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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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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的春天——《骚乱的重庆》

1966年的春天——《骚乱的重庆》(1)

张光明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我都在重庆市级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十年间,重庆党政机关像走马灯似改变着名称。先是市委、市人委,后来是革联会、革筹组、革委会,最后变回到市委、市人民政府。虽然名称改变,我却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因而见证了重庆发生的若干事件,亲历过许多事情。
  十年中,我被关过牛棚,挨过批斗,戴过高帽,有时整得喘不过气。既有处世的艰难,又有工作的乐趣;既有“解放”的喜悦,又有挨整的痛苦。那些争权夺利的权谋,那些勾心斗角的派斗,那些你死我活的较量,那些惊天动地的战役,那些尸横遍野的战场,那些死难者的坟堆,那些损毁了的大楼,那些被害死的领导,那些因武斗而肢体残缺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些怪事、趣事、鬼事、无聊事,至今历历在目。
  这里与朋友见面的50篇回忆,约20万字,仅限于自身的经历,只是重庆“文革”的冰山一角。
  事情得从“文革”前一年说起。1965年冬,我从北京《大公报》正式调到中共重庆市委财贸部,结束了多年的记者生活。不久,部长余跃泽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分管财经工作和农村多种经营。我是他们用干部从《大公报》交换来的秀才。他要求我随同一起调到市政府去,协助他处理业务,起草他所需要的文稿。于是,我便到了市人委办公厅“农财科”。当时市里机构,“部”与“委”设处,“厅”与“办”设科。“科”“处”名称不同,职级相当。“农财科”两个人,市长告诉我任科长,等待正式下文。副科长熊明勋,是已经任命了的。
  1966年初,机关传达、学习“文革”文件。接着,批判《燕山夜话》、《巴山漫话》和《二月提纲》。这些“文化革命”的前奏,对日常工作还没有多大影响。余市长是个精力充沛,大刀阔斧干事的领导。你运动归运动,他工作归工作。半年间,他领导结束了财贸系统的“四清”运动;慰问了在大巴山劳动的知识青年;组建了蔬菜办公室,制定了一套解决城郊蔬菜产供销协调的办法;扑灭了来势凶猛的生猪口蹄疫病毒。……一个接一个的工作胜利,他心头高兴,我干起事情来也爽快!
  正准备对全市多种经营开展系统调查时,波涛汹涌的“文化革命”深入了。余市长不得不丢下手头的事情,投入到运动中去。这是省委、市委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6月19日,余市长去市委开会。下午,他从会上打来电话,要我下班后即刻到他家去,有事情对我交待。我问带不带什么文件,他说什么都不用带,人去就是了。
  快下班时,我到办公厅大楼去办事,楼道里碰见副市长段大明。段是常务副市长,主持政府全面工作。机关里,大家非常敬重这位相当严肃的老革命。我新到机关,见到他时还不敢主动开口。今天碰见他,点个头就想走过。可他却主动叫我进办公室坐。我以为他有什么工作要对我交待,但他却问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他问我到办公厅多久了?我说快半年了。他问我业务是不是熟悉了?我说财贸工作方面的熟悉了,多种经营方面的还吃不很透。他又问办公厅这一套工作是不是熟悉了?我说,在财贸部时,公文的拟办、催办、检查、落实,我不直接经手。到办公厅后,这些工作一包在内,不知是不是有差错,希望市长指示。他说:“跃泽同志讲,你工作很能干,笔杆子硬,今后要多做些工作哩!领导不在时,工作要多加思考,学会独立处理一些事务,真正起到市长的助手作用。”我不断地点头。听他的口气,还有什么别的话,但又不明白说出来。我正犹豫如何应对,他已经站起来示意送客了。我边走边想:段市长说“领导不在时工作要多加思考”是什么意思?
  下班后,我到食堂扒了一碗饭,便急匆匆去到余市长家。他住在饭堂附近,几分钟就到了。过了会儿他才急匆匆回来,一边叫家人给他弄点吃的,一边把我带到书房去。
  他说他刚从第一书记任白戈那里回来。省委、市委决定他到重庆大学去做工作组长,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时间大约一个月。因为昨天晚上学校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还有三四个领导“困”在那里。市委要他立即去把辛易之书记替换回来。救人如救火,马上就要出发。他找我来,是交待他离开政府这段时间的工作问题。他说他走之后,分管的工作无人接替。白戈同志跟大明同志说好了:该他批的文件,送给大明同志批,大明同志批了就去办。大明同志不愿意批的,三天一次送到重庆大学去,由他批。等不及送去又非办不可的,可以打电话问。下边请他作报告,一律推掉。下边电话请示工作,有把握的,直接答复,事后报告一声就行。总之,这段时间,要依靠段市长,自己多思考,大胆工作。他马上要走,就这些。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了段市长下午说话的意思。
  遵照余市长的交待,他离开后我寸步不离办公室,谨慎处理着每一件事情。但是,提请段副市长批示的文件,一个也批不下来。他一天到晚院内院外开会,也没有办法见到他。一天早晨,我老早就到他去办公室的必经之路等他。他见到我,问:“催文件吧?一会我叫人给你。”不一会儿,机要秘书把我提请他批的文件全拿来了。可是一件都没有批示。秘书转告我:段副市长讲,他真的没时间看这些文件,能请示余市长的就电话请示他。不过,恐怕他也没时间看这些文件了。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压下再说。
  我打电话到重庆大学,根本就找不到余市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时候,市委、市人委已经是“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那里还有时间批阅业务文件!
  正当工作无法进行的时候,司机王志福从重庆大学回来了。他说:“余市长叫我来接你,要你马上到工作组去起草一个文件。起草以后再把你送回来。”
  
  原载作者博客,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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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副市长的救火队——《骚乱的重庆》(2)

张光明


  见到余市长,他说:“本不想把你拉来的。但是我要作一个报告,八九千人,你得给我弄个讲话稿子。弄完之后你就回去,办公室没有人不行。”
  余市长要给重庆大学师生作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再次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即“五一六”通知。目的是要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到学习“文件”上来。
  “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通知要求,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要调离他们的工作,撤销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而对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他们不能是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我和工作组的秘书组长樊天铎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在给余市长准备的讲话稿子里,把“五一六”通知中的内容,原原本本抄上。然后根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以及报刊上介绍的各地动态,进一步“解读”“通知”的精神。目的是让师生重新认识这场运动的性质、目的、对象和做法。
  除了转述文件精神以外,还要加上师生反映出来的“活”思想。这是樊天铎事先就收集整理好了的。根据这些思想反映,有的放矢地作些解释、开导、澄清。洋洋三四十页,整整搞了一天一夜。稿子写好以后,嘱咐机要秘书天亮送给余市长审阅。之后我们就睡觉去了。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十点多钟。按说我可以回机关了。但余市长没有开口我还不能走。何况,我还带来一些要他批示的文件呢!
  信步走到风雨操场,看他正在作报告。重庆大学的风雨操场是露天的。夏天的重庆,骄阳似火。在大太阳下,听众席地而坐。有的撑着伞,有的戴着草帽,有的把外衣脱下顶在头上,一个个摇着扇子,挥着手绢,汗流浃背地听着。余市长把讲台移至露天,让自己晒在太阳下,也是大汗淋淋。
  本来,主席台上有一堵挡风遮雨的墙壁和一片顶棚,可以保证坐主席台的领导和做报告的首长不被太阳晒着。但是重庆大学的校长郑思群,在这里给师生员工作报告时,总是与群众同甘共苦,有太阳一起晒,有雨一起淋,从来不把讲台摆放在阴凉地方。余市长注重郑校长与学生打成一片的作风,也这样做了,得到了师生的正面评价。
  中午吃饭时,我同余谈起批阅文件的事。我说,请你下午把几个最急迫的文件批了吧,我该回去了。他说,今天下午不行,晚上好了。要么你就多住两天,今天报告过后,看看群众有什么反映。简报要报市委、省委和西南局。樊天铎把稿子整理出来后,你帮他修改一下再走吧。
  几天下来,简报稿子还没有弄好,工作组便接到通知:学校党员干部和工作组党员干部,都要听林彪的录音讲话,我只好就地参加。
  林彪的录音讲话,湖南口音很重,录音的杂音又大,不是十分清晰。我只能听出个大意。有很大一部分讲“政变”问题。他引经据典,大谈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各条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修正主义。最近几个月,毛主席又特别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国际上搞政变,现在已经成了一种风气。1960年以来,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政变就是改变政权。一种是人民起来革命,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以及我们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内部搞起来,上下结合,有的还和外国势力结合搞颠覆,甚至武装进攻……。从我们国家来看,从秦始皇开始,历经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还有五代十国,大抵都是开国以后,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就要发生一次政变。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我们共产党夺取政权16年了,我们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会不会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在这之前,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受北京大专院校斗争形势的影响,重庆大学有不少师生把矛头对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修正主义”的帽子随便扣,“炮轰”、“火烧”的大字报满天飞。校、系两级党组织无法领导运动。为了平息众怒,转移矛盾,按照各地的做法,省委、市委拿郑思群开刀,宣布批准他停职检查。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就由工作组全面领导了。
  重庆大学校园,这时已经是一团烈火。工作组成了救火队。为了领导这样一个大学的运动,工作组提高了级别,增加了人数。除了副市长余跃泽任工作组长外,增加了驻渝部队某集团军副政委钟池为工作组政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崔成礼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工作组,由地方的处级干部和军队的团职干部挂帅。整个工作组成员达三百多人。其中,地方干部二百来人,军队干部一百来人。
  人员增加以后,工作组组建了办公室,作为综合办事机构。指定集团军政治部的赵处长为办公室主任,我和市供销社的殷青锋为副主任。下设政工组、秘书组、专案组、接待组。赵分管政工组和专案组,我分管秘书组并与市委联络,殷青锋分管行政和接待组。这样一来,我便卷入工作组这个救火队中,走不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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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点名,副市长受累——《骚乱的重庆》(3)

