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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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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连载完毕

我的文革岁月


  转者按
  陈小津,陈丕显之子,1944年11月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历任青山船厂副厂长,天津船舶工业公司总经理,中国海洋石油工程公司总经理,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香港华联船舶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船舶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09年4月,陈小津出版了他的文革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据称此回忆录征求了多名太子党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内地版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香港版本由大公报出版公司出版。本书透露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文革期间走资派之间是怎么互相联系、支援、与造反派斗争的;文革期间高干子弟的动向;文革末期走资派、高干子弟的应变措施等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毋庸置疑,本书是站在否定文革,肯定改革开放立场上的。这点请读者注意。
  陈丕显网(http://www.chenpixian.cn/)目前已经全文登载《我的文革岁月》全文,遗憾的是总共65章中,其中八章只有标题,没有内容,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现将陈丕显网所登全文转发于此。本人有此书的香港版本,今后将抽时间扫描缺失章节上网。



  感谢 gmd123网友,所缺章节已经补齐。

  目录
  
  01. 一次难忘的会面
  02. 我的大学
  03. 我难忘的1965年
  04. 罗瑞卿问题
  05. 山雨欲来
  06. 上海乱相
  07. 林彪、“四人帮”抛来了“橄榄枝”
  08. “江妈妈”的蜕变
  09. 陈老总的豪迈
  10. “怪胎”出世
  11. 阴险狡诈的张春桥
  12. 野心家的“赌博游戏”
  13. 批判张春桥“有什么关系!”
  14. “卡断”市委的“喉舌”
  15. “秀才”造反,“心脏爆炸”
  16. 康平路上大打出手
  17. “没罢官前,照样工作”
  18. 上海夺权“风暴”
  19. 终生难忘的告别
  20. 欲加之罪,红变黑?
  21.“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
  22. 岁寒识松柏
  23. 上海老一辈的抗争(下)
  24. 令人发指的残害
  25. 三位大家的苦难
  26. 北上见闻
  27. 我经历的“二月逆流”
  28. 我“态度最坏”惹来镣铐加身
  29. 投奔“解放区”
  30. 粟大将透露好消息!
  31. 与曾山伯伯的最后一面
  32. 又见耀邦伯伯
  33. “解放区”的生活
  34. 宁折不弯的“两个老共产党员”
  35. 一个避风挡雨的港湾
  36. “走资派”子女们的友谊
  37. 耀邦伯伯对我耳提面命
  38. “你敢不敢扛个大信封到中南海门口?”
  39. 柯庆施其人(上)
  40. 柯庆施其人(下)
  41. 我第一次见到蒙难中的父亲
  42. 他们说我“有意欺骗领导”
  43. 小平、陈云复出
  44. “解放”序曲
  45. 我给耀邦伯伯当“通讯员”
  46. 毛泽东敲打“四人帮”
  47. 设悬案、留尾巴
  48. 不知悔改的“四人帮”
  49. 残冬里的暖阳
  50. 离开“虎狼之窝”
  51. 万寿路的春天(上)
  52. 万寿路的春天(下)
  53. 小平问我父亲:“你看耀邦了吗?”
  54. 风云突变
  55. “我哭豺狼笑”
  56. 小平再次被打倒
  57. 箭在弦上!
  58. 大快人心的历史时刻
  59. “无论干什么,先去”
  60. “上海有个杨西光,你认识吗?”
  61. 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
  62.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63. “两个不管”暖人心
  64. 彻底肃清“文革”的流毒
  65. “我不再需要你当通讯员了”

01. 一次难忘的会面

  
  1965年8月,我被上海交通大学派驻沪东造船厂,参加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作为一个大学生,当时我把参加“四清”运动主要看成是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努力造就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并在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2月中旬,我得到一次休假,兴冲冲回家,准备接受父母的祝贺,可一进家门,就感到气氛不同往常。我看到会客厅的门口和走廊里站着好多人,有我父亲的秘书和警卫,也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都不说不笑站在那里,脸色都显得很凝重。
  
  我一见到母亲,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对我说:“你不要多问。是你耀邦伯伯来了,他和你父亲有重要事情在谈。”
  
  我想起了6年前第一次见到耀邦伯伯时的情景。
  
  1959年4月初,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耀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是八大的中央委员。开会间隙的一天傍晚,我父亲请他到我家里作客,吃顿便饭。
  
  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那天下午放学后稍晚回家,一走进会客厅,就透过玻璃窗看见父亲与一个人在南面的院子里散步。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有如此亲昵的动作,他们两个人挽着手,边走边谈。那人个头不高,穿着一身中山装,很清瘦,年龄与父亲相仿。母亲正在厨房里帮助准备饭菜。过了一会儿,母亲叫我去喊父亲与客人吃饭。我跑过去传母亲的话,见到我,两人下意识地松开了手。没想到我父亲谈兴未尽,转眼间又挽起客人的胳膊来,朝反方向走去,真是越谈越来劲了!我回家如实秉报了情况,母亲见自己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都要凉了,很着急,就亲自过去喊了。那位客人见状,就对我父亲说:“咱们还是回去吧。”
  
  我真得很好奇这个跟我父亲这么亲密的人是谁,终于在饭桌上,父亲指着他问我:“这个人你认识吧?”我摇摇头。我父亲说他就是胡耀邦伯伯,我立即兴奋起来:“那我知道了。” 我父亲说:“他可是你们年轻人的领袖呀!”
  
  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是全国千千万万青少年大军中的一员,怎能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耀邦伯伯呢?况且,耀邦伯伯又是父亲在我们面前常提到的一个人。我知道,他与我父亲都是党内著名的“红小鬼”,像我这年纪,他们就已为革命出生入死,而且关系非同一般。
  
  耀邦伯伯笑着问我:“你入团了没有?”我摇了摇了头,说:“还没有”。耀邦伯伯又问:“入团申请写了没有?”我说“没有”。看到我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耀邦伯伯和我父母都笑了起来。
  
  这次一进家门,我听说耀邦伯伯又来了,非常兴奋。几年不见,耀邦伯伯还认识我吗?这几年,我一直盼望见到他,很想告诉他:我不仅入了团,还入了党……
  
  可是,父亲与耀邦伯伯正在谈话的会客厅房门紧关着,门外站着人。他们在谈论什么?为何如此神秘?我很好奇,也很想凑上去与耀邦伯伯说上几句话,便想出了一个主意。
  
  站在会客厅外面的人是秘书和警卫人员。我走上去问他们:“你们怎么不进去送水?”他们说:“首长吩咐过了,如果不叫我们,就不让我们进去。”我便以送水的名义,推门而入。耀邦伯伯与我父亲正坐在沙发上谈话,他们一看到我进来,同时都不说话了,并且都表情凝重地望着我,谁也没有表示要与我搭话的意思。看到这种情景,我感到不便多停留,倒完水就立即退了出来。
  
  我父亲如此与人谈话,是我一生中碰见的唯一一次。正因为如此,耀邦伯伯与我父亲这次会面的场景,格外使我难忘。当然,我相信,若不是事情非同寻常,他们绝不会以此种方式面谈的。
  
  耀邦伯伯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浏阳河畔的浏阳县,比我父亲年长4个月。两个人都出身于普普通通的贫困农民家庭,在同一年参加革命,当时年仅十三四岁。投身革命之初,耀邦伯伯曾任湘赣省委少共书记,我父亲曾任共青团长汀县儿童局、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1933年,两人先后调瑞金中央苏区,一同在团中央工作,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朝夕相处。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在一起工作。耀邦伯伯担任了青年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我父亲担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等职。
  
  长征结束后,耀邦伯伯在陕北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的重要领导职务,我父亲则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部长。1938年9月,新四军组建后不久,延安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我父亲是南方参加代表大会的领队,成员包括周惠、钱敏等同志。他们一行经南昌、武汉、西安、三原到达延安。那时,耀邦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我父亲刚刚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两个人都历经了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闯过了生与死的鬼门关,劫后重逢,分外激动,彻夜长谈。在延安期间,我父亲因病住院,耀邦几乎天天来看望他。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两人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锻炼成长,并逐渐崭露头角。解放初期,两人都担当起了重要领导职务。耀邦伯伯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行署主任,我父亲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军区政委。1952年,党中央在考虑代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时,同时想到了具有丰富共青团工作经验的耀邦伯伯和我父亲,最后经毛泽东拍板,此职由经验更丰富的耀邦伯伯担任。耀邦伯伯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之后又“下放”湖南,主政陕西。同样在1952年,毛泽东签署命令,调我父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后来相继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要职。这期间,尽管星转斗移,耀邦伯伯与我父亲天各一方,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我更没想到的是,1965年底我父亲与耀邦伯伯在我家里关起门来的这次会面,后来还成为“文革”中我父亲受审挨批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把“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耀邦接到上海来,两人还关起门来,到底密谋什么?
  
  “文革”后期,我曾与父亲提起了他与耀邦伯伯这次令我非常好奇且念念不忘的会面,并提出了一个与揭发者同样的问题:“你俩到底谈了些什么?”父亲向我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1964年底,耀邦伯伯奉中央之命,担任了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陕西,因为被认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这场运动中被当作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遭到逮捕、惩办,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胡耀邦目睹这种状况,十分忧虑。他坚定地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市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耀邦认为陕西对干部的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根据他的提议,陕西省委、省政府宣布“三个暂停”,即: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他主持的陕西省委针对当时极“左”论调,下发通知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1965年,耀邦在陕西批“极左”,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批耀邦。虽然陕西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耀邦却遭到了指责和批判,吃尽了苦头。
  
  1965年6月中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帅率张爱萍、张宗逊等来陕西考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为叶帅等举办的“洗尘宴”上,张爱萍将军望着面色憔悴的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饭后,叶帅单独与耀邦谈话,关切地询问他在陕西挨整的经过,建议耀邦随他回京。6月20日,叶帅带着耀邦同机回到北京。之后,叶帅给我父亲打了电话,讲了耀邦在陕西的遭遇,并说“你和耀邦是好朋友”,要我父亲多关心耀邦。
  
  过去,我父亲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孩子讲,他13岁参加革命,人家都叫“红小鬼”,其实在中央苏区,“红小鬼”不是指他一个人,而是指一批人,比如耀邦、肖华、谭启龙、黄知真等。1933年,我父亲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耀邦伯伯任中央主办的刊物《时刻准备着》主编。当时他俩年龄都很小,身材也很瘦弱,在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里,他们俩都是“红小鬼”。
  
  相同的岁数,相似的经历,生死与共的战斗友情,志同道合的革命境界使得他们情同手足。因此接到叶帅的电话,我父亲牵肠挂肚。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父亲按叶帅讲的向周总理和小平报告了耀邦的情况,还邀请耀邦到上海,检查身体,以此放松心情。
  
  12月16日,耀邦以体检、搞调查研究的名义,乘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同耀邦一起来的,还有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耀邦在上海一直住到26日。这期间,就发生了我父亲与耀邦伯伯在我家里关起门来说话这件事。这次谈话后,我父亲趁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之际,向主席反映了耀邦的情况。
  
  我父亲与耀邦闭门谈话时,讲到了罗瑞卿事件的有关情况,以及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我父亲还讲到了上海搞“四清”的情况,介绍了上海的一些作法,还将上海关于“四清”运动的有关工作文件送耀邦,请他给予指正。
  
