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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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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万寿路的春天(上)

  
  1975年10月父亲刚到北京时,被安排住在位于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从1973年春天起,这里渐渐聚集起一支探亲队伍,成员都是等待亲人解除“监护”的老干部家属。我在那期间也经常往那里跑,从1975年夏天起就干脆住到叶飞伯伯家,自然也算是这支探亲队伍中的一员。这里是“文革”后期老干部们境遇得到改善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这些“走资派”子女们备感温暖的地方。
  
  王于畊阿姨曾经这样描述1973年春万寿路的景象:“廖志高同志(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三月份被放出来,合家团聚,我们都去祝贺。下放在湖北山区工厂的江华同志(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下放在湖南劳动的江渭清同志(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先后被召回北京。下放陕西的曾志同志也带着孩子们来了。我和孩子们四处奔波,等到六月,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叶飞同志终于被释放出来。记得宋任穷(原东北局第一书记)也随后到来。万寿路招待所的喜鹊双双纷飞、叫声喳喳,这里真有些喜气洋洋的气氛。”
  
  当时的万寿路地处西郊,远离闹市,周围一片乡间景色。招待所南边有三排三层高的楼房,北边有五座两层小楼一字排开,据说前些年是为苏联专家盖的。院子的中间有一片果园,鸟语花香,是一处消遣散步的好地方。
  
  因不断有落实政策的老干部住到万寿路招待所来,所以,哪位老干部出来了,谁“解放”了,一度是这里的主要新闻。哪家团聚了,大家都跑出去看望他们,由衷地为之高兴。叶飞住到万寿路的第二天,一些老同志陆续来看望。第三天,他们就请叶飞夫妇和孩子到潭柘寺游玩散心。那时的潭柘寺很荒凉,寺塔的金顶被人偷了,一幅破落的景象。即便如此,大家都饶有兴致地在这里寻访古迹,自由自在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摄影留念,还顺道去了戒台寺。游玩回来后,梅嘉生司令和叶飞的几位老战友在西单鸿宾楼给叶飞接风,宴请吃烤鸭。
  
  叶飞出来没几天,张茜阿姨在儿子陈昊苏的陪同下,抱病来看望在万寿路的老同志。在叶飞家里,她拉着叶飞的手问好,仔细审视他的气色,亲切地说:“叶飞同志,你还不老,不足六十吧!好好保重!”听说张茜来了,江渭清、江华、廖志高夫妇、宋任穷夫妇、曾志都过来了。大家都很思念陈老总,见到张茜感到特别亲切。“笑语喧哗,个个欢颜。这是‘文革’以来难得见到的场面。”王于畊阿姨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7月的一天,在北戴河休养的张茜阿姨,又让昊苏给万寿路老同志们送来了一大筐海蟹。她还给王于畊阿姨写了一封信,其中这样写道:“小侉返京,嘱其带回海滨所产螃蟹,分送你及二江、宋、廖、曾六家。按成人计,每人能尝到一只,我约估为三十人。襁褓捧负的娃娃们,还不会剔肉吮膏,不算在内,故送上三十只,未知够分否,若不足数,下回再补。你们几家比邻而居,各有家人欢聚之喜,我远道送的几只螃蟹,凑趣而已,请你代我分送各家,人多者,多分几只,人少,少分。并转致问候之意。”这封信在万寿路的六户老干部家庭中传阅,大家无不充满了对陈老总的怀念之情、对张茜的感激之情。
  
  叶飞等老同志初来万寿路招待所时,都住在南边的大楼里。大家都从食堂打饭,端回家一家人一块吃。不久,中组部又通知这些老同志搬到北边的小楼去住,每两户住一栋。江华、曾志等很快搬过去了。王于畊阿姨一开始犹豫着是否搬家,担心不定什么时候形势变了,这些小楼又会成为囚禁之处,后来,全家还是决定先搬到小楼再说。
  
  叶家的子女们对当时搬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们到后面去收拾。小楼里面全是灰尘,没有家具。我们打扫房间的时候特别兴奋,因为我们总算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江华家住在旁边。我们到仓库去领东西,其中还领了一个地毯,我们把它扛回来,工作人员帮忙搬沙发、桌子。我们对这块地毯印象特别深,因为有了地毯,才像一个家。小楼里是楼上三间,楼下一间。楼上爸爸住一间,妈妈住一间,另外一间作书房,书房里搁一张小床,小毛住。楼下一间住两个人,大楼那边有一间是阿姨住。”
  
  落实了房子,可以生火做饭,不再吃食堂了。见叶飞家没有炉子,楚青阿姨就帮忙买来了,找人拉来一车蜂窝煤,还教孩子们如何烧炉子。几栋小楼里,家家炊烟袅袅,一幅久违的生活场景在万寿路重现了。
  
  那时候,这些为革命舍家撇业、叱咤风云的老革命们又回归于人间亲情,具有传奇色彩的曾志阿姨叫来叶飞的女儿说:“你应该给你爸爸补一补。”问到怎么补,她说:“可以炖一只鸡,如果不会炖,你到我家来,我教你。”
  
  还有一次,叶飞的女儿从曾志那里学习做红烧肉,结果回家炖上肉后忘记了,等反应过来时,红烧肉已经有点焦了。当她沮丧地端给叶飞吃时,一向不苟言笑的叶伯伯瞧瞧她,又瞧瞧这变了色的红烧肉,也幽默了一把,说:“哎呀,你还会做叉烧肉啊!”
  
  到了七八月份,小楠、小毛相继回家了,叶家全家照了自“文革”以来第一张“全家福”。万寿路的这些老同志们尽管还没有工作,但是都已落实原工资待遇,可按月到中组部调配局领到几百元的工资,经济条件大为改善。这一年的中秋节,是叶飞、江华、江渭清三家人在一起过的,大家欢聚一堂,一边吃着月饼,一边叙谈着趣事,其乐也融融。
  
  昔日曾经日理万机的这些老干部们,在刚刚“解放”的这段日子十分难得地清闲下来,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都有一种回归田园的感觉。叶飞伯伯经常陪着王于畊阿姨去买菜,还在院子里栽种上向日葵。他刚“解放”时连电话都不会打,这也难怪,因为以前在他案头摆着的电话机都是一号台,只要拿起电话对话务员说要接通谁就行了,现在要自己转圈拨号,他哪会啊?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了。他还跟着女儿去挤公共汽车、坐地铁,到王府井去吃小吃。有一次在东安商场附近的一个饭店,女儿给他买冰淇淋,他难得问了一下价格,吃了一惊:“怎么这么贵?”可能是从操劳国事中解脱出来,这些老一辈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但是,家人们给于的温馨照顾却消除不了他们内心的压抑和沉重。生活处境虽然比被关押时好多了,但他们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江青一伙仍在横行霸道,国无宁日,过去那种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也随时可能重新来过。茶余饭后,大家的话题总还是在讨论分析形势,对未来充满忧虑。
  
  叶飞刚出来不久,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自己解除“监护”以来的情况,说自己正在读书学习,休息待命。毛泽东阅后批示:“既已解放,就立即分配工作。”在8月下旬召开的十大上,叶飞、江渭清等一批老同志在既不是党代表也未列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十大以后,住在万寿路的老同志纷纷要求工作,而江青一伙怕得要死,疯狂叫嚣:不能把“走资派”都“解放”,不能“放虎归山”。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小心谨慎、审时度势的周恩来总理安抚尚未工作的老同志们说:你们都是“桃园”里出来的人,久离红尘,需要补补课,熟悉熟悉国内外情况,现在工作没人做,你们还怕没事干!周总理把年过60的老同志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读书会,并为他们挑选了一大堆文件资料,由邓颖超安排学习时间和地点。读书会成员包括李富春、王稼祥、乌兰夫、谭震林、康克清、李井泉、廖承志、江华、江渭清、叶飞等。关于学习的内容,江渭清回忆说:“那时的报刊舆论掌握在‘四人帮’手里,‘两报一刊’充斥着‘梁效’的‘大批判’,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习。虽然也出了些讨论题目,例如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等等,布置给大家,讨论发言。实际上谁也没有心思去研究这些问题。大家日益忧虑的是,王、张、江、姚一伙,越来越猖獗,搞得国无宁日。”
  
  继周总理组织起读书会以后,朱老总又开始召集闲来无事的老同志们携儿带女去中联部部长耿飚管辖的小礼堂看电影,每个星期六固定演上一场。当时看电影的人中,除了有住在万寿路的老同志外,还有邓小平、谭震林、李井泉等很多老同志。小毛至少在看电影时碰到小平两次,小平任职后,忙了就再没有来过。老同志及其家属们都不愿意落下一部电影。其实,他们的兴趣不一定在电影上,而是因为朱老总给他们创造了十分难得的见面机会,借此可以说说话,相互传递一些信息。那时大家在北京不便串门,在那个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下,串门被认为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当然,电影里的场景有时也会深深触动老干部们那根尚未完全恢复过来的神经。据小毛回忆,有一次放了一部意大利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人去旅行,在边境线被警察抓了,关进了监狱。电影描述了这个人在监狱里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而最后警察通过调查,证明仅仅是一场误会,于是把这个人放了。细心的小毛观察到,在影片放映期间,特别是放监狱里的生活画面时,所有看电影的老人都阴沉着脸,他们受这些画面的感触非常大。
  
  四届人大以后,很多老干部分配工作了,就不是每个星期都能去看电影了。1975年春节,叶飞、宋任穷等许多老同志都到朱老总住所拜年。朱老总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种种冤屈和不公正对待,但他以一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在情况复杂、处境艰难的那些日子里,坚决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同“四人帮”作斗争。1971年夏,朱老总在北戴河宽慰陈毅说:“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会清楚的。”朱老总勉励前来作客的老同志们要认真学习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
  
  渐渐地,朱老总那边通知看电影也不像以前固定的每周一次了。再后来,邀请老干部看电影的地方多了两处,一处是黄城根9号院,另一处是政协礼堂。叶帅那边也开始请看电影,但不同的是,一般不准带家属,因为他们要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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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万寿路的春天(下)

  
  四届人大召开前,江青一伙为了实现出面“组阁”的企图,不惜厚着脸皮,向刚刚获得“解放”的一些老同志示好。有一天叶飞突然中办的通知,叫他晚上到钓鱼台17号楼吃晚饭,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江华和宋任穷等。江渭清、廖志高那时都已经分配到外地工作了。当时大家都知道,钓鱼台17号楼是江青住的。叶飞与江青从未曾见过面,为何受到她的邀请?王于畊阿姨对此满腹疑虑,连饭也吃不下了,与孩子们一起坐着等他回来,实在等不到,就到院子里去接。到了晚上十点半钟,叶飞伯伯他们才回来。江华伯伯一上楼就冲家人大声吆喝:“赶快给我下面条!”
  
