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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之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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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木森:不能把江青“文攻武卫”讲话当作1967年各地大规模武斗的主因

李木森:不能把江青“文攻武卫”讲话当作1967年各地大规模武斗的主因



李木森回忆 何蜀整理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发生了重庆“文革”中的“七七”事件。

当时,砸派的二轻兵团驻守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的二轻局大楼,控制了南桥头交通要道。那天,据说先是二轻兵团与过路的八一五派发生了磨擦,随后八一五派的新六中32111战斗团和二七战斗团等便从二轻局背后的人民小学高处向二轻兵团发起进攻。进攻者居高临下,石块、砖头如雨点般飞来,二轻兵团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二轻局办公大楼的大玻璃窗被砸碎了,十几个人受了伤,他们只能往办公桌下面躲……他们打了几次电话向警司报告,但解放军一直不来制止武斗。在危急情况下,二轻兵团动用了二轻局保卫科的小口径步枪“自卫还击”,进攻者被打死二人。

枪声惊动了各方。起初迟迟不来制止武斗的五十四军,这一下子开来了四辆“制止武斗”宣传车和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二轻局大楼团团包围起来,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二轻兵团认为自己是“自卫还击有理”,拒绝交人。双方就这样僵持着,部队把二轻兵团包围了一天一夜,

当晚,二轻兵团夏祥贵〔1〕夏司令打电话向我告急,要我设法帮助他们撤出包围。

我通知江北指挥部调集了一千多人,于第二天清早赶过大桥来,分别切断了上清寺的几条路口,严防八一五派人员来干扰,引起新的冲突。我还亲自到现场去看了看情况,还好,因为是早上,又有五十四军的人在那里包围着,只有一些看热闹的群众在旁边围观,还算比较平静。

二轻兵团得到支援,两百多人集体行动,强行撤离二轻局大楼,包围他们的五十四军官兵也不好硬加阻拦,只得让出一条通道。他们出来后就急行军走过大桥,转移到了江北的三钢厂。过了几天,夏祥贵带了几个人,乘火车上北京直接向中央文革汇报事件经过去了。

就在山城武斗四起的这个时候,七月十三日,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及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2〕,由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陪同来到重庆。十四日凌晨,他们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的讲话。张国华和刘结挺还在上午9时发布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命令》。

鉴于七月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好几次都在国防工厂进行或与国防工厂有关,市革筹组召集了重庆国防系统两大派:八一兵团总部和军工井冈山总部的主要勤务员在五十四军军部谈判。军工井冈山总部人员在周应古〔3〕带领下参加了谈判。双方于七月二十三日达成了《关于立即停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其中提出两派都要“上交凶器”——当时还不叫“上交武器”,只叫“上交凶器”,即棍棒、钢钎、匕首之类。两派代表3000余人下午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团结大会”。张国华、刘结挺出席并讲了话。

按照市革筹的要求,双方总部都要尽快开会贯彻执行协议。军工井冈山总部的扩大会议在重庆医学院召开。时间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日报到。会议扩大到总部下属各兵团主要勤务员。

这时,重庆砸派已经改称反到底派。这个新名称是刘结挺提出来的,他在十七号与张国华一起接见砸派代表,讲话时说:砸派这个名字不好听,既然你们已经有了个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何不就叫反到底派?造反到底嘛!于是我们就一下子都把称呼改过来了。

二十五日上午,军工井冈山总部扩大会议在重庆医学院的阶梯教室举行。会议安排是:上午邓长春〔4〕代表总部作形势报告,之后由周应古汇报两大总部谈判情况,并传达双方达成的十四条协议。下午分组讨论。

我作为总部的一号,是上午会议的主持人。我宣布了当天会议安排后,就请邓长春作形势报告。邓长春急步走上讲台。他神情严肃,语调沉重,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十分关键的阶段,山城的形势十分严峻……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一幅简图,以军事指挥员的姿态按图讲解,说八一五派攻打建设〔5〕、长安〔6〕兵团,虽然没有捞到好处,两个厂反而被军工井冈山占领,但是,建设兵团和长安兵团仍处在八一五派的包围中,特别是长安兵团,一面临水,三面被包围,形势十分紧张。江陵〔7〕兵团应帮助长安兵团尽快摆脱困难处境,建设兵团也应设法变被动为主动。望江〔8〕东方红虽然在厂里是一统天下,形势比较好,但望江厂地处峡口地带,是水上交通的咽喉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肯定会成为八一五攻打的重点。如果望江失守,反到底的退路都没有了。因此,望江东方红一定要死守望江,保住望江……

正当邓长春讲得起劲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阶梯教室的门外突然冲进一群人来,我一看,认得是我们江陵厂的军工九一纵队的年轻人,胡光全、刘学书、庞长康……为首的是他们的队长李朝兵。他们一个个满脸杀气,李朝兵边走边喊:“哪个是军工总部负责人?”