  “文革”开始时,我是交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也算是个应当承担责任的成年人了吧。作为这样一个家庭的长子,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斗争漩涡,并理所当然地为家、国的安危而经受考验、奋起抗争。
  
  
[ 此帖被盗跖在2014-11-26 12:46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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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的大学

  
  1963年,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一系。
  
  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最为著名的一所工科大学,也是上海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院校。如果追溯校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清朝光绪年间的1896年,当时的校名是南洋公学。那是一所为数不多的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学,学校一直到1920年才正式定名为交通大学。因为学校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实业救国,而当时中国的官办企业主要是铁路交通,所以学校的课程设置大致也围绕这个方面展开,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交通大学的教学质量,在建国前就享有盛誉。我国许多著名的学者或领导人都曾在学校就学或任教过。像蔡锷、陆定一、邹韬奋、钱学森、汪道涵、江泽民等都在此求过学。学校的教学质量之高,举一个例子就可见一斑。当时学校教学的许多教科书,都是从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直接引进的,许多课程也是用英语直接授课。即使在今天,国内一流大学一般都做不到这一点。
  
  建国后,交通大学发生了大的变化。50年代中期,出于战备考虑,认为上海地处东南沿海,在国防上不安全,同时也是为了支援建设西部,交大一分为二,一部分搬到西安,成立西安交大,另一部分保留下来,主要是造船部分。当时上海交大的基本任务是为国防工业服务,以造船为中心,军用为主,兼顾民用,这在交大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现在来看,有利有弊,也因为这个原因,交大的面虽然窄了,专业却更为突出了,优势更集中了。
  
  我当时进的一系即船舶设计与制造系,学的是潜艇设计与制造专业。为什么学这个专业呢?说来很简单,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赫鲁晓夫反华,撤回苏联专家,导致两国许多已达成的军工科技合作项目突然中断。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在苏联学军工的中国留学生都赶回来。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下决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原子弹、导弹,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人才。而当时的情况,对阶级斗争、阶级成分特别强调,许多大学的学科都是保密的甚至是绝密的,所以特别强调学生的家庭出身。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也就顺理成章地都投身到军工和尖端的学科领域。当时,毛泽东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对年轻人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我们当时是满脑子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认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受难,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
  
  我选择在上海上大学,学这个专业,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不想去哈军工。哈军工全称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完全按照苏联模式来搞的,成为当时许多人向往的、最有名的军事院校。可我为什么没去呢?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后,许多人对哈军工也提出批评,主要是教学模式,就是毛泽东当时讲的,学校的教学方法是满堂灌、填鸭式的,把学生的身体都搞垮了。这样,我对哈军工就不太热衷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对国防建设中的海军建设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有海无防”,几乎没有海军。毛泽东1953年2月21日在视察海军“南昌”号护卫舰时欣然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泽东后来在多次讲话中也强调了这一精神,说明他对人民海军建设的重视。
  
  交大地处上海的徐家汇,虽然离我家比较近,步行只要十多分钟,但那时的徐家汇不像现在是一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当时,徐家汇属市区的边缘,过了中山路就是大片的农田,是上海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大的商店,最大的上海第六百货公司,也只有4层楼,在上海也并不知名。一到月上柳梢头,这里树影婆娑,幽静恬适,最有名的当属一座天主教堂,落寂地陪伴着与自己风格迥异的交大校园。因为交大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人办的,校园虽不大,但建筑风格不同于十里洋场的欧式风情。学校在华山路上的大门,红墙黄瓦、朱门铜扣,独具肃穆端庄的中国民族风格。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20年建造的校图书馆,虽然只有三层高,但却给人一种神圣感。
  
  上大学以后,虽然父亲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但从我的内心来说,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相反,我倒是把自己看作是学生中普通的一员。交大的校领导也没有给我什么特殊待遇,相反,可能还因为我是市委第一书记的儿子,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
  
  记得我进学校不久,学校的领导就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两不准”,就是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并宣读有关文件规定。我那时很单纯,根本不会想到恋爱或结婚的问题,所以觉得学校作出这样的要求有点怪。但现在看来,这与当时学校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子弟教育的文件精神有关,是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此前,有关部门曾在哈军工对干部子弟的表现做过一次调查,有几个高干子弟表现好的,如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等。有几个高干子弟表现不好的,如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陈东平就是那个睡在毛远新上铺的学生,即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中提到的犯了错误的那个学生,他不仅学习不认真,还收听“敌台”。
  
  交大的高干子弟并不多,学校对高干子弟的教育,不像北大、清华、哈军工那样经常开高干子弟座谈会,多是单独谈话。起初,同班同学都不知道我的身份,我一口上海话,又很朴素随便,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和大家一起住集体宿舍。宿舍楼位于学校不远的法华镇路,一年级在基础部时,二十几个人住一大房间,像一个大教室;二年级到本部以后,就是8个人一个宿舍,对我没有任何特殊照顾。
  
  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国家经济情况逐步改善。刚上大学时,国家规定伙食费标准是每月12.5元。1964年以后,国家关心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又将每月伙食费标准增加了3元钱,变成15.5元。学校要求我们不能节约伙食费,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后来学生有意见,就准许我们这些星期六、星期天回家的上海同学退伙,我算落了点私人积蓄。
  
  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并不是最好的,但始终名列前茅。第一、第二没我的份,前五、六名总归有的。我试过,不用功呢,就是第五、第六,用功呢,最多也就是第三、四名,在父母跟前也算交待的过去。而且,从当时来看,学校除了强调学习成绩外,还格外强调“政治第一”。
  
  特别是1964年后,为响应毛泽东同毛远新讲话中提出的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全国各大学都组织学生参加“四清”运动,也算是培养青年人的途径。交大就组织我们到沪东造船厂参加“四清”, 和工人“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入地了解工人工作、生活的真实状况,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可谓获益匪浅。那时的体验使我有了群众意识,现在想想对我一生都很有帮助。我们参加“四清”运动,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革命热情非常高。许多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是比较“左”的,做过的有些事情还可能是可笑的,但当时整个精神状态是积极向上的,是很革命的,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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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难忘的1965年

  
  进入1965年,我上大学三年级。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平静的生活从此被打乱了。1965年成了我人生中难忘的一年。现在好好回想一下,1965年,不仅仅在我们党,我们国家政治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大事,而且我们家、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些大事。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父亲感冒发烧,身体不适,就到北京医院治疗。替我父亲作检查的医生是50年代在我父亲的关心下从上海调到北京的,他们在沪的亲人也得到了我父亲的照顾,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医生对我父亲的身体状况非常关心,检查得非常认真,但没有找到病因。几天后,医生反复叮嘱我父亲:“现在你感冒好了,烧退了,但是白血球还是非常高,说明你身上仍有病灶,希望你回去后认真观察,把白血球高的原因找出来。”
  
  我父亲回到上海以后,工作依然繁忙。特别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出炉”、罗瑞卿在上海挨批等等非同小可事情的发生,使他高度繁忙,殚精竭虑,根本就顾不上白血球高的问题,直到后来周恩来总理责成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过问,邓妈妈也打电话来要我母亲多加关心,我父亲才到华东医院作了检查。但是,我父亲因去了几次都查不出什么结果,就更加不在乎了,别说是到华东医院住院检查,就是门诊检查也不愿意去了。
  
  当时,华东医院的领导和大夫们非常认真,坚持一定要查出个结果来。后来,他们在我父亲的鼻咽部表面发现了有一个米粒头大小的异物,就抓住不放。最后,他们把切片送到北京,专家们经过会诊,定性为初期或者是零期的鼻咽肿瘤。中央领导非常关心我父亲的病况。经过周总理、小平同志的批准,我父亲马上住院,从1966年3月起治疗休息一年,这期间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由曹获秋市长主持。
  
  我父亲治疗期间,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都来医院探望过,并经常来电话询问治疗进展情况。他们对我父亲的安危如此牵挂,不仅仅是因为我父亲当时是位高权重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与他们长期以来对我父亲这位的“红小鬼”格外关心和疼爱有关。
  
  我父亲1916年3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南洋区官联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转战到了我父亲的家乡,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仅有13岁的我父亲,毅然投身革命,成为一名“红小鬼”。到1935年,我父亲历任福建省共青团儿童局书记、中央共青团儿童局书记、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等职。
  
  在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我父亲和项英、陈毅同志及中央苏区领导机关的队伍一起突出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进入赣粤边游击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调中共中央东南局任青委书记。当时东南局书记是项英同志,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是曾山同志。以后因陈毅陈老总亲自“点将”,我父亲又到了陈老总的身边工作,协助创建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苏中军区政委等等。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父亲历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政委、苏北兵团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华中工委书记、苏北军区政委等职。
  
  1949年以后,我父亲历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又调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南京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等职。
  
  我父亲当时对自己的病情发展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很认真地对前来探望的周恩来、邓小平、陈老总等中央领导说:“得了这种病,我心情很沉重。但是,我已经经历了从1929年到1966年的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已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如果病情得不到控制,很快恶化的话,我也感到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如果病情能得到控制,如果能控制若干年,我则有幸为党、为人民再做几年工作,还可以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再打一仗。如果我的病能够治好,我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做好些年工作。”
  
  父亲当年跟我也曾说过这番充满忧患的话语,因为当时陈毅老总对中外记者的谈话,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侵略军的飞机轰炸了越南河内,并炸到了中越边界。所以我父亲时时惦记着跟帝国主义、跟修正主义再打上一仗。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很快开始了,我父亲不仅跟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打了一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后,又为党工作了十多年。
  
  为了治好我父亲的病,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国内动用了最强的医疗专家力量。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和分管保健的副部长崔义田专程到上海主持对我父亲的治疗。治疗专家组由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吴恒兴亲自挂帅,汇集了一批当时上海、广州的著名专家教授。在专家教授的精心治疗下,我父亲顺利结束了放疗。但是,钴60的强烈照射对身体损害非常大,我父亲当时非常虚弱。大夫对我父亲能够战胜疾病感到欣慰,但同时又对我父亲的健康状况感到忧虑。他们表示:“治病救命已经做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陈书记能够恢复健康,恢复工作能力,能继续为上海人民工作。” 按照专家教授们的要求,我父亲1966年6月搬出医院,住到上海西郊开始疗养,慢慢恢复健康和体力。
  
  我是家中的长子,照顾病中的父亲义不容辞。尽管我当时在沪东造船厂参加“四清”运动,并承担着繁重的任务,但我仍尽可能地挤出时间陪护在父亲身边,经常跑上跑下,不离左右。
  
  在父亲生病住院及疗养这段时期,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各种事件频繁发生。我看到了许多,也从前来探望的各级领导、父辈们的言谈话语中听到了许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一阵阵扑面而来的撼城之风。
  
  1966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第一次杭州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批判杨尚昆、陆定一的事。在这次会议期间的3月18日,罗瑞卿在北京跳楼自杀,但只是摔断了腿,自杀未成。当然,这个情况参加第一次杭州会议的同志都知道了。我记得有一天我正陪父亲在西郊宾馆院里散步,父亲的秘书突然跑来报告,说魏文伯从杭州回来,要马上来见我父亲。魏老跟我父亲讲了罗瑞卿跳楼的事。当时我看到他俩脸色都很凝重,谈话气氛非常沉闷,魏伯伯直叹气。那天我父亲留魏伯伯吃晚饭,我看他俩吃得很少,也不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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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罗瑞卿问题

