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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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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连载完毕

我的文革岁月


  转者按
  陈小津,陈丕显之子,1944年11月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历任青山船厂副厂长,天津船舶工业公司总经理,中国海洋石油工程公司总经理,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香港华联船舶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船舶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09年4月,陈小津出版了他的文革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据称此回忆录征求了多名太子党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内地版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香港版本由大公报出版公司出版。本书透露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文革期间走资派之间是怎么互相联系、支援、与造反派斗争的;文革期间高干子弟的动向;文革末期走资派、高干子弟的应变措施等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毋庸置疑,本书是站在否定文革,肯定改革开放立场上的。这点请读者注意。
  陈丕显网(http://www.chenpixian.cn/)目前已经全文登载《我的文革岁月》全文,遗憾的是总共65章中,其中八章只有标题,没有内容,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现将陈丕显网所登全文转发于此。本人有此书的香港版本,今后将抽时间扫描缺失章节上网。



  感谢 gmd123网友,所缺章节已经补齐。

  目录
  
  01. 一次难忘的会面
  02. 我的大学
  03. 我难忘的1965年
  04. 罗瑞卿问题
  05. 山雨欲来
  06. 上海乱相
  07. 林彪、“四人帮”抛来了“橄榄枝”
  08. “江妈妈”的蜕变
  09. 陈老总的豪迈
  10. “怪胎”出世
  11. 阴险狡诈的张春桥
  12. 野心家的“赌博游戏”
  13. 批判张春桥“有什么关系!”
  14. “卡断”市委的“喉舌”
  15. “秀才”造反,“心脏爆炸”
  16. 康平路上大打出手
  17. “没罢官前,照样工作”
  18. 上海夺权“风暴”
  19. 终生难忘的告别
  20. 欲加之罪,红变黑?
  21.“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
  22. 岁寒识松柏
  23. 上海老一辈的抗争(下)
  24. 令人发指的残害
  25. 三位大家的苦难
  26. 北上见闻
  27. 我经历的“二月逆流”
  28. 我“态度最坏”惹来镣铐加身
  29. 投奔“解放区”
  30. 粟大将透露好消息!
  31. 与曾山伯伯的最后一面
  32. 又见耀邦伯伯
  33. “解放区”的生活
  34. 宁折不弯的“两个老共产党员”
  35. 一个避风挡雨的港湾
  36. “走资派”子女们的友谊
  37. 耀邦伯伯对我耳提面命
  38. “你敢不敢扛个大信封到中南海门口?”
  39. 柯庆施其人(上)
  40. 柯庆施其人(下)
  41. 我第一次见到蒙难中的父亲
  42. 他们说我“有意欺骗领导”
  43. 小平、陈云复出
  44. “解放”序曲
  45. 我给耀邦伯伯当“通讯员”
  46. 毛泽东敲打“四人帮”
  47. 设悬案、留尾巴
  48. 不知悔改的“四人帮”
  49. 残冬里的暖阳
  50. 离开“虎狼之窝”
  51. 万寿路的春天(上)
  52. 万寿路的春天(下)
  53. 小平问我父亲:“你看耀邦了吗?”
  54. 风云突变
  55. “我哭豺狼笑”
  56. 小平再次被打倒
  57. 箭在弦上!
  58. 大快人心的历史时刻
  59. “无论干什么,先去”
  60. “上海有个杨西光,你认识吗?”
  61. 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
  62.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63. “两个不管”暖人心
  64. 彻底肃清“文革”的流毒
  65. “我不再需要你当通讯员了”

01. 一次难忘的会面

  
  1965年8月,我被上海交通大学派驻沪东造船厂,参加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作为一个大学生,当时我把参加“四清”运动主要看成是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努力造就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并在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2月中旬,我得到一次休假,兴冲冲回家,准备接受父母的祝贺,可一进家门,就感到气氛不同往常。我看到会客厅的门口和走廊里站着好多人,有我父亲的秘书和警卫,也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都不说不笑站在那里,脸色都显得很凝重。
  
  我一见到母亲,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对我说:“你不要多问。是你耀邦伯伯来了,他和你父亲有重要事情在谈。”
  
  我想起了6年前第一次见到耀邦伯伯时的情景。
  
  1959年4月初,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耀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是八大的中央委员。开会间隙的一天傍晚,我父亲请他到我家里作客,吃顿便饭。
  
  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那天下午放学后稍晚回家,一走进会客厅,就透过玻璃窗看见父亲与一个人在南面的院子里散步。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有如此亲昵的动作,他们两个人挽着手,边走边谈。那人个头不高,穿着一身中山装,很清瘦,年龄与父亲相仿。母亲正在厨房里帮助准备饭菜。过了一会儿,母亲叫我去喊父亲与客人吃饭。我跑过去传母亲的话,见到我,两人下意识地松开了手。没想到我父亲谈兴未尽,转眼间又挽起客人的胳膊来,朝反方向走去,真是越谈越来劲了!我回家如实秉报了情况,母亲见自己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都要凉了,很着急,就亲自过去喊了。那位客人见状,就对我父亲说:“咱们还是回去吧。”
  
  我真得很好奇这个跟我父亲这么亲密的人是谁,终于在饭桌上,父亲指着他问我:“这个人你认识吧?”我摇摇头。我父亲说他就是胡耀邦伯伯,我立即兴奋起来:“那我知道了。” 我父亲说:“他可是你们年轻人的领袖呀!”
  
  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是全国千千万万青少年大军中的一员,怎能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耀邦伯伯呢?况且,耀邦伯伯又是父亲在我们面前常提到的一个人。我知道,他与我父亲都是党内著名的“红小鬼”,像我这年纪,他们就已为革命出生入死,而且关系非同一般。
  
  耀邦伯伯笑着问我:“你入团了没有?”我摇了摇了头,说:“还没有”。耀邦伯伯又问:“入团申请写了没有?”我说“没有”。看到我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耀邦伯伯和我父母都笑了起来。
  
  这次一进家门,我听说耀邦伯伯又来了,非常兴奋。几年不见,耀邦伯伯还认识我吗?这几年,我一直盼望见到他,很想告诉他:我不仅入了团,还入了党……
  
  可是,父亲与耀邦伯伯正在谈话的会客厅房门紧关着,门外站着人。他们在谈论什么?为何如此神秘?我很好奇,也很想凑上去与耀邦伯伯说上几句话,便想出了一个主意。
  
  站在会客厅外面的人是秘书和警卫人员。我走上去问他们:“你们怎么不进去送水?”他们说:“首长吩咐过了,如果不叫我们,就不让我们进去。”我便以送水的名义,推门而入。耀邦伯伯与我父亲正坐在沙发上谈话,他们一看到我进来,同时都不说话了,并且都表情凝重地望着我,谁也没有表示要与我搭话的意思。看到这种情景,我感到不便多停留,倒完水就立即退了出来。
  
  我父亲如此与人谈话,是我一生中碰见的唯一一次。正因为如此,耀邦伯伯与我父亲这次会面的场景,格外使我难忘。当然,我相信,若不是事情非同寻常,他们绝不会以此种方式面谈的。
  
  耀邦伯伯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浏阳河畔的浏阳县,比我父亲年长4个月。两个人都出身于普普通通的贫困农民家庭,在同一年参加革命,当时年仅十三四岁。投身革命之初,耀邦伯伯曾任湘赣省委少共书记,我父亲曾任共青团长汀县儿童局、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1933年,两人先后调瑞金中央苏区,一同在团中央工作,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朝夕相处。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在一起工作。耀邦伯伯担任了青年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我父亲担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等职。
  
  长征结束后,耀邦伯伯在陕北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的重要领导职务,我父亲则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部长。1938年9月,新四军组建后不久,延安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我父亲是南方参加代表大会的领队,成员包括周惠、钱敏等同志。他们一行经南昌、武汉、西安、三原到达延安。那时,耀邦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我父亲刚刚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两个人都历经了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闯过了生与死的鬼门关,劫后重逢,分外激动,彻夜长谈。在延安期间,我父亲因病住院,耀邦几乎天天来看望他。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两人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锻炼成长,并逐渐崭露头角。解放初期,两人都担当起了重要领导职务。耀邦伯伯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行署主任,我父亲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军区政委。1952年,党中央在考虑代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时,同时想到了具有丰富共青团工作经验的耀邦伯伯和我父亲,最后经毛泽东拍板,此职由经验更丰富的耀邦伯伯担任。耀邦伯伯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之后又“下放”湖南,主政陕西。同样在1952年,毛泽东签署命令,调我父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后来相继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要职。这期间,尽管星转斗移,耀邦伯伯与我父亲天各一方,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我更没想到的是,1965年底我父亲与耀邦伯伯在我家里关起门来的这次会面,后来还成为“文革”中我父亲受审挨批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把“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耀邦接到上海来,两人还关起门来,到底密谋什么?
  
