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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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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我第一次见到蒙难中的父亲

  
  从1972年春开始,在周恩来的努力争取下,一批被长期监禁、隔离的老干部陆续得到检查身体、住院治病的权力,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前来探视。在北京,王于畊阿姨及小楠、小毛等都多次探望了叶飞伯伯,叶飞伯伯先是看病就医,后来从隔离监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住到了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
  
  耳闻目睹这些“冰山”消融的迹象,我特别高兴,忙去北京耀邦伯伯家请求指点如何解救父亲。
  
  耀邦伯伯掰着手指头告诉我北京被隔离老干部们的家属、子女们要求见亲人的情况:“第一,要求与亲人见面;第二,要求为亲人看病,检查身体;第三,要求检查身体后住院,不再回到关押的地方;第四,要求住院后撤走在门口站岗的卫兵;第五,要求学习文件;第六,要求到农村、到工厂搞调查研究;第七,要求过党的生活,与群众、党员在一起;第八,要求分配工作……”耀邦说,如果每一位挨整的老一辈都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对那些人来说是多大的压力,这样毛主席就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小津,你现在就应该要求见你爸爸。”
  
  1972年8月初,受到耀邦伯伯的鼓励与指点后,我回到了上海。
  
  正巧!8月4日,我父亲要求见子女,却没有被理睬。
  
  我于8月7日给上海“陈丕显专案组”写了一封信,要求看望父母亲。可这封信寄出后,也一直没有专案组的任何消息。不答复就把我打发了吗?没那么便当,我就找上门,讨个说法。
  
  专案组的地方,就是现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的所在地高安路19号。这里原来是华东局组织部的所在地,再以前是上海手表厂。我1970年被关进监狱前,跟“陈丕显专案组”打过交道,那时候允许我们给父亲送一年四季的换洗衣服,过年过节时可以送两个苹果、一包花生米、半斤香肠。
  
  这次出来接待我的是我父母专案组副组长郑××。
  
  郑××这个政治小丑,高中文化程度,任过纺织机械厂团委书记、宝山县委秘书、解放日报宝山记者站负责人、《支部生活》编辑组副组长等职。他在1966年11月份就起来“造反”,在12月18日上海市委“后院起火”、“康平路事件”等事件中带头鼓噪,还多次在全市电视大会、报刊上诬陷我父亲等上海市委领导。他诬蔑我父亲是什么“刘少奇的死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谩骂我父亲是“披着羊皮的恶狼,一直丧尽天良”、“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上海资产阶级右派的总头目”、“上海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此人很受张春桥等人的重用。我母亲被抓起来后,他任“谢志成专案组”组长。从1968年10月起,他成为“陈丕显专案组”核心成员,1972年初被任命为全面主持工作的“陈丕显专案组”副组长。
  
  为了如江青所愿,把我父亲由“红小鬼”变成“黑小鬼”,郑××带队从1967年6月到1970年的三年间去闽西调查20多次,逼迫当地群众、老干部、老红军战士及我父亲的亲属、朋友揭发交待所谓我父亲的“罪行材料”,使数以千计的当地人受到株连影响,有的人还被迫自杀身亡,回来后执笔写了充满不实之词的“关于陈丕显1930年被俘情况的调查纪要”等材料。
  
  郑××在批斗、审讯我父母时,更是扮演了“穷追狠敲”的狠角色。他领导的专案组曾对我母亲进行了200多场次的批斗审讯活动。而这些都成了郑××对上汇报、邀功请赏的功绩。在审讯中,郑××经常组织人对我父亲进行“马拉松”式地逼供、折磨,每次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有时一天要两场,搞“疲劳战”。他们批斗累了,就换另外一批人上阵,却不让我父亲休息,存心从精神、肉体上折磨他。有时我父亲口干难忍,他们不仅不给水喝,还在自己喝水时故意发出响声,说什么“你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就有水喝了,就什么都有了”,这种法西斯式的身心折磨致使我父亲经常筋疲力尽,鼻子出血。由于专案组搞的那些问题纯属子虚乌有,最后不得不被一个一个地否定掉。尽管如此,他们仍采取无法肯定又无法否定,无法继续查清等留尾巴的做法来欺骗中央。“文革”结束后,由于郑××在林彪、“四人帮”迫害我父母亲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海市委将其定性为文革中的“三种人”,将他开除出党。
  
  面对郑××这样一个残酷迫害我父母的专案组负责人,我强忍着极度的愤慨。而郑××对我也没有好脸,他故意刁难我说:“上海被隔离的干部有几千人,都不要求见,你为什么要见?”还说:“你们家过去搞修正主义、特殊化,你再不能搞特殊化!”我反问他一个问题:“杨西光的孩子为什么可以看杨西光?”他说:“杨西光的夫人肺癌病危,才让杨西光见了。这是特殊情况。”这句话马上被我抓住了。我说:“说我搞特殊化不对,我也有特殊情况。”他问我有何特殊情况,我说我父亲患鼻咽肿瘤。一番斗嘴后,他不睬我,连说“不行”。
  
  紧接着,我又给当时上海市委领导马天水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听说我父亲病重,身体不好,要求与父亲见面,结果还是不被理睬。
  
  这两次碰壁,已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并呈毛主席,要求与父亲见面。
  
  这件事,我当时设想得很周密。信写好后,我没有离开上海,防止毛主席批准可以见面,上海方面以“找不到人”为借口不让我见。我托人把信带到北京,按照耀邦伯伯的建议,把信交到了中央委员“王胡子”王震伯伯手里。王震伯伯当时有相当的空间,毛泽东保他比较早。他通过自己的渠道把信转呈了毛泽东。毛泽东怎么批的没有下文,但是,上海市很快有动静了。
  
  8月中下旬的一天,上海市委办公厅派郑××找我了。他对我说:“洪文同志要见你。”当时,王洪文是市委书记,主持工作。我冷淡地问郑××:“他见我有什么事?”郑的回答是:“见面再谈。”
  
  我被带到了康平路小礼堂,一楼一进门右手第一个房间,是一个会客室。在那里,我见到了王洪文。
  
  当了大官的王洪文瞥了我一眼,目光游移,装着脑瓜子里还在考虑什么重要大事,跟我说话也不像造反时的咄咄逼人,尖声锐叫,而是压着嗓门,拖腔拽调:“毛主席、周总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很忙,你不应该去打扰,有什么要求找我们上海市就可以了。”我直截了当回答:“我先找的专案组,不理睬。又给上海市委领导写了信,也不予理睬。我这才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的。”
  
  王洪文被我噎了一下,一时不知怎么把话圆回来,看着我。
  
  我才不帮着给他台阶下,也就这么像看猴似地看着他。
  
  他嗓子眼发紧似地喀了两声,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希望你见你父亲的时候,要起积极作用。”
  
  我像回答一句废话似地回答他:“耶,我就是子女探望父亲,无所谓积极作用和不积极作用。该起积极作用的是你们专案组的人,是‘两报一刊’。”
  
  这可真让王洪文十分地扫兴了,带着几分严厉地告诫我见父亲的时候,不要讲外面的“小道消息”。
  
  我可不能给他有任何权势感,说:“我在工厂当工人,听不到任何‘小道消息’,不会跟我父亲谈‘小道消息’。但是,中央传达的文件精神和一些老同志对父亲的关心,不是‘小道消息’吧?”
  
  王洪文说不出什么,那张二胰子(注:脸上很不是个样)的脸像掉在醋碟子里似地酸溜溜起来了。
  
  站在旁边负责记录的郑××见我如此顶撞王洪文,禁不住插话道:“陈小津,你态度不对,你不应该与洪文同志这样讲话。”
  
  我可不给他讨好的机会,反正是毛主席交办的事,谅他们也不敢闹僵,马上像喝斥一个“二百五”似地问他:“今天是洪文同志会见我,还是洪文同志和你一起接见我?你今天是做记录的,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这时王洪文大概想快点结束这场见面了,摆摆手,示意他不要插话,伪善地问我:“你想见你母亲吗?”
  
  我当然想见了。他便同意了。出门时,王洪文对我伸出手来,我装作没看见,没有理他,“意味深长”地说:“我希望以后见父母亲时,不要再有这么多审批环节了。”
  
  终于可以见到父亲了!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我已有五六年没见到父亲了。我曾经无数次地在脑海中模拟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场景,总是在想第一次见面我该说些什么。我还想起在北京时,小毛曾讲了她探望父亲时的经验及对我的建议。于是,我这样提醒自己:第一,千万不能激动,父亲已经56岁了,身体一定很虚弱,经不起情绪上的大喜大悲。第二,必须给我父亲相当大的精神支持。怎么给他精神支持,我的精神面貌怎么体现,这非常重要。我首先要表现我活得很好,其次要表现很多人关心他。另外,我还要借故与专案组的人大吵一架,表示我根本不怕他们。
  
  探视的日子终于来了,我早早来到了上海革委会专案办,这里是他们安排我与父亲见面的地方。我手里拿了很多东西,都是给父亲的。我被领进了一楼,拐进了左手第一个房间,房中间有一个长长的椭圆大桌子。我看见有四个专案组人员已经严阵以待了,其中有郑××。他们都拿着本和笔,准备记录。四个当兵的,门口两个,里面两个。这些人都显得很紧张,如临大敌。
  
  过了一会儿,父亲进来了。我记得清清楚楚,一听到父亲那熟悉的脚步声,我站起来,迎到门口。父亲明显消瘦了许多,但仍然精神矍铄,虎倒余威在。我当时虽然心里非常难受,脸上却没有丝毫表现,马上跑上前,双手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握手时,我故意用了很大的劲,想借此暗示父亲,我已很有底气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已转到了江西黄知真叔叔那里,耀邦伯伯给我鼓劲,北京已经松动了,毛主席、周总理同意我见父亲了……
  
