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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连载完毕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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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

  
  我父亲和胡耀邦、谭启龙、黄知真等是红军时期有名的“红小鬼”,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这样称呼的。如果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那就从根本上判处了陈丕显在政治上的死刑。他们还真从我父亲几十年的档案中找到了1930年我父亲被捕的经历。江青知道后大喜过望,马上用她特有的形象思维推理,被捕而没牺牲,那只有投敌叛变啊,马上信口雌黄地公诸于世。为了落实我父亲是“黑小鬼”的罪名,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召集“陈丕显专案组”、《解放日报》社和市委办公厅造反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共有十余人前往我的家乡闽西调查此事。李文静指示:“重点调查1930年被俘一事,这是关键。”
  
  那么,被李文静们如此看重的所谓“陈丕显30年代历史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0年6月,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开往长沙。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向长汀疯狂反扑,留守的长汀县苏维埃机关被迫向上杭一带转移疏散。当时,刚满14岁的父亲任县宣传队分队长,转移途中病倒了。7月2日,父亲和一批红军伤病员分乘两条船顺汀江南下转移。当船行至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村时,遭到当地地主“民团”武装的伏击。船上的人纷纷跳水,有的牺牲,有的突围出去,父亲及十余个红军伤病员被俘。
  
  由于这两条船上的红军伤病员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大家相互间并不认识,敌人也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有一位同志在敌人搜查时大胆逃脱,但跑出两里路后被抓住,因他身上带有身份证明,暴露了身份,被敌人当场杀害。三十多年后,父亲从专案组人员的嘴里,才知道这位牺牲的同志是红军的一个大队长,叫涂应达。
  
  父亲当时没有暴露身份,因年纪小、个子小,敌人把他当成“红军小孩”,交给一个姓刘的农民家里看管。父亲在他们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帮助他家劈柴、烧火,这家人很喜欢和同情我父亲。姓刘的老乡告诉父亲,听乡里人传言,民团头子看中了他这个“红军小孩”,想收为义子,但又嫌他年龄太大了一点,怕养着不亲,正犹豫着。一天,民团开去打长汀了,这家老乡就用船悄悄送父亲过江,还给了一点钱,要他赶快回家。父亲上岸后,跑了四五里地,终于在河田镇找到了红军队伍。
  
  这种事情在战争年代,尤其在敌强我弱的红军时期是经常发生的。“文革”前,我父亲把自己的这段难忘的经历以及那个民团头子想收他为“义子”当成革命故事,在不同场合多次讲给我们这些青年人及身边工作人员听,目的是帮助我们了解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历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且,对于这段经历,父亲在干部登记表上填写过,组织上也审查过,本来是一清二楚的。可“四人帮”及其爪牙为实现其不告人的政治目的,硬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不遗余力地编造历史。在“文革”中,救过我父亲的这户刘姓人家,竟被诬蔑为“恶霸地主”、“民团团长”,受到了迫害。
  
  这段历史实实在在是太清楚了,连一点可以编造的余地都没有。1967年10月,专案办的调查人员只得向张春桥汇报说,陈丕显1930年被捕过,当时只有十四岁,穿便衣,是和伤病员一起被捕的,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发现叛变自首行为。
  
  不可能,江青同志都宣布了,怎么不叛变?张春桥听了十分恼怒,重新调整了专案人员,要他们再赴闽西调查。从1967年至1972年,一批又一批调查组连续在闽西调查了五年之久,派出的人员多达20多批、990多人次。他们先后到过闽西的龙岩、长汀、上杭、清流、宁化和江西赣南地区的16个县的32个公社,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调查组所到之处,总是先要用大喇叭、大字报、大标语大肆鼓噪一番,说“陈丕显是老反革命、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制造恐怖的高压态势,接着,要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揭发批判所谓的陈丕显“三反”罪行、“叛变投敌”历史,要大家与陈丕显划清界线。然后,再把熟悉我父亲或我父亲共过事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逼他们揭发陈丕显的历史问题。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对其中的一些知情者,他们采取了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和威胁、辱骂、捆绑殴打等法西斯的手段逼供材料,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工具逼迫原伪职人员出具伪证。为了向“四人帮”交差、请赏,他们为此在闽西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数以百计的干部、群众及我父亲的亲属受到株连,有人被迫害致死。
  
  调查组先后十几次纠缠一位叫张德胜的老红军,采取捆绑、关押、拳打脚踢、罚跪、手枪威吓等下流手段,逼其揭发所谓“陈丕显曾在长汀出卖革命同志,打死伤员一名”等问题。这位当时70岁高龄的老红军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捏造的材料,说:“要我捏造事实,陷害陈丕显同志,说他在蔡场打死伤兵,叛变革命,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就是枪毙我全家四口,我也不说。”最后,这位老红军受不了这些外调人员的折磨与迫害,含冤自杀身亡。
  
  调查组的种种卑劣行径激起了闽西干部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证明我父亲历史清白,没有叛变投敌。
  
  在他们污蔑我父亲的诸多政治问题中,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也是他们看重的一枚“重磅炸弹”。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制造的诸多冤假错案中,以此案最为骇人听闻,受株连的人多达数百人。直到我父亲1974年11月获得“解放”出来,张春桥等人仍死咬不放,成为继续攻击我父亲的“悬案”。
  
  实际上,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纯属子虚乌有。1965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遭人诬陷,说他对毛主席搞过窃听。中央决定由由彭真主持查清此案,抽调大量专家和公安人员,对毛主席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住处全面检查。上海市委指派分管政法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负责此事,市公安局也全力配合公安部的检查。结果,上海没有查出任何窃听装置。我父亲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上签了字。“文革”中,张春桥一伙为了攻击彭真包庇杨尚昆,彻底打倒我父亲和市委其他领导,并借机清除和打击公安队伍中的异己势力,居然旧案重提,根据一些人无中生有的揭发大做文章,制造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案件。他们指控我父亲是主谋,牵涉的人也越搞越多,先后有300多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打伤、致残,有的人被逼自杀。
  
  “外调”没结果,就要口供。张春桥、王维国、王少庸等加紧了对我父亲的批斗、审讯,企图从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定罪根据。从1967年5月至1972年12月,我父亲经受的大小批斗会和审讯有数百次之多。专案组人员明知我父亲身患肿瘤疾病,体质虚弱,却千方百计地变着法折磨和摧残他,大声辱骂,拍桌子瞪眼睛,罚站……最残忍的是搞“车轮战”、“蘑菇战”,接连几天提审,一两个月不间断地批判。在我父亲被专案组押到奉贤“五七”干校搞所谓“田头批斗”期间,他一天要被批斗几场,白天稍有空隙就被逼迫扫猪舍、挑猪粪,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每天只让睡三四个小时。不要说像我父亲得过重病的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也受不了这种折磨。尤其是1972年4月,已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高位的王洪文,见“陈丕显专案”迟迟几年不能定案,就亲自召集专案办和专案组人员开会,说此案不能再拖了,要求上半年结案。于是,在从5月9日到7月5日的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我父亲连续遭到了68次批斗、审讯。专案组每天只准我父亲睡三四个小时觉,企图从肉体和精神上把我父亲整垮,在神经错乱中交代出他们迫切需要的所谓材料。对于专案组里的某些人来说,一说要批斗我父亲、迫害我父亲,似乎成了一种乐趣。人性会扭曲到这种程度,是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父亲也让“四人帮”及其爪牙们见识了“红小鬼”的硬骨头!父亲把每一次审讯都看成是为维护真理、为维护共产党员光辉形象而战。专案组要我父亲交代1930年被捕的问题,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你们说我1930年有罪,那是你们欺骗毛主席,欺骗群众。”他们说:“陈丕显,你的历史问题经过几年的调查,情况已经查实。”父亲说:“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既然已经查实,你何必还问我呢?”他们说我父亲不老实,父亲就说:“你们搞的是假案子,是逼供信。你们才不老实。”,“我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我要对党负责。没有的事,硬逼我,我不能讲!我这也是用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诬蔑父亲是“老反革命”,是“叛徒”,父亲严正声明:“我三〇年没有罪,是光荣的历史。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反革命,是叛徒。”“你们搞的证据都是假的。我要组织上给我讲清楚。”他们大声吼叫,父亲也提高嗓门,毫不示弱。有时,父亲被斗得筋疲力尽,就不吭声,保持沉默。我父亲被囚禁八年,专案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都对他无可奈何。
  
  关于“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专案人员对我父亲进行“重点突破”,使尽各种阴谋诡计进行诱供和逼供。1970年3月4日至13日,在9天之内诱逼他16次。但是,我父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据理斗争。1972年,我父亲含着热泪专门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指出他们搞的所谓“侦控案件”完全是一个冤案,要求党中央过问这件事。信是通过专案组上交转呈的,估计此信因揭露了他们逼供的情况,被张春桥、王洪文扣下了。
  
  1975年,专案办最后一次就我父亲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这份材料上报前,由于关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主要证据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根本站不住脚,最后只好从原稿中抽掉。“四人帮”一伙为了置我父亲于死地,费尽心机折腾了八年之久,最后一无所获。
  
  
  
  
  

 
 
顶端 Posted: 2010-06-28 10:09 | 2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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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岁寒识松柏

  
  上海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是江青一伙猖狂夺权、祸国殃民的重灾区。尤其“一月风暴”发生后,一大批干部、群众被诬蔑陷害,上海从此陷入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陈老总生前赋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与丑恶势力的激烈对峙中,除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少数变节分子卖身投靠外,以我父亲、曹荻秋为首,包括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杨士法、张祺、黄赤波、秦昆、李研吾、李干成、宋季文、石英、宋日昌、张承宗、金仲华、赵祖康等在内的十几位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全部遭到了张春桥一伙的残酷迫害,多数人身陷囹圄长达数年。有的领导,如曹荻秋、石英、金仲华等,被迫害致死。但他们始终不惧淫威,傲霜斗雪,宁折不弯,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之歌。
  
  在上海老一辈中,一提起“陈、曹、魏、杨”,经历过“文革”的上海人大都不会陌生。“文革”一开始,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这四位父辈同时被抛到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同时被打成“上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同时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在全国点名批判……
  
  当时,各省、市、自治区被全国“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领导一般只有一位,很少有两位,而上海一下子就揪出了四位,很耐人寻味。陈、曹、魏三位被打倒似乎还可以理解,我父亲是市委第一书记,又是党内知名的红小鬼,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极具威望;曹荻秋是市长,在我父亲养病的情况下代理主持市委领导工作,从运动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与各种动乱行为作斗争,毫不妥协;魏文伯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被诬为刘少奇、邓小平在华东地区的代理人。可杨西光时任市委候补书记,在市委领导班子中排名很靠后,为什么也榜上有名呢?后来经过查证,原来与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风暴”前喊出的“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口号有关。据说这个口号经由张春桥一伙汇报到毛泽东那里,还得到他的称赞,由于“钦定”,杨西光由此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在“文革”中被“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省市级候补书记。
  
  在1967年1月刮起的夺权“风暴”中,“陈、曹、魏、杨”等上海市、华东局主要领导经历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我记得在1月14日的批斗中,曹荻秋伯伯被造反派强制跪在一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高架车上,反剪双臂,脖子上挂着木牌,在南京路等繁华闹市区游街示众。且不要说这样很危险,就是这种充满人身侮辱的作法,也只有变态狂希特勒干得出来!
  
  “陈、曹、魏、杨”四位父辈一同被关押在康平路71号的一栋小楼里“隔离审查”。那栋小楼本是荣毅仁的家, “文革”中被没收了。“陈、曹、魏、杨”每人分别有一个专案组,每人单独关押在一间房里,单独放风。为了彻底打倒这四个“旧市委”的老领导,张春桥一伙抓住他们在革命生涯中都有过被捕的经历,蓄意给他们强加了同样的罪名:“叛徒”。各专案组以此展开了长达几年的所谓调查取证工作。
  
  其实,“陈、曹、魏、杨”四位父辈的政治历史问题,早已被中央审查过,没有任何污点,清清白白。他们有过的或多或少的被捕经历,恰恰是他们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大义凛然、英勇斗争的光荣史。
  
  曹荻秋伯伯和我父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了。那时曹伯伯是苏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我父亲是苏中区党委书记,两人经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后来组建华东工委时,我父亲任工委书记,他任副书记,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工作配合得也很好。1952年起,两位父辈一直在上海市委、市人委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曹荻秋被诬陷为“大叛徒”是因为他1932年曾在上海被捕过。曹荻秋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四川领导了震惊全省的“广汉起义”,1931年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后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2年3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在敌人审讯时,他说自己叫张云清,从乡下来找一个老乡谋个差事,因走错了路、找错了人家才被抓了来。后虽经多次审讯,并有叛徒指认,曹荻秋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曹荻秋的这次被捕问题,中央在1957年10月的“肃反审干”运动中就已经作出明确结论,认为“曹荻秋同志在被捕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国民党当年留下的关于曹荻秋从被捕、审讯到判刑的档案中,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曹荻秋五年刑期届满时“未肯将过去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谕,未有表示”。正因为如此,曹荻秋又被国民党押至苏州的江苏反省院关押。抗日战争暴发后,曹荻秋组织在押的政治犯开展绝食斗争,并作为大家推举的三位代表之一要求国民党无条件释放在押的政治犯。经过与敌交涉,以及周恩来总理的营救,在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的大背景下,曹荻秋与难友在1937年8月下旬全部被释放。
  
  为了蓄意陷害曹荻秋为“叛徒”,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之流根本不顾历史事实,指挥“曹荻秋专案组”跑遍全国,甚至采取诱供、逼供、制造假材料等手段,不遗余力地调查取证。与我父亲一样,曹荻秋在关押期间也遭到了“车轮战”、“蘑菇战”式的审讯。但是,他坚决抗争到底,决不接受叛徒的罪名。一次审讯中,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人员说:“我是共产党员,谁也不能污蔑我!”
  
