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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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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交待”出牛棚——《骚乱的重庆》(31)

张光明


  从鱼塘边回来,三个工人径直上了二楼。他们叫我回房间,不要随便讲话。如果“斗批改组”问,就说是工宣队找谈话去了。
  李定胜已经睡了,其他房间的人也睡了。值班室灯亮着,没有声音。我向工宣队吐了心里话,轻松了许多,没脱衣服便倒头睡在被盖上。
  在深深的睡意中,有人摇我的手臂。睁眼一看,是工人师傅。他拉起我就往二楼走。到了楼道尽头,进入周政委的房间。屋子里满是烟味,我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周政委和颜悦色地叫我坐下,说:这么晚找你,是想再和你谈一谈。这里都是工宣队和我们军队的,没有地方的人。你不用顾虑,也不要隐瞒真相。请你把刚才给工宣队谈的情况再向我们大家谈一次。我们大队的古团长也在这里。你必须讲真话,不许讲假话。只有讲真话才能救你自己,如果讲假话,你自己吃亏。
  我提起精神,把刚才在鱼塘边讲的情况,原原本本重复了一遍。某些细节,讲得更详细更具体。我认为把问题说清楚了。但我觉得关于派性方面还应当补充些情况。于是又把他们如何逼迫我写批判(工总司)陈世朴、沈世鸣文章,我不写,违背了机关造反派的意愿,从而矛盾更加激化的过程也说了出来。
  周政委问他们几个人:“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都说是清楚了。周政委对我说:你现在下楼睡觉去吧。你把今天讲的内容在脑子里系统一下,可能还得谈一谈。什么时候谈,等我们通知。去吧,安心睡一觉。我离开周政委办公室时,时针已指向夜里三点半。
  第二天下午,市人委办公厅全体会议。我们重点人头也参加。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除中队的三个军代表和工宣队10个人全部到场外,大队学习组的军代表也有人来参加。差不多有七八个穿军装的。
  “斗批改组”的副组长照例说了个开场白。他说:今天这个会,我只是奉命通知。什么内容我不知道。现在人都到齐了,请周政委作指示。
  周政委站起来,劈头几句就不大客气:那来哪么多“指示”?“指示”什么?哪个能够真正听上级的指示!然后,他面向大家:今天这个会,没有别的内容,就是让张光明同志交待问题。不是说他非常顽固吗?一个字都不写交待材料吗!这几天,工宣队的同志找他谈了话。我们中队和大队的古团长也找他谈了两次。他对一些问题,给工宣队、给我们军代表,做了比较详细的交待。他是你们单位的人,也应当向你们大家做出交待。我们就是要抓这个典型,要攻破这个所谓的顽固堡垒,看看他是怎么个顽固法。是不是应当作为重点对象来审查?是不是应当对他继续批判?我们觉得,张光明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所以也把大队的领导和学习班的领导请来了。
  周政委这才问陈自忠:“陈主任,你是‘斗批改’组长,事前没有和你通气。你看这样行不行?”陈自忠答应“行!”。
  这时周政委喊我:张光明同志!现在该你向大家交待了。就像给工宣队谈话一样,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好吗?我点点头。
  我站起来准备说话,古团长做了个手势:坐下说,坐下说。不要人人都搞得一副挨斗的样子。于是我原地坐了下来。
  我先检查交待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重庆大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再将与余跃泽的工作关系作了交代,并批判自己路线觉悟不高,曾经保他逃避红卫兵批判的错误。同时说明市委财贸部用两个干部与《大公报》把我交换来的真像。澄清我是用“两个处长换来的”来龙去脉。
  然后我说:“我到市人委办公厅时间不长,同志们对我不够了解,可能有些误传,以下我着重澄清三个问题。”
  我说第一,关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问题。我的家庭是小土地出租者,我本人是学生成分。解放前,因为我父亲老年多病,母亲是小脚,我自己还没有成年,几亩薄田租给别人实行产量分成,土改时定为小土地出租,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可以作证。我本人解放前三年一年多读书,一年多当童工。但因做童工的时间没有延续三年,土改时按政策划定为学生成分。我家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我现在会写点文章,不是解放前读的书多,而是参加革命后组织的培养和刻苦自学。我是本地人,只要派两个人,用三天时间,花50块钱的路费,就可以到我老家查清楚。
  我又说第二,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与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解放初期,曹荻秋在重庆当市长,当市委书记时,我还在农村搞土改,在工厂当秘书,哪有条件攀得上这样大的干部?有人把我和曹荻秋捆绑在一起,怀疑我是他的黑线人物,恐怕是出于某种误会。事实是这样的:前年我在“革委会”秘书小组任副组长时,上海曹荻秋专案组来人,查阅曹荻秋在重庆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他们重点要查的是当时出版的《重庆工商》杂志。《重庆工商》是由重庆工商联主办的,已停刊多年。我当记者时,保存有全套杂志作为资料。上海来人时,正值枇杷山地区武斗。来人在学田湾招待所住了很久,过不了枇杷山地区就去不了工商联。他们来向“革委会”借钱粮路费。我在批钱粮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就把我自己保存的杂志拿到办公室来供他们查阅。这是工作问题,不是我和曹荻秋有何个人关系。完全扯不到黑帮黑线问题。这是一套公开出版的杂志,并不是曹荻秋的什么档案。要弄清楚这件事情非常简单:第一,上海同志来查阅杂志时,王永熙同志帮助他们一起查阅过。王永熙就坐在这里,如果他良心没有泯灭,应当不会记错。第二,这套杂志摆在我办公桌上一两个月,看见的人不只一个两个。可以打电话给现在秘书小组的陈本华,他是军人,相信他不会讲假话。第三,这套杂志是统战部周永林处长送我的。他现在统战部学习,离这里只有一个球场坝,半个小时即可核对。第四,杂志还在我家中,可以派人去抱来看,是不是曹荻秋的档案。
  我再说第三。常芝青是《大公报》党组书记、总编辑。曾经是我的上级领导。廖井丹虽然是长寿人,但我们并不认识。抗战时期,他们是革命根据地《晋绥日报》的负责人。《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给他们两人为主的编辑记者谈的。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我要给他们涂脂抹粉。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起这一事情的呢?那是前年,高炮师宣传科长张陵秋在“革筹组”支左时,布置我们通读《毛选》,一人精读一部分文章,作为重点发言。我分配到第41-50篇,其中就有毛主席《给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这篇著作。我在中心发言时,谈到了常芝青、廖井丹的名字。这是作为学习这篇文章的背景来理解。既没有吹捧这两个人,更没有诬蔑毛主席。而且,常芝青、廖井丹现在并没有被打倒,都还在中央工作,都是不小的领导干部。用不着我来替他们涂脂抹粉。主持通读《毛选》学习的张陵秋就在本市,听我发言的蒋元春、李宁才、王永熙也在学习班,即刻就可以调查清楚。
  我的交待是说明事实真相,澄清“小字报”对我的栽赃陷害。中间没有人插话,也没有人起哄。讲完以后,周政委问大家有何意见和问题。没有一个人回答。又问陈自忠和“斗批改组”的其他人,回答都说没有问题。然后他再问两派的头头,也没人吭声。周政委说:“刚才张光明说在座的有人知情,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呀?如果有,站起来说,证明一下嘛!”没有人吱声。周政委对陈自忠:“听说有个王雨西是同张光明一起工作的,在不在呀?”陈自忠说:“是有一个王永熙,来了的。”随着喊道:“王永熙,周政委喊你哪!”王永熙站起来,但没说话。周政委问:“你是知情者。你说说看,张光明刚才讲的是不是事实?你大胆地说,但必须实事求是。”王永熙说:“他讲的是事实。”古团长插话:“哪你现在还有怀疑没有?你所怀疑的问题,张光明说清楚了没有?”王永熙低声说:“他说清楚了。”
  周政委反复询问大家之后做了结束讲话。他说:办这个“清队”学习班,目的是清查坏人,不是整好人。清查坏人也是治病救人,不是胡乱打人骂人。我们军队和工宣队的目的是促进团结,不是促使分裂。是要解放一大批干部,不是要把水搅浑。是要使工作逐步走上正规,不是揉成一团乱麻。可是,有的人还没有看清这个形势,以为还可以乱搞、胡来。趁此机会整人,发泄私愤,搞派性。你怀疑别人可以,但要出以公心。没有依据,凭空栽赃陷害,无端怀疑别人,这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为了防止继续有这种行为发生,从今天起,所有重点对象的材料都要跟本人见面,不准蒙在鼓里审查。至于张光明这个同志嘛,是继续作为重点呢还是让他出来工作?你们“斗批改组”研究,给中队一个答复。现在请大队领导古团长讲话。
  古团长说:我就一句话,哪个再用派性整人,用小字报暗地整人,背着别人栽赃陷害,我们就对他不客气,不信你试试。我们在云南是不怕派性捣乱的,到了你重庆也不怕用派性搅浑水。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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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队工作的日子——《骚乱的重庆》(32)

