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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水陆洲文革研究专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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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定要有班长。俄共政治局只有五个人,他们就说你们太专制了。有些中央委员没有召集开会,忙得很,那些人就说为什么不召集我们开会,就发议论了。列宁说会是没有召集,可是革命胜利了。他说你无非是要你来办,与其你来办,不如我们来办。我们就是五个人,就是这么一件事。在这个问题上有赞成有反对,看是站在什么一个立场,什么一个观点上。现在我们这些人,譬如常委会这几个人,年纪都大了,按照自然规律,总有一天要办交代,这是个长久的问题,没有共产党,这个问题还存在的,党没有了,人类社会要有组织的,不能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所以我看是一个反对派的问题,看问题不同。像恩格斯这样的观点,这是无产阶级我们这一派的人这么说的,资产阶级也是赞成的。人类社会通过几个阶段,这成了常识了,为什么又反对这种常识呢?他因为没有一个破坏,就不能建立我们反对派的那些朋友们登台,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在这种时候,可是不能轻易地把阵地让出来,在这种时候讲谦虚我看是不行的,我这个时候谦虚了,那是危险的。
  这一次从彭德怀同志信发出的那天起,16、17、18、19、20、21。22日,这一个礼拜,并没有通知任何同志(除我们常委会几个同志之外),说是辩论这封信的性质,包括几个组长。我们跟他们谈过,可是没有说辩论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只说过要他们开放言路,扩大民主,让人家讲话。说你们耳朵是听话的,人家长四是讲话的,无非是放出来的东西,有香有臭,香的你就吃下去,臭的你就硬着头皮顶住。就是这么讲的。后头向那些人我也是同样讲的。你说我不公平呀!我说你们能够吃下的吃下,你们不愿吃下的硬着头皮顶住。一直到昨天,我看周小舟这位同志他是执行硬着头皮顶住的,硬着头皮顶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昨天他赞成这个决议案了,不晓得真赞成假赞成就是了。(有同志插话:他写了一个承认是反总路线、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东西)暧,你怎么又不顶了呢?
  讲到这里为止。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我看这一次会开得好,是逐步发展的。一个初上庐山时期,一个中期,一个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这一个来月的集会很有必要,这么一个大国呀,这么100多人,我们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集合这么一个时期。当然有一部分,大概有一半人,只经过半个月,有一半是经过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陆陆续续来的。我们这些人就是从这次会议得到教育,我是得到很大教育。谁料到出这样的乱子呀!我就没有料到,结果出了,出了就好啊,就欢迎呀I就可以解决呀!所以讲是一次胜利的会议。就如林彪所讲的,避免了两个危害。一个是党的分裂——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分裂,小分裂已经分裂一个时期了,就是一个小集团。以后看他们改不改,无非一个改,一个不改。我们希望他们改,帮助他们。大分裂是避免了。一个是避免了大马鞍形。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临时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呀,这是形势的要求,群众的要求,而且有可能,有这个条件。
  据我看,总的形势是好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形势是好的,有些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那我们怎么办呢?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还准备把政权让给蒋介石。这跟“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一件事。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夺取政权的,哪怕一年两年也好。结果我们争得一年时间。如果再加一年,那就更好。
  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时候搞改革的总路线;现在是建设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呀!凡是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大平无事。你看总路线的建立嘛,建立又倒,倒又建立。去年党代大会是5月间嘛,现在庐山闹乱子是7月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觉得不行了嘛。现在经过大家一议,又可以了嘛。你说将来没有风了?一点风没有了?我看还会有。你们说从此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么今年在庐山开会,才不过隔了一年,所为何来?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这个信心完全要有的。不管你出多少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意志的倾向要占优势,它总要占优势的;一个时候不占优势,另一个时候,它要占优势。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大多数、绝大多数,除极个别少数之外,是团结一致嘛。要建设得快一点,好。点,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而奋斗,这是必然性,现在有保证。但是也要估计到;不会是那么风平浪静,要风平浪静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个时期要准备刮台风的。这个政治台风将来什么时候来呢?我就料不到,但有台风要刮,这可以断言的,不会没有的,有阶级存在嘛。在一个省,在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有准备。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它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
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一九五八年九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批判。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的历史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判,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覆。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 泽 东 九月九日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结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输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现在印发的很多材料:长征末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间;抗日时期的材料,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我看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饶彭黄反党联盟那些观点,比如“军党论”之类,挑拨党内的不正常关系,认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庐山会议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庐山的纲领,此外还有立三路线时期,都有许多材料的。主要是见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的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庐山会议和这次会议,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在那里讨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觉悟起来。完全证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绝大多数,比如95%是不赞成他们的,证明我们党是成熟的,表现出这些同志对于他们这个态度的对待。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几个星期,省一级的会议暴露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惟恐天下不乱。凡是出了乱子,他们就高兴,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工作顺利,他们就不舒服。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兴。”比如讲,猪肉不够,蔬菜不够,肥皂不够,女人头发卡子不够,乘机就来了。“你们的事情办得不好呀!”叫做“你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说组织开会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比如北戴河会议不吭声,郑州会议也不吭声,武昌会议也不吭声,上海会议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他们认为事情发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猪肉吧!又是部分地区的粮食吧,又是肥皂吧,还有雨伞吧,比如浙江雨伞不够,叫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等。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当军阀的人他是当军阀了,还有不当军阀的人,比如×××同志算个什么军阀呀,是个文阀嘛,学阀哟!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门。五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错误,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这一次彭、黄、张、周路线,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同志立三路线时候还没有来,就是彭、黄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是受打击的。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线的严重性。最后两次就是高、饶、彭、黄这两次,用阴谋的方法来分裂党,这是违反党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有纪律,他们不知道,列宁论无产阶级的党必须要有纪律,要有铁的纪律。对于这些同志是什么纪律呢?还是铁的纪律,还是钢的纪律,还是金、木、水、火、土,木头的纪律,还是豆腐的纪律?水的纪律就是没有纪律,还有什么铁的纪律呢?进行分裂活动,违反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外个专政。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团结起来,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不,他们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们要搞一个他们的集团,要办他们的事,违犯广大群众的意志。我在庐山会议讲了他们不讲团结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他们就不能进行活动了。这个口号对于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不敢提,所谓团结者,就包括了犯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何况没有犯错误的人?他们要去毁坏他们,他们是毁坏政策,不是团结政策,他们的旗帜是毁灭。毁灭跟他们的意见不对的,他们认为是坏人,而这个所谓坏人,实际上绝大多数,95%还要多。
