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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红年代——回忆工人阶级对我的再教育

火红年代——回忆工人阶级对我的再教育

稻乡老农


一 火红的年代

“革命年代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我算不上英雄,但我却属于“一批本来不出名的学生,成了勇猛的革命小将”。常言说“时势造英雄”,毛泽东领导的时代,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那个每个劳动者的革命积极性都被焕发出来时势下,人们信奉的原则对自己是“斗私批修”,对别人是“评功摆好”。在劳动人民之间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人人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自己活着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幸福”。所以在那个火红年代,不想做英雄都不行。 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国家干部和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懂得:“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自打毛泽东走后,时代变了,原来的英雄都成了弱势群体了,原来脱离劳动群众、脱离生产实际、“幼稚可笑”的人们成了“精英”。以至于多少年立志作为的年轻人想做英雄也做不成了。所以在毛泽东后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样子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留黄鹤楼”,现在连“黄鹤楼”也已经是面貌全非了。而我还年轻的时候却正赶上了那个千载难逢的火红年代。

在那个火红年代里,有一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的共产党,这个共产党领导着当了家作了主的十亿人民,下决心要把这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却一穷二白的大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富强国家。那时候全中国是人都知道毛泽东要干什么,都知道共产党要干什么,也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独立自主,勤俭建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社会追求的境界就是为全世界人民服务”,“中国应该对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时候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只允许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允许资产阶级传播传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只允许走群众路线,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搞官僚主义压制群众运动;只允许无产阶级搞光明正大,不允许资产阶级搞阴谋诡计;只允许巩固工农联盟,不允许割裂和削弱这个联盟;只允许搞社会主义不允许搞资本主义。整个社会都处在“兴无灭资”、“大公无私”、“助人为乐”、崇尚革命、崇尚进步、崇尚“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境界之中。“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一冒出来,官僚特权、贪污、腐败一经被发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一冒头儿,就必定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全国十亿人民一条心,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滋生的条件。党政军民一个目标,就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那时候不搞什么“双轨制”,不搞什么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同时并存,更不和资本主义搞接轨。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大人小孩都知道 “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各条战线,各行各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只允许进步,不允许倒退;毛泽东思想,把各民族兄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沿着一条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一日千里地往前奔,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处在革命的激流之中,稍微的犹豫和迟疑都会有掉队、落伍和被抛弃的危险。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让整个世界都惊呆了,全世界都被毛泽东思想烧得火热通红。而当今却把毛泽东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定为“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彻底地否定”掉了。于是,我们便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里边来了。

我是在那个火红年代里,响应毛主席关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指示,从机关到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也正是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把我这个从旧学校出来的大学生,改造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锻炼成了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锋队——中国共产党。打那以后,我不再也不是以前的“我” 了。以前我只是一个被共产党、毛主席解救出来的苦孩子,打这以后,我是一个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员了。我既然入了共产党,信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再信修正主义,再搞资本主义了。这不是穿衣服戴帽子,想脱就脱,想换就换。即使被降级、开除、坐牢、杀头、老婆离婚,我必须履行加入共产党时的誓言: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那时候说的是“刀山火海也敢上,海枯石烂不变心,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不配当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里的人。这就是我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最大收获,也是我对人生价值的新觉悟,新理念,新起点。

