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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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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美前外交官谢伟思——《骚乱的重庆》(41)

张光明


  房子“打扫”了,准备工作做了。但社会上的混乱现象仍然存在,接待工作处在提心吊胆中。心理压力最大的是接待西方人。这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影响有关。
  来重庆的第一批西方人士,是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那是1971年的深秋。
  谢伟思是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美国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呆了四年。先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二等秘书,后在美军司令部任秘书,也作过史迪威将军的秘书。在美军司令部期间,他被派往延安考察,从而对八路军和解放区政府,有较为客观的认识。谢伟思的父亲谢安道,早年在成都传教,谢伟思就出生在成都。因此他能够讲一口道地的四川话。他不仅是中国通,还是四川通,重庆通。
  谢伟思在重庆期间,目睹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本来面目,认为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他在延安考察之后,与另一位美国官员戴维斯一道,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出了“美国援华物资应当分出一部分直接交给八路军”的主张。明确提出“中国抗日战场不能寄希望于蒋介石”。他还认为:“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他的观点无疑是远见卓识。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成了交战国家。美国的麦卡锡认为谢伟思老给中国共产党人说好话,对美国不忠,将他投入监狱。直到六十年代末期才加以甄别。他在关押期间,写了一部关于如何认识新中国的书。这部书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因而出狱不久,中国外交学会便邀请他来中国参观访问。
  谢伟思夫妇从成都飞抵重庆百市驿机场。外办主任吉振江和我前去迎接。下飞机他就问:“在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上也有一个机场,现在还在不在?我曾经在那里乘过飞机。”我们告诉他,那里叫珊瑚坝,机场已经不用了。车过歌乐山山洞隧道,他说,这个隧道好像是叫山洞。过去蒋介石就住在这附近的官邸里。那是1944年6月的一天,我们的副总统华莱士去拜访蒋介石,我和华莱士一起去过。在场的有宋美龄、宋子文,还有翻译黄尽光。那时我认为应当与共产党的八路军领导人共同商谈抗日,蒋介石就是不同意。他接着说:“不过,经这次我们副总统谈话以后,蒋介石终于同意我们美军到延安去考察了。我是在1944年7月20日离开重庆去延安的。所以,华莱士对蒋介石那次谈话还是有意义的。”汽车到两路口,谢伟思望望车窗左边说:“那边应该是嘉陵新村。当年我们美军司令部住在求精中学。我们也常常到嘉陵新村去,那里有一个招待所。
  这说明,他对重庆的好多地方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征求他在重庆活动的安排意见。他说:“原来有个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曾家岩有个周公馆,不知道是不是保留着。我在那里参加过一些有益的活动,吃过几次很有意义的饭菜,会见过一些朋友。如果还保留着,想去看看。”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做了安排。
  当《红岩村》的解说员介绍到1945年毛泽东主席来重庆谈判时,话音刚落,谢伟思就插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8月28日。”他说,至今他家里还有一张当年毛泽东到重庆时在机场的照片。在看到这里陈列的这张照片时,谢伟思指着只现出一个鼻子的人说:“这个是王炳南先生,左边的是龚澎,右边的是乔冠华。”谢伟思对当年的人和事都记得非常清楚。参观结束时他在留言簿上用中文写道:“一位友好的解说员和引人入胜的展览,给我带回了温暖和激动的回忆。谢谢你们。约翰——谢伟思。”他在告别时又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展览。令人佩服的是你们把它保存得很好!”
  谢伟思也回忆起了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情景。他说:“那时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国飞机上天迎敌。高射炮的射程很低,炮弹都是在日本飞机下边爆炸,所以日本人一点也不害怕。”谢伟思还说:“当年美军空军设在云南的基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日本飞机曾经在那里被打下来几架,就再也不敢来了。”谢伟思还谈起了美国的陈纳德。他说:“陈纳德一开始是一个上尉,以后被提升为将军,因为蒋介石对他器重。因为陈纳德积极主张同八路军作战,认为空军可以决定国共战争的胜利,蒋介石便提拔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美国援华物资中一部分运输机无代价的送给陈纳德。陈纳德便利用这些飞机作运输生意,成了富翁。”
  谢伟思提出,在曾家岩的求精中学附近,有他父亲和姐姐的坟墓,不知道现状如何。如果还存在的话,想去看看。
  他要求看父亲和姐姐的墓地,在北京就提出来了。我们接到外交学会通知后,进行了调查。那一片美国人的墓地叫磨盘山,早在1950年盖市委一号楼时就平毁了。我们反映到北京,周总理生气。但外交学会没有把坟墓已经平毁的情况告诉谢伟思,留到地方来做解释。来到重庆以后,我们也不好把平毁的情况告诉他,以“机关重地,不便于参观”加以搪塞。目的是不要影响他的情绪。这当然是撒谎,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全程陪同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比较好。
  我们答复说,北京通知我们以后,我们就查找过了,应当是在原“淑德女中”后边的磨盘山。他说:“对对对,那里有宋美龄的一栋房子。坟墓就在围墙的外边。当年日本人的飞机炸过那栋房子,把一些坟墓的墓碑都炸毁了。”我以为难的表情告诉他:“那一带现在已经建了不少楼房,是机关办公的地方了。”谢伟思很是知趣,忙说:“在机关里面,那就不好去看了,我们看点别的内容吧!”随后,到《周公馆》参观时,车子经过中四路市委机关大门。墓地的原址就在市委机关里边。谢伟思来回都注视着《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那块大吊牌。想来他明白,这里确实是办公重地。
  后来我去外交部开会时,领事司向我了解平毁墓地的具体情况。谈到了周总理生气的事情。过了一个时期,国务院关于清查外国人坟墓的指示就下来了。不知这个指示与平毁谢伟思父亲的坟墓有没有因果关系。指示中规定:今后平毁重要外国人坟墓,必须报告国务院批准。
  要求看坟墓的事应付过去了,可他提出要到街上去吃饭的要求真让人为难。“文化大革命”中,街上乱哄哄,谁知道造反派见到外国人会怎么样。而且,餐厅里供应大锅饭菜,没有点菜供应的条件。社会秩序和物资供应都无法安排他到馆子去吃饭。但是,考虑到谢伟思看坟墓的要求没有满足,如果谢绝了上街吃饭这个要求,不仅对他情绪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产生其他猜疑。全程陪同的马家骏同志希望我们尽量安排。于是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财贸指挥部去解决。财贸指挥部副指挥长郑祥文亲自出马,二商业局长朱维新具体安排,地点定在解放碑《颐之时》餐厅。《颐之时》餐厅解放前就很有名。但是,现在无论如何都没有条件让外国人进餐。首先是门面脏,他们便把楼上旅馆部的一个几个大套间腾出来,安上餐桌,乔装为“雅座”。调了最好的厨师周海秋来主厨。在安排菜单时,周海秋推荐了他的拿手名菜《炸班脂》。他说,解放前,美国人都喜欢这道菜,估计客人会接受。
  “班指”,本来是用黄金或者黄色玉石制作的指环,是富贵者的饰品。《炸班脂》这道菜,取其形色意趣以博食客。实际上,它只是油炸的猪大肠头。因为带有“享乐”的色彩,解放后就失传了。
  谢伟思会不会吃猪大肠?马家骏提议我征求他本人的意见。谢伟思听说要请他吃《炸班脂》,无比高兴。他说,抗战时他在重庆吃过,好得很。但只是,不要让他夫人知道是什么原料做成的。
  上这道菜时,我们把老厨师周海秋请出来与谢伟思见面。告诉他们夫妇,这是曾经给蒋介石做过菜的名厨,是全国劳动模范。谢伟思大为感动。《炸班指》吃了一份,又加了一份。郑祥文和朱维新大感意外。第二天在车上,谢伟思问他的夫人《炸班指》那道菜好不好时,他的夫人说好极了。但他还是没有告诉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上发表,现在有修改)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6-11 23:13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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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夫人在重庆——《骚乱的重庆》(42)