  几年下来,他们在曹荻秋伯伯身上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任何“罪证”。在1972年7月26日王洪文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曹荻秋专案组”提出了“根据外调材料,曹定叛徒证据不足,定不上叛徒”的意见。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黄涛等立即训斥专案组“严重右倾”,说什么“曹荻秋定不上叛徒,还有谁能定叛徒”、“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
  
  1973年2月,“四人帮”及其党羽被迫决定解除对曹荻秋的所谓监护,5月把他送到奉贤的市直机关“五七”干校监督劳动。9月,他们炮制的《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报中央。曹荻秋再次严正表明态度:“按照政策,我定不上叛徒,如果市里定了,我要向中央申诉。”他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写信,申诉冤情,但不仅这些信都遭到无理扣押,他本人还背上了“翻案”的罪名,继续受到迫害。后来中央没批这个报告,此事不了了之。1975年秋,“四人帮”及其党羽再次正式向中央提交关于曹荻秋的定案问题的报告,狡诈地说什么“是否要定为叛徒?党的组织生活是否予以恢复?我们还吃不准”,“请中央来决定”。马天水、王少庸暗地里对赴京汇报的“专案办”人员讲:“中组部若问上海的意见,就说市委倾向定上。”
  
  1976年3月29日,身心交瘁的曹荻秋伯伯突发心脏病,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含恨辞世,未能熬到“四害”被一举铲除的历史时刻。曹伯伯含冤去世后,我父亲内心里常为此感到十分难过。父亲感到曹伯伯在“文革”经受的苦难,有很大一部分是代他受过的。值得欣慰的是,1978年4月,中央批复上海市委的专题报告,为曹荻秋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如果仅以是否被捕过、被捕次数多少来圈定一个人是不是叛徒,魏文伯是最能引起“四人帮”的兴趣,因为他曾四次进过国民党的监狱。
  
  魏文伯是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狱中上过敌人的老虎凳,灌过辣椒水,还在东北军中当过“地下党”。解放初,他任华东局秘书长兼上海市委秘书长,后调北京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职。从1955年起,魏文伯调回上海,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相继担任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组长。因他领导有方,到1958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有15县(市)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记者的实地采访报道后,激动得夜不能寐,气势磅礴地写下了《送瘟神》的著名诗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1961年,魏文伯重回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局候补书记、秘书长、书记。
  
  “文革”开始后,华东地区尤其上海地区日趋混乱。魏文伯挺身而出,于1966年八九月间连续三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紧急电报,呼吁立即停止红卫兵大串连,控制各地的混乱局面,保证工农业的正常生产……可是,魏文伯的直言相谏不仅没有引起中央重视,反而因此接到了北京的通知,要他就“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作检查。“安亭事件”后,魏文伯面对更加猖狂的黑风浊浪,多次在机关某些会议上忧愤地说:“‘文革’是乱搞,不乱到家不算完。才吃了两年饱饭,再挨饿就知道错了。”“‘文革’这样搞法,总有一天要被清算的。看将来还有没有文章,如果就这样完了,没有另外文章了,是不能服人的,将来一定要算账。”“我书记不干,也要提意见。”“中央文革一些人不懂生产、不管生产,都是些秀才,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上海“一月风暴”后,魏文伯落入造反派手中,多次遭到揪斗,同时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他与我父亲等一起被监禁在康平路71号。“魏文伯专案组”成立后,张春桥对专案组长说:“魏文伯是叛徒,要抓紧清查。”
  
  “魏文伯专案组”为了逼迫魏文伯承认自己是“叛徒”,经常两三天连续审问他,不许他睡觉,也不让他吃饱饭。1968年10月,魏文伯作了一首小诗《遣怀》抒发心声:“饥饿思饭好,疲劳知床亲。岁寒识松柏,贫困见人心。”
  
  专案组人员反反复复地要魏文伯交待几次被捕及“叛变”的情况。可魏文伯先后写了几百遍,都是同样的内容。专案组人员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还丧心病狂地采取非人道的审讯手段。他们明知道魏文伯心脏不好,却故意用橡皮胶带把魏文伯的嘴巴、鼻子封住,只留一点点透气的小孔。1968年3月,专案组人员为了逼他承认1930年第二次被捕时出卖过同志,连续两天两夜批斗和审讯。到第三天晚上,魏文伯病倒了,头昏,发冷,四肢发抖,可专案人员仍不放过他,叫医生在旁边观察,继续审讯。后因魏文伯被折磨得出现抽痉现象,医生说有脑溢血的危险,才被送到医院急救。1969年12月,专案组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所谓“对敌斗争经验”的启发下,又对魏文伯发起了一个11个半天和一个晚上的连续审讯攻势,直到折磨得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
  
  无论专案组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魏文伯始终拒不认罪。1968年11月,他以一首《自励》激励自己:“幽居久病唤如何?人到白头阅历多。年老心红犹未晚,随时努力莫蹉跎。”他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有解决,几个跳梁小丑横行霸道的时代终将结束。“花落花开自有期,上台终有下台时。长途跋涉防迷路,一举一言仔细思。”
  
  1973年3月29日,魏文伯与曹荻秋同时获释回家,但仍无行动自由。魏文伯以诗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大厦忽倾垂,双燕声叫危。望到清明日,重见燕飞回。”这位老人就是这样永不放弃希望,当专案组在最后上报中央的结论中认定他“在北平四次被捕,其中三次叛变,后来又公开发表反共文章,罪行极其严重。……戴上叛徒帽子,永远开除出党”。魏文伯表示强烈抗议,先后三次给市委写信,并请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强加的叛徒罪名予以坚决驳斥。张春桥对此大为恼火,恶狠狠地批示:“专案组可以再同他谈一次,驳回他的翻案,他的信可以存专案组,不必干扰中央。”
  
  魏文伯是压不垮的。他以居所前一棵巍然挺立的高大雪松自喻,自号“老松”,以示自己不屈不挠反抗“四人帮”的决心。
  
  杨西光也被张春桥一伙扣上了“叛徒”的大帽子。他1933年在上海大公职业学校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时,暴露了身份,被校方开除,之后在南京、芜湖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杨西光在东北军中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日大后方重庆从事过团结抗日的宣传活动。解放前后,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委委员等职。杨西光于1954年9月调回上海,之后的十年间历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革”初期,杨西光在市委分管教育工作,又兼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所以,当“红卫兵运动”蔓延到上海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市委领导里最先受到批斗冲击的对象,多次惨遭他所呕心沥血培育的学子们的殴打。
  
  “一月风暴”后,造反派抓住杨西光在1934年被职业学校开除一事,处心积虑锻造冤案。张春桥别有用心地散布谣言,说那个学校的校长是国民党的什么委员,发现了共产党决不会轻轻放过。就凭张春桥的胡说八道,上海市专案办就立了案,对杨西光“隔离审查”。正如王少庸1978年在《我的认罪书》中供认的:“对杨西光同志的历史立案审查,更无根据。”杨西光被非法监禁、迫害长达七年之久,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原则,不说假话,保护同志。直到1974年2月23日,杨西光才获得“解放”。
  
  宋季文和李干成两位原上海市领导,是我父亲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文革”中,他们拒绝与“四人帮”同流合污,与我母亲一起关押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同样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位于浦西曹河泾,这里先后关押了两百多名上海的重要干部和知名人士。1967年底,张春桥、王少庸、王承龙等要上海有关部门找一个秘密关押受隔离审查的领导干部的地方,要求“安全”、“近郊”、“与居民隔绝”、“既不象监狱,又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后来就选中了这里。
  
  宋季文曾与我父亲共同战斗与工作了数十年。抗日战争期间,宋季文在苏中根据地协助我父亲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曾任苏中四分区税务局局长、新四军第一师供给部部长、苏中三分区财政经济处处长、苏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和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苏中根据地财政处处长、苏北军区供给部部长、苏北兵团供给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部长等职。建国后,宋季文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委副主任、财办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56年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兼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
  
  在上海工作期间,宋季文一直看不贯张春桥那付阴阳怪气的嘴脸,两人“文革”前还因工作上的事争论过几次。对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背着上海市委大搞“两面派”的卑劣行径,宋季文气愤难当,批评张春桥的言辞最激烈。“安亭事件”发生后,在那次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炮打中央文革”、“围剿张春桥的反革命事件”的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宋季文质问张春桥:“现要工厂里许多人纷纷责问市委,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为什么要签字?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条?问题提得很尖锐。群众要求开万人大会,声讨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采取革命行动,捣毁造反司令部,说要找张春桥辩论……”张春桥后来还到我父亲那里去告宋季文的“黑状”,我父亲未予理睬。
  
  “文革”一开始,宋季文料到张春桥会借机报复自己,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他年轻时就喜爱诗词,不同时期写下了不少作品。“鉴于历史上的文字祸,恐招是非,遂一火焚光。”在劫难逃的宋季文竟被张春桥一伙人关押了5年之久,受到了各种非人的折磨。为纪念关押地曹溪路少教所,他将自己的诗集取名为《梦溪诗词集》,记叙他在“隔离”期间的遭遇。
  
  按规定,宋季文晚上9时才能睡觉,有一天他体力不支,晚上8时就坐在床上闭目休息,被造反派瞧见,就打开房门质问他为什么提前睡觉。宋季文反问造反派:“坐着怎么能算睡觉?”与他们大吵了一场。还有的造反派以趁宋季文出去放风之机,偷拿他的香烟,偷窃行为持续长达一年之久。宋季文被迫向上反映此事,也招到报复,此后不给他看病,不让他吃饱饭。他便写下了一首《病中有感》:
  
  有病无医病自多,
  
  寒冬苦冷可如何?
  
  耳鸣不是阳春曲,
  
  腹叫犹如下俚歌。
  
  黑犬隔墙空吠影,
  
  黄牛浮水自过河。
  
  过春节不让理发,也是“四人帮”死党折磨、污辱受关押老干部的一种刑罚。宋季文的记述是:
  
  已去春光何处觅,
  
  终日无言,独自窗前立。
  
  忽觉今宵是除夕,
  
  长须长发惊如雪。
  
  还有一次,宋季文因久居牢房,渴望重见天日,思念亲人,偶然长叹两声,被造反派听到了。造反派打开房门,同宋季文大吵一场。宋季文气愤之极,填了一首词《鹧鸪天?无题》,描述了自己的境况:
  
  紧闭牢门又一春,
  
  铁窗风味总关情。
  
  无端小子来寻衅,
  
  不许长叹一两声。
  
  颠狂甚,
  
  无亲人。
  
  只能夜夜伴孤灯,
  
  卧床空听潇潇雨,
  
  欲取门锤斗鼠群。
  
  宋季文先是被监禁在少教所里,后来又被赶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受难期间,宋季文始终同丑恶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老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一腔报国之志。如他所言:“心中自有千重恨,头上徒增两鬓霜。烈士暮年情尚烈,老骥伏枥愿途长。”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2年,宋季文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顾问,跟朱鎔基在一起工作。他们相处共事,关系甚好。1996年,宋季文因病去世。朱鎔基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纪念他:“忠贞不渝,刚直不阿,清正廉明,诲我良多。”
  
  李干成也是一位铁骨铮铮、令人敬佩的上海老一辈革命家。1929年,李干成在上海建设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转为共产党员,并于当年冬季辍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上海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长。从1930年开始,李干成先后担任中共宿迁县委、邳县委书记,共青团徐海蚌特委、吴淞区委、沪西区委书记等职。1931年,李干成在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期间,到上海开会,因叛徒出卖,全部参会者被国民党反动派一网打尽。李干成后被判刑六年,关押在苏州陆军监狱。“八一三”淞沪抗战暴发后,苏州面临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危险。国民党陆军监狱将在押的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李干成出狱后,回到家乡江苏涟水,成立抗日同盟会和地方抗日武装,历任抗日同盟会理事长、抗日义勇队队长、八路军南进支队第八团政治部主任。1940年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他又相继担任淮海行政公署民政处长兼粮食处长,中共泗沭县委、宿迁县委书记,淮海地委组织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李干成先后担任淮海区第二中心县委书记、华中支前司令部副政委等职。1953年,担任苏南区常州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的李干成调到上海,先后担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交通工作部部长,基建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6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在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数十年。
  
  “文革”初期,张春桥一伙考虑“三结合”问题,曾经想拉拢李干成与马天水、王少庸一道上他们的贼船,条件是必须揭发陈丕显和曹荻秋“三反言行”。李干成严辞拒绝,随即被打倒,长期关押在少教所。专案组人员抓住李干成1931年被捕问题大做文章,对他进行疯狂批斗和审讯,逼其承认是“叛徒”。李干成的这段历史问题,1941年在华东整风运动中已作出明确结论,并恢复了他的党籍。而审讯人员仍不放过他,采取了“车轮战”、“蘑菇战”。倔犟的李干成毫不屈服,直到被折磨得中风倒下,神智不清达20多天,报了病危。李干成在少教所关押期间,还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入院治疗。直到1974年,李干成才得以重见天日。
  
  说起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上海老一辈,我还要介绍一下我父亲的老朋友,原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悲惨遭遇。
  
  陶勇叔叔是我军历史上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许多著名的战役都留下了他的英名,如黄桥决战、苏中七战七捷、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以及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等。他与我父亲在抗战初期就认识了,当时我父亲在苏中区党委,他在第四分区,两个人在工作中有很多接触,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结下了生死之交。
  
  陶勇叔叔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在1965年海军党委会议上,当林彪一伙开始暴露分裂海军党委、篡夺海军领导权的阴谋诡计时,陶勇拍案而起,愤然离席,并向贺龙元帅报告了有关情况。在中央军委和叶帅的领导下,陶勇与林彪及其死党作了坚决的斗争。1966年7月,中央军委在北京讨论了海军的斗争问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指出林彪的死党是“搞地下活动,是想黄袍加身”。会议期间,陶勇应叶帅之邀到会,痛斥林彪的一伙死党说:“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林彪死党的夺权阴谋破产了,迫使林彪不得不走到前台,公开干预,亲手扶植其死党上台。
  
  1966年底,叶帅打电话给我父亲,要父亲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提醒陶勇警惕。陶勇当时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许世友专程到上海看他时,对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可陶勇仍然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一月风暴”袭来时,上海陷入空前的混乱。1月21日,陶勇对家人说:“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近来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也不怕了。”可就在当天下午却发生了“陶勇自杀事件”,陶勇被发现死在东海舰队司令部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米的浇花井里,头上还有着明显的硬伤和瘀血。陶勇遇害不到四个小时,林彪一伙就盗用海军党委的名义作出了陶勇是“叛徒”的结论。他们指使暴徒破坏出事现场,把陶勇的遗体拖在地上,倒上墨汁,戴上高帽,在脸上打上×。他们还准备抬尸游街,因引起了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愤慨,才不得不作罢。几天后,陶勇的尸体被恶毒地以“亲属不看,骨灰不要”的方式处理了。
  
  陶勇遇害的当晚,一伙暴徒闯进陶家,向朱岚阿姨及孩子们宣布了“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的消息,并看管他们不准离开家。朱岚阿姨愤怒地对看守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凶手!”……连续三天,陶家被造反派反复查抄洗劫。1月24日晚,家中又来了一卡车暴徒。此时,朱岚阿姨已三天水米未进,神志恍惚。暴徒们要她跪下,她轻蔑地摆了摆头,说道:“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下?!有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话音未落,朱岚阿姨就被几个人强行摁倒在茶几上。一个家伙吼道:“你是叛徒的老婆!”朱岚阿姨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那个家伙威胁朱岚阿姨喊“打倒陶勇”,她就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站在一旁的孩子们也跟着妈妈呼喊“共产党万岁”。暴徒们恼羞成怒,立即对朱岚阿姨一顿拳打脚踢,致使她昏死过去,从茶几上摔下来。可没等朱岚阿姨完全苏醒过来,暴徒们又把她拖上茶几,继续殴打、审讯……
  
  朱岚阿姨对女儿说过:“我等着党和人民为你爸爸申冤的一天,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斗下去!”她到处为夫申冤,同时经受着一次比一次更为残酷的迫害。1967年8月的一天,朱岚阿姨突然被秘密关押起来,罪名是“日本特务”。审讯人员还要她交待陶勇的所谓罪行,以及陶勇与周总理、叶帅的关系。朱岚阿姨严词拒绝,坚贞不屈,受到轮番围斗和拷打。棍棒、竹板打断了好几根,被打断了肋骨,遍体鳞伤,没过多久便被折磨致死。
  
  张春桥获知朱岚已死后,恶狠狠地对东海舰队的死党说:“人死了,灭了口,线断了。”尽管如此,林彪、“四人帮”一伙仍借陶勇之死,策划了一个以死人整活人的阴谋,先后整理了三十多个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黑材料,几百人因此受到株连蒙冤。
  
  我父亲直到结束了八年囚禁生活后,才得知老战友陶勇夫妇去世的消息,顿时心痛如绞。他坚定地认为,陶勇决不是自杀,他与在“文革”中无数被害的同志一样,死于一小撮阴谋家之手,而林彪、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就是罪魁祸首!
  