二 我要做工农兵欢迎的大学生

我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从时间上说1968年春天开始,到1973年底我被调往新的岗位上而离开了工厂,经历了六年的时间。但我从1982年后还是又回到了工厂,又继续当了二十三年的工人,直到退休。我现在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退休工人。现在回忆起来,如果说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是使有了些文化的话,那么在开封长途汽车站修理车间的六年再教育却使我有了些觉悟。那是我的第二个大学。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对《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一文的修改和批语。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我生在旧社会,从小就是逃荒要饭的穷孩子。是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搭救我出苦海,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新中国把我从小学供养到大学毕业。在我还逃荒要饭要饭的时候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我们的大救星”。我幼小的心里就知道“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想前进”。大人们就告诉我: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在这个队伍里边当兵打仗的都是咱穷苦人家的好孩子。这个队伍的规矩是“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他们是专门为了让咱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打仗的。所以,我从小就盼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大了也去跟着毛主席,当共产党,当八路军,为穷人扛枪打仗。可是解放后我和别的穷孩子一样被送到学堂去上学念书了。小时候在我娘的怀里打瞌睡,娘就给我念:“麻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不要娘,把娘背到山后头,把媳妇背到热炕头。”我听了就用小手捂住娘的嘴,娘再念我就哭了。娘不念了,哄着说:“娘不念了,长大当不当马喜鹊?”我说:“不当,不当。”娘说我看俺孩子长大也不会当,这样我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到我上学以后,才知道了其中的道理,娘是叫我长大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到了大学,才知道人家那些讲师、教授看不起我们这些农村土生土长的穷孩子,我拼命读书,十二点前没睡过觉,四点以后没躺过床。自己一定得给爹妈争着口气。通过文化大革命,才知道自己所上的学校沿袭的是资产阶级的旧制度。虽然学校也是在共产党的党委领导之下,但党委所推行的也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向我们灌输的思想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的资产阶级那一套传统的老观念,对于毛主席关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他们本身的思想上就不理解,就有抵触。院校党委书记韩倩之就讲,如果你们大学毕业以后还是去种地,去卖菜,那么还上大学干什么?大学就是要你们毕业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当干部,当教师,干大事。这就是要把我们培养成脱离生产劳动,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或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奴才。所以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我还是属于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

在学校的十七年中,我参加过“四清”、“社教”,当过兵,还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场反修防修的大演习,但上学为当人上人还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头脑里的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的思想意识,旧的教育制度使我在生存方式上取得了脑力劳动的手段,对于没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来说,为了取得生存和生活的必需条件,是既可以为劳动人民服务,也可以为官僚或剥削阶级服务。知识分子的这种在剥削者(官僚也是剥削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可选择性,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软弱性、两面性。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软弱性、两面性,只有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之后才能得到克服,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受到工农兵的欢迎。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一个漫长、曲折、艰苦而光荣的事业,要完成这样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必须有一支数量众多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全国人民愤发图强,勤俭建国,勒紧裤腰带也要把我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只能做一个受工农兵欢迎、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用的知识分子,而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没有良心的白眼奸贼。毛主席、共产党和家乡的父老乡亲是要把我培养成自己所欢迎的大学生,我必须做一个工农兵欢迎的大学生。

三 迈出机关的门槛儿,到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我是河南大学中文系一九六二届的学生,六六年毕业,在校又参加了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正式分配到开封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作。

地革委的文革组是一个紧张而繁忙的部门,它的职责和任务是促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组建各县的革命委员会。当时的开封地区管辖着郑州和开封周边的十个县,西边的五个县(中牟、新郑、荥阳、密县、登封、巩县)围着郑州,东边的五个县(开封县、尉氏、通许、杞县、兰考)围着。我参加了通许、杞县、密县、登封四个县级革委会的组建工作。后来又抽到“地直党委会”参与地区直属机关的“斗、批、改”。六八年三月,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的指示,四月我就分配到开封地区公路运输公司去接受再教育了。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地革委文卫组的同班的同学老尚。再教育是没有固定年限的,什么时间你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工人和你无话不谈了,你和工人有了共同的利益了,你和工人就血肉相连了。工人阶级认可你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再教育也就完成了。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改造才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我虽然人进了工厂,到了车间,也穿上了工作衣,但思想与毛主席的指示却不合拍,有抵触。心里头认为叫一个文科大本生来车间修汽车是“秀才推磨”所学非所用。自己还是要回到地委去当干部,而不能呆在车间做工人。这思想实际上就是工农出身的孩子上了大学就看不起父母,不看不起体力劳动的资产阶级法权意识在作怪,是“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在作怪。这正是自己受了旧教育路线毒害的表现。这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只有在实际的劳动生产中直接参加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情感,才能放弃统治劳动人民,剥削劳动人民的“传统观念”,把立场转变到劳动人民方面来。