  这更使王于畊阿姨不安,迫不及待地打听。“没事啊,叫我们吃了一顿饭。”叶飞伯伯敷衍了一句,进家后才讲了与江青见面的经过:
  
  叶飞等人到了钓鱼台17号楼,在客厅坐下,主人迟迟没露面。接着,又来了两位老帅遗孀,一位是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另一位是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江青终于出来了,先跟叶飞握手,不知好歹地摆出大首长的架子,说了句:“你还很年轻嘛,比我还小一岁。” 没错,江青是1913年生人,叶飞是1914年生人,是大一岁,可是以革命的经历和资历,在叶飞面前她算个什么?叶飞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搭她的话茬。落了个没趣,江青赶紧把唯一的资本摆出来:“在座的人我都认识,见过,就是没见过叶飞同志。这次是主席叫我来的,说是应该团结老同志,说是老同志对我有意见。”话说到这儿,她把当年演戏的功底调动起来了,你们不无悲苦地说,“老同志不知道我真苦呀!我和林彪作斗争真苦呀!这个苦有谁能理解呀!林彪有党权、有军权、有政权,我是赤手空拳和他斗呀……”言外之意,她很渴望有实权。老同志谁也不吭气,连个表情也不给她,出现了冷场。宋任穷觉得不要让江青下不来台,就说了句:“我们不清楚内情。”江华干脆没好气地说:“我们被关押的关押,劳改的劳改,不知天下大事!”
  
  这句话更让这些老革命家脸有理由把脸拉得更长了。叶飞一脸寒气,冲着大门坐着,不看江青,一声也不吭。自讨没趣的江青悻悻地叹了口气,也不知是可怜自己还是装着同情这些人:“唉,真是一言难尽。……吃顿便饭吧。我这人生活上是随便的,吃得也简单,就请大家吃点山东家乡的饺子。”说完把大家让进饭厅,服务员给每人上了一小碗猫耳朵大小的汤饺。吃罢一碗,大家都说吃饱了,哪能不饱?一肚子的气顶着呢,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四届人大以后,江华、叶飞等部分老同志陆续开始分配工作了。1975年1月,江华到最高人民法院任院长,叶飞到交通部任部长。但是,这几位老同志一直都住在万寿路,都不肯搬家,道理很简单,“四害”仍在横行霸道,已分配的工作随时可能中止,甚至可能又落到被下放甚至再次身陷囹圄的地步,所以,家在哪里并不重要。住在万寿路招待所南面大楼里的老干部,有很多是没被“解放”,问题还没有结论的,如周扬、舒同、蒋南翔等。大家当时交往都比较谨慎,尤其是对待还没有“解放”的干部。有一次,周扬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王于畊阿姨见状,就让女儿小毛去陪周扬叔叔聊聊天。小毛看过周扬翻译的书,很高兴地过去了。小毛对周扬说:“我看过您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您很厉害,翻译的书很好看。”周扬听了很高兴,然后就与她聊开了。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有几种翻译法,并说了自己当初是怎么翻译的,令小毛很长见识。
  
  入住中组部招待所的这批老干部,个个都非等闲之辈。他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功之臣,大都因“文革”开始后不肯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同流合污而遭到残酷迫害。可以这样说,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一部功勋史,同时也有一部在“文革”中的血泪史。这些刚刚经历一场巨大政治劫难的人,暂时在这个院落里休养生息,在等待的寂寞中,重新认识和适应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
  
  住在后面小楼里的曾生,他的案情才叫荒唐呢。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华南东江纵队司令员,揍的小鬼子屁滚尿流,解放后历任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长等职。日本的情报机关了解到红色中国竟可以以莫须有罪名整这些曾经让“大日本皇军”威风扫地的老将们,出于对曾生的痛恨,采用“换头术”嫁祸于他,把一盘录像带中的某嫖娼男人换成了他的相貌,并把这盘带子给了日本共产党极左派。日共又转交到国内,曾生因此被林彪、江青一伙打入冤狱,一关就是几年。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住到中组部招待所时,已经被折磨得近乎麻木,不会讲话,到院子里散步时仍旧保持了在牢房里的习惯,向前走七步,再向后走七步,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恢复正常。那时我们看到他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儿,一个威震敌胆的将军,就被昔日的宿敌用了小玩闹式的把戏给整成这样,谁之过?
  
  宋任穷有过两次入住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的经历。
  
  “文革”伊始,他就被押到辽宁盘锦的“二五”农场劳改了几年,并不时遭到揪斗,病得很厉害。1973年上半年,北京落实干部政策出现松动后,他在北京的三个孩子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请求为爸爸治病。经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努力,批准他来京检查身体,住进万寿路招待所。体检刚完,本想在万寿路招待所多住上几天,看看老朋友,可“四人帮”一伙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命令他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返回辽宁,继续在农场劳动改造。1974年9月中旬,宋任穷突然接到要他一个人秘密回京的通知,还有一个专案组的人一路跟随监视。这样,宋任穷再次来到万寿路招待所,住进后面的小楼。江华、叶飞、江渭清、廖志高等老同志都来看他,大家都很亲热,而跟来的那个专案组的人也坐在旁边。宋任穷去看别的老同志,这个人也跟着。一些老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向上面反映,结果上面决定把宋任穷的老伴钟月林从辽宁调来,让那个人回去了。宋任穷安顿下来后,希望中央尽快让他出来工作。邓小平给他捎话说,他只能负责宋任穷的“解放”,让他回到北京,至于工作上的安排,他就无能无力了。
  
  有一次与宋任穷伯伯聊天,他跟我讲了他挨整的经历。“文革”之初,他是东北局第一书记,本来毛泽东是要保他的,在酝酿成立辽宁省“革委会”时,曾考虑让他出任副主任,可是,他与江青之间的一件小事,为他惹来了祸端。1976年,“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召集了一次研究吉林省“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东北参加会的同志进会场时,都与江青等人握手,而宋任穷那天正好感冒发烧,就没同江青握手,只是对她作了一个揖,并对她说:“对不起,江青同志,我感冒了,就不握手了。”江青一下子就变了脸,勃然大怒,站起来拍桌子说:别看你是东北局的第一书记,你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你跑到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下跪去吧。她还说:今天的会议不开了,今天讨论宋任穷的“三反”问题。随即,宋任穷被打成东北地区头号“走资派”,受到残酷的迫害。
  
  我问宋任穷:“宋伯伯,你是诚心不跟江青握手吧?”他说:“我当然不想跟她握手。”他分析说,江青很可能早在“文革”初期就对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有一天观摩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毛泽东也在座,宋任穷坐在他的前排,江青坐在他的后排。宋任穷回头对毛泽东讲,这个戏最早是在东北演的,原来剧名叫《革命自有后来人》,最初剧中铁梅这个人物在火车上被敌人烧死了,东北局的同志看后提了修改意见,认为既然写革命自有后来人,铁梅最好还是活下来,后来就修改了剧本……江青一直以来都认为几个样板戏的版权都是属于她的。她听到宋任穷跟毛泽东讲这样的话,其内心活动如何,是不难想象的。
  
  我父亲因“解放”较晚,所以他基本上算是住在万寿路招待所小楼里的最后一位“高级房客”。与我们家比邻而居的,是宋任穷伯伯。父亲到来的第二天,宋任穷、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江华、彭冲、廖志高等老同志就都来看望了。父亲后来回忆说:“老战友相见,恍若隔世,大家都庆幸能在大劫中幸存下来,叙了一番离情别绪。谈到这些年在‘四人帮’肆虐下大家受到的迫害,谈到许多被迫害,忧愤而死的老战友,愤慨之余不胜嘘唏。”
  
  由于比邻而居,我经常和宋任穷伯伯聊天。宋伯伯很幽默,很愿意和我们年青人说笑。他有一次问我:“你晓得我有外号吗?”我说:“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他外号的,只是不好意思说。他说:“我的外号叫‘宋老鬼’,你知道这个外号是谁起的?在哪里起的?”我仍说:“不知道。”他说:“在延安,江华他们给我起的。”我问:“他们为什么叫您‘宋老鬼’呢?”宋伯伯说:“这个我现在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打听吧!”我猜道:“是不是因为您在延安时有人觉得您很鬼?我觉得您一点儿都不鬼。” 宋伯伯笑而不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后来,宋伯伯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组部部长,我就更不敢问他了。
  
  给人起外号好像是宋伯伯的业余爱好,给我们几个年青人都起外号,说小津你真精,以后就叫你“小精”;说叶小楠你真懒,以后就叫你“小懒”;说江小华你真滑,以后就叫你“小滑”;说江小林你真灵,以后就叫你“小灵”。至于小毛,宋伯伯说:“这个名字不得了,这个名字不能改,你这个毛是毛主席的毛。”我猜,宋伯伯为什么有“宋老鬼”的雅号,可能就是当年他喜欢给别人起外号,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很合乎逻辑。
  
  我永远不会忘记万寿路招待所北面那一字排开的五栋小楼,这里曾经给于了我亲爱的父辈们一个舔伤的窝,一个喘息的避风港。他们是:陈丕显,宋任穷,叶飞,曾志,江华,江渭清,廖志高,欧阳钦,曾生,谢振华。
  
  
  
  
  

 
 
顶端 Posted: 2010-06-28 10:19 | 5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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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小平问我父亲:“你看耀邦了吗?”