  
  拿国家大事来讲,毛泽东下决心解决“罗大将”罗瑞卿的问题也在1965年。说起1965年发生的重要事件,或者1965年发生在上海的重要事件,肯定要谈到上海批判罗瑞卿的会议。
  
  罗瑞卿对毛泽东忠心耿耿,这在党内是公认的。为了做好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他50岁还去学游泳。他精明干练,很受毛泽东的器重。1959年以后,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因林彪长期称病,罗瑞卿主管起了军队的日常事务。1964年,他主抓的全军大比武工作受毛泽东的好评,林彪对此很是嫉妒。加之罗瑞卿性格刚直倔强,处事原则性较强,有时暴露出作风生硬的缺点,难免使一些同志对他有意见。毛泽东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对其教导:“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当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口号时,罗瑞卿当即表示了疑问和不同意见,这就种下了祸根。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出专机,让他的老婆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多份诬告罗瑞卿的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单独汇报了六七个小时。汇报时叶群还痛心疾首,痛苦流涕。林彪主要诬告罗瑞卿要篡夺军权,说他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唯恐党内出修正主义,大权旁落,是毛泽东的心病,当他决心冒着风险,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清除与他治国观点不同的所谓“反党集团”时,他必须倚重林彪控制军权,所以听到这些诬告,使他特别敏感和不安。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样,罗瑞卿问题浮出水面。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罗瑞卿发起了“突然袭击”。
  
  12月5日,毛泽东到了上海,住在当时的“414宾馆”,即现在的西郊宾馆。7日深夜,寝食不安的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发出紧急通知,要中央政治局常委们8日都赶到上海毛泽东的住处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指示,朱德年龄大了,可以不来。毛主席也同时让徐业夫通知我父亲,要他8日早晨赶到西郊宾馆待命。
  
  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陆续赶到上海。刘少奇、周恩来等是从北京来的,我父亲到机场接了他们。小平是从昆明赶来的,林彪是从苏州坐汽车过来的。8日上午,这次极不寻常的“紧急会议”在毛泽东住处开始,这些领导们到开会时才知道是要部署召开批判罗瑞卿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8日上午的会议中间,周总理、小平从开会处出来,找正在待命的我父亲谈话。他们说,中央马上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找一个地方给罗瑞卿住,并且这个地方的安全、警卫工作都要由上海市委负责,还提出了很多细节上的要求,譬如房间里不装电话,房门不上锁。这是监护性居住啊,我父亲很是吃惊。
  
  罗瑞卿长期以来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而上海的警卫工作一直都是由我父亲分工负责的。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与罗瑞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工作上的往来十分密切。
  
  我父亲跟罗瑞卿的交往,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最深刻。
  
  一件事发生在1956年1月9日,陈老总陪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馆)宴请一些毛泽东的老朋友,其中包括苏步青、周谷城等人。当大家给毛泽东敬酒的时候,一贯不善饮的毛泽东很高兴,举杯一饮而尽,突然脱口而出:“怎么我喝的不是酒,是白水啊?”全场都震惊了。当时陪同毛泽东的,还有罗瑞卿、陈伯达。宴会结束后,陈伯达显得非常紧张,专门提醒罗瑞卿说:“你赶紧去调查,不调查清楚,毛主席怪罪起来,你吃不消。”罗瑞卿就问了陈老总是怎么回事。陈老总脑子很快,大笑说:“我不知道,这种事情你就去问阿丕。”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吉普等也在场,罗瑞卿盯住他们问,他们不敢回答,却把眼光都投向我父亲。我父亲很坦率的说:“这么多人都要给毛主席敬酒,如果我不做这个安排,对主席的身体健康不好。影响了主席的身体健康,你罗部长也不会赞成吧!”事后,毛主席果然问起此事,罗瑞卿立即主动向毛泽东作检讨,并且把我父亲也“供”出来了,当时毛泽东并未生气。罗瑞卿对我父亲说:“阿丕,也就你有这个胆量,我是不敢这样做的。”
  
  另外一件事发生在1957年7月8日,毛泽东乘上海港监领航船视察黄浦江和上海港口。主席兴趣很浓,在船上听取了上海社会主义改造、市场建设、人民生活等的汇报,并且在轮上吃了一顿中饭。船上工作人员为主席准备了四季豆炒肉片、油面筋炒辣椒、红烧黄鱼、古老肉和榨菜肉丝汤,都是普通的家常菜。饭后,毛泽东兴致很高,打算横渡黄浦江,畅游一番。大家觉得在这里游泳很危险,但当时谁都不敢劝,包括陪同的上海市领导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吉普。因为罗瑞卿曾为了劝阻毛泽东在长江游泳,挨过毛泽东的狠批,毛泽东生气后,好多天都不理睬他。后来,我父亲想出了个劝阻主席游泳的想法,就跟主席说:“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下午有雷阵雨,建议主席这次就不要游泳了,下次再游。”一听这话,毛泽东就同意不游了。果然临近下午3点时,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阵阵,雨越下越大。此事以后,罗瑞卿碰到我父亲说:“阿丕,你真有本事,我劝毛主席不要游泳挨骂,你怎么就敢劝,而且还劝成了呢?”我父亲说:“我自己也不敢劝,但是我用上海气象台的气象预报来劝主席。主席相信科学,当然就同意了。”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是1965年11月25日,罗瑞卿正好在上海陪外宾访问,是柬埔寨的客人。罗瑞卿就问我父亲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尽管江青交代过这件事什么人都不要讲,但我父亲基于跟罗瑞卿多年工作上的往来以及对他的高度信任,就对他讲了这篇文章的背景。我父亲当时肯定还不知道毛泽东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了,总觉得罗瑞卿是毛主席信任的人。罗瑞卿听了我父亲的话后,特意让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这件事后来成了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与罗瑞卿“通风报信,相互勾结”的一大罪状。
  
  第二天下午,罗瑞卿见到毛泽东,还特意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单行本,还未看。”毛泽东笑了笑,没说什么。29日,解放军报就按罗瑞卿的指示,作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编者按,并转载了该文。当时,这篇文章除了文汇报登了,上海的解放日报及华东局、华东各省的报纸也都登了,而北京的报纸都未登。华东片报纸的转载,是因为我父亲跟魏文伯通气以后,魏文伯交代华东各省的。可见那时的罗瑞卿已经有所预感,处处小心。
  
  柯庆施死后,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等职务需重新任命。在1965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罗瑞卿对我父亲说:“阿丕,我愿意到上海来。最近毛主席批评我,对我不满意,阿丕你当第一书记,我给你当市长。”我父亲忙说:“这样我不能接受,我只能给你当助手。”
  
  尽管我父亲与罗大将交情甚厚,也闹不明白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中央的指示不得不执行。我父亲找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梁国斌和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王鉴,具体落实找了几处住地,周总理都说不合适。最后找到了建国西路618号,以前是波兰领事馆的所在地,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后,波兰领事馆撤消了,这个小楼就一直空着。这样,罗瑞卿就被安排住在此楼里。
  
  12月11日,我父亲奉周总理和小平之命,以东道主身份去接罗瑞卿,在机场见到吴法宪也在场。中央当时有规定,领导出差开会一般不准迎送,所以罗瑞卿、郝治平夫妇一下飞机,见到这种迎接阵势,感到很奇怪。一路上,罗瑞卿与我父亲及上海警卫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坐在一辆车上,这样的迎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了。罗瑞卿问我父亲中央在上海开什么会,急于想知道开会的内容。父亲在赴机场前,曾问过总理和小平:“如果罗瑞卿问起会议内容,该怎么回答?”。他们的回答是:“这个问题要问总理和小平。”因此,父亲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雨水、工业生产等话题,就是不讲会议的情况,显得极不自然。我父亲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跟罗瑞卿讲:“你以前来住的房子现在安排其他领导住了,我们就给你安排了另外一个地方,在建国西路。”罗瑞卿有些不太高兴,就直截了当问我父亲:“究竟开什么会?”我父亲只好用手指指坐在前排的司机和警卫,不言而喻,我父亲只能这样暗示,不能多说什么。后来,父亲对我讲,陪罗瑞卿进市区的这段路,他感到时间很长很久,真不好受啊!
  
  等到我父亲陪罗瑞卿夫妇到达建国西路618号时,周总理、小平同志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周总理、小平马上找罗瑞卿谈话,我父亲则在总理的示意下离开了。郝治平阿姨也被直接送上楼了。当时,这座小楼里面的警卫人员都是周、邓从北京带来的,小楼外面才是上海的警卫人员。上面对这些工作人员有明确交代,罗瑞卿不能出去,出去、动用汽车这样的事情都要请示总理批准才行。
  
  罗瑞卿抵沪的当天,他秘书邓丁提出要求,要装一部保密电话,要挂地图。我父亲一接到建国西路618号警卫的请示,立刻把这一情况告知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后来,周家鼎直接给邓丁打了电话,委婉地说:罗瑞卿的电话不要装了,地图也不用挂了,你们就好好的休息吧。当时,邓丁秘书半天没有话说,电话拿着好久才放下。此后,罗瑞卿又表示要跟总理通电话,经过请示,就用楼下警卫值班的保密电话跟总理通了电话。据说当时罗瑞卿在电话当中显得非常气愤,很激动,反复讲全年大比武是经过请示的,有什么错?还谈到了对林彪的态度问题。
  
  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各地领导接到通知很快到沪,其中有各大局的领导,如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等;还有军委及各大军区的领导。当时,周总理、小平等中央领导以及各中央局领导都住在锦江饭店南楼,刘少奇、贺龙、叶帅等住在兴国路的几栋小楼里。各大军区领导人都住在锦江饭店北楼,林彪住在岳阳路招待所。所有会议代表接到开会通知时,都不清楚会议内容是什么。会前,周恩来还专门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会议纪律。
  
  我父亲参加了在锦江小礼堂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叶帅等人分在一个小组。会上印发了李作鹏等人写的对罗瑞卿、萧劲光的揭发材料。叶群在会议期间,分三次作了约十个小时的发言,以大量捏造的事实诬陷罗瑞卿如何逼林彪退位,要林彪“不要挡路”。她会上发言,会下串联,在“批罗”中极尽污蔑中伤之能事。会议揭发的罗瑞卿“问题”,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条: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不尊重老帅”,等等。
  
  在这几天里,罗瑞卿被“软禁”在小楼里,整个会议都没让罗瑞卿参加,据说是要“背靠背”。周总理和小平来看过罗瑞卿。总理、小平离开时,罗瑞卿出来相送,有人听他非常气愤地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陶铸、李井泉、宋任穷等各大局的第一书记们,也都分别来看望罗瑞卿。
  
  罗瑞卿在会议期间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去见毛主席、见林彪。他可能觉得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总理知道这样做是不可能 的,以“恐怕不方便”劝阻他,罗瑞卿急切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总理也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16日,总理和小平来到罗瑞卿的住处,他们宽慰罗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第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检讨什么,回北京再说。”
  
