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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韩丁论中国文化大革命

威廉·韩丁论中国文化大革命

著■Dave Pugh/译■郑怡雯


打从社会主义先在苏联继而在中国于20世纪发生大逆转后,全世界的左派都面临了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人民的力量初获胜利后,该如何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限制脱胎于旧社会的阶级差距、来挡住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干涉以及防止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内形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国回答上述问题的答案,它开启了历史性的先河,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群众革命的高潮一波甫平,一波又起。这场革命从1966到1976年,历时11年之久,由毛泽东和党内的支持者发动,目的在于打倒党内正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方式。

威廉·韩丁在1999年于纽约举行的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发表了一场演说,阐释文革的模式是“动员老百姓从下夺取政权,经民主选出权力机构,建立具有代表性的新领导组织。”数以万计的革命委员会在全中国的工厂、农场和学校建立了起来,人民受到毛的宏图远略鼓舞,发展出了更多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比方说乡间的赤脚医生,以及从中国工农丰富生活经验中淬练出的文化作品。

毛了解文革是一场防止中国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的生死斗争。在那之前,他研究了苏联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确信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虽然这场斗争,毛和他的战友最终失败,但这并不意味他们不应该发起这场历史性的斗争。韩丁在1970年代初,即已写下这么一段深刻的观察:“社会主义革命远较大多数革命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和艰困得多,夺取政权…只不过是漫长的革命过程中的第一步。”

美国与国际上的许多左翼人士对文革有负面的评价。而媒体在这里起了相当的作用。在1980和90年代,每个月就会有一本主题是“我的家庭和我在文革期间是如何被迫害”的新书问世。当然,书里没有交代被迫害的真正源由。我们无法判别这些作者是不是被错〈或正确〉当成走资派来打击。书中往往没写是那一派红卫兵涉及迫害,是真心想实行毛的政策者?还是极左派?或者是党内走资派主帅刘少奇邓小平所组织的冒牌红卫兵?

有关文革的问题需要厘清,不只是为了撰写历史,更是为了期待下一波的社会主义革命。威廉·韩丁自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工作,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来教导我们认识文革,以及他自己对这场发生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在认知上的转折变化呢?

威廉·韩丁对文革的观点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段最清楚地呈现在“中国的转折点:论文革”(Turning Point in China: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注一)文中。在《深翻》(Shnfan)(注二)一书中,韩丁对毛和文革则持批判的态度,并支持逮捕“四人帮”之后于1976-78当权的新政府。

在“大回潮: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The Great Reversal: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1978~1989)(注三)一书中,韩丁则是公开反对新政权,并且重新肯定文革的目标——即使这个目标并没能实现。韩丁在90年代期间的演说和文章中,更深入地发展了这样的思路。1999年他在纽约那场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中的演说(注四),特别值得注意。

韩丁值得称道的一个优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他报导他所看到的,以及他所信任的人告诉他的事情。同时,他坚持采取不轻信的慎思态度,往往让读者决定如何评价关键的问题。韩丁极其真诚,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虽然他曾经对中国领导阶层推动的政策和行动多所批评,但对于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支持,却从未动摇。

中国的转折点

在1970年代早期,韩丁坚定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方法和成就。1971年韩丁应周恩来总理之邀访问中国后,在〈中国的转折点〉中写道:

“文革的核心确实是一场权力斗争,是一场掌握国家政权之争,但这并不是一场只为争夺权力本身的斗争,而是一场决定是由工人阶级代表或是资产阶级代表来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决定中国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将革命进行到底,或是中国将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必须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是从新民主民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内部有着许多矛盾和不平等,无法在一夜之间,或者几年,甚至几十年内消除。这些不平等承袭自旧社会,例如: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资差距,再如:城乡之间在经济、教育和文化机会上的差异。只要这些不平等存在,就会产生特权、个人主义、野心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因素会再产生个别的资产阶级份子,他们集结成新的特权精英,终而成为新的剥削阶级。这么一来,社会主义就会和平转化为资本主义。”