  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为了全民族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这一个目的。现在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全党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请问,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可能不可能?在过去要革命,在现在要建设,可不可能呢?没有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能的。团结就要有纪律。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请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一个是国民党人,一个是共产党人,时间一个是1924年,一个是1938年,1939年,1940年,共产党员比一个国民党员要退步,这个国民党人的名字叫孙中山,要进步。孙中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赞成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没有共产党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立场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现在劝一劝犯错误的几位同志,你们要准备听闲话,我曾经劝过别人,比如罗炳辉同志,他那个时候犯过错误,他发非常大的脾气,我们后来劝他,你不要发脾气,你是犯了错误,你让人家讲,让人家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他不想讲的原因就是你改正了。你对人好,对自己的错误有自我批评精神,人家为什么要讲呢?他就不讲了。现在犯错误的同志,我劝你们要准备听闲话。一提起你们犯错误,不要触目惊心,准备人家讲你几年。我说长也不会,看你们改的情况,如果改得快,几个月就不讲了,改的慢,几年人家就不讲了,只要改,快慢都可以。要诚恳对人,不要讲假话,要老老实实,讲老实话。我劝犯错误的同志,你们要靠拢大多数,要跟大多数合作,不要只跟你们气味相投的少数合作。如果你们能实行这几条,第一你们能够听闲话,准备听,硬着头皮,你讲我就听,说你讲的对呀,我就是犯了那个错误呀!阿Q这个人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癞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比如“那个癞痢头就放光”也讲不得,说“光了”,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作者描写一个不觉悟的纯朴的农民,阿Q是个好人,他并不组织宗派,但是那个人不觉悟,他是讲不得缺点,他没有主动。
  你没有主动,大家就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人家说:“阿Q,你要我不打你,你就讲‘老子打儿子’,我就不打你了。”“好,老子打儿子。”等到打他的人走了,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他又神气起来了。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要对人老实诚恳,诚诚恳恳,对人不讲假话。再一个要靠拢大多数。只要有了这几条,我看是一定会改过来的。否则就改不过来。如果是闲话也听不得,对人也不诚恳,讲假话,又不靠拢大多数,那就难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我们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就是凡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是犯一点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的,不要把犯错误当成一个大包袱,了不起。只要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好像天狗吃掉太阳月亮一样。犯错误人家都看见,如果改了人皆仰之。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学习任务我非常赞成,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学。时间不够怎么办?时间不够可以挤时间。问题是要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我这个话首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说的。第二是对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在内)。许多东西我没有学,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学问我没学好。比如说外国文,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同志们,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死了拉倒。总而言之,活一天就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环境,我想我也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很难受,他出一些问题一问,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他对中国革命各种事情一定感兴趣。还有自然科学也很不行的,技术科学也不行。现在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呢?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我说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不管年纪大小。我举个例子。游泳我是一九五四年才学好的,以前就没有学好。一九五四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每天晚上去,带个口罩化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了:水它是不会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当然有些例外也存在,但是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因此武汉长江是可以游泳的,我就驳了那些同志,反对我游长江的。我说你们形式逻辑都没有学,凡水都是可游的,除若干情况之外,比如说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结了冰就不能游,有沙鱼的地方就不能游,有漩涡的地方(如四川、湖北的长江三峡)也不能游,除若干情况之外,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由实践得来的这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是水,结论是武汉长江是可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有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吗?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温度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都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这是个真理,你不信吗?下了决心,只要你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的。我劝同志们学习。最近我们看天安门大礼堂,咦!那可有点文章咧!你们去看一回好不好(会场高声答应:好!)叫××同志讲一讲,他这个人姓×,他一天跑一万里。只有十个月,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为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做礼拜天的,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工作八小时,结果他做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需不需要钱呢?他不要。还有一些人,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晚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要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块钱嘛,一小时一块钱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物质刺激还是物质刺激,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块,就是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功这么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是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谓“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礼拜六”,有不计报酬的在内,同志们,你们都看一下,并且请××同志给你们讲一下,不要多了,有半个小时就行,还有密云水库,我昨天到密云水库游了一回水,十九个县的人在那里搞的,十一个月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七十,二千五百万土方,二十万人,那也了不起呀,什么情况都要算钱呀!你们在那里开会每天算钱嘛,你们写了很多东西,讲话稿子,恐怕每篇都要三块大洋嘛,我现在并不否认,而且肯定按劳取酬,必要的按劳取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可以完全禁止,稍超过一点就不行,如果超过一点就给钱,人民他不要,你算钱他不要,如果要算钱,我今天大概讲一个钟头吧!你们给钱咧!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个东西,政治的作用必需与按劳取酬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我们凡是下了决心,有坚决的意志,人们认为不能成功的,结果他成功了,就是我们这个大礼堂,很多人认为不能成功嘛,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多人都写,它要成功的,并且已经成功,或者在继续取得成绩。比如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学习也是这样,只要我们下决心,我看可以学好,不怕事务太多,时间不多可以挤,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要战胜这个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至于太阳上怎么作工作,我们暂时不论,月亮、水星、金星,除了地球之外的八大行星,将来探一探可以,拜访拜访可以,假如能上去。至于工作,我们打仗,我看还是地球。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求我们建立大礼堂,很多水坝,很多工厂,我看一定要是这样。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