  会议结束后,细心的周总理交代我父母请罗瑞卿夫妇吃顿饭,算是给他们送行。我父母吃完饭,立即赶到锦江小礼堂。总理当时在跳舞,一见我父母进来,立刻换舞伴,让我母亲陪他跳。我母亲由于多年患梅尼氏症,不能转圈。总理说:“小超大姐不能跳舞,你也不能跳舞,你向小超大姐学习啊?”我母亲不好意思,只好陪着总理转了几圈。总理就利用这个机会,很认真地询问罗瑞卿夫妇吃饭时说了什么。我母亲后来记不起来当时原话说了什么,但有一句话报告了总理,说罗瑞卿显得很沉重、很沉默。
  
  罗瑞卿离开上海的那一天,当他得知将与总理同机回京,特意提前半小时上飞机,还说“我们先上飞机,不与送行的人遇到”。
  
  这次会议来势汹汹,但罗瑞卿却没有马上遭到彭德怀庐山会议的那样下场,只是被暂时挂了起来。为什么?不清楚,也许是盛怒之后的毛泽东冷静下来了;也许是在会议上听出了端倪,没有想好下一步;也许是出于政治斗争上的某种考虑。据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回忆,会议后的1966年1月5日,毛泽东乘火车巡游到南昌时,曾在火车上听取江西省委领导的工作汇报。这期间,毛泽东对方志纯和杨尚奎说起了罗瑞卿:“他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毛泽东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得知这些消息,我父亲暗自松了口气,以为事情过去了,却不料从魏文伯嘴里得知罗瑞卿在北京跳楼自杀的消息,这不能不使他痛心,不能不使他预感形势发展的险恶。
  
  林彪叛逃事件出了后,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从此,罗瑞卿的问题有了定论。
  
  1975年10月,小平报毛泽东批准之后,把解除监禁不久的我父亲调到北京。我母亲随后也离开上海,到了南京,正巧当时罗瑞卿夫妇住在中山陵,郝治平阿姨听说我母亲到了,要来看她。我母亲说:“还是我来看你们吧。”我母亲到了以后,两人抱头痛哭。两个人,两个家庭,两位老领导,都经历了一场浩劫,都非常激动,在一起谈得很晚很晚。这次,罗瑞卿对我母亲说:“丕显同志是好同志,是我们党内的红小鬼。你们知道吧,为什么1950年我到无锡?我的确是奉毛主席之命的。来之前,毛主席跟我说:‘罗瑞卿同志,你认识陈丕显吧?’我说不认识。毛说你该认识阿丕,这是非常能干的人,在我们党内是不多的,是红小鬼。”
  
  罗瑞卿后来到国外治腿期间,不幸去世,我父母一直非常难过。父亲调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多次请郝治平到湖北来休息、疗养,到北京之后也经常去看望她,这是后话了。
  
  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我父亲应周恩来总理的询问,谈到了柯庆施去世以后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职务由谁来接替这件事。当时,我父亲、魏文伯、曹荻秋都希望“谭老板”谭震林来接替,因为谭震林是过去华东局的老领导,对上海的工作及上海的干部熟悉,对华东的工作及华东的干部也熟悉。我父亲说起这些,总理当即表示:这种可能性不大。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明知世事难料,危机四伏,出于坚定的党性,父亲担负起上海市委第一把手职务,坚守在这个文革的“策源地”、“一月风暴”中心。果然,自罗瑞卿事件后,从66年4月中旬到下旬,毛泽东又召开两次杭州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彭真问题也揭开了,彭真接受了批判。
  
  参加这三次杭州会议的中央领导都是经过上海到杭州去的,会议结束之后他们也都是乘车到上海,再从上海乘飞机回北京的。在此期间,周总理、小平、陈老总、谭老板、叶帅、聂帅等领导都曾来探望、慰问我病中的父亲。陈伯达、康生等也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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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山雨欲来

  
  当代历史学家一般都将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奏。因为这篇文章直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当时的北京市委,并别有用心地将敢讲真话、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同敢在庐山会议上讲真话的彭德怀挂钩。现在,谁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探讨。但在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篇文章竟隐藏着那么诡秘的政治玄机,其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更令一般人没有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后来竟会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大浩劫的前奏。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当时的政治气候,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可能最贴切不过了。
  
  1962年7月25日,中央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既然阶级存在,就要出反革命,而他们总是想复辟的,所以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这次会上,批判了主张“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所谓的“单干风”,批判了上书八万言申诉的彭德怀及审看过小说《刘志丹》的习仲勋所谓的“翻案风”。接着,中央又在北京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了阶级斗争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做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从此,国内的政治气候可以说是越来越“左”了。
  
  阶级斗争这根“弦”一绷紧,就不乏假设敌,搞政治运动也就师出有名,各种大事便接连不断地发生。如城市开展了“五反”运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文化艺术界开展“整风运动”,要求停演“鬼戏”,夏衍、田汉、阳翰笙等文化名人及《早春二月》、《谢瑶环》等一批文艺作品受到批判;学术界很快也受到波及: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等等;农村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广“桃园经验”……1964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和批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和干部的作风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问题,说企业已演变为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在大型企业中开展的夺权斗争。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96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人的文化部领导职务,等等。这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就演化为越来越多的夺权斗争,一直发展到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毛泽东引导着 “文化大革命”的脚步越来越震撼人心了。
  
  当代历史学家们研究“文革”前夕的这段历史,往往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为其找根源。而对于我来说,更切身的体会还是从当时关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开始的。
  
  我记得,当时有这几件事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第一件事是当时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论。杜勒斯这个人物,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熟悉了,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毛泽东曾经说,杜勒斯是个想问题的人,在美国真正掌舵的是杜勒斯。他1953年到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他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认为,西方正遭到一种用军事力量无法挽救的失败,应加强冷战攻势,用和平的方式把西方理想、消息和“善良愿望”的信息送到“铁幕”里面去,以加深共产党内部的困难。
  
  1953年,他提出用和平手段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1957年,他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了苏联发生变化的问题,他预期苏联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演进性的而不是革命式的,如果赫鲁晓夫有子孙后代的话,那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在白宫发表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宣称要用和平演变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这些话,中国共产党后来概括为: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尤其是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的战略极为敏感。1959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议印发杜勒斯的三次演讲材料,要与会的同志们认真看一看。他说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毛泽东说:和平演变谁呢?帝国主义要用和平演变来腐蚀我们,就是要演变我们这些国家。毛泽东特别提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他说:不论是在老的、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正、作风不正的人,党内并不纯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1964年前后,毛泽东又把和平演变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65年以后更是多次谈到这个话题。
  
  第二件事是当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论战。发生这件事的原因虽然很多,用邓小平后来的话来说,就是双方都不得不讲了一些空话和废话。我们党当时有一个判断,就是苏共走向了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就是苏联的第三代领导,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杜勒斯的理论。所以,我记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于1964年7月14日隆重推出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当时的中苏论战中影响很大。
  
  “九评”中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地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九评”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即: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时还对这五条标准作了具体解释,他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的,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
  
  第三件事是1964年毛泽东当时同他的侄子毛远新的那几次非常有名的谈话。
  
  毛远新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出生于1941年2月。毛远新曾经随着毛泽民和他的母亲朱丹华在新疆坐过牢。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已出。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泽东1964年2 月与毛远新谈话时说:“你主要的缺点还是不懂辩证法,不会辩证地分析自己和分析别人,不懂得一分为二。以前把自己看得了不起,现在又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这都是不对的。辩证法这个很好的东西,虽然你知道的东西不多,但是你要运用这个方法去分析是能够分析的。比如我吧,我知道的东西也不多,但我会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一分析就明白了。”毛泽东谈到对干部子弟的看法时说:“这些人也是可以分为左中右派的。看来你好象是属于左派,我看到一个文件又表扬了你,但这不是好事。象你这样的人,挨骂是少了,应该多挨些骂。作事情都是逼出来的,我写《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逼出来的。你好象是先进分子,什么叫先进分子,你知道吗?先进就是作落后人的工作,不然那叫作什么先进?”
  
  1964年暑假,毛远新住在中南海。7月5日,毛泽东又和他作了一次重要的谈话。高等教育部11月9日转发了这次谈话纪要。毛泽东在这次谈话时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里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的书记长都混进来了,不管他们改变成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人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旁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毛泽东特别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让毛远新坚持天天游泳。有一次,天气较冷,毛远新游泳后上来,觉得有点冷,就说:“还是水里舒服些。”毛泽东瞪了毛远新一眼说:“你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毛泽东后来还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双膝跪下,乞求饶命啦。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在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颂歌,这是最危险的!”讲到哈军工的工作时,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已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校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对社会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
  
  虽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这次谈话内容,但它在党内却广泛流传。因为毛远新是我们的同辈人,所以当我听到这些谈话的主要内容时,心灵深处受到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保持革命江山不变色这样的大问题,会如此严肃、现实地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面前。我也像广大群众一样深信“阶级斗争”存在是正确的,激奋地等待着战斗号角的吹响,但是很快,我就犯嘀咕了,因为我越来越知道了一些内幕。
  
  我当时能够知道一些情况,最主要是由于父亲的原因。我父亲这辈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工作狂”,上班不分办公室和家里。他往往早上一起来就开始工作。许多市委的人,曹荻秋、魏文伯,也包括张春桥、马天水等,都是趁我父亲吃早饭的时候都来家里汇报工作。在“文革”暴发前,因为我父亲被检查出来有鼻咽肿瘤,需要放疗,这样陪护父亲的担子就更多地落在我的身上了。因此,与刚开始时住在学校不同,我有更多的时间回到家里。这样,父亲的许多谈话及看法,是我在旁边听来的。他们谈话,进进出出,也不避我,就像上海人讲“划着一记”。可能,我是孩子中的老大,我父亲有些事情也没有刻意要回避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1965年9月18日到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现在大家回过头来都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揭开了“文革”的序幕,是导火线。从姚文元的文章开始,到罗瑞卿问题、二月提纲、评“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当时的形势,犹如我们看一部情节较为复杂的电影,一开始有许多线索在同时进行、发展着,好像彼此间联系并不大,当事人也不知道,但随着剧情的发展,直到真相大白,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啊!
  
  当然,历史要比电影演绎的事情要复杂得多。那时许多当事人都不清楚局势的复杂性。许多事情,不要说我,就连身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我父亲都不清楚。
  
  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现在大家都认为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但在当时谁会想到这一点?上海“文革”前党政班子共有20多个人,而后来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的,也只有三个人,核心就张春桥一个,还有马天水、王少庸,而且他在当时上海市委里的地位也不是最高的。“文革”前上海市领导的排位是: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张春桥、杨西光、王少庸……张春桥排在第六。谁会想到,张春桥这样一个人物,后来能当上中央常委呢?
  