在〈转折点〉一文中,韩丁把文革放在国际局势中来评论。那时中国面临美国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严重威胁(1971年越战方酣);苏联也在西伯利亚加强战备,随时可能对中国的核子计划和工厂发动攻击。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是:怎么对付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威胁?怎么发展现代的防御军备?以及怎么继续支持民族解放斗争?那时中国是中南半岛人民军事援助的最大来源。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社会主义中国应该与西方发展什么样的“开放”关系或政治联盟,来对付苏联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对中国的核子计划〉?邓小平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开放,利用开放政策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把中国纳入美国帝国主义支配的全球经济。这些问题固然“有助于划分中国各方斗争力量的界线”,但韩丁强调文革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部矛盾使然。

在〈转折点〉一段令人激励人心的话中,韩丁把文革放在漫长〈可能长达几世纪之久〉的全球革命斗争和改造中来认识,这段激励人心的文字是这么说的:

“在文革的进程中,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动员大规模的人民群众运动,对抗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浪潮。日后复辟浪潮肯定还会一波又一波的相继而至。在任何一个国家,工人阶级要能确立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还需数十年,或者一两百年。事实上,这可能只有在社会主义于全世界建立之际,才能达到。可以预料中国还会有多次文革,而且在世界其它地区,只要劳动人民掌握政权,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也会发生多次的文化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比多数革命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困难得多,夺取政权不过是漫长的革命过程的第一步,而且是比接着要做的工作容易的一步”

《深翻》

韩丁对文革的看法在十年后有了剧烈的变化。在《深翻》一书中,韩丁相信文革开始的方向是正面的,但是很快就在全国、各省和各地方,沦为派性和无原则的权力之争。在书中,韩丁谴责极左派的作风,直指这些集团分裂群众,毁了群众运动,使得右派势力可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他也认为1967年上海的革命工人取得政权,不值一论。

韩丁在《深翻》里头断言,毛拒绝发动群众制止左派的过火行为,故必须负主要责任。韩丁也写到,毛利用中国儒家和封建的文化来建立个人崇拜。然而韩丁依旧支持毛对抗刘少奇和党内其它走资派领导阶层的政治观点和政策。在一章里,韩丁极其支持发动文革的《十六条》,详细解释了其中的内容。韩丁认为这《十六条》大部分被忽视了,反倒是宗派主义和人民之间升高的对抗成了主要焦点。

《深翻》采用了韩丁的经典著作《翻身》的材料。韩丁主要是根据口述资料整理了张庄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的历史。他论证了农业在张庄和山西南方的大寨实行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大寨因做到“抓革命、促生产”而备受赞扬,奉为典型。大寨依靠新的集体组织形式,更紧密的团结和社员高昂的革命意识,建立了新的基础设施,从贫瘠的山坳,获得了农业的丰收。

这本书也详细描述了从1966至1971年,无原则的宗派斗争和内战,在山西南方至少造成了800人死亡。这对韩丁必然是个巨大的冲击,无疑令他对文革更持批判的态度。

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韩丁申请并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允许,于1980年代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担任农业顾问,他的一些报告和计划(比方说联合国资助的模范集体村计划)收入了《大回潮》一书。他身在中国,可亲眼目睹并写下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的过程。然而这也使他有十年之久无法对新政权作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些年中,韩丁倾向于从实效的观点看问题,反常地丧失了更宏大的视野。

有一次,韩丁写下了他在1978年后的想法:

“不管怎样我都没有一夜之间突然从一个捍卫者变成一个批评者。作为新中国的外国老友,我当然可以无所顾忌地直言无讳。但是在改革初期,我自觉地避免轻率地遽下判断。我以不寻常的自制决定先等待看看在大多数的革命老将都过世之后,新政权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当然,我特别关注的是农村。”〈《大回潮》,第13页〉

在1993年出版的《深翻》中文版的前言里,韩丁对此有更为详尽、更为严厉的叙述和自我批评。他甚至考虑重新改写这本书。(Jose Maria Sison and Stefan Engle,eds., Mao Zedong Thought Lives《毛泽东思想万岁》(Utrecht , the Netherlands: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 , New Road Publication , 1995), 163-68)

在韩丁总结198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变化时,他措辞严厉,毫不容情。

《大回潮》

正如许多《每月评论》的读者所知,《大回潮》是本详尽研究邓小平和他的走资派同伙们,如何在1980年代强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瓦解农村集体经济的著作。其中包括了对模范大寨展开正面的攻击。韩丁访谈了中国内部的知情者,这使他得以驳斥当局所谓改革极其“成功”的谎言。1989年天安门镇压发生之际,韩丁也在北京,军队至少杀死了2000位平民,伤者也达数千以上。

