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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水陆洲文革研究专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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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初,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

(4)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初,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像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话,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两个月,现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劲。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争,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
 
  ……
 
  现在搞了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暂时现象?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像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第三,静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导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的讲演头一天很神气,第二天驳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驳倒了。“内部参考”就说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主伐纣,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现在我们讲的书就是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话要兼听。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的量,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几亿劳动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饭尽做坏事,不可想象。在武昌讲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顶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我们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传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两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要加一些,加工工业减少一点,增加××亿投资,××万美元。×吨钢材搞轻、化工业是对的。要宣传、讨沦、发展这个办法,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不钻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钻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浒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斤粮食,××担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额。粮食要搞××斤,只报××斤。不搞这么多不行,不然明年不好办,前年搞得早,去年刚好,今年动手晚一些,深耕没有?搞肥料,看报上还不错。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争三百亿土方。今年我耽心肥料这一关。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沤肥、绿肥、熏肥、人粪尿、牲口粪尿,以这些为主,切实搞一下。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今年搞××××亿斤粮食。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第三是水,但现在暂时不修改。听说搞肥料所需的人工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搞一个农具工厂。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风一过,就不行了。要单独搞一个农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气象、土壤的,就是没有研究农具的)。收集、研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要挖这么多土方。运这么多肥料,都用人挑.没有机械是不行的。“收割”应为“割收”。割、运、打、收,没有机械.要人去割,那怎么得了!
 
  ……
 
  还有两个问题谈一下。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三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对这个问题.武昌会议我也讲过,我们有百分之五的入违法乱纪。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不能算进这百分之一、二、三、四、五之内。对于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百分之五之内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分别情节,进行教育,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化了是不好的。这个经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列宁说,这种话本来说得对,只要略为说过了。就变了质。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必须警惕。在整社过程中,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首先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改正,然后讲清楚缺点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但大多数一定要改正缺点。要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有“曹营之事不好办”之嫌。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对民愤很大的要处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农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给以处罚是不好的,会影响群众。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要坚决保护过关。
 
  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如罗章龙,此人现在在武汉当教授,我很熟。罗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是他正确,自立中央。结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还有立三路线,也讲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也是否定一切。王明路线也是一样,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别人说成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还有张国焘路线,也是自立中央,编了剧本歌谣,打倒毛、周、张、博,自称是列宁主义,国际路线,结果毁坏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儿子放在中山大学读书,证明不是列宁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纲领,声势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惑了许多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代表好多小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状,说毛有三大罪状,反国际路线;整风中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检讨;搞宗派。武昌会议时,王明写来一封信,比过去好些,讲辞职了。高饶反党集团,他们做绝了,太过分了,反对刘、周,重点在刘,说有两个中心,两个摊摊。有他们的纲领,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夸大成全部,结果毁灭了自己。没有提过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在内。历史上有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两次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这些大事件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程度不同,性质不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对蒋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最后,美国也可能不要台湾,把它当个毒瘤沾在他们身上,我们将计就计,只要他这个葫芦挂在我们腰上,总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在目前批评缺点的时候,讲到这段历史,就是拿历史教育我们的同志。
 
  在南宁会议,提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顾大局与不顾大局的问题,就是大局与小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质,是接近实际的东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农小,重大轻小,大大中小小。我们现在作翻案文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造工业(包括交通运输)、农业两方面的高涨、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门路。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后,人民的热情起来了,开始看到经济发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货脱节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险。……
 
  日本人说我们不是人口论,是人手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字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证明是可以大跃进的,每年都可以大跃进,无非是多于一千万吨钢或少于一千万吨钢。苏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百万吨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前年只增产了三百万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年二十年中只增产一千四百万吨。战后十三年增产了三千七百万吨,以后每年增加五百万吨。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否能这样说,像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朗猪。有了架子。没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现在我们大跃进就是搭架子。
 
  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论搞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成都会议发展成为总路线。现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劲?要不要鼓足?要不要争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质量),前两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质。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间、斗争中间才认识了客观实际、计划、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朗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门路(大跃进)。可能武昌会议的四大指示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没有拿到手。钢铁、煤只拿到一月份(生产不大好)。要经过努力,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经过这次会议,经过努力,可能各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好。有了经验,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一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一些,事后诸葛亮变成了事前诸葛亮。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没有注意,一部分轻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经营、运输问题注意不够。一种是没注意,一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调。这几个问题不作结论,当作一个问题,请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即使还没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训。……无经验,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不适合,我们就改,让全世界骂一顿。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请同志们研究。
 
  中央召开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工农业生产和财政贸易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
 
  他说: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现在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暂时现象?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让全世界骂一顿。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
 
  第二,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辩证的方法
 
  他说: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像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话,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三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
 
  他说: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这个经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必须警惕。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
 
  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
 
  第三,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定要改正
 
  他说: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说:这次会议全盘肯定了1958年的“大跃进”。对照毛泽东的讲话,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
 
(5)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到河北、天津、山东、河南等地视察。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与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你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采取的什么分配办法?那时候是不是有差别,那时候上交是否相等?穷队富队、穷村富村。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生产多者奖励,就是农业社是不是拉平的。苏联5500万吨钢不能和我们l000多万吨钢拉平,那是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的,那是人民的,是农民的。所以那时候提出土地回老家,鞍钢回老家,那不是剥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了。因为他是朋友,我们对他们是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明明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不是资本家的,因为他是朋友,所以尚采取赎买政策,利用他作工作,团结知识分子,有偿收买剥夺工人的财产。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1956年高级化第一年调粮的经验没有记取就发生此问题,老太婆挡住不叫拉粮食,现在公社第一年又是发生此问题。现在看今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好,值得研究。今年要宣布几条政策,穷的富的都要干,想办法帮助穷的。把中国提高到苏联水平。西方国家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能把西方国家的砍下来补亚非国家,还是亚非国家自己提高。当然在亚非国家的投资应该没收,但是不能去欧洲设机器。也就是说,苏联现在发展的水平,不能白白的送给我们.因为苏联有工人,有工人要开工资。机器要搞折旧费,你苏联的砍了给我,你怎么办?还是要搞等价交换(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的吃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的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河北省一月八号开党代会,想思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但是,到了一月下旬感到不对头。省委赶紧转,下旬开了电话会议,转变了以后,有些地委不通,县委不通,有些公社不通,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积累不超过25%,这就占1/4,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下边隐瞒,实际不至只分配30%。大家都想多积累一点办工业,这也是好心。斯大林就是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从建国到1953年为止的三十年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搞了一个集体化,一个机械化。沙皇时代没有集体化,集体化了,没有机械化,机械化了。但是他死那一年的产量和沙皇时代一样,如果不是赫鲁晓夫改变政策,将来越发展越严重。我们现在不改变,就要犯斯大林的错误。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汇报时反映社办的事情太多。一方面投资太多,再一方面劳动力调的太多)。要改变这种政策,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社里积累不行,过去讲“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斯大林搞了三十年,是一条腿走路。如果我们70%归国家,和地主一样,群众只得三成,当然我们和地主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多积累一点是搞建设,建设反回来还是为人民嘛。这一点也要分析,要讲清楚他是想迅速工业化,是好心,但是,我们作这是好心不是好意(不是好主意)。我们和地主不一样。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无非就是这样几条,土地,农民不怕,省委、地委、中央你都搬不走,他现在争的是产品和劳动力。我们说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制,内部搞一个文件说一下,实际是队所有。土地,工具、生产资料加人力,公社只搞25%,你们考虑是不是太少了?现在反对本位主义,造成紧张局势,越造成紧张局势越紧张,实际瞒的15%叫它合法。我们国家和社积累25%,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把白菜、把猪都拉走,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一定要改变。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平,按劳取酬”。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他说: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现在,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
 
 
  
  
  

 
 
顶端 Posted: 2006-07-05 15:05 | *** 4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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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举行的扩大会议。

(6)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举行的扩大会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教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着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1958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行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1958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90%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的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娱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从1958年秋收以后发生地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认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产生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的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1959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的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认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的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是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去年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问题及解决的办法:
第一,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伟大成绩
第二,      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错误。
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本质是: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即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第三,      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政策措施。
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
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
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
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
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
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
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
第四,      准备应付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攻击。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量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猎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那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釆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提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的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钢,后年两百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
  钱的补贴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公社的权力究竟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账。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二、三分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是在前次讲话的基础上,教育干部进一步认识人民公社当前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他强调指出:
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
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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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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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洪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渚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卅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卅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釆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至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中心就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即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第三次讲话又反复说明了这样一些道理: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
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渚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
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顶端 Posted: 2006-07-07 15:01 | *** 42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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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写党内通讯

(7)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写党内通讯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大会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每队一人。外加若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日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三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年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到地方即刻放出去,三四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过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合队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张平化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湖南,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省原有三万二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做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那一种主张比较好?或者两者可以并行呢?据王××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重大,关系到三十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单位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感到勉强的,则宁可采取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间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这封信主要是与各省讨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即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原高级社)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很明显,毛泽东倾向于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不同意以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作为核算单位。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五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属的小队长,所有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同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的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二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 铸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全民工暇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做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专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曰上午七时于武昌

这封信又提出了一个生产小队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权问题,让大家讨论。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的党内通讯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级和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死头脑才能松劲,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至极。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讯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这封信里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
毛泽东说的这些干部,大体上相当于地、县两级。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陶铸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
  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顿消。本来没有鬼,只是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人家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来后,他们会立刻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中已经照下了他们的丑像,跑不掉了;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规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了,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旧账不算这句话,是写到郑州讲话去了的,不对。应改做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有一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价值规律作用的至理名言: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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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一九五九年三至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8)一九五九年三至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这次会议产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会议对一九五九年的国民计划的指标也进行了调整对外,钢的计划指标1800万吨,但内部提要好钢1650万吨。毛泽东认为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
会前,毛泽东谈及自己和彭德怀的关系, 对李井泉、柯庆施、黄克诚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这个人是被很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我的了,(转脸对柯庆施说,彭德怀是恨死我了,估计也恨死你了)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黄克诚《我的回忆》,柯六六《怀念我的父亲》,李锐《回忆毛泽东》,李井泉《晚年书怀》中均有)黄克诚事后没有对彭德怀说起此事,倒是告诉了周小舟等人。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
 
