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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水陆洲文革研究专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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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没有看。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性--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变成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釆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釆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这篇讲话的重点还是分析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从这些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阶级关系问题的重视。因为它是党制订政治路线的基础。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对理论有重大的丰富和发展,突出贡献有以下几点:
 
  (1)提出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问题
 
  (2)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3)提出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4)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毛泽东的讲话的确十分精彩,十分具有鼓动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能说不正确。问题是,无论毛泽东本人怎么想,客观上,在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压力下,在人们渴望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的支配下,人们就是把科学、把客观规律统统当作教条,当作迷信。其结果必然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大行其道。
 
  毛泽东把个人崇拜与真理崇拜混同起来,主张如果真理掌握在个人手中,就应该崇拜,其含义就是他自己就代表真理,这就明显地表现毛泽东过于自信。尤其当他的意见和中央集体不一致时,他更需要借助党内民主之外的东西来贯彻自己的主张。所以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的主张,是天理与人欲并存。
 
  成都会议,就经济建设方面的“左”倾错误而言,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南宁会议。“大跃进”中的各项主要错误,成都会议都已基本存在或初具雏形。
 
  对照毛泽东的讲话,它的这种攻击可以说没有一句话是站得住脚的。但确实代表了党内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心声。
 
二、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提出要用跃进代替冒进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汉口会议,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参加。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一次汇报会义上指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九五七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一九五七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盖子不解决,压在劳动者、干部身上,精神不振,生产力不解放。”“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没有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国内外情况紧张,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顾不上开会;我(那时是采取防御的,以后才逐步恢复三个口号。”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生产高潮形成的原因。现在生产高潮是怎么来的?
 
  (1)以前有过高潮,有了领导高潮的经验,一九五五年冬一九五六年春曾有过高潮……。
 
  (2)反冒进的错误使许多人不舒服,使干部抬不起头来。但挫折对我们很有益处。一种搞快些,一种搞慢些,这样就有了两种工作方法的比较。反冒进就慢。这几年来两高潮形成了马鞍形,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春和一九五七年冬就高,中间反冒进就低。这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
 
  (3)中央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三中全会和青岛会议上及时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的和做促进派的口号。
 
  (4)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群众干劲起来了,干劲足了。
 
  两个战役之间休整问题。目前的生产高潮,动员群众很广。动员这么多群众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在战争时期,在参军上搞过大规模动员的。群众是个劳动大军,各级干部是指挥者,指挥者应当懂得在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
 
  同时,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这个口号起了动员作用,不要改,中央还要再看一个时候,改变面貌,光挖沟植树不能算,因为我们不是布置花园,做到棉、油、粮增产才算改变面貌,挖沟只是手段,不能算目的。去年我们注意粮食、肉,从明年起要大搞油料,各省要规划,雷厉风行。四十条要增加油料增产指标和措施,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要提高,还可提口号(陕西种核桃,各地还可以搞什么),如为了支援东欧国家等,这样号召力更好些,对农民也进行了国际主义的教育。
 
  关于“化”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
 
  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要搞水利“好多吃大米”,这样就到问题本质了。口号新鲜,人民就看到前途了,很高兴。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化”了明年怎么办?还有什么干头呢?做事情应留余地。
 
  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计划中的大灾除外,写上去,要留有余地。
 
  怎样才叫绿化,种上树不算绿化,真正绿化是从飞机上看一片绿才算。现在坐在飞机上看还是一片黄色。年年有工作做,不是没事情。五年能搞掉四害,就算好。
 
  总之,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把经验总结一下。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就会说话,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的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气,要搞措施,到十二月比实际,要看结果,吹牛不算数。实际上九月便会看出,比输了,活该。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像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那样子,增产有希望,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湖北省有这样的话:“鼓起眼睛看丰收,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会实现。”向农民讲清楚,可能某些地区有天灾,要鼓起眼睛看丰收,也要准备无丰收。要特别注意深翻地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几百个工也花得来。
 
  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一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现在划为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较恰当。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十分之七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要调动他们,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变,可以摘掉帽子。右可能转左,或转成中间;左也可能转为右,如考茨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蒋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汉口有个资本家从汉口到北京就靠“拥护共产党,拥护公方代表”这句话吃饭,多一句也不讲。实际上思想没有多大改变。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的,是半心半意的。右派是无心无意的。经过去年一年到现在的斗争,这些人政治上正在发生着变化。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经过大鸣大放,农村、城市整风一胜利,一年生产的大跃进,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形势是人造成的。人成堆,多数人逼少数人。长江大桥、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剥削阶级比较文明一点,我们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釆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是把他们搞臭。这是两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虽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说服。上海某大学一个女职员霸占一个厕所,不许别人进去。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过,谁敢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该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扳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与群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民,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书,辩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的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做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说,(五七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是不赞成的。夏季形势一文就说过,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去年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那时候人们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他们肚子里是有意见的,不过嘴巴暂时不说,将来还要说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几亿人民蓬篷勃勃起来了。右派孤立了,三十万右派搞臭了,没有资本,资产阶级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对知识分子戴上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出英雄是左派,是我们这些人。将来犯错误的人,也出在左派,因左派有资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如××××是四十年政治局委员,脱离群众,一个工厂不去,一个农村不去。××××的好处,就是下去到处跑,人家说他是旅行家。当旅行家也有好处,过去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是南方旅行到北方,还要当旅行家。中央和省两级规定,四个月当旅行家,地县更多。这是赶出大门。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突出地强调了两点:
 
  第一,大跃进要留有余地。
 
  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
 
  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
 
  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第二,阶级斗争要注意反复。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
 
  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
 
  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
 
  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过,谁敢贴大字报。
 
  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
 
  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从来都是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虑的。在生产斗争斗争领域,他一方面发动大跃进,另一方面,又时刻提醒干部要保持冷静、留有余地。在阶级斗争领域,他一方面指出在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要冷一冷、放一放,另一方面又强调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毛泽东讲话: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
 
  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问题,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与吴冷西、田家英谈话。
 
  毛泽东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我们再看看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对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是怎样评论的:
 
  对于河南和辽宁这两个看起来有点不着边际的计划,毛泽东觉得有必要泼一点冷水,好让他们不要头脑过热,也让其他各省不要头脑过热。但是毛泽东此时泼点冷水,局限性是很大的,因为首先肯定洛河南和辽宁省的计划也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要求其它各省不要仿效,以免天下大乱,晚一点也就是一、两年的事,何必着急呢?
 
  什么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是一个典型!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广州写《介绍一个合作社》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觉司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面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受到许多人包括像胡绳这样的所谓“党的理论家”们的攻击,成了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有力证据。很难相信,这些人真的是读不懂这段富有革命精神和辩证法思想的话,而只能说,这些人为了达到攻击毛泽东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恶意歪曲罢了。
 
 
  
  
  

 
 
顶端 Posted: 2006-06-25 09:16 | *** 30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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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三、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召开八大二次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
 
  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
 
  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官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通,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他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一九○三年)创造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作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
 
  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
 
  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的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
 
  洛甫同志;
 
  三个报告都看了,第三个报告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的热烈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 但是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号上午三时
 
  (张闻天一九五八年四月中下旬给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三个报告,分别是:四月十三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长齐维礼谈对外贸易工作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四月二十六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其中最后的这个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实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的,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报告还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可惜,他的思想到五九年下半年又发生了反复。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一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议会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他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没有那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竟那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内,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那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蒋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同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不详讲,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付武装的,是全付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那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了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刘少奇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刘少奇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刘少奇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二)国内形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那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没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说的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那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谭震林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在人代去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士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现、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个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要向先进看齐……。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旱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一一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一一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么!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么!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么,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的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那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争,我们釆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没有阶级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超可能再要七年。王鹤寿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又看清楚了。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子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如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谈话,我们有×××参加,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感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南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重点是讲我们发展了辩证法,准备对付大灾难。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关于跟什么人的问题,他说: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这里说得很清楚:跟什么人,主要是跟真理。什么人掌握了真理,就跟什么人。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
 
