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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 上海夺权“风暴”


    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之后,频繁召见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等造反派头头,加紧做夺权前的准备。张春桥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在他们的策划煽动下,一场夺权的闹剧便开始了。1月4日,《文汇报》宣布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张春桥、姚文元把他们的“行宫”设在了上海市委兴国路招待所,筹划下一步夺上海市委的大权。然而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可能使他们的夺权企图流产的事情。

    正在为全国普遍出现的生产瘫痪、经济滑坡的形势焦虑的毛泽东看到了在1月5日《文汇报》上全文转载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十分高兴,给予了充分肯定。1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文汇报》五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在1月9日予以转载,还加了“编者按”,称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

    张春桥知道《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由我父亲主持签发的,肯定了它就是肯定了陈丕显,肯定了上海市委,他想夺谁的权?但是张春桥也知道造反派正被他们煽动得头脑发热,情绪癫狂,不知死活,如果有人拿毛泽东肯定《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件事做文章,为上海市委定性,就会使大多数造反派群众困惑、迟疑。看来不能让这件事发酵,马上夺权!

    这时我父亲和上海市委领导为刹住经济主义歪风正忙得团团转呢。

    自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后,造反派们尝到了签字的甜头,从此找到了一条满足私欲的捷径。许多过去要经过层层请示、报告、审批的要求,现在只要抓住一个当权派,逼其签字,不签就斗,一直斗到他同意签字为止,就可以如愿地获得解决。弥漫的“签字风”大大地刺激了造反派的批斗热情,同时各种索取、要求,也像雪片一样向我父亲、曹荻秋等各级领导干部飞来。其中,有要汽车的,要房子的,要军大衣的,还有要买红布做袖章的……

    有个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弄出个“八项要求”要我父亲签字。我父亲不签,他们就斗。现在上海市委“文革,,档案里还可以查到这样一张条子:“刻一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共红布十匹,立即供应。”

   “签字风”引发了一些造反派大闹涨工资、提高待遇、要求转正等极大热情,同时也成为“四人帮”打倒上海市委的投枪。例如,临时工、合同工闹转正的事,还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闹到北京,造反派头头戴立清居然受到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的接见。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江青听了戴立清对上海市委“老爷们”的控诉后,竞施展了当年做演员时的本事,当场“流了泪”。她随即让“中央文革”发出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戴立清一:伙自恃拿到尚方宝剑,回到上海,更加起劲地闹转正,闹补发工资、增加工资。

    金库枯竭,上海各家银行纷纷告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及其办事处仅从1月初的短短几天时间里,被提走现金3000多万元。中国人民银行紧急报告国务院后,中央拟立即下发《关于反经济主义的通知》,却被江青扣住了。

    针对上海市愈刮愈烈的经济主义歪风,上海市委不能不刹,他们四下做工作,希望能说服两派群众组织,达成共识。就在他们为上海的安危、为百姓的生计鞠躬尽瘁时,在他们背后,阴险的炮口已抵近,准星已套牢,炮弹已装填,只等一声令下。

    1月6日,由张春桥、姚文元等精心策划的“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在人民广场举行。这次批斗会,除’了在市人民广场设立一个中心会场之外,还在全市设立369个分会场,并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上海电视台也同时转播批斗会的实况。大会头天夜里下起的鹅毛大雪,清晨时虽然停了,但格外寒气袭人。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梁国斌、常溪萍等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人被悉数揪到台上批斗,头天晚上就被集中控制起来的20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分列几排站在厚厚的雪地上陪斗,一斗就是6个多小时。王洪文第一个发言,他的稿子是朱永嘉起草,由张春桥亲自修改审定的。我父亲等人被横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骇人罪名。面对这样的攻击和诬陷,我父亲和曹荻秋毫不屈服,坚决反驳、争辩。很多人当时通过广播、电视,见证了他们激烈抗争的情景。