  我与父亲面对面地坐下来后,就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先找茬跟专案组干一架。我很厌烦地挨个儿看了他们一眼,问:“妻子见丈夫、儿子见老子,你们站这儿干什么?你们不应该站在旁边。这是市委布置的,还是洪文交代的?北京见面时旁边都没人,你们为什么这么特别?我这次见面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是洪文告诉我的,你们现在又是站岗、又是军人、又是专案组的,这是洪文批准的吗?”他们不敢回答。不回答,我也要给你们脑袋上扣屎盆子:“你们不回答,那就是你们要站在这儿呗?你们把我的意见反映上去,为什么北京见面时旁边没人,你们这儿却有人?”专案组的人只是木木地听着,没说什么。行了,有了这一顿杀威棍,估计能让他们缓一阵子,老实一会儿,我不再理会他们了,多留点时间我们爷俩还要好好聊聊呢。父亲平时是很反对我跟别人吵架的,可这一次我发现他静静地看着,很是心平气和。
  
  我跟父亲讲了外界情况,讲了家里的情况,还特别讲到了林彪“九一三”自我爆炸后外界发生的种种情况。我还告诉父亲,母亲很好,我和弟弟、妹妹也都很好。
  
  我注意到,父亲因受到多年的关押、批斗,且每个月只有20元的生活费,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表现出种种营养不良的症状。他经常鼻子出血,口干舌燥,嗓子失真,身体非常虚弱。
  
  父亲也在以他的斗争精神来鼓舞、激励我们这些在外面牵挂他的亲人。他平缓而坚定地告诉我:“我要他们对我的事情要调查清楚,做出结论。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对党负责,对我陈丕显负责,对你们自己负责。’”这三个斩钉截铁的“负责”我记忆犹新,我想父亲说的“对你们自己负责”那些人也得掂量掂量了。我为父亲威武不能屈的精气神而倍感自豪。
  
  这次见面时间大概持续一个多小时,其间我说得多,他讲得少。听我说话时,他显得很严肃、很沉静,从脸上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但我感觉得到,他对我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为了让父亲看到希望,我讲了外面很多老干部获得“解放”的情况。
  
  果然,我与父亲的这次见面,引起了专案组的极度恐慌。他们把这次见面情况整理成一份简报,向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汇报。马天水看后批示:“陈小津说话态度很坏,陈丕显很嚣张”,“陈还在隔离,这样谈法,管理人员可干涉和批判。”王洪文也批道:“应组织些人,狠批陈丕显的态度。”于是,专案组人员立即又批斗我父亲一番,并扬言不准他再和家人会面。
  
  见过父亲几天后,我又到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与母亲见了一面。母亲在这里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受到非人的待遇。这里叫人都喊编号不叫姓名,谈话叫“提审”。被关押人员如有不满、反抗,轻则训斥批斗,重则手铐脚镣加身。无休止的逼供、折磨,已经使母亲椎骨劳损,头发一把把地脱落,饭量大幅下降,血压升高,晚上失眠……母亲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很差,我探视后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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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他们说我“有意欺骗领导”

  
  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到耀邦伯伯汇报我见父母亲 的情况。当说到我父亲对专案组强调要“你们要对党负责,对我陈丕显负责,对你们自己负责”时,耀邦伯伯拍案而起,站起来大声说:“这‘三个负责’回答得好!讲得好!我都很受教育,我要向阿丕学习。”
  
  我与父亲的这次见面,令父亲非常振奋,更增强了他同“四人帮”做斗争的信心和力量。他开始按照外面老同志争取解放的作法,相继提出治病、看书、会见亲人等要求。
  
  对我父亲要求看病这件事,耀邦伯伯坦诚地对我说,北京的老同志一看病、住院,就开始松动,撤岗就意味着解除了监护。而我父亲的情况与北京这里不一样,解决他的问题比解决其他老同志的问题都要难,因为当时“四人帮”都还在台上。耀邦说:“你父亲的问题如果要解决,现在看只有毛主席同意,没有毛主席的同意,你父亲的问题是难以根本解决的。即使是周总理关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耀邦要我再见到父亲时,要他给毛主席写信。同时,耀邦还让我想办法告诉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以及其他一些上海被打倒的老干部,要他们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看病、住院、学文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1972年10月10日,我父亲写信给上海市委,要求请北京肿瘤医院的吴恒兴大夫复查病情,并说“如果不行,可以把我押到北京”,“我这要求,希望反映给市委”,“市委同意不同意,都要给我一个答复”。马天水等人看了信后,经过一番策划,10月25日答复说:“完全可以由上海医院治疗,没有必要找吴恒兴医生。”他们派了一个医生给我父亲作了一次检查,便敷衍了事了。尽管我父亲还不能走出隔离室,但他毕竟由此争取到了看病的权利。
  
  12月28日,我父亲又一次给专案办写条子,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我要看马列的书……我要看一点书,为什么要对我那样为难、苛刻?我的书没有犯罪,有什么理由要封我的书,宪法上有这样的规定吗?这是违法乱纪!二、我要求检查身体……干什么都要有个好身体,处理后给我点事做,也要有个好身体。……我要求到北京去,要吴恒兴医生给我看一次病,这个要求如市委不同意,请转告中央。三、要求见亲属……刘少奇、王光美、彭、罗、陆、扬,都可见到他们的亲属,我陈丕显倒放到后头了?我要求见老婆、子女,还要见我福建的弟弟。这么多年不见面了,没有这个道理。就是关在提篮桥的也可以见亲属的嘛。”父亲还说:“弟弟从福建来的路费,组织上不能拿出来,我可负责,可从我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中拿出来。”父亲格外关心我妹妹和弟弟的情况。他在信中提出:“请组织上了解一下小龙的身体情况,医院对小龙的诊断书,我也要看一看。小棋可能也要来上海,他回来时希望组织上给他看一次病。”最后,我父亲非常强硬地说:“我提出的要求,一定要给我答复,不能不理我。”并要求答复时“要讲真话”。
  
  专案办的翁默清不得不将我父亲的意见整理上报。马天水批示:“案子抓紧审查,态度要批判。”王少庸则批道:“近来,这个人真是嚣张之极,所提要求,一概置之不理。”
  
  虽然我父亲所提的“三项要求”最后被“一概置之不理”,但他已向企图置他于死地的“四人帮”及其爪牙发出了“最后通碟”,表明了绝不妥协的立场。
  
  第一次与父母见面后,我又向专案办反复提出看望父母的要求,他们虽一直不理睬我,但由于我的不依不饶,使他们越来越感到棘手。
  
  1973年1月22日,我代表我们三兄妹,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我父母的生活、身体情况。我在信中说,我父母的身体很不好,爸爸鼻子经常出血,妈妈全身浮肿,恳切希望父亲母亲能够住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对此,国务院办公室摘报了。
  
  2月1日,专案办给马天水等人写了一份报告,说“陈小津最近从江西回上海,要求再次见陈、谢”。王少庸在“报告”上批道:“见了面,无非是再嚣张一阵”,“拟同意,让他们见见面。”但马天水则批:“上次见了面影响很坏,要接受教训,对子女要事先进行教育,作好工作,要请王洪文定”。
  
  而我给总理的信也被转到了上海。2月4日,王洪文看了信,不得不同意我与父亲再次见面。但他还居心叵测地批示:“请专案办认真研究一下,陈丕显是否需要住院治疗?如需要住院,生活费可以适当提高一些。”
  
  于是, 2月13日和14日,我又分别与父亲、母亲见了面。
  
  对王洪文的批示,郑××等人心领神会,很快给王洪文炮制了一份“调查情况”,说“陈小津信中反映的情况不实,有些情况(如说谢志成全身浮肿)是他有意欺骗领导同志”,谎称我父母健康状况“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需要住院检查治疗的疾病”,“陈丕显不但不消瘦,而且营养过量,太胖了”,“谢志成近来健康状况比以往好得多,面色红润,身体也胖了”。他们还针对我信中说父母生活标准很低的情况,说什么“陈丕显每月生活费三十元,每月平均买五、六斤肉,生活应该说是很好的”,说什么“谢志成每月二十五元,由于不抽烟,每月都有积余”,“我们意见陈、谢不需要住院,生活费也完全够用了” ……
  
  他们还在这份报告里专门写了一段我分别于2月13日和14日与父母见面谈话的情况,告我的“黑状”。他们说:“陈小津向陈、谢分别说了邓小平在搞调查研究,谭震林解放了,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陶勇不是自杀是被陷害等等”,“陈小津向陈、谢谈了‘这次到北京,好多人(如章蕴、张茜等)都主动来看他。在北京简直应接不暇’,他们都向陈丕显问好”,说我对父亲讲:“据我知道,你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你要相信我的话,这不仅是我的看法,在北京很多人都是这样讲的。”说我对母亲说:“据我知道,爸爸的问题快解决了,你的问题也快要解决了,而且会比爸爸早”。
  
  他们对我的这些“揭发”材料,今天回过头看,称得上是关于我与父母当时谈话内容的珍贵“记录”。我之所以告诉父母外面许多老战友、老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和惦念他们,主要是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充满信心。当然,我之所以敢这样做,也是因为此前征求了耀邦伯伯的意见。
  
  我这样问过耀邦伯伯:“转达您的问候,当然我父亲听了会很高兴;但是在场的肯定会有很多专案组的人员,他们一定会打小报告上去的。”耀邦讲:“如果你担心,你就可以不仅转达我耀邦的问候,还可以讲上一大堆老同志的问候,比如叶帅、聂帅、徐帅,比如余秋里、谷牧等。讲上一大串的人表示对你父亲的问候,到时候看他们打击报复谁去?”耀邦还有一次说:“我就希望他们打小报告,最好他们把小报告打到毛主席那里去,我正担心这么多年主席把我耀邦忘了呢!他们打小报告上去,还恰恰会使毛主席想起还有一个耀邦呢。”
  
  我还跟耀邦讲过:“上海还揭发了您到上海和我父亲1965年12月在我家里密谈的事,要我父亲交代与你谈了些什么,还说我父亲将上海的‘四清’运动材料交给您并请您指正呢。”耀邦笑着说:“好啊,是有这些情况,让他们到北京来问我吧!阿丕是告诉我很多,他对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耀邦伯伯又迷着眼睛对我笑,“当然,如果他们来问我,我怎会把阿丕告诉我的都跟他们讲啊?怎么讲那就是另外的事情啦!”
  