  第二,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他说 :
 
  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
 
  真正打怎么办?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有些人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打原子战争,人类就会毁灭来说的。第一,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第二,也有战争的可能性,不能睡大觉,要准备;第三,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就打吧,打完了再建设;第四,打仗要死人,人类会不会毁灭?不会。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而再地攻击毛泽东这些讲话,说什么是鼓吹战争、消灭人类。真是无耻之尤。
 
 
  
  
  

 
 
顶端 Posted: 2006-06-26 09:03 | *** 31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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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使农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几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沦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7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分别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上发言。
 
  周恩来说: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方针。
 
  这里应该特别讲一件的,就是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害怕不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除了上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的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
 
  陈云说:
 
  从工作出发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门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薄一波说:
 
  现在看得很清楚,1956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1956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 我对于这种形势没有很好的加以分析,没有抓住形势发展的主流,对于一度出现的材料紧张的困难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动员和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反而强调了这种困难认为既然原材料生产赶不上去,基本建设的速度也就不能太快。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我看到了我国人口多,消费也多,强调提高积累比例有困难而没有首先强调人多可以生产得更多,积累便更多。因此,对于反冒进的错误我是有份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1957年计划的第一本帐,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设的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生产建设高潮,泼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为教训的。
 
  李先念说:
 
  在工作中确实发生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些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方针的错误。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一怕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建设事业前进当中是会发生某些供求失调现象的,看到这些一时的现象,我们就表现异常敏感,盲目叫喊紧张。当1956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幸而中央及时地作了纠正,否则,损失不知会有多大。
 
  这些发言还是不错的。可惜,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有些人又反悔了。一些“笔杆子”们推波助澜,把这些人说成当时受了多么大的委曲。难道说,中央的某些领导人都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吗?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再讲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7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7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
 
  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宇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的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凤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机,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
 
  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要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灾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的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
 
  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的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出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放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是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说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产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肯定了“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的说法,
 
  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发热的情绪。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是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宇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凤,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大中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
 
  这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顶端 Posted: 2006-06-27 14:31 | *** 32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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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农村合作化中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指出: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跃进”一词,肯定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是“跃进”。)
 
  四、农村合作化中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合作化以后,合作社的生产发展、经营方向、组织结构等问题,他指出:
 
  “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
 
  “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
 
  “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市召开的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适应我国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小社合并为大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合并后的乡、社规模,以每一乡领导几个农业合作社为宜。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地合并成大乡。
 
  《意见》下达后,全国开始进行小社并大社工作。四月间,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由27个小社合并成有9369户的一个大社。
 
  从一九五七年冬或一九五八年春以后,全国不少地区的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合作工厂或者直接过渡为地方国营。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底的不完全统计,转为合作工厂的已有9300多个,职工61.7万多人,直接转为地方国营工厂的有3,100多个,职工18万多人。
 
  一九五八年七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谈话:“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手工业联社主任会议,集中研究手工业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会议提出,为了适应目前的跃进形式,在国家需要,对生产有利,社员自愿,党委批准的原则下,多数手工业合作社可以分别转为地方国营或合作工厂。部分分散零星的制造性或服务性和副业性的工艺美术合作社,在不适宜和没有必要过渡的时候,应该继续保留原有手工业合作社的形式。会议认为,过渡的速度,快一点比慢一点好。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目前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建成联社。
 
  《决议》还指出:自留地、股份基金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
 
  《决议》下达后,全国很快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到同年十月一日,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共有人民公社23397个,参加的农户达总农户的90.4%,平均每个公社4797户。
 
  毛泽东倡导农村人民公社,其实质在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要按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按照这样的模式来经营,当然就不能称之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当然规模就不能太小,有些事必须发挥联合起来的作用。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倡导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方向、经营模式是正确的。目前,我国农村的一些先进地区,如河南省的南街村、北京市的窦殿村、河北省的刘庄、江苏省的华西村,以及一大批各地建立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都是按照这一方向发展的。
 
  人民公社化初期,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乡一社,内部分有三级(或四级):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有的下面还有生产小队)。原来的高级社有的地方划为生产大队,大部分地区划为生产队。当时确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是管理生产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各农业社并入公社后,要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样就在一个乡的范围内,把占有生产资料不同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一下子“拉平”了。此外,据十三个省统计,还有94个县,一县建成一个大公社或已经成立了全县人民公社联社。
 
  这里有两不同的问题必须首先分清: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问题,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个是在进行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缺点和错误问题。
 
  辛子陵的《毛泽东全卷》说:
 
  “毛泽东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
 
  “毛泽东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沉湎于《三国志》,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推到世界前台,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印度公社是如何被历史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急于下‘人民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以全国党代会形式通过的总路线,标志着中央已经彻底否定了两年前八大会议制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经济方针,‘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已经最终确立了。”“这条总路线,基本方面是不正确的。”
 
  “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就是大刮‘共产风’的过程。后来,不断地反‘共产风’,‘共产风’的风源何在?就在人民公社化本身。”“人民公社的‘公’,实质上就是一个‘平’字,即绝对平均主义。它是党的领导人在新形势下对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套用,反映了小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很明显,这些观点就是要全盘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认为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错了,犯了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必须下台。
 
  1,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胡绳的《七十年》说: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就这些来看,本来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性,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的规定和解释,在什么地方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在什么地方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在什么地方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原文没有指出来,看来它也指不出来。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疑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系列基本点,大都发端于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探索适合于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 “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是不是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1。不重视综合平衡。”“2。……忽视物质利益的原则。”“3。……只突出了多快而未能把把它同好省有机地统一和结合起来”。
 
  这里,薄一波实际上就承认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毛泽东传》也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
 
  另一种说:“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这两种说法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既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怎么又会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呢?难道说总路线的这些内容中不包含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视和认识成果吗?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这种矛盾,但为了“保持一致”也只好让它互相矛盾吧。
 
  2,关于大跃进,
 
  《毛泽东传》在论述中曾经谈到,“跃进”一词,在五十年代,最初是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不久,就提出了“全面大跃进”。
 
  薄一波在《回顾》中说:“毛主席所以发动‘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围绕这个目的,1956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这个愿望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大跃进’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也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
 
  “大跃进”难道说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良好的“出发点”吗?社会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发展,能不能够实现“跃进”、“大跃进”?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中还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个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无论从哲学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和“大跃进”这样的战略方针都是不错的。不能因为在大跃进方针指导下进行的第一个战役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这个方针本身。正如,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提出了“武装暴动”的指导方针,其后,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均告失败。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提出的“武装暴动”的方针错了。
 
  3,关于人民公社
 
  胡绳的《七十年》说:“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
 
  这个思想本身究竟对还是错?它没有讲。
 
  薄一波的《回顾》虽然也说了人民公社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但它仍然把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搅在一起,没有区分开来。
 
  《毛泽东传》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作了大致的勾勒: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这样的构想究竟是对还是错?原文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构想也是从实践中来的,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随着各地工业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农业合作社在发展中出现了并大社的趋向,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随后,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地方工业的兴办,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举办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有的地方还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的结构问题。
 
  人民公社的所谓包括工农兵学商、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等等特点,都是建立在初步从经济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以后,高度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与前人提出的“乌托邦”的空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些错误,但经过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的整顿之后,人民公社就逐步完善,走上了正轨。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近二十年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人所谓的“大动乱”、“大灾难”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依然屹立,各项事业逐步发展,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时间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在实践的过程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全国,现在仍有几千个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冲破重重阻力,保存下来了,并得到了新的发展。今天的河南“南街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样板。类似这样的“样板”在全国还不少。
 
