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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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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与曾山伯伯的最后一面

  
  我这次来京期间,还特意去东四九条57号拜访了曾山伯伯和邓六金阿姨。曾山伯伯不但是我父母的老领导,还是我父母结婚的“批准人”。两家的老一辈曾长期在一个地区战斗和生活,彼此间结下了厚重的革命情谊。
  
  曾山出身于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出了四位烈士,可谓满门忠烈。曾山1925年投身革命,1926年10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抗缴地租,打土豪,组织暴动。1929年2月,曾山奉调中共赣西特委工作,同年10月任赣西革命委员会主席。1930年2月,曾山主持了在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红四、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与毛泽东、刘士奇等组成联席会议主席团。这次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领导赣西南、闽西、东江等根据地并指挥红四、五、六军的“总前委”,曾山与毛泽东、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一道担任共同前委常委。此后,曾山先后担任了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10月,江西成立了全省统一的革命政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1931年1月,相当于省委的中共赣西南区委在吉安富田成立,曾山与陈毅、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等组成临时常委会。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山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央苏区,曾山因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到排斥、打击。王震后来回忆说:“当时中央派驻的代表在江西推行王明路线,他们极力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同志,逼迫曾山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曾山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央苏区的发展,红军队伍的壮大是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指挥分不开的。曾山同志为此受到排挤和迫害,一度被调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岗位。”但是,曾山同志并没有动摇革命的理想信念,尽心尽力地协助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工作。
  
  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决定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中央还决定,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调红军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随军长征,由曾山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临危受命的曾山毫不犹豫地向党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并立即组织领导江西地方红军等各种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全力掩护红军主力长征。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相继占领了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1935年1月,江西省委和省直机关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在宁都小布地区,被迫分三路突围。结果有两路被敌人打散了,李赐凡等壮烈牺牲,只有曾山率领的一路突围到达东固地区。曾山率领红军游击队在崇山峻岭中对敌开展游击战争,历尽千难万苦。在一次突围战斗中,曾山与老战友、老部下胡海不得不悲壮地分别。曾山找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对胡海说:“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我们今后胜利会师时,重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他们将这面红旗从中间剪开,曾山拿了“艰苦”半面旗,胡海拿了“奋斗”半面旗。后来,胡海在突围中被俘,于1935年6月被国民党反对派杀害。而曾山则九死一生,突围出来。随他突围出来的那写有“艰苦”两个大字的半面旗,至今仍存放在江西省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
  
  曾山突围出来后,只身千里奔波,到上海寻找陈云领导的党组织。1935年8月,曾山终于重新投入党组织的怀抱,不久便随陈云等领导人一起远赴苏联学习。两年后,曾山与陈云等同机抵达延安,再次见到了毛泽东。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两项主要原则:一是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二是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毅任副书记。1935年初,曾山协助项英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召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成立会议,南方各游击区的领导人黄道、叶飞、陈丕显、江渭清、谭启龙、涂正坤等都抵达南昌汇报情况。九死一生的老战友们再次见面,分外激动,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在这次会议上,我父亲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开始在曾山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父亲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年纪二十来岁,经常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也有不少女同志对他有好感,但项英、陈毅都不同意。后来,项英和陈毅把同在新四军军部做机要速记员工作的谢志诚介绍给我父亲。1940年2月13日,经曾山批准,我父母亲结婚了。
  
  可能令很多当代人不能理解的是,当时革命队伍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包括年轻人的谈婚论嫁也要经过组织批准才行,这是铁的纪律。我后来还确实见到了一位当时别人曾想介绍给我父亲的阿姨,她当时是一个从上海投奔苏区的进步女学生。我在1972年后到北京为解救父亲奔波时,曾在她家里住过。她亲自为我下厨做饭烧菜,待我非常好。父亲在1974年解除隔离后,她拎着大闸蟹,不避风险地前来探望、问候,父亲很是感激。我记得父亲、母亲送她出门时,父亲还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吻了一下她的手。
  
  在皖南,曾山和我父亲同住在一栋房子里。有一次,组织上安排曾山和邓六金到外地执行任务,而他们的孩子丁儿才出生几个月。曾山和邓六金就把丁儿交给我父亲照看。我父亲还抱着丁儿照过一张像。
  
  由于我们两家间有着如此特殊的关系,曾山伯伯和邓六金阿姨见我登门拜访,对我嘘寒问暖,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曾山对我说:“毛主席、周总理都很了解你的父亲,现在由于运动的复杂性,你父亲的问题最终肯定是会解决的。” 通过与曾山伯伯交谈,我对他的“文革”经历也有了一些了解。
  
  “文革”暴发后,曾山执掌的内务部也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曾山想方设法维护本部门的稳定,尽其所能地保护老干部。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到1966年底,曾山成了国务院各部中为数不多的没被打倒的干部,自然成为江青一伙的眼中钉。12月18日,张春桥在单独接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时,迫不及待地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此后,造反派诬蔑曾山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压住内务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从1967年8月起把他当做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斗、批判。“九大”上,曾山和陈毅分在一个组里,林彪、江青一伙点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遭到了曾山的抵制。曾山认为,陈毅对党对革命是一贯忠诚的,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没有什么可以揭发批判的。1969年10月,曾山和叶帅一起被疏散到湖南。次年5月,曾山因患痔疮需手术治疗,经周恩来批准,回京住院治疗,从而结束了半年多的“流放”生活。
  
  1972年初,陈毅和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两位老战友的相继逝世,深深剌痛了曾山。陈毅住院期间,曾山前往探望。两人谈到老干部受迫害时,都很激动。陈毅说:“天要报应。”1972年1月,陈毅去世,曾山参加了追悼会,心情十分沉痛。仅过了三个月,与曾山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中患难与共的陈正人,也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中含冤去世。在陈正人追悼会上,曾山为老战友致了悼词。而在此前讨论悼词时,曾山因坚持要写上“陈正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与造反派吵了起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曾山才遂了心愿。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与曾山伯伯的这次见面竟成了与他的诀别。1972年4月16日,就在我们见面的数十天之后,曾山伯伯因突发心脏病溘然仙逝。噩耗传来,我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
  
  在北京期间,我还到红霞公寓去看望了姬鹏飞伯伯。我父亲与姬鹏飞伯伯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在中共苏中区党委,陈毅是党委书记,我父亲是党委副书记,姬鹏飞是下属地委的党委书记;陈毅调走以后,我父亲是苏中区党委书记,姬鹏飞是下属地委的副书记;我父亲调任华中局以后,姬鹏飞接任苏中区党委书记。
  
  姬伯伯对我很关心,问了很多关于我父亲的情况。他说:“江青、张春桥这伙人简直是无聊透顶!不过,他们老是追查你父亲十三四岁时的所谓‘被俘投降’问题,死抓这个问题不放,恰恰说明你父亲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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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又见耀邦伯伯

  
  我到北京后没几天,叶飞的大女儿叶小楠就带我去了耀邦伯伯家。
  
  小楠与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的女儿安黎是清华的同学。1968年,安黎告诉小楠,她有个男朋友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让小楠陪她一起去见见胡德平,并请她帮助参谋参谋。就这样,小楠就知道耀邦家的地址,以后又去过多次,与耀邦也熟悉起来。小毛是北大的学生,她到清华看姐姐小楠,也认识了安黎,后来也多次到过耀邦家。这都是1969年5月耀邦到河南黄湖“五七”干校之前的事。1971年冬,耀邦回到北京,到家里来拜访的那些被打倒、受迫害的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们很多。小楠告诉我,耀邦伯伯有一次见到她时,曾经问起她:“你和阿丕家有往来吗?”可见他十分惦念我父亲的情况。
  
  小楠见到耀邦伯伯时说:“耀邦叔叔,我给你带来一个年轻人,他想见见你。”耀邦伯伯看到了我,指着我说:“这是谁家的娃娃?”小楠没说话。我有点犹豫,也没有马上说我是谁。突然,耀邦两眼一亮,手一指,说了一句:“你是阿丕的儿子!”
  
  此次距我1965年在家里碰到耀邦伯伯已有七个年头,我的相貌和个头已有明显的变化,可耀邦伯伯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这里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记忆力特别好,还记得1959年、1965年两次见到我时我的模样;第二种可能,是他断定跟着叶飞女儿在一起的年轻人一定是与华东地区及当年新四军的领导有关系的子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神态、相貌很像父亲,这让曾经在青少年时代就与我父亲亲密相处的耀邦伯伯一见到我,就突然有了似曾相识之感。
  
  我第一眼看见耀邦伯伯时,感觉他比几年前明显消瘦了,但是目光仍炯炯有神。耀邦伯伯与我父亲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里生死与共,在后来的历次政治斗争中也心心相印。“文革”初期,江青诬蔑我父亲是“黑小鬼”,诬蔑耀邦伯伯是“胆小鬼”,两位久经考验的“红小鬼”都成为林彪、“四人帮”打倒的目标。这样,耀邦伯伯在刚刚经历了主陕“纠左”的斗争考验之后,又经历了揪斗摧残和“牛棚”囚禁,以及两年多的下放劳改生活。面对有生以来最大的磨难,耀邦以一个“红小鬼”的气概和操守,宁折不屈,顽强地经受住了磨难。1971年底,就在我前来拜访的几个月前,他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才以检查身体、养病的名义奉调回京,结束了黄湖农场的劳动生活。
  
  耀邦伯伯认出我后,立即上前拉着我,坐在他的身旁,问寒问暧,还拿出了白壳子的“北京牌”香烟招待我。他问了我父亲的情况,问了上海和江西的情况,尤其是非常关心一些老干部们的情况。看得出来,耀邦伯伯对我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
  
  我知道,在“文革”暴发后,团中央是北京中央直属机关中第一个受到红卫兵运动冲击的单位,身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耀邦伯伯自然首当其冲,身心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凌辱。所以,我很关心耀邦伯伯的身体状况。耀邦伯伯说:“我的身体还行,还能再干几十年。就是有时候腰有点痛,天气变坏时,腰痛病就会复发。”
  
  这是十年“文革”在耀邦身上烙下的一大印记。“中央文革”顾问康生派王力到团中央煽动红卫兵造反。耀邦在底下气愤地说:“康生是老左!”面对红卫兵的责问,耀邦总是这样回答:“我在文革中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红卫兵问他:“你和刘、邓怎么来往的?”他就说:“同志们,这些往来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在批斗过程中,耀邦被长时间地反扭双臂,弯腰低头,时不时还要受到拳打脚踢和皮带抽打。被摧残得最厉害的一次,是被戚本禹操纵下的铁道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造反派揪斗的那一次。那天,耀邦和胡克实、王伟等团中央领导都被造反派像麻包一样扔到大卡车上,喝令他们跪在车上,动辄就是一顿打骂。在车辆厂批斗现场,凶神恶煞般的青年工人造反派质问耀邦:“你是不是‘三反分子’?”耀邦说:“我不是,我忠于毛主席。”造反派说:“你不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耀邦执拗地说:“毛选四卷我读上好多遍。”气急败坏的造反派一拥而上,拳脚相加还不算,还抡起铜扣皮带猛抽。耀邦被打倒在地,上衣被抽烂,鲜血直流。即使被虐待到这种地步,不该说的,他一句也不说。那次批斗回来后,他多天不能走路,从此落下颈椎、肩膀和腰部时常作痛的病根。
  
  耀邦伯伯告诉我,他总结出一个经验,就是在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时,你说得越多就越说不清楚,越解释就越会顶牛。所以,后来无论他们如何批斗、折磨他,无论怎样逼他承认所谓的“三反罪行”,他只是重复同样几句话:“我是胡耀邦,贫下中农出身”,“我工作上有错误”,“我不是走资派”,“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和刘少奇、邓小平是工作关系”。耀邦伯伯还告诉我,路线斗争中一定要给自己划几条明确的杠杠,这样别人就拿你没办法。这也是耀邦伯伯与 “四人帮”抗争的基本方法。
  
  江青一伙指挥下的红卫兵、造反派为何如此处心积虑地把胡耀邦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呢?原来,“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揭发胡耀邦“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反对林彪副统帅”、“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还罗列了几项所谓的“证据”。一是说耀邦曾讲过,“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也要分析,作为一种政治愿望可以,但从生理学讲就不科学,人哪有活一万岁的呢?二是说耀邦讲过,提倡学习《毛主席语录》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不好处是把分析的东西都去掉了,只剩下了结论。还有,针对“林彪副统帅”提倡的“政治挂帅”,耀邦说过:现在到处讲“政治挂帅”,什么都联系政治,这样搞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政治当兵”了。他还说“林彪副统帅”提倡的一切都“突出政治”讲不通,比如游泳怎么突出政治?游泳要突出鼻子,不然会呛水……
  
  耀邦告诉我,他下放到位于河南信阳黄湖农场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军代表专案组认定耀邦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要他做检查。耀邦说:“检查可以做,但我不是‘走资派’”。军代表认为胡耀邦是“顽抗”,“对自己的问题老是认识不上去”,就命令他去接受批判。耀邦每到一地,首先都要说“是我不好,连累了大家”,然后真诚地要大家多给他提意见,帮助他提高认识。结果,大家对他都十分热情,实事求是地指出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些缺点、错误够得上“走资派”罪名的。耀邦所谓的“走资派”问题一直僵持到1971年初还不能定论,而当时团中央书记处的其他领导都已“落实政策”回京了。军代表感到,如果不把胡耀邦定为“走资派”,不好向“中央文革”交待,就强行给耀邦作了个“走资派”的审查结论,逼他签字承认。耀邦表示坚决不同意签字。军代表火了,拍了桌子,威胁说:“你在‘文革’初期承认自己是走资派,现在翻供了?”耀邦说:“那个时候嘛,形势看不清楚。我是团中央的一把手,我不承认,别的书记受不了。现在把形势看清楚了,我不但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走资派!”还对军代表说:“你急什么嘛!你可以把你们对我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的后面写上我自己的看法,让中央来决定嘛!”这个军代表不得不接受了耀邦的意见。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毛泽东为叶帅等在“二月逆流”中挨整的几位老帅们正了名,说了“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这样的话。周恩来乘势推动老干部的解放工作。1971年10月,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并撤销原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帅主持工作。同时,周恩来迅速将胡耀邦等一批老干部调回北京治病。
  
  回到北京,耀邦伯伯还是“本性难移”,曾多次与老朋友说:“看他们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了?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苏联还比我们强呢!”
  