    这次批斗大会发出了三个所谓的“通令”: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在七天之内彻底交待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致电中央要求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迫不及待地给“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情况简报》。其主要内容是:“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即军管,要陈在一周内交代自己的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从此,应周总理在危难中紧急召唤而“自投罗网”的我父亲,开始经受一波又一波猛烈的批斗狂潮。真应了毛泽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名言,我父亲和他的同僚们已经能够很从容地应对各式各样的批斗会了。他们一边要接受批斗,一边还要组织生产。有时上午接受了批斗,就下午组织生产;白天接受了批斗,就晚上组织生产。不管造反派怎么不厌其烦地“撤”他们的职,在中央没有正式宣布前,他们认为仍然还是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必须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就在批斗会后的第三天,我父亲到锦江饭店参加由几个造反组织带头发起的煞经济主义歪风会议。我父亲积极支持这个会议,不仅亲自参加,还让市委、市人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也都接到会议通知,但都拒绝参加。在我父亲他们的引导下,会议经过讨论,决定起草一份关于制止经济主义蔓延的《紧急通告》。《紧急通告》起草好以后,我父亲表示支持。经过做工作,32个造反组织的代表先后签字表示同意。1月9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刊载了这个通告。

    《紧急通告》的发表使张春桥意识到又被陈丕显抢先走了一步好棋,对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说:“五号刚刚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下了一个《紧急通告》?”吓得徐景贤连连称是。

    正如张春桥预料的,《紧急通告》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刊出后,毛泽东又大加赞赏,立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委托陈伯达起草了给上海的贺电。于是,《紧急通告》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1月11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广播,12日在《人民日报》上同时刊载。被江青扣住的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也于12日下发了。

    张春桥闻知此消息,立即又摇身一变,竟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反经济主义的“英雄”。他自我吹嘘说,他和姚文元才回上海一个星期,上海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肯定了两次,还说中央“给一个城市的群众组织发贺电,这是史无前例的”。

    张春桥不仅把我父亲出来工作后支持搞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两项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还老奸巨滑地把造成经济主义蔓延等一切罪责都推到了上海市委身上。他煽动群众说:“矛头不要对群众,要向上,拣签字最多的,揪到厂里让工人斗,让报纸登出来,让全市人民都知道。”

    粉碎“四人帮”后,朱永嘉是这样交待的:“八日的那次会议以及《紧急通告》的起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与闻过。如果说有关的话,陈丕显却是有一点儿姻缘关系,他在那里支持了群众的要求。按历史事实,陈丕显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中,是有一点儿功劳的。”

    我父亲出来工作后,为了不辜负周总理和上海市广大人民的期望,没日没夜地工作,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上海的局势稳住,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挽救动乱的局势,更不可能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一场更险恶的暴风雨很快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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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患难之交


    今天看来,“陈、曹、魏、杨”等上海老一辈之所以在面对嚣张一时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时,能够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既是这些老一辈们共同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政治原则使然,也是他们长期默契合作、肝胆相照的彼此信任使然。

    从50年代末到“文革”前的一段时间,正是父辈们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但是,这期间也是“大跃进”等“左”倾错误泛滥的时期。身处政治运动中的父辈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或加以修正,尽可能地以自己有限的力量减少“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为人民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

    60年代初,我父亲回到故乡福建,如实地把自己在故乡看到的家无隔夜粮、饿殍遍荒野的情况写成文字,汇报给当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并想方设法调粮救人。

    曹荻秋伯伯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和我父亲一道顶住压力,作出了开放市区自由市场的决定,开放了十六铺码头等中心区的贸易集市,一时间丰富了市民生活,吸引了江浙一带的商贩人沪交易。他还大力发展捕捞渔业,组织了庞大的渔船队,丰富了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魏文伯伯伯在“大跃进”中看到有的农村干部把别的田里的稻子搬到试验田,在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地“放卫星”等现象后,严厉地给予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当时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柯庆施打电话急着要上海市粮食总产量。魏文伯核实后报了21亿斤,柯对此数字很不满意,大发脾气,非要魏文伯多报。可是,魏在仔细核实后仍实事求是地上报了21亿斤。

    杨西光伯伯在过火的政治运动中,总是力所能及地保护知识分子,维护正常的科研和教学。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印象中,我父亲果断风趣,曹荻秋严肃持重,魏文伯温和儒雅,杨西光睿智敏锐,父辈们的情谊是非同寻常的,几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