  实践终究可以证明: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可以说它还不完善、不具体,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一、钢产量指标过高
 
  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
 
  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一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这就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
 
  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
 
  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
 
  由于一九五八年定的钢指标过高,不得不大搞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给生产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
 
  就大跃进运动来说,毛泽东的最大的一条错误,就是同意了一九五八年完成钢的生产指标1070吨。
 
  这个“1070”的指标是怎么来的?它总不会是毛泽东在自己的头脑中幻想出来的。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5。8万吨。
 
  1958年4月15日,国家经委汇总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00万吨到850万吨。
 
  1958年6月7日,冶金部规划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20万吨。
 
  1958年6月中旬,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估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可达到900万吨。
 
  1958年6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上薄一波预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900万吨。一种意见同意,另一种意见认为还可以更高一点。
 
  1958年6月1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及其他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1958年钢产量指标改为1000万吨。
 
  1958年6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内部决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
 
  “1070”尽管决定下来了,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些具体管事的干部提供的根据并不放心,这个指标是否能这样定,他的头脑中仍然是犹豫不决。
 
  薄一波说:“当时,我对”一0七0“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
 
  8月30日下午,薄一波还带着一大帮人到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当面向他担保。
 
  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也说可以。
 
  问武汉市委书记,也可行。
 
  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他说可以。
 
  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10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然后问到冶金部长五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了,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帐派。”“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还是同意了薄一波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口袋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九月间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在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毛泽东说: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该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毛泽东做事也太难了!就是这样定下来的指标,他还是错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王鹤寿在庐山会议上说:“开始我们计划一九五八年搞800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问题,能上得去,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600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有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应由我们负责。”(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4页)
 
  与一些人共事也太难了!接受他们的意见定下来的指标,最后没有完成,他们反倒说:毛泽东“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了”,“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只反右不反‘左’”,“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等等。
 
  关于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也有一个逐步落实的过程: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
 
  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没有改;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六五0万吨的指标;
 
  一九五九年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00万吨。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在西楼会议厅召开政治局会议。
 
  陈云在会上详细说明当年钢的指标只能定为1300万吨,而且要完成还得克服许多困难。
 
  周恩来认为,一年时间已过去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他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
 
  邓小平也认为,现在急需下决心退,退到可靠的阵地再前进。
 
  刘少奇赞成能搞到多少就算多少,不能勉强确定明知完不成的指标。
 
  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周恩来建议先由他会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到十三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就提出,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因此应当各抒己见,应当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周恩来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在会上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陈云建议把钢产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实事求是的。李富春、李先念也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也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泽东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活,并多次插话。
 
  他说,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毛泽东还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
 
  他强调要总结去年的经验。他认为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泽东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回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O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O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毛泽东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主席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和多次插话,表明他对去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地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泽东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恩来和李富春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
 
  毛泽东在会议上还谈到报纸宣传问题。
 
  他说,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怎么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看不大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夺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毛泽东在谈到宣传问题时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
 
  毛泽东提出,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吴冷西他们三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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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左”的错误,毛泽东迅速纠正五风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左”的错误,毛泽东迅速纠正五风
 
  1, 农业生产出现了浮夸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左”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六月以后,一些领导人头脑发热,农业生产出现了浮夸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左”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
 
  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的谈话: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有文章说;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
 
  一九五八年八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
 
  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 决议案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动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于什么呢?    
 
  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万担,可以超过××。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以翻一番。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第一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如果说一千零五十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是十二年吗?五六年开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这些都还是一些预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今年如果搞到××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
 
  社论说,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说,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说,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说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说,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
 
  社论删去了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去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句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
 
  报导说,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
 
  报导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
 
  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
 
  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
 
  刘少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现在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实施这一举措。这一举措的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刘少奇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顶端 Posted: 2006-06-29 14:37 | *** 34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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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毛泽东迅速纠正五风

2, 毛泽东迅速纠正五风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
 
  一、今后要改变广种薄收、务广而荒的办法。现在耕地面积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两亿多劳动力搞饭吃,不像话,要逐步缩小面积,精耕细作,种少种好,少种多收。深耕要逐步作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单位面积产量搞到万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
 
  二、有些社只搞粮食、薯类,没有可以交换的经济作物,工资发不出去,不好。以后要多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明年起,所有公社,又要搞粮食,又要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如畜牧、鱼、药材等。
 
  三、交换问题,交换不能轻视,有些人过早的卑视交换是不对的。交换是永远的。一万年之后还有交换。一个公社不可能“万事不求人”。目前不能卑视交换。卑视商品生产,对当前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四、两个出路。劳动力很紧张,这是个大问题。出路一个是改变广种薄收。少种多收,可以省工省水、省肥等。一是机械化,目前是抓工具改革。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
 
  劳动组织分工,要适当固定起来。工业、农业劳动不固定起来不好。
 
  五、公社分配问题。公社化后,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供给制部分搞的不要太多了。供给和工资部分是否一半一半。工资要保持一定差额,级差不能太小,否则,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要减少收入,并且都是劳动力多的.对生产不利。干部级差也不能太小,虽然太大也不好。
 
  六、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间不会太短。北戴河关于公社的决议上写快的三、四年,慢的四、五年,我加上了或更长一些时间。鞍钢一个工人一年生产一万八千元.成本一万元,工资八百元,积累七千二百元。一个农民一年生产不过七百元,二十五个农民顶一个工人的产值。鞍钢产品可以全国调拨,农业上可以调拨的就不多。所以十二年能过渡了就不错。
 
  七、不论搞什么工作,像搞人民公社,不能走马观花,要搞透一个公社,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有把握。学马列主义也是一样,书看得很多,不透,不好。我最近看参考资料,很仔细。每次看几遍,多看一遍.就多一些收获。
 
  八、明年要大搞农业生产,省的第一书记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县的第一书记,除少数搞工业的重点县外,都要抓农业。
 
  九、可不可以不走化肥的道路(今年化肥生产一百八十万吨,明年只生产六十到七十万吨,进口化肥也要减少了。)今年没有化肥,粮食搞到八千亿斤,棉花搞到八千万担,证明可以基本不靠无机化肥,主要靠有机肥料和土化肥。
 
  可不可以不走拖拉机的道路,走绳索牵引机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派吴冷西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毛泽东要他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
 
  毛泽东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说,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照本本上宣传,而是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泽东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
 
  你们这里是河北省水利化先进的地区?今年的水库用上了没有?(×××:有的用上了,有的没有用上。)
 
  这里有什么铁矿没有?(×××:井陉、平山、获路等十几个县都有铁矿,估计有×××吨。)可以在这里搞个大钢铁厂了,你们不一定在邯郸搞一个大钢厂吧,在这里也可以搞一个吧。
 
  今年的麦子种的怎么样?每亩下种多少斤?犁多深?(×××:一亩下种三十多斤,耕一尺多深。)今年一尺多,去年才有三、四寸,那就不错吧,是否准备大面积丰产,五千斤到一万斤有没有?(××:有一个县搞一万斤。)你们今年小麦平均多少?(×××:270斤。)今年丰产,有上帝帮忙,究竟不算。白薯亩产千斤的有几个县?(×××:有十四个县。)那还有十几个没达到。今年小孩摘棉花,将来农业是妇女和娃娃们的事情。
 
  究竟是否需要化肥,要它干什么?我看就搞土化肥好了,不搞洋化肥怎么样?拖拉机是否需要?(××:拖拉机搞深翻地还有用处,带三华五华改成带一个犁可以深耕。)这样子你们要拖拉机了。化学肥料不要可以吧?(×××:有些还是好。)搞土化肥,洋化肥是否少搞一些?你们这里有拖拉机厂没有?(×××:有一个,现在搞鼓风机。)暂时休息,只搞鼓风机,不搞拖拉机。
 