  “文革”后期,我曾与父亲提起了他与耀邦伯伯这次令我非常好奇且念念不忘的会面,并提出了一个与揭发者同样的问题:“你俩到底谈了些什么?”父亲向我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1964年底,耀邦伯伯奉中央之命,担任了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陕西,因为被认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这场运动中被当作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遭到逮捕、惩办,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胡耀邦目睹这种状况,十分忧虑。他坚定地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市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耀邦认为陕西对干部的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根据他的提议,陕西省委、省政府宣布“三个暂停”,即: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他主持的陕西省委针对当时极“左”论调,下发通知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1965年,耀邦在陕西批“极左”,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批耀邦。虽然陕西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耀邦却遭到了指责和批判,吃尽了苦头。
  
  1965年6月中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帅率张爱萍、张宗逊等来陕西考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为叶帅等举办的“洗尘宴”上,张爱萍将军望着面色憔悴的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饭后,叶帅单独与耀邦谈话,关切地询问他在陕西挨整的经过,建议耀邦随他回京。6月20日,叶帅带着耀邦同机回到北京。之后,叶帅给我父亲打了电话,讲了耀邦在陕西的遭遇,并说“你和耀邦是好朋友”,要我父亲多关心耀邦。
  
  过去,我父亲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孩子讲,他13岁参加革命,人家都叫“红小鬼”,其实在中央苏区,“红小鬼”不是指他一个人,而是指一批人,比如耀邦、肖华、谭启龙、黄知真等。1933年,我父亲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耀邦伯伯任中央主办的刊物《时刻准备着》主编。当时他俩年龄都很小,身材也很瘦弱,在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里,他们俩都是“红小鬼”。
  
  相同的岁数,相似的经历,生死与共的战斗友情,志同道合的革命境界使得他们情同手足。因此接到叶帅的电话,我父亲牵肠挂肚。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父亲按叶帅讲的向周总理和小平报告了耀邦的情况,还邀请耀邦到上海,检查身体,以此放松心情。
  
  12月16日,耀邦以体检、搞调查研究的名义,乘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同耀邦一起来的,还有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耀邦在上海一直住到26日。这期间,就发生了我父亲与耀邦伯伯在我家里关起门来说话这件事。这次谈话后,我父亲趁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之际,向主席反映了耀邦的情况。
  
  我父亲与耀邦闭门谈话时,讲到了罗瑞卿事件的有关情况,以及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我父亲还讲到了上海搞“四清”的情况,介绍了上海的一些作法,还将上海关于“四清”运动的有关工作文件送耀邦,请他给予指正。
  
  “文革”开始时,我是交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也算是个应当承担责任的成年人了吧。作为这样一个家庭的长子,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斗争漩涡,并理所当然地为家、国的安危而经受考验、奋起抗争。
  
  
[ 此帖被盗跖在2014-11-26 12:46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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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所缺的部分:
07. 林彪、江青抛来了“橄榄枝


    1966年10月9日,中央要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0月7日晚,父亲突然接到叶群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叶群在电话中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八月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

    父亲对叶群的来电很是费解。他对我母亲谢志成讲:  
“我与林彪、叶群很少联系,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为何突然间如此热情地、主动地关心起我来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由叶群通知呢?”而叶群在电话中不仅提到了“林总”,还提到了江青,这就更让他搞不懂了。就在此前不长时间,江青在上海时,曾专门去西郊看望过父亲,并要他好好休养、彻底休养。江青还非常热情邀请父亲夏天时与毛泽东和她一起到北戴河休养。父亲以前听叶帅说过,北戴河非常潮湿,而潮湿对于放疗之后的健康恢复十分不利。父亲就用这个借口婉拒了江青的邀请。但是,尽管当时父亲刚刚做过鼻咽肿瘤治疗,身体极度虚弱,正准备到浙江去疗养一段时间,尽管当时很是疑惑,父亲还是决定去一趟北京。他感到,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乱了,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在一线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困难,而自己病了这么长时间,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运动确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思想跟不上趟,去参加会议确实很有必要。于是,我父母与医院派出的医生、护土等一道,于10月8日登上了叶群派来的飞机飞到了北京。

    父亲一行抵京后,在京西宾馆碰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时就显得非常吃惊,说:“你不在上海好好休养,跑到北京来开什么会?”我父亲只能以笑答之,总理也没有说什么。

    父亲到京当天,叶群就带了哈密瓜前来探望,嘘寒问暖,很是热情,临走前还再三叮嘱我父亲:“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保密;二、不要出去;三、不要找人,北京的形势很复杂……”

    随后,策划请我父亲此次进京开会的另一位幕后主角江青出场了。

    开会期间,江青请我父母吃了两顿饭。“文革”结束后,我父母多次对我回忆起这件事,而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也清晰地记录了这两次吃饭的场景:

    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晚上,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饭。我们到了中南海她的住处,当江青出来接待我们时,只见她身穿军装,戴着帽徽领章,连她的护士也穿着军装。联想到江青以前想要军装罗瑞卿不给她,我强烈地感到:时势确实大变了。江青这人对军装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好,记得在搞“芦荡火种”时,她曾指着我问:

    “你是红小鬼,为什么不穿军装?”这话真让我啼笑皆非。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总得符合环境和个人的身份;江青却总是把这些和政治联系起来。江青留着短发,当时又在大破“四旧”,她一见我们就对谢志成说:“小谢呀,你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还不赶快剪掉!”喜欢新奇花样,标新立异,爱出风头,又好心血来潮,这便是江青的性格。

    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当我谈到对北京的初步观感时,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哪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

    “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获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例子,都是些传闻。

    江青的这顿便饭使我进一步感觉列,这次让我带病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显然是他们早有商量的。林彪、叶群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江青又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怎么会如此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呢?看来,他们对我、对上海有着什么打算。因此,我在吃饭讲话时非常谨慎,言语不多只是应付。好在江青这个人喜欢讲话,一餐饭的时间基本上是她在高谈阔论。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一次请我和谢志成吃饭。这次是在钓鱼台,饭菜很丰盛,是正儿八经地请客。金秋时节,景色宜人,钓鱼台国宾馆气氛高雅。叶群看望,江青请吃,张春桥谈话后,江青再次请我们吃饭,思想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这是主人的刻意安排。我当时就想:这虽不是‘‘鸿门宴”,但看样子这餐饭是不太好吃的。果然,江青志满意得地对我和谢志成嘘寒问暖,夹莱添饭。亲热一番后,她马上道出了本意:

    “曹荻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我心想:我生病以来,曹获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线顶着,他们对外的表态、做法,事实上事先事后都和我汇报过,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对这场运动确实"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如果把他们“搞下去”,让我‘‘站出来”,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但我心里这样想,口里却是委婉地说:“我一直在休息,好久没有工作了。大半年了,,身体也不好,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下子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不敢当!不敢当!”我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坚持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获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此时,辉煌的餐室、丰盛的菜肴,与席上人不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吃完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气狠狠地讲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完全变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此话与贺龙曾经告诉我的柯庆施说我的话一模一样。

    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走出餐厅,已是夜色朦胧。和天空一样,我和谢志成心里也都笼罩着一片阴影。我们预感到情况的复杂,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因为这两年同江青打交道较多,深知她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江青两次请吃之间,张春桥也来到京西宾馆看望我父亲。他公开表示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说“看来他们两人是不能再领导运动了”,要我父亲回上海后站出来主持工作。我父亲没理睬他。

    会议期间,父亲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还去看了他的福建“老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我父亲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他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姚要给他当顾问的情况,并表示自己生病以来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还是搞搞调查研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还上不了第一线。对此,“老夫子”陈伯达都没表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父亲才明白,从叶群打电话要他到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吃饭,以及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不表态”,都是早就串通好的。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其中恶毒地诬蔑我父亲是“黑小鬼”,并道出了他们当初拉拢我父亲的险恶用心。她说: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