  具体说到姚文元的文章,文章公开发表是在1965年11月10日,但它的写作时间要早得多。江青1967年4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上海市委绝大多数领导一开始都不知道,尽管这篇文章的初稿是在市委印刷厂印的。
  
  为什么会选中姚文元呢?当时姚文元是搞文学批评的,在上海有点名气。但是因为文章涉及到历史,姚文元不熟悉,就需要组织写作班子。当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搞明史研究的朱永嘉,就是被从参加“四清”运动调来协助姚文元的。连张春桥办公室桌上,也放着一套《明史》。所以说,就像现在公布的材料说的那样,这篇文章搞到后来,市委的许多领导人还是知道了。客观地说,我父亲他们对这样的文章可能不愿意管,也管不了,因为他知道文章是由江青组织的,搞得神神秘秘,谁也不能多问。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文章涉及“路线斗争”问题,矛头是对准北京的,上海的报纸要发表它,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应该通知北京。而这篇文章不仅没有向北京市委透露半点风声,连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瞒着不报。江青甚至还有言在先:关于这篇文章的事不要同总理讲。在他们看来,同总理讲了,彭真他们就会知道的。有了江青的话,我父亲他们左右为难,不能与北京市委打招呼了。因为谁知道江青的话是她的意思,还是毛泽东的意思呢?《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见报前,曾象征性地拿到市委书记会上讨论过。毛泽东当时也在上海。这篇文章最后是让我父亲送到住在上海西郊的毛泽东手上定稿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后,彭真叫人打来电话,在电话里质问接电话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登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事先向北京市委打招呼?北京及中央的大小报刊也不转载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北京市委对这件事的态度,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上海就由张春桥组织,在几天内出了单行本,大量散发。
  
  现在我之所以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山雨欲来”,因为我当时对政治局势的变化是有所感觉的,许多事情已经明显不同以往了。当时,我耳闻目睹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林彪、江青等三天两头不断地到上海来,我父亲搞接待、布置保卫工作忙得团团转。就因为毛泽东在北京搞不动了,才来了上海。
  
  其实,那时候党内斗争的对象是越来越明确和具体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后,是批判“二月提纲”,紧接着发表《评三家村》。当然,这也都是毛泽东布置的。《评三家村》的作者也是姚文元,这篇文章是经过上海市委讨论的,好像还争论过要不要署市委的名,最后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我父亲因为生病,没有参加那次讨论。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拿到毛泽东住处的。原来的文章标题很长,毛泽东大笔一挥,改成只有四个字——“评三家村”。这篇文章一发表,全国奉命转载,批“三家村”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整个北京市委就成为政治斗争目标。
  
  对于这样的运动,我当时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彭真出问题你想得到吗?”他沉默着,没有回答。我又问:“如果说是陈老总、谭老板出了问题,你会相信吗?”他毫不犹豫地说:“那我才不相信,他们不会。”可他没想到,不仅陈老总、谭老板,连他自己也很快成为了斗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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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上海乱相

  
  当我父亲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正在悄悄酝酿,并由远及近,不露声色地袭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撤销了他们的一切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原稿中特意加写进去的。
  
  以”五一六通知”的逐级下达贯彻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暴发了。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任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核心成员。6月2日,上海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张春桥,副组长杨西光。
  
  从6月1日开始,由康生、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中央媒体,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欢呼北大的一张大纸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文章。《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上海媒体纷纷转载,步步紧跟。
  
  此时的“文革”运动还是在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进行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的5月11日,市委就发出了一个电话通知,指出正在深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应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以饱满的革命精神参加这一场斗争,同时要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遇到政策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请示,使得这一场重大斗争有计划有步骤地健康地开展。
  
  6月初,华东局召集华东六省一市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在上海开会,传达贯彻5月在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我父亲抱病参加,叶飞、江渭清、许世友、江华、谭启龙、方志纯、李葆华、魏文伯、杨尚奎、刘俊秀、韩先楚等出席了会议。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与会的老同志们事先已感到当前政治气候的严峻。他们对”五一六通知”里提到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样的字眼觉得很难解读,所以在发言的人都不像以前那样踊跃,言语很谨慎,几天下来会议气氛总是活跃不起来。会议期间,在杭州的毛泽东通知参加华东局会议的代表们前去谈话,其间并没有讲“文化大革命”问题,而是特别强调了团结的问题。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怎么搞,搞了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这些华东地区省市的第一书记们仍然不明就里,心中无数.
  
  几天后,毛泽东乘坐的列车路过南昌,毛泽东在车上接见了方志纯等几位江西省委负责人。毛泽东听了方志纯等的简短工作汇报,见到他们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毛泽东还笑着对方志纯等人说:“你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想打倒!”方志纯等顿时“如释重负”。
  
  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里,也谈到了“通过运动,练练兵”的想法。毛泽东在信中谈到了他对林彪炮制的“天才论”的忧虑。他讲到:“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还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同时,毛泽东也谈到了他对这场政治运动的考虑。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种一会儿给个宽心丸吃,一会儿又当头棒喝式的做法,更使得这些高干们找不到北在哪里了,只好各取所需,把事情往好里想了。
  
  在上海,上海市委于6月10日组织了一场包括基层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全市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曹荻秋作动员报告,要求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同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注意掌握政策。会议宣布,仿照北京市的作法,向教育系统及市委党校、社会科学院等部分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只能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但是,由于蓄谋已久的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兴风作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还同时掌控了上海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权,种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便不断在上海出现。例如,张春桥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为诱饵,先后“钓”出了贺绿汀、周信芳、周谷城等八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通过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给他们强行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帮分子”、“‘三家村’学者”等大帽子。拿这八位名人开刀祭旗,上海“文革”运动一开始就迅猛异常,“大鸣、大放、大字报”横扫一切,洪流滚滚,高潮迭起。有的单位提出“横扫”、“纵扫”、“直扫”一起扫。有的单位提出“上下左右都可以揭”,“党内党外一起揭”,党委“引火烧身”……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笼罩下,上海的教学、生产和社会秩序越来越不正常了。
  
  我所在的交通大学,6月27日晚和28日先后有三十多批、近两百名学生到市委机关上访。他们情绪激动地要求市委负责同志回答一个问题:“交通大学党委是不是革命的?”事件的起因,是交大数学教研组一位老师贴出了一份由他弟弟从清华大学转寄来的《北京林业学院访北京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讲话记录》,里面说:“这次运动的主攻方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前首先是要搞掉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党委,而不是几个教授……运动依靠谁?谁革命就依靠谁,谁也没有提依靠党、团组织,你们知道他们是不是革命的?”很快,校园内针对交大党委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出现了两派意见相左的大字报。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两派师生都要求市委负责同志接见,给予明确回答。
  
  社会上类似的骚动事件渐渐多起来了。甚至在一些学校里,开始出现围斗、打人、罚跪、戴高帽等混乱现象。
  
  那个时期,曹荻秋伯伯经常跑过来看我父亲。谈话中,他们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不正常现象感到十分困惑,对每况愈下的教学、生产和社会秩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并一同商量对策,力求把握好方向,控制住局势。
  
  为了确保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于7月上旬、下旬先后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和《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补充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地专以上的党政机关一律要开展文化大革命……要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有计划、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上海市委完全赞同这一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并就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生产中已受到的消极影响及建议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向全国各省、市批转了这一报告,并在按语中批出:“中央同意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当前生产中出现的事故增多、某些产品产量下降和有些科研项目生产技术协作中断等情况,需要注意研究解决。其中所提四项措施,各地可参照办理。”
  
  6月下旬,上海市委接到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报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乱斗事件,北大工作组采取了以系为单位召开师生大会的办法,明确指出乱斗有害于革命运动,规定再批斗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及时制止了乱斗现象。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市委及时传达贯彻了这一精神。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和北京大学的报告显示想要扭转文革出现的失控状态,把运动纳入在党委领导下的可以控制轨道,让这场“演习”赶紧走过场,避免滑入祸国的灾难,但是他们或是没意识到毛泽东要的就是“天下大乱”,或是意识到了,出于忧国忧民,不惜性命去堵决口,果然,到了8月5日,中央又宣布已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决定撤销这个文件。从此,上海乱斗成风,形势急转直下。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曹荻秋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先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复信说,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要求他们“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几天后,毛泽东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也被牵连。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十六条》精神迅速传遍全国,一时群情鼎沸,“造反有理”等口号声四起。在上海,街头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仅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就有6000多人到街上通宵达旦地游行庆祝。他们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像吃了K粉、摇头丸似的不知疲倦,高呼口号,到上海市委所在地送上喜报和决心书。8月18日,北京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佩带上了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章。这一历史性的画面,极大地刺激了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带进了一个举国颠狂的时代。
  
  那些噪动的红卫兵,都是与我一样热血青少年,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对党无限忠诚,疾恶如仇,但是,因为天真单纯、未经风雨,在林彪、“四人帮”蛊惑、煽动下,吸食了政治毒品,成为“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人民日报8月30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中的提法。)
  
  上街扫“四旧”,是红卫兵介入政治运动的开始。8月18日,林彪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中鼓噪:“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8月20日起,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扫“四旧”,经“中央文革”控制的舆论媒体大肆吹捧后,迅速波及全国。上海红卫兵从上街改路名、换招牌、剃“大包头”、剪奇装异服开始,发展到了砸、抢、烧教堂、庙宇、坟墓、文物古迹、文化典籍等,甚至干扰公私合营、个体工商户经营等正常商贸活动,进而发展到了大规模残害“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打人,抄家,做出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
  
  从8月下旬开始,率先起来造反的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全国,传播革命造反的经验,从而掀起了全国大串联的狂潮。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连的人数最多,其矛头直接对准了上海市委。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相对集中的有三批。
  
  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是8月20日后陆续自发来到的,人数有几千人。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引起很大社会震动。8月30日,他们把上海市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欢迎会变成了声讨上海市委批判会。大会后,他们连续数次冲击市委机关,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亮出了“炮打上海市委”的大幅标语。这下可犯了众怒,上海是什么地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中央长期的驻在地,举行过三次革命武装起义的英雄城市,有着“大上海”优越感的上海人从来领风气之先,不甘人云亦云。上海绝大多数群众干部不能接受北京红卫兵的观点,这些撇着京腔的小把戏只要一露面,就有群众、学生、干部自发组织起来与他们辩论,不管论水平还是比嗓门,都使他们颜面扫尽。北京红卫兵认为这是上海市委对他们组织的围攻。
  
  得知战友们在上海嘬了瘪,不可一世的北京红卫兵立即组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于9月10日杀奔上海,这批人有数万之众。他们戴着一尺多宽的红袖章,拎着流星锤似的铜扣皮带,横眉立目到处煽风点火,揪斗、打人,制造“红色恐怖”,甚至还制造了涉外事件。我记得他们曾贴出这样一副对联:“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是:“谁敢翻天!”仅三天内,他们就制造打人事件30多起,有上百人被打。
  
  第三批北京红卫兵,是l0月左右在江青、张春桥的煽动下来沪并组织起来的。他们组织了众多的驻沪联络站,参与了上海的夺权斗争。他们与一些工厂的反动派串连,煽动工人起来“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打倒上海市委”。
  
  外地红卫兵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而来,给上海市的接待工作造成巨大负担。不到两个月内,来沪红卫兵总人数近38万!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原有学生4000人,可住进去的外地学生有5000多人,最多时达到7000多人。
  
  随着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上海的串连活动也如破堤之水,一泻千里。不仅大中专学生和中学生北上串连,连部分小学生、机关干部、农民也参与其中。大串连行动造成铁路运输高度紧张,甚至造成了上海部分红卫兵拦阻列车造成铁路运输中断的事件。大串连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上海市的正常工作,特别是越来越影响着上海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
  
  周恩来总理特别关心和挂念上海的形势,对上海的混乱局面一直非常着急。上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又是全国的交通枢纽。
  