  
  1974年10月14日上午9时,刚到北京不到两天的父亲用叶飞住处的保密机给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打电话:“我已于12日到达北京,向中组部报了到。请转告小平同志,我向中央报到。”半小时后,我父亲便接到王瑞林的电话,说小平10点钟要见他。
  
  我立即陪着父亲坐着叶飞伯伯的专车,赶到了当时位于宽街路口西北角的地安门东大街43号院小平住处。这是一个四合院,小平搬走后,罗瑞卿大将曾经住过这里。王瑞林把我们父子俩引到了会客室,随后小平出来了。他一见我父亲,就十分亲切地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丕显同志,你吃苦了!”我父亲的双眼顿时湿润起来,似有千言万语要倾诉,可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两个人握在一起的双手久久没有松开。
  
  父亲把我拉到跟前,对小平说:“这是我的儿子小津。”小平问我:“你在哪里工作呀?”我说我在江西工作,小平就说:“我的儿子、女儿,你认识吗?”我说:“我都认识”。小平笑了。
  
  小平同志关切地问我父亲:“身体怎么样?还好吧?”
  
  父亲说:“身体不太好,比较虚弱,白血球持续在一万几千,又找不出原因。糖尿病靠药物控制,血糖偏高,鼻咽肿瘤部位情况尚好。”
  
  小平同志看出我父亲听觉不太好,就问:“你听力怎么样?”父亲说:“我的听力比以前差了。”
  
  小平问:“婆婆、娃娃怎么样?”
  
  父亲说:“谢志成身体不太好,这次没有来。三个孩子,老大在江西,老二在贵州,老三在南京。”
  
  小平说:“你先休息几天,然后去医院检查身体、治病,去北京医院、三○一医院都可以。到北京开会的各省第一书记有人去看你吗?”
  
  父亲说:“谭启龙、江渭清、彭冲、廖志高他们都来过。”
  
  叙了会儿家常后,父亲汇报了上海的情况。他说:“上海的形势并不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海还有万余名干部被他们下放到工厂去‘战高温’,没有工作,没有落实政策;二是上海关于工业情况的汇报中,报告的许多成绩是假的,掺了水分的,不要相信;三是上海的派性很厉害,将严重影响上海今后各项工作和生产发展。”
  
  小平听了我父亲的汇报,开玩笑说:“你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嘛,你不是没有自由吗?”
  
  父亲说:“是的,我是没有自由。我家武康路对面的楼上就有人成天在监视我。谁进出我的家,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当时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受敌人监视一样。但仍有不少人不怕他们那一套,上门来看我。我怕他们倒霉,受我影响,总劝他们不要来。王洪文他们让我搞调查研究,我就到工厂、农村去,工人、农民向我反映了不少情况。”
  
  小平要我父亲住到京西宾馆去,当时中央正在那里开会,说这样可以知道现在的第一书记是怎么工作的,还问我父亲“去看了耀邦没有”。父亲说“还没有”,小平便说:“你去看看耀邦。”
  
  见过小平之后,父亲随后就在我的陪同下,去看了耀邦伯伯。
  
  父亲脱离虎狼窝了,但我每次到北京,见到父亲后,还是喜欢去看看耀邦伯伯。1975年初夏,我从上海回来,跟耀邦伯伯讲了毛泽东2月初路过南昌见黄知真等人时对“四人帮”的批评,也讲了我从上海了解到的老干部和人民群众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几起事例。
  
  在上海郊区奉贤县东门港,有一个上海市直机关“五七”干校,1968年10月成立,曾关押了200多名市直机关的部、局以上干部,是上海最大的“牛棚”,人们称之为东门港“大集中营”。从1974年起,这些干部获得“解放”,于是他们在里面奋起抗争的故事也随之传播开来。其中,我把那里在陈老总追悼会后发生的一场风波讲给耀邦伯伯听。
  
  1972年1月,陈老总逝世的消息传到了奉贤“五七”干校。陈老总是当年华东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深受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爱戴。正在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闻讯后万分悲痛。同时,大家对报刊上登载的毛泽东与陈毅夫人张茜握手谈话的照片和消息感到很惊奇,对其中蕴藏的信息争相发表意见,悲伤中又洋溢着兴奋。冯文彬、范征夫、龙跃等老同志都是陈老总的老部下,他们议论说:“上海有人批陈老总只会下围棋,不会打仗,那么华东许多大战役是谁指挥的?”冯文彬说:有些人故意贬低陈老总,说他是“老右”、“黑大炮”,现在毛主席出席追悼会,是给这些人一个响亮的耳光。他还说:有的人也跟着批陈老总,说陈老总历史如何如何,其实他当年“还穿开裆裤在地上爬呢”。几位老同志一边劳动,一边讥讽着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大家说:我们都是陈老总的老部下、老战士,陈老总的历史我们最清楚,连毛主席都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看这些家伙以后还怎么造谣、诬蔑。想起那些与陈老总共同战斗和生活的往事,不少老同志老泪纵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个老同志的谈话被人写成“小报告”送到市“革委会”。2月中旬,张春桥、王洪文派冯国柱到“五七”干校,点名批评冯文彬、龙跃等人,说他们是要“翻案”,还说什么“你们哭什么,不是哭陈毅,而是哭你们自己”。此话更加激起了全场老干部们的强烈不满和愤怒。
  
  我还向耀邦伯伯讲了发生在复旦大学里的一起轰动事件。1975年2月23日,复旦大学光学系河南籍女大学生刘秀英在学校食堂门口贴出一张以“剥开张春桥、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画皮”为主要内容的大字报,说张春桥是个野心家、阴谋家,并勇敢地落下了自己的名字。马天水等人知道后非常紧张,立即将其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马天水说:“这个人完全是反革命。这个人能单独写这张大字报吗?是受什么人指使的?要了解刘秀英的后台”……他们派出专案人员去河南搞调查,审查、迫害刘秀英的亲属和朋友。尽管查了很久,但始终未查出刘秀英的后台是谁。她的姐姐被河南安阳市公安局拘留审查一年多。刘秀英后来被开除党籍、学籍,迁送回原籍处理。
  
  耀邦听了这些情况后,对我说:“小津你看,这实际上说明,人民群众,包括学生、老干部,对‘四人帮’已经到了非常不满的程度。‘四人帮’太不得人心了,他们垮台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他还引用了毛泽东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一句词:“撒向人间都是怨。”
  
  这时的耀邦正肩负着协助小平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光荣使命。
  
  1975年7月18日,已经十年没有正常工作的耀邦伯伯,经叶帅举荐,小平请示毛泽东批准,正式到中国科学院这个“文革”中的重灾区担任领导工作。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已被掌权的“造反派”搞得千疮百孔,死气沉沉,科研和各项业务都已停顿。原有的106个研究所只剩下40多个,北京地区的170多位著名科学家中有130多位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赶进“牛棚”,一大批科技人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成了“靠边站”的“走资派”。其中,数十名科学家和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
  
  小平指示他: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搞好安定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耀邦一到任,就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思考,他开始针对“四人帮”在这里散布的各种谬论,发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讲话,整肃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
  
  针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提出的所谓“三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中小学的问题,耀邦强调: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到工农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搞自然科学的。
  
  针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鼓噪的“开门办所”,让科技人员组成服务队去上街服务,让工农兵进研究所、实验室“掺沙子”,耀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像“开门办所”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为好……
  
  在数学所,耀邦说:“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非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在听取遗传所汇报时,耀邦说:“业务、政治、行政三个部门有个共同目标: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保证每年都要有新成果。这个必须弄清楚。”
  
  耀邦在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讲话时强调:“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他还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目是怎么样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
  
  ……
  
  耀邦敢于否定谬论的气概以及他充满激情、极富个性的批判振聋发聩,让科研人员欢欣鼓舞,感到有了依靠。同时,耀邦还特别关心解决科研人员的生活困难。他做的工作后来在科学院被誉为“五子登科”,即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火炉子。10月,党中央根据耀邦等人的建议,正式确认了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人员名单,任命郭沫若继续担任核心小组组长,耀邦伯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任副组长,刘华清、王屏、胡克实等为核心组成员。
  
  这期间,小平还交给耀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起草一份科学院《汇报提纲》。这项工作始终在小平的领导下进行,从8月份开始,数易其稿。正如耀邦给小平的一封信中所言:“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到9月28日,《汇报提纲》改到了第五稿,终于定稿,由小平转呈毛泽东。耀邦伯伯在中国科学院的情况,我都全部告诉了父亲。
  
  父亲和我去看耀邦时,他正等着毛泽东对《汇报提纲》的批示。以后几天,耀邦伯伯又到万寿路招待所看望我父亲,并把科技汇报提纲和小平的很多讲话让他看。
  
  这次会面没过几天,10月24日,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团委举行的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响亮地提出了“进行一个新长征”的口号。他说:“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会后,他的讲话记录稿在社会上广为翻印传抄,“新长征”一时成为人们共同的行动口号。
  
  记得耀邦刚刚发表了这个讲话,我就去看他。他就让我把他的讲话整理稿转交给父亲,请他指正。我仔细拜读了这份讲话记录,深受鼓舞,其中结尾处的一段话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到2000年10月24日,再开这么一个大会。我想,那时候坐在台上的,将是为我们伟大祖国四化贡献力量的人。如果我能挣扎到那天,有可能也向他们说几句祝贺的话。”“同志们不要鼓掌,那种事情大体上没有希望了,正因为我自己没希望,所以我今天就将满怀全部的希望献给在座的同志们……”
  
  我及同龄人们都顺利地走到了2000年10月24日这一天,可耀邦伯伯已去世十年多了。当年他讲话时经久不息的掌声已成为历史,而新中国已乘着改革开放的航船,不仅如期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的奋斗目标,并且在新的世纪又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扬帆远航。可以告慰耀邦伯伯的是,在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成为主力军,我们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耀邦伯伯,你应该感到欣慰了!
  