从学校到地委机关,我是由学生变成了地委干部;而从机关到工厂,则是让我由地委干部变成了普通工人。在地委机关时,到各县去工作,是以上级领导机关的名义去调查情况,解决问题的,是督促别人斗私批修,促进别人大联合,是考察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头头能不能参加革命委员会。而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县的领导班子能不能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这个县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工作的政治效益非常明显,社会影响也轰轰烈烈。同时这个工作对于每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对于每一个国家干部,特别是那些在劳动岗位上工作了多年的领导干部的前途和使用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身为上级领导机关的“钦差大臣”很受他们的尊重,我虽然没有什么职务但“官大牙役粗”,一种衙门权重的法权意识和虚荣心却在滋长。而自从迈出地委机关这个门槛儿来到工厂之后,地委干部的身份没了,大学生的身份已不是知识的象征,更不再是骄傲的资本,而是相反地成了接受再教育的理由根据了。尽管工人师傅也说我是师范学院的“革命小将”,但我感觉到从“革命小将”和“地委干部”一下子变成“臭老九”的反差确实是太大了。“钦差大臣”、 “唯我独革”和动不动就把尾巴翘到天上的知识分子的臭毛病,一下子就被打了下去。在工人师傅面前,我的学问只能给大家读读报纸而已,对于修理汽车我就是一窍不通的“臭老九”,在工人师傅面前我必须明白我的位置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小学生,我必须夹起尾巴做人。

四 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阶级

在毛泽东时代,尤其在文革后期,工人阶级真是领导一切的阶级。这绝不是一句空话,绝不是可有可无摆设,当时的工人阶级确实是选派了自己工人代表,组成“工宣队” 进驻到国家机关和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并长期留下来领导并参与了那些单位和部门的斗、批、改。说到底,文化大革命所说的斗、批、改,就是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凡是派驻了“工宣队”的单位和部门,事事都是要经过“工宣队”同意之后才算数的。我去接受再教育的运输公司就从生产第一线抽调了不少有实际生产经验,在文化革命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车间工人组成“工宣队”到师范专科学校、卫生学校淮河医院去了。公司的劳动模范还经常到单位去给教师、学生和地直的干部作报告,介绍学习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

当然,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仅是一种权力和政治职能,这种权力好职能是由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待遇来保证的。如果工人不出卖劳动力就拿不到维持生活的工资,那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只能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叫不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能不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如国民党和修正主义政党的基本标志。在毛泽东时代,代表工人阶级的“工宣队”之所以能够长期进驻到那些知识分子成堆和被资产阶级权威所把持的部门和单位去“领导一切”,农村也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选出的“贫宣队”。这是由于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都享受着和跟国家干部一样的经济待遇做基本保证的。那时候的工人,住房免费,公费医疗,离休、退休,子弟入学等等方面跟国家干部是一摸一样的。国家干部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补贴,包括探亲、休假、工伤、疗养,就连每月的洗澡、理发、看电影,自行车补助和冬天取暖、夏天降温、疾病防疫等一样也不少。干部的直系亲属有了病国家报销一半,工人的家属和子女看病,不论话多少钱厂里也报销50%。至于劳动保护和各种奖金、奖励,逢年过节的领导到家里看望家属送慰问品比国家干部就优越多了。总之,工人想到的国家都想到了,工人没有想到的,共产党也想到了。至于什么“上访”、“维权”在那个时代是根本就不可能普遍发生的事情。即便有个别的案例出现,每个公民都有权向上级直至党中央毛主席反映问题的权力。到北京去信访的,铁路不要票,公路不要钱,接待站管吃管住管落实,哪一级的党政干部,就是吃了虎心豹子胆,他也不敢截访和刁难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老百姓。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是世界共知的。周恩来北京环卫工人时传祥说:“你是掏大粪的环卫工人,我是国务院的总理,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这都是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如实写照呀!如果没有这些政治制度和经济待遇,工人阶级怎么“领导一切”?