  9月中旬,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我父亲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有关情况。周总理明确表态说“你们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要大胆地讲”,还要我父亲立刻把他的话转告曹荻秋。9月14日,周总理组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面对日趋混乱的上海局势,我父亲十分忧虑。虽然他病弱的身体还需要静养,但外面各种吵杂的声音已使他寝食难安了。他感到,身为上海这样一个重要城市的主要领导,他有责任确保上海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在他督促市委努力稳定局势时,在“中央文革”的不断煽动下,串联、造反越演越烈,使许多党政机关陷于瘫痪,交通运输陷入空前大混乱,部分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宣告停产。中央到底要干什么?怎么一脚踩刹车,一脚轰油门呢?9月30日,我父亲打电话到北京,了解党中央的最新精神。他了解到,党中央听取了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关于当前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总的精神是“要保证今年计划的完成,要保证明年计划不受影响,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扭转过来。”中央还指出:“当前铁路运输问题最大最多。中央、国务院、军委要发出通告,火车轮船要正常运输,红卫兵不能随便上车上船、阻拦火车。”“学生串连问题,决定中学生不串连了,小学生要很快上课,中学生慢慢恢复上课。”我父亲立即把中央精神传达给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并一同商量稳定局势的措施。
  
  我父亲的动向引起了林彪、江青等的严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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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林彪、“四人帮”抛来了“橄榄枝”


  http://www.chenpixian.cn/wgsy_zzwz_show.php?tid=680


    1966年10月9日,中央要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0月7日晚,父亲突然接到叶群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叶群在电话中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八月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

    父亲对叶群的来电很是费解。他对我母亲谢志成讲:  
“我与林彪、叶群很少联系,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为何突然间如此热情地、主动地关心起我来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由叶群通知呢?”而叶群在电话中不仅提到了“林总”,还提到了江青,这就更让他搞不懂了。就在此前不长时间,江青在上海时,曾专门去西郊看望过父亲,并要他好好休养、彻底休养。江青还非常热情邀请父亲夏天时与毛泽东和她一起到北戴河休养。父亲以前听叶帅说过,北戴河非常潮湿,而潮湿对于放疗之后的健康恢复十分不利。父亲就用这个借口婉拒了江青的邀请。但是,尽管当时父亲刚刚做过鼻咽肿瘤治疗,身体极度虚弱,正准备到浙江去疗养一段时间,尽管当时很是疑惑,父亲还是决定去一趟北京。他感到,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乱了,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在一线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困难,而自己病了这么长时间,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运动确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思想跟不上趟,去参加会议确实很有必要。于是,我父母与医院派出的医生、护土等一道,于10月8日登上了叶群派来的飞机飞到了北京。

    父亲一行抵京后,在京西宾馆碰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时就显得非常吃惊,说:“你不在上海好好休养,跑到北京来开什么会?”我父亲只能以笑答之,总理也没有说什么。

    父亲到京当天,叶群就带了哈密瓜前来探望,嘘寒问暖,很是热情,临走前还再三叮嘱我父亲:“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保密;二、不要出去;三、不要找人,北京的形势很复杂……”

    随后,策划请我父亲此次进京开会的另一位幕后主角江青出场了。

    开会期间,江青请我父母吃了两顿饭。“文革”结束后,我父母多次对我回忆起这件事,而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也清晰地记录了这两次吃饭的场景:

    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晚上,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饭。我们到了中南海她的住处,当江青出来接待我们时,只见她身穿军装,戴着帽徽领章,连她的护士也穿着军装。联想到江青以前想要军装罗瑞卿不给她,我强烈地感到:时势确实大变了。江青这人对军装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好,记得在搞“芦荡火种”时,她曾指着我问:

    “你是红小鬼,为什么不穿军装?”这话真让我啼笑皆非。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总得符合环境和个人的身份;江青却总是把这些和政治联系起来。江青留着短发,当时又在大破“四旧”,她一见我们就对谢志成说:“小谢呀,你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还不赶快剪掉!”喜欢新奇花样,标新立异,爱出风头,又好心血来潮,这便是江青的性格。

    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当我谈到对北京的初步观感时,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哪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

    “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获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例子,都是些传闻。

    江青的这顿便饭使我进一步感觉列,这次让我带病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显然是他们早有商量的。林彪、叶群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江青又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怎么会如此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呢?看来,他们对我、对上海有着什么打算。因此,我在吃饭讲话时非常谨慎,言语不多只是应付。好在江青这个人喜欢讲话,一餐饭的时间基本上是她在高谈阔论。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一次请我和谢志成吃饭。这次是在钓鱼台,饭菜很丰盛,是正儿八经地请客。金秋时节,景色宜人,钓鱼台国宾馆气氛高雅。叶群看望,江青请吃,张春桥谈话后,江青再次请我们吃饭,思想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这是主人的刻意安排。我当时就想:这虽不是‘‘鸿门宴”,但看样子这餐饭是不太好吃的。果然,江青志满意得地对我和谢志成嘘寒问暖,夹莱添饭。亲热一番后,她马上道出了本意:

    “曹荻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我心想:我生病以来,曹获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线顶着,他们对外的表态、做法,事实上事先事后都和我汇报过,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对这场运动确实"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如果把他们“搞下去”,让我‘‘站出来”,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但我心里这样想,口里却是委婉地说:“我一直在休息,好久没有工作了。大半年了,,身体也不好,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下子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不敢当!不敢当!”我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坚持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获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此时,辉煌的餐室、丰盛的菜肴,与席上人不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吃完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气狠狠地讲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完全变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此话与贺龙曾经告诉我的柯庆施说我的话一模一样。

    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走出餐厅,已是夜色朦胧。和天空一样,我和谢志成心里也都笼罩着一片阴影。我们预感到情况的复杂,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因为这两年同江青打交道较多,深知她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江青两次请吃之间,张春桥也来到京西宾馆看望我父亲。他公开表示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说“看来他们两人是不能再领导运动了”,要我父亲回上海后站出来主持工作。我父亲没理睬他。

    会议期间,父亲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还去看了他的福建“老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我父亲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他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姚要给他当顾问的情况,并表示自己生病以来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还是搞搞调查研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还上不了第一线。对此,“老夫子”陈伯达都没表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父亲才明白,从叶群打电话要他到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吃饭,以及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不表态”,都是早就串通好的。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其中恶毒地诬蔑我父亲是“黑小鬼”,并道出了他们当初拉拢我父亲的险恶用心。她说: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

    江青讲完这段话后,还特意对在场的陈老总和粟大将讲:“陈毅同志、粟裕同志,你们要相信我,我是全心全意地希望陈丕显出来工作的。”这说明,当时以陈老总、粟大将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对江青很有意见,特别是不能容忍她随意打倒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干部。为了消解众怒,江青不得不在军委扩大会上对陈老总和粟大将加以解释,为自己辩解。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里,用到了“我完全没有想象到”、“我是全心全意希望”这样的字眼儿。短短几天里,她为了拉我父亲“入伙”,两次请吃饭,叶群、张春桥等人也各有表演,足可以体现他们“全心全意’’的劲头了。而对于“我完全没有想象到”这一用语,一般读者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认为是一贯爱夸大其词的江青对我父亲极其失望甚至极其愤慨的心情罢了。但是,我对江青这段话有更深切的特殊的理解,她倒真是由衷之言。江青过去通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我父亲有了一些了解,在她未发迹、不顺心时得到过我父亲家人般的关照,,本以为我父亲会站到她这一边,并把曹荻秋等顶在一线的上海市委领导抛出来,可她绝不会理解在党性、良心面前,我父亲和绝大多数老干部一样是宁为玉碎的。
[ 此帖被盗跖在2014-11-26 12:36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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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江妈妈”的蜕变

  
  说起江青与我父亲、与我们家的往来,得从刚刚建国的年代说起。
  
  1950年,刚刚解放不久,江青得了重病,苏联医生给她做了一个大手术,并进行了超剂量的治疗。生理上的不适,可能引起了江青心理上的变化。据说那段时间,她经常因饮食、起居、住行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跟毛泽东矫情、吵架。有一次,陈老总向毛泽东建议,请江青到华东地区去搞搞调查研究,借机会散散心,这样也可以使毛泽东摆脱江青的胡搅蛮缠。毛泽东很高兴接受了这个建议。江青问毛泽东:华东这么大,领导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泽东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我父亲在无锡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
  
  江青先到了上海。当时,因刚刚解放不久,敌特分子活动猖獗。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为了保证江青的安全,对她的限制措施比较严格,这里不准她去,那里也不准她去。而江青呢,生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不太安分的人,受不了这样的约束,所以,她很快离开上海,到无锡找我父亲。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是后来成为小平同志的“大警卫”、担任了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的孙勇。我父亲到无锡火车站迎接时,见孙勇扛了根扁担,一头挑着江青的被子,一头挑着一个大箱子,下车时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搀着江青。
  
  江青以安全为由,提出不住招待所,住到我们家。江青是毛泽东夫人,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父母对江青也格外客气,把二楼的书房腾出来给她住。在这里,江青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一日三餐与我们吃在一起,白天有时出去搞搞调查研究,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
  
  那时,我刚满五岁,与江青、孙勇混得很熟。因为江青不喜欢别人叫她“江阿姨”,可能是“阿姨”这个称谓在旧社会有保姆之嫌,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叫她“江妈妈”。那时的江青比较随和,经常用报纸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鸟什么的,来逗我玩,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折上半天。高兴时,她还拿出苏联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高级糖果,犒劳我一番。每次江青从外面回来,我都会听她用浓重的山东土话在楼下喊:“孩啊,我回来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父亲调到了上海,我又见过江青几次。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已上了中学,正好放暑假,也随父亲到了庐山。在那里,我见到了孙勇叔叔。他高兴地跟我说:“你想不想去见见‘江妈妈’?”然后,就领我去见江青。当时毛泽东游泳去了,江青没有去。她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哎哟,小津,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1960年,江青又到上海休养。我父亲一直客客气气把她当作客人,很少与她谈工作,总是想办法给她安排点事做,以免她惹事生非。上海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摄影家,叫徐大刚,曾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宋庆龄、邓小平等拍过照,我父亲便请他教江青摄影。江青一度学得很投入。江青很欣赏首度演奏《梁祝》的年轻漂亮的小提琴演奏家于丽娜,认为她有内在美,很上照,就经常找她当摄影模特。徐大刚经常在旁指点江青,如从哪个角度拍,于丽娜穿什么衣服、选什么姿势,是采用顺光、侧光、逆光,等等。后来,江青在徐大刚的指导下,拍出了几张水平比较高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一张是在庐山拍的,当时徐大刚选定了外景,设计好了场面,调好了光圈、速度,等了几天,见天气、光线等外在条件都具备了,就打电话给江青,江青赶过来按了一下快门,就成就了一张非常精彩的照片。毛泽东后来专门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七绝诗,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化名)。诗云:“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当然,尽管徐大刚教江青拍照有功,但因江青脾气坏、性子急,两人相处时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徐大刚在有的场合中,也表现了对江青的不满。“文革”中,徐大刚也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
  
  江青很懂音乐,也擅长跳舞。但是,一般人不敢陪她跳,他们知道江青难伺候,怕跳得不好,引火烧身。后来,上海专门找到了解放前曾学过跳舞的王某某,江青对其舞姿、身高等都很满意,后来就成为江青在上海的固定舞伴。
  
