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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

  
  可以说,没有耀邦在中央党校掀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有后来杨西光在光明日报上主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石破天惊的理论文章,更不会有打破“两个凡是”这道思想枷锁的激烈讨论与交锋。
  
  1978年3月,杨西光正式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5月,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拟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杨西光的注意。
  
  这篇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杨西光毅然决定从专刊上撤下这篇文章登在一版上,并建议先对文章作重大修改,主要针对理论与实践关系上一些混乱思想作较充分的论证,要进一步触及当时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在主持对该文进行几次修改后,杨西光仍觉得内容尚不成熟,希望得到耀邦的大力支持,并请《理论动态》帮助修改。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就把两位作者都请来,一起讨论修改。
  
  文章又几经修改后,送耀邦审定。耀邦阅后十分兴奋,连声叫好。为了突破新闻审查这道关,耀邦经过周密策划,抓住华国锋出访朝鲜的时机,于1978年5日10日先在《理论动态》第60期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刊出。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予以转载,新华社当天也全文转发全国。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予以转载。13日,15家省报争相转载。
  
  仅从这篇文章四个部分的小标题,就可看出其巨大的冲击力:“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说:“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完全粉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现实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道出了长期以来饱受 “左”倾错误思潮之苦的广大党员和民众的共同心声。文章看似阐述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问题、思想路线问题,着眼点却是解决中国自“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各种“左”的错误尤其是近期的“两个凡是”论调搞得混乱不堪、亟待澄清的实践问题。
  
  “一石激起千重浪”。用不着自上而下,层层布置,组织学习,人们争相购报,街谈巷议,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悄然展开了。
  
  我父亲在湖北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虽然还不了解这篇文章推出的背景,但是立即感到它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父亲认为,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论点,不仅针对了林彪、“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而且还针对了“两个凡是”这道新的精神枷锁。回顾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联系到湖北工作以来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的一些问题,父亲深感这篇文章抓住了拨乱反正的根本。继而北京传来的一些消息,也引起了父亲的密切注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的第三天,主张“两个凡是”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立即表明态度,批评这篇文章的要害是指毛泽东思想为“枷锁”、“禁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还指责这篇文章“没有党性”,犯了方向性错误。
  
  我父亲和湖北省委其他领导对引发极大争论的这篇光明日报文章“鉴别”了一番,坚持认为文章是“香草”,不是“毒草”,认为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上纲上线”的严厉批评是不对的。省委要求宣传部先组织理论工作者座谈讨论,并注意搜集各方面的反映。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明确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种倾向:“我们也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想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小平的重要讲话,新华社当天就作了详细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中央其他报纸、一些省市的党报都在显要位置发了消息。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湖北省委常委通过开会讨论形式,认真学习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大家认为,要把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纠正过来,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光靠领导机关发个批示、领导人作个报告就能解决的,还要靠群众参与来解决,要用民主的办法、讨论的办法来解决。常委会决定,要组织干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
  
  6月中旬,省里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带回话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召集各省代表团团长到钓鱼台开会,虽不肯直接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却特别叮嘱说,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不能说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汪东兴要求中宣部和《红旗》杂志“不介入”、“不表态”。6月15日,他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在会上当着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新华社社长曾涛,并发出了“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可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邢贲思写的一篇题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予以全文转发,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于18日全文转载。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置禁区,警告他“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主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湖北省委于8月31日组织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报告会,初步启动了全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真正积极组织讨论的地区和单位还不多。不少党员干部,一是顾虑划不清“真高举”和“假高举”的界限,担心这场讨论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二是认为这场讨论“中央没有文件,《红旗》杂志没有表态”,怕跟得不对,犯错误。
  
  9月16日,小平在视察吉林时,再次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表重要讲话,直接指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他说:“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想结合。”他说:“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9月23日至10月5日,我父亲顶住压力,在武汉组织了一个上千人的省委理论工作会议,专题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这是湖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理论工作会议。父亲请来了邢贲思、汪子嵩、马沛文三位理论专家作报告。父亲还代表省委作了长篇讲话,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来一个思想革命。父亲还针对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阻力,强调“对前17年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经验,要敢于肯定,敢于坚持”,“只要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应该昭雪平反”。
  
  这次千人大会有力地促进了各级领导的思想解放,但是,也有的地方党委领导听了北京专家的报告后,感到他们讲的不是中央的指示,又没有中央的文件,感到回去后不好办。有人认为,仅仅依据报上有几篇文章就搞大讨论,对吗?行吗?还有的人听了北京理论家的报告很反感,甚至骂他们。个别人把这次省委理论工作会议比作“苏共二十大”,把几位理论家的报告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父亲等省委领导认真分析了这些反映,认为有人心存疑虑,出现这些反对的意见,并不奇怪。他们坚信这次理论工作会议的方向是正确的,决心把这场大讨论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
  
  以召开座谈会、讨论会形式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市越来越多。仅通过公开见之于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下半年,此类的讨论会有69次之多。其中,湖北抓得较早,且抓得很有成效,与耀邦在中央党校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形成了南北呼应的局面。
  
  1978年五六月份,我再次去北京看望耀邦。为了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他要中央党校理论所研究室主任吴江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正在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策划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我说:“我在武汉听说,您跟我父亲通电话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社会上的抵制力量很大。您在这里坚持真理标准的讨论,我父亲和湖北省委的领导都很支持、很拥护。还听说您要取得罗大将的支持,不知怎么样?”耀邦说:“罗大将完全支持,解放军报马上就会发表。”
  
  由于汪东兴对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已经发出了“下不为例”的警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篇文章的发表只能另辟蹊径。而罗瑞卿从一开始就明确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的当天晚上,罗瑞卿就给解放军报社负责人打电话,要军报根据小平讲话精神,很快出一篇有份量的评论文章。罗瑞卿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篇文稿后,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亲自主持修改。文章经多次修改后,又送耀邦审定。为了推出这篇文章,耀邦与罗瑞卿至少通了六次电话。
  
  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后,按照罗瑞卿与耀邦的部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新华社同一天全文转发此文,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特例。各地媒体随后广泛转载,这篇文章是国内第一篇全面批驳真理标准反对者的文章,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后又一枚“重磅精确炸弹”。此文也是罗瑞卿为党为国的最后一搏。文章公开发表40天后,罗瑞卿在治腿的手术中,猝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到1978年8月,从黑龙江省委开始,全国先后有27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父亲代表湖北省委发表的文章,登载在10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省委第一书记及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们的公开表态,在整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至此,真理标准问题已经形成了全党、全军、全社会关注并开展大讨论的焦点问题。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是要讨论农业生产和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却因陈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改变了原定的会议方向和议程,始终贯穿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争论。陈云在会上作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提出中央应考虑解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等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博得与会同志的热烈掌声。讨论中,“两个凡是”受到了严肃批评,汪东兴、张平化等不得不做出解释和检讨,华国锋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承担责任。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活动,充分肯定了实践标准,重新确立了正确的党的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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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中首先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正是因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才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从“两个凡是”的桎梏解放出来,平反冤假错案才在重重迷雾中呈现了曙光。
  
  1977年12月我到中央党校看望耀邦伯伯,他对我说:“小津,你来到正好。我们这里出现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得很呀。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耀邦就告诉我这些小字报在哪幢楼,并对我和梁金泉秘书说:“咱们去看看吧。”我们就去党校院里的16号楼看揭发康生的小字报。
  
  路上,耀邦对我讲了他对康生的印象:“康生这个人就爱整人,总是怀疑这、怀疑那。他的这个毛病在延安整风时就很突出,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这样,一直没改。他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耍阴谋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看来康生的问题不久肯定要揭开的。”他说,康生虽然在苏联受过“正规”的马列主义教育,算得上是党内的一个有资历“理论家”,但他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多变的人物。此人城府很深,善于玩弄权术和整人伎俩。“文革”中,被他点名、审查、残害的人实在太多了。
  
  康生长期居于中央党校的“太上皇”地位,在这里拉帮结派,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解决康生的问题,当时是中央党校实现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不揭批康生,很多拨乱反正工作无法深入下去,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就难以肃清。有人在1977年9月的党校整风会上提出:“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耀邦当场明确回答:“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叮嘱,“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
  
  12月8日,哲学教研室的几位同志想写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请担任党校副教育长、与耀邦关系非同一般的冯文彬去征求耀邦意见。当天中午,冯文彬回复他们:“胡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下午,由韩树英等五人署名的一张小字报就出现在16号楼一层走廊西头的墙上。几个小时后,又出现了一些小字报,从一楼一直贴到三楼,观看者络绎不绝。
  
  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连续四天召开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曹的罪行。年底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共同整理了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由耀邦带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看到罪大恶极的康生之所作所为,无不义愤填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康生的问题终于列上议程。后来,康生被列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耀邦一到党校,就着手清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关的人和事,“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夏天,刚刚复校的中央党校根据十一大精神,研究所谓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也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人员拿出“讨论提要”后,耀邦很不满意。他在校党委扩大会上对执笔人员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十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辩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说到激动时,他针对稿子中存在的问题脱口而出:“什么‘二月逆流’?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他还要求去掉强加给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大帽子。
  