五 拜师傅,学技术,当个好工人

我到运输公司的长途汽车站一报到,牛站长就把我领到修理车间的三保组,直接给班组的工人师傅说我是师院分到地委的大学生,这次来车间当工人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尽管工人们用掌声表示了欢迎,但工人的眼里流露的并不是信任,在他们看来我在车间也干不了几天,不定啥时候说飞就飞了。我打量着简陋的车间、简陋的设备,第一个印象是太普通、太平常了。我简直找不到,至少还没有感觉到这些在如此简陋的车间里干活的普通工人与“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与我在书本上学到的差别太大了。书上学的是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而不是普通的工人群众本身。实际生活中我看到的,那些在行施领导职权的,都是身为共产党员的干部,也不是工人。这些干部的大多是农民出身,还有不少是反动家庭出身,其中不乏从皇协军、国民党那边用大炮欢迎过来的“俘虏兵”,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实在是很少很少。我确实看不出这些成天爬地沟、拱车底、满手沾满油腻的工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肩负伟大历史使命、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
我在工厂里看到车间的工人,也并不是个个都大公无私,他们也有私心严重思想落后的表现,但车间生产的劳动任务把全车间的各个工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人的劳动质量和生产进度都直接决定着全车间的质量和进度,任何工段,任何个人的消极和疏忽都会造成全车间的返工,甚至造成不可预测的事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正是这种积年累月的集体劳动,使整个车间的个人师傅们在劳动中各尽其责地团结地像一个人一样。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小局服从大局是大家都自觉遵守的纪律。所以工人阶级有坚强的组织性和严密的纪律性。他们积极负责、任劳任怨,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确实的高。当然由于社会的原因,工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文化教育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可是自以为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研究一辈子也闹不清楚的理论,在工人这里却变得简单明瞭。工人往往能一锤砸烂了罐鼻子,一箭中的道出事物的真谛来。但到了学习发言讲理论道道的时候,他们却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满腹的冰凌却化不出水儿来。这对于像我这些旧学校出来的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幼稚就是一个绝大的讽刺。拿自己的浅薄和工人师傅的淳厚比较,马上就露出了我那“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毛病来。工人师傅不信任的目光刺透了我的心,我感到了一种难言的被人们轻蔑的羞耻。我反问自己:自己原本就是一个衣不遮体、满身虱子、讨饭求生的乞丐,为什么吃了几顿饱饭,上了几天臭学,读了几本烂书,就看不起劳动人民,为什么就只能当干部而不能再弯腰出力,再干体力劳动了呢?文化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为什么只能造别人的反而一触及到自己的灵魂就行不通了呢?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了,有些人就停止不前,不再革命了,反对革命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我虽没有当大官,但也当过几天依附于衙门大官的衙役嘛。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就是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改造!

“老八级”田师傅看出了我的病根儿,一字一板儿地给我说了十二个字:“读书可以明理,技艺方能养生。”说这是他集了大半辈子的经验,看我有文化又愿意钻技术才给我说的。

田师傅的这十二个字,我至今铭记在心里。这可是我一辈子也受用不尽的至理名言。不读书不识字,不明道理,就会香臭不分黑白不辨;不懂技术,没有一技之长,就不会干实活儿,靠什么挣钱吃饭?还不得去端剥削阶级的饭碗?还不是跟着资产阶级去剥削劳动人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白面书生弱不禁风,没有四两的力气怎么能生产劳动?这样的人能是工人阶级吗?能和工人阶级一条心吗?不会劳动生产的人,靠别人养活,出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怎么会反对资产阶级?怎么会愿意消灭私有制呢?我要想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就不能脱离生产劳动,就必须拜师傅,学技术,做个好工人。