张光明


  送走了谢伟思夫妇,没过多久就接待斯诺夫人。
  埃德加——斯诺,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抗战期间,以采写延安和八路军领导人为内容的《西行漫记》闻名世界。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2年2月逝世于瑞士。
  斯诺先生逝世后,为了让他的夫人减少悲痛,周总理决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她来华散心。陪同她的,除对外友协负责人龚普生外,还有斯诺的生前友好——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夫妇。斯诺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斯诺夫人的妹妹卡欣同行。
  斯诺夫人在重庆的一个多星期中,郁郁寡欢,不大言语,很难见到一丝笑容。足见其内心的悲痛。在参观《红岩纪念馆》时,他对我国的抗战史料看得很认真。偶尔在本子上记录资料,但难得提出问题。在参观东风机器厂、重庆钢铁公司、歌乐山人民公社、北碚玻璃器皿厂时,也只是简单的说一声谢谢。幸好,陪同她来的路易·艾黎、马海德提问较多,否则场面会显得尴尬。市“革委会”主任鲁大东宴请她,只是礼节性的道声谢意。幸好有其他人插话、讲话,才使得宴会有一点友好气氛。
  斯诺夫人的妹妹卡欣,是个大姑娘了,却还像孩子那么活跃。她姐姐的悲痛,看不出对她有多少感染。在人民大礼堂,里里外外跑,到处都要看个够。到北温泉游览时,吃完午饭转身就不见了。那时,有的地方还有武斗,社会秩序不好,公园游客又多,随时都有出危险的可能。随行的警卫员怕出事,急急忙忙出去找她。有人说她爬山去了。警卫员追赶了几个土台,终于把卡欣追到了。发现她一个人脱了衣裙在草地上晒日光浴呢!一个大姑娘在那里,警卫员是男士,走近她不可以,退下来又担心出事,站在远处观望也觉得不妥当。正在进退为难,卡欣向她招手了,大概是喊他一块晒太阳吧。警卫员不会外语,只好用手势告诉卡欣,叫她不要走开。警卫员满头大汗跑回来,找了个女警卫员上山陪她,才解决了既尴尬又难办的事情。
  斯诺夫人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也是个十分活跃的青年。每到一个参观点他都到处乱跑,眨眼就不见了。经常都要人去找他,否则,离开参观点时就开不了车。因为他对什么东西都稀奇,都要去看个究竟。在歌乐山公社金刚大队参观时,他到农家的猪圈去逗弄一头母猪。须知那头母猪是不能挑逗的,曾经咬伤过它主人。幸好,今天它对这位外国人士客气,不然会弄出事来。他还跑到茅屋上去抓鸡仔,敢去惹农民家的狗。这些都是容易出事故的。假如猪、狗咬伤了他,我们的警卫工作怎么交代!从歌乐山返回时,我与路易·艾黎、马海德夫妇同乘一辆车。因为路易·艾黎和马海德都是定居中国多年的老朋友。有的已经加入中国籍,有的还是中共党员,不必考虑“内”与“外”的界线了。于是,我谈了对克里斯托弗的担心。路易·艾黎说:“你们的担心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发现,你们的警卫人员采取人盯人战术也对付不了这小子。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来修理他一下,让他以后老实点。不然的话,我会像他父亲那样揍他的!”马海德接着对我说:“你放心,路老头管得了他。”果然,从此以后,这位调皮捣蛋的克里斯托弗“老实”多了。
  通常的做法,外宾去武汉,我们把客人送到码头就可以了。但是在“文革”期间,沿江有武斗,轮船上的供应服务无法正常安排,有时我们还得随船照应。这次,就是将斯诺夫人陪送到武汉。外办主任吉振江与我陪送,还有公安局的夏昌华、傅培珍负责警卫,交际处的朱新、李隆富负责生活。厨师也是从宾馆带到船上去的。
  在船上,斯诺夫人仍然闷闷不乐。龚普生决定采取措施:由我去与船长商量,请一位对沿江景物最为熟悉的船员进行解说。要求在解说中,尽量讲一些具有浓厚趣味的典故、传说,让斯诺夫人开心一点。船员选择了风景特别精彩的石宝寨、张飞庙、白帝城、秭归县、黄陵庙、神女峰、三斗坪(日本人入四川受阻地)等等,分别在上午、下午、黄昏时,由龚普生亲自到斯诺夫人房间,把她请出来看风景,听介绍。
  开初一两次去请,斯诺夫人来了,但有些勉强。由于船员讲解富有情趣,景色也确实迷人,斯诺夫人的兴趣也就慢慢上来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她都主动到大厅去坐一坐。我连忙去请解说员,来给她指山、指水说故事。
  为了解除斯诺夫人的忧伤,大家尽心尽力,为的是实现周总理邀请她来散心的目的。(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此次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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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和马海德——《骚乱的重庆》(43)