  后来我领悟到,耀邦伯伯与我的几十次见面与谈话,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八个字,浓缩着耀邦伯伯与我父亲之间多么真挚的信任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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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平、陈云复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并摔死在温都尔汗,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这给毛泽东带来相当大的震动。此后,毛泽东明显开始反思“文革”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对过去一些极“左”过激的作法予以纠正,特别是在对待“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一座冰封已久的冰川,开始呈现消融的迹象,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以及对邓小平的解放。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时曾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子女把毛泽东对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气氛。
  
  1972年3月,我第一次见到耀邦伯伯,他就问我知不知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以后又多次问起我能否带口信给小平。他希望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小平的住处离我工作的工厂很近,我与他的子女常在江西的老干部家里相遇,他的儿子飞飞在江西理科大学读书,女儿毛毛在江西医科大学读书。耀邦有口信带给小平的事,我向黄知真叔叔报告了。他讲,现在情况还相当复杂,我很难见到小平,他却有机会,会相机行事,把耀邦的口信带给小平。此间,耀邦还托谭震林的女儿带信到广西给他父亲,让他也给毛泽东写信。
  
  1972年8、9月间,耀邦告诉我,小平已经给毛主席写信了,这封信写的非常有水平,检讨得恰到好处。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1972年8月3日经由江西省革委会送出。信中,小平用大量的篇幅和诚挚的语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进行揭发、批判后,小平对于自己的“错误”也简要地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在信的最后,他明确提出了工作的要求,“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毛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很快在8月14日对这封信作了批示。
  
  耀邦还拿出他的记录本,给我念了毛主席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注:邓、毛、谢、古邓指邓小平,时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定三县工作。毛指毛泽覃,时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谢指谢伟俊,时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时任江西省委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1933年3月起,他们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遇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
  
  看到毛泽东批示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耀邦很高兴地告诉我,小平这个人在党内有很重要的作用。50年代初期,各大区的领导到北京安排工作,当时叫“五马进京”,小平安排的职务最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大以后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还有淮海战役时,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没有让刘伯承当、没有让陈毅当,而是让邓小平当,其实,当时二野的部队没有三野的部队多。另外,小平还有过“邓毛谢古”挨整的经历,毛主席肯定还是要重用的。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时,谢富治说“小平不会打仗”,毛泽东对此应了句:说邓小平不会打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周恩来一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的激烈斗争中扮演着一个极其特殊而又十分关键的角色。他虽然时时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攻击,甚至有时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始终忍辱负重,独撑危局。在“文革”初期,周总理先后保护了贺龙元帅,保护了因所谓“二月逆流”遭到迫害的陈老总、谭老板、李富春、李先念等,保护了王震、余秋里、谷牧等老同志,先后从造反派的批斗漩涡中抢救、保护了二十多位部长,还想方设法把叶飞、江渭清等在各地被斗得死去活来的省委第一书记们接到北京……“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大部分老干部被打倒的情况下,周总理在与以江青一伙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又主持着党政军的全面工作,日理万机,昼夜操劳。
  
  陈毅、陈正人、曾山等几位老同志于1972年上半年相继去世后,周恩来不顾“四人帮”的阻挠,争取到毛泽东的支持,批示全国各地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检查身体,凡有患病者,一律保证住院,认真治疗。于是,全国有一大批老干部通过看病就医,从隔离监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下半年邓小平的“解放”,更给老干部的“解放”带来了新的气象。
  
  不幸的是,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被确诊身患膀胱癌。尽管如此,他仍不肯放下工作去做手术,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极大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坚定地与江青一伙在四届人大筹备等问题上展开决战。
  
  当周恩来总理连续主持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恢复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等问题时,遭到了江青、张春桥的百般阻挠。但是,由于让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江青一伙的企图未能得逞。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关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解放”远在江西的小平,让他出来工作,是周恩来总理期待已久了的。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这篇社论由周恩来亲自审定,其中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老干部“解放”的进程从此明显加快了。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批示“解放”党内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
  
  “文革”开始后,陈云受到了冲击。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大野心家康生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降为第十一即最后一位。
  
  1967年1月,“全面夺权”的风暴袭来后,一伙造反派半夜爬进陈云在北长街的住宅抄家,因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才解了围。随后,周总理连夜将陈云转移到别处居住。第三天,造反派又来抄家,他们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打倒陈云的标语,并把在家的陈云女儿“审”了一通。“二月抗争”事件发生后,陈云的处境更为困难,北京大专院校和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成立了“彻底打倒陈云联络站”,密谋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陈云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誓师大会。周恩来再次明确表态中央常委没有决定批判陈云同志,又帮陈云躲过了劫难。
  
  中共九大召开前,康生、江青企图把陈云排除在九大代表之外。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云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在接下来召开的九大一中全会上,首次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1969年10月至1972年4月,因战备疏散,陈云与小平、王震等被安排在江西“蹲点”生活。关于对陈云的安置,周恩来当时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提出了要求:“一是陈云身体不好,住的房子,一定要有暖气;二是陈云在北京时已在工厂蹲点,到江西后还可以继续到工厂蹲点调查。”
  
  陈云到江西后第6天,林彪在江西的代理人程世清来到他的临时住所,半小时后离开。关于两人谈话的内容,时任陈云秘书的萧华光回忆说:“第二天上午,陈云在院内散步时对我们说:昨天程世清来批评了我,他说我过去管经济没有管好,发展太慢。他说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把国家现在每年进口的一百亿斤粮食包下来。我问他江西有那么多钢板吗?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一百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还够江西老百姓吃的吗?他说江西有办法解决。我没有问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因为我知道这是根本做不到的。”陈云还说,“这个人胆子真够大的。”
  
  陈云被安排住在南昌郊区青云浦的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并就近到一公里外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1969年11月12日,陈云第一天到化工机械厂蹲点。迎接他的工厂负责人对他说:“欢迎首长来我们厂蹲点。”陈云笑了笑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到你们厂里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大家座谈时,陈云再三表示:“我过去下基层不多,这次到你们厂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搞点调查研究,希望你们多帮助。”临别时,工厂负责人把厂办主任马骏给陈云,说在厂里有什么要办的事情,由他负责办理,陈云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好啊!骏马跑得快!”
  
  在蹲点的日子里,陈不顾年老多病,深入工人中搞调查研究,每星期下厂三四次,走遍了工厂的每个角落。他一到车间,就同每一个职工握手,亲切地他们聊家常、谈生产,关心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有不少工人拿出《毛主席语录》或《毛泽东选集》请陈云签名。陈云开始时只写名字,后来加了一句话:“我要改正错误与同志们一起紧跟毛主席。”这件事被厂军代表知道了,要收走这些签名,但有些工人仍偷偷保存了下来。
  
  陈在江西期间,除了在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还深入厂矿、农村学校和商贸市场,调查研究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及民生情况,并予以指导。陈云的其他时间就是在家看书,通读马、恩、列、斯、毛全集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陈云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陪伴,他的夫人于若木1970年在湖南衡东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因贴出两张揭露江青的大字报,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批斗和隔离审查,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1年9月下旬,陈云在江西得知发生了林彪叛国出逃并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非常气愤地说:“林彪干出这样的事来,太没有良心了!”在江西省委召开的批发批判林彪罪行的扩大会上,陈云就他所知道的林彪的过去作了揭发和批判。他说:“我对林彪过去是相当尊重的。但是也有一种感觉,我从未在会议上听到过他作自我批评……矛盾充分暴露了,再检查他的过去,一贯正确的外衣剥去了,就看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1972年4月下旬,陈云结束了在江西“蹲点”的生活,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汇报自己在江西“蹲点”的情况和感受,并“请求中央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此后不久,已十年没有做工作的陈云,参加了以周恩来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并受周总理委托研究国际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7月31日晚,陈云与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一道,出现在国防部举办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他们的公开“露面”,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新气象。随着小平、陈云等一批高级干部的复出,周总理与“四人帮“的斗争从此不再孤军奋战了,党和国家的命运终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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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解放”序曲

  
  小平复出之时,“文革”已闹腾了快七年了。天下大乱以来各地武斗成风,派性斗争肆虐,社会秩序混乱。一大批工厂停产,铁路停运,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其实,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乱到这样的程度是始料未及的。
  
  据江渭清回忆,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曾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上说,他发动这场革命,闯了一个祸,就是批了聂元梓等人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还有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五个月不到,全国都闹起来了,来势这样凶猛,连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料到。江渭清这样说道:“毛主席运用辩证法炉火纯青。他这样说,究竟真认为‘闯了一个祸’,还是有什么别的含意,大家都吃不透,只是希望运动早点结束。毛主席大概也估计到这种普遍心情,所以讲到运动时间,他说已经搞了五个月,可能还要搞五个月。就搞两个‘五个月’,可能还要多一点……”
  
  江渭清的揣测似有道理的,毛泽东确实没估计“文革”来势这样凶猛,以至到了无法驾驭的地步,所以他此后也多次表达了尽快结束“文革”,步入“天下大治”时代的渴望。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1969年3月3日,毛泽东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们谈到中共九大的文件时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开展3年时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毛泽东还在审阅由康生主持起草的新党章草案中,把原来的“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政治运动的结束。毛泽东在一个半月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又说:“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一些讲话,已表明他要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摆到重要位置,不愿意继续发动暴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了。他1968年10月31日在这次大会的闭幕讲话中说:“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那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以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
  
  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发起对“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联合围攻参加会议的陈老总、徐帅、聂帅、叶帅等人。林彪更是叫嚣什么“‘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也谈到了“二月逆流”问题,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
  