  我也曾亲眼见识了一回江青的个性和脾气。有一次,周总理、陈老总到了上海,我父亲他们策划为总理举行一个舞会,正好江青也在上海,就请她一起参加。我对周总理仰慕已久,很想见见他老人家,就早早地站到宾馆走廊里一处必经之地等候。舞会开始前,我见周总理和江青出来了,准备邀陈老总一道去舞厅。可这时,陈老总正在房间里与人下围棋,已进入“收官”阶段,因不忍弃盘,就想下完了再去。陈老总酷爱下围棋是出了名的,而且更喜欢与高手“过招”。正在与他下围棋的这个人,来自上海外贸学院的领导姚耐,是30年代享誉上海滩的围棋大师之子。当总理和江青站在走廊里时,陈老总还未起身,仍在专心下棋。江青着急了,就说“快点快点,叫陈老总一起去”。旁边有人过来劝江青说:“你们先进去,陈老总下完棋就过来。”江青不耐烦地说:“不行,继续催他,要去一起去。”总理见状,就过来请陈老总。他和江青走到陈老总房间门口时,江青站住了,总理自己进去了。没想到,总理不仅没有中断陈老总下棋,反而站到他身边帮他支招,助他早点解决“战斗”。江青就很不高兴地站在门口嘀咕着:“你看这个恩来,就有这份耐心,他是真会做工作哟。”此事虽小,但足以看出周总理和江青在待人接物上的明显不同。
  
  江青比较爱打乒乓球,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不知道为何,她不喜欢跟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而与业余陪练打球时,她性子急躁的毛病总是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若回合少了,经常捡球,她就会发火。但是,她倒是挺喜欢跟我打球,可能是因为我们水平差不多,球的回合也比较多。她横握球拍,球风跟她的性子差不多,没有什么过渡球,总是左一拍、右一拍,加力击球。
  
  1962年,江青有一次在上海艺术剧院(现为兰心剧场)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我陪父亲也去看了这部剧。此剧讲的是海军的故事。记得江青看完此剧后,对我们说:中国的海军太落后,毛主席对中国的海军一直很关注,有过很多批示,“帝、修、反”对我们欺负、侮辱太多了。江青还饶有兴致地问我:“小津,你要考大学了吧?我的女儿,我原来也想让学军工的,如学船舶什么的,但因都是女儿,就没有让她们学。你准备考哪个学校?”我说:“还没有定。”她就说上海交大很好,又是为海军服务的,劝我考交大,还点了一通其他军工院校的缺点。客观地讲,我未必是听了江青的话才报考交大的。当时我也听说上海交大在教学上搞得比较活,而且交大又有国防军工保密专业,交大和南洋模范中学的很多老师也都劝我报考交大。
  
  江青在上海期间,逢年过节,我父亲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要礼节性地去看她。虽然她总是以“主席的秘书”自称,只是做些“哨兵工作”、“参谋工作”,但她特殊的身分,不能不使人对她客气三分。可能是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江青当时对我父亲的印象算好的。我认为,她对我父亲的好印象,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我父亲的好印象。而在“文革”前,没有出现“文革”中公开暴发重大冲突对决的场面,她没见识过我父亲的党性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讲,江青并不真正了解我父亲。
  
  我作为一个历史大事的旁观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这个人,认为她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江青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在学生时代、青年时代,包括30年代在上海时,都称得上是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是要求进步的。后来她去延安投身革命,也是她要求进步的表现。但是,自从江青摇身变为毛泽东的夫人,由于种种原因,她的毛病和缺点就渐渐表露出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放大到了顶点,人就变得越来越张狂、越来越歇斯底里了。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千夫所指的野心家,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江青在解放初期患的疾病,对她的生理和心理伤害都比较大,甚至使她时常出现了病态的心理反映。而且,江青自感到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后,江青由于长期养病不工作,游离于组织和群众之外,缺乏实践锻炼。在养尊处优的生活状态中,她经常感到怀才不遇,总想崭露峥嵘。而她性格上的自以为是的弱点,更加重了她精神上的扭曲程度。再加上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农民革命,很多跟随毛泽东革命的老干部、开国元勋们,对没有当过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没有在根据地参加过武装斗争的江青,多多少少都有点不以为然。更何况江青并不是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并且30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上绯闻不断,所以尽管她曾经是要求上进的,但在党内还是被大多数人瞧不起的。
  
  而“文化大革命”的暴发,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报复的天赐良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党内政治对决令她亢奋,一有机会,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现自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对江青性格当中的弱点有所察觉,如果毛泽东对江青膨胀的野心及早发觉、及早制止,如果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不用江青作“传声筒”和“指挥棒”,那么,江青可能不会落到如此身败名裂的地步。客观上讲,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江青的堕落。当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归根结底,江青的下场还是由她扭曲的人格及膨胀的政治野心造成的。
  
  1965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且还发了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此举使江青找到了感觉,也为自己大显身手、大干一场请到了林彪这个“尊神”。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上海的江青更加亢奋,经常睡不着觉,身体上各种毛病也表现出来了。6月29日,她给毛泽东写了信,诉说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转述了我父亲、魏文伯等市委领导对她的建议。我父亲他们对江青说:动不如静,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如医疗、住房等都相对好一点,希望她在上海多休养一段时间。7月8日,久未与江青通信的毛泽东回信了,信中对江青谈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我父亲虽然对江青一直很关心,但通过叶群的热情相邀与探望,江青的两次请吃,张春桥的谈话,以及“老夫子”陈伯达的故作姿态,已经察觉到了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他很清楚,如果拒绝了江青一伙抛来的“橄榄枝”,等待着自己的将是被打倒的命运。但是,江青一伙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这些野心家们的倒行逆施明显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违背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我父亲这些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断然不会上他们的“贼船”。在几十年残酷的武装对敌斗争中,他们已百炼成钢,无论遇到何种惊涛骇浪,都始终不会失去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信仰,都不会失去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面前,他们必然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任何时候都绝不会含糊,绝不会暧昧,绝不会“骑墙”,更不会倒戈。这就是我父亲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即使面对着江青等人的威逼利诱,也必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江青对立面的根本原因。江青等始作俑者“全心全意”拉我父亲“入伙”的企图,自然而然要落空了。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的两顿请吃令我父亲备感压抑,而陈老总请吃的一顿饭却令他感到无比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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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陈老总的豪迈

  
  我父亲与陈老总的友谊很不同寻常。1929年,我父亲通过看红四军的布告,知道了“朱毛”,也知道了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从此投身革命事业。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我父亲跟随陈毅在赣粤边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在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他们二人同住一个窝棚,同吃一个锅里的野菜竹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在他们遭到搜山敌军的大火包围时,陈毅一挥而就的“绝命”诗。特殊的革命经历,使我父亲与陈老总两位老一辈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
  
  我父亲与陈老总共事最久,相知最深。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后,陈老总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并率部东进苏南,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我父亲留在皖南军部担任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1940年9月,苏中区党委成立。陈老总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后,立即提名我父亲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是他们第一次直接以正副职务共事。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陈老总出任代军长,担负起新四军的领导工作。苏中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师,我父亲担负起整个苏中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解放后,陈老总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父亲担任苏南区委书记,同在华东地区工作。1952年2月,经陈老总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央调我父亲到上海市委任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向陈老总报到,陈老总非常高兴地说:“阿丕,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他们又共事两年,为上海的恢复与发展呕心沥血。1954年,陈老总奉调中央工作。他到了北京,但还是经常回上海,与我父亲经常相聚。1965年我父亲患上鼻咽肿瘤后,陈老总十分焦急,经常询问他的病情。他对孩子们说:“阿丕比我小十几岁,正是担负重任的时候,可是却得了这样的病,真可惜啊!”
  
  我父亲与陈老总的交往,称得上是师生之交、战友之交、生死之交、患难之交。两人的交往轶事,后来还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永不分手》,于2003年公开放映,成就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66年10月在陈老总家的这次聚会,是我父亲与陈老总的最后一面。随着“文化大革命”风云突起,越来越多的老干部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之中。与我父亲一样,其他华东局几个省市的老领导,如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都感到很压抑,心绪不宁。当我母亲受张茜阿姨的委托,通知这几位老同志到陈老总家吃饭时,他们都很高兴。陈老总创造这样一个让大家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说说心里话的机会,自然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聚会的那个傍晚,我父亲他们几位老同志按照陈老总的吩咐,格外小心地分乘几辆红旗轿车,悄悄地从京西宾馆出来,穿大街、走小巷,一路躲避着到处“火烧”、“打倒”的红卫兵,好不容易才绕到了中南海陈老总的家。
  
  我父亲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他们在陈老总家里聚会时的情景:
  
  陈毅和张茜早在等候了。张茜当着他们的面埋怨陈老总说:“真是的,请人来吃饭也不好好准备准备。”大家忙说:“要什么准备?吃是次要的,说说心里话才是要紧的。”菜是四川菜,老总的家乡菜,又红又辣,还有酒喝。
  
  大家边发牢骚边干杯。
  
  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开口就埋怨说:“现在有些大字报怎么好这么搞呢?连朱老总都骂上了,说朱总司令是大军阀!从红军的一套到解放军的一套,还是朱老总南昌起义时传下来的呢,说朱老总是大军阀,说得通吗?”“过去我们和北洋军阀斗争,现在我们倒成了军阀、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陈毅关心地问起我父亲的病:“阿丕,你怎么搞的,怎么得了这个病?”
  
  我父亲把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大概讲了一遍。陈老总说:“你的命很大啊,得了这个病还那么健康!”
  
  我父亲告诉他说:“多亏发现早,治疗及时得法。发现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总理派了北京肿瘤医院的吴桓兴院长长住上海,亲自为我诊断治疗,镭放射科又专门开“小灶”为我治疗。像吴院长这样的专家,真正是病人的福星!可是前两天我去看他,他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人都不准他看了。这事令我感慨万千。”
  
  陈老总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我父亲把叶群打电话,江青叫他站出来的情况讲给陈老总听,我父亲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我父亲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回去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管它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我们喝酒!”陈老总不愿意把他们这次好不容易的好友聚会弄成离愁别恨的场面,于是陈老总和他们不断碰杯,并不断劝酒说:“喝,大家喝呀!说不定是最后一次啦!”大概是“最后”这两个字犯了忌,张茜把脸一沉说:“你怎么瞎说!”
  
  张茜拉拉陈毅的袖子,示意他说话注意。
  
  陈毅甩开张茜的手,索性站起:“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大家屏气聆听,生怕漏了一个字,就像当年听他下战斗命令一样。
  
  陈毅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字句。片刻,他猛抬起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
  
  众人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我这个人从来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陈毅大手一挥,似乎一切善恶都在他的眼前报应了。
  
  没想到陈老总的话竟一语成谶。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都被陈老总不幸而言中。那次酒会确确实实成为他们和老总之间最后的一次聚会。分手之后,他们每个人便立即被卷入“文化革命”风暴的漩涡之中,沉沉浮浮,生生死死。当我父亲从八年铁窗囚禁之中被放出,重新分配工作来到北京时,陈老总已逝世多年了!
  