  耀邦伯伯与我谈话间,深切地怀念起了陈老总。他对我说,1972年1月7日,他从广播里听到陈老总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难过。耀邦说:“二月逆流”实际上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我非常钦佩陈毅、谭震林等人的义正词严。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以陈老总为代表的老帅们,敢于跟林彪、江青一伙作殊死的卓绝的斗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耀邦还特意找了1967年2月16日老帅们大闹怀仁堂当晚,陈毅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的一段讲话记录念给我听: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子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耀邦伯伯还跟我讲了他对上海“一月风暴”、“安亭事件”等事件的看法。问到上海的老干部时,耀邦伯伯特别问到了冯文彬的情况。长征之前,耀邦伯伯当时因为“AB团”事件,差一点被杀掉,是冯文彬救了耀邦伯伯。在延安时,冯文彬和耀邦伯伯又一起工作。1949年建国后,冯文彬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调离后,毛泽东就圈定由胡耀邦接替他。1963年至1964年,冯文彬在天津工作,处境不太好,耀邦伯伯就和我父亲商量,将冯文彬调到上海任市人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担任副主任。“文革”开始后,冯文彬受到了冲击,后被下放到上海“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耀邦伯伯一听我说到过江西,就问江西的情况。耀邦伯伯对重新恢复工作的黄知真、刘俊秀这些人都很熟悉,向我详细打听他们的情况。当我讲到雇工出身的刘俊秀敢对康生“骂娘”的时候,耀邦哈哈大笑,说:“党内这样的人多两个有好处呀!”
  
  耀邦伯伯与我的首次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中间赶上了吃饭时间,他留我吃了饭。饭后我们又继续谈。我向他讲述了我的“文革”主要经历,从进牛棚、大学毕业待分配、挨批斗、进监狱,讲到进到军垦农场劳动。耀邦听罢,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像你这样的年青人很多,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也都吃了很多苦头。这种苦头,对你们今后的成长是有好处的。这实际上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越往后,这种考验会越严峻,你们得到的锻炼也会越明显。”耀邦伯伯鼓励我面对困境要坚强起来,放眼未来。他说:“今后的50年,是你们为中华民族、为国家奋斗、为国家服务的50年。中国的希望,就看你们这些40年代出生、60年代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了!”
  
  我改日又拜见了耀邦伯伯一次,想请他写张条子帮我解决工作调动的事。耀邦伯伯是湖南人,他曾下放到湘潭当过地委书记,与湖南省当时的领导很熟悉。碰巧的是,那天贺平也在,而且也是因为工作调动的事来找耀邦帮忙。贺平的父亲贺彪早年是江湖赤卫队队员、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解放后担任了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在“文革”中被打倒,后被下放到卫生部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文革”爆发时,贺平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因被打成所谓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成员,与我一样蹲了一年多的监狱,后来被发配到湖南沅江0645部队军垦农场里劳动改造,跟我所在的0646部队相邻。贺平很想快点离开军垦农场,调到北京的东方红炼油总厂工作。(即现在燕山石化的前身)
  
  耀邦伯伯对我们俩说:“好啊,我给你俩写个条。”耀邦伯伯的条子,还是写给湖南省委领导万达,请他帮助解决我和贺平的工作调动问题。这样,一张条子上就写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两个人的事情。我不好意思让耀邦伯伯给我们分开写,就很客气对贺平说:“这张条你拿走吧,你去找万达,给了他,他自然会晓得有我这个事。”
  
  1972年春,我的北京之行收获很大。我不但见到了耀邦、粟裕、曾山、姬鹏飞、周惠等我父亲的老领导、老战友们,还从他们那里了解了政治动向,得到了无私的帮助和温暖,受到了教育与指点。这让我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与各种困难及险恶作斗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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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解放区”的生活

  
  我的工作调动一事,可谓一波三折。
  
  万达把耀邦伯伯写给他的条子转到了湖南省“四个面向”办公室,没想到,贺平工作调成了,我却没调成。
  
  贺平很聪明。他知道申请调动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理由,就先跑到北京的东方炼油总厂,找到哈军工的一个女同学,让她帮个忙,假装承认是他的女朋友,让东方红炼油总厂出个证明,证明与他有恋爱关系,请求把“男朋友”从湖南调过来。结果,湖南省“四个面向”办公室没有拦他,他的路走通了。而我没有任何借口,在“四个面向”办公室碰了钉子。接待我的那个领导对我说:“你知道吗,湖南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世界人民热爱她,难道你不热爱她,不想把她建设得更美好吗?不行!”我气得跟那个人斗嘴:“那你把我分到韶山冲吧,那里才真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当然,那只是斗气,人家不放,我也没办法。
  
  不过,我还有粟裕伯伯通过华国锋批转给万达的信。后来我专门去了万达同志家,他过问了我调动工作的事,这样我才终于调到了江西,投奔到黄知真叔叔身边。
  
  黄知真叔叔把我安排在南昌汽车附件厂一个车间当模具钳工。那家工厂坐落在青云浦,离小平下放江西时的住处不到一公里。黄叔叔之所以把我安排在那里,是因为这个厂的领导和老工人都是在“文革”初期力保省委的“赤卫队员”,一小撮造反派都敬畏他们三分。他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正是在南昌汽车附件厂党委的帮助下,我长达十年的预备党员身份终于转正了!
  
  前面已经提到,我是1965年12月9日在沪东造船厂开展“四清运动”期间入党的。“文革”暴发后,我所在的上海交大党组织被砸烂了,我没法按期转正。我应该1968年毕业,但由于“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别有用心地审查我的所谓问题,不让我离校,强制我劳动改造,接着被掐监入狱,那时不要说党籍转正,不把我开除出党就万幸了。等出狱转到湖南军垦农场时,关于我的党的关系转不转问题,在上海交大“革委会”内部有过不同看法。一种观点是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身份。但也有稍微懂点常识的人认为,我们不是党组织,没有资格取消掉人家的预备党员身份。争论结果是扣下我的组织关系,等学校党组织恢复后再“取消”。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后,学校恢复了党委,但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取消掉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到了1975年的夏天,在复出后的邓小平对方方面面大力开展整顿并初见成效的大背景下,我找到交大党委做工作,请求他们既不要取消掉我的预备期,也不用给我恢复,只需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我所在的单位,怎样处理由现单位作决定。交大党委书记杨凯、组织部长岳庆林及汪祥迪老师等寄予了我无私无畏的同情和支持。1975年的12月份,我的党员身份终于在江西转正了。后来不少熟知我这段历史的同志与我开玩笑说:“你作为一名党员,有十年预备期,真是久经考验呀!”
  
  1972年我到厂里报到后,领到了补发工资,把户口和粮油关系落下就请假了,开始在江西、上海、北京三地间为解救父亲而马不停蹄地奔波。那几年,我大致是二分之一在江西上班,四分之一在上海,四分之一在北京。因为厂里领导和老工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都很反感,同情我的遭遇,所以给了我很大的方便。
  
  黄知真重新出来工作后,江西医学院、江西工学院、江西大学等一批大专院校恢复教学工作,中小学全面复课。像我一样,小平、李井泉、孔原、张启龙等被打倒的老同志子女也纷纷投奔“解放区”,有的在江西上学,有的调到江西做工。黄知真叔叔对他们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心和照顾。
  
  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邓小平,1969年10月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当时,小平住在望城岗的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住地与工作地相距约一公里。黄知真恢复工作后,对小平非常关心,经常去看望他。黄知真特别交代身边人员,对小平的劳动和生活要特别关心。
  
  王震、帅孟奇等老同志也下放在江西。黄知真顶住压力,尽其所能地关照他们。
  
  那时常有各地造反派组织到江西找黄知真搞外调,逼迫黄知真按他们的意图写所谓的调查材料。黄知真总是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地证明战友们的清白。例如,有一次,北京来人调查陆定一1933年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经过。黄知真冒着自己被加重罪行的危险,证明陆定一是从赣东北苏区到达中央苏区的。“文化大革命”后,陆定一对黄知真说:“多亏了你的证明,你可给我解了围。”
  
  1974年1月,由江青一伙策划、导演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铺开了。此举表面上是批林、批孔,实为批“周公”即周恩来,目的是除掉罩在打而不倒的老干部们头上的“保护伞”。在江西,江青等煽动起来的这场新的政治运动,不仅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而且也在“解放区”上空布下了一团乌云。
  
  1973年12月,靠造反起家、已爬至江西省委常委位置的涂烈给江青等人写信,信中罗列了江西省委的九个“问题”,诬告江西省委有人借着批判林彪及其党羽程世清的时机“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否定党的九大路线”。涂烈攻击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传播政治谣言”,诬告刘俊秀在省委的一次老干部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四句话’的指示,即‘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就位,小兵回营’。会后,不少地、县委都传达了,有的单位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调整领导班子,把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新干部‘打扫回营’”,还说有人“捏造毛主席 ‘四个想不到’的指示,向下传达。传播的大意是:想不到文化大革把老干部整得这样苦,想不到林彪会反对我,想不到××告老还乡、躺倒不干(攻击康生),想不到×××当了政治局委员水平这样低(攻击姚文元同志)”……江青一伙抓住这封信大做文章,矛头直指江西省委。
  
  1974年2月23日,江青一伙以下发中央文件的形式,向江西省委和省革委会转发了涂烈的这封来信,并指出“中央要求江西省委常委把涂烈同志这封信印发给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每人一份,并定期在二月中召开江西省扩大会议,凡属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不论是否党员,一律参加,认真讨论批林批孔和涂烈同志这封信中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问题。请江西省委把你们的意见及会议的情况和结果及时报告中央。”
  
  涂烈的诬告信以及中央文件的要求犹如在江西全境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各造反组织新一轮对江西省委黄知真、刘俊秀、白栋材等人的斗争浪潮。一时间,打倒省委领导的口号四起,标语贴满了整个南昌城。
  
  江西省委、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不得不按中央要求,召开所谓的“三全会”。在“四人帮”的支持下,不少造反派的头头参加了会议,会议从200多人增加到千余人,对黄知真等领导人进行了无休止的批斗。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黄知真始终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他给毛泽东直接写信汇报江西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做出了重要批示。中央出面,把江西省委领导人和那些造反派的头头召到北京听汇报。至此,维持数月的“三全会”才停止下来。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的株连政策和高压统治,令许多人不敢与我们这样的“黑帮、走资派”子女接近,但黄叔叔却毫不畏惧,以真挚的革命情谊和侠肝义胆,始终关怀、保护着我,令我永生难忘。从1972年到1978年,在南昌的六年中,我几乎成了黄家的一员。每到周末,我就到黄家改善生活,与黄知真一家聊天,谈论国内、国际形势。那些年中,在黄家度过的时光是我在十年动乱中最愉快的时光。我经常与黄叔叔一起探讨当时的形势,抨击“四人帮”的罪行,倾听他分析今后局势的发展,关心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同志。黄叔叔政治立场坚定,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经常与他在一起谈话,也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与政治素质,但是,黄叔叔也为此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从查获的材料中我才知道,“四人帮”及其上海一伙在得知我到了江西并得到黄知真的保护后,竟指使江西的造反派调查黄知真,要查我是怎么到江西来的,为什么受到黄知真的庇护,“黄知真和陈丕显究竟有什么黑关系”,并扬言说“江西省委有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开始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当时,江西省和南昌市准备成立清查“四人帮”罪行办公室,都要抽调我。我考虑到南昌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最前沿、最激烈的地方,想去南昌市的“清查办”,经黄知真叔叔协调,我终于如愿,并成为南昌市清查办材料组负责人之一。我很想弄清楚江西造反派为什么说“黄知真和陈丕显的关系不正常”,他们是怎样调查我如何来到江西的,以及江西造反派与上海的“四人帮”爪牙有关的人和事。我就请黄知真叔叔批示,写了介绍信到上海提审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结果被上海市“清查办”的负责人顾林昉婉拒。他说:“小津,你需要什么材料,我们给你提供。” 顾林昉后来担任了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我们若干年后在北京谈起了此事,都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我看到了关于插手江西问题的一份亲笔交代材料,从中不难看出“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们对黄知真叔叔及江西省委的不满,照录如下:
  
  “‘四人帮’插手江西,攻击江西省委由来已久。……陈丕显的儿子原在湖南工作,是黄知真同志把他调到江西去的。此事,马天水报告过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在上海是我们的死对头,而江西省委对他的儿子却这样照顾,我们很反感。因此,我们对江西省委就产生了不好的看法。……涂烈说黄知真同志修正主义修到了这种程度:上班警卫员给他打伞,秘书给他提皮包。这时我们又就陈丕显的儿子调动一事,攻击了黄知真同志。这时是否谈了杨尚奎同志的长征回忆录,记不清了,但谈的可能性大,因为回忆录中谈到了‘阿丕’(即陈丕显同志),我们很反感,陈丕显在上海正好是我们的死对头,此事我、姚文元当面就攻击过。”
  
  回忆在南昌的这段生活,我对黄知真这位革命前辈充满了感激与敬佩之情。从他那里,我看到了一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斗争意志和高尚的革命情操。这段经历是我人生中的宝贵精神财富,黄叔叔的教育与指点令我受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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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宁折不弯的“两个老共产党员”

