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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质疑

“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质疑

孔祥新

时下,登上CCTV10百家讲坛的,是北京市海淀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的内容是《两宋风云》。在前几讲插入的楔子是:“北宋是个很富庶的朝代,历朝都无法与它相比。据史学家研究,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由于楔子的反复灌输,在给我深刻印象的同时,也引起我的质疑。

为何质疑?我在昨日刚刚收束的《东方新哲眼中的莎士比亚·结束语》中写道:“勇于质疑,精神可嘉;善于质疑,棋高一筹;相互质疑,收获更大。只要我们勇于质疑,善于质疑,相互质疑;质疑神圣,质疑偶像;质疑权威,质疑精英;质疑自然,质疑社会;质疑传统,质疑自我。不为质疑而质疑。质疑——求真,质疑——求善,质疑——求美,质疑——创新,我们就一定会采撷到深海骊珠。”以此可证,我是一个不尚鲁信莽从的人,往往把一些貌似有价值的东西,放在自我权衡的天平上重新称量。人类本能的“自我质疑”,大都为求真、求善、求美,追求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以人类自我主权意志特性为基础的质疑精神,是人的本性,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

先有“疑”而后“质”之。首先,从统计学上说,“80%”是确数,而非概数。龙子龙孙们一向认为,大宋以外的蛮邦,尚未开化,绝无蛮邦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即使治经严谨的大宋学者,也未留下大宋国民生产总值的确切资料。不知“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的学术结论由何而来。

余是上网,搜来了如下结果:

“宋朝的第六代皇帝宋神宗在位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富庶繁华,据现代专家统计,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

“‘ 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这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所说。很显然,这位经济学家在肯定‘宋富’的同时,也大大低估了宋朝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贫穷落后的野蛮与黑暗中摸索——欧洲也不例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这一数据即便是放在今天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这样的计算并不科学,但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

“法国学者、国际宋史研究开创者埃狄纳 .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同为法国学者的迪艾那则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麦克尼尔认为宋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而美国人干脆赞誉北宋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汤因比(英)

“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乔纳森(美)

“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余秋雨

“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麦迪森(英)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内藤湖南(日)

“元丰二年 (1079),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

“到了北宋,(960——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12世纪未中国已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南亚的海上优势……巴格达的人口就达到近100万……各行省还提供了丰富的金属,如产自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采自努比亚和苏丹的黄金,来自伊斯法罕的铜以及来自波斯、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阿拉伯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都蕴藏着宝石,波斯湾水域还盛产珍珠。帝国工业也很繁荣……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发现的大批铸于7至 11世纪的穆斯林硬币,证实了穆斯林商人当时曾同北欧国家有过贸易往来。如此辽阔的贸易范围促进了银行业的高速发展,到后来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分行,在巴格达开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得到兑现。”——(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

北宋人口约一亿,而同时代的世界人口约四亿。北宋京都的人口约150万。

以上是能搜索到的专家学者和文化精英对大宋经济及同时代阿拉伯帝国的社会经济论述,但并不能从中导出“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的确切结论。权衡——比较——结论,我更看重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北宋和同时代的伊斯兰帝国的描述,以此推知,北宋与伊斯兰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相当,而伊斯兰帝国的外贸要强于北宋,从国外掠夺的财富要多于北宋,当时伊斯兰帝国的富有当不在北宋以下。

邻人夸你的孩子聪明漂亮,不可当真;客人赞誉你的祖宗伟大,故枉听之,决不可飘飘然而丧失自我权衡智能。奉劝向往大宋王朝的“当代文化精英们”,不要过信自己的政治嗅觉比苏轼更加灵敏,可以规避大宋苛刻的文字炼狱。

中国当代的“爱国学者们”的确厉害,能从“大概、可能、也许的资料”中,得出确切的学术结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北宋,国民生产总值却占当时世界的五分之四。友情提示: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有另一种算法,一片宋瓷现价上千万,亡国丧家之君宋微宗的字画一幅上亿元,北宋国民生产总值岂止占当时世界的80%,而应占95%。以生产总值评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这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术时髦。

广大平民和有良知的文人学者,又是如何看待大宋社会经济呢?继续搜引:

“对于达官贵人的大宋是很富的,对老百姓的大宋是很穷的。宋代以有无地产分为主客户,主户又分五等,一二等为上户,三四等为中户,第五等为下户,而在通常情况下,“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戊戌条),这是主户,客户的人数更加巨大,约占全国户数的35%(《元丰九域志》统计)。”
  “对于客户,其所承受的负担极重,‘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苏洵《嘉佑集》卷五《衡论·田制》)。面对如此巨大得负担,流民不增多才是一个问题呢。”

“对于地主商人官员来说,大宋是很富强的,可惜对于农民,百姓来说,大宋是很贫穷的,北宋的政策是不限制土地兼并的,大量的土地都被达官贵人们兼并了,一部分百姓被迫当佃户,大量农民失业,在贫困中挣扎求生。而且北宋是很腐化和堕落的,记得一般的大城市都几万妓女,整个城市社会的风气都堕落了,这和南宋,明朝末期的情况一样。在城市里贫富分化也很严重,军队和司法体系都很腐败,社会治安非常糟糕,官员将领都腐化和堕落,地方上黑社会横行,到处都强盗土匪,土豪劣绅也横行乡里,豪强大户地主也把持乡镇。”

以此我们可以结论:大宋是官宦富人的天堂,平民的地狱。不知崇拜大宋至极的龙子龙孙们,是向往为大宋的民,还是做大宋的官?

更有无耻的“圈养精英”,公然为两宋的专制政治招魂,说两宋的“玩完”,是文人治国的必然,弦外之音,就是“军人治政”,无论社会如何不公,贫富分化如何登峰造极,都能确保国泰民安。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共和国何去何从?任何一位自我权衡智能依稀尚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不希望共和国重蹈两宋财富严重分配不公、贫富极度悬殊而自招的“社会断裂式悲剧”。决定的,大有希望的,是每一位共和国公民的自我权衡抉择。

2009-7-20于帐庐庵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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