我立即站起来回答:“我就是。”“你是工总司的,你走开!”他们继续往前走。

望江东方红的一个勤务员走过去阻拦,指责他们说:“你们干啥子?我们这是在开兵团以上勤务员会议……”话没说完,就挨了一耳光。几个军工九一的年轻人胀红了脸嚷着:“工业校的革命小将在流血,你们还在这里安安逸逸坐起开会!……”

邓长春从来没有这样冷静,虽然他们厂里的勤务员挨了打,他也没发火,边迎过去边说:“九一的战友们,别激动,坐下来给大家讲讲情况……”

几个年轻人坐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了刚才发生的一件大事:

反到底派在化龙桥马路边的一个据点——工业学校,被八一五派攻占了!而且,八一五派这次动了枪!

“我们从红岩嘴下山,打算去救工业校红岩兵团,走了一阵,被一挺机枪封锁了路口。我们只有手榴弹和几把孬手枪,过不去……我们要求总部赶快把枪发给我们,我们一定可以把红岩兵团的小将救出来!”

一向好激动的邓长春,这次却十分冷静。听九一的年轻人讲完了,客气地请他们到另外的教室去休息,说总部马上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

邓长春也不讲形势了,也不顾我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感受,自己当起了主持人,改变议题,宣布讨论发枪问题。

说起发枪,自从武斗开始以来,就不时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重庆的军工厂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建设厂,成品库房里的枪是现成的。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拿出来使用。

因为这是个原来没有纳入议程的新问题,一时显得有些冷场。但是邓长春结合刚才得到的工业校被攻占的新情况,一启发,一引导,大家情绪很快就调动起来了,不到十分钟,会场上就热闹非凡,有的说应该马上发枪,不发保不住阵地,有的说发枪之前应该先研究好怎样发,先发哪些组织,后发哪些组织,发出后如何收回……

毕竟发枪是个太大的新问题,我们也是“老造反遇到新问题”。当天的讨论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过,有了“七二五”工业校事件,就给了我们足够的刺激,因此赞成发枪的意见占了大多数,我也是赞成派。

第二天,七月二十六号,在大家继续讨论中,邓长春拿了一页十六行的草稿纸,提笔写了几行文字后,递给我看。那上面写的大意是:“李任死党”(这是当时对李井泉、任白戈等“走资派”的统称)挑起武斗,已经开始用枪屠杀革命小将了,山城文化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工井冈山总部决定立即发枪自卫,发枪决定由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签字负责……

邓长春已经签了第一个名字。

我看完后,二话没说,签上了我的名字。

邓长春拿起我签了字的文稿,依次找其他常委签字。建设兵团周应古、长江〔9〕兵团刘锡邦〔10〕……一个一个都签了字。

军工井冈山总部九个常委中,只有双溪〔11〕兵团的董源河没有签字。

他不签字的理由是,总部还没有研究好如何发枪,更没有研究好今后如何收回枪,仓促发下去会造成不良后果。邓长春跟他争执说:等什么都研究好了,不晓得到了哪一天了,可能我们反到底派早已被打垮了……邓长春说不服他,便骂了他一声“老右倾”。

决定发枪之后,又传达到建设兵团,然后具体部署发枪的步骤……这样,到具体实施发枪计划,大约是“八一”前后了。

发枪决定作出之后,邓长春叫我和周应古,我们三人开了个小会。也是军工井冈山总部三位核心成员的秘密碰头会,这个“三巨头”秘密会议,作出了深刻影响到重庆未来“文革”形势的重大决定:

第一,由邓长春和周应古二人,以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名义,到建设厂去宣讲总部的发枪决定,给建设兵团承担发枪责任,要求建设兵团将半自动步枪及子弹送到军工井冈山总部发放;

第二,发枪步骤是第一步先发军工总部所属兵团,特别是望江、长安、江陵,当然建设厂也在其中,第二步酌情发到反到底派各归口总部及军工总部在四川南线和北线的厂矿;