张光明


  上文讲了,路易·艾黎和马海德,是陪同斯诺夫人来的。在参观重庆东风机械厂时,路易·艾黎对工厂的口头介绍似听非听,不停地拨弄他的两台相机。我问他是否不感兴趣。他说,我更注重自己看,“眼见为实”嘛!参观车间,他就看得仔细了。问了不少问题,拍了不少照片。在参观材料仓库时,对井井有条的材料摆放,向保管员详细提问,仔细记录。并实地观看了保管员“蒙眼发货”的操作表演。艾黎说,我搞了40多年工业管理,知道管理工作的重要。中国的一些工厂办得不好,多数是管理工作不好。这些年,我参观过很多工厂,还没见到那个工厂有这套硬功夫。他还说,他平生不愿当面恭维人,今天是例外。
  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时,艾黎和马海德肃穆专注。看到那些历史照片和实物,便相互谈起了同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触过的往事,表现出敬仰的心情。展室中有一幅照片,画面是一辆大卡车,前进着的车上,站着不少朝气蓬勃的青年。马海德的夫人苏菲说,这就是当年大批青年冲破白区,奔赴延安的情景,她也是在那时去延安的。有人开玩笑说,当时你不到延安,就不可能成为马海德夫人了,大家哈哈大笑。展室中还有一条手工编织的毛毯,艾黎认为,这与他当年在四川(乐山)搞中国工业合作社时织的毛毯差不多。他说,工艺虽然粗糙,但暖和,在抗日战场上很解决问题。于是,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他40年代在成都、乐山创办“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往事。为了办毛纺厂,他们穿草鞋、背夹背,翻山越岭去组织山民养羊,剪羊毛。收回羊毛,再办工厂(可能是五通桥毛纺厂前身),纺毛线,织毛毯,供给前线使用。他说,穿线耳子草鞋、喝凉水,吃“帽儿头”(盛得冒尖的饭),最好的菜就是活水豆花了,油辣子海椒,辣呼儿、辣呼儿的,安逸得很喽!……。一口四川话,很亲切。
  游览北温泉,我们对一般外宾都安排游泳。但斯诺夫人心情不好,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年事已高,天气较凉,便不希望他们下水,绝口不提游泳的事。可大家还在休息室喝茶,马老就偷偷溜出去了。回来时对艾黎说,这里有温泉游泳池,敢不敢下?艾黎说,你这不是新发现,既然是温泉,哪还没有游泳池!主人没安排游泳,分明是见我们老了嘛!我们偏不服老,走,下水去。
  这一来我们慌了。警卫人员赶紧先下到水里,以便适时护卫。可是,两位老人不习惯在别人保护下游泳,谢绝水中照顾,自行往深水区畅游去了。艾黎躺在水面上还端起相机为我们岸上的人照相,好不开心!游泳以后,马海德对我说,不担心了吧?我们是不服老的!
  去武汉,船在万县过夜。快到码头时,听说两个老头要上岸去看市容。抗战时期,艾黎在万县住过,欲旧地重游。但是我们知道,万县当时的社会情况不好。前不久还发生过武斗,码头有尸体。这次有意安排行船在夜间到达,也是为了避免客人上岸。因为没有安排客人上岸,也就没有通知当地外办。我们估计两个老人不会接受我们劝阻,便与船长商量,轮船不靠码头,不让他们有上岸的机会。船长决定:离岸500公尺在江中抛锚。用高频电话通知港口用驳船接送上下旅客,补充给养也用小船送来。两个老人对万县可望而不可及,问为什么不靠岸?船长来解释说,水位浅,靠不拢。没有办法的办法,只好欺骗他们了。
  艾黎带有打字机,一有空就进行写作。他用英文写了《重庆的红岩》、《重庆,1972年春天》、《四川之歌》等三首诗。我们看不懂英文,就让翻译口译给大家听。我用中文把诗记录了下来。
  满有地方风味的《四川之歌》,大意是:
  四川人喜欢的时候就说要得
  不喜欢的时候就说要不得
  曾经有一段时间,
  蒋介石夺取了政权,
  要不得!
  所以他就滚蛋了。
  然后,所有山川河流获得了解放,
  要得!要得!
  旧社会充满了混乱和悲哀,
  要不得!
  新社会有铁路、公路、工厂、公社、学校、医院,
  还有人与人之间新的了解,
  彝、苗、藏、羌都一起参与生活主流
  要得!
  打着红旗反红旗,
  要不得!
  共同努力,团结一致,创造一个新四川,
  要得,要得!
  听了译文后大家非常高兴。有人称赞他是四川通。他摇着头用四川话说:“你们说我是四川通,要不得。要说你们(指大家)是四川通,才要得。你们当面恭维我,要不得。应当实事求是,才要得。你们说我这个观点要得要不得?”
  大家乐呵呵齐声答应:“要得!”“要得!”
  (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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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博士不为难我们——《骚乱的重庆》(44)