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南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和今年意见的报告。截止12月10日,湖南全省县以上机关单位共揭发出重点批判对象4696人,其是有1630人初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各类分子,占参加整风干部的1,96%。

一九六0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在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中犯有错误同志的处理问题的请求报告和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原则》。
中央直属机关的反右整风运动,从1959年8月中旬开始。两党委所属赏中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1900人,占党员总数61559人的3 %;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2714人,占4,4% 。重点批判对象中司局长以上(党中央直属机关12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有28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 。


  
  
  

 
 
顶端 Posted: 2006-07-16 09:33 | *** 5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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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一、在反右倾中急躁冒进再次抬头,毛泽东多次提出经济指标要降温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的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六0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三千万吨钢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二千八百万吨(对外的)。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要做十年和十三年的打算,一九七二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十三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大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头猪,今年达到一亿八到二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开荒,不是搞十四亿亩,十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粮食重点,第二个十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十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四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

上述意见,大都是压缩指标的,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0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
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毛泽东强调指出:“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召开的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议认为,一九六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粮食浪费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这一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搞点,到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
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

一九六0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这次会议,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
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
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他说, 把质量提高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五八、五九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过去就是没人管,不安排,十年不安排。你九年不安排,第十年安排也好,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不安排。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专门搞个缺门部,叫拾遗补缺部。日本、德国的钢并不多,但品种全。我们的钢,都要顶用的,要品种全,普通钢之外,要有各种特殊钢。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一九六0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基本上是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吨钢。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吨,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个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会议最后的一天,毛泽东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 。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代中央央草拟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办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
 
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说: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草拟的中央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文件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又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又说: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又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O年会好一些,便没有估计对。一九六O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
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
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
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二、纠正一九五九年冬以后重新刮起“共产风”,完善人民公社体制
 
1,一九五九年冬以后重新刮起“共产风”

一九五八年冬以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但实际上,大部分地区纠正不彻底,一九五九年冬以后又重新刮起“共产风”;还有一部分地区则一直没有认真纠正。破坏和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除了其他政治上的原因(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放松或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农业集体所有制采取何种具体形式才能与当前阶段农村的大部分地区的基本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道仍在作艰苦的探索。

一九五九年七月初,毛泽东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讲话中,就提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又批评有些地方变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在保持基本队有制的情况下,把收入的50%──60%以上归生产小队分配。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过渡等问题,会议同意以分配给社员每人平均二百元左右作为由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条件。据此,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大约要三到五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更长的时间。会议认为,从现在起,就应当积极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创造条件。生产大队的经济同样要积极发展,保留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也是必要的,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控制。
这次会议以后,急于由基本队有向基本社有过渡的苗头又有所滋长。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零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积累和分配的原则是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1、 关于积累和分配的原则
  关于积累的问题,
  一个是如何看待积累的比重,毛泽东指出:“有一种说法: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另一个是如何看待后备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拿我国来说,粮食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苏联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多年中,曾经发生结余过多了也不好的问题。储备过少不好。我们过去曾因‘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引起两次所谓反‘冒进’。”
  关于分配问题,
  一个是消费品分配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毛泽东指出:“教科书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工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教科书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剌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
  一个是企业收入的分配问题,毛泽东指出:“教科书说,‘国营企业的纯收入(利润)当中,归企业自行支配的部分不断增加。这样,企业纯收入(利润)在该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流动资金,保证基本建设资金),改进生产,奖励企业工作者,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大。’这种办法搞不好会造成苦乐不均,企业在这方面的权限不能太大”。
  还有一个是社会消费问题,毛泽东指出:“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象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如果把这两部分统统说成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是不对的。”
  2、 关于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关于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态度,毛泽东指出:“教科书说,‘生产工作者的报酬也不可能一样,而应当符合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这个原则对。”“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消费品,只能根据每个社会成员在国民经济中所付出的劳动数量和重量。’可以。”
  关于实行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工资政策是以计件为主、计时为辅;我们则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这说明毛泽东并不主张完全废除计件工资制。又指出:“我们是实行计时工资制加奖励。一九五八、五九这两年的年终跃进奖就是这种奖励。除了少数人如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不发外,其他职工普遍发。按照劳动的多少、好坏,谁发多,谁发少,由每个单位的职工评定。” 这说明毛泽东并不主张废除奖金。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提到当时在人民公社正在实行的“部分供给制”,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这一政策又是当时党内有分歧的问题之一。这说明毛泽东在当时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考虑。
联系历史和现实,任何人只要不抱偏见,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理论贡献,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对于人民公社所作的一种试验──“部分供给制”,还没有下决心放弃。但是,他没有明确肯定它是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且,他还在谈到革命根据地时期实行供给制的历史经验时,特别强调“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只是脱离生产的一部分人。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的部分供给制给了一种暗示。

2,一九六0年三月毛泽东批转广东、山东报告再次强调存在着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又指出:在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问题上,存在着加快过渡、想赶先的苗头;在发展公社一级经济力量问题上,存在着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的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的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附注:这个批语所说的五个问题是:
  一、不顾条件,抢先从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的苗头;
  二、用削弱大队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的经济,重复刮“共产风”的错误;
  三、公社积累过多,收回社员自留地,集中私养的家畜、家禽,不适当地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
  四、社、队干部不讲究经济核算,铺张浪费;
五、社、队干部不如实反映情况,作风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不同群众商量,不关心群众生活。)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该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该釆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