  1978年底,已兼任中组部部长的耀邦,在去掉了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用语的“讨论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耀邦对待刘少奇这一“文革”中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冤案的解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康生的问题浮出水面后,中央党校迅速为在“文革”中被他诬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教职员工平反昭雪。在两年多时间里,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先后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其工作量之巨大、行动之坚决,在全党、全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一位教授听说了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情况,感慨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
  
  时任中央委员、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出于对打倒“四人帮”抵触情绪,对上访者冷若冰霜,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百般阻挠。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前往中组部上访时,他竟叫人挡在门外。很多老干部们出于义愤,写了大字报,贴在中组部大楼上,郭玉峰认为老干部到中组部贴大字报与胡耀邦有关,他不仅把这些大字报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还嚣张地把部分大字报送到耀邦在富强胡同的家里,其行径之龌龊,足见其小人之肚量。耀邦见状,气愤地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胡耀邦立即在人民日报上组织发表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有力地呼应了他此前在人民日报组织发表的《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中指出,当前落实干部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党委没有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他们在暗中活动,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文章还针锋相对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则。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凡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不能“一风吹”;反之,即使只剩下一个“尾巴”也不能留。人民日报还配合编发了几篇群众来信,并把有关大字报内容整理汇编成一期情况汇报,题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并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中央主要负责人。
  
  耀邦组织的这两篇有关干部政策的文章见报后,又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广大干部群众来信、来电,拥护和赞扬两篇文章的观点,强烈呼吁深入平反冤假错案;而郭玉峰认为文章是大毒草。还有的人指责这是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某些以“理论权威”自居者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到底代表谁说话?”
  
  面对抡起的大棒,耀邦对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简直是十二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郭玉峰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不久,中央撤销了他的中组部部长职务。一坨因历史的误会被冲上海滩的泡沫,又因历史的必然被阳光蒸发了。
  
  1977年12月15日,耀邦作为中央新任命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第一天到坐落在西单闹市区的中组部上班。这里的同事们用鞭炮来欢迎他的到来。耀邦在19日的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动员说:“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清楚。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清楚。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当年苏区的‘AB团’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耀邦说,平反这些冤案,中央组织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阻力可能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艰难程度就如登喜马拉雅山。不管如何艰难,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其数量之大,手段之残忍,是我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仅受到立案审查和处理的干部,就有数百万之众。而当时以华国锋为主要负责人的党中央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这个问题上,只是规定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予以释放、撤销处分,对“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最大障碍。此外,当时一些制造和批准冤案的人仍然占据着某些领导岗位,坚持派性错误思想的仍大有人在。
  
  “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耀邦就是以这样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披挂上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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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两个不管”暖人心

  
  耀邦刚到中组部时,每天都有数百人到中组部上访。申诉冤情、吁请解决问题的群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中组部,一个月的来信可装6麻袋。
  
  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诚恳地向大家提出两条要求。第一条,大家要共同努力恢复与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共产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扫除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底,都能感受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他们过去紧跟“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那股阴风一扫而光。第二,“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耀邦到任不久,中组部就相继成立了“老干部接待组”、“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右派工作改正组”,分别由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萍、曾志和杨士杰任组长。
  
  耀邦在做群众信访工作上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刚开始时,每天寄给他的群众来信多达几十封甚至上百封,他挤出一切可能的时间处理这些信件。三年中,他亲自批办的群众来信多达2000多件,每天平均批办30多件。
  
  到中组部或富强胡同家里找耀邦的上访人员也非常多。无论是谁,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事大事小,耀邦总是热情接待,竭尽全力帮助解决问题。
  
  一次,72岁高龄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在老伴沈义的搀扶下,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走了。这二老都是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与耀邦夫妇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在“文革”中历经磨难。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分了一套房,但该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让搬。万般无奈,二老只得上访中组部,找耀邦这位老战友帮忙解决难题。耀邦看了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得知他们已经走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来信。他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之极!”
  
  胡耀邦看了一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的联名信后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耀邦又在落实205位干部工作的《情况简报》上批示:“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汪东兴控制的中央专案领导小组是“文革”中为审查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问题而成立的,下设三个办公室及“5?16”联合办公室等机构,当时仍把持着各种申诉案件和干部问题。中组部要求其提供与冤假错案平反有关的档案材料,他们不肯交出,还以“这些案子是我们管的,没有受‘四人帮’的干扰”为由,不让中组部插手复查,甚至到1978年5月,中央作出将中央专案机构的案件及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的决定,他们还是置若罔闻,一拖再拖。于是耀邦就不与他们纠缠,直接向中央汇报,不再受“专案办”的牵制。同时,他广泛发动和依靠干部、群众,一年内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研究了数百个不同类型的案件,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
  
  为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中组部拟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也未获批准。耀邦就领导中组部走群众路线,于1978年2月至4月间分六批召开了有28个省、市、自治区和22个中央国家部委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型疑难案件座谈会,共讨论疑难案件近两百件。耀邦在这些会上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是非分清、是不是真正地坚持原则的问题。
  
  耀邦到中组部不久,就创办了《组工通讯》这一内部刊物,锻造了又一把与“两个凡是”作斗争的“真理的投枪和匕首”。《组工通讯》上的许多文章都是由耀邦亲自出题目、定内容的。从1978年6月起,该刊相继推出《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个需要澄清和正确处理的问题》、《认真清理被指挥为“恶攻”的案件》、《右派错案的改正工作一定要抓紧》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鸣锣开道,其中有多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公开转载,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78年9月20日,由耀邦建议中央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耀邦主持这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前,耀邦在讲话稿中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论调,特别提出“两个不管”的观点,即:“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切实之词,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讲话稿事先送审时,这段话被删掉了。可耀邦在会上仍然顶住压力,脱口而出,令全体与会者深受鼓舞。这样精彩的“两个不管”,在会议编发的《简报》中又被删去了。耀邦问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长张耀祠:“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张回答:“这是汪副主席让删的。”
  
  会议闭幕时,汪东兴作大会总结讲话,说“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会后,倔犟、执拗的耀邦又找汪东兴等人辩论“两个不管”究竟有何不妥。有人质问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也应该平反改正。”又有人胡搅蛮缠地问:“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反?”耀邦当即回击:“国民党统治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被平掉了嘛!”驳得对方无话可说。
  
  此后,“两个不管”成为耀邦领导和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经常提及的一句话,成为全党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破城锤”。这句名言后来还写进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对于全国几十万名“右派分子”的平反问题,耀邦领导和组织了一系列会议,统一认识,排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胡耀邦说:“阻力还是很大的,关键还是思想观念的解放。我们是执政党,如果连群众一点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都视为反党,又怎能领导好、建设好这么一个大国呢!定成右派,一下子就是二十年。有些知识分子,恰恰是爱独立思考、有见解的人,不愿意唯唯诺诺,不喜欢说一不二。而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人才,不是奴才啊。要真正做到彻底唯物、实事求是,就要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改正自己的观念,纠正自己的不妥行为。听不得不同意见,怎么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不给几十万右派分子平反改正,怎么能说得上实事求是呢?”到1980年,有45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改正“右派”工作才基本结束。
  
  在全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推动下,1978年11月,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关于查处“文化大革命”及以前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为“七?二〇事件”平反,是以我父亲为首的湖北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一项重要工作,阻力重重,曾多次向中央领导汇报。
  
  “七?二〇事件”发生在严重动乱的1967年。林彪、“四人帮”以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名,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军队。在华中重镇武汉,街头上到处是“打倒陈再道”(注: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标语、大字报。江青明目张胆地叫嚣“要冲一冲武汉军区”,疯狂为造反行动煽风点火,造成两派群众的矛盾激化,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武斗。7月,谢富治、李作鹏、王力等来到武汉挑拨是非,造成武斗升级,交通中断,机关瘫痪,工厂停产。叶群给林彪的死党、武汉空军原副司令刘丰打电话说:“武汉的形势要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7月20日,武汉很多人上街游行。这一天,驻汉部队指战员和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成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王力弄到武汉军区说理斗争。这事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抓住大做文章,说成是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叛逆事件”,把军队说成是“叛军”,把“百万雄师”组织说成是“百匪”、“反革命组织”。一大批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惨遭迫害。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诬为“军区一小撮走资派”,“百万雄师”各级组织的头头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无情株连。这些人有的受到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有的被打死、打伤。“文革”结束前后,湖北军民一听到“七?二〇事件”,就满腔愤怒,民怨极大。
  