  
  1967年初,叶飞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被专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他先是住在京西宾馆,后因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又搬到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招待所(现称金台饭店)。这年夏天,我又从上海跑到北京,便到中直招待所去看望叶飞伯伯。小毛接待了我,还到食堂帮我打饭。这次会面,我进一步了解到了叶飞伯伯一家在“文革”初期的遭遇。
  
  叶飞伯伯与我父亲是同龄人,既是福建同乡,又是长期在同一个革命根据地战斗与生活的亲密战友。在苏中革命根据地,叶飞伯伯与我父亲曾经互为上下级关系。陈毅任军区司令员兼区党委书记时,我父亲为区党委副书记,叶飞在苏中区党委辖区内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后来,粟裕、叶飞先后接替军区司令员兼区党委书记,我父亲仍为党委副书记。这种特殊的任职经历,使他们的战友和部下很多都是共同的。解放后,他们又分别在同属华东地区的上海市和福建省担任第一书记。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他们对形势的判断观点上是相同的,工作有些作法是相互启发的。这种特殊的交往经历,使两位父辈一直保持着亲兄弟般的友情,我们两家也相处得亲如一家。
  
  叶飞伯伯的经历极具传奇色彩。他的祖父是福建的一个贫苦农民,早年由于生活所迫,漂洋过海下南洋,在菲律宾与当地一位女子结婚成家。叶飞的父亲长大后,又与当地一位菲律宾裔女子结婚,生了叶飞。叶飞四五岁时,祖父把他送回福建老家抚养。刚回老家时,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叶飞伯伯历经磨难,在革命战火中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我军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调他到与台湾隔海对峙的福建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指挥了著名的“炮打金门”。与我父亲、宋任穷、谢富治等一批在部队做政委工作出身的省市第一书记相比,叶飞伯伯是全国唯一一位从军事干部直接转过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由于他战功卓著,威名远扬,菲律宾以总统令、国家议会决议等方式,把他视为菲律宾的民族英雄,还在菲律宾国家英雄公园里为他塑了雕像。没想到的是,这也成了叶飞伯伯在“文革”中被斗挨整的一条罪状——“里通外国”。
  
  在“文革”初担任了“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也是福建人。叶飞的挨整,与这位爱记仇的“老夫子”打击报复很有关系。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陈伯达的一个侄子在厦门被判死刑。在罪犯被处决第二天,厦门市委收到陈伯达寄来的一封信,希望对他侄儿从宽处理,免其一死。因罪犯已伏法,厦门市委就没有回复。陈伯达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文革”中多次重翻旧账,说他在福建的一个亲人被杀害了,并点了叶飞等人的名字。叶飞还有一件事也深深地得罪了这位“老夫子”。“大跃进”时期,陈伯达到福建蹲点,以“钦差大臣”自居,对福建省委指手画脚,乱提意见。叶飞看不惯他的某些做法,顶撞了他,两人发生争执。叶飞直率地说他是“书生之见”。陈伯达回北京后,向毛泽东告了叶飞一状,但毛泽东没有表态。“文革”开始后,陈伯达紧跟林彪、江青一伙,当上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叶飞深知陈伯达的为人,预言自己“在劫难逃”,结果很快应验了。
  
  与上海一样,在“造反有理”的鼓动下,北京红卫兵等外地红卫兵大串连的浪潮迅速席卷了福州市。到1966年8月,聚集福州的外地师生超过15000人。红卫兵所到之处,大破“四旧”,向一切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开火。
  
  叶飞伯伯的夫人,时任福建省教育厅负责人的王于畊阿姨首先受到了批判。王于畊阿姨是河北保定人,早年在保定女子师范求学时就投身革命,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队长、民运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地委妇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直属政治处宣传股长等职。解放后,她先后任福建省妇联宣传部长兼福州市妇联主任,福建省妇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兼党组书记。王于畊阿姨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在她的领导下,福建教育事业有了迅速发展,被誉为“高考红旗”。
  
  “文革”一开始,王于畊阿姨被诬为福建“教育黑线”的“黑典型”,勒令其停职检查。陈伯达火上浇油地对造反派说:“王于耕是北方人,为什么北方人跑到福建去工作?她是不是敌人派去的特务?要好好查一查。”刚强的王于畊阿姨听说此话后,马上针锋相对地说:“他陈伯达‘老夫子’是福建人,为什么跑到北方去工作?是不是特务也要查。”王于畊阿姨受到了各种非人道的批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一次,造反派抓住她的头发往后拽,按住她的胳膊要她跪下,可她就是不跪。造反派恼羞成怒,从后面猛踢王于畊阿姨的腿,她的腿从此落下了残疾。在被关押期间,造反派甚至还对她耍出假枪毙的把戏。造反派用枪顶住她的后脑,威逼她交待叶飞是“叛徒”。早已在战争年代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王于畊阿姨,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痛斥道:“你们……妄想用卑鄙可耻的罪恶手段来摧残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意志,这是决不会得逞的!”
  
  陈伯达与当时省委和福州军区的某些人相互勾结,到处煽风点火,使叶飞在福建的工作越来越被动,最后到了难以继续主持工作的地步。
  
  叶飞是“文革”较早被造反派游街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也是被斗得很凶、很惨的一位。在省直文化系统造反派的一次揪斗中,叶飞被按倒在地。一个造反派竟把一只脚踩在叶飞的肩膀上,大声喊到:“要把反动派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使他永不翻身。”一批造反派不听中央的指令,硬把叶飞的住处搞成了“反修展览馆”,使堂堂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无家可归,只能寄身于警卫员家里。
  
  上海“一月风暴”发生后,周总理知道了我父亲、叶飞等一批省市第一书记们的处境,致信请示毛泽东,建议把他们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派专机到福州接叶飞,并与他信得过的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钧通电话,要他负责将叶飞安全地送到北京。皮定均接到总理指示后,带了一个排的士兵,荷枪实弹,用军用大卡车把叶飞抢出来,送上了北京来的专机。
  
  叶飞到北京后,陈老总、谭震林、李先念等老领导都来看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扩大会、曾是叶飞部下的野战军军长朱启祥及空四军军长周建屏也来了。他们对叶飞说:“知道首长在福州挨整,现在我们随时准备带军队保卫老首长的安全。”
  
  叶飞父女刚到北京时,我在钟民伯伯家见过来为父亲借换洗衣服的小毛。后来,小毛又到了她很熟悉的钟期光上将家。当时钟期光正在被隔离,钟期光叔叔的夫人凌奔阿姨得知叶飞在京的窘迫境遇,什么也不问,立即把身上的200元钱都掏给小毛,让钱无分文的父女俩赶快购置一些生活品。
  
  1971年冬,小毛北大毕业,被分配到青海高原一个小城镇中学当老师。这个城镇不通铁路,只有长途汽车,总共五万人口有四万是劳改犯,其余大多是像小毛这样支边过去的人。当时,父母分别被关押在北京和福州,小毛很为家里的情况担忧,再加上对高原气候不适应,患上了甲亢,当地无法治疗,她就出来治病。她先到了福建求医,因父亲是被“四人帮”点名打倒的,福建不接待;后又到北京求医,北京也不接待。在危难之际,与小毛同时分到青海的廖承志之女廖茗伸出了援手,跟她爸爸讲了小毛的遭遇。同样身处困境的廖承志感到无能为力,给叶帅打了电话,叶帅给三〇一医院下了命令,让他们立刻安排小毛住院,并派最好的医生给治病。“九一三”事件后,叶帅主持军委工作,他的话三〇一医院不敢不听。结果,小毛的手术很成功。就这样,小毛一边在北京休养,一边为解救父母奔波。
  
  1972年春,小毛的大姐叶小楠从东北回到北京,获准探望被关押的父亲。从1968年至今,这对父女已有四年未见面了,她特意抱上四个月大的女儿丫丫。小楠在排队等候见面时,发现站在她前面的是清华的一个同学,是吕东的女儿,与她同来的还有两个姐妹。吕东出来见面时,与三个女儿抱着大哭一场,场面很感人。小楠当时就想,这么多年没有见到爸爸,很难想象自己与爸爸见面时会是什么样的情景。过了一会儿,两个人押着叶飞进了会见室。小楠向我们回忆了当时父女见面的场景:“爸爸看上去非常平静、平稳,感觉就像是出差几天没有见面似的。爸爸伸出手,我就跟爸爸握了握手。爸爸自己坐下后对我说:‘你坐吧。’看到我抱着孩子,爸爸说:‘你已经有孩子了!’爸爸是那样的平静、镇静。” 但是,小楠观察到爸爸全身浮肿,心跳也非常快,身体非常不好。这次见面后,她给妈妈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爸爸的情况。
  
  叶飞伯伯于1967年2月初离开福建时,王于畊阿姨正被关在省立医院里,一点不知情。1972年10月,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在福建饱受迫害和虐待的王于畊阿姨终于来到了北京。办完了种种手续,她终于盼来了探视老伴的日子。临见面前,专案人员假惺惺地提醒王于畊阿姨“不可激动”,王阿姨立即顶了一句:“你们搞明白,这是两个老共产党员会面!如果你忘了,我提醒你。”
  
  那天,在通县的一个营房里,王于畊阿姨在小楠等儿女的陪同下,见到被关了五年多的叶飞。小楠后来回忆说:“他们俩也是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觉得他们应该都非常激动,但是从脸上都看不出来。他们俩握手的时候,根本看不出跟平常有什么两样,其实只有像我这样了解爸爸妈妈的人才知道这次握手是多么非同寻常。他们坐得端端正正的,妈妈抓住爸爸的手,不是夫妻很久没有见面时的那种亲密的握手,而是帮爸爸号脉。过了好长一会儿,妈妈说:‘哎呀,你的心跳还是很快。’当时旁边还坐着看守的人,所以他们当时很多话都是讲给那个人听的。我们当时所有的担心和激动,都被爸爸妈妈的平静所感染。”
  
  王于畊阿姨忍着眼泪听老伴诉说了他这些年的遭遇。叶飞伯伯在被隔离期间,以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方式与“四人帮”斗争。他把《马恩全集》通读了一遍,《资本论》、《毛泽东选集》读了数遍,《列宁全集》正在看着。他不仅认真地读,还认真地做学习笔记。王于畊阿姨来到时,他的笔记已经写到了第30本。叶飞说:“看书不比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苦。那些‘秀才’不就是多读了几本书,就寻章摘句地整人么!”王于畊阿姨说:“读书不妨有点调剂,我带来了《史记》和《鲁讯全集》,还有《斯巴达可思》,都不妨一读。”
  
  王于畊阿姨为叶飞伯伯把脉时,数了一遍又一遍,脉搏每分钟竟有120多次。她又叫来儿女数,叫来专案人员数,也是这个数。王阿姨随即要求专案人员向上级报告,要求给叶飞治病,专案人员答应“研究研究”。王于畊阿姨对此不抱幻想,立即给周总理写信。两星期后,总理批示到了:“有病治病,立即住院。”这样,叶飞伯伯住进了阜外医院。
  
  住院一个月后,当叶飞伯伯病情刚趋稳定,专案组又将他收回原地关押。数日后,叶飞伯伯旧病复发,幸亏叶帅闻讯,批示“保外就医”,又住进了三〇四医院。
  
  1973年6月,叶飞伯伯和王于畊阿姨听从陈毅夫人张茜的建议,给毛泽东写信。叶飞伯伯在信中向毛泽东说:“七一”到了,自己想念党,渴望脱离现在的处境,继续为党工作。他的信6月16日送出,6月18日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此人应予解放,立即分配工作。”
  
  6月22日那一天,一位工作人员过来通知叶飞家人:可以去接叶飞回家了!在家的王于畊阿姨一时愣住了,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此前没有任何预告或预示。只是前一天,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打扫旁边的一个大房间,还新搬来一张床,铺上床单。她和女儿还嘀咕一阵,不知是给谁准备的。现在明白了,这就是给叶飞准备的。离散七年的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家人立即坐上中组部派的车,到三〇四医院去接父亲。叶飞临离开医院前,专案组的人问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吗?”爸爸说:“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女儿提行李时,见有一个手提包里面放着很多书和笔记本,其中有《资本论》,就惊奇的问:“爸爸,你把《资本论》都读完了?”叶飞说:“我何止读完了?我读了五遍!”一般人读《资本论》,能读完第一卷就算不易了,很少有人能读到第二卷、第三卷。女儿还发现,爸爸的衬衣和毛衣都破了,很多处他自己已补过了。她想象不出,爸爸在被关押的这五年里是怎么过来的。爸爸后来告诉她:“‘文革’中应该不卑不亢,不要因为一时得意而忘形,也不要因为一时失意而消沉。”叶飞伯伯的确就是这样一位沉稳坚强、荣辱不惊的人!
  