1990年出版《大回潮》一书时,韩丁对文革的看法重申了他在1970年代早期的观点,他驳斥新的统治者宣称文革是一场“灾难”的说法︰

“随着事情的真相水落石出,看来毛正确评估到反对派代表谁的利益,掌握权力意欲何为,这点是无庸置疑了。打从毛去世、华国锋下台后,邓和他的同伙一步步几乎拆解了解放后的最初三十年所建立的整个经济体制与社会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还急于赶尽杀绝,不留寸草。

毛早已预见到这个结果,称之为『资本主义道路』,并称刘少奇和邓小平为『走资派』。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来解除他们的权力,以防止他们实行他们的路线。最终,毛失败了。

文革解开了束缚,让行动与反制、立新与守旧、包围和反包围、不论左派和右派的所有过火行为,都出笼了,也造成任何人都控制不了的总体形势。指责毛一个人该为这场斗争造成的混乱与随之而来的挫折和灾难负责,就与国民党指责共产党该为中国解放战争造成的混乱负责一般无二”(157页)

韩丁在《深翻》中认为“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不值得理会,但到了《大回潮》时,他就比较深入了解到共产党内的阶级斗争其实具有决定全局的作用:

“由于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使然,战后与所有具重要作用的力量和所有值得重视的议题有关的政治斗争,往往都集中在共产党内部。因此斗争就以在党内争夺主导权的形式呈现,再通过控制党来控制整个国家。毛非常清楚这样的情况,很早就开始斗争反对势力。斗争逐日升高,至文革而到达了高潮。”

韩丁对四人帮的作用也有了较为持平的认识。四人帮包括了张春桥、王洪文两位来自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作家姚文元以及毛的妻子江青。在《深翻》里,韩丁赞同邓小平和华国锋在1976年连手逮捕四人帮。

在《大回潮》里,韩丁没有提到1976年突袭逮捕四人帮的事,他把焦点转到邓小平于1978逼退华国锋以及随后瓦解社会主义的政策。到了1980年代末,韩丁总结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和其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者才是对中国革命最严重的威胁,而不是四人帮等极左派。然而,韩丁认为,文革之所以在左右派难分胜负的僵持下终结,四人帮难辞其咎:

“四人帮极左的意识形态和行动使得情况变得非常复杂。我绝不苟同把毛和他妻子以及她三位同伙在政治上混为一谈的『五人帮』理论,虽然毛肯定得为拔擢四人帮,赋予高位负责。他们极度曲解了毛的政策和指令,把正确合理的创议推到极端,主次易位,本末倒置,一经他们之手,好事全变成了坏事。在早先时期,毛能够纠正『左』倾和右倾,但到了1960年代他发觉自己已被逼上了『左派』的『梁山』,也就是由于陷于与右派的矛盾,难以转而处里『左派』的问题。”(158页)

1990年代两场重要的演说

1991年在哈佛大学的一场演讲中,韩丁解释了文革所遭遇到的非常实际的障碍:

“毛在文革中动员数百万的公民对抗当权者,特别是走资派,为的是从下面推翻传统的等级统治制度,先以市民、干部和士兵组成革命委员会,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组织。但是朝这方向前进的每一举措,遭到攻击的当权集团都会加以反制。位居要职的官员可以拖延、转移方向、误导,或把毛的每个倡议推到荒唐的极端。运动远没创造出更为民主的新式政府,反而陷入了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搞得人人精疲力竭,却一事无成。文革的失败为全面大回潮的政策铺垫了基础。(Monthly Review, November 1991,10)

韩丁的这场演说论及整个1949年后的时期,他继续谈到右派势力蓄意反对、破坏毛和他的支持者所提出的革命方案的企图:

“右翼的阻饶和极左派的败事不断交替循环,时而过右,时而过左,这使得那些想建立社会主义的人很难巩固任何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结构或是意识形态。1949后的三十年中,那些力图创造、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人,都遭到想阻碍、损害、削弱社会主义,好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激烈反对。