  陈老总性格上刚烈豪放,直言快语,敢作敢为。“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时,陈老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乱党乱军的种种煽动与攻击,不仅毫不退缩,而且不断“重炮”还击。他曾在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说:“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
  
  1966年11月13日,陈老总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10万人大会上说: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级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11月29日,陈老总又在这个工人体育场大会上,继续畅快地吐露着13日未尽的心声:我上次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的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叶帅、聂帅、徐帅三位老帅与陈老总并肩作战,在同一场合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慷慨陈词。老帅们的这些讲话,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十一月黑风”。一股“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的恶浪,随即扑向陈老总及他所在的外交部。而站在正义立场上的人民群众听到老帅们的这些话,则备感舒心爽气。
  
  可令陈老总万万想不到的是,在随后的交锋中,尤其是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他自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摧残,于1972年1月6日因病不幸去世。
  
  陈毅去世的消息,对毛泽东的震动相当大。毛泽东与陈毅在井岗山时期就是密切共事,陈毅多次在关键时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了毛泽东知道陈毅去世后的情况:“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噪,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1月8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起草的陈毅追悼词,连夜送毛泽东审阅,并随信说明了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泽东在原悼词上删掉了关于陈毅功过评价的文字,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下午在八宝山举行的陈毅追悼会。当毛泽东出现在悲伤弥漫的追悼会现场时,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陈老总的儿媳秦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毛主席亲自出席追悼会,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那天,毛主席突然来到八宝山,连胡子也没有刮,衣服也没有换,只在睡衣外面加了一件夹大衣。得到消息我们悲喜交集。当被叫进休息室的时候,看见主席坐在沙发上,婆婆泪流满面地讲诉着公公临终时对主席的怀念,表达对主席亲自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感激。总理在一旁用白手绢不断地擦拭着眼泪。毛主席说:‘我与陈毅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我们有过分歧,那是同志间的争论,和林彪不同。陈毅是好同志。’主席的到来,令很多人积聚在内心的悲痛一下子奔涌出来,这在“于无声处”的当时,成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慰问信、悼念诗词、挽联像雪片一样寄来……”
  
  毛泽东对张茜说: “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毛泽东还对应邀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还指着在场的周恩来、叶帅等人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周恩来致完悼词后,毛泽东在陈老总的遗像前郑重地三鞠躬,表达了深深的悲痛之情。据《毛泽东传》一书记载:“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登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上车。”
  
  11日,人民日报等在头版用整版篇幅浓墨重彩地报道了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及相关的消息。此后近一个月,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国内外悼念陈毅的各种消息。中央对陈毅的悼念活动大大超过了原定的规格和范围。
  
  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的追悼会上的举动,极具震憾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只参加过两个人的追悼会,一人是任弼时,另一人就是陈毅。人们从毛泽东的举动中看到了他对陈毅这位老部下的哀痛心情和歉疚之意,也看到了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即包括对“文革”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在内的广大老干部是好的,应该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
  
  周恩来不久后同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时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之后不久,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一个冰雪消融之春天已悄悄临近了。
  
  父亲是在监禁中得知了陈老总去世的消息。闻知噩耗,父亲心如刀绞,悲愤不已。而且,当他得知陈毅等老帅们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中,因解救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老战友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直面抗争时,更表现了对老师长的无限缅怀之情。父亲重获自由后,在报刊上写过很多篇怀念陈老总的文章。他也像很多老同志一样,把对陈老总的怀念转为对其子女的关心,两家人处得就像一家人。
  
  1995年8月25日,在我父亲去世的当天,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曾十分感慨地对陈毅长子陈昊苏说:“你们两家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江总书记的一番话,不仅道出了陈毅和丕显之间的深厚情谊,也给两个革命家庭传承老一辈的密切交往留下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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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怪胎”出世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江青、张春桥等明显加紧搞垮上海市委的阴谋活动。他们趁大批北京红卫兵来沪串连的时机,暗中唆使少数红卫兵去工厂煽风点火,把“造反”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上海市委。与此同时,上海部分工厂里的一些不安分的“造反派”也开始蠢蠢欲动,相互串连、勾结。

    1966年11月6日晚,在京沪红卫兵的组织、串通下,‘上海17个工厂约30余名造反派聚集在上海愚园路31 1号“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召开所谓的“上海工人串连交流会”,密谋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这些造反派中,有上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等。

    在上海这么个大都市是不乏产生狡诈、亡命的政治泼皮的,如当年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等。在推选“工总司”的“司令”时,王洪文耍了个小花招。据黄金海等人交待,11月6日晚,他们确定要建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后,一致同意参加会议的工厂都作为发起单位,各厂造反队头头都作为筹备委员,在推选“工总司”司令时,草头王们都垂涎这第一把交椅。王洪文提议休会片刻,各自酝酿。趁这期间,他把一个工厂的代表拉一边嘀咕道:“我们两家厂来得晚,恐怕当不上头头。我看这些家伙政治上不过硬,等一会儿叫大家报报出身成份、工作经历。”会议再开始后,王洪文马上提出他的建议,并自报自己政治身份是共产党员,家庭出身是贫农,现在是厂保卫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打过仗……那时候是非常强调根红苗正的,拿这些作为候选标准一卡,那些草头王们不是身上有污点,手脚不干净,就是白丁一个,都自惭形秽,气馁了。靠着这番自我吹嘘,王洪文一巧拨千斤,如愿以偿,挂帅坐帐。

    “工总司”筹备组随后在市内到处张贴海报,称将于11月9日中午12时在文化广场举行“工总司”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叫嚣什么“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11月8日,“工总司”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第三,提供宣传工具。并且,“限令”上海市委下午2时前答复。

    上海市委获悉一批造反派密谋筹备建立“工总司”的消息后,就开始研究对策。中央下发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已明确指出,工业部门要保证生产、建设正常进行,职工应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据此,市委认为“工总司”的成立完全违背了中央通知精神,是不能允许的,而且这些人成立组织的“动机不纯”,主要成员“成份不纯”。接到“工总司”的“限令”后,市委又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还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打电话请示。陶铸明确答复:“不得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和陶铸同志的电话答复,上海市委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刘少奇、邓小平等被打倒,毛泽东提拔陶铸来主持中央工作,应该是对他很信任的。陶铸明确支持上海市委的态度,使得“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张春桥一时猜不透毛泽东的心思,都没敢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那时的我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父亲的病,已不介入运动,陪护在父亲身边。我是上海“文革”运动初期的旁观者,其旁观位置又处于核心边缘,时过境迁,回味当年,看到的是那遮天蔽日火红战旗后面的鬼魅身形;看到的是斗争的险恶。我记得,11月8日晚上,曹荻秋和魏文伯两位伯伯又到西郊宾馆向我父亲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我父亲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和魏文伯的工作。他表这个态是有依据的。前几天,周总理主持起草、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陶铸跟我父亲通过电话,征求我父亲意见。社论稿中指出,国民经济是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在某一个部门脱节,就能影响全局,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占用生产,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对此,我父亲表示完全赞成。

    限令的时间已到,上海市委不予理睬。但王洪文这些政治泼皮们已铁定了心,要靠这场政治运动,造反起家。

    11月9日,“工总司”在成立大会上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声称工总司的任务是“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脚叫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宣言”是上海第一个公开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动员令,在全国也是最早发出的反革命夺权讯号。

    上海市委领导没有到场,到会人数也远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多,使他们不免心虚。大会进行中,他们多次打电话到市委,色厉内荏地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都被曹荻秋拒绝了。宣读完“宣言”,大会在乱哄哄中结束,造反派头目们感到目的没有达到,王洪文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并说:“上海市委陈、曹不来,也没有揪到他们,他们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是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拼命干了,把开会的队伍开到市委去,要陈、曹接见,承认我们‘工总司’。”

    当晚9点钟,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到市委门口静坐,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被拒绝。闹了半夜,臊眉耷眼,王洪文就与其他造反派头头和部分红卫兵商量,认为这样自说白话地收兵,难免被秋后算账,现在只有扩大事态,到北京,向“中央文革”求援、施压,控告陈丕显、曹荻秋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于是,他们煽动、裹胁几千名造反派于10日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的指挥下,这些红了眼的造反派在上海北站打碎了候车室窗口玻璃,撞坏检票口大门,冲上站台。一时间,上海北站一片混乱。千余造反派强行挤上已满载旅客即将发车的626次列车。上海市紧急把这一情况电话报告党中央,得到的答复是:“先劝阻,实在不通就放行。”后来,在工作做不通的情况下,上海站发出了626次列车,还将开往郑州的’756次列车临时改为602次列车,于上午7时发车开往北京。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同意“工总司”这些造反派到北京,要求国务院发出劝阻令。最后,602次列车在上午8时许停靠在安亭车站,626次列车在中午时分被拦截在南京火车站。

    就在这一天,11月10日凌晨,《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发表。社论强调指出,工矿企业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用生产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是中央最新指示,当中央得知社论油墨未干,上海就有人敢顶风上,责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处理此事。在压力下,中央文革经过讨论,向中央作了报告,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对生产影响很大”,“生产困难了,革命也搞不起来”。中央指定由陈伯达起草一份电报,拍发给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要他“立即往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

    此前,上海市委抓住时机,立即组织人员携带大量刚印好的《人民日报》,在“造反队员”聚集现场广为散发。上海火车站和安亭车站也及时广播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松动了造反派军心。华东局书记韩哲一接到电报后,立即率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等干部赶到安亭车站,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内容。通过做工作,不少人听从劝阻,乘上本厂来接他们的车辆回上海了。

    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见状大为恐慌,连中央文革都不要他们了,这不是有机难投,有家难回了吗?他们像输光了的赌徒,最后把命押上了,带领几百死党下车卧轨,拦截过往火车,企图通过堵塞南北铁路大动脉,要挟中央,胁迫上海市委满足他们的要求。从10日上午9时12分起,安亭车站东面有12趟列车被迫停下来,上海站有36趟北开列车不能出发,经安亭往上海来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铁路线被迫中断时间达30多个小时。

    韩哲一等在安亭车站一天多的艰苦劝说工作收效不大,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地让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再次复电韩哲一,明确指出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不同意这些人到北京。乱了方寸的陈伯达还在电报中说,“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说服工人,滞留在安亭车站的“造反队员”要按照毛主席“生产不能中断”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行事。电报中说:  “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如果你们不是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末,你们的文化革命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实上,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

    陈伯达的电报在滞留的“造反队员”中引起了极大恐慌。有的认识到犯了错误,有的认为上了当,痛哭流涕,又有很多人上车回上海了。感到穷途末路的“司令”王洪文吓得躲在车厢里不敢出来,唉声叹气地说:“闯了大祸了!”他还指责别人:  “都是你们要来,我叫你们不要来,你偏要来,现在闯祸了,我不管……”要是这时候他知道他的救星就要来了,他肯定要后悔自己的草鸡行为。我想很多在电视上看过审判“四人帮”的读者都对王洪文的乞怜、陈伯达的怯懦和张春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奸佞死硬有深刻印象。张春桥果然不是陈伯达。

    11月11日晚上10点多,张春桥乘专机抵达上海,他深知如果上海的“工总司”初战就被击溃,这将大煞全国造反派的威风,大乱阵脚,甚至会不战自溃,没有他们,他和江青一伙就没了作乱的本钱,就要身败名裂;他更预见到这也是一次机会,他见识了“工总司”的亡命徒本性,如果使他们绝处逢生,反败为胜,他就有了一支嫡系部队,就有上海市委的好看。所以到了上海,既不与上海市委领导见面,也不通电话,却联络上北京南下红卫兵“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要他们汇报情况,并陪同他去安亭车站现场。在处理“安亭事件”上,这位赶来“救火”的阴谋家、野心家,充分展示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心黑手狠脸皮厚的本领,令上海市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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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10-06-28 10:03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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