一眨眼,大半年就过去了。一辆辆的大客车,到车间来的时候司机是疲惫不堪,汽车也是遍体狼籍,可是经过我们的劳动整修一新、又成了漂漂亮亮的大客车开出去了。就是这共同的劳动使我和工人师傅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看到司机满意地把新修好的大客车开出去了,听到司机那感激的话语,接过司机师傅递过来的一支香烟一把糖果,分享着劳动的欢乐和甜蜜,我和工人师傅之间的距离亲近了许多。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工人之中,如鱼儿在水里,自由痛快。工人身上有多少土我身上有多少土,工人手上有多少油,我手上有多少油。工人洗澡我洗澡,工人唱歌我唱歌,工人们不再拿我当“鸽子”了。我尝到了汽车修理的甜头,学技术的信心越来越足,对工人师傅们那丰富经验和高超娴熟的修理技能,从心底里佩服。我感到了知识分子的空虚和无能,不和工人、农民这些劳动阶级结合在一起,必将是一事无成。看起来一只美丽的花蝴蝶,本质上的寄生虫。

我把大学的老书本一车子拉到收购站,重新买来吉林工大汽车制造系的专业教材,决心下功夫在车间再上一个劳动大学。晚上读书,白天干活,我不把修车的技术学到手,学不成一个合格的汽车工人誓不罢休。

学技术不当徒弟不行,当徒弟不拜师傅不行,但师傅不真心收你当徒弟也不行。年轻师傅都说:一年学个好司机,三年也学不成个修理工。哪个师傅都有几手看家的绝活,就看师傅相中相不中你这个徒弟了,心里相不中,一到关键的时候就叫你去拿扳手,你拿扳手回来了他已经整好了。就是不把你指使走,师傅干活儿叫你看,就是不告你说怎么回事,“学徒三年,不得口传”,当一辈子医生也见不完的病,修汽车得不到师傅的口传心授,啥时候也学不出来。

车间的老田师傅病了,在家里歇病假,我买了些水果点心去他家看他,求他收我做徒弟。他说,现在是新社会,不行旧社会那一套了,你是个穷人出身的好苗子,难得愿意学技术。大学生有文化,只要不拍出力干活,学起来也快。他问我“咋不想当干部了?”我说:“叫当不叫当干部,不是我愿不愿的事儿,当干部端的是国家的饭碗,领导的一句话,叫你端你端,不叫你端还不就收了?”他说:“我一看你九不是迷瞪人。”我说:“还是你说那十二个字拨亮了我的灯。‘读书可以明理,技艺方能养生’嘛。”他笑着说:“农民自己出力种的粮食吃起来香,工人掏力干活挣的钱花着气势。毛主席都主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要不怎么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呢?”我可真的没有想过田师傅说的这个理儿。我点头说对对。他笑着说他老了,车间的事情刘师傅过着,我回来给他说说,多教你干点活儿。田师傅说的这个刘师傅就是田师傅带出来的六级工,是修理车间的带班主,工人都信服他的技术,听才他的指挥。叫朝东谁也不朝西。

我被重新安排到后桥上干活儿,刘班长还明说叫上海来的大老朱好好教我。后桥是学习汽车修理的第一个基础部位。我们车间,一星期就修一部大客,一月修四台,半年时间就有二十多部大客车从我手里过去,刘师傅看我对后桥的工艺熟悉了,又调我去修中桥,就这样年复一年,中桥到前桥,前桥到引驚(发动机)。学技术跟读书上学不一样。需要的不是背诵和默写,而是不拍苦,不怕累,不怕出力流汗的多干活,多动脑筋积累经验。紧车工,慢钳工,综合万能修理工,万能是练出来的,修理的干出来的。活路在眼上,功夫在手上,技术在心上。同样一把榔头,你打十锤不如师傅打一锤。同样一把板锉,你错半天,不如师傅错三分钟。车间钳工段师傅的大锤功夫了得,全省行业大比武,四锤退铆钉独占鳌头。我十锤还剔不下铆钉的一个边儿。胎工师傅孙守业一次并排六条900轮胎在师傅手里像喂熟了是牲口,叫走走,叫站站,可我推一条轮胎叫朝哪不朝哪,不是砸了脚就是咬了手。学技术这玩意儿,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个字:练!师傅的功夫都是长年累月练出来的,我要学也得练。除了上班干活练,下了班我还加班练。练打榔头右手磨出一把的膙子,左手砸了一圈的泡,膙子硬了,血泡干了,腰里有劲了,榔头有准了。漆工孙师傅、车工朱师傅,电工牛师傅,钣金李师傅,锻工的刘师傅,都看不给他们摆大学生的臭架子,能破下身份儿和工人打成一片又勤学好练,都乐意把绝活教给我。六年下来,我学了机械制图,汽车构制造,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知识,还学会了车工、钳工、拷钣工、喷漆、电气焊、汽车电器和蓄电池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假日不休息去车上替售票员跟车,学开车是自然而然的事儿。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我手修的车越来越多,我的修车技能也越来越熟练。田师傅快六十的人了,打收我做徒弟后就不再带徒弟了。我便成了他的“关门弟子”。三年儿学徒一辈儿亲,直到十年以后我办汽修厂的时候,田师傅还叫崔师傅来我这里帮我把技术关,他是怕我给他丢手艺。