张光明


  学校党政靠边站,工作组被赋予领导权,整个学校的责任便落到了自己头上。可是,工作组并无回天之力。前后接连不断发生的事情,使一所近万人的大学,思想和秩序都更加混乱。
  此前,国务院发出通知:“本年度高等学校招生推迟半年”。重庆市决定:“全市高中毕业生停止高考”。全国推迟招生,全市停止高考,重庆大学当然就推迟了应届生的毕业分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不能毕业,不能分配,不能就业。这关系着他们的饭碗和前途,反响很大。
  学生“围攻”市委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发生“六一八”事件之后,学校已经无法上课。教师呆在家里,学生不进课堂。近万名师生员工乱哄哄,人们无所事事。
  这期间,时不时从北京传来的书信中,或者打来的电话中,散布着若干小道消息。群众根据这些消息,分析形势,窥测动向,凭着感觉,书写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矛头除指向系总支、校党委外,还直指工作组和重庆市委。北京来的小道消息真真假假,尽情煽动。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工作组看不惯,市委不允许。从中央到地方,向学校派工作组,就是想整治这种“乱”。就是要把学生的行动引导到“学术讨论”这个轨道上来,从而达到“治”的目的。以“治”制“乱”,成了工作组强调的大方向。郑思群为了治“乱”,跟学生顶牛,“阻碍运动”,被停职反省了。工作组治“乱”,也与学生“顶”上了(这个顶,是顶撞,顶牛,不同于现在的网络语言)。
  难以预料的是,混乱之中又雪上加霜。7月6日,《人民日报》转发了《红旗杂志》上批判周扬的一篇文章。文章是《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写的。穆欣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来头不小。文章说周扬是“文化界的反动权威”,是“修正主义分子”。在文章的注释中,点了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名。说什么任白戈30年代在上海“左联”时,投靠了“托派”。
  党中央的报纸、杂志,在不跟地方打招呼的情况下,对全国八大城市之一的一把手点名,异乎寻常。这使得重庆、四川、乃至西南局领导都措手不及,陷于被动。为了避免受到冲击,省委把任白戈安排到外地去躲藏起来。这样一来,重庆市委机关为之震动。虽然还不是人心惶惶,但,“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了解上面的意图,《重庆日报》没有转载这篇文章。尽管此地报纸没有转载,但学生还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随即又看到了《人民日报》和北京出版的《红旗》杂志。于是,大家对任白戈议论纷纷。有些学生推论:任白戈是重庆的党政一把手,一把手都被《人民日报》点了名,那么重庆市委肯定有问题。本来大字报就指向了市委,指向了任白戈。如此政治风浪推动,学校揭批任白戈的大字报与日俱增。
  点名之后第三天,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为了稳定重庆,特派省委书记廖志高到重庆来,在少数领导干部中“吹风”。说明任白戈在重庆十多年的工作是好的。余市长参加了这个“吹风”会。回校后,他认为应当给重庆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适当透露廖志高内部讲话的精神。让大家消除对任白戈的误解。只要把矛头从任白戈身上移开一下,即可减少市委的压力。他的意图得到了工作组其他领导的认同。
  工作组决定召开一次大会。由余市长讲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阐述对穆欣那篇文章的一些看法。这个意图确定之后,我们便给他准备讲话稿。因为大会是以总结前阶段运动,布置下一步工作的名义召开的。所以,在起草讲话稿时,大量的内容还是讲工作,讲学习,讲运动大方向。对任白戈问题,只作为陪衬捎带出来。我们认为这样讲,不去同学生硬碰,也不至于触动上面隐藏着的什么意图(当时认为:如果上面有什么意图的话)。于是在准备的稿子中大意是说,穆欣的文章是学术上的讨论,不一定理解为对某一个人的政治结论。穆欣说的是30年代的事情,是历史,是非曲直,应当由历史学家去考证。任白戈同志是上级党委任命的第一书记,是人代会选举出来的重庆市长,而且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负责人之一。对他怎么看,相信上级党委和人民代表会做出处理。不管任白戈30年代有没有问题,他在重庆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学校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老是在穆欣文章的一条注释上争论,影响当前的大方向……等等。这个稿子的主观意图是,不要与学生正面顶牛,免得“烧香引出鬼来”。
  稿子弄好之后,已经是后半夜了。放在余市长的办公桌上,我们睡觉去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机要秘书说:余市长对稿子有修改,现在到团结广场看大字报去了。叫我把他审改的部分再斟酌一下。余市长这个人是比较讲民主的。在文稿上不耻下问,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要我斟酌,我自然从命。过去也是这样做的。
  我拿到稿子,见前面有余市长写的便条:大意是稿子看过了,基本可用,只是态度还不够鲜明。他自己加了几段话,叫我斟酌一下。
  我看了他加上的几段话,有些话对任白戈有“打包票”的感觉。大意是: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任白戈是中央决定的,是省委任命的,是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出来的,是值得信赖的。任白戈在重庆当了十多年的领导,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成绩,不是想抹煞就可以抹煞掉的。任白戈参加革命几十年,一心一意为革命,是坚强的革命派。谁要想打倒任白戈,那是痴心妄想!等等……。
  余市长增加的这些内容,的确比我们起草的稿子要鲜明得多。这些内容和观点也肯定是正确的。对于任白戈这位领导,我虽然不熟悉,但对他的名望向来敬仰。多次听过他的政治形势报告,佩服他的学识和口才。但是我仍然认为,此时此地,还是不要讲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为好。工作组已经跟学生“顶”上了,再这样针尖对麦芒,恐怕效果不大好。于是,我在这段话的旁边用铅笔写了“此段似可不讲”几个字。这是供余市长考虑的建议。
  早饭后,我处理完一些事务去到会场,余市长讲得兴高采烈,讲到对任白戈评价那一段时,他没考虑我的建议,把自己加进去的话都讲了。而且,态度更加明确,语气更加激愤。
  当天中午,余市长召集各个系的工作组长开会,布置观察师生听了报告后的反映。当天晚上收集反映时,发现不少的学生跑到图书馆去了。工作组中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学生到图书馆读书,正是工作组要求把运动引入学术讨论的大方向。
  但是,为什么学生们一下子喜欢起读书来了?有的同志还是纳闷。散会后,余市长布置各个系工作小组派员到图书馆去观察,看看他们查阅些啥子资料。去的人返回来汇报:学生们不是在查阅图书,全都在查阅报纸、杂志。他们分别借出解放以来,中央、四川、重庆的各种大报和小报,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内部办的报纸、杂志。按照年级、按照班组摊派任务,逐年逐月逐日翻阅、摘抄。图书馆内外,阅览室里,院坝里,路灯下都是查阅报纸的学生。有很多学生把报纸拿回教室、宿舍去查阅,态度非常认真。
  工作组认为,学生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值得进一步观察。
  第二天,校园出现了大量揭批任白戈同志的大字报。学生从各个报刊上,摘抄出刊载任白戈的文章、讲话、报道,断章取义地挑剔出一些字句来,上纲上线,以此来反驳余市长对任白戈的肯定。
  第三天,学生们将校园贴过的大字报重抄出来,浩浩荡荡地送到市委去张贴,使市委大院铺天盖地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有些大字报还派学生送到成都,贴到了省委机关和西南局机关。质问省委和西南局:为什么工作组要给任白戈打包票?指责工作组为任白戈辩护是对抗中央的行为。要求省委、西南局表态:“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
  成千上万的大字报对准了任白戈,指向市委、省委和西南局。责任追到余市长头上,因此他受到了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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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书记震怒,余市长检讨——《骚乱的重庆》(4)
  
张光明

  
  市委大院搭建了若干席棚,让学生贴“批判”大字报。学生为了“保护”这些大字报,占据了市委办公厅大楼的一些房间,在那里安营扎寨。一时间,来张贴大字报的,来看大字报,人群川流不息,市委机关不得安宁。市委领导进出大院时,人们拦车,要求答复“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在省委,在西南局机关,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省委、西南局要求迅速查明这股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市委分别找余市长、钟池、崔成礼谈话,找学校干部谈话,在学生中了解情况,才弄明白了,这是学生对余市长的讲话产生了“疑反”心里而引起的。
  
  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市委要求余市长做出书面检讨。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在重庆的代表刘文珍、燕汉民,就地催促书面检讨。面对这样的形势,余市长不得不作违心检讨。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讲话的内容并没有错误,只是时间和场合的问题。因此在检讨中免不了要作一些解释性的说明。检讨送到市委,市委不满意,省委、西南局也通不过。
  
  据说,市委书记鲁大东问他:这种严肃的讲话,是信口开河呢?还是有所准备?有没有准备稿子?稿子是不是经过了集体讨论?余回答说有讲话稿子,但没有经过集体讨论。鲁大东问,是不是从《大公报》调来那个记者写的?把他给我叫来,我要问他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显然,鲁大东也迁怒于我了。
  
  那天午饭前,余市长从市委回来,抱着歉意的态度对我说:“这里的工作需要你,家里(指政府机关)的工作也需要你。今天下午你就回去吧!回去时,先去找王秘书长,可能大东同志要见你。”
  
  我到一号楼去见王若。王若说:“大东同志现在有事,你就在我这里坐一会儿。”王若问起我给余市长准备讲话稿的事。他说,对白戈同志评价的那些话,搞得跃泽同志非常被动,大东同志很生气。等会儿你见到大东同志时,他批评你,听着就是了,不必解释。话是跃泽同志讲出去的,责任在他,你记取教训就是了。
  
  听秘书长这话的意思,余市长捅的“篓子”是我引起的了。因此说他有责任,我要汲取教训。我认为,教训我当然应当汲取,但这么大的“黑锅”我那里背得起!事情还是说清楚为好。
  
  于是我说:稿子是我准备的,但是关于评价白戈同志的有些话,是我稿子里没有的。
  
  王若听了非常吃惊:“怎么?那些打包票的话不是你写的?”我回答了事情的经过。王若又问:“稿子呢?在你那里?”我说,他讲完以后,机要秘书就存档了。王若说,既然是这样,待会儿在大东同志面前,还是适当说明一下,免得误会。
  
  王若把我带到鲁大东办公室。鲁书记把我瞪了一眼,“辟头盖脑”训我:“你惹了多大祸!知道不知道?那些话是你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哪里抄来的?你给我说清楚!”
  
