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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阴险狡诈的张春桥

  
  提起张春桥这个人,实在应该多费一点笔墨,勾勒一下此人的嘴脸。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曾以他擅长的诗词,给张春桥画了这样一幅像:“一付鹰鼻眼,阴阳怪气声。沪上有识者,早已知其人。借得戏改革,勾结女江青。拍马得赏识,从此上青云。文化革命起,狗头军师称。躲在阴暗处,专门陷害人。”
  
  1952年,我父亲调到上海任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时,张春桥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从那时他们就认识了。一直到“文革”爆发前,张春桥一直是在我父亲的领导之下。
  
  张春桥的父亲是一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3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反动的“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他化名“狄克”,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8年1月,张春桥混入延安,当年8月又混进党内。他长期隐瞒了其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其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
  
  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当了日本特务。
  
  张春桥这个人平时不苟言笑,工于心计,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此人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对于张春桥的为人和他夫妻俩的历史疑点,我父亲是了解的,上海市委也不是没有对他进行审查,但张春桥深得柯庆施的器重、庇护,后来攀上江青。
  
  1958年9月初,柯庆施从北戴河会议上回来,把有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精神告诉了张春桥。张春桥摸准了柯庆施的脉,投其所好,立即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登载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人民日报10月13日予以全文转载。张春桥顿时名声大噪。柯庆施后来到郑州开会时,就把他也带到了会上。薄一波后来评论说:“张春桥文章的发表和讨论,为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农民财富的‘共产风’的蔓延滋长进一步制造了舆论,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在理论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误解。”
  
  1964年3月至5月,江青来上海搞所谓的“戏剧改革”、“文艺革命”时,向柯庆施提出要一个助手,挑三拣四,都不称心,经柯庆施介绍,江青看中了时任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张春桥从此与江青搭上线,开始了狼狈为奸的勾当。
  
  在江青勾结张春桥插手京剧现代剧《智取威虎山》过程中,张春桥竭力吹捧巴结江青。该剧上演后,张春桥曾对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讲:“应该这样向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你要知道东北战场上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总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看。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这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
  
  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都到了厚颜无耻地步。京剧《沙家浜》上演时,张春桥对当时文汇报社一位负责同志说:“人家说我们宣传样板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是拍定了。”
  
  “文革”暴发后,张春桥更是步步紧跟江青,捧江青为他们一帮人的首领,公开宣称“上海是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
  
  其实,张春桥追随江青并不是出于崇拜,而是另有所图。从他的老婆李文静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写的一份交待材料中,不难看出他的真正用意。李文静写道:“一九六四年春天,江青住在上海,想捞政治资本……后来张春桥去了。张放弃了一切工作,一心一意扑在江青交给他的‘改戏’任务上。江青很高兴,两个人很谈得来,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张春桥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主意多变,而且今天刚出了一个主意,明天就全盘否定,好象以前的话她根本未说过一样。估计可能是从主席那里听到什么风,马上改口,又不承认自己原来说错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办呢?’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她怎么说就怎么办,我还能给她捅穿了?她那个自尊性可强呢!’……”“我劝他和江青疏远点,他瞪着我大声说:‘不通过她,我接近不了主席!’”
  
  除了一己私利,以“革命理论家”自居的张春桥毫无信仰可言,信义可言。
  
  江青曾在《为人民立新功》的那次臭名昭著的讲话中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后来据朱永嘉等“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交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时,张春桥却暗中向主要被批判人之一、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透露了消息,企图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刊出前,张春桥假意叫人拿着“清样”,找一些学术界著名人士和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文章原封不动地发表后,张春桥亲自指使文汇报社出面召开所谓的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座谈会开始时,主持人只说是内部谈谈,听听意见,不会抓辫子。而当大家纷纷提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姚文元乱打棍子、捕风捉影,硬是把学术争鸣扯为政治问题的蛮横霸道作风表示反响强烈时,张春桥才凶相毕露:“这一下好了,有了靶子了!”他还不加掩饰、得意洋洋地把这一手法称为“引蛇出洞”。结果,贺绿汀、周信芳、周谷城等上海一大批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惹火烧身,有的被迫害得家破人亡。
  
  同样,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两篇文章出笼前,张春桥也假惺惺地把稿子送市委负责同志审阅。对《评<三家村>》文章中关于“挖根子”的提法,当时曹荻秋持反对态度,这也成了他在“文革”中遭受疯狂揪斗的一项罪名——“破坏对‘三家村’的批判”。
  
  上海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并不是对张春桥及其妻的历史问题不追究。他也有过心惊肉跳,甚至想与李文静离婚,以求自保的危机时刻。
  
  我父亲的老部下、原上海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范征夫,对张春桥的阴险奸诈深有体会,对于他的历史问题也早有了解。他说:“张春桥对我们这些人,一贯盛气凌人,以马、列、毛理论专家自居。但在1956年审查干部时,他却告了‘病假’,灰溜溜地在衡山公园埋头散步。那时我曾经问过曹荻秋,张为何情绪不高。曹低声告诉我,组织上正对他的历史进行审查,他入党、入伍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但不久,由于柯庆施发话,张的审查就‘保护过关’……”
  
  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我在“文革”结束后还曾先后问过我父亲和魏文伯。他们都跟我说确有此事。我父亲曾长期主持上海市委的常务工作,并一直分管上海的干部工作。魏文伯也在上海市委长期分管干部监察工作。他们对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都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父亲“文革”结束后就任湖北第一书记期间,曾就此事问过5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同志。安子文说:这事我们早就知道,但是柯庆施坚持要一提再提。
  
  魏文伯后来也向我讲了柯庆施包庇张春桥的事实。那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我父亲、胡立教等老同志在会上提出:魏文伯的问题拖到现在有好几年了,为什么还不解决?会议把他们的发言登在三中全会的简报上,这才促使当时的上海市委加快了解决魏文伯问题的步伐。12月30日,党中央批复了上海市委关于解放魏文伯的报告,并且任命魏文伯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之后,因在北京没有家,就住在厂桥附近的中直招待所。我去看魏伯伯时,他跟我讲,张春桥本来要调离上海市的,可后来没调走,留下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本来大家都知道,但是“柯大鼻子”柯庆施还是要重用他、提拔他,又把他介绍给江青。
  
  对于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上海市委每位领导都知道她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由于得到了柯庆施的庇护,李文静一直留在市委的机要部门担任要职,甚至还要提拔。据范征夫回忆,有一次市委常委会讨论提拔李文静当上海新华社分社副社长的干部问题时,他列席了会议,并叙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仔细看了一下她的历史组织结论,有严重政治问题。心想:这样的人不仅不能提拔任命上海新华社分社副社长,就连她现在担任的市委办公厅三室主任也不适宜。当然,那次她的任命‘建议’,由于柯庆施不在场,陈丕显主持会议,被市委常委们否定了。”柯庆施死后,张春桥为避嫌,重提将李文静调到人民日报、新华社驻上海站工作,去给该站当时的负责人杨英当助手。此事上报后,时任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的吴冷西早闻其女人的刁钻跋扈,敬谢不敏,这件事就耽搁了下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宋季文曾也这样对范征夫说起李文静:“这女人不是个好东西,你要当心。”“张春桥是柯庆施的大秘书,她是张春桥的管家婆,如果她在张面前说三道四,再传到柯耳朵里,对你很不利。”
  
  “文革”中,张春桥成为上海的“太上皇”,李文静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她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管过专案等工作,享受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政治待遇。正如徐景贤于1977年2月交待的那样:“王、张、江、姚和我们这些‘四人帮’的余党,十年以来,长期包庇、窝藏文静这一叛徒、特务,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曾经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狼狈为奸、沉瀣一气的大野心家康生,因与“四人帮”起了内讧,1975年底,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向毛泽东“告发”张春桥和江青在历史上都是叛徒,并说这件事他在延安时就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
  
  实际上,中央和毛泽东之前并非不知道张春桥和江青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据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披露,周恩来与小平在1973年4月9日有过一次推心置腑的谈话,一向言语谨慎、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周恩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
  
  1974年12月22日到27日,周总理不顾重病在身,赶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总理为大权不旁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了最后的一搏。那一次,周总理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就坦诚而又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问题。
  
  但历史是公正、无情的。像张春桥这样一个奸佞,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时,可以追腐逐臭,曲意逢迎,在柯庆施、江青的豢养、提携下,由一个因历史问题要被调走的解放日报总编辑,反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升再升,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直爬到分管宣传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爬到“中央文革小组”核心成员的位置。但是,这种阴谋家、野心家只能得逞一时,不能得意一世,最后粉身碎骨,遗臭万年是其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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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野心家的“赌博游戏”

  
  在处理“安亭事件”时,张春桥的“两面派”嘴脸及其阴险的政治野心更加暴露无遗。
  
  1966年11月12日午夜,刚从北京飞过来的张春桥,在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小将”的陪同下,直接来到了安亭车站。与王洪文、潘国平等“工总司”、红卫兵头目谈判过程中,张春桥一方面搬出陈伯达的电报,说这封电报“党中央都知道”、“请示过毛主席”,说阻拦列车造成铁路交通运输中断将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你们这样干是犯法的,是要杀头的”,想把这些人吓回去;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引导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极力讨好他们,说:“上海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好”,“过去都是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办事”。张春桥当场信誓旦旦地表示:“第一,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第二,我和你们一起干革命;第三,不解决问题,我不回北京……回去不整你们,我可以通知给各单位。”张春桥甚至还厚着脸皮恳求道:“最好你们给我这样一个荣誉,打电话给中央,说我第一个任务完成了,向中央汇报,向领导同志汇报,转告毛主席,说你们很听毛主席的话,叫你们回去都回去了……”
  