    江青讲完这段话后,还特意对在场的陈老总和粟大将讲:“陈毅同志、粟裕同志,你们要相信我,我是全心全意地希望陈丕显出来工作的。”这说明,当时以陈老总、粟大将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对江青很有意见,特别是不能容忍她随意打倒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干部。为了消解众怒,江青不得不在军委扩大会上对陈老总和粟大将加以解释,为自己辩解。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里,用到了“我完全没有想象到”、“我是全心全意希望”这样的字眼儿。短短几天里,她为了拉我父亲“入伙”,两次请吃饭,叶群、张春桥等人也各有表演,足可以体现他们“全心全意’’的劲头了。而对于“我完全没有想象到”这一用语,一般读者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认为是一贯爱夸大其词的江青对我父亲极其失望甚至极其愤慨的心情罢了。但是,我对江青这段话有更深切的特殊的理解,她倒真是由衷之言。江青过去通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我父亲有了一些了解,在她未发迹、不顺心时得到过我父亲家人般的关照,,本以为我父亲会站到她这一边,并把曹荻秋等顶在一线的上海市委领导抛出来,可她绝不会理解在党性、良心面前,我父亲和绝大多数老干部一样是宁为玉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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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怪胎”出世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江青、张春桥等明显加紧搞垮上海市委的阴谋活动。他们趁大批北京红卫兵来沪串连的时机,暗中唆使少数红卫兵去工厂煽风点火,把“造反”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上海市委。与此同时,上海部分工厂里的一些不安分的“造反派”也开始蠢蠢欲动,相互串连、勾结。

    1966年11月6日晚,在京沪红卫兵的组织、串通下,‘上海17个工厂约30余名造反派聚集在上海愚园路31 1号“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召开所谓的“上海工人串连交流会”,密谋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这些造反派中,有上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等。

    在上海这么个大都市是不乏产生狡诈、亡命的政治泼皮的,如当年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等。在推选“工总司”的“司令”时,王洪文耍了个小花招。据黄金海等人交待,11月6日晚,他们确定要建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后,一致同意参加会议的工厂都作为发起单位,各厂造反队头头都作为筹备委员,在推选“工总司”司令时,草头王们都垂涎这第一把交椅。王洪文提议休会片刻,各自酝酿。趁这期间,他把一个工厂的代表拉一边嘀咕道:“我们两家厂来得晚,恐怕当不上头头。我看这些家伙政治上不过硬,等一会儿叫大家报报出身成份、工作经历。”会议再开始后,王洪文马上提出他的建议,并自报自己政治身份是共产党员,家庭出身是贫农,现在是厂保卫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打过仗……那时候是非常强调根红苗正的,拿这些作为候选标准一卡,那些草头王们不是身上有污点,手脚不干净,就是白丁一个,都自惭形秽,气馁了。靠着这番自我吹嘘,王洪文一巧拨千斤,如愿以偿,挂帅坐帐。

    “工总司”筹备组随后在市内到处张贴海报,称将于11月9日中午12时在文化广场举行“工总司”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叫嚣什么“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11月8日,“工总司”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第三,提供宣传工具。并且,“限令”上海市委下午2时前答复。

    上海市委获悉一批造反派密谋筹备建立“工总司”的消息后,就开始研究对策。中央下发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已明确指出,工业部门要保证生产、建设正常进行,职工应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据此,市委认为“工总司”的成立完全违背了中央通知精神,是不能允许的,而且这些人成立组织的“动机不纯”,主要成员“成份不纯”。接到“工总司”的“限令”后,市委又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还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打电话请示。陶铸明确答复:“不得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和陶铸同志的电话答复,上海市委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刘少奇、邓小平等被打倒,毛泽东提拔陶铸来主持中央工作,应该是对他很信任的。陶铸明确支持上海市委的态度,使得“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张春桥一时猜不透毛泽东的心思,都没敢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那时的我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父亲的病,已不介入运动,陪护在父亲身边。我是上海“文革”运动初期的旁观者,其旁观位置又处于核心边缘,时过境迁,回味当年,看到的是那遮天蔽日火红战旗后面的鬼魅身形;看到的是斗争的险恶。我记得,11月8日晚上,曹荻秋和魏文伯两位伯伯又到西郊宾馆向我父亲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我父亲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和魏文伯的工作。他表这个态是有依据的。前几天,周总理主持起草、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陶铸跟我父亲通过电话,征求我父亲意见。社论稿中指出,国民经济是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在某一个部门脱节,就能影响全局,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占用生产,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对此,我父亲表示完全赞成。

    限令的时间已到,上海市委不予理睬。但王洪文这些政治泼皮们已铁定了心,要靠这场政治运动,造反起家。

    11月9日,“工总司”在成立大会上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声称工总司的任务是“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脚叫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宣言”是上海第一个公开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动员令,在全国也是最早发出的反革命夺权讯号。

    上海市委领导没有到场,到会人数也远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多,使他们不免心虚。大会进行中,他们多次打电话到市委,色厉内荏地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都被曹荻秋拒绝了。宣读完“宣言”,大会在乱哄哄中结束,造反派头目们感到目的没有达到,王洪文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并说:“上海市委陈、曹不来,也没有揪到他们,他们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是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拼命干了,把开会的队伍开到市委去,要陈、曹接见,承认我们‘工总司’。”

    当晚9点钟,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到市委门口静坐,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被拒绝。闹了半夜,臊眉耷眼,王洪文就与其他造反派头头和部分红卫兵商量,认为这样自说白话地收兵,难免被秋后算账,现在只有扩大事态,到北京,向“中央文革”求援、施压,控告陈丕显、曹荻秋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于是,他们煽动、裹胁几千名造反派于10日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的指挥下,这些红了眼的造反派在上海北站打碎了候车室窗口玻璃,撞坏检票口大门,冲上站台。一时间,上海北站一片混乱。千余造反派强行挤上已满载旅客即将发车的626次列车。上海市紧急把这一情况电话报告党中央,得到的答复是:“先劝阻,实在不通就放行。”后来,在工作做不通的情况下,上海站发出了626次列车,还将开往郑州的’756次列车临时改为602次列车,于上午7时发车开往北京。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同意“工总司”这些造反派到北京,要求国务院发出劝阻令。最后,602次列车在上午8时许停靠在安亭车站,626次列车在中午时分被拦截在南京火车站。

    就在这一天,11月10日凌晨,《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发表。社论强调指出,工矿企业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用生产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是中央最新指示,当中央得知社论油墨未干,上海就有人敢顶风上,责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处理此事。在压力下,中央文革经过讨论,向中央作了报告,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对生产影响很大”,“生产困难了,革命也搞不起来”。中央指定由陈伯达起草一份电报,拍发给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要他“立即往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

    此前,上海市委抓住时机,立即组织人员携带大量刚印好的《人民日报》,在“造反队员”聚集现场广为散发。上海火车站和安亭车站也及时广播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松动了造反派军心。华东局书记韩哲一接到电报后,立即率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等干部赶到安亭车站,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内容。通过做工作,不少人听从劝阻,乘上本厂来接他们的车辆回上海了。

    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见状大为恐慌,连中央文革都不要他们了,这不是有机难投,有家难回了吗?他们像输光了的赌徒,最后把命押上了,带领几百死党下车卧轨,拦截过往火车,企图通过堵塞南北铁路大动脉,要挟中央,胁迫上海市委满足他们的要求。从10日上午9时12分起,安亭车站东面有12趟列车被迫停下来,上海站有36趟北开列车不能出发,经安亭往上海来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铁路线被迫中断时间达30多个小时。

    韩哲一等在安亭车站一天多的艰苦劝说工作收效不大,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地让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再次复电韩哲一,明确指出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不同意这些人到北京。乱了方寸的陈伯达还在电报中说,“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说服工人,滞留在安亭车站的“造反队员”要按照毛主席“生产不能中断”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行事。电报中说:  “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如果你们不是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末,你们的文化革命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实上,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

    陈伯达的电报在滞留的“造反队员”中引起了极大恐慌。有的认识到犯了错误,有的认为上了当,痛哭流涕,又有很多人上车回上海了。感到穷途末路的“司令”王洪文吓得躲在车厢里不敢出来,唉声叹气地说:“闯了大祸了!”他还指责别人:  “都是你们要来,我叫你们不要来,你偏要来,现在闯祸了,我不管……”要是这时候他知道他的救星就要来了,他肯定要后悔自己的草鸡行为。我想很多在电视上看过审判“四人帮”的读者都对王洪文的乞怜、陈伯达的怯懦和张春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奸佞死硬有深刻印象。张春桥果然不是陈伯达。