  据《毛泽东传》一书披露,毛泽东参加完陈毅追悼会后,病情明显加重。1972年这一年,他基本没有出席过重要会议,没有作过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出的批示也极少,而且这些批示绝大部分是针对“解放”老干部的。1月29日,毛泽东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3月5日,他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3月25日,他在杨成武女儿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7月7日,他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8月11日,他在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12月5日,他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之妻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12月18日,毛泽东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写来的反映丈夫无辜被捕并遭受迫害的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这一批示对于老干部的“解放”起到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那么,刘建章的问题及毛泽东的批示是怎么来的呢?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在铁道部主管基本建设的副部长刘建章就被诬为“三反分子”,被造反派关押起来。他先是被揪到成都批斗,1967年又被中国科学院一个红卫兵组织弄了架小飞机揪回北京。周恩来总理知道他的处境后,就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的国务院宿舍保护起来。可在1968年2月,突然有一帮穿军装的人把刘建章带上手铐,投进了秦城监狱。他刚进来时,里面的人要他好好交待反革命历史问题,并且刚开始半个月时间大便不给手纸,只能用手,之后才给纸。刘建章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也被他们截住,还在审讯时当着他的面撕了个粉碎。到了1972年10月,刘建章的爱人刘淑清被获准带着几个孩子到监狱中来探望,刘建章就讲了自己在狱中受到的种种虐待,如吃不饱饭,有时连开水都喝不上;睡觉只能一个姿势,脸要冲着看守的门口,晚上不准关灯;有时候写点材料,只能趴在地上写;没有学习材料,看不到报纸……刘建章的女儿在外交部工作,与王海容、唐闻生很熟悉,就与她们谈了父亲的这一情况。王海容、唐闻生表示,这不是刘建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多老干部共同的问题,建议刘建章的爱人和女儿给毛主席写信。信写好后,王海容、唐闻生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又叫去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刘建章的遭遇口述了一遍,毛泽东当即作了以上批示,请总理办。
  
  周总理接到毛泽东对刘建章的批示后,抓住时机,立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请他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一是将刘建章保外就医;二是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办;三是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总理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关于清查北京监狱待遇的问题,在半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这样,继刘建章于1972年12月下旬出来后,其他许多老同志也陆续被放了出来。有的获释的老同志见到刘建章时说:“感谢你的夫人,给毛主席写了这么一封信,我们得救了。”
  
  周恩来还抓住机会,督促公安部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同时,总理还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病床接收在押人员住院治疗。
  
  同在1972年12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总理还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造成的),但还是老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
  
  197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会后向毛泽东汇报了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办吧。”这年上半年,毛泽东连续阅批一批受到残酷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指示“解放”他们,“分配工作”。
  
  为了加快“解放”干部的进程,周恩来总理找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情况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干部出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根据总理的指示,中组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总政治部在1973年7月,一次就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大名单。这些人都是尚待解放的各省市的党政正副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军队的正军职以上领导,是几个部门分头搞出来的,每个人既有材料,又有处理意见,是否解放请中央定夺。周总理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名单。江青、张春桥等人在讨论中百般阻挠,处处作梗。叶帅当场作了一首小诗:“一批复一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尽管如此,通过周恩来、叶帅、李先念等老一辈的据理力争,仍有一大批省部级、军级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他们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可以阅读到党的文件,恢复了原级别待遇,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从1972年开始,一大批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获得“解放”。当然,他们被“解放”的前提是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还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是毛泽东划的底线。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十大在北京召开。虽然与“九大”相比,“十大”的组织路线没有多大变化,更多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人物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值得庆幸的是,包括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李葆华、秦基伟、杨勇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进了中央委员会。当然,由于王洪文和康生成为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势力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在整个中央机构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与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这两大势不两立的阵营。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还有人身自由的老干部都想尽办法解救自己的老战友,耀邦伯伯就是最积极的一个,而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自然而然介入了这件事,成了耀邦伯伯的“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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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我给耀邦伯伯当“通讯员”

  
  1973年3月,小平复出,此后有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在上海,在3月29日这一天,我母亲、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时得到释放。我母亲刚出来时,情绪非常低落,一度精神恍惚。我心里特别难过,更为我父亲仍被监禁而忧心忡忡。
  
  那期间,我弟弟东棋也沦落在他乡。就在东棋从清华大学毕业的1970年,贵州革委会领导向中央谎报在贵州高山峻岭中发现了铀矿,还堂而皇之地称其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于是中央组织了二机部技术人员、专家及新毕业的大学生上万人,到贵州开矿,结果白忙活了一阵。其他专家陆续都回来了,而我弟弟这样的大学生不得不留下来,在生产队里劳动、改造。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麻风病流行,生活和劳动条件异常艰苦。地理位置也是出奇的偏僻,东棋从上海去报到时,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和三天的汽车,还要走上好远一段山路,几乎与世隔绝。家里后来听说,东棋在生产队劳动了两年后,终于“农转工”,调到县里的农机修配厂当了车工。
  
  我到北京见到耀邦伯伯,说了家里的情况,再次流露出盼望父亲问题尽早解决的迫切心情。耀邦鼓励我说:“小津,你父亲的问题早晚总会解决的。陈伯达倒台后,叶飞的问题解决了;林彪倒台后,李井泉的问题解决了……你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你看,小平出来工作了,以后还会有重用。叶帅、徐帅和聂帅也都在工作。”
  
  那时候我特别关注老干部动向。在北京,有越来越多受审查、受迫害的老干部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批示,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以阜外医院为例,从1971年底开始,该院三年来先后收治了40多位经周总理批准住院的老同志,其中包括李井泉、罗瑞卿、叶飞、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伍修权、李维汉、张爱萍、周荣鑫、徐冰、熊复、刘志坚、江一真等。我关注,只是干着急,而耀邦伯伯是不露声色地找窍门。
  
  有一次,耀邦伯伯对我讲了他通过长期观察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周总理一般只批准老干部看病、学习文件,很少直接批示解放。他说:“解放老干部只有毛主席批,好人只能让毛主席做,这个权只能是毛主席的,周总理最清楚。所以你父亲必须向主席低头。”
  
  我一面把耀邦伯伯的话告诉了父亲,建议他早点给毛泽东写信,自己也迫不及待地行动了起来。1973年7月14日,我请叶帅转呈我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提出“衷心盼望您老人家,能够批准我爸爸解除隔离”。我不知道毛泽东是否看到了这封信,但是此信最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交办下来了。上海市委专案办的丁溥德将此信上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等八人,他们一个传阅、划圈,由于没有毛泽东的明确表态,最终不了了之。
  
  1973年至1974年这两年,我为了解救父亲,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打探消息,传递信息。其中,我与耀邦伯伯见面最多,俨然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通讯员”。
  
  1973年6月,叶飞伯伯获得了“解放”,住到了北京万寿路的招待所。我到耀邦伯伯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耀邦伯伯忙问他们住几号楼、哪个房间,要去看望他们。当时,江渭清、江华等老同志也已住到了那里。耀邦伯伯见到这些老干部后,鼓励他们继续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安排工作。
  
  六七月间,耀邦伯伯有一次问我:“你跟张体学熟吗?”张体学当时在北京住院,已到了肺癌晚期,病情危重。耀邦伯伯对我讲:“你能帮我带个口信给张体学吗?”我说:“可以,我想办法送到。”耀邦伯伯说,现在张体学已经病重、病危,如请他给毛主席写封信,出面保王任重,对解决王任重的问题会大有好处,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文革”以来,王任重被“四人帮”整得非常惨,与我父亲一样被关押着。
  
  那个时期,我在北京经常见到“王胡子”王震、吕正操、胡启立、李瑞环、伍绍祖、胡克实等,他们也经常到耀邦家。当时王震是中央委员,接近上层多一点,耀邦就经常跟“王胡子”开玩笑,比如:“胡子,我们现在落后了,没有工作,也见不到中央领导,您是中央委员,中央有什么精神能否给我们传达一下?这样,我们不至于太落后,免得犯错误。” 这位“胡子叔叔”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传奇人物。“文革”初期,造反派斗他,他与造反派对吵,毫不示弱。因毛泽东、周恩来保他,江青一伙及造反派也拿他没办法。“胡子叔叔”与耀邦伯伯一样,十分乐于帮助遭难的老战友、老干部们传话递信。
  
  那个时候,耀邦伯伯一面不遗余力筹谋解救我们的父辈,一面也没忘了关照着我们。那个年代,由于父母被打倒,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极受歧视,不可以参军,不可以上大学,只能去偏远地区插队或劳动改造。当时,70年代初,在社会上流行了这样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耀邦伯伯对此话很有看法,就跟我说:“小津,你看,我们批‘白专道路’。‘白专道路’当然不好,我们提倡又红又专。可走‘白专道路’的人还在靠自己努力奋斗,还在靠个人奋斗。‘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完全是教唆大家自己不努力、不奋斗,全靠自己的家庭。这完全是封建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倒退。”他跟我说这个是有用意的,意在激励我不要放弃希望,浪掷年华,说:“小津,今后的中国就看你们这一代,特别是四十年代出生,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耀邦伯伯不仅这样鞭策我们,自己诺大年纪也在拼命“啃书本”。1972年一段时间里,他在苦读数理化书籍,尤其是国外的科普读物。他达观地说:“以后用得到的!我们这一辈人缺的是这个。”
  
  我常往耀邦家里跑,受到的教育很多,难以忘记的趣闻佚事也很多。耀邦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很严,但是很民主,与胡德平等孩子能平等地讨论问题问题。有一次,耀邦关心起了长子胡德平的个人问题,跟他商量:“你年纪也大了,可以找对象了。像陈丕显、叶飞这样同志的女儿,你都可以找。”很多年以后,我曾就这件事与胡德平开玩笑:“耀邦伯伯当年的这句话,是泛指像陈丕显、叶飞这样走资派的女儿们,还是特指你看中的陈丕显、叶飞的哪个女儿呢?”
  