  在其他造反派对张春桥的话将信将疑、懵懵懂懂的时候,最善于投机钻营的王洪文却从这番话里嗅出了味道,赶紧靠上去表示“同意”。这样,王洪文既帮了张春桥大忙,又得到了张春桥的好感。12日中午时分,王洪文率领本厂的人爬上汽车,带头先回上海了,而另一个造反派头头耿金章信不过张春桥,带领约500名队员执意北上,后来步行到了苏州。
  
  上海市委了解到安亭车站的情况后,12日当天即向各单位发出了“沪委[66]第113号”文件。文件中说:“市委要求你们,在他们回厂的时候:一、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起闹革命、搞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二、对他们的行动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三、他们这次离厂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下不为例。”
  
  工厂敞开大门,欢迎浪子回头,可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等人想想又后悔了,闹了半天,闹得鸡飞狗跳墙的,最后除了张春桥开的空头支票,什么实惠也没捞到啊,就聚集在文化广场,大叫大嚷:“北上的人还在步行去北京”,“问题根本没解决,我们不能走” ……
  
  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按照市委的第113号文件继续做些疏导工作,问题是可能妥善解决的。但是,张春桥获悉此事后,却另有打算。13日上午,张春桥自行决定到文化广场再度同“工总司”头头谈判。
  
  中午,上海市委得知了张春桥要与“工总司”谈判的消息,立即召集常委们开会,让张春桥也来参加。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研究,绝大多数人认为:绝对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绝对不能承认这批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阻列车的行为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会上对此并未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曹荻秋为了慎重起见,会议中间挂电话到北京,向陶铸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想法。陶铸当即表示同意,并指出张春桥没有群众工作经验。曹荻秋担心张春桥过后不认账,就要张春桥过来直接接听陶铸的电话。陶铸又严肃向他重申了不能承认“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不同意“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表示同意上海市的处理意见。张春桥口头上表示要按照陶铸的意见办,可他此时已经心怀鬼胎,决心玩一个步步为营的“政治赌博”游戏了。
  
  当天下午3时多,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开始与“工总司”头目潘国平及北京部分红卫兵、交大红卫兵“反到底兵团”头头等谈判。一开始,红卫兵指责陈伯达的电报是错误的,张春桥不该去安亭把工人们动员回上海,应该支持他们上北京告上海市的状。没想到张春桥马上接过话茬,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写的,是“受骗上当”,而他本人也是在安亭车站听了“造反队员”的“控诉”后才了解了全面情况,并说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相信如果陈伯达了解了情况也会同意张春桥的看法的,等等。谈判期间,王洪文通过黄金海知道了谈判的消息,连忙匆匆赶来。
  
  在红卫兵的帮助下,“工总司”草拟了他们的“五项要求”,主要包括: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逼去北京控告的革命行动;
  
  三、这次造反造成的铁路运输中断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令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喜出望外的是,张春桥看了这“五项要求”后,立即表示同意,还建议在第二条要求后面加上一句,就是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派少数代表上北京。最终,张春桥在这“五项要求”下面大书两个字:“同意。”王洪文抢先抓过这张纸,跑到文化广场的讲台上向“造反队员”们宣读这一“好消息”。
  
  意犹未尽的张春桥还走到讲台中心,对下面的“造反队员”说,他之所以同意“工总司”这五项要求,是由于“上海市不支持你们,我支持你们”,还说什么“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你们是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啦!”“你们要和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曹荻秋的检查一次不行,要让他来第二次,第三次……”。在他的挑拨、煽动下,台下大声喝采,一片狂呼乱叫。此时的张春桥,俨然成了这股“造反”力量的“救世主”,他不仅把几小时前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谈判原则全部抛弃了,还把上海市委及曹荻秋统统出卖了!
  
  张春桥从文化广场回来,没有与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同志联系,却急切地与陈伯达通了电话。晚上,陈伯达打来电话说,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张春桥的汇报,他和江青都认为张春桥对“工总司”这个组织及对他们的行动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张春桥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同时,陈伯达表示他原先写的电报“太匆促了”……
  
  1966年11月13日晚上,正在西郊宾馆养病的我父亲从前来汇报工作的曹荻秋、魏文伯那里知道了张春桥当天在“安亭事件”问题上阳奉阴违的卑劣行径,非常气愤,当场给陈伯达打电话问个究竟。
  
  陈伯达因为是福建人,说一口一般人听不懂的闽南方言,所以他开会讲话、对外表态或接听电话,经常让王力“做翻译”。我父亲打通陈伯达的电话时,王力的声音先冒了出来。我父亲就很生气就跟他讲:“我也是福建人,我听得懂老夫子的电话,用不着你来当翻译。”听到陈伯达的声音后,我父亲随即严词责问他:“第一,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就同造反派签字?第二,张春桥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令?有没有党中央的指示政策?他是不是可以不顾国家法令、不顾党中央的政策,擅自达成违背法令、违背政策的协议?”“为什么张春桥签字以前,不与华东局、市委商量一下?为什么一切后果要华东局、市委负责?”
  
  陈伯达被问得无话可说。但那时,陈伯达已与张春桥通过电话,也与江青商量过了,所以他一反此前反对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的态度,吱唔着说什么“要让春桥大胆处理这个问题,要相信张春桥,给他这个权”,“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陈伯达还劝慰我父亲:“阿丕,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已经签了字,怎么办呢?我们好好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后来,我父亲的这次电话,成了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项“罪名”。江青听了陈伯达的告状后,十分恼火地说:“没想到陈丕显给伯达同志打电话,态度那么坏,一句一个为什么。”
  
  11月14日上午,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知道了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所干的勾当。在当天曹获秋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委们的批判,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意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的签字,使张春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然,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炮打中央文革”、“围剿张春桥的反革命事件”。
  
  市委常委扩大会结束后,曹荻秋再次给陶铸打电话,汇报了有关情况,把市委与张春桥的矛盾与斗争报告了中央委员会。下午5点半钟,陶铸回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工厂文化革命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要进一步研究。工人不搞全市性的组织,联络性质的组织可以,但不能建立机关;搞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生产时间以外,可以交流经验。春桥已同意,那要做工作,改变性质,要春桥多做那一方面的工作,市委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很显然,张春桥串通中央文革造成的既成事实和来自毛泽东的压力,使得陶铸不得不退了一步,他想用釜底抽薪的做法平息事态,使“工总司”由全市工人造反组织的领导机构变成联络性机构,并且要求张春桥做“工总司”方面的工作,要求上海市对当时为数众多反对“工总司”这种“造反”行动的人们也做好相应工作。
  
  上海市委根据陶铸的电报批示,14日当天就给各单位下达了一个口头通知,内容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他们搞起来的。昨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按照结社自由的原则,就同意了。
  
  关于组织问题,中央精神是,工人不建立全市性的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区以下,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在业余时间,可以建立交流经验的联络性组织,但不设机构。
  
  已经建立了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要按照中央这一精神,加以改变。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将有通知下达。
  
  而此时,陈伯达打电话给张春桥却说,中央常委会同意了张春桥的作法。原来,上海方面对待“工总司”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常委扩大会开了会。会上,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工总司的要求,并且还拿出宪法表示工人有结社的自由。这显然是针对着我父亲的。很明显,是陈伯达把我父亲电话中所讲的都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才亲自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并且拿出了宪法作为同意工总司的依据。这让张春桥感到腰杆更硬了!
  
  11月15日,张春桥胁迫韩哲一、曹荻秋去了苏州,与步行北上到那里的耿金章一伙造反派进行“谈判”。耿金章提出了一个更为苛刻的“五项要求”,除包含了与文化广场造反派所提的类似内容外,还要求“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每个人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障”,要上海市委用“宣传机器对前阶段谣言进行辟谣”……这里,耿金章竟把“安亭事件”一些群众揭发“工总司”拦阻列车、破坏交通交通运输的真相称之为“谣言”。没想到,张春桥不仅表示同意耿金章等的要求,还拉拢、煽动这伙人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
  
  对于耿金章的无理要求,曹荻秋坚决不同意。他与张春桥在苏州争论了两个小时,拒绝签字,并表示:“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张春桥凶相毕露,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字。”最后,曹荻秋不得不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他和韩哲一不得不与张春桥一起在耿金章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字。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父亲又给陶铸打电话汇报此事。陶铸同志明确表态:“张春桥的做法是错误的。看来这个人不仅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不住造反派的压力,还可以通过这件事,看出他的品质有问题。”
  
  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态度上,我父亲、曹荻秋等市委主要领导与张春桥尖锐对立,短兵相接。但是,迫于最高领导已表态的压力,上海市委不得不将“工总司”的“双五条”内容印发全市,使自身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境地。从此,曹荻秋等市委领导陷入了各造反组织揪斗的重围之中。
  
  张春桥和王洪文终于“赢”了这场“政治赌博”游戏!其实,“安亭事件”闹大以后,形势对自己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张春桥一开始心里并没有底的。他明白,借“安亭事件”押宝,搞“政治赌博”,押准了,封官晋爵;押输了,坐牢杀头。事后,张春桥曾与他共同“押宝”玩“政治赌博”游戏的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在解决“安亭事件”中,充分暴露了张春桥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卑劣人品,使得人人对他侧目而视,他也感受到了。总想又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张春桥专门到我父亲住处,来解释他不得不签字的苦衷。我父亲冷冷地说:“你既然来了,你既然签字了,那你就不要回去了,你就留下帮助荻秋、帮助市委把今后的工作做好吧。”
  
  父亲说这话不仅仅是出于愤慨,而是事出有因,别有用意的。因为10月份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找我父亲汇报工作时就讲过,毛泽东要他和姚文元早些时间回到上海,帮助市委工作。而当时张春桥借口北京有些工作没有处理完,就一直拖着没有回上海。事实上,那时他认为时机还未到,不敢、不想也不愿回上海。通过这次处理“安亭事件”我父亲意识到张春桥的政治阴谋,他不愿意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再被耍弄;他想把张春桥留下,在市委的领导下把他推到造反派的面前,这样既可以减轻曹荻秋的压力,以收“借力打力”的效果。狡诈的张春桥哪肯上这个当,又借口江青要找他修改稿子,很快就离开上海回北京,遥控上海造反派,坐山观虎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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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批判张春桥“有什么关系!”