  叶小楠还清晰地记得叶飞到家时的情景,“到万寿路招待所上楼时,爸爸的脚步很轻松,非常沉稳。曾志在楼梯口迎接,妈妈站在曾志后面。曾志说,‘哎呀,回来了’。爸爸说:‘回来了’。爸爸表现得好像不是被关押了很多年,而是像平时出差后回家一样。我们在文革中,盼这一天盼了很久、很久,一直想象着相见的那一天会多么激动,会扑上去和爸爸拥抱,大哭一场,向爸爸诉说这几年的委屈。可没想到爸爸见面后显得很平静。和爸爸打完招呼后,曾志让开了。我就看到妈妈脸上的表情,妈妈那时真是百感交集。”
  
  王于畊阿姨对这一刻也留下了文字记录:“我听到孩子们在走廊里大声叫‘妈妈’,于是我在房门口接到了老伴。许多同志都来了,多少祝贺,多少笑颜,我们住的那间大的房间,欢声笑语不断,这真是我们家的节日。这一天是1973年6月22日,当天傍晚,我们这个从1966年夏季被砸碎的家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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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个避风挡雨的港湾

  
  在那个浊浪滔天的年代,在北京,有一对老干部夫妇的家像一个避风挡雨的港湾,无私无畏地庇护了很多像我这样颠沛流离、无依无靠的外地遭难老战友的“黑帮子女”。他们就是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
  
  钟期光叔叔与我父亲抗战时期曾共同在新四军的苏中根据地战斗过,是革命情谊相当深厚的老战友。钟伯伯是湖南平江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积极投身爱国宣传运动和农民运动,192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参加长征以后,他留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新四军组建后,任一师政治部主任,一师的驻地就在苏中根据地。当时,陈毅身兼苏中区党政军一把手,而我父亲任区党委副书记,是他的党政第一助手;钟期光是粟裕的助手,是苏中根据地军政第一助手。区内党政、军政之间有大量事务性的协调工作,我父亲与钟期光朝夕相处,往来亲密。
  
  凌奔阿姨和我母亲是同龄人,都是新四军女兵。凌奔阿姨原名黄明英,安徽芜湖人,18岁时背弃富裕家庭投奔新四军,当过民运队长、战地印刷厂厂长。在抗战中,她负过伤,曾从死人堆爬了出来,为新四军这支“铁军”立过赫赫战功。我母亲与凌奔阿姨彼此非常熟悉,两人情同姐妹。我1944年11月出生在江苏宝应县,而钟伯伯的大儿子钟德苏同年9月也出生在宝应县。紧密的工作往来,共同的战斗与生活境遇,使我们两家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一伙妄图打倒叶帅,便首先向叶帅在军事科学院的两位得力助手、开国上将宋时轮和钟期光下毒手。
  
  宋时轮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历任红军湘东南纵队政委,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独立三师师长,第三十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八路军第四队司令员,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过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招待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处长、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司令员、第九兵团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九兵团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上甘岭等著名战役。“文革”前,宋时轮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钟期光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由叶帅兼任。“文革”中,宋时轮和钟期光都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钟期光被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反对突出政治”,被打成“与反党集团关系密切”、是“彭(德怀)黄(黄克诚)漏网分子”,是“里通外国”的嫌疑犯……1966年6月,钟期光首批被勒令“靠边站”,并开始接受“群众专政”,受到“喷气式”、“挂黑牌”、“游院示众”、劳动改造等批斗折磨。
  
  l968年6月,钟期光叔叔被林彪、“四人帮”以“中央专案组”名义予以“隔离审查”。他从此“失踪”,与世隔绝,连犯人享有的亲属探视权也被剥夺。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浴血奋斗了大半生的六旬革命老人,却在自己的队伍里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身心遭受严重损伤。
  
  后来,钟期光叔叔由“隔离审查”改为“监护审查’,回到原来的住房,但仍然没有人身自由。他住的一栋小楼被从中间砌成两半,一边关押着钟期光,另一边给家人栖身,一墙之隔,判如阴阳两界,一家人彼此不能说话,不能传递任何物件,咫尺天涯,整整4年!
  
  每天,牵肠挂肚的凌奔阿姨总掀起窗帘一角,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伴,看着他佝偻着多年骨质增生的病痛身躯在艰难地拔草、扫地,不禁热泪盈眶,她多想搀他一把,分担他一点苦役,但不能。每当此时,钟期光叔叔也会转身眺望西半楼的窗户,立即被严密监视的哨兵喝令制止。漫漫长夜,凌奔阿姨贴墙倾听着老伴的碟碟踱步声,钟期光也关注着患有严重肺气肿的老伴撕心裂肺的咳嗽。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妇就这样相闻难相见,彼此牵挂、揣测、无言地诉说。终于,凌奔被这无情的摧残击倒了。孩子们急忙将母亲送往医院,稍有好转,她又回到家中。熬到1972年,钟期光叔叔由于长期不给看病,突发脑血栓,送到三〇一医院,躺在急诊室居然5个小时不给救治。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住进病房,但因耽误了救治,造成半身不遂,从此生活不能自理。
  
  后来,钟伯伯“假释”回家了,但门口每时每刻站着监护哨。一身是病的凌奔阿姨,承担起了照料老伴的重任。两位饱经风霜、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人,共同与丑恶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
  
  钟伯伯虽然瘫痪在床,“检讨”也是写了又写,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未丧失做人的基本原则。林彪、“四人帮”多次强逼他揭发老领导陈毅、谭震林等的“罪行”,他响亮地表示:“他们不是‘陈贼’、‘谭贼’,而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林彪、“四人帮”制造了所谓“汤团投敌事件”,把斗争矛头指向粟裕、我父亲、姬鹏飞等人,并使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特别党员汤景延领导的江苏“通海自卫团” 一大批成员遭受政治迫害。尊重史实的钟伯伯,不惧重压,在自己写的回忆史料中明确指出:“所谓‘汤团投敌问题’,是我新四军苏中军区在‘反清乡’斗争中打进敌军内部对敌伪工作的一部分,是成功的一例。”
  
  凌奔阿姨生来性格豪爽,爱憎分明。当宋时轮、钟期光在军事科学院被挂牌游斗时,她领着身处逆境、受尽歧视的四儿四女整衣列队,肃立路旁,立正行注目礼,其悲壮场面感人至深。当宋、钟二人被罚做苦役时,她叫孩子们轮流帮助两位老人劳动,送水送饭。1967年2月,叶飞、江华、谭启龙等省市第一书记们被周总理从造反派手中紧急抢救出来,接到北京后,他们身无分文,连换洗的衣服都没顾上带,这时,她们的老战友凌奔阿姨出现了,她给每人送去200元,要知道那时她们家并不富裕,这是她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这样大面积的接济救难,凌奔阿姨近乎倾家荡产了。
  
  最令人感动的,身处因境中的凌奔阿姨,不仅尽全力照顾那些“被烧得半死”、背井离乡的老战友们,还千方百计地收留这些“黑帮、走资派”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子女们。她先后收留、庇护了19个在京读书的老战友孩子,其中多是正在饱受迫害的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的子女们!这些受到凌奔阿姨庇护的孩子中,除了有我们家的东棋和小龙,还有叶飞家的两个女儿小楠和小毛,有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长子谭大骏,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儿子虞大江、江小华等。凌奔对我父亲、叶飞、谭启龙很熟悉,跟江华不太熟悉,但当同在清华上学的虞大江跟着小楠和谭大俊一起到她家时,她照样热情接待。有的孩子知道凌奔阿姨家里已有很多孩子了,便不想再去添麻烦。凌奔阿姨知道后,就根据孩子们提供的线索,一处一处地寻找,终于把他领回了家。她说:“你们不要怕,即使没收了钟伯伯的房子,也还会有我住的地方,大不了我们打地铺!”
  
  住在凌奔家的这些孩子们,普遍对父母们九死一生的革命经历了解不多,对父母们为何被打倒也很不理解。所以,当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压过来,一盆又一盆脏水泼过来时,他们充满着困惑和忧虑,甚至有时对难中的父母产生了信任危机。凌奔阿姨发现这种情况,就一个一个地与孩子们谈心,把她对他们父母的了解及评价托盘而出,提醒他们要认清林彪、“四人帮”一伙人的丑恶嘴脸。在凌奔阿姨的教育和引导下,这些被社会上称之为“狗崽子”、“修正主义苗子”或“可教育好的子女”们,能够坦然面对生活强加给他们的种种重压和不公。在这样的一场动乱中,先后受到凌奔阿姨庇护的19个孩子中,不仅没有一个受冻挨饿得重病,也没有一个走上邪路的。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钟期光叔叔及我们的父母们都已被隔离审查,我们这些投奔凌奔阿姨家的孩子们也都是造反派们追逐、迫害的对象。这么多“黑帮、走资派”的子女躲在这里,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自然会严密监视。他们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勾结、串通在一起,来势汹汹地上门讨伐,责难凌奔阿姨“窝藏黑五类”。犯着严重肺肿病的凌奔阿姨一边咳着、喘着,一边理直气壮地驳斥道:“从枪林弹雨走过来的人,跟共产党铁了心的幸存者,何黑之有!他们的子女更是无罪!”“我不收留,难道你们安排招待所管吃住吗?”“要赶,你们赶!可是你们要负责任!要我赶,办不到!他们是我的客人,打死我,我也不会赶他们!” 凌奔阿姨声色俱厉,弄得造反派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走了。从此,“凌奔历害”的美誉在中央军委三总部及北京各军兵种总部中传扬开来。
  
  凌奔阿姨很有见解,很有思想。某一位华东省市的第一书记被关起来之后,被迫写了检讨,但他为了“过关”,检讨写得过了头,太“上纲上线”了。凌奔听说后,很生气。当时这位第一书记的儿子也住在她家里,她就把他找来,开诚布公地对他说:“你父亲这个检讨过头了。要过关、要取得谅解,这样写检讨是不行的。” 这位第一书记的儿子见到父亲后,就批评了父亲一顿。
  
  危难现本色,患难见真情。钟期光受难时,叶剑英曾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凌奔阿姨,“凌奔同志为革命受气,真金不怕火炼!”父辈们对凌奔阿姨更是充满着无限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叶飞伯伯曾经手书七个字送给凌奔阿姨:“凌奔兄,谢谢,谢谢!”“奔兄”,这是何等的尊敬称谓!而与钟期光叔叔一起受难的宋时伦上将,则称呼凌奔为“女中豪杰”。我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之后,也经常到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家看望他们,表示感谢。凌奔阿姨曾想写一本自己坎坷人生的回忆录,但因病痛缠身,始终未能如愿,于l986年9月病逝,终年66岁。凌奔阿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1971年林彪事件后,诬陷钟期光叔叔“三反分子”的伪证不攻自破。但因钟案与彭德怀专案一直挂钩,“四人帮”对他的迫害仍在继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2月5日,军事科学院党委才作出《关于为钟期光同志平反的决定》,为他平反恢复了名誉。此后,钟期光叔叔虽在组织的关怀下,被安排了军事科学院的名誉职务,但由于健康原因,实际上离开了工作岗位,长期在医院安度晚年。
  
  1991年6月5日下午,我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江泽民主席汇报工作时,谈到了新四军的老领导钟期光上将前几天去世了,想知道江主席能否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江主席说:“钟期光是赫赫有名的上将,我知道他,但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我要去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请他们寄一份讣告过来。”于是,我马上给军事科学院及钟期光的孩子打电话告诉这个消息。6月7号,江主席的秘书来电话,讣告已收到。6月12日,江主席参加了钟期光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钟期光叔叔逝世一年后,江泽民主席又题词:“学习钟期光同志,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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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走资派”子女们的友谊

  
  1967年“一月风暴”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母亲相继被隔离审查,家也由康平路165号搬到了武康路117号,只有一间房,与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三家合住一幢小楼。周围许多比我年龄小一些“走资派”子女也因父母被隔离,一时都成了无人关心的孩子,再加上家里多次被抄,房屋被占,失去了父母的经济来源,靠仅有一点点生活费苟且活命,我们一下子跌入了社会的最低层,逼迫我们用非常手段和命运抗争。
  
  有的往事今天想起来仍令人忍俊不禁。先说一例。我们一个月仅有15块钱生活费,对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点钱根本不够,每天处于寻食状态。我身边的几个“走资派”子女也一样,实在饿得不行,我就带他们跑到小餐馆,打打“牙祭”。
  
  当时上海的小餐馆,一般有七八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有个盘子,里面放着一些点菜用的木夹子,每个夹子上有该桌的编号,譬如说5号桌,夹子上写着“5”号。服务员把客人点的菜名写在单子上,拿个夹子夹好,送到厨房。大师傅把菜做得了,把这个菜的夹子夹在盘沿,放在送菜窗口。那时的服务员不是每人包管几桌,谁看见菜做好了,谁送,都是凭着夹子上某桌的编号上菜的。我们就钻着空子,先点上三两个廉价的菜,然后趁没人注意,把我们桌上的夹子放在远处的桌子上,再假装说话等朋友来,让饭馆先不用急着上菜。等到远处桌子上来了人、点了菜,服务员取走了本应是我们桌上的点菜夹子,上菜时自然就送到我们桌上。这是我们就不能“假斯文”了,眼疾手快,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当其他桌上的人等急了,大声喊“怎么还不上菜哪”时,我们决不能再“恋战”,赶紧溜之大吉。当然,每个餐馆只能光临一回,受了窝囊气的服务员肯定能回忆起我们的模样,再去就是自投罗网。那个饥饿的年代,囊中羞涩啊,没有本钱去“解放天下三分之二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只能先解救自己了!
  