  还有一次,耀邦愉快地跟我讲起了父亲十几岁在中央苏区时与一个“八妹子”相好的故事。再去看父亲时,为了使父亲开心,我提到了“八妹子”的故事。他非常吃惊,很严肃地问我:“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我笑嘻嘻地不肯讲,他一下子猜到这是耀邦告诉我的。也只有童心不泯的耀邦,才会把这种故事讲给我们这些后代听。父亲也被感染了,很难得地开心,说:“耀邦年轻时候的故事,我也不是不知道啊。”我又把这话告诉了耀邦伯伯,他连忙说:“阿丕的报复心太强。好了好了,我们这些老一辈年轻时的故事就不要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讲了。”
  
  当交通员也是冒风险的,特别是我这种身份,“四人帮”一伙都盯着呢。当时为了从北京带各种消息回上海,特别是耀邦伯伯的一些重要谈话,我常常随身夹带着一些小纸片。这些小纸片都很不起眼,有的是日历纸,有的是“光荣”、“大前门”、“劳动”等牌子的香烟锡纸或烟盒子。当然,烟纸最多,我当时抽烟很凶。当时我生怕人家发现,记的都是只有我看得懂的要点、只言片字。这些“密件”有相当多我都留着,对帮助我今天回忆往事大有好处,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正当父亲他们有望摆脱逆境时,“四人帮”坐不住了,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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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毛泽东敲打“四人帮”

  
  “文革”造成的是法制废弛、政权瘫痪、道德沦丧、经济濒临崩溃,民生每况愈下,再胡闹下去,这个政权不是被外来势力颠覆,就是被人民推翻。目睹现状,毛泽东还没糊涂到连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不懂的地步,他要结束或控制住这由他一手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安定,复苏经济,而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那些被他打倒的治国能臣良将。毛泽东“解放”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客观上赢得民心,但引起“四人帮”的恐慌。江青一伙知道,他们跟老干部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撑腰,他们无论从能力、实力、势力上都不是对手。老干部重归帅位之日,就是他们灭亡之时,所以,他们一再负隅顽抗,不断挑起事端。对于“四人帮”的干扰,从1974年初起,毛泽东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四人帮”发出警告。
  
  1974年1月,正值春节期间,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迟群、谢静宜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之后,江青为把手伸到政府和军队,以个人名义,给一些军队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部队煽动夺权。2月,江青亲自出题,组织撰写署名“梁效”的文章《孔丘其人》,攻击周恩来。江青等煽动的新一轮运动,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在江青“批林批孔”大会后,叶帅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后面附上了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的讲话稿。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帅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还批评他们:“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录音带。
  
  江青随后要求见见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对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小平复出不久,毛泽东提议由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可江青死活不同意,搅闹政治局会议,惹怒了毛泽东,3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当晚即表示同意邓小平出访。
  
  7月12日,在江青一伙的谋划下,上海文汇报一次发表了两篇文章,以远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宰相赵高企图篡位和批判儒家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代表复辟势力,叫嚣要展开对儒家“复辟”势力的斗争。13日,光明日报登载文章,大讲反对“经验主义”,矛头明确指向周、邓。14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影射批周、批邓的文章。
  
  7月17日,毛泽东在他自己的书房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当着所有出席者的面严厉批评了江青。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别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毛泽东还对与会者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泽东指着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说:“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很快,毛泽东这个重要讲话在北京就传开了。耀邦伯伯等的就是这个大好时机,他立即托别人找我,说“小津现在在哪里?如果还有可能的话,请他尽快到北京来一趟”。8月上旬,我到了北京,一出火车站就直奔耀邦伯伯家里。
  
  耀邦伯伯先给我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毛泽东批评江青一伙的重要讲话内容,随后对我说:“小津,现在是你父亲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最好时机。你赶紧到上海,争取尽快见到你父亲,让你父亲给毛主席写封信。”他还再次让我转告父亲:“对毛主席老人家,一定要承认错误。两种情况一定要避免:一种情况是无限上纲,把自己批判得狗血淋头,说得一无是处,对这种检讨毛主席也是不喜欢的,会说这不是他本人的检讨,是红卫兵造反派写的检讨。另外一种情况也不要出现,就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一贯正确。难道是毛主席错了吗?这种信千万写不得。你一定要告诉你父亲,要表示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要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恳请毛主席给予自己一个改造自己、学习的机会。”可见耀邦伯伯对解救我父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一离开耀邦伯伯的家,立即就给上海市写了封信,要求探视我父亲,然后买了火车票赶赴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到了高安路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的所在地,问他们收到我的信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见我父亲。他们说,信收到了,但要等领导同志批示。
  
  在我的催逼下,大概是在8月底的时候,我又一次见到了父亲。当然,耀邦伯伯跟我讲的话,在专案组的监督下是不好明说的。从1972年我第一次见父亲以来,或多或少地的建议过父亲给毛主席写信,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接受。这一次,我生怕父亲还不理会我的建议,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便不得不抬出耀邦伯伯,以引起他的重视,我对父亲说:“我刚从北京来,见到了耀邦伯伯,他要我问你好。”当说到此话时,我发觉父亲马上变得凝重、关注起来。妥了,父亲重视了,我用“暗语”说了耀邦伯伯的建议,希望他马上写信,并且暗示这封信该怎么写。我想,这次见面,对父亲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父亲按照耀邦的建议,于1974年9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信,信中表达了对他的想念、自己的近况以及要求澄清问题、恢复自由的愿望。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毛主席:
  
  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我时常想念着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
  
  ……
  
  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
  
  陈丕显
  
  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
  
  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批示如此之快!信刚寄出一个星期,9月17日,毛主席终于对我父亲的问题做了亲笔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政治局一议为盼”。毛泽东在这个批语后面签了名字,写下了日期。之后,他又加了这样一句话:“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耀邦伯伯要我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的主意真是太绝、太神了!我永远不会忘却耀邦伯伯对我父亲、对我、对我们家的恩重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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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设悬案、留尾巴

  
  毛泽东对我父亲来信的批示,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按“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我父亲的问题。因他的建议还要经过政治局商议,所以才在自己的意见前加了“似可作”三个字。
  
  毛泽东的批示“一石激起千层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死党乱作一了团。试想,如果我父亲的问题仅仅是“人民内部问题”,那么,“四人帮”及其党羽这八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都是无用功。而且,我父亲如东山再起,意味着这些靠造反起家的“小爬虫”们都将遭殃。他们当然不甘心落得个如此下场。
  
  在1974年10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姚文元叫来在京开会的上海市委常委黄涛,面授机宜。后据黄涛交代,张春桥让他回去转告马天水等人:“陈丕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这个问题要对你们讲清楚,毛主席批的是‘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似可作’,这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他的问题的性质是一回事,是严重的。现在,处理可以考虑作为内部问题。”把张春桥这句绕口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说,陈丕显问题性质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处理时可以考虑从轻,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敌性内处”。张春桥用狡辩术注释了毛泽东的批示,有了“敌我矛盾”这顶帽子在手里,他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再把你打倒。
  
  张春桥还要黄涛转告马天等人:“市委要把陈丕显的那些老对手,铁路局的谢鹏飞、港务局的梁飞,两个‘飞’,还有小潘‘潘司令’这些人,这些老造反,对这些人的工作要有个安排!不然,陈丕显出来了,又神气起来了,而他的这些老对手还一个一个地在下面劳动!这件事,在陈丕显放出来之前就要办好。陈出来后,知道‘一月革命’中他的老对手,不仅王洪文在,而且‘两飞’、小潘也都还在。”
  
  王洪文也于10月9日、10日连续打电话交代,要赶快把“一月风暴”时期的老造反派头头名单排出来,看有哪些人没有安排好工作。他还别有用心地说:“陈丕显可以‘解放’,可以落实政策,新干部为什么不可以落实政策?”
  
  10月15日,黄涛回到上海,向马天水等上海市委领导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还说:“陈丕显的‘解放’,不要专门开会,只作通知性的讲一讲就可以了。凡是面对面与陈丕显作斗争的‘老造反’头头要立即安排。”
  
  马天水等赶紧搞了一份181名“老造反”头头名单,派人坐飞机到北京交给王洪文。这181人不是臭名远扬的社会渣滓就是无恶不作的打、砸、抢分子。他们靠“造反”起家后,因恶习不改,深受广大群众痛恨,为平息民怨,马天水等一度不得不把他们下放到基层“劳动”。
  
  马天水等人还在党内传达讨论陈丕显“解放”问题前,召开了一个所谓“老造反”代表人物座谈会,要先“统一思想”。
  
  10月24日,距毛泽东作出批示一个多月后,马天水才在上海市委第四届委员会八次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丕显“解放”问题的批示,并说什么“拥护毛主席的批示”。他还说:对毛主席批示怎样理解?应理解为原来是敌我矛盾,才“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他强调对陈丕显的审查是“应该”的,“线索”是有的,但“作为定案则根据不足,又无法查清”。王秀珍则在发言中强调什么“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较早的同志一定要争气,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气。陈丕显出来后,不要让他看到自己‘解放’了,要打倒他的人倒垮台了。”
  
  1974年11月1日,上海市专案负责人翁××、郑××、丁××来到关押我父亲的小房间里,对我父亲说:“组织上对你审查有七八年了。为了搞清你的问题,为了对你进行挽救,我们组织了许多人力,也花了许多心血。现在你的问题已基本查清,但还是一些问题无法查证。根据党的政策,对你的审查先告一段落,你可以回家了。正式结论组织上过一段会当面向你宣布,你在家里等着吧。”
  
  听了这个消息,我父亲起初还不大相信,就问他们:“这是你们的意见,还是上面的意见?”他们说:“这是组织上的意见。”这样,我父亲与世隔绝将近八年后,终于走出了像监狱一样的地方,获释回家了。
  
  父亲回家时,我正在江西。1974年11月1日下午,我接到母亲的长途电话,让我立刻回上海。我问什么事,她说我父亲回家了。我立刻托人买火车票,然后到黄知真家里告知此事。黄叔叔听了后很高兴,赶快让秘书去街上买我父亲最爱吃的梅干菜、豆豉、臭豆腐等,让我带给父亲。可东西还没买全,火车就要开了。当天赶上了火车,11月2日早晨抵达上海。我回到家里,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十分兴奋,感到有很多话要讲。我讲了江西及黄知真的情况,讲了我所知道的江西、北京两地老干部们的情况,讲了“杨老俵”杨尚奎以及最近听到的方方面面的情况,谈得最多的还是耀邦伯伯多次见我的情况。
  
  此时,“四人帮”只是表面上解除了对我父亲的囚禁,并没有真正恢复我父亲的自由之身。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对今后还将会发生什么,父亲还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心中没底。
  