第三,邓长春、周应古、李木森三人,绝不能都在总部(重庆医学院),万一总部失守,三人遭遇不测,后果就会极其严重。因此,三人立即分工,邓长春回望江,负责守住重庆水路外出要道峡口,同时组织人马立即抢占南岸的制高点黄山,最后拿下南岸区;李木森回江陵厂,负责组织解救长安,再以江陵、长安两兵团联合作战,拿下江北区,打通嘉陵江大桥,与市中区两路口、上清寺一带连成一片;周应古留守总部,同时负责大坪、杨家坪地区,巩固建设厂阵地,尽快解救空压兵团,尽早拿下大坪、杨家坪一带。

上述分工,被以后的各类学习班批判上纲后称之为“三大战区”——江北战区、南岸战区、大坪杨家坪战区,而我等三人则被称为“战区司令”。其实当时并没有那样的说法。

这时,我还未满二十九岁,周应古二十七岁,邓长春二十二岁。这就是当年的“三大战区司令”。

在我的记忆中,江青七月二十二日那个肯定河南二七公社“文攻武卫”口号的讲话〔12〕,似乎对我们影响并不大,那个讲话是什么时候传到重庆来的,我在什么时候看到的,都毫无印象了。因为当时武斗战火已经成为燎原之势,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有没有她那个讲话,重庆的武斗都一样会发展起来的。

注:

〔1〕夏祥贵,时为重庆市沙坪坝区钢材改制厂工人,“文革”中1966年秋(23岁)参加造反,任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二轻兵团勤务组组长,1967年6月任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1968年6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委员。“文革”结束后被清查,以“煽动武斗”等罪名“劳动教养3年,不戴政治帽子”。后经营私营企业。

〔2〕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力(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余立金(时任空军政委)、李再含(时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人以中央代表名义到云南、贵州、四川就地解决“夺权斗争”后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造反派的两派分裂问题),7月13日,谢、王等由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陪同从成都到达重庆,但工作尚未开展,当晚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要谢富治速去武汉接受紧急任务(为已到武汉的毛泽东加强保卫工作),谢向周恩来提出王力、余立金等同去武汉,周同意了。谢、王等匆匆接见重庆两派代表后于14日凌晨离开重庆直飞武汉。

〔3〕周应古,时为国营建设机床厂工具科工人,“文革”中1966年秋(26岁)参加造反,曾参与发起组织重庆工人造反军,一度担任过八一兵团负责人。1967年5月任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1968年6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委员。“批清”运动中曾被关押审查。“文革”结束后被清查。后提前退休在私营企业工作。

〔4〕邓长春,时为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工人,共青团员。“文革”中1966年冬(21岁)参加造反,1967年5月任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6月任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常委。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常委。1968年11月在中央召开的“八一五”会议上因“武斗杀人”、“破坏大联合”等罪名被逮捕。关押至“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刑满(减刑两年)出狱后在私营企业工作。2003年病逝。

〔5〕国营建设机床厂,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五机部所属大型军工企业,代号296厂(重庆1信箱),原国民政府兵工署二十兵工厂一分厂。

〔6〕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在重庆市江北区,五机部所属大型军工企业,代号456厂(重庆20信箱),原国民政府兵工署二十一兵工厂。

〔7〕国营江陵机器厂,在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五机部所属军工企业,代号152厂(重庆65信箱),原国民政府兵工署第十兵工厂。

〔8〕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在重庆市南岸区郭家沱,五机部所属大型军工企业,代号497厂(重庆16信箱),原国民政府兵工署五十兵工厂。

〔9〕国营长江电工厂,在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五机部所属军工企业,代号791厂(重庆63信箱)。

〔10〕刘锡邦,时为国营长江电工厂理化室助理技术员。“文革”中1967年5月(28岁)任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军工井冈山长江兵团主要勤务员。“文革”结束后被清查。后以高级工程师职称退休。

〔11〕国营双溪机械厂,在重庆市綦江县赶水区,五机部所属军工企业,代号147厂(重庆4405信箱)。

〔12〕江青在1967年7月22日凌晨接见河南代表时的讲话中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后来许多著述都把江青这个讲话作为导致1967年各地大规模武斗的主要原因,有的还将“文攻武卫”口号误记为是江青提出的。





摘自《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第四章
  
  
  

 
 
顶端 Posted: 2006-06-15 02:09 |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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