  还有一例。那时我们所在的居民区有个菜市场,一般都是在夜里上货,天亮开张。有了“战斗经验”的我们不满足于到小餐馆,准备“劫军火库”了。也许是父辈的遗传基因,我们对每次“战斗”都是仔细侦察,周密部署,先摸透了菜市场进货的规律,就在一天深夜开始行动。我指挥着抢运组早早准备了一辆平板车,隐蔽在弄堂口。等送货车卸下东西时,我派人盯着,一等传来货车走远了的信号,抢运组几个立即摸过去,抬起半扇猪扔到平板车上,骑上车就逃之夭夭。回到武康路117号我们的住处,我们关紧门窗,费九牛二虎之力,“噼里啪啦”把这半扇猪剁成若干小块,红烧白煮,细水长流,还接济“阶级弟兄”……
  
  1972年春以后,我到北京为解救父亲奔波,经常去西郊看望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有时就住在二老家里。记得钟伯伯家住在军事科学院的24号楼,后山坡的最高处,楼前树木很多,非常僻静。这座小楼原为两家背对背的两层将军楼,因为钟家人多,就把两家中间的隔墙打通。因为这里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不远,又比较清静,“文革”初期就成了我弟弟等在这两所高校上学的华东第一书记们孩子避难所。
  
  1966年6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大中专院校率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学生们很快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停课闹起了革命。在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中,这些从小就受家庭熏陶,养成关心国家大事习惯的干部子女们一开始都很迷茫,既为父母们担忧,也为国家的命运担忧。有一次,我弟弟东棋,叶飞家的小楠、小毛,还有谭启龙家的小马(谭大俊)齐聚凌奔阿姨家,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学校里的情况。小毛满是疑惑地对凌奔阿姨说:“现在运动刚开始,我们就都成了‘保皇派’,离‘右派’只差一步,这政治斗争太可怕了。”果然,随着父母们一个个被揪斗,被打成“走资派”,我们这些子女们都成了“黑五类”,每天不得不东躲西藏。
  
  东棋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的‘一月风暴’后,父亲首当其冲被打倒了。当时我年纪小,感到很苦闷,以前常去的章蕴妈妈家和杨成武家都不去了。这时候,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叫叶小楠找到我,要我到他们那里去。那时是我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家人本来就多,周末我们几个一去吃饭,那么多人,真是太不容易了。凌奔阿姨肺不好,烟抽得厉害。钟期光叔叔被隔离在他家隔壁的房子里,听得到声音看不到人。老太太对我一直非常好,常安慰我、关心我,一直到我1970年大学分配。”
  
  小宝(老四钟德东)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家里人来的多,房子紧张了,我们就把两张单人床并起来,四个人横着睡。外面闹得很凶的那段时间,大家每天白天出去收集情报,晚上回来,吃过晚饭就围坐在凌奔床边,有的讲述一天的见闻,有的读小报,有的讲听到的其他叔叔阿姨家的情况。娓娓(钟期光的女儿)则留在楼下“听门”,提防外人突然到访。有的小报大家反复看了五六遍,一遍又一遍地揣摩:总理这句话是发出解放老干部的信号吗?“中央文革”这样讲是要干什么?……凌妈妈因身体不好,就躺在床上听他们七嘴八舌,不时地帮他们分析“文革”的动态形势。她对孩子们说的最多的话,是鼓励大家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鼓励大家挺直腰板做人,不要向困难低头。这也是支撑孩子们渡过“文革”难关的唯一信念。
  
  凌奔阿姨家孩子很多,她们都很有父母之风,与其他孩子们亲同兄弟姐妹,有饭同吃,有难同当。凌奔的小女儿娓娓才十二三岁,每天殷勤地给大家洗衣做饭。小楠和小毛都非常喜爱这个十分懂事的小妹妹,常常带她到颐和园去玩。那时,如果坐公共汽车从清华或北大到军事科学院,每人需要1毛钱,小楠和小毛都舍不得花这个钱,每次都是骑自行车或走路去的。可她们与娓娓一道逛公园时,却舍得花两三毛钱给娓娓买山楂糕吃。这可能算得上是在那个艰苦年代里对这位小妹妹的“犒劳”吧。
  
  凌奔阿姨把老战友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与成长。她50年代曾做过南京军事学院子弟学校的校长,十分喜欢与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也很会教育、开导我们。在生活上,凌奔阿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可一旦发现我人身上有不好的习惯和毛病,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我们都很敬重他,爱戴她,谁有心里话都愿意跟她讲。例如,常在她家里住的这些孩子们都是二十岁左右,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凌奔阿姨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谈恋爱?”有男孩子调皮地说:“可能有吧。”凌奔阿姨说:“你们不要乱谈恋爱。”他们又问:“什么是恋爱?我们怎么样才算是恋爱了。”凌奔阿姨说:“如果你跟对方在一起,有要亲吻的感觉,那就是恋爱了。”
  
  大宝(老三钟德鲁)和小宝高中毕业后都困在家里。1968年,哥俩想去参军,因是“黑五类”,连名都不许报,只剩下响应号召“上山下乡”这一条路了。军科院造反派三天两头地到家里查问,看钟家“上山下乡”的走了没有。大宝和小宝一番商量,认为如果跟着学校集体插队,还会受歧视,肯定要挨整,不如钻个“投亲靠友”的政策空子,到安徽芜湖的母亲老家插队。其实母亲在芜湖老家早没有什么亲人了。他们最后作为知识青年,来到安徽长丰县水家湖蒋郢大队蒋郢小队插队。长丰县是个贫困县,没有电,那里的生活十分艰苦。群众每年交不上公粮,吃不饱肚子,青黄不接时纷纷到亲戚家借粮度日。知青的生活虽然好一点,但基本上是天天喝稀饭,到星期天才能吃上一顿干饭。没有菜,知青们就学着当地老百姓的法子,用黄豆做酱下饭。为了省着点煤油灯,他们天一黑就睡觉,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劳动。
  
  1969年初秋的一天,大宝和小宝突然接到来信说,东棋和小毛要来看望他们。大宝是这样回忆的:“我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他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蚌埠,再转车到水家湖下车,我们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去接了他们。县城与住地不通车,我们步行,一路走一路聊,聊家里,聊外边的情况,无所不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稻田的田埂。我们住的是茅草房,原是生产队的牛棚,墙是用土坯搭起来的,房梁上边一层层盖上稻草。中午,小宝忙着往炉灶里添柴草,拉风箱,我掌勺炒菜。我们吃的是大米干饭,三个菜中,最好吃的是炒鸡蛋。这鸡蛋还是我们特地跑到集市买回来的。可能是走累了,大家吃得非常香。东棋带了相机,大家饭后就在我们住的茅草房前合了影。这是我们插队生活中唯一的珍贵留影。东棋和小毛姐姐也是我们插队两年中唯一来看过我们的亲人。这兄弟、姐弟般的情谊,是我们终身难以忘怀的。”
  
  1969年,在清华上学的叶小楠和安子文的女儿安黎毕业了,她们都被分配到东北。这时,正赶上小楠的25岁生日到了,安黎提议为小楠庆贺一下。小楠说:“你我都没钱,怎么庆贺呀?”当时,两家的父母都被监禁起来,两人除了吃饭钱,称得上“一无所有”。安黎就想了个办法,她找出母亲的一套西装,把上衣拿去卖了,用卖的10多块钱请小楠吃了一顿饭,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母亲的西裤舍不得卖,安黎就把它送给小楠作纪念。
  
  昔日热热闹闹地聚在凌奔阿姨家的这些“走资派”子女们,转眼间都各奔东西,有的下乡插队,有的毕业分配到外地。到了1969年9月,最小的娓娓虽然只有15岁,因学校组织上山下乡,她被安排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出发那天,学校要求把行李送到离家有五站路程的101中学,以便集中统一发运。据娓娓回忆,当时家里只有姐姐,两个哥哥都到安徽插队去了。当她正犯难时,尚未从清华毕业的东棋来了。他说:“娓娓你别急,有我呢。”东棋帮她收拾好了两大箱子行李,又跑到军科院食堂借了一辆平板车。娓娓问他:“你会不会骑?如不会,我们一起推。”东棋说会,可刚骑上去时,车子一扭一扭的。娓娓坐在车上扶着行李,车子骑出一段才不扭了。娓娓说:“就这样,他送我走上建设兵团的第一步。在黑龙江嫩江讷河建设兵团的前几年,我们还保持着通信。后来东棋哥哥分配到贵州,爱人有了小孩。由于他那里偏远,物资奇缺,我给他寄钙片。至今3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通信地址: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高增卫生所。”
  
  东棋1970年从清华大学分配时,因为学校的宿舍都清了,他是从凌奔阿姨家离开北京的。他被分配到贵州后,由于工资少,一直没钱回北京看望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直到“文革”后二老相继过世。他只能从与大宝、小宝等兄弟们的密切交往中缅怀钟伯伯和凌奔阿姨的音容笑貌了。
  
  娓娓还记得一件关于一碗排骨汤的温馨往事。她说:“1972年我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北京探亲,当时坐火车从北安到哈尔滨要走一天,再从哈尔滨换车去北京。我就到小楠姐姐和小华哥哥在哈尔滨的家看他们。那时他们生活很艰苦,家里的地是泥土地,女儿丫丫还在地上把尿。中午吃饭,小华哥哥给我和小楠姐姐一人盛了一碗排骨汤,他自己没喝。当时我还小,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小楠姐姐要给丫丫喂奶,小华哥哥专门做的排骨汤。饭后,小华哥哥又把我送到火车站。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生活都好了,可我没有忘记那碗汤。”
  
  钟期光叔叔在三〇一医院住院期间,我去看望凌奔阿姨,并住在他们家里。家中的孩子们,此时除了生病在家的老五钟德沪和他的妹妹钟小妹,其他都在外地插队。凌奔阿姨每天要早出晚归地到医院送饭,照顾钟伯伯。我来了后,就天天陪着凌奔阿姨上医院,成为她的“男孩保镖”。从青龙桥的军事科学院到五棵松的三〇一医院,路上要两个多小时,换乘四次公共汽车。凌奔阿姨身患严重的肺气肿哮喘病,连走路都气喘嘘嘘,别说挤公共汽车了。我每次护送凌奔阿姨去医院,挤公共汽车就像打仗一样。车一进站,我在前面挤,凌奔阿姨紧抓着我的后衣襟跟在后面。我大喊:“请照顾照顾,这里有病人。”我跃上车门口,如果前面挤不动,凌奔阿姨上不来,我还有个“绝招”,就是在人群中“哎哟哎哟”地直叫唤,前面的人以为我得了急症,赶紧躲闪避让,腾出立足之地,我把凌奔阿姨拽上车。娓娓每天在家做好饭等我们回家。
  
  发生在 “走资派”子女之间的类似令人备感温暧的往事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可能一般人听起来感到很平常,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那个“寒冬”的这一特殊群体来说,每次回忆和讲述这些,都会有所感动,心里涌动着暧流。
  
  岁月悠悠,往事灼灼。当年我们这些作为特殊人群存在的“走资派”子女们,现在都已过了知天命的人生里程。对于我们来说,三四十年前的那段艰苦的“黑色时光”,似乎算不上是一场灾难。它磨砺了我们的意志,锻造了我们的情谊,早已成为我们一生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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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耀邦伯伯对我耳提面命

  
  自1972年春我去北京首次拜访了耀邦伯伯后,以后每次跑到北京,耀邦家一定是我必去的地方。据粗略统计,从1972年春我第一次登门拜访算起,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后我父亲调北京工作的十年间,我见耀邦伯伯不下五十回,他对我的耳提面命也不下五十回!
  
  耀邦伯伯与我父亲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队伍中的年轻者,都是中国革命青年大军中的领跑者。在我父亲身陷囹圄的岁月里,我有幸受到了耀邦伯伯慈父般的关爱和教诲。多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能有与一位伟人曾经如此贴近的十年光阴而感到无比自豪,并因拥有如此弥足珍贵的一笔精神财富而受用终身!
  
  耀邦伯伯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虽始终身处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却从未迷失过方向,从没有孤立、静止、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他坚持实事求是,不跟风,不盲从,只听信于实践与真理。十年“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的政治淫威没有使他退缩,错综复杂的种种乱相也没有使他迷茫。综观他的一生,越是惊涛骇浪,他追随真理和理想的脚步亦越坚定。
  
  耀邦对我说,党内曾有过三次大的审查干部的政治运动,分别是“AB团”肃反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他都经历了。这三次党内运动,每一次都出现了问题,都犯下了错误。他说,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党内路线斗争非常复杂,如何应付,只能独立思考,不能随风倒,在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表态,要多思考。他后来还多次特别强调:“对待干部问题要特别谨慎啊!在中央苏区反‘AB团’的时候,我的感受深刻极了。以后在延安我当了七年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正副部长,碰到错整人的事多了。”
  
  “AB团”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本是1926年国民党右派一些极端反动分子在江西省党部纠合成立的秘密组织。在大革命时期,该反动组织已经被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摧毁。但是,到了1932年,在中央苏区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排除异己,却借题发挥,在许多地方猛烈开展了“反对取消派”、“肃清AB团”的肃反运动。这场运动极其残酷,一些人借机大搞“逼、供、信”,到处捕风捉影,网罗、审讯所谓“AB团”分子。一大批被定性或怀疑为“AB团”分子的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年仅17岁的“红小鬼”胡耀邦,因他的一位老师是“AB团”并被处决,也被怀疑为“AB团”分子,受到无情的株连和审查。他回忆说:“一九三〇年,我十五岁,从家乡赴苏区参加革命,不久就赶上打‘AB团’,前一天还是很好的同志,第二天怀疑成‘AB团’分子,就被砍了脑壳。不少好同志受冤而死。这种肃反扩大化,起了国民党不能起的作用。当时,我在湘赣省委任儿童局书记,也被怀疑成反革命的‘AB团’,准备把当我内奸除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少共中央局的特派员冯文彬来这里视察工作,说:‘把胡耀邦交给我吧,我带回去审查。’文彬同志了解我的历史清白,取消了冤案,救了我一命。这件事,对我的一生教育很深。”通过“AB团”蒙冤这段往事,耀邦伯伯对顾作霖、冯文彬、张爱萍等保护过他的老领导、老战友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我们党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会犯错误。尤其在对人的处理上,一定要慎重,必须爱护干部。同时,党的领导干部也要经得住被误解、受委屈的考验,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革命的理想信念。
  
  耀邦伯伯还与我谈起了发生在1941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本是在全党开展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清算、批判王明错误路线,学会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但是,这场整风运动在经过学习文件、检查思想阶段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的阶段后,又出现了偏差。特别是1943年7月,身居中央组织部长的党内大阴谋家康生好大喜功,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后,“逼、供、信”又泛滥成风,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当时,耀邦是中央军委军直系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军委一局的审干、反奸工作。他对延安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特务”、“内奸”感到不可思议。被列为“抢救对象”中有他的夫人李昭,还有许多他非常熟识的知识青年。耀邦联系到自己被打成“AB团”的经历,开始怀疑这是大搞“逼、供、信”的结果。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他先后找了四个他确信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青年,让人故意“抢救”他们,审问中用了当时流行的“逼、供、信”手段,结果有人在惊恐下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得到验证,耀邦马上在审查干部中规定了政策界限:严禁打人骂人;非经批准不准捆人;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严防自杀。结果,由耀邦负责的总政治部机关没有挖出一个“特务”,引起康生极为不满。耀邦顶住压力,仍然提出:应控制检举次数,以书面检举代替口头检举;自首也应实事求是;有冤就说出来,不要害怕;负责审干的领导干部,应为受冤人申冤辩解。后来,耀邦抓住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大胆讲了对“抢救运动”的看法以及这些意见。已经对不良苗头有所觉察的毛泽东,便公开表明反对“逼、供、信”的态度,提出坚持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审查干部原则,并叫停了已持续十多天的“抢救运动”。
  
  耀邦伯伯后来回忆起历史时说:“1942年延安整风审干,康生是‘老左’,大搞抢救失足者,夸大敌情,捕风捉影,把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打成叛徒、特务、自首分子;也有一些被审查的人,好面子,不实事求是,为了表示对组织忠诚,填表时在‘社会关系’栏里把根本和自己无任何联系的亲友,也写成这样、那样的问题。其时延安与国统区隔绝,无法去调查核对,冤枉了一大批好同志。实际上,哪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呀!后来,毛主席派人下去深入调查,总结了经验教训,写了审干的‘九条方针’,纠正了康生的极左错误。耀邦伯伯对毛主席讲,他通过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来试探明确没有问题的干部。结果,有些干部经不起“逼供信”,也胡乱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历史的经验说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谁违背了它,就使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失!”
  
