 
  学生中的右派,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
 
  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风,一切都是黄河为界,界线划得那么清楚。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突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阶级矛盾、主要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问题。
 
  首先,毛泽东重申了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即阶级斗争是主要的,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其次,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阶级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
 
  阶级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在过渡时期,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过渡时期,这类性质的矛盾是大量的。
 
  因此,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在过渡时期,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另一类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过渡时期,这类性质的矛盾是大量的。
 
  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不断革命问题。毛泽东把他的不断革命论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这就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个层次,是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革命,这包括新民主义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改造。
 
  第三个层次,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反右派斗争。
 
  第四个层次,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
 
  这四个层次的革命是一个紧接着一个不间断地进行的,但又不是绝然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渗透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特别着重说明了,为什么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紧接着进行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这个战略思想非常重要。当时很多“老革命”不理解,一些人掉了队,一些人勉强地跟着走过来。右派夺权以后,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了政治思想上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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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

四、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部分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包括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明确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提出反冒进之所以是错误的:
 
  第一,从政治上来说,一提反冒进就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第二,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第三,从具体业务工作上来说,“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这些属于业务问题。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具体地分析了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过程及影响。
 
  先是,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一九五六年四月,)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
 
  随后,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鲁言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
 
  紧接着,(一九五七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
 
  这样批评反冒进就涉及到了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晚,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有劲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这个报告(指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上海报告(报告记录:“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当时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
 
  破暮气,走出办公室(报告记录:暮气,我们都有些,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朝气的对立.讲革命朝气。)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群众积极性没有想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上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矛盾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
 
  1,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技术)的对立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
 
  2,整风一定要坚持到底,全党提起干劲,打掉官气,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
 
  3,在整风中每个单位以几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干部的;每个家庭的。
 
  16、不断革命论
 
  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革命,继续进行,但性质变了。国家权力,在对内职能上,逐步地不存在了,现在对劳动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说服而非压服,打倒官风,十分必要。
 
  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
 
  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
 
  22、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
 
  大局与小局的区别
 
  一般与特殊的区别
 
  抓住主流。抓错了(抓了支流),一定栽筋斗。
 
  这是现实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
 
  ‘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教训。
 
  响应反斯大林的教训,完全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
 
  响应高铙的教训
 
  登徒子好色赋的方法
 
  我们同志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很不少。革命吃亏很大。
 
  23、以平等态度对待干部,使人感觉人们相互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觉自己的心是交给了他的。学习鲁迅。
 
  26、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使出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36、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鸣放辩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中,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举行辩论,求得多数人的同意。
 
  37、在三级(或四级)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大权独览,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个人作用与集体领导的统一――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是否正确?
 
  41、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是不对的。
 
  42、准备挨骂,硬着头皮顶住。1
 
  在会议过程中.毛泽东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
 
  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
 
  毛泽东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
 
  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泽东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的讲话就说过: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但是,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我不懂,也不知道。这次讲话又说:反右倾保守,并不是要尽唱高调、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是要按实际条件办事,订指标要留有余地。这番话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在一九五九年才说的,而是在大跃进还没有形成之前的一九五八年一月说的。有些人就是不听。出了问题,反过来,还要说是因为毛泽东反右倾、批评反冒进、鼓吹大跃进造成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柯庆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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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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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大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瓧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瓧),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五条罪状。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军又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要鼓干劲!鼓舞士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登徒子写的好色赋没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好色。因为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亮,好色,请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替登徒子翻案,是讲这个方法不好。右派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的这样看。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没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没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地球的命,从我们这里到杜勒斯那里,直径12,500公里,乘3.1416……,要大家努力,现在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空间还不行,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差一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要认真学习,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真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困难呀,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也要学,由郭沫若当老师,过去我不看《人民日报》,像蒋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六个月可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可改造好了,以后还要整。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通来了吗?(应声;来了。)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手参加这像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感谢右派是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像章、罗,要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于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它,因为它人数少。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说)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判,知识分子像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像旗杆那么高。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真理,工农出知识。除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没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剥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有时沾上来了,有时沾上一点,有时在天宫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谓(罗隆基说)“三颐茅庐”、“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温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一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仇敌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釆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登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话。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去掉疑心,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做法,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兑现,如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蒋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没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也要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蒋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芸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炉灶》。我们请蒋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炉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炉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为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回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你们看过“四进士”的戏没有?四进士的戏,有我们老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要鼓励士气。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不是灰色的,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如只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真红,是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龄大,……凡情况许可的人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那么好弄的,当然也有是用功的,如杨振宁。
 