张光明


  我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从内心里敬佩工人的胆识和策略,他们暗中解救我而没有露馅。我也感激军队干部的魄力与公正,他们给了我一个澄清嫌疑的机会,压住了那股邪气。通过我这个被派性陷害的典型,使军队干部看清了机关里暗地整人的手段是多么狠毒。因而决定把重点人头的材料通通向本人公开。从而解救了一大批干部。事实上,能够在办公厅工作的干部,祖宗八代都是被审查过多次的。稍微有点问题的人早就踢出去了,哪里还有“三种人”留到现在来清理?
  我被“解放”之后,陈自忠代表“斗批改组”找我谈话,要求我丢开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计较个人恩怨,搞好团结。同时表示立即联系我回“革委会”秘书小组去工作。我说,恩怨可以不计较,团结一定要搞好,但是我不愿意回秘书小组了。既然我离开了是非之地,何必又去陷入是非呢?陈自忠说,那就留在“斗批改组”整理重点人头材料吧,我也不干。因为我认为,“造反派”带着有色眼睛看干部,“洪同县里无好人”。重点人头的每一份材料都可能掺合着派性。我陷进去不会有好结果。
  叫我走我不走,留下工作我也不干。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学习。过了一天,陈自忠叫我到周政委那里去一趟。周政委说:“你不愿意回秘书组,不勉强你。但是你不愿意工作可不行。现在大队要你去工作。我跟古团长商量了,你去大队之前,先在中队工作一个短暂时间。等这一个阶段的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回大队。”我服从了安排。
  当天,张英瑞就来找我。说是大队叫他给我安排住处,叫我马上搬到前楼去。他还告诉我,周政委与古团长是老搭档,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政委,其实都是大队的领导。因为两个办公厅和民政局的派性太重,所以亲自来兼任中队长,亲自抓这个重点。这样,我才明白了“一起回大队”的含义。
  自此,我住在大队,上班在中队。大队与中队一个在前楼,一个在后楼,都在党校院子里。
  上班后,周政委说:“中队现在没有地方干部工作。周炳林虽然算中队干部,但实际只抓市委办公厅。他刚刚解放不久,还不能大胆工作。本来想把陈自忠调上来,但放下市人委办公厅又不放心。中队的几个单位,两派对立情绪很大的是民政局,那里是一块坚冰。你就去联系民政局,多做些调和工作。”说罢,他把我带到民政局学习的地方。把我介绍给他们说:“张光明同志现在已经调到大队部,派到我们中队来,负责联络你们民政局。你们在学习中,有什么情况就向他反映,他带回来和我们研究。”
  从这天开始,我基本上就在民政局的圈子里活动。为了观察如何才能溶化这块坚冰,开会、学习我都和他们在一起。民政局的基本情况是:就人数来说,“反到底”观点的人多,但是没有掌握到实权。而“八一五”观点人数虽少,但掌握了印章、保险柜和钥匙。收发文件,领发工资,代表民政局出外参加会议,都是他们。局一级的三个领导干部,一个是“市革委会”常委,不来参加“清队”。一个在襄渝铁路民兵师工作,不在这里。只有一个王际法,受一些人拥戴,有一些人又不信任他。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要化解两派矛盾,关键在于做通少数人的工作。我劝说他们从长远出发,顾全大局,有文件大家看,发工资大家通气,处理事情一例对待。机要秘书是“斗批改组”成员。她经管公章、钥匙、保险柜,关键人物。我劝说她站在“斗批改组”的立场,公正对待全局同志。她是比较老的党员,能够顾全大局,把中央、省、市文件拿到会议上来宣读,把发工资的事情,交给两种观点的同志共同去做,不论那种观点,要开个证明,盖个公章什么的,都一视同仁。我也做另一些人的工作,要求他们凡事朝前看,不要清算过去的老帐。对于重点人头,一派观点的人头特别多,另一派观点的没有几个。一部分群众认为是对本派的压制。根据周政委指示“将‘梳辫子’材料与本人见面”的精神,由“斗批改组”与他们谈话,逐步澄清了事实,去除了怀疑,就把大多数人解放了出来。在整个形势都趋于缓和的情况下,对立情绪慢慢减少了,坚冰开始溶化。
  因为采取了材料跟重点人头见面的措施。一中队四个单位的怀疑对象所剩无几了。造反派没了斗争对象是过不了日子的。不知是那里决定,把两个办公厅的厅一级干部,和个别市一级领导又弄到这里来。市委办公厅的有秘书长王若,办公厅主任李止舟。市人委办公厅的有副市长段大明。这三个大人物一来,一中队又热闹了。
  有一天,周政委回部队去了,中队的事托付给周炳林。我给他反映,建议把王若与李止舟分开各住一个房间,并劝阻造反派不要搞恶作剧。周炳林说,不会出问题的。还是等军代表回来再调整吧。可是,就在当天夜里睡觉时,王若把携带的小剪刀插进落地插座里,触电自杀了。
  一个叫王天其的干部,星期六回家过周末。因为历史嫌疑,半夜深更还在思考问题,迟迟不睡觉。爱人不知道他心里有事,埋怨了两句。第二天一亮,没到归队时间就回到了学习班。我碰见他,问:“怎么这样早就回来了?”他气咻咻地说:“不想活喽!家里都容纳不下喽!”我预感到他也会出事,周炳林说:他那么点事就会出问题?开玩笑!”殊不知,王天其下午便跳了楼,脑浆迸裂,当场死亡。
  那个阶段,学习班自杀成了一股风,有好多悲惨的场面。统战部一个人自杀,夜晚溜出寝室,跑到养鱼塘边,拣了好多石块揣在裤兜里、衣兜里,再将一块石头系在自己颈子上,走进鱼塘扑在深水中,沉入塘底溺死了。党校一个木工,历史问题交代不清,受不了折磨。夜里溜到木工房,开动电门,把脑壳伸向圆盘锯。脑袋锯成了两半,血液和脑浆飞溅到几公尺外的墙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有人发现锯木机轰隆隆在响,才进去看到如此惨状!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6-03 19:25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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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队非彼部队——《骚乱的重庆》(33)