  “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上海的“一月风暴”,把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李干成、宋季文、陶勇等老一辈抛到了风口浪尖。这既是他们最凄惨、最悲壮的人生时刻,也是他们最英勇、最辉煌的人生时刻。在黑风浊浪中,他们同仇敌忾,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抗争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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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海老一辈的抗争(下)



    今天看来,“陈、曹、魏、杨”等上海老一辈之所以在面对嚣张一时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时,能够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既是这些老一辈们共同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政治原则使然,也是他们长期默契合作、肝胆相照的彼此信任使然。

    从50年代末到“文革”前的一段时间,正是父辈们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但是,这期间也是“大跃进”等“左”倾错误泛滥的时期。身处政治运动中的父辈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或加以修正,尽可能地以自己有限的力量减少“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为人民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

    60年代初,我父亲回到故乡福建,如实地把自己在故乡看到的家无隔夜粮、饿殍遍荒野的情况写成文字,汇报给当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并想方设法调粮救人。

    曹荻秋伯伯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和我父亲一道顶住压力,作出了开放市区自由市场的决定,开放了十六铺码头等中心区的贸易集市,一时间丰富了市民生活,吸引了江浙一带的商贩人沪交易。他还大力发展捕捞渔业,组织了庞大的渔船队,丰富了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魏文伯伯伯在“大跃进”中看到有的农村干部把别的田里的稻子搬到试验田,在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地“放卫星”等现象后,严厉地给予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当时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柯庆施打电话急着要上海市粮食总产量。魏文伯核实后报了21亿斤,柯对此数字很不满意,大发脾气,非要魏文伯多报。可是,魏在仔细核实后仍实事求是地上报了21亿斤。

    杨西光伯伯在过火的政治运动中,总是力所能及地保护知识分子,维护正常的科研和教学。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印象中,我父亲果断风趣,曹荻秋严肃持重,魏文伯温和儒雅,杨西光睿智敏锐,父辈们的情谊是非同寻常的,几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

    魏文伯是四位长辈中年龄最大的,长期受胃病、心脏病的折磨。有一次,魏文伯胃病发作得非常厉害,柯庆施却要让魏下乡。拖了一段时间后,柯庆施仍对此事念念不忘,在市委常委会上对魏文伯点名质问。我父亲站了出来,说:“魏文伯身体不好,我代他去吧。”

    魏文伯精通书画,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之外,大多都用于书画收藏上了。我父亲不懂字画,却相信魏文伯的书法水平很高,就向魏文伯索字。魏文伯给他写了一幅字,我父亲看了,熟不拘礼地问:“怎么不裱好了给我呢?’’魏文伯说:“这你就外行了。写字可以,可是我要是裱好了给你,就是在自降身价。”至今,我们家仍保存了很多魏文伯的书法作品,送来时都是没有裱过的。

    平常像哪家的孩子不听话、耍点儿小脾气这类小事,我们的父辈们都格外关心,经常相互“补台”。有一次,魏家的阿姨在打扫房间时弄乱了魏宏为的东西,宏为一赌气就把自己的房门关上,谁也不让进。家人怎么劝她都不听,死活不肯打开房门。魏文伯上班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亲。后来,我父亲在院子里碰上了宏为,语重心长地说:“宏为啊,听说你家阿姨动了你的东西,你就关上房门不让人家进,这样怎么行呢?一个人要成大器,就不能这样气量小。你现在就这样,将来怎么到群众中去,怎么到社会上去啊?”听了我父亲的一番话后,宏为回到家中,就把房门打开了。魏文伯见状,高兴地说:“还是陈叔叔说的话管用。”

    在上海老一辈的子女中,我父亲幽默风趣,和蔼可亲,喜欢与晚辈们聊个天,开开玩笑,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愿意亲近他。1965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都要关心培养青年一代,但主要内容当时尚未对社会公布。我父亲想通过与部分子部子弟座谈的形式,切实关心一下身边孩子们的成长情况,于是他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于1966年1月27日召集康平路大院里的部分大学生、中学生座谈。没想到这次座谈会开完后,就有小朋友找他提意见,质问说:  “我们要不要做接班人?”“接班人还分大小?”我父亲虚心接受了批评,于2 9日又挤出半天时间,在康平路小礼堂为300多名初中生、小学生开了“小灶”。在座谈中,我父亲绘声绘色地讲了他小时候当儿童团长、站岗、放哨、慰劳红军、拾牛粪等革命经历,亲切地勉励孩子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接革命的班。他深情地说:“将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不是我,上海市市长也不是荻秋同志,总是你们。不是指你们哪个人,是指你们这一代……要有做接班人的思想准备。”弹指一挥间,30多年过去了,昔日曾唧唧喳喳地聚集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聆听我父亲讲话的这一代人,现已纷纷进人中年,在各行各业接了革命的班,其中真的出现了一批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

    “文革”爆发时,我父亲正在治病,曹荻秋代理我父亲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在一线顽强地坚守着。无论怎么被揪斗,曹伯伯从不诿过,也从未退缩。我父亲当时虽然身在医院,却始终不能安心养病。曹荻秋、魏文伯经常来研究如何应付各种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局面,他们对“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解放日报》事件”的看法是一致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共同商量决定的。按照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既尽量维持正常的政治秩序,又不能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他们称之为“走钢丝”。而当曹荻秋被批斗得无法开展工作时,我父亲应周恩来总理的召唤,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斗争的前线,与江青、张春桥一伙作最后的一搏。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的上海老一辈们,在任何大风大浪面前,相互间始终维系着默契与坦诚,始终是患难与共的。

    我父亲奉周总理之命出来工作后,在那样一种十分险恶的环境里,他一遇到无法排解的困难时,总是想到陶勇:  “找老陶!老陶会帮助我的!”“一月风暴”夺权声浪甚嚣尘上之时,父亲希望陶勇在上海党政领导机关不能起作用时出面“军管”,陶叔叔慨然应允。张春桥夺权之前,康平路165号市委办公大楼里挤满了造反派,连市委常委会都没法开。父亲打电话给陶勇,借一处地方开会,陶叔叔不怕引火烧身,一口答应,提供了舰队司令部礼堂。后来有人说陶勇让东海舰队成了“地方走资派的防空洞”,并诬告到林彪那里。可陶叔叔依然我行我素,时常打电话来,嘱咐我父母要好自珍重,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他决不会袖手旁观。父亲在1月12日失去人身自由之后,陶叔叔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他说:“说陈丕显是走资派,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他不是走资派,是红小鬼!”他到处打听我父亲的下落,曾亲自带车闯到市委机关找张春桥要人,因没找到张春桥只得作罢。陶叔叔曾打电话给担任过他警卫员的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就在他遇害的1月21日上午,陶叔叔还对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说过:“我有一个计划。我亲自带一个警卫排,悄悄冲到关老陈的地方,把他背了就走,然后秘密保护起来。”

    “陈、曹、魏、杨”一同关押在康平路71号期间,因为在同一座小楼里,上厕所、热饭菜时偶有碰面。他们用眼神彼此交流,相互鼓励。有时趁周围没人时还简单讲讲话。“九一三事件”后,魏文伯从报上感觉到林彪出事了,一次上厕所时碰到曹荻秋,就悄悄对他说:  “好像二号人物不行了,你知道吗?”曹荻秋点了点头。

    “四人帮”及其死党在打倒上海老一辈过程中,除了不遗余力地为每个人扣上一顶“叛徒”的大帽子,还对他们的亲人下手,企图借此打开一个缺口。他们分别针对我母亲和曹荻秋夫人石斌阿姨成立的“谢志成专案组”和“石斌专案组”,就是铁证。两位父辈被监禁后,我母亲和石斌阿姨就被抓进了上海少年犯管教所,她们的罪名都是“特务”。

    “谢志成专案组”成立后,张春桥亲自批示:“要加紧追查谢志成的政治问题,可能对突破陈丕显的问题有帮助,请少庸同志加强指导。”认贼作父的王少庸得此命令,立即十分卖力地督导专案组:“要查陈如何与特务挂上钩?如何通过妻子谢志成与特务挂上钩?”他还要专案组把我外公、舅舅也抓起来审查,“看看有否可能取得突破谢的材料”。王少庸还批示:“石斌专案组要加强,并在市材料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甚至还在专案办会议上信口雌黄地说:“老实说,陈与谢,曹与石,都是政治交易。”我母亲与石斌阿姨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一关就是五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张春桥一伙还指望其他老干部“反水”,来为他们提供“重磅炸弹”。但是,除了马天水、王少庸之流,没人响应。卫少庸在刚参加完自己和马天水的“解放”大会后,竟恬不知耻地来找范征大谈话,说什么他来上海工作不久,今天在会上还揭发了陈、曹很多罪行,“你在他们身边工作10年,肯定知道不少内幕情况,如果你能站在造反派一边,把这些事情谈清楚,我相信你会受到领导和造反派的欢迎的”。他还警告说:“老范,你不要错过机会,你处的地位很重要,如不认真揭发检举,你以后会后悔莫及啊”范征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但他认为,不能只顾自己逃过劫难,就去出卖灵魂。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也意识到,如果我胡编乱造一些材料,可能会受到张姚之流‘青睐’,但觉得这与一个真正党员的党性难以相容,也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良心所不允许的。”于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范征夫便陷入无休止的陪斗和批斗之中,被抄了家、撤了职、开除了党籍,还一度被勒令打扫市人委机关大楼的厕所。在遭揪斗期间,造反派要他指证宋季文讲过“安徽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饿死不少人,我要为安徽人民请命”。范征夫当然听宋季文讲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但面对造反派的威逼,范征夫很认真地苦思冥想一番,,一脸茫然地说记不清楚了,于是惨遭毒打,腰脊被踩伤。之后,他被扣上了“五反分子”的大帽子,受到数年的残酷迫害。

    临近1967年春节时,张春桥挂起“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宣布“改朝换代”,当上了上海的“太上皇”。过了没几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指使爪牙,把“陈、曹、魏、杨”四家从康平路165号的市委大院里一举扫地出门。此举明显有着对“陈、曹、魏、杨”赶尽杀绝之意,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文革”前,康平路165号的市委大院宿舍区共有8栋二层小楼,由东向西分别住着我父亲、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及四家的工作人员。本来最东边的52号小楼草坪最大,按理说应该是分给柯庆施的,但据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说,因为52号小楼紧靠德昌路,柯大鼻子觉得不安全,于是我们家就住了52号楼。杨西光家住在我们家后面的32号公寓楼,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等与他楼上楼下地做邻居。随着这场政治风暴由远而近地袭来,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住在这里的那些红得发紫的邻居们,因为与我们父辈政治立场不同,对我们也“白眼相加”,甚至怒目而视了。

    “陈、曹、魏、杨”四家被赶到武康路117号一栋小楼里,每家只有一间房,十分拥挤。那时,我们四家已经被抄得一贫如洗,家里值点儿钱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即使这样,造反派还不死心。有一次,造反派又到我家抄家,当时家里只有我妹妹小龙一个人。魏文伯大女儿魏小路把吓得浑身发抖的小龙藏在自己家。造反派要魏小路把人交出来,小路气愤地质问他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懂得什么?你们为什么非要和她过不去?”