    魏文伯是四位长辈中年龄最大的,长期受胃病、心脏病的折磨。有一次,魏文伯胃病发作得非常厉害,柯庆施却要让魏下乡。拖了一段时间后,柯庆施仍对此事念念不忘,在市委常委会上对魏文伯点名质问。我父亲站了出来,说:“魏文伯身体不好,我代他去吧。”

    魏文伯精通书画,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之外,大多都用于书画收藏上了。我父亲不懂字画,却相信魏文伯的书法水平很高,就向魏文伯索字。魏文伯给他写了一幅字,我父亲看了,熟不拘礼地问:“怎么不裱好了给我呢?’’魏文伯说:“这你就外行了。写字可以,可是我要是裱好了给你,就是在自降身价。”至今,我们家仍保存了很多魏文伯的书法作品,送来时都是没有裱过的。

    平常像哪家的孩子不听话、耍点儿小脾气这类小事,我们的父辈们都格外关心,经常相互“补台”。有一次,魏家的阿姨在打扫房间时弄乱了魏宏为的东西,宏为一赌气就把自己的房门关上,谁也不让进。家人怎么劝她都不听,死活不肯打开房门。魏文伯上班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亲。后来,我父亲在院子里碰上了宏为,语重心长地说:“宏为啊,听说你家阿姨动了你的东西,你就关上房门不让人家进,这样怎么行呢?一个人要成大器,就不能这样气量小。你现在就这样,将来怎么到群众中去,怎么到社会上去啊?”听了我父亲的一番话后,宏为回到家中,就把房门打开了。魏文伯见状,高兴地说:“还是陈叔叔说的话管用。”

    在上海老一辈的子女中,我父亲幽默风趣,和蔼可亲,喜欢与晚辈们聊个天,开开玩笑,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愿意亲近他。1965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都要关心培养青年一代,但主要内容当时尚未对社会公布。我父亲想通过与部分子部子弟座谈的形式,切实关心一下身边孩子们的成长情况,于是他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于1966年1月27日召集康平路大院里的部分大学生、中学生座谈。没想到这次座谈会开完后,就有小朋友找他提意见,质问说:  “我们要不要做接班人?”“接班人还分大小?”我父亲虚心接受了批评,于2 9日又挤出半天时间,在康平路小礼堂为300多名初中生、小学生开了“小灶”。在座谈中,我父亲绘声绘色地讲了他小时候当儿童团长、站岗、放哨、慰劳红军、拾牛粪等革命经历,亲切地勉励孩子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接革命的班。他深情地说:“将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不是我,上海市市长也不是荻秋同志,总是你们。不是指你们哪个人,是指你们这一代……要有做接班人的思想准备。”弹指一挥间,30多年过去了,昔日曾唧唧喳喳地聚集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聆听我父亲讲话的这一代人,现已纷纷进人中年,在各行各业接了革命的班,其中真的出现了一批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

    “文革”爆发时,我父亲正在治病,曹荻秋代理我父亲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在一线顽强地坚守着。无论怎么被揪斗,曹伯伯从不诿过,也从未退缩。我父亲当时虽然身在医院,却始终不能安心养病。曹荻秋、魏文伯经常来研究如何应付各种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局面,他们对“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解放日报》事件”的看法是一致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共同商量决定的。按照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既尽量维持正常的政治秩序,又不能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他们称之为“走钢丝”。而当曹荻秋被批斗得无法开展工作时,我父亲应周恩来总理的召唤,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斗争的前线,与江青、张春桥一伙作最后的一搏。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的上海老一辈们,在任何大风大浪面前,相互间始终维系着默契与坦诚,始终是患难与共的。

    我父亲奉周总理之命出来工作后,在那样一种十分险恶的环境里,他一遇到无法排解的困难时,总是想到陶勇:  “找老陶!老陶会帮助我的!”“一月风暴”夺权声浪甚嚣尘上之时,父亲希望陶勇在上海党政领导机关不能起作用时出面“军管”,陶叔叔慨然应允。张春桥夺权之前,康平路165号市委办公大楼里挤满了造反派,连市委常委会都没法开。父亲打电话给陶勇,借一处地方开会,陶叔叔不怕引火烧身,一口答应,提供了舰队司令部礼堂。后来有人说陶勇让东海舰队成了“地方走资派的防空洞”,并诬告到林彪那里。可陶叔叔依然我行我素,时常打电话来,嘱咐我父母要好自珍重,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他决不会袖手旁观。父亲在1月12日失去人身自由之后,陶叔叔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他说:“说陈丕显是走资派,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他不是走资派,是红小鬼!”他到处打听我父亲的下落,曾亲自带车闯到市委机关找张春桥要人,因没找到张春桥只得作罢。陶叔叔曾打电话给担任过他警卫员的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就在他遇害的1月21日上午,陶叔叔还对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说过:“我有一个计划。我亲自带一个警卫排,悄悄冲到关老陈的地方,把他背了就走,然后秘密保护起来。”