  鲁书记如此的严厉,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我犹豫着不敢讲话,秘书长替我说话了。他说:刚才问过光明同志,有误会。那些话,是跃泽同志即兴发挥的,与光明同志起草的稿子没有关系。
  
  鲁大东听了一惊,面向着我:“是这样?你说说!”我把过程简单说了一遍。但是我没说曾经建议过,提请余市长最好不讲那段话的情节。我不是要向市委主要领导隐瞒,而是认为说穿了对余市长更为不利。但是王秘书长还是替我补充了。
  
  鲁大东态度缓和了下来,这才示意我坐下。说:如果是这样,你没有过错。你还提醒过他不要讲,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嘛!中,中!你把稿子拿来我看。
  
  我说,我打电话叫人送来吧,我不在工作组了,马上回机关工作。王若说:我现在要去建工学院,顺路去一趟重大,你就跟我一起去取稿子。然后他对鲁大东说:还是叫他与市委联络好了,他比较机警。鲁说:“中,中。”
  
  在去取稿子的路上王若说,因为误会,大东同志生气,说不让你做工作组与市委之间的联络员。一定是这个原因才叫你离开工作组的。现在误会消除了,刚才大东同志同意了,还是由你来向市委汇报情况。待会儿我给跃泽同志说,你还是留在工作组的好。
  
  到了工作组,王若上楼去找余市长谈事,我到去机要室去要稿子。我带着机要秘书把稿子送到王若手上。王若说要带回去交给鲁大东看,用完之后叫人送回来。然后对我说:跃泽同志不在办公室里,我不等他了。我已经把情况告诉了钟池同志,由他转告。你就不必回机关了。
  
  王若同志替我解了围,我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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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群自杀与抢救经过——《骚乱的重庆》(5)
  
张光明

  
  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郑思群,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奉命留学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白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长,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兼军法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解放军二野一旅、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重庆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教育长。1952年调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攻击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并为此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以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重庆大学受其影响,开始揪“混进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矛头指向校、系两级领导。一所近万人的大学,教学秩序顿然混乱。郑思群身为校长,又是党委书记。职责所在,不愿坐视,不肯回避。为了引导正常教学,纠正学校混乱,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这就顶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头,背离了“五一六”通知精神。既然赶不上政治潮流,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便由重庆市委提出,报经四川省委批准,宣布停职检查。
  
  公开揭发郑思群的大字报虽然很多,但没有什么“钢鞭”材料。“重要的”的是宣布他停职之后,投入检举箱中的材料,和个别人直接到工作组递交的材料。这些材料来自“知情者”,来自文书档案,自然引起了高度重视。这些人之所以要“揭发”自己的老领导,并非什么个人恩怨,主要是赶当时的政治潮流。也可以说是响应号召,出于政治冲动。
  
  郑思群的级别高、资格老,干部档案不在学校里。而要审查他的问题必须接触他的干部档案。要到上级组织部门查阅档案,不是一般工作队员所能胜任。工作组特地把机械系工作小组长张忠良抽出来(由副组长黄启璪接替)做专案组组长,专门汇总郑思群的材料。张忠良是重庆市商业局人事科长,审查干部有经验。
  
  郑思群的材料汇集起来以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方面没有多大问题。但在亲属关系和与苏联专家交往方面有“辫子”被抓。突出的是两点:一是指派妻子去跟从美国来的哥哥见面一事,详情不明;二是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没有严格按照涉外规定办事,仍然与苏联专家通信、通电、馈赠,且委托其照料在苏联留学的孩子。揭发者中有人怀疑,与郑思群联系密切的苏联专家,可能是“克格勃”。
  
  7月29日,专案组告诉郑思群:经过市委批准,需要对他实行监护审查,必须搬到松林坡招待所去住。郑思群要求与妻子见面,学校把他的夫人从省党校接回家来。据接近他的人反映,夫妻长谈一夜,并说他不会自杀。次日,监护人员带领郑思群住进了松林坡招待所。监护他的人是其老部下,没有工作组的人。
  
  8月1日下午,工作组三个领导出面与郑思群集体谈话。谈话地点在工作组会议室。工作组办公室主任赵处长参加,专案组长张忠良做记录。谈话的意图是向郑思群“提示”材料。其目的是让他明白,省委、市委不是无缘无故将他监护审查,是因为他有“问题”要弄清楚。工作组掌握有他的“材料”。谈话中他虽然态度坦然,但对与苏联专家交往问题有些紧张。不过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与否定的解释。末了,他要求与四川省委主要领导谈话,被拒绝。
  
  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反帝反修高过一切,《九评》余波未尽,中苏剑拔弩张,而“里通外国”、“与克格勃”有瓜葛这样的帽子。即使是郑思群这样的老干部,无论你有没有问题,都是吓人的。
  
  次日凌晨(即8月2日),天还没有亮,值班员突然跑来叫醒我,说是郑思群自杀了。我大吃一惊!
  
  按照办公室主任分工,专案组的事情应由赵处长去处理。可他住的是后楼,黑灯瞎火的,不清楚他在那个床位。人命关天,救人要紧。既然找到了我,我这个副手只好僭越了。我叫人立即去后楼报告工作组领导。同时和秘书组长樊天铎,抓起衣服就同监护人员往松林坡狂奔。
  
  监护人员是学校的保卫干部。他边跑边给我介绍情况:他与另一位同志值夜班。半夜里,也就是一个钟头以前,郑思群起床在室外走动。他们劝他回房休息(有人说,在“劝”说中有出言不逊的情况,但无法查证)。过了一阵,听到郑思群房间发出声音。好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卡痰”,床铺也在响动。他们进入房间,看见蚊帐的一头染满了鲜血,地下也一大滩鲜血。他们明白是自杀了,呼喊也不见答应。为了保持现场,他们不敢搬动,所以留下一人照看现场,一人跑来报告。
  
  我们听了他的介绍,估计人还没有死。出于工作组的责任所在,救人要紧,必须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在工作组领导还没有赶到的情况下,我决定往距离最近的工人医院送。监护人说没有担架。我说,没有担架就放在棕板床上抬。要跑步前去,争分抢秒,时间最重要。
  
  樊天铎跟监护人去现场组织运送。我进入路边招待所打了四个紧急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汉渝路的工人医院,告诉他们,立即去叫医院领导,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病人,因为出血过多,生命危险,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抢救,一刻也不能耽误。对方问我是那个单位的?我告诉他说,我是重庆市人委办公厅的。对方问病人什么时候送到?我说半个钟头以内。对方答应马上去办。第二个电话通过市委总机(军线),打到西南医院值班室。告诉值班人员,马上向值班首长汇报:重庆大学有一个高级干部,因为刀伤大出血。请求野战医院立即派出最好的外科专家,赶到工人医院支援。我也同时告诉我是重庆市人委办公厅的。对方答应马上行动。第三个电话打到市委值班室,请他们立即向王若秘书长或者任何一位值班领导汇报:郑思群自杀了,生命危险,正在送往就近的工人医院抢救,已经电话请求西南医院支援。同时也要求市委值班室给西南医院再打一个电话催促。第四个电话打到工作组,叫值班人员告诉余跃泽等领导,郑思群已经在送往工人医院途中,请他们直接到医院,不必去松林坡现场。
  
  打完电话从招待所办公室出来时,天已微明。樊天铎带着监护人员,已经将郑思群抬到路边来了。我看他眼睛没有睁开,脸上没有血色,身上盖着一张白被单。我喊监护组再去两个人,轮换抬着跑步奔向工人医院。我自己紧紧跟在后面奔跑。
  
  从我被叫醒至送进医院,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天还没有大亮,医院已经做好准备,领导和医生们等在门口。我们扶着棕板床,径直冲进抢救室,一刻也没有耽误。我给医院领导说明:伤者是重庆大学校长,高级干部,市里十分重视。要求医院全力以赴,务必挽救病人生命。医院领导立即给医生耳语,医生连连点头。
  