    父母被打成“叛徒”、“特务”后,我们也都成了“走资派”、“叛徒”的子女,成了被造反派另眼相看的“异类”。在突如其来的生活变化面前,我们几家人团结得更为紧密。为了解救父母,我们这些子女们相互帮助,一起想办法,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杨西光被关押期间,卢凌阿姨病危,子女们给“上海市专案办”打了一个报告,要求让父母最后见上一面。同时,我和杨家的子女们一道商量,在给父辈们送东西时偷偷带进一张纸条,要杨西光主动提出见妻子、见子女。杨西光一闹,“专案办”不好不答应,就把他弄到肿瘤医院与妻子和孩子们相见。尽管如此,他们全家见面时,从病房到门口仍然站了一溜气势汹汹的造反派。

    陶勇夫妇遇害后,他们的孩子们都被关押在一间低矮破旧的小屋里,饥寒交迫,无依无靠。我偷偷地去看望过他们,还把陶家的大儿子大刚领到我们只有一间房子的家里住了很久……
[ 此帖被盗跖在2014-11-26 12:41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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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令人发指的残害

  
  张春桥在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后,多次叫嚣“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张春桥一伙在迅速扩充其帮派势力的同时,疯狂残害上海各级领导干部。在“文革”前800多名部局级以上干部中,受到严重迫害的干部约占四分之三。其中,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优秀干部被极其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所熟悉的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明新和原中共上海市委员、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就是被迫害致死的两位高级领导干部。
  
  赵明新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天津市团市委宣传部长、青工部长。1932年,他在天津被捕,一直到1936年10月才获释。1935年,赵明新由狱中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鲁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胶东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从1949年起,他开始长期在我父亲手下工作,担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苏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1952年底,他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人事局局长。1955年,他调吉林任一汽党委书记。1965年9月又调回上海,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新明平易近人,又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员干部十分关心,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1966年8月,康生、江青阴谋挑起了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赵明新是遭诬陷的六十一人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这六十一个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其中“文革”前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些人大多在30年代初因河北省委遭到破坏而被捕的,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里。在狱中,他们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并同外面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与敌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到1936年,虽然有的人刑期早满,但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仍然在狱中坚持斗争。1936年春,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央北方局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做出组织决定,并报党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通过关系将这一决定通知了狱中党支部。于是,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先后有52位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分批履行手续走出了反省院,另有9位同志也以其他不同方式获释。这批同志出来后,党组织立即为他们分配了工作。到解放前,其中的10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幸存下来同志逐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文革”刚开始时,一些红卫兵组织借题发挥,揪斗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中央为此发出两封电报,说明刘、赵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要红卫兵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而老奸巨滑的康生对这件事本来心知肚明,他曾在1948年对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同志讲起这批党员出狱的经过,但为了打倒刘少奇及这批老干部,故意把水搅浑,于1966年8月重新提出这件事,并让专案组立案审查,得到江青一伙的积极呼应。
  
  从1966年11月下旬起,南下的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和长春一汽的造反派先后找到赵明新,纠缠他调查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赵明新解释了自己的获释经过,并请示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魏文伯明确答复:“此事中央知道,这是组织决定。”
  
  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后,中科院华东分院各造反派组织开始夺权,疯狂批斗迫害领导干部,赵明新首当其冲。赵明新身患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被揪斗得住进了医院。1967年1月14日,一个叫“革命造反团”的造反派组织不顾医院的意见,非要将赵新明揪回长春批斗,强迫医生开具出院证明。医生特地在出院证明上注明需继续治疗,并开了三个星期用量的药品、针剂。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是须臾离不开药物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造反派不仅断绝了赵新明的治疗,连医生给的这些救命药物也扔了。他们把赵新明关押在中科院华东分院七号楼的“革命造反兵团”总部。1月16日,造反派在衡山电影院召开“砸烂华东分院党委,打倒大叛徒赵明新大会”,赵明新被批斗、折磨长达8个小时。他多次向造反派坚定地表示:自己“历史问题从来不认为是问题”,“在监狱中从未承认是团员、党员”,“办出狱手续是服从组织决定,中央批准的,完全可以搞清楚”。18日中午,家人前来探望,赵明新说自己的病情又恶化了。似乎造反派们也知道这么虐待一个重病号是会激起民愤的,当晚,把他秘密转移到生理研究所办公楼旁的一间不见阳光的废弃工场里,并禁止家属探望。19日,造反派又审问了赵明新一通,要他交代与陈丕显、魏文伯这条“黑线”的往来关系。得知造反派要将自己押往严寒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批斗,赵明新当天还亲笔给夫人罗军写了一张纸条,嘱她买棉衣、皮靴等必需品。但是,当罗夫人20日中午准备来送这些东西时,却接到通知,要她去中山医院。罗夫人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时,赵明新已经停止了呼吸。
  
  关于赵新明的死因,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的技术鉴定是“系高处坠落颅脑损伤,引起死亡”。20日上午11时,生理研究所有人发现赵新明仰面躺在生理所办公楼的外面,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他究竟是如何“坠落”的,当时并没有认真追查。赵明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月风暴”中被迫害致死了。
  
  “文革”发端于文化、教育口,身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长的常溪萍理所当然地成为江青、张春桥一伙轰开上海市委“堡垒”的突破口,除此之外,常溪萍与聂元梓的一段宿怨也是他在劫难逃的原因。
  
  常溪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宣传干事、黄县县委组织部长、中共胶东区委秘书长。解放后,常溪萍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54年6月调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64年11月,中央要求全国各地抽调200多名干部到北京大学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上海从各高校抽调了40名干部,由时任市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带队前往,并担任北京大学社教队党委副书记兼西语系工作组组长。在如何看待北大的“阶级斗争”总的形势、如何对待北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陆平的问题上,常溪萍与时任社教队党委书记的中宣部副部长Z某产生重大分歧。Z某听信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介绍及建议,认为“北大党组织严重不纯,坏人混入了党内”,片面夸大了北大问题的严重性,工作队进驻后不久就夺了校党委的权,仅仅根据揭发材料就揪斗了50多个校、系干部,而且不问实际情况,规定各系一律在十天内形成批斗高潮。校党委书记陆平被视为“坏人”,挨了打。而常溪萍对这种明显脱离实际的“左”的作法有不同的意见。1965年1月中央制定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常溪萍在学习《二十三条》过程中,认为这些规定确实打中了北大社教工作队存在问题的要害,建议工作队认真学习《二十三条》。而工作队的Z某竟在常溪萍写的一份报告上批了一个大大的“右”字。
  
  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期间,向上海市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和候补书记杨西光汇报了北大社教的有关情况及自己的意见。张春桥和杨西光听了后,都表示同意常溪萍的看法,并认为有意见可以在工作队里提,也可以向中央反映。
  
  3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北大的社教问题时,对北大工作队的这一作法提出了批评。常溪萍听了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后,对照北大社教运动的实际情况,又向Z某提了意见。但Z某不但不接受,还把常溪萍调离了西语系。3月4日和11日,常溪萍先后两次写信给张春桥和杨西光,信中说:“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意见,基本上都遭到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不知可否,请速示。”张春桥首先圈阅了这封信,还批给市委其他书记阅。这件事还在一次书记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常溪萍向中央反映问题。
  
  3月17日,常溪萍遵照市委的指示,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信。随后,中央办公厅约他谈了话。4月初,中央调整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成员。在新的三结合“社教运动核心小组”领导下,常溪萍等对过去揭发的材料进行认真负责的调查核实,推倒了那些不实之词。6月底,工作队放假,常溪萍回到上海,经上海市委决定并报中央同意,他不再回北大社教工作队工作,提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本来,常溪萍在北大参加“社教运动”的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工作经历,在“文革”初期却成了他横遭诬陷攻击以至受迫害致死的源头。
  
  1966年5月25日,由聂元梓等七人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是康生通过她的老婆曹轶欧怂恿、组织聂元梓等人撰写的。6月26日,曹轶欧把北京大学13人写的一张题为《常溪萍在北京大学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及有关材料,别有用心地寄给在上海的张春桥。大字报中“揭发”常溪萍是北京大学社教工作团“内部跳出来的反攻倒算的急先锋”,为北大“极端严重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张春桥接信后,让市委办公厅把大字报及有关材料摘要印发给市委各位书记。20多天后,聂元梓等人又炮制了一张题为《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一式两份,想一份贴到常溪萍现在的工作单位,一份贴到华东师范大学,但没有寄出。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给常溪萍扣上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如“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等。
  
  7月26日,“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一批人来到北京大学,准备当晚召开师生大会。会前,江青找聂元梓等所谓“左派积极分子”谈话,聂元梓乘机向江青告上海市委的状,说大字报一个月前就送去了,却没有动静,“中央文革”能否把这张大字报帮助转到上海贴出来。江青当即表态“可以帮助转”,还狠狠地说:“上海不贴,我去贴!”并把大字报交给了张春桥。在骄横的江青面前,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虽对所谓的常溪萍问题非常清楚,但他仍点头哈腰地附和着,答应叫上海市委把大字报贴出来。而就在第二天,张春桥把两张大字报交给了来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曹荻秋,也许是碍于当初他曾认可过常溪萍的做法,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把自己也填了进去,所以当时他未对曹荻秋讲任何处理意见。
  
  接到大字报的曹荻秋认为不应草率地把大字报贴出来,就去请示小平同志。邓小平指示:北大的社教问题,中央书记处已经作过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挑起了。小平说“可以不贴”,并要曹荻秋再同康生研究一下。曹荻秋在会场碰到康生,康生说:“研究研究再说。”因此,曹荻秋在给杨西光打电话时说,贴大字报一事可暂缓处理。
  
  上海不贴大字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青耳朵里,她火冒三丈。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8月6日,她找来曹荻秋,要求上海把北大批判常溪萍的大字报贴出来,并疾言厉色地说:“不贴,你们市委要被动。”
  
  而此时看清了风头的张春桥也于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这一天,给曹荻秋写了个条子,替江青帮腔,要曹荻秋回到上海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上海市委被迫将这两份大字报贴了出来,同时不得不宣布停止常溪萍的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领导职务。
  
  9月20日,聂元梓等成立所谓的“常溪萍问题揭发小组”,并又写一张长达8000字的大字报,题为《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革命倒算的急先锋》。11月20日,聂元梓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来沪兴风作浪。她说:“常溪萍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在上海,揪出了常溪萍,就意味着上海市委负责人包庇了“黑帮分子”,造反派就可以此为借口“炮打”上海市委,这就把矛头指向了上海市委。
  
  常溪萍被“揪出”后,立即陷入了被红卫兵揪斗的旋涡之中。上海许多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争抢着把他弄去批斗。挨斗时,常溪萍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长时间弯腰、罚跪,经常遭拳打脚踢。有一次批斗时,常溪萍从头到脚都被贴上大字报,衣服上沾满了浆糊。1966年底,在“华东师大造反大队”等组织的所谓“红色风暴”事件中,一些造反派在校内外游斗常溪萍,居然用几根绳子套住常溪萍的脖子,从不同方向拖,哪边劲大,人就得往哪边走,还一边开心地喊着“绞死常溪萍”,一边拿竹杆赶打他。“文革”啊,居然拿人命取乐,道德沦丧!
  
  “一月风暴”后,对常溪萍的揪斗更加频繁了,谁想拉去批斗都可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有一段时间,他被从早斗到晚,深夜押回来,还要继续写“交代”材料。常溪萍的一条腿被打坏了,不得不用一根木棍撑着走路;长达数小时批斗,他实在支撑不住,要求跪下来。造反派不仅不允许,还对他拳打腿踢。一次他到厕所大便,有学生到房间没见到他,就说常溪萍逃跑了。一群造反派把他从厕所里拖出来就是一顿痛打。还有一次,一个造反派一面呵斥常溪萍,一面用小榔头狠狠地向他头部敲去,鲜血立即从他头上往下流,而他忍受着疼痛,一声不吭。学校文艺小分队演戏时,造反派假戏真做,把常溪萍拉上台扮演被打倒的“走资派”。台下一喊“打倒常溪萍”,台上就将常溪萍猛然推倒在地,几只脚踏上去,狂喊“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有时还会用枪托等砸下去。常溪萍被打得爬不起来,就被拖到后台一丢了事……
  
  当常溪萍被造反派批斗得焦头烂额、遍体鳞伤的时候,一直躲在幕后指挥这一切的张春桥终于要落井下石了。
  
  1968年1月15日,已当上上海“革委会”主任的张春桥,亲自来到华东师大,参加全体师生大会。他在大会上狡诈地说:“华东师大在我们上海地区是很有名的,这个有名无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了常溪萍。有了常溪萍这个对立面,就有红卫兵……”“你们红卫兵有打倒常溪萍的战功!”他别有用心地说:“不要认为校革委会成立了,就太平无事了!要把队伍清理好,把坏人清除出去!”华东师大造反派心领神会,自然把常溪萍当作最大的“坏人”进行清除。当时的《新师大战报》上,就赫然登载了这样一篇肉麻的文章:
  
  “敬爱的张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他最坚决最坚定地支持我们新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将揭发大叛徒常溪萍出卖北大社教的大字报转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边亲自授给我们“文革会”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张春桥视察华东师大半个月后,造反派变本加厉对常溪萍进行折磨。他本来就有糖尿病、慢性肝炎、胃病等病症,经此摧残,病情明显加重,但他还倔强地活着。不把常溪萍从这个星球“清除”掉,张春桥是不甘心的,1968年4月4日,他在“上海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再次公开点名攻击常溪萍,说:“我们上海有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我们说有的。最近几天我看到材料,华东师大不是有人起来为常溪萍翻案吗?常溪萍这样的人,我看全市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了,现在居然有人跳出来要给他翻案,说常溪萍是个好同志!”文汇报等“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纷纷大放厥词,其中文汇报一篇题为《右倾翻案风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社论中说:“最近,在一个大学里,还有人公然跳出来,为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溪萍鸣冤叫屈。”该报还在4月11日一篇“编者按”中说:“值得深思的是,像常溪萍这种投靠彭真的大叛徒,为什么居然还为他翻案呢?这就说明,要彻底打倒这一小撮凶恶的敌人,还要花很大的力气……谁想为他们翻案,那就和他们一起上‘西天’!”
  
  尽管常溪萍并不知道有人为他写大字报鸣不平,但因他又被张春桥点了名,而且又被报纸宣传是“时时刻刻准备翻案复辟”的“凶恶的敌人”,等待他的命运如何便可想而知。张春桥大放厥词一个星期后的4月11日晚上,常溪萍被一批打手拉到文史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殴打,打折了三根扫把柄后,就换上木拖把再打,打得常溪萍在地上打滚,不断凄声呼唤着:“求求小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凄惨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不忍卒闻。可这个打人凶手仍然边打边骂:“打死你这条老狗!打死你这条老狗!”又朝常溪萍身上猛踢几脚。还有一个造反派,竟用一根头上带有铁钉的三尺多长木棒朝常溪萍身上打去,打得常溪萍在地上打滚惨叫,瘦瘦的脸立即肿胀起来,眼睛几乎都张不开来,嘴角上淌着血……
  
  旧病新伤,使常溪萍奄奄一息,可造反派不给他看病吃药,也不许常溪萍理发、洗澡。关押他的那间屋子臭气熏天,连来向他了解情况的“外调”人员都受不了,只好把他带到室外问话。
  
  5月25日,常溪萍上午还在写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下午快两点时被发现从三层楼窗口坠下。在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抢救时,他仍然清醒着。医生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他很艰难地回答:“我……不是……自杀。”一个小时后,常溪萍经抢救无效,含冤离开人世。这时,距张春桥最后一次点他的名不过两个月。这是张春桥欠下的又一条人命!
  