  我父亲获释后,很快被送到华东医院北七楼检查身体。张春桥、王洪文怕我父亲与外界接触,把我父亲的病房安排在华东医院的北楼最顶层,楼梯口封住了,有专人开电梯,不让其他人上去。他们也不允许我父亲下楼散步,实际上还在对他实施变相的软禁。
  
  11月11日,马天水在“市革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讲到了我父亲所谓历史问题,说:“实际上也没有查出来什么问题来,侦控的问题也不要讲了。”
  
  但是,当上海专案办向我父亲宣布“审查”结论,以及马天水、王秀珍以“上海市委”名义找我父亲谈话时,他们的说法就大不一样了。据我父亲回忆,“就在11月11日这一天,市专案办翁××、郑××、丁××等三人到华东医院,向我宣布了他们的“三点结论”。大意是:
  
  市委、市革委会最近举行了会议,对你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
  
  一、对你的批判、斗争和审查是必要的,对你采取监护措施,是为了防止出事故。
  
  二、对你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1、1930年的历史问题。你被敌人俘虏,与你同时被俘的涂应达审讯后被敌人危害,而匪军营长却收你当了义子,这都是事实。但在审查中反复调查,无法查清;1930年的历史问题,有线索,有证明,你也有数,但作为定案的根据,还不够充分。
  
  2、解放后十七年,你竭力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恶果,性质严重。
  
  3、侦控中央领导同志,有的已否定,有的无法继续查证。
  
  根据上述情况,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明明是一个处处留尾巴的结论,我父亲很气愤,当即便一条一条进行了反驳。他们说:“今天只是先和你通个气,你有意见可以提,我们将把你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央。”接着又以教训的口吻说:“你要树立正确态度。”
  
  11月12日,我父亲在华东医院向郑××、丁××等人又谈了他对这三点结论看法,并质问他们:“我9月份写给毛主席的信是否已经转出?毛主席、党中央是否已批转?如果已经批转或批示,我要求将批示全文告诉我。”
  
  我父亲的意见立刻引起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等人的愤怒。他们想不到关了他整整八年,他竟然还这么“不老实”,竟然还敢继续抗争!
  
  随后,马天水约我父亲谈话。我父亲针对以“上海市委”名义对他的“审查报告”逐条说明事实,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他坚持说:“所谓‘侦控’问题必须完全否定;我再次向党声明,我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是无罪的,是光荣的,报告要说明全面真实情况,否则我不能同意。”马天水、王秀珍极为恼火,说:“你不要翘尾巴!解放你不等于你没问题!你不签字我们照样可以上报!”
  
  接下来,郑××把七八个已经调离专案组的人又重新召集起来,把我父亲从医院弄出去,对他集中两天进行“思想交锋”、“打态度”,逼他收回申诉,接受他们的“审查结论”……
  
  实际上,这是他们在张春桥等人的授意下搞的一个阴谋诡计,目的是为我父亲的问题设悬案,留尾巴。粉碎“四人帮”后,马天水做了以下供认:
  
  “对陈丕显同志的结论怎么做,我曾打电话问过张春桥。他说:陈有一个‘侦控’问题,要在结论上作为一个悬案。当时我说,关于‘侦控’问题,1973年讨论过两次,已弄清楚了,都是假案。这个问题已经对陈说过了,怎么还要作为悬案写上?张说:你说弄清楚了,是否一点疑问也没有了?我就还有点疑问。就算弄清楚了,已和陈丕显说过,但是作为悬案,又不是定案,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侦控’是假案也没关系!现在又没时间继续查,作为一个悬案,这样比较机动。我一听说他想在这个问题上留个尾巴,我就同意,没再讲了。电话打过后,我对徐景贤、王秀珍以及王少庸说了张春桥的黑旨意。”
  
  实际上,1975年10月我父亲调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时,他们仍把那些逼、供、信搞出来的,把已确定不能用的材料硬塞到父亲的人事档案中,上报给中组部。当时,马天水等洋洋得意地说:“这样一来,他被捕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悬案了。”
  
  直到1979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为陈丕显同志平反的报告》,“四人帮”留给我父亲的这个“悬案”才彻底清除。中央指出:“现决定撤销1975年11月7日原市委上报中央的《关于对陈丕显同志审查报告》和1974年11月17日的《审查结论》,‘四人帮’及其余党蓄意捏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并在全市党员和群众中宣布为陈丕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肃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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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不知悔改的“四人帮”

  
  林彪的自我爆炸极大地动摇了毛泽东的自信心,因为林彪是这样的“无限崇拜”自己、“追随”自己,而且是自己选定的“接班人”。这一打击,使他大病了一场,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痛苦地拷问自己“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祉?后人将如何评价他及他所发动起来的这场运动?他身后的中国将会怎样?这不是我的无端猜测,耀邦伯伯对我讲过,他1968年10月14日参加了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当天下午,毛泽东问大家: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呢?当时谁也没有回答。后来,毛泽东自己回答道:可能在50年、100年中,这可能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这次会议之后,耀邦仔细琢磨、反复思考毛主席的这句话,彻夜难眠。耀邦对我说:“小津,主席这句话意味深长,说明毛主席也在反思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毛主席领导了长征,领导了抗日战争,领导了解放战争,但他从来没有问我们对长征、对抗日战争、对解放战争怎么看。”
  
  为了吸取林彪叛国的教训,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毛泽东于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最终做出了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定。会上,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他当总参谋长。毛泽东对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了。”他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泽东重新为小平确立了在政治局和军队中的地位,让耀邦感到特别高兴,与我谈论这件事时,还把他刚从“王胡子”王震那里听来的一个小插曲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当时毛泽东开小平的玩笑:小平啊,你有没有个弟弟,叫“邓小闲”呀?小平笑了,回答说没有。在场的很多人没听懂主席问话中的意思。周总理和叶帅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他们听懂了。耀邦告诉我,毛泽东这里用了《水浒传》中的一个典故。黄知真叔叔也曾对我讲了这件事。为了搞清这个典故,我后来专门查了《水浒传》没有查到,后来查了《金瓶梅》才查到。这个典故是说:风流成性的西门庆想勾引潘金莲,向王婆求教。王婆对他讲,做这种事必须具备“潘、驴、邓、小、闲”这五个条件,即得有潘安之貌,驴样的行货,似邓通有钱,要小心、忍耐,还要有闲工夫。可见毛泽东“解放”老干部,起用邓小平,坚信他们能“拨乱反正”,心里犹如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变轻松起来了。
  
  自从毛泽东1974年7月17日狠批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后,江青等人仍不思悔改,不断地挑起事端,暗中向正在全力以赴整顿混乱局面的邓小平发难。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向江青等人“敲警钟”。现在我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可以历数很多次。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完外宾后,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明知江青与这三个人的亲密关系,他这样做,可能也是变相对他们四个人发出警告。
  
  11月12日,江青就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给毛泽东写信,恬不知耻地提名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看信后,当即给江青回信:“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此嘱。”写完这些后,毛泽东感到言犹未尽,又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江青居然还不罢休。11月19日,她以“检讨”为名,给毛泽东写信,说什么“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并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实则以诉苦为名,向毛泽东伸手要官。毛泽东20日再次复信警告她:“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又找到王海容、唐闻生,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就是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当听到江青的“意见”时,毛泽东对王、唐二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对“四人帮”使出“重锤”。12月23日,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抱病来到长沙,与王洪文一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四次谈话,其中三次是三人一起谈的,一次是同周恩来单独谈的。毛泽东明确警示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他对江青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对王洪文说:“比你强。”毛泽东还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
  
  耀邦听到毛泽东如此批评“四人帮”后,高兴地对我说说:“小津,你注意到没有,以前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用的词是‘上海帮’,现在用了‘四人帮’。这是周总理和邓小平考虑用“上海帮”不好,还是建议用“四人帮”比较好。”我就问耀邦伯伯:“为什么用‘上海帮’不好呢?”耀邦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召开的地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等都在那里进行过革命活动,特别是上海有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所以上海是对中国革命做出最大贡献的地方。解放后,陈毅、谭震林和你父亲等人在上海工作,经济建设也是对全国贡献最大的。所以说,将‘上海帮’改为‘四人帮’,这样的考虑是对的。”
  
  1975年2月初,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140多天的休养,乘坐专列向杭州行进,路经南昌时,毛泽东稍作停留,召见了黄知真及刚来赴任的江渭清等人。毛泽东说了这样一番话:“四人帮”见我年龄大了,不听我的话了,搞“批林批孔”,干了很多坏事,我回去后要批“四人帮”,让小平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后,黄知真叔叔把毛泽东这番话告诉了我。我很快赶到北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耀邦伯伯。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是因为他看到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老干部没有让他失望,把一个乱摊子、烂摊子治理整顿得有了起色,尤其是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交通等行业,成效显著,他很明白他们是治国之能臣,没他们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怕这些老干部对自己口服心不服,于是又习惯成自然地运用“制衡术”,让“四人帮”来钳制他们。在任命邓小平为总参谋长同时又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这一任命无疑是给“四人帮”发出一个错误信息。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阴险地说:“许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同日,姚文元在《红旗》上发表文章,说什么“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借批林彪进一步煽动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
  
  4月1日,正被毛泽东批评得灰头土脸的江青见风头转了,马上又来劲了,对手下干将叫嚣:“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一时间,全国范围内,报纸、杂志连篇累牍鼓噪反“经验主义”,批判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叶帅、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稍见安定的局势又面临动荡,这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他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江青一伙提出警告。于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等领导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由于毛泽东做出明确的批示,江青被迫在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被迫“检讨”后,又与王洪文商量,由王洪文以汇报“4.27”政治局会议情况为由,写信向毛泽东告恶状,诬告周恩来、叶帅和邓小平,说他们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说他们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诡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月会议的案。”
  
  看到王洪文的信,毛泽东很不高兴,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开会,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坚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谈到反对“经验主义”时,毛泽东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
  
  接着,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又是一通狠批:“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讲,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召开和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已83岁高龄,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双目不能看东西,身体状况很不好。
  