  
  11月下旬,中央召开工交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当时,“中央文革”的陈伯达、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主要内容要取消对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规定。心怀焦虑的周恩来总理就把草稿交给由谷牧主持的这个工交座谈会上讨论。谷牧是1966年9月初与余秋里一起调到国务院协助周总理抓经济工作的。 周总理多次指示谷牧: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然而,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到1月26日先后八次共接见了1300多万名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对生产建设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中央文革”炮制的“十二条”得以通过,对经济工作来说必将是雪上加霜。所以,这次涉及工交企业如何开展文化革命的座谈会非常重要。
  
  谷牧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会前做了认真准备。他与我父亲通了电话,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50年代刚调到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谷牧时任副书记,两人共过事,住地仅隔着华山路一条马路,两家关系也很好。
  
  我父亲在电话里讲了上海经济受到的冲击,并问谷牧:“你究竟还要不要上海这全国五分之一的国家财产?”谷牧跟我父亲说:“阿丕同志,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一定把你的意见结合到会议的精神中去。这个时候如果有话不讲,有情况不汇报,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与其以后被批评‘不负责任’,不如现在讲实话,把问题都摆清楚。”我父亲跟谷牧同志开玩笑说:“谷牧,你还真有点‘造反’精神吗。”谷牧说:“要说‘造反’精神,我们几十年前就有了,关键看造谁的反,怎么造反,为什么造反。”我父亲对他的话表示赞同。
  
  这次工交座谈会开过后,谷牧又很高兴地给我父亲打电话,说他们会上把陈伯达等人搞的“十二条”批得体无完肤,对“十二条”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表示强烈反对。“老夫子”陈伯达非常狼狈,还大发牢骚:“谷牧,你是当权派,你说了算,我是小小老百姓,我讲不过你们”。
  
  谷牧还告诉我父亲,马天水在这次会上表现不错,还当面跟张春桥顶起来。
  
  当时,马天水还未上“四人帮”的贼船,尚未沦为他们的死党。在代表上海参加中央这次座谈会前,马天水曾专门到我父亲住处汇报上海市工业生产情况,请示在中央座谈会上如何发言。他对张春桥在上海支持“工总司”搞乱了全市的做法很有意见。马天水讲:“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秀才们根本脱离实际,根本不懂生产,这样子搞下去我不干了,让他们来管上海的工业吧。”我父亲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指示。去北京前,马天水还专门搜集了上海工人中成立各种组织的情况,准备会上与“中央文革”争辩,并且说:“我要组织几个人批斗陈伯达。”
  
  工交座谈会期间,马天水不断打电话来上海,说“关于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各省市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分歧很大,看来一场大辩论不可避免。”他还传达余秋里的话:“现在是反映情况的时候了,不反映情况是不对的。”马天水还要上海方面为他收集一些“工总司”成立后工厂两派激烈冲突的材料,由他报送中央。
  
  这次工交座谈会后,谷牧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总理的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而陈伯达也急不可待地在原“十二条”基础上修改提了一个《工业十条》草案,上报中央。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陈伯达起草的《工业十条》(草案)。谷牧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后,立即招来“中央文革”一伙人的围攻批判。林彪最后作了一个彻底否定工交座谈会及谷牧《汇报提纲》的总结讲话,其中相当大程度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陶铸、谷牧等迫不得已作了“检查”。会议正式通过了《工业十条》,并由毛泽东批准下发,为工矿企业成立派别组织、学生到工厂串连开了绿灯。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初,马天水根据上海的情况,向“中央文革”提了意见,决心把“官司打到底”。会后,张春桥认为马天水的态度很坏,狠狠地批了他一通。马天水也看清了“风头不对”,吓得胆战心惊,立即检讨,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要求“改正”。
  
  据马天水在粉碎“四人帮”后交待,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后,临回上海前又找了张春桥,张春桥对他作了三点“路线交底”:第一,文化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第二,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只有八个人;第三,出修正主义主要在中央和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张春桥要马天水“赶快回到造反派一边”,“揭发陈丕显、曹荻秋”。
  
  马天水回来后,果然“反水”,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时,大肆贩卖林彪、康生的一些观点,说什么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搞乱了各级党政干部的思想,帮了张春桥等人的大忙。当然,马天水的卖身投靠,也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赏识。1967年4月4日,马天水率先被宣布“解放”了。张春桥还特意找他谈话:“你在北京工业座谈会上,带头反对‘中央文革’,反的那么凶……性质是严重的,你要吸取教训。你解放后,一定要注意多和造反派头头联系,你要领先他们,才能搞好工作。”感恩戴德的马天水这是这样一头栽进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怀抱。
  
  在林彪及“中央文革”的煽动下,“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又扩大到了农村。到1966年底,全国的形势发展已如脱缰之马,越来越令人担忧了。特别是工业交通企业集中的上海,局面越来越失控了,地方党政部门的工作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难开展了。
  
  在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全市从此一下子冒出了大量明目繁多的全市性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武斗、“炮轰”,组织人搞规模盛大的游行、集会,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受到迫害和冲击,经济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影响。
  
  而张春桥在上海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消息传出后,上海广大人民对此极为愤慨,纷纷自发地以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刷大标语等形式,要求中央撤销“双五条”,并要张春桥向上海人民作检讨。1966年11月18日,张春桥被迫接见上海19家工厂的代表,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理屈词穷。他一会儿说上海市委不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是因为市委“正在向中央请示,不好表态”,一会儿又说“如果市委工作靠前一点,工作就会主动一点”。张春桥还说,他签字同意“工总司”的“双五条”,与陈伯达的电报是一致的,只是二人从不同的角度讲的,陈的电报是从生产角度讲的,而他的签字同意是从“文化大革命”角度讲的……这种颠三倒四的狡辩和骗人的谎言,激起了群众更为强烈的愤怒。
  
  11月19日,为了与“工总司”对抗,上海80多家工厂单位发起组织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总部”(简称赤卫队)。12月6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二十多万人成立大会。在社会各界的抨击下,张春桥在当时的处境非常狼狈。
  
  江青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着急,忙派聂元梓等人南下“增援”。聂元梓一到上海,就以“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自居,要“工总司”、“红革委”、“红三司”等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揪住常溪萍,打开市委缺口,打倒上海市委”,“罢陈丕显的官,罢曹荻秋的官”。而聂元梓来上海兴风作浪的消息一传出,上海街头立即出现了“不要聂元梓到上海来当保姆”、“聂元梓滚回北京去”等大幅标语,不少人到她住的地方找她“辩论”,吓得聂元梓到处躲藏。
  
  11月25日,由聂元梓等人在幕后策划,由“红革会”出面筹备的“揭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了。聂元梓和“首都三司”“司令”蒯大富等“应邀”参加,曹荻秋被揪到会场。大会的横幅是“万炮猛轰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场内外贴了“上海必须大乱”、“曹荻秋必须彻底交代”等标语。聂元梓对着曹荻秋叫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等口号,煽动群众把火烧到上海市委头上。
  
  会后,他们要解放日报发消息、做报道,遭到报社的断然拒绝。27日,“红革会”又派代表到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他们次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特刊随当天的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还说“解放日报的毒流到哪里,我们就要消毒到哪里”,他们要“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他们的无理要求也遭到了邮电局方面的拒绝。29日晚,“红革会”两三百名造反派又闯入市报刊发行处,再次要求将《红卫战报》特刊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仍然遭到拒绝。他们便闯进解放日报社,向报社负责人提出三项要求:(一)《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二)解放日报必须全文转载《红卫战报》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和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他们。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社负责人再次拒绝。
  
  “红革会”为什么一定要跟解放日报过不去呢?因为聂元梓之流认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发行量大,在党员、群众中又具权威性,根据以往造反经验,把它据为自己的喉舌,就取得了上海市的话语权。攻克解放日报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他们鸡蛋里挑骨头,终于发现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作者署名“罗思鼎”。他们知道“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化名,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再经过解读,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借批判为名,实际上为了标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教育部门曾经顶过周扬,企图把这些部门说成是一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红线”上。于是,聂元梓之流布置上海“红革会”精心撰写了一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把《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一文先定性为“假批判真包庇”,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抗中央十六条”;接而又以解放日报之所以敢登“罗思鼎”的大毒草,说明他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再接而挖出“炮制”这篇文章的后台是上海市委和杨西光。他们逼迫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把登载《<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的《红卫战报》特刊随当天的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就是为了让解放日报自己掴自己的脸。然而,这次由于他们“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差点上演了一出“伪军打皇军”的滑稽戏了。
  