  由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第五稿在毛泽东手里压了近一个月,到耀邦做“进行新长征”报告这一天才退还邓小平。退还前,毛泽东对《汇报提纲》里以黑体字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表示了不满。这条语录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一次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邓小平说,他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说过这样的话,并请求退还稿件再修改,可毛泽东当时没有退。
  
  《汇报提纲》后来又改出了第六稿。但此时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突起,修改稿已经没有机会报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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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风云突变

  
  1975年11月份的一天,耀邦突然叫人找我过去,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快告诉你父亲,主席批评小平‘偏袒’刘冰。风云突变了,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
  
  1975年8月13日, 老干部出身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及本校党委另外三名负责干部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因在四届人大上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而信口胡说、发泄怨气的丑恶行径。为了把这封信交给小平,并由他转呈毛泽东,刘冰等人先是找到了耀邦。刘冰早年是青年团干部,是耀邦的老部下。刘冰来到耀邦家中,说明来意,耀邦表示:“我支持你。”并且说:迟群、谢静宜“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革命队伍中不是个别的”。同时,耀邦又说,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由他转信不合适。他把小平的地址和小平秘书的电话告诉了刘冰,建议他们直接把信送到小平家里。
  
  小平收到刘冰等人的来信后,立即转呈毛泽东。但毛泽东迟迟没有反映。刘冰等人解决清华的问题心情急切,又于10月13日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次又检举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生活作风等问题,继续揭露迟群、谢静宜这两位“四人帮”的“黑干将”专横跋扈、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的所作所为。刘冰等人先是托人把这封信送交胡乔木,由胡乔木送到小平那里,最后由小平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对小平两次转呈刘冰来信心里不悦。本来,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对毛泽东直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比较系统的纠正。加之此前小平不肯回应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已经触及了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底线。而迟群和谢静宜这两个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虽然有缺点,但都是“文革”中的功臣。小平为刘冰转信,表明他支持刘冰反对迟、谢二人。11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小平,对他为刘冰转信一事提出批评。毛泽东随后还发表了重要讲话:“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针对刘冰来信问题一锤定音:“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并说:“小平偏袒刘冰。”
  
  在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工作中处处被动挨打,并屡受毛泽东批评的“四人帮”终于等到了挥戈反击的机会。他们叫嚣这是右倾势力回潮,借机向邓小平发难。11月中旬,清华大学掀起了一个揭发、批判刘冰等人的高潮,说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无产阶级的案”。清华、北大两校造反派相继贴出大字报,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大字报内容迅速传遍全国各地。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随后下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从而拉开了一场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至此,邓小平复出后主抓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被迫停顿下来。
  
  耀邦也重新陷入挨批的境地,他在科学院领导的科技“百日维新”工作就此停止。11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应毛泽东指定,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等在小平领导下参加“整顿”工作的人,以及与小平转信事件相关的刘冰、迟群、谢静宜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向胡耀邦发难,称他在上海听到下面有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说胡耀邦的“右倾回潮”言行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背道而驰”。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也不断指责科教方面出现了“逆流”,大刮“翻案风”。
  
  在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滔天浊浪中,邓小平主抓形成的全面整顿三个纲领性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遭到恶毒攻击和批判。其中,由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被说成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度“靠边站”的“四人帮”帮派分子在科学院又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和李昌等被“停职反省”,受到了批判。1975年底,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一次万人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头头一遍又一遍地要胡耀邦交待怎样勾结邓小平进行反革命复辟。耀邦伯伯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运动员”了,他非常沉着,始终只说三句话:“同志们,我有错误,请大家批判!”
  
  在一片“批邓”的叫嚣声中,我父亲刚到京时与小平同志的那次会面,竟也成了“四人帮”调查的一个问题,成了他们妄图重新打倒我父亲的一条罪状。“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不久,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郭玉峰就找我父亲谈话。这位组织部长是康生连续三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举荐才获任职的,康生说他是全军最优秀的政治委员。郭玉峰质问我父亲:“你和邓小平谈了些什么?”父亲不知虚实,便机警地说:“你们可以问王瑞林呀?他什么都知道。”郭说:“王瑞林把你引进去他就出来了。我们早就问过他了。”于是我父亲心里有了底,就回答说:“我们没有谈什么,就是相互问情况,问了问婆婆娃娃、高血压呀、糖尿病呀、住哪家医院呀,等等。”
  
  “四人帮”把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们诬为“还乡团”,诬蔑“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父亲感到,刚刚开始好转的形势又要恶化了,万寿路的空气变得凝重起来。造反派在中组部招待所贴出了大字报,说后面小楼里住着一群“走资派”,没有上班,整天打麻将,把这里当成了“防空洞”,还说我父亲“偷苹果”……
  
  中组部开始学习班,住在这里还没有分配工作的老干部都要参加,一周学习两次。我父母、宋任穷伯伯、王于畊阿姨等都参加了学习。
  
  耀邦在“批邓反右”斗争的声浪中忧愤交加,一度生病住院。出院后,他不能上班,蛰居在家。
  
  黑云重又遮天蔽日,人们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不少老同志绝望地问:“我们党,我们的国家还有没有希望?”耀邦对我说:“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不要只看到眼前,不要光听张春桥、江青这些人的声音,要注意听叶剑英、邓小平的声音,他们才是真正代表党中央的!”
  
  围绕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场政治交锋中产生的一些理论问题,是耀邦这期间思考、研究的一个重点。关于《汇报提纲》第五稿中引用的那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毛泽东语录,为了搞清马克思也讲过类似的话,耀邦在家的这段时间,仔细研读了马克思长达七八十万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光远那时也经常去看望耀邦。他们一起从这部书中找出了五条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后来于光远回忆说:“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
  
  “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我在北京,频繁穿梭于父辈之间,为他们传递信息。有一次,我从耀邦家里回来晚了,叶飞伯伯他们等不及就先吃饭了。我回来后,他们问:“你到哪里去了?”我说到耀邦伯伯家里去了。叶飞伯伯就说:“现在是小津‘使用价值’最大的时候。”他还充满忧虑地说:“现在风云突变,阿丕任重道远。”
  
  耀邦伯伯多次让我给父亲传话,表明他对新一轮政治斗争的态度和看法。我离京回江西之前向他道别,他脸色凝重、充满忧虑地对我说:“小津,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然后一直送我到门外的胡同口。
  
  所幸的是,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经过十年动乱之苦的广大干部、群众不再狂热、不再盲从,相反,通过阅读当时印发的供批判用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材料,反而增强了对小平的了解和信任。所以,尽管“四人帮”竭力叫嚣“批邓”,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却反应冷漠、消极抵制,甚至公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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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我哭豺狼笑”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从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开始,周总理共做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他以极大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仍然坚持批阅文件,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与阴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抗争。重病之中,他先后与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他与叶帅谈话时交待,要他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在病床上听人读报,密切关注着国内“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斗争局势。
  
  总理去世的消息令万寿路的老同志们悲痛欲绝。这些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多年的老人,与家人见面时都未曾流过一滴眼泪,在我们眼中是那样坚强、沉稳,可这个时候却再也控制不住情感了。叶飞伯伯是在家人一起吃饭时,从电视里看到周总理去世的报道的。他看着看着,放下了碗筷,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时得知周总理去世的噩耗,他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周总理曾经是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他想起了1966年初春,他被确诊患鼻咽肿瘤后,上海市委3月2日将病情及治疗方案报告给中央,周总理3月3日凌晨1时亲笔作出批示:“同意来电所提治疗方案,望丕显同志安心静养,相信负责专家一定有把握将这初期鼻咽瘤治好。”;他想起了同年5月,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路经上海时,专门到医院看望他。三个月后,周总理又路过上海,仍十分挂念他的病情,在临上飞机前,周总理专门把我母亲叫到身边,关切地询问:“阿丕在治疗、病休中听不听医生的话呀?”我母亲回答:“还是听话的。”总理宽慰地笑了,说道:“这样我就放心了。”;他想起了上海发生了影响恶劣的“安亭事件”后,中央决定他出来工作,周总理在1967年元旦凌晨亲自给他打电话,第一句话还是询问他的病情;他想起了当上海刮起“一月风暴”时,周总理把他的名字列入了要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名单之中……受到周总理如此细心呵护的老干部,何止我父亲一个人!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受到周总理关照救助的何止万千!
  
  闻知总理去世的噩耗,我们这些“走资派”子女都不敢相信。这些年来,他老人家是我们“走资派”父母的保护伞,更是我们这些“走资派”子女们的保护神。我们哪一个不曾向周总理写信求助过?有的是为了解救父母,有的是因为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有的去信只是因为单位不批准结婚而求助于总理,……日理万机的总理一旦收到我们的信,总是有求必应。现在总理去了,天塌了,我们再有困难,找谁去呀?
  
  一时间,举国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悲恸之中。
  
  北京饭店里为周恩来总理设立了一个灵堂,各部部长轮流为总理守灵。有一天,正好叶飞等六位部长站在总理灵柩两边守灵时,江青来了。她一进来就跟叶飞握手,轻飘飘地说:“叶飞同志,你在这里呀,你还是那么年轻英俊。”叶飞没想到江青在这种场合会如此轻浮,后槽牙一咬,右脸颊那道战争时期留下的贯通伤疤更加地紧绷而深刻,敷衍地握握手了事。后来,一向寡言的叶飞伯伯回家愤愤地说起这件事,我们这些小一辈们都感到很好笑,王于畊阿姨听了以后却很敏感,总理去世,大家都压抑,感觉天都好像要塌了,可江青露出这样一幅嘴脸,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周总理去世后,“四人帮”自然一时欢欣鼓舞。1月9日,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等事宜,姚文元居然下令不许组织悼念的报道,6天了,国内只发了两条相关的消息。在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电视画面中,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甚至致哀时还搔首弄姿,左顾右盼,丑态百出,极其不敬。不知是有意无意,摄影师给她推了个特写,将其丑态昭然于天下,激起了亿万军民的公愤。虽然“四人帮”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总理遗像……但是人心不可欺,1月11日,周总理遗体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那一天,人们如万川汇流,从四面八方汇集数十里长安街及延长线两侧,为自己的好总理送上最后一程。那一天下午,我和小毛在京西宾馆十二楼吃饭。小毛即将启程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赴任,我为她送行。我们在饭厅里碰到了罗瑞卿大将,他绑着伤腿,静静地坐在那里。罗大将对我们说:“听到了没有?大街上人们送总理哭泣的声音我在这儿都能听见!你们去看看!”我和小毛马上跑下楼,挤在京西宾馆前面的人群里面,目睹了数不清的人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呜咽着为总理送行的感人场面。在万寿路的其他孩子们,在这一天都全部排队到长安街沿线,为敬爱的总理再送上一程。
  