  5月4日和8日,周恩来两次抱病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5月27日和6月3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学习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对江青等人进行“帮助”。邓小平发言中特别强调地指出:“三要三不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值得警惕。
  
  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严肃尖锐的批评。会议的最后,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一些检讨。6月28日,江青被迫写出书面检讨,言不由衷地进行了所谓的自我批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三人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
  
  6月中旬,小平在陪同外宾到上海期间,向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马天水传达了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告诫他们不要把什么都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批,要维护党的领导,实际上是提醒这些“四人帮”的走卒不要一误再误。不过,这次谈话后,马天水他们马上把谈话内容报告了“四人帮”,使这件事成为“四人帮”攻击邓小平的所谓证据。
  
  毛泽东为了拆散“四人帮”,以派往上海“帮助工作”为名把不可一世的王洪文调离中央。此时的毛泽东仍对“四人帮”悔过改好抱有希望,希望他们自动放弃不安定的想法。他多么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大乱”之后的“大治”景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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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残冬里的暖阳

  
  在我的感觉中,“十年”文革期间老干部的境遇变化几乎算得上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围绕是打倒老干部,还是解放老干部,自然而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毛泽东对解放老干部问题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当着叶帅的面对其他人讲:“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说,朱德是“红司令”。他还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1974年9月,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在“文革”中受尽凌辱、被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平反。
  
  1975年4月,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矛盾”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
  
  根据中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三百多名高级干部被一下子释放出来。他们获准住院看病,领到了补发工资,其中一些人还陆续分配了工作。
  
  5月17日,毛泽东又分别对老红军贺诚和傅连暲作了批示。毛泽东在邓小平转呈的贺诚女儿来信上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于傅连暲,毛泽东则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毛泽东这两个批示,等于再次肯定了周恩来、邓小平解放干部的工作。
  
  毛泽东对有关受迫害老干部的申诉的批示和关心,犹如残冬里的暖阳,让我父亲这些挨了整的老干部们及我这样的子女们心里充满暖意。
  
  随着四届人大召开在即,以周恩来、邓小平、叶帅、李先念为一方的老革命家与以“四人帮”为一方的“文革”势力之间,围绕新一届政府的组阁悄然展开角力。自从被解除监禁后,父亲十分关注中央政局的变化。有一天,父亲说:“你先上趟北京,去看看耀邦、粟裕等老战友。”
  
  我理解父亲让我赴京的心情,自1974年11月份我父亲对以“市委”名义作出所谓的 “审查结论”表示强烈反对,马天水等组织一批人“整”了我父亲的态度后,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父亲一直闲居在家里。这期间,既没有人向他宣布最后审查结果,也不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和工资。父亲此时已58岁了,“四人帮”的无端监禁已耗掉了他八年的黄金年华,难道余下的时光就这样一天天地在家里耗掉吗?我看得出来,父亲那段时间心急如焚,度日如年。
  
  不少老同志知道我父亲出来的消息后,纷纷来看望他。当时,“四人帮”对我父亲监控得很严,昼夜都有人监视他的住处。在父亲还住在华东医院北七楼时,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梅嘉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先胜等朋友就毫无顾虑地来看他了。父亲回家后,不少老同志的孩子路过上海,总要抽空来家中探望,带来不少北京等地的重要消息。我父亲也是从他们那里才知道,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他的信,而且还作了批示。而这个指示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扣压了很久才传出来。
  
  我奉父亲之命去看耀邦伯伯。耀邦详细询问了我父亲获释后的情况。当得知父亲还没有恢复组织关系和工资,安排工作更加遥遥无期时,耀邦对我再次强调:“我们对目前的困难局面要有信心。我们党,我们国家,总有一天会扭转‘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局面的。总有一天,小平和叶帅会在党内起到主导作用的。”
  
  我讲到马天水之流为了防止我父亲东山再起,在上海各部门突击安插了一批“老造反”和“新干部”时,耀邦便谈到了结合到“革委会”中的造反派问题。
  
  耀邦说,现在有些年青人,特别是靠造反起家、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去担任领导职务的年青人,都普遍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很多人向他反映过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有权无能,瞎指挥。这些人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去,肯定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如果他们谦虚谨慎,再加上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那也可以做一些工作。如果有权无能,那就做不了什么积极有效的工作。对于有权无能这部分人而言,如果不瞎指挥,能够尊重客观规律,听取大家的意见,也还好;如果有权无能还瞎指挥,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听取大家意见,不谦虚谨慎,方向不明、决心大,情况不明、主意多,那么给各项工作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老中青三结合”不仅仅是简单的年龄的结合,还应该是思想的结合、优点的结合;如果是缺点的结合、弱点的结合,那就糟糕了。这些靠造反起家、结合到“革委会”中去的年青干部,一是对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熟悉、不了解,二是革命经验缺乏,三是对事情看得很简单、很容易。如果他们再不注意谦虚谨慎,自以为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会发展到骄傲自大。骄傲自大再发展下去,就是狂妄。如果到了狂妄的程度还不止步,再加上野心的膨胀,那就会变成林立果、希特勒、法西斯。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选举和任命的全国人大和政府机构领导人员名单,标志着江青一伙“组阁”阴谋的失败。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一大批老干部重新在国务院领导机构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李先念、陈锡连、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担任了副总理,国防部长为叶剑英,计委主任为余秋里,建委主任为谷牧,教育部长为周荣鑫,铁道部长为万里,财政部长为张劲夫,石化部长为康世恩。除张春桥继续任副总理,文化部、卫生部部长分别由江青一伙的干将于会泳和刘湘屏担任外,其他重要职务都更多启用了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干部。最为可喜的是,这次会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反映了民心民意,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热情。
  
  经毛泽东确定,小平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届二中全会上,小平担任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四届人大后,周恩来总理病重,小平命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小平一接手工作,继续在铁路、钢铁、国防工业、文化、教育、军队及解放干部等领域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
  
  耀邦看到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就对我说:“你父亲可以给小平写信了!”
  
  1975年2月20日,我父亲给小平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的愿望,要求到北京检查身体。我父亲是这样写的:
  
  邓副主席并转中央:
  
  自从去年十一月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批示下解除监护以来,在上海市的安排下,我曾住医院两次。
  
  由于医生的积极治疗,检查中发现的糖尿病有所好转,但血糖仍然较高,身体比较虚弱。
  
  在检查中多次发现白血球较高,至今仍未查明原因,现在高达一万五千。
  
  一九六六年,我鼻咽部患肿瘤时,白血球就是较高的。
  
  我现在尚未恢复组织生活,也未恢复工资,我请求中央批准我来北京检查身体,并请求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谈话。
  
  此致
  
  革命敬礼!
  
  陈丕显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
  
  小平同志接到我父亲的信后,把这件事情牢牢记在心上。
  
  6月初,粟大将和楚青阿姨到了上海,要来看我家里探望。为了不引起“四人帮”死党的注意,粟大将先找到了在上海工作的钟期光长子钟德苏,向他打听我父亲的情况,要他来联络安排见面事宜。钟德苏立即把粟大将夫妇要登门拜访的消息告诉我父母,他们都十分高兴。钟德苏还与我母亲约定了见面时间及“联络暗号”。见面的那天晚上,我父母早早地吃完了晚饭,等天一黑下来,就坐在家里等候。粟大将和楚青阿姨从他们住的现在的美国领事馆处上车,行至安福路和湖南路口时下了车,与等在那里的德苏会合。粟大将为避人耳目,没有穿军装,穿了一身中山装。钟德苏领着他们走了一段路,到达武康路117号。钟德苏领着粟伯伯和楚青阿姨小心奕奕地穿过黑黑的楼道,到我们家门口后,在门上敲了三下。等候已久的我父母立即开门,粟大将与我父亲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这一感人的场景,连站在一旁的楚青阿姨都感到惊讶。她后来对我们回忆说:“阿丕和粟总从战争年代就在同一个地区战斗和生活。粟总是阿丕的老领导,而我则是阿丕手下的一名干部。我知道这两个人的感情有多深厚。但是,他俩这样激动,还拥抱在一起,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也许,“文革”岁月比战争年代更让父辈们因生离死别而动情。我父亲向粟大将诉说了十年动乱当中遭受的迫害,粟裕向我父亲传达了1974年以来毛主席对“四人帮” 的多次批评讲话。谈到了“四人帮”,两位父辈都是咬牙切齿。粟裕说:“这些人是可恶的政治流氓,是地地道道的蜕化变质分子。”
  
  他们交谈期间,钟德苏则在楼道里“放风”。他后来对我说:“放风那会儿,我感觉自己很像电影里搞秘密工作的地下工作者!”
  