  父亲到湖北工作后,不断收到群众来信,不少人找他面谈,要求为这一事件及相关人平反。他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认定这是林彪、“四人帮”为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而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应予彻底平反。1978年9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不久,湖北省委就向中央写了《关于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平反的请求报告》。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李先念找我父亲谈话。父亲问起了湖北省委报上的关于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事,他们说看到了,叶帅也看了,但中央政治局还没有讨论。这次会上讨论时,父亲重提要为武汉的“七?二〇事件”平反,也谈到应该弄清楚上海“一月风暴”的性质,受到很多老同志的响应。11月26日,中央在会议期间正式批准湖北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七?二〇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8日,我父亲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等请假赶回武汉,主持召开了有1700万人收听的全省有线广播大会,宣读了中央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文件,武汉顿时成了欢庆的海洋。
  
  湖北省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复查、平反其他重大冤假错案。湖北省委采取了开展“大信访”,制定单项政策,成批解决问题的工作思路。1979年10月,在中央信访组的指导下,省委向各地、市派出120多人工作组,检查处理信访问题,帮助后进单位解决问题。这些干部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解决了一大批问题。经过三年的努力,湖北省绝大部分冤假错案已基本处理完毕,先后有60万人恢复了名誉。198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印发的简报上报道了湖北的经验,题为《湖北省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成批解决上访问题》。耀邦阅后,给予充分肯定,并批示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参阅。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父亲与耀邦始终在认识上高度一致,在工作中相互呼应。在这拨乱反正的关键历史时刻,我继续在两位父辈之间充当着“通讯员”角色,帮助他们传达彼此关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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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彻底肃清“文革”的流毒

  
  在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支持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不断取得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文革”中一大批受到迫害的干部和老同志被分配和安排了工作,其中一些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天安门事件”等一批轰动全国的重大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方针、政策、理论、方法等根本性问题,基本扭转了举步维艰的工作局面,极大推动了全国各地此项工作的开展。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有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数以千万计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以解脱。
  
  在“左”的流毒,特别是“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影响尚未完全肃清的情况下,特别需要通过对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来进一步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把拨乱反正各项工作引向深入。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3天,中央就任命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分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同时仍兼任中央党校副长。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针对汪东兴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极抵触,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决定,由中组部接管中央专案组所有档案材料,一大批被有意尘封的重大冤案、错案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候。中组部立即展开复查平反工作,同时把彭真、李维汉、陆定一、帅孟奇、王鹤寿、王光美等在外地监督劳动或甚至在押的老同志都解救出来,让他们与家人团聚,有病的得到治疗。
  
  王光美后来回忆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中组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果断地将我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并安排孩子们和我住在一起。我终于结束了将近12年的囚禁生活。”王光美出来后,一家人被安置在厂桥的中办招待所,有人竟以“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恨你为由”,限制她外出活动。刘少奇之子刘源就找到耀邦的女儿胡曼丽,请她向耀邦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要求给母亲换个地方住。耀邦听说后,立即请王光美住到中组部在翠明庄的招待所。耀邦家当时住在富强胡同,离翠明庄不远。王光美在刘源的陪同下去看耀邦。谈话中,耀邦又提到了“文革”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举手表决通过少奇同志审查报告那件事。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个人没有举手,所以你们见到有些同志时不要有情绪。
  
  1979年2月,经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批示,中央决定由中纪委、中组部组成联合复查组,复查刘少奇一案。一年后,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正式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
  
  从1979年到1980年,包括彭真、陆定一、陶铸、谭震林、刘澜涛、习仲勋、安子文、帅孟奇、王任重等在内的445名党的高级干部,由中组部作出结论并报中央批准,得到平反昭雪。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我父亲和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等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魏文伯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了,到现在还不解决?”他们的发言上了三中全会的简报,促使魏文伯的问题很快得以解决。1978年12月底,魏文伯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79年司法部恢复后,魏文伯出任了“文革”后第一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兼部长,重新组建司法部。
  
  1979年1月,中央转发了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为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的曹荻秋等同志和所有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
  
  ……
  
  据统计,“文革”前,全国共有副部级以上干部1253人,“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有1011人,受冲击人数比例高达81%。其中,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罪名分子的有453人,占总数的36%。中组部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底,先后对这453名省部级以上干部进行复查或审理,全部为他们落实了党的政策。
  
  坚持实事求、有错必纠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直接影响带动了其他领域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例如,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各界知名人士平反问题,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等等。
  
  任何一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都是一项凝聚人心的伟业,都需要排除“左”的阻力和干扰的勇气。以处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例,据不统计,全国“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各种案件高达上百万件,涉及数百万人,影响到上千万人。
  
  在革命老区湖北,我父亲妥善处理了“中原突围”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1946年,中原军区部队6万余人和新四军五师3万余人在完成战略钳制任务后,在中原地区被国民党大部队包围。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五师党委决定紧急突围,组织战略转移。由于当时情况紧急,环境险恶,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保存革命力量,部队在突围前进行了精减复员,突围中又动员一批干部战士分散隐蔽。这些人都不愿意复员,不少人是被“骂着”、“赶着”离开部队的。突围前,中原局和五师党委还作出过指示:凡分散隐蔽的干部战士,只要不暴露党员身份,不出卖同志,可以以战士的身份自首。刘邓大军南下后,一部分隐蔽和掉队人员陆续归队,未能归队的人员因来不及通知,就散居在社会上。解放初期,中南局和湖北省委对突围时隐蔽、掉队和散居人员的历史问题作了审查处理,其中一部人通过审查,恢复和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则被遣返回乡。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人受到了冲击,有的人被当成“叛徒”、“变节分子”受到不公正对待,遗留下一系列问题。
  
  从1979年初开始,不少当事人和知情人纷纷给湖北省委及我父亲写信,要求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据统计,中原突围中,全省共有1.2万余复员、掉队人员散居在社会上。1980年7月,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给父亲写信反映此事,并将中原突围干部写给中央的报告转给我父亲处理。我父亲立即责成省委组织部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后,上报中央。8月,耀邦对报告作出了批示,指示湖北、河南两省委拟定具体实施办法再报中央。在湖北省委讨论此问题时,我父亲说:“中原军区和五师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原突围中复员、隐蔽、掉队和散居同志的处理上,‘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过去被打成‘叛徒’、‘变节分子’的,应予以纠正,恢复名誉。”父亲还建议省里拿出120万元,对这些人员的生活给予妥善安排。省委同意了这些意见,并于1980年12月向中央报送了专题报告,经中央批准后即在全省全面展开复查工作。
  
  经过复查,对这部分人员一律给于复员军人待遇,过去没有作结论的,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结论不当的作出纠正;在生活上,除按国家有关的优抚政策规定,为他们落实生活待遇外,对错误处理的人员和年老体弱、生活无依靠的人员也进行了适当安置。经过复查,全省有近3.7万人的各种问题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其中有865人恢复了党籍。
  
  湖北省委对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也组织力量进行了复查处理,如当时在白区坚持地下工作的人员的问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苏区的错误肃反遗留的历史问题、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为相关人员实事求是地落实了政策。直到1982年底,全省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才基本结束。
  
  拨乱反正的春风,也吹进了农、工、商业以及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涤荡着“文化大革命”残留下来了“左”的流毒。各行各业,都在按照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要求,不断突破“左”的思想束缚,驶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农业问题涉及几亿中国农民的切身问题,是“中兴伟业”的基石。而中国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我父亲在湖北,直接经历了“大包干”改革这项民心工程实施的全过程,思想认识上也经历了一个“不赞成—部分接受—尤其优越”的过程。(注解:“大包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首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非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了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平均主义,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提出了“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工,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为三种改革方式。”但是,文件同时也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湖北省委常委在讨论中赞成中央的意见,认为只要恢复“文革”前的劳动和报酬制度,再以改善和健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同时也认为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会滑到分田单干,不能搞,所以对于中央所提出的三种方式,省委较倾向于前两种,对联产计酬尚有顾虑,怕难以控制,会导致中央明令禁止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一年后,虽然全省实行的这种小改小革也见到了实效,但广大农民并不满足,要求进一步改革农村集体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管理模式弊端。此时,率先尝试“大包干”改革的安徽省传来成功经验,使湖北省农村中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越来越高。与全国一样,省内干部和群众中对于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问题产生了广泛的争论,一些生产队还从1979年就开始暗中搞了起来。
  
  1980年6月,正当湖北正在思考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路子时,小平将从四川来鄂视察。我父亲利用这个机会,提前到四川迎小平,同时也学习四川的经验。通过这次学习与一路陪同小平视察,我父亲收获很大,回来后,对本省的干部说:“联系产量责任制我们思想有些怕,怕滑到包产到户那边去,省里有些思想主要是我的思想影响。最近我到四川看了一下,思想有点解放。我问他们联系产量怎么样,他们说,这个问题一般讲清楚了,领导干部讲清楚了,能够掌握,没有问题,可以大搞。我说不要把生产队搞掉了,他们说没有,还是队为基础,生产队一级核算。开始我有点怕,就是思想不解放,思想不解放就怕。”
  