张光明


  美国人走了,英国人来了。在紧张中又接待了李约瑟博士一行。但他好像懂得“文化革命”中接待工作的艰难,一点也不为难我们。
  李约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化学家、植物学家、汉学家、中国科学史专家,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吉斯学院院长。抗战期间,他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重庆外交界一位活跃的外交官。他自称是重庆的抗战市民,对重庆有着真挚的感情。他多年致力于英中友好工作,长期担任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在国际间一些重大问题上主持公道,支持中国立场。当时,他的主要精力是编写庞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次到中国来,是为写作收集资料。
  李约瑟来重庆的目的是为其著作的植物部分收集资料,我们便安排他在北碚活动两天,主要参观考察柑桔研究所和缙云山的珍稀树种。
  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李约瑟早早起来,在人民大礼堂内散步,兴致非常的好。刚吃过早饭,他就把他的夫人和助手催促到大厅里等待出发。他说,出门要早、收工要晚,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干活。
  上海牌轿车内空间较小,李约瑟身材高大,斜躺在副驾驶位子上才能勉强伸开腿。一路上,他用中文同我们交谈。路过的地方,如沙坪坝、双碑、井口、施家梁、小三峡等,他都依稀记得。见到嘉陵江上并排架着公路桥和铁路桥时他感到惊讶。他说这两座桥,解放前想都不敢想,是奇迹。
  轿车直抵柑桔研究所。研究所的领导刘保明、沈兆敏把李约瑟一行邀至会议室,边介绍情况边品尝夏橙。这是研究所在“文化革命”中第一次接待外宾,缺乏经验。在那里等待安排使用的副市长段大明,幕后给予了指导。柑桔研究所的同志们从柑桔的历史,原始品种的发现与移植,原始品种的改良与驯化,优良品种的培植,果树的病虫害防治,砧木种植和嫁接方法,试验田的管理,以及如何指导果农获得高产等都详细作了介绍。李约瑟和他的助手鲁桂珍边听、边记、边问。有些搞不懂的,研究所出示图片和资料。问的人问得仔细,介绍的人也讲解得认真。中科院来的翻译,对技术名词困难,研究所的专家叶荫民就做了临时翻译,使得介绍顺利进行。
  情况介绍之后,参观陈列室。几大间屋子陈列的标本,使客人们大为惊奇。李约瑟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多的实物标本。在陈列室里,专家们指着实物向李约瑟介绍:那些是柑,那些是桔,那些是橙,那些是枳。那些是原始柑桔的果实,那些是培育之后的果实。客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在征得主人同意后,还拍了不少照片。参观出来,李约瑟说,过去只看到市面上的柑桔,未看到过体大如球,和体小如豆的实物。过去只知道常见的一些品种,不知原始柑桔有几百种。这次参观,丰富了知识,增加了写书的内容,真是不虚此行。
  标本参观后,又由技术员作嫁接柑桔的示范表演。客人对砧木的培植,为什么砧木要用枳,以及怎样才能保证成活等也问得非常仔细,拍了不少照片。尤其感兴趣的,是用一个胚芽就能接活一棵果树,充分利用母枝。一再说,这种技术不了起。
  下午参观试验田,包括原始材料圃。除了介绍如何防止病虫害,采用生物治虫,防止落花,使之多结果实等技术外,还着重向客人讲解了柑桔的原始祖先在中国的事实。专家介绍说,中国的柑桔传播到国外,经过国外科学家的辛勤工作,虽然培育了新品种,但改变不了柑桔的祖宗在中国这个事实。这些年,有人违背事实,说柑桔的起源中心不在中国,中国只是次中心,这违背了历史。专家说:到底柑桔的祖宗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要用原始柑桔在那里来判断。他们告诉李约瑟,除了研究园里种植的几百种原始柑桔外,该所的老所长、柑桔专家曾勉,还在重庆找到一种新的原始柑桔“狗屎柑”。李约瑟为之折服。他说,通过这些参观、考察,柑桔的祖先是在中国确证无疑。谁要争这个“宗祖权”,谁就得拿出几百种原始柑桔来,否则就别在这上面打什么主意。
  第二天上缙云山,参观了稀有树种“猴欢喜”、“飞蛾树”、“相思树”、“南方红豆杉”等。李约瑟说,四十年代,他到过缙云山。缙云寺的长老请他喝过缙云甜茶。送他的《缙云山志》,至今还保存着。
  在研究所和缙云山活动了两天,李约瑟满载收获,可是我们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却紧张了两天两夜。因为,那时附近还潜藏着武斗呢!(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6-18 00:11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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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张中接待爱尔索普——《骚乱的重庆》(45)

张光明


  专栏作家艾尔索普,是美国政治记者,国际观察家。曾经发表过不少对中国不友好的文章,人们说他是右派。要我们接待一个美国右派记者采访,在《文革》中,可想是多么的紧张。
  1972年的12月底,他俩夫妇在外交部新闻司陪同下来重庆。参观重庆钢铁厂的平炉车间、高炉车间和轧钢车间后,要求采访一个比较落后的人民公社。他说,在昆明,好的公社、比较好的公社都看了。在重庆想看一个差的,对比起来才有意义。乖乖,这不是出难题吗!但是,别人提出来了,你能不满足?于是决定让他去采访歌乐山人民公社,重点是看金刚大队。
  那时讲阶级斗争,讲政治挂帅。重庆没有开放,农村没去过外国人。而且他骂过我们,何况还是个美国右派!干部不肯出面介绍情况,社员想把家门锁起来跑远点。这也难怪,“文化革命”搞得千疮百孔,城市接待尚且不易,何况农村呢!
  针对这种情况,沙坪坝区“革委会”连夜组织公社党委、大队支部进行动员,宣传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金刚大队召开了队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打扫好房子迎接客人”的讲话。学习外交部关于“以礼相待,多做工作,求同存异……”的接待方针。干部思想做通以后,深入到每家每户,做细致工作。反复给大家讲明白:美国人民是好的。通过美国的上层人士,可以作美国人民的工作。艾尔索普虽然骂过我们,但是近年来也讲了我们一些好话。只要他如实向美国人民报道我国农村情况,比我们自己直接宣传的作用更大。
  通过学习和宣传,干部群众才消除了顾虑。在此基础上,公社、大队发动群众大搞环境卫生,整修乡村道路,打扫院坝宿舍,整理猪圈牛圈。同时对社员、儿童进行礼貌教育。
  新闻司告诉我们,艾尔索普的采访特点是谈、看结合,以谈为主,用看的事实来印证谈的内容。我们告诉公社、大队的负责同志,认真准备本公社,本大队的基本情况和各种数据,准备提问。
  艾尔索普夫妇到了公社。党委书记张万才介绍了全公社的基本情况。艾氏夫妇问得十分详细。例如人口出生情况,土地面积,粮食产量,社员分配水平,副业生产,森林面积,水利建设,改良土壤,机械耕作,化肥使用,公路建设,社员住房,生猪奶牛发展,杂交良种,家庭副业,等等。包括每户养几只鸡,几只鸭,几只鹅,几只兔,都问到了,记录了。艾尔索普特别感兴趣的是:人口增长情况和计划生育效果;粮食生产水平和口粮、饲料供给状况;公社社员生活水平。这些问题都是基层干部熟悉的,回答得清楚。
  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艾尔索普歉然地对张万才说:“洋鬼子到中国来,什么都不懂,我又不客气,什么都要问。耽误了你几个钟头的时间,有些对不起。你给我介绍了很多情况,我得到了很多知识,非常感谢。”
  接下来是到大队、生产队实地考察了。他不要大队干部介绍情况,一头钻进社员家中。先到了雷开平家,走进堂屋指着一口大缸,问缸里装的是什么?回答是粮食。艾尔索普亲自揭开盖子来,确实是满缸的稻谷,相信了。又看了雷家的寝室、厨房,和猪圈。随后又以同样方式看了六七家社员。才说:“你们家家都有收音机,都是电灯、自来水,饭菜也很丰盛,说明中国农村的生活确实过好了。”当看到刘纪云家有一头300多斤的“约克猪”时,相信确实有杂交良种猪。接着看了大队改田改土,温床育苗,水库建设,小百货商店,蔬菜商店,大队医务室,奶牛饲养场,集体养猪场。感慨地说,:“你们大队就像一个商业社区,什么都有,人民方便。这个,你们办得到,我们洋鬼子办不到。”
  离开时,他在商店买了六斤水果糖,说是要送给大队的儿童。他亲自递了两块给一个小孩,小孩不肯接受。我怕他把糖果撒在地上让小孩去哄抢,拍照片。孩子们事先都是经过教育了的,肯定不会去哄抢。但是那样,他自己又下不了台,场面便会尴尬。我急忙上前对他说:“孩子们一般是不会接受陌生人东西的。先生的好意,可以交给生产队长转发给孩子们。”他顺势下楼,说:“好,好。”然后把糖果交到生产队长手里。
  对于我们外办来说,这次接待是非常紧张的。在艾尔索普面前,看起来比较轻松,但在外办内部,却紧张得要命,主要是怕在采访活动中遇上武斗。我们认为,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诸如武斗之类,假若让艾尔索普遇见了,看到了,报道出去,外办不好交代,市委领导也被动。为此,市委书记随时要求掌握第一线情况,而当时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唯一的靠电话汇报。公社、大队虽然有电话,但艾尔索普在场,不便使用。附近只有一所林业学校有电话。我们就将接待进度、现场秩序、外宾态度、干部应对、社员情绪等等,每半小时一次,派人骑自行车跑到林业学校,电话传到外办值班室,及时送到书记那里。那天,负责汇报的这个同志骑车跑了十来次,真够辛苦。
  30年前,重庆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讲起来,有些事情近乎笑话,恐怕没人相信。(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杂志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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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什来,我们绷紧了神经——《骚乱的重庆》(46)