  一刻功夫,轰鸣的军用救护车,载着西南医院的几位专家飞驰而来。车还没有停稳,军医们就跳下车,冲进抢救室。
  
  随即,余市长、钟政委、崔成礼跑步而来,气喘吁吁。
  
  抢救中,市委一把手鲁大东飞车赶到。随同鲁大东来的有王若、张海亭两位秘书长。鲁大东询问自杀情况和发现以后的处置经过。余市长说是我最先接触情况,叫我直接汇报。汇报中,有人提出应当直接送西南医院。我解释:当时天没有亮,没有担架,没有医生,没有救护车,甚至没有多的工作人员。事发突然,连喊司机调车都来不及。即使有车,也无法往轿车里放。为了争取时间,抢救生命,不能不先往最近的医院送。并且也考虑了西南医院的技术实力,故而电话向西南医院求援。事实上,郑思群送到这里后,西南医院的医生随即就到了。这比等着救护车来现场再送西南医院,更能赢得时间。我解释后,鲁大东等认为处置得当。
  
  医生们知道伤者的身份很高,用尽了一切办法,并大量输血。但因出血过多,没能挽救郑思群的生命。直到九点多钟,才不得不停止抢救,宣布郑思群死亡。
  
  郑思群遗体存放在医院太平间。我们在医院的全体人员返回工作组。鲁大东吩咐,通知工作组党委成员、重庆大学校党委成员,不是校党委成员的系总支书记,不是工作组党委成员的系工作组组长,专案组长,立即来开党委扩大会。趁着等人的间隙,大家草草吃了早餐。这时已快中午了。
  
  鲁大东亲自主持这次党委扩大会。主要内容是宣布郑思群自杀身亡。他指出,郑思群虽然被审查,但他还是共产党员。按照党的纪律,不管什么原因,自杀都属于叛党行为。因此,郑思群是自绝于人民。然后,对于郑思群自杀的善后工作进行了部署:第一,立即召开全校共产党员和有一定群众参加的大会,公布郑思群自杀。第二,天气太热,遗体必须当天火化。火化之前,通知其妻子与遗体见面,同时请省委党校协助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第三,从现在起,学校党委与工作组党委合并组成联合党委。合并后,指定余跃泽任书记,钟池、张叶枫任副书记。除原来两个党委的委员外,补充张光明为联合党委委员。第四,学校“文化革命”运动,不能因为郑思群的自杀而受到干扰。联合党委要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充分发动群众,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第五,立即通知公安机关派员勘察自杀现场,对自杀利器来源进行侦察,做出技术鉴定。第六,为争取时间,市委直接向省委、西南局书面报告自杀及抢救经过。工作组无须向市委写简报,集中力量做善后工作。
  
  当天晚上,专案组送来公安部门的勘查结论:郑思群本人用左手握住刮胡刀片,切割其右颈部的动脉血管,出血3000-3500毫升死亡。是自杀,排除他杀。刀片来源是他夹在书中带入松林坡的。刑侦专家指出:一般来说,用左手握住刀片切割右颈部的动脉,只有懂得生理常识而又决心自杀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切割皮肉产生疼痛时,痛的本能会自动松手而切割不深。人的右手灵活,松手较快,自杀容易失败。而左手笨拙,在慌乱中反而会切割得更深。郑思群使用左手而不用右手,割断了血管的大部,故而失血太多,尽管抢救及时,但抢救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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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被否定后的大撤退——《骚乱的重庆》(6)
  
张光明

  
  工作组从重庆大学撤出,被学生形容为“屁滚尿流”。说实在的,“屁”虽然没滚,“尿”也还没有流,但紧张得十万火急,的确是事实。
  
  郑思群死亡的消息,没等到学校正式传达,不少人就知道了。说也奇怪,有的人在批判时,左一个“修正主义”,右一个“苏修走狗”。人死了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工作组逼死了老校长,好校长。不明真相的师生,找工作组算账来了。
  
  当天中午,就有人来工作组,要求公布校长郑思群自杀的真相。紧接着,工作组大院外面,墙上、地上、电线干上都是质问的大字报。工作组办公室有一个接待小组。组长孟凡均,才思敏捷,言词犀利,善于解答各种询问、质问、责问。可是学生说他像弹子球那样圆滑。曾经有人在接待室给他贴过一幅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批:“又圆又滑”。学生不听他的,要求见余跃泽。不得已,分管接待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殷青锋出面支援。
  
  到了下午,工作组院外已经是人山人海。有的高呼“还我郑校长!”“工作组是杀死郑思群的刽子手!”“血债要用血来还!”“把郑思群专案组的人交出来!”
  
  第二天上午,不少学生抱着一捆捆大字报走出校门。大字报上街了,郑思群的死,捅到社会上去了。大约10点钟,市委来了电话,学生已经到市委大院贴大字报去了。
  
  余市长被通知到市委参加紧急会议。我们以为与郑思群之死有关,吩咐专案组准备汇报材料。不料他从会上打来电话,指示我立即去新盖的机械系教学大楼,实地查看水泥地板是否潮湿?自来水通不通?厕所通不通?能够住多少人?如果有什么问题,立即联系学校行政处解决。他说,学校负责人张叶枫也在市委开会,已经给行政处打过电话了。我问房子将要做什么用?他说别问那么多,回来再说。
  
  我去看了以后,水泥地板是干的,自来水是通的,厕所可以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快下班时,余市长又来电话。要我通知各个系的工作小组组长,吃完午饭后,立即到会议室来等着,有重要事情要传达,一个也不能缺席。
  
  余市长回来了,传达的是市委撤出工作组的紧急决定。大意是,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对派工作组的做法甚为不满。因此中央做出决定,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学校派出的工作组,至迟必须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撤出。否则就是对抗毛主席。工作组撤出后,还不能马上离开学校,就地接受群众批评,清算错误,求得谅解。
  
  余市长说,开紧急会议时与张叶枫商议,工作组撤出来全部住进尚未启用的机械系教学大楼。队员离开时,除了自己的行李外,不准带走学校的任何东西。工作中产生的文件、资料,全部带走,不留片言只字。工作场地和住宿地必须打扫干净。六点以前进入大楼后,任何人不能踏出大楼半步,任何人不得接待亲友来访,任何人不得与学校的人接触。违犯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不是党团员的开除公职。军队干部违反了如何处理,请钟政委考虑。钟政委说:也和地方一样,开除。
  
  余市长说,现在大家回去,各个系立即召集工作组员传达。除了毛主席批评的话不可以传达外,其余都可以给大家讲。传达后各自分头准备。准备好了以后就地待命,等待市委来电话,各个大专院校同时行动。接到通知后,以各个系为单位,直接去新大楼。不准向学校师生透露任何情况,不准和他们告别。如果他们问,就说集中学习。
  
  四点多钟,市委打来电话,说是各个学校都已准备就绪,可以撤出了。我叫两个人分别给几个系打电话。办公室这一摊子,文件多,资料多,办公用品多,要销毁的废纸也多。到了五点,收拾妥当了,但是工作组大门被学生堵住了。他们见一些系的工作组员慌慌张张离开,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来问个究竟。来访群众堵了大门,张叶枫带一辆卡车来给我们拉东西,进不来。孟凡均、殷青锋被学生缠着,行李还没有收拾。眼看剩下的时间不多,我挤到殷青锋的旁边,向他耳语了几句。然后站在板凳上对大家说:“老师们,同学们!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立即搬到新机械大楼集中学习。六点钟以前必须报到。现在拉东西的车子要进来,我们的人要出去,请你们让开通道。有什么情况和问题,改个时间再谈。时间紧急,请大家支持。”
  
  看见我们打扫院子来不及了,张叶枫说:“你们各自走,没有时间了。院子由我安排人打扫,我在这里守着。如果有什么文件之类的东西,我替你们保存着,有机会时交给你们。”多亏了张叶枫帮忙,我们最后一个人到达新大楼时,刚刚六点。再晚一分钟就违反纪律了。
  
  工作组进入大楼,稍事停留就分配住处。女同志住第四层,军队的同志住第三层,地方来的男同志住第二层。第一层不住人,省得被学生发现问这问那。
  
  除了三个领导同志外,全部都是打地铺。水泥地倒还干燥,但是满地都是厚厚的尘土。没有扫帚,只好将毯子往地上一铺了事。白天苍蝇乱飞,晚上蚊虫成群,只有靠扇子驱赶。更要命的是排污管道不通,大小便冲不出去。几百人拉屎拉尿,堆积在那里,大热天气,几层楼臭气熏天。个别同志病了,没有医生,没有药品,也不能外出看病。除了三餐饭是由学校食堂送来外,就是每天送三四挑开水。
  
  大楼里,前两天还有自来水,后来也没有了。不知道是有人搞恶作剧,把进水管关闭了呢?还是自来水厂停水。向人打听,说外边没有停水。请担开水的工人告诉行政处找人检修一下。回答说,“基建部门还没有把大楼交付学校使用,行政处无法检修。学校混乱中,施工的人回原单位去了。”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呆着。
  
  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工作组员暗自产生了埋怨情绪。但是大家都明白:如果工作组不撤到这里来,就是对抗毛主席。如果出去上厕所,势必与师生接触,一接触就说明工作组还在活动,也是对抗毛主席。如果就此一拍屁股离开了,不检讨,不认错,不等到谅解,更是对抗毛主席。在那个年月,谁敢冒这个政治风险!乖乖忍着吧。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5-04 20:09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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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成立留守队——《骚乱的重庆》(7)

张光明


  几百人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实在不是办法。想给市委请示,没有电话。等了两三天,市委派联络员来了解情况。我们反映了住宿和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联络员一一记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由他来联络和转达市委的指示。他是刚刚从附近某个工厂调去的,对沙坪坝一带路径熟悉。他从来没有到过学校,师生不认识他,便于进出。除了他来以外,工作组有紧急事情,也可以派一个学生不大熟悉的同志到市委去汇报。市委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就打电话给学校的张叶枫,由他来转告。他说,市委估计,如果十天八天对工作组没有冲击,队员们即可陆续撤离学校。要求我们再坚持看看情况。市委要求,在这几天内,千万不要惹出麻烦来。