  这篇文章确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朱永嘉、王知常等人撰写的,杨西光看后,根本不同意周扬在搞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说法,扣下不发,而张春桥看后却认为这是一颗轰击中宣部的炮弹,审改后同意发表。当张春桥一伙知道了“红革会”要抓这篇文章的黑后台,把炮弹往自己头上吊,气急败坏给“亲爱的小将们”打招呼,不许《红卫战报》发表批判“罗思鼎”的文章。
  
  这一炮给张春桥闷回去了,聂元梓之流不气馁,心想一份办了几十年的报纸,发了数以万计的文章,还挑不出一点“修正主义黑材料”?于是派人到解放日报搜集材料。他们获悉该报采访部主任徐学明曾写了一张题为《不能拿原则作交易》的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的表现,便如获至宝,认为这是解放日报“炮打中央文革”的证据。聂元梓之流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上海市广大群众的不满。
  
  “文化革命”到底应该怎么个搞法?曹荻秋是否应该被打倒?聂元梓应不应该“滚”回北京去,《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捆绑”发行的要求是否合理……围绕这些问题,社会上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激烈争论,吵得不可开交。当时,反对张春桥、聂元梓的学生和群众是“多数派”,他们对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就到市委来讨说法,要求领导接见。市委领导包括我父亲都忍辱负重,想方设法做好这部分学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
  
  1966年11月29日上午,我父亲抱病接见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就一些问题谈了看法,表明了立场。
  
  有同学说:对聂元梓到上海,大家议论很多。她到上海后,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到处贴。有的造反派27日上午还到南京路新华书店仓库里,把刘少奇同志的像片烧掉了。他们还污蔑党的“七大”、“八大”的报告是修正主义的,吹捧聂元梓是“伟大的左派”。他问我父亲对这些事情怎么看。
  
  我父亲说:“文化大革命是考验大家,包括你们在内,我也在内……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少奇、小平同志的问题是内部矛盾,这是中央认为的。如果是敌我矛盾,他们还能当中央常委吗?如果是敌我矛盾,他们还能当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吗?现在,他们已不再当权,现在是林总、总理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们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我们作了检查,表示要改正,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他们。我说你们要相信总理的话:这个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了。当然,你们对聂元梓有意见,我也不反对。是左派不是左派,不是靠说的。我也说自己是左派,你说我这个市委第一书记还不是左派吗?但现在,有人说我不是左派,不相信我嘛。谁是左派,有的现在可以看得清,有的现在还看不清。”
  
  我父亲还说:“我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知道,这条路线地方上属于敌我矛盾,全国只有两个,其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些人对上海市委看法不同,把曹荻秋看作敌我矛盾,我不能不让人讲,你们去分析……该打倒的要打倒,不该打倒的就不能打倒。你们要是问我,我当然说上海市委、曹荻秋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要我认为曹荻秋是敌我矛盾,要摆出大量的事实,让我信服。没有材料,就讲要‘打倒’,就是几大罪状,我们不怕。有人提出要罢我们的官,中央没有罢我们的官,我们就不能自己罢官,我们还是要革命的。我接触到一些思想较激烈的同学,他们也是允许市委改正错误,允许曹荻秋同志改正错误,允许我们革命的。我因没有发表演说,他们抓不到我,如果我主持市委工作话,我可能错误犯得更大些,那又以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有同学针对有人把上海市委当作北京市一样看的问题,问我父亲怎么看。我父亲说:“哪里有那么多跟北京市一样的?北京难道只有主席、林总、总理他们三人正确?其他人都不行了?你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毛主席不是说干部分四类,一、二类的是大多数了。你们不要人家一讲,就糊涂了,忘记毛主席的教导。”
  
  同学问:“现在全国都在轰省、市委,这样搞下去,不要都轰倒了吗?”我父亲说:“我们头脑有些旧的东西,世界观还没完全改造好,解放十几年来,做官当老爷惯了,冲冲也要嘛。正确是打不倒的,如果打倒了也好,中央再派人,我们都下放,到你们复旦,找个工作做做。革命的,打倒也是要平反的。”
  
  我父亲还就各种组织、派别频频到市委上访,搞得市委不能正常办公的问题,对学生们进行劝导:“现在我们几个书记每天都要参加这个会议、那个会议。当然,参加会议,话不是那么好听,但我们还是要听,有时甚至饭也捞不到吃。这里是我们书记、常委休息的地方,有时也碰碰头,现在,也有人来这里找,我们就不能好好休息。现在你叫我晚上不休息,我当然不行喽。”
  
  有同学不满地说:“市委有个‘罗思鼎写作小组’,负责人是我们学校的朱永嘉,是历史系总支委员,8月份曾到学校来过两次,放了不少毒,我们要批判他。他说:你批判‘罗思鼎小组’,就是批判张春桥同志,因我们写的每篇文章,都是张春桥审查、批准的,你们批张春桥,就是反对中央文革。”
  
  我父亲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但是,我看有错误就要批判,就要造反,怕什么!张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市委书记、文革小组长,现在不是也有人在批判他,有什么关系!”
  
  我父亲的言谈话语,很快通过“四人帮”在上海市的爪牙传到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耳朵里。尤其是关于张春桥可以批判的表态,令他们感到非常恐慌。于是,他们加紧谋划向上海市委发难,并授意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赶快起来“造反”。他们要变本加厉,白刃见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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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卡断”市委的“喉舌”



     继“安亭事件”后,“红革会”、“工总司”在江青、张春桥、王洪聂元梓等人的支持下,紧接着又制造了震惊全市的《解放日报》事件。

    11月30日凌晨,“红革会”从学校调集大批人员,冲进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大楼,占领报社发报工作间,扬言如不答应要求,就不准当天的《解放日报》发行。上午8时,他们又占领报社会议室、礼堂及一些办公室,并成立了“火线指挥部”。

    躲在幕后策动“红革会”此次行动的聂元梓之流则派人到报社附近进行场外指挥。他们大肆鼓噪什么“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非常卖力地为“红革会”打气。他们还进一步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革会”的行动也得到了其他造反派的呼应。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等的内部造反派趁势而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赤革会”(全称是“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聚集了数千人到解放日报社门前游行示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体司”等造反组织也有人进驻报社。

    上海广大群众得知解放日报社被占领,报纸被“勒令”停止发行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纷纷采取对抗性的行动。“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针对“红革会”的无理行动,首先发表声明,强硬地指出:《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红革会”应尽速撤出解放日报社……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解放日报社门口,抗议“红革委”的无理行动,要求人侵者撤出报社。两派人员隔着大门互相争辩甚至对骂,形势越来越紧张。“红革会”一度面临着“被冲垮的危险”。

    聂元梓听到消息后,急忙亲自出面,找到王洪文等密谈,说什么“《解放日报》是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市委才能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的权要夺,但难夺,宣传机器不在你手里,所以要夺报纸的权”,把调子从“批判”上升到“打倒”、  “夺权”。王洪文同意派人支援,调动数千工人“造反队员”为“红革会”解围,并接管了指挥权,使“工总司”成为大闹解放日报社的主力。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立即报告中央。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如果红卫兵冲击报社,要说服,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两种报纸可以分开发行;造反派的报纸,按照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12月3日凌晨4时,王洪文等进入报社召开所谓的指挥部会议。会议讨论了要上海市委派人来谈判问题,拟定了逼迫市委接受的条件。会议还决定组织一个“赴京控告小组”,携带10阗份《红卫战报》,向“中央文革”告状。王洪文在会上提出,这场斗争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发《红卫战报》,而是把市委的喉舌卡断”。

    天刚放亮,“工总司”和“红革会”的人先后“揪”来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李干成当时因患高血压、心脏病,正在家休养。造反派“勒令”李干成“在半小时内把不是‘红革会’的别有用心的人全部撤走”,否则,将调更多的人前来支援,“如果影响生产,一切后果由李干成完全负责”。他们还挟持李干成一起去揪曹荻秋,结果没有找到,就把正在发高烧、住在华东医院的韩哲一揪了回来,让韩、李二人去驱散报社外的群众。韩、李二人还因拒绝签字同意《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等无理要求,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围攻和人身侮辱。

    3日下午,在报社外面坚守的“赤卫队总部”散发了《正告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的传单,不允许《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要“工总司”和“红革会”的人立即自动撤出报社。与此同时,解放日报社多数职工组织的“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团”和报社印刷厂工人组织的“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也印发了《解放日报事件真相》和《告全市革命群众书》的传单,其中提到:“尽管五天来报社情况严重……但我们一直坚守岗位,坚持编辑、印报,报纸的出版一天没有停止。所有印好的报纸,都完好保存在仓库里……”这些传单散发后,社会上反响强烈,解放日报社的遭遇受到广泛同情,要求“红革委”、“工总司”立即撤出报社的呼声更高了。

    12月4日,聂元梓再次与王洪文等人密谋对策。当时,他们派去北京“告状”的人还没有传回消息,解放日报社的造反组织打电话给陈伯达,要求“中央文革”表态支持,也没有回音。聂元梓便对“工总司”和“红革会”的头目们讲:“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表态,这种不反对的态度就是支持我们!”她要他们困守在报社里面的人“不要动摇,坚持到最后胜利”。  “火线指挥部”随即发出“紧急命令”,狂叫“头可断,血可流,《解放日报》绝不能发行。我们一定要坚守解放日报社,坚决不能撤走一步”。