    11月11日晚上10点多,张春桥乘专机抵达上海,他深知如果上海的“工总司”初战就被击溃,这将大煞全国造反派的威风,大乱阵脚,甚至会不战自溃,没有他们,他和江青一伙就没了作乱的本钱,就要身败名裂;他更预见到这也是一次机会,他见识了“工总司”的亡命徒本性,如果使他们绝处逢生,反败为胜,他就有了一支嫡系部队,就有上海市委的好看。所以到了上海,既不与上海市委领导见面,也不通电话,却联络上北京南下红卫兵“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要他们汇报情况,并陪同他去安亭车站现场。在处理“安亭事件”上,这位赶来“救火”的阴谋家、野心家,充分展示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心黑手狠脸皮厚的本领,令上海市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境地。
  
  
  

 
 
顶端 Posted: 2014-11-26 09:50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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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
14. “卡断”市委的“喉舌”


     继“安亭事件”后,“红革会”、“工总司”在江青、张春桥、王洪聂元梓等人的支持下,紧接着又制造了震惊全市的《解放日报》事件。

    11月30日凌晨,“红革会”从学校调集大批人员,冲进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大楼,占领报社发报工作间,扬言如不答应要求,就不准当天的《解放日报》发行。上午8时,他们又占领报社会议室、礼堂及一些办公室,并成立了“火线指挥部”。

    躲在幕后策动“红革会”此次行动的聂元梓之流则派人到报社附近进行场外指挥。他们大肆鼓噪什么“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非常卖力地为“红革会”打气。他们还进一步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革会”的行动也得到了其他造反派的呼应。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等的内部造反派趁势而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赤革会”(全称是“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聚集了数千人到解放日报社门前游行示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体司”等造反组织也有人进驻报社。

    上海广大群众得知解放日报社被占领,报纸被“勒令”停止发行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纷纷采取对抗性的行动。“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针对“红革会”的无理行动,首先发表声明,强硬地指出:《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红革会”应尽速撤出解放日报社……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解放日报社门口,抗议“红革委”的无理行动,要求人侵者撤出报社。两派人员隔着大门互相争辩甚至对骂,形势越来越紧张。“红革会”一度面临着“被冲垮的危险”。

    聂元梓听到消息后,急忙亲自出面,找到王洪文等密谈,说什么“《解放日报》是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市委才能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的权要夺,但难夺,宣传机器不在你手里,所以要夺报纸的权”,把调子从“批判”上升到“打倒”、  “夺权”。王洪文同意派人支援,调动数千工人“造反队员”为“红革会”解围,并接管了指挥权,使“工总司”成为大闹解放日报社的主力。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立即报告中央。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如果红卫兵冲击报社,要说服,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两种报纸可以分开发行;造反派的报纸,按照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12月3日凌晨4时,王洪文等进入报社召开所谓的指挥部会议。会议讨论了要上海市委派人来谈判问题,拟定了逼迫市委接受的条件。会议还决定组织一个“赴京控告小组”,携带10阗份《红卫战报》,向“中央文革”告状。王洪文在会上提出,这场斗争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发《红卫战报》,而是把市委的喉舌卡断”。

    天刚放亮,“工总司”和“红革会”的人先后“揪”来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李干成当时因患高血压、心脏病,正在家休养。造反派“勒令”李干成“在半小时内把不是‘红革会’的别有用心的人全部撤走”,否则,将调更多的人前来支援,“如果影响生产,一切后果由李干成完全负责”。他们还挟持李干成一起去揪曹荻秋,结果没有找到,就把正在发高烧、住在华东医院的韩哲一揪了回来,让韩、李二人去驱散报社外的群众。韩、李二人还因拒绝签字同意《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等无理要求,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围攻和人身侮辱。

    3日下午,在报社外面坚守的“赤卫队总部”散发了《正告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的传单,不允许《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要“工总司”和“红革会”的人立即自动撤出报社。与此同时,解放日报社多数职工组织的“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团”和报社印刷厂工人组织的“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也印发了《解放日报事件真相》和《告全市革命群众书》的传单,其中提到:“尽管五天来报社情况严重……但我们一直坚守岗位,坚持编辑、印报,报纸的出版一天没有停止。所有印好的报纸,都完好保存在仓库里……”这些传单散发后,社会上反响强烈,解放日报社的遭遇受到广泛同情,要求“红革委”、“工总司”立即撤出报社的呼声更高了。

    12月4日,聂元梓再次与王洪文等人密谋对策。当时,他们派去北京“告状”的人还没有传回消息,解放日报社的造反组织打电话给陈伯达,要求“中央文革”表态支持,也没有回音。聂元梓便对“工总司”和“红革会”的头目们讲:“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表态,这种不反对的态度就是支持我们!”她要他们困守在报社里面的人“不要动摇,坚持到最后胜利”。  “火线指挥部”随即发出“紧急命令”,狂叫“头可断,血可流,《解放日报》绝不能发行。我们一定要坚守解放日报社,坚决不能撤走一步”。

    解放日报社里的“工总司”成员在报社前后门堆起了障碍物,严密把守,并用高音喇叭不断地攻击门外群众,骂他们是“政治扒手”、“保皇派”。门外的群众要冲进去同他们辩论,门内的这些造反派就用碎玻璃和破桌椅砸他们,有的人被砸破了头,流了血。门外的群众更加激愤,猛力撞击报社大门。立起来堵住大门的一张乒乓球桌被撞出了破洞,里面的造反派竟把市委宣传部的蒋文焕副部长和解放日报社的一位文革筹委会副主任拉过来,用他们的身体堵住破洞。蒋文焕被折磨得面色苍白,休克过去。报社职工见状,立即把二人抢救出去,送医院急救。韩哲一在报社内被折磨了一天一夜,高烧到40度左右,神志昏迷,最后也被报社职工抢救出去,用担架送到了医院。报社外面的群众看到造反派如此惨无人道地迫害领导干部,更加义愤,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到了12月5日,报社内外的斗争与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5日晚,上海市委突然接到了“中央文革”关于处理《解放日报》事件的意见,说“总的方面要支持,《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支持”,“地方报纸停刊了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中央文革”的巨大压力下,上海市委派出市委书记王一平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到解放日报社谈判,被迫接受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是:《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委”查阅报社内有关文章、底稿等;解放日报社党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和交代。

   “工总司”的“四项要求”:支持“红革会”的要求;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组织的行动;《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出公开检查;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红革会”和“工总司”一伙造反派得知市委签字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后,兴高采烈,狂呼“我们胜利了!”而赤卫队总部等七个群众组织也联合发表‘‘严正声明”,不承认市委的签字。两大阵营的斗争与冲突一直相持到12月9日,“红革会’’最后一批“造反队员”才撤出解放日报社。

    “安亭事件”,上海市委败下阵来!《解放日报》事件,上海市委又败下阵来!借此,“中央文革”向人心浮动、乱作一团的上海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上海市委必须被打倒,以此为目的的一切“造反”行动必定一路绿灯。



15. “秀才”造反,“心脏爆炸”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深谙这个道理。为了尽快搞垮上海市委,他们很早就开始策反时任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丁学雷”小组负责人徐景贤,  “罗思鼎”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等率领他们操纵下的市委写作班举旗“造反”。

    1966年10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把来京窥测北京运动的朱永嘉找去谈话,授意他“争取主动”,及早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还说市委写作班“不要关门写作”,“要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要从市委机关内部“杀出来”。一个月后朱永嘉返沪,向徐景贤传达了张、姚的谈话内容。但徐景贤认为,这时的上海市委还能掌握和影响运动,起来“造反”有风险,因此只听不讲,不作表态。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围绕意识形态里一些问题的争斗十分激烈。到处树敌的市委写作班“罗思鼎”小组终于也惹火烧身。11月25日,复旦大学一部分对张春桥持怀疑态度的红卫兵在校内贴出了“炮打朱永嘉”、“朱永嘉必须低头认罪”等大字标语。第二天,他们又将返校的朱永嘉、王知常揪住,召开对他们的批斗会。红卫兵责问朱永嘉:

    “你在运动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你的背后是什么人指使?”朱永嘉被赶进了“劳改队”,被勒令不仅要交代在学校里的“修正主义言行”,还要交待在市委写作班炮制“修正主义黑文章”的罪行。27日,这部分红卫兵还冲进市委写作班,要写作班一些人交出他们炮制的“修正主义黑文章”的底稿,并要他们揭发“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样,他们斗争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张春桥。朱永嘉见形势危急,当晚就宣布“造反”了,马上得到了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的支持。在28日夜朱永嘉在全校性大会上挨批时,  “红革会”一些人冲进会场,称要追朱永嘉的“根子”就是“炮打张春桥”、“炮打中央文革”,把朱永嘉“保”了出去。

    11月28日晨,徐景贤急急忙忙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市委写作班受冲击的情况,并表示他们“造反”的时机已经成熟,不“造反”不行了……此后,张春桥、姚文元又多次给徐景贤等人下达关于市委写作班造反的指示,加紧密谋准备。江青派来的聂元梓也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12月14日晚,徐景贤向姚文元汇报了造反的准备情况,并请求给予指示。姚文元要徐景贤把主攻的矛头对准我父亲和曹荻秋。姚文元说:“曹荻秋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态度是非常顽固的”,“陈丕显、曹荻秋为啥死保杨西光、常溪萍?陈、曹讲到常溪萍就说他非常好,死保里面肯定有问题。”姚文元授意徐景贤从批判“资反路线”人手,搞好“舆论准备”。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徐景贤等把将于12月18日召开的造反大会定名为“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大会这一天,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王一平、梁国斌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以及20多位上海部、局级领导均被强行揪到会场接受批判,杨西光、常溪萍被宣布为“反党分子”押上主席台。市委写作班发出“郑重声明”:

    “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会后,徐景贤等还编写了《火烧曹家营,市委心脏大爆炸》大会特刊,煽动各单位“要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把市委机关搞得大乱,越乱越好,乱中夺权”。这个会刊由马天水签字同意,下令文汇报社排字,解放日报社印刷,赶印10万份,在社会上广为散发。

    姚文元听徐景贤汇报了大会的情况,大为高兴,说什么“有人造谣说写作班不是张春桥和我领导的,太可笑了!”张春桥后来评价说,这次大会“使市委真正震动”,从此以后,市委“不神气”了。

    市委写作班徐景贤等人搞的“后院起火”,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我父亲后来回忆说:“‘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多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十巴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眼看着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被破坏,名誉被玷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

    徐景贤等“秀才”举旗造反,把造反风从社会引向机关内部,引发更大的动乱。此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各部门一下子涌现了上百个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他们揪斗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等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从此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被张春桥等人一手扶植起来并披着“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外衣的“工总司”,不断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这些人怀着各种动机,不但首先冲击所在单位和地区的党政机关,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还以“革命行动”为借口,公然打砸抢,把社会秩序搞得动荡不堪。

    与此同时,上海各行各业中反对“工总司”的群众组织也迅速涌现,不断联合、壮大,到12月6日正式组建了全市性的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工人赤卫队)。众多党员、团员、老工人、劳动模范加入到了赤卫队组织,使其一度发展到80万人,声势上大大超过了“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与“工总司”两军对垒,激烈抗衡。赤卫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大会宣言中提出“在文化革命中,坚持文斗,不许武斗,向形形色色违反十六条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号召队员“以主人翁的姿态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更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生产任务,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被“工总司”斥为“保皇派”。赤卫队的崛起,对张春桥等人在上海实施夺权阴谋以及“工总司”的打砸抢行为起了很大的遏制作用。

    但是,赤卫队的命运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工总司”背后站着的是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一伙阴谋家。赤卫队的党团员们、老工人、劳动模范们出于对党的信任和热爱,挺身而出,悲哉,壮哉!



16. 康平路上大打出手


    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的对抗中,赤卫队喊出了“火烧张春桥”的口号。赤卫队在总部成立大会前后,相继派代表进京上访,向周恩来总理控告张春桥在上海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许多基层单位的赤卫队组织也不断地向北京去电、去函、去人,要求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面对赤卫队这个组织,张春桥感到如芒刺背,如坐针毡,多次惊呼:“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要我回去检查”,  “控诉我的、骂我的特别多”。

    张春桥决心扼杀这个与他对立的群众组织。

    12月6日深夜,张春桥在京召集“工总司”在京人员和一批红卫兵组织头头开会,了解上海赤卫队的有关情况。会上,他大肆污蔑赤卫队是“修正主义的组织”,并唆使北京和上海的造反派学生更多地去上海工厂串连,挖出赤卫队的“地下司令部”。张春桥后来还要“工总司”抓几个赤卫队中所谓“真正坏的”,“把幕后操纵的揪出来”。张春桥还通过已卖身投靠的马天水摸赤卫队的底。马天水迎合张春桥的需要,找了赤卫队组织七个负责人谈话,要他们“扭转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扬言要“改组赤卫队总部”,逼迫一些人回厂。

    在张春桥的操纵和策动下,“工总司”王洪文串通其他造反组织,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肆污蔑赤卫队是“老保”,是“既得利益者”,叫嚷“有了‘工总司’,就不许有赤卫队”、“对‘老保’组织就是要砸”……他们勒令上海市委及其各级领导干部要在行动上“完全支持革命造反派”,曹荻秋等领导干部的检查材料只准交给“工总司”,不许交给别人。林彪、江青一伙趁机向上海市委施压,逼其表态支持“工总司”,不支持赤卫队。

    赤卫队为了维护自身的“革命群众组织”地位,12月23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赤卫队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条要求”: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要求市委制止“工总司’’的打砸抢犯罪活动等。曹荻秋认为赤卫队的这些正当要求难以拒绝,就签字同意了。

    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又接见了“工总司”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点拨:“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很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对他讲了,要他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文元当你的参谋、顾问’,但是他根本不听江青、中央文革的话,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安亭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问题,‘究竟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我要告诉大家,我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并不代表上海市委。”“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定局,‘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当心陈丕显摘桃子!”

    紧接着,“工总司”王洪文一伙25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执行反动路线大会”,揪曹荻秋批斗、施压。曹荻秋不得不违心地宣布赤卫队提出的“八条要求”作废。

    在此背景下,12月28日下午,两三万名赤卫队队员聚集康平路,其中少部分人进入市委机关,要求市委领导澄清对“八条要求”的态度。在市委机关院内,赤卫队队员是比较有秩序和守纪律的。他们在小礼堂等处等候接见,没有进入机要部门和档案室,吃饭、饮水问题都由本单位派人送来自行解决的。院内市委领导同志的住宅也没有受到任何侵犯。

    张春桥从马天水打来的电话里得知赤卫队进入市委大院的消息,随后给他的老婆李文静打电话,要她给徐景贤传话,让各造反组织对此“不能置之不理”,“不能让胜利果实给赤卫队夺去”。张春桥此举等于下达了攻击赤卫队的命令。徐景贤得令后,立即寻找“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头目,还亲自执笔与朱永嘉等人拼凑了《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的传单,利用大喇叭广播出去,十分起劲地叫嚷赤卫队保市委的大方向错了,要赤卫队队员们来造“总部”的反、造市委的反。

    28日夜,张春桥向徐景贤发出攻击令后,还不放心,又连续发出了两道指令。他先是找来当时正在北京告状、想闹独立的“工总司”最大实力派头目耿金章,令他立即回沪,充当镇压赤卫队的急先锋。之后,张春桥又给王洪文打电话,命令他立即调动人马,与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张春桥要王洪文警惕我父亲和赤卫队他们“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戍得来的胜利果实”。

    12月29日上午,曹荻秋在市委机关与赤卫队进行谈判,再次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群众性组织”。赤卫队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下午起就陆续撤离康平路市委大院。

    当天下午,张春桥又与李文静通电话,当得知赤卫队人员正准备撤离时,急忙让她传话给徐景贤等人:“现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

    当晚,当市委机关大院内外尚有万余人时,王洪文、耿金章等“工总司”头目们调集了大批造反派手持武斗器械,乘车赶到。他们封锁了康平路附近各个路口,四五万名“造反队员”把市委机关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机关大院周围的高音喇叭不断发出警告:“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立即滚出康平路”……他们还大肆造谣“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故意制造紧张空气。

    随后,一群又一群的“造反队员”在“工总司”大小头目的带领下,手持木棍、皮带等凶器扑向市委机关大院。“四人帮”上海余党炮制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中对这场武斗作了如下描述: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种,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赤卫队有300多名骨干被抓走。耿金章手下一批人还乘乱抓走了我父亲和曹荻秋。

