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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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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政权机关也有派性——《骚乱的重庆》(21)

张光明


  作为红色政权的秘书班子,是领导机关的核心。军队首长和地方首长,都要求工作人员不搞派性。秘书人员们自己也大声疾呼:不能搞派性。可是,在那个事事充满不同看法的年代,人人都带着自己的观点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哪能没有派性!而且,这种隐蔽的派性,往往潜藏在所处理的工作当中。潜藏在工作当中的派性,不能不反应在起草文件和“拟办”意见的字里行间。这就容易“诱使”领导讲话和批示发生偏差。这好比拉领导下水,危害更大。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三年,重庆也乱了三年。“革委会”成立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在这之前,“革筹组”已先后组建了抓生产的工业指挥部、农业指挥部、财贸指挥部。三个指挥部都是军人当家。虽然指定了地方领导干部,但刚刚出来的“走资派”,或者胆小怕事,或者有职无权。这就形成了当家的人不熟悉业务,熟悉业务的人当不了家。这种局面,不能有效推动工作。在首长周围,军队也派有参谋、干事,但不熟悉地方业务。几个指挥部与“革委会”领导,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不是十分通畅,难以推动工作。

  军队调一个叫韩风的副参谋长,来“革委会”当秘书长。这个首长很有见地,极力主张起用一批原来帮助书记、市长处理业务的秘书人员来,承担三个“指挥部”与蓝亦农、白斌、鲁大东几位首长之间的承上启下工作。已经调到办事组的有几个人了,但人手还嫌不够。我在三号楼的工作结束后,也归入了这个队伍。

  我一去上班,就叫我办理一个文件。文件是嘉陵印刷厂“八一五”造反团写给蓝亦农和白斌的报告。内容是说:嘉陵印刷厂是原市委的机关印刷厂,承担原市委和市人委的文件印刷任务。但在武斗中厂房被烧光,机器被烧坏,纸张被烧毁,其他原材料都化为灰烬。要求“革委会”拨款新建厂房、购买机器、购买纸张。抓革命,促生产,以期承担“革委会”的文件印刷任务。

  这个报告已经有秘书提出“拟办意见”,并送给了白斌副军长。白斌同意拨款,批示财贸指挥部执行。现在要我办的,是去落实拨款事宜。我认为报告和批示都值得商榷。第一是不能以“八一五”派的名义申请。这个工厂有两派组织。如果把钱批给“八一五”了,“反到底”也写个报告来你批不批?批或者不批,工厂两派都会扯皮。我的意见是,如果工厂两派联合了,就以工厂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写报告。如果还没有联合,就以嘉陵印刷厂的名义也可以。不能以那一派的名义申请要钱。第二,不应该拨款,但可以借款。因为嘉陵印刷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政府不好给集体所有制企业拨款。如果拨款,就意味着政府参与了股份。参股得办很多手续,而且得承担盈亏。鉴于该厂的困难情况,加之“革委会”要交给他们印刷文件的任务,可以借款帮助解决。借款之后,待将来有了积累时,分期分批归还市财政。这样处理,既合政策,又解决问题。

  主管秘书班子的是位老干事,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我们是给首长办事,首长怎么批,我们就怎么执行,难道我们比首长还高明!我说,服从是对的。但是在执行中,发现首长的批示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应当提醒领导。机械地去执行了,会留下后遗症。领导被动,我们也是失职。这样,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干事了。

  这位老干事为人霸道,倾向性也很重。在三号楼时,他接替张陵秋同志领导过我。对他的霸道作风和十足的倾向性,我领教过,顶撞过。他也认为我身上有“刺”。可能是我说了“不称职”、“干事”这样的词句,他火了:“你不去办就给我一边去!我叫别人办。”

  我对他的霸道作风心里本来就有气,今天一来上班就叫我“一边去”,不是喊我“滚蛋”吗!我也火了,说:“你叫我一边去,我立马就走。不过我要告诉你,把财政体制搞乱了,不是一件小事情。即使财贸指挥部同意拨款,财政局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说完我便准备离开。

  我们争论的声音较大,显然被办公室里面的秘书长听见了。韩风走出来,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时又叫来了办事组长。韩风要我再讲一遍理由。我重复讲述时,提到了关于所有制方面的若干政策依据。韩风听了以后说:我们军队的干部有一个优点,就是执行首长指示不打折扣,这要发扬。但是到了地方以后,情况变了,政策复杂了,我们不懂的事情多了。再无条件执行就不可取了。明知与政策有抵触的事情强制执行,就会犯错误。还会给首长带来麻烦。实际上,打仗也是如此。张光明同志对白军长批示提出的问题,反应了我们军队干部对地方政策知识的不足。不仅要虚心听取,还要好好学习。嘉陵印刷厂的事情就按他说的办。老干事问:“那首长的批示怎么办?”韩风说:我去说明情况。

  从韩风办公室出来,办事组长把我叫住,又重复谈了处理业务要实事求是的问题。当然,我没有负气离开办事组。事后,我亲自到嘉陵印刷厂,让他们改写了报告。首长批示后,再到财政局落实了借款。事情解决了,办事组长说,嘉陵印刷厂过去是市委办公厅秘书部门主管,现在就交给你把它管起来好了。

  10月15日,是一个星期天,地方干部大都回家去了。办事组长把我叫去说:“今天与你谈谈秘书小组的组建问题。经我们研究,并请示首长同意,办事组下面设立秘书小组、行政小组和政工小组(办事组相当于办公厅,小组相当于处)。行政小组由俞英、张英瑞负责,政工小组由刘世群、潘兆昇负责,秘书小组由你同老干事、陈本华负责。老干事挂帅,你和陈本华任副组长。”交代我尽快做出一个组建秘书小组的具体方案来。

  第二天上班,老干事与陈本华召集我们地方干部宣布:“经办事组长研究,报韩副参谋长批准,正式组建秘书小组。秘书小组的业务工作,首长决定由张光明负责,政治学习由陈本华负责,我本人进行上下联系(挂帅的谦逊用语)。过去没有明确组长,现在明确起来了,有事就分别找我们三个。”

  我接受任务后,几次与老干事、陈本华研究,拟出了几项措施。经过办事组长同意后,使秘书小组的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主要措施是:第一,秘书小组不经管“革委会”的公章。“革委会”大印交给超脱于各个大组之外的首长秘书室掌握。并对使用公章的范围,批准盖章的手续,做出明确规定。第二,秘书小组内部按业务划成几个小小组,分别指定负责人。人员不够的从原市委、市人委办公厅人员中调用。工业、农业、财贸、筹建、文印、档案、收发、图书资料都指定了专人。第三,规范办理公文的程序。中央、省的来文,统一由收发室登记、编号,附上公文处理签,送首长秘书室,报首长批阅;下边报来的请示报告,收发室登记编号后按业务分工送给秘书小组的承办人,提出处理意见后送首长批示。所有文件办理之后必须及时归档。所有进出文件必须经过收发室,送交市邮局的机要局发送。所有打印的文件资料必须经过我们的文印室。所有盖公章的事必须经过首长秘书室。第四,建立会议汇报制度。秘书小组每周星期一上午碰头,汇报研究工作。例行工作在汇报会上谈,特殊工作才随时谈,不要见人就谈事,一谈就没完。

  如此一来,秘书小组工作正规化了,制度化了,层层都有人把关了。要在处理文件中夹带“私货”搞派性,蒙蔽领导,拉首长下水,就那么容易了。韩风、办事组长都满意,只有老干事不满意。因为他是个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办公的人。找他谈工作的人少了,便认为被架空了,心里有无穷的失落感。他的失落感,逐渐被搞派性的人钻空子,做我的文章。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5-28 17:08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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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派性,办事岂能公正?——《骚乱的重庆》(22)

张光明


  在秘书小组的们每次会议上,办事组领导都义正词严地强调不能搞派性。他说,你们地方干部不要介入那一派。如果发现你们那个人陷进去了,你就不能在秘书小组工作。希望大家自觉、自重、自爱。他还指名道姓提到了一个人。他说:“听说你跟机关的造反派联系密切,希望你割断这种联系。”这个人满口答应:“一定一定”。

  本着不介入两派的原则,我处处小心。责任所在,我自己不能搞派性,我也要防止小组的人搞派性。可是,到后来我才看穿了,嘴上是那样说,全他妈“叶公好龙”。讲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说是不准搞派性,实质上是不准搞有利于“反到底”的那种派性,并不是两种派性都不能搞。只有我这个人傻,两种派性都不搞,真正站在了公正的立场上。可是,不搞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派性,就有人掐脖子,使绊子,抓辫子,告刁状,就难以立足。奶奶的,我上当了!

  秘书小组承担“革委会”接待群众来访的任务,几个地方干部组成了接待班子,分工由我管。接待人员中,有的人派性特别重。我加以纠正,老干事就不高兴。尽管他不高兴,我坚持原则,不为所动。

  新疆来的罗邦桢夫妇,祖籍长寿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业。“文革”中因派性原因,夫妇被赶了出来,到北京告状。中央接待站叫他们回长寿原籍老家暂住,等待新疆问题解决后再回兵团。他们拿着北京解决的路费回到长寿,却因观点不同,被掌权的农民“八一五”赶了出来。罗夫妇再去北京,中央接待站批了一个条子,叫他们来找重庆市“革委会”,就地为他们解决困难。两夫妇来过多次,我们的接待人员都刁难不予解决,使得他们在街头乞讨为生。接待人员刁难他们说:无法证实你们是被农民“八一五”赶出来的。你们得回长寿找农民“八一五”写个证明来。

  一天,中央接待站一个叫刘杰成的给“革委会”打来长途电话,领导喊我去接听。中央接待站要求重庆做好罗邦桢夫妇工作,不要让他们沿街乞讨,也不要让他们再去北京。我放下电话去接待室,正碰上罗夫妇在那里哀求。我立即批了300元钱,50斤粮票,让其自己找个安全的地方生存。并告诉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老干事知道了,很不高兴。说:“谁把他们赶出来的谁去处理,我们拿钱干什么?”我说:中央接待站叫解决,你能不听?你叫他们叫赶他出来的人开证明,不是虎口拔牙,自投罗网吗!”