    解放日报社里的“工总司”成员在报社前后门堆起了障碍物,严密把守,并用高音喇叭不断地攻击门外群众,骂他们是“政治扒手”、“保皇派”。门外的群众要冲进去同他们辩论,门内的这些造反派就用碎玻璃和破桌椅砸他们,有的人被砸破了头,流了血。门外的群众更加激愤,猛力撞击报社大门。立起来堵住大门的一张乒乓球桌被撞出了破洞,里面的造反派竟把市委宣传部的蒋文焕副部长和解放日报社的一位文革筹委会副主任拉过来,用他们的身体堵住破洞。蒋文焕被折磨得面色苍白,休克过去。报社职工见状,立即把二人抢救出去,送医院急救。韩哲一在报社内被折磨了一天一夜,高烧到40度左右,神志昏迷,最后也被报社职工抢救出去,用担架送到了医院。报社外面的群众看到造反派如此惨无人道地迫害领导干部,更加义愤,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到了12月5日,报社内外的斗争与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5日晚,上海市委突然接到了“中央文革”关于处理《解放日报》事件的意见,说“总的方面要支持,《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支持”,“地方报纸停刊了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中央文革”的巨大压力下,上海市委派出市委书记王一平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到解放日报社谈判,被迫接受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是:《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委”查阅报社内有关文章、底稿等;解放日报社党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和交代。

   “工总司”的“四项要求”:支持“红革会”的要求;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组织的行动;《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出公开检查;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红革会”和“工总司”一伙造反派得知市委签字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后,兴高采烈,狂呼“我们胜利了!”而赤卫队总部等七个群众组织也联合发表‘‘严正声明”,不承认市委的签字。两大阵营的斗争与冲突一直相持到12月9日,“红革会’’最后一批“造反队员”才撤出解放日报社。

    “安亭事件”,上海市委败下阵来!《解放日报》事件,上海市委又败下阵来!借此,“中央文革”向人心浮动、乱作一团的上海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上海市委必须被打倒,以此为目的的一切“造反”行动必定一路绿灯。
[ 此帖被盗跖在2014-11-26 12:38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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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秀才”造反,“心脏爆炸”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深谙这个道理。为了尽快搞垮上海市委,他们很早就开始策反时任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丁学雷”小组负责人徐景贤,  “罗思鼎”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等率领他们操纵下的市委写作班举旗“造反”。

    1966年10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把来京窥测北京运动的朱永嘉找去谈话,授意他“争取主动”,及早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还说市委写作班“不要关门写作”,“要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要从市委机关内部“杀出来”。一个月后朱永嘉返沪,向徐景贤传达了张、姚的谈话内容。但徐景贤认为,这时的上海市委还能掌握和影响运动,起来“造反”有风险,因此只听不讲,不作表态。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围绕意识形态里一些问题的争斗十分激烈。到处树敌的市委写作班“罗思鼎”小组终于也惹火烧身。11月25日,复旦大学一部分对张春桥持怀疑态度的红卫兵在校内贴出了“炮打朱永嘉”、“朱永嘉必须低头认罪”等大字标语。第二天,他们又将返校的朱永嘉、王知常揪住,召开对他们的批斗会。红卫兵责问朱永嘉:

    “你在运动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你的背后是什么人指使?”朱永嘉被赶进了“劳改队”,被勒令不仅要交代在学校里的“修正主义言行”,还要交待在市委写作班炮制“修正主义黑文章”的罪行。27日,这部分红卫兵还冲进市委写作班,要写作班一些人交出他们炮制的“修正主义黑文章”的底稿,并要他们揭发“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样,他们斗争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张春桥。朱永嘉见形势危急,当晚就宣布“造反”了,马上得到了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的支持。在28日夜朱永嘉在全校性大会上挨批时,  “红革会”一些人冲进会场,称要追朱永嘉的“根子”就是“炮打张春桥”、“炮打中央文革”,把朱永嘉“保”了出去。

    11月28日晨,徐景贤急急忙忙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市委写作班受冲击的情况,并表示他们“造反”的时机已经成熟,不“造反”不行了……此后,张春桥、姚文元又多次给徐景贤等人下达关于市委写作班造反的指示,加紧密谋准备。江青派来的聂元梓也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12月14日晚,徐景贤向姚文元汇报了造反的准备情况,并请求给予指示。姚文元要徐景贤把主攻的矛头对准我父亲和曹荻秋。姚文元说:“曹荻秋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态度是非常顽固的”,“陈丕显、曹荻秋为啥死保杨西光、常溪萍?陈、曹讲到常溪萍就说他非常好,死保里面肯定有问题。”姚文元授意徐景贤从批判“资反路线”人手,搞好“舆论准备”。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徐景贤等把将于12月18日召开的造反大会定名为“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大会这一天,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王一平、梁国斌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以及20多位上海部、局级领导均被强行揪到会场接受批判,杨西光、常溪萍被宣布为“反党分子”押上主席台。市委写作班发出“郑重声明”:

    “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会后,徐景贤等还编写了《火烧曹家营,市委心脏大爆炸》大会特刊,煽动各单位“要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把市委机关搞得大乱,越乱越好,乱中夺权”。这个会刊由马天水签字同意,下令文汇报社排字,解放日报社印刷,赶印10万份,在社会上广为散发。

    姚文元听徐景贤汇报了大会的情况,大为高兴,说什么“有人造谣说写作班不是张春桥和我领导的,太可笑了!”张春桥后来评价说,这次大会“使市委真正震动”,从此以后,市委“不神气”了。

    市委写作班徐景贤等人搞的“后院起火”,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我父亲后来回忆说:“‘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多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十巴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眼看着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被破坏,名誉被玷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

    徐景贤等“秀才”举旗造反,把造反风从社会引向机关内部,引发更大的动乱。此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各部门一下子涌现了上百个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他们揪斗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等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从此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被张春桥等人一手扶植起来并披着“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外衣的“工总司”,不断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这些人怀着各种动机,不但首先冲击所在单位和地区的党政机关,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还以“革命行动”为借口,公然打砸抢,把社会秩序搞得动荡不堪。

    与此同时,上海各行各业中反对“工总司”的群众组织也迅速涌现,不断联合、壮大,到12月6日正式组建了全市性的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工人赤卫队)。众多党员、团员、老工人、劳动模范加入到了赤卫队组织,使其一度发展到80万人,声势上大大超过了“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与“工总司”两军对垒,激烈抗衡。赤卫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大会宣言中提出“在文化革命中,坚持文斗,不许武斗,向形形色色违反十六条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号召队员“以主人翁的姿态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更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生产任务,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被“工总司”斥为“保皇派”。赤卫队的崛起,对张春桥等人在上海实施夺权阴谋以及“工总司”的打砸抢行为起了很大的遏制作用。

    但是,赤卫队的命运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工总司”背后站着的是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一伙阴谋家。赤卫队的党团员们、老工人、劳动模范们出于对党的信任和热爱,挺身而出,悲哉,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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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康平路上大打出手



    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的对抗中,赤卫队喊出了“火烧张春桥”的口号。赤卫队在总部成立大会前后,相继派代表进京上访,向周恩来总理控告张春桥在上海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许多基层单位的赤卫队组织也不断地向北京去电、去函、去人,要求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面对赤卫队这个组织,张春桥感到如芒刺背,如坐针毡,多次惊呼:“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要我回去检查”,  “控诉我的、骂我的特别多”。

    张春桥决心扼杀这个与他对立的群众组织。

    12月6日深夜,张春桥在京召集“工总司”在京人员和一批红卫兵组织头头开会,了解上海赤卫队的有关情况。会上,他大肆污蔑赤卫队是“修正主义的组织”,并唆使北京和上海的造反派学生更多地去上海工厂串连,挖出赤卫队的“地下司令部”。张春桥后来还要“工总司”抓几个赤卫队中所谓“真正坏的”,“把幕后操纵的揪出来”。张春桥还通过已卖身投靠的马天水摸赤卫队的底。马天水迎合张春桥的需要,找了赤卫队组织七个负责人谈话,要他们“扭转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扬言要“改组赤卫队总部”,逼迫一些人回厂。

    在张春桥的操纵和策动下,“工总司”王洪文串通其他造反组织,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肆污蔑赤卫队是“老保”,是“既得利益者”,叫嚷“有了‘工总司’,就不许有赤卫队”、“对‘老保’组织就是要砸”……他们勒令上海市委及其各级领导干部要在行动上“完全支持革命造反派”,曹荻秋等领导干部的检查材料只准交给“工总司”,不许交给别人。林彪、江青一伙趁机向上海市委施压,逼其表态支持“工总司”,不支持赤卫队。

    赤卫队为了维护自身的“革命群众组织”地位,12月23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赤卫队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条要求”: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要求市委制止“工总司’’的打砸抢犯罪活动等。曹荻秋认为赤卫队的这些正当要求难以拒绝,就签字同意了。

    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又接见了“工总司”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点拨:“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很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对他讲了,要他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文元当你的参谋、顾问’,但是他根本不听江青、中央文革的话,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安亭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问题,‘究竟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我要告诉大家,我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并不代表上海市委。”“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定局,‘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当心陈丕显摘桃子!”