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拨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

要“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
“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帐,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等,”
并指出,“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在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一、多谋善断。这句话的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他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我们了解情况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这是武断。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不是听听别人不同的意见,看看别人不同意见的材料,来做出判断。听听不同的意见才有好处。不一定相同的意见才正确,不同的意见就不正确。不同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有些同志在订经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为什么不跟秘书谋一下,不跟工厂的厂长谋一下?可以谋你左右的干部,也可以谋工人、农民,可以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既然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有些同志很主观武断,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不行,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才能正确。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
    二、留有余地。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二千斤,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长短期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生产队长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过去工作中间起码是个泄劲的办法。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劲。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我怀疑搞工业的同志是否懂得工业。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二条经验。第一是留有余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他公布的数目就少百分之二十。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公布七年计划,钢的生产指标九千多万吨,它实际生产不止这个数。农业生产也好,其他也好,都是留有余地,实际超过了,人民群众心情更加舒畅;一点余地不留,将来完不成计划,就造成悲观失望。苏联经济建设的第二条经验是抓住重点。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打仗也是一样,要有重点,有个主攻方向,有个箝制方向,这样才能打歼灭战。不仅建设工作要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写文章、做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演完戏群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了。没有给群众留有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完,要让群众去想想。
三、波浪式前进。过去讲马鞍形,其实不是批评马鞍形,主要是反对反冒进。那时有人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多快好省路线。一九五七年把基本建设压缩了一下是对的,因为当时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今年计划也稍微降低了些。按速度来看,是增加了百分之××,今年要确保××万吨钢,煤有信心完成。农业指标,粮棉要很大努力才能完成,明年数字稍微再低一些。六一年再来个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反对冒进。但是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主要是不要反冒进。美国从一八六0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十九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逐年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并不是每年都是高潮。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比如钢的生产到一亿六千万吨,你还要翻一番就不容易了。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多了翻一番就困难,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客观规律,不能老是翻一番。
四、实事求是。不同意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但是要落实计划,要按照形势改变计划。形势变了,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我们就要改变计划。计划不是不能改变的,武昌会议到现在就改变了。不根据情况改变计划,工作就被动。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认为非改变不可,不改变就会造成困难,造成混乱,任务不可能完成。要根据情况变化,适应情况变化,按情况办事。脑子不要硬化,订计划要有多少材料,多少人,订多大的计划,不要主观地订计划。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脑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工作。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高,后来我走了河北、山东,感到不行。六中全会决定(钢)降低为××万吨,上海会议又压了一下,一步步落实。
    六、要当机立断。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几级管理,去年没有清楚,(再)经过一个过程,一月二十七日,就提出这个问题。要感谢内部参考。内部参考给我很大帮助,登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材料。后来看了×××同志的报告,又到天津找了×××,到了山东找了×××,到了吕鸿宾社,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条杆子,一杆秤,不同意的一顶帽子。一把钥匙,一张布告,一个楼梯。从这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三分怕上级,七分怕下级,因为他摸到了上面的底,有什么错误缺点,上级总是要掌握团结——批评——团结、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怕的是群众,你要他开五、六级干部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他就怕了,他就经不起检查。以后要来一个上级、下级夹攻中层。很多县委、地委的话不可听,尽是好话,不把事实情况让你知道。在工业方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级干部的话往往不能听,要听也得上下结合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召开五、六级干部会,基层干部占多数,这样的会才开得好。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合,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釆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就是通气的办法。通气有好处,不通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指导工作?做工作,会议,不要一点空气没有,讨论之前,应该事先有个酝酿。有些会连题也没有。我讲这个问题讲了一百次,不通气不好,不要把问题独立起来,不要使人不摸底。决定问题要有个充分酝酿。
八、解除封锁。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给你知道,平时纸片只字不给你,开会就给你一大堆材料,要你做决定,下决心。要解除封锁,不要封锁中央,要把封锁消息的同志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几夜睡不好觉,以后就会好了。杜勒斯封锁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封锁情况的,不要封锁政治局,不要把中央委员和主席当做跑龙套的。对省委书记也不要封锁情况,报告中要有观点,一个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你那里的基本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就是说,有时候真理不在多数人这边,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这边。你们不要看开大会,大多数人赞成就是正确,就是真理,那不见得。往往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未举手是真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杖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很多人死在朝廷。有些同志深怕对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这是痛苦的。但错误的意见提出来,还可以受教育。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很好地考虑,注意分析这些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看看里边有没有真理。
    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计划变动,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北戴河、(第一次)郑州、武昌、上海几次会议,原订的计划不是有了改变了吗?上海会议比较稳当,切合实际,可能会超额完成。粮食、棉花能不能超过,要做很大的努力。粮食把杂粮、地瓜加上去也可能完成。现在公布的四大指标不改变。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但去年大跃进是确实的。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事物是从发展中逐步认识的,不到今年一月下旬,也不认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武昌会议还没有提出所有制问题。也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提出来的。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有些工业部门拿出来的文件,别人看不懂,问他,他自己也不懂。写文章、写报告,不能用加减乘的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有情况、有分析,切合实际。我怀疑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不是懂得经济,有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真懂得经济,如果真懂得了,一定会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自己还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为什么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是没有钻进去,没有掌握材料,没有把每个问题都交待清楚。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公报,就有个来龙去脉。写文章是给人看的,一切问题都要有个交待,交代不出不要勉强,勉强写出来就不能说服人家。为什么会勉强呢?就是对事物没有真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本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唐朝名作家韩愈,以散文著称于世。他是河南修武人。他主张用师之意,不用师之辞。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要有独特风格,不要怕毁誉。潘宗词写骈体文,不好读,专叫人看不懂。美国的新闻报导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新闻通讯社的新闻报导,凡是提到某一个议员的名字,必注解他是美国某州的议员。每次都这样注解,多少年也是如此,重复了多少次也是如此,就是怕其他国家的人看不懂。我们的新闻报导却不管人家懂不懂,自己知道,人家不知,又不注解,又不注释。有的人写文章不用口语。鲁迅写文章就口语化,《阿Q正传》里的阿Q说:儿子打老子,这就是口语,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我不止讲过一万次了,从今天起要改过来。我们写文章是要给全国人民看的,要给一千三百万党员看的,要一看就懂,看不懂就退回去。这次工业部门有几份材料都退回去了。
    十二、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以后凡是小问题,政治局、常委会签字是可以的,凡是国家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各经济部门的各种计划,先要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方针,然后才订计划。不能先动手,后做计划。(造成)既成事实,才送上来签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在手,就可以把令下。要勇于负责。要服从领导。
    十三、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间空气不健全,前怕狼,后怕虎,思想没解放,怕挨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不要怕穿小鞋,怕失掉选票。就是杀了头也好么,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十四、关于批评。我们都是好同志,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找到好的工作方法,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要是你有缺点,我不批评,我有缺点,你不批评,造成这种自由主义的空气,不好。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人家本来有困难,你反映上来说人家没有困难,人家有不同的意见,你反映上来说人家没有不同意见,不好。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作风。我们前代无冤,后代无仇,不打不相识么。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恨,就是不可设想的。批评、自我批评是党教育人民的武器。
    十五、集体领导。中央开会有了核心,各地都应办到。
    十六、和各部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两部(冶金、一机)的联系要密切。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旨在说服那些坚持高指标的同志。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纪要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要认真清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帐目,各级无偿征调下级单位或社员私人的屏声息气,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归还。要改善人民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度,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是符合农民群众要求的,必须坚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等省委关于清算账目等问题的四个文件,据反映,经济手续不清的干部,约占全体干部的40%左右,贪污多占款额平均每人少的36元,多的120元。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党内通讯

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

指示规定,实行少扣多分的原则;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应当占收入的60%左右,并且使90%以上的社员收入有所增加;力求做到工资部分占60──70%左右,供给部分占30──40%左右;无力实行供给的地方,继续按照高级社的办法对“五保户”实行“五保”,对困难户实行定额的粮食补助;认真整顿公共食堂。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朱德在听取吉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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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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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一、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一阶段——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讨论的十九个问题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经八个月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各项工作正在逐步落实。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第一个问题,读书。
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第二个问题,形势问题。
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
第四个问题,明年任务,
第五个问题,四年任务,
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不然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第六个问题,宣传问题。
“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第七个问题,综合平衡问题。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第八个问题,群众路线问题。
“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第九个问题,工业管理问题。
“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第十个问题,体制问题。
“‘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第十一个问题,协作关系。
“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第十二个问题,公共食堂。
“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第十三个问题,学会过日子。
“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第十四个问题,三定政策。
“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第十五个问题,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第十六个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第十七个问题,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
“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第十八个问题,团结问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
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凌晨一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毛泽东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
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
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 ‘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他说:“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建,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现在搞一千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他说:“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他说:“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他说: “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部分转入被动,特别是公布粮棉等四大指标,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但我们只能说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全军覆没。没有达到一千八百万吨钢,总还有一千三百万。北戴河会议时,人心高涨,形势很好。那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比打仗,打败仗是失多于得,打胜仗是得多于失。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他说:“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来说也是好的。”
他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有的省的钢产量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全国的钢产量。这样看,还就是成绩是伟大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他说:“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我们过去建国的十年中,第九年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在庐山开会。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炼钢铁的小土群转化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
毛泽东的讲话,对会议所讨论的和党内外普遍议论的重大问题,一一表了态。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这是几句很重的话。毛泽东希望他的这个讲话能够统一大家的认识,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并且觉得会已开得差不多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利用晚上找人谈话。
十一日晚,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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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阶段——毛泽东回答彭德怀给他的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阶段——毛泽东回答彭德怀给他的信

彭德怀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彭德怀的信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
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对他触动很大。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 “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
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
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嘴有两用。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吆!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彪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剥削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可以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不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霓,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穷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1/3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50%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它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我没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在公报上,××建议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棉、麻、丝麻、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付、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范。湖北有九峰山,白云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庶,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话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么,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0七0万吨钢。一0七0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0七0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了教育。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郑州读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七○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这次讲话,批评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有“左”的情绪,触动不得,听不得别人批评;另一部分人有右的情绪,动摇不定,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抱怀疑态度。
讲话的重点是批评右倾情绪。有些话说得比较重,如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讲话再次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话也说得很重,如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0七0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