张光明


  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访问重庆是1977年。那时“四人帮”刚垮台不久。人们眼中,布什不是普通游客,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头儿。对待这样一个美国人士,上下的都绷紧了神经。
  布什是中国外交学会邀请来的。当时他已经没有官职,属于私人访问。但是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担任过美国共和党主席,担任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且有可能竞选美国得克萨司州州长,还谋求三年后竞选美国总统。正在为以后参加政治活动做准备。
  10月初的一个早晨,布什一行从成都乘九次特别快车抵达。除了他们夫妇外,还有前美国商业部副部长贝克第三,前美国白宫总统顾问伯奇,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利利,以及著名美国广播记者托马斯,《华盛顿邮报》副主编布罗德,《休斯敦记事报》记者昂特迈耶。这些人都带得有夫人。他们计划在重庆参观游览后乘船东下,游览长江三峡。
  市里各个部门都动员起来了。虽然说不上如临大敌,但确实是内紧外松。所谓紧,是紧在三个问题上:一是怕他们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不好回答,二是怕社会上暴露了阴暗面,三是怕随行那位82岁的托马斯病倒了要抢救。据外交学会介绍:托马斯执意要随布什来华,是给布什签了“生死合同”的,“一切后果由其自己负责”。虽然如此,一旦在重庆病倒了,医院的条件哪里能够接纳外国人住院?尤其是托马斯到了西藏之后,身体更加虚弱,成都来电话说,随时都可能躺下。
  针对三个问题我们作了三项准备:以外办为主,在第一线应付客人提问。外办副主任赵贵濂陪同布什,应付布什;我从事过新闻工作,陪同记者,应付记者。以公安局为主,维护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同时,加强随行医护人员力量,随时准备救护。如果病倒了,力争在宾馆抢救,尽量不住进医院的病房。果不其然,托马斯在北温泉午饭后心力衰竭。幸好医护人员得力,现场抢救后立即护送回人民宾馆休息观察。还好,睡了一觉,托马斯还出席了晚上的欢迎宴会。
  其实,布什并没有提什么“刁钻”问题。也没有旁敲侧击打探什么机密。实际上,他们行事相当谨慎,态度也较友好。他们尊重我们的安排,细心听取介绍。在参观重庆钢铁公司时,除了记者关注生产数字外,只问了是否生产高质合金钢和是否生产输油管道的问题。布什本人,布什问的都是工人生活方面的事情。如工厂的工资制度,工人的工资级差,平均工资水平,职工住房分配,有无住房补贴,子女就业是否困难,有没有失业现象,是否发生工伤事故,受伤后如何处理,工厂对工人是否负责到底,等等。这些并非涉及政治方面的问题,工厂负责人都一一回答。
  布什对于打倒“四人帮”感兴趣,但提的问题并不刁钻。比如,他希望谈一谈“四人帮”对重庆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情况。还问:“‘四人帮’干扰严重时,是不是由军队来维持秩序?”“‘走资派’这个词是不是由‘四人帮’提出来的?”“假使‘四人帮’掌了权会是谁来当主席?”“打倒‘四人帮’的那一刹间,人民群众的表现如何?”他对陪同人员回答“打倒邓小平人头落地,打倒‘四人帮’欢天喜地”的说法非常感兴趣,并做出鼓掌的动作。
  布什说,他之所以一再提问“四人帮”的问题,是他和他的朋友原来都认为打倒“四人帮”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是一种权力争夺。来中国实地了解以后才感到,这不是一般的权力争夺,而是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如果不是亲身来体会一次,这些问题从报纸上是弄不明白的。
  布什谈到了他的政治抱负。他说,虽然我现在没有公职,但我还是要参加政治活动。尽管现任美国总统深得人心,但我还是要参加1980年的总统竞选。如果1980年竞选失败,还要参加1984的总统大选。他开玩笑说:“假如我当上了美国总统,我将邀请你们到白宫去做客。到我的家乡得克萨斯州做客。”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他当了总统之后,何曾实现他在重庆的诺言?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那一个不开空头支票!
  《华盛顿邮报》副主编、政治记者布罗德夫妇,对我国的婚姻制度,婚礼方式,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感兴趣,询问了一些问题。《休斯敦记事报》记者昂特迈耶问路边的防空洞,是不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是不是敌人的飞机来了人们就躲在这些洞子里边。这些防空洞现在还有没有用处。他们都表示:重庆有山有水,风景秀丽,为什么不多让一些外国人来旅游,好让更多的人认识重庆,了解重庆。
  在朝天门码头送走了布什一行,我们这些接待人员才轻松下来。回过头来一想,情报头子也罢,卸任外交官也罢,美国记者也罢,其实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只不过那时重庆没有开放,重庆这个被搞乱了的摊子还没有收拾好,自己心头紧张罢了。(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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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外逃摔死我先知道——《骚乱的重庆》(47)