  涪陵“红贸造反兵团”的一批人,被掌权的赶了出来。100多人乘船经重庆到省革委去告状。到达朝天门码头后,被追赶来的武斗人员抢劫并打伤。这些人治疗无处所,吃饭无钱粮,寒冬腊月在长江边过夜。四川省“革委会”政工组一个叫余积辅的打来电话,希望重庆临时为这些人安排食宿及治疗,并借给钱粮,让他们去成都解决问题。我们的接待人员说:“我们这里是秘书小组,不跟你们省里政工组对口,请你打电话到政工小组去。”但是不告诉对方政工小组的电话号码。当时都认为,“省革委会”的刘结挺、张西挺支持“反到底”,排斥“八一五”,所以他们故意刁难,不买对方的账。对方找不到政工组的电话号码,通过成都军区把电话打到驻军。驻军把电话转到一号楼首长秘书室。一号楼告诉对方,叫他们找我解决。余积辅根据一号楼告诉的名字和电话,直接找到了我。他们说,伤员和医药问题,已经由重庆跟他们同一个观点的群众组织解决了。现在要求重庆“市革委”帮助解决的,是100多人到成都的车费和吃饭问题。他们表明,涪陵不属于重庆,重庆借给他们的钱粮由“省革委”负责归还。我认为,这种要求符合中央关于“哪里有问题就由哪里的革命政权解决”的接待原则。而且也是合情合理的。于是我批准借给3000块钱,500斤粮票。老干事一会儿说不该解决,一会儿说解决多了。每天都念念不忘这件事,说得我真的厌烦了。我说:“省里与市里,尽管对事情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共产党领导,这种隶属关系是改变不了的。省里要求借给涪陵上访群众一些钱粮,并为此担保归还。如果再不解决,就不是工作问题,而是组织原则问题了。”

  他反驳我:“你要给他们解决,也借不了那么多钱粮呐!”我解释:“不是我要给他们解决,是省里要求市里借钱借粮帮助解决。100多人,每人30块钱,5斤粮票,从重庆吃到成都,还要买火车票,不定一天两天就上得了车,怎么就多了?”他还是不服:“你怎么就相信他们有100多人?你去数过?”

  我实在耐不住了,说:“你是军人,而且是个比较老的军人,你应该懂得打仗。如果侦察人员向你报告,说有100个鬼子扑上来了,你是按100个鬼子进行兵力部署呢。还是亲自去点清了鬼子的人头才调兵遣将?现在事情多如牛毛,类似这样的事情,只能快刀斩乱麻。办事拖泥带水,还推动得了什么工作!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处理错了,我们到兰政委、白军长,或者到鲁书记那里论公道去!”我发了脾气,他一拍屁股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还真去首长那里告了我的状。

  全面夺权后,一部分单位是“八一五”掌权,一部分单位是“反到底”掌权。既然周恩来一再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号召两派大联合。作为“革委会”这个新生红色政权,对两派的掌权者就得一把椅子坐正,一碗水端平。无论是“八一五”掌权的单位,或者是“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发文件,通知开会都得一例对待,一视同仁。只有这样公正处理问题,才能彰显革委会的公正形相,才能获得两派群众的拥护,才能推动工作的正常开展。上级是这样说的,我们秘书部门就必须这样去做。可是我们的某些人,处理事情往往就不这样,弄出许多矛盾来。

  比如发文件,“八一五”掌权的单位就发,“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就不发。“反到底”掌权单位,如果机要秘书是“八一五的”,便把文件写上个人名字寄给机要秘书,红头文件成了私人信件。“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得不到中央、省、市的文件,不知道政策,不明白市里的工作部署,工作弄错了,另一派又来攻击。重庆税务局的掌权者就看不到或者看不完全上面的文件。而税务局的税收,关系着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民政局大多数人也看不到文件,而民政局的工作,关系到生老病死伤残,关系到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于是我强调:不管他那一派掌权,必须通过机要交通局这个正规渠道发文件,只发到单位,不寄给个人。另外,在秘书小组设立一个阅览室,摆出一套中央文件、省和市的文件和一套工作简报。提供给得不到文件单位的相关人员上门来阅读,防止因为派性封锁文件使政策与业务脱节。

  这两个措施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可是有人却不满意,不支持。经过某些人的鼓吹,办事组长嘴里不说,心里也不高兴。我想,一些人的本意就是要让看不到文件的“反到底”掌权者出事,好抓人家辫子。这是不利于重庆大局的捣乱行为。我憋不住了,直接去找办事组长解释。他说这件事上边知道,他也知道。“从道理上讲,你是对的,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什么?下面的话他就不讲了。于是我得出结论:派性倾向这玩艺,在“革委会”里,从上到下都有。下边的人公开搞,部门头头支持着搞,干部大的,只不过搞得含蓄些罢了,口是心非,叶公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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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钻造反派设的圈套——《骚乱的重庆》(23)
  
张光明

  
  一个星期六,我在秘书小组值班。晚上,市人委机关“八一五”的三个人来找我。显然,他们在找我之前,已经和秘书小组有所沟通。否则,时间为什么“掐”得这么准?怎么能通过岗哨进三号楼?
  
  来人盛气凌人地说:我们是以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革命造反群众的名义来找你。
  
  我对这种居高临下的官腔很不了然,问:“是通缉,还是勒令?”
  
  来人继续说:虽然你在新生红色政权工作,虽然你在工作组造了反。但是,你并没有取得机关革命群众的认可。也没有足以证明你已经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表现。我说,那又怎么样?
  
  来人说:你必须明确两点。第一,你是走资派余跃泽带来的“红”人,属于黑线人物。你必须要同这条黑线划清界限。揭发出余跃泽的钢鞭材料。第二,你是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是市政府蔬菜办公室副主任,是办公厅农业财贸处等待任命的处长。因此你不是普通群众,你属于走资派之列。你必须要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才能正式解放。
  
  我说:“解放也罢,不解放也罢,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了。”他们说:让你在这里工作,是革命群众对你的观察和考验。也可以说是戴罪立功。你在戴罪中,不揭发走资派,不斗争反革命派。你就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
  
  我反驳说:“我们已经揭发了工作组的材料……”他们立即打断我的话:我们革命群众做过专门调查。你们工作组造反的人告诉我们,那个所谓的系统材料,都是从街上抄来的。并且是张忠良、潘锡荣他们共同搞的。你没有资格据为己有。我继续反驳:“别卖关子了。你们到底要怎样?是不是要把我弄回去斗?看来,你们都和这里商量好了。要斗,走就是了。”
  
  我面对来人中的一个女人说:“如果要说我是走资派,那你也是。我是等待任命而还没有任命的处长,你是你们那个处里不是处长的实权处长。我们大致差不多。可是夺权以后,你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我却是你抓斗的走资派。可笑不可笑!”另一个马上抢过话头:你张光明怎么能够和她比?她是大家公认的,已经站到革命群众立场上来的革命干部,而你还不是。
  
  正当我们唇枪舌战之际,老干事又陪着机关一个更大的头面人物来了。看来,他们已经谈话多时。
  
  头面人物说:先不说你老张是不是走资派和解放不解放的事情。我们的目的,是要你老张写几篇文章。这几个月来,“工总司”写了好多文章批判“革委会”,批判解放军,也批判我们“八一五”革命造反派。我们调查过,那些“黒文章”,主要出自陈世朴、沈世鸣两人之手。这两个黑秀才,你老张认识,也知道他们肚儿有好多墨水。我们认为,由你来对付他们最合适。我们收集了他们写的一些文章,现在提供给你。你只要针锋相对地写几篇文章批驳他们。把它批倒批臭,你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了结。
  
  他们还说,已经商量好了:要给我专门写文章的时间,给我专门的办公室。但我认为不可以这样作。我说:批判这两个人的文章我不能写。他们是“工总司”的,我是“革委会”的。他们是造反派,我是新生政权工作人员。由我来写文章批判他们,我自己陷入派性不说,还会给别人攻击“革委会”授以把柄。于公于私都不可取。
  
  头面人物不高兴了,说: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你们领导都安排了,你写,也得写,你不写,也得写。非写不可,越快越好。
  
  老干事马上打圆场:你们不要急,老张会考虑的,我来做工作。我说:同志,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给“革委会”惹祸的事。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引火烧身。因此,这件事我是不能干的。他们坚持要我考虑,我总是不肯答应。
  
  头头立起身,丢下一句话:题目出给你了,任务交给你了,材料留在你这里。写与不写,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你真的不肯写,自己去掂量后果。说罢,耀武扬威走了。
  
  我为什么不能写这样的批判文章呢?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而这个圈套有这里的人共谋,则更为可怕。圈套的阴谋之处,是借我自己的刀去杀我自己。
  
  陈世朴、沈世鸣是“工总司”的人。一旦我写了批判他们的文章,“八一五”肯定会张扬出去是我写的。造反派的事情,哪有什么保密。消息一传出去,“反到底”便会攻击“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搞派性,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一旦我成了“反到底”攻击的靶子,这里便会以影响“革委会”公正为理由,一脚把我踢开。这就达到赶我出局的目的。这是其一。
  
  其二,只要我离开“革委会”,谁都可以对我下手。我从“革委会”回家,要经过四五个“反到底”的岗哨。每个岗哨的碉堡里,都有枪口对准上、中、下三个角度的行人。我经过时,武斗人员可以射杀我。而且,我的家就在“工总司”旁边,“工总司”的流弹经常飞过我家房顶。我们院子里的六家人,有坚决的“反到底”。平时,因派性观点的不同,几个家庭互相指责、影射。都欲置对方于死地。一旦我成了“工总司”的死敌,随时都可能遭到“点水”。
  
  再说,陈世朴与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在机关里,他经管文教卫生业务,人也蛮好,我为什么要去攻击他!至于沈世鸣,她是《重庆日报》记者。我做记者时与她也有一面之交,我凭什么要与她为敌?
  