张光明


  “解放”干部告一段落,周政委回大队,我跟随他到大队上班。大队的机构设置很简单:古团长任大队长,周政委任政委。下面设一个政工组,负责审查干部、解放干部和输送干部;一个学习组,负责学习安排、收集情况、编写简报。我被分配到学习组。政工组和学习组都是五个人,一个军队干部带领四个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中,原来赞同“八一五”观点的两人,赞同“反到底”观点的两人。人员配置上就体现了一碗水端平。
  从中队安排对我的“解放”,从周政委分派我做民政局的化解工作,以及学习班使用干部的一视同仁。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现在支左的干部,与原来支左的干部,在对待两派群众的态度,和化解矛盾的方法上都不同。当派性整我时,原先的老干事不仅不能主持公道,反而迎合派性,对我施加压力,直至把我排除。而现在的却主持公道,排除干扰,坚持对我“解放”。这就是鲜明的对比。原来使用的地方干部,基本是清一色的“八一五”观点。“反到底”观点的一个不用。像我这种不搞派性,主持公正的“八一五”都要排斥。这怎么能够体现一碗水端平呢?这又是鲜明的对比。原来那样,不仅难以促进两派联合,反而加剧了分裂。加剧了分裂,必然会加剧武斗的升级。
  我们学习组的军代表叫周汝安,是一个连指导员。他给我们说,古团长和周政委,都非常重视做我们八个地方干部的团结工作。他们认为,我们这八个地方干部的派性化解了,收集反映的情况才能客观公正,才能使军队干部做出的决策不出偏差。周汝安秉承团长、政委的旨意,做我们学习组四个人的团结工作,也是无微不至。我们四个人中,被认为属于“反到底”观点的,是宣传部的理论教员张弓和国防工业政治部的秘书晏振楷;被认为属于“八一五”观点的,是宣传部的理论教员周显伟和我。
  周汝安很善于做工作。他的工作不挂在口头上,而是融化于生活之中,完全看不出说教那一套。那时地方副食品供应紧张,他有时在星期天把我们带回部队去打牙祭。他很会钓鱼,他不用钓竿,用一颗大头针弯一下,一根麻线缠在大头针上,麻线系在手指上,挂上蚯蚓,就能把鱼钓上来,钓得很多。事不多时,他跑到潘家坪水塘钓鱼,星期六给我们一人分一些带回家去。夜间他到党校鱼塘钓鱼,尽是钓的大鱼。钓到鱼以后,用麻线穿在鱼的嘴唇上,捆一块石头,沿塘边把石头放下去,鱼就跑不了了。星期六,学员们回家了,没有人了,他将鱼从岸边提起来,让我们包在脏衣服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带回家去。人是有感情的,通过这些看起来不是政治工作的工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大队里,两个办公厅和民政局,派性化解之后,大批干部解放了。宣传部、组织部、农工部、国防部、监委的干部也陆续解放了。余下的是四中队的统战部难办。统战部这个中队,不光是统战部机关,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这一摊子里,派性之外,还引伸出“特勤、密干”问题。在牵连的人中,已经有人自杀了。周政委把我和张弓带到统战部去调查研究解决办法。
  所谓的“特勤”、“密干”,本来是统战部门了解情况的一种方法。可是经过派性发酵,政治味道就变了。一些人被说成是“特务”,是“卧底”。统战部被说成是“特务机关”,主管这项工作的便成了“特务头子”。这个中队乱成一锅粥。被指责为走狗的,特务的,奸细的,经受着天大的冤屈。
  周政委带着我们到统战部后,首先是制止继续揭发“特勤”、“密干”为内容的材料,将已经揭发的材料集中到大队。其次是停止对所谓的“特务”、“奸细”进行批判。第三,给群众,特别是被整过材料的人员讲明道理:古今中外执掌政权的人,为了巩固政权,为了安定社会,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政治社会情况。其手段有公开的,有不公开的。问题是,我们收集情况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安危,而不是用来活埋暗杀。因此,收集反映情况的人,是为了工作。被反映过情况的人也并没有遭受过暗害。第四,尽快安排一些人出去工作,使他们离开学习班,减轻压力。第五,派政工组的人下到各个学习小组去工作,把应该解放的干部尽快解放出来。在进行这些工作当中,随时随地都留意做好观点对立的人的工作,消除派性。这样一来,不到两个月,四中队的问题便基本解决了。
  
  
  
  

 
 
顶端 Posted: 2011-06-03 19:26 | 3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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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故纳新,得到贵人相助——《骚乱的重庆》(34)

张光明


  原先的计划,“清队”学习班要搞完运动的全过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市级机关吐故纳新(整党建党)这一阶段不集中了,改为回机关在“斗批改组”领导下进行。这是一件深得民心的举措。因为,一个近万人的“清队”学习班,集中在几个地方,要吃要住要管理,麻烦。近万人离开家庭来学习一年,家中也有实际困难。“清队”的主要目的是清查三种人。现在,该“揪”的“揪”出来了,该解放的干部解放了。机关的派性缓解了,两派能够合作共事了。这是学习班最大的收获。
  1969年底,重庆市级机关“清队”学习班宣告结束。干部返回机关整党建党学习。
  大队结束时,周政委叫我去“革委会”找周士奎。前面提到过,他是办事组组长。我以为又要回秘书小组那个漩涡。殊不知见到他时,他却叫我仍然到人委办公厅,接受吐故纳新教育。我想,这多半又是造反头头们捣鬼,心里不大愉快。周士奎说:你们地方干部,整党建党这一关,人人都是要过的。现在安排你工作,到时候还是要回去接受群众评议。倒不如经过评议以后再来安排。如果把你硬性留下,造成原机关群众与你对立,将来评议也不好过。所以,你还是评议之后再出来为好。
  我的问题本来已经在学习班解决了,换了一个地方,又冒了个“评议”问题出来,真是阴魂不散。
  市人委办公厅住地已经被工业指挥部和财贸指挥部全部占用了。“斗批改组”在饭堂外边的平房组织大家学习。从“革委会”出三号门就是学习的地方。我向陈自忠报到后,也不管让我到那个小组,随便进一个房间就坐下。我对“斗批改组”的某几个人一再整我心存不满,有说不出的气愤。所以,我至少有三四天时间不说一句话。他们看出我有情绪,也不来招惹我。
  一个星期天,陈自忠到我家来找我。他说他是顺便来看我的。我向他发牢骚:“他们(指派头头)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了,下边的一套是什么?是不是要赶我出机关?如果是就明说。何必用钝刀子割肉,搞得人倒死不活的。”陈自忠呷了口水,不紧不慢的说:你就看不清当前这个形势。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大干部都是顺着潮流游动,何况我们呢!你哪里知道,我这个“斗批改”组长,也受的是夹板气!我告诉你,同志,来硬的是不可取的。一个“群众通不过”就把你管住了,是不是?现在只能同流,但不合污。功到自然成嘛,慌什么呢?挺过这四个月再说。
  陈自忠劝说后,我情绪好了一些,大家选我当一个学习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工业处的许清,我俩合得来。
  有一天上午,小组正在讨论一个人的政治结论,隔壁小组的小杨把脑壳伸过门来喊:郑志福,有人找你。我也把头伸出去。这时,发现小杨身后的人正在向我张望。我与他四目相对,彼此都十分惊奇。
  他在外边问我:“你怎么在这里呢?”
  我说:“我在这里学习呀!”
  他又问:“没把你关起来?”
  我不解地答道:“朗个要把我关起来呢?”
  他还是不肯相信:“你真的不是坏人?”
  我几乎要发火了:“谁说我是坏人?你疯了!”
  他仍然老老实实地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就放心了!”
  他一转身,我看见还有一个人在与小杨说话。
  向我问话的人叫胡志全,与小杨说话的是陈有志。他们都是我乡下的儿时同学。我们快二十年没见面了。这两个农民兄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怎么会认识小杨和郑志福呢?我十分纳闷。
  快下学习了,郑志福来跟我说:“你那两个老乡要见你,在外边。
  出得门来,陈自忠跟胡志全、陈有志站在院坝里说话。陈自忠对我说:“来来来,老乡见见面。你今天得办个招待,我把客人交给你了。”我明白,陈自忠把我叫去办招待,是让我们有说话的机会。
  陈自忠走开了。胡志全他们反过身来,一人拉着我一只手,深情地说:“陈组长说你没有事,这下我们放心了!”我一边带他们进饭堂,一边心里盘算: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年头没有什么可招待的。我没法子请他们上馆子,只能带他们到食堂吃大锅饭。还好,那天有萝卜烧牛肉,再加上泡咸菜。吃饭时,陈有志问我家住得远不远?准不准许我回家去?我说不远,中午休息两小时,可以回家。胡志全说:“我们多年不见了,到你屋头摆摆龙门阵。”
  这时,陈自忠端起饭碗过来打趣我:“老乡来了,该你好好办个招待呀!”我夹起一块牛肉说:“只有这个啦,你这大主任又不给食堂多搞点肉!”小杨也过来同胡志全拉了几句话。我观察这些举动,明白了:郑志福和小杨肯定去过我的老家。他们可能通过胡志全、陈有志调查我的历史。不然,他们怎么会认识!
  果然不出所料。在去我家的路上,他们告诉我:前一个月,郑志福、小杨去到我家乡,调查我的出身成分。胡志全是大队支部书记,陈有志是大队会计,接待了他们。调查的原因,是怀疑我隐瞒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除了找大队干部外,还找了许多贫下中农了解。花了三四天时间,祖宗八代都查遍了,只是没有去挖祖坟。收集的全部材料,都证明我的出生、成分没有问题。郑志福给乡亲们摆谈时,说我是“清队”的重点对象。说我被关起来了,被戴过高帽子,被拉去解放碑斗争过。除了政治历史以外,还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这些怀疑,在学习班早就解决了,怎么还要拿到我家乡去散布呢?这说明派性阴魂不散,也说明周士奎为什么要我来过“评议”这一关。
  好在我的家庭无“刺”可挑,好在我的历史无“懈”可击,好在我在家乡人心中还有一点口碑,乡亲们都讲了真话。不仅是讲了真话,事后还对我有一些担心。担心我到底是不是变成了坏人。因此,趁这次开办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班之际,胡志全、陈有志抽时间跑到单位来探问个究竟。他们从陈自忠口中,从小杨口中,了解到我确实不是坏人,而且亲自见到了我,这才弄清了我并没有变坏。他们表示要回去替我澄清调查中造成的不良影响。
  送走了两位老同学,我去到陈自忠那里。我还没有开口,他就说:派人去你家乡调查,我不知道,也没有通过中队军代表。我是在郑志福回来汇报时才知道的。不过,我看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让他们把疑点彻底澄清,再也没有那个嚼舌头了,怕啥?相反,那么多家乡人说了你不少好话,比如,说你曾经帮助一个穷苦人化缘,埋葬他孤苦的老母亲,说你是土改干部,说你给贫下中农带回去几千个毛主席像章。这些,不是进一步印证了你好的思想行为嘛。更主要的是,今天我趁机请他们向“斗批改”的所有成员,包括造反派领袖,还有办事组的军代表,介绍你的家庭和历史。真像大白以后,“整人”的盖子揭开了,谁还敢再拿你的历史做文章?再做文章还有谁肯相信?所以我说,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陈自忠一席话,说服了我。
  