  四化问题。
  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搞,包括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统通提出来。半年要化,十年以后还要化。
  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五个问题(指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中央已发指示。要开六级干部会。山东的一个材料,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向县委、更不向省委报告。这种现象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要切实整顿一下。要抓落后的,先抓落后的。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敢说、敢想、敢做是对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不对了。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现在把“三敢”变成绝对化,这是没有辩证法。
  农业问题。
  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有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是个部署问题,要从战略布局出发。省、地、县、社干部都要懂得十二个字,有计划地进行布署。这是农,还有林、牧、副、渔。林,有各种林:用材林、薪炭林、防风林、水源林、经济林等。种什么树?杉树、松树?柏树?都要因地制宜。牧,“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还有鸭、兔。此外,还有副、渔。要看各种具体情况。大家都去搞粮食,其他没有人搞,这是破坏原有的经济秩序。
  工业问题。
  主要是煤、铁问题。有煤有铁就有钢。
  现在小土群、小洋群只剩下××××个,又有点冷冷清清的样子。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还是要搞,出点乱子不要紧。小洋群、小土群搞什么?搞金属、化工、石油、水泥、木材等等。一九六○年抓紧搞,搞三年,分期分批地搞,把小洋群钢铁布点搞起来。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都搞一点,有煤无铁的地方可以交流。
  支援农业问题。
  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大中城市、大中小工矿企业普遍支援农业,全国普遍化,农业有希望了,否则“四、五、八”有危险。上海有十一个县,达到亩产八百斤,上海支援农业的成绩最大。广东的县,百分之四、五十达到亩产八百斤。这首先是个布局问题。
  教育问题。
  地方要大搞教育,此如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农业中学。日本福冈县,一个县有七个大学。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是统一,坏处是统死。欧洲小国很多,一个小国等于我国一个省,坏处是不统一,但是经济、文化大大发展了。我们要在统一的原则下,补充我们的不足。各地要办大学,各部门也要办大学。这也是个布局问题。我们总要比秦始皇、唐太宗
  进步些,使省、专、县、社发展起来。
  除四害问题。
  近两年来,比较放松了。现在不打麻雀了,以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代表。
  我说过卫生部门从来不讲卫生,不讲爬山、跑步、游泳,也不讲爬山要领。稷山县的那个材料是卫生部的一个好文件。
  三反问题。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好几年不反了,要大反。山东茌平县八万元的积累,用七万元盖大礼堂。有的贪污救济粮款。各省先摸一两个县,在六级干部会上提出。贪污的钱要退出来,贪污严重的要处理,一定要赔偿。公社的开支,要由党委集体决定,报县批准。我批的山东那个文件(指《中央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说“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少。”“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错误性质严重,民愤极大的,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带着外部矛盾。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回避问题。
  不做本地官。不要全部回避,一律回避破坏一些原则。应该相信多数是好的。大概限制在四分之一才好,主要负责人回避。
  先派人去摸几个月,了解情况,然后反客为主,反主为客,请他走开。
  有一部分人要坐班房。不要杀人。
  外宾参观问题。
  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最好看好中坏三种,“强迫”让他们看。如果来不及,看两种也可以,实在不行,也只好不看。
  我跟德国人讲,公社有百分之五十是一类社,百分之三十五是二类社,百分之一十五是三类社。四万个公社中,有六千个掌握在坏人手中。他听了之后,感到我讲了公道话。
  三类社整好不难。先进与落后,一万年也有。外宾参观,中央发过指示,好坏都看,可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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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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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九六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3,一九六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一九六零年七、八月,中共中央举行北戴河工作会议。

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搞一个“机械论”,再不要讲三年五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不这样,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都不满意,满意的只是社干部。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这个问题是同生产队干部作斗争的问题,要下个狠心解决。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人家没有不同意见,回去就照着这个意见作,不要忘记,不要面从心违。在自留地问题上中央批转贵州食堂问题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信中指出:(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的一个批示中指出,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是在北戴河决议中对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现在更正了。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毛泽东的这个认识,纠正了建立人民公社初期的一个基本错误,即由小的集体所有制(一村一社的高级农业社)一下子过渡到了大的集体所有制(一乡一社的人民公社);现在又从公社所有制,退回到原高级农业社所有制 。
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过程是,又产生了不同意见: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几个原来的高级社规模)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赞成河南的办法;湖北则主张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广东的主张基本上与湖北相同。为此,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指出:“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百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取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
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

  4,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此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种情况,比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百分之30是好的,百分之50是一般的,百分之20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百分之20的,有不到百分之20的。但是究竟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也不完全准确,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报告,指出了一、二类社里也有问题,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太摸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我们要有决心,这些地方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如果不派大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找出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有许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了底。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百分之××的县、社、队不摸底。口粮标准有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今年钢只定××××万吨,煤、木材、矿石、运输还得搞那么多。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在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调查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报告。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报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没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战争初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四七年四、五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报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方面的情报,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报没有了,死官僚又封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颜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来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他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报告是农村工作部搞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抽人下去的,灵宝县的报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报告是搞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查研究这件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做,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做工作要有三条s: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是讲调查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没有底,哇里哇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资本主义国家有个杂志说,从五一年到六零年,就把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掉。
  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不好听,但实际上是要破产还债。县、区、社两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真正的白手起家。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还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掉,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交换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的同盟者。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话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的,各省也会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些省决心不大,作的差一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共产风刮了一下,停的早,五九年郑州会议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的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搞变得不彻底,一次再一次刮共产风。去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大那样对头,不是像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再搞,一、二类社、队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总而言之,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五九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
  工业开始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过去搞了的,有些还要搞,但有些也不搞,癞了头就让它癞头去吧。
  长远计划现在搞不出来,我们要再搞十年,从六零年到六九年,这是个革命。中国的封建主义搞了那么多年,民主革命也搞了那么多年,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陈伯达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否也有个周期率,若干年发展较快,有几年较低,如同行军一样,有大休息、中休息、小休息,要劳逸结合,两个战役间要休整。这次工作会议也有劳逸,决议文件也不多,譬如郑州会议就只搞了那么一个决议嘛!还是看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头。
  现在看一个材料说:西德钢产量去年是三千四百万吨,英国二千四百万吨,西德六零年比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十五,法国是一千七百万吨,日本是二千二百万吨。但他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万吨。今、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让帝国主义说我们大跃进垮台了,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五七年我们职工有二千四百多万人,现在有五千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人做,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陈伯达同志有个材料,美国一个农民劳动力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个人,苏联六个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很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准备顶它十年。从前年西藏闹事到现在,不过二十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莫斯科会议以后,空气还好一些。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不要只讲人家的坏话,有的地方工作有错误,人家搞了,就要欢迎人家。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亿斤粮食,硬说有××××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各占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像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找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有人建议钢仍然搞×××××××万吨到××××万吨,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个提法有道理。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己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验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泄了二、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算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大体是百分之××左右,严重的超过百分之××,好的不到百分之××。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林彪同志讲,军队有××个单位,烂掉了××个,占百分之×,这并不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对××类干部,要按政策清洗出去,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带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发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发出的《紧急批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的“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之间的、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5,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是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要的大问题。要求讨论并切实调查一下。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讨论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全党同志的信》中规定,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队。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 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主要是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一个是生产大队(即原来的生产队)内部,各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很大,不彻底解决,不可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他说:人民公社是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公社、生产大队不能瞎指挥,县、地、省、中央也不能瞎指挥。不能用领导工业的办法来领导农业,也不能用领导农业的方法来领导工业。
  他说: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不做好调查工作,一切工作都无法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报告也要看,但是不要满足于看报告。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走马观花只能是辅助的方法。
    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不能解决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
    调查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
    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际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五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到会各同志,利用会前时间,对农村的食堂、粮食、供给制等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向群众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毛泽东转发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是:(1)社员普遍不赞成办食堂;(2)供给制这种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3)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办法。随后又批转了胡乔木五月八日的报告,邓小平、彭真五月七日的报告,内容大体一致。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同农民谈话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他说,四川社员吃饭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饭回家再加一道,对人力和物力浪费不少。