    “陈、曹、魏、杨”一同关押在康平路71号期间,因为在同一座小楼里,上厕所、热饭菜时偶有碰面。他们用眼神彼此交流,相互鼓励。有时趁周围没人时还简单讲讲话。“九一三事件”后,魏文伯从报上感觉到林彪出事了,一次上厕所时碰到曹荻秋,就悄悄对他说:  “好像二号人物不行了,你知道吗?”曹荻秋点了点头。

    “四人帮”及其死党在打倒上海老一辈过程中,除了不遗余力地为每个人扣上一顶“叛徒”的大帽子,还对他们的亲人下手,企图借此打开一个缺口。他们分别针对我母亲和曹荻秋夫人石斌阿姨成立的“谢志成专案组”和“石斌专案组”,就是铁证。两位父辈被监禁后,我母亲和石斌阿姨就被抓进了上海少年犯管教所,她们的罪名都是“特务”。

    “谢志成专案组”成立后,张春桥亲自批示:“要加紧追查谢志成的政治问题,可能对突破陈丕显的问题有帮助,请少庸同志加强指导。”认贼作父的王少庸得此命令,立即十分卖力地督导专案组:“要查陈如何与特务挂上钩?如何通过妻子谢志成与特务挂上钩?”他还要专案组把我外公、舅舅也抓起来审查,“看看有否可能取得突破谢的材料”。王少庸还批示:“石斌专案组要加强,并在市材料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甚至还在专案办会议上信口雌黄地说:“老实说,陈与谢,曹与石,都是政治交易。”我母亲与石斌阿姨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一关就是五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张春桥一伙还指望其他老干部“反水”,来为他们提供“重磅炸弹”。但是,除了马天水、王少庸之流,没人响应。卫少庸在刚参加完自己和马天水的“解放”大会后,竟恬不知耻地来找范征大谈话,说什么他来上海工作不久,今天在会上还揭发了陈、曹很多罪行,“你在他们身边工作10年,肯定知道不少内幕情况,如果你能站在造反派一边,把这些事情谈清楚,我相信你会受到领导和造反派的欢迎的”。他还警告说:“老范,你不要错过机会,你处的地位很重要,如不认真揭发检举,你以后会后悔莫及啊”范征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但他认为,不能只顾自己逃过劫难,就去出卖灵魂。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也意识到,如果我胡编乱造一些材料,可能会受到张姚之流‘青睐’,但觉得这与一个真正党员的党性难以相容,也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良心所不允许的。”于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范征夫便陷入无休止的陪斗和批斗之中,被抄了家、撤了职、开除了党籍,还一度被勒令打扫市人委机关大楼的厕所。在遭揪斗期间,造反派要他指证宋季文讲过“安徽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饿死不少人,我要为安徽人民请命”。范征夫当然听宋季文讲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但面对造反派的威逼,范征夫很认真地苦思冥想一番,,一脸茫然地说记不清楚了,于是惨遭毒打,腰脊被踩伤。之后,他被扣上了“五反分子”的大帽子,受到数年的残酷迫害。

    临近1967年春节时,张春桥挂起“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宣布“改朝换代”,当上了上海的“太上皇”。过了没几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指使爪牙,把“陈、曹、魏、杨”四家从康平路165号的市委大院里一举扫地出门。此举明显有着对“陈、曹、魏、杨”赶尽杀绝之意,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文革”前,康平路165号的市委大院宿舍区共有8栋二层小楼,由东向西分别住着我父亲、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及四家的工作人员。本来最东边的52号小楼草坪最大,按理说应该是分给柯庆施的,但据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说,因为52号小楼紧靠德昌路,柯大鼻子觉得不安全,于是我们家就住了52号楼。杨西光家住在我们家后面的32号公寓楼,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等与他楼上楼下地做邻居。随着这场政治风暴由远而近地袭来,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住在这里的那些红得发紫的邻居们,因为与我们父辈政治立场不同,对我们也“白眼相加”,甚至怒目而视了。