  人民公社搞的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有几种,有的在一起吃,有的打回家去吃。)打回家去不冷了吧,食堂里作不作菜?你们食堂有办的好的吧。比较一下,分一、二、三类,都要向一类看齐,人民是否欢迎吃大锅饭?过去不欢迎,现在欢迎了。(×××:正定县妇女罢了一天工。食堂就办起来了。)正定罢了一天工,真有其事,罢一天工有什么不好,进步的罢工,是对落后分子最好的批评。
 
  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两个事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很大,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就影响后一代。保育员要像母亲那样关心孩子,你们有没有人管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对孩子一叫一闹就打不好,要叫小孩子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好,睡的好,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
 
  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子,拿到外面去交换。河北是否可以分这样几类县,第一类饭不够吃的有几个县,第二类有饭吃,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工资一个也没有,你们这里有没有?(×××:有两个公社。)这个要研究一下,看能否有些商品出卖?粮食这个商品出路不大了,可以搞些核桃、枣子,是种核桃好还是种枣子好?(×××:这两个社都有核桃。)这两个社有核桃,为什么不能发工资?(×××:这两个社是建屏县高山上的两个社。)你们听说过李顺达那个社吧?他这个社就是在太行山上,七扶八扶起来了。不能发工资的社要把它扶起来。种些核桃,核桃是高级油料。将来普通油料是吃不开的,菜子油是吃不开的,要种些芝麻。叫人吃香油么,此外要喂羊子,喂羊和林业有矛盾,吃光了山。好处是,一个拉肥料,一个是羊毛。我们这里有多少羊?(×××:48只。)你们(指×××)那里羊多一些,(×××:张家口地区多。)第三类发工资很少的,三、五元。第四类发的工资比较多,安国一年就是一百多元,平均大人小孩一百多元。(×××:大人小孩平均110元。)你们要摸一下底。看生活水平情况怎么样,有高有低吗?安国比徐水高多了,徐水是70元,安国是110元。安国很值得注意,你们这里有没有像安国这样的县?(×××:正定县好,棠城比正定还好。)正定这个县比较好,棠城比正定还好,离这里有多远?深县是你们这里的吧,他们种的蜜桃很好,把深县这个县都种成蜜桃可以不可以?
 
  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吧?(×××:已经有五个县都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分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15%,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多发一些,是否应当多发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有些政治觉悟不高也不在乎。
 
  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么?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石家庄有唱戏班子没有?有好的没有?他们拿多少薪水?(王力:有个奚哨伯,过去是八百元,现在成了右派降到五百元。)到五百元他还唱不唱?(王力:评剧团有个郭彦芳,每月400元,要求实行供给制。)降低太多了不好,降低八元就不好。城市公社石家庄闹了没有?(王力:正在搞。)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
 
  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来看,他关心的的主要是水利、炼钢、深翻、化肥、食堂和托儿所、工资制和供给制、商品经济等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邯郸地区的谈话:
 
  今年大丰收,老百姓高兴吧?要求休息两天吧!看来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一个月休息两天,放了假啥也不作,一年才二十四天不算多,过了十一月份后放假一个礼拜,好好休息一下。这算不算个问题,你们想一想。(××:钢铁这一关还没过去,还要再突击一个月。现在是准备几天,突击几天。)准备几天,突击几天,钢铁是这样,农业也这个样是否行?农业上的棉花啥时可以收完?(××:现在桃还没有开。还要一个多月。)这时桃还没开,它就不准备开了吧,剩下这些活叫娃娃们去搞好了。现在紧张,要轮班休息,十一月份叫他们休息两三天行不行?群众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一个是累,一个是吃不好,群众有些意见。)是啊!一个是吃冷饭,没有菜,一个是托儿所,一个是累,三件事。大人、小人要吃饭,吃了饭他们要干活。
 
  你们这里收入多少?(×××:平均80元)有超过一百元的没有?(×××:有一百三十元的。)最低的是多少?(×××:四十五元。)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没了吧,(×××。四十五吃了饭就没有工资。)你们有多少社开不了工资的?(×××:有六个社开不了工资)。是不是因为经济作物太少?(×××:都有经济作物。)你们没有不生产经济作物的社,都是什么?棉花、梨、花椒、养猪也是经济作物吧!鸡鸭也是吧?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多养一些。吃不了可以出口。
 
  你们是两个区合并的,九个县一个市,那和石家庄一样了。你们的粮食去年是22亿斤。今年70亿斤。翻一番是44亿斤。这么你们翻两倍多了。你们每人吃四百斤不够吧?你们这里吃饭还要不要钱?明年粮食计划生产多少?(××:计划170亿斤。)你们今年是一千万亩麦子,去年是多少,(××:七百万亩。)七百万亩,今年一千万亩都施底肥了吧?以后还要施追肥,每亩下种多少?(××:25斤以上的占95%。)亩产多少?你们这里是两白两黑,两白是棉花、小麦,两黑是钢铁、煤炭。你们种五百万亩棉花,青麻还有什么经济作物?青菜由哪里来种,你们这里食堂吃饭有菜吧?一个月吃两次肉行不行?你们要一个人一口猪,一口猪一百斤,平均每天六两肉,那就每天可以吃肉了。(××:公社化后猪减少了些。)是死了还是卖了?猪也要改善一下生活么。明年亩产千斤,亩产八百斤也就好了,今年小麦亩产多少?(××:202斤。)明年302斤也就满意了。(××介绍了临漳县搞的百里丰产川计划亩产五千斤。)临漳离这里有多远,路好走吧?出门坐火车不好看,这是老太爷的车,坐汽车也就好看了。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死不跃进的县?(××:不是他这里,是石家扈县,白旗也拔掉了。)有白旗,当然也不会跃进了。
 
  你们麦子一千万亩,大面积丰产250斤。什么人搞这些丰产亩?是不是青年突击队?也有老人吧?(××有青年也有穆桂英队,佘太君队。)有佘太君队,搞这个有味道。把这些丰产方法推广,一推广就照他这个办法,那么,你们种植面积就可缩小到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亩,用这个方法缩小种植面积,好比这个桌子,两头的桌子都不种了,就种中间这一个,又省水,又省肥,又省人力。这个方针是河北省提出来的,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精耕细作,少作多收。
 
  你们小麦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斤,六百五十万人,四百亿斤就吃不完么?桌子可以砍掉一半,耕它三尺深,其余地叫它休息一年。我在安徽省看每地都烧肥,把那些主根子、杂草,一堆一堆地堆起来,叫作熏亩,地一休息,阳光一晒,一分化,一熏,我看是要走这个方向。在北戴河我提出种地三分之一,其他种草,种树,没水的挖塘养鱼。将来不是地少,而是地多,少种多收。深耕也就是耕三、四尺。细作无非是中耕、追肥、追水、治虫那套么,少种多收,也就是种一亩收一万斤。过去几千年都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
 
  再加上一条机械化。你们这里有钢,有没有机械厂?(××有个小机械厂。)可不可以生产拖拉机?(作不了拖拉机。)你这个人就是志气不大!不用拖拉机行吗?用绳索将来用钢丝牵引。肥料不要洋化肥,只要土化肥行吗?我觉到有机比肥对作物有利,人畜拉的屎尿你们压绿肥用什么?(答:用紫穗槐)这可以代替洋化肥吗?明年可靠它。是否我们国家基本上不用拖拉机,少要一点,不是拖拉机化。洋化肥也是大部分不要,少搞一点,用在那些需要的作物上。这是我提出来交换意见。我看没有洋化肥,亩产一万斤。苏联有了它是一百八十五斤。我们是万斤可是没有洋化肥。拖拉机也是一样。土化肥就是洋化肥,第一,是人畜拉的屎和尿,第二是压绿肥,第三是土化肥,这些都是化肥。(××:全专区有二十三万个化肥厂。)好吧!在当地群众搞,比洋化肥好。
 
  北戴河提出三分之一种庄稼,三分之一种草、种树。树木经济价值很大,木柴是化学原料,可以多种些。
 
  拖拉机是否少搞一点,但是要机械化,用其它的形式,用中国的形式。少搞洋化肥也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机械化是否一定要经过拖拉机?肥料是否一定要经过洋化肥?人畜屎尿绿肥、土化肥、拆炕、折墙、挖河泥,多的很嘛!
 