  我越想越觉得秘书小组里面派性严重,而且有人对我秉公办事抱有偏见,总是编着法子对付我。我已无法在这里工作,应当求得解脱。第二天清晨,我四点钟起来,给办事组长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讲述了机关造反派逼迫我写批判“工总司”文章的事。简单提出了秘书组也有人搞派性的情况。提出想离开秘书组回老家躲避武斗的请求。上班时,我步入一号楼,把信亲手交给办事组长,表示马上办理移交。
  
  办事组长说:“信,我马上看,并且我会转交给韩秘书长。但是你不能说走就走。至少让我有一点了解情况的时间。”我说:“好,我等你的通知。”
  
  就在这天晚上,办事组长找我谈话。他说,他和韩风都赞成我不要写批判“工总司”的文章。坚持不搞派性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今后工作还要大胆的做,有什么困难找他解决。希望我顾全大局,各人管好分管的事情。
  
  对我劝解之后,他把老干事找来,共同研究可不可以打开市人民银行金库的问题。
  
  银行的造反派,早先有人把一些武器放在金库里。放进去时,管理金库密码的两个人是一派。放进去以后,两个人分裂成了两派。现在,有一派写来报告,意欲打开金库,取出这些枪支。首长不知道打开银行金库,政策上行不行。
  
  我说这绝对不行。我知道打开金库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发来指令;二是两个密码员同时到场,分别启动各自掌握的密码。现在没有指令,密码员又各是一派。强行打开国家金库会严重违反纪律。并且,金库特别坚固,也无法强行打开。除非你用炸药包。我介绍了情况,他们打消了念头。
  
  
  
  
  

 
 
顶端 Posted: 2011-05-29 18:41 | 2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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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组长的面纱揭开了——《骚乱的重庆》(24)
  
张光明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中说,“三支两军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这一论断绝对正确。是的,三支两军的伟大功绩,三支两军的巨大成就,三支两军的献身精神,三支两军不可代替的作用,永不磨灭,人所共见。就是千支笔万张纸,也写不尽书不完。不过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个别人曾经产生过的一点点“消极作用”。至于三支两军的积极成果,我将另写文章歌颂。
  
  我以为,支左队伍中的个别干部,在当时社会影响下,思想上,情绪上,态度上,会产生偏听、偏信、偏爱、偏袒的情况,这可能就是消极作用的一种表现。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表现,与社会上的派性产生共鸣之后,就会起着一种作用。尽管他们没有参加造反组织,没有带红袖套,但在处理事情时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一种倾向来。这种倾向是极为有害的。
  
  我原来以为,来“革委会”的干部中,只有像老干事这样的下级人员才有这种倾向。殊不知并不是他一个人才存在。只不过干部大一些,职务高一些,表现得含蓄些,暴露得不明显罢了。在对待我是不是要写文章批判“工总司”的陈世朴、沈世鸣的问题上,办事组长的倾向最终还是暴露了出来。
  
  上次办事组长与我谈话后,我以为问题便解决了。所以,按照他的要求,我继续安心工作,力求搞好团结。可是我发现我们小组里,慢慢地,经管工业那一摊“拟办”的文件、起草的文稿不送给我过目、签字了。以后,管农业的,管政法的,管财贸的,管文教的也是这样。明摆着,这是经过布置的,是架空我。文稿不通过我,我就把精力转到群众接待工作上。未过多久,原来搞政工工作的三个军大教师,突然跑到接待组工作来了。
  
  接待工作一直是我管,有好几个地方干部办事。并没有人手不够的情况,忽地来了三个军校的人,这意味着什么?不是叫我啥事都不管了吗?果然如此,三个军大教师对接待工作“全面专政”,把我撇开了。撇开就撇开吧,落得轻闲,我成天看报纸,电话都懒得接。
  
  我闲得无聊,发了几次火,办事组长找我谈话了。概括他谈的内容是:第一,指责我在处理市人委机关造反派的关系上,有失妥当。机关造反群众叫我写批判文章我顶牛,因此对我继续在革委会工作有意见。第二,在秘书小组工作中,处理问题旗帜不鲜明。对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不够坚决。对另一派反而有所照顾。比如给税务局、民政局发文件。第三,秘书小组是“革委会”领导机关的左右手,是“革委会”的心脏,把我摆在这样一个位子上不合适。第四,现在秘书小组已经有了新的分工,有些事情我不用去管。
  
  我问:是不是我站出来写批判“工总司”的文章,就与机关造反群众的关系妥当了?是不是我跟着大家整“反到底”就旗帜鲜明了?是不是重庆要划分真正的革命派和冒充的革命派?办事组长说:那也不是。我并没有说要你张光明去搞派性,我是说要你处理好两派关系。我当然知道,他这是回避实质。
  
  我又问:如果我对你的话没有理解错的话,在你们心目中“八一五”才是真正的革命派,而“反到底”不是。那么,周恩来总理在解决重庆问题时,一再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怎么理解?安排两派人员对等进入革命委员会,怎么理解?我为了体现“革委会”的公正,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为了解决老百姓生、老、病、死、伤、残不受影响,才解决税务局、民政局看文件的问题,才提出设立公众文件阅览室的问题,这有什么不对?何况,这都是经过你同意了的。他说:是我同意的,我也有责任嘛。
  
  我再问:把我摆在秘书小组副组长这个位子合适不合适,是你们决定的,不是我要求的。不合适拿掉就是了,找个派性十足的人接替就是了,何必搞那么多小动作?你们无非是要我走嘛,爽快一点,我现在就走。办事组长说:你又误会了,我们不是要你走,是调整工作。你现在无论如何还不能走。
  
  办事组长为了缓和气氛,起身给我续水。然后说:你这个同志呀,脾气不小哩!你有你的长处,我们要用你的长处,发挥你的作用。不过工作可能有些调整。
  
  总结办事组长前后的谈话,无非是两点:第一,你“八一五”的派性不够坚决,不能在“革委会”心脏部位工作;第二,还不能放你走,担心你泄露机密。我明白,把人“套”起来闲着不用,也是一种用人策略。
  
  大约两个星期吧,办事组长喊我去他那里。他说:老张呀,秘书组里的文件处理和文字工作,你还是管起来吧,在你那里把个关。现在,每个人办的文件和起草的文稿,原封不动往我这里送。我看都看不赢,业务上的有些政策我也吃不透。从现在起,该修改的文稿你来修改,该退回重写的你就退回,不要一股脑往我这里送。好不好?
  
  我说:这不是我造成的。不让我管事,是你们的布置。文稿不经过我,秘书们是奉命行事。我不管这些事情,也是奉命行事。你们一会儿不让我管,一会儿又要我管,还有个准头没有?再说,现在我揽过来管,不是跟挂帅的唱对台戏吗?办事组长说:我来给他谈谈,要他开个会,重新明确分工。
  
  挂帅组长召开秘书小组全体会议,40多个人都参加了。他大讲一通最近办理的公文有问题,起草的文稿领导不满意,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来解决。他没有像办事组长说的那样,由我来把关,也没有要我发表什么意见,甚至没有让我发言的机会。末了他说:要提高办理公文的质量,要写好首长的讲话稿,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大家的力量,群策群力,才能解决问题。光靠那一个人是不行的。革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解决问题的原动力,而不是那一个人。
  
  自然,他说的也合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吗!既然你挂帅的要发动群众来解决,我自然不能把手伸长了。我不搭界,退后一步自然宽,还不行么!
  
  过了一天,挂帅组长找我了。他说:办事组长的意思,叫你把处理公文和起草文稿方面的工作管起来。你提个头找大家研究一下,看看怎样落实。我说,你昨天不是布置群策群力来解决吗,怎么今天又要我来把关呢?
  
  他说:依靠群众是对的,但把关也是需要的。你提个头,根据昨天的精神,具体落实就是了。我说,你昨天的布置与今天的说法矛盾太大。这个头还得你来提,我参加就是了。
  
  他说:你总得给大家讲一讲文件和文稿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嘛!我顶他:这一段时间,你没有让我看文稿,我怎么知道存在什么问题?同时,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个人讲有什么用?
  
  这老兄耐不住了:有人说你这人自恃才高,惹反了不好办。果真如此!谈话不欢而散,我们谁都没有提这个头。工作依然故我。
  
  也许是有人给办事组长打了小报告。他再次找我:我叫你把秘书小组的业务管起来,你就是不听。下面反映,你对真正的革命派,旗帜就是不鲜明,你对另一派群众又关怀备至。看来你这个人真的是有些派性。
  
  他明确指责我有派性,我就不客气了。我说:办事组长,你几次说我的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无非是说我没有站在“八一五”的立场来共同整治“反到底”嘛!我作为“革委会”的工作人员,秉承兰政委、白军长的指示,站在公正的立场来处理工作,有何不对?我这是给“革委会”求得公正,为支左工作求得公正,而却被你指责为派性。你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的”。实际上,谁说我有派性才是最大的派性。谁向你鼓吹我有派性谁就是最大的派性。你办事组长偏听偏信,并且来指责我,证明你心存不正,处事不公。你支持派性,打击不搞派性的人,是违背支左任务根本宗旨的。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因为你的倾向性,才选择具有派性的人来办事组办事。因为你的倾向性,才挑剔、排斥、打击不搞派性的人。你的目的是要使得手下工作人员观点一致,步调统一,达到进一步偏爱一派组织,支持一些人,压制另一些人。这对工作是最危险的,是可怕的!
  