    当天,张春桥得知赤卫队已被镇压,立即打电话给徐景贤,部署下一步行动。他阴谋策划把罪责推到市委头上,贼喊捉贼地说:“康平路事件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张春桥又发出明确的指令:要“各个组织一起快点儿商量”,“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要“揭露市委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了“特急通令”,要把赤卫队各级领导统统抓起来,强迫解散“赤卫队总部”及各区及基层的赤卫队组织。

    赤卫队遭到残酷镇压后,大批队员悲愤地决定去北京,向中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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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 上海夺权“风暴”


    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之后,频繁召见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等造反派头头,加紧做夺权前的准备。张春桥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在他们的策划煽动下,一场夺权的闹剧便开始了。1月4日,《文汇报》宣布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张春桥、姚文元把他们的“行宫”设在了上海市委兴国路招待所,筹划下一步夺上海市委的大权。然而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可能使他们的夺权企图流产的事情。

    正在为全国普遍出现的生产瘫痪、经济滑坡的形势焦虑的毛泽东看到了在1月5日《文汇报》上全文转载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十分高兴,给予了充分肯定。1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文汇报》五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在1月9日予以转载,还加了“编者按”,称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

    张春桥知道《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由我父亲主持签发的,肯定了它就是肯定了陈丕显,肯定了上海市委,他想夺谁的权?但是张春桥也知道造反派正被他们煽动得头脑发热,情绪癫狂,不知死活,如果有人拿毛泽东肯定《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件事做文章,为上海市委定性,就会使大多数造反派群众困惑、迟疑。看来不能让这件事发酵,马上夺权!

    这时我父亲和上海市委领导为刹住经济主义歪风正忙得团团转呢。

    自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后,造反派们尝到了签字的甜头,从此找到了一条满足私欲的捷径。许多过去要经过层层请示、报告、审批的要求,现在只要抓住一个当权派,逼其签字,不签就斗,一直斗到他同意签字为止,就可以如愿地获得解决。弥漫的“签字风”大大地刺激了造反派的批斗热情,同时各种索取、要求,也像雪片一样向我父亲、曹荻秋等各级领导干部飞来。其中,有要汽车的,要房子的,要军大衣的,还有要买红布做袖章的……

    有个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弄出个“八项要求”要我父亲签字。我父亲不签,他们就斗。现在上海市委“文革,,档案里还可以查到这样一张条子:“刻一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共红布十匹,立即供应。”

   “签字风”引发了一些造反派大闹涨工资、提高待遇、要求转正等极大热情,同时也成为“四人帮”打倒上海市委的投枪。例如,临时工、合同工闹转正的事,还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闹到北京,造反派头头戴立清居然受到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的接见。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江青听了戴立清对上海市委“老爷们”的控诉后,竞施展了当年做演员时的本事,当场“流了泪”。她随即让“中央文革”发出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戴立清一:伙自恃拿到尚方宝剑,回到上海,更加起劲地闹转正,闹补发工资、增加工资。

    金库枯竭,上海各家银行纷纷告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及其办事处仅从1月初的短短几天时间里,被提走现金3000多万元。中国人民银行紧急报告国务院后,中央拟立即下发《关于反经济主义的通知》,却被江青扣住了。

    针对上海市愈刮愈烈的经济主义歪风,上海市委不能不刹,他们四下做工作,希望能说服两派群众组织,达成共识。就在他们为上海的安危、为百姓的生计鞠躬尽瘁时,在他们背后,阴险的炮口已抵近,准星已套牢,炮弹已装填,只等一声令下。

    1月6日,由张春桥、姚文元等精心策划的“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在人民广场举行。这次批斗会,除’了在市人民广场设立一个中心会场之外,还在全市设立369个分会场,并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上海电视台也同时转播批斗会的实况。大会头天夜里下起的鹅毛大雪,清晨时虽然停了,但格外寒气袭人。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梁国斌、常溪萍等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人被悉数揪到台上批斗,头天晚上就被集中控制起来的20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分列几排站在厚厚的雪地上陪斗,一斗就是6个多小时。王洪文第一个发言,他的稿子是朱永嘉起草,由张春桥亲自修改审定的。我父亲等人被横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骇人罪名。面对这样的攻击和诬陷,我父亲和曹荻秋毫不屈服,坚决反驳、争辩。很多人当时通过广播、电视,见证了他们激烈抗争的情景。

    这次批斗大会发出了三个所谓的“通令”: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在七天之内彻底交待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致电中央要求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迫不及待地给“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情况简报》。其主要内容是:“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即军管,要陈在一周内交代自己的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从此,应周总理在危难中紧急召唤而“自投罗网”的我父亲,开始经受一波又一波猛烈的批斗狂潮。真应了毛泽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名言,我父亲和他的同僚们已经能够很从容地应对各式各样的批斗会了。他们一边要接受批斗,一边还要组织生产。有时上午接受了批斗,就下午组织生产;白天接受了批斗,就晚上组织生产。不管造反派怎么不厌其烦地“撤”他们的职,在中央没有正式宣布前,他们认为仍然还是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必须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就在批斗会后的第三天,我父亲到锦江饭店参加由几个造反组织带头发起的煞经济主义歪风会议。我父亲积极支持这个会议,不仅亲自参加,还让市委、市人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也都接到会议通知,但都拒绝参加。在我父亲他们的引导下,会议经过讨论,决定起草一份关于制止经济主义蔓延的《紧急通告》。《紧急通告》起草好以后,我父亲表示支持。经过做工作,32个造反组织的代表先后签字表示同意。1月9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刊载了这个通告。

    《紧急通告》的发表使张春桥意识到又被陈丕显抢先走了一步好棋,对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说:“五号刚刚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下了一个《紧急通告》?”吓得徐景贤连连称是。

    正如张春桥预料的,《紧急通告》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刊出后,毛泽东又大加赞赏,立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委托陈伯达起草了给上海的贺电。于是,《紧急通告》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1月11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广播,12日在《人民日报》上同时刊载。被江青扣住的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也于12日下发了。

    张春桥闻知此消息,立即又摇身一变,竟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反经济主义的“英雄”。他自我吹嘘说,他和姚文元才回上海一个星期,上海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肯定了两次,还说中央“给一个城市的群众组织发贺电,这是史无前例的”。

    张春桥不仅把我父亲出来工作后支持搞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两项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还老奸巨滑地把造成经济主义蔓延等一切罪责都推到了上海市委身上。他煽动群众说:“矛头不要对群众,要向上,拣签字最多的,揪到厂里让工人斗,让报纸登出来,让全市人民都知道。”

    粉碎“四人帮”后,朱永嘉是这样交待的:“八日的那次会议以及《紧急通告》的起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与闻过。如果说有关的话,陈丕显却是有一点儿姻缘关系,他在那里支持了群众的要求。按历史事实,陈丕显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中,是有一点儿功劳的。”

    我父亲出来工作后,为了不辜负周总理和上海市广大人民的期望,没日没夜地工作,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上海的局势稳住,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挽救动乱的局势,更不可能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一场更险恶的暴风雨很快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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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患难之交


    今天看来,“陈、曹、魏、杨”等上海老一辈之所以在面对嚣张一时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时,能够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既是这些老一辈们共同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政治原则使然,也是他们长期默契合作、肝胆相照的彼此信任使然。

    从50年代末到“文革”前的一段时间,正是父辈们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但是,这期间也是“大跃进”等“左”倾错误泛滥的时期。身处政治运动中的父辈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或加以修正,尽可能地以自己有限的力量减少“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为人民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

    60年代初,我父亲回到故乡福建,如实地把自己在故乡看到的家无隔夜粮、饿殍遍荒野的情况写成文字,汇报给当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并想方设法调粮救人。

    曹荻秋伯伯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和我父亲一道顶住压力,作出了开放市区自由市场的决定,开放了十六铺码头等中心区的贸易集市,一时间丰富了市民生活,吸引了江浙一带的商贩人沪交易。他还大力发展捕捞渔业,组织了庞大的渔船队,丰富了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魏文伯伯伯在“大跃进”中看到有的农村干部把别的田里的稻子搬到试验田,在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地“放卫星”等现象后,严厉地给予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当时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柯庆施打电话急着要上海市粮食总产量。魏文伯核实后报了21亿斤,柯对此数字很不满意,大发脾气,非要魏文伯多报。可是,魏在仔细核实后仍实事求是地上报了21亿斤。