  
  
  
  

 
 
顶端 Posted: 2010-06-28 10:09 | 2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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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三位大家的苦难

  
  父亲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与上海各界许多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他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我也耳濡目染,与很多名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例如中国文坛巨匠巴金。我们家住在武康路117号时,与住在武康路113号上的巴金家仅有二三十米,我经常在路上与巴老不期而遇。其他在上海的著名艺术家,如京剧泰斗、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等,也都是我十分敬仰的大家。
  
  “文革”中,与上海各级领导干部一样,各界知名人士也成了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的重点对象,几乎无人幸免,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仅以巴金、周信芳和贺绿汀三位大家的受难经历,来揭露这些知名人士在“文革”所遭受的深重劫难。
  
  周信芳从7岁就登台演戏,艺名“麒麟童”,青少年时代便饮誉大江南北。他一生中演过近六百出戏,创作、改编了两三百出戏,成功创造了一大批经典的戏剧人物形象。他主演的《打渔杀家》、《徐策跑城》、《追韩信》、《乌龙院》、《四进士》等剧目,成为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从五十年代起,周信芳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等职务。1959年,年届64岁的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同年,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之托,主演并导演了倡导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京剧《海瑞上疏》,在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与观众见面,引起了轰动。
  
  周信芳及夫人裘丽琳在三十年代曾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他们对当时化名为“蓝苹”的江青其人,有相当的了解。从1963年起,以“文化旗手”自居的江青到沪搞“文艺革命”,其中《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是她主抓的两出样板戏。周信芳对江青从不阿谀奉承,对她到处插手“摘桃子”、窃取别人创作成果的行径也十分看不惯。在创作“样板戏”方面,周信芳给江青提了不少意见。例如,他不赞成在每出戏里都给主要演员安排很多大段唱腔。1965年,江青下令上海京剧院停下锣鼓,单打一地搞这两出“样板戏”。身为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周信芳严正提出本院编排两出现代戏的排练时间过长,“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睚眦必报的江青对周信芳恨之入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信芳的历史不清楚,又说自己不愿意与他这样的人坐在一起。1964年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经周总理亲自提议而担任了大会顾问的周信芳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早年对京剧革命作出过的一些尝试。这篇文章拿到张春桥那里,没想到他面孔一板,把文章往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地说:‘你也来抢头功!’”这正好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跟着江青鞍前马后搞“文艺革命”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刊出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点了《海瑞上疏》的名。随后,张春桥窜到上海京剧院,借讨论《智取威虎山》为名,当众讨伐周信芳,说《海瑞上疏》中的雨伞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1966年2月12日,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解放日报刊登署名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把《海瑞上疏》说成是“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诬称《海瑞上疏》“尽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5月26日,张春桥又指使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的文章,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公开点名批判周信芳。这三篇文章把周信芳抛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周信芳压来,他被责令交待问题。6月中旬,上海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周信芳的文章,诬蔑他是“反共老手”、“京剧界的南霸天”。
  
  8月22日,周信芳和儿子周少麟正在京剧院交待问题,一群红卫兵造反派到长乐路的周信芳家里抄家。周信芳的儿媳敏祯遭到毒打,昏死过去。造反派抓到周信芳的小孙女玫玫,把她的一头短发剪成“牛鬼头”,玫玫从此被逼疯了,后来被收进上海市精神病医院。周信芳和儿子回家后,造反派在周家开起了批判会。周信芳面对造反派的逼问,只是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共产党员!”造反派随后在周家乱打乱砸,把他穿着戏装,与周恩来总理、陈毅陈老总的合影统统撕得粉碎,还用墨汁在墙上涂上“打倒周信芳”的标语……
  
  “一月风暴”中,周信芳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游街示众”。他胸前挂着写有“反动权威周信芳”的白色大牌子,其中“周信芳”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红色的“×”。周信芳被造反派打得口鼻流血,脸上青紫一片。此后,他被关进了“牛棚”,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打骂。
  
  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质问周信芳:“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周信芳回答:“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造反派说:“你演《海瑞上疏》,还不是反对毛主席?”周信芳提高了嗓门说:“你们自己硬要把嘉靖皇帝跟毛主席扯在一起,这是你们的反动,是你们对毛主席的大不敬啊!”造反派被说得恼羞成怒,对周信芳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周信芳与夫人裘丽琳数十年来患难与共,感情深厚。裘丽琳自己多次被造反派拉出去殴打,被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可是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她还对女儿说:“让他们打死我好了,不然他们要打死你父亲的。”有一次,裘丽琳与其他几个文艺界的女“牛鬼蛇神”被一伙造反派拖上卡车,押到西藏路的一所中学里。几个造反派把裘丽琳拖进在一间空教室里,没问她一句话,抡着木棍和铁管就是一顿乱打……还有人把裘丽琳背到背上,像甩口袋一样一次次地从头上摔出去,直到她昏死过去。临近半夜时,家人发现裘丽琳蜷伏在楼梯底下。她的头脸已经肿得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鲜血从衣裤里渗出来。裘丽琳从此卧床不起。
  
  周信芳的儿子周少麟先是关进“牛棚”,在木工车间劳动改造,后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
  
  1968年11月14日,经张春桥亲自批准,73岁的周信芳以“三反分子”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关进了少年犯管教所,与我母亲关在一地。在狱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审问,写交代材料,但他始终不屈服。他戴着1600度深的眼镜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密密麻麻地写下心得体会。有一次,有个专案组人员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上来就拍桌子,破口大骂。可周信芳不慌不忙,冷冷地问旁边的人:“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1969年,周信芳和周少麟先后被释放回家。而此时,裘丽琳已经病逝。家人就瞒着周信芳,说裘丽琳正在住院,不让他去探望。周信芳很快觉察到其中的变故,但并不追问,不再提起夫人,只是经常面壁而坐,痛哭饮泣。转过年,周少麟因看不惯江青一伙在报上大批夏衍及《赛金花》,私下对人讲起江青三十年代曾争演赛金花失败的不光彩历史,第二次就被拘捕,并以“防扩散”的借口判处五年徒刑,押到安徽劳改农场服刑去了。但是,这些灾难和变故并没有击倒周信芳。他对儿媳说:“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就周信芳、巴金等上海文艺界几个头面人物的定性结论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参照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对他们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解放”。报告递上去,张春桥十分震怒,提笔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对周信芳、巴金这样的人,不枪毙就是宽大了。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那我们就是反革命了。”张春桥的这个批示在上海流传开来,也传到了周信芳的耳朵里。张春桥一伙最后给周信芳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宣布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周信芳明确表示:“我不接受这个结论!”宣布结论的人怒气冲冲地离开后,周信芳仍然平静地埋头读书,时而轻声哼起《徐策跑城》中的一段唱:“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恨,只是来早与来迟……”
  
  1975年春节过后,周信芳终于盼到了儿子周少麟刑满释放,但此时他已经80岁了,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山医院。3月8日,心力交瘁的周信芳含冤病逝。这位“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要好好地活下去”的艺术大师眼巴巴地等待着还他清白的一句话,但没等到。他的遗体抬出病房时,住院的病人闻讯纷纷跟在后面送行。
  
  1978年8月,上海市委作出为周信芳平反昭雪的决定,并于16日举行了平反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同样经历了一场生死磨难的上海市文联主席巴金,声泪俱下地为老朋友致了悼词。
  
  巴金比周信芳年轻近十岁,两人早在三十年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已相识,解放后长期在上海负责文联的领导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还曾一同远赴前线慰问志愿军,友情非同一般。
  
  早在三四十年代,巴金就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大家了。他创作的《家》、《春》、《秋》的“激流三部曲”和《雾》、《雨》、《电》的“爱情三部曲”,成为中国几代人爱不释手的优秀文学作品。他一生笃守“说真话,做好人”的人生信条,尤其在历经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梦魇般的悲惨岁月后,他更加强烈地呼吁人们讲真话,一如既往地感动人民。巴金晚年的一个梦想,是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希望人们以史为鉴,永远不让如此惨烈的人间悲剧重演。
  
  巴金说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十年“文革”中“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他曾回忆说:“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
  
  “文革”一开始,全国的知名作家大部分靠边,巴金也在其中,他预感到自己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大革命”中在劫难逃。1966年8月,他刚在机场送别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由人变成了“牛”。他先是被编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一个创作组里学习,组长是一个工人作家。同在作协分会的叶以群8月2日跳楼自杀了,巴金不知老友已死,在批斗他的大会上被迫跟着人们喊“打倒叶以群”,什么也不敢想。同在作协公会的孔罗荪被揪出来了,造反派要巴金写揭发他的材料,巴金不会编造,只写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造反派不满意,于是揭发批判巴金的大字报越来越多。造反派到处散发巴金的“言行录”,张贴打倒巴金的大标语,在马路边竖起对巴金的大批判专栏。被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点名批判后,巴金又陷入抄家和揪斗的风暴之中。
  
  有一次,巴金正在作家协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上中学的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用鞭子抽打巴金,要巴金带他去自己家里接受抄家。这个红卫兵不知道巴金是干什么的,只听说他是“坏人”。巴金被打得只能拼命奔逃,非常狼狈。幸亏本单位的造反派出现了,拉着巴金到大厅去给外地来串连的学生“自报罪行”,那个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了。
  
  那几个月里,巴金白天在作协分会,一天几次地被外地来沪串连的红卫兵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在家,还要应付一批又一批翻墙入室抄家的红卫兵小将们。他每天靠服药才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夜晚一听到捶门声就浑身发抖。
  
  张春桥一伙篡夺了上海市的领导权后,巴金被扣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多次在上海杂技场等电视批斗大会上接受批斗,挂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低头认罪……杀气腾腾的造反派叫嚷着要“砸烂”巴金的“狗头”,而巴金自己也不得不跟着举手高呼“打倒巴金”的口号。巴金还被揪到工厂、农村、学校游斗,后来又被宣布“隔离审查”,被赶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他回忆说:“十年浩劫的头几年特别可怕,我真像一个游魂给带去见十殿阎王,过去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全给揭发出来,让我在油锅里接受审查、脱胎换骨。十幅阎罗殿过堂受审的图画阴风惨惨、鲜血淋淋,我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兽是魂,是在阴司还是在地狱。” “在‘十年动乱’中我不知写过多少‘思想汇报’和‘交代’,想起它们,我今天还感到羞耻。在我信神最虔诚的时期中,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在反思这场人间悲剧时,巴金仍感到自己的心在出血,对那个“由人变兽”的年代不堪回首。与他同时代的老舍、赵树理、杨朔、海默等很多杰出作家没能逃过劫难,而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个时期,‘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多活,我却想尽办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
  
  对巴金打击最大的,是他夫人萧珊的悲惨去世。因为被诬为巴金派到《上海文学》的“坐探”,萧珊也进了“牛棚”,成了“牛鬼蛇神”,被罚扫马路。有上学的小孩见到她,骂她是“巴金的臭婆娘”。当时造反派让萧珊清扫武康路、湖南路一带的马路。我有好多次经过武康路、湖南路的时候,总能见到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在弯腰扫地。她那清瘦的背影与我母亲很像,我每次见到她时,总想起我的母亲。至今,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仍然难受不已。
  
  有一次,北京来的红卫兵深夜闯进来“抄家”,萧珊为了保护巴金,害怕他被揪走,就偷偷跑到街对面的派出所请民警干预。派出所当时只有一个民警,不敢管。恼怒的红卫兵当着民警的面,用铜头皮带抽打萧珊。她被打得左眼乌青,押回来与巴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在巴金“日子难过”的日子里,她也跟着挨斗,但她情愿多受一点精神折磨以减轻巴金的压力。她一天天憔悴下去,终于病倒了。当时巴金正在奉贤“五?七”干校接受审查。有人劝萧珊打电话找巴金回来,萧珊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巴金从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卧床不起了。巴金想给夫人好好检查一下病情,但是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医生或实习医生随便开点药就把他们打发了,连拍一张肠部的X光片都办不到。假期满后,巴金又请了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情日趋严重的夫人。但请假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当巴金再次要求延长假期时,单位里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巴金第二天就回到干校。巴金的女儿、女婿也向那位头头求情、解释,但是他严词拒绝,还说巴金“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巴金只好第二天回干校了。
  
  萧珊后来靠一位亲戚的帮忙两次“开后门”,才拍了片子,查出患的是肠癌,且早已经扩散了。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但她只活了三个星期。值得欣慰的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开恩”,在萧珊入院前一天,允许巴金回了家,让他有机会陪伴夫人度过最后一段生命时光。萧珊去世后,巴金一面拍着紧裹着她遗体的人形白布包,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
  
  “世纪老人”巴金一直到2005年10月去世时,都始终把夫人的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里,仿佛两人从未分离过。孩子们遵照父亲的遗愿,把二老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向东海。
  
  贺绿汀是从“文革”这场劫难中顽强地幸存下来的又一位上海杰出的“世纪老人”。巴金主张“讲真话”,贺绿汀提倡“干实事”。巴金享年101岁,贺绿汀1999年4月去世时也已经是96岁高龄。
  
  贺绿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暴动,二十年代末坐过两年国民党的大牢,“七七事变”后相继在大后方、苏北根据地和延安从事革命工作。他的成名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开创了西洋音乐“中国民族化”的先河,他创作的《游击队歌》唱遍抗日战争的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音乐人才。
  
  贺绿汀与“四人帮”一伙的交锋,早在1963年就开始了。江青来上海蓄谋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十足音盲的姚文元5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批判19世纪法国作曲家德西的文章,散布“防修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谬论。敢于坚持真理的贺绿汀对这位随心所欲地乱打棍子的年轻“批评家”很看不惯,虽然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的文章,严正而善意地要求“批评家”不要强不知为知,并指出了姚文元文章中的十多处错误。贺绿汀说:“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点功夫,实事求是,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此文一出,一片哗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这个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地批”。江青一伙以“学术研讨”为幌子,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音乐》杂志为阵地,对贺绿汀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围攻。
  
  1966年“文革”大幕拉开后,江青一伙控制下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借用上海音乐学院师生的名义,仿效聂元梓等人炮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腔调,于6月8日开始“炮轰”贺绿汀,说“贺绿汀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两天后,贺绿汀与其他几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在文化广场上召开的万人大会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随即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们争相揪斗的“革命对象”。他的家遭到了“毁灭性抄家”。家中所有生活用品、上万册藏书、数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连贺绿汀从国外给女儿带回来的一个洋娃娃,竟也被捅上几刀,开膛破肚。“打倒”的标语,从床头一直贴到大门口。
  
  有一段时期,贺绿汀和同是老共产党员的夫人姜瑞芝不堪造反派的搔扰和纠缠,每天一大早就乘公交车躲进西郊公园,直到天黑才敢回家。可是有一天晚上,夫妇二人还是被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造反派抓到了学校。造反派用皮带打得两位老人鼻青眼肿,还逼迫他们跪在教室里,给他们剃了阴阳头。批斗快结束时,这些造反派用浓浓的墨汁泼在他们身上,高声叫着:“瞧!这对黑帮!”
  