  在北京医院住院的父亲决意要参加周总理的追悼大会。他为在总理病重期间没能前去探望而深感难过,再也不想错过与总理诀别的机会。但是,父亲要求参加周总理追悼会的申请未被批准,后经我和父亲多方争取才如愿以偿。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那天,父亲拖着病体去为总理送行。因他属于被打倒过的干部,送他的汽车不能开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只能停到很远的地方再步行过去。追悼会结束时,我去接父亲,远远看见父亲一步一挪、摇摇晃晃,倔强地走下大会堂台阶。他显然在情绪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悲愤过度,体力透支。我赶紧跑上去搀扶,刚冲到父亲眼前,他就两眼一黑,摔倒在我的怀里。如果不是我跑过来及时,后果可想而知。
  
  1月13日,姚文元一天内竟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令:“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太多,太集中了”……1月14日,就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姚文元亲自组织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标题的形式,发表了题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企图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杀伐之声来压制举国痛悼总理的悲情;吓阻人民群众的义愤。然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首都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就在周总理遗体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这一天,首都各界民众冲破“四人帮”的禁令,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人们臂戴黑纱,手持白花,抬着花圈,从四面八方汇聚天安门广场,以无言的方式,寄托着对总理的不尽哀思,也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满腔怒火。正在接受批判的耀邦伯伯鲜明地支持科学院下属刊物突破禁令,刊登周恩来的照片、党中央的讣告和邓小平的悼词。
  
  在上海,1月15日上午9时15分,在周总理7天前逝世的这一时刻,黄浦江上数百艘船舶同时拉响汽笛,持续时间长达37分!仰天长啸的汽笛刺破了上海的阴霾,吓坏了马天水等人。马天水下令追查谁是第一个拉汽笛的,谁是指挥者,并叫港务部门通知所有船只不准再拉汽笛。结果,下去追查的人受到群众的围攻、嘲讽,无果而返。从当天下午1时起,在繁华的南京东路、外滩等地,上千万人民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下午3时整,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之时,黄浦江上的中外船舶在同一时刻不约而同地再次拉响汽笛,持续时间更长,笛声更悲壮。哀乐声、汽笛声及人们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申城人民反抗“四人帮”专制统治的排山倒海般的怒潮。在民众力量的威慑下,马天水不得不允许各界群众将花圈送入“市革会”大厅。
  
  重病中的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去世深感伤心。据披露:“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消沉,不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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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小平再次被打倒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之后的1976年1月20日,致信毛泽东请求“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对邓小平的去留,毛泽东是难以决断的,“小平人才难得”,他知道周恩来去世后能治理国家,除了邓小平没有更好的人选了;但对于邓小平拒不认可“文化大革命”的强硬态度又使他恼火而不安,他犹豫再三。接到请辞信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并明确地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此后,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不再公开露面。

     在由谁来接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这个问题上,排名靠前的张春桥包藏祸心,暗自渴望。但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给张春桥这样的机会。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1976年的“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决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次中央人事变动,是毛泽东下决心保卫“文革”成果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四人帮”,也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满。张春桥失望之余,情不自禁地在2月3日“有感”而发,恶狠狠地赌咒:“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在“四人帮”的策动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从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用以指导“反击右倾翻案风”,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多次的谈话内容整理而来的。在这些话中,毛泽东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坚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人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代表资产阶级”。同时,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说“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从1976年2月开始,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明显恶化,已经难以节制“四人帮”了,于是“四人帮”抓住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水搅浑,置邓小平于死地。他们把“三项指示为纲”诬为“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诬蔑邓小平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月23日,江青不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擅自召开在京的17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3月2日,她又擅自召开12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在这两次会上,江青叫嚷:“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江青诬称邓小平把石油,、煤炭、棉布等压价出售给大资本主义国家‘,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江青气势汹汹地点名攻击某些地方领导“不听她的话”、“执行邓小平那一套,搞翻案”,并恐吓说:“有些省有些问题,要作深刻检查。我很不希望像廖志高那样,一下飞机就给抓起来。”江青还吹嘘自己是“处处紧跟主席的”、“经常作自我批评”,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准备杀头坐牢”。说到得意忘形时,竞野心毕露以“女皇帝”自居,大言不惭地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不简单啊!”她还恬不知耻地说:“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张春桥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在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和“代理人”。1976年3月,张春桥指使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是他们继续革命的对象。姚文元把南京、北京等地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民群众称为“反革命”,诬陷邓小乎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他还指使《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各种材料,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

    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大批判的混乱之中。在全面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造反派头头重新掌权,各地派性斗争升级,武斗战火重燃,工厂停产,铁路瘫痪。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局面和经济上升势头遭到严重破坏。胡耀邦、万里、胡乔木、周荣鑫等领导被撤职,受到批判和揪斗,其中周荣鑫竞于4月12日被迫害致死。周荣鑫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被江青讥讽为“灭火队长”。他的死,预示着“文革”初对老干部们的迫害更变本加厉了,过去是“斩监候”,现在恨不能“斩立决”。江青还气急败坏地叫嚷:“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我父亲等刚刚获得“解放”的一大批老干部面临着再次被打倒的命运。

    3月5日,上海的《文汇报》在编发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通稿时,故意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该报还在3月25日刊载的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同月,由“四人帮”豢养的上海写作组朱永嘉等人炮制的题为《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的文章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出笼。这篇文章是在张春桥授意下写成的。张春桥1月间叫人传信给朱永嘉、王知常,说他最近读了鲁迅小说《风波》,“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好像离我们很远,又好像很近。说远是因为这场风波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说近,赵七爷之流的人物至今仍在活动着”。张春桥说什么“阿Q和小D不应该相互揪住对方的小辫子,而应该去揪赵七爷的大辫子、张勋的大辫子”,恶毒地影射邓小平是赵七爷,还说赵七爷上面还有一个辫帅是周恩来,还将一大批干部打成所谓的“辫子党”、“盘辫党”,叫嚣着要把他们“打翻在地”。

    对于“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人民已经义愤填膺,忍无可忍,而愚蠢的“四人帮”竟不知道自己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还自己点燃了导火索——对逝去的周恩来的讨伐。周恩来在人民的心目中有着何等崇高的地位,“四人帮”这一大逆不道的行径无异于对一个已被人民供奉于心灵圣殿的贤者的鞭尸!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还是目不识丁,天理良心是中国人的共识,是做人的基本德行。“四人帮”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践踏,使得地下愤怒的岩浆汇聚到一个爆发点,火山爆发了!如果说江青的肤浅、王洪文的无知导致这愚蠢的行径,那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家”自诩的张春桥、姚文元难道连毛泽东谆谆教诲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吗?不,他们是狂妄,是利令智昏,他们以为以一个人的绝对权威是可以愚弄、操控人民的。

    正如《国歌》唱的那样,“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了,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勃然而起。清明前夕,北京、南京、杭州、郑州等城市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自发悼念周总理,发出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怒吼。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数不清的怀念周恩来的悼词、诗词和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中国科学院109所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竖起四块巨型诗碑,抒发人民共同的心声,“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无异于四把冲天烛烧的火炬,点燃起燎原之火。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很多小瓶子,寄托着对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大局的渴望。

    清明节前已有文件下达,不让人们到天安门广场去开展悼念活动。我们这些昔日的“走资派”子女中,仍有不少人无视“禁令”。小楠她们几个在清明节前后那几天,几乎天天都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清明节当天,小楠、小华在广场上碰到了耿志远,三个人还合了一张影。清明前,小楠还陪爸爸叶飞坐车绕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有人说可能会有摄像机录下车牌号,大家心里还真的担心了一阵子。如果有人揭发这件事,“四人帮”一定会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后来还是有人揭发叶飞子女到了天安门,说他爸爸是后台。

    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4月5日,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上演了。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最后一刻,宋任穷之子宋克荒也在那里。据他说,清场开始前,天安门广场一直播放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讲话,要参加悼念的人离开,但克荒没有走,一直到天安门的路灯全关了,克荒才骑着自行车回万寿路。当时,他爸爸、妈妈很为他担心,小楠、小毛等就一直陪着老人家,安慰他们。

    4月7日,身体已极度虚弱的毛泽东作出批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提议华国锋任总理、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做出再次打倒邓小平决定的同时,也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但是,“四人帮”也加紧了篡夺各级党政领导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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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箭在弦上!

  
  1976年6月,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来访外宾。
  
  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
  
  祸不单行!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死亡24万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场灾难还殃及了天津、北京两座大城市。就在华国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力量全力投入救灾时,江青一伙竟攻击这是“以救灾压批邓”,还丧尽天良地胡说什么“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人灾天祸,天怒人怨。国难当头,“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人民群众的极端愤怒。
  
  天灾人祸一并袭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外面是一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而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院子里到处是一片抗震防灾的景象。叶飞伯伯从交通部运来一些油毡、帐篷,几家男孩子联手给各家搭帐篷。院子里很快布满了帐篷,每顶帐篷里横七竖八地挤满了行军床和板铺,大家都一家一户地住在里面。加之闷热的天气,大家都感到很压抑。叶小楠当时在环保局工作,跟地震局有一点联系,得知专家认为不会再有地震,但谁都不敢解除预警。而且更令人忐忑不安的是,各种小道消息不断传来,令人真假难辨。例如,地震前有一次预告说主席身体不太好,但地震后有人说主席身体又好了,还可以游泳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讹传,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为了防地震,将他从长住的游泳池搬到中南海内新建的“二〇二”号平房去了。小楠等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块议论,觉得局势时刻在变化,一旦主席去世,很可能会天下大乱。
  