  联络员走后,余市长召集大家开会,动员大家克服困难,再坚持三五天。好在工作组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原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地方干部中,县处级以上要占到一半,其他也多是基层单位的头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党员和团员。在军队干部中,营、团以上干部也是绝大多数,全都是党团员。这样一个队伍,都有相当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再怎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克服。第四天,我们叫送开水的工人转告张叶枫,要求他多送几挑开水来,供妇女使用。此后不仅增加了开水,还送来二十多个搪瓷盆。又过了两天,水龙头里有自来水了。校医室每天还派医生来巡诊。有水、有医、有药,积存的大便也冲走了,这对安定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坚持了12天,到了8月15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排炮”、“轻骑”两个造反组织,与校内的其他造反组织进行辩论。要求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前去支援。重庆大学学生率领本校和重庆师范附中、重庆六中的学生4000多人前去声援。辩论中两派学生发生摩擦。学生到市委要求支持本派的“革命行动”。市委派辛易之书记前去做工作。学生对辛易之就事件的表态不满,围攻市委领导,直至深夜。重庆大学学生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把他们的造反组织定名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从此,“八一五”战斗团在市内进行大规模串连,进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遍及大学、中学、小学,进而到工厂、农村。再进一步串连到重庆周围的中小城市。使重庆及周围地区出现了若干个“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大学的学生走向社会,学校就没有那么热闹了。群众对我们工作组这只“死老虎”已不太在意。趁着这个机会,市委决定工作组陆续走人。

  大约是8月20日左右,军队的干部首先撤回部队。撤走时,他们列队走出大楼,通过团结广场,步行到学校大门外上车。钟池同志的轿车,直接开到大楼外,然后上车离去。钟池同志说,之所以要这样公开地让师生看着他们离开,是为了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得明白,去得明白。不偷偷摸摸,不鬼鬼祟祟。钟池同志的意思,也是试探群众对工作组员离开,到底有多大反应。事实证明,群众对工作组已无多大兴趣,没有任何反响。

  军队干部走后,接着是地方干部中的女同志离开。女同志离开时没有像军队那样大张旗鼓,而是三三两两分散而去。女同志走后,观察了两天,没有群众过问。因为余市长和崔成礼进出学校目标大,则由我到市委去请示男同志离开学校的办法。我们的建议是:除余跃泽、崔成礼两个组长留下外,再选择几个群众意见不大的,和群众意见较大的同志留下。选择意见不大的留下便于今后工作;选择意见较大的留下,一旦学生要人,易于找到他们要批判的对象。留下的人组建留守工作队,指定正副队长,成立党团联合支部,直到取得群众谅解为止。其余的人,分期分批按系统回市委各个大口去报到,再由各个大口介绍回原单位。

  王若秘书长听取我的汇报后,认为余市长考虑得周到。他去向市委领导请示后表示:市委领导同意你们的安排,但有两点:一是,系一级工作组离开前,要走访十来个师生代表,明确说明要离开学校,看他们是否同意。同意就走,如果不同意再说。二是,给离开的工作组员交待纪律:回到单位后,不在群众中谈论工作组的事情,也不要回学校来看望留守下来的同事。

  按照市委指示,各个系的工作组长都走访了十来个师生,没有阻止工作组员离开的情况。当时,学校已经分成两大组织。一是“八一五”,大都“杀”到社会上去了。一是“赤卫军”,大都留在学校里。在征求意见时,多找的是“赤卫军”师生,他们不为难我们。

  留守工作队组建起来了,每个系留下两到三个人,计有30来人。除余市长、崔成礼外,有我和张忠良、孟凡均、潘锡荣、曾祥国、徐顺安、戴桂荣、韩恒建、徐恩超、王叶宏、杨昌晶,等等。张忠良被指定为队长,我为副队长;我被指定为党团支部书记,张忠良为副书记。经请示市委同意,与张叶枫商量,学校将松林坡的小别墅划出一栋给留守队使用。安排在教师食堂吃饭,在招待所取开水、热水。

  从新大楼搬到松林坡时,市委指示将工作组的所有文书档案和专案组整理的人头材料,全部交给张叶枫,由他指定专人保存。

  留守队名义上是留下来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实际上也是市委观察学生动向的情报点。我们到学校看大字报,收集学生活动的情况,三两天由我到市委去汇报一次。余、崔两人有时也回家去。轿车不便于停在留守队,就偷偷停在松林坡附近的塑料总厂里,没有被学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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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副市长戴高帽子挨斗——《骚乱的重庆》(8)
  
张光明

  
  国庆节前,大致是9月中下旬吧,重庆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来“勒令”余副市长,到他们那里去接受批斗,地点在解放碑。因为工作组是重庆大学的“战利品”,外人批斗要过“借”。
  
  批斗的前一天上午,十多个干部模样的人,戴着红袖套,有的腰间还扎根皮带。他们在重庆大学红卫兵的带领下,自称是重庆财贸“八一五”揪走资派战斗队。说,财贸系统各个造反组织实行了大联合。决定明天在解放碑,跟最大的几个“走资派”见面。“勒令”余跃泽上午九点前往参加,如不准时到会,“后果自负”。
  
  余市长说,我们正在这里接受批判。要我去接受本系统的群众批判,是应当的。但是没有学校革命群众同意,我们不能随便离开。学校来的红卫兵马上说:“今天我们带他们来通知你,就表示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明天你自己去自己回来,老老实实,不许回家,不许溜掉。上午出去,下午必须回来,谅你也不敢乱跑。”
  
  余市长说:“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批判,大会结束后就按时回来,绝对不会乱跑。”
  
  造反派们走后,我们打电话向市委汇报。市委答复应当去,态度要好,不要与群众对立。又打电话跟财贸部长许德联系,许德也受到了同样的“勒令”。余跃泽已经受过几次批判了,总结了一些经验:饭要吃饱,水要少喝,衣服不宜穿的太多,说话尽量简洁,不能与群众对立……等等。他说,这几条不仅老崔要留意,张光明、张忠良、孟凡均你们三个也要留意。不定那天也揪到你们头上来的。
  
  第二天,余市长要我陪他去解放碑。车子开到重庆宾馆附近,在一个小巷子停下。我们步行前往,九点准时到达。许德已经在台上的石阶上坐着了。余大步走上台去,我也不自觉的跟着上了台。我见台上准备有三个牌子,分别写着余跃泽、许德、徐正身的名字。
  
  看架势要游街,便欲下台给张忠良打电话通报情况。一个造反群众挡住我的去路,说:“我们没有叫你上来,你自己却上来了,来了就莫走嘛。”旁边一人笑扯扯的说:“徐正身没有找到。我们准备的是三顶帽子,你顶个数,正好!”我心想,要我顶商业局长徐正身?我哪里够格!但造反派不让我下去,我能说“不”?
  
  不一会,拿了三顶高帽子上台来。分别写着“财贸系统第一号走资派余跃泽”,“财贸系统第二号走资派许德”,“财贸系统第三号走资派徐正身”。过了约半个小时,一个人上来给主持大会的说:“他妈的,龟儿徐正身,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主持人说:“不等了,开会。”
  
  他们先拉着余市长走到前台边,靠着写有他名字那块牌子站好了。再去拉许德。许德满自觉,自动走向他的位置。两人都站好了,造反派来拉我,不无讽刺地说:“徐大局长没有请到,你不请自来,凑个数,委屈你一下。”于是把我拉到余跃泽旁边站着。台下有人喊:“要得,要得,他是黑秀才,叫他龟儿亮个相!”
  
  看架势,反抗没有用,非得陪这个“杀场”不可了。我自我解嘲:“权当演活报剧,扮个角色吧”。但我申明,我不是徐局长,身前这块牌子应当拿走。他们还有点智慧,顺手把牌子翻过来,名字就没有了。接着是戴高帽子。他们两人是对着号的,我的帽子写的是徐正身。我又反对:“我不是徐正身,也没有当局长。”台下有人吼叫:“傻儿!他不是徐老头。给他换一顶!”有人又喊:“拿下去反过来写名字,快点嘛。”果然有人拿着笔墨上来,就在我面前,把“财贸系统第三号走资派徐正身”几个字涂掉。反过来写上“财贸系统最大的黑秀才张光明”。我说:“把‘最大的’那三个字去掉吧,我怎么称得上‘最’?”,他们还算听话,举笔就把“最大的”三个字涂了黑。这样,我无可奈何地戴上了。那知涂上去的墨汁太多,帽子一戴上,墨汁就流到我额头上来,再不揩掉,就流到眼睛里了。我随手取下来准备揩墨汁。他们以为我要把高帽子摔掉,赶紧过来吼叫:“你敢!”我指了指墨汁。他把帽子抖了抖,多的墨汁抖掉了,再给我戴上。
  
  批斗大会没要余跃泽、许德做检查交待。造反头头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财贸系统的造反组织大联合了。定名为“重庆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总团”。各个公司的造反组织是“财贸‘八一五’××公司战斗团”。今天把财贸系统最大的走资派“勒令”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向全社会亮相:我们财贸职工造反了!就是为了庆贺大联合的胜利!财贸“八一五”的大联合,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革命造反组织的伟大胜利,是给余跃泽为首的大大小小走资派们敲响丧钟!
  