  贺绿汀一度被关押到音乐学院的一间小屋里,失去人身自由。姜瑞芝与两个女儿躲在家里,晚上不敢开灯。岁末寒冬的季节,家中被抄得只剩下有一条破棉絮,母女三人只好紧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御寒。很快,姜瑞芝也失去了自由,与丈夫一起被游斗、隔离。
  
  贺绿汀被囚禁音乐学院期间,他仔细阅读批判他的文章,逐一剖析,后来写成反驳不实之词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贺绿汀这一勇敢的举动激怒了丑恶势力,也遭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张春桥一伙成立了“打贺指挥部”,对贺绿汀批斗的范围也从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1968年3月13日,上海召开了一次批斗贺绿汀的全市电视大会。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贺绿汀坚决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绿汀回答:“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电视直播被迫中断。两周后,贺绿汀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戴上手铐,关进漕河泾的少教所。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对贺绿汀的遭遇十分同情。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十分恐惧,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所谓的“贺绿汀翻案集团”,并成立了专案组,以此加强对贺绿汀及其亲人的迫害。他们把贺绿汀的次女贺晓秋、三女贺元元以及贺元元的男友叶华利软禁在学校里审问,派专人监视。贺晓秋曾独自跑北京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申冤,失望而归。学院革委会据此诬陷贺晓秋是“反动学生”,逼她交代是否帮贺绿汀递送“翻案书”以及发表过“攻击江青”的言论。我当时也被打成“反动学生”,造反派以“攻击中央文革”的罪名把我关进了交通大学的牛棚。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还就贺晓秋的问题专门向上海市委写了一份报告,诬陷说贺绿汀及其亲人等在组织“翻案集团”。徐景贤4月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案十分重要,是一个十足的翻案阴谋,请上音革委会查清后,好好开一次电视斗争会,同时在报上揭露,工作要做得扎实一些。”
  
  徐景贤的恶毒批示很快制造了一幕幕新的人间惨剧。姜瑞芝被诬陷为“翻案集团”的“罪魁祸首”,后来又被定性为“叛徒”,关进了少教所。三个女儿都被定为“翻案集团黑干将”,受到“隔离审查”……专案组人员4月4日拿到徐景贤的批示后,加紧了对贺晓秋的审讯,并拿出批示内容恐吓她。4月7日,贺晓秋趁看守她的红卫兵不注意,逃回家中,开煤气自杀,刚刚大学毕业就走上了绝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案,竟先后波及株连了多个地区的30多人,除逼死1人外,还逼疯1人,致残4人,隔离批斗20多人!
  
  4月25日,在张春桥的幕后操纵下,紧锣密鼓准备的批斗“贺绿汀翻案集团”电视大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在会上,倔犟的贺绿汀针锋相对地当众揭露“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无耻造谣,迫使张春桥不得不中途叫停电视直播。会后,贺绿汀被毒打一顿,戴上手铐坐牢。
  
  贺绿汀在狱中多次受到严刑拷打,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但他坚强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他每被提审一次,就会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白。一次,他对提审人员说:“你们把我关在屋子里打,我没有办法。但要开大会和群众见面,我就不客气了。你们敢把我写的几十万字的材料公布于众吗!”看管人员打他,他就大声喊:“×××打人喽!”关在同一幢楼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就是通过这个喊声,知道那边关的是贺绿汀,而且他还没有屈服。
  
  张春桥曾说过:“贺绿汀不是反革命杀我的头!”贺绿汀关在少教所期间的一言一行,都有《简报》直送他。可当周恩来总理多次追问贺绿汀的情况时,张春桥却装聋作哑。幸运的是,贺绿汀有个曾是毛泽东的多年同班同学的三哥。正是因为三哥进京面见毛泽东求情,他才于1973年1月24日懵懵懂懂地走出了关了五年的少教所。当得知心爱的次女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受尽无数折磨也不曾落泪的贺绿汀顿时放声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四人帮”在上海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顶端 Posted: 2010-06-28 10:10 | 2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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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北上见闻

  
  该说一说我本人的一些亲身经历了。
  
  1966年12月31日,我离开上海后,先到了南京,住在当时南京军区副司令刘飞的家里。叶飞任苏中根据地三分区司令时,刘飞是他的部下,而当时我父亲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我父亲调上海工作后,刘飞曾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两个人有过较密切的工作接触。在上海工作期间,刘副司令不幸患上了肺部肿瘤,医生早已确诊,病痛也折磨得他经常半夜翻来覆去,痛苦不堪。但他一直不愿意动手术,他的夫人、孩子及华东医院的医生们都感到很为难。后来我父亲到医院看他时,与他作了一次长谈,要他相信医生、相信科学,帮他打通了思想,最后动了手术,而且手术很成功。刘飞副司令见到我时,感到非常亲切,再三问我父母的情况,并且热情地留我住下。通过谈话,我看得出,他对当时上海、江苏文化革命的混乱形势忧心忡忡。
  
  我还了解了我父亲的老战友、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伯伯在南京的情况。“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与上海的情况相同,以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虽然抵触情绪很大,但还是“不理解也要执行”,尽最大努力来控制局势。但是,随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造反飓风席卷全省,局势失控了。到7月份时,全省的30多所高校全部夺了权,全部高级中学和中专技校停课“造反”,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黑帮分子”被制造出来。10月中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南京地区红卫兵和造反派成立了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联合总部,“停产闹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从12月下旬起,造反派和赤卫队两派群众组织剑拔弩张,日夜围住省委,还成千上万地拦截火车,造成津浦线一度中断。我到达南京后的1967年1月3日,两派群众终于大打出手,武装冲突持续了三天,约300人受伤,酿成了震惊国内的“江苏饭店事件”。
  
  我在南京住了大约三个星期,到了1967年1月中下旬,刘飞副司令很多老战友、老部下在外地串联的孩子们都跑到他家里来住。我感到在刘司令家住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就搬到了朱辉叔叔家里。朱辉叔叔原是上海市委政法工作部部长,与我父亲很熟悉,我在他家里又住了约一个星期。当时上海“一月风暴”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而江苏的情况也越来越乱。1月26日,南京“造反”组织效仿上海的做法,发布了“夺权声明”,夺了省委、省政府和南京市委、市政府的权。之后,江渭清等省委领导陷入了被轮番批斗的汪洋之中。
  
  按照父亲当初让我离开上海后到北京呆一段时间的交待,我于1月底到了北京。在北京,我先后住过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晓家里;住过曾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黄庆熙的家里;住过曾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总工会主席,后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钟民伯伯的家里。我前前后后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两个月。这段时间里,我难与上海的父母取得联系,就一直通过大字报、传单和报刊关注着上海的情况。
  
  我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正是国务院各部委的造反派疯狂夺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号召所谓“革命左派”夺权,并要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林彪、江青一伙乘机鼓噪“全面夺权”。林彪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江青说:“一切权都要夺,统统的夺。”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造反派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两派群众激烈对峙,发生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空前大混乱的局面心急火燎,虽然感到无力回天,但是仍倾尽全力苦撑危局。周总理在一些群众代表会上反复强调:“党中央的权不能夺,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可以夺;政府业务、生产的领导权不能夺,只能监督;属于中央的外交、国防、财政、公安和宣传工具的领导权不能夺,监督也必须加以限制。”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当时周恩来总理下令逮捕了一个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一时遏制了造反派的嚣张气焰。此前,周总理得知此人要夺财政部大权后,让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找他谈话,发出警告,但他置之不理,还念毛主席语录以示对抗。2月17日这天晚上,周总理和李先念接见各部造反派代表,各部领导干部都没有通知参加,而杜向光却不请自到。周总理和李先念得知后,让工作人员通知他退场,他赖着不走。周总理亲自点名要他退场,他仍然拒不离开。见此状况,周总理愤然下令拘留杜向光。周总理随即警告在场的造反派代表: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
  
  “二月逆流”发生前,我正住在钟民伯伯家。钟民伯伯是我父亲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时的老部下,他和我父亲、叶飞伯伯都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在战争年代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意。钟民伯伯调离上海市委后,曾经在福建省委任过几年书记,后来又调中央任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一天,我与钟民伯伯正在家里说话,突然来了一位小姑娘,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是叶飞的女儿,叫叶葳葳,小名叫小毛。
  
  小毛当时是北京大学西语系70届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她,是1962年的夏天。当时正值我高中期间的一个暑假,一场中日友好乒乓球比赛在上海陕西南路的市体馆举行,中国出场的有徐寅生等著名运动员,我去看了这场比赛。我对徐寅生多变的发球非常痴迷,但我当时是个近视眼,即使戴上眼镜也很难看清楚乒乓球的左飞右旋,所以特别渴望能就近观摩学习。最近处就是赛场隔板外了,能在那里呆着,必须要有特殊的入场证才行。赛前,尽管我想尽办法,也没有搞到一张特殊场区入场证,只搞到了一张观礼台上的座位票。比赛期间,我从望远镜里突然发现赛场的隔板边上站着一个小女孩,年纪不过十四五岁,正在静静地看着比赛。这是谁呀,怎么能搞到连我都搞不到的入场证?一打听,原来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女儿,叫叶葳葳。她的票是通过上海市体委副主任张振亚搞到的。张振亚曾经是叶飞的作战参谋。咳,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条路子,当时后悔死了,所以对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毛与钟民伯伯讲话时,我就在旁边听着,她并不知道我是谁,也没跟我说话。
  
  从他们的言谈中我知道了一个重要信息。2月5日和10日,毛泽东连续对陈伯达、江青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做法提出批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商请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四位副总理写出报告,提出被保护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名单。四位副总理先后两次递交报告,列出了一个包括叶飞、我父亲在内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名单,建议把他们调来北京,“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2月8日,周总理将这两个报告转报毛泽东,并建议把叶飞等这些人“先接来北京养病”,得到毛泽东批准。叶飞由于来京时非常匆忙,没顾上带换洗衣服,身上穿的一身衣服也已多天未洗了,他就派小毛到钟民家来借衣服。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从小毛叙述中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就是我父亲还没有到京。周总理、陈老总、谭老板、李先念、李富春等领导来看望叶飞时说,这个保护名单是他们提出来并报主席批准的,名单里本来有陈丕显,但他在上海被扣住了。
  
  没想到,就因为我父亲没有到北京,最终成了“二月逆流”中“三老四帅”们大闹怀仁堂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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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经历的“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时,我正在北京
  
  “二月逆流”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时刻。所谓的“二月逆流”,实际上发生在从1967年1月19日开始到2月18日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在不同场合进行的一系列的斗争。
  
  在1月19日、20日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两次在京西宾馆奋起抗争,由此揭开了“二月逆流”的序幕。这一阶段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斗争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从2月7日开始的由周恩来召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老一辈革命家们再一次主动出击,向中央文革一伙人多次展开面对面的抗争。陈老总、谭老板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对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罪恶行径给予了愤怒的斥责。
  
  2月16日,周恩来总理继续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出席会议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王力等“中央文革”人物,也有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老同志。这次会上,双方针锋相对,最终酿成了“大闹怀仁堂”事件。
  
  开会前,谭老板和张春桥在怀仁堂门口狭路相逢。谭老板知道,经毛泽东批准的保护名单里有我父亲,中央也派了专机接他,飞机在江湾军用机场上等了好几天,可张春桥在上海硬是不放人。性烈如火的谭老板瞧着张春桥的那张奸臣脸就来气,突然质问张春桥:“陈丕显为什么没来?”张春桥扳着面孔阴阳怪气地说:“他来不了啦!” 谭老板更是被这东西激怒了:“咦,毛主席批准的,而且还专门派了专机去接,怎么来不了了呢?”张春桥有恃无恐地说:“群众不答应呀!”谭老板怒吼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张春桥反唇相讥说:“党?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老板恨得咬牙切齿,讥讽地对张春桥说:“噢,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在谭老板的威严前,张春桥不敢再自讨没趣,阴沉着脸进去了。
  
  事隔多年,谭老板向我父亲讲述了他与张春桥在怀仁堂门口的这场“遭遇战”。谭老板诙谐地对我父亲说:“我这一番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不过,我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煽他两个耳光。”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一场口舌“激战”,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记叙的:
  
  碰头会刚一开始,谭震林便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重问张春桥:“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还是那句话:“群众不答应啊!”
  
  谭老板一下气炸了,连珠炮似地向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发火了:“群众!群众!不要张口闭口用群众压人!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毛主席都批准保他们,为什么你们不让陈丕显来北京?”
  
  张春桥在谭震林的逼视下不阴不阳地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谭老板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地继续吼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明明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工作!”说完,谭老板穿上衣服,拿起文件夹起身便走,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老板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和责问,说出了与会的老帅们郁积心中已久的心声,引起了在场的老帅们、前辈们的共鸣。他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谁是拥护毛主席的吗?”
  
  谢富治不断插话,以老干部身份替中央文革说好话,真是奇怪之至。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则一言不发,低头匆匆猛记笔记。这里引用的怀仁堂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就是根据谭震林同志生前的回忆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记录整理的。他们没有想到经他们亲手记录下来的材料,恰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铮铮铁骨和他们卑鄙嘴脸的见证。
  
  谢富治又一次插话说:“文革小组经常讲震林同志好话。”‘
  
  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老板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老板说:“我从井岗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老板立即回击道:“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同志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逼、供、信。这个搞法是从1966的第13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红旗》13期社论的标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里面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发表在1966年10月。听先念同志如此说,总理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是分管《红旗》的,《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都要送他审查,而且许多文章是由他授意组织的。这篇社论明明是他参与炮制的,康生却当面撒谎道:“我没有看过。”
  
  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
  
  老一辈革命家们正义凛然、义正词严的批判,使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色厉内荏,只会在背后搞鬼的家伙瞠目结舌,没一个敢出来也拍拍桌子。那么多老同志在高层会议上痛快淋漓当面驳斥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等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是仅有的一次。
  
  2月17日,谭老板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没想到2月19日林彪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并附上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因林彪、江青、张春桥、王力等添油加醋般的汇报和挑拨,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召集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毛泽东在会上“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泽东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把陈伯达、江青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和林彪带着叶群,再上井岗山打游击!……周总理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自我检讨,才缓和了紧张的气氛。毛泽东决定召开对陈老总、谭震林和徐向前进行批评的生活会,让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一伙趁机发起对“三老四帅”的责难和批判。造反派诬蔑陈老总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三反分子”、“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公开提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连续召开大会批判陈老总。
  
  我在北京这一段时间里,为了与住在中南海的陈老总家联系上,我专门到北京八中找他的儿子陈晓鲁。晓鲁当时在八中上高三。他小时候身体不好,1958年得了肝炎,第二年又得了肾炎,前后治了五年病,休了两年学。刚得肝炎时,他先在北京治疗了一段时间,未见好转。我父亲听说后,就建议让他去上海的华东医院治疗。一开始,张茜阿姨陪儿子在华东医院治病,而她因吃东西过敏,也住了院。这可忙坏了我父母,一有空就去医院看望这母子俩。晓鲁出院后,陈老总夫妇听从我父亲的建议,让他继续在上海疗养了一段时间,前前后后在上海呆了半年时间。
  
  我第一次到北京八中没找到晓鲁。他的同学说,陈晓鲁这几天没有来。我就给晓鲁留了一张纸条,约他见个面。接下来,我天天到八中去等晓鲁,三四天以后才见到了晓鲁,跟他沟通了一些情况。
  