  我们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外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
 
  要把心交给人。
 
  要釆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炎老你没料到,我也没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才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没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没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彩了。双轮双铧犁能用,我要为他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铧犁也抹黑了,这跟斯大林一样倒霉。
 
  不讲了,大家讨论讨论,提出意见。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要强调了三点:
 
  第一,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劲头鼓起来了,现在有了热潮,
 
  第二,都搞社会主义,但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
 
  第三,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要坚持整风,改掉官气。但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
 
 
  
  
  

 
 
顶端 Posted: 2006-06-20 15:05 | *** 25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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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二月十九日,中央将这个草案转发全党。
 
  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实际是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它是总结几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特别是反右倾和反“反冒进”的经验教训的成果。六十条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部分:理论、原则、任务、学习、方法。其中:
 
  关于理论
 
  (1)不断革命。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2)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
 
  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是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并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取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要懂得一些。不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3)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浙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制度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合理的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4)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
 
  十个指头的问题。
 
  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都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
 
  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铙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悟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讲究方法论。
 
  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形成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
 
  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地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关于原则
 
  (1)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
 
  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2)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
 
  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3)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必须使人感到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管官有多么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对待人的条件之一。
 
  (4)要随时准备挨骂。
 
  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5)党的领导原则。
 
  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四个字,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策。
 
  (6)第一书记挂帅。
 
  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7)党委要抓军事。
 
  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毛泽东批示“可用”的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中说:
 
  “他们的结论是:‘无论如何要稳妥可靠些,不要再犯冒进的错误’,”
 
  “这些人不了解,跃进和冒进有原则的不同。跃进是一种有实际可能性的前进,它不同于通常的前进,它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千方百计,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的前进。”“冒进是超越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没有根据或没有充分的根据的胡思乱想,主观主义地蛮干。”
 
  “一九五六年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尽管其中有个别缺点,但仍然是一个基本上健康的大跃进。”“有些人却分辨不出九个好指头和一个坏指头的区别。把个别当作一般,把支流当作主流,对整个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名为反‘冒进’,实际反跃进。”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的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越额百分之二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抵制,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他讨论一些原则性问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的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来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那就必然会失败。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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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些领导人作自我批评

五、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些领导人作自我批评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陈云发言检查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还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是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毛泽东扦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无权参与,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呼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番跑出来的时候,对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会上,李先念和薄一波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的错误的责任。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
 
  “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我们的同志就会生气,‘噢,你右派把我抓得跟你差不多呀!’果然生了气。表现在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那一篇报告,痛驳右派,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六亿人口,一千二百万党员办事,能没有一点缺点。”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是个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在正确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可是,一些人当时虽然做了检讨但思想并没有真正通。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又重新翻这个案,还硬说周恩来如何挨了整、受了委屈,并以此证明毛泽东犯了二十年的“左”倾路线错误,
 
  胡绳的《七十年》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用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评是否“不适当”,姑且不论,上述这种说法对它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和推论,确实也大得吓人。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也作大体相似的评论::
 
  从批评的以冒进开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维定势,认为无论如何正确的方面总是“九个指头”,错误的方面总是“一个指头”超出这个范围便是“右倾”实际上是过于自信,且听不得别人批评。
 
  如果说,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冒进的批评还只是从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的,那么到了南宁会议,则把反冒进一下子提高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使会议的气氛一开始就十分紧张。
 
  毛泽东是个哲学家,他在讲述辩证法。但是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平衡与不平衡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条件有主观条件,有客观条件。毛泽东只强调主观条件,忽略了客观条件,一味要求不断打破原有定额、指标和计划,使所谓的“积极平衡始终无法建立起来,相反却演变成了遗笑后人的数字游戏。
 
  南宁会议是屐大跃进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南宁会议前后,毛泽东将本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当作几位领导人的错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随便指名道姓地批评表明毛泽东已经把自己凌架于中央领导集体之上,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急剧地发展起来。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发展,除了某些客观原因,如制度不健全等等外,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原因不可回避。这个主观原因就是过于自信,不再谦虚谨慎。
 
  《毛泽东传》也说:
 
  “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
 
  “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里也把事情的本质歪曲了。
 
  辛子陵的《毛泽东全卷》说:“毛泽东认为他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条件,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中国的经济。他太急迫了,又把赶超英美的时间提前再提前。”“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功业心所驱使,毛泽东决心要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不把这些人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于是,继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为主题,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中共全党的推行开辟了道路。”
 
  很明显,这是辛子陵的一贯手法:一个是,蓄意歪曲事实,从毛泽东的动机、人格上污蔑攻击毛泽东;另一个是,拚命地把周恩来拉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去,以便“证明”毛泽东一个人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
 
  毛泽东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究竟是批评什么思想、什么人?究竟对了还是错了?
 