  你们钢铁任务多大?(××1105万吨,七万吨钢。)你们钢的原料从哪里来?什么叫低碳钢?合碳多少?(××不清楚,说元朝都在这里炼过钢。)你们怎么知道是元朝的?你们这里有多少矿石?(××:勘察清的有×××吨。)含铁60%,就×××吨铁。这两个月矿藏资源查清楚些了吧?(××到处说有矿,越来越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了。)由糊涂到清楚,用铁垒梯田、垒墙、垫路。你看我们国家有多富。土都是铁,不开矿挖土吗!
 
  你们这里有铜矿没有?(×××勘探清楚的有××××万吨)有铜矿就搞些铜吧!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把劳动组织,组织得更好些,又完成任务,又吃好,休息的好,这样可不可能?解放妇女,看拿些什么人去教育孩子,青年不愿意去,搞那些老年人去,是搞钢铁重要,还是小人重要?还是小麦、棉花重要?这是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就显示不了优越性。这是一个大事,每个省、专、县都要注意后一代的问题,我们再干它十年,总要他们来接替吧!要把这点人口25%的娃娃带好。在托儿所要比在家跟父母好些。
 
  再就是吃饭,一是吃饭,二是吃好。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菜里要有油和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的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吃大锅饭。食堂要划分一下,一、二、三类,找一个一类食堂,叫他们都向它看齐。(××:涉县有一个食堂,吃玉米饭半月不重样,搞得很好。)这好么!把这个当成个大事,吃饭就是劳动力。吃早饭就是中午的劳动力,吃午饭就是下午的劳动力,吃晚饭就是明天的劳动力,要吃好。吃不好就没有劳动力。
 
  再就是休息问题,下个命令。要休息,要睡够,要人吃,要人睡。现在不是军事化吗?下个命令睡觉,睡个中午觉,你们研究研究怎么样?冬天睡觉在地里太冷了,春、夏、秋都可以。不叫休息人民会不满意的。现在平均下来有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下个命令至少睡六个钟头,睡完了劲更大。劳动增加了,干活效率会提高。
 
  吃好、睡好、孩子带好。
 
  对小孩要吃好、教好、管好。你们六百五十万人,25%就是一百六十万吧,这是一支很大的娃娃军。有的就是见物不见人,钢铁也是物么,种棉花也是物么,不管娃娃军就是见物不见人。托儿所要比家里有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一定会垮台,不垮台那才怪哩,食堂也是一样,如果不比家里吃的好,那也会垮台。
 
  劳动力如果睡不好觉,私有都没有了,睡觉也是私有哩!在中午让他们睡一个钟头,你不是军事化吗?营长、连长开一次会,好连长应当是关心战士,给战士盖被子,不是老是只睡五个钟头,要睡七个小时行吧?不睡不行,睡觉是个任务,强迫命合一下,群众会欢迎的。这当作问题研究,不是作了决定。
 
  经济作物不够的,没工资,发工资少,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如果到共产主义还是这么少有什么意思。资本主义就比我们多么。
 
  你们这里公社平均一万户左右,你们这里是赵国,平原君就在邯郸。(××:这里还有回车巷。)廉颇蔺相如还要回车,我们的干部有的闹不团结,连车也不回,还不如他们呢!
 
  你们有什么困难的问题?(××:大搞土法炼钢、秋收种麦、水库用劳动力,群众不能休息。)三大任务,有四百五十万劳动力,怎么组织好些?小土办法要一点,睡觉,一天一定要比七个钟头,这是个任务,你们先试一试。小孩问题,都不愿管人,师范学院的不愿教书,这是本末倒置,愿管物,不愿管人,实在也怪,我愿在小学当教员,去管娃娃。睡不好觉,你们要看到后果,几年后是会受到影响的。苦战,睡觉算苦战任务之一,吃饭要吃饱吃好。睡觉就睡七个钟头。试一试看完成任务怎么样?我看不一定比睡觉少完不成任务。省、市、地、县委第一书记要抓管人的事情。这都是人的事情.
 
  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辩论,争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法令,不要敌我不分。我们红军、八路军、官长有不打士兵,不枪毙逃兵,不打俘虏,对老百姓和气。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打人、骂人、捆人的?争论和斗右派不一样,可见没有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弄清楚。对人民内部不要压服,对敌人除了那些反革命,一般的地主、富农、右派也不打他们,在人民内部更不能打人骂人了。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乐,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会谅解的。在人民内部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强迫命令,干是干下去了,人家心里不服,你看看吧,我们走了,也许不干了。
 
  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来看,他关心的仍然是两大问题:人民公社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管理区是专员公署性质的,徐水县都是叫公社,上有管理区,再上是县公社。搞分级管理,级太多不好。有个体制问题,作风问题(两类矛盾)、生产问题(不可单调,要尽量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一穷二白,愈穷愈赞成,现在不是夸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党是集中了这个意志,军队里头有饭吃,从古以来军队就吃大锅饭,就是集体化、战斗化、军事化。武王伐纣,也是如此。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无条件论,要立条件论。
 
  鞍钢一个工人拿八百元,一个工人劳动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了七千二百元原料,生产成本,还有一万零八百元,这就是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消费,即八百元工资;另一部分为国家作公共积累。以县为范围的公社可说是小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
 
  农业是两条:(1)深耕。可以少种,可以除虫,可以蓄水。深耕细作,少种多收;浅种粗作,多种少收。只要种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即可。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可以减少。现在亩产二百斤,将来亩产万斤,种那么多干什么。(2)机械化,但不都是拖拉机。要创造新机器,解放人力出来搞工业,主要是工农学兵。
 
  保证劳动者忙时睡六小时,闲时睡八小时,要强迫命令,要保证吃好、睡好。睡觉六小时,吃饭一小时半,工作和休息还有十四个半小时。这一点要下命令,否则就没有完成任务,吃好睡足,效果更好。八小时工作制在英国国会内争论过,有个资本家说。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因为工作效率高,然后才通过。要睡好觉,要实行午休制。
 
  饭要吃饱,要吃好,花样要多些,要吃热饭。一个月打一次牙祭。早饭是上午的劳动力,中饭是下午的劳动力,要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像现在这样苦战,不良后果可能在几年后才能看出来。
 
  还有一个,带好小孩子。小孩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什么人也不愿去托儿所,食堂也不派有能力的人去办,这叫见物不见人(见钢不见娃娃)。把小孩子带好,要比家庭管的还好。吃饭、睡觉也是人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垮台。要派有能力的人去干。
 
  北戴河会议以来,两个月,人海战术,大搞钢铁,组织了队伍,初步学会了技术,从农业中化出几千万工人是一件大事,是新社会分工(不完全合理)。明年要定点,搞综合企业(煤钢联营),提高技术,“小土洋”、“中土洋”,结合“群”。挖矿,挖煤,冶炼,运输,要组织的比较合理。还有许多人要转到其他“小土群”方面,要以“小土群”来搞铝、煤、石油、机械。用机器再把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农业将来以妇女、小孩负担为主,男子为辅。钢铁以男子为主,妇女为辅。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肥料,应该主要用人粪尿、塘堤、沟泥、墙土,炕土、厩肥、绿肥、有机肥料。少搞洋化肥,多搞土化肥。亩产×千斤,根本不依靠硫酸铵。要搞一点,但不作为主要的。拖拉机要搞一点,但也不是主要的。
 