    “陈、曹、魏、杨”四家被赶到武康路117号一栋小楼里,每家只有一间房,十分拥挤。那时,我们四家已经被抄得一贫如洗,家里值点儿钱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即使这样,造反派还不死心。有一次,造反派又到我家抄家,当时家里只有我妹妹小龙一个人。魏文伯大女儿魏小路把吓得浑身发抖的小龙藏在自己家。造反派要魏小路把人交出来,小路气愤地质问他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懂得什么?你们为什么非要和她过不去?”

    父母被打成“叛徒”、“特务”后,我们也都成了“走资派”、“叛徒”的子女,成了被造反派另眼相看的“异类”。在突如其来的生活变化面前,我们几家人团结得更为紧密。为了解救父母,我们这些子女们相互帮助,一起想办法,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杨西光被关押期间,卢凌阿姨病危,子女们给“上海市专案办”打了一个报告,要求让父母最后见上一面。同时,我和杨家的子女们一道商量,在给父辈们送东西时偷偷带进一张纸条,要杨西光主动提出见妻子、见子女。杨西光一闹,“专案办”不好不答应,就把他弄到肿瘤医院与妻子和孩子们相见。尽管如此,他们全家见面时,从病房到门口仍然站了一溜气势汹汹的造反派。

    陶勇夫妇遇害后,他们的孩子们都被关押在一间低矮破旧的小屋里,饥寒交迫,无依无靠。我偷偷地去看望过他们,还把陶家的大儿子大刚领到我们只有一间房子的家里住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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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之后的1976年1月20日,致信毛泽东请求“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对邓小平的去留,毛泽东是难以决断的,“小平人才难得”,他知道周恩来去世后能治理国家,除了邓小平没有更好的人选了;但对于邓小平拒不认可“文化大革命”的强硬态度又使他恼火而不安,他犹豫再三。接到请辞信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并明确地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此后,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不再公开露面。

     在由谁来接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这个问题上,排名靠前的张春桥包藏祸心,暗自渴望。但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给张春桥这样的机会。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1976年的“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决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次中央人事变动,是毛泽东下决心保卫“文革”成果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四人帮”,也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满。张春桥失望之余,情不自禁地在2月3日“有感”而发,恶狠狠地赌咒:“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在“四人帮”的策动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从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用以指导“反击右倾翻案风”,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多次的谈话内容整理而来的。在这些话中,毛泽东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坚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人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代表资产阶级”。同时,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说“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从1976年2月开始,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明显恶化,已经难以节制“四人帮”了,于是“四人帮”抓住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水搅浑,置邓小平于死地。他们把“三项指示为纲”诬为“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诬蔑邓小平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月23日,江青不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擅自召开在京的17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3月2日,她又擅自召开12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在这两次会上,江青叫嚷:“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江青诬称邓小平把石油,、煤炭、棉布等压价出售给大资本主义国家‘,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江青气势汹汹地点名攻击某些地方领导“不听她的话”、“执行邓小平那一套,搞翻案”,并恐吓说:“有些省有些问题,要作深刻检查。我很不希望像廖志高那样,一下飞机就给抓起来。”江青还吹嘘自己是“处处紧跟主席的”、“经常作自我批评”,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准备杀头坐牢”。说到得意忘形时,竞野心毕露以“女皇帝”自居,大言不惭地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不简单啊!”她还恬不知耻地说:“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张春桥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在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和“代理人”。1976年3月,张春桥指使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是他们继续革命的对象。姚文元把南京、北京等地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民群众称为“反革命”,诬陷邓小乎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他还指使《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各种材料,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