  1980年8月,省委召开三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会议提出了关于“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积极改革,搞活经济”的十二字方针,指出“绝不能继续株守大寨的框框”,并高度评价了联产计酬这种责任制形式。
  
  次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是议题之一。我父亲讲了湖北省农村现行的责任制和计酬形式,还检查了自身的思想认识,讲到农业生产责任制今后怎么搞时说道:“提倡实行专业分工,包工包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派工包工、定额计酬的责任制也是一种较好形式,也要继续总结提高;评工记分作为一种辅助形式,也要存在,因为一个队里总还有一些农活不好包工包产,也不搞定额的。总之,坚持因地制宜和群众自愿的原则,千万不可一个模式,一刀切,一律化。”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份重要的会议纪要,就是随后下发的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的几个问题》。该文件中强调,要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明确提出“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
  
  党内对于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很不一致的,在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争论了很长时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农村工作中“左”的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与束缚太深,背离了“一大二公”的模式就要受到批判甚至打击。特别是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对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判后,谁听到包产到户都会害怕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小平在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倡导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不搞争论,拿事实来说话。这一新的领导方法,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提高了全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加快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粉碎“四人帮”后,以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先导,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契机,不断肃清长期以来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蔓延、肆虐的“左”的流毒,在各个领域大张旗鼓地开展全面拨乱反正,终于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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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我不再需要你当通讯员了”

  
  1980年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会上酝酿成立中央书记处,最终决定由胡耀邦任总书记,万里、谷牧、王任重、宋任穷、方毅等老同志进入书记处任书记。小平、陈云、叶帅等老一辈对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十分重视,并寄予了厚望。
  
  在这次全会期间,我正好出差在北京。我到会议驻地去看望父亲时,正好看到了华东、华中、华北、西南、西北、东北等各个小组的会议简报和小组会发言内容,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在各小组讨论进入中央书记处的人选时,很多小组提议让我父亲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少会议代表在发言中认为,我父亲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他在上海、湖北主政期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遭受了严重迫害。
  
  会议期间,耀邦专门到我父亲的住处,谈大家提名我父亲进入中央书记处一事,之后还约我父亲到他的住处又专门谈了一次。事后,父亲告诉我,小平、陈云、叶帅、耀邦曾多次考虑他的工作变动问题。一是考虑让他回上海做市委第一书记,二是考虑让他进入中央书记处,可是后来都因为湖北省各项拨乱反正工作刚刚展开,我父亲如离开省委第一书记这个岗位,一时又没有更合适的人接替,所以中央才决定暂不调我父亲到中央书记处工作。
  
  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京召开。这次会上,中央下决心调我父亲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小平、陈云、耀邦、尚昆等中央领导都找他谈过话,拟让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领导、总政治部主任。小平为我父亲到军委任职一事,还与叶帅、聂帅、徐帅等其他军委领导商量过,还与其他各大军区及三军领导打过招呼。所以,在十二大开幕当天,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三军领导、各大军区的领导,如张廷发、刘华清、叶飞、廖汉生、饶守坤等见到我父亲时都称呼他“陈主任”,还给他敬礼,说向他报到,希望会议结束后向他汇报、请示工作。军委办公厅的有关人员还专门给我父亲和他的两个秘书乔晓阳、陈兆金量体裁衣,制作军装,两位秘书都很高兴。那次会议,我父亲作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与湖北省代表团一起住在大窑堡空军招待所,正好上海、江苏、云南代表团的驻地也在那里。会议就餐期间,上海、江苏、云南的领导也都来看望我父亲。很多领导对他说:“陈书记,今后我们地方上的工作您还要多关心。过去您都很关心我们,不要到了部队,就把我们给忘掉了。”
  
  没有想到的是,会议期间出了一个意外情况,改变了中央领导对我父亲任职安排。当时,中央决定余秋里也进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余秋里听说后,一是感到自己对政法工作不很熟悉,二是他知道中央的政法工作从50年代以来,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都是由彭真同志主管的,而他觉得跟彭真共事不容易。于是,余秋里就托王震向小平提出:“我到书记处以后不管政法,能否与丕显同志调换一下,由我作总政治部主任,丕显同志作中央政法委书记,主管全国公检法工作?”
  
  如果余秋里直接向小平、陈云提出他的想法,未必能得到他们的同意。余秋里是先把王震“王胡子”请出来,让“王胡子”替他向小平游说。随后,耀邦奉小平之命,来征询我父亲的意见。如果我父亲坚持,就还是维持他管总政治部、余秋里管政法的工作安排。我父亲比较豁达,对耀邦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到总政治部也可以,到中央政法委也可以。”
  
  这样,经小平同意,余秋里就与我父亲在工作分工上作了调换。他非常感激我父亲。他在战争年代不幸失去左胳膊。在十二大大会主席团开会期间,余秋里就用他健全的右手,握起他空空的左衣袖子,当着众人的面,对我父亲作了一个揖,说:“阿丕,我感谢您。我要请你吃饭,连续三天请您吃饭。”然后三鞠躬,以此表示对我父亲深深的谢意。
  
  我父亲在对待自己的任职问题上之所以如此豁达,是与他们这一代人特殊的成长经历分不开的。任何权力都是人民给的,是党的安排,不是任何个人的独享、炫耀之物。党的高级干部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普通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党让干啥就干啥。我所熟悉的耀邦伯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曾自豪地说:“我十几岁参加革命,从来就没想当什么官。”
  
  1952年6月,中央委派耀邦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他在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说:“中央调我来和大家一起做好青年团的工作,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就我个人来说,这副担子很重,但是我有信心搞好。因为有三个依靠: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做好我们青年团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有一批有经验的,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负责同志,我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取得帮助,把工作搞好;三有我们青年团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和广大团员队伍。”他又接着说:“有这三条还不够,还必须请今天在座的同志们经常地监督我们书记处的工作,一旦发现我们有了缺点,特别是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毫不客气大胆地提意见嘛,批评嘛!不要有顾虑,若是打击报复,你们就向中央告状嘛!告我胡耀邦的状嘛!”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期间,耀邦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列入预定的97个正式中央委员名单里。他当时的心情不是兴奋,而是“无限的痛苦”。会议期间,他几次想站起来提出不要把自己列为中央委员,但老是感到难为情。快要散会时,他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说了自己的想法,可是大家说“不要谈个人问题”,就不得不坐下来。他实在忍不住,就写了一封信,请陈云、小平同志阅并转毛主席及原书记处领导,请求把自己摆在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去。他在信中写道:“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被提名为中央委员的。我决没有低估自己的,我曾经量过自己的分量。我这样计算过,如果我们党把领导核心选成一个二千多人的大团,大概我可以摆得上。后来决定选成一个大连(这是我衷心拥护的),在这个连里有了我的名字,心里非常不安。但又一想,做青年工作的没有一个人也不好,所以就拼命压制着自己,没有提,也没有同别的同志讲。至于由于提得太快,又没有把工作做好,因而欠了党的债,那以后还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去补偿。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我这样做也是识大体的。现在97个正式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又有我,我就完全想不通了。这样做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当选党中央主席兼总书记。我父亲告诉我,耀邦在会上讲了一段很有水平的话。耀邦说:“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是有两点是没有因此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丝毫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经耀邦改成的这幅名对联,称得上是对我的“红小鬼”父辈们价值观、权力观的最好诠释。
  
  十二大结束后,我父亲向耀邦请假,回湖北交接工作。在全省干部大会上,父亲传达了十二大会议精神,并与大家依依惜别。他说:“五年多来,我在湖北工作、生活,跟同志们一道,经受困难的考验,也共同享受胜利的喜悦。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湖北的感情也越来越深。现在服从党的安排,要去中央工作,所以我对湖北有一种留恋的心情。我想,今后时间过得越长,这种留恋的心情会越来越深的。”“湖北这个地方很好,湖北的干部、群众、党的组织都是很好的,解放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湖北的工作确实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现在我要离开这里,经过中央同意,我原来的工作交给韩宁夫同志负责,由他主持省委工作。我相信,今后,省委会把湖北的工作做得更好。”
  
  父亲对湖北省的工作最后提出了五点希望。一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他说:“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不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那么,平反冤、假、错案,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工业实行责任制,搞活城乡经济,及其他一些改革措施,都无从说起,无法贯彻。”二是要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三是要坚持团结大多数。四是要抓紧做好调整机构和整个体制改革的工作。五是希望湖北的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他说:“湖北的工作基础是好的,不论是党的基础、干部基础、群众基础,还是工业基础、农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都是不坏的,应该争取使我们的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力争上游,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和决心……过去有的同志常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象很安于中游状态。我们不能有这种甘居中游的思想。”
  
  1983年的春节,父亲是在上海过的。那一年,正好小平也在上海过春节。春节期间,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突然来电话说:“请丕显同志这几天不要离开上海,小平同志有事找。”
  