  我当时远在江西,始终密切关注北京发生的动态。我经常到黄知真叔叔家里与他讨论时局。我们谈到了因人民群众深切缅怀周总理而引发的“南京事件”、“天安门事件”。我还把我从上海等地了解到的一些人民群众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精彩事例讲给黄叔叔听,例如,1976年4月,上海黄浦区中心医院一位叫冯新华的进修军医在随民兵野营拉练期间,公开表达了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他说:“我看邓小平很好,有魄力,上台后做了很多工作,没有什么错误”。他还说“邓小平是打不倒的”,“批邓是错误的”,是“政治阴谋”,并谴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反党集团,谴责江青有野心。他尤其对王秀珍在上海市万人“批邓”大会上诬陷邓小平“比胡汉山还胡汉山”等言辞表示强烈愤慨。他说:“王秀珍的批判发言是放屁,我如果是警备师师长,就拿枪毙了她。”冯新华这些言论被黄埔区的有关当局密报给市委,王秀珍十分恼怒,立即展开对冯新华的迫害行动。她给部队领导写信将冯新华抓起来,布置黄克动用民兵和公安抄了他的家,还组织专案组对冯新华审查。冯新华的父母、亲属、同学等一大批人也受到了株连。
  
  黄知真叔叔和我都感到,“四人帮”一伙虽然很猖狂,但他们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8月份,中央连续发出三次特急电报,向有关领导通告毛泽东病危。9月2日,毛泽东病情更加沉重,8日进入了弥留状态。
  
  9月9日零时十分,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感怀他领导推翻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把中国从深重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恩情,再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八月十五云遮月,真是不祥的预兆!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老同志们,再次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不过,与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因为大家对主席病危的消息早有耳闻,似乎对此噩耗已有心理准备,场面上相对平静一些。
  
  全国各地、各单位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9月18日,首都各界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隆重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忧心忡忡地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想维持安定、团结,但是冰火不同炉,善良的意愿难以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正义与邪恶的总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四人帮”知道,一旦失去毛泽东的庇护,他们是个什么处境。张春桥曾对其女儿哀叹:“毛主席百年之后,那就跟他们斗吧!斗得过就斗,斗不过就千刀万剐。”所以在毛泽东病重之时,“四人帮”便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加紧批判所谓的党政军内“新老走资派”,扬言揪出“走资派”的层层代理人,铲除政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一方面大肆制造舆论,宣扬“暴力解决问题”。
  
  江青唯恐人们不明白她们的导向性舆论准备,直截了当地点拨,“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9月8日,在毛泽东弥留之际,江青又窜到新华印刷厂大讲“文官夺权”。
  
  于是在“四人帮”的布置下,清华、北大、新华社等单位有人给中央写来“效忠信”和“劝进信”,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于是江青在天津特制了“登基”用的礼服;王洪文拍摄“标准像”,准备上台后在全国悬挂。
  
  然而,天不从人愿,毛泽东没有把大权交给她们。不死心的“四人帮”在毛泽东追悼会召开前,炮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的社论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遗嘱”,企图自封为毛泽东指定的“正统”接班人。毛泽东追悼会后的第二天,“四人帮”要求召开中央紧急常委会,江青在会上足足闹了四五个小时,蛮横地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保存,其目的是想源源不断抛出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来压制、轰击反对派。
  
  面对“四人帮”的抢班夺权,老一辈革命家们和全国人民都严密注视,针锋相对。那段日子,我在江西工厂劳动。在江西,黄知真一直与“四人帮”死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江西的造反派把黄知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向“四人帮”状告黄知真“不批邓、不转弯、不纠正错误,反而想方设法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当时,江渭清因病住进军区医院,白栋材因眼病在广东治疗、休养,只有黄知真首当其冲,承受压力,顽强地坚守在省委领导工作的第一线。那段时期,母亲经常给我打电话,把北京的消息告诉我,并关心我在江西的情况,使我知道了父亲他们也在为国担忧。叶飞伯伯因为当了交通部长,还可以看到很多重要文件,他把这些文件送给各家的老同志看,特别是像我父亲和宋任穷这样还没有工作的老同志。老同志们就经常用各种方法与黄知真等老战友保持联系,通报情况,出谋划策。
  
  “四人帮”感受到老革命家们和广大人民大众的无畏抗争,心虚了,大限在即,不惜垂死挣扎。中央发出毛泽东病重的通知后,王洪文在上海多次召开会议,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打巷战”,并亲自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8月,王洪文向上海基层民兵组织发放了7万多支枪、300门60迫击炮和1000多万发弹药,拉起了所谓的“第二武装”。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交待“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8日,张春桥送口信给上海同党:“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姚文元叫嚣:“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斗争还是暴力解决问题”,声称要用民兵武装“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10月3日,王洪文到京郊平谷县讲话,恶毒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当日,“四人帮”阴谋策划,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开进北京城。王洪文为掌握全国动态,还擅自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地,凡有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
  
  “四人帮”剑拔弩张,正义的人们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由于我与黄知真叔叔关系非同一般,我跟江西省委的关系也很密切,很早就知道毛泽东身体不大好,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等中央文件精神,也知道“四人帮”已下准备暴动的密令。黄知真对我说:“如果‘四人帮’上台,许多人会被抓去坐牢,会被杀头。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再次发动群众,再次上山打游击闹革命。”他密切关注着江西“四人帮”死党们的动向,作了应急准备,甚至还跑到井冈山查看线路和地形。在得知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后,黄知真果断下令,让掌握着全省武装警察指挥权的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周克用以拉练为掩护,命令全省武装警察向南昌靠拢。这样,如果一旦形势发展需要,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把在江西紧跟“四人帮”的那些人一网打尽。在我工作的南昌汽车附件厂,我也把厂武装部和保卫科的枪支都准备好了。这些枪都经过细心的擦洗和保养,还到野外试射过。
  
  自1975年以来,随着国家前途命运面临严峻考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不管在野在朝,都自觉地把国家的生死存亡责任肩负起来。王于畊阿姨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打内战的情况,我们家跟定叶帅了。”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当时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也是准备在国家出现大动荡时上山打游击。当时罗瑞卿正在福州养病,皮定钧找到罗瑞卿说:“罗总长,到时候你就给我们出主意,我们背你上山,一定保护好你。”
  
  我父亲1977年调湖北任第一书记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跟他回忆说,他们当时也做好了跟“四人帮”拼死斗争的准备。杨得志还说,不仅是我们这一辈人,就连小一辈,像张体学的小儿子等,都准备跟“四人帮”作斗争。这些小一辈还说:“杨司令要做准备,如果‘四人帮’篡取国家最高领导权,我们请杨司令起兵。如果你不起兵,我们也会逼你杨司令起兵。”
  
  就在1976年10月初,“四人帮”余孽们在社会上散布10月8、9、10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言,这是他们要起事的讯号。地声隆隆,一场政治大地震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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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大快人心的历史时刻

  
  “四人帮”一伙夺权野心日趋强烈,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心知肚明。陈云、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感到十分忧虑,他们纷纷找叶帅商量。他们明白,不经过生死搏斗,就不可能取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叶帅对华国锋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华国锋请叶帅务必想个办法解决。叶帅、华国锋、汪东兴商议后,最后确定先发制人,以坚决的方式进行“智取”,避免全国陷入内战。具体方案是,在10月6日这一天,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题召开中央常委会,吸收不是常委的姚文元参加,会上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置。
  
  行动前,叶帅对军队作了相应的部署。同时,为了避开王洪文的监视,叶帅不断变换住处,让其摸不着自己的行踪。
  
  10月6日这一天,在叶帅和华国锋的指挥下,“四人帮”及毛远新等同党在一个小时内相继落网。长期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也顺利被军队接管。当日晚10时,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们在西山叶帅住处开会,宣布“四人帮”被粉碎,会场一片沸腾。从10月7日起,全国范围内由上而下召开“打招呼”会议,“四人帮”被抓的特大喜讯不胫而走,传到哪里,那里就一片欢腾。
  
  我这时不在北京的万寿路,还在江西的工厂坚守岗位。后来听说,叶飞伯伯家是万寿路招待所里最早知道这一消息的地方。由于叶飞较早担当要职,他的夫人王于畊阿姨成了一个中心人物,她经常串门,传递信息,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还经常组织大家节日一起吃饭或者出去郊游活动什么的,而且大家也都愿意到到她家串门,所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也是她告诉大家的。小楠对粉碎“四人帮”那一天是这样回忆的:“我的印象中是叶帅打电话来告诉妈妈的。我爸爸是怎么知道的,我不是很清楚。我那时住在自己家里,突然妈妈打电话过来,让我赶快去万寿路,说‘出大事了’。我就赶紧骑车赶过去,心里还在想:主席已经去世了,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大事?到了才知道,原来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在我骑车回到家之前,妈妈已经告诉宋任穷了。后来,妈妈和我就去各家串门,告诉大家这件事。对了,江华是我告诉他的。”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的很多老干部,包括我父亲,都从万寿路走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游行活动。活动结束后,再走回来。很多群众高兴得纷纷上街买酒喝,以致商店的酒几乎脱销。有些人专门去买三公一母的螃蟹煮着吃,可见人们对横行一时的‘四人帮’多么切齿痛恨。
  
  我父亲在参加完天安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活动后,就去看望耀邦。耀邦随后也到万寿路招待所看望我父亲。两位父辈对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感到欢欣鼓舞,万分喜悦。他们认为,现在国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步,清除“四害”是一个大好的转机,可以把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耀邦评价“四人帮”是“一群疯狗”。他认为,在我们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最得人心的。错误的东西的总是要发展到荒谬绝伦的程度,才会走向反面。好多年没有痛快淋漓地为党工作了,两位父辈都感到很兴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耀邦很关心我父亲的工作。我父亲自从1965年患病,加上长达八年的监禁,已经整整十年没有工作了,所以他非常迫切地希望早一天投入工作。但是,耀邦伯伯和我父亲在心情愉悦、充满期待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因为一些曾经深受“四人帮”器重的领导干部,如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等仍然大权在握,他们受到“四人帮”流毒的影响,依然排斥像耀邦、我父亲这样的老干部,会为他们的复出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谈起这些,耀邦伯伯和我父亲的心情甚至又冷到了冰点。
  
  耀邦伯伯家此时更加成了消息灵通、宾客不断的“裴多菲俱乐部”。10月12日,叶帅派儿子叶选宁来看耀邦时,耀邦给叶帅和华国锋捎话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何谓人心?他解释说:“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注:因耀邦“赋闲”期间,家中常有人拜访,欢笑声不断。“四人帮”的爪牙闻知此事,诬蔑耀邦家是“裴多菲俱乐部”。耀邦听说后,付之一笑,很不以为然,访客们依然纷至沓来,有增无减。)
  
  我是江西省第一个知道“四人帮”被抓这一消息的人。10月6日当晚,叶帅交代粟裕大将:“赶快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告诉阿丕。”我父亲从粟大将那里得知了这一重大消息,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立刻骑着自行车赶到市区,向黄知真叔叔报告了这一个令人振奋的大好喜讯。黄知真兴奋万分,连连说道:“我们总算熬过来了,中国从此有希望了。”之后,黄知真叔叔显得非常冷静,为防止“四人帮”的死党和爪牙垂死挣扎、狗急跳墙,他要求省委的领导都不要住在家里,马上都住到外面去。他还把刚刚配备的一把大左轮手枪让我拿着。当时局势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10月23日,黄叔叔与江西省委领导人一起,参加30万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盛大集会。10月28日和11月11日,黄知真在全省大会上讲话,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
  
  当“四人帮”倒台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在上海迅速传播开来的时候,大上海沸腾了!
  