  其实,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批评的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条件下,有的领导同志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冒进的指导方针。
 
  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抓住“反冒进”大做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
 
  正是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跃进”这个口号。这里,周恩来既回答了右派的进攻,也纠正了他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又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说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表彰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当晚,周恩来写信给毛主席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并不是反对纠正一九五六年计划工作中的具体错误,而是反对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反冒进的错误指导方针。也不是要反对周恩来个人,而是反对一种错误思潮。更不是什么今后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冒进。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达成了共识。经过一九五八年的一系列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可以说全党达成了共识(也可以说是得到中央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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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一、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三月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5-7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这就此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釆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釆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此1957年多一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那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题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的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像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的不少,基本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强调了四点:
 
  第一,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第二,现在好像不要平衡,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第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釆取哪一种?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第四,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之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通过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阐述了坚持普遍真理与发扬独创精神的辩证关系。他的结论是: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一九七八年以后受到攻击最多的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
 
  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
 
  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
 
  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
 
  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以后提出来的。在中国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个人崇拜;另一种是反对个人迷信。后来,在文章中还是使用了反对个人崇拜这种说法。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两种个人崇拜,其中第二种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其实,就是个人迷信。我们不应该反对个人崇拜,只能反对个人迷信。
 
  有人说,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就是鼓吹个人崇拜。要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分开,我们只能崇拜真理,不能崇拜个人。某个真理总是由某个人提出来的,真理与个人能绝然分开吗?当然,真理与个人也不能绝对等同,不能因某个人提出了某个真理,这个人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其实,那些反对个人崇拜的精英们才是真正的个人崇拜主义者。在中国,各种纪念个人的旧居、碑亭、塑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把各种各样的个人的讲话都封为理论、重要思想。成天要人们高举这些旗帜,而且还要一百年不动摇。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批示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指出了对一九五六年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存在的偏差。这是以后中央领导层产生一系列分歧的基础。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化)。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骂人很凶,但是骂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阐述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四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建设速度问题。
 
  关于对立统一观点,
 
  他说: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要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
 
  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
 
  他说:现在仍然存在着四个阶级: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我们同这个阶级的矛盾属于敌我性质。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同这个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性质。
 
  第三个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
 
  第四个是农民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是集体所有制。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他说: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
 
  关于建设速度
 
  他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了相当完整、系统的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以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分析为基础,已经开始形成,但尚不完备。能做到自觉拥护的人不多,而出自本能反对的的人不少。总路线的灵魂、实质是建设速度问题,但对速度一定要辩证地来看,不能刮风。
 
 
  
  
  

 
 
顶端 Posted: 2006-06-23 14:23 | *** 28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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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是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响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按:应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门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琪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性)、生动(性)。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滕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的。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一一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就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十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的中心就是鼓励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树立起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滕代远的信。
 
  指出:“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虽然反复强调要反保守,但同时他又非常冷静,反复教育干部要注意每一个建设项目是否必要和可能。绝不是像有些人攻击污蔑的那样,只是一味的头脑发热,盲目冒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的一个批语。
 
  指出:“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消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消灭掉了。”3
 
  这里提出了“兴无灭资”的口号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会议发言
 
  他说:“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也认为问题的本质还不是什么战时赤字和和平赤字的问题,这两种赤字虽然有条件的不同,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解决这两种赤字的方针是一个,就是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当时确没有这样的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4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二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那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局、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陈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这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由××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的。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二、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越请教得多,搞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即是已经证明了的,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未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解决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那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个字战术,当时人们就怀疑,那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是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面的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匈波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重点是总结反冒进在思想方法上的教训。但同时又强调了另一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说:
 
  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
 
  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
 
  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顶端 Posted: 2006-06-24 08:24 | *** 2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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