  可是过了几天,还没有小平召见的消息。我父亲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王瑞林,王瑞林说:“您不要着急,小平同志肯定是有重要事情找您。”不久,王瑞林来电话了,要我父亲到小平住处见小平。
  
  小平对我父亲说:“你对上海的情况很熟悉,上海的领导班子要重新调整。我和陈云同志都认为上海的工作存在三个不足:政治上不足、思想上不足、组织上不足。”我父亲请示小平:“调整班子,主要有什么精神、什么原则?”小平说:“一、解决这三个不足;二、快刀斩乱麻;三、选好年轻干部。”
  
  我父亲马上找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传达小平的指示,同时也向陈云、叶帅、耀邦、赵紫阳、宋人穷等同志汇报情况。他们都完全赞成小平的意见,让我父亲留在上海完成小平交给的任务。
  
  在这次干部考核提拔中,阮崇武、倪天增、朱崇葆、钱学中、刘震元、李肇基、张定鸿、杨堤、陈铁迪、叶公琦、孙贵璋、吴邦国、黄菊等十多位年轻同志脱颖而出。我父亲带他们与小平见面,小平很满意。
  
  调整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期间,我父亲在上海市委作了两次动员讲话。这两次讲话的内容,事前都报告了中央,耀邦等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当然,如此大动干戈地调整领导干部,是不可能做到风平浪静的。上海的一些老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听了我父亲的两次讲话传达之后,有一些反映。对这次新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也是各有各的看法。但是,我父亲有中央领导的支持,又相当熟悉和了解上海的情况,他下决心迅速解决问题。针对班子调整中出现的一些不同意见,特别是对要退出领导班子的同志,我父亲多次找人谈话,有时一谈就是七八个小时,与有的同志谈了好几次。
  
  调整后的上海市委新领导班子在中央一次通过。尽管如此,我父亲考虑到因为“快刀斩乱麻”,在干部的考核问题上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核实、外调、查清的地方,他交代陈国栋、胡立教等领导,要抓紧调查、核实那些未来得及核实的问题。他强调,这也是对年轻干部的政治生命负责,也是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负责。后来,胡立教直接到北京搞外调,核对有关问题。
  
  调整完上海市委的领导班子之后,我父亲于1983年3月初回到北京,向耀邦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在回京前,小平同志又指示,让我父亲负责调整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
  
  我当时正好在上海出差,后来也到了北京,住到位于中南海的家中。我很想见到耀邦伯伯,准备依照“文革”时期形成的习惯,把我在上海了解到一些情况说给他听听,供他参考。我知道耀邦伯伯有每天早上散步的习惯,就和他在中南海里“不期而遇”。我们边走边说,上海的事他也愿意听。但是,这却是我和耀邦的最后一次谈话了。
  
  我汇报完了我想说的话后,耀邦微笑地对我说:“小津,十二大已经召开了,你爸爸已经到北京工作了。我们同在书记处工作,可以天天见面,直接面对面讲话,我不再需要你当通讯员了。我现在消息很多,全国党政军各方面的信息我都有,我不再找你打听消息了。我知道,现在是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打听消息了。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跟你‘扯乱淡’了。”
  
  我对耀邦的这句话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愣住了,但很快就领悟到,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已经拨乱反正了。党内有党内的纪律,耀邦伯伯现在已经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他再跟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晚辈随意议论党和国家的高级机密,显然不合适。我马上说:“好,完全应该。耀邦伯伯,我懂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特别怀念“文革”期间和耀邦伯伯这对“忘年交”那样没大没小、无话不谈的经历!从1972年到1983年,我见耀邦伯伯50多次,其中1972年春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有四十来次,粉碎“四人帮”后到1983年又有十来次。耀邦伯伯对我的耳提面命,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所有这些“扯乱淡”,让我终生受用!
  
  
  
  
  

 
 
顶端 Posted: 2010-06-28 10:24 | 64 楼
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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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连载完毕,暂缺以下内容:

  07. 林彪、“四人帮”抛来了“橄榄枝”[暂缺]
  10. “怪胎”出世 [暂缺]
  14. “卡断”市委的“喉舌”[暂缺]
  15. “秀才”造反,“心脏爆炸”[暂缺]
  16. 康平路上大打出手[暂缺]
  18. 上海夺权“风暴”[暂缺]
  23. 上海老一辈的抗争(下)[暂缺]
  56. 小平再次被打倒[暂缺]
  
  
  

 
 
顶端 Posted: 2010-06-28 10:34 | 65 楼
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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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哥的回忆录,透露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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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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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所缺的部分:
07. 林彪、江青抛来了“橄榄枝


    1966年10月9日,中央要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0月7日晚,父亲突然接到叶群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叶群在电话中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八月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

    父亲对叶群的来电很是费解。他对我母亲谢志成讲:  
“我与林彪、叶群很少联系,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为何突然间如此热情地、主动地关心起我来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由叶群通知呢?”而叶群在电话中不仅提到了“林总”,还提到了江青,这就更让他搞不懂了。就在此前不长时间,江青在上海时,曾专门去西郊看望过父亲,并要他好好休养、彻底休养。江青还非常热情邀请父亲夏天时与毛泽东和她一起到北戴河休养。父亲以前听叶帅说过,北戴河非常潮湿,而潮湿对于放疗之后的健康恢复十分不利。父亲就用这个借口婉拒了江青的邀请。但是,尽管当时父亲刚刚做过鼻咽肿瘤治疗,身体极度虚弱,正准备到浙江去疗养一段时间,尽管当时很是疑惑,父亲还是决定去一趟北京。他感到,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乱了,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在一线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困难,而自己病了这么长时间,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运动确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思想跟不上趟,去参加会议确实很有必要。于是,我父母与医院派出的医生、护土等一道,于10月8日登上了叶群派来的飞机飞到了北京。

    父亲一行抵京后,在京西宾馆碰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时就显得非常吃惊,说:“你不在上海好好休养,跑到北京来开什么会?”我父亲只能以笑答之,总理也没有说什么。

    父亲到京当天,叶群就带了哈密瓜前来探望,嘘寒问暖,很是热情,临走前还再三叮嘱我父亲:“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保密;二、不要出去;三、不要找人,北京的形势很复杂……”

    随后,策划请我父亲此次进京开会的另一位幕后主角江青出场了。

    开会期间,江青请我父母吃了两顿饭。“文革”结束后,我父母多次对我回忆起这件事,而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也清晰地记录了这两次吃饭的场景:

    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晚上,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饭。我们到了中南海她的住处,当江青出来接待我们时,只见她身穿军装,戴着帽徽领章,连她的护士也穿着军装。联想到江青以前想要军装罗瑞卿不给她,我强烈地感到:时势确实大变了。江青这人对军装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好,记得在搞“芦荡火种”时,她曾指着我问:

    “你是红小鬼,为什么不穿军装?”这话真让我啼笑皆非。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总得符合环境和个人的身份;江青却总是把这些和政治联系起来。江青留着短发,当时又在大破“四旧”,她一见我们就对谢志成说:“小谢呀,你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还不赶快剪掉!”喜欢新奇花样,标新立异,爱出风头,又好心血来潮,这便是江青的性格。

    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当我谈到对北京的初步观感时,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哪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

    “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获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例子,都是些传闻。

    江青的这顿便饭使我进一步感觉列,这次让我带病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显然是他们早有商量的。林彪、叶群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江青又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怎么会如此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呢?看来,他们对我、对上海有着什么打算。因此,我在吃饭讲话时非常谨慎,言语不多只是应付。好在江青这个人喜欢讲话,一餐饭的时间基本上是她在高谈阔论。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一次请我和谢志成吃饭。这次是在钓鱼台,饭菜很丰盛,是正儿八经地请客。金秋时节,景色宜人,钓鱼台国宾馆气氛高雅。叶群看望,江青请吃,张春桥谈话后,江青再次请我们吃饭,思想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这是主人的刻意安排。我当时就想:这虽不是‘‘鸿门宴”,但看样子这餐饭是不太好吃的。果然,江青志满意得地对我和谢志成嘘寒问暖,夹莱添饭。亲热一番后,她马上道出了本意:

    “曹荻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我心想:我生病以来,曹获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线顶着,他们对外的表态、做法,事实上事先事后都和我汇报过,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对这场运动确实"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如果把他们“搞下去”,让我‘‘站出来”,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但我心里这样想,口里却是委婉地说:“我一直在休息,好久没有工作了。大半年了,,身体也不好,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下子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不敢当!不敢当!”我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坚持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获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此时,辉煌的餐室、丰盛的菜肴,与席上人不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吃完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气狠狠地讲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完全变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此话与贺龙曾经告诉我的柯庆施说我的话一模一样。