  
  
  

 
 
顶端 Posted: 2011-06-03 19:26 | 3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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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干部结论求得公正而抗争——重庆文革十年(35)

张光明


  整党建党的评议阶段,办事组政工小组的军代表,天天都到我们小组来参加学习。据他讲,是陈自忠要求他来参加的。陈自忠已经正式任命为办事组副组长,办事组唯一的地方领导干部。陈自忠指派政工组的人来蹲我这个点,也许跟我的评议有关。
  对我进行评议的那天,陈自忠本人也来了。没有出现问题,评议顺利通过。敌视我的派头不在我们这个组,也叫来参加了,但是没有提反对意见。调查过我历史的郑志福,看见这个情况,还趁机说了我一些好话。我心想:见风使舵,马屁精!
  吐故纳新,没有把我从共产党“吐”出去,有赖于家乡的胡志全、陈有志两个贵人到来。假如他们不以贫下中农的身份,以基层干部的身份,如实说明我的家庭情况,不知道派头们还要做啥子文章。
  我的整党任务完结了,陈自忠代表“斗批改组”交给我三个临时任务:把何××、陈××、张××的审查结论写出来。
  何××是个老司机,不搀杂两派分歧。主要是材料太多,经办人抓不住要领,拖了好久没有做出结论。我拿到材料后,理出头绪,不几天就把结论写出来,并且通过了。何老头口服心服,宣布结论那天,要对“斗批改组”下跪。他还给我家拉来几麻袋木屑,做蜂窝煤的发火柴,以示感谢。东西不值钱,但盛情难却,只好收了。
  张××的结论也不复杂。我们去到川北调查以后,分清楚了不属于政治问题而是历史问题,也把结论做出来了。
  陈××就不一样了。他的问题搀杂着派性,且得罪了关键人物。派性加上成见,更为复杂。他从农村搞“四清”回来,对“文化大革命”不以为然。哪一派都不参加,两派的派头都被他骂过。他对“斗批改组”的个别人的作风,自来就看不起,结怨日深。有人借“清队”收拾他,当然是绝好机会。从“梳辫子”开始,他就成了特务嫌疑,和我同一个时期关牛棚。
  陈××原来是市公安局办公室的研究科长。公安局长段大明来市人委任副市长时,把他带到办公厅来做秘书。1957年“审干”,公安局政治部对他的政治历史做过结论:认定他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外围的进步活动。可是,“清队”学习时,有人要推翻公安局的结论,把他参加的进步活动说成是特务勾当。“斗批改组”派了几起人出去调查,要整他的人亲自出马搞外调。外调中获取的证明材料约一二十万字。经由三个人给他写过三次结论,他都不服。
  我看了调查材料,与写出的结论对照,没有大的问题,应当结论为“特务活动”。可是,陈××为什么坚决否认呢?我带着这个问题重新阅读调查材料。无意间发现有一份材料目录。我将目录与袋子里的材料加以对照,短少了很多原始材料。我以为“斗批改组”疏忽了,没有把材料全给我。
  我去问,他们说:“没有哇,不是全部材料都交给你了吗!我这里哪还有材料呀?”幸好,之前我从他手头接收材料时,数了页数,并在他的登记本上签字注明了。
  我不和他争论,径直去找搞目录的那个经办人。我问他目录中登记的材料对不对?他说没有错。我问他为什么袋子里材料不全。他说,“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取出来了嘛。我说把“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也给我看看。他说这些材料在“斗批改”手里。
  我明白了:把“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取出来,让档案里全都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这就导致了“问题”一边倒。用一边倒的材料来给被审查人做政治结论,是整人的一种通常的手段。在肃反中,在审干中,我就见到过这样整人。一旦上面把结论批下来,案子“做”定了,一辈子不得翻身。怪不得陈××要骂娘!
  我再次去找“斗批改”。我说:“经办人说还有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在你们这里。”“斗批改”不认账。我说:以前有一个材料目录,全部编有页码。你们交我的材料页码不连贯。而缺的页码就是目录上缺的材料。这足以说明交给我的材料不完全。他见我抓得死死的,不再坚持“材料都给了”那句话,答应找找看。
  晚上学习以后,我约陈自忠一道回家。他知道我回家并不与他完全同路,问:“有事?”我点点头。他说:“你先走,在二门诊部对面农业局门口等我。”
  见面后,我给他汇报了材料的情况。我指出,隐去一部分材料是整人的通常手段,肃反中就发生过。他们抽掉的材料可能会说明另外的问题。这可能就是陈××不服的原因。陈自忠非常吃惊:“有这等事!”他说他来“理抹”这件事。
  第二天,搞材料目录的经办人告诉我,为目录的事,他被“斗批改”骂了一通。末了,陈自忠交给我一袋材料。
  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把全部材料看完。弄清楚了陈××的历史全貌:1948年秋,陈高中毕业后,没有上大学。在家乡(江津德感坝)开了一个茶馆,作为谋生手段。茶馆里设有棋牌室、阅览室、歌咏室。“德感坝”是一个水陆码头,交通便利。商业繁盛,经济发达,文化也发达。这种有别于传统茶馆的文化娱乐场所,各方面的人都来光顾。特别是那些失业失学的青年。他们在茶馆里喝茶、看书、打牌、下棋、唱歌。于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便通过陈××,将一些进步书籍放进他的阅览室。在歌咏室里教唱经过改编的歌曲。如《古怪歌》(讽刺当时社会现象)、《山那边好地方》(《解放区呀好地方》改词)、《我们是失学青年》(《我们是民主青年》改词)、《你是灯台》(《你是灯塔》改词)……。地下党还通过陈××组织了青年读书会,歌咏队。陈的茶馆,对掩护地下党工作,团结当地青年,传播进步思想,起了好的作用。因此,当地刚解放,地下党便推荐陈参加了革命,后来到重庆市公安局当了研究科长。
  “德感坝”那个地方鱼龙混杂。光顾茶馆的人也有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以及思想反动的青年。这些人也在那里喝茶、打牌、下棋。解放后,这些人中有的被打击,交代有在茶馆里活动的情况。“文化革命”再次审查这些人时,陈××便成了他们的证明人。外调人员找陈××写证明材料,自然要通过“斗批改”,或者造反派。有人便以此做文章,说陈的茶馆是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分子活动的黑窝,进而推论陈是特务分子。
  “斗批改”置公安局的审干结论于不顾,反复组织对陈的政治历史重新调查,反复找那些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写证明材料。基本情况是:当时的地下党成员和进步青年,都证明茶馆是进步人士秘密活动的处所,是地下党的外围据点。陈××本人支持并参与过进步活动。是没有加入地下党组织的进步青年。虽然也有不少反动分子到茶馆来活动,但是,陈本人与他们没有政治上的瓜葛。
  尽管有这样具有说服力的证明,但“斗批改”不予采信。理由是:中央“文革”的江青讲过:“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整个川东地下党都被否定了,陈××也就被否定了。他们一心要把陈××打成特务,便把证明他是进步活动的材料抽出来,隐去不用,全部用了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写的猜测材料。再加上调查时搞逼供信,强逼一些人硬说陈××参与、支持了特务活动。
  在充分分析两种材料的基础上,我推翻了原来的结论。肯定陈××不是特务而是进步青年,恢复公安局原来的结论。“斗批改”多数人不同意我写的结论,陈自忠也没有办法。
  第二次讨论时,陈自忠不在。我写的结论不仅不能通过,有的人竟然对我公开攻击。我气愤以极,当晚给周士奎写了一封短信,同时把陈××的几大包调查材料拿到一号楼交给周士奎,请他主持公道。我“将”周士奎的军,在短信中提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你管辖的范围内,允许不允许把一个革命同志打成特务分子?如果允许,你可以不管。如果不允许,就请你亲自过问一下。”
  过了几天,办事组政工小组抱着陈××的调查材料来找我。他说,主要调查材料周政委亲自看过了。周政委交代,要支持我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干部做出正确结论。具体事情由政工小组协助我来做。
  没有多久,办事组政工小组通知,重新讨论陈××的政治结论。还说,如果周政委有时间,要亲自来参加。要求“斗批改组”通知两种结论的起草人都到场,并充分说明理由。
  会议我参加了。周政委没有来,政工小组的三个解放军都来了。陈自忠主持会议,首先讨论我起草的稿子。过去最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可能知道我“通了天”,不反对了。他不反对,其他的人也不吭声。结论就这么定了下来。
  陈××的特务帽子解脱了,恢复了革命干部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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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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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贱了,精肉当成萝卜卖——《骚乱的重庆》(36)