  远在江西的黄知真叔叔也始终惦记着我处于困境中的父亲。在我父亲被监禁的日子里,我每次到上海出差,他都要让我带口信向父亲问好。我从上海回来后,他总要仔细询问父亲的身体状况以及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让我转告父亲,要给毛泽东写信,争取获得“解放”。1975年8月,黄叔叔到上海出差,一到上海,就惦记着去看望我父亲。父亲怕连累他,劝他不要来了,可他还是执意来了。黄叔叔来探望时的场景,与粟大将很类似,也是事先派人打探好去我家的路线,等到晚上十多点钟,就趁着夜色,驱车快速赶到我家。
  
  在那样极其特殊、极其危险的环境里,粟大将、黄知真老战友的到来,给了我父亲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6月的一天,小平抓住一次单独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四人帮”不在主席身边的时机,向主席反映了我父亲的情况,说:“丕显同志来信谈到目前的处境,问是否可以先恢复丕显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工资?”主席说:“可以嘛。”
  
  小平同志立即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上海,要上海市委、市革委会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陈丕显的组织生活和原工资待遇。
  
  1975年7月1日,在小平的干预下,父亲中断了近九年的组织生活终于恢复了,这多少缓解了父亲的苦闷,但是不给分配工作,整日光阴虚度,仍然让他高兴不起来。钟德苏有一次来家里探望我父亲,见他一直闷在家里,就说:“您不要老待在家里。您关了那么久,需要活动活动。”我母亲也很支持钟德苏的意见。但我父亲还是有顾虑。刚好那时外面正在上演一部曾引起极大争议的电影《创业》,我也跟父亲讲过,劝他有时间看一下。于是,父亲就跟着钟德苏去看了这场电影。据钟德苏后来告诉我,那天下午他领着我父亲去淮海路的国泰电影院,走了很远一段路,还乘了段26路电车,一路上,父亲始终戴着一个大口罩。
  
  这是父亲自1952年到上海工作以来第一次进电影院,而且竟是以这种方式去的。
  
  关于电影《创业》的争论,实际是小平在全面整顿文化领域过程中与江青一伙发生的一次直接交锋。1975年7月18日,江青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创业》有严重政治问题,下令停演,并叫嚣要抓“黑后台”。这是一部反映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新片。该片编剧张天民不怕邪,致信毛泽东、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创业》提出不同看法,建议重新上映该片。邓小平将张天民的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5日这封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耀邦在与我的一次谈话,把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告诉了我,我又很快告诉了父亲。毛主席批示下达后,江青竭力抵赖,推脱责任,并恶狠狠地说“张天民告了我的刁状”、“张天民这个年轻人给主席写信,后面总有人支持,可能有坏人。”还说:“有人逼着主席批。”意指邓小平就是“黑后台”。
  
  斗争仍在继续,四处潜伏玄机,而我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又要复出,置身险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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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离开“虎狼之窝”

  
  1975年9月10日,在上海“帮助工作”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要上海市革委会通知我父亲,他要“接见”和“谈话”,地点在锦江饭店旁边的一所房子里。
  
  王洪文见到我父亲,一反过去骄横傲慢的态度,跟我父亲热情握手,问寒问暖,还假惺惺的说:“丕显同志,你的问题本来早就可以解决,因为我和春桥工作忙,一时顾不上,拖了一段时间,实在对不起。”王洪文也言不由衷的说了一大通车轱辘话,什么“现在要有三个‘正确对待’”,“就是我王洪文也应该有这三个‘正确对待’,应该有这样正确对待的三个问题。”在旁边陪着的马天水不断点头称是,说“王洪文同志说得对,王洪文同志说得好,王洪文同志和上海市其他领导是一直关心你陈丕显的”,等等。末了,王洪文问:“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说。住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我父亲说:“一家人住一间房子太挤了。”王洪文马上交代马天水:“请你立即帮助丕显同志解决这个问题。”
  
  我父亲通过和王洪文的这次谈话,感到“四人帮”在持续不断地迫害了自己八年时间后,虽然仍心犹不甘,但他们已知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了。父亲预感到,自己彻底解放的日子虽为时尚早,但会有进一步的变化。
  
  9月13日,上海市委、“市革委”开会研究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提名我父亲担任“市革委”副主任,上报中央批准。16日,中央同意了上海的这一任职安排。马天水等人随后向我父亲宣布中央决定。马天水说:“中央已经任命你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至于分工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主任、副主任从来都没有作过明确分工,对你分管什么也就没确定,我看你是不是就搞点调查研究吧,到工厂农村走走看看,调查研究些问题。”
  
  父亲心里很明白,因为中央有指示在先,马天水这些人对自己不能不用,但又不愿真用,所以就想出了个搞调查研究的搪塞办法。不过父亲因为很久没工作了,还真愿意到工厂、农村去搞点自己的调查研究。他后来去江南造船厂等单位作了调研。自新的任命下来后,他一天都没有去过“市革委”,文件都是他们派人送到家里来的。
  
  我父亲出来以后,耀邦、粟裕、黄知真等老战友多次劝他离开上海,远离这个险恶的地方。其实,早在上海市安排我父亲住进华东医院体检时,父亲和我就已经商定要争取早日离开上海到北京去了,于是父亲给小平同志写了信,汇报了自己的近况和想法。信寄出后,9月底,父亲就让我到北京打听消息。
  
  10月2日,我去看望叶帅。他一见到我就问:“你父亲来了没有?”我一时愣住了,经叶帅解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小平接到我父亲的来信后,9月29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内容是:“陈丕显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青(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那个省去工作。是否妥当,请示。”毛泽东9月30日批示“同意”。小平即日就收到了,他便在当晚的国庆宴会结束后,把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留下来,说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小平同志拿出了一封信说:“这封信是丕显同志要求来北京检查身体治病的,我已经呈报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丕显同志调北京。”当时,小平同志还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你们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毛主席同意了,“四人帮”他们就是心不甘情不愿,也不好反对。小平同志当场就交代:请汪东兴同志落实,尽快调丕显同志到北京。
  
  我从叶帅那里知道了这一消息后,立即回到我住的叶飞伯伯家,给父亲打了电话,问他有没有接到通知,并报告了这个好消息。然后我赶到耀邦伯伯家,也向他汇报这一最新情况。耀邦高兴地说:“很好!让你父亲尽快来京,如果没有地方住,可以住到我家里来。”在随后的交谈中,耀邦伯伯还详细地询问了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后的情况。我跟他讲了父亲在沪参加国庆晚会和国庆大会的一番遭遇。
  
  9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的上海市国庆晚会,这是我父亲复出后首次公开露面。他被安排坐在主席台的最右边,与臭名昭著的“老造反”陈阿大座位相邻。得意忘形的陈阿大会前会后挽着我父亲的胳膊,到处向人介绍说:“你们认识这个人吗?他叫陈阿二。”见别人困惑不解,陈阿大哈哈大笑,解释:“我是陈阿大,他排在我后头,因此他叫陈阿二。”
  
  这是有意羞辱,但历经沧桑,荣辱不惊的父亲对于这种市井小人得意便猖狂的伎俩不屑一顾。父亲复出后,更多感受到的是上海干部群众对他的深厚感情。
  
  我父亲随后在万人体育馆出席庆祝国庆大会。我父亲一露面就引起了场内一阵阵骚动,人们纷纷指点着我父亲,欣喜相告,有的按耐不住激动,向我父亲招手致意,有的冲着我父亲会心地微笑,父亲成了大会的焦点。
  
  耀邦伯伯听了我的介绍后,马上说:“上海目前是是非之地,虎狼之窝,让你父亲马上离开。”
  
  本来我父亲当时还准备在上海补牙,安排一下家里的事再走。我赶紧把耀邦伯伯的意见告诉父亲,并说:“赶快离开上海,以免夜长梦多。”粟裕等老同志也纷纷催促我父亲赶快走,不能拖延,以免节外生枝。这样,我父亲在上海革委会仅仅当了18天的挂名副主任,就匆匆离开了。之后,许多老同志在一起谈论这段往事时,还拿此事开我父亲的玩笑,说我父亲总算赶上了一趟末班车。
  
  10月8日,我父亲接到了马天水的通知,说中央要调我父亲到北京工作,问我父亲有什么意见。我父亲说没什么意见,服从组织分配。10月11日晚上,马天水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锦江饭店为我父亲饯行。在饭桌上,马天水假惺惺的征求我父亲对上海革委会的工作意见,我父亲问上海的“派性”怎么样,他说上海没有“派性”,只有不同的意见。听了他们的一派胡言,我父亲也不想多说了。
  
  10月12日,我父亲乘飞机离开上海,很多同志自愿到飞机场为我父亲送行。这里面有我父亲熟悉的老同志、老战友和他们的孩子,如钟德苏、江渭清之子江小林等。也来送行的马天水见此情景,在一旁酸溜溜地说:“丕显,看来你在上海还有不少群众啊。” 还阴阳怪气地讲:“丕显同志,看来你的接触面还宽得很哪。”
  
  自从我父亲1952年调到上海市委工作起到1975年离开,在上海度过了整整23年多,我父亲常把上海当作第二故乡。现在要离开了,真是依依惜别,感慨万千。
  
  是我弟弟东棋陪父亲乘飞机离开上海的。据他后来回忆,当时随行的,还有马天水派来的一个“警卫员”,此人叫孙××,1964年从空军转业到上海警卫处,因深得“四人帮”一伙信任,当上了警卫处办公室主任。他此行名为护送,实为监视。刚上飞机,一位老同志过来与东棋打招呼,并问:“坐你旁边的,是不是陈丕显?”。东棋一下子就认出他是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就在前一天,正在上海出差的王炳南还给父亲打电话,要来看他。父亲担心自己现在的处境会连累老朋友,就对他说:“你不必来,我马上要去北京了,我们到北京见面时再谈。”凑巧的是,两人第二天是同机赴京。他们握手、拥抱,非常激动。东棋忙站起来与王炳南换了座位。一路上,父亲与王炳南聊起了悄悄话。王炳南讲了他所了解到的“四人帮”如何倒行逆施、作恶多端的情况。父亲那时已被关押了整整八年,对外界政治斗争的情况知之甚少。通过与老朋友推心置腹的交谈,他听到了这么多闻所未闻的事情,感到畅快无比。当然,一直坐在我父亲后面的那个肩负特殊使命的“警卫员”对此不会不闻不问,抵京的当天晚上,他就通过张春桥安插在公安部的亲信祝家耀,把我父亲一路上的一举一动向张春桥作了密报。
  
  父亲去了北京后,母亲也不愿意再呆在上海了。她很快以去南京看中医为借口,在东棋的陪同下,离开了上海这个“虎狼之窝”。母亲住在南京西康路33号的江苏省委招待所,那里与北京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一样,住着很多刚刚重见天日的老同志,其中不少是我父母的老战友、老朋友。她到的那一天,彭冲、许家屯请吃饭。当母亲进入餐厅时,在场的很多老战友、老朋友认出她来,纷纷跑过来握手、致意,在其他餐桌上吃饭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鼓掌。这反映出老朋友、老战友们这些年来一直都未忘记我母亲,都支持着我父亲,他们对“四人帮”有着共同的仇恨。我母亲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后每谈起这一场景依然饱含热泪。这些老朋友、老战友们对我母亲百般关照,纷纷请她吃饭,都劝她不要再回上海了。当然,上海的“四人帮”死党们并没有忘记我母亲。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时,这帮人曾想把我母亲弄回上海继续监管起来,但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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