  这期间,我还去探望了谷牧。在钟民伯伯的指点下,我在百万庄申区找到了谷牧的家,那是一个两层楼的小院。谷牧和牟峰阿姨自“文革”以来受冲击得很厉害。在周总理的保护下,谷牧当时一边艰难地工作,一边接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谷牧和牟峰阿姨对我父亲在上海的处境很关心,问了很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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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态度最坏”惹来镣铐加身

  
  1967年3月初,我离京返沪。这时各学校早已经“停课闹革命”,我尽量深居简出,在家里复习复习专业课,尽量远离尘嚣,但也关心着北京的情景。然而真应了那句“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话,我们 “陈、曹、魏、杨”四家的子女们的存在终归是张春桥、马天水等人一块心病,总是暗地里密切监视。到了1968年春天,又一波风暴起来了,这次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面又把我们的父辈拉出来批斗,一面警告我们这些“走资派”的子女:要接受再教育,要划清界限,要站在人民这一边,不要当陪葬品。自然,我们是不会理睬的。当时,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对我们这些子女的调查,整理了一份有关上海市“走资派”子女动态的密,认为“态度最坏的是陈小津”,“要把他们关起来”。尤其是上海交大“反到底”的造反组织,诬陷我是“反动学生”,“走资派的孝子贤孙”,比铁竿还硬的“金刚保皇”,“李顺之、戚拯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张春桥马上授意上海交大造反派借“清理阶级队伍”,于1968年3月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关进交大“牛棚”,处以劳动改造。
  
  他们扣在我头上的这四顶大帽子中,前三顶我都听说过,知道是啥意思,但对“李顺之、戚拯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这一罪名实在是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后来经多方打听,才知就里。
  
  李顺之、戚拯二人解放前曾在苏南工作过,与江苏、上海一些老干部熟识,也许是对“文革”的很不理解,加上局势抽筋似的变化,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可能为打听上面的动向,走动的多了点,引起了张春桥豢养的一个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的兴趣,上报给张春桥,以讨得赏识。疑神疑鬼的张春桥筛选了10个他最不放心的厅局级干部,把他们的照片提供给游雪涛,督令赶紧摸清他们的活动情况。张春桥挑选的这10个人大都是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老干部,其中大部分是我父亲当年的部下、或是部下的部下,都是对“文革”不满的。游雪涛得令后,精神大振,一面撒出密探,24小时蹲守在上海各大旅馆、饭店,对这些老干部进行盯梢,看他们和上海哪些人员接触;一面把小组中在沪宁沿线各城市中有亲友关系的人全部派出去摸情况,连蒙带唬,捕风捉影,编成《动态》简报,上报张春桥,说这10个人果然不出张春桥所料,是一个反革命性质的“老人串连会”。张春桥接到情报,亲自询问并指示游雪涛,“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没有?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哪些人跟陈丕显有关系?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四天后,游雪涛又杜撰出一份密报,题为《陈丕显在磨刀——我们对苏南一支革命地下武装的调查和看法》,在这份材料中,情况又更复杂、严重了,文中说:“我们分别派人到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昆山、江阴、太仓等地走了一圈,初步证实了我们原来的想法:即在整个长江以南,存在着一支以各种名称出现的反革命地下武装。这支反革命武装受十人指挥部(老人串连会)领导,下同上海红卫军勾结,而后台可能是陈丕显。”尽管这些材料明眼人稍加分析便漏洞百出,但却迎合了张春桥等政治上的需要。张春桥急忙“批示”:“这些材料还是初步的。请与江苏省‘革委会’取得联系,请他们负责调查江苏的情况。”并要游雪涛“集中精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彻底弄清这一支反革命地下力量在上海的上下左右的联系”。于是,1967年11月18日,戚拯先被抓起来,接下来是李顺之等人。随后,“市革会”专案办专门成立了“11.18”专案组,对涉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根据所谓的口供材料,锻造成案,于1968年1月10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等报纸上刊载了他们“清理阶级队伍的伟大成果”。5月8日,上海、江苏两地联合召开声讨 “李戚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并把我父亲等与李顺之、戚拯一起押到台上批斗。通过电视转播,张春桥等上挂下联,叫嚷“李、戚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是谭震林、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陈光、包厚昌、江渭清等,顺便也把我“发展”成为“李顺之、戚拯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一锅煮了。
  
  我被关进上海交通大学“牛棚”接受劳动改造,每天主要干三件事:一是修游泳池;二是每次打上四大桶热水,用平板车拉着,灌满学生宿舍各个楼层的保温水桶里;三是打扫学校的男女厕所。在我们这支劳改队伍中,大部分是“交大”的校领导和“反动”学术权威,像我这样是学生身份的很少。
  
  我被“专政”了,他们还不放过那些比我小许多,正在上中学的小阿弟、小阿妹们。1968年2月,王少庸两次给时任徐汇区“革委会”主任的黄克布置任务,要他把家住在徐汇区的华东局、市委负责干部的子女“管一管”。于是,5月9日至6月中旬,由“徐汇区红卫兵军区”主办的第一期“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在上海县北桥公社黄二大队一座孤房子里开班,历时35天,有“学员”46人。第二期班从7月初开始,历时45天,有“学员”92人。这两期“学习班”共集中“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138名,全部是从14岁到20岁的初、高中学生。他们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关押、隔离、靠边审查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黄克等人对这些青少年学生用尽了威胁、恐吓、欺骗等手段:不许回家,不许与家里通信,搞“一帮一”监督;大会套小会,个个要表态,搞人人过关;揭发父母亲的“问题”,搞“家庭斗争会”;要大义灭亲,与“反动父母”划清界限……在两期“学习班”中,他们先后11次组织“学员”们参加对他们父母的批斗大会,逼迫42名“学员”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揭发父母的所谓罪行。这种卑劣的“学习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蛊惑和蒙骗,造成了家庭分裂和人格分裂。这些“学员”中,先后中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杀身亡,1人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学习班”结束后,根据张春桥 “还是要把这些孩子分散到农村去劳动”的批示,这些小阿弟、小阿妹们大多数被迫远离家庭,去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农村插队落户。
  
  我本该1968年毕业,但因所谓政治问题审查没有结束,一直没有分配工作,1969年被放出了“牛棚”,又赶上党的“九大”召开,全国人民要忙着“雀跃欢呼”、学习“九大”文件,又顾不上我了。等“雀跃”的腿也疲软了,“欢呼”的嗓子也嘶哑了,该发配我了,“中央文革”又搞出了一个关于1969年应届毕业生推迟一年分配的通知,于是我被继续留校跟着“120教研组”老师们一起劳动、下乡。我实在想早一点离开这朝不保夕的交大,果然,到了1970年初,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我又在劫难逃,成了他们重点整治的对象。
  
  我记得1970年2月初,在春节刚过的一天晚上12点钟左右,上海市公检法人员突然进驻武康路117号“陈、曹、魏、杨”四家合住的小楼,把我们住在里面的人全部抓走。他们此次行动是张春桥亲自授意的,主要是针对我们四家的“黑五类”子女,说我们攻击“中央文革”……随后,他们连续在楼里蹲守了三天,凡是来访的人,来一个,逮一个,然后过滤审查,把他们感兴趣、认为有问题的扣下。
  
  我是所有被抓孩子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年龄最大,学历最高,父亲职位也最高,而且态度最差。他们审讯我时,我非常不服气,一次又一次地质问他们:“你们这是算什么?你们矛头搞错了,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的。”对我如此桀骜不驯,他们倒没再拿“牛棚”来吓唬我,干脆把我投进了监狱。其他孩子因为都是中学生,他们的处理结果不是很严重:有的被关起来写交代材料;有的享受“假释”待遇,早出晚归要报告;还有的是要随时随地接受训斥。
  
  如果在文革前,真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自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牢会有缘的。我是1972年2月被投进监牢,一直关押到8月份。实际上,我关的是看守所,比监狱还恶劣。与我关在一起的是交通肇事、流氓盗窃、投机倒把等一些嫌疑犯,都在等待判刑。他们称背负“反革命”罪名的人是“P字号”,我就是“P字号”的。监牢的窗户上装着栅栏,没有遮掩;屋里是水泥地面,铺一层板子就是床;墙角一条下水道是用来拉屎撒尿的。就这20平方米的屋子通常关五六十号人,睡觉时人挨着人,这个人的头对着那个人的脚,不要说是平躺,就是侧卧都得笔管条直,动弹不得。到了白天,每个人要把被子叠好,老老实实地坐在铺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把蹲监狱叫成“坐班房”,这也算是实践出真知吧。我们一天只有两顿饭,每月偶尔有放风时间,但放风时要两个人带一个手铐。监狱里经常让我们背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最常背诵的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由于我的身份特殊,他们还布置专人监视我的行动,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向他们汇报。我一开始在里面时,心情非常不好,对他们的卑劣行径非常气愤。后来,我慢慢让自己平和下来,把在这里的生活当成一种考验和磨砺,就算是体验父辈干革命、打江山的艰难吧。我经常跟身边的这些三教九流的人聊天,消磨时光,这也是一种社会阅历,也拓宽了我的知识面。但最主要的,我确信自己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此时无非要吃点苦头,他们早晚要放我出去的。
  
  1970年夏天,“一打三反”的风头过去了,按中央指示,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都要分配,他们就把我给放了。我刚从看守所回到家还不到48小时,就被校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人押送着,上了开往湖南的火车,流放到湖南常德地区汉寿县一家军垦农场。
  
  这家农场对外也称0646部队,下放在这里的人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像我这样有着牢狱经历的特殊学生;二是昆明军区被打倒的将领,如秦基伟、李成芳等;三是第二军医大学的一部分人;四是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一部分人,如叶挺的儿子叶正光、周扬的女儿周密、叶帅的养女傅凝等。
  
  我还听说叶帅和曾山伯伯当时也下放到湖南湘潭,很想去看望他们,但苦于无法知道具体地址,只好作罢。他们在1969年被下放的,原因是当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暴发武装冲突,边境局势日趋紧张。毛泽东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在中苏、中蒙边境加紧调兵和演习,甚至还叫嚣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随时准备对中国进行“毁灭性的核打击”。10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特别是对苏联入侵的危险的估计,中央决定: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20日前把在京老同志全部疏散。朱德、董必武去广东,陈云去江西,陈毅去张家口,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石家庄,叶剑英和曾山去湖南。
  
  1971年夏天,我一边在军垦农场里劳动,一边等待着落实分配政策的消息。9月份以后,我突然被告知今年又不能按时分配了。后来我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得知,9月13日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二号人物”林彪出事了。国庆前后,我们在军垦农场大礼堂里面听传达文件,看着外面有全副武装的战士把守,气氛相当紧张,我心里犯了嘀咕。因为我知道湖南省属广州军区防区,而广州军区主要是林彪的四野部队,万一林彪的余党垂死挣扎,兴兵作乱,造成南北割据的局面,我不是从狼窝又掉到虎穴里了吗?于是我借口牙痛,军垦农场卫生院治不了,请假到长沙治病。到了长沙,我就偷偷跑去拜访下放在这里的江渭清伯伯。等到局势平静了,我才回到军垦农场。
  
  回来后,听说叶帅的养女傅凝比我更果断,当时也离开了军垦农场,而且还是不辞而别,闹得整个长沙地区都在抓她,广州军区还派人到北京找她。傅凝1966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动控制专业,分配到航天部一院十三所当技术员。她的生父傅大庆是抗战时期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烈士。也许是“文革”的一番经历,傅凝后来改行到光明日报当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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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投奔“解放区”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1971年12月某天,我终于接到了分配的通知,要我去湘西山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报到。那里既不通铁路,也没有公路,一旦分到那里工作就等于被困在大山里,想出来很难,于是我打定主意,说什么也不能去那里报到,把自己的户口证明、粮油关系、工作介绍信等统统揣在身上。这样的户口当时叫“袋袋户口”。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解决了林彪在江西省的“代理人”程世清的问题,黄知真、刘俊秀、白栋材等老干部重新恢复了工作,使江西成为“文革”中一个十分宝贵的“解放区”。其中,黄知真担任了江西省省委副主席、革委会副主任。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经常听父亲向我讲述他与黄道、黄知真这对革命父子的深厚友情。所以,我听说黄知真叔叔复出的消息后,就决定到江西去找他,投奔“解放区”。
  
  黄知真的父亲黄道在江西与方志敏、邵式平齐名。他192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该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北京学联的领导人之一。黄道 当时与陈毅陈老总很熟悉,陈老总是另外一所大学的党支部书记。1927年,黄道参加了南昌起义,与方志敏、邵式平等一起创建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他领导了闽北游击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道既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主要负责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又是新四军驻赣办事主任,身兼数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可谓筚路蓝缕。1939年5月23日上午8时,黄道同志被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头子张超派人借看病之机注射毒剂杀害。黄道同志去世之后,中共福建省委在江西候口举行了追悼大会,我父亲陈丕显代表东南局宣读了悼词。数以千计的群众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令,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黄道同志的悼念会。1950年,谋杀黄道的两名主犯吕和年、王欲成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黄道去世后,陈毅同志亲自撰文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革命的优秀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优秀活动家、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
  
  黄知真是由父亲亲自领上革命道路的。1927年,年仅7岁的黄知真就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站岗、放哨。方志敏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能干的小孩,称他为“红色的小警卫员”。
  
  我手里有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摄于1938年1月。当时,南昌三岩井高升岗1号的原满清遗老“辫子军”大帅张勋公馆刚刚挂上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的牌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就在这里办公。由于东南分局的项英、陈毅等负责人经常在前线指挥作战,分局机关主要由曾山、黄道领导。黄知真当时任中共东南分局青年部干事,被曾山、我父亲、谭启龙等人唤作“小老弟”。这一年的春节,分局留守人员是曾山、我父亲、谭启龙、刘英、涂正昆和黄知真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也是黄知真第一次照相。这张照片一直被军事博物馆收藏陈列,取名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部分领导干部合影”。
  
  1938年,南昌成立了抗日民族先锋队东南总队,我父亲任党组书记、总队长,黄知真任宣传部长。1938年8月20日,东南分局青年部的刊物《青年团结》正式创刊发行,该刊由我父亲和黄知真主办。1938年秋,黄知真奉命撤离南昌,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工作。1941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黄知真到苏中地区工作,任苏中区党委东台县县委委员兼民运部部长。1941年9月中下旬,中共苏中区党委调黄知真同志到区党委工作,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干部科科长。解放战争期间,黄知真在叶飞、谭启龙的领导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一纵队后勤部政治委员。他为一纵队组织了一支坚强的后勤队伍,为苏南、苏北、菜湖战役及鲁南突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9年,不到30岁的黄知真就担任了江西省上饶专署专员,成为我党最年轻的高级干部之一。解放后,陈老总想起了“背在父亲背上闹革命”的黄知真,很想安排他上大学,后来才听说他已经身居上饶专署专员要职,只得做罢。黄知真知道此事后,非常感谢陈老总的关心。黄知真1952年9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1954年5月任省委秘书长,1956年被选为江西省委常委,1960年8月任江西省委候补书记。
  