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付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趔趄,口将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些,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中缺点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传阅并且展开辩论,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长短,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纪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几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若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对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的有效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廿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非常重要:
第一,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
第二,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
第三,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第四,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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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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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
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
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二、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
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关于会议文件问题,他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为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集中批评彭德怀做准备,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同时争取一些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
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一次是八月一日。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一九五九年年八月一日中央常委会谈话记录: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
接着是林彪发言。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样。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泽东:无动于衷,不懂世事,麻木。收那么点材料。李锐怕“湖南集团”,我加入。(对彭德怀说)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隔阂。结疙瘩要解开,办法是谈开;倾箱倒柜而出。整人,目的是要三五七天睡不着觉,不触及灵魂深处不行。中央苏区整我,也睡不着觉。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次反“围剿”后,我们这些人早几天也在城市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毛、谢是炮筒子,他们对教条主义起名“洋房子初生”、“本本主义”。而土包子,是毛派。但整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到后来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政治结论。
  (对彭德怀)交心要交足。你通不通?不通,以后再通,我们不是苏联那一套,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昨天没有讲完。你这个同志(指彭德怀),经验主义,承认的?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华北座谈会后,也想搞点马克思主义。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任弼时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西。两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基础不懂,必出乱子。你是另一种世界观,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客观物质世界经过自己大脑,形成概念、判断、思维、理论、政治纲领。客观影响主观。人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你不懂,也许懂几个名词。不承认这一条(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永世搞不好。客观世界要不断反复,才能进人主观。如商品的二重性,人们天天买东西,几千年,天天买,等价交换,形成社会关系。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即形成的。商品是对立统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客观世界决定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客观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受人的意识影响。精神是第二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于社会,即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两个对立面相统一,人与工具,劳动力与生产手段,构成生产力;生产力再和生产关系统一。生产关系有三部分:所有制,人们相互关系,分配关系。(对彭德怀)你这个同志事务繁琐,事务太多。我也如此,读书少,后来养成读书兴趣,一拿就是历史、小说、笔记,这些较柔和。理论书大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要养成读书习惯,各种书都读,包括文学、历史、法学、心理学、李森科、摩尔根。李森科又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吹的),不能不预闻它。政治局委员不懂此理论,做工作难。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名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总名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世界,还有自然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讲自然世界。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统名客观世界。开始从自然世界起,然后形成统一,客观主观对立应用于人类,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
  (谈到这用,刘少奇进来。)
  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如任弼时讲的,说我是狭隘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懂得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此书反对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悲观失望。1905年党涣散,列宁自己长期研究多少年,才写出来的。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致。我也不懂多少理论,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读很多书。我书读得少,是些什么意思,大体懂一点。如杜威主义,不懂,太复杂,简单意思懂一点。柏格森主义、无政府主义、唯心论、哲学史,看过一些,没有作过深入研究。看书和研究是两回事。冯友兰有研究,才写出《中国哲学史》。看了,不等于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你并不清楚,即基础不懂。根据这个基础的另外一些学问,也就不了解。
  (彭德怀又谈到在江西时,主席送他的《“左”派幼稚病》和《两种策略》两本书,至今还保存着。)
  这两本书是阶级斗争作品。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从古代讲到现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近代的事,又是一门学问。考茨基专门写过《阶级斗争》,翻译是恽代英的功劳,但译得很不好,读了很得益。考茨基是大马克思主义者,同普列汉诺夫差不多,后来变成反革命,同伯恩施坦不同。伯恩施坦跟恩格斯做事,是银行小职员,无理论修养,得到恩格斯信任,逐步发展,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恩格斯死后,他背离马克思主义,为第二国际首领。伯死后接替的是考茨基。列宁同考茨基决裂,成立第三国际。
  马克思、列宁是闹独立性的。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出来后,同资产阶级哲学决裂,创造了无产阶级的哲学。列宁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工党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这种独立性是必须闹的。第二国际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我们现在闹独立性,则是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闹。党即使有错误,也是部分错误;即使有路线错误,也应采取合法态度。历史上党同陈独秀、罗章龙、李立三、王明等作斗争,都是合法斗争。王明路线一定时期在党内占优势,我是少数派,保留意见,跟从组织,严格执行组织纪律。你(指彭德怀)不那么严格,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你有个理论:为了革命。多次听你讲过,井冈山时期,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听见过:有利于革命,专之(专擅)可也。如打朱怀冰,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不然应当统一。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只好自己吃苦。如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当几个月民主人土。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甫是理论家,这次犯错误。洛甫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每次开会,四比三,我服从,不同第四人谈。到黎平,才改变了战略,争取群众,公开讲,博古赞成(这以后长征才避免了逃跑主义)。采取合法手段、合法态度解决问题,等一等,比采取非法手段好。这是讲领导机关犯了错误情况之下,要改变其错误而言。六大后的中央委员没有几个:周恩来、毛泽东、任弼时。朱德、项英、李立三、邓发(补的)、陈潭秋、关向应、张国焘、瞿秋白(按:朱德、陈潭秋不是六大选出的中委),后来有四中全会选的,五中全会选的,王明提议六中全会补选的。中央主要领导班子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提拔的人,多数转变过来。如果没有相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政策,就不行,转不过来,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用了10年时间;政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否则转不过来。杨家岭大会,陈奇涵建议不要选王明、博古。还有王盛荣的揭发(王明、博古宗派)。但不选王明,势必团结不起来。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条路线》一摆出,即解除武装。那些文件我许多没有看过。会理时期,华北时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作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的任务不能完成。这是一条规律,写在《“左”派幼稚病》内。如何能形成铁的纪律?列宁讲了二条:一条是政治路线正确,打败仗就难说了。一条是善于联系群众。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格不入。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德怀的关系三七开,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做,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名义。
  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 1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9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9次,老子跟你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我谈(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曾谈到,南下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次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3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闽西时我有责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硬。后来慢慢学会一条:谈话。现在方法又少了。谈话,小型会议,像这次庐山会议,少了,要么大型会议。华北座谈会几十人;事先没有好好谈通。在延安劝过贺龙,跟一些将军搞不来,互不喜欢。向他建议,办法是沿门拜客,如伯承、德怀、林彪、向前,他都拜了。灵得很,沿门一拜,是个好方法。我也不沿门拜。延安也拜过,如少奇回来,我拜过。到北京,做大官,不拜了。也有难处,10人拜5个,其他5个不高兴。总司令全拜,10个人都拜。后来就官僚主义,一个都不拜。(彭德怀:我也一个不拜)孤僻。不交换意见,跟你谈过,孤僻,林彪更如此,贺龙好些。(彭德怀:贺、叶好,林也好些。我无事不上三宝殿。)积了许多问题、疙瘩,互相不通。许多形式主义,召集开会,由我包办。应开这样的会,有开腔的可能;若不开,有什么办法。人一多,讲问题去了。今天这样的会就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处理工作就难了。
  韩进(抗战时在华北局工作,做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样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相互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对民族资产阶级亦是如此。公开讲有条件,给定息,让做事。罗隆基听不进去,发火了,1957年发了“五一”整风指示,“梁上君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有制,五皮不存,统统灭亡,已灭三张,剩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正在灭亡;经过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之不存。知识分子靠那五张皮吃饭,毛乱飞,到梁上变君子,栽秧一样栽毛,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天天梁上君子,听过之后,右派猖狂进攻。说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
  你阶级分析也不会,此次错误,也是不会这一条。如三亿五农民、一亿五老贫农,总数占70%。一亿五较贫苦,9000万人炼钢,也有老小上阵,主要是男女劳力壮丁,牵动人可多了。
  昨天讲的有不妥当。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是先生。尊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华北群众运动三起三落。刘建勋讲得很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舟的话闪闪烁烁,马克思主义不多。
  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出去考察,到了湖南。3个月“共产风”,比例失调,只发现在农业、轻工业。至于重工业、基建方面的问题,到上海会议才暴露。上海会议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根本不认识,就跑过去了。李立三照片都没见过,后来追上来,新来乍到。这回重心是彭,不是总司令,总司令这回态度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6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个别原则问题,如对朝鲜劳动党关系,有次战役,电报打了(战役已开始),照你的办。(这时彭德怀插话,讲到朝鲜战争5次战役教训,是听从主席的命令。)总起来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历来觉得你这人大可改进,不能同张国焘比,是劳动人民出身,有阶级基础。立三路线闹别扭,一了解,我们一拍即合。朝鲜战争谈得来。北京军事整风(整萧克、粟裕),找我谈,并没冲突起来。有时互相客客气气。萧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因为跟你有利,需要帮忙。(彭德怀:这不是我个人事。)你是军委负责的。这几个同志的大错误,应予处理。这回萧克、粟裕可能有功,他们发言权不多。
  基本话就是这些。不能强加于人。你可能接受那些哲学基础,那是虚的。特别是野心家难以接受。以自己的面目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侧面是可以改造,要把这一面扩大起来,洗脑筋,错误的东西慢慢刮掉,刮起来不容易,很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做到这一条,这句话源于齐景公的一则故事。齐景公70岁了,小儿子七八岁,同他玩耍,学牵牛,拿条绳子。娃娃拉一端,齐景公用口咬住另一端。小孩子摔了一跤齐景公掉了几颗牙。“孺子牛”故事是这么来的。
  彭德怀:出国,实在不想去。国防部长也不想当。说我出国搞了资本吗?(毛泽东: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罗马尼亚见了国防部长,我谈了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还有少数个体所有制,五保户(还有超支户、分空户)。谈了分配制度,喂鸡属个人。他们了解,但担心共产。罗国防部长来过中国,谈话时大使参加。除此以外,都撇开了,没谈。在保加利亚谈,说对他们有帮助的,手施人畜肥。他们地多,气候好,有粮,对方也是国防部长。有关政策问题只谈这些。
  昨天一谈,心情也不大舒服。出国每天宴会,也不愿讲话。
  我那封信,有两方面不成熟: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农等几种关系,是政治性问题,并没有把握。写信时,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开始是写主观主义,片面性,从哪里来?小组发言也是谨慎的,正需要鼓劲之时,因此信的作用不好。对局势,我是乐观的。信的前一部分也有感情。你看出右倾苗头,我看是乐观派。过去经验,认为应好好总结。乐观还是悲观两个角度看局势,这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毛泽东:信公开发表,所有反动派欢呼。)信是交给你的,觉得会议就要结束了,写个信,此件请审阅、批示。我写信原意是,有无参考价值,请斟酌。
  毛泽东: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样。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彭德怀:上海会议是观察时期。西藏问题一来,搞西藏去了,这是真事。平时琐事多,忙于事务,大事确未考虑,听听报告而已。
  毛泽东:观察从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
  彭德怀:武昌会议我有书面发言。
  毛泽东:逐步形成你这些观念。你不是乐观,是悲观的。
  彭德怀:过去的事可检查一下。
  毛泽东:当前突出矛盾是什么?“共产风”,指标落空,项目下马,浮夸风,这些都已解决。现在是另一种论点取而代之:越少越好,是新的右倾在发展。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
  彭德怀:我是直接写信对你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
  毛泽东:有右倾活动。
  彭真:你在西北小组讲: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说毛主席的话乱传一气,盲目服从。说到处第一书记挂帅削弱集体领导。1070万吨钢的指标是个人决定。说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这些箭靶子射谁?