    杨西光伯伯在过火的政治运动中,总是力所能及地保护知识分子,维护正常的科研和教学。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印象中,我父亲果断风趣,曹荻秋严肃持重,魏文伯温和儒雅,杨西光睿智敏锐,父辈们的情谊是非同寻常的,几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

    魏文伯是四位长辈中年龄最大的,长期受胃病、心脏病的折磨。有一次,魏文伯胃病发作得非常厉害,柯庆施却要让魏下乡。拖了一段时间后,柯庆施仍对此事念念不忘,在市委常委会上对魏文伯点名质问。我父亲站了出来,说:“魏文伯身体不好,我代他去吧。”

    魏文伯精通书画,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之外,大多都用于书画收藏上了。我父亲不懂字画,却相信魏文伯的书法水平很高,就向魏文伯索字。魏文伯给他写了一幅字,我父亲看了,熟不拘礼地问:“怎么不裱好了给我呢?’’魏文伯说:“这你就外行了。写字可以,可是我要是裱好了给你,就是在自降身价。”至今,我们家仍保存了很多魏文伯的书法作品,送来时都是没有裱过的。

    平常像哪家的孩子不听话、耍点儿小脾气这类小事,我们的父辈们都格外关心,经常相互“补台”。有一次,魏家的阿姨在打扫房间时弄乱了魏宏为的东西,宏为一赌气就把自己的房门关上,谁也不让进。家人怎么劝她都不听,死活不肯打开房门。魏文伯上班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亲。后来,我父亲在院子里碰上了宏为,语重心长地说:“宏为啊,听说你家阿姨动了你的东西,你就关上房门不让人家进,这样怎么行呢?一个人要成大器,就不能这样气量小。你现在就这样,将来怎么到群众中去,怎么到社会上去啊?”听了我父亲的一番话后,宏为回到家中,就把房门打开了。魏文伯见状,高兴地说:“还是陈叔叔说的话管用。”

    在上海老一辈的子女中,我父亲幽默风趣,和蔼可亲,喜欢与晚辈们聊个天,开开玩笑,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愿意亲近他。1965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都要关心培养青年一代,但主要内容当时尚未对社会公布。我父亲想通过与部分子部子弟座谈的形式,切实关心一下身边孩子们的成长情况,于是他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于1966年1月27日召集康平路大院里的部分大学生、中学生座谈。没想到这次座谈会开完后,就有小朋友找他提意见,质问说:  “我们要不要做接班人?”“接班人还分大小?”我父亲虚心接受了批评,于2 9日又挤出半天时间,在康平路小礼堂为300多名初中生、小学生开了“小灶”。在座谈中,我父亲绘声绘色地讲了他小时候当儿童团长、站岗、放哨、慰劳红军、拾牛粪等革命经历,亲切地勉励孩子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接革命的班。他深情地说:“将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不是我,上海市市长也不是荻秋同志,总是你们。不是指你们哪个人,是指你们这一代……要有做接班人的思想准备。”弹指一挥间,30多年过去了,昔日曾唧唧喳喳地聚集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聆听我父亲讲话的这一代人,现已纷纷进人中年,在各行各业接了革命的班,其中真的出现了一批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

    “文革”爆发时,我父亲正在治病,曹荻秋代理我父亲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在一线顽强地坚守着。无论怎么被揪斗,曹伯伯从不诿过,也从未退缩。我父亲当时虽然身在医院,却始终不能安心养病。曹荻秋、魏文伯经常来研究如何应付各种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局面,他们对“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解放日报》事件”的看法是一致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共同商量决定的。按照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既尽量维持正常的政治秩序,又不能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他们称之为“走钢丝”。而当曹荻秋被批斗得无法开展工作时,我父亲应周恩来总理的召唤,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斗争的前线,与江青、张春桥一伙作最后的一搏。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的上海老一辈们,在任何大风大浪面前,相互间始终维系着默契与坦诚,始终是患难与共的。

    我父亲奉周总理之命出来工作后,在那样一种十分险恶的环境里,他一遇到无法排解的困难时,总是想到陶勇:  “找老陶!老陶会帮助我的!”“一月风暴”夺权声浪甚嚣尘上之时,父亲希望陶勇在上海党政领导机关不能起作用时出面“军管”,陶叔叔慨然应允。张春桥夺权之前,康平路165号市委办公大楼里挤满了造反派,连市委常委会都没法开。父亲打电话给陶勇,借一处地方开会,陶叔叔不怕引火烧身,一口答应,提供了舰队司令部礼堂。后来有人说陶勇让东海舰队成了“地方走资派的防空洞”,并诬告到林彪那里。可陶叔叔依然我行我素,时常打电话来,嘱咐我父母要好自珍重,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他决不会袖手旁观。父亲在1月12日失去人身自由之后,陶叔叔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他说:“说陈丕显是走资派,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他不是走资派,是红小鬼!”他到处打听我父亲的下落,曾亲自带车闯到市委机关找张春桥要人,因没找到张春桥只得作罢。陶叔叔曾打电话给担任过他警卫员的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就在他遇害的1月21日上午,陶叔叔还对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说过:“我有一个计划。我亲自带一个警卫排,悄悄冲到关老陈的地方,把他背了就走,然后秘密保护起来。”

    “陈、曹、魏、杨”一同关押在康平路71号期间,因为在同一座小楼里,上厕所、热饭菜时偶有碰面。他们用眼神彼此交流,相互鼓励。有时趁周围没人时还简单讲讲话。“九一三事件”后,魏文伯从报上感觉到林彪出事了,一次上厕所时碰到曹荻秋,就悄悄对他说:  “好像二号人物不行了,你知道吗?”曹荻秋点了点头。

    “四人帮”及其死党在打倒上海老一辈过程中,除了不遗余力地为每个人扣上一顶“叛徒”的大帽子,还对他们的亲人下手,企图借此打开一个缺口。他们分别针对我母亲和曹荻秋夫人石斌阿姨成立的“谢志成专案组”和“石斌专案组”,就是铁证。两位父辈被监禁后,我母亲和石斌阿姨就被抓进了上海少年犯管教所,她们的罪名都是“特务”。

    “谢志成专案组”成立后,张春桥亲自批示:“要加紧追查谢志成的政治问题,可能对突破陈丕显的问题有帮助,请少庸同志加强指导。”认贼作父的王少庸得此命令,立即十分卖力地督导专案组:“要查陈如何与特务挂上钩?如何通过妻子谢志成与特务挂上钩?”他还要专案组把我外公、舅舅也抓起来审查,“看看有否可能取得突破谢的材料”。王少庸还批示:“石斌专案组要加强,并在市材料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甚至还在专案办会议上信口雌黄地说:“老实说,陈与谢,曹与石,都是政治交易。”我母亲与石斌阿姨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一关就是五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张春桥一伙还指望其他老干部“反水”,来为他们提供“重磅炸弹”。但是,除了马天水、王少庸之流,没人响应。卫少庸在刚参加完自己和马天水的“解放”大会后,竟恬不知耻地来找范征大谈话,说什么他来上海工作不久,今天在会上还揭发了陈、曹很多罪行,“你在他们身边工作10年,肯定知道不少内幕情况,如果你能站在造反派一边,把这些事情谈清楚,我相信你会受到领导和造反派的欢迎的”。他还警告说:“老范,你不要错过机会,你处的地位很重要,如不认真揭发检举,你以后会后悔莫及啊”范征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但他认为,不能只顾自己逃过劫难,就去出卖灵魂。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也意识到,如果我胡编乱造一些材料,可能会受到张姚之流‘青睐’,但觉得这与一个真正党员的党性难以相容,也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良心所不允许的。”于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范征夫便陷入无休止的陪斗和批斗之中,被抄了家、撤了职、开除了党籍,还一度被勒令打扫市人委机关大楼的厕所。在遭揪斗期间,造反派要他指证宋季文讲过“安徽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饿死不少人,我要为安徽人民请命”。范征夫当然听宋季文讲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但面对造反派的威逼,范征夫很认真地苦思冥想一番,,一脸茫然地说记不清楚了,于是惨遭毒打,腰脊被踩伤。之后,他被扣上了“五反分子”的大帽子,受到数年的残酷迫害。

    临近1967年春节时,张春桥挂起“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宣布“改朝换代”,当上了上海的“太上皇”。过了没几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指使爪牙,把“陈、曹、魏、杨”四家从康平路165号的市委大院里一举扫地出门。此举明显有着对“陈、曹、魏、杨”赶尽杀绝之意,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文革”前,康平路165号的市委大院宿舍区共有8栋二层小楼,由东向西分别住着我父亲、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及四家的工作人员。本来最东边的52号小楼草坪最大,按理说应该是分给柯庆施的,但据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说,因为52号小楼紧靠德昌路,柯大鼻子觉得不安全,于是我们家就住了52号楼。杨西光家住在我们家后面的32号公寓楼,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等与他楼上楼下地做邻居。随着这场政治风暴由远而近地袭来,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住在这里的那些红得发紫的邻居们,因为与我们父辈政治立场不同,对我们也“白眼相加”,甚至怒目而视了。

    “陈、曹、魏、杨”四家被赶到武康路117号一栋小楼里,每家只有一间房,十分拥挤。那时,我们四家已经被抄得一贫如洗,家里值点儿钱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即使这样,造反派还不死心。有一次,造反派又到我家抄家,当时家里只有我妹妹小龙一个人。魏文伯大女儿魏小路把吓得浑身发抖的小龙藏在自己家。造反派要魏小路把人交出来,小路气愤地质问他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懂得什么?你们为什么非要和她过不去?”