  1960年9月,汪东兴结束在江西的任职锻炼,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据汪东兴回忆,他曾向毛泽东介绍了黄知真的情况。毛泽东早就知道他是黄道烈士的儿子,便风趣地说:“知真,知真,他知道真理啊。知来源于行,行是知的基础,即认识来源于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泽东从黄知真的名字引出了深刻的哲学道理。1961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开始前,时任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的黄知真担任了会议的接待委员会主任。7月下旬,中央领导同志陆续来到庐山,黄知真专门去拜访了住在庐山东谷180号的毛泽东,汇报会议接待、安排等准备情况。毛泽东又拿黄知真的名字开玩笑说:“啊,知道真理的人来了。”
  
  “文革”爆发后,江西是重灾区,黄知真成为造反派们“炮打”、“火烧”的主要对象之一。1966年9月上旬,数千造反派冲进省委,围攻省委领导人,几天几夜不退。黄知真、刘俊秀、白栋材等省委领导人轮流出面做工作。面对造反派的压力,黄知真明确表态:“如果说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都要统统打倒,各级党委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不能同意。”造反派恼羞成怒,不准黄知真坐下,要他站起来。黄知真就站起来对造反派说:“站着就站着,我是站得住的!共产党员是站得住的!”黄知真还针对康生讲的“戴高帽既不是文斗又不是武斗”的谬论,与省委几位领导商量后,以中共江西省委的名义向中央发电报,指出康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1966年10月,黄知真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华东组讨论时,他带头发言,明确表示:“要罢官就在这里罢官,要砍头就在这里砍!”他的发言得到与会的同志,特别是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赞赏。
  
  中央工作会议后,江西造反派的活动越来越嚣张,省委和各级党委从11月份以后逐渐陷入瘫痪。方志纯、黄知真、杨尚奎、刘俊秀等江西省委领导一个个被扣上“走资派”、“三反分子”的帽子,被轮番押到各单位“炮打”和“火烧”。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大家对这种混乱局面都表示不能理解,非常忧虑。一位领导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带领下参加革命的,怎么我们都成了‘走资派’?他老人家也不管了呢?”方志纯说:“你不知道,这是江青插手干的。江青是什么人?我们在延安就清楚,‘国家衰亡,必有妖孽’。”后来,有人揭发了这件事,这可变成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方志纯被诬为“江西最大的走资派”、“大叛徒”、“刘少奇在江西的代理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迫害。
  
  “文革”初期,方志纯先后被批斗了500多场,几乎每天都有批斗会,有时连续一整天,备受折磨和凌辱。有一次,他因长时间的连续批斗,跪着跪着,就昏死过去。而造反派仍不依不饶,叫医生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醒过来后又继续批斗。还有一次批斗会上,几个造反派揪住方志纯的头发,用竹棍子朝他的背部狠戳,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他的一只肾被打坏了,身体留下了很多内伤和后遗症。
  
  与我父亲一样,方志纯在“文革”中有八年是在监禁中度过的。其中,有6年时间被关在一间又黑又臭的小屋子里,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屋里的马桶没有盖子,几天都不倒一回,经常溢出粪便,臭气熏天。到了夏天,蛆、臭虫满屋爬,蚊子到处飞,老鼠四处跑。到1974年他折磨得病危,才被送医院监护治疗,1975年4月终于获得自由。他的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均受到了株连。
  
  方志纯挨斗时,黄知真差不多每次都要陪斗。他被强制戴上铁制高帽子,跪板凳,坐“喷气式”,被揪头发,甚至被造反派踩伤了一只脚。他的家不知被抄过多少次,最多的一天甚至有十几批人来抄家。黄知真在这种逆境中却非常沉着冷静,无所畏惧,据理力争,气得造反派经常骂黄知真“顽固不化,又臭又硬”。黄知真在思想上做了最坏的准备。他说:“我不是‘三反分子’,但是要做最坏的准备。许多老同志像陈丕显、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江华,都被打倒了。我知道他们决不是‘三反分子’,他们能被打倒,我也一样会。”
  
  1967年9月,毛泽东视察江西,对黄知真做了肯定的评价。他说:黄知真是背在别人背上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在江西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讲了话后,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招呼,点名要黄知真和白栋材到北京学习,实际上是将他们保护起来。
  
  党的九大召开后,经毛泽东、周总理的再次批示,黄知真于1969年8月被重新安排工作,担任江西省革委会政治部教育组副组长。1970年4月,经中央批准,黄知真又增补为江西省革委会常委。12月,黄知真当选省委委员、常委,被任命为省革委会政治部负责人。黄知真等人通过大力落实各项政策,开展批林整风,抓经济发展,使江西动乱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在当时全国各地“四害横行”、黑云笼罩的情况下,江西称得上是一块十分难得的“解放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春的一天,我偷偷跑到南昌找黄知真叔叔。
  
  我怕白天引起别人的注意,没敢直接到省革委会找黄叔叔。好不容易捱到晚上,我踅进革委会门口的传达室,告诉门卫我找黄知真。门卫警惕地问我“从哪里来,找黄知真有什么事”。门卫告诉我黄知真不在办公室,想打发我走。可我已打定了主意,这次来一定要见到黄叔叔。我过去从父母那里听说过,黄知真夫人的名字叫虞和珍,于是请求门卫接通黄知真家中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怕惹麻烦,没敢说父亲的名字,只说了我母亲的名字。虞和珍阿姨一听到我母亲的名字,忙问我在哪儿。我像终于找到亲人的孩子,忙说:“我叫陈小津,我不知怎么到你家里来。”虞和珍阿姨告诉我:“你就等在那儿,我让我儿子去接你。”虞和珍阿姨是知道我家当时的处境和我身上背着的“黑锅”的,可她说这话时没有丝毫的犹豫。
  
  当时黄叔叔正在外面开会,知道了我的消息后,第二天晚上就从会场赶回家来。当晚,我们促膝长谈到第二天拂晓。从此后,我这个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反革命分子”在黄知真夫妇那里却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爱,使我在远离父亲、沦落漂荡的生活中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顶端 Posted: 2010-06-28 10:11 | 2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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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粟大将透露好消息!

  
  在黄知真叔叔的帮助下,我在江西很快拿到了同意接收我的商调函。但是,我要调到江西来,还要湖南省负责大学生分配工作的“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办公室同意放人才行。如何打通这个关节?我想到了久违的北京,那里有粟裕伯伯、耀邦伯伯等一大批父辈们。
  
  我先给粟裕伯伯写了一封信。“九一三”以后,周恩来为了整顿“文革”以来经济工作中面临的混乱局面,决定成立国务院业务组,负责管理经济工作及工交企业的生产,业务组成员有李先念、纪登奎、粟裕、华国锋等。当时,粟裕伯伯分管铁路、交通、邮电、造船等工作。楚青阿姨一收到我的信,立即回信,信中说怕我着急,先回一封信,并说粟伯伯已把我的信转给了同在业务组工作的华国锋,一有消息再给我来信。果然没过几天,楚青阿姨的第二封信就到了,说华国锋把我的信批给了湖南省领导万达同志,我可以去找他。
  
  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去一次北京,这不仅仅是为了调动工作一事,更主要是为了解救父亲,探听些消息。林彪摔死后,我听说北京对待被打倒的老干部们政策已经有所转变。我从报纸上看到,陈毅伯伯去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与张茜阿姨亲切握手。一些被关押、隔离的老同志都可以与家属见面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消息。我很想到北京实地了解一下这方面情况,希望通过父亲在京的老领导、老战友们的指点和帮助,早日把父亲从监禁中解救出来。
  
  1972年春天,我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北京的“破冰之旅”。说心情激动,不言而喻,可说到忐忑不安,还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我是通过“逃票”去北京的。
  
  由于那几年我不是坐牢,就是接受劳动改造,好不容易分配了工作,又没有去上班,囊中极度羞涩。那时从长沙到北京的火车硬座票要二十多块,我买不起,于是想起了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庆王“铁人”的名言,“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逃票!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逃票也不能像一般“盲流”那样靠藏在厕所里躲避列车员检票,得有点高智商。当时,下放在湖南长沙的江渭清伯伯有个儿子叫江小林,正好他也要到北京跑他父亲“解放”的事。我跟江小林商量:“我贴你三毛钱,你买一张从长沙到通县的火车票(这样他拿着这张票出北京站时,因是提前出站,可以不撕票)。出站后,你把火车票用我已经写好地址、贴好邮票的信封,寄到你父亲在长沙居住的地方。”江小林答应了。事情果然如我设计的那样,我很快在长沙拿到了这张火车票,又花了八九毛钱,买了一张短途火车票,在长沙至北京方向的第一个小站下了车。过了两三个小时,又有从长沙到北京的火车路过这里,我就拿着江小林给我的那张票堂而皇之地上了车,并最终抵达北京。
  
  我后来了解到,在那个动乱年代,像我这样父母被关起来,没人管、没有经济来源的“走资派”孩子们大都有着类似的乘车“逃票”的经历。有一次,我妹妹从上海到北京去投奔凌奔阿姨,因为没钱,也逃了票,结果火车走到天津站时露了馅,当场被揪下车,关进了天津市收容所。我在清华大学的弟弟东棋得知这一信息后,与小毛一起,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八九个小时到了天津,接到我妹妹后,再骑自行车带着她长途跋涉回北京。叶飞的大女儿叶小楠和安子文的女儿安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到了东北,她们在北京到东北这段铁路线上也有过“逃票”的经历。
  
  我几经周折到了北京,顾不上找住处,就赶到位于地安门雨儿胡同33号的粟大将家。
  
  我父亲是粟裕的老部下、老战友,两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就开始倾心交往,抗战时期又长期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共事。1940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时,陈老总任指挥、政治委员并兼任地方党的领导职务,粟大将任副指挥,我父亲协助陈老总和粟大将负责地方党的工作。1942年,党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领导一元化,粟大将兼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我父亲任副书记。楚青阿姨当时就在苏中区党委机关我父亲的领导下工作。苏中根据地在华东抗日战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多次历经日军扫荡、清剿和清乡的血与火考验,却始终岿然不动。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几位老一辈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结下了非同寻常的革命情谊。粟大将曾对楚青阿姨说,苏中抗日斗争时期的领导班子是他一生工作中感到最舒畅的领导班子,是“团结合作,生死与共”的领导班子。大家在日常工作中是团结合作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生死与共的。
  
  1952年,粟大将奉调北京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我父亲也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两人尽管不在一处工作,仍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往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相互关心,患难与共。
  
  1958年5月,身为总参谋长的粟大将遭到暗算,突然被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历时50多天。此后几十年中,粟大将虽多次申诉,却一直蒙冤,身心极度痛苦。在他蒙冤之初,不少人担心受牵连,敬而远之,楚青阿姨形容是“鬼都不上门”。粟大将和楚青阿姨也怕牵连别人,与人少有来往,但与我们家仍然来往密切。在“文革”以前,我父亲每次来京,总要去粟大将家拜访。“文革”开始后,粟大将听说我父亲受到揪斗、监禁,十分挂念他的安危。得知我解除隔离后,来上海的粟裕伯伯冒着极大的风险,夜访我父亲所在的武康路117号。老一辈兄弟般的深厚友情,经受住了特殊时代政治风云的考验。
  
  我的突然登门拜访,令粟大将和楚青阿姨非常高兴。粟大将知道我父亲患有鼻咽肿瘤,一见面就问我父亲身体怎样。我只好说:“我一直见不到父亲,非常惦念他。”
  
  粟大将告诉我,他看到过一份材料,是肿瘤医院吴恒兴院长写的。周总理交待吴院长一项任务,让他总结一下为什么在患有肿瘤的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两个人治好了,两个人没治好”。粟大将说:“我看了那份调查报告,一看到那个故意隐名为‘XXX’的人,就知道是指你父亲。你父亲身体情况看来还可以。”粟大将还分析说,“两个人治好了”的,一位是我父亲,一位是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两个人没治好”的,一位是陈毅,一位是谢富治。也就是说,我父亲的鼻咽肿瘤治好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想立即去吴恒兴院长那里详细了解我父亲的病情。粟伯伯马上替我与吴院长联系上了。我便告别粟大将和楚青阿姨,去拜访吴院长。
  
  吴恒兴院长就是1966年春天负责给我父亲治病的主治专家,我认识他。吴恒兴院长一见到我,十分高兴。他说,他奉周总理之命,要去上海做医学上的调查研究。但是,张春桥等人很坏,不让他见我父亲,只让上海的医院把数据查清楚后再告诉他。吴恒兴通过这些数据作判断,认为我父亲的身体健康已经没有大的问题。
  
  就是这么巧,吴恒兴院长说惠浴宇有个弟弟在北京,叫周惠,刚刚来电话打听关于哥哥肺部肿瘤治疗的情况。我听说过周惠这个人,他与父亲是老战友,只是我没有见过他。当年新四军下山以后,我父亲一度在南昌工作。周惠当时是一名紧紧追随共产党、满怀革命激情的中学生,在学校里经常与国民党“三青团”的学生展开辩论,甚至动手打架。我父亲为了保护他,在1937年9月带队前往延安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时也把他带去了,并成为他入党的介绍人。会议结束后,我父亲把周惠留在了延安。周惠从此在革命洪流中锻炼成长。1959年,周惠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后来由于在“庐山会议”中受到牵连,被降为交通部水工局的副局长。
  
  吴恒兴院长与周惠通电话时,说了陈丕显的儿子正在他家里,也是探询父亲病情一事。周惠立即要跟我通话,要我快去找他,把他家的地址也告诉了我。第二天,我便去月坛附近的铁四区宿舍拜访他。周惠一见到我就拉起我的手,问寒问暖,对我的情况、我父亲的情况非常关心。当时北京的天气已经很燥热,而我仍光着脚穿着一双破旧的高筒翻毛皮鞋,上身穿了件满是汗渍的旧长袖衬衣,里面没穿汗衫。衬衣袖子破了,我在里面用胶布粘着,因袖子挽起来时胶布露了出来。周惠抓起我袖子上的胶布问:“这是什么东西?”我很不好意思。那件衬衣的领子也有我的“创意”,就是把正面磨破了的领子,先挑开线将布面调换过来,再缝好继续穿。周惠见我生活如此窘迫,立即叫他的女儿惠鲁生(后任国家质监总局副局长)给我买了两双袜子、两件汗衫,还给了我几十块钱。此情此意,令我终生难忘。
  
  
  
  
  

 
 
顶端 Posted: 2010-06-28 10:11 | 2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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