6,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一九六一年五──六月,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对三月党中央广州会议讨论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取消了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等等。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丁,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经过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经过了万里长征,经过延安整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一九四五年的七次代表大会,共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本形成了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实现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具体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过去谁也没有干过,必须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学会。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这样做,并且已经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一次是在广州,一次是在杨村,了解了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要搞具体政策,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行的。
  形成一整套的具体政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还需要十多年。这是一种设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也可能缩短一些。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大家具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的指示》。

7,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泽东提出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
  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果不作这种规定,队的九种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河北这两批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若干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的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那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河北人叫做分配大包干)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就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好还是以生产队为好的问题认真调查研究,并指出,就大多数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的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农村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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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

第六节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一、会议的准备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至十日,中央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
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 ‘五多’。”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
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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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一阶段: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

二、第一阶段: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
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
但是,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反右倾两个问题上。
在会上,一些人反三面红旗的情绪充分发泄出来;
有人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就不好说了,跃进还是没有跨进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说这几年大跨进了,为什么粮食、市场紧张?粮食减产了,对大跃进怎样理解?高指标、大规划是不是执行路线的错误?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有些错误和缺点会形成全国性的?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
有人说: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办快了?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要求这样的改变生产关系?
有人说:这几年实际工作中出的毛病,能不能说成主要是没有经验?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也都没有经验,都办得很好。第一个一年计划时期也没有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在短时间就丢掉了?
有人说:庐山会议前,大家干得起劲,反右倾以后,情况大变,干部心情学生看风驶船,摸上级的义,不安政策办事。
有人说:这几年几年关键在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斗争上。
在会上,更多的人坚持三面红旗人的立场:
有的说: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它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科学依据。有的说: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史无前例伟大成绩。有的说:三面红旗是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代旗帜。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会上各组讨论的情况也充分反映到报告起草委员会上。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柯庆施首先发言:他对各代表团对大跃进提出质疑表示担忧。他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知》还要不要?十五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八日,彭真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说:
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要总结经验。六0年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五九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六0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
刘少奇插话:关键是五九年庐山会议。
彭真又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
邓小平插话:我们到毛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说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只有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成的,是我和大家搞成的。
彭真接着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大山,拿走几吨带是那么高。

右派们对彭真的讲话大加称赞:彭真直言“毛主席也有错误”,这在彭德怀之后是第一人,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邓小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巧妙地支持了彭真的发言。

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率先发言: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退,是被迫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右派们又抓住周恩来的发言大做文章:谁都知道,要求各地都搞独立体系并不是周恩来的主张。周恩来把责任揽下来,是想澄清这种错误观点。这意思就是说:包括周恩来在内,他们修改大会的报告,就是要把矛头集中对准毛泽东。这完全歪曲了周恩来的本意。

接着,陈伯达发言: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看来,陈伯达已经嗅出了一点味道。

彭真赶快加以辩白: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谁说毛主席不能批评?谁说毛主席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九五八年底,毛泽东就作过自我批评,说北戴河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有错误,是他提出来。显然,彭真的这种说法,无非是企图引诱人们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毛泽东。彭真的言行受到他的同伙的称赞。三十年后,薄一波还说:彭真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三十年过去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彭真真同志的这些话。至于陈伯达的发言,当时貌似忠心一片,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人们已很清楚。忠奸之分、正邪之别,历史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现在历史不是已经做出了初步评判吗?陈伯达固然后来犯了错误,而他们这些人的右派嘴脸不是也大白于天下了吗?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
刘少奇首先发言:(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四、五、八(百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薄一波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说: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 ,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说: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刘少奇赶紧出来打圆场,说: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这次会议很清楚:刘少奇要否定农业发展纲要,薄一波、彭真、邓小平要否定大跃进。
由此,他们得出共同的结论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教训太深刻了太学沉重,再去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不痛不养地总结经验,羞羞答答地承认错误,既不能服众,也不能保证改正错误,更不能保证今后不再犯错误。要统一认识,必须把错误讲透,把教训讲够,得出一个客观的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来。
什么是“客观的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呢?那就是彻底否定三面红旗!但是,这个结论他们暂时还不敢公开拿出来。