  以公社,联社为单位,搞工农业同时并举,搞使用价值与交换价随同时发展,因此要大修交通。
 
  按人口计算,英国五千万人,二千五百万吨钢。我国七亿人口,要三亿吨钢,要那么多钢铁干什么?修桥补路是一个出路。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只搞两个月,就搞出了一个名堂,明年再搞一年就有办法了。明年一年。极其重要,以钢为纲,三大元帅,两个先行。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
 
  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的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河南说是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俄国农民不会那么自私,不会不要不断革命,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但这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一部分,供给制部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
 
  公粮、积累、劳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现在只能部分的调,全省、全国的调不行。如安国准备明年给阜平每人五百斤麦子,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能乱调。秦始皇调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力而垮台了。
 
  武王伐纣是否三化?自古以来就是三化,先从军事上开始的。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两年。标准是鞍钢。鞍钢除七千二百元成本折旧,下余一万零八百元,工人所得八百元,为国家积累一万元,要这样的调拨。这种过渡,对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我们现在油太少,一般不到四两,有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一般是三、五两,营养取自粮食,故吃饭多,可以转化,不要冒险,凡是可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自给、供给制,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河北有三个县要救济;十几个县只能吃饭,第三种发工资,从两毛起到几块。北京、上海钱多。农村水、火不算钱,要议一个标准。
 
  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
 
  不能两三年内搞农业,现在就要搞工业,继续发展农业,我们也怕搞掉农业。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二字。
 
  中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生产方法,五亿人口只搞饭吃,搞那么一点一一三千七百亿粮食。得出两条经验:提倡机械化和少种多收,节省出劳力,大办工业。明年、后年两年能达到就行了。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低标准又有几等,照范县标准,可以叫共产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得难,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因素根本不提倡,割裂重轻工业,公开提倡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扩大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
 
  人民公社性质,如何过渡,多少时间,四十条宪法,要议一下。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不同的人,是否原则上不降低标准?干部党内略微调整,不宣传,教授降薪,前门牌少抽,标准还降低,有什么优越性?是否搞点步骤,提高才算优越性。工人恐怕要增加点工资,农民已经起来了,城市供给制也是要搞的。
 
  明年一月一日开始变化,睡足八小时。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农民,八一四一二一十制,工人最好是八一四一二搞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星期天休息。
 
  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劳动不是为人民币,已经不只是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的必需。我这个人不是为五百三十九元,而是为了必需。要搞个调查。操儿女之心,个人之心,变为操社会事业之心。
 
  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因此,才敢设想人休息,三分之一地休息。
 
  林业,可了不起,不要看不起。威廉士说:“农林牧要结合,不要以为种树只是绿化而已。”南方要十五一一二十五年,北方要四十一一五十年,种树也必须密植,有伴容易长,大家长就舒服,孤木不长。种树也要有一套,养鱼如养猪,种树如种粮,挖一丈深,分层施肥。
 
  今年大搞小土群,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也大为节省,几千万人上山,又查出资源,又得了经验,这是收入。
 
  不能完全以生活水平来讲,否则那些腐败的皇帝和贵族早已是共产主义了。要讲需要,要说热量等于五百卡路里就够了。做皇帝、诸侯,超过了就受不了。少了也不行。食物含有氮、氢、碳、氧、镁、钾、钠、锗、磷、氯,共产主义也只是以一定量的元素作营养。不能太多。
 
  四十条连今年十五年。十年完成。
 
  毛泽东这一天的的两次讲话都是在听取吴冷西、田家英的汇报以前讲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到专列上去汇报。
 
  毛泽东在汇报中间不断插话,有些是提出问题,有些是发表评论。
 
  毛泽东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泽东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毛泽东在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毛泽东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一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毛泽东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大脑清醒起来。
 
  毛泽东还特意对吴冷西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解。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他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着重强调了四点:
 
  第一,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区别;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第二,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
 
  第三,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
 
  第四,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没有产品极为丰富,没有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这样毛泽东就抓住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缺点错误的最根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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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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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差别),还要加上一个熟练与非熟练。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这还不如鞍钢,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比鞍钢进步了。现在有些地方,废除了定额,按劳动强度、技术高低、态度好坏三者来作定额了,定额和计酬都有变化。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保留的部分作用,现在有人不懂得政权的作用是对付地、富、反、坏的监督改造与对外保护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来对付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现在有人误用政权对待人民内部,如营长打连长,这是强迫命令。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
 
  回去开会,征求意见,不要说郑州开了会。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算不算?不要把决议一下子推广出去。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
 
  县联社与一县一社,各县有差别,一县一社容易出秦始皇,联社不容易出秦始皇,秦始皇不好当,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办法。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田间管理,无人负责不好,搞责任制,不要混乱,统筹安排,将来产品分配,采取“三三”制。
 
  城市公社,要搞,有先有后,搞的好的,北京、上海搞慢一点,搞快了,黄炎培怎么办?一个城市,一个公社恐怕也是联社性质,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罗果夫赞成我们的公社,说苏联过去公社只是搞消费,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城市分两种,一个大工厂的城市,市民想打主意,福利方面要开门。大工厂、大学属于国家,成员加入公社,但干部、产品不能调动,可以拨一点福利,帮助建立卫星厂,享受公社的权利,也尽义务,这是国营工厂与公社的关系,军队也是如此。
 
  斯大林最后一封信,几乎全部错误,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
 
  公社不能派工厂各种任务,为全国、全省服务的企业、学校一般不下放为公社所有,不这样。可能发生毛病,如石家庄的制药厂几乎停产,把人员拉去搞深翻地、炼钢。
 
  工人制造价值大,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做到略略有所增加。
 
  大集体、小自由。每家搞点锅灶.家庭作为历史作用的家庭是破坏了,消费还有部分存在,抚养还有一大部分,生育还存在,家长制和金钱系关破坏了,普遍的社会保险。中国的旧家庭是家庭的共产主义,每个家庭都是吃饭不要钱,但是不平等。
 
  休息时间,公社社员一个月至少两天(女子要五天,月经期间要强调休息)。将来要做到六小时工作制、四小时学习,资本家、教授、民主人士、演员、运动员,要有所不同。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使住宅的建设便于男女老少的团聚,紧张的时候可以分开。建筑住宅斩头去尾,是强制办法,只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现在的家仍需要一个长,是能者,不一定是长者。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为了团结,中央、省、地三级,要有一个纲领。省委以上不把目标与相互关系搞清楚,如何行?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一传就传出去了。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粮食,人家不怕,主要是钢、机、煤、电四项吓人。时间可提“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指标指“××”,只口讲。林业将变成根本的问题之一,林业以后提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消灭水旱灾害,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大部归人管,一部归天管,一万年也如此。肥,有机肥为主。除四害与其他主要害物,也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劳动,每天睡眠休息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二小时,最大限度的劳动时间,不得多于十小时。这是全国的大问题,要把公共食堂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要把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每个劳动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铜、铝过去未指挥到,今后要转移力量去搞。
 
  过去讲一为国,二为社,三为己,但生产者倒过来,一为己,二为社,三为国,尽管我们如此说:“保家卫国”,“要发家种棉花”,“爱国保家,多种棉花”。
 
  三十八条,要加“为了准备在侵略者如果发动侵略时彻底打败侵略者,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三十九条,一则以喜(作社员),一则以惧(保姆,高薪)。要对工人讲清楚:优待资本家是为了孤立他们,让他们特殊,个人突出。小的早入,中的不一定。
 
  四十条,一堆观点,不满意。七个观点谁也不看。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两种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辩论。一种是对右派,一种是人民之间的,是说服。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福建前线,飞机损失对比为我六比敌十四,即一比二点三三。但国民党自吹自擂有真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地委的常委以上的干部要进行研究.过去大家看了,不感兴趣,印象不深,现在不同了,应当结合实际进行研究。
 