  说到正在全国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耀邦伯伯更加充满了深深的忧虑。毛泽东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动者。置身于动荡、险恶的政治斗争旋涡,耀邦以非常复杂而冷静的心态,观察着、揣测着这位运筹于帷幄之中的伟大导师的所思所想。
  
  耀邦有一次对我讲了毛泽东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内容,并道出了他的真实感受。毛泽东在大会的开幕式上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他还问大家:“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台下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于是,毛泽东接着说道:“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耀邦告诉我,他听了毛泽东讲这番话,心里非常难受,一夜没有睡着觉。他觉得毛泽东讲这个话意味深长,曾多次想当面请教毛泽东这句话的意义。毛泽东还在会上说,这一次中央委员只有五十六个,许多人没来,我希望下一次来的很多。可是,到九大的时候,来的人只有五十四个,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耀邦说,对毛主席的一生,特别是6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我们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
  
  耀邦说:“小津,你看,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领导全党、团结广大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以及像《论持久战》等很多著名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都高屋建瓴,统揽全局,一气呵成,充满自信,尤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表明他从来没有对自己作出的决策怀疑、动摇过。可是文化大革命后,毛主席经常说,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很少。另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耀邦伯伯说,这说明毛主席自己对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在思考、在担心。”
  
  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多次对耀邦伯伯和我父亲这一批“红小鬼”耳提面命,百般关爱。可以说,我父亲这些“红小鬼”在成长中直接受到了毛泽东的培养和指教,这是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更加深了他们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与敬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数十年里,他们坚定地沿着毛泽东确定的航向前进,做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的好学生。但是,1957年以来,伴随着毛泽东相继发动的反“右”、“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进而继续深入反“右”,以及眼下的文化大革命,党内不断出现了各种明显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开始对毛泽东的某些言论和作法产生了怀疑。
  
  耀邦有一次对我讲过,他亲耳听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耀邦说:“我听主席讲了这番话,再联系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现象,感到心里非常沉重、非常难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深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我参加革命后,毛主席上百次点名提拔我和保护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们来说自己敬爱的领袖的错误,心中是不好受的。”他认为,毛泽东的“不放权”、“从来不做自我批评”,违背了由他本人亲自倡导的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一贯作风。
  
  耀邦进而谈到了他对“文革”暴发根源的反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潮,参加的人这么多,这里面应该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的。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跟这个有关系。”“另外还有关的,就是骄傲了,自以为了不得了。骄傲是要害死人的。”
  
  耀邦是一位真正的“大家”。他博览群书,精通文史,马列经典原著能够烂熟于心,却从未放松过自己的理论学习与思想改造。在黄湖农场的“五七”干校劳改期间,耀邦白天承担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而他仍在挑灯夜读“三部四卷”(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连读边记。他曾说过:我们为什么受假马列主义的骗?就是因为原著读得太少,所以要尽量读原著。等离开干校时,他的读书笔记已有一大捆了。有人来送他,他笑着说:“这些笔记本不能让你拿,这是我的全部财富,弄丢了你赔不起啊!”
  
  耀邦伯伯跟我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不全是坏事。我们这些人,平时忙忙碌碌,读书时间少,进了牛棚,靠边站了,正好是读书的大好时机。我在干校这几年,就是抓住机会读书。”他还把总结出的亲身体会传授给我:“靠边站,别闲着,多读书,想问题。”他还曾说过:“我从二十四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
  
  记得耀邦伯伯有一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对大家都是一场考验和锻炼。”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正在“牛棚”中苦煎苦熬的耀邦,因为要凑够参会中央委员数量的原因,被临时找来开会。他告诉我,这次会议对他的触动是很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主要为即将召开的九大做准备,其中重要内容是要解决刘少奇问题。当时“刘少奇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操控下,编造了一份《罪行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提交给与会人员讨论。王洪文之流还攻击和诬陷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一贯右倾”,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参加者陈老总、叶帅等大加挞伐。后来,会议对外宣称,在表决通过关于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决议时,全体“一致通过”。其实耀邦清楚,当时并非全体“一致通过”。当耀邦跟着其他人举手时,他发现坐在他前排的陈少敏大姐,两手捂着肚子装作肚子痛,就是不举手。提起这件事,耀邦不无自责地我说:“我当时没有陈少敏大姐这样的勇气,违心地举了手,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在这一点上,陈少敏大姐非常了不起,值得我好好学习。”
  
  还有一件事,耀邦说对他的触动也非常大。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将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通过两个决议,之后召集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一些老同志开通气会。耀邦伯伯当时不知道开什么会,又来得晚,后面的座位全坐满了,就在前面的廖承志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正好工作人员刚宣读完政治局决议,大家都鼓掌表示拥护,耀邦就跟着鼓了几下掌。这时候,廖承志拉了一下耀邦的衣服,耀邦不解,他就说:你鼓什么掌?耀邦一想,对啊,我鼓什么掌?便不再鼓掌了。
  
  耀邦谦虚地说,这样的事说明,自己对党内的一些重大问题还不是很敏锐。
  
  耀邦曾讲过:“经过林彪事件,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党内的路线斗争很复杂,要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没有认识清楚之前,可以思考,暂不表态。千万不要头脑发热、随风倒,更不能盲目地吹喇叭、抬轿子。”他强调,遇事要多想想,多看看,多听听,多读书,多识别。
  
  耀邦和我父亲在江西瑞金共青团中央工作时,作为共青团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的耀邦,在儿童团的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发表了一首诗歌:“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弟妹,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姐哥,我们都是皮安尼儿(英文Pioneer,意为先锋队员),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先努力把这些怪物打掉,再携手儿向鲜红的苏维埃乐园走去!……”耀邦伯伯常向我忆起他们那段充满激情的革命岁月,用这些鲜活的歌词鼓励我增强与艰难生活做斗争的信心。
  
  耀邦伯伯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师。与耀邦伯伯谈话,我感到耳聪目明,受益终生。在他面前,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谈问题善于旁征博引、联系实际,看问题总是客观公正、入木三分。他的话永远是那么充满智慧,激情澎湃,令人百闻不厌。
  
  耀邦的睿智,还体现在他对当时某些重要人物的观察与评价上。
  
  例如,在谈到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林彪时,耀邦说,他以前对林彪一直是很敬重的,林彪对耀邦也很信任。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还想让耀邦到东北第四野战军去工作。但是,从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到1969年的九大期间,耀邦对林彪的一些讲话和作法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开始对他的野心有所察觉。他说:“当然,那时不可能想到他会叛党叛国,但是已经察觉到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来,像黄永胜、吴法宪这些人我早了解嘛……他都拉上来,同时对别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别的方式提了一点意见,说洪湖苏区没有中央委员。二是说林彪的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荒唐的。我开完九大回到黄湖干校以后,就再不提‘林副主席’了。”
  
  历史证明,耀邦对林彪的感觉与伟人毛泽东是类似的。其实,对于林彪的政治野心,毛泽东也心知肚明。他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是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的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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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你敢不敢扛个大信封到中南海门口?”

  
  我每次见到耀邦伯伯,他都特别关心我父亲的情况。有一次,耀邦伯伯问我:“他们究竟是抓住你父亲什么问题?”
  
  我说:“据说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说我父亲在毛主席、林彪、江青的住处安装了窃听器,为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党夺权搞阴谋活动。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梁国斌、黄赤波、王坚,上海市警卫处的王吉普、马学政、刘玉堤等都因此被关押起来,上海抓了数百人。这个案子被列为是上海市的‘二号专案’。”
  
  耀邦说:“北京也有这种说法,主要是指杨尚昆和叶子龙。这个事,现在谁都搞不清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早晚会搞清楚,我也相信不会有这种事。那上海的‘一号专案’是什么呢?”
  
  “我父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上海市的‘一号专案’。”我介绍说,1954年,上海有人写了一封关于江青的匿名信,形成了一起“政治案件”。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让上海市查办这个案子。我父亲当时主管市委常务工作,并分管政法和组织工作,自然而然就成了这个案子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案子具体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负责。后来为了加强力量,专门从公安部政保局调来一位叫王鉴的副局长,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一起参与破案。根据这封匿名信的分析,写信的人肯定了解、熟悉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个人生活。为了查明这起案件,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黄赤波、王吉普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指示,派人查阅过一些30年代出版的报刊,其中有些内容涉及了江青30年代的一些历史问题。公安部门还在30年代与江青很熟悉、来往密切的人中开展调查和分析。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查,写匿名信的人找到了,案件宣告侦破。但是,公安部门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也采录、整理了关于江青过去的大量材料。这些都属于绝密材料,知道的人非常少。结案后,这些材料一直保存在一个大保险柜里。“文化大革命”中,有造反派在收缴所谓“走资派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时,发现这个神秘的保险柜,就向张春桥举报了。张春桥就把这箱材料专门送到北京,用以讨好江青。江青看了这些材料,暴跳如雷。1967年10月,江青诬陷我父亲和上海市公安局,说什么“过去整我的黑霉烂,这次才发现。有一个专案组在上海,去拿材料时说其中一箱材料是我的。他们没有办法。我说‘拿来吧!’拿来后,……一大箱呀,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们自己也发现有些地方成立所谓‘特档’,用‘特别档案’对付我们。”她对我父亲刻骨仇恨,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说什么陈丕显整了她一大箱子的材料,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对她的迫害。1967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使王少庸、王承龙、王维国成立了“一号专案组”,由“公联指”头头王维章负责,王少庸、王承龙具体分管。经吴法宪和张春桥共同密谋,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干部被用专机押往北京,长期关押起来。后来,奉命参加“一号专案组”工作的、接触过这些材料的二十多名干警也被扣上了“扩散专案机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全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耀邦听我介绍了这件事,对江青等人嗤之以鼻。他说:“上海破了案,这分明是做了件好事。这件事,总有一天,毛主席、周总理会有一个公论,现在只能由他们这帮人胡作非为了。”
  
  我继续介绍说:“三号专案”是说我父亲在14岁时在福建被当地土匪抓过,有‘叛变投敌情节’。”
  
  耀邦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他们越是抓住你父亲这个问题,就越证明你父亲恰恰没有问题,也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无聊,而且是无耻。”
  
  耀邦伯伯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敢不敢扛个大信封到中南海门口?要是有人阻拦,你就说‘我有重要事情报告毛主席、周总理,你们不得阻拦。谁要阻拦,负一切政治责任。’大信封上面就写清楚你是陈丕显的长子。”我忙说:“我不敢,不敢。”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他也哈哈大笑。他说:“只有耀邦,才会给你们出这样的主意。”
  
  张春桥一伙诬蔑我父亲的第四个问题是说他“反对柯庆施”。我对耀邦伯伯说,最近每次电视批斗大会,都要说柯庆施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另一句是“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我听了这两句话,非常吃惊。后来经过多方了解,才听说这是柯庆施的老婆于文兰揭发的。很显然,这话是当时编造的。
  
  这样,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所谓“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身上。
  
  60年代初,我们家与柯庆施家都住在康平路165号的市委大院,而且还是邻居,两家之间只隔着一道竹篱笆。魏文伯、曹荻秋等上海市的领导人也住在这个大院里。有几件事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有一天,我发现妹妹小龙贪玩没有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不好还说谎,直到拿出成绩单才露出马脚,就冲她发了脾气。我在院子里一面大声训斥她,一面要她伸出手来,要用木尺打她的手心。这一幕正好被柯庆施透过篱笆墙看见了。他马上把我叫了过去,批评我说:“小津,你是哥哥,应该帮助教育妹妹,怎么能动手打她呢?”这是一件事。
  
  我们住的康平路大院,门内设有值班的警卫,他们都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都参加过解放战争,后来才转业到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负责康平路市委大院的保卫工作。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大门口,跟他们很熟,经常与他们在一起吹牛皮。例如,他们跟我开玩笑说:“小津,你爸爸那里有没有好香烟?拿几根给我们尝尝。”有一天,我吃完中饭去上学,路过大门口时又与门卫们聊了一会儿。这时,刚坐车路过大门口的柯庆施看见我,就马上停车下来喊我:“小津,你过来。我老看你在门口跟他们瞎扯。他们都不爱学习的,你不好好学习,跟他们瞎谈什么?你从他们那里能学到什么好东西?”
  