张光明


  哲人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话对吗?哲人的理论,哪能不对!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斗臭了,批贱了,臭狗屎了,还“决定因素”个屁!
  待到我们机关“清队”搞完,整党结束,干部也就没地方安排了。原市人委机关几十个干部,上到厅(局)级,下至办事员,好些人都分配不出去。没得人要怎么办?打杂!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处于紧张状态,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重庆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原子弹的威胁是很大的。1970年5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迅速掀起上山下乡高潮的通知》。这里说的上山下乡,不是原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是另外的城市居民上山下乡。目的是人口疏散,防备原子弹战争。为了贯彻落实此项工作,“市革委会”成立了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各个区县成立了办公室。
  我们市人委办公厅的疏散工作属于市中区管。市中区按照居民住地分派给上清寺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统一安排,我们的疏散地点是万县专区(现重庆市万州区)的忠县。地点落实后,每个单位都要派人到所在公社去具体落实、勘测每家每户的住房。
  勘测落实居民住房,向来是行政人员的事,可是“斗批改组”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这个不会搞行政的人。叫搞来信来访工作的朱恩理去“协助”我。有人取笑我:“秀才落难了”,“小菜一碟啰!”
  去落实住房的,还有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团市委机关等。天不亮,我们就在朝天门码头乘船东下,到达忠县天色已经黑尽了。我不知道原子弹的辐射半径有多大,也不知道冲击波的速度有多快。我在想:如果重庆距离忠县的半径在辐射范围内,如果冲击波的速度大于轮船的速度,携儿带女去逃难,还不轰死在江水中!
  忠县接待部门给我们安排了旅馆。我被分到一个小的单间。坐了一天船,倦意浓浓,我睡了个早觉。半夜里,被一阵凄苦悲凉的歌声惊醒。隐约听出是在诉说知识青年插队的悲哀。哀怨声声,楚楚动人。这让我想起了白天在船上看见的,那些从城市过完大年返回农村的青年们。一个个背包卦伞,三三两两挤坐在甲板上。中午以自带的馒头充饥,不理会船上供应的饭菜。我暗自庆幸,我家女儿因病才躲过了这种劫难,不然也会在这条船上哩。
  我不由自主下了床,推开窗户,向下一看。哟!灰暗的月光下,小街两边都是知识青年们。他们没住旅馆,都在店铺的屋檐下过夜。他们坐在冰冷的石头上,靠着自己的行李。有的男女紧挨着、依偎着,有的两个女孩相互用手搭在肩上耷拉着头,有的两个男孩肩并肩弯腰坐着。姿式各异,嘴里哼的都是同一首歌谣。什么歌词,听不很清楚,后来经过核对,歌词是:
  知青知青呵苦涟涟,
  只因老汉嘛没得权。
  有权的哥子噻招工去耶,
  无权的妹子嘛还种田。
  都说嘛农村天地宽,
  天大的地球噻溜溜圆。
  溜溜圆那么溜溜圆,
  该死的地球要修到那一年?
  要是这辈子累死了喂,
  莫伤心来嘛莫可怜。
  早投胎,当个官,
  儿子儿孙不种田!
  歌词显然是胡编的。曲子是流行的《诉苦会》而又夹杂着农村小调。我推开窗户时,声音惊动了窗下一对男女。他们只是张了一下,继续唱他们的哀歌。店铺屋檐不宽,幸好今夜没下雨,如果下雨,他们都会成为落汤鸡。
  我回到床上,在凄婉的歌声中睡去。天亮再看,小知识分子们早就登程了。
  忠县宣布了我们每个单位疏散的具体地点。市委办公厅在拔山区,最远。我们人委办公厅不远不近,在汝溪。汝溪区和石堡区在长江下游几十公里。县里派了一艘机动木船,把我们送到石宝寨。
  在石宝寨住下后,区革命领导小组带我们参观了这个名胜古迹。和尚被赶跑了,钥匙在革命领导小组手里。爬石宝寨的塔楼完好,庙宇也没损坏,菩萨还算齐整。上得寨去,居高远望,烟雾缭绕,江水茫茫,船帆点点。虽然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里依然是一片秀色山水。好一幅中国画的长卷!
  第二天步行二三十里到了汝溪。区里把我们介绍到百安公社。公社预先有准备,派人带着我们一家一户去看房子。我们办公厅几十户人家,落实在好几个大队的农院中。整整跑了五六天,才把将要“出租”给我们的房子看完。每看一处房子,都要丈量面积,画张草图,标记间数,注明朝向,说明与房主的距离;各家有无厕所、灶台、家具;要不要加固修补?可不可以划出一点菜地?附近有没有学校?购买粮食有多远路程?等等。
  说实在的,农民分出来的房子都是质量最差的。极少是空余房屋,大多数是堆柴草的偏房,棚房,甚至是牛圈、羊圈、猪圈。他们把房子“租”出来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服从于公社摊派。
  如果办公厅的家属真的要疏散到这里来,所有的房子都必须认真维修才能入住。并且还必须解决若干具体问题。登记完后,我们回到公社,与领导磋商了粮油供应问题,煤炭供应问题,薪柴来源问题,划出菜地问题,孩子上学问题,与社员共用水井问题,维修房屋所需木料、砖瓦供应问题,……等等。有的问题公社表态可以解决,有些问题他们只能向上级反映,如建筑材料之类。总之,问题多多,不是一声令下就能够去到那里生活,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回到石宝寨,又住了一夜。出去买饭吃,发现那里的物价比重庆便宜一半。正逢赶场,花一块钱即可买到一只大公鸡,一块钱可以买到20只鸡蛋。我和团市委的同志,人人都买鸡子和鸡蛋。我们说,只有用物价去动员说服群众最为有力。因为,如果疏散到乡下来生活,等于工资涨了一倍。
  后来,重庆并没有疏散,我们搞的完全是无效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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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级别特高的宣传队——《骚乱的重庆》(37)