    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走出餐厅,已是夜色朦胧。和天空一样,我和谢志成心里也都笼罩着一片阴影。我们预感到情况的复杂,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因为这两年同江青打交道较多,深知她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江青两次请吃之间,张春桥也来到京西宾馆看望我父亲。他公开表示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说“看来他们两人是不能再领导运动了”,要我父亲回上海后站出来主持工作。我父亲没理睬他。

    会议期间,父亲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还去看了他的福建“老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我父亲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他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姚要给他当顾问的情况,并表示自己生病以来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还是搞搞调查研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还上不了第一线。对此,“老夫子”陈伯达都没表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父亲才明白,从叶群打电话要他到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吃饭,以及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不表态”,都是早就串通好的。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其中恶毒地诬蔑我父亲是“黑小鬼”,并道出了他们当初拉拢我父亲的险恶用心。她说: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

    江青讲完这段话后,还特意对在场的陈老总和粟大将讲:“陈毅同志、粟裕同志,你们要相信我,我是全心全意地希望陈丕显出来工作的。”这说明,当时以陈老总、粟大将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对江青很有意见,特别是不能容忍她随意打倒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干部。为了消解众怒,江青不得不在军委扩大会上对陈老总和粟大将加以解释,为自己辩解。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里,用到了“我完全没有想象到”、“我是全心全意希望”这样的字眼儿。短短几天里,她为了拉我父亲“入伙”,两次请吃饭,叶群、张春桥等人也各有表演,足可以体现他们“全心全意’’的劲头了。而对于“我完全没有想象到”这一用语,一般读者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认为是一贯爱夸大其词的江青对我父亲极其失望甚至极其愤慨的心情罢了。但是,我对江青这段话有更深切的特殊的理解,她倒真是由衷之言。江青过去通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我父亲有了一些了解,在她未发迹、不顺心时得到过我父亲家人般的关照,,本以为我父亲会站到她这一边,并把曹荻秋等顶在一线的上海市委领导抛出来,可她绝不会理解在党性、良心面前,我父亲和绝大多数老干部一样是宁为玉碎的。
  
  
  

 
 
顶端 Posted: 2014-11-26 09:48 | 6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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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怪胎”出世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江青、张春桥等明显加紧搞垮上海市委的阴谋活动。他们趁大批北京红卫兵来沪串连的时机,暗中唆使少数红卫兵去工厂煽风点火,把“造反”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上海市委。与此同时,上海部分工厂里的一些不安分的“造反派”也开始蠢蠢欲动,相互串连、勾结。

    1966年11月6日晚,在京沪红卫兵的组织、串通下,‘上海17个工厂约30余名造反派聚集在上海愚园路31 1号“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召开所谓的“上海工人串连交流会”,密谋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这些造反派中,有上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等。

    在上海这么个大都市是不乏产生狡诈、亡命的政治泼皮的,如当年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等。在推选“工总司”的“司令”时,王洪文耍了个小花招。据黄金海等人交待,11月6日晚,他们确定要建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后,一致同意参加会议的工厂都作为发起单位,各厂造反队头头都作为筹备委员,在推选“工总司”司令时,草头王们都垂涎这第一把交椅。王洪文提议休会片刻,各自酝酿。趁这期间,他把一个工厂的代表拉一边嘀咕道:“我们两家厂来得晚,恐怕当不上头头。我看这些家伙政治上不过硬,等一会儿叫大家报报出身成份、工作经历。”会议再开始后,王洪文马上提出他的建议,并自报自己政治身份是共产党员,家庭出身是贫农,现在是厂保卫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打过仗……那时候是非常强调根红苗正的,拿这些作为候选标准一卡,那些草头王们不是身上有污点,手脚不干净,就是白丁一个,都自惭形秽,气馁了。靠着这番自我吹嘘,王洪文一巧拨千斤,如愿以偿,挂帅坐帐。

    “工总司”筹备组随后在市内到处张贴海报,称将于11月9日中午12时在文化广场举行“工总司”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叫嚣什么“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11月8日,“工总司”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第三,提供宣传工具。并且,“限令”上海市委下午2时前答复。

    上海市委获悉一批造反派密谋筹备建立“工总司”的消息后,就开始研究对策。中央下发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已明确指出,工业部门要保证生产、建设正常进行,职工应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据此,市委认为“工总司”的成立完全违背了中央通知精神,是不能允许的,而且这些人成立组织的“动机不纯”,主要成员“成份不纯”。接到“工总司”的“限令”后,市委又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还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打电话请示。陶铸明确答复:“不得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和陶铸同志的电话答复,上海市委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刘少奇、邓小平等被打倒,毛泽东提拔陶铸来主持中央工作,应该是对他很信任的。陶铸明确支持上海市委的态度,使得“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张春桥一时猜不透毛泽东的心思,都没敢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那时的我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父亲的病,已不介入运动,陪护在父亲身边。我是上海“文革”运动初期的旁观者,其旁观位置又处于核心边缘,时过境迁,回味当年,看到的是那遮天蔽日火红战旗后面的鬼魅身形;看到的是斗争的险恶。我记得,11月8日晚上,曹荻秋和魏文伯两位伯伯又到西郊宾馆向我父亲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我父亲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和魏文伯的工作。他表这个态是有依据的。前几天,周总理主持起草、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陶铸跟我父亲通过电话,征求我父亲意见。社论稿中指出,国民经济是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在某一个部门脱节,就能影响全局,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占用生产,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对此,我父亲表示完全赞成。

    限令的时间已到,上海市委不予理睬。但王洪文这些政治泼皮们已铁定了心,要靠这场政治运动,造反起家。

    11月9日,“工总司”在成立大会上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声称工总司的任务是“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脚叫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宣言”是上海第一个公开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动员令,在全国也是最早发出的反革命夺权讯号。

    上海市委领导没有到场,到会人数也远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多,使他们不免心虚。大会进行中,他们多次打电话到市委,色厉内荏地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都被曹荻秋拒绝了。宣读完“宣言”,大会在乱哄哄中结束,造反派头目们感到目的没有达到,王洪文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并说:“上海市委陈、曹不来,也没有揪到他们,他们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是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拼命干了,把开会的队伍开到市委去,要陈、曹接见,承认我们‘工总司’。”

    当晚9点钟,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到市委门口静坐,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被拒绝。闹了半夜,臊眉耷眼,王洪文就与其他造反派头头和部分红卫兵商量,认为这样自说白话地收兵,难免被秋后算账,现在只有扩大事态,到北京,向“中央文革”求援、施压,控告陈丕显、曹荻秋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于是,他们煽动、裹胁几千名造反派于10日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的指挥下,这些红了眼的造反派在上海北站打碎了候车室窗口玻璃,撞坏检票口大门,冲上站台。一时间,上海北站一片混乱。千余造反派强行挤上已满载旅客即将发车的626次列车。上海市紧急把这一情况电话报告党中央,得到的答复是:“先劝阻,实在不通就放行。”后来,在工作做不通的情况下,上海站发出了626次列车,还将开往郑州的’756次列车临时改为602次列车,于上午7时发车开往北京。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同意“工总司”这些造反派到北京,要求国务院发出劝阻令。最后,602次列车在上午8时许停靠在安亭车站,626次列车在中午时分被拦截在南京火车站。

    就在这一天,11月10日凌晨,《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发表。社论强调指出,工矿企业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用生产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是中央最新指示,当中央得知社论油墨未干,上海就有人敢顶风上,责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处理此事。在压力下,中央文革经过讨论,向中央作了报告,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对生产影响很大”,“生产困难了,革命也搞不起来”。中央指定由陈伯达起草一份电报,拍发给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要他“立即往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

    此前,上海市委抓住时机,立即组织人员携带大量刚印好的《人民日报》,在“造反队员”聚集现场广为散发。上海火车站和安亭车站也及时广播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松动了造反派军心。华东局书记韩哲一接到电报后,立即率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等干部赶到安亭车站,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内容。通过做工作,不少人听从劝阻,乘上本厂来接他们的车辆回上海了。

    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见状大为恐慌,连中央文革都不要他们了,这不是有机难投,有家难回了吗?他们像输光了的赌徒,最后把命押上了,带领几百死党下车卧轨,拦截过往火车,企图通过堵塞南北铁路大动脉,要挟中央,胁迫上海市委满足他们的要求。从10日上午9时12分起,安亭车站东面有12趟列车被迫停下来,上海站有36趟北开列车不能出发,经安亭往上海来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铁路线被迫中断时间达30多个小时。

    韩哲一等在安亭车站一天多的艰苦劝说工作收效不大,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地让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再次复电韩哲一,明确指出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不同意这些人到北京。乱了方寸的陈伯达还在电报中说,“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说服工人,滞留在安亭车站的“造反队员”要按照毛主席“生产不能中断”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行事。电报中说:  “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如果你们不是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末,你们的文化革命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实上,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