一批批的新学员加入到车间来,我已经不再是车间的学徒工了,新来的都管我叫师傅了。我们班的工作效率一直保持着同行业的高水平。最近我们四个工作日完成客车中修的记录引起了同行的震惊和省交通厅的重视,省厅要在我班召开现场会,亲眼检验我们班在维修方面的过硬程度。

现场会的操作透明、公正。报送的三部待修客车是4002、4007和4011,抽签选中的是4007。八点钟上班开始,我们班的十二个人各就各位地上了车,参加现场会的领导、专家和各兄弟公司的师傅也上了车。五公里试车回来放水,各部位汇报车况诊断结果。紧接着就是支车稳固, 30分钟解体完毕,各部位进行拆解、清洗、检查。三个多小时过去,零部件的校正、维修、更新就举办完成了。十二点下班,车间关门。下午两点上班继续,四点钟的时候各部位已经调整组装,钳工,胎工、车架等配合工种也基本完成了,半个小时整修一新的总成被重新组装到位,经过六个班小时战斗告结,路试刹车,沿途各部位判定保修质量。回到车间的时候还留有一个小时给漆工喷漆。下午六点钟,一辆崭新的4007开出车间交付司机。我们在省厅领导、专家和兄弟公司同行的观摩下创造了八小时完成三保维修的记录。受到了全省同行的称赞和认可。三保车间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单位。我作为其中的一名工人是多么自豪。

我学到的这些汽修技术和手艺,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特别是在错误路线到来的时候,在我被判刑劳改中和出狱以后都排上了大用场。要不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到工厂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被双开住监之后,在下岗失业之后还怎么生活呀?我们到现在靠的还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本领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我得永远记住毛主席知识分子一定要和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教导,永远感谢工人师傅对我再教育。

“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由工人阶级给他们一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毛主席说的是真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夺回劳动果实,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说的是实话!

六 共同的劳动才有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战斗才有深厚的友谊

共同的劳动才有共同的感情。只有常年和工人在一起劳动,劲往一块儿使,汗往一块儿流,领一样的工资,发一样的福利,出在一样的社会地位上,这才有了共同的感情和语言。一块儿政治学习,一块儿忆苦思甜,一块儿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把我和工人的阶级凝结到了一起。我们都是穷苦出身,都是一棵藤上的苦瓜。几年劳动的汗水,我已经成了班里的技术骨干,成了车间工人队伍中的一员。工人和我一家人。969年国庆前一天,我爱人挎着绿挎包来到汽车站跟我结婚,站长特意批准仓库给我发了一套劳动布的新工作衣,在公司会议室,车间刘师傅主持,车间的全体工人参加,一斤瓜籽,二斤水果糖,三盒黄金叶(两毛五一盒)给我结婚成了家。在婚礼上,我和我爱人给师傅们唱了一首心中的歌: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说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来参加婚礼的师傅们也激动了,大家和我们又合唱了一遍。