    紧接着,“工总司”王洪文一伙25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执行反动路线大会”,揪曹荻秋批斗、施压。曹荻秋不得不违心地宣布赤卫队提出的“八条要求”作废。

    在此背景下,12月28日下午,两三万名赤卫队队员聚集康平路,其中少部分人进入市委机关,要求市委领导澄清对“八条要求”的态度。在市委机关院内,赤卫队队员是比较有秩序和守纪律的。他们在小礼堂等处等候接见,没有进入机要部门和档案室,吃饭、饮水问题都由本单位派人送来自行解决的。院内市委领导同志的住宅也没有受到任何侵犯。

    张春桥从马天水打来的电话里得知赤卫队进入市委大院的消息,随后给他的老婆李文静打电话,要她给徐景贤传话,让各造反组织对此“不能置之不理”,“不能让胜利果实给赤卫队夺去”。张春桥此举等于下达了攻击赤卫队的命令。徐景贤得令后,立即寻找“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头目,还亲自执笔与朱永嘉等人拼凑了《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的传单,利用大喇叭广播出去,十分起劲地叫嚷赤卫队保市委的大方向错了,要赤卫队队员们来造“总部”的反、造市委的反。

    28日夜,张春桥向徐景贤发出攻击令后,还不放心,又连续发出了两道指令。他先是找来当时正在北京告状、想闹独立的“工总司”最大实力派头目耿金章,令他立即回沪,充当镇压赤卫队的急先锋。之后,张春桥又给王洪文打电话,命令他立即调动人马,与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张春桥要王洪文警惕我父亲和赤卫队他们“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戍得来的胜利果实”。

    12月29日上午,曹荻秋在市委机关与赤卫队进行谈判,再次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群众性组织”。赤卫队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下午起就陆续撤离康平路市委大院。

    当天下午,张春桥又与李文静通电话,当得知赤卫队人员正准备撤离时,急忙让她传话给徐景贤等人:“现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

    当晚,当市委机关大院内外尚有万余人时,王洪文、耿金章等“工总司”头目们调集了大批造反派手持武斗器械,乘车赶到。他们封锁了康平路附近各个路口,四五万名“造反队员”把市委机关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机关大院周围的高音喇叭不断发出警告:“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立即滚出康平路”……他们还大肆造谣“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故意制造紧张空气。

    随后,一群又一群的“造反队员”在“工总司”大小头目的带领下,手持木棍、皮带等凶器扑向市委机关大院。“四人帮”上海余党炮制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中对这场武斗作了如下描述: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种,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赤卫队有300多名骨干被抓走。耿金章手下一批人还乘乱抓走了我父亲和曹荻秋。

    当天,张春桥得知赤卫队已被镇压,立即打电话给徐景贤,部署下一步行动。他阴谋策划把罪责推到市委头上,贼喊捉贼地说:“康平路事件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张春桥又发出明确的指令:要“各个组织一起快点儿商量”,“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要“揭露市委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了“特急通令”,要把赤卫队各级领导统统抓起来,强迫解散“赤卫队总部”及各区及基层的赤卫队组织。

    赤卫队遭到残酷镇压后,大批队员悲愤地决定去北京,向中央报告。
[ 此帖被盗跖在2014-11-26 12:40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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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没罢官前,照样工作”

  
  由张春桥遥控,“工总司”一手制造的“昆山事件”,造成途经上海的铁路全线瘫痪,近百辆客货列车不能开行,数万旅客行程受阻,上海工业生产因原材料供应短缺而难以为继。“昆山事件”很快传到了北京。
  
  从北京方面传来了消息,说周总理将就解决铁路交通问题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还在病中的我父亲闻讯后,再也无法休息了,立即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找来制造铁路交通中断事件的人做工作,并通知市委电话总机,如有周总理的电话,就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1967年新年元旦,我父亲就是这样在上海北站度过的。
  
  1月1日凌晨3点多,周总理的电话来了。总理在电话中先是问了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父亲回答说:“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总理忧虑地询问了“昆山事件”的情况,然后对我父亲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我父亲十分坚定地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总理高兴地说:“那好,我等着你的回音!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到总理亲切的询问,我父亲很激动,就把长期以来郁积心中的种种困惑和苦恼向总理诉说起来:“总理呀,有些问题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时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这样下去不行啊……”听着我父亲的诉说,总理也十分坦诚地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总理的话十分恳切,但又分明透示着一种难言之隐。
  
  我父亲放下电话,思前想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后来对我说:“对于总理的指示,我没有任何犹豫。叶群要我‘出来’,我可以搪塞;张春桥找我谈话,我可以不理;江青要我‘抓工作’,我可以应付过去;可今天是总理亲自向我交代工作,我能不挺身而出吗?尽管那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形势又是那样险恶、复杂,但我知道,我必须站出来了。荻秋同志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总理那时也是处境艰难,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处理,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应当为敬爱的总理分忧啊。”
  
  这充分反映了父辈革命家们在党和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总是把确保所分管地区工农业生产、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当作不可推卸的天职。那一段时期,我正好在父亲身边,对此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父亲在病中,仍然支持在一线的曹荻秋、魏文伯的工作,经常与学生代表谈话,交换看法,也及时向中央汇报,提出意见,给总理、陶铸打电话请求指示。由于他们有多年丰富的斗争经验,对各种情况都作了最怀的准备。我父亲即使在重病中,听说总理要他出来工作,便奋不顾身地站出来主持工作。他虽然对“四人帮”帮派分子极度反感,但还是顾全大局,耐心地与之对话,四处“救火”、“堵漏”。当然,这种高贵的品质不仅仅体现在我父亲一个人的身上,而是体现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例如我父亲的亲密战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当时尽管白天被戴着高帽游街,可批斗一结束,他回到家,洗把脸,就开始处理公务,批阅文件,召开常委会……他们这一辈人任何时候都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尽到自己的领导责任可以完全不顾个人的毁誉安危。
  
  我父亲与总理通过电话后,立即通知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到市委东湖招待所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而在北京的张春桥,也很快得知了周总理要我父亲出来工作的消息,对此极为仇视。周总理与我父亲刚通过电话,张春桥也给上海打了个电话交底,说了总理要我父亲出面抓上海铁路交通等问题的情况,要求不能由此而动摇揪斗陈丕显的信心。张春桥恶狠狠地说:“曹荻秋不能出来了,现在要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
  
  凌晨5点多,王洪文、耿金章等人以及一些外地红卫兵的代表陆续到达东湖招待所。我父亲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几小时前的电话指示,要求大家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不要武斗,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尽快动员铁路员工和沿线群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
  
  尚未获得北京“旨意”的王洪文,在会上一声不发,对讨论的问题也不表态。
  
  经我父亲苦口婆心再三做工作,多数造反派和红卫兵头目终于表示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办,同意我父亲提出的当场起草一份要求工人造反队立即从昆山撤回的通告。该通告于当日凌晨5时付印发出。会议还根据我父亲的提议,推举几个工人和红卫兵代表,负责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会后,王洪文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请示,但没有打通。次日,他实在按捺不住,就带着陈阿大等亲信飞到北京,拜见张春桥和姚文元。3日晚,张、姚二人在解放军报社二楼接见了他们。王洪文说:“陈丕显出面,出乎我们意料。他秘书说他病得厉害,怎么突然出来了?我们想请示一下。”张春桥说:“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说话显然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我们三番五次劝陈出来工作,他硬是拖着,不着急出来。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应该拖他出来表演一番。现在出来了就好了。”“要警惕,否则会失去群众的,你们还是要抓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你们不批判,又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王洪文说:“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张春桥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张春桥叫王洪文等不要动员工人回到生产岗位、恢复铁路运输这些事,并要他们继续揪斗我父亲。
  
  就在我父亲抱病出来主持工作的1967年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说,新的一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这是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中央文革”反对周总理、蓄意夺权的“总攻令”。
  
  我父亲深知他所对抗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但他已经做好粉身碎骨的思想准备。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尽其所能,一步步地开始扭转上海的局势。
  
  上海市委派出一些干部到昆山,作了很多工作,平息了武斗,滞留人员陆续返回上海。1月3日,中断的铁路恢复通车。
  
  1月4日,我父亲签发了由红卫兵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篇文章虽然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基调,总体贯彻了“文革”的“左”的观点,也有混淆事实、是非的地方,但全文的主旨是克服社会经济混乱局面,号召“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批准发表这样一份文告,对于当时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份文告印刷了20万份,在上海广为散发。
  
  张春桥在北京坐不住了。他说过“上海的桃子熟了”,而我父亲这是要抢夺“胜利果实”。1月4日,张春桥偕姚文元飞回上海“摘桃子”,并“投入上海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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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上海夺权“风暴”



    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之后,频繁召见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等造反派头头,加紧做夺权前的准备。张春桥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在他们的策划煽动下,一场夺权的闹剧便开始了。1月4日,《文汇报》宣布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张春桥、姚文元把他们的“行宫”设在了上海市委兴国路招待所,筹划下一步夺上海市委的大权。然而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可能使他们的夺权企图流产的事情。

    正在为全国普遍出现的生产瘫痪、经济滑坡的形势焦虑的毛泽东看到了在1月5日《文汇报》上全文转载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十分高兴,给予了充分肯定。1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文汇报》五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在1月9日予以转载,还加了“编者按”,称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

    张春桥知道《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由我父亲主持签发的,肯定了它就是肯定了陈丕显,肯定了上海市委,他想夺谁的权?但是张春桥也知道造反派正被他们煽动得头脑发热,情绪癫狂,不知死活,如果有人拿毛泽东肯定《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件事做文章,为上海市委定性,就会使大多数造反派群众困惑、迟疑。看来不能让这件事发酵,马上夺权!