  我发了一通,办事组长既不插话也不反驳。只是无可奈何地摇头:你呀你呀!唉,我把你莫办法!
  
  他是把我没办法。我一个地方干部,党票不在你那里,难道你能开除我的党籍?饭票不在你那里,难道你能扣发我的工资?你可以不用我,但你无权开除我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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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气下乡接家属——《骚乱的重庆》(25)
  
张光明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把写好的一封短信放在挂帅组长办公桌上。信的内容是说:我家属到长寿躲武斗,已经一个多月了。音信不通,生死未卜。决计去一趟乡下,“有人见人,无人见尸”,故而请假。
  
  我要是真的有派性,或者要搞派性,我肯定要在这里斗下去。问题是我确实没有搞派性。三十六计走为上,下乡去接躲避武斗的家属,合情合理。
  
  从“朝天门”码头去长寿,班船下午三点多钟靠岸。码头上见到了一位老朋友。他连声说:“接到了,接到了!”我问他接谁?他说“接你呀!”我感到莫名其妙。问:“你怎么知道我到长寿来呢?”
  
  他说:“支左办公室接到市“革委会”的电话,说是你到长寿来接家属。他们知道长寿有武斗,要支左办公室安排你的住宿。帮助你把家属接回去,不要出什么意外。我明白,他们最担心是怕我投向“反到底”,或者被“反到底”抓住,暴露核心机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意外”,也是他们不放我走的实质。其实,他们多虑了。我不搞派性,投靠“反到底”干啥?即使被抓住了,多年的保密观念,也不至于泄漏机密。
  
  从码头到县城要走很长一段路,边走边谈。这才知道我这位朋友现在是在县支左办公室工作。他自告奋勇说认识我,揽了这桩差事。
  
  我给朋友讲,我这次为私事到长寿来,不想去麻烦支左办公室了。他说:“你总得给他们打个照面吧。不然,我怎么回去汇报。支左办公室又怎么给市里回话?”我把这次负气离开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理解我的处境。他说他的处境也有些类似。
  
  我们的处境,能够体会到对方的苦楚。我就开门见山:“我真的不去支左办公室了。你就替我打个圆场,说没有接到我就是了。我现在就去葛兰场。”他不肯,说:“现在倒早不晚的,根本赶不到葛兰场。路上没有汽车,旅店也不开门,晚上哪里去住?要是路上遇见武斗怎么办?”他邀请我到家里去住,我不同意。我认为到他家里去,院子人多嘴杂,可能对他不利。
  
  他说:“这样好了,我原单位办公室还有一间屋子。床铺是现成的,今晚你就住在那里。那里没有人办公,我不跟支左办公室讲。”他是我十几年的朋友,就同意了他的安排。
  
  晚上他给我送饭来。说:“给市里回电话了,说是没有接到你。市里还是要求支左办公室继续注意你的安全。”我苦笑着说:“何须如此关照哦!”他离开时,叫我早些关灯。同时交给我一把钥匙。他说,接到家属返回时,仍然住在这里,自己住进来就是了。离长寿回重庆时,万一他不在,把钥匙带走或者丢掉都行。他另外还有钥匙。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就起床。不开灯,不洗脸,提起衣服就上路。走到桃花街,太阳还没有露脸。从县城到葛兰场,大约30公里,没有公共汽车,连拉货的卡车也没有。大战之后,行人稀少。到达“渡舟场”,以为可以解决肚子问题了。谁知这里家家闭门,户户关窗。根本无法买到东西吃。
  
  我继续前行,到了“三蒿枝”(又名山耗子,三好公社),路边有一家农户在冒烟。我跨过田埂走上前去。一个老者在门口抽烟。我打过招呼后说:“大爷,我是路过的,要去葛兰场。买不到东西吃,想在你家分一碗饭吃。钱和粮票照付。”老人递根小板凳叫我坐。问我从那里来,到葛兰场做什么?我用长寿土话与他交谈。说我从重庆来,到亲戚家去,接躲避武斗的家属回重庆。并告诉老人:我也是长寿人,解放初期在这一带工作过。这里有个劳动模范叫向金全,工作上见过面。老者进屋去了一会儿,出来说:“就在这儿喫(吃),我铺摆(安排)了。”
  
  不一会,一位嫂子端了一碗荷包蛋出来给我,并说:“白糖甘贵,放得不多,淡得点”。我知道,农村请吃荷包蛋是招待稀客了。我赶紧站起来双手接过,连声称谢。这年月,在武斗地区,一瓢一勺足矣,何须如此盛情?我实在感动!大嫂说,饭要慢得点,米还没有下锅。我意识到他们要专门替我煮白米饭。忙对老者恳求:“大爷,我要赶路,你们有啥子,我就喫(吃)啥子,不要现做。”老人说要得。嫂子又端了碗红苕稀饭出来,稀饭上盖有香喷喷的干咸菜。
  
  肚子饱了,我起身告辞,给老人家饭钱。老人生死不受:“要啥子钱嘛,本乡本土的,红苕稀饭都招待不起嗦!”我看见堂屋有一只箩兜,被窝里坐着一个小孩。说:“大爷,难得遇见家乡人,就让我给这个小侄子买斤水果糖吧!”我把一张五块钱的钞票放在小孩面前快步离开。老人追着喊:“多喽,要不得!同志。多喽!”
  
  到了河石井,老远看见有带枪的武装人员。他们不象是站岗放哨,是在休息。我知道,此种情况绝对不能畏缩,否则要发生误会。我按正常速度继续往前走去。他们发现了我,我做出赶路的样子。既不回避,也不准备搭腔。走到跟前,看见他们一人一根叶子烟杆。烟杆嘴子里栽着烟卷,就是没有点火。一个人上前问我:“有洋火(火柴)没?讨个火!”我停下来说不会吸烟,没有带火。他有些遗憾。问:“同志你走得朗个急,啥子事情哟?”我心生一计:“堂客(老婆)病啦,赶回去看呐!”他说:“是朗个嗦,快去,快去!”我走了几步反过来问:“前面安全吗?”他说没有事。他们昨天到(云台镇)川东石油矿区去支援,走到“普子凹”接到通知,“砸派”跑了,才回来的,一路都清静。这一表白,我知道他们是农民“八一五”。
  
  家人平安,一颗心放下了。住了十来天回重庆。碰巧,返回县城的有货车通行了。在没有公共汽车的地方,货车通常可以带客。我们上了货车,到县城已近黄昏。我打开朋友的屋子,三个人有了落脚的地方,踏实多了。我不知道朋友会不会到这里来。吃了点干粮准备休息时,他来了。他说,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这里。为的是等我回来,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说,家属平安,一块石头落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明天清早我们就乘船回重庆。
  
  第二天我们起得特别早,人到长江边,天还没有亮,船还没有来。正愁买不到早饭时,老朋友风尘仆仆从城里赶到河边来了。手里提着一些馒头,还是热的。他说,我把馒头送到房间去,发现你们已经走了。这么早,码头是买不到早点的,所以又追到这里来。这个同志确实是个忠厚老诚的好同志,是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
  
  回重庆还算顺利。本来,长江因为武斗停航已经很久。年初中央下令对重庆港务局、重庆航道区、重庆长航分公司以及东风造船厂全部实行军管后才恢复航运的。每天班船往返,还算正常。
  
  回家后我没去上班,但还是惦念着工作上的事,提笔写了一个简报材料:《长寿武斗听闻》。内容包括川东北石油处两派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上战场的工人、农民几千人。打死40多人,打伤100多人。现在武斗虽然停止,但对峙尚未平息。当地农民知道中央文革有“小青年爱玩枪,打打也好,练习练习”的讲话后,武斗找到了根据,因而进一步升级。现在,武斗的农民抢劫物资,囤积粮食,已经打开了七八个国家粮库。开仓分粮,除造反组织囤积粮食外,还给农民发放口粮,纠合民心。据说已经有几百万斤粮食落入武斗组织和农民手中。武斗组织大批积存粮食、物资,有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武斗的可能。
  
  我建议,应当特别关注长寿的武斗。因为长寿是化学工厂集中的地方,如果工厂区域发生武斗,可能造成有毒气体、液体泄漏,危害生命。如果流入长江,影响下游饮水安全。
  
  材料放了几天,忽然一下子想起来,“人家早就不信任你了,再说东道西,岂不是自作多情?”我划根火柴把材料烧了。
  
  果然不出所料定,不到一个月,长寿大规模武斗爆发。逐渐波及到重庆周围的涪陵县、垫江县、邻水县、江北县……。农民武斗人员中,转业军人多,打仗比学生内行,危害最大。从此,重庆水陆交通又一度中断。城市里缺媒、缺粮、缺盐,更谈不上吃肉吃菜了。最紧张时期,重庆只有七天的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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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舞红宝书,小人告刁状——《骚乱的重庆》(26)
  
张光明

  
  逍遥了些日子,他们发现我还在领取工资,知道我已回家,便来劝我上班。来人告诉我:“老干事已经离开秘书小组。派他到新的驻地去了。”
  