  毛泽东:你这人拉拉扯扯,一打一拉。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
  周小舟;我对彭总说,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三遍,不能起冲突。
  毛泽东: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9个月,批判了9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真理与假理比较,才有真理。无谬论,哪有真理?
  彭德怀: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为了带号兵,挨骂,过去了好多年,还记得。(这事概是当年江西反“围剿”打仗初期的事。)小资产阶级意识,黄克诚批评我对主席有成见。华北会议批评,忍了几年。
  毛泽东: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
  彭德怀:小平几次不当军分会主席,说我有英雄主义。
  毛泽东:是说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无产阶级英雄主义是好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
  刘少奇:李井泉也感觉你在拉他。说四川没放卫星好。
  彭德怀:问题提出后,各人有各人的感觉嘛。
  林彪:打得猛,拉得猛,先打后拉,先拉后打、旧军阀的办法。
  贺龙:对主席成见深,信中有历史成见。
  林彪:发泄积愤,市场也不大。
  毛泽东:是否小舟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
  周小舟:联系过去那些历史看,我不了解彭过去如何对抗。同意他的信,是我思想幼稚。
  毛泽东:重点在此,思想有共同性。
  周恩来: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毛泽东:出18个题目,就是要总结经验。不能畅所欲言,就是湖南派;7月20日组长会上,反映有同志说,现在不能畅所欲言。有人对彭信,23日前没有表态,只对常委谈。他们对大炼钢铁、公社化、比例失调不满,可能比你们还多。如计委,从不下毛毛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宇,10年改不过来,横在不让了解情况。“设计院”不在常委、书记处,而在财经机关,那些人脸皮之厚可观,出来的东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这种批评还要继续下去。信中说,“种种原因,虽有安排,难于决断”。这些话呼应一大批人,说责任在上面。计委有什么安排?5月已经作了决断,计委官僚主义厉害,难推脱,但计委拉不过去。计委没有安排?历来用一大本,1000多页,从来不请求来谈谈。
  政治挂帅,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党的领导。你就是说中央闹了乱子,得检讨,郑州会议等不算数。
  直接向下面写信(彭德怀曾批评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全党写信,不甚妥当),以后还要用此方式。
  田家英历来比较偏右,如批《红楼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生闹风潮,《零讯》启事等;其实他讲给林克(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听,林克又讲给我听的,“双百”方针,长期共存,田不赞成(形“左”实右)。我同李济深讲,党内有人不赞成,用田来吓民主人士。10人中可能7个或9个不赞成处理内部风潮。没有几个省委书记赞成。一同准备作思想斗争,准备闹事。就是牛鬼蛇神不许放。说我们无民主,只独裁;让放,还不民主?只你这省(指湖南)提出,六个问题难办,中央通知,不适合情况和顶回,紧急的先斩后奏。自我批评了9个月,没起瓦解作用。你是立场不同,多年的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湖南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7月23日讲话)说得不准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只差50米了。
  李锐动摇,去年11月到苏联,同留学生谈话,说大跃进搞糟了。有过教训,这回又搞这一手。而且这些事都办了;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有大批群众集合于你的旗下。
  (周恩来插话: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
  船要沉了,老鼠赶快离开船。批“小资产阶级狂热”,另搞一套。大跃进你们没有参与,没有责任?北戴河会议没有反对,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时都赞成的。
  对计委绝不原谅,10年了,还说没有经验。挖掉墙脚,证明没有经验,完全做官。鹤寿那个部,8个月搞计划;鞍钢还搞计划,不着急。要切实批判,毫不要妥协,一句好话也不讲。当然还不是反革命,还是想把经济搞好。光是动口,矛盾不动手,横直拖拉,团团转,互相依靠(指计委与冶金部),都靠不住。南宁会议后,承认我挂帅。(在江西时)司令部惹不得,党委不能讨论,不然叫越权。经过长期斗争,古田会议后,逐步形成党委可管人事。还是旧军队东西,名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军事。打到一个地方,以鸡吃尽为原则,吃光再走;根据地建立不建立不在乎,无建根据地思想,叫流寇主义。现在经济部门即如此。蒋门神一派,不能收税。我当武松。军委对中央敷敷衍衍,搞形式;情况如何,没展开讨论。我也有责任。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军委。对政治的理解(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这种运动(指大跃进)不会搞。相信群众的觉悟程度,要保护积极性。批评可以,但不能挫伤,从实践中得到教育,阶级斗争靠广大群众。革命标志:单靠先锋队觉悟不够,还要有阶级觉悟,还要同盟者,小资产阶级过不下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起义的原则。中国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已经惶惶不终,条件完全成熟。
  你还是缺政治挂帅,却批评政治挂帅,不是政治家。(彭德怀:于种、技术科学那样复杂,不胜任。辞职现在不提,过去提过好多。)党委抓起来,要有政治空气,技术服从政治。
  彭德怀:中央的东西,军委由总政传达。
  林彪;“小权集中,大权下放。”人家就是这样形容军委的。
  毛泽东: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顺从,他是老将军,同当方不都督。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贺龙:元帅老的还交换意见,并不是拆你的台,大家扶起来)。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多,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9个元帅有意见。也不能搞倾盆大雨,发生逆流。(彭德怀:发脾气多得很。)(周恩来:想用此压服。)对别人要求民主,对自己要求独裁。“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学我1927年,搞彭氏宗祠。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大鸣人放,《简报》是中字报。今大谈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有的也许不适合你的情况,我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相当多同志的意见。甚至庐山会议后,你还可保留。批评不能接受,可以顶回。论点不能接受,就不接受。交头接耳,扎根串连,都可以。
  刘少奇: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党。积极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毛泽东:电报张飞会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泽东:交不亲的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毛泽东:对抗性有几种:横直不合作,敌视,有意见不讲;另一种即敌我阶级斗争。前者意识形态不同,观点不同,谈不来,客客气气敷衍,谈得来无所不谈。)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槁派别活动的。)值得反省。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林彪: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泽东: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情形不同,应该谈出来。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杠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彭德怀:也有自卑感。)弱点,是腰杆不硬。应利用此弱点,慢慢转过来。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六中全会时,你赶快撇开王明。六中全会作很不。看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黄老是老实人,你如果变了,为何不在党委干部会上讲,只给黄老一个人说(指拥护主席的话)。一个东西不对,一定要批,马日事变要来的,统一战线要破裂的。韩进起草的东西要批。疟疾原虫没根绝。根本问题从世界观解决,经验主义世界观,虽无著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周恩来:相反,很骄傲,犯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周恩来: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话合乎辩证法的。你混同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是个不驯服的党员。三七开,如何形成?入党后即独立为王。陈代远是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独立性。陕甘支队一年,(毛泽东;出腊子口到阳县,几次想打,急躁情绪,简单概念),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这不是从理性角度看,是直感。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全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不好敞开谈。)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枪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毛泽东:形式主义的,并非征求意见。)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想定案,党内外刮风。(彭德怀:就是一稿。)大跃进与副作用,账没有算清。没有大跃进,没有总路线,领导就成问题了。正面作用与副作用没有弄清楚。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这些(副作用)事情已经过去了,庐山不应再泼冷水。去年全做错了,很着急。(彭德怀:老实话,成绩是肯定的。)(毛泽东:马后炮不灵了。)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缺点基本,成绩次要。矛盾有两面,哪面主要?(毛泽东: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毛泽东:经过小舟造空气,说什么讲话不自由),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不搞理论,兴趣不高,也非嗜好,这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个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毛泽东: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卞义,更不能相信元帅。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你是这么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有新有旧,迷惑手段。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内心根本东西不去掉,就是个特殊人物。
  周恩来:改与帮,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
  刘少奇: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毛泽东:两次声明,要收回信,(简报)上说的;我不相信。)
  彭真:开始对你信仰高,慢慢感觉不对头,跟中央不对头。抢先思想,组织观念得要。为何要对全国性、世界性的问题讲话?(毛泽东:发了这个指示?)发现闹独立性,动摇对你的信心。1937年开始我逐渐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对。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1937年12月传达王明的东西,我强调夺取领导权。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么能同匈牙利比?)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毛主席。
  毛泽东: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
  刘少奇: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彭德怀: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每回唱三个歌……
  周恩来:感情问题。
  彭真: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大当个唐生智、程潜。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反过来,过去几次路线按照你的办,现在可试验,原来是狂热性,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这样一提,个人东西就去掉了,同主席谈就拗起来。迷惑人,小舟也被迷惑了。同志在一起,应肝胆相照。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张飞,能换心的。归根结底,宇宙观和党性的根本分歧。
  黄克诚:这都是赤胆忠心帮助。我们相处久了,被另外一种感觉模糊了。也看到些毛病,提过意见。今天这样讲,谈及个人品质,使我认识更全面。回去好好想想,非一下子能解决;个人英雄主义有感觉,也感到想表现自己。华北同志意见很多。我们之间谈话交心,扯过很多问题,如历史上中央苏区的问题。关于主席的问题没有谈过。谈过请毛主席出来领导。六中全会放炮,被模糊了。1938年后,觉得对毛主席态度有改变。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也谈过。我要他到主席处谈谈。心是否都对我交了?还不敢说。对干部关系有成见,对罗瑞卿,我批评过他。对贺老总,没同我讲过好或坏。对于部一拉一打,有些个别现象;是否整个如此,还难判断。交心问题,从前考虑过;不能完全讲出来。(林彪:是伪君子。)也可以这样批评,装模作样,并非完全内容与形式那么一致。(毛泽东:全部伪不是,有真有假,寄希望于两面,有一面有希望,有做工作的可能。)常委这样苦口婆心,应当感动,不是主席领导,多少年采取组织决定,怎么能有今日局面,这样教育、帮助,应当感动,是帮助。
  毛泽东:历来估计两面。好的一面扩张,可能改。也有可能不能改。(黄克诚:好好检查,虽然60岁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人民群众,关系好一点,改改,一时改不好不要紧。
  林彪;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彭德怀:改造思想赞成。总路线拥护。工作有消极面。
  毛泽东:我们党是三山五岳,是个联合会。
  彭德怀: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了解了为何又不愿干?军委应当掌握在一个得力同志手上。(我下来)这次不公布。提议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务。国防部同外国不同,外国是一长制。
  毛泽东: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彭德怀:也不是以此来抵抗。朝鲜回国后,就不想干。军队复杂,科学技术,不摸也不行,不好下决心。早有此意,并非不服从,希望谅解。承认要思想改造,学点马克思主义。读书没读通。具体事务一来,学习又放下。32年来,没有真正坐下读过一本书。英雄主义思想还有根源。今天讲的事,好多忘了,当年事,容易忘。军队要培养新人,准备打仗。我这人随便,越熟越马虎。这次会本不想来。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作过检讨。洗脑筋不容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没同别人谈过。是否是备个案,是否如大家讲的如此系统,现在还难接受。说我想发表,不能接受。我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看到困难,动摇摇摆是有的。讲我不要这两个东西,没有的事。这样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有16人动摇)。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彭德怀:这两天两次谈话,很感谢。不抵触。
  毛泽东:可以继续申辩。个时不往来,是一种观实现象。本质如何,现象不一定准确。会理时,我毫无顾虑。那时靠剑英,不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三次反“围剿”战争,我们非常融洽。后来年纪大起来,积累了许多东西。
  彭德怀:信中也讲无产阶级,也下了决心的。
  毛泽东: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彭德怀:经验主义肯定,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林彪同志容易接受新东西。我只读过两年旧书,装的很多东西,都洗尽不容易。是被动地跟着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次会议的话,走到另一条路,也不会的。
  毛泽东:采纳你的意见,会混乱一时期,又要来纠正。
  林彪:会出现大马鞍形。
  彭德怀;三句话,出在第二句,问题不少。
  毛泽东: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不是刮“共产风”、压指标那些问题。我是因你的信才有觉悟。鹤寿谈有松劲情绪,也不摸底。这十天,较有底。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是指标越落越好;以信为代表,以及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要反击右倾进攻。很多人是盲目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周惠:看不到信有问题,还是坚定不坚定问题。湖南要鼓劲,矛盾情况,下面新的右倾也早发现。对谭老板我提得尖锐,要反“左”防右。食堂问题,谭主张解散。(毛泽东:谭老板也摇摆。)小舟来电报,也偏右,与谭老板谈,算账,松劲,要反“左”防右,我的思想情况不是右倾的。
  毛泽东:吴起镇讲话。长征胜利,取得经验,有7000骨干,前途光明,当时只7000多人。很多人不赞成这样讲,说吹牛皮。
周恩来;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刘少奇: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中间有个问题,把你那套丢开,服从党,野心抛掉。是大家的野心,无产阶级改造全世界的野心,不是个人野心。党内好好合作,求同存异。原则问题要斗争。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9个元帅、10个大将,围在你周围岂不好?人少好还是人多好?
  刘少奇:还要一个改造过程。
  彭德怀:40天来,有两面,有恨,也接受。当元帅不行。当副手,刚愎自用。
  朱德:顺着无问题,不顺成问题。投降无产阶级,永不反水,但要防止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确也是个名的问题。
  毛泽东: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政治犯错误,变成反党,拥护祖国。将来是好遗产。都可搞错的。心里虽是马克思主义、总有部分不纯,以无产阶级之名引诱彭,不一定行。
  朱德:好话,叫骂娘,听不进去,怎能改正?都希望你彻底改。
  毛泽东:一下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德怀:近几年有些改。意见不合。强迫实行,抵触厉害。主观还想搞什么,则不是。命令对,自己不通,不盲从,执行时动摇;碰死钉子,进步一点。打赣州后,还要向西,中央局合拍,不易那样改变。有人说我投机,很反感。话可以讲,实际问题一来抵触大。打会理也不愿意,伤兵没法处理。
  毛泽东:张国焘一条好处,慢。
  彭德怀:十一二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17岁当兵。40天会议,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没吃过亏。
  毛泽东:井冈山,中央苏区,枪杆子主义。对我帮助大。
  林彪: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观。伟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个人英雄主义不改。
(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顶端 Posted: 2006-07-12 15:58 | *** 47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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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