毛和他的支持者从来没能无所束缚地实施创议,加以深化、巩固,从错误中学习,再向前迈进。每一步都不仅要克服深植在传统习俗中的惰性,还必须克服一个庞大、掌权且有精明领导的党内派系的坚决反对。『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绝非无谓的毛派口号。在整个时期,社会各阶级之间始终为基本政策而发生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Monthly Review, November 1991,13)

韩丁指出,中国越来越融入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使中国无可避免地倒退成由西方势力和日本支配的半殖民国家(这段期间资本主义在国内外的快速扩张已由Martin Hart-Landsberg 和 Paul Burkett 在每月评论2004年七/八月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加以论述)。尽管韩丁低估了中国用残酷的低工资原始积累策略发展出口市场,以延缓危机的能力,但是他的分析已得到了证实。

在1999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的演说中,韩丁生动有力叙述了文革的必要性、目标及其历史遗产:

“文革在造成一阵狂暴风雨后,没能巩固目标便逐步消歇下来。然而,这个运动整体来说,是一个历史上具有创意的伟大事业。它不是个阴谋,也不是一场大整肃,而是动员群众,鼓励人民来干预、审查和监督他们的干部,组织新形式的人民委员会管理基层和高层的事务。

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表现在党中央,除非这个矛盾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来解决,否则社会主义的革命就会失败。而必须用动员一般百姓的方法从下夺权,由民主选出的权力机关建立具有代表性的新领导组织,这整个思想可用『炮打司令部』这句话来概括,实为历史的一大突破。在我看来,这成了毛对革命理论和实践最伟大的贡献,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道路。如果毛成功了,我认为今天在中国无疑会有一个欣欣向荣而广受人民崇信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经济的进展或许会比现在慢一点,但会是当今生活在极端贫穷和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人民,一个更坚实且更有用的发展典范。”(Monthly Review,September 2004, 57-58)

毛和文革持久的遗产

在《大回潮》以及1990年代的演说中,韩丁汇整事实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改革”为何导致中国的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在一些地方甚至陷于严重的危机中。他指出了高度失业、迁移、社会问题、公开的政治骚动。他也指出了扩大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中国更难以承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伤害。他的结论是──对于邓的后继者而言,未来看来不会是光明的。

在整个1980年代,韩丁似乎相信新政权的政治方向仍然可能被党内忠诚的干部给扭转过来。到了1989年,在上千名的学生和工人在天安门遭昔日的四川(邓的老家)人民解放军屠杀后,韩丁有了新的观点。

“我估计有大量忠诚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在军队里。我预料这些人动员起来有可能改变局面(或许是由可以集结军中、党内与社会中的革命份子的激进官员领导军事政变)。(191页)”

韩丁抛开这种依靠党和军队的“改变”策略的看法,不再相信能够透过党内非对抗性的斗争来改革这个新政权。韩丁应该会非常高兴听到郑州四人案──四个河南退休老工人在2004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那天,散发名为“毛泽东永远是我们的领袖”的传单,谴责党的领导,要求重回社会主义道路。在他们受审时,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上万民众到场声援,他们勇敢的行动也传遍了网络。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韩丁富有诗意地写下了中国的未来:

“中国人是充满干劲、生气勃勃、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他们有长期的革命历史,蕴蓄了充沛的革命意识和动力。造反和革命的浪潮会一波波的再度汹涌而来。法国在热月反动(Thermidor)之后,来了1848年的革命;而在1848后,又来了1870年的革命。在我们这个年代事件发生地更快,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The revolution is dead. Long live the revolution)。”

在韩丁生前的最后十年里,韩丁根据他在文革期间写下的深有预见的作品,来理解文革对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历史意义。那些成功打败反动政权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运动,将可借镜韩丁论述攸关胜败的斗争的著作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正如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一般,威廉.韩丁在理解这个震动世界的事件上,也经历过曲折变化,后退、前进然后再达到更高的认识。辞世之际,韩丁的结论是,他必须捍卫文革,为的是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在中国压迫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者,支持对抗帝国主义并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而战的人民斗争!◎

注一:Monthly Review Press,1972

注二:Random House,1983

注三:Monthly Review Press,1990

注四: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2004

来源:《批判与再造》第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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