经过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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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议第二阶段,大会报告

三、会议第二阶段,大会报告

1,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

刘少奇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
关于国内形势,
他谈到困难的形势出现的原因: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知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的说来,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将要的,第二位的。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刘少奇在这里强调成绩和缺点七三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否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强调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他谈到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

刘少奇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三面红旗采取了否定、至少是怀疑的态度。

他谈到彭德怀: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刘少奇在讲话中肯定;仅仅从彭德怀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这也就是说,在卢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信是批错了。

刘少奇的讲话,得到了右派们的热烈吹捧。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唱的是主角。自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以后,大凡重要会议的主要报告都由刘少奇来作。但是,这一次有特殊意义。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的主要报告,那是在宣传毛泽东的路线;这一次担任的,却是纠正错误的角色,这个错误是毛泽东带着犯的。从一九六0年起,特别是一九六一年的亲身调查,刘少奇形成了对形势和问题的独立看法,在纠正错误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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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军事工作。

一、关于党的工作

关于党的工作,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
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伟大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的方面。工作中总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完全没有缺点的事情是没有的,永远也没有的。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的时候是那么完善的,可是,它在发展中已经逐渐地完整起来,逐渐地具体化起来,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地完整,继续的具体化,继续地发挥作用。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用相反的作法,不鼓足干劲的作法,不力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了身,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我们正是应该和可以迈开大步前进。当然,在执行中间我们不要把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这两、三年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无论城市,无论农村,吃的、穿的、用的都比较紧张一些,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都感受到的,是我们党深刻感受到的。但是,这种困难无论如何是暂时的,肯定是暂时的,而且目前的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
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的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种工作上的错误,表现在指标的确定、各个方面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对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这些错误同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也是有关系的。但是,这几年我们全党同志做工作的干劲,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可嘉的。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全党整个的情况。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
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资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这些经验,将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在质量上、能力上大大地提高起来。在物质条件相同,甚至还差一些的情况下,由于有了经验,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所得到的物质财富将比过去增加得多。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的,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譬如人民大会堂这座房子,你不学能够造得出来吗?玻璃是石头做的,我们学了,就能够把石头变成玻璃。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都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以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许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的那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我们全党来了个大学习。这个学习是在实践中学习,是课堂上、书本上学不到的。任何一个教师也没有这个教师有说服力,它是最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叫做唯物论,什么叫做辩证法,什么叫做历史唯物主义,什么叫做群众路线,什么叫做经济规律,什么叫做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些道理,课堂上讲,书上学,当然很简单,但是要真正理解,真正做到,就很不容易。我们现在通过了一场大的学习,这对全党无论如何是很深刻的,一个人忘记了,另一个记得,变成了我们党的传统,变成了我们的共同认识,变成了我们思想一致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有失,还要看到有得。我们工作中也不仅仅只有失的一点,事实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基本建设,打下了很大的基础,真正是一个大跃进。因为它是打基础,暂时还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但将来它是要大大地发生作用的。所以,从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来看,得少于失,从长期的实际的本质来看,得大于失。
但是不管怎样,目前到底是有困难的。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我们要严肃地来对待困难,来继续克服这个困难,使情况大大地好转起来。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同那些个别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同那些临时性的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我们宁可保持党的团结,保持我们党的队伍的一致。这样我们才是有远见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够战无不胜。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多的,同志们知道我的的不好,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很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是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爱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 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同志们,我们的的是很大的。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还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面。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帝国主义,而且又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我们在国际上的责任,就是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今天全世界人民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不打倒帝国主义,没有解放的人民就不能翻身,解放了的人民也就经常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面。帝国主义是一个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东西,是对人民不利的东西。帝国主义还统治了十几亿的人口。只有反对帝国主义,才有利于世界人民,才有利于中国人民,才能够巩固我们的胜利。
修正主义把革命的旗帜放下了,它不反对帝国主义,反而替帝国主义帮忙。这就更需要我们高举革命的旗帜,来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人类要继续前进的话,没有别的办法,没有第二条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从地球上把帝国主义消灭,如同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打倒了帝国主义一样,只有在一切地方都把帝国主义打倒了,人类才能翻身。
我们在国内的任务尤其重大。我们应该让我们国家兴隆起来,繁荣起来,富强起来。这是我们任务中间尤其根本的任务,我们推拿了三座大山,但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虽然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我们毕竟还没有摆脱贫困。所以,我们国内的责任,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能够过幸福的卡子,不是穷,而是富,不是白,而是有文化,不是落后,而是先进。把六亿五千万人民从一穷二白、穷得很厉害的情况下富起来,这件事情是我们严重的责任,是我们光荣的责任,我们需要做伟大的工作,艰巨的工作。
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够富强起来,能不能够繁荣、强大起来?我说,完全能够的。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样多的人口。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就是靠生产,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至于机器,有了人就可以造。有了机器,拿机器劳动,一部机器,可以当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我们有这样多的劳动力,再加上能够造大量的机器,我们的生产就能够大大的发展起来,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比现在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一百倍、二百倍,一个人可以当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百个人,二百个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富起来了,强起来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好的条件,我们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是分散的而是团结在一起的条件,这都有利于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不含金量 要比已经落后了的老帝国主义英国强,也能够比美国强。美国有什么了不得呢?几百年前,那里什么也没有,不过是一块荒地,上面只有一点印地安人(那些人已被被得差不多了)美国就新搞起来的一个地方。落后的国家能够变为先进的国家,美国是很典型的。过去全世界最落后的是那块地方,可是现在那个地方最强。当然这只是说它经济上最强,而不是说它精神状态强,那里的精神状态正在衰落。从亚洲来说,日本原来比中国落后,可是后来几十年就赶上了中国,而且超过了中国。欧洲也是如此,过去英国是强的,法国是强的,德国是落后的,可是后来德国赶上了英国,超过了法国。俄国在欧洲比德国还落后,但是,现在比英国、法国、德国都强。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要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一百年内,就会赶上和超过它们。资产阶级比封建地主阶级先进一些,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先进一些。有了了阶级、先进的政党的领导,把人民团结起来,采取新的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个国家就能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就能够由落后变为先进。我们中国的落后,要过去也是到了顶点,就必然向它的相反说谎面转化。恩格斯不是说了吗,对立的两极互相渗透,达到极点的时候就互相转化。这就是一个规律,是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我们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掌握了政权,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的了几十年仗的,有战斗经验的党,我们必然能够把我们的国家搞得很富很强。
现在,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比较起来,从国内的生活上来看,我们国家似乎还不大像样子,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翻过来的,无论在物质上、在文化上,我们都能够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我国人口三倍于苏联,四倍于美国,比英、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总人口还多。我们发展起来的时候,将会比这些国家强大得多。这是我们国家的远景。可以肯定,这个远景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的落后善是可以转变过来的,中国人民是一定可以光荣地站在世界上的。只要我们全党团结,围绕在党中央的周围,只要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相信毛主席的思想,相信中国人民,只要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的工作就不会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实际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不是在当前,而是在以后,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我是满怀信心的。同志们应该认识这个前景,要好好地去干,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