  这时,正逢支左部队更替,一来一走都是大事。走的要组织欢送,来的要进行欢迎。既有相应的礼宾规格,又是相应的群众活动。为此,市“革委会”专门成立了迎送支左部队的领导小组。组长是常委马富华(原民政局局长)。我和行政小组的张英瑞专职办理迎送事宜,由办事组领导。我们名义上是迎送办主任,实际是干具体工作。
  
  我和张英瑞的分工是:我负责迎送礼仪和迎送群众的组织、调动、安排。并与支左部队衔接抵离的时间、地点、人数。张英瑞负责迎送接待室的布置、茶水、红旗、横幅,以及地方迎送领导的车辆。我这摊子事情基本是电话联络,我不要办事人员,省得些麻烦。张英瑞那一摊子事情琐碎,派给他两个帮手。
  
  迎送程式是公式化的。部队到达车站之前,我们根据规格组织迎送群众300到500人。打着红旗,举着横幅,列队在站台一侧等候。车站会议室里摆着茶水。列车开出之前或者到达以后,当批部队的首长们,七八个人,或者十来个人,由我们引领到会议室坐一坐,简单叙谈几句。主人、客人都谈些感谢的话。地方感谢军队支左,道一声辛苦;军队感谢地方支持,道一声谢意。然后走出会议室,沿着站台并排走向车门。军队的首长走一边,地方的主人走一边。大家手中都高举着《毛主席语录》,边走边挥舞,把军队首长送上车。从会议室走向车门时,列队的群众敲锣打鼓,呼喊口号,挥动旗帜。列车徐徐开动,战士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挥动,表示感谢。列车出站,仪式就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这样干活。
  
  为了避免迎送群众在现场对立,影响气氛,在动员迎送群众时,我的大量工作是要求两种观点的人,不要在迎送时呼喊影响军队情绪的口号。两种观点的群众并排站立月台上,不要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布置任务时提出要求,到达现场时再行动员。甚至要求两派带队的头头做出保证。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下,在支左部队面前,都还能够做到。但是,车一开走,便在军队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进而开展辩论,有时还发生点肢体接触。这不关我的事,我懒得去管,也管不了。
  
  我是负责迎送礼仪的,我要把部队的首长导入会议室。我也要把他们送到车门口。茶叙时我也不能躲到一边去。张英瑞也是如此。在送部队首长到车门时,常委走在前面,我和张英瑞走在常委后面,随时听候常委指示,现场处理问题。那个年代,人人都随身携带“红宝书”。前面的军队首长和地方领导挥舞“红宝书”时,我们跟在后边的工作人员敢不拿出“红宝书”来挥舞?为了切合时宜,我和张英瑞当然要跟着前边的人挥舞“红宝书”了。
  
  可这一挥舞不打紧,却被搞派性的小人告了刁状。说:“迎送仪式是首长们的事,怎么他们也拿着语录挥舞去了?”这是秘书小组新来的军代表告诉我的。他接防老干事当组长,为人耿直,对人真诚,直截了当就跟我讲了。
  
  我给他解释。他说你不用解释,挥舞毛主席语录有什么错!你们要是不跟着挥舞,可能又是忠不忠的问题了。何况你俩也是迎送办公室主任,负责人嘛!他感叹: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你们这里的派性确实严重。领导机关里都人盯人,抓辫子,不可思议。
  
  此后我就不去挥舞红宝书了。马富华问:“怎么不跟着来呢?你们两个不来,我一个人多尴尬!”我不便解释,支支吾吾,可他一定要把我们拉上。马富华是迎送领导小组组长,是老红军,我们不好违拗他。但我发现,张英瑞虽然也跟着走,红宝书却不举过头。
  
  有一天工作结束了,我们从梨树湾车站回机关。我问张英瑞“红宝书”不举过头是怎么回事。他说:“你还蒙在鼓里哩,我们都被人家告了!说我们冒充首长参加迎送仪式。”我说我也听到一点口风,但不知风从何处刮起。他说:“你那摊子,就你一个人,我那摊子,就三个人,还能从哪里刮起?”我明白了,说:“我们四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么,只有另外两个人了。他们跟造反派一道找我的麻烦多了,这是针对我的!”他笑而不答。
  
  又过了几天,我和张英瑞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不清楚那两个人跟你有成见。今后,最好别和他们共事。”张英瑞又说:“其实,你今后与他们共事的机会不多。我才是他们的障碍。办事组长认为,他们能够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早就决定他们代替我的工作了。在办事组长面前,他们也讲了不利于你的一些话。”
  
  我和这俩人产生的过节,是“文革”前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我提了意见。话语较重,伤了他们面子。“文革”初期,他握有组织大权,对办公厅的人搞政治排队。因为我爱人出身地主家庭,就把我排为中间偏下,弄到右派边缘,属于不可信任之列。“文革”夺权后,他们与造反派纠合在一起,处处整治我,实属小人。
  
  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宁得罪君子,勿招惹小人!”是我招惹了他们,后悔莫及!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5-30 19:06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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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里糊涂弄我去“清队”——《骚乱的重庆》(27)
  
张光明

  
  迎送工作期间,办事组长改成了周士奎。我们工作完毕,他就通知我与张英瑞,还有新任的秘书小组组长一起去一号楼。说:从现在起,你们三个人都到“清队”学习班去工作和学习。周士奎面向我:“你还得把迎送工作的总结写出来,晚两天去。”然后对张英瑞他们说:“你们俩明天就去,不能耽误。”
  
  我交总结给周士奎时,本想问一下去学习班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但是,看起来他无心给我谈事,人又不熟悉,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清队”学习班有好几个大队。我们大队的总部在市党校。去到总部,我以为还是做秘书工作,便到秘书组去报到。那里是清一色的军人,见到的正好是办事组秘书小组来的那个组长。他说他在这里也是任秘书组长,张英瑞任行政组副组长。我问我来干什么工作?他吃惊地说:“你还不知道呀?你不是来工作的,你是来学习的。你要回原来的单位去,与群众一起参加‘清队’。”我听了有些吃惊。他继续告诉我:“你们原市委办公厅、市人委办公厅编在一中队。军代表姓周。但你不必去找他,找机关斗批改组就可以了。”
  
  我明白了,把我弄到这里来,是把我退回市人委办公厅,不让我继续工作。这下,造反派达到目的了。
  
  我从报纸的社论中知道,“清队”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以清理三种人为重点:一是“清查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是“清查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三是“清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我自问:把我列为清查对象,我属于哪一类呢?我感到无比气愤!
  
  秘书组长见我闷着不说话,绕过办公桌来靠近我低声说:“我住在这层楼的×号房间,晚饭后你可以到我那里去坐一坐。在这里说话不是很方便。”
  
  退出他的办公室,下得楼来,正碰见张英瑞。他说,他到这里来了之后,才晓得我是被弄来学习而不是工作的。他听到军代表闲谈时表露,是市人委机关的造反派“坚决要求”的。张英瑞嘱咐我:“你不要发作,要沉得住气。观察观察情况再说,不然会吃亏!”
  
  张英瑞把我送出大楼,指给我一中队住的地方。再一次发出忠告:“只要自己是清白的,走到哪里都不怕。千万不要和造反派敌对!”
  
  到了一中队,在“斗批改组”报了到。给我指定了床位,买了饭票,就安顿下来了。一个造反头目来房门口看了看,打了声招呼:“老张,你还是来了哈!”我看了看他,笑了笑点点头。要不是张英瑞的忠告,我会有“好话”回敬他的。中午我躺在床上,老是默念着两句话:“心中无冷病,不怕鬼敲门!”
  
  天黑了我去大队部,找到愿意与我谈话的军代表秘书组长。他备了一瓶酒,一包花生米,说要与我喝个痛快。我抱歉地说,确实滴酒不沾,不能陪他喝酒。他也不客气,一个人自己喝了起来。他调防来接替老干事时间不长。接任之后我又在搞迎送工作,我们接触不多。但是看得出来,他是和张陵秋一样的祥和、诚恳。他透露,原来的领导向他交接工作时,说我自恃才高,傲气十足,不能取得群众谅解。原单位非要把我弄去“清队”不可。周士奎考虑到,既然大字报、小字报揭发出那么多问题,是真是假,不与本人见面也搞不清楚。所以在秘书组调整人员时,就安排我来学习。他表示:“有什么问题,趁这个机会说清楚,做出结论,对今后的使用有好处。”
  
  他的话我听出了名堂:关键就在“大字报、小字报揭发出那么多问题”一句。我琢磨:大字报是公开的,与我有关的,没有哪一张我没有看过,都不涉及“清队”问题。小字报不公开,可以黑整人,被整的人总是蒙在鼓里。那么,我的问题就出在小字报了。
  
  谁给我搞了小字报呢?栽赃了些什么罪名呢?。我想问,不合时宜,人家也不会说。我只表示:自己绝对没有三种清查对象之类的问题。然后暗自伤神地离开了。
  
  出了他的房间,我不死心,打听到张英瑞的住处,叩开房门找到了他。我告诉他刚才军代表跟我谈话的情形,希望知道点内情。张英瑞说,他确实不知内情,因为他只搞行政工作,不接触干部审查方面的问题。不过他告诉我:不要到处去打听,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状况。要豁达些,大度些,不要抵触,静观其变。他说,整人的事,就好比脓包,成熟了,脓水流出来了,那就是水落石出的时候。别人安心整你,还怕他不抛材料?有啥罪名,材料一抛出来,不就暴露出来了嘛!如果你沉不住气,到处打听,必然吃亏。我紧紧记住张英瑞的话:静观其变!
  