  讲了一通之后,一个人上台领着喊口号。呼喊政治口号时,余市长也跟着举手呼喊。只是喊“打倒余跃泽”时,他才不呼喊不举手。
  
  喊完了口号,就是质问了。造反者拿着话筒,与余跃泽一问一答:
  
  问:“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不会反对毛主席!我几十年来的一切言行可以作证。”
  
  问:“你去重庆大学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对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怎么说没有反对毛主席!”
  
  答:“去重庆大学是执行党的任务。现在才知道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我检讨,我改正,但不是要反对毛主席。”
  
  问:“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对中央文革。你为什么要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党中央。你干了哪些勾当?”
  
  答:“至少从主观上我没有反对中央文革。我本人是共产党员,怎么会去反对党中央呢?我在财贸工作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愿意检查,愿意接受批判。但是,我没有反对中央文革,更没有反对党中央!”
  
  问:“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过。”
  
  紧接着,造反者又向许德发出了大致相同的一些口号式的问题。然后拿着话筒走到我的面前。
  
  造反者:“你这个黑秀才,不请自来,得交待交待。说,你为什么要跟着走资派干坏事?”
  
  我答:“跟领导在一起工作,是服从组织安排。不是我要跟就跟得了的。至于坏事嘛?我干的都是正事,没有那一件是坏事。”
  
  造反者:“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留下来亮相?”
  
  我回答:“知道,又不知道。你刚才不是说了嘛,不请自来,我这误入歧途。你们要我站在这里,戴这顶帽子。我尊重你们。”
  
  我的答话带有抵触情绪,余在旁边给我使眼色,我意识到了。可能因为我不是什么官,他们还没什么计较。
  
  造反者:“你说你没干坏事,知不知道你写的是黑文章?”
  
  我认真地问:“你说的是颜色?”
  
  造反者:“不是颜色是什么?”
  
  于是我答:“这么多年了,我写了多少文章,记不得了。”
  
  造反派可能以为我接受了“黑”字,便自以为胜利了。问:“为什么要写黑文章?你除了给余跃泽写以外,还给那些走资派写过黑文章?”
  
  我回答:“写文章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职业。除了给领导写以外,当记者给报纸写……。”
  
  他继续问:“为什么要到处写黑文章?”
  
  我答:“没法子呀,不写不行嘛!给领导写是完成任务,给报纸写是我的职业……”
  
  我这样回答,台下有人发笑。我自己也想笑,但哪敢笑出来。
  
  造反者仍然扳起面孔:“你承认自己写的是黑文章?”
  
  我说:“写都写了,兰黑墨水嘛!你也问了,我怎么能不承认?”
  
  造反者没有理解到我的话中话:“干了坏事就得承认。”
  
  我说:“实事求是嘛。不过有时候也不见得都是黑的。”
  
  造反者大声问:“什么!”
  
  我答:“有时要用红笔修改。”
  
  这一解释,台下有人哄笑。有的喊造反派:“×××,你这个傻儿,黑秀才打你抹胡(戏弄)了!”
  
  主持批斗这人是个废品收购员,没有什么文化。经过台下这样“点”醒,他才明白了过来。随即从背后一脚给我踢来,踢得我好疼。骂道:“你给老子的,他妈耍我!”说罢又是一脚踢来。骂道:“你敢耍老子!看老子收拾你这黑秀才!”
  
  台下有人吼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另一个造反者过来,对我发火说:“张光明!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啥子问题。你的问题多哩。我问你:你讨地主做老婆,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不是问题?该不该批斗?……”
  
  我认识这个人。他是1955年和我一道,从长寿化工厂调到重庆来的。他们发火,还踢人,我耐不住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对不起,你弄错了。我没讨地主做老婆。我的老婆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转业军人!”
  
  踢我的那个造反派:“她在那里?”
  
  我说:“她是医生,在支援重工业建设。你们去抓好了。”
  
  我横了心,什么都不管了,顶牛了。
  
  台后一个高个子走上前来,接过造反者的话筒:“不问他这些了。他不过是条小爬虫,不要在他身上纠缠,影响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
  
  接着,他转过头去向余、许问了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时天上的雨下大了,斗争会就此收场。
  
  造反派带我们到八一路的市百货公司,一人搞了一碗鸡蛋挂面。斗人的,挨斗的,官茅房的大便——人人有粪(份)。吃面时,那个给造反派下台阶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你是耍笔杆子的,墨水吃多了,敢耍弄造反派!你别得意,小心就是了。”威胁我这个人是谁?过去没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
  
  吃过了面条,造反派来对我们说:“你们自己回学校去向‘八一五’战斗团报到。我们财贸‘八一五’讲信誉,说“借”半天就“借”半天。”
  
  回重庆大学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讲话。司机王志福打破了沉默,对我说:“你把那个头头套起来‘医’,好耍。”余跃泽说:“不可取。不符合不跟造反派顶牛的精神。光明哪,你是文人,喜欢抠人家字眼,这要吃亏的。今后你就不要再跟我去这种场合了。”
  
  是的,以后我再没有陪他上过“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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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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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保”副市长的抗争——《骚乱的重庆》(9)
  
张光明

  
  8月15日以后,重庆大学出现了几十个战斗组织。九、十月间,就其名称而言,大致有三个派别。一是以“八一五”为主的一批师生。他们人数众多,斗争性强,影响特别大。一是以“赤卫军”为主的一部分师生。它们以高年级学生和党团员居多,斗争相对温和,社会影响不是很大。此外,还有一个叫“红岩公社”的组织。人数不多,能量不可低估。开初,大家都是闹革命,都是起来造反,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这个大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组织在对一些政策的看法,对领导干部批斗的方法,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态度,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以至于“八一五”认为“赤卫军”保守,说他们“与市委同一个鼻孔出气”。“赤卫军”为了要证明自己革命,敢于造市委的反,也冲到市委机关斗“走资派”。但是,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不大会去冲击机关,不随便抓人。通常的办法是静坐示威。有一次,“赤卫军”的几十个人在市委大院静坐,很长时间没有吃饭了。中秋了,正是吃月饼的季节,接待人员给拿了一些饼子让他们充饥。他们接受了“吃饱肚子闹革命”的劝告,吃了饼子。因为饼子表面洒得有芝麻,攻击他们的人借此大做文章,羞辱他们是市委豢养的“麻子兵”。
  
  不知是什么原因,“赤卫军”慢慢消失了,“八一五”一些人杀回学校来了。“八一五”没有“赤卫军”那么温柔,冲击力较大。
  
  在“八一五”和“赤卫军”到处抓斗“走资派”,市里的主要领导,抓得到的抓了,没有抓着的也躲了。在找不到对象的情况下,工作组有个副市长,一个团市委书记,虽然是死老虎,也不失为揪斗目标。他们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那些走资派们,那些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们,到现在,住的还是小别墅,吃的还是小食堂,长得肥肥的,养得胖胖的,该好好触动他们的灵魂了。”
  
  他们看重了工作组,留守队便不得安宁了。如何应对学生揪斗,工作组研究有几种预案,基本策略是主要领导装病。余市长和崔成礼的说项是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事先咨询过市里的保健医生,对病情、症状都对了口径,备有说辞。留守队的基本策略是不让学生把两个领导抓走。
  
  国庆节以后的一天中午,我们刚刚吃过午饭。两个学生来到留守队驻地。说是“八一五”革命造反组织,要检查工作组的学习情况。这是他们的权力,我们是待审人员,敢不遵从!?他们叫留守队的人全部到底楼会议室来。
  
  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习了没有?”我们说学习了。
  
  又问:“有没有人请假?”我们说没有。
  
  又问:“余跃泽、崔成礼在不在?”我们说都在。
  
  再问:“人呢?”
  
  余市长和崔成礼正在楼上准备睡午觉。听到楼下呼叫,便答应着下楼:“来喽,来喽。”
  
  他们见到了余市长,一个学生跟他说话,好比摆家常,另一个学生转身便走了。情况有些反常,估计来者不善。我们有意提醒余,问他降压药吃了没有?余会意,忙说还没有,起身要到楼上取药。学生阻止:“你们去给他把药拿来不行?我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正题呢!”
  
  不到半个小时,一队红卫兵,大约二三十人,打着横幅,扛着红旗,呼喊着口号,朝松林坡跑来了。两个学生抱着一大卷纸,端着墨汁,拿着毛笔,气势汹汹走在前面。这是要搞什么行动的通常举动。果然,他们上了松林坡大道,转个弯,向我们驻地的小路走来。马上就有人领头呼喊“打倒余跃泽!”“打倒崔成礼!”的口号。他们沿路展开纸张,书写起大标语来。很明显,这是要揪斗工作组领导。我们担心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显然,刚才来的人是“刺探”人在不在。然后“稳”住对象,马上回去拉队伍。这说明,学生比过去“精道”了。
  
  红卫兵把留守队团团围住,一个也不准出去。可是,机警的崔成礼还是溜走了。那时有一个原则:领导干部被揪斗时,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尽量不要被抓住。
  
  一个头头模样的青年教师,举着事先写好的“勒令”向我们宣读。大意是:工作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们:你们忠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指令,忠实于黑市委,来到我们重庆大学,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你们把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打成反革命,整死了忠实于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你们是地地道道的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在学校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我们“八一五”揪工作组战斗队,来清算你们的罪行。现在,“勒令”余跃泽、崔成礼,到风雨操场去接受批判,老老实实交待罪行。
  
  念完后大声问:“余跃泽,你听清楚了没有?”余市长态度平和地回答:“听清楚了。”这人又向我们大家问:“你们听清楚了没有?”我们也说听清楚了。谁知那个不踩祸事的留守队员徐顺安,却“拖声懒气”重复回答了一句:“听——到——了!”学生中就有人喊:“那个大个子故意装怪,先把他拉出来斗!”也有学生说:“今天先批判余跃泽,暂时把他放下,以后找他算账!”
  