  上海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的重灾区,遭受“四人帮”祸害最深重。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万名人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失去宝贵的生命,比战争年代一场大的战役伤亡人数还要多。其中,由于“四人帮”对上海老干部实施了“三等九流”的摧残手段,200多名老干部被迫害致死。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干部群众,他们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最翘首以盼,反应也最激昂。
  
  10月13日深夜,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街道上刷出了“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的大标语。第二天清晨,不少公共汽车车身上出现了“打倒‘四人帮’”、“打倒王、张、江、姚”等大字标语,以最快捷的方式把大快人心的消息传递给上海人民。各种声讨“四人帮”罪恶行径的大字报、漫画很快出现在机关、学校、工厂里,一支又一支自发形成的群众游行队伍出现在街头巷尾。长期压抑在人们心底的激愤如火山般喷发出来,人人都自觉地投入到了对“四人帮”的声讨浪潮中。
  
  作为“四人帮”及其死党篡党夺权标志的上海市革委会,被愤怒的群众游行队伍包围起来。在愤怒的声讨浪潮中,马天水等人不得不低头认罪,陈阿大、黄金海、朱永嘉、王知常之流都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在被定为武装叛乱“一号据点”的江南造船厂,广大职工把这些“四人帮”死党阴谋叛乱的电台等设备抬出来“示众”,公开揭发了这些人的罪恶行径。在人民群众的强大示威和讨伐声中,马天水等人密谋策动的一场反革命叛乱宣告流产。
  
  连续几天里,每天有数百万潮水般的上海各界群众走上街头庆祝游行,各个游行队伍首尾相衔,蔚为壮观。10月24日举行的百万军民大集会,将上海市的庆祝与声讨活动推向了高潮。
  
  我的弟弟东棋还在上海我们那个形同虚设的家里坚守着。他在贵州劳动改造了6年后,先是调到了江苏南通,后在上海三航局工作。就在“四人帮”倒台的前后几天,上海阴云密布,形势险恶,有人怕“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做垂死前的疯狂报复,通知他不要住在家里。于是他就转移到钟德苏夫人的娘家。传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一两天后,东棋才安心地回家住了。历经十年动乱,全家能保全下来,这也算万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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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无论干什么,先去”

  
  让被打倒的老干部们重新出来工作,在打倒“四人帮”前后始终是一件举步维艰,阻力重重的事情。
  
  以较早离开万寿路招待所,赴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伯伯为例,叶帅曾经感慨地对他说:渭清同志,你的工作好难分配呀!决定你去江西工作,已经是第六次安排了。
  
  关于江渭清的任职决定,是中央于1974年12月底做出的。此前对他的工作安排,中组部曾经提议了五次,但五次都被“四人帮”否决了。第一次安排去山西,有人说山西是重工业基地,不能让他去。第二次安排去黑龙江,有人说那里靠苏联,不能让他去。第三次安排去湖南,有人说这等于放虎归山,也不能让他去。第四次安排去三机部,有人说三机部管飞机,让他飞跑了怎么办?第五次安排到中组部,有人说他到了中组部,把“走资派”统统都放出来怎么办?这时毛泽东一锤定音:东也不能去,西也不能去,就让他到江西去吧!江西地处中间,又是革命老根据地,他想跑也跑不掉。这样,江渭清的去向才算尘埃落定。
  
  毛泽东亲自提议要江渭清、叶飞出来工作,而具体落实他们到哪里工作,也需要毛泽东亲自发话才行,从中不难看出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年代,让我父亲这些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有多难!打倒“四人帮”之后,尽管阻拦他们工作的几只“拦路虎”被一举清除了,但是,“文革”的流毒还很严重,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两个凡是”大行其道。当时的中央领导,对于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干部,是不能不用,但也绝对不能重用。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组部部长郭玉峰找我父亲谈话,征求他对工作分配的意见。我父亲说:“我被‘四人帮’关了八年,身心健康都受到很大损害,如今身体还很虚弱,请求组织上分配在北京或中央哪个部门、单位工作。” 按理说,我父亲在“文革”前担任过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而且身体欠佳,他所提出的在北京或中央哪个部门工作的要求并不过分,或者安排他回到他所熟悉的华东地区工作,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这个曾经深受康生、“四人帮”器重的郭玉峰却态度横蛮地说:“你到哪儿都不合适,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供你选择,一是青海,二是云南。”郭玉峰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对像我父亲这类遭“四人帮”诬陷打倒的老干部不相信、不敢用却又不能不用、不敢不用的复杂心态。
  
  无论是去云南还是青海,我父亲内心都不是很愿意的。其一,因为他对云南或青海并不熟悉,需要很长时间的调研。已经整整十年没有工作了,他很想选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或领域,这样工作可以尽快上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其二,这两个地方都是恶劣的高原气候,非常干燥和寒冷,十分不利于老同志工作与生活,更不用说像我父亲这样患过鼻咽肿瘤的老人了。闻知中组部对我父亲的这一工作安排,很多老同志,包括北京医院的大夫,都劝说我父亲不要到那种高原气候的地方去工作。
  
  我还陪着父亲去看望了叶帅。叶帅很风趣、也很含蓄地说:“阿丕,真是盛情难却啊!”他又说:“如果你身体不适应高原气候,你干脆回部队算了。”
  
  之后,我父亲又看望粟裕大将。粟大将说:“你别去,‘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既然叶帅这么关心,而且叶帅的威望这么高,你干脆回部队,到哪个大军区做个政委。现在好几个大军区都缺干部,比如南京军区就没有政委嘛。”
  
  我父亲又去拜访耀邦,征求他的意见,并将叶帅和粟大将的意见讲给他听。没想到耀邦的看法与叶帅和粟大将都不一样。他说:“现在的形势还在变化,不可能让你一直在云南的。好久没工作了,抓住时机,无论干什么,先去!”
  
  耀邦对老干部复出工作的问题想得较深、较远。他理解在这种形势下,让老干部们闲着是一种折磨;他看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觉得只有让这些人早一天出来工作,发挥作用,有利于拨乱反正的进程,所以他总是这样地劝告战友们。
  
  耀邦从河南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返京后不久,中组部的人就来家里找到谈话,准备安排他到甘肃省的一个县里工作。耀邦表示没有意见,只要能工作,到哪儿都行。他同时还跟中组部的人讲:“我去了就不打算回来,准备牺牲在那里,但是在去之前我有两个要求。一是我要见毛主席一面。主席对我耳提面命这么多年,哪怕毛主席在台上,我在台下,能够见上主席一面就行。二是我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希望中央领导、周总理接见我一下,给我批评教育。”耀邦提出的这两个要求都是很难做到的。但因为在自己的审查结论问题上,他与军代表分歧严重,并且坚决不妥协,所以他的工作安排问题就被长期“挂”了起来。直到1975年7月,在叶帅的举荐下,经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安排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协助小平推进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
  
  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时的老部下胡启立“解放”后,中组部要把他分配到宁夏的一个县工作。当时胡启立也跑来向耀邦请教“是去还是不去”,耀邦痛快地说:“你去,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很久的。”
  
  1976年11月中旬,我父亲听从了耀邦的建议,选择去云南就任省委书记,排序第四,即做“第四把手”。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安平生,刚从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岗位上调过来;排序第二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排序第三的是刘明辉,是云南省的老领导。对于这样的任职安排,我父亲态度很明朗:“只要能工作,来日方长,我不计较、不在乎。”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韦国清得知我父亲去云南工作,特意给云南方面做了嘱托,并给我父亲打来电话,战友情谊,感人肺腑。韦国清在战争年代和我父亲共过事,韦国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时,我父亲是苏北兵团政委。“文革”前,我父亲在上海任第一书记,他在广西自治区任第一书记,工作中来往比较多,中央开会时经常碰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是跟随韦国清多年的老部下。韦国清在广西工作时,安平生任广西自治区书记处书记,韦国清调广东后,安平生接任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一职,后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得知我父亲将到云南工作后,韦国清先是给安平生通了电话,说:丕显是老同志、老红军、“红小鬼”,“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丕显同志政治思想水平很高,比我强,你安平生同志应该好好向丕显同志学习,要充分发挥丕显同志的作用,尊重丕显同志。
  
  韦国清与我父亲通电话时,讲了他给安平生打电话这件事,同时还对我父亲说:“安平生参加革命比较晚,在党内接受的锻炼和风浪比较少,‘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还可以,但是各方面的工作还请丕显多批评、多帮助。”
  
  父亲去云南报到前,时任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找他谈了一次话。汪东兴说,云南昆明的形势很复杂。第一,龙云、卢汉的部队有几个师和平起义后,被就地转业,分散到地方。这些人在部队都参加过战斗,有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在“文革”期间,他们中有不少人参加了派系间的武斗。第二,云南这个地方,少数民族的问题比较复杂,“文化大革命”使之更加棘手,很多派系、武斗都跟民族问题搅在一起。第三,云南临近边界,越南反华势力经常渗透、介入到云南的政治生活中。第四,“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以及派系间的武斗冲突,群众对立情绪很严重。
  