张光明


  1970年7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市教育局复课闹革命规划。市里决定从部队和机关抽调人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到市区较大的中学,解决复课中的诸多问题。
  我们市人委办公厅机关,除了之前安排到“九锅青”农场,进行战备疏散的干部外,连我在内,一股脑去了市中区的25中学。
  这些年,因为停课闹革命,小学五年不招生。一喊复课,学龄儿童要入学,小学就要扩容。中学五年不招生,滞留的56万小学生要升入中学。中学“吃”不下,小学就扩不了“容”。为了解决这56万个升学孩童,教育局意见:除了现有中学扩大招生数额外,有的小学增设“戴帽”初中班。“戴帽”初中班的师资,一方面从小学教师中选用,另方面要从中学教师中调配。故而,中学师资成了关键的关键。如果现有的中学再不解决派性纠纷,教师“解放”不出来,就不能在秋季招生中扩大名额,也无法抽调教师去“戴帽”小学教初中。
  有鉴于中学复课的特殊意义,市“革委会”决定向中学派出以军队挂帅,地方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目的是使中学走上正轨。
  这下,我们这些分派不出去的“臭老九”派上用场了。市人委办公厅“斗批改组”包干市25中学。机关所有的干部,包括文教办公室、外事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等单位的人,全都去了这所学校,总共有五六十人。其中,还有已经任命但还没有上任的市“革委会”副秘书长崔笑中,办事组副组长陈自忠。其他有原办公厅副主任俞英,原外办主任杜万春。按级别,这支队伍中有一个正厅级,三个副厅级,二十多个处级,其他的,基本上是科级干部。一个中学,使用这么多数量,这么高级别的干部,是工作需要吗?不,是遭贱人才!
  然而,这么高级别的干部,还不是这个宣传队的领导。因为是军队挂帅,要体现军队领导一切,市里确定的队长是一个副连长。副连长是队长,崔笑中和陈自忠两个厅级是副队长。其余无论那一级干部,包括厅级、处级、科级,通通都是队员。我当然是作秘书了。更可笑的是,这位副连长只是挂名,不到职。代为行使队长职权的是一个军龄不到两年的班长。几个月后,班长复员了,由一个新战士来代替他当队长。这就造成一个新战士领导四个厅级干部,二十多个处级干部,三十来个营级干部的天大笑话。地方干部之烂贱,可见一斑!
  见怪不怪,谁叫咱们是“臭老九”呢?
  宽厚容人且组织观念极强的崔笑中,要求我们地方干部认真体现“军队挂帅”的原则,不准我们有任何抵触情绪。他自己以身作则,事事请示小战士,处处把小战士摆在首要位置。他尊重小战士的举动,看不出有丁点做作。他该讲的话要讲,但在自己讲话之前要请小战士先说个开场白。他该做的决定会做,但在做决定之前要征得小战士的同意。向上写的报告、简报,坚持要我先送小战士签字,然后他才在小战士的名字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体现了对军队的尊重、服从。他说,小战士虽然不是干部,但是他代行队长职权。尊重他是尊重队长,是尊重军队。这是政治原则、组织原则,马虎不得。
  小班长和小战士都不懂事。有时候,事先就决定了要开一个校级干部会议,研究重大问题。学校的领导、我们去的领导都到齐了,可小战士临时带着学生操“一二一”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崔笑中绝对不会越俎代庖主持会议决定事情。一定要等到小战士下了操之后来主持会议。学校领导有时不耐烦,要求崔笑中主持会议,他不干。因为这是组织原则。
  有人认为老崔缺乏魄力,没有水平,他也不怄气。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水平,很有魄力的领导。“文革”前,他在市政府当财贸办公事主任,“文革”中,他当市委副秘书长,工作都有不少建树,深得市委书记、市长的欣赏。可惜的是,他从25中回来后,糖尿病暴发。去世之前我去医院看他。我们谈到在学校工作的艰难时,我发了几句牢骚,他劝我顾全大局。
  在崔笑中等领导的耐心工作和团结教育下,校一级的干部解放了出来。派性的消除和政治嫌疑的澄清,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了。秋季招生非常顺利,调去小学教“戴帽”初中的教师也顺利调出。剩下的唯一问题是体育教师傅传盛的历史结论不了。崔笑中建议暂时把问题挂起来,先行使用。
  傅传盛是东南亚华侨子弟。其父响应周总理号召,将他送回祖国读书,因而来到重庆。中学毕业后,分派到25中做体育教师。“文化大革命”中,无端怀疑他是打进祖国来的“特务”。有怀疑就得调查,可他的证明人都在国外,没有办法调查,只能挂起来。“文革”结束后,傅传盛到马来西亚经商去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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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襄渝铁路民兵师——《骚乱的重庆》(38)
  
张光明

  
  1970年12月,结束了25中宣传队工作,崔笑中让大家回家休息一个星期。我回家还没有喘过气来,办事组政工小组的皮开清就到家来了。通知我到周士奎那里去有事。
  
  周士奎告诉我,中央要求元旦以前,对参战襄渝铁路的民兵进行慰问。慰问工作分段进行,重庆负责重庆至广安段,四川负责广安至宣汉段,陕西负责宣汉至安康段,安康至襄樊段由湖北省负责。重庆慰问团组成总团和分团。分团由相关区县组建,具体工作我们不管。总团由市“革委会”副主任鲁大东任团长,警备区政委李启唐任副团长。工作人员由办事组、政工组、财贸指挥部抽调。我暂时参加做秘书工作。周士奎两次重复“暂时”二字。我明白了,急急忙忙把我叫去,不仅是打杂,还是暂时的。
  
  交给我的具体任务有三项:第一,起草一封市“革委会”给参战民兵的慰问信。第二,替慰问首长起草一个讲话稿。讲话稿子总团、分团两级通用。第三,慰问期间,跟市里首长随行,办理首长交办的临时事项。
  
  周士奎交代:收集资料时,可以先去财贸指挥部,然后去北碚民兵师政治部了解情况。财贸指挥部设在原市人委办公厅,原财贸办公室主任辛元甫是负责人之一。他是我的老上级,见面谈了些几年不见面的情况。辛说,他兼任民兵师的后勤部长,但民兵师的后勤供应工作,实际由商业处长周天民负责。周现在不在,他将嘱咐周天明到二号楼来找我。
  