张光明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我是在接待外宾中先知道的。那是1971年的9月下旬或者十月初。东南亚某国共产党中央秘书从南方来重庆。此人曾在重庆学习和生活过,语言无障碍,无须翻译,外办安排我去接待。
  我在菜园坝火车站首次见到他时,一双解放鞋,一顶蓝布帽,一身毛制服,独自乘火车从南方来到重庆,压根就没有人看出他是个外国人。
  秘书这次来重庆,没有参观游览要求,也不明白他有什么事体。我甚至不知道他来重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只带他到几个公园走了走。因为是秘密外宾,上级不交代,外宾不透露,我们也不能够去打听。他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房间里。我只在吃饭时去陪他进餐。
  一天傍晚,饭前我俩在宾馆房间小坐。房间有苏制大收音机,可以接收中短波(当时民用收音机不能接收中短波,宾馆是外宾使用,中短波功能没有去掉)。他听着英语广播,突然紧张起来。越听越紧张,越紧张越专注。听完后,他瞪大眼睛问我:“听清楚了吗?”我摇摇头,说我不懂英语。他又问:“你真的不懂英语!”我说真的。他说,外电报道说,你们党中央出了大事件,你知不知道?你们传达了吗?我忙问,什么大事这么紧张,我没有听到什么传达。
  因为是兄弟党的同志,他也不转弯了:“你们的副主席林彪跑了,乘飞机往北方跑了,可能是逃往苏联,在蒙古摔得机毁人亡。”
  这个突入如其来的消息,使我非常震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党中央的副统帅、毛主席的接班人跑了呢?我冷静了一下说:“这个不可能,一定是外国电台造谣!”我解释说:“你也知道,外国电台惯用造谣中伤的手法制造混乱,不是也有造你们党的谣言吗?这样的消息不可信。”他说:“但愿如此”。
  话是这样说,我还是把这事情牢牢记在心里,准备晚上向领导汇报。尽管这是听来的,但它是外事活动中的一件大事。
  吃晚饭时,他又说,你注意一下,看看你们党内有什么传达,如果有,最好向我通报一下。我无法表态,只好点了点头。饭后他又说,外国电台要造这么大的谣言,造得这么具体,似乎不大可能。你们不是常说“无风不起浪”嘛。我们边走边说,又回到了他的房间。我准备再坐一会就离开。
  停了一会,他又打开了收音机,仍然在听外语广播。这次他听得更认真。听完之后又说,这是另一个国家的电台,法语的,还是报导这件事,这次听清楚了,飞机摔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他用茶水在桌子上写了“温都尔汗”这几个字。他说这是译音,不一定准确。
  我坐不住了。我立即向他告辞,一口气跑到办公室,找到外办主任吉振江,向他汇报了情况。吉振江也敢不相信这个消息,但按“外事无小事”原则,他立即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刘述明作了汇报,然后,一层一层,口头汇报到市里最高领导。
  第二天上班,吉振江向我传达了市委第二书记鲁大东的指示,大意是:(一)外宾反映的外电报道,市里无任何人知道,也不能向省里和中央去询问证实,只有按组织原则层层汇报上去。(二)不管是真是假,这一消息关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已经知道的人以外,不准任何人向外泄露。要求我以党性保证。(三)让我以个人名义,委婉地告诉外宾,请他在中国境内,不要向任何人流露没有证实外电报道,以免造成混乱,希望他理解。(四)由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原原本本整理成书面记录,以绝密文件上报到四川省外办。并交待我:上报材料必须由我亲手抄写,亲自封发,不准打印,不准留底,不准第三人接触。如有泄露,将受严厉处分。
  我根据这些指示,小跑到人民宾馆与外宾交谈,请其不要外传。然后小跑回到办公室,写好材料交领导审阅,当着他的面装进信封,封好封口。再到机要交通站,将信件交给值班人员,守着他写好外封套,当面进行铅封,告诉他必须当天送到成都。机要交通员立即改着军装,带上武器,乘专用军车牌照出发。
  回到办公室,我给省外办主任挂长途,告诉他有重要文件,军车专人送达,请他本人亲自签收,不可以让秘书人员处理。并告诉:这是市委第二书记交代的。省外办主任是一个姓司的政委。他已领会到事关重大,没有问文件内容。当晚,司政委亲自来电话说,文件收到,已立即原件送达省委主要领导。
  第二天,我在送走这位外宾时,再向他婉言提出不要外传的希望。他说,我以后又听了几家外电的报道,似乎可以证实。这对你们党和国家的关系太大了,我不会随便告诉任何人的,包括下一站接待我的领导人。总之,出境之前不再谈这件事,除非得到贵党的正式通报。他还表示,在没有正式得到中共方面的通报之前,即使回到国内,也会注重中国同志的忠告,不传播,不张扬。他还开玩笑地说:我估计,你提出的忠告,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意思。我默认了他的猜测。
  事过之后,我天天注意中央“两报一刊”的宣传动向,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捕捉“珠丝马迹”,以求证实林彪出逃的消息是否真实。我发现,中央报纸上,对于林彪的消息看不到了,有些提法也没有了,颂扬他的词句在报刊上消失了。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听到了中央文件的正式传达。
  后来知道,这位才华出众,精通几国语言的友党秘书,在战场上牺牲了。(本文曾在《重庆与世界》发表过,此次有修改)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6-21 19:50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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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毛泽东,烧香引出鬼来——《骚乱的重庆》(48)