《八月一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谈话记录》,虽然不是一个正式材料,但它多少反映了这次会议的进程。从中可以看出与彭德怀的斗争的复杂性,这不仅仅是一封信或在会上的几次发言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晚十时,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送上几句勉励他改正错误的话。周在延安时曾经给他当过秘书,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剥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信的末尾,还嘱咐说: “如克诚②(②克诚,即黄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人。这次全会是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由此进入高潮。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
  中委、候补中委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共165人,会议议程:
  (一)改指标问题: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经过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定的,自己立了个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了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钢、煤、粮、棉等。
  (二)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庐山前不清楚,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为的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会议,没有紧张局势。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他们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他们要求紧张的局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做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了“刮共产风”,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提款”等一些“左”的倾向。他们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则就认为压制民主。他们对政治局扩大会议嫌不过瘾,说民主少了,现在开全会,民主大些,准备明年开党代表大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庐山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先开几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决议。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赞成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分裂,当时还没有显着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犯错误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只看不帮,不作工作是不好的。我们反对错误,毒药吃不得,我们不是欣赏错误的臭味。批评斗争他们是使他们离我们近一点,使缺点错误离我们越远越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分析,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能改,一个是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跟到那边去,经过批评说服,加上客观情况的改变,许多同志改变过来了,又脱离了那些人。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遵义会议上纠正了,以后经过十年时间,一直到七大,中间经过了整风,经过十年是必要的。一个人要改正错误要有几个过程。你强迫一下改正不行。马克思说:“商品是经过千百次交换才认识其两重性的。”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出来了。大多数同志改好了。从路线错误来说,历史事实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不能改的是个别的。可见釆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见效的,要有好心帮助他们。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不用武松、鲁智深、李逵的方法。他们很坚决。可以参加共产党,他们的缺点是不大策略,不会作政治工作。要釆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辩论,大字报,中字报,庐山会议的简报。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也没有了,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和错误确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面去。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
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八上七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辨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读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了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新鲜事物是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点。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愿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误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处,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是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重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几年办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小而又缩小。一定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
毛泽东讲话:  
  开了40天了。《简报》每天几本。今天允许我讲一点,可不可以?不是讲言论自由吗?要求民主吗?
  一、讲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所谓人生观就是讲社会观。所谓世界观,就是讲自然界,恐怕是这么说的吧。我就不懂什么叫人生观(人生观外国书上很少)。两个是一个东西,就是世界观,就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个部分。为了通俗起见,既然大家关心,人生观谈谈也可以。这个问题在一部分同志那里是没有解决的: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彭德怀同志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同时是方法论。中央常委和他们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我们说了我们的观点。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相违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外国流派: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无客观标准,不是从感觉到理性,而是主观唯心主义;一厢情愿,单相思。中国的一句话,叫自以为是,不是客观的实事求是。客观真理是经过千百次反复感觉,山水草木,牛马猪羊,小人老人,才确认清楚。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唯我主义,极端主观唯心上义。西方流派,贝克莱:为何有我?由于我想,我思;我在,物在。他所以犯错误,是世界观有问题。犯错误的人,要改造世界观,或是部分或是全部的。有些同志说,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
  二、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几位谈过两次、三次;常委又跟彭德怀、黄克诚及其他几个同志,有周小舟啊,李锐啊,也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觉得他们三十几年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为什么没变?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或者叫主要的领袖吧,如彭德怀同志,我感觉到他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因为资产阶级的立场,他这个宇宙观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从1928年起,31年,因此总跟我们格格不入。所谓三七开者,不是跟我个人。如只同我一个人有仇,或者我不对,或者他不对,那一个人一半。而他是跟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就是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
  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可以参加,这是我们党内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高岗路线,参加高岗集团,以及这次,我看比那两次要恶劣,比立三路线那个时候要恶劣。比如讲一些话,实在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嘛。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瞿秋白已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
  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从前全世界骂,他们还不注意。西藏问题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骂我们。骂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欢迎!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比如骂人民公社,从杜勒斯起就骂了差不多一年了,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对于大跃进,也是怀疑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也是怀疑的。过去我们指标又搞高了。什么粮食增产100%,棉花增产100%那一套。今年指标也高了,什么3000万吨、2000万吨,高了。我说只要略有增产,我就是坚定不移。粮食增产一成就是好的,就是跃进。他们说不止一成,有三成。早两天,我问彭德怀,他也说有三成。一成就是跃进,可以增产三成,这还得了!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3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都是沉默的。前年5月(指1957年反右前夕),彭德怀对青年团讲话:党的政策让他们猖狂(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们说他抢先了,看来他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是我总看,要消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他是没有下决心的。这十年,对他们是突如其来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这个公社、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联。人民公社一来,于是就闹翻了。
  在庐山是两种气候。一种,大多数说大跃进、公社化好得很;少数,“俱乐部”的同志就说是糟得很,他们的看法跟罗隆基接近;有些人说他们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罗隆基承认你解放军,彭德怀连解放军都不承认了,说可以垮台。
  四、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第一次王明路线,把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机会主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我听张鼎丞讲福建问题,把党权、政权剥夺去,封为“罗明路线”,还有什么邓、毛、谢、古。我被封两个称号:“狭隘经验主义”,这一下刺激我切实研究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政治上,叫我“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主义”、“上山主义”。这对我帮助很大。至于高饶集团,这是一个大的阴谋活动,是大的分裂活动。好在搞得快,因此抢救了一些同志。再迟半年、年把,我看不晓得怎样了,就是要按高、彭、饶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即中国这个世界。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张国焘是个分裂运动。陈独秀是个分裂运动,他搞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列宁派”,打着列宁的招牌。罗章龙在上海成立另一个“中央委员会”。第二次王明路线,实际是两个中央,武汉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汉那个,而延安不过是“留守处”。
  五、彭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
  六、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成绩,而且有反面成绩,如“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究竟吹遍了没有?查了,我看至少有三个地方:一个国防部没有吹遍嘛,一个外交部没有吹遍,还有一个湖南省没有吹遍。这些同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他都是机会主义。还有强迫命令,这是有之的。否定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涣,比例失调,引起城乡各阶级关系紧张,不得了,市场紧张。这一切,据我看都是好东西,大为教育了全党全民。
  七、这些东西在全党全民中间,在这一年内进行,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平均主义、“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这是“共产风”。浮夸之风呢?吹一吹极有好处。你不吹,总要吹的。就是这一年,大跃进,什么放卫星,放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许多,它势必走向反面,浮夸之风走向实事求是,现在卫星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3000万吨,2000万吨,1650万吨,这三个阶段,对中央、地方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极深刻的教育。就是我们搞的嘛!除了“俱乐部”的同志以外,其他都是“不正确”的,因此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得到经验。全党都得到这样深刻的教训,叫比例失调,市场紧张。还有什么炼钢铁,小土群,说湖南有5万个小土炉,3万个点了火,2万个没点火。都变成了有益的教材。特别是经过“俱乐部”同志这骂,40多天骂,大有好处。
  八、确有大跃进,我看可以肯定。我到处问,公社究竟是好,还是坏?我看是好,而且是很好。再有一条,必须政治挂帅。政治是上层建筑,组织生产。苏联的《哲学小辞典》,讲同一性,是形而上学,非马克思主义,否定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生与死有同一性。战争与和平无同一性吗?请问战争如何转为和平?和平如何转为战争?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抗美援朝,对立的东西有同一性。关于经验,经验主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赫主义,杜威主义;关于政治,自由,必然性与偶然性,自由与必然,这些都可涉猎一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保护经济的,使经济合理发展。技术措施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生产进行中必须采取的措施。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还有第一书记挂帅,这也是第一书记挂帅,那也是第一书记挂帅,在彭德怀他们看来实在十分讨厌,我高兴。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你们如通过彭德怀挂帅,我没有办法,我服从。你们如通过我挂帅,我就挂。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必须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