工人师傅用歌声和热烈的鼓掌给我们祝福,师傅把我们送到公司经理的住室,那是公司给我们准备的新房。第二天是国庆节,我照常到车间上班。工人师傅说啥也不叫我干活,我只好陪爱人到大街逛了一天。第三天我爱人回单位上班了。我也上了班,和工人在一起车间就是我的家。

现实阶级斗争又把我和工人结成了风雨同舟的战友。1970年,河南省军区的王新、开封军分区的屈光藻,在河南掀起右倾翻案,打击文化左派的右倾思潮,我和工人一块儿写大字报,一块儿参加批判会。1970年林立果的小舰队,“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在全国大搞清查“5·16”运动,我被关进“重点知情人学习班”“隔离审查”,全车间的工人师傅都替我捏一把汗。那些被抽到“学习班”当“动力”的工人师傅也没有把我当外人。平常的教育和关心感觉得不太深,到了挨整受难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还冒着风险照顾我,背地里给我透露消息。在你挨整的时候能在背地里偷偷地给你说一句暖心的话你知道那感觉有多亲!敌对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林彪一类骗子打着党的旗号,甜言蜜语什么关心爱护,实质上就是把我们往死里整。在学习班里的两位工人师傅及时给我透消息,林彪死了,学习班办不下去了。不久,“5·16重点知情人学习班”宣布解散,我得到了解放,又回到了阔别整整一年的三保车间,工人师傅抱着我说“你可回来了!” 我哭了,工友抱着我也哭着说:“他们传出消息说要叫你吃枪子儿,我们都以为和你再也不能见面了”。

工人阶级让我懂得了什么叫风雨同舟,什么叫血肉相连,什么叫阶级友爱。回到车间,重新开开我的工具箱,搽拭着伴我修过多少车的钳子、扳手和榔头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多么滋润,外面的天使那么兰,能在车间的岗位上,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付出自己的一份劳动是多么幸福。那年的五一劳动节工厂里开晚会,我给工人师傅唱了我心里的歌: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说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过了五一节,运输公司党委找我谈话,说根据我这几年在车间的表现和在学习班的考验,我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经过党委研究,由在学习班里当“动力”的两位工人党员做我入党的介绍人。1972年六月三十日,汽车站召开党员会议,全体党员根据我多年来的表现和申请,一致同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七月一日,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实现了我人生最大的愿望!

七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

是毛主席让我到工厂来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是工人师傅把我从一个旧大学出来的学生,教育成了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发现我的不那么幼稚,不那么轻信,反而固执起来,不那么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了。凡是我认定对工人、农民有好处的事业,我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干好它。

1973年冬天,我被党组织派到一个县去任职工作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学生,而是一位共产党的工作者了。我为组织群众改变这个县的面貌,我以焦裕禄为榜样,和社员群众一起艰苦奋战,给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那个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所共知的。在我被判处十年徒刑之后,人民群众也没有改变对我的看法。游斗我,叫炊事班长给我炒豆腐,可我一叨,豆腐下面盖着的都是肉片儿。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二十二、三的青年学生也变成了年近古稀的老头子。现在想想毛主席为什么发动那场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不就是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锻炼出千百万个火眼金睛,七十二变,大闹天宫,能够降妖捉怪的孙悟空吗?

《西游记》的主题歌中唱道: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踏平坎坷成大道,战罢艰险又出发。
一番番春秋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辣,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现在和青年同志们,回忆这段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看看如今的共产党,看看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看看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和我们自己的遭遇,心里就是不平衡。我的心态是可能是属于比较亢奋有深沉的那一种。但我每回忆往事却总是充满着骄傲和欢乐。从来也没有一丝的惋惜和后悔。我没有辜负工人阶级对我的再教育,也没有辜负共产党、毛主席对我的期望。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也是时代对当代青年一代所要求的。

(2010-11-3)
  
  
  

 
 
顶端 Posted: 2010-11-06 00:16 | [楼 主]
zi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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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
  
  
  

 
 
顶端 Posted: 2012-04-26 09:04 | 1 楼
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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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14-11-29 00:19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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