  两三个身强力壮的学生进来,架起余市长就要往外走。张忠良问:“你们要把余市长弄到那里去?”他们说:“刚才不是说了嘛,到风雨操场去交待罪行。”我说,他有病,刚才还在床上躺着。余市长尊重你们才下楼来。你们要批判,要他交待问题,就在这里好了。不要弄到风雨操场去,他受不了折腾。余市长也说:同学们,我的心脏病严重。我就在这里检查交代。我忍受不住时,好在凳子上坐一坐。张忠良一把将余市长按在椅子上。说:“坐下,坐下,你少说点话。话说多了受不了,医生是这样招呼的。”余会意,坐了下来。
  
  学生哪里肯听,认为余是“装病”,是对抗运动,非要把他弄走不可。另外两个大汉冲了进来,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俩一边一个架着余市长就往屋外拖。余两脚不离地,不让他们拖走,皮鞋都拖了下来。看样子,我们是阻挡不住了。我喊:“不要这样拖,你们这样搞法要出事的。”我叫杨昌晶把皮鞋捡起来追上去,以给他穿皮鞋的机会缓冲一下。余市长也说:“别拖了,同学们!我自己走。”杨昌晶追上去给他穿皮鞋时,余急中生智,顺势一倒,就梭下地去了。我们的同志赶紧过去把他扶到一颗大树下,让他背靠树干躺着。余市长嘴里不停的喘气。喘息了一会儿,学生去拉,他死活不起来。说:“今天完了,我活不出来了,就死在这里吧!”
  
  我趁人们在大树底下混乱时,急忙回屋给市委打电话汇报情况。张海亭接的电话。他同意我们的策略:拖时间,等医生来解救。我倒了半杯水,拿了两片药(维生素,平时说好的,说是心脏病药),走到他跟前,说:“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提醒你吃药。已经通知了保健医生,可能李医生马上就来。要你无论如何坚持住。”余当然明白我说的“家里”是指市委。这是告诉他,市委已经知道了,并且派医生来了。
  
  一个红卫兵一把把我掀过去:“谁叫你打电话的?”我说是我自己打的。他又说:“为什么去通风报信?”我说:“人都这样了,心脏病嘛,说不行就不行,难道不应当告诉家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负不起责任,我们也负不起责任。待会医生来,真的病了,就及时医治;装病,就揭穿阴谋,不好嘛?”他无话可说。
  
  吃了“药”,稍停了一会儿,学生又要把他拖走。余市长双手抱住大树不放手。我们都说,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医生来了再说。
  
  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市三人民医院二门诊部的李厚荣医生到了。医生还没看病,领头的学生就把她请到一边。说:余跃泽是工作组长,是走资派,“八一五”战斗团批判他,是革命行动,是当前的革命大方向,医生应当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李医生表示:道理我明白,革命行动会支持的。不过我要看了病人再说。
  
  李医生提出,先把病人抬进屋内,躺在床上检查。学生不同意,只好就地靠在大树下检查了。李医生要求其他的人退后一些,请两个同学陪着她检查。学生同意了。李医生听了心脏,说有严重的杂音,而且心跳加快,心率不齐。李医生问余市长感觉如何?余说,心里慌得很,胸部痛,肩膀也痛,背心也痛,一阵一阵的,有时痛得钻心。医生把听诊器举起问学生:“你们那个同学是医学专业的?也来听听看。”李医生明明知道重庆大学没有医学专业,当然没有人是医学专业的。学生都说不懂。一个女学生说,我用不来听诊器,但对于心脏病我懂一点点,我的爸爸就是心脏病去世的。
  
  李医生对陪她检查病情的两个同学说:“我们到旁边去谈好不好?”边说边走向较远的石栏干。两个学生跟了过来,那个自称父亲死于心脏病的女同学也自动过来了。我和张忠良也靠了过去。李医生并未急着开口,学生急切地问:“是不是装病?”李医生反问:“装病?哪个说的?你去给我装装看!”学生无言回答。李医生继续说:“我从医生这个角度,如实告诉你们,余市长心脏病相当严重,而且是很严重,必须卧床静养。他心跳很不正常,觉得心慌心闷。并且反射到肩部、背部,这不是一个好征兆。心脏病人,说不行就不行,几分钟就会拿过去。”那个女同学说:“对头,对头,我爸爸就是那样,脑壳一偏就走了”。这个傻丫头,关键时候倒是帮了我们的忙。
  
  学生问怎么办?李医生说,送医院。你们拿两个同学跟我一道,看学校有没有救护车,马上送医院。学生说送医院绝对不行,住进医院他就跑掉了。李医生说,至少把他抬到床上去。学生还是说不行,风雨操场等着哩。李医生说:“那好,送医院不行,让他卧床检查都不行,那就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好了。现在我写病情记录。我要在记录中说明,是你们两个同学坚持不执行医嘱,坚持对他放弃抢救措施。你们至少要有两三个人在我记录上签字,而且要你们的领导来签字。你们领导签了字,我的责任尽到了,我立马就走。我再次强调,我医生的责任尽到了,病人的后果,你们得担负全部责任。”李医生讲完后,对我说:“找个能写字的桌子吧,等一会儿,你也要签字证明。”李医生这一表态,那个女同学给她们的同伴说:“要不得,要出事的!”我也向学生表明:余跃泽不是别人,是重庆这个特大城市的副市长。对他的生命不能视为儿戏。一旦出了事情,不是签字不签字的简单事情,希望你们尊重医生的意见。你们要批判,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他过了这个危险期,随时随地都可以找他去。
  
  两个男学生嘀咕了几句后,大步走到他们的队伍面前:“战友们!刚才医生检查过了,余跃泽今天是病得不轻。我们只好改变时间,明天,至迟后天再来找他算账。”有人喊:“后天他又病了呢?”学生回答:“要是后天还是这样,我们抬死狗也要把他抬到风雨操场去斗!”另一个补充说:“我们要斗争活着的走资派才有意义。让他死了,就太便宜他了。战友们,我们回去吧!”
  
  学生们呼喊着“打倒余跃泽”的口号走了。当晚深夜,我和张忠良、孟凡均,护送余市长从小路溜出松林坡,让他上了隐蔽在塑料总厂的轿车。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工作组来。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5-06 22:29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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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留守队造反原委——《骚乱的重庆》(10)

张光明


  余市长逃过“劫难”之后,红卫兵又来“勒令”过多次。有时找不到余,就去找到孟凡均,用“又圆又滑”那副对联寻他的开心。孟凡均在接待工作中得罪的人多,对学生有抵触情绪。怕出事,我们就让他躲回家去了。此后遇到事情,大多由我同张忠良去应对。张忠良去应对的事,主要是交待郑思群的材料和死因。我去应对的,主要是交代郑思群抢救经过。我们研究做出过决定,任何人去向造反派检查交代,在郑思群自杀问题上,都要回避领导事前与之谈话的情节,不把矛头引导至余跃泽、钟池、崔成礼三个人身上。

  关于抢救经过,师生中有很大误会。有的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进行抢救,而是让其血液流尽死亡的。这不符合事实。我是参加抢救的第一线人员,有发言权。而且,谁发现自杀的?谁来报告的?谁命令立即送医院的?谁通知医院抢救的?哪些医生参与抢救的?谁邀请军医大学派专家来支援的?以及火化、勘查现场等等,我都能够说清楚。时间、地点、证明人、文书资料,应有尽有。而且,医院、公安局、火葬场,以及鲁大东召开联合党委会议,等等,有关单位都有原始记录和证明人。这些,他们都能查证明白。

  专案组所有的人头材料,工作组撤出后,决定交给学校,不对外透露,张忠良和我都坚持做到了这一点。学生不知情,没有人追问。至于文书档案,所有的卷宗,都是在张叶枫的见证下,封存于工作组原来的办公室。学生找我时,我请张叶枫一道,把文件柜指给他们查看属实。张叶枫也坦然承认钥匙保存在他手里。并且,张叶枫与学校各派造反组织已经有一个“君子协定”:“学校没有大联合以前,谁也不能启动这些档案”。这样一来,学生找我去交待的问题,我说清楚了,他们也查清楚了,没有什么大的麻烦。

  郑思群死亡之后,群情激愤。个别人认为闯了大祸,心里恐慌。便出来哭诉工作组罪恶,掩饰自己揭发了材料,或者出言不逊。然而,工作组全部承担责任,勇于接受批判,群众也没有追到他们头上,个别人就不再表演了。

  转瞬到了10月30日。重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首都红卫兵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八个群众组织,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重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发动了13万多人参加。强令市委书记辛易之、廖苏华等前往接受批斗。社会动荡从此掀开。接着,《人民日报》刊登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步行2000里到达北京的消息。重庆红卫兵相继组织长征队,陆续实行步行串连。“重庆工人造反军”300人在小南海火车站堵截列车强行登车去北京。

  先例一开,红卫兵纷纷在菜园坝、九龙坡拦截火车。当月底,重庆铁路局运送串连红卫兵100多万人次。

  社会上的大串连,重庆大学的学生除留守在总部的外,几乎都跑光了。这时,揪斗我们的人免费旅游去了。校园出现的“空巢”现象,使得我们这些“落水狗”落得轻松。于是,我和张忠良决定让队员们轮流回家过周末,解决长期不能回家的问题。这样,虽然缓解了一下矛盾,但不能解决干部的根本问题。比如,中小学停课了,孩子无人照管;老人病了,无人侍奉汤药;预备党员期满了,不能回原单位申请转正;个别家里没有人,强盗破窗而入,粮票、油票、布票被偷了个精光……。更为恼火的是,社会上的造反浪潮,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各个学校工作组的留守队员。其他学校工作组留守队,据说有人开始议论造反了,休假的个别队员不再回来了,回来的人口袋里装着红袖套……。这一切都说明,留守队面临“后院起火”。

  我同张忠良商量,如何应对我们这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只有让队员们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才能防止后院起火,卸下我们的责任。张忠良说,现在学生不揪我们,市委不管我们,余跃泽不理我们,不如悄悄撤回去算了。我说这不行,学生是暂时不在,并不等于不揪我们;市委还在听我们汇报情况,并没有不管;余市长不管我们,但我们被指定负了责任。就这么溜之大吉,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张忠良说,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真的追究起来,首先是你的责任,我无所谓。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是市长身边的人,市委首先是找你。你是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学生抓不到工作组长,你办公室主任不去顶着?我嘛,要是那里“理抹”起来,一个小小科长,说得脱就走得脱。真的走不脱时,大不了去找王绍川!