  正式学习了,听了动员报告之后,就开展群众性的大揭发。有些大字报涉及到我,点了我的名。比如,说我是余跃泽带到办公厅去的黑线人物。说什么余跃泽去了重庆大学以后,我就大权在握,俨然代表市长发指示,干坏事。说我在蔬菜办公室一手遮天,是走资派的贴心豆瓣。说我是市委、市人委的十大黑秀才之一。开列的名单有:陶维全、周秉奇、叶世杰、张光明、王新章、陈世璞、赵维清、赵义、何良知、戴学铭。有不少大字报都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地主阶级打入共产党内的黑手……。奇怪的是,绝大多数大字报都是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只有少数几个人落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批判我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居然还有一个地道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女士,令我哑然失笑!
  
  一天中午去食堂打饭。回来的路上,这位女士前来与我搭讪。
  
  我说:“你最好前面先走,走快些,离远点,不要与我靠近了。”
  
  她问:“为什么?”
  
  我说:“走在一起会影响到你。”
  
  她说:“打饭遇到的嘛,又不是约到一起走的。”
  
  我说:“约到一起走?咳!借我一百个胆子都不敢。”
  
  她又问:“为什么?”
  
  我说:“你是革命群众嘛,我是孝子贤孙嘛,阶级不同嘛!”
  
  她明白我是“洗刷”她:“对我有意见嗦?”
  
  我说:“羡慕还来不及呢,哪还敢有意见?”
  
  他说:“羡慕啥哟,我们这些出生不好的人!”
  
  我说:“不仅是羡慕,我甚至后悔十几年前不认识你。”
  
  她问:“干啥?”
  
  我说:“要是十多年前认识你,我一定会追求你。”
  
  她说:“说些啥子话哟,无凭别故的。”
  
  我说:“啥子话?人话。当年要是追上你,沾你点光,今天就不当孝子贤孙了!”
  
  她明白了,我这是挖苦话。大步离开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你这个人。”
  
  大揭发一个星期,没有看到有我的“钢鞭”材料。可是星期六放假回家时,斗批改副组长宣布10个人不准回家,其中有我。
  
  
  
  
  

 
 
顶端 Posted: 2011-05-30 19:06 | 2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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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关进了“牛棚”——重庆文革十年(28)
  
张光明

  
  接下来是“梳辫子”。不准回家的人,都是被“梳辫子”的对象。所谓“梳辫子”,就是把大字报、小字报、个人档案材料集中,汇总成重点人头材料。这次汇总材料的法,与过去的政治运动有些不同。过去是由专案组关起门来背靠背整理,这次是群众在批判会上,面对面进行“梳”理。不过,当着被整对象公开出来的,只是大字报的内容。小字报和个人档案里的材料并没有公开。通过“梳辫子”的形式,让大家对重点人头再进行一次集中揭发。
  
  “梳”到我名下时,听去听来没有新的内容。无非是“黑笔杆子”问题,受到市长重用问题,老婆出身不好问题,自己骄傲自大问题,等等。这些东西过去都听腻了。人们发言中,没有新的材料,全是分析批判。批判也没个水平,翻过去复过来都是那些套话、空话、屁话!不中听,但还得乖乖听着,记录着。花了半天和一个晚上,是人不是人都讲过了,就是不许本人解释申辩。
  
  “梳辫子”搞了一个星期,市人委办公厅“梳”出了地主、特务、叛徒、伪警察、走资派、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县大老爷小姐等十名重点嫌疑对象。其中九个人都有一顶政治帽子,唯独我没有。宣布时说明,这个重点对象名单,只是革命群众揭发的,是斗批改组暂定的,还不是最后结论。
  
  重点对象十个人,占办公厅干部总人数约百分之二十,其中县处级以上五人,占同级干部近一半。据后来我见到的资料,那个时期清理阶级队伍,全市在干部中“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就有41986人。打击面如此之大,不光是我们单位才如此。
  
  宣布重点人头之后,我问:“大家都有一个身份,可是我却没有,是不是宣布漏了。”斗批改组不吭声。我又问:“我是三种清查对象中的哪一种人?不给我明确,我怎么检查交待?”斗批改副组长很不高兴地说:“各人的问题各人明白。该戴那顶帽子,自己清楚。”我自己清楚个啥?我啥也不清楚。但是,我不再问了。
  
  10个重点人头被分别隔离起来,就是通常说的关牛棚。说是关牛棚,也不是把我们10个人集中关在一个棚子里,而是分散在十间卧室。因为我们住的那层楼是党校的学员宿舍,没有大的房间。造反派采取人盯人的办法,两三个人守一个没有定案的“准牛鬼蛇神”。
  
  看守我这个“准牛鬼蛇神”的是李定胜等三个司机。两个是“八一五”的,李定胜是“反到底”的。我这个房间四张床,我靠里边,他们的床铺堵着进门的两边,防备我逃跑、自杀。
  
  当了重点就不自由了,上厕所有人陪着,打开水有人陪着,去食堂打饭有人陪着,开大会有人陪着,睡觉时他们守着。一级警卫也不过如此吧,待遇可高哩!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想:“不定罪名,跟我打哑谜。要嘛问题很大,要嘛你拿不出我的罪名。”我自度不是前一种情况,就不怕了。反复考虑着张英瑞对我的告戒,于是我打定主意:牛棚让你关,可饭我照样吃,觉我照样睡,材料我不得写。其他的“重点”哭丧着脸,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香,我就不。
  
  革命群众轮流来收取交代材料,我一个字都没有。有天晚上,“斗批改组”的副组长和一个革命群众一起来,我还是没有写材料。那人说:“张光明,我们来了几次了,你一个字都不写,抱的啥子态度?等着瞧!”这家伙造反造的很“铁”,总是跟着头头屁颠屁颠的,我懒得理他。副组长狠狠看了我一眼,两人一起走了。看这架势,可能要让我触及灵魂了。我估计明天没有好日子过。又一转念:“高帽子我都戴过,还不是过来了。红卫兵面前我没装过软蛋,还害怕你几爷子!”破罐子破摔吧,我倒头一觉睡到天亮。去食堂打饭时,我忽然想到:今天可能要对我批斗,别喝稀饭,尿憋起来难受。我只啃了两个馒头。
  
  学习铃声一响,我赶紧报告上厕所,准备干干净净上“战场”。看守我的人喊我去参加大会。我想喝口开水再去,拿起杯子又一转念:不能喝水,谨防憋尿,只用舌头舔了舔茶水。
  
  到了会场,发现今天批斗的不是我,而是外事办公室主任杜万春。我非常纳闷:杜万春不是斗批改组成员吗?怎么会弄来斗争呢?
  
  杜万春的罪名是“现形反革命分子”,说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人给我们宣布他的这项罪名,我是从挂的横幅上看到的。杜万春被押上台时,造反头头带领大家呼口号。我们这十个重点,是跟着呼喊呢,还是不呼喊,没有人打招呼。所以,有的人举了手,有的人没有举。有的人跟着喊了,有的人又没有喊。我既不跟着呼口号,也不跟着举手。因为我认为,在“革命群众”眼里,我们没这个资格。造反头头看见我们这些人七零八落的,可能影响了斗争气氛,跟“斗批改”副组长咬了一下耳根,便说:“你们各自回去写交待材料。”我们便被带回了房间。
  
  不让参加批斗会,求之不得!回到牛棚我便做起了“日课”:第一件,是向毛主席“早请示”。我们成了重点以后,就没有资格和群众一起进行这种仪式了。“早请示”、“晚汇报”自己进行。而且不叫“请示”,叫“请罪”。我轻轻地喊了一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自己选了一条语录读了。第二件,低声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第三件,学习报纸社论和时事政策方面的文章。第四件,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每天上午下午都是这样的干活。
  
  前面讲过,我救过李定胜的命。他值班时,我可以偶尔在床头上靠一靠。另一个人值班时我就不敢了。倒不是他不准许,而是我没有试过。因为我觉得他和造反头头是一丘之貉。
  
  “早请示”刚完,回头发现“斗批改”组长陈自忠站在房门前。他可能早就来了,没有打扰我对毛泽东“请罪”的虔诚。陈自忠文革前是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刚刚才摘掉“走资派”帽子,被结合进“斗批改组”当组长。名义上他当组长,但没有实权。不知什么原因,他一进屋来,李定胜就出去了。老陈说:“老张,听说你不肯写材料,是不是有抵触情绪呀?”我回答:“抵触说不上,但情绪确实是有。我的罪名不明确,我是你们要清理的那一类人都不晓得,要写什么内容才对得上你们的胃口呢?你是‘斗批改’组长,提示一下呀!”
  
  陈自忠面有难色:“我是刚刚才站出来的走资派,你是知道的。这次‘梳辫子’,都是他们搞的材料。你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确实不清楚。这里又没有别人,我不是知道情况不给你谈。”
  
  我说:“能够理解。”
  
  陈说:“要不,我跟军代表说,看他们能不能和你谈一次话。”
  
  当天晚饭后,中队军代表周政委找我去谈话。他问我有什么问题要交待。我说:“我没有隐瞒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现在,我只有把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同市长的关系,向周政委做一个汇报。”
  
  他说可以交换一下情况,不要说汇报不汇报的。
  
  于是,我把我的出身成分,家庭情况,解放前后的工作情况,“文化大革命”中,与余市长在重庆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红卫兵夺权以后,一直与军队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完整地谈了一遍。其中,着重谈了老婆是不是地主分子的问题,谈了余市长为什么要把我带到市人委的问题,为什么要给那么多领导写文稿的问题。我辩解说,我老婆十四五岁就参加解放军。转业后我才与她结的婚。我与她的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怎么能说我是孝子贤孙?我与余市长只是工作关系,并没有特殊关系,不存在黑线白线问题。我的职业就是写文章,给领导起草文稿是工作的需要。重庆大学的红卫兵批斗我时,说是从报刊上查出我发表过的文章有500多万字(这显然不实)。但他们并没有指出那篇文章有政治问题。既然我写的文章没有政治过错,也就不存在什么黑笔杆、黑秀才的问题。
  
  周政委说,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自己认为没有问题,我也觉得你谈的不是什么问题。爱人从小参军,你们都参加了革命才结婚,这叫什么问题?领导认为你工作能干,愿意拿两个处长把你交换到重庆来,你本人能算什么问题?领导工作变动,当副市长了,把你调到他的新单位去,你能不去?做秘书工作的人,给领导写了文章,有问题该领导负责,你有什么责任?但是,你们单位揪住你不放是什么原因?你能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吗?
  