  九、集体领导还要不要?这是赫鲁晓夫特别强调的。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关于集体领导,有没有?我们中国国境内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所谓民主同言论自由?这回要“集体领导”。中央委员会是没有“集体领导”的,大概省一级除湖南之外也不多。还有,“民主”是没有的,“自由”也没有,自由首先是讲言论自由。在庐山,我在头两个礼拜,鼻子也是不灵的,看到有点问题就是了。有点灵,不是完全不灵。看嘛,提出18个问题,就没有团结这个问题。以后拿来一看,我就不要看了,就去印嘛!印出来一看,我说要加一个团结,这为什么?就是对抗那个分裂。因为7月2日那次常委会上,彭德怀同志所表示的那种态度,我就看出这个苗头,是要刮点什么风嘛。所以我那天晚上加个团结问题,变成19个问题。但是刮的什么风,这个庐山是两个司令部,详细情况,完全没有料到。有没有集体领导,这个东西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事实问题。要派万人检查团,或者千人检查团,或百人检查团检查。这回我们开中央委员会,100多人开会,你检查究竟有没有集体领导,这回为什么要开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志们要的“集体领导”嘛!这也是第一书记挂帅,那也是第一书记挂帅,好嘛,就不挂帅了嘛。挂还是挂。你们看嘛,100多人开会,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满足“集体领导”的要求。以后大家如果赞成,一个月一次中央全会我都干。一个月开一次,一年12个月12次。就是天天开也可以。你不是老说我没有民主吗?没有集体领导吗?就是个人独裁吗?他们那个意见,就是还是你那个独裁好。现在许多同志讲出来,彭德怀同志,你那个军委会究竟有多少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有没有民主集中制?可以查一查。他们现在争“民主”,争“自由”,争“言论自由”,就是他们要搞政治挂帅,要搞第一书记挂帅。他们要搞没有大跃进,或者很小,小跃进,不跃进。他们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为达此目的起见,他们要这些东西,一个叫“集体领导”,一个叫要“民主”,一个叫要“自由’。我们现在都没有做。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40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40天,不然我们还欠20天的账,我还加5天,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说这种“民主”、“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号。他们所谓“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与我们的是两种: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他们所谓“集体领导”,是宗派主义的,不利于党,不利于民族,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而我们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照他们那个搞,我看不行。就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集体领导”是假的。资产阶级也有民主,美国还有国会,你说没有集体领导?尽是独裁?可是所谓“民主”,是搞资产阶级民主;所谓“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是反无产阶级的。他们还要求“民主、自由、博爱”(最近不是发了这个文件吗?),这些东西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他们也是要大民主,要大鸣大放。这个口号是章罗联盟创造出来的,现在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大鸣大放,要把我们放倒,把我们鸣死,他们就活起来;我们垮台,他们就上台。他们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有自由,无产阶级就没有自由。他们“博爱”,爱什么?是博爱右派,我们是爱“左派”:工人、农民。6亿人民,除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和庐山会议上的右派司令部之外,我们都爱。这个右派司令部,我就不爱。我给他们自由、民主,目的是要他们把毒素放出来;给自由活动,就是不要禁止自由活动,要让毒草长起来,以利拔掉。我向你们交心呀,你讲我阴谋,我讲给你们听,就是这个道理。我叫你们放,你说我钓大鱼。确实,就是要大鱼、小鱼一起钓,你不钓不得了。这个大鱼叫什么鱼?是吃人的鱼,是鲨鱼啊!
  有资产阶级那种“平等、自由、博爱”,就没有无产阶级这种平等、自由、博爱。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对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横竖是生死斗争。这些,我看是“俱乐部”的人所不了解的。他们没有阶级观点,没有读过历史唯物论,或者读过忘掉了。历史唯物论是阶级斗争学说,革命学说,如革命的战略策略,是如何斗倒资产阶级,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斗倒。都是阶级斗争的学说。
  十、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李锐同志啊,你在不在啊?你不是要求我在一个会议上取消“湖南集团”称号吗,我大愿意取消。不过,叫“湖南集团”不合适,那是我与你们几个人讲的。譬如有张闻天,他就不是湖南人(有人说:周惠也不是)。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
  十一、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哟!这也是一个新闻。这是说7月23日。怎么转弯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二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我们要告诉每一个支部,不要压制民主,啥话都要让人家讲,无非是讲得好,讲得坏,放香屁,放臭屁,统统要让人家放。人长着耳朵是干什么的?是听话的。至于口,有两个任务,一个吃饭,一个讲话。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到20日那天我找组长们谈过一次,讲耳口并用之理,好的就接受,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郑州会议,1957年青岛会议,就讲了硬着头皮顶住嘛,中央发了指示嘛。今年3月郑州会议,我讲的话,又是说,对于算账派、观潮派,让他们讲,硬着头皮顶住。同时我跟“俱乐部”的同志也说,你们也照办,横竖好的就听进去,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说我不公道吗?我两边都这样说的。至于你们还有些什么屁要放,香的或臭的,我就不知道。我好几次问小舟,你们放什么?你们要民主,大鸣大放,受了压抑,究竟要放什么东西?他又不讲。听说他有十大纲领。对我就没有讲,只讲了个别问题,比如食堂。后来跟少奇讲了。(少奇:是你谈的)小舟你那几条,我就没有印象,当时我就不记得你第一、二、二、四、五条……因为我跟你谈时,不是你一个人,还有别的人在座,就是没有把你的纲领拿出来。后来才感觉不是个别问题,而是要推倒总路线;要把“俱乐部”合法化,扩大“俱乐部”,招收会员。要合法,这个我就不知道。我同意过你们办“俱乐部”吗?我同意过你们推倒总路线、推倒大跃进、推倒人民公社吗?如果同意过你们,然后又反过来反对你们,那就算我是一百八十度转弯。我没有,怎么叫转了一百八十度啊?!
  十二、今天是11日,下午休会,明天休会一天,后天开大会,请同志们准备讲话,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今天讲过了,好使你们精神有准备,告诉你们我心里想些什么东西,以便你们“俱乐部”同志准备讲演稿。“俱乐部”的同志们!13日开大会时,最好你们不要写,那么谨小慎微,那么怕人家抓小辫子!我们德怀同志现在极为谨慎。你学我这样搞点小题目就是。请你准备一下。
  十三、辞职的问题。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这个国防部、军委工作了。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过去我们跟彭德怀同志几次谈话,两次常委会跟他们谈话,常委会为一方,“俱乐部”为一方。最近,就是前天还是哪一天,看到他一次讲话。我高兴,我说他开始取得主动,表示欢迎。我高兴了,就请他来谈了一次。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还是你干吧!常委会过去我们议论过,还是他们干。但是究竟如何?还是辞职?还是改换工作好一些?还是照旧不动好?另一个是黄克诚同志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干不干,这两个我提议讨论讨论,不然又是我独裁。你这个常委会,只有这么几个人,我又跟彭德怀同志个人说了。不是讲要民主,要集体领导吗?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工作是要给的。究竟是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
  十四、是否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如要开就发通知。(周恩来:小组很多同志主张开)我是赞成开的。因为不是讲要“民主”吗?扩大“民主”吗?“集体领导”嘛!军队里头散布这些毒素,“俱乐部”的毒素,不肃清是不好的。我主张开。每个师来两个人,师长同政委。昌都、甘南、青海的海南,剿匪的队伍来一个适当的人就行了,现在他们很紧张。问题是“俱乐部”的同志们,你们赞成不赞成?你们如不赞成,表示意见。大概最多开半个月,两个星期或10天,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单纯。
  十五、现在我们搞三个决议、一个公报。二个决议,就是个增产节约,公开发表的,鼓足干劲,增产节约,争取下半年完成任务。要反对右倾思想,不要松劲,要鼓干劲。第二个是党内的,叫“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这个不指名的,发到全党去讨论,分析现在党内的情况,也不具体指庐山有什么“俱乐部”。这是一般的。这两个今天马上就付印,发给所有的同志征求意见。第三个就是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这个决议,大体上我先讲下方针:就是他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决议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分裂活动,那一直发下去。再闹乱子,那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现在不要发表,在全党讨论。但看他们的情况,他们变不变,转不转。如果需要发表的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翻成外文,让全世界知道,看他们改不改。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有几个反对派,我看有好处,可惜太少了一点,只有一个半,一个政治局正式委员,一个候补委员。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论过的,我现在代表常委会说话。有许多是组长议论过,还有一些同志参加。再一个公报,讲改变指标,以及形势、情况,无非是鼓足干劲,确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好,这一套。这个决议,你们两方、大家要讲话的。草案是少数人起草的,常委会的意见,可以修改,要吸收同志们的意见。你们知道一个方向,常委有这么一套意见。让对方讲话,你们想一想,或赞成,或不赞成。三个决议;一个公报,迅速发出。
  十六、这次会议,我建议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是神仙会,搞到尾巴上连一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啊!要以团结合作收场,双方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一批二帮、一斗二帮,批评之后变成一看二帮,看改不改了,还要帮。我相信全体同志经过这次会议会大进一步。这次会议要收得好,实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原则。
  十七、要估计到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的历史证明他们完全不革命了,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说它是反动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组织宗派,进行分裂活动,反对全党的大多数、全国人民的多数所拥护的总路线。而且跟许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6个同志,“俱乐部”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对我而已。如果单只反对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7个,还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究竟能说得出来的气味相投的有几个?我看很少吧。还有元帅,10个元帅,我听说彭德怀同志跟9个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跟他本人、跟黄克诚也讲过,我说你们怎么工作法?10个元帅,跟9个不合作。至于大将、上将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将更多了。他们从来不提倡团结的口号。我所以在3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中提出团结问题,我就抓这个旗帜,我们大多数要抓团结的旗帜。凡是错误路线都是不提团结的口号,因为他们要分裂。我们要团结: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就是不团结那些反革命。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30多万右派,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这些右派。(安子文:现有45万)好多?45万?哈哈,队伍不少!所以1957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现在为什么不出皇帝?匈牙利事件闹不起来?现在红军还没有请?我看几个原因:第一,共产党是联系群众的。中国党没有拉科西,中国又没有纳吉,你能说周恩来同志是纳吉吗?他是总理啊!我不是拉科西啊!这是最主要的。这是路线正确,作风正确,这是联系群众。第二,反革命杀了100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100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只有黄绍竑说我搞坏了。第三是反了右,你看45万嘛。所以现在我们党内,“俱乐部”的同志相当孤立。我说内外夹攻,并非其时。现在是一个太平世界,形势很好。否则我们为什么在庐山开神仙会?那个紧张是你们紧张,我们并不紧张,有什么紧张?开会前,我10天走了4个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这4个省可以代表全国。以上讲的是估计他们的革命性。
  我们的会开到今天40天,7月16日以后到今天,对他们的反动性批判比较着重,现在要注意他们革命性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一面。我今天讲的这一篇也是做批判文章。所谓做批判文章,就是做分析。我跟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31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31年的关系嘛。这是就我来说。同别的同志呢?长短不一,总司令、林彪有31年。总而言之,我们的关系,我认为应当继续下去,应当搞好,而不应当在这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去,应当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就搞两条:必须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处理从宽,并不包括一点职务都不变动。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评,继续批判从严。王明告洋状,联共中央把他告的三条罪状告诉我们,他们想把这个瘟神送回中国。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2000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1000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3000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十八、再讲两句国内国际形势。据我看非常之好。当然美中有个足,疯子可以闹事,但总的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这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蒋介石搞了20年,越反动越好。我的意见: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他们教育出来的,除了马克思,就是他们教育出来的。没有他们教育、压迫我们,能搞起来?我看是不行的。现在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我们“俱乐部”同志对于国内形势他们是悲观的,国际形势他们也可能是悲观的。不可能国际形势是乐观的,国内形势是悲观的。
  十九、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
  二十、我要喊一个口号,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完了。