  还有一次,柯庆施准备去北戴河度假,路上碰到我时,就把我叫住,笑着说道:“小津,跟我一起去北戴河吧?” 当时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正在准备学期考试,就忙说:“不行,我还要考试。”柯庆施笑着说:“考什么试?不用考了,还是跟我一起去北戴河吧。”我不知如何是好,便一再坚持说不去。魏文伯后来对我讲:“柯老是在考验你呢!你经受住了考验。柯老对我们说:‘小津这孩子不错,我让他到北戴河去,他还是坚持要考试。’”
  
  儿时的我觉得柯庆施还正常,起码表面上正常,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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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柯庆施其人(上)

  
  一谈到柯庆施,耀邦伯伯打开了话匣子。他对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有相当的了解,也有自己的评价。
  
  耀邦伯伯告诉我,在党的传统上是不应该突出个人的,在中共中央八大会议上,大家都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决议,我们都举手同意了,主席也举手同意了。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柯庆施语惊四座:“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耀邦说,我们听了柯庆施的提法之后,都觉得很吃惊。我们对毛主席都很崇敬、很敬仰,但这个提法实在不妥。
  
  耀邦还对我讲,这种提倡盲从的话,其实并不是“柯大鼻子”柯庆施的发明。大汉奸周佛海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陈果夫也对蒋介石说过类似的话。陈果夫首先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获得蒋介石大力欣赏并大力提倡,陈果夫随后发挥道:“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而柯庆施这种明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增添了他的政治资本。两个月后,就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由中央委员递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耀邦还对我说,这些话只能是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的。
  
  1964年,柯庆施被发现患上了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后来,柯庆施在成都疗养期间,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请他以及到成都视察的老帅朱德、贺龙吃饭。柯庆施因饮酒过量,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发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积极抢救,仍于1965年4月9日去世。
  
  “文革”后,我陆续听到或看到一些对柯庆施的反映,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印象。
  
  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了大量关于柯庆施的言行史料。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和批评周恩来的过程中,都对柯庆施当时的态度和观点十分欣赏。“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有。”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拿到这个报告后,作了一些修改,将其发表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说,柯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毛泽东甚至还于16日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因主张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不得不在成都会议上作了检讨。因为有了这段往事,毛泽东曾一度想用柯庆施来取代周恩来当国务院总理,但被刘少奇、邓小平挡住了。
  
  柯庆施1958年5月13日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一次发言,令薄老“印象最深”,因为“他的这个发言,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当时,柯庆施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仅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讲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柯庆施说:这样的设想到底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够远大”,“现在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问题了。薄老认为,柯庆施如此脱离现实的空想,对当时已经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6月,柯庆施又连续放了惊天动地的几炮,卖力地刮起了“浮夸风”、“跃进风”。他以华东协作区主任的身份,在全国各大协作区农业协作会议上放出头炮: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季就收了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将增加507亿斤,增长近70%。柯庆施在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提出华东五省市1959年钢铁生产能力时,不顾五省市煤、铁资源缺乏的实际情况,信誓旦旦地提出华东协作区五省市的钢铁生产能力要提高到800万吨……
  
  薄一波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在1958年6月19日定下了产钢能力要达到“一〇七〇”这个指标,柯庆施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就在毛泽东定下指标的两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了一份《产钢计划》,其中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区提出明年产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一个新的水平。”冶金部据各大协作区报上来的指标估算,1959年全国的钢铁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1962年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于是,毛泽东同意将冶金部的《产钢计划》下发下去。
  
  陈云同志对不切实际的钢铁指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了陈云的正确意见。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对柯庆施说:“你过去干劲冲天,条件没有”,“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么搞法?”陈云在1958年12月中央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年1月又明确表态,认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是,中央政治局在3月召开的上海扩大会议上公布的钢铁指标,仍然是武昌会议确定的2000万吨的指标,而且在未征求各省、市、自治区意见的情况下,就在大会上宣布了各地的具体指标,并指名要求表态。大多数省市的领导感到指标过高,难以完成,又不便明确表态,所以会议氛有些沉闷。
  
  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后来回忆了那次会议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有些领导汇报本地区完成任务有实际困难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柯庆施说:你们完不成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一些。对此,陶鲁笳感到“确实使人有两难之感”。山西1959年的钢铁指标是100万~120万吨,而1968年的实际产钢量只有42万吨,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会议期间的一天上午,毛泽东召集六大区负责人座谈。名单中有陶鲁笳,可他接到通知晚了,赶到时已是吃午饭时间了。用餐时,陶鲁笳正好坐在毛泽东的对面。陶鲁笳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个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毛泽东就对着王任重说:“你有同情者了。”原来,饭前的座谈会讨论指标问题时,王任重也持同样看法,柯庆施等人以大话压人,王任重就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陶鲁笳回忆说:“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柯庆施同志就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对柯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在陶鲁笳与人争论过程中,毛泽东捂着嘴在一边笑。他最后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一系列会议争论的结果,1959年的全国钢产量指标,由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降为1650万吨,后来又降为1300万吨……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发展钢铁问题上的不切实际作了自我批评。在谈到此前提出了一切实际的钢产指标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说:“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庆施回答:“我也有责任。”毛泽东又问他:“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个要搞八百万吨,我全国只搞一〇七〇万吨。”薄一波综合这些例证作出判断:“毛主席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是柯庆施同志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把柯称为‘土法炼钢的干将之一’,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进入60年代,“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开始显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但是,一“左”到底的柯庆施仍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1961年,安徽部分地区农民渴望种上“责任田”,实行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向柯庆施汇报,柯的态度暧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可当后来上面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时,柯庆施就在会上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曾被毛泽东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称之的陈云,1949年后一直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与柯庆施五六十年代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根本分歧。例如,在对待农村养猪的问题上,陈云与我父亲看法一致,都主张把集体养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公养并举,特别是主张把母猪坚决下放给农民私养,生产队一定要留足饲料粮。有一次,我父亲向陈云汇报此项工作时,陈云说:“我们两个姓陈的很多看法都是一致的。”为了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起,陈云主持制定了“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并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自留地。而柯庆施却认为这是搞修正主义,反对“富养猪”的方针,从此不让我父亲负责农村养猪工作了。陈云听说此事后很生气。
  
  1961年初,陈云来到上海,找宋季文副市长去他的住处汇报上海养猪的情况。当时,人民日报刚发表了一篇社论,阐述“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宋季文此前对农民养猪问题也下乡搞过调查研究,他十分拥护陈云的主张。宋季文汇报期间,柯庆施也来了。宋季文汇报说,他布置陈家桥养猪场把小猪养到三四十斤就分成两组喂养,一组每天只给一斤精饲料,喂成克郎猪,另一组喂二斤精饲料,一个月长到六七十斤。陈云听了哈哈大笑。而柯庆施却插话说:“不能多喂精饲料,我们只能穷养猪。”还说:“人民日报社论讲养猪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我反对这个方针。”陈云平静地说:“私养好呀!不要我们国家花钱。农民又有养猪的习惯。农民说:‘猪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猪粪肥田多打粮食。”
  
  当宋季文汇报到长兴岛有个叫冯二郎的人养了70头猪,赚钱很多,而郊区“大跃进”搞起来的国营养猪场全都亏本时,柯庆施说:“你懂得什么。我就是要公养为主,不能私养为主。”陈云同志说:“公养猪养的是多,但是养得这么瘦,没肉吃!”“养猪就不能像我这么瘦,要养得像柯庆施那样壮……”宋季文在场,为之一惊。
  
  陈云谈到农民希望少种双季稻和小麦的问题时,柯庆施说青浦县委讨论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则收不上来”。陈云不赞成这种意见,他说:“我看,吃到农民肚子里,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这种东西总没有吃到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肚子里。农民吃了这样,就少吃那样,算总账是一样的。”
  
  公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增加自留地等问题,并不是一般的具体问题,而是关系到放宽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渡过农业困难的大问题。1961年夏天,陈云回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就公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调研。他问当地农民:“你们觉得是现在好,还是解放前好?是吴国帧(注:此人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任过上海市市长)好,还是柯庆施好?”当陈云得知家乡人民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是仍存在“肚子吃不饱”的问题后,十分焦虑,晚上睡不好觉。通过调查研究,他得出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通过算账对比,陈云认为青浦小蒸地区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好,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好,农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支持农民增加自留地。
  
  当然,陈云由于并没有像柯庆施那样对毛泽东那种“浪漫”的空想“共产主义”步步紧跟、无条件服从,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怀疑和冷遇。在“文革”期间,陈云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空名头。
  
  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负责人讲: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上海的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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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柯庆施其人(下)

  
  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市顾委常委的周克,因仗义执言,得罪了柯庆施,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大祸临头,遭到不公正待遇长达21年。
  
  周克是我党的老同志。他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被捕入狱,次年重新入团,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7月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以后,他历任江苏省委难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书记,江苏省委近郊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华中分局城工部宣教科长等职。1946年4月,周克任中共华中工委无锡工作委员会书记,从此在我父亲手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苏南区党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轻工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周克在轻工业局工作期间,对柯庆施 “将军”式的“命令主义”领导作风十分看不惯。1956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次市党代会召开。此前,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相继在上海作了关于扩大民主、开展批评的重要讲话。在这次会上,上海市委领导们都一再强调党代会要发扬民主,要“高价”征求代表们对工作的意见。周克本着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在小组会上发了三次言,对柯庆施的专横作风提出批评。
  
  第一次小组会上,周克提出市里有三种工作作风不好,应该改变。一是“将军”,二是“限时限刻”,三是“不许回嘴”。“将军”和“限时限刻”就是像柯庆施那种总是把自己放在主动地位,把下级放在被动地位的领导作风,他可以随时随地深入到一点去了解、检查,然后向下级提出各种问题,进行诘问,要你汇报,并限时限刻要你解决问题,使下级始终处于被动、紧张的状态。对一些越是重要的决策,越是采取限时限刻要下级去解决,不安排调查研究的时间,不给予酝酿的过程,不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条件及产生的影响、后果。“不许回嘴”是指上级决定要办的事,下面就是有理由也不能商量变动。周克说,党一再教育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主动精神,我们要时时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
  
  周克在小组会上第二次发言时,提出了上海市委内部的民主作风不够正常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参加市委会议时,曾当面看到柯庆施对地位仅次于他的陈丕显不尊重、不商量的专横态度。有一次决定要开一个会,秘书长拟好会议通知以后,跟陈丕显两人商量好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开会。陈丕显提议说,给柯老看一看。柯庆施看了以后毫不留情,当面批评说:怎么这样子搞呢?不能这样子,不行!弄得陈丕显非常无趣。另有一次会上,柯庆施同样很不留情面地骂马天水……我想,市委领导之间作风也是这样不好商量,没有民主,那么我们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办法?柯庆施对陈丕显那样凶,对别的市领导更凶,这个领导作风行不行啊?”
  
  周克第三次发言时,对下一届市委领导候选人的名单发表了看法,其中直接对柯庆施提了意见。他首先表态拥护柯庆施继续当选为市委书记,同时也希望他改变在工作中喜欢训斥下级的领导作风。“我说,列宁在他的革命遗嘱中曾经这样批评过斯大林:一个共产党人粗暴是不允许的。作为党的总书记,粗暴就更不能容忍了!我希望我们的高级领导同志能更多地注意这一点。” 周克回忆说,“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这样截了当地批评市委领导,特别是第一书记,过去可能从来没有过。因此,我的发言显得特别突出。我也知道,柯庆施脾气特别大,训斥起人来毫不留情。但我想,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完全是出于对领导人的爱护,是一种善意的恳切希望和提醒。我也同样希望听到别的同志对我的批评帮助。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我的。可是,我错了!完完全全地错了!”
  