    陈伯达的电报在滞留的“造反队员”中引起了极大恐慌。有的认识到犯了错误,有的认为上了当,痛哭流涕,又有很多人上车回上海了。感到穷途末路的“司令”王洪文吓得躲在车厢里不敢出来,唉声叹气地说:“闯了大祸了!”他还指责别人:  “都是你们要来,我叫你们不要来,你偏要来,现在闯祸了,我不管……”要是这时候他知道他的救星就要来了,他肯定要后悔自己的草鸡行为。我想很多在电视上看过审判“四人帮”的读者都对王洪文的乞怜、陈伯达的怯懦和张春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奸佞死硬有深刻印象。张春桥果然不是陈伯达。

    11月11日晚上10点多,张春桥乘专机抵达上海,他深知如果上海的“工总司”初战就被击溃,这将大煞全国造反派的威风,大乱阵脚,甚至会不战自溃,没有他们,他和江青一伙就没了作乱的本钱,就要身败名裂;他更预见到这也是一次机会,他见识了“工总司”的亡命徒本性,如果使他们绝处逢生,反败为胜,他就有了一支嫡系部队,就有上海市委的好看。所以到了上海,既不与上海市委领导见面,也不通电话,却联络上北京南下红卫兵“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要他们汇报情况,并陪同他去安亭车站现场。在处理“安亭事件”上,这位赶来“救火”的阴谋家、野心家,充分展示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心黑手狠脸皮厚的本领,令上海市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境地。
  
  
  

 
 
顶端 Posted: 2014-11-26 09:50 | 6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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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
14. “卡断”市委的“喉舌”


     继“安亭事件”后,“红革会”、“工总司”在江青、张春桥、王洪聂元梓等人的支持下,紧接着又制造了震惊全市的《解放日报》事件。

    11月30日凌晨,“红革会”从学校调集大批人员,冲进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大楼,占领报社发报工作间,扬言如不答应要求,就不准当天的《解放日报》发行。上午8时,他们又占领报社会议室、礼堂及一些办公室,并成立了“火线指挥部”。

    躲在幕后策动“红革会”此次行动的聂元梓之流则派人到报社附近进行场外指挥。他们大肆鼓噪什么“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非常卖力地为“红革会”打气。他们还进一步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革会”的行动也得到了其他造反派的呼应。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等的内部造反派趁势而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赤革会”(全称是“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聚集了数千人到解放日报社门前游行示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体司”等造反组织也有人进驻报社。

    上海广大群众得知解放日报社被占领,报纸被“勒令”停止发行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纷纷采取对抗性的行动。“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针对“红革会”的无理行动,首先发表声明,强硬地指出:《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红革会”应尽速撤出解放日报社……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解放日报社门口,抗议“红革委”的无理行动,要求人侵者撤出报社。两派人员隔着大门互相争辩甚至对骂,形势越来越紧张。“红革会”一度面临着“被冲垮的危险”。

    聂元梓听到消息后,急忙亲自出面,找到王洪文等密谈,说什么“《解放日报》是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市委才能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的权要夺,但难夺,宣传机器不在你手里,所以要夺报纸的权”,把调子从“批判”上升到“打倒”、  “夺权”。王洪文同意派人支援,调动数千工人“造反队员”为“红革会”解围,并接管了指挥权,使“工总司”成为大闹解放日报社的主力。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立即报告中央。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如果红卫兵冲击报社,要说服,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两种报纸可以分开发行;造反派的报纸,按照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12月3日凌晨4时,王洪文等进入报社召开所谓的指挥部会议。会议讨论了要上海市委派人来谈判问题,拟定了逼迫市委接受的条件。会议还决定组织一个“赴京控告小组”,携带10阗份《红卫战报》,向“中央文革”告状。王洪文在会上提出,这场斗争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发《红卫战报》,而是把市委的喉舌卡断”。

    天刚放亮,“工总司”和“红革会”的人先后“揪”来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李干成当时因患高血压、心脏病,正在家休养。造反派“勒令”李干成“在半小时内把不是‘红革会’的别有用心的人全部撤走”,否则,将调更多的人前来支援,“如果影响生产,一切后果由李干成完全负责”。他们还挟持李干成一起去揪曹荻秋,结果没有找到,就把正在发高烧、住在华东医院的韩哲一揪了回来,让韩、李二人去驱散报社外的群众。韩、李二人还因拒绝签字同意《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等无理要求,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围攻和人身侮辱。

    3日下午,在报社外面坚守的“赤卫队总部”散发了《正告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的传单,不允许《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要“工总司”和“红革会”的人立即自动撤出报社。与此同时,解放日报社多数职工组织的“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团”和报社印刷厂工人组织的“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也印发了《解放日报事件真相》和《告全市革命群众书》的传单,其中提到:“尽管五天来报社情况严重……但我们一直坚守岗位,坚持编辑、印报,报纸的出版一天没有停止。所有印好的报纸,都完好保存在仓库里……”这些传单散发后,社会上反响强烈,解放日报社的遭遇受到广泛同情,要求“红革委”、“工总司”立即撤出报社的呼声更高了。

    12月4日,聂元梓再次与王洪文等人密谋对策。当时,他们派去北京“告状”的人还没有传回消息,解放日报社的造反组织打电话给陈伯达,要求“中央文革”表态支持,也没有回音。聂元梓便对“工总司”和“红革会”的头目们讲:“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表态,这种不反对的态度就是支持我们!”她要他们困守在报社里面的人“不要动摇,坚持到最后胜利”。  “火线指挥部”随即发出“紧急命令”,狂叫“头可断,血可流,《解放日报》绝不能发行。我们一定要坚守解放日报社,坚决不能撤走一步”。

    解放日报社里的“工总司”成员在报社前后门堆起了障碍物,严密把守,并用高音喇叭不断地攻击门外群众,骂他们是“政治扒手”、“保皇派”。门外的群众要冲进去同他们辩论,门内的这些造反派就用碎玻璃和破桌椅砸他们,有的人被砸破了头,流了血。门外的群众更加激愤,猛力撞击报社大门。立起来堵住大门的一张乒乓球桌被撞出了破洞,里面的造反派竟把市委宣传部的蒋文焕副部长和解放日报社的一位文革筹委会副主任拉过来,用他们的身体堵住破洞。蒋文焕被折磨得面色苍白,休克过去。报社职工见状,立即把二人抢救出去,送医院急救。韩哲一在报社内被折磨了一天一夜,高烧到40度左右,神志昏迷,最后也被报社职工抢救出去,用担架送到了医院。报社外面的群众看到造反派如此惨无人道地迫害领导干部,更加义愤,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到了12月5日,报社内外的斗争与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5日晚,上海市委突然接到了“中央文革”关于处理《解放日报》事件的意见,说“总的方面要支持,《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支持”,“地方报纸停刊了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中央文革”的巨大压力下,上海市委派出市委书记王一平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到解放日报社谈判,被迫接受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是:《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委”查阅报社内有关文章、底稿等;解放日报社党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和交代。

   “工总司”的“四项要求”:支持“红革会”的要求;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组织的行动;《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出公开检查;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红革会”和“工总司”一伙造反派得知市委签字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后,兴高采烈,狂呼“我们胜利了!”而赤卫队总部等七个群众组织也联合发表‘‘严正声明”,不承认市委的签字。两大阵营的斗争与冲突一直相持到12月9日,“红革会’’最后一批“造反队员”才撤出解放日报社。

    “安亭事件”,上海市委败下阵来!《解放日报》事件,上海市委又败下阵来!借此,“中央文革”向人心浮动、乱作一团的上海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上海市委必须被打倒,以此为目的的一切“造反”行动必定一路绿灯。



15. “秀才”造反,“心脏爆炸”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深谙这个道理。为了尽快搞垮上海市委,他们很早就开始策反时任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丁学雷”小组负责人徐景贤,  “罗思鼎”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等率领他们操纵下的市委写作班举旗“造反”。

    1966年10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把来京窥测北京运动的朱永嘉找去谈话,授意他“争取主动”,及早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还说市委写作班“不要关门写作”,“要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要从市委机关内部“杀出来”。一个月后朱永嘉返沪,向徐景贤传达了张、姚的谈话内容。但徐景贤认为,这时的上海市委还能掌握和影响运动,起来“造反”有风险,因此只听不讲,不作表态。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围绕意识形态里一些问题的争斗十分激烈。到处树敌的市委写作班“罗思鼎”小组终于也惹火烧身。11月25日,复旦大学一部分对张春桥持怀疑态度的红卫兵在校内贴出了“炮打朱永嘉”、“朱永嘉必须低头认罪”等大字标语。第二天,他们又将返校的朱永嘉、王知常揪住,召开对他们的批斗会。红卫兵责问朱永嘉:

    “你在运动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你的背后是什么人指使?”朱永嘉被赶进了“劳改队”,被勒令不仅要交代在学校里的“修正主义言行”,还要交待在市委写作班炮制“修正主义黑文章”的罪行。27日,这部分红卫兵还冲进市委写作班,要写作班一些人交出他们炮制的“修正主义黑文章”的底稿,并要他们揭发“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样,他们斗争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张春桥。朱永嘉见形势危急,当晚就宣布“造反”了,马上得到了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的支持。在28日夜朱永嘉在全校性大会上挨批时,  “红革会”一些人冲进会场,称要追朱永嘉的“根子”就是“炮打张春桥”、“炮打中央文革”,把朱永嘉“保”了出去。

    11月28日晨,徐景贤急急忙忙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市委写作班受冲击的情况,并表示他们“造反”的时机已经成熟,不“造反”不行了……此后,张春桥、姚文元又多次给徐景贤等人下达关于市委写作班造反的指示,加紧密谋准备。江青派来的聂元梓也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12月14日晚,徐景贤向姚文元汇报了造反的准备情况,并请求给予指示。姚文元要徐景贤把主攻的矛头对准我父亲和曹荻秋。姚文元说:“曹荻秋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态度是非常顽固的”,“陈丕显、曹荻秋为啥死保杨西光、常溪萍?陈、曹讲到常溪萍就说他非常好,死保里面肯定有问题。”姚文元授意徐景贤从批判“资反路线”人手,搞好“舆论准备”。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徐景贤等把将于12月18日召开的造反大会定名为“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大会这一天,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王一平、梁国斌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以及20多位上海部、局级领导均被强行揪到会场接受批判,杨西光、常溪萍被宣布为“反党分子”押上主席台。市委写作班发出“郑重声明”:

    “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会后,徐景贤等还编写了《火烧曹家营,市委心脏大爆炸》大会特刊,煽动各单位“要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把市委机关搞得大乱,越乱越好,乱中夺权”。这个会刊由马天水签字同意,下令文汇报社排字,解放日报社印刷,赶印10万份,在社会上广为散发。

    姚文元听徐景贤汇报了大会的情况,大为高兴,说什么“有人造谣说写作班不是张春桥和我领导的,太可笑了!”张春桥后来评价说,这次大会“使市委真正震动”,从此以后,市委“不神气”了。

    市委写作班徐景贤等人搞的“后院起火”,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我父亲后来回忆说:“‘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多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十巴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眼看着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被破坏,名誉被玷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

    徐景贤等“秀才”举旗造反,把造反风从社会引向机关内部,引发更大的动乱。此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各部门一下子涌现了上百个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他们揪斗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等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从此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被张春桥等人一手扶植起来并披着“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外衣的“工总司”,不断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这些人怀着各种动机,不但首先冲击所在单位和地区的党政机关,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还以“革命行动”为借口,公然打砸抢,把社会秩序搞得动荡不堪。

    与此同时,上海各行各业中反对“工总司”的群众组织也迅速涌现,不断联合、壮大,到12月6日正式组建了全市性的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工人赤卫队)。众多党员、团员、老工人、劳动模范加入到了赤卫队组织,使其一度发展到80万人,声势上大大超过了“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与“工总司”两军对垒,激烈抗衡。赤卫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大会宣言中提出“在文化革命中,坚持文斗,不许武斗,向形形色色违反十六条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号召队员“以主人翁的姿态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更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生产任务,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被“工总司”斥为“保皇派”。赤卫队的崛起,对张春桥等人在上海实施夺权阴谋以及“工总司”的打砸抢行为起了很大的遏制作用。

    但是,赤卫队的命运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工总司”背后站着的是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一伙阴谋家。赤卫队的党团员们、老工人、劳动模范们出于对党的信任和热爱,挺身而出,悲哉,壮哉!



16. 康平路上大打出手


    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的对抗中,赤卫队喊出了“火烧张春桥”的口号。赤卫队在总部成立大会前后,相继派代表进京上访,向周恩来总理控告张春桥在上海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许多基层单位的赤卫队组织也不断地向北京去电、去函、去人,要求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面对赤卫队这个组织,张春桥感到如芒刺背,如坐针毡,多次惊呼:“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要我回去检查”,  “控诉我的、骂我的特别多”。

    张春桥决心扼杀这个与他对立的群众组织。

    12月6日深夜,张春桥在京召集“工总司”在京人员和一批红卫兵组织头头开会,了解上海赤卫队的有关情况。会上,他大肆污蔑赤卫队是“修正主义的组织”,并唆使北京和上海的造反派学生更多地去上海工厂串连,挖出赤卫队的“地下司令部”。张春桥后来还要“工总司”抓几个赤卫队中所谓“真正坏的”,“把幕后操纵的揪出来”。张春桥还通过已卖身投靠的马天水摸赤卫队的底。马天水迎合张春桥的需要,找了赤卫队组织七个负责人谈话,要他们“扭转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扬言要“改组赤卫队总部”,逼迫一些人回厂。

    在张春桥的操纵和策动下,“工总司”王洪文串通其他造反组织,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肆污蔑赤卫队是“老保”,是“既得利益者”,叫嚷“有了‘工总司’,就不许有赤卫队”、“对‘老保’组织就是要砸”……他们勒令上海市委及其各级领导干部要在行动上“完全支持革命造反派”,曹荻秋等领导干部的检查材料只准交给“工总司”,不许交给别人。林彪、江青一伙趁机向上海市委施压,逼其表态支持“工总司”,不支持赤卫队。

    赤卫队为了维护自身的“革命群众组织”地位,12月23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赤卫队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条要求”: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要求市委制止“工总司’’的打砸抢犯罪活动等。曹荻秋认为赤卫队的这些正当要求难以拒绝,就签字同意了。

    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又接见了“工总司”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点拨:“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很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对他讲了,要他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文元当你的参谋、顾问’,但是他根本不听江青、中央文革的话,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安亭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问题,‘究竟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我要告诉大家,我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并不代表上海市委。”“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定局,‘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当心陈丕显摘桃子!”

    紧接着,“工总司”王洪文一伙25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执行反动路线大会”,揪曹荻秋批斗、施压。曹荻秋不得不违心地宣布赤卫队提出的“八条要求”作废。

    在此背景下,12月28日下午,两三万名赤卫队队员聚集康平路,其中少部分人进入市委机关,要求市委领导澄清对“八条要求”的态度。在市委机关院内,赤卫队队员是比较有秩序和守纪律的。他们在小礼堂等处等候接见,没有进入机要部门和档案室,吃饭、饮水问题都由本单位派人送来自行解决的。院内市委领导同志的住宅也没有受到任何侵犯。

    张春桥从马天水打来的电话里得知赤卫队进入市委大院的消息,随后给他的老婆李文静打电话,要她给徐景贤传话,让各造反组织对此“不能置之不理”,“不能让胜利果实给赤卫队夺去”。张春桥此举等于下达了攻击赤卫队的命令。徐景贤得令后,立即寻找“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头目,还亲自执笔与朱永嘉等人拼凑了《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的传单,利用大喇叭广播出去,十分起劲地叫嚷赤卫队保市委的大方向错了,要赤卫队队员们来造“总部”的反、造市委的反。

    28日夜,张春桥向徐景贤发出攻击令后,还不放心,又连续发出了两道指令。他先是找来当时正在北京告状、想闹独立的“工总司”最大实力派头目耿金章,令他立即回沪,充当镇压赤卫队的急先锋。之后,张春桥又给王洪文打电话,命令他立即调动人马,与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张春桥要王洪文警惕我父亲和赤卫队他们“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戍得来的胜利果实”。

    12月29日上午,曹荻秋在市委机关与赤卫队进行谈判,再次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群众性组织”。赤卫队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下午起就陆续撤离康平路市委大院。

    当天下午,张春桥又与李文静通电话,当得知赤卫队人员正准备撤离时,急忙让她传话给徐景贤等人:“现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

    当晚,当市委机关大院内外尚有万余人时,王洪文、耿金章等“工总司”头目们调集了大批造反派手持武斗器械,乘车赶到。他们封锁了康平路附近各个路口,四五万名“造反队员”把市委机关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机关大院周围的高音喇叭不断发出警告:“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立即滚出康平路”……他们还大肆造谣“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故意制造紧张空气。

    随后,一群又一群的“造反队员”在“工总司”大小头目的带领下,手持木棍、皮带等凶器扑向市委机关大院。“四人帮”上海余党炮制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中对这场武斗作了如下描述: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种,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赤卫队有300多名骨干被抓走。耿金章手下一批人还乘乱抓走了我父亲和曹荻秋。

    当天,张春桥得知赤卫队已被镇压,立即打电话给徐景贤,部署下一步行动。他阴谋策划把罪责推到市委头上,贼喊捉贼地说:“康平路事件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张春桥又发出明确的指令:要“各个组织一起快点儿商量”,“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要“揭露市委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了“特急通令”,要把赤卫队各级领导统统抓起来,强迫解散“赤卫队总部”及各区及基层的赤卫队组织。

    赤卫队遭到残酷镇压后,大批队员悲愤地决定去北京,向中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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