张光明


  在社会混乱、思想混乱、工作混乱的年代,外事工作极其难做,地方外交官极其难当。扣帽子,胡整人,家常便饭,做工作总是提心吊胆。尽管我处处小心,在“四人帮”垮台前后,还几乎成了牺牲品。
  事情得从头说起。1974年,经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批准,国家投资在重庆市的长寿县兴建四川维尼纶厂。既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又聘请外国人安装调试。外办从选址开始,就介入了这个涉外项目的工作。
  四川维尼纶厂的机器设备从法国和日本引进。供货公司从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奥地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聘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安装、调试。这些人在现场达三年之久。
  一般来说,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在生活作风方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某些西方技术人员就不同了。在“文革”混乱期间,有的人调戏良家妇女,勾搭不良女子,嫖“暗娼”,弄出一些社会问题来。
  还有人猥亵女青年,侮辱女职工。比如乘电梯时,借故看毛主席像章,模女青年乳房;女服务员为其打扫房间时,强行拉住亲咀;上下班乘车时,掀开女司机后背衣服解胸罩扣;有妇女从宾馆外过路时,故意站立窗口对着妇女撒尿……。这些下流动作,引起了职工的严重不满。
  更有甚者,有的人到市里休假,住了房间,吃了酒饭赖帐。他们在付款前,要求先看看发票,发票到手便扬长而去。服务员追上请他付钱,竟然倒打“钉扒”说:“我付了钱啦!如果我没有付钱,你怎么会把发票交给我?”
  这些表现,反映到我们外事部门。外办主管的副主任,害怕影响工程进度,害怕得罪外国人,不敢管理,也拿不出办法来。市里主管的有关领导老于世故,不予表态。北京进口这个项目的公司鞭长莫及。
  出于民族自尊心的驱使,我多次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不能以人格尊严为代价,取悦于这么几个捣蛋的外国人。我认为,你越是不敢管理,他便越是捣乱寻开心。只要我们态度鲜明,指出问题,加以忠告,他们是不敢为所欲为的。然而,没有那位领导敢表态。
  进口项目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审批的,作为公民,我有权向上反映。于是我按照《党章》规定,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指出问题,提出加强管理的建议。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达党中央手头,也不知道毛主席病情严重,我只希望引起中央注意。
  过了两个月的样子,领导通知我到人民宾馆去见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崔群。到达后,发现还有四川省外办副主任武克亭。他们告诉我,我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经过华国锋批给中央政治局传阅了,并指示外贸部和四川省联合调查。他们代表外贸部、四川省来重庆主持调查。已经到维尼纶厂去过了,并且有了处理意见。现在找我谈话,是对我反映问题的答复。
  他们扳起一付面孔,气氛相当严肃。核实的结果是什么,不给我谈。如何处理那些问题,不给我谈。实际上,只是给我打个招呼。
  我摸不着头脑,回头去找市里主管外事工作的两位主要领导。因为我写给毛主席的信在寄出之前,分别给他们看过。当时他们表态说,这是行使共产党员的权利,应当这样做。可是现在,一个主要领导推诿,一个主要领导竟然否认,说:“你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怎么会给我看呢?你记错了!”领导赖帐,我哭笑不得。
  按说,两位领导这样不光明磊落,我应为尊者“讳”,不把它讲出来。可是我还是在这里讲出来了。我这不是揭底,而是想要说明:高级干部演《官场现形记》,昧着良心保纱帽,也是“文化大革命”逼的,是出于无奈。
  过了半月光景,中央转发调查报告的红头文件下来了。调查报告是精心制作的:对于我反映的问题,全都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说我反映问题是出于好意,是履行共产党员的权利,对改进外国人管理工作有推动作用。但就是不肯承认我讲的是不是事实。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一竿子打在邓小平头上。大意是说,涉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造成的(邓小平复出后这时又被打倒了)。显然,这是一个欺上瞒下的应付文章。
  文章尽管如此,但在维尼纶厂现场,对外国人的不良行为,采取了一些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大多是我在信中提到的建议。我的建议成了他们的办法。这样,外国人放荡不羁的行为收敛了,恶作剧不搞了,流氓动作没有了。这说明,那几个捣乱的外国工人也是欺软怕硬的,你对他敲打一下,他便不敢了。你放任不管,他就捣蛋。
  维尼纶厂的问题解决了,可我的问题却来了。“四人帮”倒台后,机关开展“整党整风”。有人抓住我的信在中央政治局传阅时,王洪文批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情况如此,真是丧权辱国”。抓辫子的人说,王洪文批的话是对我的支持。我这就投靠了“四人帮”。要把我打成“上了贼船”的什么分子。维尼纶厂领导人在报纸上写批判“四人帮”文章时,对我影射,进行攻击。
  山雨欲来风满楼。机关有人对我发难,外办领导便集体找我谈话,说我这封信是严重政治问题。随即,发动群众对我进行围剿。我白天工作,晚上写检查,星期天也在办公室写交待材料。
  一个星期天,不久前才来重庆任第一书记的钱敏,饭后散步来到我们办公的二号楼。他见我星期天中午都没回家,问我是不是有重要外宾要来。我把逼迫我写检查的事说了。他的秘书胡培荣一旁给我抱不平,道冤屈。钱敏说:“王洪文当时是中央副主席,在政治局传阅的人民来信中批一句话,这是工作关系嘛!你的信是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又不是写给王洪文的。这跟‘四人帮’怎么联系得上?!”他问我有没有讲假话?我说我的信和他们的调查报告,市委有正式文件,可以调出来查对。钱书记叫我别背包袱,先回家休息,他来过问这件事。
  多亏第一书记主持公道。钱书记过问之后,找我集体谈话的领导,执意要整我的人,马上态度大转弯,于是,我才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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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积案,为“文革”擦屁股——《骚乱的重庆》(49)

张光明


  逮捕“四人帮”的消息,我是听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传达的。当时我在成都,等候副省长审批两个文件。
  “四人帮”垮台皆大欢喜,但留下一堆涉外积案要收拾。为朝侨尹明珠做善后工作,就是我遇到第一件擦屁股的事。
  清理阶级队伍时,重庆进行大逮捕。打击坏人的同时,也搞了冤案。个别外侨也未能幸免。
  尹明珠是有名的牙科医生,日本占领朝鲜时就来到了中国。解放前,他在一个陆军医院工作,孔祥熙、宋霭龄、孔令仪都找他治牙镶牙。重庆解放时,他没有随军医院去台湾,留在重庆开了个《平壤镶牙所》。他对他的祖国忠诚,对他的领袖拥护,对中国人民友好。是个合法侨民。
  可是在“文化革命”中,却出了一条关于他的大新闻。社会上传说,《平壤镶牙所》是特务活动据点。说他将一个婴儿尸体的肚子掏空,将大批情报资料装进肚子运走,在火车上被抓获。谣言自然是编造的,但他确实被投进了监狱,关到“文化大革命”末期。
  一天,一个高高大大的老人走进外事办公室。问:“请问这里是不是重庆市外办?”我抬头一看,认出他是尹明珠。一坐下,他就爆炸了火药桶:“你们中国政府到底讲不讲侨民政策?你们过去口口声声说的中朝友谊,现在还作不作数?”语调充满敌意。
  我给他泡了茶,请他慢慢谈。他一口气谈了五个问题:第一,几年前说他是特务,把他抓了。现在才不明不白地放出来。抓的罪名是特务,放的原因是什么?糊里糊涂抓进去,不明不白放出来,这不行,应当做出结论。如果不做出结论,他无法向朝侨交代。第二,要求归还领袖照片、书籍,不仅是归还,要赔礼道歉。否则,他将请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第三,要求归还个人财产。被捕以后,他的诊所被查封,房屋被侵占,存款被扣押。要求归还房屋,归还存款,惩处违法人员。第四,要求恢复开业,继续合法行医。第五,要求回国探亲,寻求外交渠道解决问题。
  我想,如果尹明珠反映的问题属实,他的要求当然是合理的。他提出以“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严重。
  我告诉他,我国的侨民政策没有变,中朝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世世代代都要友好下去。所反映的问题,将以最快的速度,负责的精神,向首长反映,通过有关部门调查以后,尽快答复。
  送走了尹明珠,我坐下来考虑如何处理这个棘手案件时,他又返回来了。他说:“走得匆忙,忘记了向你说谢谢。”然后一鞠躬。我有些诧异:进来时气势汹汹,现在又彬彬有礼了。我还没有发问,他自己说了:“我看你们外事部门与别的官员不相同。你们能够耐心听我把申诉讲完,这就不简单。”我把他送出大门外,告诉他:尽管有这样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仍然应当以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
  尹明珠反映的问题太严重,需要认真核实后才能向市委汇报。当天我就去市公检法军管会,找到相关的一位处长。处长立即布置一位科长进行调查。
  三天后,这位科长来到外办,简报了尹明珠被捕的情况:前几年,我国东北出了一桩多人企图出逃事件。居住东北的个别朝族人介入其中。案发前,有人来动员尹明珠。尹明珠认定反华没有好结果,拒绝参与活动。但来人在他家住了几天。后来,当地案情暴露,在其家中住过的人,供出了尹明珠,故而涉嫌遭到逮捕。现在查清他与此案无关,释放出狱。
  公检法军管会称,尹明珠释放出狱后,善后工作已经抓紧进行。无罪释放的法律文书即将送达本人。留存的照片、书籍立即送还,并将进行道歉。房屋、存款立即交还给本人,并将对私自占领其财产的违纪人员进行处分。行医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即将归还……。
  我们将尹明珠提出的要求,连同公检法善后工作进展情况,一并向市委汇报。市委决定由外办与尹明珠谈一次话。
  正准备通知他时,他主动到外办来了。这次他是来致谢意的。他说,无罪释放的法律文书已经送到他手中,违纪人员已经上门道歉。照片和书籍已经送回,房屋和款项已经归还。他对这样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我说:“你上次提出的五点要求中,只有两点没有落实了:一是诊所恢复开业问题,二是回国探亲问题。现在我明确告诉你:你的行医许可证仍然有效,工商执照没有吊销,随时可以恢复营业。至于探亲问题,你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不愉快事件,心情需要调整,身体还需调养,诸多事情须要料理。久不开业,病员也一定不少……。尹明珠不等我把话说完,就立即插话:“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必要回国寻找外交途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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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皆非的“文革”奇案——《骚乱的重庆》(50)