  我知道,王绍川是财贸“八一五”总团的舵把子。曾经有人反映,看见张忠良跟他在一起过。难道他真的要造反?难道他已经跟“八一五”接上了关系?我思忖:果真这样的话,就糟了。

  我借故到少年宫去给女儿送粮票。实际是到市委去找秘书长请示办法。王若说,市委也在考虑几所大专院校留守人员撤出的难题,还没有考虑成熟。总的想法是:走,要征得学校造反组织的同意。至少要打个招呼,取得谅解。因为工作组是毛主席否定的,造反派是毛主席支持的,要掂量这个份量。只要造反派点头,采取什么办法都可取。王若说,根据这个意图,如何做,你们去研究,去试一试。成功了,其他学校也可以仿行。不过,在征得造反组织同意时,不要暴露这是市委的意图。工作队员内部,也要讲的策略一些。个别队员动摇,想造反,设法稳住,不要激化,好好做工作。别的留守队已经有人“造反”了,很被动。但是,造反是毛主席支持的,你敢反对!大势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我领受指示以后,心里踏实了许多。回到松林坡,就与张忠良商量,然后召集大家开会。我提出,我们主动去找造反组织,要求安排时间让我们作检查。检查以后,他们谅解,我们就走。如果不能全部走,谅解那个走那个,走一个算一个。大不了我和张忠良留在这里当人质。张忠良说:“人质?这个官你自己当吧,我不当。”大家哈哈一笑。

  我和张忠良一起去学校。先到张叶枫家,说明我们希望检讨,争取解脱,探听在校的造反组织谁当家?张叶枫说,三个组织都有人留守,建议你们只找“八一五”,不要三个组织都去找。如果都找,可能会有分歧,反而走不脱。如果造成一个让你们走,一个不让你们走的局面,争论起来,还会背“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我们大胆走进“八一五”总部。见到了管事的勤务员,说明来意。这位勤务员“训”了我们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我们红卫兵小将,并没有把你们“软禁”起来。你们长期住在松林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走资派”要你们留守的,是“黑市委”要你们留守的。现在大家都出去闹革命去了,哪有人听你们检讨?除非是余跃泽来。我看你们还是自己解放自己吧!国际歌不是说了嘛?“要靠自己救自己”,“要为真理而斗争”。你们转变立场,自觉地站到革命造反派的立场上来。彻底揭发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揭发余跃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立场转变了,不就检讨了!通过大字报揭发,造工作组的反,让“黑市委”后院起火,自然就解放了。到那时,革命群众还能不谅解你们?我看你们驯服工具的毒素太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都不懂!

  这一顿“训”,就是要我们“自绑请降”!心里当然不服,但也无言辩驳。张忠良问:具体要我们怎么作?你们要不要派人来领导?勤务员说,你这是“走资派”那一套。只要你们承认造反,就是转变立场。转变了立场,就是革命群众的战友,那个还去监督你们?还要那个去领导你们?不过,你们写的大字报我们是要去看的。看你们是否彻底揭发,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如果搞投机,蒙混过关,后果自己负责。张忠良说,我们回去同大家商量商量,改天再来汇报。勤务员又笑了:你们老是改不了“走资派”那一套,总是汇报汇报的。我们不是“走资派”,不听汇报,你们来说一声就是。

  走出总部大楼,这位勤务员又追上来,说:对于你们工作组的人,我们也清楚一点。比如你张光明吧,你是从北京来的,在“黑市委”的时间不长,“陷”得不深,你应当有条件获得解放。你张忠良呢,当个人事科长,也不是好大的官。那个人该当大官,那个人该当小官,你自己说了算数?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造反派怎样谅解你们,是你们有条件“解放”自己,就看你们是不是看清了形势!

  被这个嘴上无毛的学生三番两次教训,我心头不大高兴。出得门来,我说,看不出这个学生,还会居高临下训人!张忠良说,不要小看他们,都快毕业的学生了。想想我们当年做领导,不也是这个年龄吗!他老兄比我想得开,他说得也对。

  没有市里领导的同意,我们怎敢“造反”?于是,我们一同去了市委。那个年月,群众冲击市委厉害,市委大院各个大楼都被这样那样的革命组织占领了。市委领导深居一、二、三号楼办公,外人不易找到。我是联络员,知道怎么走法。

  我带着张忠良没有走中山四路市委大门,而从人民礼堂对面的小路(现在的人民支路上段)上田坝子,绕个弯,到市委小礼堂。穿过小礼堂后台的幕布,折转进入冰糕房。出冰糕房,穿菜地,到二号楼围墙,从后门进入原来宋美龄住的公馆。到公馆侧门,“嘭嘭嘭”敲击三下,停一停,再敲击三下。门开了,是秘书陈蔚生。进屋后,我说要向秘书长汇报。他说秘书长在开会,得等一会儿。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就在那里吃了送来的午饭。

  刚刚吃完饭,王若秘书长从一号楼开会回来。他边吃饭边听我们汇报。谈完之后,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应当说,学生的条件不算高,无非是戴个“红袖套”嘛!有的工作组已经这样做了。现在全国都在“造反”,全市都在“造反”,不光是学生,工人、农民,还有机关。市委的干部大都带了,还有几个人没有“造反”?毛主席说“造反有理”,这符合毛主席号召的精神。不过具体做法上,还是要有区别。你们是共产党员,不能与学生一道来冲击领导机关。如果学生要你们来市委,跟着喊口号可以,但是,揪斗冲击不要干。揭发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可以。中央都定性了,工作组阻碍压制了红卫兵运动,要承认这个。要揭发,不写大字报得行?不写就走不脱!但是,不宜公开的会议内容、文件、决定,还是不要公开出去。公开了,当然是领导的责任,你们自己也卷入其中,也会被动。揭发跃泽同志,写他的大字报,更是避免不了的。告诉你们他已经被学生抓走了,想保也保不住了。但是,揭发最好限于工作组的事情,限于已经公诸于众的事情,不节外生枝为好。

  王若同志谈完以后,我还想再“绑死”一句话。我说,答应他们的条件,戴“红袖套”,纯粹是为了走出松林坡,结束目前这种“软禁”生活,同时也是防止发生内部变化。但是,戴上了“红笼笼”,做出“造反”的姿态,领导会不会对我们另眼看待?王若回答说:形势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还顾虑这么多?不过话得说清楚,一旦你们戴上了“红笼笼”,你就不要再到这里来汇报工作了。不是不相信你这个同志,是防止造反派抓你的辫子。

  王若这样表态,张忠良给我递了个眼色,说“明白了”。在回去的公共汽车上,张忠良悄声问我:“你对王若的表态怎么看?”我说:“大势如此,既是实际,更是策略。我们要紧紧记住他那几个‘但是’。”张忠良说:“我就是这个意思。”路上,我们还就王若讲的话,那些传达,那些不传达,具体交换了意见。有些话不告诉大家,目的是防止万一被人出卖。一旦有人抓我们“奉命造反”,“是打入造反队伍中的奸细”,我们两人都得“兜着走”。

  回到松林坡,大家见着了我们,才缓过一口气。他们还以为被学生扣留了。我们说了学生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意见。大家急切地问“市委同意不同意?”张忠良说,我们去了市委,没有找到领导,经办人员叫我们同大家商量着办。大家又问:“你们的意见呢?”张忠良说:“只要能够离开松林坡,不丧失气节,方法可以灵活运用。”还是有人不明确:“怎么灵活运用?”张忠良说:“戴上红笼笼造反。”我说:“我们‘造反’的目的,是要求得到自身解放,结束目前这种软禁生活。我们写大字报,学生谅解了,才能背起包包开溜。”大家同意我们的意见。但还是有人要我去市委请示一下。张忠良拿话搪塞:“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管不得那么多了!”

  “造反”组织定为“重庆大学工作组‘八一五’造反团”。张忠良是留守队长,自任团长,我是书记,自任政委。为了支持工作组造反,学生送来一大批纸张、毛笔、墨汁,供我们使用。当天中午,重庆大学的广播喇叭响了,公布工作组宣布造反的消息。其说法是“黑市委”后院起火。

  
  
  
  

 
 
顶端 Posted: 2011-05-06 22:30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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