  我说,我同机关造反领袖无冤无仇,不存在过节。他们把我弄到学习班来,主要是派性作怪。他们搞派性,要我写文章批判另一派。我认为这样会影响新生政权的公正性,没有屈从。所以,就制造我有问题。到底给我栽赃的什么罪名,也不告诉我。
  
  我谈情况,谈观点,不回避问题实质的述说,周政委没有反感。他说:“今天晚上听你谈了情况,对你有了初步了解。我还要同‘斗批改组’谈一次,看看他们对你到底有那些意见。”他说,我们这个中队,总共三百来人,“梳辫子”“梳”出了七八十个重点。七八十个人的材料,我无法都要来看一遍。你在“梳辫子”中到底是些什么问题,我要听听“斗批改组”的说法。所以我无法对你下结论。当前,你自己不要背包袱,不要思想抵触,更不要与造反派对立。我们军队人手少,不可能经常和大家谈话。过几天有一批工人师傅来,与你们吃住在一起,你们可以多谈谈。他们是外单位的,看问题客观一些。
  
  与周政委谈话之后,我心情舒畅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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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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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杜万春,干部太寒心——《骚乱的重庆》(29)

张光明


  从周政委那里回来,已经夜里11点多。这是个星期六,学习班的人回家过周末去了,陈自忠在斗批改组值班。他到我房间来,问:“谈得怎么样?”我说:“周政委比较客观,而且能够听我把话讲完。不过,他说他对机关的情况不了解,没有具体表态。”陈自忠问:“你自己的感觉呢?”我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应当改为‘老张本无事,派性强加之’。我被搞派性的人缠住了,难以解脱。”
  陈告诉我,今晚值班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捉住一条蛇,到围墙外边烧蛇吃打“牙祭”去了。他说:“李定胜也不是外人,一个机关的同志。你可不可以和我吹一吹你的情况?你到办公厅以后,我们还没有认真摆谈过呢!”“斗批改”组长要我谈情况,我当然不能拒绝。当着老李的面,我把给周政委谈话的内容,扼要的给他谈了一次。李定胜也听见了。
  第三天“早请示”之后,通知开全体大会,关牛棚的十个人也参加。我带一根板凳,跟随看守我的人到会场。主席台上挂着《彻底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的滔天罪行》。杜万春三个字用红笔画了叉。他这是第二次挨斗了。我们关牛棚的,被安排在主席台下一个角落里,通通坐的矮板凳,这体现我们政治上比大家要低一等。我阿Q精神来了,心里想:不是有句成语叫“狗眼看人低”吗?我们坐在矮板凳上,“看”我们的,不一定是人,而我们“被看”的?才是人。是真正的人!
  我们是弄来陪“杀场”的。我碰了一下旁边的熊明勋:“杀鸡给猴看哩!”狗熊警告我:“莫说话!”
  人到齐了。两个造反者把杜万春剪着双臂押到主席台上来。身前给他放着一条长凳。杜万春的棉衣都没有穿好,前面的扣子“打错了亲家”(扣错了位)。衬衣扎进去了一半,另一半还露在裤腰外头。他患了感冒,鼻涕长流,时不时把脑壳偏到上臂去擦鼻涕。面带病容,显得十分虚弱。
  造反头头主持大会。他领着群众集体朗读毛泽东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跑掉。”在读语录时,杜万春将头偏向膀子擦了流出的鼻涕。造反者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劈脸就是一拳。骂道:“你给老子装蒜,读毛主席语录,还东偏西倒的!”这一拳打的不轻,老杜鼻血、鼻涕、眼泪一齐往脸上流。他再也顾不得擦拭,任凭鲜血、鼻涕、眼泪挂在腮上。
  造反头头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揪出来示众!”押解的人把两个膀子一提,就让他在条凳上站着。然后有人把写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的牌子给他挂在脖子上。牌子是一块木板,恐怕有一米长,吊了块砖头。他身子本来单薄,而且又在病中。木板长,砖头重,他在条凳上站立不稳,栽了下来。押解的人就把他提起来跪在条凳上。这时他面对着群众。有人喊:“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他掉过头去向毛主席请罪!”于是,把他提起来换了方向,让他面向毛泽东画像。一会儿,台下又有人喊:“他这种反革命分子,没有资格面向毛主席,应当面向大家接受批判!”于是,又把他提了过来。在把他提过去提过来中,条凳较窄,几次跌倒。一跌倒便被踢一脚,鼻涕、眼泪,长长地挂在腮帮上,流到牌子上。
  人被这样折腾,真的是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还有啥活头?可是,杜万春还是痛苦地忍受着,坚强地应付着。既不反抗,也没屈服。
  杜万春原来是重庆市人民银行副行长。两年前调到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当主任。他为人谦和,上下都有好的口碑。“文化革命”中,对他的冲击也不大。市人委机关成立“斗批改组”时,他是“斗批改”成员,是被结合进班子的领导干部之一。可是,为什么一夜之间便成了反对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呢?上次批斗过后,我私下问过李定胜。
  原来,杜万春有一个习惯,开会学习都爱做笔记。“文革”当中学习,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他也爱在本字上无意识的写写划划。可能是“条件反射”吧。前两天,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他没有带本子,就拿个香烟盒撕开来写画。他在香烟盒上写了无数个“毛主席万岁”。不知是那股神经发作,又在一个空隙的地方写了“杜万春”三个字。他写的这些字,并不是一行行对得非常整齐。旁边坐的一个人斜着一看,便把他写的“杜万春”三个字,与旁边的“万岁”两个字连接起来,认定他写的是“杜万春万岁”。
  这还了得!于是,便说他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自称万岁,岂不是现行反革命?。其实,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明白:他杜万春哪怕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称自己“万岁”嘛!他没有糊涂到在自己名字下加“万岁”,去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地步。
  “文化革命”中发生类似的问题不是个别。有的人外出开会、听广播,取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坐,成反革命了:因为报纸背面印得有毛泽东的照片,或者印得有毛泽东万岁的大字标题。呼喊口号时心里紧张,把祝辞喊颠倒了。该“万寿无疆”的,喊成“身体健康”。或者该“身体健康”的,喊成“万寿无疆”,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杜万春做出千般解释,万般说明,有口难辨。发难的人一口咬定他是有意的,他当然不能承认。前一次斗他,问他是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答“不是”。问他反对毛主席没有?他答“没有”。今天也是这样。斗,你尽管斗,整,你尽管整,打,你尽管打,踢,你尽管踢,他就是一个不承认。有人把他的棉裤卷起来,让皮肤直接接触条凳。天寒地冻,皮破了,流血了,他还是不承认。斗争中,与我们同一个中队的几个青年人冲入会场。他们力气大,心肠狠,把条凳倒在地上。将杜万春像小鸡一样,提起来重重地往条凳棱上一丢,再提起来又是一丢。反复几次,杜万春鲜血长流。可他还是不肯承认。这个纤弱的人,算得上一条汉子。
  折磨到十一点多钟,造反派们解气了,杜万春站不起来了。一个人抓住他的双手,另一个人抓住他的双脚,把他抬回了房间(他没有关牛棚)。当时流行这种“抬死狗”的方式。
  下午仍然不能停息。一中队各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起来,继续斗争杜万春。市委、市人委两个办公厅,加上民政局、档案馆的人都参加了。地点改在球场坝,规模与声势都比上午大得多。可是斗争起来,市委办公厅的反客为主,把矛头转到了他们的两个科长。两个人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批斗结束后,又在党校大院游街示众一圈。
  末了,造反头头把我们10个重点留下训话:“都看清楚了!你们要是不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杜万春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特别是安了心要和我们作对的人(当然是指我了),你给老子小心就是了。滚吧!”我提着板凳回到房间(牛棚),心里很不平静。打开水时碰见俞英。他低声叹道:“寒心啦,寒心!”我心里不服,想:就任随你宰割?没那么容易!不知不觉默念起谁写的打油诗来。过后,我认为这首诗的兴味还不够,默默给他改了几句:
  闻道人该整,而今人整人。
  是人就遭整,坏人整好人。
  整就由他整,我还是我人。
  整人为快者,哪里还是人。
  但愿天有眼,劈了这帮人!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6-02 22:20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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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人救了我——《骚乱的重庆》(30)