张光明


  归侨青年×××,六十年代初回国求学。从初中到高中,都在重庆一所中学读书。“文革”初期,他的同班同学弄来一套西服,叫他拿到委托行帮忙寄卖。委托行有协助查获赃物的义务,发现西服口袋里边写的名字与他的学生证不符。问他是谁穿的?他不明问话的用意,也不懂委托行的职能,随口答应是自己穿的。委托行叫他过几天去拿钱,随即向公安局报告了。正好,此前有一桩盗窃案,被盗物品中有西服等物,且姓名、商标与所卖西服相符。于是,他被派出所收容。
  没有几天,公检法机关被砸,派出所被夺权,办案人员“靠边站”。收容的这个嫌疑人,既没有人讯问,更没有人结案。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被收容,他本人不明白,夺权的造反派也不明白。托他去卖赃物的同学见他出了事,躲了。就这样,这个归侨青年便从派出所移送到区看守所,区看守所又移送到市看守所。
  关了六年,看守所清理积案中发现他不是盗贼,要求家属去领人,可他没有家属。通知学校接人,学校没有复课,不予理会。看守所把他放了出来,告诉他“爱到那儿去那儿”。
  关押在看守所时,吃的、穿的、盖的、用的都是牢房提供。出了牢门,囚服收回了,盖的不能带走,身上只有一件背心和一条裤衩,冷得发抖。他跑回学校寝室,原有的钱财衣物在大串联中,早被外来人员洗劫一空。学校里找不到老师,也找不着同学。万般无奈,只好到一个归侨同学那里求助。同学是女单身,扔给他一条床单,让他在屋角对付了一夜。
  那年是严冬,难得见到下雪的重庆却雨雪霏霏。我们办公室里升起炭火都有寒意。突然,一个穿着背心、内裤的青年闯进办公室来。他皮肤发紫,牙齿打颤,瑟瑟发抖。门口还站着一个衣服单薄的女青年。我连忙把他们叫在火盆边坐下。倒了两杯开水递过去。
  女青年先开口。她说这个人是昨天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在国外时她们是邻居,回国后是同学。但她自己单身一人在重庆,没有衣服提供给他。国内没有亲人,国外亲人联系不上,只好来找政府,希望得到帮助。我顺手拿了两块开大会拉横幅的红布,折叠起来拿给青年裹上。
  我知道,归侨青年回国读书是周总理号召的,弄得不好会造成不良影响。当前最主要是解决他的吃饭、住宿和穿衣问题。
  事情与公检法军管会有关,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要了一辆车,把他们拉到公检法军管会附近的“川江旅馆”。给他要了一个单间,让他盖着棉被睡在床上,告诉他别出街。我吩咐旅馆服务员,三餐饭送到房间,一切费用由市里结算。
  安顿之后去找公检法军管会,商请军管会拿钱给他买棉衣裤、绒衣裤、单衣裤,垫的盖的,并结算住旅馆的费用。然后去到市委统战部。
  统战部的吴志平说,他们正在清理在渝归侨青年的下落,到处找不到这个人。现在冒出来了,真是求之不得。为了解决他的吃住问题,他答应暂时把他安排到“老君洞”的棕绳麻绳生产自救小组。这是由和尚、尼姑创办的集体事业单位。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国家不征税,政府不补贴。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倒也没有嫌弃他不懂技术吃闲饭。
  生产自救人员有饭吃,有住处,但没有工资,业务好的时候偶尔发点津贴。一个公子哥儿哪里过得了这种清苦生活?
  他试探着给国外的父母亲写信。谎称:这些年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与家里通信。现在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一家工厂,已经参加了国家建设。如今年龄大了,谈恋爱了。女朋友提出结婚,希望父母给以帮助。父母得信后,见儿子学业有成,已经成了祖国建设人才,而且又要结婚,好不高兴!陆续给他寄来了金钱和物资。从此,他白天在破庙里上班,晚上在破庙里住宿,星期天进城上馆子,又过起了少爷生活。
  重庆对外开放了,他的大哥从法国顺道看望这个“已经成为建设人才”的弟弟,和“即将过门的弟媳”。大哥好不容易在破庙里寻到弟弟时,他正在跟和尚、尼姑一起搓麻绳。十分尴尬的哥哥见他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建设事业”,问他怎么回事?他才不得不老实告诉写信是为了骗取金钱。大哥问他为什么会搞得如此狼狈?他说他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好多年,才放出来。问他为什么蹲监狱,他耻于谈(替人)销赃的事。大哥误认为弟弟不是好人,气愤之极,掴了他几个耳光,骂了句:“我家出了你这个败类!”忿忿走了。从此家里与他断绝了的联系。
  当我们和统战部知道这一情况后,利用外侨子女招工指标,把他安排在一家塑料厂做了正式职工。动员他向父母写信讲明原委,家里谅解了他。随后他去了东南亚。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6-22 21:56重新编辑 ]
  
  
  

 
 
顶端 Posted: 2011-06-21 19:51 | 4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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