    这时我父亲和上海市委领导为刹住经济主义歪风正忙得团团转呢。

    自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后,造反派们尝到了签字的甜头,从此找到了一条满足私欲的捷径。许多过去要经过层层请示、报告、审批的要求,现在只要抓住一个当权派,逼其签字,不签就斗,一直斗到他同意签字为止,就可以如愿地获得解决。弥漫的“签字风”大大地刺激了造反派的批斗热情,同时各种索取、要求,也像雪片一样向我父亲、曹荻秋等各级领导干部飞来。其中,有要汽车的,要房子的,要军大衣的,还有要买红布做袖章的……

    有个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弄出个“八项要求”要我父亲签字。我父亲不签,他们就斗。现在上海市委“文革,,档案里还可以查到这样一张条子:“刻一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共红布十匹,立即供应。”

   “签字风”引发了一些造反派大闹涨工资、提高待遇、要求转正等极大热情,同时也成为“四人帮”打倒上海市委的投枪。例如,临时工、合同工闹转正的事,还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闹到北京,造反派头头戴立清居然受到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的接见。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江青听了戴立清对上海市委“老爷们”的控诉后,竞施展了当年做演员时的本事,当场“流了泪”。她随即让“中央文革”发出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戴立清一:伙自恃拿到尚方宝剑,回到上海,更加起劲地闹转正,闹补发工资、增加工资。

    金库枯竭,上海各家银行纷纷告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及其办事处仅从1月初的短短几天时间里,被提走现金3000多万元。中国人民银行紧急报告国务院后,中央拟立即下发《关于反经济主义的通知》,却被江青扣住了。

    针对上海市愈刮愈烈的经济主义歪风,上海市委不能不刹,他们四下做工作,希望能说服两派群众组织,达成共识。就在他们为上海的安危、为百姓的生计鞠躬尽瘁时,在他们背后,阴险的炮口已抵近,准星已套牢,炮弹已装填,只等一声令下。

    1月6日,由张春桥、姚文元等精心策划的“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在人民广场举行。这次批斗会,除’了在市人民广场设立一个中心会场之外,还在全市设立369个分会场,并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上海电视台也同时转播批斗会的实况。大会头天夜里下起的鹅毛大雪,清晨时虽然停了,但格外寒气袭人。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梁国斌、常溪萍等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人被悉数揪到台上批斗,头天晚上就被集中控制起来的20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分列几排站在厚厚的雪地上陪斗,一斗就是6个多小时。王洪文第一个发言,他的稿子是朱永嘉起草,由张春桥亲自修改审定的。我父亲等人被横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骇人罪名。面对这样的攻击和诬陷,我父亲和曹荻秋毫不屈服,坚决反驳、争辩。很多人当时通过广播、电视,见证了他们激烈抗争的情景。

    这次批斗大会发出了三个所谓的“通令”: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在七天之内彻底交待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致电中央要求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迫不及待地给“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情况简报》。其主要内容是:“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即军管,要陈在一周内交代自己的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从此,应周总理在危难中紧急召唤而“自投罗网”的我父亲,开始经受一波又一波猛烈的批斗狂潮。真应了毛泽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名言,我父亲和他的同僚们已经能够很从容地应对各式各样的批斗会了。他们一边要接受批斗,一边还要组织生产。有时上午接受了批斗,就下午组织生产;白天接受了批斗,就晚上组织生产。不管造反派怎么不厌其烦地“撤”他们的职,在中央没有正式宣布前,他们认为仍然还是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必须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就在批斗会后的第三天,我父亲到锦江饭店参加由几个造反组织带头发起的煞经济主义歪风会议。我父亲积极支持这个会议,不仅亲自参加,还让市委、市人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也都接到会议通知,但都拒绝参加。在我父亲他们的引导下,会议经过讨论,决定起草一份关于制止经济主义蔓延的《紧急通告》。《紧急通告》起草好以后,我父亲表示支持。经过做工作,32个造反组织的代表先后签字表示同意。1月9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刊载了这个通告。

    《紧急通告》的发表使张春桥意识到又被陈丕显抢先走了一步好棋,对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说:“五号刚刚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下了一个《紧急通告》?”吓得徐景贤连连称是。

    正如张春桥预料的,《紧急通告》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刊出后,毛泽东又大加赞赏,立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委托陈伯达起草了给上海的贺电。于是,《紧急通告》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1月11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广播,12日在《人民日报》上同时刊载。被江青扣住的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也于12日下发了。

    张春桥闻知此消息,立即又摇身一变,竟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反经济主义的“英雄”。他自我吹嘘说,他和姚文元才回上海一个星期,上海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肯定了两次,还说中央“给一个城市的群众组织发贺电,这是史无前例的”。

    张春桥不仅把我父亲出来工作后支持搞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两项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还老奸巨滑地把造成经济主义蔓延等一切罪责都推到了上海市委身上。他煽动群众说:“矛头不要对群众,要向上,拣签字最多的,揪到厂里让工人斗,让报纸登出来,让全市人民都知道。”

    粉碎“四人帮”后,朱永嘉是这样交待的:“八日的那次会议以及《紧急通告》的起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与闻过。如果说有关的话,陈丕显却是有一点儿姻缘关系,他在那里支持了群众的要求。按历史事实,陈丕显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中,是有一点儿功劳的。”

    我父亲出来工作后,为了不辜负周总理和上海市广大人民的期望,没日没夜地工作,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上海的局势稳住,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挽救动乱的局势,更不可能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一场更险恶的暴风雨很快到来了!
[ 此帖被盗跖在2014-11-26 12:40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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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终生难忘的告别

  
  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就在他们这次批斗大会的前几天,许多得知内幕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将消息透露给我父亲及家人,说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会有大动作,要我父亲做好准备。
  
  1966年12月30日,我陪我父母专门去了位于上海巨鹿路872号,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家里。一开始,我父亲和廖政国说话,我在一旁听着。我听父亲向廖政国讲了上海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国民经济的一些情况。廖振国讲,南京军区已经给他们指令,让他们稳住部队,密切关注文化革命的情况和进展。到后来,父亲让我离开,他和廖司令两人又关门说了很久。回到家后,父亲专门找我谈了他对下一阶段上海形势乃至全国形势会进一步恶化的预计,并且要我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如果有可能到北京去一下,见一见陈老总,把有关情况向陈老总汇报,请他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上海的情况,另外还可以了解一下北京“文革”的情况。
  
  第二天,即12月31日的白天,我奉父亲之命,离开上海北上。这是我父亲被打倒之前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所以与父亲告别的那一刻,我终生难忘。记得父亲送我走出他养病所在的西郊宾馆三号楼,接我去火车站的车就停在大门口。临上车前,我从我父亲的眼神里看出,他似乎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我又回过身来与父亲、母亲拥抱告别。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和父母拥抱,而且是第一次和父母拥抱着告别!
  
  我走后没几天,父亲打电话给当时的空四军军长周建屏,要他想办法把弟弟东棋送到北京。一天晚上,周建屏派了一辆专车过来,还给东棋送来了一套带帽徽、领章的军装及军大衣、军人证,另有一张飞机票。有了这些,东棋当晚在虹桥机场顺利乘上了去北京的民航班机。
  
  多年以后,曾有人问起我这样的问题:你父亲为何在他被揪斗得最厉害的时候,先后让两个儿子从他身边离开?我想,父亲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时明白,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磨刀霍霍,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而他自己很难幸免。他看望负责上海市卫戍和治安的廖政国司令员,表明他对时局的变化已作了最坏的准备,希望部队在上海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确保一方平安。而父亲让我和弟弟相继离开上海,也是为了他自己能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与张春桥一伙的生死斗争之中。而且,当时父亲与北京的联系极不通畅,他要我到北京见陈老总等领导同志,也是希望借此了解外界的情况,并力争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扭转上海的混乱局面。
  
  父亲知道,张春桥一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1月12日早晨,父亲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又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军装。父亲当时不仅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还是南京军区政委、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他有穿军装的权利。身披军装上阵迎接这场“生死斗”,是我父亲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他认为,穿着军装,造反派就不好拳头、棒子往他身上乱砸了。
  
  父亲向我母亲和家人告别时,为了减轻她们的思想负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母亲此时已经明白,今天的批斗非同寻常,父亲此去凶多吉少。母亲拉住父亲的手说:“阿丕,你要多加小心。”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我出了事,你就带孩子们去找陶勇。小津现在可能快要到北京了,有事小津会和你联系的。”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生动地记载了他1月12日挨斗的情景:
  
  进会场之前,一个押解我的造反派对我说:“陈丕显,你这身军装换下来。”大概他也考虑到了穿着军装,走资派威风就扫不下来的问题。
  
  我强硬地坚持说:“不能换,我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我脱军装。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是军装我决不能脱。”
  
  我的强硬态度使他们为难了。他们商量了一阵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叫我把领章、帽徽取下来,军装仍由我穿着。大会开始后,我和曹荻秋被押上台。还好,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我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鼓噪:
  
  “打倒陈、曹!”
  
  “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毕竟不是第一次挨批斗了,站在台上,我显得比较坦然。可是,面对台下几十万狂热的人群,面对自己呕心沥血工作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要说不难过、不痛心那是假的!难道群众就是这样给我们判了“死刑”吗?中央就是这样给我们下结论了吗?这是一个有着八百万人口的全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啊!这么大一个摊子,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央真的对此就一点不考虑,撒手让它进入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了吗?
  
  ……
  
  这次批斗大会后,我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造反派非法关押,随时随地接受批斗,一个多月后被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委会”的名义“隔离审查”。在长达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过着囚徒般的生活,饱受了“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残酷迫害、折磨和凌辱。
  
  上海在“一月风暴”中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上海区、县、局有49个单位,在三天之内被夺了权。各造反派还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勾心斗角,上演了一幕幕现代版的“活闹剧”。
  
  2月5日,张春桥一伙又经过一阵密谋,在这一天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并得意忘形地说:“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上海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夺了权,当了政。”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阴谋家、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地篡夺了上海党政领导权。
  
  可是,对张春桥等把夺权后的权力机构起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创举,毛泽东并不赏识。毛泽东不但不许人民日报转载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有关消息,还严厉批评了张春桥。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找去谈话:“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后来,中央专门发了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规定各省市不准用“人民公社”这个称号。张春桥、姚文元只好把他们精心炮制“上海人民公社”又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刮起的这股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争相效仿,一时动乱四起,武斗升级,国家民被推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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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欲加之罪,红变黑?