二、关于军事工作(略)

(根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
毛泽东说:“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

有人说:林彪的讲话与刘少奇的讲话,在同一个场合、同一个问题上,竟大相径庭,甚至有天壤之别。这话说得不假。
林彪的讲话,是根据当时党内的政治思想状况,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的政治思想状况,有感而发的,针对性非常强。当时就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说:此件(林的讲话)通看三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三十日,毛泽东两次同罗瑞卿谈话,毛泽东问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
但是,林彪的讲话却受到右派们的猛烈攻击。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林彪弹出不和谐音:“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林彪心中暗想,在党的高级领导成员中,分歧已经暴露了,说不定还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呢。要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允许纠正错误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防线。“三面红旗”不能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不能动。他认为,这时,与庐山会议形势有些相似,是毛泽东最需要支持和维护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的时候。
这些话恰恰暴露了右派们的阴暗心理,他们当时就是要乘机推翻三面红旗、推翻庐山会议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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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高潮。

  同志们:
  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4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用这种办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郡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一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届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们去研究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之外,都是指当时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的,都应当按照具休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于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很多。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的领导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的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有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做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做检讨,晚做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吗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p4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不同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食其和朱建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于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如果他们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本来养成了这样一股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末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过刚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末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这些人占全入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现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样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同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和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零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底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事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零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各个专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氏土壤学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们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几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到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现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种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八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们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要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同事。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犯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在党内、党外,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的“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别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搞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查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的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的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领导公社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争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筐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掌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党,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查。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就离不开对社会主义社会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二,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末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过刚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末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第三,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第四,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五,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右派们是不高兴的,他们尽量加以湮没。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阶级、矛盾、形势问题时,他们的就说毛泽东是重新提出阶级斗争。其实,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就已经讲到了这些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
当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再用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少数空气沉闷的省份,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坐镇下,初步揭开了盖子,前几年严重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二月二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

4,其他领导人讲话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朱德在大会上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在大会上讲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健全民主生活问题。他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问题,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民责任中央书记处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对这几年中央的文件,作了检查。当然,这个检查够不够,还要看。

一九六二年二月七日,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他说: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自己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规定跃进的速度:农业增产超过百分之十是跃进,超过百分之十五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二十是特大跃进;工业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是跃进,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当时本想降低一点增长速度,可是提出的意见,是五十步对百步。
自己起草一份中央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现在看来权力下放过多,造成了分散主义。

周恩来确实勇于承担责任,胸怀坦荡。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请陈云在大会上讲话,陈云说:在作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讲话。婉言谢绝了。二月八日,大会闭幕后,媒婆云在陕西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伟大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共产党人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的这些话充分反映了他当时的心理——批评反冒进以后,怨气很深。

二月七日,通过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由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有些批评指名道姓,包括对毛泽东的指名批评,这种情况,在建国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会,又是一次动员大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

但是,对于七千人大会的结果,右派们不满意的。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七千人大会确实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但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路线没有错,只是执行中发生了错误。这样一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速成论和空想论。
毛泽东的讲话只字不提“八大”,总是从“八大”二次会议谈起,这是因为“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推翻了“八大”的路线。这次纪“左”,就其实质而言,是回到“八大”的正确路线。然而,毛泽东坚守“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不退。在这个前提下,容许刘、周、陈邓衽调整政策。
问题在于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不是具体政策上的错误,而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反复强调缺乏经验。强调缺乏经验事实上模糊和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人难以从更加深层原因上来认识错误,纠正错误。这个深层是:社会主义空想模式以及党内民主生活的严重破坏。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本人的个人专断的发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此,毛泽东没有任何反省。

也许,右派们当政了,他们就觉得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了。然而,历史究竟证明了什么,不能由少数精英说了算,要由人民说了算。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不久,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结果表明,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完全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更适合于当前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于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也更适合于基层干部的管理才能,是调动广大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的一项重大措施。这一重大措施使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核算单位退回到了原来初级社的规模(一
般三十户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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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二章第六节



