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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h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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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钉:文革中我是怎样当上造反派的

文革中我是怎样当上造反派的

螺钉

文革开始时,我是农学院土壤农化专业大三学生。1966年5月,我们在省著名土壤专家刘大同教授带领下在郑州花园口搞“稻改”实习。所谓“稻改”就是引黄河水淤灌土壤后旱田改水田种稻子的工程。现在闻名全国的“郑州大米”就是“稻改”的成果。6月中旬,我们才接到回校参加运动的通知。回校后,我首先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专栏。内容大都是针对教授、讲师的。他们一个个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三家村”“历史反革命”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当时,学生对老师的个人情况知之甚少,历史问题是由干部或教师揭发出来的(有不少是公布的档案材料),学生只是写一些声援标语和批判文章。院、系领导给我们进行了“补课”,动员我们向反动学术权威猛烈开火。那时侯,在我的心目中,校党委就代表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所以,我是跟着院系领导的指挥棒,高呼“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的。

1966年6—8月,我耳闻目睹了一些学生由于受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影响向院校系领导及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小右派”、“小反革命”、“小三家村”遭受围攻、专栏批判、公布档案甚至被逼自杀的悲惨景象。这期间,我校畜牧系发生了“6.21”事件:工作组为了整学生的材料,私自扣压学生信件。少数学生针对此事自发组织了声讨大会。工作组阻挠未成,就把声讨会说成“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事件”,在全院进行学生斗学生、老师斗学生的批判斗争。批判学生的大专栏在校园内抬来抬去。对“6.21”大会的参加者,或围攻、斗争,或个别谈话、威胁,还多次搞“生活会”,强迫学生检查,过关。“6.21”大会主持人王德亮同学惨遭围攻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未遂);有一同学因受到威逼、恐吓,得了“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还有一个同学因不承认“6.21”是“反革命事件”,不承认“受到蒙蔽”,遭到极大压力,以至神经失常,半夜大哭大叫。后来我还听到郑州大学中文系学生王相海(团支部书记)因给校党委贴大字报被逼跳楼自杀身亡的消息。所有这一切,使很多具有正义感、同情心的学生毅然起来参加到同“当权派”斗争的行列中。我也贴出了声援受压学生的大字报,和工作组展开了斗争。就这样我开始“造反”了。

66年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支持少数派,并指出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之工作组开始撤出学校。但工作组的派生组织“主席团”(有的学校叫“文革会”)在少数领导的支持下继续整少数造反派,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学校的赴京学生代表几乎都是“主席团”选派去的。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主席团”把红卫兵袖章发给保院系党委和工作组有功的人,成立了“官办”红卫兵。而少数派也纷纷自发成立红卫兵组织,由于院党委不给经费,只好自己掏钱买布做了红卫兵袖章。农学院的两派群众组织由此产生。

从66年8月至年底,造反派通过学习《十六条》,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官办红卫兵(保守派)则一方面继续批判教师和“学术权威”,另一方面把矛头指向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两派展开激烈的大辩论。在这一时期,我们把“四大”这一民主武器运用得淋漓尽致。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身挂小喇叭在校园里彻夜不眠大辩论的情景。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参加辩论的权利和退出辩论的自由。为了避免双方以遭围攻为借口互相攻击,我们在围成圈辩论时留个缺口,以示随时都可以退出辩论。我们学校的造反派的队伍就是在大辩论中成长壮大成为多数派的。

纵观文革初期这段历史,究竟谁是整群众、整知识分子的罪魁祸首?当时文化革命的领导者明明知道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采取五七年反右的办法整学生,另一方面,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教师、知识分子。有资料说刘少奇曾对中学文化革命进行过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

事实上,文革初期少数派受党委、工作组迫害的事件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典型的例子举不胜举。据资料记载:

西安交大发生“六·六”事件,7、8、9日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学生”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

清华大学工作组把学生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长达二十多天的“反蒯斗争”中有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争,其中一人自杀身亡,蒯大富用绝食进行反抗,后被周总理解救;据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学生10111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2591人;

兰州大学在“七十天的白色恐怖”(66、6、7—8、20)中,学生被批斗的658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5.5%),其中自杀2人,自杀未遂12人,逃跑31人;教职工被批斗的380个(占在校教职工总数的32.8%),其中,自杀4人,自杀未遂2人,逃跑7人。在这些被批斗的人中,党员288人,占党员总数的60.9%,其中,学生党员135人占75.5%。这些被批斗者被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跳梁小丑”,遭受戴高帽、游街(校内马路)、罚跪、“勒令”“写检讨”“罚低头”“挂蚊帐”(床的上下四周贴满大字报,睡觉时只能钻进去,不慎碰破,严加处理)等等酷刑,情节恶劣,令人发指。兰大化学系学生张超仁,只因在“六·七”事件中带头同工作组进行义正词严的辩论,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从6月7日到8月8日的60天中,经常处于被“轰”斗、推打、辱骂之中,8月8日,这个23岁的青年学生终因忍受不了迫害撞火车自杀。在他的遗书中写道:“永别了,同学们!祝愿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早日在我国实现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个同学在受到政治迫害、精神摧残、肉体折磨后,流着眼泪向北京的方向长跪,当看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后,竟欣喜若狂……

以上所列举的情况正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的真实写照。

  
  
  

 
 
顶端 Posted: 2006-07-13 11:11 |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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