  
  在1967年1月12日的“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宣布,陈丕显从此“监督劳动”、“随时接受群众批判”、“交代罪行”。大会结束后,王洪文手下的几个“造反队员”突然对我父亲采取了闪电行动,不容分说地将他推搡上车,七拐八拐,带到王洪文起家前的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了起来。第二天,王洪文一伙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父亲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此后,各造反派就轮番揪斗我父亲,而且要随叫随到。批斗中,造反派们花样繁多,肆意侮辱,甚至打人。连日的折磨,使我父亲疲惫不堪,难有喘息机会。
  
  在那个年代,任何一个群众组织,不需任何法律手续,也不需作任何说明,便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抓走,要他们接受批斗。其他派系的群众组织也可以来把这个斗争对象抢走。几天后,我父亲以及同样被关押批斗的曹荻秋、马天水一起,就被“工总司”下属最具实力的“二兵团”从王洪文手中抢走了。
  
  “二兵团”司令耿金章是个典型的草头王,由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战功赫赫”,成了上海滩上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他瞧不起张春桥、姚文元,更不把“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放在眼里,曾几次尝试单独夺权。他费尽心机地把我父亲等人抢到手中,就是为了与王洪文争权夺利,密谋组建“新上海人民公社”。
  
  耿金章心怀鬼胎地对我父亲说:“你受惊了!我们把你从‘工总司’那里抢出来,是怕王洪文这家伙害你……” “你是‘红小鬼’,在上海干部、群众中威信很高,我们都支持、拥护你,希望你能站出来支持我们‘二兵团’。”他还装模作样地吩咐看守人员:“你们要好好地对待陈书记,要保证他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出了问题,我拿你们是问!”他的手下也不断向我父亲透风:耿司令对你很好,要我们保证你绝对安全,他希望你支持他,以后他会把你当作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到新政权里。
  
  据父亲后来回忆,在被耿金章关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确实少受了一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期间,关押他的地方不断变换。每次批斗,要先征得耿金章本人的同意才行,而且还有一二十人为我父亲“保驾”,不让其他造反派动粗。我父亲缺衣少穿,耿金章即派人到我家里去取,只是陋习不改,忍不住要“揩点油”。一次,家里给父亲捎了一双毛皮鞋御寒,耿金章一见到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鞋穿走了。为了拉拢我父亲,耿金章透露了不少外界的情况,其中包括他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矛盾以及他们搞的阴谋诡计。这使我父亲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下一步斗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在搞阴谋诡计方面,耿金章毕竟不是张春桥等人的对手。2月25日,耿金章被逮了起来,他苦心经营的“二兵团”也随之土崩瓦解。此后,张春桥一伙宣布对我父亲“隔离审查”。
  
  在“隔离审查”初期,我父亲是由林彪死党王维国专门派军人看押,由徐景贤控制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所谓“陈丕显材料组”直接审讯、批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声中,从市委到区、县、街道、公社以至里弄、大队党支部,上海各级党、政领导不用审查,一律先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批臭。我父亲作为市委主要领导,自然首当其冲。所以,这个“陈丕显材料组”,早在“一月风暴”前就已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成立了,从一开始就承担了罪恶的使命。
  
  “陈丕显材料组”先是大造舆论,极尽丑化和诬陷之能事。徐景贤等人利用窃取的上海市委文件档案,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卑鄙手法,炮制了一本又一本诬陷我父亲的材料,罗织了大量莫须有的罪名。据粗略统计,在我父亲受到“隔离审查”初期,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上报中央的,有关我父亲“罪行”的专题报告有8份之多,在报刊、广播、电视中发表的诬陷文章有139篇,还搞了四部电影、一部话剧和成千上万张大、小字报。1967年3月,《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摘录材料汇编》和《陈丕显是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继出炉。他们罗列的黑材料只想证明一点:我父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三反分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
  
  同时,为了彻底打掉我父亲在上海市的威风,张春桥指挥“陈丕显材料组”连续组织对我父亲的批斗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2月至5月这段时间,针对我父亲的批斗会多达213次,平均每天要批斗一次半。从1967年2月起到1968年10月这段时间,全市性的批斗大会有三四十次之多。至于上海各部门、各单位召开的中小型批斗会就更多了。
  
  我父亲对于种种不实和污蔑之词,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在一次全市电视批斗会上,我父亲利用电视向全市人民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对于群众的揭发、批判,我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工作中的问题,如有事实、有道理,我要诚恳接受,认真检查。参加革命几十年了,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只要说得对,我一定接受,认真改正。二是与事实有出入的,那我要澄清事实,做出申辩。三是与事实完全不符合的,我不能承认,更不能检查。” 还有一次,他们在全市电视大会上宣布了柯庆施的两句话“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我父亲就问:“柯庆施是不是政治家、马列主义者?若是,为什么他和老婆说这个话?”造反派被我父亲问得张口结舌,很没颜面,从此再开批斗会时,总是把话筒放得远远的。
  
  面对专案组批斗和审讯中的肆意侮辱,我父亲毫不示弱地予以回击。他们辱骂他是老反革命,他就说“你们是法西斯,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他们骂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就反唇相讥,“我没有死,怎么是死不改悔呢?”。他们大声叫他“滚”,他立即转身就走。他们指责他态度不老实,很嚣张,他就说,“你们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逼供信”……
  
  喽罗们整不服我父亲,江青出面了。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她的那个《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点了我父亲的名,指红为黑,称我父亲是“黑小鬼”。从此,张春桥一伙更加紧了对我父亲的迫害,千万百计地收集我父亲所谓“黑小鬼”的罪证。5月3日,张春桥把“陈丕显材料组”更名为“陈丕显专案组”,并把“陈丕显专案”列为上海市第一号大案。“陈丕显专案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直接领导,下面有“三王一李” 即王维国、王少庸、王承龙及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具体负责。专案组下设了许多小组,最多时多达13个,有正、副组长17人。专案人员最初有50多人,最多时扩充到156人。
  
  专案办、专案组的人都是张春桥等人精心挑选的。最初,专案组里有的人还比较实事求是,但张春桥等人听了他们尊重客观事实的汇报后,十分恼火,立即下令将其调离专案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不可能不反映到专案组来”。他要求调那些对我父亲有深仇大恨的人进专案组,并且在专案组内反复动员对陈丕显“要恨得起来”、“要穷追猛打”、“打不倒陈丕显,上海一千万人民不舒坦,不答应”。
  
  在对我父亲被隔离审查的前半年时间里,“陈丕显专案组”主要在我父亲的所谓的“三反罪行”上做文章,花了不少气力。随着江青把我父亲由“红小鬼”变成了“黑小鬼”,他们感到,这些问题即使搞得再大,也不能至我父亲于死地,不能彻底打倒他。
  
  1967年7月,马天水、王少庸在杂技场的一次电视批斗大会上叫嚣:陈丕显“不是红小鬼,是黑小鬼”、“老反革命”。王少庸还装腔作势地说,他这是向大会“郑重宣布”。10月,王少庸又在“市革会”材料组组长会议上讲:“张春桥说,按陈、曹的问题,现有材料定走资派已足够了。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字松了一点,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就不同了……他这一讲,我就领会了。”
  
  王少庸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认罪书》中作了如下交待:“陈、曹大批判组的解散,随之成立了陈、曹两个专案组,这是对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的迫害的继续和加紧。从两个专案的情况反映上看,‘四人帮’早已把诬陷的内容、情节编造好了。张春桥还亲自听取专案组的汇报,出题目,提要求,阴谋诬陷陈、曹为叛徒。我就是顺着这条路子看材料,听汇报,考虑问题的。”
  
  这就看出,他们就是在张春桥等人的授意下,先定罪名,然后再去搜集所谓证据。他们前后花了七八年的时间,集中全力专攻我父亲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所编造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几十个之多。其中有:
  
  “1930年被捕后认贼作父、叛变投敌问题”。
  
  “1930年AB团被审查问题”。
  
  “1931年的社会民主党问题”。
  
  “家庭出身问题”。
  
  “1937年的瑞金旅馆留难问题”。
  
  “1938年‘瑞金事件’中有否被捕问题”。
  
  “1939年在福建开扩大会议的问题”。
  
  “1940年来沪看牙问题”。
  
  “1942、1943年秘密来沪问题”。
  
  “金柯策反问题”。
  
  “通过刘万里和敌特挂钩问题”。
  
  “谢志成四十年代三次来沪治病为我和敌特挂钩问题”。
  
  “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
  
  “窃听林彪谈话问题”。
  
  “窃听江青讲话问题”。
  
  “窃听周总理同罗瑞卿谈话问题”。
  
  “参加彭真领导的秘密组织问题”……
  
  这些罪名哪一个成立,都是罪在不赦。张春桥等人为了搜集我父亲的这些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罪证,先后派出外调、审讯人员达两万多人次。这些外调、审讯的人员,跑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翻阅了无数档案和材料报告,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他们一次次地把四处搜集来的诬陷之词作为绝密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对上邀功请赏。但是,假的真不了,红的黑不了。事实最终证明,这些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统统是胡编乱造,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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