张光明


  斗罢了杜万春和市委办公厅的两个科(处)长,楼上楼下平静了几天。据说,周政委和大队的古团长生了气。斗争会后,他们立即找四个单位的“斗批改组”开会,下了死命令:绝对不允许在批斗重点对象时打人!再出现打人事件,将追究“斗批改组”责任!
  市里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的领导,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政府机关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万多名产业工人,进驻到全市各个领域的“清队”学习班。我们中队来了10个,都是重庆钢铁公司的炼钢工人和轧钢工人。他们与军队干部一道,领导我们的“清队”运动。分派给市人委办公厅的是三个工人。一个比较年轻,是头,住在“斗批改组”组长陈自忠的房间。两个年纪大一些的,住在我的房间。此前监管我的两个“八一五”走了,房间空着两张床,他们正好住下。
  我是重点对象,“黑笔杆子”,“臭知识分子”,还丁点大的“走资派”,在这两个产业工人面前,我自惭形秽。除了独自“早请罪”、“晚请罪”、念语录时吱声外,一天到晚都没话说。也不是我故意不说话,而是无话可说。“重钢”工人没来以前,“八一五”的人不在时,有时还可与李定胜悄声吹几句。“重钢”工人来了以后,老李不敢了,我更不敢。因为互不摸底。
  星期六大家回去了,工人师傅主动开了口:“唉,你这个同志呀,怎么总是闷起不开腔呢?”我苦笑了一下。他又说:“我们是工人,只会轧钢。啥子宣传队哟,搞不懂,叫来就来了。你看,我们四个人住在一间屋,你话都不说一句,未必对我们有意见?”
  我赶紧申明:“师傅多心了。我是重点对象,不敢随便说话。你们三个师傅摆谈就是了。”他问:“你是啥子事情吗,包袱背得朗个重?”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不便启齿。李定胜没头没脑冒出一句:“么事?屁球个事!日妈几爷子搞派性,把好人弄来整起好耍。”李定胜的话令我大为吃惊。他平时对我管得松一些,我很感激。殊不知他对我的问题看得如此透彻,出乎我的意料。
  跟“重钢”工人打破了僵局,李定胜的话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我就不那么防备了。我们四个人谈了一些家常。当“重钢”工人和李定胜知道我过去也当过工人,并且做过童工时,感情上似乎靠近了些。我还谈到在“重钢”搞过“四清”,向工人学习烧电焊,对贫苦工人做过家访。说到我们还提拔过几个干部,如运输部的王德义等。他们说,王德义我们晓得,这次遭整得惨。
  聊了一会,一个工人约李定胜:“李师父,我们出去烧烟吧!”他们出去了。剩下的工人与我继续摆谈。主要谈互相的家庭、孩子等闲杂事。李定胜他们还没有回来,我们两人就各自睡了。
  又一个晚上,“斗批改组”布置学习报纸。“重钢”工人给他们说,你们学习报纸,张光明又不可以参加,我们把他带出去谈一谈好吗?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来领导办公厅搞“清队”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要找我这个重点人头谈话,他“斗批改组”怎敢拒绝?
  于是,两个人便把我带到党校鱼塘边。我们各自选了块石头坐下来,他们说:“今天我们三个谈谈,你到底有啥子问题?肯不肯跟我们说说?”我就把我的全部经历通通给他们讲了个够。末了,他们问:“就这些?”我说我的一切都说完了。我本来就没有问题,瞒着你们干啥!
  他们问我:“你在北京工作,认不认得一个姓常的?”我说:“是常芝青吧?他是《大公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怎么会提到他呢?”他们不回答。又问:“在你认得的领导人中,有没有一个姓廖的人?”我想了想,回答:我认识的领导干部中有两个姓廖。一个是市监委书记廖苏华。她去北京开人代会,我给她写过发言稿。她发言之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另一个是团市委书记廖伯康。我同他没有个人接触,只是在与徐特立、谢觉哉合影时一起照过像。他们又问:“你的亲戚和同乡呢?”我摇摇头。
  他们再问:“你有个领导姓曹吗?”我考虑了好久,说:只有重庆二商业局副局长曹凤岗,我们工作有接触,但他不是我的领导。日伪时期他在朝鲜做地下工作,与金日成都有关系。其他的,我就没有姓曹的领导和朋友了。
  他们说:“你莫多心,我们再问你一下,你真的当过工人?你家里那么有钱,怎么会叫你去当童工?”我有些糊涂了。回答说:“我确实当过童工,没有半点假话。我家里比较穷,没有钱,要是有钱,我可能会多读一点书,那会去当童工找饭吃呢?”
  问了这些后,他们似乎有些茫然。说:“今晚只是随便问问,我们回去吧。”回来后,我翻来覆去的想:“这绝对不是随便问问,是有的放矢。可是,是那一河水发了?我琢磨不透。
  “清队”运动分为动员学习、群众揭发、梳理辫子、擦嘴洗手、批判斗争、组织处理、吐故纳新几个阶段。目前进行的是“擦嘴洗手”。所谓“擦嘴洗手”,就是“梳理”出重点人头之后,还有些人不够重点,但却有点小小不严的问题。这种人,只需在小组会上做个口头交待,检讨检讨,就可“轻装上阵”。这属于群众内部解决问题,不要我们重点人头去参加。
  可是,一天上午大组会学习时,“重钢”工人把我带到学习室去了。我一进会场,好多人都以异样眼光瞧着我。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
  工人师傅说:今天这个学习,本来张光明没有资格参加。可是我们把他带来了。为什么呢?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这么久了,也交代不出什么东西来。态度有问题!今天让他来受一下教育,看看这些革命同志是怎么样“擦嘴”,怎么样“洗手”,怎么严格要求自己的。革命同志一丁点事情都认真检查,深刻反省。难道你张光明一个重点对象,还不应该好好检查反省吗?说罢,他面对“斗批改”的人:这是我们三个工人的想法,没有事前同你们商量。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我们今天就来领导一下,大胆决定了,行不行呀?张组长?陈组长?
  “斗批改”的陈自忠、张僧海都表态:“行,行!”
  其实“擦嘴洗手”干我屁事。但我还是静静听他们发言。
  工间操时,按规定要到球场坝活动30分钟,做广播操。我正在犹豫该不该去上厕所时,“重钢”工人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喊住,严厉地说:到哪去?老老实实给我坐下!看你这个样子,真的是没有受到教育。还想出去走动走动?哪也不准去,我把你带来,我就守到你。这一反常态的训斥,我真的懵了。
  全体学员走出了学习室,他又和颜悦色地喊我到他旁边去坐。然后把门掩上,再把他手头的一个卷宗放在我的身旁。他向我示意:“快点看,我去去就来。看了就放在这里,然后各自上厕所去,打铃子后才回来。”
  我迅速打开卷宗,最上面就是给我“梳辫子”的一叠材料。一些大字报抄件我不用细看,只看了小字报,也是唯一的一份小字报。我知道,这是我的“钢鞭”材料。
  小字报揭发我三个问题:第一,怀疑我隐瞒了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理由是,那么高的文化,那么会写文章,家庭不是地主也是资本家。不然,哪有钱供他读书?第二,说我是上海“最大走资派”曹荻秋的黑线人物。至今还替曹荻秋保存着一套完整的档案材料。第三,说我给北京的黑帮分子常芝青、廖井丹关系密切。说廖井丹是长寿人,我的同乡,所以我给他们摸粉、贴金。说我曾经说过,毛主席接见过常芝青和廖井丹。他认为,毛主席日理万机,怎么会接见两个黑帮分子呢?这是张光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诬蔑。
  我十来分钟就把这份小字报看了两三遍。下面还有其他重点人头的材料,我顾不得看了。我赶紧把卷宗放还原来的位置。按照“重钢”工人的吩咐,一拍屁股就到厕所里蹲着。外面铃声响了三遍,估计人们都回到座位上了,我才回到学习室来。“重钢”工人又训我了:“一上厕所就半天,人都到齐了才慢吞吞回来,啥子态度!”一个马屁精马上接住话头:“你们工宣队亲自看到的哈,张光明就是这样不老实。”工人师傅没有睬她。
  这天晚饭后,工宣队三个人又把我带到鱼塘边。
  问:“都看见了?”
  我说,看见了。
  我把小字报中捏造的三条“罪状”,一个一个作了解释。然后我说,怀疑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很好办。我是本地人,派两个干部,用三天时间,花50块钱路费,就可以调查清楚。怀疑我和常芝青的关系,也好办。打个长途电话到北京,常芝青现在还是《光明日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不是黑帮分子。至于廖井丹,他虽然是长寿人,但人家是老革命,我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他现在好像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也不是黑帮。至于上海那个曹荻秋,他在重庆当市委书记和市长时,我还在长寿化工厂工作。那时,他是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我一个基层小干部,哪有资格跟他见面,怎么能够成为他的黑线?至于说我保存他的档案,那是胡说八道,实际是一套《重庆工商杂志》,只不过里边刊登得有曹荻秋的文章而已,哪里是他的档案材料!
  末了我说:那个写小字报的人,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好同志。我在秘书小组时,他在我手下工作。他的老婆逃避斗争,跑了,我把他两个小孩带到家里来养起。给他假期,让他去寻找,当时他对我千恩万谢。按说他不会对我栽赃陷害。估计是有人强迫他揭发,经受不住压力,才这样无端怀疑的。
  三人听了我的话后都一再询问:“你讲的情况可是真的?经不经得起调查?”我回答说:今天,你们不是随便找我摆龙门阵。你们是来领导运动的,是代表组织。而我,是“清队”重点对象,是交代问题。你们上午用那种策略向我交底,我感激不尽,现在又用这种平和的方式跟我谈话,我怎么能够讲假话呢?如果我到现在还要讲假话,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表白之后,那个年轻一些的工人说:“张光明,老实告诉你,我们听说你为人正直,在红色政权中能够把一碗水端平,不支一派压一派,所以才以上午那种方法暗地帮助你。但愿你今天给我们讲的都是真话。否则,我们就无法再帮助你了。”
  我佩服工人师傅的智慧和胆量。他们暗中帮助我,做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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