  见到了周天民,谈了一些物资供应方面的情况,材料还不充足,势必要去北碚一趟。周天民说,民兵师的领导正在市里开会,他可以告诉民兵师政委胡润吾来与我谈一谈。第二天,胡润吾找到二号楼来,介绍了一些情况。我感到材料还是不够具体,请示周士奎后,决定去北碚。“文革”前胡润吾是重庆市法院院长,人随和。听说我要去北碚,叫我搭他的便车。
  
  到了民兵师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马益之(原民政局副局长)与我谈了一些情况后,叫政治部干事郭成忠(原组织部干部)、秦发荪(原团市委干部)具体介绍,提供简报资料,充实了我所要的内容。
  
  当天返回市里,周士奎关照我去秘书小组阅读两个文件,吃透上面的精神。并且在秘书组起草文稿。去到那里才知道,原来派性搞得最凶,给我使“绊子”最多的那位老兄,早就顶替我当上副组长了。
  
  此人文字平平,但处世善于变化。自然界的变色龙我没有见过,政治上的变色龙我见过的就数他了。“文革”初期,他批判市委书记鲁大东,说他犯了不热爱毛主席,不热爱毛主席著作的“罪行”。举出的例证,是看见鲁大东抱着《毛选》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他批判说:“好个你鲁大东,一学习《毛选》就打瞌睡,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可是,当中央批准鲁大东为“革委会”副主任后,鲁大东官复原职,他的说法就变了:“大东同志呀,对毛主席最亲,学习《毛著》最认真,哪怕是睡着了,手里都还捧着毛主席著作!”
  
  我看不惯这样的人,不想在办公室写稿。回家关起门来,用两天时间就把慰问信和讲话稿草拟完成。到办公室时,那人正在找我。他说,周政委没有见到你,担心稿子是否完得成,嘱咐他注意催促。我把草稿递给他,他看了没有开腔。我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讲出来嘛。”他说:“光明兄哇,不好说得。我哪能改你的大作呢!还是请周政委审查吧。”
  
  我直接去周士奎那里。我告诉他:“稿子已经给秘书小组看过。他说请周政委直接审查,所以送到你这里来了。”周政委没有细问究竟,放下工作便看稿子。他反复看了两遍,说:“我看可以嘛。等首长过目之后,看还要不要修改。”
  
  两天左右,稿子退到我手中,秘书长,副秘书长,市领导鲁大东、李启唐都有签名。稿子一次性通过,周政委笑着说:“都说你是快手,果真如此!”
  
  周政委交给我的三个任务,就剩下跟首长随行了。
  
  市一级的慰问大会在北碚举行。去北碚那天,临出发时,警卫员说首长在叫我。我去到他车前,他叫我上他的车。路上他问我:“学习班早就结束了,没见到过你?”
  
  我说:“先去搞战备疏散,以后去了25中军宣队。”
  
  他说:“跟崔笑中?”
  
  我说:“是。”
  
  停了一会他又问:“你在学习班做啥?”
  
  我说:“先在中队搞学习,后在大队搞学习。”
  
  前座警卫员插话:“他还被关过牛棚哩!”
  
  首长大为诧异:“把你关过?”
  
  我说:“时间不长。怀疑澄清就工作了。”
  
  他问:“啥事?”
  
  我说:“怀疑我是曹荻秋黑线人物。说是我保存着他的档案。”
  
  他问:“你跟曹熟?”
  
  我用最简单的话说明真相。
  
  他笑了:“有这等事,莫名其妙嘛!”
  
  当天十点在北碚大会堂开慰问大会。鲁大东讲完话就回市里了。李启唐留下继续慰问。我跟随他一道参观了北碚火车站和合川火车站后,也回来了。市一级的慰问就此结束,首长没有交办事项。我的三项任务完成了。写了总结报告,打杂结束,我又没事干了。
  
  
[ 此帖被林涛在2011-06-07 22:33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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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踢到了民政局——《骚乱的重庆》(39)
  
张光明

  
  “文革”革到1971年,社会已经“乱”透了。“久乱思治”,上面和下面都在采取治乱的措施。头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打击现行反革命,杀人放火的坏头头抓起来了。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加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工农业生产也逐渐正常起来。如此一来,各个行业的管理急待加强,政府机构急待完善。于是,全市陆续恢复了主管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等30多个主管局。关系着老百姓社会福利的民政局,也该走上正轨了。
  
  “文化革命”开始后,原属政法系统的民政局成了弃儿。政法委被夺权,公检法军管会不归口领导民政局。工业指挥部、农业指挥部、财贸指挥部、筹建办公室等几个大口,与民政局又不搭界。虽然“革命”了,然而养老院、孤儿院、火葬场等工作不能停;春节、建军节的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必须进行。民政局没有归口的领导,有事便请示办事组这个综合部门。于是,办事组就成了民政局的归口管理部门了。
  
  办事组为了充实和加强民政局力量,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消除派性,决定从两个办公厅下放一批干部到民政局,把民政局的干部调换一批到外单位去。通过改变干部结构,从而达到进一步消除派性的目的。市人委办公厅已经去到民政局的有秘书科长何良知、人事科副科长张虹和段市长的秘书陈永杰。这三个人中,有两个在“清队”中被整成重点。在群众眼里,他们到民政局,与个人的政治历史有点关系。我也有此看法。
  
  慰问民兵师结束后,休闲了几天,陈自忠来找我谈话。叫我到民政局“协助”工作。我一听就反感。我问:“我应当服从分配。但是我希望弄明白,是因为我的那一条政治历史问题,或者是那一条现实表现,要将我踢到民政局?”
  
  他见我太激动,忙说:“别急别急。是让你到民政局去协助工作,不是把你下放到民政局。你去民政局与其他人去民政局不同。你只到那里工作,党的正式关系不转,人事供给关系不转。你仍然是办公厅的干部,以后仍然要回办事组。”
  
  我问下去多久?陈说:“现在的新生政权是党政合一。走上正轨以后,市委、政府必然要分开。那时候,办事组要分成两套班子。因此,对干部不能不有所储备。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这么一说开,我持办事组的介绍信去了民政局。
  
  可是,第一个月发薪,民政局喊我领工资。我问:“不是说好了我的供给关系不转吗?怎么会在这里领工资呢?”他们说是办事组政工小组转来的。我去找到搞人事工作的马天模,他说是他们组长张僧海叫他转的。我又去找到张僧海,他说搞错了,马上纠正。但是,一直没有谁来纠正。我认为,这是搞小动作。
  
  到局里上班,没有分派我去那个部门,只在办公室旁边指给我一间房子办公。没有人来领导我,我也不领导谁。除了看文件就是看报纸,这叫 “坐冷板凳”。过了两天,“斗批改”副组长王际法来看我。我问,让我干点什么呢?王际法说,乱了这些年,局机关是恢复了,但仍然不很正常。你来的任务、目的,我还不清楚。又过了两天,王际法带着机要秘书李荣华来了。李虽然是机要秘书,但是“斗批改组”的实权人物。他们说:民政局现在的工作,除了拥军优属有点头绪外,其他都是乱糟糟的。局里不了解下面情况,下面也不明白上面的部署。希望你到下面去跑一跑,了解一些情况,以备今后研究工作之用。
  
  我要求明确到那些单位去。他们说:“军代表已经到精神病医院调查研究去了。他是后勤工程学院的医务处长,对医院感兴趣,就让他抓那一摊。你可以到养老院、孤儿院、火葬场几个单位跑跑。”
  
  提到养老院和火葬场,我脑壳都大了。我作记者时去采访过养老院。那些老人们,每人床边摆放着一副棺材,看了就发怵。至于火葬场,天天推死人去烧。我去了解情况,难道离得开死人?我口头应承下来,但还没有马上行动。
  
  还好,还没有下去之前,王际法又来找我,说是机关里有个女干部陈朴,为住房争执而发生纠纷,要我去现场处理一下。王际法说,这件纠纷,不仅涉及到本局的两派关系,还涉及到军医大学两派关系,而今天,房管所又插手进来,弄得非常复杂。我要求王际法一起去,他生死不干。我心里骂道:“这个老滑头,把烫手的山芋捧给我!”
  