  这本书的一、二、三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妥的地方,有些可能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在他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但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人民不能从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产品比我们少,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同我们的计划比较,究竟哪个更适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法则?还有一点,斯大林强调技术,强调干部,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只要干部,不要群众,这也是二条腿。在工业上注意了重工业,也是一条腿,没有注意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讲钢是基础,机械是心脏,我们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方面以钢为纲。这个辩证法,我们也是最近摸到的。我们提出以钢为纲,就有了原料、机械、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都上来了。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讲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我看斯大林的最后附的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错误的,把国家与群众对立起来、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不放心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面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卖给农民;一方面又谈农民买不起,买了会损失不起,国家就损失得起。这理由是说不通的。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控制你。主要是没有找出两个过渡的方法来,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说也说得好,工农、城乡对立消灭了,本质差别也消灭了,但积三十年的经验,也没找到出路,从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一点很苦恼。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而是新式的商品,价值规律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计划,这很对。几年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大跃进是计划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帅。
 
  斯大林只谈生产之事,不谈上层建筑。(××:他只看到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他批评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到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整风,下放下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虽然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实际多作一小时也不行,每小时都没有忘我。斯大林见物不见人,见人也是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谈。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少数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人是想进到共产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斯大林说了许多理由,消极方面有没有?我们国家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问题。去年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即不到三分之一的商品粮。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不发达,如茶、蚕、丝、棉、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现在还有很多县,搞了吃饭不要钱,就发不了工资。
 
  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可发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一种只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粮食以外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钢铁赔钱。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工业化。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还是慢些好。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企图蒙混过关,以《四十条》草案为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题目应叫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纪要。搞个文件很有必要。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一)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
 
  (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
 
  (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
 
  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
 
  (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
 
  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
 
  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
 
  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
 
  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这三个条件是好的,主要是第一条,但缺少一个政治条件。这几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是没有一套办法。问题是怎么办。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农、文,没有儿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我们有人民公社,从一县多社到一县一社,加上人民公社就更容易办了。
 
  文件第一条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大集体,小全民”,“变为全民社会主义”。
 
  大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的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文件第三条,生产的对象不明确。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为;
 
  (1)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
 
  (2)社会产品也为全民所有(所谓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资料)。在过渡阶段,国营工业已是全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农具、牲畜、机械、工业、厂矿)和产品也应该逐渐增加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部分和产品的调拨部分。不能只讲后一部分,首先应是前一部分。
 
  要能实现调拨“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指什么“物质基础”不清楚,应该改为生产资料。不断发展生产一一两个部类的生产。
 
  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在“现阶段”,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民兵不一定是专政,主要是对外的,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力量。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不是价值法则,而是计划的要求。现在这种分配比例不合理,要注意不要突出这里,丢掉那里。
 
  关于分配;要使农村人民公社每人每年平均有150--200元的消费水平,并且增加调拨的比例。个人、公社、国家“三三制”的规定是好的,能得人心。要生产者吃饱、穿好一点。
 
  吃饭问题,一定要注意食品中的合热量和养分,足够起码的条件,要同营养学家商量,定出适当比例。第一,小米、小麦,粳米。吃小米可以什么也不加,缺点是不太好吃。粮食是热量,没有起码的必要数量不行.不可疏忽大意。……
 
  过冬问题,要加上“三北公矿”要立即布置烧炕。没有煤炭不能过冬,必须解决。
 
  城市人民公社,八大城市应当放慢,这种社会主义,不怕,一要搞,二要慢一点。
 
  所谓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含义如何?两条:(一)社会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 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记录改为政治局决议。下面回去就实行。政治局补行法律手续。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有些把人搞得昏昏沉沉。“诗无达话”,是不对的。诗有诂,字句确凿。睡不着,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第四页第二段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客观法则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法则和人们的主观认识是相对立的,认识客观法则才能去驾驭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要研究它的必然性。成都会议提出的意见,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作了报告,看来还灵,是不是合乎法则?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还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考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几年,我曾对××××说过,你还要看十年,我们过去,革命是被人怀疑的,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应不应夺取政权,国际上某些人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这些年证明了路线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但还只是一个阶段的证明。合作社、公私合营,增产都是证明。增是增了,但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搞多一点,晓得明年如何,×××同志建议,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月,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这关系到夏收,请大家考虑。抓钢铁同时抓农业。第一书记召集一个会,把劳动力分一分,宣布一下,强迫命令一下,交给农业书记负责。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不然无人负责。各说各有理,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了。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了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的搞农业。决议上再写一下,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一个月搞一天,四个月搞四天,太少了,工业、农业、思想是成都会议提的,这是山西人的创造。如同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现在变成全国的口号,搞试验田是湖北的口号,我们这些人头脑是不出任何东西的,无非是把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推广,作成如成都会议、北戴河会议那样一些产品。这次出了两个产品,一个立即实行,一个是初稿。
 
  我们的措施是否完全符合于客观规律呢?大体符合就可以了。
 
  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母胎里只有思想,经济形式是后创的。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斯大林这本书极为有用,编了教科书,我未好好看,现在逼着我看,越看越有兴趣了。××、富春知道的多,去取过经。有了先例,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就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处就不多。
 
  该书第六页第二段,第七页第二段,说消灭创造法则是不对的,客观法则和政策法令不能混为一谈。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那里无政府,这里有政府。我们也搞过计划,也有经验,一个风潮煤太多了,又一个风潮,糖多了,一个风潮,钢铁多了,强迫卖给苏联,第二天又毁约,因为又不够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如像苍蝇在玻璃房里盲目地向玻璃乱碰。经过这些曲折,马鞍形的教训五六年小跃进,五七年跃退,经过比较,想出了一条路,叫作总路线。农业四十条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结底还是灵。已经基本完成了,总不能说它是错误的,新四十条是不是也灵?我也有怀疑,准备再谈一下。十五年按人口赶上英国是不是可以?苦战三年不发表,以免吓死人。那时吓帝国主义一下,也吓朋友。一千万,三千万,过几年吓惯了就不怕了。
 
  客观法则,是不是总路线的一套,是反应得比较完全,还是没有搞好呢?搞钢就无煤。上海、武汉没有饭吃。对客观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没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不能认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侧面。一元论不是多元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不是煤、铁、机平列,大中小以大为纲,中央、地方以中央为纲。和跳舞一样.男女跳舞女的闹独立性如何行?应该在服从中取得独立性,不服从男的就没有独立性.你不跳舞,文化贫弱,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这个经济法则,不能说过去八年,我们是完全正确地进行计划生产的,是完全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当然成绩还是有的,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大区、各省、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光是计委。有可能计划好,但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要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制定出完全反映法则的计划。你(富春)要注意哟!小土群一吨铁十吨煤,是不是一个法则呢?洋的只要1:1.7,1:2。这就有法则问题。一吨钢要百分之二的铜铝。不能说八年计划完全反映法则,不能说今年一年都完全反映这个经济的法则要求。
 
  斯大林谈到这里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要那么多规章制度呢?问题是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应用了?至少是不充分。我们的计划如同他们一样,也是没有完全反映法则,因此要研究。
 
  第二章,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马上打破脑袋。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商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废除商品仍有保留,我看英国与加拿大合成一个国家才好办。(十页第二段)恐怕至少有一部分能废除,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他没有作结论。
 
  第十一页三段中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济),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中国工人穷惯了,工作起来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时,叫他们回去都不走。农民炼铁炼钢以后说,工人老大哥可不简单。农民太穷,工资太少,现在拿的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口)平均五元是少数。
 