    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大批判的混乱之中。在全面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造反派头头重新掌权,各地派性斗争升级,武斗战火重燃,工厂停产,铁路瘫痪。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局面和经济上升势头遭到严重破坏。胡耀邦、万里、胡乔木、周荣鑫等领导被撤职,受到批判和揪斗,其中周荣鑫竞于4月12日被迫害致死。周荣鑫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被江青讥讽为“灭火队长”。他的死,预示着“文革”初对老干部们的迫害更变本加厉了,过去是“斩监候”,现在恨不能“斩立决”。江青还气急败坏地叫嚷:“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我父亲等刚刚获得“解放”的一大批老干部面临着再次被打倒的命运。

    3月5日,上海的《文汇报》在编发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通稿时,故意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该报还在3月25日刊载的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同月,由“四人帮”豢养的上海写作组朱永嘉等人炮制的题为《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的文章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出笼。这篇文章是在张春桥授意下写成的。张春桥1月间叫人传信给朱永嘉、王知常,说他最近读了鲁迅小说《风波》,“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好像离我们很远,又好像很近。说远是因为这场风波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说近,赵七爷之流的人物至今仍在活动着”。张春桥说什么“阿Q和小D不应该相互揪住对方的小辫子,而应该去揪赵七爷的大辫子、张勋的大辫子”,恶毒地影射邓小平是赵七爷,还说赵七爷上面还有一个辫帅是周恩来,还将一大批干部打成所谓的“辫子党”、“盘辫党”,叫嚣着要把他们“打翻在地”。

    对于“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人民已经义愤填膺,忍无可忍,而愚蠢的“四人帮”竟不知道自己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还自己点燃了导火索——对逝去的周恩来的讨伐。周恩来在人民的心目中有着何等崇高的地位,“四人帮”这一大逆不道的行径无异于对一个已被人民供奉于心灵圣殿的贤者的鞭尸!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还是目不识丁,天理良心是中国人的共识,是做人的基本德行。“四人帮”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践踏,使得地下愤怒的岩浆汇聚到一个爆发点,火山爆发了!如果说江青的肤浅、王洪文的无知导致这愚蠢的行径,那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家”自诩的张春桥、姚文元难道连毛泽东谆谆教诲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吗?不,他们是狂妄,是利令智昏,他们以为以一个人的绝对权威是可以愚弄、操控人民的。

    正如《国歌》唱的那样,“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了,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勃然而起。清明前夕,北京、南京、杭州、郑州等城市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自发悼念周总理,发出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怒吼。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数不清的怀念周恩来的悼词、诗词和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中国科学院109所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竖起四块巨型诗碑,抒发人民共同的心声,“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无异于四把冲天烛烧的火炬,点燃起燎原之火。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很多小瓶子,寄托着对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大局的渴望。

    清明节前已有文件下达,不让人们到天安门广场去开展悼念活动。我们这些昔日的“走资派”子女中,仍有不少人无视“禁令”。小楠她们几个在清明节前后那几天,几乎天天都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清明节当天,小楠、小华在广场上碰到了耿志远,三个人还合了一张影。清明前,小楠还陪爸爸叶飞坐车绕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有人说可能会有摄像机录下车牌号,大家心里还真的担心了一阵子。如果有人揭发这件事,“四人帮”一定会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后来还是有人揭发叶飞子女到了天安门,说他爸爸是后台。

    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4月5日,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上演了。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最后一刻,宋任穷之子宋克荒也在那里。据他说,清场开始前,天安门广场一直播放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讲话,要参加悼念的人离开,但克荒没有走,一直到天安门的路灯全关了,克荒才骑着自行车回万寿路。当时,他爸爸、妈妈很为他担心,小楠、小毛等就一直陪着老人家,安慰他们。

    4月7日,身体已极度虚弱的毛泽东作出批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提议华国锋任总理、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做出再次打倒邓小平决定的同时,也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但是,“四人帮”也加紧了篡夺各级党政领导权的步伐。
  
  
  

 
 
顶端 Posted: 2014-11-26 09:59 | 72 楼
gm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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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了。喜欢此文的同志可以有满足感了。我就是如此,
  
  
  

 
 
顶端 Posted: 2014-11-26 10:01 | 73 楼
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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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gmd123网友。已经补入前面的帖子。
  
  
  

 
 
顶端 Posted: 2014-11-26 12:44 | 7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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