  我先找陈朴谈话,了解到的大致情况是这样:陈朴的丈夫是军医大学的军官。她们的家本来在沙坪坝区的高滩岩。“文化革命”前,不在民政局住家,天天往军医大学跑。武斗期间,没了公共汽车,沿途发生武斗。陈朴没有办法回家,掌握权力的本派就将机关附近的一套空房让她暂住。陈朴的丈夫也住到这里来了。
  
  然而,这套空房是原先分配给了另外一个同志的。这个同志的家属没调来重庆前,“文化革命”就开始了。因此,他就没从单身宿舍搬进那套房子去。武斗期间他也不在重庆。现在发现房子被陈朴住了,两人派别不同,当然不依。这样一争,军医大学的两派也掺合进来。大溪沟房屋管理所听到这个消息,声言将房子收回,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前面说过,我在学习班与民政局两派都打交道,还算融洽。知道我来民政局工作,彼此还算买账。在我的劝阻下,摔在院坝的东西暂时放还了屋内,人员暂时散去。我动员陈朴的爱人回军校阻止来人声援,他也去了。我表示:如果一个星期不能调解好这桩事情,你们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
  
  下午我去房管所,碰见一个熟人。他叫欧超,是房管所被结合了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此人有相当的威信,两派群众都听他的意见。在重庆大学工作组工作时,我和老欧就认识。这次一见面,说得还投机。我把房子争论的事告诉了他,问他是不是可以不收回房子。他问我:“你打算把房子给谁?”我说都有实际困难,都应该给,我想把房子隔开来,各开一个门,一家住一间。他想了想说:“那样不好,那样会改变结构。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在附近再给你们调剂一套条件相当的房子,各住一套就不争了。”问题解决得如此轻松,我喜出望外。
  
  5月初,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选举某军政委何云峰为第一书记,原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为第二书记,某军军长顾永武为书记处书记,张英才、陈占楼、岳林、李启唐为副书记。另外还有丁国文、丁长河、许佳陆、刘学碧、杨聚珍、赵伟、赵桂海、薛振鲁为常委。这个班子虽然仍以军队干部为主,但有了较多的地方领导干部。
  
  这是1966年重庆市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一次党代会。是造反派夺了党政大权后的首次党代会。更是“砸烂黑市委”后重新建立的市委。这意味着六年来重庆市由造反派夺权,恢复了共产党组织的权力。
  
  因为这次会议的意义十分重大。各行各业都要认真传达贯彻。6月下旬,民政局开始贯彻党代会精神,王际法要我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会议文件。可是,这么多年散漫惯了,无论是不是党员,对学习都不很重视。天天念文件,有的人认真听,有的人不注意听,个别人还阴阳怪气的。我在民政局没有任何名义,既不好批评,更谈不上执行学习纪律。只央求大家“好好学习”。
  
  有一天,民政局的军代表吉振江来找我,他说:“这个学习很难搞。这个局的工作也难搞。市里要恢复外事办公室,调我去筹备。你跟我一起去吧。”我问:“要不要跟王际法说一声?”吉振江摆摆手:“你去说就麻烦了。他们向这个请示那个汇报的,说不定还不放你走呢!?
  
  说走就走,我们一口气就到了市委大院。
  
  
  
  
  

 
 
顶端 Posted: 2011-06-07 22:34 | 38 楼
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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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扫房子迎接客人——《骚乱的重庆》(40)
  
张光明

  
  恢复外事办公室,筹备工作归办事组领导。这时办事组长已经换了人。周士奎回去了,改由重庆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刘述明任组长。吉振江对刘述明说:“我今天把老张给你给带来了。周士奎让他去民政局协助工作,负一部分责任,但是不给下边说清楚,没有一个正式名义,工作很难进行,尽干些打杂的事。”
  
  刘述明说:“回来就回来吧,这里正差人呢!”刘述明叫行政小组给外办筹备组安排办公地点。我和吉振江在办公厅大楼底楼左侧一间大房间办公。
  
  筹备工作的第一件事,是安排全市各个局的负责人会议。每个局要求一把手到会,公安局、交际处扩大到有关处室。近郊几个区,扩大到办公室和公安分局。市里的几个大组和三个指挥部,扩大到秘书小组长,总共约120人。会议开两天:第一天,何云峰、鲁大东到会讲话。他们阐明毛主席提出“打扫好房子迎接客人”的伟大意义。表明重庆恢复外事工作的决心。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响应毛主席号召,重视开展外事工作,不能出半点纰漏。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同时出席这个会议,并且都表了决心,体现了市委的重视。
  
  两个书记讲话后,接下来是刘述明主持传达中央文件。文件内容是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讲了一段关于加强外交工作,扩大对外影响,开放外宾接待,恢复地方外事工作等内容。大意是说,“文化大革命”出了个姚登山,冲击外交部。各地的外事机构也乱了,无法正常工作了。现在要把外事机构恢复起来,把工作重新做起来,“打扫好房子,迎接客人。”
  
  外事工作的恢复,包含了各行各业都必须走上正轨。特别是社会治安、交通秩序都得彻底整顿。这将是推动各方面工作走向正轨的契机。所以,各级领导既感到压力,也感到兴奋。
  
  筹备工作的第二项是建立健全外事机构,配备外事接待人员。8月,组建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任命吉振江为外办主任。从军队和地方调配了干部。随后,市委成立了《中共重庆市委外事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市涉外工作。市委第二书记鲁大东任组长,市“革委会”副主任丁长河、市“革委会”副秘书长林蒙、市公安局局长牛星照、市外办主任吉振江为成员。在此前后,公安局、交际处、文化局、市中区、南岸区、沙坪坝区、北碚区都相继配备了专职或者兼职人员。
  
  筹备工作的第三项是,准备外宾的吃住行及参观游览项目。吃住行都是交际处的任务。一般外宾住的大礼堂(现人民宾馆),重要外宾住的潘家坪招待所(现渝州宾馆),都进行了必要的修缮。分散了的厨师归了队,轿车进行了检修,新买了20辆《上海》牌轿车。供外宾游览的动物园、鹅岭公园、枇杷山公园、南温泉公园、北温泉公园等都进行了彻底维修与整顿。此外,还先后开放了红岩革命纪念馆、渣滓洞展览馆、重庆钢铁公司、东风机器厂、石油机械厂、玻璃器皿厂、花溪公社、红旗公社、广益中学、南开中学、巴蜀幼儿园等,供各类外宾参观。
  
  公安局的工作量非常大。除了外宾住地,外宾参观点,外宾抵离的机场、车站、码头,外宾乘坐的车辆、轮船,外宾经常的行车路线,外宾的随行警卫,等等需要进行安全布置外,还要对整个社会治安进行全面整顿。为了外宾的行车安全,除了在外宾车辆前后面设“开道车”和“压道车”外,还对外宾使用的车辆单独制作一种玫瑰色的特殊牌照。对不跟这种车牌让道,或者与这种车辆抢道的司机,强行开办学习班。不仅司机本人要来学习,司机的单位领导也要来陪着学习。
  
  为了保证外宾的食物安全,采购物品有警卫,运回的东西要化验,食堂有警卫监厨。到生产队买鸡,要求支部书记亲自到鸡笼去抓。到地里买菜,要支部书记亲自到地里去砍。
  
  外宾出去参观游览,有人提前半小时出发打前站。前站有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通知接待单位外宾即将到达;二是排除道路障碍,喝令车辆注意让道;三是打扫路边观景点的清洁,以免外宾看见了垃圾,特别是大小便。那时打前站的人,都要在车里放几把扫帚。我和公安局的张祖祥经常打前站,被人戏称为“扫将”。这些做法,现在说起来真的是好笑,但是在那个时候,社会秩序不稳定,通信联络落后,工作只能这样做“笨”事。
  
  
  
  
  

 
 
顶端 Posted: 2011-06-07 22:34 | 3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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