第六节 坚持阶级斗争,反对三股歪风

一、刘少奇等人刮起了黑暗歪风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
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当前的经济困难:1,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2,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3,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4,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5,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刘少奇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说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会议通过了转发陈云讲话的指示。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三月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了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
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
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
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
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
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一九六二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罗瑞卿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
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关于形势的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到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主席就把这两次会议(指1962年2月召开的西楼会议和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
邓力群说:与毛泽东讲话的原文相对照,“留在我的记忆中的’黑暗风‘,很显然是很不准确的。”
《毛泽东传》说: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实际情况,与这种说法也相差甚远。七千人大会以后,如何估计当时的形势,又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个有分歧的重大问题。
原来,七千人大会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认为下降的趋势已经到了谷底,此后将逐步好转。然而,七千人大会以后,特别是在西楼会议上及以后,刘少奇反复强调: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要怕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也就是说“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文革前十年史》第816页)而周恩来虽然也强调当前的形势困难是严重的,但认为已经到了谷底。周恩来的提法“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这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判断是一致的,而与刘少奇是不同的。现在的一些文章作者们之所以要强调周恩来与刘少奇是一致的,是为了贯彻他们的一贯的策略:敲打林彪,拉拢周恩来,孤立毛泽东。
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分析是正确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下降的趋势到了谷底,从一九六二年开始逐步好转,到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调整的任务,并没有要五年、八年或十年。
以最重要的农业产品----粮食的产量来看:

年份  产量(万吨) 百分比   比上年增长%
  1958  20.000    100%
  1960  14.350    70%
  1961  14.750         2.8
  1962  16.000         8.5
  1963  17.000          6.3
  1964  18.750         10.3
  1965  19.453    97.5%   3.7
  1966  21.400         10
  1967  21.700         1.4
  1968  20.900         ─3.6
  1977  28.273       比六七年增长30%
  1978  30.477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九六零年最低,比一九五八年下降30%,到一九六五年基本上恢复到一九五八年的产量;一九七七年比一九六七年增长30%,平均每年增长3%。

关于形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形势问题。
肖冬连等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王稼祥的“这些意见和主张,在当时堪称空谷足音。这又是一次冒险的陈词。”(下册第945页)
《毛泽东传》说: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这里涉及的是有关王稼祥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提出的有关政策的建议问题。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王稼祥给中央写信和会议上发言,提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主张。
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他说:“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
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说:“我们应当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他建议: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二,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三,在国际斗争中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四,对外援助要实是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要某些地方甚至还要适当收缩。(参见《王稼祥选集》)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华东组发言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实事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所以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意志不坚定的人吓昏了。
毛泽东十分赞同陈毅的发言,把登有这篇讲话的简报批给江青阅:“可看,很好。”
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实行了王稼祥的这一套主张,所以,现在的一些出版物对王稼祥当时的主张称赞不已。效果究竟如何呢?左派和右派各有不同的评论。
过去说当缩头乌龟好,现在说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也不知究竟谁是谁非。

二、刘陈邓又刮起了单干歪风

在农业合作化中曾经行之有效的一些生产责任制,在人民公社的初期被放弃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以后,又提倡在人民公社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检查验收的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推行三定或四定、六定一奖制,实行“三包”(包产、包工、包投资)制度。
  
一九五九年五月至七月,有些地方实行把全部农活包到户的办法,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并在批示中指出,这(指包活到户、包产到户)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一九六一年三月,安徽部分地区(约为39.3%的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采纳包产到户的办法,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所以特别强调了“五个统一”。

一九六一年五月,毛泽东转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人关于农村政策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认为,当前只有实行评工记分的办法,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中说,分田到户不行。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

一九六一年七月,安徽省委又写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强调他们实行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八月,曾希圣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关于可以试一试的认可。到秋末,安徽实行这一办法的生产队达到85.4%。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将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编印上报,在第二部分:存在的问题中指出: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现象;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如“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包产到户”,或者部分包产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九月六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作了批示,要求对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

一九六一年十月,毛泽东提出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变为生产队的意见后,认为体制上的问题已经解决,搞“责任制”之类的试验已不必要,不同意安徽的办法再搞下去。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中指出: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则的,要逐步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中说,广西有25%左右公社以下的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恢复单干的思想倾向,这些人认为,分田到户、恢复单干,是彻底解决平均主义,彻底改变农村生产面貌的唯一办法。不少生产队已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对此件批示,搞单干的情况,最近一个时期,在不少地方继续发生。要向农民很好地进行说明解释,使情况逐步地改变过来。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一九六二年七月初,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毛泽东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
陈云是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的,以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七月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关于单干风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单干风’的做法是不对的。第一,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弄错了。……它本质上仍然是集体经济,只是分户经营,联产计酬,多劳多得,是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分户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的较好方式。可是,八届十中全会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把‘单干’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这就把事物的性质弄错了。第二,片面追求经营管理上的单一模式。……第三,动辄把生产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去分析。”(下册第1089-1090页)

《毛泽东传》说:“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但是,它(指集体经济)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他们的这一套所谓“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的说法,今天还会有人相信吗?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他们说的“包产到户”,就是在土地挂着集体所有的招牌下面的单干,而单干(个体经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陈云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一九六二年七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而他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
(以上两段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1136-1137页)

邓力群说:“毛主席在1962年8月北戴河工作会上批评,单干风愈到上面愈厉害,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有些事情,事前无法预料到。就在总路线所需要的各种具体工作路线已经制订完成的时候,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一种倾向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右的倾向又冒出来了。这时,田家英从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反映说,被调查的人民公社的多数社员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是多数社员认为应该这样做。当时,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造成的农村和农民的困难,确实太惨重了。听到田家英反映的这种呼声后,中央常委中,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是也没有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全力纠正”左”倾的时候,右倾来了。而且确实像毛泽东讲的,这种倾向越是到上面越厉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的工作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我们过去有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毛泽东既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接受了庐山会议时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庐山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确实存在的右倾。在这一点上,应该讲,毛泽东是接受了教训。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应该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实际上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会上,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在会前个别谈话时,对陈云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刘少奇批评他没有顶住。对中央常委的错误,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来解决,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全会上,用党内整风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把这个右倾向端正了、纠正了,使经济调整工作没有走入邪路,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八届十中全会采取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在1962年5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完成了经济调整的方针的制订和实行,并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经济调整、经济恢复。经过1962年、1963年两年恢复,1964年后就转向全面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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