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方面,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其中特别特别的是指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这是我们党内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要消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他是没有下决心的。
  
  
  

 
 
顶端 Posted: 2006-07-14 09:26 | *** 48 楼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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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报告的批语:

    印发各省市。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作的很好,步骤也好,成绩显着,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八月十三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我首先检讨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不理解,不理解中国革命战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特别是不理解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加上我从旧军队带来了浓厚的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军队作战主要是攻打城市。这就显然没有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人民战争的特点,也没有了解中国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相结合的潜在力,因此也就不能认真地依靠人民群众。因此就很容易地接受了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立三路线时期,我执行了错误的立三路线。原来红五军军委在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的影响下,曾在1929年冬向中央提出过在幕阜山区(即湘鄂赣边区)开辟根据地的建议,但是受到了当时中央的批评,不仅没有完全实现,而且轻易地抛弃了正确路线,毫无抵抗地接受了错误路线。又看到军阀混战,敌人后方空虚,给攻打城市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样三军团前委就决定先攻占鄂南数县和湖南的临湘、岳阳等城。后来又在粉碎何健部队对平江的进攻以后,在追攻中攻占长沙。这次战斗在军事上虽然是个胜利,但是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仅没有利用有利时机扩大和巩固苏区,而且过早暴露了红军的力量,引起军阀对红军的极大注意,促成军阀战争的停止,并加紧对红军的进攻,一、三军团汇合成一方面军以后,在袁州会议上,三军团仍坚持要打南昌。我这时没有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这次争执,几乎造成一、三军团的分裂。在这件事情上我当时不顾一、三军团的分裂,但对打南昌也抱有怀疑,对三军团内部团结也顾虑,又没有理由说服别人,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当时就表现动摇不定。在一军团打下吉安以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三军团渡过赣江,避免了一、三军团的分裂。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我执行了攻打赣州的错误决定,结果伤亡很大,攻城未克,又丧失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进攻的有利时机。这不仅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路线错误。赣州战役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汉口会议上,提出了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我对这个方针仍然不理解,表示反对,同意了中央局一些同志错误的意见、特别错误的是同毛泽东同志争吵,态度很不好。并从此种下了对毛泽东同志极端错误的个人成见。
抗日战争时期,同样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德很迟。抗日开始后,我对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和进步性估计过高,没有真正理解只有发动群众,才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对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正确路线和纲领发生抵触,贯彻不力。首先表现在1939年10月军分会的决议上,提出了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违背的错误的作战方针,其次当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纲领提出时,我又接受了这个错误纲领,并在1938年春,在临汾作了传达。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下,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这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太行地区的群众运动,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做得不好,从反右到反“左”,三起三落,其中我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但我并没有接受这一教训。1940年的百团大战,在组织上说来未请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而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很显然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在新民主主义论出版后,我没有认真组织讨论,而且错误地宣传了法国卢梭的全民政治——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模糊了阶级观点,混乱思想战线的又一表现。
现在,检查我这次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特别在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七月十四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同志们已经对这封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我认为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因为这些右倾观点不仅我个人有,在党内还有一部分人也有。另外有一些人,则表现认识模糊,经过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将会使这些人头脑清醒过来,右倾情绪和右倾错误将会得到更快地纠正,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有利的。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错误,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九千万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而出发的,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一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在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阶级关系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用了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这次攻击,正是在党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党的有力武器,将助长那些反对总路线的人们的气焰,将使那些本来不坚定的人,更加动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将起到极坏的泄气作用。这些结果汇合起来,就会取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于冷冷清清,少慢差费的局面。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具体事实就表现早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上。
现在我来简单交代一下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
张闻天同志在北京有时来我处,次数不太多。这次我出国回北京后一两天,他到我家,我谈了东欧各国的情况。他向我谈了毛泽东同志4月29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了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这次来庐山后,住地相邻,来往较多,谈问题也比较多了,谈了对小土高炉的看法,他说是得不偿失,损失很大。还谈了一千三百万吨钢,三亿四千万吨煤难以完成计划,也谈了他7月20日发言中的某些观点,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大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情况,特别谈到甘肃情况出人意外,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大概是指反教条主义),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厉害的英明的。我7月14日的信写出草稿后,张闻天同志恰巧来了,我念给他听,他未听完就走了。张7月21日发言,我事先不知道,那天晚饭后在门前散步碰到了,他说讲了三个小时,我说:“讲了些什么,看一下你的发言。”当天晚上他秘书送来提纲,我要参谋念了一遍,第二天早上他来时带走了。毛泽东同志23日讲话后,又见过一次,彼此心情都很紧张,他说不能讨论了,我说讨论一下弄清一些模糊思想也好。没有谈什么其他问题。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和张闻天同志都存在着右倾思想并且事先也有过交谈,而且由于我两人都对毛泽东同志心怀成见和不满,这就促成我们一起向党发起了攻击。虽然这种攻击没有什么具体计划,但是两人心心相印,互相配合,确是很明显的。
我很黄克诚同志相处很久,工作上接触很多。上海会议后,回到北京时,我向他谈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主要批评了我,还向他说了毛泽东同志讲的挂帅问题,我认为应从1942年整风运动算起,不是从现在才挂帅。我说,不知道党委同志们怎么看法?当时黄就向我提出不要到处乱讲,从现在看来,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怀疑毛泽东同志推卸责任,曲解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次从国外回来,我向黄谈了东欧各国一般情况和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所谈相同,黄向我谈了国内情况,提到有些地区严重,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他在谈这些问题时也表现有火气,人民公社搞早了一些观点。另有一次谈到庐山会议。我要黄来,我因出国回来疲劳想休息,他不来,我只好去,我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黄事先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右倾观点相同,过去交谈中相互有影响,因此两人都发表了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谬论,这决不是偶然的。我不愿意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问题,对他谈过多次,他认为我提出这些问题不对,而且中央已做决定不要再提。

在会议的帮助下,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承认了错误。可惜,有些人对错误的认识,并不彻底,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他们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信。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人手,连类而及其它部门。”