  汪东兴还特别关心我父亲的安全问题。他说:“你应该带上自己的秘书和警卫。”我父亲说还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汪东兴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从中央警卫局给你派干部。”我父亲提出:“秘书还没有考虑好。至于警卫,我考虑了一个叫陈兆金的同志。他从小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就参军了,1949年以后转业到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警卫处,一直在担任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我父亲解除监禁回家后,陈兆金是最早到我们家看望他的友人之一。汪东兴说:“这个同志我了解,过去毛主席到上海的时候,他参加过贴身的警卫工作。”这次谈话后,我父亲就给陈兆金打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北京,一起赴云南。
  
  1977年1月,我父亲怀着重新出来工作的喜悦心情,听从中央的安排,毫不犹豫地到奔赴云南新的工作岗位。
  
  父亲在云南省委分管组织、人事、政法工作。他一到任,立即着手彻底肃清“四人帮”在云南的流毒和帮派体系,开展调查和清查工作。对“四人帮”余党和帮派分子,他坚持该法办的法办,该撤职的撤职。根据清查的结果,云南省委对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调整,让一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实现了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十年动乱严重摧毁了云南的工农业生产,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都很困苦。尽管我父亲不分管经济工作,但云南省委考虑到我父亲与国务院及各部委的领导比较熟悉,就让他到北京汇报云南的工农业生产情况,申请项目和资金,解决了云南当时的很多燃眉之急。
  
  云南还是“文革”中全国广大知识青年下乡的重要聚集地,其中有相当部分知青来自上海。到了“文革”后期,昔日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留下的各种“后遗症”开始显现。当年从城市里一路欢歌而来的热血青年,被遗忘、抛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激情已经耗尽。他们饥寒交迫,回乡心切,一股巨大的知青返乡潮正在酝酿、激荡,在云南形成一个十分棘手的重大社会问题。
  
  我父亲到云南工作后,相继收到很多上海干部、群众的来信,反映他们的知青子女在西双版纳等地的生活窘况,希望我父亲能够予以关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有很多来信,我父亲是含着眼泪看完的。他下决心要到西双版纳去看望这些上海老百姓的子女们。
  
  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山高路远,不通飞机和火车,只能乘汽车。这段漫长的公路相当不好走,也很危险,不少路段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其中还要经过不少少数民族的村寨,据说这些少数民族认为汉族人种好,就经常拦截过往的汉族男子,强行招亲。出于安全考虑,昆明军区王必成司令员专门派了一个加强连护送我父亲到西双版纳。临行前,王必成司令员还向随行人员作了动员,交代任务,反复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进路上,前面开道的是一辆大卡车,坐着一车战士,架着机关枪,高度戒备。中间是我父亲乘坐的军用吉普车。后面同样是一辆大卡车、一车的战士,架着机关枪,才安全到了西双版纳以后。
  
  到知青点后,父亲以家长亲情倾听他们的倾诉,了解他们的处境,帮助很多知青解决了实际困难,其中不少人后来茁壮成长起来,并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如曾任云南省副省长、现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邵琪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冯小敏等。我父亲就是这样,即便是职务低就,他也忠诚地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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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上海有个杨西光,你认识吗?”

  
  1977年3月3日,中央决定调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3月25日,耀邦正式走马上任,开始新的征战。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快半年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要求彻底解决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和遗留问题,全面拨乱反正。但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维护毛泽东在晚年犯下的错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左”的路线。华国锋的这一立场得到分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全力支持。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突然同时推出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还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斗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两个凡是”一出笼,国内一片哗然。照此逻辑,毛泽东于1976年初发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否仍要继续?矛头直指“四人帮”而又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天安门事件”到底应不应该平反?“两个凡是”与“四人帮”在被粉碎前指使“梁效”发表在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上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又有何不同?怎么回事?什么意思?还要搞自相残杀的“阶级斗争”吗?还要再来一次“文革吗”?谈虎色变,人们刚刚松驰下来的神经重又紧绷起来。
  
  《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汪东兴根据华国锋的意图,让曾经担任康生的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理论组组长的李鑫负责主持起草的,发表前经汪东兴审定、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无人参与撰写,甚至无人知晓,就连刚组建的中宣部也蒙在鼓里。文章发表后,中宣部负责人耿飚在讨论会上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两个凡是”随后在3月10日至22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帅和党中央,就“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中央于5月3日转发了此信,肯定了小平的正确意见。小平倡导“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有力回击了曾经泛滥一时片面歪曲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不良风气,促进了各行各业在思想上、理论上开始拨乱反正。
  
  “两个凡是”再次把中央党校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培训中高级干部和直接掌握理论、思想、舆论的重要阵地。正因为如此,这里始终是重大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十年浩劫中,康生、曹轶欧、江青一伙通过制造揪“杨家将”和“林家铺子”等一场又一场政治劫难,把中央党校搞得乌烟瘴气,满目疮痍。粉碎“四人帮”后,党校仍然由造反起家的人撑权,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甚至还认为党校现在的领导班子“是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
  
  (“杨家将”:1963年,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献珍,因“合二为一”论遭到批判。“文革”中,杨献珍又因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打成“叛徒”。党校里凡是与他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的干部、老师都被列为“杨家将”,受到株连和打击。“林家铺子”:“文革”初,中央党校原校长林枫,因与彭真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彭真被打倒后,他也随后被打倒。校内凡是在工作上与他有过较多接触的干部、老师被归入“林家铺子”,受到株连和迫害。)
  
  耀邦到任时,他所看到的几乎是一座空校,没有学员,老师们大都在“五七干校”劳动,大部分校舍被部队占用着。他想在校内选一个干部到身边作文字工作,一连提了几次都被造反派头头否定了,最后不得不请几位老干部一起出面,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此情况下,耀邦一到党校,就发动了一场针对“两个凡是”展开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7年5月,耀邦在中央党校一次会上提出,要把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为了适应这一需要, 耀邦在紧张筹备复校开学的同时,着手创办一份能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内部理论刊物。他希望这份刊物成为“真理的投枪和匕首”,从思想上、理论上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耀邦将之定名为《理论动态》,要求刊物每期刊登一篇文章,文章要有针对性,要短小精干、活泼生动。刊物每五天出一期,一期一个主题,共三四千字。7月15日,该刊正式创刊,上面刊载了一篇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的文章,向“两个凡是”开了头炮。此后,《理论动态》相继推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以新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文风和认识路线》等极具震撼力的理论文章,一时成了国内反极左思潮的最前沿。其中,《文风和认识路线》最早在拨乱反正中提出并阐述了实践标准问题,人民日报于1978年1月9日予以公开发表。耀邦对《理论动态》的办刊人员说:“你们别小看这个刊物,如果我们把它办好了,就等于在党校的院墙以外,办了一个更大的党校。”
  
  就在《理论动态》创刊的同一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央这次全会通过决议,宣布恢复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中央的这一决议,是人们久已期盼的,顺应了党心民意。小平一复出,就亲自主持教育和科学两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他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小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耀邦办《理论动态》,受到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支持。小平看到创刊号上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后,要中央办公厅人员打电话告诉耀邦,他基本上同意文章提出的观点。
  
  10月9日,中央党校举办了十年来的第一个开学典礼。耀邦从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原则出发,提出中央党校要成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成为恢复并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他倡导教学上以自学为主、以读原著为主,同时要求学员学会独立思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鼓励大家敢于独立思考、畅所欲言,在开展“揭批查”的整风学习会上,耀邦宣布“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指不往个人档案袋里装整人的“黑材料”)。开学后,耀邦把这“四不主义”推广到学员中,消除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不敢讲真话的顾虑。杨西光当时作为党校高级班的一名学员,受到了思想解放最前沿理论研讨氛围的熏陶。
  
  中央十届三中全会期间,李先念约我父亲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你从云南调到湖北,湖北工作很重要。”7月29日,我父亲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结束了在云南为期半年的工作,飞抵武汉,开始履行历史转折时期中央赋予的新的使命。小半年之后的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就在这个月里,我又跑到北京,去中央党校看望耀邦伯伯,带着一肚子的问题请他解惑。
  
  耀邦的宿舍在53号楼。我从中央党校的正门进去之后,一直往北走,穿过大礼堂再往北走就到了。这是一座两层的小楼,从南门进去,即是一个大客厅。耀邦的秘书梁金泉出来招呼我,并让我等等。过了一会儿,耀邦出来了,见到我非常高兴。我向耀邦汇报了父亲调湖北工作后的一些情况。我说,湖北的问题非常复杂,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需要逐步理清,我父亲正在考虑怎么把这些工作抓起来,特别是首先抓哪方面的工作。耀邦说,他到中国科学院主要抓了科技汇报提纲,到中央党校创办了《理论动态》,到中组部又创办了《组工通讯》。“导向极为重要。我到这几个地方,主要都是抓刊物,抓思想指导。思想不统一,行动就会乱套。”
  
  耀邦以前与我一次谈话时,曾鼓励我对今后充满信心,强调共产党是有战斗力的,他当时曾引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灾难,但是他相信灾难之后,中国共产党必将以巨大的进步补偿这次大灾难。这次见面,他又重提这句话,并问我:“你知道出处吗?”我说,只知道是恩格斯说的,但没有查过出自哪里。(注:后来,我查阅到,恩格斯的这句话出自1893年他写给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耀邦说:“中国共产党正在以巨大的历史进步来补偿‘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今后的中国要靠你们这些40年代出生、60年代毕业的年青人,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耀邦还问我:“小津,上海有个杨西光,你认识吗?”我说:“我认识啊。”耀邦就让我跟他讲讲对杨西光的看法。我说,杨西光以前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里作地下党员,后来一直在文教战线工作。他在福建省委也工作过,在上海复旦大学曾作过十年党委书记,后来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他政治思想很强,理论水平相当高,对宣传文化战线的工作相当熟悉,特别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我还告诉耀邦:“北有清华,南有复旦,这两所大学水平都差不多。杨伯伯被解除监禁后,我与他经常聊天,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才知道,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后,正在考虑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的人选问题。那时,光明日报的问题比较严重,他想让杨西光到那里把工作抓起来。
  
  后来,正是在耀邦的支持下,杨西光主持修改并决定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最终打破了“两个凡是”禁锢在人们身上的思想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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