    父母被打成“叛徒”、“特务”后,我们也都成了“走资派”、“叛徒”的子女,成了被造反派另眼相看的“异类”。在突如其来的生活变化面前,我们几家人团结得更为紧密。为了解救父母,我们这些子女们相互帮助,一起想办法,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杨西光被关押期间,卢凌阿姨病危,子女们给“上海市专案办”打了一个报告,要求让父母最后见上一面。同时,我和杨家的子女们一道商量,在给父辈们送东西时偷偷带进一张纸条,要杨西光主动提出见妻子、见子女。杨西光一闹,“专案办”不好不答应,就把他弄到肿瘤医院与妻子和孩子们相见。尽管如此,他们全家见面时,从病房到门口仍然站了一溜气势汹汹的造反派。

    陶勇夫妇遇害后,他们的孩子们都被关押在一间低矮破旧的小屋里,饥寒交迫,无依无靠。我偷偷地去看望过他们,还把陶家的大儿子大刚领到我们只有一间房子的家里住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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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之后的1976年1月20日,致信毛泽东请求“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对邓小平的去留,毛泽东是难以决断的,“小平人才难得”,他知道周恩来去世后能治理国家,除了邓小平没有更好的人选了;但对于邓小平拒不认可“文化大革命”的强硬态度又使他恼火而不安,他犹豫再三。接到请辞信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并明确地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此后,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不再公开露面。

     在由谁来接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这个问题上,排名靠前的张春桥包藏祸心,暗自渴望。但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给张春桥这样的机会。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1976年的“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决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次中央人事变动,是毛泽东下决心保卫“文革”成果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四人帮”,也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满。张春桥失望之余,情不自禁地在2月3日“有感”而发,恶狠狠地赌咒:“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在“四人帮”的策动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从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用以指导“反击右倾翻案风”,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多次的谈话内容整理而来的。在这些话中,毛泽东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坚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人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代表资产阶级”。同时,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说“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从1976年2月开始,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明显恶化,已经难以节制“四人帮”了,于是“四人帮”抓住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水搅浑,置邓小平于死地。他们把“三项指示为纲”诬为“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诬蔑邓小平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月23日,江青不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擅自召开在京的17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3月2日,她又擅自召开12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在这两次会上,江青叫嚷:“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江青诬称邓小平把石油,、煤炭、棉布等压价出售给大资本主义国家‘,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江青气势汹汹地点名攻击某些地方领导“不听她的话”、“执行邓小平那一套,搞翻案”,并恐吓说:“有些省有些问题,要作深刻检查。我很不希望像廖志高那样,一下飞机就给抓起来。”江青还吹嘘自己是“处处紧跟主席的”、“经常作自我批评”,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准备杀头坐牢”。说到得意忘形时,竞野心毕露以“女皇帝”自居,大言不惭地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不简单啊!”她还恬不知耻地说:“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张春桥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在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和“代理人”。1976年3月,张春桥指使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是他们继续革命的对象。姚文元把南京、北京等地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民群众称为“反革命”,诬陷邓小乎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他还指使《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各种材料,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

    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大批判的混乱之中。在全面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造反派头头重新掌权,各地派性斗争升级,武斗战火重燃,工厂停产,铁路瘫痪。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局面和经济上升势头遭到严重破坏。胡耀邦、万里、胡乔木、周荣鑫等领导被撤职,受到批判和揪斗,其中周荣鑫竞于4月12日被迫害致死。周荣鑫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被江青讥讽为“灭火队长”。他的死,预示着“文革”初对老干部们的迫害更变本加厉了,过去是“斩监候”,现在恨不能“斩立决”。江青还气急败坏地叫嚷:“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我父亲等刚刚获得“解放”的一大批老干部面临着再次被打倒的命运。

    3月5日,上海的《文汇报》在编发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通稿时,故意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该报还在3月25日刊载的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同月,由“四人帮”豢养的上海写作组朱永嘉等人炮制的题为《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的文章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出笼。这篇文章是在张春桥授意下写成的。张春桥1月间叫人传信给朱永嘉、王知常,说他最近读了鲁迅小说《风波》,“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好像离我们很远,又好像很近。说远是因为这场风波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说近,赵七爷之流的人物至今仍在活动着”。张春桥说什么“阿Q和小D不应该相互揪住对方的小辫子,而应该去揪赵七爷的大辫子、张勋的大辫子”,恶毒地影射邓小平是赵七爷,还说赵七爷上面还有一个辫帅是周恩来,还将一大批干部打成所谓的“辫子党”、“盘辫党”,叫嚣着要把他们“打翻在地”。

    对于“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人民已经义愤填膺,忍无可忍,而愚蠢的“四人帮”竟不知道自己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还自己点燃了导火索——对逝去的周恩来的讨伐。周恩来在人民的心目中有着何等崇高的地位,“四人帮”这一大逆不道的行径无异于对一个已被人民供奉于心灵圣殿的贤者的鞭尸!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还是目不识丁,天理良心是中国人的共识,是做人的基本德行。“四人帮”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践踏,使得地下愤怒的岩浆汇聚到一个爆发点,火山爆发了!如果说江青的肤浅、王洪文的无知导致这愚蠢的行径,那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家”自诩的张春桥、姚文元难道连毛泽东谆谆教诲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吗?不,他们是狂妄,是利令智昏,他们以为以一个人的绝对权威是可以愚弄、操控人民的。

    正如《国歌》唱的那样,“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了,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勃然而起。清明前夕,北京、南京、杭州、郑州等城市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自发悼念周总理,发出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怒吼。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数不清的怀念周恩来的悼词、诗词和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中国科学院109所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竖起四块巨型诗碑,抒发人民共同的心声,“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无异于四把冲天烛烧的火炬,点燃起燎原之火。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很多小瓶子,寄托着对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大局的渴望。

    清明节前已有文件下达,不让人们到天安门广场去开展悼念活动。我们这些昔日的“走资派”子女中,仍有不少人无视“禁令”。小楠她们几个在清明节前后那几天,几乎天天都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清明节当天,小楠、小华在广场上碰到了耿志远,三个人还合了一张影。清明前,小楠还陪爸爸叶飞坐车绕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有人说可能会有摄像机录下车牌号,大家心里还真的担心了一阵子。如果有人揭发这件事,“四人帮”一定会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后来还是有人揭发叶飞子女到了天安门,说他爸爸是后台。

    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4月5日,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上演了。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最后一刻,宋任穷之子宋克荒也在那里。据他说,清场开始前,天安门广场一直播放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讲话,要参加悼念的人离开,但克荒没有走,一直到天安门的路灯全关了,克荒才骑着自行车回万寿路。当时,他爸爸、妈妈很为他担心,小楠、小毛等就一直陪着老人家,安慰他们。

    4月7日,身体已极度虚弱的毛泽东作出批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提议华国锋任总理、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做出再次打倒邓小平决定的同时,也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但是,“四人帮”也加紧了篡夺各级党政领导权的步伐。
  
  
  

 
 
顶端 Posted: 2014-11-26 09:59 | 6 楼
gm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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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了。喜欢此文的同志可以有满足感了。我就是如此,
  
  
  

 
 
顶端 Posted: 2014-11-26 10:01 |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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