同一天,他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活,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五——一九○七的俄国革命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十六日,毛泽东又写了一个批语,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周、张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曲折复杂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借汉赋《七发》来比喻现实。
他写道:“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漶然汗出,霍然病已’。”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反右倾机会主义决议,要作充分准备;传达与讨论方式,要好好研究。
  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当这样来总结。会议头一个阶段开得不对头,是照我们的老规矩。后来才出现对立面,引起大家注意了。18个问题中那些东西,现在是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是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总结经验应当像刚才通过的五个文件这样总结法,锋芒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鼓干劲。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社会上,党内,基层,早已发生右倾问题。因为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起,已经八九个月了,一直搞指标落实,什么反对刮“共产风”,等等。开几级干部会,不断地批判,产生了右的倾向。而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一月会议、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可是气候并不好,因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个尾巴,形势也已好转。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不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提意见?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东西。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
  这是由来已久的,正如决议所讲的。这次对彭德怀同志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总要发作的。这是两个阶级,两个总路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是前一个革命阶段入党的,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无精神准备。前一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反帝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左倾”机会主义买了过头粮,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消灭资产阶级,这同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指示,中国革命如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那么,反帝反封建任务不能完成,混淆了两个阶段革命。此外,还有方法问题,比如要打大城市,以为城市暴动容易成功,不认识农村包围城市。那时“左”嘛,“左”派太少了嘛,但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左”一阵风。后来中央进入农村,就发生革命快、慢问题,是先夺取城市,还是长期在农村壮大力量等争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也有争论,如富农分坏田,组织政策不正确,不从团结大多数出发。这一回对五六位犯错误的同志也要团结。王明告洋状,说我路线错误,说我反对共产国际。我们说,是自己反自己,谁教中国人接受这些东西;胡子眉毛一把抓,两个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组织上圈子越搞越小,只信任自己熟悉的人,派一个人去当太上皇,对“异己者”非搞干净不可。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彭德怀那个也不兴旺。过去说北方没有布尔什维克,当然要团结北方同志。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有些同志这么解释也有理由:西北局工作好,那时他尚未发展到反党程度,一般讲,他在陕北一段做了好事,问题在东北。这回彭德怀继承衣钵。二次王明右倾路线团结了不少人,团结在长江局周围去了,除陕北外都有影响。因为路线错误,1938年对革命有损失,有些地方1939年、1940年才转过来,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所有那些错误,都该清算一下。还有同四方面军的关系,张国焘的错误引导四方面军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个责任在张国焘。张是中央派去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过用武力解决,是在甘肃南部,那个两省分界地方的时候。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惟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
  高岗、彭德怀从小局面出发。这次同他们谈过,只有洛甫同志没有参加。开谈判会,彻底把牌摊开来。我问过彭德怀个人,究竟有几个人?彭说有几个人,15到20个人,小组会上意见相合的只有这个数目。现在看来,他把一些人的范围扩大了,过细一算,一共4个人,加上李锐只有5个人。其他个别同志无非多谈了几句话,不能算“俱乐部”盟员。上榜的,写在决议上的,4个。为什么李锐的名字不写在决议里,因为不在中央委员的圈子里,你不是中委,又不是候补中委,不够资格,是个别工作人员,无写上名字的必要,只写个“追随者”就可以了,并不是藐视他,也不是开恩。你们圈子那么狭小,从来不拿团结旗子,要打分裂旗子。第一、二次王明路线,形式上统一,事实上分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的打击正确的。第二次王明路线,躺在蒋介石身上。马克思主义忽然几个月丢了,阶级分析不要了。不是分清左中右,不是壮大“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不分清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的差别,说都是“优秀青年总汇”,这是王明的口号。王明这一套,居然许多同志相信。
  在朝鲜,也是不信任大多数。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5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军阀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二条就好。我同贺只见过一面,同你们见过多面。我说,这三条,你总不能驳,对人民有功。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岗成功,也搞不久的。这次庐山你们成了功,党政军到你们手里,我看,顶多年把两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那么狭隘嘛。
  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是两个反党集团犯错误的根本原因。1953年提出总路线,这么一个纲领,那时他们受不了,他们实际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党的。消灭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相当一部分人受不了,富裕中农这个阶层,城市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都受不了。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他们能舒服?他们不舒服的,不愿革自己的命。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勉强可以接受,资产阶级大多数就是不舒服。这种情况,不仅地富反坏右中有,合作化、公社化也有人不高兴。反映在我们一些同志身上,这一关难过。讲到这里为止,是讲坏话,讲难听的话;底下要讲一些好话,不然就不平衡了。
  要估计他们有可能改造好。历史上他们做过好事,反帝反封建,对社会主义有模糊愿望,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小舟今天表示赞成决议,我很高兴。昨天我还相当悲观。我跟你说过,你是个民主人士,而且是个不甚好的民主人十,比程潜差一点,与章乃器也许近似,也难说。现在听说海瑞在你们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上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主要侧面,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形势搞清楚了,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空气变了。第二个侧面,除了小舟,主要是彭、黄、张三位,对缺点错误有了认识。这么多人批评,有分析,留有余地,批评反动的一面,坏的去掉。他们这些同志承认了错误,还待实践,但承认缺点不完全。不要性急,不要搞大跃进,已经大跃进了。29天,关系很恶劣,一定要榨出油来不好,容许有思索,有改正的时间。这方面是收获,表示欢迎,愿意同大多数合作团结,愿意革命。彭德怀跟大家、跟我说了三条: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去耕田。这叫“狷者有所不为”;你还缺一个“狂者进取”,是孔夫子说的。你就是服从命令,不造反,积极方面说,61岁了,最后算账,以后再说,以前的不算。普列汉诺夫以前大半正确,后来反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现在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为什么能成佛?只要你放弃自己的纲领,真正跟大多数人合作,采取团结态度,你就是光明,立即光明,再不会有时觉得光明,有时悲观。大家要做工作,应该同他们往来,不要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要采取热烈的态度,到他那里去。不要怕沾什么“俱乐部”的边,你怕“俱乐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入污泥而不染,要帮助害病的人,医生任何地方都去的。不采取热烈态度,消极害怕,怕沾边,这不好。不要紧的,会开了这样火,才5个人嘛。经过这次会议,大家打了预防针。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我希望同志们在各地传达,如你们开10天大会,9天指出错误,要强调错误那方面;不过也要指出有革命的一面,但不可强调,一强调就无事可做了,你就治这个病嘛。到第十天开团结大会,不要把这些人看做没用的人,要看做是我们的同志,关系要搞好,要帮助他们、这方面要强调一下。(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关系难道就拉倒了?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 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现在习仲勋表现很好,还有贺晋年、张秀山,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也表示愿意搞好关系。有两种情况:在党内一宣布,觉得不好理解,感到惊奇;觉得突如其来。这可以理解。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人们觉得不好懂,因不了解历史变化。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难过关,彭德怀历史上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过去没有宣布过,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这些,我们过去不讲。而当年高岗他们到处讲“两个摊摊”(指刘少奇、周恩来),现在又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我就没有讲过彭,小舟只听到过彭讲我。人们不明白历史曲折情况,自然感觉惊奇,这点要讲清楚,不足为怪。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操了40大娘。一野,抗美援朝,军委都交给你管。只要这次你不立“司令部”,你还是干军委的工作。怕不信任你,林彪发转业费嘛。我们是交不亲的朋友。高岗事件时保护过关,但不改旧病。去年要辞职,我们作了决议,要你继续干下去。军委扩大会议斗争萧克,支持你。你却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你的很大问题,就是没有揭露,要治病,治他的病,前途还是两个:一个可能,一个不可能;一个能转,一个不能转。影响范围缩得越小越好,有可能转过来。转不过来我们也没有蚀本。采取团结态度,转过来了,就赚了钱。个把两个人不转过来,也无关大局。中国6亿人口,每年增加1300万,我看天不会塌下来。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没有转过来。王明还在莫斯科,洋状告了3条:反对共产国际,强迫80%的人整风作检讨(其实是100%,这次又是强迫),搞个人独裁。
  我的意见是这样: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在王明、毛泽东之间选择,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王明是投降主义。个人投票不行,还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改变不改变,两种可能。应当权力争取转变过来。中国人民热情,有英明热情的党。庐山这一场斗争同上回斗争高岗来比,这五年半里,我们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央如此,我想地方也如此。给必要时间是可以的。
  右派是多少?有45万。比人家一个党还多。除了个别的以外(章伯钧、罗隆基、龙云是极少数),45万右派是笔资产,要开个大会,要争取他们,我曾经讲过,至少70%可以争取过来。其他以资产阶级右派去见阎王。这些人再活10年20年,可能只剩下10%了。白俄还愿意回国呢!牛训练3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条件下,还有这样热情的党、干部和人民,应该相信他们(除个别人以外)是可以改过来的。
  过去搞斗争总不休止,军师团营长都斗,发生恐慌。
  (刘少奇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章伯钧、章乃器也不怕,天天骂我们,还给他官做。中国惟一见过托洛茨基的是刘仁静,刘仁静现在做翻译。(周恩来:罗章龙也在教书)要给人出路。要准许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
  不要抹杀他们历史上有过好的一面,过去犯了错误不得了,宣告人死了。立三改了,那时一提起立三路线还得了。我们还要争取王明,不管他告几次洋状。去年武昌会议,他回了一封请假的信,是热情的。天无绝人之路,马克思主义者走绝路不好。凡事要留有余地,要关怀帮助。因为他们过去做过好事,有革命性的一面。我这一段话,如早几天讲,决议就做不出来,只能在做了决议后的今天来讲,才能讲清楚。
  中央全会开了15天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两个东西:第一,避免了大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在八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

(一)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期,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彭德怀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和黄克诚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和黄克诚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是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四)彭德怀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虽然党已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他在华北工作时期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虽经一九四五年党中央的揭发和批判,但是他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的反党活动就更为猖狂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开始,他就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高饶反党联盟崩溃了,经济战线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地前进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因此,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
(五)如上所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为了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负责,为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党要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彻底向党承认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除此以外,决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当然,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党内斗争没有削弱了党而恰恰是加强了党。八届八中全会确信: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扬。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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