  第九页关于商品生产命运问题。列宁的回答:“夺取政权”,没收工业我们办到了。公社比苏联进了一步。发展工业,加强农庄,我们也在作。不要剥夺农庄。公社办工业比斯大林胆大。会不会搞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有政权,依靠贫农、下中农,有党,有县委,有成千成万的党员,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政社合一,放在区委管理之下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不是钱少了,而是多了,李先念也想通了。现在公社太穷。管饭之外,发工资很少。有的只发几角钱,吃也是很穷,在水平以下,还是一穷二白。我说这是好事。老根据地就不起劲,
 
  “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时是黄金时代。“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的头”,这是山西的话。不断革命没搞,停顿了。我说要动中农,“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列宁说:在一定时期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交换)。这是唯一可按受的。要全力展开贸易。这段话,我们曾大吹大擂,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贸易。斯大林说是唯一适当的道路。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不是调拨搞多了,农民还反对。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第十页第十段“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就是作生意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捉了干部,俘虏太多,血流漂杵(旗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不相信有血流漂杵之事。奴隶时代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封建时期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这一点斯大林说得不正确,资本主义母胎中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
 
  一九四九年二中全会就说限制资本主义,不是漫天限制。五○年开始让他们扩展六年之久,但又加工订货,到五六年公私合营,实际上空手过来了。“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完全有了。试问为什么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应当肯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讨论。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换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蒋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老是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不了解,我看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美国不搞了,可见很灵。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你们来驳斯大林?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的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需要很多篇幅。
 
  只要把“我国”改成“中国”,就有兴趣了。“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赫鲁晓夫不是把机器卖给农庄了吗?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的几次讲话,主要明确了以下点:
 
  第一,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
 
  人民公社的出现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但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得其所哉时间,两个过渡都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有些人总是希望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造成就说谁右倾,这是错误的。
 
  第二,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实质是要剥夺农民。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
 
  第三,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必须关心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关于读书的建议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清楚。读时三、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各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期间,读这些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顶端 Posted: 2006-07-01 15:03 | *** 36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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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

(2)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一月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
 
  你们看怎么样?
 
  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
 
  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
 
  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
 
  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铜,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十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小平,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
 
  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
 
  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人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何长工没有来,他的腿就是没有按比例,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苏、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但到南北朝又不太灵了,到唐朝韩愈这些人,又写了他,特别是宋朝的朱熹,朱夫子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们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不过是贤人。就是说,我们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封为圣人,搞个贤人和普通人,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封个贤人这不妨碍本质,人有三种,普通人、贤人和圣人,就搞个贤人好了。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质是圣人,不封。搞个贤人,并不妨碍本质,是否好一些。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插话,三千万吨是元帅,其它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
 
  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
 
  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叫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
 
  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上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人信宗教,当牧师。(××:爱仑堡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右派。)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
 
  (六)经济理论问题。
 
  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未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作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一点讲的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的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王鹤寿的钢吃不得,穿不得。赵尔陆的机器也是这样,化工穿用得多,张霖之,你的东西也不能吃,李葆华的水可以吃,电也不能吃。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辫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写规定有使用之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我问过尤金同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纷纷,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没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没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虚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
 
  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
 
  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给中央的信,给他印发)可能是…我们这条路线硬是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那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那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
 
  (一)过渡共产主义。
 
  他说 :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
 
  (二)消灭阶级问题。
 
  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
 
  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
 
  (三)经济理论问题。
 
  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商品范围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四)划线问题。
 
  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会不会泼冷水?
 
  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毛主席把吴冷西和田家英找去谈话。  
 
  毛泽东说: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他维持原来的指标。
 
  毛泽东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泽东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泽东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毛泽东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毛泽东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泽东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泽东说,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讲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
 
  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
 
  毛泽东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
 
  毛泽东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
 
  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
 
  毛泽东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说,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毛泽东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按:指15年-20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体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毛泽东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比二十一日在会议上的讲话,态度更加鲜明,措词更加明确。
 
 
  
  
  

 
 
顶端 Posted: 2006-07-02 14:26 | *** 37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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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昌工作会议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昌工作会议讲话:
 
  (一)从写文章讲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请所有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看一看,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但是指标的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讲四亿吨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搞得要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涛?刘澜涛不在。在座的没有电力一切事情搞不成。中委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明年三月四月五月,说出个理由和根据(比如,冶金设备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设备还没有过关)。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齐?有什么根据?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又如洋炉子土铁的技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又如电力不足怎么办?现在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自造、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搞电力,水、火、风、气(沼气)都利用起来,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多少?
 
  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查,共同商量。明年的事今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宇,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
 
  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
 
  第一本账,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开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吕: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二万公里,×××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几个月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你真是思想解放了。对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任务是第三本账,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间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飘”,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好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那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母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
 
  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元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我们躭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秦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路线问题
 
  他说: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第二,破除迷信问题
 
  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否则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
 
  第三,虚报问题
 
  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回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
 
  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好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
 
  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
 
  第四,指标问题
 
  他说:指标的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说出个理由和根据。
 
  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
 
  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二万公里,×××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你真是思想解放了。对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云南省委报告的批语: 《一个教训》: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的地方要犯像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他们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
 
  作什么事情都要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相结合,这么一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方法,否则搞不好。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接受一九五六年的教训。地方也有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第一书记要和工业书记结合。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  
 
  六号、七号开中央全会,要不要提纲挈领讲一下,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七月一日再定。粮食原来并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议就提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好的东西不要字数太多,老子一辈子只写了五千多字。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环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关系牵制比较少一点。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试验田、高产是对人类的一大解放。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三三制打破了许为保险系数,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
 
  人民公社再讨论两天,作好修改。这次很多问题展开了,回答了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民兵和家庭问题,杜勒斯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奴隶劳动,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早破坏了家庭,金钱关系,父不认子,各人开解。我们现在公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工资差额略为展开一点,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些。认为农民有平均主义倾向,不能过于悬殊,但也不能没有差额。苏联的工资差额悬殊太大,我们不照样学。将来,这样一点工资算什么?十五元算什么?总得有三十元,四十五元了,都提高到几十元差别就没有了,这是指的乡村。城市的差额还会更多一些。这是必要的,城市里不要砍掉黄炎培、梅兰芳、教授的工资,将来社会产品丰富起来,低工资提起来,完全接近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讲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问题,如何平均?由下长上去。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下。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强迫与报假,枣阳县一个文盲未扫除,报告说是消灭了。强迫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阶级异己分子,一部分是蠢人。强迫命令的人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地都要开党代表大会,谈谈作风问题。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畅了。人民公社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华东现在走下坡路。过去没有想那些条件.有煤炭也运不出来。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加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两千斤。薯面也还要有一点。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较妥当。吃饭问题,究竟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各地议一议。
 
 
  
  
  

 
 
顶端 Posted: 2006-07-03 14:36 | *** 38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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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

(3)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拿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思想:
 
  第一,当前的国际形势
 
  他说: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
 
  他说: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
 
  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
 
  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
 
  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
 
  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
 
  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 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
 
  第三,两种可能性问题
 
  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体上有几人:
 
  一种确实是性急了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
 
  二种是有顾虑、恐怕跌交子。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
 
  三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
 
  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
 
  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这一点要看清楚。
 
  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一个不能成功的空想。”
 
  经过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对于破除资产阶级式权利的思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强调不能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工资等级等等还不能破。但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上,党内思想仍不统一。
 
  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例如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规定钢产为1800-2000万吨,虽然比北戴河会议减少了900-1000万吨,但仍然太高(1959年6月颐年堂会议才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降为1300万吨);粮食产量指标仍为10500亿斤,并未比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减少。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只批评了两个急于过渡的思想倾向,仍然没有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
 
  历史地看问题,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起就开始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他认为是“左”的偏向,这两次会议上的谈话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
 
  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千○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要改。那时是担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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