  1957年,在上海的“反右派”斗争中,周克被内定为批判对象,被点名要求对这次党代会上的小组发言作深刻检查。他受到猛烈批判,后来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开除了党籍。这期间,曾与他同在苏南战斗过的夫人丁瑜作了两次大手术,他本人也不得不下放到工厂劳动。
  
  很多年后,一位老同志告诉周克:柯庆施之所以整他,不仅是因为周克批评他不民主,柯最不能容忍的是周克在发言中引用了列宁批评斯大林的那句话。
  
  周克认为,柯庆施整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柯庆施从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认为他是陈丕显信任的人,是“陈丕显的人”。曾与我父亲同在苏南工作过的钟民、刘季平等领导,先后被柯庆施一个一个地调到外省市。在“文革”中,周克的同事、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周壁在市革委会组织的批判会上说周克是陈丕显反对柯庆施的急先锋,将其说成所谓的陈丕显“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员。
  
  我父亲在周克受到批判的过程中,虽然对保护这位老部下感到无能为力,但对他的历史及为人是清楚的,一直相信周克对党是忠诚的。周克被打成“右派”后,我父亲有一次在路上看见丁瑜,便叫车子停下来,走上去与她讲了一些 话,问周克怎么样,嘱咐她要把周克的生活搞好,多关心他的生活。还有一次,我父亲在无锡疗养时遇见丁瑜,丁瑜只说了一句:“陈政委,你还认识我吗?”我父亲回答:“怎么不认识你呀?你烧成灰我也认识你呀!”接着又问起她的情况。丁瑜感动得落了泪。
  
  1961年,周克摘掉了“右派”帽子。在我父亲的关心下,周克被安排在当时八机部下面的一个研究所当副所长。市委工业部的人告诉周克:所有打成“右派”的人中没有这样安排的,只有你一个。柯庆施患病后,我父亲主持上海市委工作。1965年,我父亲提出要周克重入党,重新安排工作,如果不能在上海安排,可以先到江西。当时这件事已经决定了,在市委工业部已经留下了安排意见,但是,还未来得及办理,“文革”便开始了。这一档案也成了所谓我父亲“包庇”周克的“铁证”。尽管如此,周克对我父亲仍然心存感激。他说:“‘文化大革命’时,上海市委被夺权后,他被打成上海‘反革命司令部的头子’,我成了他的‘急先锋’。当然,从上面这些事来说,我也不冤。事实上他确是在保护我的。”
  
  1958年至1962年发生的关于上海党政关系之争,也能从中反映出柯庆施的专断作风。原上海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范征夫,2005年曾专门撰文回忆了他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
  
  曹荻秋1955年12月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对当时党政机关职责不清、政府部门分工不明、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几项规定》。规定发布后,市、区广大机关干部表示欢迎,认为党政关系明确,工作职责清楚,能够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从此,市区两级政府工作逐步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1958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通知中除宣布这些小组的负责人名单外,还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关于如何贯彻执行中央这个通知精神,上海市领导层认识上不能统一,发生了争论。
  
  范征夫受命组织起草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外事各小组的通知》,提出了五个小组的负责人名单,经曹荻秋同意并向几位党员副市长征求意见后,报市委批准。过了近一个月,曹荻秋心情深重地告诉市人委秘书长曾涛和范征夫:“柯老对我们起草的文件,非常不满意,他要找人由他口授另写。”果然,两个月后,市委下发了市委133号文件即《市委关于市人民委员会今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今后各局工作应直接向市委或市委有关部委请示;市人委各办、委,市属各局(处)、院、行,必须以市人委名义发文者,一律送市委有关各委、各部正职签发后,交市人委办公厅以市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今后市人委不再召开区、县长会议和行政会议……市委的这个通知,既不讲上海设立五个小组,也不讲“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既与中央通知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也与兄弟省市的作法不相同,算得上是柯庆施的“独特创造”。在范征夫看来,市委133号文件的矛头似乎是针对曹荻秋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几项规定》。曹荻秋无可奈何地说:“如果不经常定期召开人代会和人民委员会,如何体现人民民主?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管理国家?我们自己制定的制度和法规,我们不执行,怎么向群众交代?”市人民委员会基本被柯庆施签发的133号文件“驾空”了,各种依法行使的权利被“一笔勾销”。
  
  但是,133号文件执行后,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一年后,市人委机关“门可罗雀”,而市委机关各主要部委却“门庭若市”。党内外人士对此强烈不满,议论纷纷。最终,连在闹市区新建一个厕所这样的请示公文都传到了柯庆施的手上,惹得他恼火地说:这样的小事也拿到市委来解决,怎么得了!他还在几次会议上批评“党不管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而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却只字不提。曹荻秋趁机请示组织调查一下基层单位党政关系上存在哪些问题,得到柯庆施的同意。范征夫等花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了一份题为《关于党政关系调查的一些情况》的简报,报送市委各位书记、常委,柯庆施没有表态。曹荻秋和宋季文副市长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立即组织人员为市委起草一个《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府部门工作的几项规定》,提请市委讨论。在柯庆施外出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曹荻秋主持讨论这个文件,几乎一致通过。曹荻秋电话向柯庆施汇报,他表示同意,授权曹荻秋代表市委签发。从此上海党政关系有了明显的转变。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中,张春桥一伙竟因此诬蔑曹荻秋为“搞第二中心”、“与市委分庭抗礼”、“向柯老夺权”,向曹荻秋发难。参与此项工作的范征夫等人,也被打成了“反党篡政”的帮凶、“黑笔杆子”,受到了残酷迫害。
  
  曾当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在59年庐山会议之后说过:“柯庆施这个人我是忘记不了的。”他的诗集《龙胆紫集》中有一首《咏某“战友”》,写的就是柯庆施:
  
  “人皆学士”此雄心,
  
  福至心灵沐主恩。
  
  应命捉刀难补意,
  
  语人落第乃输文。
  
  未能合唱法螺调,
  
  因得常攀牛鬼亲。
  
  一跌风波吾老矣,
  
  盖棺“战友”典型存。
  
  李锐的这首诗点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几件事,就是他忘记不了柯庆施的真实原因。柯庆施曾经放言:15年内,全国人人都要当大学生。为此,柯庆施还应聘为复旦大学讲课。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很得恩宠的柯庆施急着写一篇东西在会上印发,就找到李锐,请他起草。因柯谈不出多少东西,只有“人皆学士”这样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李锐难为“无米之炊”,费力才凑了两千多字。结果文章没有在会上散发,柯庆施大失所望,对人埋怨说李锐的文章没写好,两人从此“结怨”。
  
  李锐认为,柯庆施是一个“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是个手拿大棒,随时整人的人”1959年的庐山会议刚开始时,李锐、田家英、周小舟、周惠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大胆谏言,对“以钢为钢”、“三大元帅”等大跃进的“左”倾错误之风提出了批评。据李锐回忆,毛泽东约7月11日晚李锐、周小舟、周惠谈话时,周小舟甚至还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样的话直接批评毛泽东,可是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李锐这样描述他们“奉诏谈话”时轻松愉快情景:
  
  山中半夏沐春风,
  
  随意交谈吐寸衷。
  
  话到曹营事难办,
  
  笑声震瓦四心通。
  
  但是,李锐等人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敞开心扉的谈话,也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噩梦打开了一扇门。李锐回忆说:“有的谈话就传到柯庆施这些人耳朵里去了,他们正在窥测方向。他们对去年的所作所为,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认真检讨,反而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护身。他们打着保卫总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旗帜,将‘神仙会’变为‘护神会’,将中国继续推向大灾大难之中。”
  
  在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将彭德怀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讨论时,柯庆施立即见风使舵,连夜派人下山准备批“右”的材料。当张闻天等人按照会议预先定下的议题,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时,柯庆施迅速出击,连连发难。当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批判彭德怀,突然转向“反右倾”时,柯庆施自然占尽了先机。柯庆施作了两次长篇发言,说彭德怀的信整个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尤其是信中的工农各阶层间关系紧张是政治性的,浮夸风吹遍各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易犯“左”的错误、纠“左”比纠右难等说法,实质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柯庆施借题发挥说:“从党的历史上看,只要路线错误,就非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不可,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李锐认为:“柯庆施的这两次发言,是开始批斗彭德怀时,小组讨论中最早的‘画龙点睛’之笔。”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吃午饭时,柯庆施倒了一杯酒,来跟李锐干杯,而年轻气盛的的李锐却“不吃敬”,硬是不与他碰杯,还大声说:柯老,你是看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李锐说完就转身回自己座位了,旁边几桌吃饭的人都看到了“柯老”十分尴尬的样子。面对柯庆施这样一个比自己年长二十几岁的“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位南宁会议上的“头号标兵”的人,李锐的确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勇气可嘉!
  
  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及“左”倾错误路线表示强烈不满的李锐、周小舟、田家英等人,自然撞到了柯庆施的“枪口”上。柯庆施乘机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说李锐等人的矛头就是对着主席来的,毛泽东“龙颜大怒”,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后,李锐真的是“常攀牛鬼亲”,他被开除出党,流放北大荒,吃尽了苦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锒铛入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见天日。正如赵朴初先生1980年为李锐狱中诗集出版时的题词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另据魏文伯回忆,庐山会议时,柯庆施曾亲自从庐山打电话给在上海留守的魏文伯,要求他立即按“反右倾”清况,向中央超实际多报上海粮食总产量。“生来无媚骨,惟有岁寒心”的魏文伯,不愿违背党性和良心,最后还是坚持按上海的实际产量实事求是地上报了数字。
  
  曾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解放前就在《放下你的鞭子》、《棠棣之花》、《屈原》、《家》、《北京人》、《大雷雨》、《安魂曲》、《火的洗礼》、《松花江上》等多部戏剧和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1951年后,她先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上影演员剧团团长、名誉团长,先后在《南征北战》、《母亲》、《家》、《凤凰之歌》、《三八河边》、《聂耳》、《万紫千红总是春》、《李双双》、《大河奔流》、《泉水叮咚》、《怒吼吧,黄河》等十余部影片中担纲主演或饰演重要角色。她主演的影片《李双双》获得1963年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近期出版的张瑞芳回忆录《岁月有情》中,叙述了张瑞芳一家与柯庆施的一段渊源:
  
  “当年在延安,柯老还是被亲切地称为老柯的时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还不时地为他在棉裤上打补丁。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最后相似颜色的布头怎么也找不到了,娘说:‘只有一块红布了。’老柯说:‘红布就红布吧。’于是,老柯穿着一条带着红补丁的棉裤到处走,照样挺神气的。五十年代末,娘到上海小住,很想和当年的老柯见见面,就像她在北京和彭真、姚依林同志的关系一样。我在一次舞会上恭恭敬敬地向他转告,他没有任何反应,也没任何下文。娘立即懊恼地自我责备:‘是我不好,是我不好,不该去打扰他。’从此我对‘柯老’也就越发‘敬而远之’了。”
  
  张瑞芳还透露了这样一个情节:1962年底,周恩来总理陪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上海访问期间,在招待舞会上见到了张瑞芳。总理问她在忙什么,她说正在忙着排演话剧《七月流火》。总理当时没说什么,可过了两天,在陪同外宾回京去机场时,却匆忙给张瑞芳打电话说:“你从《七月流火》剧组撤出来吧,回上影剧团去排朝鲜现代剧《红色宣传员》吧。”张瑞芳有点懵。张瑞芳有一天带儿子在衡山电影院看电院,突然寻人牌上打出了她的名字,要她到大厅里接电话。电话是上海市委办公厅打来的,要张瑞芳立即到柯庆施家里去。柯庆施一见到张瑞芳,就开门见山地要他退出话剧《七月流火》剧组,理由是本子有问题。张瑞芳问:“茅丽英不是烈士吗?她的照片一直挂在工人文化宫里,本子会有什么问题?”柯说:“烈士也可能有问题,要好好查一查。为什么老要宣传死人?”柯庆施随后也找了与此戏有关的黄宗英、赵丹谈了话。一时间,原也准备排演话剧《七月流火》的全国十几个省的剧组立即全部下马。张瑞芳回忆说:“后来我们隐约听到关于《七月流火》的传闻,说它的历史背景犯了以后成为‘四人帮’集团里某些人的忌讳。恰恰是他们中有人需要好好查一查当年的历史问题。当时地下党的领导人是‘文革’前就受到严重迫害的潘汉年和扬帆。”“今天回过头来再想总理的电话,就能为他补充当时不能明说的许多空白……周总理爱护文艺界的良苦用心,直到四十年后才明白。”
  
  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开始密切关注,柯庆施也迅速转向关注思想文化领域的热点问题。毛泽东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一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柯庆施立即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1963年2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界春节招待会上正式公开提出“写十三年,演十三年”的口号。上海文艺界的“四清运动”也就此开始了。
  
  巴金曾回忆了他亲耳听到的一件事,有人请柯庆施看话剧,柯庆施问:“是不是写十三年的?写十三年的,我就去看。”当他得知那出戏反映的内容比十三年多出两三个月,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写十三年的,我不看。”
  
  在上海文艺界的“四清运动”中,紧跟柯庆施的张春桥,又把矛头对准了《鲁迅》摄制组,并公开宣称:《鲁迅》组是一个烂掉了的组,《鲁迅》组支部是一个烂掉了的支部。组里聚集的赵丹等许多电影界、话剧界著名演员,便成了“资产阶级彻底复辟”的典型。
  
  自称比赵丹境遇好得多的张瑞芳,她主演的中国版的《李善子》,同样是“无疾而终”,拍成后连观众面都见不着。这部电影是1963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组团赴朝鲜拍摄的,由郑君里出任导演。1965年,这部片子终于完成后,送到北京审查了几个月。张瑞芳说:“我记了厚厚一大本的意见,从头到尾这部片子就是得不到一句痛快话。”“各方面权威人物只是看,却听不到他们的反映。”
  
  周总理问过郑君里:“江青同志看过影片了?她说什么?”郑君里回答:“她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完了……”。周总理后来要郑君里和张瑞芳带着片子到广东找正在养病的柯庆施征求意见。张瑞芳回忆他们与柯庆施的这次见面情景时,是这样说的:“他见我们一进门就对郑君里说:‘这些年你就听他们的,不听我们的!’柯老所说的‘他们’是‘谁们’?我当时还不清楚,只是不停地记录着……实际上正是夏衍和陈荒煤,这时已经‘靠边’了。”
  
  柯庆施密切配合江青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文化革命”的前期工作,派自己的心腹张春桥“大力协助”江青。张春桥还推荐了两个人为江青写《海瑞罢官》的文章,但这两个人江青都没有看中,只看中了姚文元。1964年夏天,柯庆施因为肺癌到北戴河休息,陪同柯庆施的有他的秘书、上海警卫处的干部。但他还是专门把张春桥叫到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写这篇重要文章。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审查了马天水、王少庸、王秀珍、徐景贤等自“文革”以来从事的阴谋活动。其中,在搜查出他们的笔记本里就有张春桥传达柯庆施的批示:“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当时主持审判的工作人员都看到过这句话。江青对柯庆施的感激之情,也在她1967年4月于军委扩大会上发表的那次讲话中表露无遗:“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这两人可以相互印证的讲话,足以说明江青当初是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薄一波曾经回忆说:“对于江青、康生的活动,上海的柯庆施同志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明确指出,这一批判文章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捉刀写成”。
  
  “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拨乱反正以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议论比较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开始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人提出应该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胡耀邦曾就此事专门请示过小平,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顶端 Posted: 2010-06-28 10:16 | 3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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